1月8日，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着力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和试点探索，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取得实质性新进展，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提供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2025年教育系统干部师生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坚持实干为先、改革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转化为发展方向、政策举措、重大任务和工作方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有力有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取得重要进展，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教育综合改革持续深化，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建设不断加快，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指出，“十四五”期间，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对加快教育强国建设进行全面部署，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五年来，教育系统主动应对内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为引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成效明显，推动建成世界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在服务国家战略和科技发展上取得新突破，教育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坚持以法治护航教育改革发展，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

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深刻把握当前和未来五年教育面临的新使命新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把教育强国建设放在国家战略利益和目标的发展全局中来把握、放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中来谋划、放在世界百年变局的深刻演进中来推进、放在破旧立新和蓄势突破的关键节点中来提升。做好“十五五”教育工作，必须全面把握教育“三大属性”，聚焦教育强国“六大特质”“八大体系”，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守正创新，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有效利用并结合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力提升教育改革发展水平，在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奋力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攻坚精神奋力推进新一年各项重大任务，确保“十五五”高质量开局。

一是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质量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强化社会实践课程建设，迭代升级数字时代网络育人新课堂，全方位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研究，加快中国原创性重点教材建设，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健康学校建设，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二是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更好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布局，持续扩优提质，开展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坚决维护教育公平，为学生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

三是适应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持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全面推进地方普通高校高质量发展，统筹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与“双高建设计划”，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

四是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网络体系，探索关键领域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五是围绕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步伐，完善协同发展机制，深化供需适配机制，提升终身学习服务品质。

六是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评价改革，扎实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加快普及全学段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激发教育强国建设活力和动力。

七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快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夯实教育强国建设根基。

八是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标准引领、品牌塑造，提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全面提升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力。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升政治能力，做有理想、负责任的实干家和攻坚者，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使命必达。要提高政治站位，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督促通报。要昂扬攻坚精神，强化目标意识、问题意识、效果意识，务求担当实效。要提升统筹水平，高质量编制“十五五”教育规划，汇聚强大合力。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守牢政治安全底线、校园安全底线，坚守廉洁底线，确保教育系统安全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

教育部全体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各省级和计划单列市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主要负责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秘书局、教育部机关各司局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应邀参加会议。

确保“十五五”高质量开局

1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质量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强化社会实践课程建设，迭代升级数字时代网络育人新课堂，全方位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研究，加快中国原创性重点教材建设，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健康学校建设，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 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更好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布局，持续扩优提质，开展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坚决维护教育公平，为学生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

3 适应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持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全面推进地方普通高校高质量发展，统筹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与“双高建设计划”，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

4 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网络体系，探索关键领域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5 围绕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步伐，完善协同发展机制，深化供需适配机制，提升终身学习服务品质

6 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评价改革，扎实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加快普及全学段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激发教育强国建设活力和动力

7 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快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夯实教育强国建设根基

8 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标准引领、品牌塑造，提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全面提升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力

近日，《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2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发布。

《公告》显示，2024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8899.24亿元，比上年增长6.66%。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54161.05亿元，比上年增长7.38%。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348066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02%，连续13年稳定保持在4%以上。

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附加）为41495.09亿元，比上年增长1.67%。2024年全国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15442.67元，比上年增长1.05%。2024年全国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为4250.77元，比上年减少0.51%。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4605.57亿元的比例为14.58%。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1月12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等有关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同意设置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等14所学校，现予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6年1月12日至1月16日。

为积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地区求职出行，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国铁集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高校毕业生异地求职“双惠”行动的通知》，为2026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异地求职提供火车票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青年驿站”住宿优惠等便利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

《通知》明确，跨地区求职（求职地点不在学校所在地）的2026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可申请办理毕业生火车票优惠资质核验，完成核验后，每人在现有4次单程学生优惠票的基础上，增加2次单程学生优惠票购票次数。

《通知》要求，以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较多的城市、国家重点布局建设的城市群、都市商圈为重点，稳步有序扩大“青年驿站”覆盖面，加强部门间信息联动与工作衔接，不断强化“青年驿站”供给效能。

《通知》指出，要持续优化就业服务支持，延长就业跟踪服务链条。推动“驿企直通车”“青年夜校”等项目走进驿站，为入住“青年驿站”求职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查询、创业政策咨询、职业规划指导、求职技能实训等精准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向入住求职毕业生提供交通、通讯、文旅、餐饮等方面优惠，并开展3至6个月的求职动态跟踪服务。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团委、各高校和铁路部门要密切配合，强化服务意识、做好服务保障、加大政策宣传引导力度，及时帮助求职毕业生解决购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入住“青年驿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切实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确保优惠政策落地见效。

寒假将至，教育部日前部署各地各高校以“蓄力赋能强服务 寒假暖心促就业”为主题，于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集中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寒假促就业暖心行动”，重点推出五项暖心举措。

一是开展“暖心送岗”系列招聘活动。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积极争取人社部门支持，联合开展寒假返乡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鼓励各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市情县情宣传、人才政策推介，凝聚“故乡情”、留住“归乡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为返乡求职大学生发放交通补贴、提供免费临时住宿等服务。寒假期间，教育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将设立“寒假促就业暖心行动”专区，持续推出15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线上专场招聘活动；线下将举办“百城职达家门口”系列招聘活动。

二是开展“暖心拓岗”定向访企活动。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开展“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和“优企引才”定向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部署，重点指导属地就业工作较为薄弱的高校，积极开展访企拓岗。通过走访规上企业、高新技术园区等，努力拓展增量就业岗位，推动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结合学生岗位实习、社会实践等，组织学生共同走访，帮助学生精准锚定职业方向，帮助企业提前识别适配人才。

三是开展“暖心导航”就业指导活动。寒假期间，各高校以二级院（系）为单位组织开展毕业生求职就业意愿和毕业去向摸底调查，为不同去向选择的毕业生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结合摸底情况，组织各二级院（系）主要负责同志春季开学后及时为毕业生上好“就业第一课”。鼓励高校充分利用AI技术等辅助开展就业能力训练。用好教育部“互联网+就业指导”公益直播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双千”计划专区课程等资源，为毕业生提供“云课堂”“云指导”。

四是开展“暖心助航”就业困难帮扶活动。各地各高校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要求，建立帮扶工作台账，用心用情做好“一对一”结对帮扶。寒假期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宏志助航计划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网络平台（https://hzzh.chsi.com.cn/）将持续推出线上培训课程。

五是开展“暖心领航”实习促就业活动。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充分利用寒假大学生返乡时机，会同人社等部门组织开展“高校学子看家乡”“高校学子家乡行”等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到相关企事业单位求职面试、实习锻炼，点燃在外学子回乡就业创业热情。用好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和本地企事业单位资源，发布更多岗位信息。

1月16日，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与管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南宁职业技术大学举行。“共同体”将构建开放、协作、创新的产教融合机制，促进中国与东盟在数字商贸等领域的合作。

“共同体”由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广西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相关部门指导，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颜值立方（广西）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共同牵头组建，联合国内外学校、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等参与。目前，已有186家单位申请加入“共同体”。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在致辞中指出，“共同体”是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服务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他说，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始终将职业教育开放合作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已在留学生教育、工匠学院建设、标准推广、赛事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他希望各成员单位共同将“共同体”建设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数字经济创新的强劲引擎和深化中国—东盟友谊的坚实桥梁。

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宾月景表示，作为全国“双高计划”及职教本科院校，该校已与柬埔寨、印尼、老挝等东盟国家开展“中文+职业技能”合作，并与越南共建电子信息现代工匠学院，持续拓展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合作网络。他说，该校作为牵头单位、理事长单位，将切实履行单位职责，聚焦人才培养、资源共享、标准共建与产能服务，致力将“共同体”打造成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加速器”与人才培养的“摇篮地”。

成立大会上举行了“共同体”揭牌仪式，向理事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授牌，以及专家聘任仪式。会上发布“职教出海”课程建设计划，签署2026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易竞赛跨境电商赛道广西赛区合作备忘录，并同步为“东盟北斗推广应用标准研究中心”揭牌。

会上，与会专家围绕AI（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智慧物流等主题展开交流。

记者1月12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获悉，该厅联合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关于建立基于专业大类的职业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起，在全区建立职业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以精准财政投入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根据《通知》，制度实施范围覆盖全区所有独立设置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专科学校及职业本科学校，非独立设置的中职学校参照执行；拨款标准按照职业教育学校分级管理要求，实行分级核定，即自治区本级学校的生均拨款基础标准由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定，市、县所属学校生均拨款基础标准则由同级财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核定。

制度设置专业大类系数、政策导向系数、绩效调节系数三类调节系数，通过系数调节实现各专业大类拨款差异化，提升资金分配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其中，专业大类系数依据专业大类生均培养成本核算结果，将成本相近的专业大类归并分档，按档设定系数，兼顾不同专业大类的办学成本差异，改变“一刀切”的资金分配方式；绩效调节系数着重围绕我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引导财政拨款重点向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倾斜；政策导向系数则对办学水平高、改革成效显著的院校和班级予以倾斜支持，包括职业本科院校、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和“自治区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自治区中职“双优”学校（A、B类），以及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等。

为保障改革平稳推进，新制度设置三年过渡期（2026—2028年），实施“分步到位”与“托底补助”相结合的政策，保持各职业教育阶段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总体稳定，并明确全区高职及职业本科学校年生均财政拨款不低于1.2万元，筑牢职业教育办学基础。

“会议旨在搭建东西部院校交流合作的平台，共商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大计，共享AI赋能教育教学的创新成果。”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王钧铭1月10日在青海西宁表示。

当日，人工智能职业教育东西部对口支援协作计划启动会议暨AI赋能教学论坛在青海西宁举行。

启动会上发布了《全国职业院校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研究联盟对口支援协作计划三年任务清单》（简称《三年任务清单》），并为“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青海职业技术大学”AI技能训练示范中心援建项目揭牌。

据介绍，该AI技能训练示范中心将配备先进的AI硬件设备、完善的实训环境、丰富的教学资源，着力为西部地区的师生提供高水平、实战化的AI技能训练平台，打通“理论学习”到“动手实践”的关键环节。

“作为此次计划的西部职业院校之一，我们期待能将东部在人工智能产业应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引进来’与我们西部的产业特色、学生特点深度融合。”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郑荣对中新网记者表示。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我国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纵深发展；全力实施教育强国战略，推动教育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提质跃升。

近期，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暨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推进会召开。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确定60所“双高”建设学校与160个“双高”建设专业群，着力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220所“双高”校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成立了“双高”建设联盟，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布《“新双高”建设深圳宣言》。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220所“双高”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助力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中心，为全球职教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引领性工程，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融入专业教学全过程，探索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互动式教学模式，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因此，220所“双高”校须切实践行《“新双高”建设深圳宣言》，系统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培育未来教师、打造未来课堂、建设未来学校、创设未来实训中心，塑造职业教育新形态，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场系统性工程，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双高”校须牢固树立“从技术到人本”的全面发展理念，坚持以人类智能引导人工智能应用方向，坚决防范技术应用对教育本质价值的侵蚀与替代。突破人工智能仅在教学领域赋能的单一状态，秉持全生态重塑的理念，按照学习场域泛在化、知识图谱化、资源可及化、进度个性化、效果可视化、决策智慧化等新的教学底层逻辑，推动全方位转型，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

笔者所在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9月印发《人工智能赋能办学能力提升行动方案》，全面推行人工智能赋能“十大行动”，成立人工智能赋能中心，聚焦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关键领域协同发力，推动各领域由分散探索向一体实施转变、由局部应用向系统融入转变，初步形成人工智能赋能学校办学能力提升的整体生态。

人工智能赋能已成为提升技能型大学关键办学能力的重要引擎。“双高”校须加快推动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统筹推进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深化办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整体提升关键办学能力。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为引领，积极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产业前沿对接机制，实现数据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与精准治理；校企协同推进智慧课程建设工程和数字教材建设工程，升级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强化教师人机协同教学能力，构建虚实共生、产教同频的智慧育人场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和沉浸式技能训练场景，着力加强教师AI能力、课程、教材、未来教室建设。

职业教育的价值最终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要聚焦劳动者技能提升、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双高”校须大力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服务“技能致富、劳有厚得”。联合行业企业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助推企业“智改数转”提速升级。校企协同“走出去”，为中资企业“走出去”培养本土高技能人才。建立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平台，积极参与全球职教治理，讲好中国职教故事。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将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供更多可能。“双高”校作为技能型高校的“国家队”，有责任在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方面做好引领示范。“双高”建设联盟，专门设立了教育数字化专项工作组，致力于探索职业教育变革新路径、塑造职业教育新形态。“双高”校的人工智能赋能探索，将有力带动全国职业教育人工智能赋能的提质升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作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加强人才协作，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的系统部署。在全球化、数字化深度交织的当下，这一部署具有重大意义，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海南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存在的问题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海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这既为海南职业教育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也带来体系性重塑的严峻挑战。

对照海南自贸港建设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的全新要求，当前海南职业教育体系仍存在亟待破解的深层次问题：一是立德树人与专业教学的“融合之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有待加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及海南自贸港建设者的责任感如何更自然地内化于学生的职业认同与日常行为，是提升育人整体效能的关键课题。二是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适配之困”。专业结构对前沿产业和封关后新业态的响应存在滞后，课程内容与真实生产场景、国际商务规则更新不同步。毕业生“技能达标”但“视野不宽”、“能就业”但“难创新”的现象依然存在，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三是体系能力与战略任务的“协同之困”。产业地图与职业教育地图存在错位适配问题，职业院校响应产业变革、跟进产业发展的速度滞后于海南自贸港产业升级步伐，职业院校主动服务重大战略、解决企业一线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亟待系统性增强。

破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育困境的关键所在

职业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肩负着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助力民族复兴伟业的光荣使命。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所有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对于职业教育而言，立德树人既是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更是其行稳致远的灵魂所在。

培养担当海南自贸港建设重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首在立德铸魂。必须将思政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实现全程、全方位育人。一是构建“大思政”一体化育人格局，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频共振。充分提炼专业课程所蕴含的家国情怀、科学素养、职业操守、法治意识等思政内涵，特别是紧密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国家战略意义、改革开放实践、先进典型事迹等，开发本土化、行业化教学案例，使价值引领“润物细无声”。在岗位实习中深化契约精神与责任担当，在技能竞赛中锤炼团队协作能力、树立卓越追求，在志愿服务中升华奉献精神与社会责任感。二是开发富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思政资源。组织学生深入重点园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实践研学，亲身感受国家战略的磅礴伟力，激发“投身自贸港、建设新海南”的使命感与自豪感。强化海洋强国意识、生态文明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数据跨境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培养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底线思维的可靠接班人。三是涵养新时代工匠精神与职业品格。大力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将其融入技能传授、标准制定和考核评价等环节。加强职业道德、诚信品质和廉洁自律教育，培养德技双馨、值得信赖的国际化技能人才。

构建思政引领、德技并修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当前，高技能人才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和创新发展的重要资源，已成为赢得国际产业竞争、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坚实基石，不仅关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更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首要在于构建思政引领、德技并修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确保落地见效。

深化核心驱动，以“两融合”破解人才培养结构性矛盾。通过“产教融合”与“智专融合”的纵深推进，提升人才供给的适配性与前瞻性。一是构建“共生共赢”的产教融合发展共同体。推动校企关系从松散合作转向战略协同。强化省级统筹引领，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重点领域，由政府主导组建实体化运作的“市域产教联合体”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现规划共商、资源共建、责任共担。深化人才培养过程融合，全面推广中国特色学徒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标准、开发项目化课程、组建混编教学团队，使企业生产环节成为教学活动的自然延伸，企业技术人才同时担当技能传授者和职业引路人。共建技术创新与服务平台，鼓励校企联合设立技术技能积累与转化中心，瞄准产业升级中的真实问题开展应用研发，并将成果反哺教学，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创新能力。二是实施“智专融合”驱动专业智能化升级，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智能技术与所有专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实施专业数字化改造升级计划，对全省职业院校专业进行系统性评估与重构，将数据思维、智能工具应用、数字化协作能力作为各专业学生的核心素养。大力发展“智慧旅游管理”“数字贸易运营”“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建设智慧化、沉浸式教学场景，依托省级统筹，建设一批覆盖关键产业场景的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和智慧学习工场，实现“教学练考”一体化。提升师生整体数字素养，将人工智能通识、信息伦理纳入公共基础课，并对教师进行全员数字化教学能力轮训。

拓展发展格局，以“两合作”提升人才培养的开放能级。一是推动校企合作贯穿人才职业发展全周期。推动合作从“教学辅助环节”向“职业生涯发展全过程”延伸。完善“双导师”制度与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建立校企人员双向流动的常态机制。将企业的真实项目、技术案例、管理文化深度引入校园和课堂。建立以企业满意度、毕业生发展质量为核心反馈的专业动态调整与持续改进机制，形成“培养—就业—反馈—优化”的闭环。二是推动课程标准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对接，在旅游、商贸、工程等领域，成体系引入和融合国际权威行业标准，探索课程互认、学分互换，提升海南技能证书的国际“含金量”。拓展双向交流与合作网络，支持职业院校伴随海南企业“走出去”，积极引进境外优质职教资源和知名企业来琼开展合作办学。加强国际规则理解、跨文化沟通等课程与活动设计，在开放合作中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包容心态与合作精神。

强化系统保障，以“三深化”凝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一是将职业教育发展深度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布局，出台更具突破性的配套政策，破解跨部门、跨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二是要创新多元投入与资源保障机制，设立省级产教融合专项基金，综合运用财政、金融、土地、信用等政策工具，激励社会力量特别是行业企业实质性参与办学。三是要深化评价督导体系改革，建立以立德树人成效和服务海南自贸港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将思政工作实效、毕业生本地就业质量与长期发展、企业对人才培养的满意度等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关键指标，引导职业院校坚定不移地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时代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壮阔征程，迫切需要一支思想过硬、技艺精湛、勇于创新、视野开阔的新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军。全省职业教育战线必须牢牢把握历史机遇，以思政教育固本铸魂，以“两融合两合作”聚力攻坚，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加快构建具有海南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切实担当起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的历史重任，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宏伟实践中书写绚丽篇章。

职业教育肩负着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大使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与全球竞争加剧，对高技能人才的能力和素养提出新要求，传统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需要。教育部围绕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汇聚行业、企业、学校力量，组建改革集群，整体设计、系统推进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推动人才培养由传统知识传授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

“集群培养”作为一种系统性、协同化的新模式，正成为释放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培养内在价值的重要路径。

集群培养的内涵：产教协同的系统重构

集群培养不是传统校企合作模式的延长线，而是基于系统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多元主体协同、资源深度耦合、要素系统联动，将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从“盆景”变为“风景”，进而形成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生态”。其核心特质体现为：

实施主体集群化。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采取头部企业、高水平职业学校、权威行业组织“三组长”牵头机制，推动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共同开展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实现产学合作从一对一的“单点对接”走向多对多的“集群共生”，发挥出“1+1+1＞3”的集群效应。

培养体系标准化。推动行业企业深度开放技术资料、生产资源与职业场景，把企业标准、岗位标准、产品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学校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标准，开发体现区域产业特点、融入龙头企业先进技术，冠以地方、企业、学校或产品名称的特色专业教学标准，形成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领域的先进标准体系，有效解决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

要素改革联动化。打破各教学关键要素相对独立改革的老路及简单参照普通教育教学改革的套路，遵循技能形成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教学关键要素内在逻辑联动式推进改革。发挥专业的基础作用，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设置、师资和条件、教学组织实施等方面要求。发挥课程的核心作用，落实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各项素质、知识、技能要求。发挥教材的承上启下作用，准确、系统、有效反映课程内容，为教师能力提升、实习实训标准制订和组织实施提供主要依据。

集群培养的必要性：破解深层矛盾的核心机制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把大规模培养高技能人才放在自主培养的基点上，为此，必须把职业教育的政策、机制、资源集中投放到高技能人才培养上。

首先，集群培养高技能人才是服务国家产业链安全的战略需要。在核心技术攻关与韧性产业链构建中，不仅需要顶尖科学家、卓越工程师解决“卡脖子”问题，更需大批高技能人才支撑，摆脱“卡身子”“绊腿”的困境。集群培养是规模化、高质量自主培养高技能人才这一战略力量的有效模式。

其次，集群培养高技能人才是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催生大量新职业、新岗位、新技能需求。职业教育一定程度上存在专业设置滞后、课程内容陈旧、实训脱离真实生产等问题，导致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集群培养模式通过深度对接头部企业与产业前沿，精准捕捉技术迭代趋势，动态更新优化培养体系，为产业升级同步注入技能人才动能。

再次，集群培养高技能人才是突破职业教育发展瓶颈的内在要求。集群培养模式通过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治理机制，解决原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系统协同不足的问题；通过培养企业人才、推广企业标准、拓展企业生态，有效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天然基因”，形成“教育投入—人才增值—效益提升”的企业可持续模式，为解决“校热企冷”等深层次问题探索了系统解决方案。

集群培养的实施路径：机制创新与要素联动

实现集群培养效能最大化，需构建科学机制，找准校企利益共通点和契合点，系统性重构教育教学底层逻辑，推动职业教育教学发生格局性变化。

创新协同机制，筑牢集群根基。首先是“三组长”引领，遴选行业影响大、专业水平高、改革热情足的企业、学校、行业代表人物，共同领导负责顶层设计、资源统筹与改革实施。其次是专家委员会赋能，由大国工匠、两院院士、行业领军人才组成专业委员会，提供方向论证、方案指导与效果评估。再次是资源开放与转化，校企共同开展职业分析、岗位能力拆解，将工作场景、生产装备、工艺流程、操作规范等企业生产资源要素高质量转化为教学资源。

推动要素联动，重构培养生态。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三组长”牵头制定专业优化调整方案，梳理产业升级、技术变革、工艺改进情况，变“根据学校资源建专业”为“根据企业需求建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逐个领域、逐个环节、逐个岗位、逐个工种梳理典型工作任务，绘制能力图谱，优化课程内容组合。三是优化教材内容形式。企业、学校、行业专家“三主编”协同，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数字化等多种形式的优质教材，其中数字教材是内容创新性、界面交互性、受众易学性、信息丰富性强的新形态教材，能够有效解决学生实践教学当中做不了、做不好、做不到也做不实的传统难题。四是细分细化教师能力。依据课程、教材所确定的内容、方法和要求，梳理教师能力点，形成能力清单，每位专业老师针对性提升专业技能和实践教学能力。五是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对标企业真实生产环境与流程，通过企业委托建设、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等建设开放性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环境中练就真本领。

（作者：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 彭斌柏）

摘要：作为职业教育领域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举措，“职教出海”已逐渐成长为推动中国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品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职教出海”俨然驶入“深水区”。有效应对“职教出海”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既要参考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要从过于单一的“走出去”向“扎下根”思维转变，根据共建国家实际情况构建一个从理念引领到质量保障的完整体系。

关键词：“一带一路”，“职教出海”，职业教育国际化

近代以降，职业教育从进入中国之日起，就带有“舶来品”的痕迹。彼时，为解救民族于危亡之际，“职业教育”作为“可能的解药”被仁人志士引入中国，并在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先贤的推广实践之下，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回顾这样一段“筚路蓝缕”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由于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中国长期以学习者的姿态学习与借鉴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模式。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在“引进来”思维主导下，以“学徒”的姿态向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学习其先进经验，并在此过程中引进了不少西方职业教育标准、课程、教材等。在职业教育发展的起步阶段，这种“学徒式”的学习大大推动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但如果长期停留在“学徒”状态，将不利于中国职业教育自主品牌的建立，也不利于中国职业教育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

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同频共振，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规律。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启，中国职业教育也跟随“走出去”企业踏上“职教出海”的旅程。作为职业教育领域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举措，“职教出海”已逐渐成长为推动中国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品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职业教育俨然成为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正在此过程中，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开始从简单的“引进来”思维向“走出去”思维转变，即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为契机，向共建国家提供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课程、教材等，进而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在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并讲好中国职业教育故事，传播中国职业教育声音。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12年。在这段时间里，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是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谋和平、共促发展，但同样需要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同时，全球经济下滑、逆全球化趋势等也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难以想象的挑战与压力。此外，我国与共建国家在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也深刻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

由此可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之下，“职教出海”俨然驶入“深水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重新审视“职教出海”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例如，部分项目缺乏对共建国家实际需求的深入调研，“一厢情愿”地嫁接中国模式，导致课程内容与当地产业需求脱节，出现“水土不服”。也有部分项目习惯于复制已有的成功出海经验，未针对不同国家发展阶段探索出多元分层的模式组合。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需要转变“单向输出”的思维定式，从“授人以鱼”的援助思维向“授人以渔”的在地化发展思维转变。

为应对上述挑战，有必要参考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德国“职教出海”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企业需求为主导、产业出海与职教出海协同推进。德国全球化的中小企业和大型跨国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是推动其“职教出海”的根本动力。德国工商总会等行业协会在海外建立培训中心，与当地学校合作，按照德国“双元制”标准培训学生，并在德资企业安排实习。这种“企业带动职教出海”的模式，确保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其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在德资企业圈内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形成了“企业愿意付费、学生愿意就读”的良性循环。新加坡则采取了政府主导的“轻资产”咨询模式，其工艺教育局和南洋理工学院等机构像专业咨询公司一样，为合作国提供职教体系规划、课程开发、学校管理等高端咨询服务。典型案例是新加坡帮助中国建立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成功将新加坡的“教学工厂”模式本土化。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和精准性，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上述经验表明，成功的“职教出海”需要明确的市场定位、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灵活的实施策略，尤其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

当然，要想推动“职教出海”行稳致远，系统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类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从过于单一的“走出去”向“扎下根”思维转变，根据共建国家实际情况构建一个从理念引领到质量保障的完整体系。

首先，“扎下根”要求确立“双向赋能”的核心理念，彻底摒弃“单向输出”的思维定式，实现从“我们要教什么”到“对方需要学什么”的转变。这一理念要求真正立足共建国家发展需求，在项目设计初期就要明确当地教育部门、行业企业的真实诉求。具体而言，可组建由中外专家共同参与的课程开发团队，深入调研当地的产业发展水平、技术需求和文化特点，确保出海项目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深度契合。例如，在开发高铁技术课程时，不仅要考虑当地的气候环境、运维标准差异，还要深入研究共建国家的铁路发展历史、运营管理模式，并融入本土化的案例和实践项目。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深度适配不能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要注重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本地化转型，使中国职教方案真正“落地生根”。

其次，“扎下根”要求根据共建国家实际情况建立差异化、多层次的推进策略。对于职业教育体系尚不完善的国家，可优先采用“校企合作+技能培训”的“轻资产”模式，快速响应企业用人需求；对于具备一定基础的国家，则可推进“海外分校+标准共建”的“重资产”模式，实现深度合作。这一过程要注重各类模式的优化组合，避免简单复制和“一刀切”做法。与此同时，数智转型也是创新各类出海模式的重要手段。例如，实体办学项目可通过引入智能仿真实训系统，借助AI技术实现个性化技能训练与实时评估反馈；校企合作项目可依托智慧教学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实现跨国教学资源的精准推送与学习路径优化；标准建设项目则可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认证体系，通过智能合约确保标准认证过程的透明性与不可篡改性，显著提升中国职教标准的国际公信力。

再次，“扎下根”要求建立“政—行—企—校”四方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建议在重点合作国家建立职业教育合作理事会，由中方使馆、行业协会、出海企业和院校代表共同组成，形成常态化协商机制。在资金保障方面，除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外，应积极探索企业付费、服务收费、社会资本参与等市场化运作方式，如建立“职教出海发展基金”，通过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模式，增强项目“造血”能力。此外，还需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既要关注短期规模，更要评估对当地产业发展、就业促进和民生改善的长期影响。尤其要建立项目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对实施效果不佳的项目及时调整或终止。

最后，“扎下根”要求构建系统化、国际化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其一，在标准建设方面，可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标准认证经验，建立中外联合认证机制，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与欧洲资历框架等国际体系对接，并在专业课程中嵌入国际通用标准模块，增强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和适应性。其二，在过程监控方面，引入全周期管理机制，在出海项目启动阶段设立明确的要求，在实施阶段建立由中方和外方专家共同组成的质量督导团队，定期开展办学质量评估，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对招生稳定性、教学成效等关键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其三，在协同治理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第三方评估”模式，推动成立由中外行业组织、教育机构代表共同参与的质量认证联盟，制定跨国质量认证规范，并通过发布年度质量报告、建立认证退出机制等方式，形成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

总而言之，“职教出海”已进入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唯有保持更加清醒务实的战略定力，从“走出去”思维转向“扎下根”思维，才能在波澜起伏的国际环境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使中国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品牌，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大国外交贡献坚实的职教力量。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伟平）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作为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自2019年实施以来，首轮建设周期顺利收官，在办学能力提升、专业结构优化与产教融合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阶段性成果。首轮“双高计划”紧扣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主线，经遴选确定197个建设单位，初步构建起以点带面、以优促强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在此基础上，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及相关行动部署，国家于2025年底启动第二期“双高计划”，布局了60所“双高”建设学校与160个“双高”建设专业群。在理念层面，新一轮建设更加突出“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核心导向，进一步筑牢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支撑产业发展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功能基石。系统梳理首轮“双高计划”的实践成效，并深刻剖析“新双高”在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上的演进，有助于精准锚定职业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时代角色与发展方向。

首轮“双高计划”的主要成效：从夯实基础到树立标杆

总体来看，首轮“双高计划”以“高水平学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为抓手，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的关键转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是以内涵建设为主线，确立以能力提升为核心的办学取向。首轮“双高计划”重塑了高职院校的发展逻辑，推动高职院校办学导向由规模扩张转向以内涵建设和能力提升为核心。依托“高水平学校-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路径，各院校在办学定位、治理体系和质量标准等方面实施系统性重构，内部质量保障、教学资源供给与实践教学条件建设水平整体提升。随着“建设任务-绩效评价-持续改进”的闭环机制逐步形成，教学改革从零散推进走向体系运行，助力一批院校在关键办学能力上实现了质的跃升。

二是以专业群对接产业链为枢纽，构建产教协同的运行机制。首轮“双高计划”推动专业建设从单一专业向以专业群为单元的整体治理转型，紧扣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岗位能力需求，系统重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实践平台和师资配置，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匹配。更具标志性的变化在于，产教融合的组织形态由传统的点对点合作，逐步发展为产业学院、产教联合体和行业共同体等相对稳定的制度化载体，推动校企关系由“有合作”向“能协同”跨越。在这一过程中，职业院校的功能定位也从单纯“输送毕业生”转向深度参与产业升级，服务区域发展和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增强。

三是以育人模式创新与开放办学为牵引，推动人才培养体系整体重构。聚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首轮“双高计划”推动育人模式从课堂内部改革走向培养全过程重构。在目标层面，其突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综合素养与职业能力的双重要求；在过程层面，强化真实任务驱动与实践贯通，推动校企协同育人走向常态化；在评价层面，通过课程与教学评价、学业质量监测和企业参与评价等方式，构建持续改进的教学反馈回路。与此同时，开放办学逐步由交流合作转向资源与能力输出，职业教育的外向服务能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总体而言，首轮“双高计划”不仅“做强了一批学校”，更凝练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职教改革经验。然而，其建设重心仍聚焦于学校内部能力培育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支撑功能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

“新双高”的制度进阶：职业教育发展逻辑的3个转向

与首轮“双高计划”相比，第二期“双高计划”的变化并非简单体现为建设规模扩大或任务清单调整，而是反映出国家对职业教育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的系统性重塑。从制度逻辑角度看，“新双高”是在总结首轮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如何更好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整体升级。

一是从“建设水平”导向转向“关键能力”导向。首轮“双高计划”侧重解决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和发展基础失衡的阶段性矛盾，核心关切在于“能否建好”。进入第二期，“新双高”将关注点从外部资源投入转向内生动力，更加关注学校是否具备稳定、可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办学能力，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精准培养和支撑产业发展的战略匹配度。评价重心由资源配置和条件改善，转向对办学能力成熟度和产教融合质量的综合考查，强调职业院校能否在长期运行中形成有效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体系。

二是从“院校发展逻辑”转向“类型功能逻辑”。在“新双高”框架下，高职教育被重新锚定于现代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中，其核心功能被明确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支撑新型工业化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类型力量。“双高计划”由此成为推动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优化的重要抓手，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类型层面的平等发展、职普融通和多样化成才路径提供制度支撑。

三是从“内涵建设工程”转向“服务发展工程”。首轮“双高计划”以提升学校自身办学质量为主要目标，其改革成效更多体现在教育体系内部。相较之下，第二期“双高计划”更明确地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价值指向，愈发强调职业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和对接重点产业中的功能定位。引导职业院校由“向内建设”转向“向外服务”，推动职业教育深度嵌入产业体系和区域发展进程。

面向未来：“新双高”高质量推进的建设维度

在首轮“双高计划”夯实办学基础、第二期“双高计划”完成发展逻辑转向之后，进一步提升建设成效，关键在于将政策导向转化为能够应对不确定性的稳定供给能力。面向产业技术加速迭代与岗位形态持续分化的现实情境，“新双高”的纵深推进尤需在如下维度实现更具结构性的突破。

一是关键办学能力的“结构化”塑造。第二期“双高计划”强调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内涵并不等同于某一单项指标或局部条件的领先，更关键的是学校是否形成了一套能够长期稳定发挥作用的能力结构。与传统要素叠加式建设不同，这种能力结构更强调不同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协同运行。例如，专业动态调整能否与产业变化形成联动机制，课程内容能否随技术迭代持续更新，实践教学能否与技术服务构建协同机制，师资队伍是否具备持续迭代的能力基础，以及这些能力是否嵌入相对稳定的治理与保障体系之中。相应地，对建设成效的评价，也不宜停留在建设期内“完成了什么任务”，而应着眼于学校能否在常态运行中持续输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成效与社会服务贡献。

二是产教融合协同机制的“制度化”构建。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合作项目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校企之间是否形成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协同耦合机制，推动企业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实践教学和评价反馈等关键环节承担实质责任。第二期“双高”建设中，校企协同不应仅作为改善办学条件的“辅助工具”，还需要转化为具有约束力和持续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通过厘清权责边界、完善利益联结与风险共担机制，增强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通过标准共建、工艺改进、技术服务和员工培训等长期合作场景，增强校企合作的现实黏性与组织化程度，进而增强协同运行的稳定性。只有当协同机制能够在常态化运行中持续发挥作用，产教融合才能真正实现人才供给结构优化和产业支撑能力提升。

三是建设成果的“长效化”沉淀。“双高计划”虽具有项目属性，但第二期建设的更高要求，在于能否将项目化推进转化为制度化能力积累，避免出现“周期结束、成效回落”的问题。这要求“双高”建设必须摆脱孤立运行的模式，与学校治理体系、资源配置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深度耦合，在绩效评价、质量监测和持续改进方面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常态运行机制。在地方层面，也有必要通过更加清晰的协同治理方式，将学校建设与区域产业布局、人才战略和公共服务体系有机联动，推动“双高”建设从一次性工程转化为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制度工具。

总体来看，“双高计划”已从首轮以内涵建设为重点的探索阶段，进入以能力塑造和功能发挥为导向的深化阶段。第二期“双高计划”的实施，其本质并非简单的政策延续或标准加码，而是国家在教育强国建设宏大背景下，对职业教育发展方式和制度形态的系统性改造。“新双高”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培育一批办学水平较高的职业院校，更在于以项目牵引推动制度供给与治理机制创新，进而形成一套能够稳定运行、持续改进、有效支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制度机制。唯有当“双高”建设真正沉淀为职业教育体系的内生能力，并在赋能产业升级、深耕区域发展和响应国家战略中持续发挥作用，其改革成效才能经得起时间检验，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彰显出应有的战略支撑价值。

（作者：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冉云芳 唐贵菊 朱彤艳）

摘要：当前我国职教科研面临“散、弱、虚”的困境，急需体系化解决方案。对此，德国大学职教科研机构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提供了重要参照。其设立不仅源于职教师资专业化的直接驱动，也植根于“双元制”带来的现实研究需求、大学拓展经费来源的战略选择，以及应对社会结构变革的需要。在实践样态上，这些机构形成了服务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的价值导向、前沿探索与经典深化并举的研究布局、跨界协同与制度保障的组织架构，以及多元产出与机制创新的成果转化四维特征。然而，其发展也面临项目驱动的创新易碎、学科融合的整合难题、科研与教学对资源的争夺、人员流动的知识断层以及国际合作难以扎根的现实挑战。基于此，我国应构建战略引领与自主探索相平衡的研究生态，建立分层协同的跨界合作机制，构建科研与人才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建设系统化的知识管理体系，并推动国际合作向深度融合发展，以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科研发展道路。

关键词：德国大学，职教科研，生成逻辑，实践样态，现实挑战

2024年11月，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指出，“没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就没有或者不大可能有高质量的教育发展。需要来一场职业教育科研的真革命”。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我国职业教育科研体系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2025年6月发布《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确立了“到2027年，有组织教科研机制基本形成”的建设目标。已有研究表明，在持续十年的职业教育研究中，公办本科院校的发文贡献比例远高于公办高职（专科）学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双高计划”建设学校成为职业教育科研论文的主要产出力量。这一不均衡格局促使我们思考大学在职教科研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德国作为职业教育强国，其大学通过设立专业化科研机构，在理论建构与标准制定方面形成了有力支撑。为此，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样态，并深入剖析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以期为我国优化职业教育科研体系提供参照。

一、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发展的背景

德国大学的职业教育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特色鲜明、持续发展的领域，源于几个关键背景因素的共同推动。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它的研究议题、发展路径和现实价值。

1.历史渊源：职业教育师资专业化的直接驱动。职业学校大规模普及与形成制度化，特别是1920年帝国学校会议确立职业学校的地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催生了系统化培养职教师资的庞大需求。大学成为承担这一国家任务的核心机构，通过设立“职业教育学”专业，将工匠、技师的经验性传授提升为涵盖职业科学、专业教学论与教育心理学的系统化学科知识。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为学校输送教师，而是迫使大学深入研究“职业”本身的工作过程与知识结构，从而发展出独特的“职业教学论”，以区别于普通教学论。培养专业师资的刚性需求，是催生并持续滋养大学职教科研体系的内生动力。

2.制度根基：“双元制”提供的品牌信誉与研究需求。德国拥有享誉世界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其成功实践为大学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德国大学在国际市场上提供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咨询、培训或研究服务，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与吸引力。同时，该体系自身面临的现代化挑战，如应对工业4.0对传统职业的冲击、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课程或与欧洲资格框架（EQF）对接，也促使大学职教研究从根本上避免了“纸上谈兵”，且始终拥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和迫切的现实议题，确保了研究的活力与相关性。

3.现实压力：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战略选择。在德国高等教育领域，随着政府拨款日益紧张，许多大学为谋求发展，纷纷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在此背景下，德国“双元制”模式为大学将知识转化为收入提供了绝佳机遇。无论是为外国政府提供体系构建咨询、为跨国企业定制培训方案，还是招收国际学生攻读职教学位，都成为大学新的重要收入来源。德国政府通过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项目支持此类“知识出口”，进一步鼓励了大学将职教研究作为一项兼具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战略业务。

4.社会结构挑战：弱势群体职业融入的迫切需求。随着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弱势群体的职业融入问题日益凸显，也成为德国大学职业教育科研的重要发力方向。一方面，移民青年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持续上升，语言障碍与文化差异让他们在职业准入阶段屡屡碰壁，难以顺利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另一方面，高校学业中断者面临“从学术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型”的衔接困境，急需针对性机制帮助其重启职业路径。此外，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技术工人还需应对数字化设备操作学习、延长职业生命周期的现实难题。对此，不来梅大学技术与教育研究所等机构开展一系列针对性项目。例如，通过“企业预备培训中的移民社会差异研究”（MIDIA）项目帮助超过1200名移民青年进入“双元制”体系；借助“制造业职业专业性”（Brofessio）项目开发适老化微课程。这些科研实践让德国大学的职业教育科研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角色。

二、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的实践样态

本研究的分析样本来源于德国教育指南《大学中的职业教育学：职业与经济教育学系/学院》2023年名录。该名录覆盖了德国16个联邦州的24所相关大学院系，为本研究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全景基础，具体分析见下页表1。

1.价值导向：服务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的双重使命。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明确的双重定位，既服务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又扎根于产业发展实践。一方面，各机构通过研究议题设置与资源配置，对接国家发展的优先领域。例如，基尔大学将“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双重转型的核心研究框架，其数字化与可持续性学习情境项目通过开发综合性在线课程，系统推动两大战略议题的协同发展。柏林工业大学成立跨学科可持续研究中心，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引，在高质量教育、社会责任与消费生产领域形成完整的研究谱系。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则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的设立，将德国的职教经验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衔接，体现了从国家战略到全球治理的视野拓展。另一方面，各机构通过制度化的知识转化机制，确保学术研究与实践需求的深度耦合。例如，哥廷根大学的商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主席建立了完善的政策咨询体系，将理论研究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曼海姆大学通过构建“研究—实践—政策”铁三角协作模式，使金融素养研究直接服务于国家监测体系建设和课程改革实践。弗伦斯堡大学则通过参与国家课程开发与职业标准制定，将学术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行业规范。

2.研究布局：前沿探索与经典深化的双轮驱动。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在研究布局上展现出卓越的战略平衡能力，通过前沿领域的开拓性研究与经典议题的深化性探索，构建了兼具创新性与可持续性的知识生产体系。在前沿探索方面，各机构以未来能力需求为导向，在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等新兴领域进行系统性布局。例如，慕尼黑大学通过商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数字化项目系统分析数字化对商业工作岗位和能力要求的影响，推动职业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数字化转型。柏林工业大学在移动与电网互联项目中构建能源与交通转型的“真实世界实验室”，其专门设立的知识转移工作包致力于将跨学科研究成果系统转化为职业教育模块，推动可持续交通内容深度融入职业教学体系。

在经典深化方面，各机构通过类型构建、系统比较等方法推动传统研究议题的持续更新。例如，科隆大学通过开发多视角VET类型学，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系统构建国际职业教育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罗斯托克大学持续出版《罗斯托克职业教育文集》，系统梳理职业教育历史发展与教师专业化的经典理论，并通过远程机器人技术实现包容性参与项目推动包容性职业教育实践。

3.组织架构：跨界协同与制度保障的创新生态。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通过多层次的组织创新与制度设计，构建了富有活力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在跨学科协同方面，各机构通过实体与虚拟相结合的组织模式，实现了知识生产方式的革新。例如，马格德堡大学通过整合职业教育学、教育科学与媒体教育三大领域，形成“职业—教育—媒体”三位一体的教学研究格局。帕德博恩大学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采用虚拟网络模式，通过灵活的资源整合机制，实现了跨院系研究的敏捷响应。在产教融合方面，各机构建立制度化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例如，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与企业共建培训中心，使得技术发展能够快速融入培训，并以资源高效的方式进行教学。罗斯托克大学承担“职业导向项目”，通过建立网络和促进成果转化，积极推动职业导向的专业化发展。卡塞尔大学与慕尼黑工业大学、行业企业及国际机构开展合作，在实践性学习与数字化工作转型研究中形成优势。

4.成果转化：多元产出与机制创新的系统路径。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通过多元化的成果形态与制度化的转化机制，构建了完整的知识价值实现路径。在成果产出方面，各机构形成了超越传统学术论文的多元化成果体系。例如，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开发“职业滑动”（career swipe）项目，直接面向用户使用。奥尔登堡大学零售业的INE工具箱，将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转化为中小企业可操作的实施指南。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企业培训设计与资格认证体系开发。

在转化机制方面，德国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化保障体系。以帕德博恩大学为例，该校不仅将“创新与转化研究”确立为核心研究方向，更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创新与转移过程予以落实，旨在识别数字化转型中的教育需求并开发可推广的能力模型，体现出从顶层设计到实施路径的系统性转化机制。汉堡大学通过执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资助计划，系统地将学术理念转化为培训师资格认证标准和区域性教育实践，实现了科研成果向教育体系的规模化渗透。这些机制充分体现了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共治共享的制度优势，确保了科研成果能够及时、有效地服务社会需求。

三、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发展的现实挑战

德国大学职业教育科研体系的实践在彰显其体系活力的同时，也暴露出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发展瓶颈。

1.项目驱动的双刃效应：创新易碎与传承困境。以第三方资金为主导的项目制科研，在激发前沿探索的同时，也深刻挑战了学术传承的连续性。例如，不来梅大学2012—2014年的69个项目中，中低预算项目（≤10万欧元）占比超70%，高预算项目仅1个，且全依赖第三方资助，其中欧盟“LETAE”项目，德方与车企合作的物流4.0培训模块虽试点有效，但资助到期后优化推广终止，计划的职业能力纵向研究也因缺长期资金缩减周期。美因茨大学多尔曼教授（Christian Dormann）的研究团队长期依赖德国研究基金会（DFG）等第三方资金，其主导的“职业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支持”等项目，虽产出多项可落地的干预方案，但每个项目资助周期结束后，团队因成员合同到期、资金中断而面临解散，前期积累的职业教育情境数据、干预模型无法得到持续优化。

2.学科融合的表里之争：协作愿景与整合难题。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的跨学科问题，核心是职业教育特有的复杂需求与传统科研体系局限的适配矛盾。受传统学科分割制约，大学难以适配职教跨领域特性。德国大学以单一学科为组织核心，资源分配、学术评价均围绕学科展开，而职教科研需整合教育学、工程学、社会学等多领域，跨学科项目常因缺乏制度支撑而举步维艰。例如，哈根远程大学为职业教育领域专业人员提供继续教育的WSA项目，实施中面临学科协作冲突问题。工程学科侧重“技术效率与操作教学”，社会科学聚焦“劳动者权益与教育公平”，心理学关注“学习者认知适配”，三方因核心关切差异长期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导致部分课程开发延误。

3.双重使命的资源角逐：科研优先与教学挤压。在追求学术卓越的进程中，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面临资源分配的结构性矛盾。斯图加特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职业教育部的实践显示，其资源分配呈现出明显的科研优先特征。该部门在2024年度同时运作十余个由外部资金支持的研究项目，包括TüV南德意志基金会（TüV SüD Stiftung）资助的早期科技启蒙（Make Tech Early）项目和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资助的“TRAINME2”等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占据部门主要经费，更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形成主导，多数科研人员均深度参与其中。然而，培养职教师资的“双元制”师范硕士（M.Ed.Berufliches Lehramt-dual）项目虽然在形式上被列为创新举措，但在实施中高度依赖外部机构合作，内部资源投入明显不足；教学模块在年度报告中仅获得简要叙述，缺乏与科研项目对等的详细资源配置说明。这种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倾斜表明，当科研产出成为机构声誉与个人晋升的核心指标时，职教师资培养在实践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4.知识传承的生态短板：人员流动与记忆断层。以短期合同制研究人员为主力的人力资源结构，导致机构知识资产积累脆弱。这一结构性困境在罗斯托克大学关于职业学校教师压力的质性研究中得到了具体印证。该研究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明显的方法论断层，研究团队因人员更替与技术资源限制，在数据转录阶段混用了不同软件，导致基础数据格式不统一。受限于研究条件，该研究既未将初步分析结果反馈给受访者进行成员检验，也缺少同行参与编码过程以确保“编码者间信度”。这些研究过程中的断裂与妥协，直接导致访谈情境理解、技术决策逻辑与数据处理经验等隐性知识在项目周期结束后无法有效沉淀为机构的系统性记忆。虽不断有研究成果产生，却因缺乏稳定的知识积累机制而难以实现研究范式的持续演进与理论突破。

5.全球网络的深度瓶颈：广度拓展与扎根挑战。广泛的国际合作在拓展影响力的同时，也面临从“形式合作”走向“实质共创”的深度转型挑战。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主导的南亚当代教学技能（CONTESSA）项目，构建了一个横跨欧洲与南亚多国的教师能力建设网络，并设定了实现“阶梯式变革”的宏大目标。尽管项目成功产出了系列学术出版物并举办了多场国际会议，但对于源自德国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如何在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实现本地化移植与可持续性发展，缺乏必要的反思与评估。如果国际合作仅满足于构建庞大的网络与产出显性的成果，而未能致力于与当地伙伴开展长期、平等的共创，并直面知识移植过程中的排异与适应难题，那么此类合作便无法在对象国产生真正扎根生长、持续演进的内生性影响。

四、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大学职业教育科研体系的发展需要在创新与传承、理论与实践、本土与国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我国大学在发展职教科研体系时，既要学习德国的成功做法，也要规避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科研发展道路。

1.构建战略引领与自主探索相平衡的研究生态。我国职教科研机构需要着力构建既能有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又能保持学术研究延续性的长效机制。当前，这些机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项目过度依赖短期资助，导致研究方向频繁变更，难以形成持续深入的学术积累。德国的实践表明，通过制度化的支持机制保障重点研究方向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例如，美因茨大学通过长期的纵向追踪研究，在学徒道德判断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展示了持续深耕对构建学术优势的意义。此外，帕德博恩大学将职业教育研究确立为学校重点发展领域的战略举措，也说明顶层设计对于稳定科研方向的重要性。为此，我国大学可设立职业教育研究专项，通过稳定的经费支持和制度保障，推动特色研究方向的形成与深化。特别是在科研资助体系中，需要平衡短期项目与长期专项的关系，既保持对前沿热点问题的敏感度，又确保基础研究领域的持续深耕，从而构建起既有战略价值又有学术深度的研究格局。

2.建立分层协同的跨界合作机制。我国职教科研机构在推进跨学科研究过程中，面临合作形式化、资源分散等现实困境。德国大学的实践显示，建立分层协同的机制是突破学科壁垒的有效路径。例如，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与艺术中心、企业等建立的灵活合作网络，展示了根据具体需求动态整合资源的能力。为此，我国应当根据研究课题的特性和需求，构建多元化的合作机制。对于重大战略研究方向，可通过设立实体研究平台确保合作的深度与持续性；对于新兴前沿领域，则可建立灵活的合作网络，保持研究的敏锐性与创新活力。通过这种分层设计，既能避免合作流于形式，又能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实现真正的协同创新。

3.构建科研与人才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我国大学职教科研机构在青年研究人员培养方面面临突出问题：一方面期待青年学者产出创新成果，另一方面又缺乏对其长期发展的系统性支持。德国大学的实践显示，建立科研产出与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至关重要。例如，慕尼黑工业大学通过组织三边博士研讨会，为博士生构建跨机构交流平台的做法值得借鉴；帕德博恩大学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整合科研与人才培养的尝试，也为理顺二者关系提供了思路。对此，我国大学职教科研机构应着力构建全方位支持体系。设立青年学者发展基金，提供3～5年的稳定支持期，重点资助具有前瞻性的探索课题；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将学术指导、方法创新等纳入考核范畴，对青年学者实行阶段性发展评估；推行“导师组”制度，组建由学术导师、方法导师和实践导师构成的指导团队，促进青年学者学术素养的全面提升。

4.建设系统化的知识管理体系。我国大学职教科研机构在知识积累和成果整合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研究成果分散化、碎片化问题突出，缺乏有效的知识整合与传承机制。德国大学的系统性知识管理实践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科隆大学通过持续编辑出版国际职业教育研究系列丛书，不仅系统保存了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构建了学术传统的延续机制；罗斯托克大学则通过职业教育文集系列出版物，将分散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整合，形成了机构特有的知识体系。这些实践表明，有效的知识管理不仅需要技术手段，更需要制度化的传承机制。我国大学应当建立机构知识库，对研究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方法突破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化整理；完善学术交流机制，通过定期的学术研讨会、成果分享会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建立成果集成制度，定期对分散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整合与提炼。这种系统化的知识管理不仅能够提升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更能促进学术传统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创新。

5.推动国际合作向深度融合发展。当前我国大学职教科研机构的国际合作多停留在人员互访和短期项目层面，缺乏可持续的深度协作机制。德国大学的实践表明，推动国际合作从形式交流转向实质共建至关重要。例如，科隆大学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强调本土化借鉴而非简单移植的理念，为提升合作实效提供了思路；多特蒙德工业大学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推动经验创造性转化的做法，则展示了深度合作的潜力。具体而言，我国大学职教科研机构可以建立联合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围绕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协作研究；共同开发课程标准和教学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促进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持续分享。通过构建平等互惠、共建共享的合作网络，不仅能提升我国职教科研的国际影响力，更能有效促进本土创新能力的提升。

（作者：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周英文 方雅琪 焦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