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获悉，今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扩增量、稳存量、抓重点、强培训、优服务，从5方面全力确保就业大局基本稳定。

拓展岗位挖潜扩容广度方面，印发岗位挖潜扩容实施方案，上半年已释放岗位1224万个。各部门立足传统产业升级扩岗位，结合新兴产业培育拓空间。各地还积极扩大挖潜领域，例如浙江围绕先进制造、基建维护等开发岗位超过90万个。

加大政策减负稳岗力度方面，推广直补快办，加大稳岗返还、社保补贴、培训补贴等政策落实，同时启动社会组织吸纳毕业生扩岗补助，提高稳岗扩岗贷款额度，扩大社保补贴范围，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

提升群体就业帮扶精度方面，面向毕业生开展实名服务，离校前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向校园延伸。面向农民工开展稳岗服务，强化输入地、输出地劳务对接，稳定农民工特别是脱贫人口务工规模。面向失业人员开展集中帮扶，帮助相关行业企业失业人员及早就业。

提升职业技能培训效度方面，推出“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面向新质生产力领域推出数字人才、先进制造等培训，开展新职业、新领域、新赛道培训，同时面向民生急需领域启动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培训，推动民生需求改善和就业提质扩容有机融合。

保持就业公共服务热度方面，持续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15分钟就业服务圈”，密集开展就业服务活动。目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已经收官，发布岗位超过1600万个。启动就业政策宣传月，通过政策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园区，切实提高政策知晓度和到达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抓好政策落实、服务提质，以最大努力做好就业这项最大的民生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9月26日表示，“十四五”期间，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新职业也随之形成和发展。这五年，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覆盖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智能制造等行业。

9月26日，国新办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成就。会上，有记者问：能否介绍一下“十四五”期间我国发布新职业的整体情况，以及在新职业发布之后，人社部还会开展哪些工作？

颜清辉表示，“十四五”期间，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新职业也随之形成和发展。这五年，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覆盖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智能制造等行业。可以说，新职业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风向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

颜清辉指出，人社部大力发展新职业，主要是为了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一是适应技术进步新趋势。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度应用，催生了大量数字新职业。比如，人工智能数字人训练师，可以帮助平台数字人提高应答准确率。

二是适应产业结构新变化。碳达峰碳中和持续推进，新型绿色低碳领域和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对人才需求加大，绿色职业应运而生。比如，新能源汽车维修工，就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催生出来的新就业岗位。

三是适应经济消费活动新业态。比如，低空经济、在线学习娱乐等新业态发展，孕育了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等新职业。

颜清辉称，新职业开辟了就业的新赛道，让劳动者有了更广阔、更多元的职业选择。同时，人社部也注意到，一些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对新职业很感兴趣，但是不知道怎么快速“入行”。在这方面，人社部抓住培训这个关键，重点做了三项工作。

首先，开发新职业标准。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人社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新职业国家标准的开发，明确从事相关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及工作条件，对职业培训、评价提出具体要求。其次，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龙头企业、行业组织等，开发新职业培训大纲、教材等基础资源，鼓励行业企业相关人员充实新职业培训师资队伍。第三，持续加大新职业培训力度。人社部将新职业作为培训的重点领域，指导各地因岗因人开展精准培训。

颜清辉表示，现在，新职业相关的技能培训，可以说和新职业发布一样火热，有的培训项目，一推出就一抢而光。人社部将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优化培训供给，为劳动者从事新职业做好服务。

9月28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深圳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怀进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对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作出明确部署。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以来，坚持应用导向、服务至上，通过集成创新、串珠成链，建设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数字教育公共服务成效显著。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向纵深推进，为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怀进鹏强调，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正在重构人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对教育方法和教育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要不断加强数字教育公共服务能力与制度保障，推动教育数字化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效化。要坚持集成创新，推动优质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要坚持应用导向，依托国家平台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服务终身学习，要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增强数字教育国际合作能力，使数字教育、智能教育成为中国品牌、中国名片。

怀进鹏要求，要不断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评价机制改革，持续优化国家标准，形成有利于教育改革、有利于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和服务的评价导向，以评价体系建设带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形成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的质量标准，为世界进入数字教育的智能时代提供中国方案。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顶层设计、专家指导，突出问题导向，不断提升教育数字化成效和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会上，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澳门专区，启动国家平台澳门试点，并上线国家平台教师中心和数字鲁班工坊，发布国家平台APP鸿蒙版。广东省梅州市教育局、清远市凤翔小学、汕头市华侨中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重庆市教委、辽宁省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海南省教育厅作交流发言。澳门教青局介绍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澳门试点安排。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主持会议。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智出席会议。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国家平台试点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澳门中联办、澳门教青局、香港教育局负责人，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代表，广东省参加试点地区和部分学校代表在主会场参会。非试点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试点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承担试点工作的相关负责人在分会场参会。

会前，怀进鹏深入深圳市红岭中学（集团）深康学校调研教育数字化有关情况。

9月15日，《人工智能赋能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建设方案》在南宁发布。这是对2023年公布的《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建设方案》内容的进一步升级。

新方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擎，聚焦推进产教融合建设模式、赋能专业转型、AI赋能教学模式创新、AI赋能实训基地提质、教学领域东盟语料库建设和多元共建共管机制等六大升级版块，勾勒出现代工匠学院升级版蓝图，全面服务广西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发展，是构建“人工智能+”东盟职业教育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按照这一方案，以17个现代工匠学院建设单位为实施主体，建立定期会议磋商机制和动态管理机制，实行牵头院校主要领导负责制，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未来三年，以东盟国家为主，每年将举办5场“人工智能+”技术技能竞赛，开发50个“人工智能+”教学资源；培养500名掌握人工智能基础与职业技能学生，开展5000人次具备人工智能素养的人才培训，培养一批专业领域的人工智能训练师、标注师；建成一批高水平“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打造熟练应用AI技术的国际化师资队伍，推动教学领域东盟语料库建设，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人文交流。

2023年，广西正式启动了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立项建设工作，遴选出17所现代工匠学院，覆盖10个东盟国家。截至目前，这些现代工匠学院累计招收学历教育学生1000余名，面向中资企业、东盟国家技术人员、企业短期订单班学员开展非学历教育培训累计近4万人次，培训中外方教师上千人，认证东盟国家教师227人次，建设国际化专业标准44个、课程标准223个、职业标准72个，开设培训课程228门、国际化培训资源包95个、双语（英语或东盟语言）教材71部、职业教育教学装备357套，建设成效明显，有力支撑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推动了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

9月23日，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介绍，2025中国（广西）—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大会AI赋能先进制造工匠培养平行会议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会议揭牌成立中国—东盟高端装备职业教育联盟，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职业教育合作迈入机制化、平台化发展新阶段。

此次会议是2025中国（广西）—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大会的平行会议之一，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广西机械装备制造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智能制造学会联合承办。

会议聚焦中国—东盟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中国与东盟各国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相关负责人、专家学者代表等共聚一堂，围绕AI赋能先进制造工匠培养主题，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共商人才培育路径、共享实践成果，推动制造业实现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助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会议设置开幕式、主旨报告、圆桌对话等环节，为与会嘉宾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平台。

会议开幕式上，与会嘉宾在致辞中肯定了中国与东盟在教育领域的深厚合作基础，强调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制造业的生态与格局，职业教育必须紧跟技术变革步伐，呼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加快培育兼具先进技能与数字素养的新型工匠，为区域产业升级与智能转型提供更有力支撑。

在主旨报告环节，与会嘉宾围绕AI赋能先进制造工匠培养的主题，从智能制造前沿趋势、大国工匠培养、行业人才需求、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的路径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为推动中国与东盟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富有前瞻性与实践价值的精彩分享。

圆桌对话围绕“中国—东盟职业院校AI赋能先进制造工匠培养的挑战与应对路径”等热点议题展开，与会嘉宾们在观点碰撞中凝聚共识，为区域产教深度融合与人才协同培养勾勒实施路径。

近日，辽宁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职业教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条例》紧紧围绕解决我省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全面系统地规范优化职业教育学校布局、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推进职普融通、促进产教融合等方面内容，着力增强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推动我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和技能型社会提供法治保障。

《条例》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者开设职业技术专业，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申办职业本科学校，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支持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符合条件的专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实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

为让需求和供给更“合拍”，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职业教育特点，指导职业学校根据产业布局和行业发展需要，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大力发展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需要的专业，培养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紧缺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在破解“重普轻职”，推进职普融通方面，支持普通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支持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在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专业领域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贯通招生和长学制培养；支持高水平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与本科学校探索实施衔接培养，联合培养本科层次高技能人才，健全教学资源共享和学习成果互认机制。

围绕促进产教融合，支持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面向产业集聚区、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共同开展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对开展学徒制培训的企业按照规定给予补贴。明确对积极开展职业教育企业的支持和引导措施，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实践中心和创新平台建设。

近日，四川省教育厅印发《四川省高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价实施方案（2025—2030年）》，计划在2030年前对四川86所高等职业学校完成一轮全面评估。

《实施方案》包括总体方案、办学条件监测办法、教学工作评估方案、2025—2030年评估工作规划4个部分，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以评定向、以评促建、以评督改、提质增强，推动全省高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和提升，促进教育教学深化改革。

《实施方案》明确，高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价包括办学条件监测和教学工作评估两部分。办学条件监测依托全国高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开展，监测指标由4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和46个监测点组成，包含校园建设、教学条件、师资队伍、经费保障四个方面，监测结果作为高等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评估的重要方面和后续整改的重要依据。教学工作评估聚焦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和创新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要素、16个二级要素和30个观测点组成，涉及教育教学全过程，旨在深化教学改革，增强专业（群）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适配性，提升办学能力。

高职院校是职业教育的领头羊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会服务、促进区域发展、助力共同富裕既是其内在要求，也是使命职责所系。近年来，浙江高校涌现出众多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的社会服务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在全国高教领域产生了积极的示范辐射效应。在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如何在社会服务中增强体制机制的创新性、资源整合的协同性、增值赋能的高效性，笔者认为，应以“五个转变”构建有组织的社会服务体系，提升对共同富裕的贡献度。

转变服务理念，从“被动响应”到“主动要约”

社会服务作为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核心功能，不仅是实现高职院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更通过在战略层面引导产教融合生态构建，在组织层面驱动治理体系革新，在动能层面激活教学科研创新循环，构建进阶式价值传导机制，实现从被动响应社会需求转向主动要约社会服务，塑造“需求导向、资源整合、多方协同、动态迭代”的新型服务理念。

一是紧扣中心重点，以服务行业、产业和地方经济为着力点，主动对接地方产业、区域战略、强国建设等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育训并举，充分整合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重点的平台资源，以实招、实绩、实效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如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紧紧围绕丽水“5+5”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建设，把专业建在产业上，构建“产业即教育、企业即学校、生产即教学”的产教融合新样态。

二是立足“社会所需、学校所能”，以需求清单和服务清单为抓手，多方式、多层级、多渠道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常态化了解、梳理、谋划地方和企业需求，形成精细化、精准化的对接机制。

三是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党建工作与社会服务紧密融合，将社会服务作为干部和教师培养、锻炼的重要途径，以结构化方式组建有特色的创新服务团队，引导教师发挥专业优势，拓宽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渠道，优化社会服务的内容和方法，处理好课堂教学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为激发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以组织力量确保服务的精准性和持续性。

转变服务机制，从“单兵作战”到“系统集成”

高职院校推进有组织社会服务的本质是将高职院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培训优势与区域产业发展、社区治理、乡村振兴等需求深度绑定，根本保障是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从制度设计上破解“各自为政”“单兵作战”的社会服务短板，以集群作战的方式打造系统集成的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服务的系统性、协同性，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闭环衔接。

一是要做好顶层设计，编制社会服务实施规划，建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机构，明确校内牵头部门及其职责要求，加强校内资源的统筹，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推进实施机制。如在助力山区海岛县共富实践中，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把助力共富工作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要点、部门考核内容、教师职称评聘要求，打造共富工作专班、“共富学院”、专家教授助力团“三级联动”体系。

二是要加强系统整合，健全完善校院两级资源整合机制，增强服务合力。如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坚持“以农立校、扎根地方、服务地方”，着力构建点、线、面三维立体服务体系，集中打造“一地一院”实体化农业示范、科学研究、产教融合、教师培养综合体。

三是要善用数智赋能，强化职教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协同，注重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过程中的数字知识、数字技能，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具备必要的数字意识和数字能力。构建直播服务、网络培训、短视频拍摄宣传等数字化服务平台矩阵，打破传统社会服务时空界限，扩大社会服务覆盖面和影响力。

转变服务路径，从“单点供应”到“综合方案”

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没有可套用的固定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服务方式，唯有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特色、资源禀赋，深化产学结合、产教融合，针对地方、行业需求逐步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方案提供转变，实现从“单点供应”到“菜单式”供给的转变，有效促进地方“出题”学校“出方案”的良性互动，成为综合方案的一站式提供者。

一是要精准把握社会需求，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加强高职院校与政府、企业之间的深度互动，及时精准了解政企需求，全面掌握区域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产业现状，做到有的放矢。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通过深入山区海岛县开展行业调研，系统提出党建领富、人才强富、产业创富、就业增富、智业聚富、文化润富等“六大行动”，推动乡村从“旅游美”迈向“共富美”。

二是要积极创新合作模式，特别是通过打造县域特色产业学院，提升校企、校地、校协合作平台能级，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和业态研究，构建能提供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和综合解决方案的智库平台和服务团队，如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瑞立产业学院、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慈溪智能家电产业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独山港新材料产业学院等。

三是要注重构建产教研平台，以服务企业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为切入点，不断提升学校研发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产教研平台能级，构建“国家级—省级—校级”科研平台体系，加强与区域主导产业和行业企业、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建立研发中心、技术服务平台等，将高职院校专业优势、技术优势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丰富拓展“多元配送”的服务路径。

转变服务效能，从“单向输出”到“双向赋能”

社会服务既是高职院校发挥功能职责、凸显办学价值的主要方面，也是深化“三教”改革、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促进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本质上是校地、校企双向奔赴、双向赋能的过程。当然，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是高职院校应深入调研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了解企业和社区的实际困难与真实需求，实施“一地一策”，根据地方需求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实现校地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合作共赢。

一方面，高职院校要以项目为牵引，通过“揭榜挂帅”“点将配兵”等方式，凝聚力量、集中资源完成项目攻关，通过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提升自身服务区域和行业发展的能力，打造富有特色的社会服务品牌。如可以以师生组团方式开展社会服务，引导和要求师生在社会服务大场景中，深化专业、课程、师资、教材、基地建设，加强纵向研究，拓展横向研究，实现社会服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而广大学生则可以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实践历练中践行知行合一、德技并修。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到社会服务与内涵建设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服务实践中所收获的鲜活生动案例、第一手行业信息是课堂教学改革、教学组织创新、新型教材建设的“源头活水”，也是课程思政改革、人才培养创新、办学模式变革的重要参考。同时，社会服务的大场景也是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中青年干部培养锻炼的大熔炉，在面对真需求、解决真问题、接受真考验中提升“双师双能”。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将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赋能共同富裕作为干部能力提升和骨干教师培养的“必修课”，把发挥专业优势服务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案例，在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旅游赛道”高职组比赛中，学校在总结多年师生助力共同富裕实践教学经验基础上，打造的“‘乡’约荻港 共‘fu’双遗”参赛项目荣获金奖。

转变服务评价，从“单维观测”到“多维评价”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加大职业培训、服务区域和行业的评价权重，将承担职业培训情况作为核定职业学校教师绩效的重要依据，并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作为健全职业学校评价的重点指标。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服务评价体系，对提升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能让高职院校及时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与差距，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更好实现社会服务价值的最大化。但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有的观测点较少，难以全面、深入地反映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实际情况，无法涵盖社会服务的各个方面，容易导致评价结果的片面性；有的定性评价过多，缺乏具体的数据支撑和量化分析，难以进行横向比较和精准评估；有的侧重常规教育教学考核，对社会服务的双向赋能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的重过程、轻成效，对成果转化效果淡化或弱化，比如在评价教师技术服务情况时，往往只是简单描述教师参与了哪些技术服务项目，而没有对项目的难度、创新性、经济效益等进行量化评估，无法准确衡量教师技术服务的质量和贡献。

如何构建社会服务的多维评价机制，一要坚持统筹兼顾，把社会服务作为学校办学治校育人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化校院两级考核的硬性要求，加大教师横向科研项目评价和考核权重，科学合理地将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职称晋升、薪资待遇、资源分配等挂钩，找到社会服务与教师个人发展的平衡点，推进产教研融合、校政企协同。二要突出社会认可，注重评价指标设置的社会性、实践性与可行性，高职院校应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应广泛听取行业专家、用人单位、教师及毕业生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评价指标能够反映社会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实际需求和期望，促进高职院校与社会的紧密结合。指标内容兼顾定性和定量，定性指标可对社会服务的一些难以量化的方面进行描述性评价，如服务的社会影响力、社会认可度等，定量指标则通过具体的数据对社会服务的成果进行量化评估，如培训人数、技术成果转化数量等，使评价结果既有质的分析，又有量的支撑，便于实际操作和比较分析。三要注重成果转化，建立科研成果与政企需求的双向对接平台，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通过知识产权路演基地实现技术供需精准匹配，有效打通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社会服务价值的最大化。

摘要：针对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政策的落实现状，探讨其在提升教育质量和深化校企协同发展中的实际效能，并针对我国目前产教融合工作中管理制度不健全、教师实操能力不足、企业参与度不高等关键问题展开分析，着重从校企联动治理体系、教师培养的管理制度体系以及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系统探讨，从高校治理内部与外部寻求治理方案并给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高等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政策，路径优化，校企联动

一、引言

产教融合政策的提出，源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需求长期脱节的现实矛盾。近年来，为响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人才供给侧改革的迫切需求，我国在政策层面明确提出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战略。尽管国外如德国“双元制”、美国“合作教育”等模式提供了成熟经验，国内理论研究体系亦日趋完善，但政策落地和执行过程仍面临诸多障碍。因此，研究需为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政策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提供现实参考，也应为高职院校完善产教融合治理机制与运行模式，以及推动政府与社会协同开发职业教育资源等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进而为促进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产业、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提供参考。

二、高等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一）政策执行的具体举措与制度建设

高等职业院校推进产教融合主要做法：校企合作、产业学院建设、订单式培养、教师企业实践锻炼。例如，共建产业学院，将学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的产业相结合；采用订单式培养，按企业要求培养人才，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积极组织教师到企业参与实践，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但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高等职业院校虽建立了校企合作的基本管理制度，但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其规范化与系统化水平仍显不足。多数院校尚未建立完善的校企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导致企业参与积极性不足；同时，监督与评价体系缺失，对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过程的跟踪反馈能力有限，难以形成持续优化与动态改进的有效运行机制。

（二）政策执行取得的成效

随着产教融合政策的不断推进，高等职业院校在教育质量提升与校企深度协同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课程体系构建更加注重对接市场需求，专业设置趋于精准化，实践教学体系不断完善，实践课时占比有所提升，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素养与就业竞争力。与此同时，教师赴企业实践的机制逐步完善，切实提升了专业技能与实践教学水平，从而促进了整体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能力的全面提升。学生实践环节也更加贴近产业一线，校内教育与社会实际实现了更紧密衔接，社会对毕业生的认可度明显提高。此外，学校引入企业师资与行业标准，推动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系统性改革，提升了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与适配性。

从校企合作层面看，合作模式已由传统的实习基地共建，向多元化的产业学院共建、校企联合开发课程及共同开展技术研发等形式延伸，逐步构建企业定制人才培养、协同推进学校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显著提升了双方在人才培养质量与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协同水平，推动校企实现共赢。产教融合的深化也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科研成果得以及时转化为企业生产实践应用，通过技术服务等多样化路径引导行业技术革新，进而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对接与协同进步。

（三）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学校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

目前，高职院校在推进产教融合过程中，其内部治理机制存在一些问题，难以适应融合发展所需的灵活响应机制，影响了融合工作的统筹推进与协同效能。同时，尚未建立完善的人员激励体系，教师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产教融合相关工作的实施缺乏内在动力，难以在职业教育一体化政策背景下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

2.企业参与积极性不足

企业在参与产教融合过程中需投入较高的成本，而其长期收益难以量化，现实中多倾向于追求短期效益。现行制度缺乏对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有效激励，相关政策支持均显不足。在校企合作机制中，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与保障体系，企业需投入大量资源但难以获得政策实惠，导致其参与意愿不强，合作持续性和深度难以保障。

三、高等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内部因素分析

1.产教融合办学理念的定位偏差

高等职业教育未能有效确立以产业需求为核心的人才培养导向。部分院校在追求短期就业率提升和招生规模扩大的压力下，忽视对行业岗位需求的深入研判，缺乏系统性的校企合作规划，导致人才培养模式滞后，难以回应产业的真实需求。部分管理者未将产教融合视作学校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缺乏制度化的安排与长效机制设计，执行过程缺乏系统统筹与资源整合。

2.教师实践能力不足及企业实践机制缺位

一些高职院校教师与产业对接的实践能力严重缺乏，根源在于教师本身对产业运行机制与技术发展趋势了解不足，同时院校尚未建立系统性的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即使安排教师进企业锻炼，多流于形式，难以产生实质性教学价值。现行教师考核体系未将产业实践纳入评价指标，缺乏相应激励机制，抑制了教师参与产教融合的主动性。此外，不少企业对教师实践接纳意愿不强，院校亦未出台明确的制度安排予以支持保障，致使教学内容与岗位能力要求难以实现有效衔接。

（二）外部因素分析

1.政策执行落实不到位

产教融合政策实际执行中落实不到位，导致校企之间缺乏深度合作基础。政策执行效果受限，使产教融合缺乏持续推进的内生动力，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协同发展机制。

2.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动力不足

多数企业缺乏适配产教融合长期效益周期的战略认知，不愿承担融合过程中的投入成本，忽视了其作为系统性人才供给方的长期角色定位。即便部分企业有参与意愿，合作内容也多局限于短期培训或校内实习环节，缺乏对课程体系建设、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等深层次环节的实质性介入，导致大量校企合作停留在表面，难以实现实质性融合与协同创新。

四、高等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内部治理结构与制度建设

1.完善校内产教融合管理制度

（1）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确保政策执行的连贯性

构建统一高效的校企合作管理体制。具体而言，校级领导牵头，以主管部门为核心枢纽，协调各业务单元分工协作，实现力量统筹与资源整合，确保资源集中配置、职责落实到人、流程制度有序运行。此外，可设立专门的产教融合管理机构，负责统筹校企事务，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治理体系。

（2）优化课程体系设计，精准对接产业岗位能力需求

课程设置是连接教育和产业的重要纽带，高职院校立足本地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面向关键岗位群构建专业方向明确、应用导向突出的课程体系。深入开展行业发展趋势、岗位技能要求及技术变革路径的研究，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与课程结构。每一课程模块均应围绕岗位能力系统设计，避免“为授课而授课”的形式主义倾向。建议全面推行“基础知识+核心技能+企业项目”三位一体的课程组织模式，突出学生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3）拓展校企合作层次，构建全方位协同育人体系

当前多数校企合作仍停留于学生实习、设备共享等初级阶段，合作层次有限、育人成效不足。高职院校亟须突破传统“点对点”合作模式，构建“系统集成式”的深度融合机制，通过共建课程、共制标准、共享资源与共创平台，实现人才培养的全链条协同。进一步构建“联合培养+联合研发+联合评价”机制，在人才链、创新链与价值链等多维度实现校企资源深度耦合。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时，可以依托区域集群产业链，建设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形成绩效指标驱动下的应用型实践教学平台。

2.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与执行能力

（1）强化教师实践培训，提升行业认知和技术应用能力

教师作为高职院校教育供给体系中的关键力量，在教育系统与产业实践之间承担着知识传递、技能培训和实务指导等多重职能。受限于技术条件、设备环境及平台资源，相关教学与实践环节难以在校内完全实现。当前，不少教师已多年脱离企业一线，对行业技术发展动态、产业更新路径及岗位标准缺乏深入了解，这一问题成为制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核心瓶颈。为此，应着力提升教师队伍的行业敏感性与技术适应能力，构建常态化的企业实践机制，科学设定教师企业实践的周期安排、任务内容与评价标准体系。

（2）优化教师考核体系，提高教师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教师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考核机制公平性与激励有效性的影响。目前，多数高职院校在教师评价体系中仍将考核重点集中于科研与常规教学环节，而对教师参与企业培训、技术服务、创新创业孵化等活动的实际成果缺乏明确的考核指标与量化标准。为提升教师主动参与的意愿，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对考核体系进行全面优化，在职称评审等关键环节中设立“产业贡献”指标模块，将教师参与企业项目建设、共建课程、担任企业技术顾问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等具体实绩纳入评价体系，并赋予相应权重，确保其在晋升与评价中有合理体现。

（3）构建跨学科、跨行业的教学团队，提高产教融合的教学质量

高质量的产教融合实施需整合多学科、多专业及多角色资源，打破传统以单一专业为基础的教学组织模式，以适应新兴产业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高职院校应构建以任务驱动和项目导向为特征的跨学科教学组织架构，推动专业交叉融合、知识共享与资源协同。在智能制造、现代物流、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领域，应以产业岗位能力需求为导向，组建由机械、自动化、信息技术与管理等专业教师组成的综合型教学团队，依据企业实际需求确定课程模块设计方案，将理论教学有机嵌入真实岗位任务体系之中。与此同时，应引入企业工程师、项目管理人员及行业技术专家参与日常教学，推行“校企共教”机制，发挥其在课程实施、实训组织及学生指导等方面的实践引导作用，与校内专职教师协同提升教学内容的专业性与现场应用价值。

（二）完善外部支持与监督机制

1.加强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监管

（1）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确保产教融合政策的资金保障

产教融合的纵深推进不仅依赖制度保障和示范引领，更需有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目前，多数高职院校在实训基地建设、教学资源更新以及高技能产业人才引进方面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直接制约了产教融合工作的推进成效。对此，政府应构建多元化、长期性与稳定性的财政支持机制，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产教融合相关项目的运行实施，并明确各级财政在资金投入中的引导责任。行业契合度高、区域产业集聚明显的高职院校，可探索通过财政奖补机制实施差异化支持，从而增强政策导向的精准性与激励作用。

（2）优化政策执行机制，确保政策落地效果

产教融合政策从文本发布到实质落地，其关键在于执行体系的健全与运行效率的保障。因此，政府需加强政策执行机制的系统设计，优化“发布—落实—评估—反馈”全过程的政策闭环管理体系。建立纵向联通、横向协同的执行架构，完善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明确教育、财政、人社等职能部门的权责边界与协作机制，构建政策贯彻落实的整体合力。

（3）搭建产教融合信息共享平台，提高政策透明度和企业参与度

高效的信息化沟通方式是实现产教融合联动的重中之重。当前，院校与企业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对接机制缺失及融合路径单一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因此，应由政府主导建设服务于社会多元主体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双向互动功能。该平台应整合教育部门、行业协会、高校、企业及培训机构等主体资源，构建区域性和行业性的产教融合综合服务体系，并通过数据交互模块实现动态更新。平台内容应涵盖政策文件、人才需求、课程资源、科研成果等信息，并支持院校发布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调整方向、实训计划，企业同步上传岗位能力标准、技术发展动态与合作需求信息，以此实现校企间的精准对接与高效协同。

2.建立企业深度参与的长效机制

（1）完善企业激励机制，增强企业的参与意愿

企业在参与产教融合过程中，普遍面临投入成本高、制度激励不足、回报机制不明晰等问题，导致其参与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稳定合作关系。为提升企业参与意愿，可从制度层面系统设计激励政策，构建多元并举的企业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将部分培训资源投入校企共建平台，从而提升企业在人才联合培养中的投资回报预期，增强合作的主动性与可持续性。

（2）推动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精准对接

企业对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质疑，集中体现在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难以精准对接岗位需求。为解决该问题，应推动企业全程深度参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将岗位能力标准、技能结构和职业要求纳入教学体系，通过岗位说明书解析、能力图谱构建等方式，科学拆解职业能力，转化为可教授、可评价的教学目标，构建“知识—技能—素养”三元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型。课程建设方面应遵循“知识—技能—素养”系统运行机制，课程标准需融合行业最新技术发展成果，确保教学内容具有前沿性与可实施性。同步推进订单式培养与现代学徒制，将企业任务情境转化为教学项目，使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获得能力提升，实现“做中学、学中悟”的教学实效。

（3）建立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推动技术共享与联合研发

产教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的校企合作机制，不能局限于实习派遣或阶段性协作。应围绕资源共享、技术共创与成果共建等关键领域，构建深层次、系统化的协同育人体系。一是由学校设立企业工作站，企业建设校内实训基地，推动人力、资金、设备、技术与信息的双向交流；二是鼓励企业设立“企业奖学金”“订单培养班”等形式，提前将学生纳入企业人才储备体系，提升其职业认同与归属感；三是通过签署长期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责边界，稳定合作预期，提升合作关系的持续性与制度执行力，为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与协作环境。

五、结论

高等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政策在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校企协同育人方面成效显著。然而，在政策实际落地过程中，仍存在院校内部治理体系不完善、教师实践能力不足、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产教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为切实推进政策落地，应从校内机制建设着手，优化管理体系，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健全教师激励制度，将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同时，需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政策监督体系、搭建高效的校企合作平台，以及增强企业参与意愿，推动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学校、企业与政府多元联动，构建系统化、制度化、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并持续优化政策执行路径，使职业教育更好地契合产业发展需求，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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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东职业学院 荣映菡）

职业教育担负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重点任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明确“产业需求更好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逐步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围绕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厘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双重逻辑，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体系构建，将有利于促进产业与教育协同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一、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双重逻辑

产教融合是指学校、企业双元主体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资源共享等方面的深度整合与协同发展。产教融合视域下的职业教育是产业与教育的双向交互，旨在培养符合社会生产需要、适应行业建设标准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因此，以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兼具行业、企业的技术逻辑与职业教育本质的教育逻辑双重机理。

技术逻辑是产教融合下人才培养的重要遵循。产业技术是产教融合的关键载体，决定了职业教育必须对接企业技术需求。具体体现为以技术带动教育供给侧变革，通过融入企业标准化流程、工艺规范与生产体系，形成“学中做、做中学”的融合机制。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正在重塑职业教育场景，形成从技能认知、实践操作到成果输出的完整技术链条。技术成为检验人才的重要指标之一。依据对技术的掌握程度，人才可划分为基础技能型、复合应用型、创新引领型等不同层次。

教育逻辑是指整个教育系统运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教育逻辑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社会化成长，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的统一，其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构建“技能+素养”双轨并行的培养体系，融入工匠精神、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等内容，强化职业素养与精神价值的协同培育；以实现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导向，提升其在认识社会、适应生产与生活中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助力学生掌握实现自我发展的文化素质与生存技能。

综上所述，技术逻辑是为个体掌握技能、适应产业提供硬支撑，教育逻辑则为个体价值认同与精神成长注入软内核。二者作为职业教育的双重逻辑，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技术逻辑为教育逻辑提供现实载体和实践场域，教育逻辑为技术逻辑赋予人生价值与实践导向。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广泛需求，产教融合正面临构建新体系、应对新挑战的迫切任务。

二、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体系构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的全面育人要求。以产教融合推动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并进，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共生共长的价值共同体。校企双方应形成“目标同向、资源同享、过程同步、成果同创”的价值共识，推动企业技术革新需求、生产标准与学校课程设计、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将人文关怀和德技并修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与岗位培训。一是构建“双元协同”的治理体系，通过共建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实体机构，探索混合所有制模式，实现产权共融与管理共治，依法保障企业以资本、管理、技术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益。二是完善“双元决策”机制，成立由企业高管、技术骨干与学校领导、教师组成的联合管理委员会，共同规划专业建设、开发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推广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中国特色学徒制。三是建立校企“双达标”人才评价机制，将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学校社会服务能力、学生职业发展质量等纳入综合评价指标，构建“企业满意度、考核通过率、学生就业率、社会认可度”一体化的人才评估模型，突出技术社会服务能力评价，实现技术技能与人的全面发展协同推进。

打造双螺旋驱动的培养模式。产教融合下的职业教育应坚持以技术服务于人的发展为导向，着力打造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互相促进、螺旋上升的双螺旋驱动模式。一是运用数字孪生、虚拟现实等技术构建虚实结合的教学场景，开发贴合企业真实生产的虚拟实训平台，将工艺流程、操作规范等转化为可交互的虚拟教学资源，增强教学的前沿性、真实感，深化学生对岗位的认知与敬业精神。二是以企业生产中的现实技术难题为抓手，通过校企合作助力企业突破技术瓶颈，培养学生的首创精神、协作精神、工匠精神。推动技术应用从生产场景向生活领域延伸，使学生既会专业技能，又提升沟通、思辨、诚信等综合素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从技能掌握到全面发展的跨越。

完善协同发力的制度保障体系。为充分释放育人效能和产业价值，需建立健全靶向精准、务实高效的制度保障体系，推动产教融合政策切实落地。一是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环境，激发各方投入热情，让企业愿意投、院校敢改革、行业协会能衔接、社会力量可融入，深化各领域协作，实现各方的协同发力。二是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出台配套支持政策，健全激励扶持机制，完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激励措施，设立产教融合专项基金，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三是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运行机制，明确校企在设备投入、学生实习、科研合作等方面的投入比例，合理分配合作成果收益。四是构建科学、系统的产教融合监督评估体系，公开评估结果并与政策支持挂钩，确保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推动产教融合政策落地见效。

在产教融合的深入推进中，把握好技术逻辑与教育逻辑的协同互动与辩证统一。职业教育不仅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技术技能水平和岗位适应能力，更能在价值塑造、素养培育和全面发展上发挥关键作用。这将有力推动培养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可靠的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撑，并在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进程中展现更大担当、作出更大贡献。

【基金项目】2025年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课题编号：LX2025313003）、2025年度福建省职业教育研究课题（课题编号：ZLGB2025094）。

（作者：漳州卫生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万珺）

摘要：英国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缓解劳动力市场周期性困境及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推出技能英格兰战略，主要目标是构建新技能形成体系。该体系通过协同政府部门打造政策体系、推进多元主体合作优化培训体系、整合数据构建评估体系、结合地方特色形成区域均衡生态体系的实施框架，呈现出预测性与前瞻性、系统性与协同性、数字化与精确性、特色化与均衡性的特征。英国在技能形成体系构建上的探索与实践为我国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技能形成体系，技能英格兰战略，劳动力市场，教育强国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技能形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通过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形成以职业教育为基础、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制度创新为动力的技能人才培养新格局。这既体现了国家对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系统性布局，也为后续深化技能形成体系改革预留了政策窗口。在全球以教育助推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英国试图通过技能英格兰（Skills England）战略，构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技能形成体系，从技能需求评估、技能培训与资格认证地方技能系统建设、跨部门协作以及后续规划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培养高质量的技能劳动力队伍，助力英国现代化进程。英国在技能形成体系构建上的探索与实践能够为我国提供有益参考。

一、英国构建新技能形成体系的动因

英国政府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先后四次推动现代学徒制改革，以不断调整技能形成体系，为国家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为解决传统学徒制与劳动力市场脱节的问题，1993年，英国政府发起以雇主为主导的现代学徒制。此后，随着技能劳动力对自身学历提升的需求，以及劳动力成长和产业升级需求的持续增长，英国技能形成体系面临新的挑战。2015年，英国政府顺势推出学位学徒制，以进一步优化技能劳动力队伍结构。2017年，英国政府为解决技能培训主体责任不明和技能劳动力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要求企业缴纳学徒制税，提升技能人才质量。自脱欧后，英国就面临严重的技能劳动力短缺问题。基于此，英国政府在2024年7月成立英格兰技能局，并于9月发布《技能英格兰：推动增长、扩大机遇》，旨在疏解现存问题，整合已有资源，构建新技能形成体系，全面提升劳动力质量。

（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受到了严重冲击，加之其自身产业结构与社会形态等多因素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持续低迷，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技能与英国生产力》报告指出，技能是英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之一。2001—2019年，英国年均生产率增长的33%得益于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高。然而，英国技能形成体系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扭转该局面，英国政府推出技能英格兰战略，核心目的在于构建新技能形成体系，培养大批高技能劳动力。目前，英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绿色经济转型、人工智能及技术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些趋势改变着经济结构，也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为此，英国政府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充分挖掘劳动力潜力，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为在职人员提供再培训，提升其技能水平，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而在绿色经济领域，为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英国致力于培养大批具备绿色技能的专业劳动力，以满足绿色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在数字技术方面，英国政府要求劳动力具备扎实的数字技能和适应新技术的能力，以契合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确保英国在新兴产业领域保持竞争力。通过构建新技能形成体系，培养符合国际标准的高技能劳动力，英国有望吸引更多外国投资，为国际贸易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以更好地应对国际挑战。

（二）缓解劳动力市场周期性发展困境

受新冠感染影响，英国失业率大部分时间高于自然失业率，意味着英国存在周期性失业问题，而英国劳动力市场也面临多方面挑战。一方面，技能劳动力供给减少，经济不活跃人口数量增加。2024年2月至4月，英国有960万适龄劳动人口处于经济不活跃状态，其中280万人因长期患病无法工作。另一方面，英国16～24岁非在学、非就业、非培训（这一族群被称为“尼特族”）人口比例上升，占比高达12.2%。倘若这些“尼特族”长期存在且依赖家庭供养，英国整体竞争力将被严重削弱。这一趋势不仅影响了英国劳动力市场的活力，还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必然会对英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面对上述问题，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新技能形成体系的构建，缓解劳动力市场周期性发展困境，提高就业率。此外，英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就业率差异同样表现出周期性问题。当前，虽然英国经济增长缓慢，但产业多元化的西南地区依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大量技能劳动力流入，就业率达到78.3%，而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威尔士地区，其就业率相对较低。不仅如此，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人口也面临着劳动力市场周期性发展困境。2023年，英国东北部、西米德兰兹郡农村地区有52%的企业表示，在招聘和留住技能劳动力方面存在困难。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发展困境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制约了人力资本整体效益的提升。

（三）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

英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依据经合组织（OECD）的《找准技能方向：英国》报告，英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率仅为60%，技能不匹配与技能短缺问题并存。就技能不匹配来看，英国教育部发布的《2023年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表明，近25%的21～30岁毕业生从事低技能工作，被迫局限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受就业形势影响，英国部分高技能劳动力无奈向下兼容，从事与自身技能不匹配的工作，造成大量的技能浪费。同时，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英国26%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低于职业岗位要求，甚至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此外，英国开展的相关调查也表明，在已就业的劳动力中，并非所有人都能胜任现有工作。可见，劳动力技能错配不仅制约了个人职业发展，也阻碍着企业的创新。就技能短缺来看，截至2024年8月，英国职位空缺数量达884000个，其中超过1/3是由技能短缺造成的。以数字技能为例，英国约有750万劳动年龄人口不具备数字技能，导致大量需要数字技能的岗位空缺。而在英国适龄劳动力群体中，能熟练完成全部20项被视作工作必备数字技能任务的劳动力仅占41%，在18～24岁的年轻劳动力群体中，约有15%只能完成9项甚至更少的任务。经合组织的研究还显示，英国在认知技能、社交技能和管理技能等方面同样存在缺口。基于此，英国推出技能英格兰战略，构建新技能形成体系，主要目的是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以满足未来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

二、英国新技能形成体系的实施框架

（一）协同政府各个部门，打造契合技能需求的政策体系

技能英格兰战略旨在优化现有技能形成体系的复杂架构，突破政府部门协作困境，致力于协同各部门构建契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形成体系，为英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此，英国政府借助云计算与数据安全技术，通过整合各级各类政府的数据，深入剖析出现的技能问题，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此举的目的是通过跨部门合作，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共享与协同办公，以大数据分析技术挖掘数据价值，保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确保技能政策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新技能形成体系从顶层设计视角出发，全面考量英国经济发展战略、劳动力市场趋势及移民政策等多个维度。

在此过程中，英国政府进一步强化了英格兰技能局与工业战略委员会的合作，共同推出了一项整合雇主、工会和地方政府力量的新工业战略，确保为新兴技术产业持续投资，为英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在与财政部、就业和养老金部的合作中，政府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推动技能形成体系全面改革，努力将就业率提升至80%，激发经济不活跃人口的就业意愿，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匹配度，充分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在与移民咨询委员会合作时，强调挖掘本国技能劳动力的潜力，以减少对海外劳动力的依赖，激发国内人力资源的活力；此外，还与商业和贸易部携手，积极支持企业和相关投资者深度参与技能形成体系建设，促进产业参与劳动力技能的培养，实现技能与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同时，英国政府还要求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政府通力合作，共同推动新技能形成体系的落地，全面增强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二）推进多元主体合作，优化职业资格与职业培训体系

英国的职业资格与职业培训体系通常由企业雇主、教育机构、各级政府和工会组织等构成。为确保企业在该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英国曾在2017年实施学徒制税，推动企业与教育机构的合作，加深产教融合。但从企业雇主角度看，培训项目的透明度以及适配性问题，并未提高企业雇主的投资积极性。相关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英国企业雇主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投资呈下降趋势，实际人均投资降幅达19%。此外，企业雇主极少将“技能议程”纳入董事会讨论，未能履行相关职责。而与教育机构合作时，企业未能深度参与课程设计与教学过程，导致劳动力的所学与所用脱节。其他主体方面，政策连贯性不足，且信息反馈不及时；工会组织在参与技能形成体系及促进企业雇主、教育机构与政府之间合作方面的能力也有待提高。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了英国职业资格与职业培训体系的效能。

在这种背景下，英格兰技能局承诺将携手职业院校及高等教育机构，采取现代化课程设计理念及技术，围绕劳动力市场需求完善学徒制和技能形成体系，并与企业雇主深度合作，借助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依据职业标准开发沉浸式培训项目，确保培训内容能够契合实际工作需求，提升劳动力技能与职业岗位的匹配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此外，英国政府与企业雇主、工会组织等主体商定，引入并实施增长与技能税，替代学徒制税，拓宽培训资金渠道，使政府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培训项目。同时，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资金流向透明且可追溯，确保企业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投资员工培训，促进其技能水平提升，强化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储备，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英国政府希望借助多方力量，通过明确各主体在职业资格与职业培训体系中的职责与协作方式，优化职业资格与职业培训体系，增强企业竞争力，推进英国技能形成体系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三）整合多个渠道数据，构建全国统一的技能评估体系

在英格兰技能局成立前，英国缺少能够统合现有统计数据、企业雇主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意见及对国家和区域技能需求进行评估的机构，导致无法在国家层面对技能需求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与调控。当前，英国用于评估技能形成体系的数据库主要有四个：一是从宏观国际比较角度反映英国国内各地区及各行业具体技能差异的经合组织就业技能数据库；二是用于收集企业雇主对技能需求及培训方面信息的雇主技能调查数据库；三是为技能评估提供劳动力市场人口数据的年度人口调查数据库；四是主要提供员工收入及工作时长等信息的年度工时与薪资调查数据库。由于这些数据库侧重点各不相同，导致它们无法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和有效利用。

技能英格兰战略要求运用现代化的数据整合技术，联合各利益相关者，搭建起权威的国家和地方技能评估体系。这一体系需要整合地方技能提升计划、政府技能数据审计成果以及学徒制与技术教育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基于上述数据，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职业需求指数评估体系。该体系借助大数据分析，从多个维度识别当前劳动力市场对技能需求较为紧迫的职业岗位，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处理和分析海量劳动力市场数据，以此提升技能评估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为技能培训与教育供给规划奠定基础，进而优化人力资本配置。英国政府整合多个渠道数据，构建全国统一的技能评估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为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等主体提供决策依据，还在于借助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引导资源有效投入，避免技能投资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同时，劳动力个体能够通过在线职业规划平台，按照评估数据规划职业发展路径，提升个人人力资本价值，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四）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形成区域技能均衡化生态体系

在英国，各地区的经济结构、产业特色及技能需求呈现出差异化特征。现有技能形成体系未能全面且深入地分析上述差异，致使地方层面的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同时，在资金与资源分配方面也存在不合理之处。部分地区的技能培训设施陈旧、师资力量薄弱，限制了地方技能系统的发展。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英格兰技能局提出与地方当局、区域组织、工会组织以及区域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开展深度合作。各方借助数字化沟通平台和项目管理工具，共同致力于打造一个充满活力与竞争力的地方技能生态体系。

在新技能形成体系框架下，英格兰技能局与教育部达成共识，确保所有教育与培训机构，包括中学六年级、第六学级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独立培训供应商、成人学习机构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等，均要向16岁以上劳动力群体开放。这一举措旨在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及多层次的劳动力资源，形成区域技能均衡发展的良好生态体系，保障技能劳动力能够在各区域内实现合理流动。同时，英格兰技能战略还要求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机构积极与地方组织开展合作，试点构建卓越技术学院，着重培养地方产业发展急需的高技能劳动力。在新技能形成体系中，英国政府把更多的培训资金下拨给地方当局及同级别的管理机构，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和资源调配权，使其能够依据地方产业特色，灵活且高效地推进区域技能形成体系建设。

三、英国新技能形成体系的核心特征

（一）预测性与前瞻性：政府对技能需求的整体把控

自脱欧以来，英国就在不断地纠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病。从就业方面看，政府认识到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低投资和缓慢创新被长期的低工资和较长的工作时间所补偿……英国经济创造了工作机会，但大部分工作是兼职、低技能和低报酬的”。基于此，英国政府进一步厘清各级政府以及不同部门的权责关系，直接或间接介入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实施公平政策，强化对技能需求的整体把控，主要表现为预测性与前瞻性特征。在英国政府主导下的新技能形成体系充分预见到了未来趋势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中，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对医疗护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的技能需求增加；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等的变革，会使许多传统职业面临转型，同时催生出新兴职业；绿色转型则推动能源、建筑、交通等行业向低碳方向发展，使得对相关绿色技能的需求日益增长。英国政府预测，上述趋势将创造140万个新工作岗位。因此，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政府聚焦于医疗护理与养老服务领域，为后续培养专门劳动力明确方向；在技术变革趋势下，以数字技术劳动力培养为核心，构建起全面的劳动力培训体系框架；针对绿色转型，积极布局绿色技能培养方向。英国政府通过提前培养契合未来产业发展的技能劳动力，为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确保英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持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英国政府对技能需求的整体把控进一步保障了不同领域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就业结构的优化，缓解了因产业变革可能带来的就业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公平。

（二）系统性与协同性：消除体系壁垒构建合作网络

英国政府在破解技能形成体系壁垒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例如，2015年，英国政府颁布《企业法案》，把学徒制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并允许学徒获得相应学位，确保学徒制与高等教育学位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要求企业开展高质量的学徒制项目，并成立由企业独立主导的法定机构——学徒制与技术教育局；维护法定学徒雇主的声誉。再如，2016年，英国推进基础学徒制改革，将技能培训作为课程模块引入中学教育体系，帮助学生开展未来职业规划，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可见，英国的技能形成体系在法律保障、学位赋予、主体责任、职普融通等方面呈现系统性与协同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新技能形成体系又进行了深化与完善。一方面，新技能形成体系强调消除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通过加强各级各类教育的沟通与合作，确保课程的相互衔接和资源共享，实现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的贯通，尤其解决经济不活跃群体所面临的技能培训障碍等问题，全面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新技能形成体系强调形成以政府主管为核心、具有系统性与协同性的合作网络，通过英格兰技能局的引领，与多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紧密配合，保障所有主体的权益。英国政府旨在实现从法律法规到教育实践、从学位赋予到课程设置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且相互支撑，构建起一个全面且系统的技能教育框架，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教育机构实施、社会组织参与的合作网络，致力于打造高质量的技能形成体系，从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劳动力支持。

（三）数字化与精确性：利用评估工具确定技能缺口

在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过程中，准确把握技能需求变化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英国在由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四个维度构成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中位列全球第三。这充分体现了英国较高的数字化水平，为构建技能形成体系奠定了数字化基础。为构建契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新技能形成体系，英国政府充分发挥数字化优势，深度整合各类数字资源。英国在数据收集环节，依托政府权威的统计数据，借助数字化平台广泛收集企业雇主对技能需求的反馈，同时倾听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确保数据来源的全面性。通过先进的数字化分析工具，英国对多源数据进行了深度挖掘与整合，从多个维度、全流程地识别、预测和评估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此基础上，英国构建了职业需求指数。该指数融合了技能短缺和空缺密度、在线招聘广告发布密度、年度工资增长、工资溢价、同比工作时长变化、同比临时或合同工密度变化等七项指标，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之后，英格兰技能局对英国国家统计局涵盖的约400个职业需求进行了统计，并在分析过程中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数字技术变革和绿色转型等趋势，运用数字化模型进行模拟与预测，结果显示，英国将出现超过250万的劳动力技能缺口。这一结果为英国劳动力技能培训指明了方向，使得教育资源在数字技术的调配下，精准且高效地投入劳动力市场急需的技能培养领域，切实提高了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推动了英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特色化与均衡性：尊重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发展

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下，英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程度进一步扩大。尽管英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尝试通过设立区域发展基金、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来缩小区域差异，以实现均衡发展。但是，由于伦敦及东南部地区强大的经济集聚效应，对人才、资金等资源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部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难以改变资源流向。英国新技能形成体系秉持特色化与均衡性理念，高度重视地区差异，注重挖掘区域产业特色，与地方机构紧密合作。英国通过支持地方创建卓越技术学院，为地方培养高技能劳动力，满足地方产业升级的需求。在制造业发达地区，重点培养机械制造、工业自动化等方面的技能人才；在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加强旅游服务、酒店管理等相关技能培训。通过这种因地制宜的方式，为地方输送高技能劳动力，使技能发展策略更契合地方实际情况，从而引导资源流向，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例如，英国推出的大曼彻斯特地方技能提升计划就遵循特色化与均衡性原则，基于现有数据、新情报以及大规模数字化分析，针对以下六大关键地区促进经济增长，包括曼彻斯特机场和南部走廊、中央集群、东部增长集群、东部走廊、维冈和博尔顿走廊、西部门户，结合各地区的产业特色，针对制造与工程、财务与财会、数字与技术、创意文化和体育、建筑和绿色经济、教育和保育、健康和社会保健七大重点行业的职业岗位需求、供应水平以及技能培训等方面制定了战略优先事项。可见，英国在推进新技能形成体系建设过程中，呈现出特色化与均衡性的特点，因地制宜地为地方培养高技能劳动力，以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四、英国新技能形成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要如期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就必须加快建设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英国新技能形成体系在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解决劳动力市场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强化政府统筹管理，完善政策协同机制

英国政府在推进新技能形成体系构建时，强调与不同政府部门以及各级各类政府的协同配合，并构建由英格兰技能局全面统筹、管理与协调的国家技能形成体系，打破了政府间的政策壁垒，实现了政策的协同实施。借鉴其做法，我国应由中央政府发挥政策引领作用，联合教育部、人社部、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构建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专业设置标准、人才培养目标等关键问题，把握好技能形成体系建设的大方向。“中央政府还需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作，明确政策出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政策信号能够迅速传递至基层。同时，中央政府还可提供必要的政策指导和财政支持，帮助地方政府克服政策执行中的困难和挑战。”为保障政策精准落地，可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内设立技能形成体系统筹办公室，负责协调各部门及地方政府间的工作，跟进政策执行进度并定期评估政策效果。

（二）推动多元主体合作，落实产教融合制度

英国在优化职业资格与职业培训体系时，注重落实企业雇主的主体责任。一方面，由企业雇主主导现代学徒制，确保劳动力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通过颁布相关企业法案保障雇主权益，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此外，英国还联合地方政府以及工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课程设计、教学过程、资格认定等诸多环节协同发力，有力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我国应积极借鉴其经验，大力探索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有效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价值共识形成、强化社会凝聚力以及提升公众福祉等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是转变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增强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话语权，政府应给予企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需求，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建立健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激励机制，完善产教融合示范企业等荣誉制度设计，对在产教融合中表现突出的企业进行公开表彰，以此增强企业的社会荣誉感和影响力，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三是支持有条件的产业园区与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合作，设立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促进企业深度参与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开发、教学评价等关键环节，实现技能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为市场培育更多高技能劳动力。

（三）构建技能评估体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英国政府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整合全国多渠道数据，构建了职业需求指数。英国政府通过这一指数，能够精准识别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紧密结合英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依据数据模型的预测结果，动态调节劳动力供需关系，进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大幅度提高了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由于统计口径、指标体系以及指标解释等方面的差异，我国目前尚未构建起统一的技能评估体系。对此，应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由专门设立的技能形成体系统筹办公室负责牵头构建覆盖全国的技能评估平台。该办公室作为核心机构，承担整合多源数据的职责，包括教育部门学籍数据、人社部门就业数据、企业招聘数据以及行业协会劳动力需求数据等。通过该平台，实现各类数据的实时共享与深度分析，全面掌握各行业技能需求趋势并识别人才供需缺口。这一技能评估平台的建成，一方面，可以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制订提供科学依据，使院校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布局，避免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另一方面，可以引导教育资源向劳动力市场急需的专业领域倾斜，根据评估结果，对供过于求的专业适当减少招生规模，避免教育资源浪费；同时，对新兴技术产业相关专业加大投入，培养更多适应新兴产业需求的专业人才，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四）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英国深刻认识到不同区域在发展水平和产业基础方面存在差异，因而高度重视挖掘各区域的产业特色。与英国相比，我国地域更加辽阔，地理环境更加多样，资源禀赋更加丰富。从东部沿海地区的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到中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业、资源型产业等，不同区域的产业发展需求差异显著。基于这一现状，应鼓励地方政府依据本地产业特色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具体而言，一是坚持数据驱动、科学规划，充分利用技能评估数据，深入剖析各产业对劳动力层次、规模和结构的具体需求，确保技能形成体系能够服务当地产业，实现劳动力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二是坚持动态调整、深化融合，持续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以地方职业院校为依托，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道路，不断增加地方技能劳动力积累，培养出更多适应产业升级和市场变化的高技能人才；三是坚持政策扶持与均衡发展并重，加大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在招生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报考本地职业院校，在资金支持上设立专项职业教育发展基金，用于改善教学设施、提高师资待遇等；同时，开展教师交流活动，组织发达地区的优秀教师到后发地区支教和开展培训，选派后发地区的教师到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从而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协调发展。

（作者：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