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开幕。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作题为“创新赋能未来 技能塑造人生 携手推动全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报告。

怀进鹏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积极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把制度建设、体系建设、质量建设、环境建设作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战略支撑、核心追求、重要基础，推动职业教育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互学互鉴、共建共享，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力量。

怀进鹏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休戚相关，人类命运与共。时代的风浪越大，越需要各国携手并肩、同向同行；全球化越是遭遇逆流，越需要各国开放信任与合作、共克时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是技能重塑的主要渠道，是改善民生的基本途径，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逐梦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应当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坚守教育的本质、保持职业教育的特质，在时与势中锚定发展坐标，在危与机中寻求创新突破，成为面向人人的教育、点亮出彩人生，面向产业的教育、点亮经济活力，面向创新的教育、点亮未来灯火，面向智能的教育、点亮变革智慧，面向国际的教育、点亮人类共同命运。

怀进鹏表示，我们邀请来自全球的政界人士、职业院校、企业朋友们共同擘画浪潮之中的全球职业教育，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共建共享“会、盟、奖、赛、展、刊”六大职业教育国际公共产品，定期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成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设立首个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奖，升级举办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设置世界职业技术教育专题展，创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期刊，为世界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注入新动能，作出新贡献，携手提升世界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服务各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教育部11月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在会上介绍称，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3年，我国共有职业学校11133所，在校生近3500万人，形成了中职、专科、本科完整的层次体系。

在发展规模上，职业教育分别撑起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近年来，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70%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已经成为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

彭斌柏表示，将深入推进“一体两翼五重点”战略任务。在省级层面，教育部分别与天津、山东等9个省份共同开展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试点工作，进一步落实省级政府领导和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

在市级层面，依托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主要经济功能区，建设了34家市域产教联合体，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的紧密度。

在行业层面，推动职业教育围绕重点产业，建设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国家有色金属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的适配度。实施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职业教育关键要素改革，努力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提高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水平，丰富建设内涵，确保建设质量。

在总体要求上，《通知》提出，以产业园区为基础，聚焦区域主导产业，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着力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建设，统筹规范现有市域产教联合体，有序培育建设新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把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成为产教融合新形态、区域发展新机制。

《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内容，要求深化“四个合作”，即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推进“五金”建设，即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实训建设。同时，配套出台《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标准（试行）》，设置基础性指标、实质性指标、否定性指标3个一级指标，细分为16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各指标设置观测点。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各在建联合体严格对照建设标准查摆问题，加强规范引导。教育部将依据《通知》及建设标准对市域产教联合体进行全过程跟踪监测及动态管理，引导联合体在服务区域发展方面取得新突破。

《通知》首次提出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纳入部省会商内容，教育部将与部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市（县）政府、牵头学校和企业进行会商，通过评估、调研、监测等形式，精准分批培育建设新设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通知》公布了第二批共6家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分别为江苏太仓、浙江宁波、浙江义乌、广西南宁、四川宜宾、新疆昌吉。

《通知》要求，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组织保障、政策保障、经费保障。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推动地方政府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纳入省市两级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职责范围，推动市委、市政府专题研究市域产教联合体工作；推动市级政府出台支持市域产教联合体良性发展，能落地、见成效的“政策包”，明确金融、财政、税费、土地、信用、就业等激励政策的细化措施；推动市级政府、企业、学校安排市域产教联合体专项经费，加大财政经费支持力度；吸引社会资本、产业资金投入，支持市域产教联合体重大建设和改革项目。

11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对外发布《关于深化家政服务业产教融合的意见》。《意见》提出，普通高校、职业学校要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增设市场急需的家政相关专业，合理安排招生规模。

为深化家政服务业产教融合，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新政共涉及五大方面，其中第一项便是加强家政人才教育培养。在发展家政相关专业学历教育上，《意见》提出，普通高校、职业学校要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增设市场急需的家政相关专业，合理安排招生规模，增加办学层次，构建梯次有序的人才培养体系。

同时，普通高校与职业学校也要推动课程资源共享，探索学分互认。原则上每个省至少建设1个职业教育高水平现代家政类专业群，全国建设2个以上国家级职业教育高水平现代家政类专业群。

此外，《意见》也明确，支持各类高等院校发展家政相关专业学历继续教育，有序推动家政相关专业纳入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鼓励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普及生活劳动知识与实用技能，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开展适宜的生活劳动教育，支持学校聘请家政专业教师兼职授课。

与此同时，《意见》在深化供需对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也明确，支持家政产教融合型企业、家政龙头企业、员工制家政企业等，与开设家政相关专业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建立稳定对接机制，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进入家政行业；鼓励各地对农村劳动力、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登记失业人员加强职业指导，提供多种形式就业推荐。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和服务体系建设行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通知》强调，要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供需适配。加强就业市场需求分析研判，及时掌握就业市场需求变化，编制发布人才需求报告和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化，主动布局新兴学科专业，扩大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布点，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加强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将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作为高校办学资源配置、教学质量评估、招生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

《通知》强调，要充分发挥促就业政策的引领作用。加力落实助企稳岗促就业政策，加大促就业政策宣传解读。优化规范招聘安排和秩序，统筹协调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录）高校毕业生和各类升学考试时间安排，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支持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支持政策研究。

《通知》强调，要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深入开展“访企拓岗”行动，落实“两个100”和“不少于10家”要求，足质足量开拓就业岗位。充分用好校园招聘主渠道，拓展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支持二级院系积极开展小而精、专而优的小型专场招聘活动。开展民营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专项行动，支持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创新挖掘基层就业空间，组织实施好“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基层项目，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支持各地开发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农业科技等岗位。全面推广使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建立就业信息归集机制，推进国家、省级、高校三级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互联共享，加快就业服务智慧化升级。

《通知》强调，要做实做细就业指导帮扶。强化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完善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课程体系，打造一批名师金课及精品教材，办好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探索面向高年级学生开设专业微课程、职业培训课程，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加强就业育人与观念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健全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机制，组织实施好“宏志助航计划”。完善就业实习实践制度，推动更多毕业生通过实习实践实现就业。

《通知》强调，要持续推进就业监测与综合评价改革。加强就业进展监测，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分级开展就业监测数据自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深入推进就业评价改革，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就业评价体系，全面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为教育教学评估、就业工作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通知》要求，要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保障水平。各地各高校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民生头等大事、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工作保障，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四到位”要求。加强就业安全教育和权益维护，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良好氛围。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提升基层能力，增进群众健康服务获得感有关情况进行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傅卫表示，当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与相关部门正重点关注大学生乡村医生长期留任这一问题。下一步，各部门会持续实施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引进更多高素质人才。

据介绍，自2023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开展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截至今年10月底，该计划录用的近7500名大学生乡村医生已陆续走上工作岗位。该计划为村医队伍建设起到提升学历层次、优化年龄结构的作用。2023年专项计划已招录的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97%的人为35岁及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为12.5%，大学专科学历比例为87.5%。目前，各地正继续推进2024年专项计划招聘工作。

如何更好地长期留住并用好大学生乡村医生人才？傅卫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加强已到岗的乡村医生管理，并组织开展全面的、具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大学生乡村医生在医、防、管等方面的综合服务能力，以便于他们更好地胜任基层岗位，服务群众。

另一方面，引导大学生乡村医生与其他符合条件的在岗乡村医生尽快考取执业助理医师或者执业医师资格，并且将取得相关执业资格的村医逐步纳入到乡镇卫生院职称评聘中，让村医有更加广阔的职业上升空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将继续督促各地，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好村医的收入和养老等方面的保障政策，提高乡村医生岗位的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才在农村、在基层能够留得住、干得好。

记者从在天津举办的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获悉，2023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新增专业布点1266个，比上年增加8.24%，毕业生105万余人。

大会由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11月22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在会上发布。

11月21日，参会者在职业教育专题展上体验未来产业仿真实训中心。当日，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开幕，大会设有职业教育专题展，展览面积约5600平方米。展览设置了技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近年来，职业教育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优化专业设置、创新培养模式，以高素质劳动者供给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2021年，教育部全面修订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其中，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乡村振兴等领域成为专业设置的重点。

为了更好地适应产业的快速迭代发展，我国还建立了职业教育专业动态调整机制。2012年以来，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点年均调整幅度超过12%。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新增专业点6068个、撤并专业点5052个，调整幅度达17%。

报告显示，我国职业院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维持高位。2022年至2024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别为94.70%、94.44%、93.96%，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别为90.60%、91.88%、93.55%。

近三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就业岗位对口率逐年提升，2023届毕业生达到72.17%，较2021届增长4.75%；2023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4082.2元，较2021届增长11.13%。

我国职业教育协同企业解决一线生产问题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2023年，职业学校重点瞄准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和工艺问题，承接国家级科研项目2700余项，比2022年增长7.52%；通过校企共建技术服务平台等方式为企业开展技术服务，累计金额超过91亿元；转让专利成果超过7000个，涉及金额超5.4亿元。

首个由我国主导的世界职教合作组织机构——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外宾见证下，11月21日在天津举行的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正式成立。

目前已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行业企业以及教育组织等89个机构作为首批成员加入联盟，其中包括64所院校代表、12家企业代表，以及13个行业协会和教育组织代表。

“联盟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国外职业教育相关机构，充分体现了世界性。同时，联盟涵盖了院校、企业、行业等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各类机构，涉及的产业门类众多，各行各业各类相关的机构都有代表加入联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安延说。

该联盟旨在为职业教育搭建起最广泛，最具均衡性、代表性、包容性的国际平台，其筹建工作历经两年时间。

在2022年举办的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全球职业教育相关方，发出了成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的倡议，呼吁全球教育界、产业界和其他社会组织、有识之士一道，共同构建紧密合作、开放包容的全球职业教育伙伴关系，并得到了积极热烈的响应。

11月20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作为联盟筹建组秘书处，成功召集举行联盟第一次全体成员大会。会上通过了联盟章程，宣布了联盟理事会首任主席，并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劳工与技能部部长穆费丽亚特·卡米勒说：“本次会议上启动的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是一个及时举措，契合了我们对全球合作的愿景。埃塞俄比亚致力于积极参与这一全球实践共同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2届大会主席西蒙娜-米雷拉·米库列斯库表示，技能将成为在当前日益复杂的环境中生存的“通行证”。因此，从公司到社会组织、政府以及学习机构，各方共同致力于职教事业就变得尤为重要。中国发起成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值得称赞。

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11月22日闭幕，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了《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天津共识——32国部长宣言》（以下简称《天津共识》）。

《天津共识》是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期间，由32个国家的40位教育或相关部门负责人讨论通过的。《天津共识》达成了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持续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断加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的共同理念。

《天津共识》希望通过技能培训，为贫困人群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助其摆脱贫困，实现自我发展；希望通过技能投资提升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加速全球经济复苏；希望通过技能交流，优化全球技能资源配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

《天津共识》倡议重视技能发展，加大投入，构建灵活多样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确保受教育者掌握适应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技能；倡议携手构建开放、包容、共赢的技能开发机制与平台，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社会迈向更加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天津共识》发起共同行动，重视技能开发，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坚持对话合作，构建高技能人才培养经验和成果分享机制，提升各国职业技术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深化产教融合驱动国际产能合作，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加强教师培养，构建培养培训体系，加速教师适应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发展需求；完善质量标准，共同制定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各国普遍认同的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标准。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表示，《天津共识》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具体目标转化为各国携手推进职业技术教育的共识、行动和成果，凝聚了各国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经验和智慧，是本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期待未来与学校开展更深入的合作，推动东盟地区直播与短视频行业的发展……”近日，柳州职业技术大学迎来了一批特别的学生，他们是越南越美学院的12名学员，专门到广西参加直播与短视频专题培训。

近年来，广西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尤其是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广西教育系统大力推进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建设，推动打造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创新高地取得更大实质性进展。”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刘友谊表示。

2023年12月5日，由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现为柳州职业技术大学）与柳工机械印尼有限公司、雅加达国立理工学院三方合作共建的首个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中国—印度尼西亚智能运载装备现代工匠学院”，在印尼雅加达国立理工学院挂牌。

截至目前，17个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建设项目落地生根，12个项目建设单位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文莱、缅甸等国家挂牌，依托学院建设的技能培训中心相继投入使用。

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项目的建设，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办学导向，为重大产业产能海外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技术服务支撑。

“在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的留学生活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我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掌握了汽车制造、维修等方面的专业技能。”来自印尼的留学生迪塔，参加了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上汽通用五菱公司联合打造的“中印尼汽车产业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学成归国后，成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印尼雅万高铁项目部门主管。

在建设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的过程中，广西职业教育坚持协同合作、共建共享理念。

在泰国、缅甸、印尼等东盟国家院校，广西职业院校编制了72个国际化培训资源包，提供了中文、缅甸语、泰语、英语及印尼语等语言的培训资源，这些国际化培训资源包已被2万多人次使用，为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支持。

在亚、非、欧23个国家建设24个鲁班工坊，开设14大类60个专业，累计在海外开展学历教育2.2万人次，实施技能培训3.5万人次……近年来，天津市发挥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优势，率先创设“鲁班工坊”品牌，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经济发展急需的高技能人才。

今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在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揭牌，这是天津在海外建设的第24个鲁班工坊，采用“工程实践创新项目（EPIP）”教学模式。“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的建设充分展现了天津职业教育的教随产出，也充分彰显了职业教育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上的优势特点。”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国际交流处处长耿春梅说。

“工程实践创新项目（EPIP）”教学模式，是基于天津职教教学和改革经验，创新、推广而来的中国职教教学模式。其特点是通过实际工程项目引导学生，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缩短毕业生进入企业的磨合期。

以鲁班工坊为平台，天津在全球推广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在17个国家设立EPIP研究中心，推动精良的教学设备、优质的教学资源“走出去”。

截至目前，天津共培训海外专业课教师3300余人，输出教学设备5000余台（套），开发、出版教材144册，编制实训讲义、工作手册等273册，翻译成10余种语言，并凭借EPIP和鲁班工坊两次获得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在培养培训优秀高技能人才的同时，鲁班工坊坚持“教随产出、产教同行”，带动中国企业和优质产品“走出去”。

天津职业院校服务120余家中资企业海外发展，中国土木工程有限公司、华为公司为吉布提、泰国、肯尼亚等多国设立鲁班工坊提供保障。本地企业天津骥腾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高铁动车组仿真实训系统”，成为泰国铁路人员培训专用装备，获得海外订单5000万元。

“天津将持续提升‘鲁班工坊’品牌价值，健全工作机制、深化项目建设、提升建设质量，持续建设、维护、发展好‘鲁班工坊’国家品牌。”天津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委主任荆洪阳说。

摘要：县域产业学院建设包括规划主体（教育主管部门）、办学主体（应用型高等院校）、服务主体（县域行政服务系统）、协同主体（县域骨干企业）。在研究县域产业学院建设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以及分析县域产业学院建设实然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县域产业学院建设4个主体的应对之策。教育主管部门要持续优化县域产业学院政策制度，建立健全教学评估与质量监控体系。应用型高等院校要聚焦县域需求做好专业设置与课程优化，依据产业需求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县域行政服务系统要加强惠教政策的落地实施与监管力度，持续提高教育资金投入规模与使用效率。县域骨干企业要探索实施多元化的合作模式，创新激励机制，健全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定期评估合作效果。

关键词：县域产业学院，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县域骨干企业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2019年一般课题“地方高校延伸到县域办学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IA190164）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县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转型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在这一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深入县域办学施教、聚焦优势产业建设县域产业学院，成为日渐普遍的战略选择^[2]。县域产业学院作为现代产业学院体系的县域实践深化，是一种立足县域产业发展需求，经由地方应用型高校、职业院校和地方政府、县域骨干企业多方联动、共同建设的教学科研育人机构，是高等教育深入基层经济社会、与区域支柱产业深度合作的场域呈现，凸显了“高等教育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结与协同促进关系”^[3]。自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来，各地积极响应，开始探索在县级行政区设立产业学院的可行性，这一模式在2020年后随着《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出台进一步得到推广。在2021年公布的全国首批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序列中，就有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葡萄酒学院、常熟理工学院光伏科技学院、宁波工程学院杭州湾汽车学院、江西理工大学先进铜产业学院等将办学场域下沉至县域（包括县级市），其他应用型高校也有大量与县域骨干企业直接接轨联合办学的案例，呈现“产业为要、区域共生、学科交叉、跨界发展”等区域产业融合特征^[4]。

县域产业学院在肩负产教融合组织在县域深度下沉的教育价值之外，还深刻诠释新时代发展节奏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创新内容^[5]。作为新时代的发展事物，县域产业学院受到教育资源短缺、政策支持不足、机制体系尚不完善等不利因素的制约^[6]，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还不能有机地对接融合，在实际建设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和挑战^[7]。因此，探索县域产业学院建设的优化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一、县域产业学院建设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高等教育体系正面临深刻变革，传统教育资源及社会服务能力的边际效应递减，加剧了社会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8]。在这样的背景下，县域产业学院建设不仅是教育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积极探索，也成为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创新。县域产业学院建设受到国家教育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双重推动。

（一）县域产业学院建设的价值理性：培育适切性人才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发展，职业教育正面临新兴产业类型与复杂劳动形态的双重挑战，并重新站在价值选择的“十字路口”^[9]。县域产业学院作为现代产业学院的县域延伸，扮演着促进新工科与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核心角色^[10]。为达成此愿景，必须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以最大化地激发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地方行政机构、行业组织及企业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潜力。综合来看，县域产业学院建设的价值理性基石在于对“育人为本”理念的坚持^[11]，这是对教育本质的价值认可与理性尊重。为此，县域产业学院建设一方面需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学生发展为工作中心，推动学校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紧密对接，培育学生的科学素质和科技技能以及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指引学生树立学以致用、服务县域的价值观和择业观；另一方面需要积极探索有效整合地方教育资源、推进中高职一体化的新方法新路径，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循环利用^[12]。构建既能满足产业升级对高素质人才需求，又能激发个体创新潜能的教育生态系统，培养更多符合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需求的“对口人才”，拓展“培育本土人才与吸引人才回流”并行的“县域人才新格局”^[13]。

（二）县域产业学院建设的工具理性：培育新质生产力

县域产业学院建设要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14]。从工具理性视角来看，县域产业学院建设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学科交叉融合两个层面具有重要的创新工具属性。就产业转型升级而言，县域产业学院建设是高等教育践行产教融合理念、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发达县域优势产业逐步朝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对兼具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的人才需求激增，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发展也进一步呼唤优质人力资源的在地匹配。为此县域产业学院建设需要以区域产业发展的技术急需和人才急盼为指引，深入了解所在县域的产业特点、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构建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教学及科研体系，主动承担县域创新中心和创业基地的重任，有效提升县域产业竞争力、汇聚产业转型发展新动能。

就学科交叉融合而言，地方骨干企业的人才需求、科技需求和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决定了县域产业学院不宜以单学科为载体，而需以交叉学科、融合学科为依托，将教师专业化发展、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企业在地科技服务有机结合，促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专创融合，建设以服务区域优势产业需求为导向，多渠道共建共治、多主体共管共享的“多元主体共创的产教共同体”^[15]。通过产教深度融合，促成教育链、人才链与科技链的无缝对接，形成产学研联动的“三螺旋效应”^[16]，为县域经济的创新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二、县域产业学院建设的实然困境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E.S.Lee提出著名的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Push-PullTheory），将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划分为人口迁出地的“推力”（Push Forces）和人口迁入地的“拉力”（Pull Forces）两个维度。由于县域产业学院建设可被视为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向县域经济迁移的探索，因此推拉理论也可为县域产业学院建设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县域产业学院建设的动因、过程和效果^[17]。

依据推拉理论，县域产业学院建设可被视为由高等教育系统对外服务半径扩大导致的推力和县域经济社会对内争取优质科教资源的拉力综合作用下的复合进程。其中，推力作用主要包括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引导推力和应用型高等院校的办学实践推力；拉力作用主要包括县域行政服务系统的区域发展吸引拉力和县域骨干企业的技术人才需求拉力。理想的县域产业学院建设应当是高等教育系统与地方政治经济系统双向奔赴、推拉协同的良性循环进程。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县域产业学院建设进程并非一帆风顺，面临“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的匹配度不高，各主体参与学院建设的积极性不强，产业学院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的创新度不足”^[18]等运行受阻问题，“协而不同”“合而不作”“学校热、企业冷”“重理论、轻实践”等情况依然存在，难以形成“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实现利益共享的平台”^[19]。

（一）教育主管部门面临的实然困境

在办学实践中，教育主管部门容易遭遇“五龙治水”的管理难题。

首先，政策的出台与执行本身就蕴含着多维复杂性。鉴于县域产业学院建设是一个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的领域，政策的形成必须在平衡各方需求中寻求共识。这一过程不仅显著提升了政策设计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也对政策执行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即在面对不可预见的实施变量时，展现出灵活应变与高效协调的能力。

其次，资源调配与整合困难较为普遍。鉴于产业学院建设对资本、人力资源及实体设施的庞大需求，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现实约束下，有效平衡多方利益，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才能取得理想的建设成效。

最后，监管评估也面临较大障碍。产业学院的广泛分布与数量增长，加之评估指标的主观性与评估对象的复杂性，导致质量监控与效果评估难以精确实施，影响产业学院的建设进程。

（二）应用型高等院校面临的实然困境

在办学实践中，应用型高等院校融入县域社会经济的过程中容易遭遇“水土不服”的现实问题。

首先，专业配置与市场需求存在不同步问题。尽管高等教育机构力求专业设置紧跟县域经济发展步伐，但市场快速发展常常导致学校的专业建设相对滞后，造成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错位，“教育产品”即人才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之间出现不完全匹配的情况。

其次，科研成果转化与利益协调机制存在非对等性问题。产学研融合过程中的技术转移耗时长、效率低下，转化率偏低，挫伤了合作双方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科研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归属与经济效益分配敏感且复杂，成为影响合作深度与广度的关键瓶颈。

最后，资源流通与共享存在制度性梗阻。受地理远近、管理壁垒等因素限制，资源流通不畅、沟通交流不足的情况依然较为普遍。

（三）县域行政服务系统面临的实然困境

在办学实践中，作为服务主体的县域行政服务系统容易遭遇“管放平衡”的复杂挑战。

首先，政策执行与监管面临困境。尽管优惠性政策已出台，但在具体实施层面，却遭遇了从中央到县域政策传导的衰减，表现为政策解读不一、执行力度不均等。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导致产业学院建设的方向偏离其初衷，还可能拖慢发展的步伐。

其次，资金链紧张与资源错配容易引发风险。受限于县域财政状况，资金投入的局限性直接影响产业学院的硬件建设与运维水平，加之资源分配过程中信息传递不畅或协调机制缺失，易引发校企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乃至不合理，抑制了办学效能的充分释放。

（四）县域骨干企业面临的实然困境

在办学实践中，作为技术人才需求方的县域骨干企业容易遭遇“供需错位”的现实挑战。

首先，尽管骨干企业具有明确的技术需求，但因信息沟通不畅或信息不对称，产业学院常难以及时掌握、深刻理解这些技术需求，致使其人才培养方案与骨干企业的需求出现偏差。

其次，产业学院容易面临资源投入与配置效率的矛盾。校企合作过程中骨干企业对产业学院的资源支持（包括资金、设备、人力资源等）需要更加精准高效。如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与利用，还需校企双方相向而行、协同并进，建立适切县域实际的信息共商机制、机构共建机制、人才共育机制、项目共设机制和文化共融机制。

三、县域产业学院建设的应对之策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指出，“坚持产教融合。将人才培养、教师专业化发展、实训实习实践、学生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科技创新功能有机结合，促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打造集产、学、研、转、创、用于一体，互补、互利、互动、多赢的实体性人才培养创新平台”。县域产业学院建设主体“四方联动”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企业产业链、创新链的“四链贯通”^[20]，促使各方从被动的“参与者、协助者”转变为积极的“主导者、创建者”，共同创建“办学主体共举、办学权力共有、办学决策共商、办学责任共担、办学资源共筹和办学效益共享”的产教共同体。

（一）规划主体（教育主管部门）的应对之策

首先，持续优化县域产业学院政策制度。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能涵盖政策创制、资源集成、导向指引、监管优化与合作促进等多个关键维度。

第一，教育主管部门需根据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产业特色，明确县域产业学院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径，制定产业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引导产业学院特色化发展。

第二，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县域产业学院建设的实际困难，出台具有针对性的专项政策或特色制度，并根据产业学院建设的最新进展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政策内容与工作方向。尤其需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通过设立涵盖政府、产业界、教育界、商业界及学生家长代表的多元化咨询平台，推动参与式决策。

其次，建立健全教学评估与质量监控体系。除了政策引领、方向把控外，教育主管部门还要加强对产业学院建设过程的督导。

第一，教育主管部门应致力于制定一套科学严谨的教学评估准则，旨在减少教学评估过程中的主观判断，确保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尤其要积极对接产业数据库和技术需求信息库，从产教融合、科教一体的角度评估县域产业学院的教学成效，确保学院教育教学活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第二，教育主管部门还需着力完善质量监控体系，对县域产业学院建设进行全面、实时的质量监控，定期评估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成效，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改进教育教学、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为县域产业学院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办学主体（应用型高等院校）的应对之策

首先，聚焦县域需求做好专业（群）建设与教学优化。应用型高等院校应深化产教融合的教学理念，积极试点现代学徒制，探索“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新型教学模式。

第一，应用型高等院校通过推进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一体化育人机制，与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

第二，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应用型高等院校应搭建云课堂平台，通过提供在线课程、虚拟实验室、数字图书馆等数字化学习资源，跨越地域界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其次，依据产业需求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应用型高等院校充分发挥在科技创新中的独特优势，与县域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科技研发与产品革新。在这一进程中，应用型高等院校需实现从“单兵种作战”到“联合兵团作战”、从“各自为政”到“联合施策”以及从“模拟演习”到“实战实训”的根本转变。

具体而言，应用型高等院校聚焦产业发展，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的理念，汇聚产教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度。这要求应用型高等院校深入剖析县域产业结构、发展状况，构建针对县域关键技术难题的数据库，并形成具有明确针对性的科研项目池。在此基础上，应用型高等院校应加速与企业联合选题、协同研发的进度，以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校企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服务平台，进一步简化转化流程、缩短转化周期，并设立专项基金以激励产学研合作，加快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尤为重要的是，应用型高等院校需加强与县域龙头企业的深度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科研与产业同频共振。在推进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还需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如采用利润分成、股权激励等多元化的激励模式，以保持校企双方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三）服务主体（县域行政服务系统）的应对之策

首先，加强惠教政策的落地实施与监管力度。县域行政服务系统需针对上级政策制定实施细则。这要求县域行政服务系统对政策进行精细化解读，避免理解上的歧义和合作上的误区。

第一，县域行政服务系统需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责任划分和进度规划，以保障相应政策的执行力度。为此，在县域产业学院建设进程中，县域行政服务系统应成立专门的统筹机构，汇聚地方教育、财政、税务及土地等相关部门，通过定期交流协商机制，提升政策执行质量。

第二，县域行政服务系统必须不断优化政策执行的监督与反馈机制，通过定期收集县域产业学院及合作企业的反馈意见，科学评估政策的执行效果。这样不仅可以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还能及时纠正政策执行偏差。同时，县域行政服务系统还应定期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便识别并解决产业学院建设中的主要问题，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其次，持续提高教育资金投入规模与使用效率。县域行政服务系统应致力于优化资金投入策略与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第一，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对县域产业学院的重点项目或亟待改进的领域进行精准投资，推动学院的快速发展与教学质量提升。同时，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并为产业学院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县域行政服务系统应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除了传统的财政投入外，还可以考虑建立教育发展银行、发行教育彩票、发行教育金融债券等。

第二，县域行政服务系统必须加强资金管理使用监督，确保资金的合规、高效运用。为此，应加强预算管理，对资源进行科学配置，确保资金能够优先投入到基础设施升级、教学设备更新等关键领域。同时，县域行政服务系统还应以公开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定期公布资金流向与使用效果，接受社会监督。

（四）协同主体（县域骨干企业）的应对之策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管理和评价”。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深化‘引企入教’改革”“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首先，县域骨干企业应探索实施多元化的合作模式。这包括但不限于教授驻企交流项目、教师企业轮岗实践、企业专家兼职讲授等合作形式。县域骨干企业应与县域产业学院共同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推动学院教师赴骨干企业进行实践锻炼，同时邀请企业技术人员走进课堂和举办讲座。

其次，县域骨干企业应创新激励机制。可以通过实施股权激励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等，将校企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提高校企合作黏性。同时，县域骨干企业应健全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以保障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此外，县域骨干企业应定期评估合作效果，及时调整合作策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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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是新时代对职业教育提出的重要要求。打造以创新精神为内核的职业教育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

首先，创新是职业教育的核心追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一支理想信念坚定、品德高尚、“工匠型”的教师队伍，培养兼具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更好推动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三教改革、规范管理、内涵建设、综合改革四个阶段，建成世界最大规模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背景下，职业院校培养新质人才不仅要以“新”为主，聚焦科技创新驱动的高层次人才，也要以“质”为要，匹配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人才，更要以“人”为基，锚定新质生产力产业布局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在类型教育属性的基础上，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突出产业属性，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健全人才培养制度体系。要用创新精神赋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加强智能化教学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构建专业教学资源库，打造鲜明职业特色课程，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将科学技术及时融入教育教学中，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生态圈。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要深入研究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突出特色发展，深入融合拓展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实践平台和资源优势，打造人才培养合作联盟。职业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必须注重人才自主培养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在具体实践中，职业院校要不断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教学模式，培育一批双师型教师队伍、创新团队，以及一批具有高素质的高技能人才。

其次，创新是职业教育的精神品质。培育创新精神是职业教育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核心要素。职业院校在实践中应将践行教育家精神融入职业院校党建工作中，形成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工作创新机制，从加强思想认识教育、明确引入标准要求、增加外部支持供给、优化综合素养培训、营造健康校风文化等维度出发，进行协同创新，系统化推进职业院校“工匠型”教师团队建设，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作为能力素养的要求，将技术技能水平作为优化师资队伍结构的核心标准，培养“工匠型”人才，实现技能型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另外，创新是提升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是职业教育的使命。职业院校办学效果与国家社会转型升级密不可分。在教育政策制定中，要打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空间和学段界限，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进行创新思维培养，注重劳动教育，侧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职业院校应进行国际办学探索与实践，增强“技能报国，跨界融通”的合作意识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关注新型岗位与市场需求变化，注重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成效，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将工匠精神与职业素养教育贯穿职业教育始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机融入工匠精神元素，将大国工匠“请进来”，让学生交流“走出去”，提高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职业院校应以创新精神为引领，通过与国际先进职业教育机构合作交流，学习并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技术技能手段，并进行本土化应用研究，提出适度推进职院专业适应性的改革方案。充分借助职业教育产教融合、“1+X”证书制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等，助力职业教育与企业、产业进行深度连接，创新提出适度推进职院专业适应性改革、制定技术高层次培育方案、深化数字要素合理化配置、推动教育体系绿色化转型的基本思路，助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系统化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化和实操性的学习体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技术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和目标，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主体。从这一角度来看，职业教育对于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对于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深刻理解职业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这三大属性贯穿职业教育的始终，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政治属性是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方向和目标。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政治属性显得尤为重要。职业教育必须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培养什么人”强调了职业教育的目标，即培养具有正确政治立场和坚定理想信念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具备高超的技艺，还要在工作中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怎样培养人”则涉及职业教育的方法和路径，需要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严格的教学管理和丰富的实践活动，确保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能够准确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为谁培养人”则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宗旨，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这些人才应当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人民属性体现了职业教育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价值追求。从人民属性来看，职业教育必须体现公平性和普惠性。职业教育应致力于促进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职业教育应打破地域、经济和文化等障碍，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的机会。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不仅要关注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需求，更要关注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需求，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这些地区的教育质量，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职业教育应面向全体人民，特别是那些因各种原因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为其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让更多人享受到职业教育带来的红利。

战略属性要求职业教育服务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战略属性来看，职业教育要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渠道，必须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精准对接产业升级与创新需求，培养出既懂技术又善创新的复合型人才。这要求职业教育不仅要注重技能培养，构建灵活高效的职业教育体系，更要注重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的提升，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产教融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与智力支持。

2.正确处理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几对重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正确处理上述几对重大关系，对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至关重要。

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为这些领域培养大量专业人才，助力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职业教育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应及时准确把握民生需求新变化新趋势，加快培养相应领域技术技能人才，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进民生福祉。

正确处理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职业教育不仅要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还要关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身心健康和综合素质的提升。职业教育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注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组织文化活动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人文素养和劳动技能。

正确处理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职业教育必须敏锐捕捉这些变化，紧密结合社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及时调整课程设置，确保培养出的人才能够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同时，职业教育还应通过与企业、行业、社会的紧密合作，构建开放、协同、共享的育人机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正确处理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职业教育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教育规范，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快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确保教育教学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同时，职业教育应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和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正确处理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职业教育应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确保职业教育的方向和目标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同时，职业教育应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经验，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参与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的制定，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3.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举措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立德树人工程。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贯穿职业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通过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考核标准，确保立德树人工程的有效实施，培养出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技术技能人才。开展丰富多样的德育活动。组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社会责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加强思政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将思政教育融入职业教育的全过程，开设具有针对性的思政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加强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教育，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合理布局职业教育专业，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一方面，优化专业设置。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要紧密结合产业需求，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提出前瞻性和适应性目标，确保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能够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的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另一方面，深化产教融合。企业与职业院校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展教学活动、评价学习成果，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指引和惠企细则，进一步加大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设立产教融合发展基金、税收返还、融资贴息、学徒制岗位补贴等政策机制，吸引更多头部和专精特新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建设更多高水平实训基地，特别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实训基地。

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通过引进优质教学资源等方式，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确保这些地区的学生也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加强中高职和本科的衔接贯通培养路径建设，实现职业教育量与质的同步提升。对于办学条件差的县域中职学校，应根据具体情况撤并划转到地级市管理，优化职教资源，实现普职教育资源双向提升，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学能力。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广大教师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和坚定的职业信念，通过组织师德师风教育活动、开展教学技能竞赛等方式，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教学能力。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通过定期组织教师培训、开展教学研讨等方式，帮助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掌握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同时，加强对教师的考核和评价力度，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加入职业教育教师队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等方式，吸引更多具有新质生产力相关背景和经验的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

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职业教育应积极与国际知名职业院校、企业以及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师生互访、联合培养、学术交流等方式，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引进国际先进理念与资源。借鉴国际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本土化创新，引进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走出国门，在海外设立分校或办学点，开展境外职业教育合作，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积极参与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的制定工作，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世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和推进产教融合的先锋队，因与市场、生产力有天然亲近关系，正在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力量。新征程上，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要积极担当科学技术创新、人力资本跃升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使命，在实践中构建多元开放的育人格局，加快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模式，以高质量职业教育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职业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使命担当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更多高素质劳动者，要求职业教育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一是要推进战略性调整，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国家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人才供给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高效对接。二是要培养面向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全面提升人才的创新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跨领域协作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要打破传统教育固化、单向度的思维模式，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和丰富的学习资源，建立更加灵活开放的育人格局，促进学习者持续学习和全面发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人才红利”驱动力量。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求职业教育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体现出最终价值。普通高校的一些科研工作者习惯从文献中寻找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造成研究工作与生产实际需求脱节、研究成果找不到应用场景。与科研工作者相比，技术工人的理论分析可能不够深入，但更了解企业需求。对此，职业院校要与企业协同创新，通过供给知识、技术、技能、资源，围绕急需的关键技术难题和技术应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职业教育提升产教融合水平。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有机衔接的重要举措。职业院校要面向产业办学，以产教融合为重要抓手，努力把人文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要不断升级改造已有的产教融合共同体，将其打造为汇聚新资源、新要素、高素质、高智力的引领性平台，成为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主阵地，引导和推动产教融合向着引领性强、竞争力高的生产力汇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职业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进路

构建职业教育多元开放的育人格局，提高人才适配质量。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高精尖缺”科技人才，还要有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职业院校要把立德树人和弘扬工匠精神的育人导向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主动加强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与行业标准对接、教学与生产过程对接，培养符合学科交叉、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的“学历+技能”复合型人才，突出人才培养的职业性维度。要特别注重对数智人才的培育，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劲的智力支撑，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涌现和快速发展注入人才动力。要与政府部门携手建立区域产业人才需求预测与发布机制，建设人才供需大数据平台，及时反映行业人才需求与供给匹配度变化情况，为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提供参考。要切实保证专业建设质量，夯实职业教育新基建，更新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夯实科技创新基础。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职业教育在实践中要以科技创新赋能自身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坚持科技创新理念，推动创新文化重塑。相关政府部门应强化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宏观理念，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着力营造有利的创新文化环境。职业院校要健全科研管理模式，鼓励职业教育的首创精神和科研竞合机制，形成良好的科技创新文化氛围；要稳步发展职业本科，丰富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类型，探索专业硕士建设，提升技术技能科研人才的供给质量，促成职业教育内部一体化。另一方面，围绕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激发创新动力。职业院校应主动寻求与科研院校、龙头企业合作，加强技术开发、设计和推广，强化学生科研素养，让技术创业成为高职院校转型发展的新突破。要构建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专业体系，以学生熟练掌握技术技能为基础，强化学生对技术的优化和技能的提升，形成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

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模式，增强载体承接能力。深化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要充分发挥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载体功能。一是发挥院校和企业创新双主体作用，搭建承接实体。行业企业是产教融合的主体之一。在与职业教育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需要培育科技型企业为代表的经营主体。具体来说，要将载体建设与产教融合“两翼”建设互联互通，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使各类载体向“两翼”聚集，探索在“大融合”系统思维指导下构建高水平产教融合服务体系。二是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机制，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产学研用一体化机制本质上是将教育供给与生产力发展需求相对接的过程，但这种关系不是自动形成的，需要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和社会多元参与，通过政策引导、激励机制等方式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形成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的运行机制。三是对接区域，关注新兴和未来产业，发挥载体引领功能。产教融合共同体应在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将眼光瞄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接国家重大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卡脖子”问题和重大产业场景，加强企业和院校的研发力度，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 冯海芬）

职业教育作为以专业技能培养为核心的教育种类，其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分布在各行各业，利用自身的操作技术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我国面临着更为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要求各地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推动经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才的助力，应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探索和构建职业教育赋能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路径。

加强政策引领，激发职业教育改革动力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建设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应充分发挥宏观领导作用，引领高职院校投入到地方经济建设的宏大工程当中。颁布宣传性政策文件，鼓励高职院校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现实情况，对接地方发展战略计划，通过精准化、全面化改革提升教师队伍质量、加强课程体系建设、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供需的均衡化发展；颁布扶持性政策文件，依托当地现有资源，为地方高职院校提供技术、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帮助其开展新的人才培养项目、开发新的学科实践课程、开创新的职业教育模式，有效提升人才培养的实效性和全面性；颁布激励性政策文件，面向热心于地区经济建设事务并取得显著成果、高效完成育人任务的地方高职院校，给予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激励，促使其在未来继续发挥教育优势，以大规模人才产出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其优秀经验进行宣传推广和二次复制，提升整个地区的职业教育水平。

对接地方需求，明确职业教育发展方向

职业教育赋能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关键在于依据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采取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的举措来推动职业教育的优化改进。由此，地方高职院校应通过多种渠道来了解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以需求为导向，落实师资建设、课程改革、活动开展、人才培养等诸多工作。一是要立足于市场经济。明确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和人才供需情况，理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需求，精准定位人才缺口，以此为依据适当调整招生方案、学科专业和课程体系，力求培养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型人才，在助力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解决学生就业问题。二是要立足于战略规划。了解地方经济建设的未来规划和预期项目，做好前瞻性准备工作，推动职业教育模式的与时俱进，为经济建设发展筑牢后盾。三是要立足于时代趋势。顺应数字化时代发展潮流，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全力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数字素养，为地方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

深化校企合作，增强职业教育主体力量

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在地方经济建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不断建设龙头企业、创立新兴企业，地方经济才能始终保持繁荣发展的态势。高职院校与企业两大主体应加强合作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凝聚主体合力来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企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技术问题、人才问题等，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科研优势和教育优势，推动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有效转移，帮助企业高效解决问题、寻求发展突破口；打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渠道途径，广泛听取企业对于人才培养的意见反馈，借助企业力量来壮大师资队伍、搭建实践平台和完善实习制度，推动人才培养工作提质增效，以显著的育人成果来反馈企业的支持和投入；重视对中小企业和传统企业的支持，通过完善互助机制来建立高职院校和企业的一对一帮扶关系，基于中小企业站稳市场脚跟以及传统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方面的利益诉求提供教育援助，以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焕发传统企业生命力。

聚焦乡村振兴，发挥职业教育优势作用

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对于推动城乡一体化、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积极作用。高职院校应主动肩负起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诸多优势来为乡村建设发展提供强大支撑。针对乡村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的现实情况，组织本校教师成立帮扶小组，深入乡村帮助当地群众掌握先进技术、解决技术问题，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积极投身于乡村继续教育事业中，定期派遣优秀讲师前往乡村开设培训班，培训内容根据乡村产业建设需要进行灵活调整，帮助乡村群众掌握参与产业生产工作的能力，将劳动力转换为生产力；为乡村低学历人群尤其是低学历的基层干部提供接受系统职业教育的机会，化“输血”为“造血”，提升其知识水平、技术能力和创新意识，将其培养成为乡村建设的“领头羊”，带领乡村群众开发新产业、引进新技术、学习新理念，激发乡村经济内生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要想使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不断优化、赋能不断深化，需要各主体不断加强相互协作，由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为高职院校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一定的保障，由高职院校从对接地方需求、深化校企合作、聚焦乡村振兴多维度入手，实现人才供需的最优平衡、企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乡村建设的有效推进。在当下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建设将始终占据国家及地方建设的核心地位，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教育开展的重要主体，应牢记使命担当，通过高质量的人才输出和创新化的教育成果为地方经济、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助力。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杨程茜 祁占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制度。”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在笔者看来，很有必要再次修订职业教育法，破解体制障碍，以适应数字经济变革，培养时代所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一是增加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内容。修订版应设专章明确职业院校在智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培养任务，并通过法律保障实施，推动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还需加强校企合作，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课程与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确保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

二是完善数字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从顶层设计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行业与区域的管理职责，通过法律框架增强政府统筹和调节能力。探索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鼓励多方参与决策，以法律保障合作，推动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三是完善数字职业教育投入保障制度。建立动态财政专项经费保障机制，鼓励多方按比例投入，确保数字化职业教育的稳定发展，并推动社会力量通过多元化方式支持。修订职业教育法，注入法治动力，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现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的融合。

制定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

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中长期规划，明确发展方向，确保职业教育适应性与创新性，系统推进其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一是明确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力争到2035年，基本建成数字经济主导产业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并结合数字经济发展态势，通过法律框架动态调整培养目标，确保其前瞻性。明确分阶段目标和节点，以法律保障规划落实，促进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是精准人才培养，优化职教体系以满足数字经济需求。明确人才供给数量和质量目标，细化数字经济各产业需求指标，是构建高效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并需通过法律框架征求企业意见，确保政策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重视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以法律保障其发展路径，满足数字经济跨界融合需求，从而有效支持其持续创新与发展。

三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职教体系以培养数字经济人才。改革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重点发展智能传感、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工业软件等专业，注重实践教学和虚拟仿真，促进理论与实践融合，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鼓励开设跨学科综合课程，通过法律保障实施，培养学生复合能力，满足数字经济对多元化技能的需求。

四是强化协同责任，推动职教与数字经济融合。压实高校、企业等主体责任，明确地方政府、高校、企业在课程开发、师资培训等方面的法定职责，形成协同格局。通过法律框架建立协调机制，加强沟通互动，确保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教育资源高效配置。

五是强化投入与监管，保障职教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统筹教学条件建设，持续加大硬件和数字化校园投入，通过法律框架加强资金监管，保障培养质量。科学制定中长期规划，为数字经济与职业教育融合提供路线图，确保行业获得稳定技能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

建立数字经济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标准

构建合理、透明、统一的多层级技能等级评价标准体系，以数字经济岗位能力为核心，是提升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制度基础。

一是坚持科学性和权威性。借鉴国际先进理念，组织专家进行科学研究，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通过法律框架及时更新标准，以反映数字经济前沿要求，确保职业教育体系适应快速变化的产业环境。

二是体现开放性。推动评价标准的制修订程序公开透明，确保在法律框架下接受广泛参与和监督，借助互联网平台增强标准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强化标准的可操作性，明确职责分工，确保在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领域的规范执行，促进各方协同合作。

三是增强适用性。评价标准应兼顾技能培养与用人需求，通过深度校企合作实现教学与生产的无缝衔接。标准需具备前瞻性，以法律框架保障其适应技术更新，确保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四是注重系统性。通过综合统筹岗位要求、学习领域和职业路径，实现纵向技能等级与横向岗位的有效衔接。法律框架保障职业教育灵活性，解决当前人才培养问题并预留发展空间，以适应数字经济动态需求。

健全技能人才资格评价认证机制

通过法律框架构建数字经济技能人才评价认证机制，是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和职业教育体系与数字经济需求紧密对接的关键。

一是优化布局，整合资源，扩大服务。优化评价认证机构布局，通过资源整合和共享机制提升运作效率，扩大服务半径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促进数字经济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借助先进技术提升服务精准性，确保评价认证体系在法律框架下适应市场变化，支持数字经济持续发展。

二是统一标准，规范流程，提升效能与质量。统一评价认证标准，通过法律框架和标准化评估指标保障公正性和一致性，确保各方合法权益。规范操作流程和法律约束提升效率和质量，推动机构优化服务，确保职业教育体系与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三是完善培训制度，推行多层次认证，确保合法合规。完善职工培训制度，通过法律法规保障培训计划的连续性和实施，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建立法律监督机制，明确认证机构资质和责任，确保认证透明度和公信力，促进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四是将认证结果作为职称和聘任的法定依据，确保有效性。将认证结果作为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的法定依据，通过法律条款明确其权威性，强化职业教育在数字经济中的应用。建立严格法律监督机制，确保认证过程公正性和结果可信度，推动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五是依托法律探索多样化认证模式，精准评估技能，支撑数字经济。探索多种权威、规范的认证模式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支持数字经济发展需求。通过多样化认证形式，精准评估职业技能，依托法律法规建立标准化认证体系，确保合法性和透明度，为数字经济提供高质量人才保障。

六是探索技能认证与学历证书衔接，拓宽职业发展路径。探索技能认证与学历证书的有效衔接，通过法律框架建立互认机制，提升职业教育体系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此举促进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构建政府统筹协调工作机制体制

构建统一法律协调机制，明确部门职责，确保资源配置和政策实施有效，以提升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效率。

一是建立中央部委之间的协调机制。统筹产业政策、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部门，通过完善法律框架明确职责与权限，确保资源配置合法高效，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整合资源形成协同合力，以法律保障推动政策实施，助力职业教育在数字经济中的创新发展。

二是健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同联动机制。在中央统筹下，地方政府应制定区域特色政策，通过法律手段理顺管理体制，确保与中央政策有效衔接，促进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中央与地方良性互动需法律框架支持，并在职业教育中引入创新机制，以满足数字经济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三是形成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育人格局。加强政府统筹协调，通过法律框架整合社会资源，确保资源配置和政策实施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建立合作分工机制，引入创新实践，满足数字经济对多层次技能人才的需求，实现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四是优化政府部门内部运行体制。完善职能体系和管理机制，通过法律手段厘清部门职责，消除职能交叉，确保政策执行的合法性与高效性。形成一体化工作合力，使职业教育适应数字经济需求，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作者：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特聘教授、甘肃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龙圣锦；甘肃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高铭）

摘要：职业教育的协同治理需要界定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各自的地位，厘清其作用的发挥方式。欧洲国家在实践中形成了若干种存在差异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考察德国、瑞士、奥地利、丹麦和荷兰五国的具体做法，提炼经验启示：协同治理模式需结合国情、社会合作伙伴应全面参与、平台议事机制可多权合一。

关键词：欧洲国家，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社会合作伙伴

课题项目：2023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机制构建研究”（编号：B/2023/02/81主持人：朱鸿翔、张亚萍）；2023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高职院校智能制造类专业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编号：2023JSJG519主持人：张亚萍、朱鸿翔）。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要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的发展机制，鼓励支持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重点行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上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示范引领，形成制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产教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指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之一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故此，必须清晰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合作伙伴在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中的地位，厘清其作用发挥方式，以发挥协同治理的最大优势。研究参照美国俄勒冈大学艾莉森·加什（Alison Gash）对协同治理的定义^[1]，将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参与职业教育协同治理阐释为：“职业学校之外的非官方行动者和政府进行的以共识为导向的协调和决策过程，旨在制定或实施职业教育政策，推动职业教育发展。”鉴于欧洲国家在该领域的先发优势，能够提供诸多可供借鉴的先进经验，拟选取德国、瑞士、奥地利、丹麦和荷兰五国的实际做法加以介绍，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有益启示。

一、欧洲国家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状况

（一）各级政府部门分层次参与协同治理

德国作为一个由16个州组成的联邦共和国，州政府在许多政策领域都有决策权。德国政府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主要体现为：第一，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责任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承担，两者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治理方面有着明确的权限划分。之所以不将所有教育政策统归州政府决定，在于联邦政府负责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有着较高的关联度。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既高度合作，又分工明确。其中，联邦政府负责以公司为基础的“双元”学徒制，州政府则协调包括全日制培训学校和“双元”学徒制在内的所有与职业教育相关的问题。第二，不同层级政府机构内部各有负责职业教育治理的具体部门或协调机制。在联邦一级，《职业培训法》赋予联邦教育和研究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以领导地位，由该部门具体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所有基本问题。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还与联邦经济事务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开展密切合作，共同认可培训法规。隶属于教育部的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学院（Federal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则负责诸如组织起草职业教育和培训条例、更新培训职业目录、系统研究职业教育与培训等几项任务。在州一级，州政府管理各自辖区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学校。但为了确保能有一个统一的系统，各州的教育部部长会定期举行会议，制订共同的框架性课程，以便于各州遵照实施^[2]。

瑞士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是联邦政府、26个州和约600个职场组织（Organisations of the World of Work）的共同任务，这是由《瑞士职业培训法》第一条所规定的。瑞士政府的治理表现包括：第一，在发展战略方面，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宏观战略很大程度要受联邦法规制约，但在执行层面又表现得相当分散。因为欲推出对上述三方均有影响的决策，就必须遵循各方一致同意的共识原则，这无疑增加了政策出台的难度。政府相关机构的领导人通过固定的协调机制，即在每年召开一次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全国峰会上，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制定战略目标。第二，在具体职责方面，联邦政府负责保证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政府履行治理职责的代表部门是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State Secretariat for Education，Research and Innovation）。该部门的工作内容包括监督《瑞士职业培训法》在各州的执行情况，委托第三方开展职业教育研究与开发培训系统，批准培训条例，接受新的培训课程，等等。州政府除执行《瑞士职业培训法》外，还要具体负责职业学校和监督提供学徒制的公司。

奥地利同样作为一个联邦国家，却是由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政府负责教育政策^[3]。其表现有：第一，在政府部门中，联邦数字和经济事务部（Federal Ministry for Digital and Economic Affairs）负责监督学徒培训和批准培训规定，联邦教育、科学和研究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ducation，Science and Research）则负责监管承担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校。第二，区别于德国和瑞士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决策机制，奥地利的这两个联邦部门不与社会伙伴合作，这使得它们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治理中定位于领导角色。此外，奥地利的每个州也都有联邦机构负责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这与德、瑞两国由联邦和州分担责任的做法有所差别。

丹麦教育部对全国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实行统一领导。一方面，教育部负责构建职业教育的法律框架，并使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两者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该部还负责批准培训条例和资格、认证职业学校、质量控制等。总体来说，丹麦职业教育战略问题的决定权归于国家，而由地方一级负责具体实施。

荷兰教育部也负责所有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有关的问题。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确保职业教育的法律和财政框架，监督职业教育与培训方案的质量，定义不同职业培训项目的目标和能力，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战略规划等^[4]。荷兰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学校与丹麦类似，也是高度自治，它们可以决定如何在拟开展的学徒计划中贯彻国家定义的目标和标准。

（二）社会合作伙伴多维度参与协同治理

德国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工作，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代表雇主的商会和代表雇员的工会，两者都深度介入多个治理层面的决策。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德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由不同法律行为主体分别执行，这也导致包括大量不同行动者和机构在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协调起来非常复杂。德国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形式主要包括：第一，工会、商业中介协会和联邦、州政府的领导人每年举行一次政治战略层面的联盟会议，讨论规划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长期战略目标。联盟会议在技术战略层面的准备工作则交由职业教育与培训专家执行。第二，社会合作伙伴、联邦和各州政府共同向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学院董事会派出八名代表，这些代表一般都是职业教育与培训专家，他们会就国家层面相关的所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建议。此外，他们还支持联邦教育部对该学院开展监督。第三，社会合作伙伴在界定基于公司和学校的培训项目内容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往往会与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学院一起，开发新的或是修订现有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条例。鉴于职业教育与培训学校框架课程的实施由州一级的职业培训委员会组织，因此社会合作伙伴还会进一步和各州进行对接。

瑞士的社会组织不仅负责初始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以及大部分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方案，而且制定培训条例、参与授课和职业考试也都在其工作范围之内。瑞士数量众多的社会组织，例如商业中介协会、熟练工艺协会、工会和混合组织等，参与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整体发展和治理。瑞士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途径包括：第一，每年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峰会。商业中介协会、工会联合会两大社会组织和联邦委员会成员、联邦经济事务、教育和研究部部长，以及各州教育部部长会议的代表在峰会上讨论确定长期战略目标。第二，劳动世界组织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专家会同联邦及各州政府官员，在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上讨论战略目标实施问题。第三，由社会组织和各州代表成员组成的瑞士职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就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所有相关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

奥地利的社会组织针对职业教育的治理参与仅限于“双元”学徒制，在全日制学校培训问题上他们没有正式发言权。联邦学徒制咨询委员会（Federal Advisory Board on Apprenticeships）作为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最重要合作机构，只面向各类社会合作伙伴，奥地利的所有雇主都有义务成为商会会员，而所有雇员都有义务成为劳工商会会员^[5]，各商会在咨询委员会中拥有同样数量的代表。该委员会在特定行业的小组委员会、商会及劳工商会的支持下从事技术层面工作。例如，向联邦经济事务部提供职业教育与培训相关的咨询意见，包括认可新的培训条例。

丹麦的私人组织在职业教育治理中同样与公共部门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其特点包括：第一，培训提供者拥有很大自主权。由于21世纪以来丹麦职业教育趋于分散化和模块化，因此培训方能够自行决定调整培训课程。第二，丹麦有专业的多方合作机构参与职业教育的治理，它们是基础职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Council for Basic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成人和继续教育委员会（Council for Adult and Continuous Education）。两个委员会分别由10名工会成员、10名商业中介协会代表、2名地区代表和2名学生代表组成。第三，上述委员会的职责相当广泛。作为教育部的咨询机构，委员会能够向其建议发展新的或是取消现有的资格和职业方案。此外，委员会还负责监测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情况，他们提供的报告将成为教育部认可新培训规定的依据。第四，行业特定委员会从微观层面参与职业教育治理。该委员会在吸纳社会合作伙伴的同时，提供更为具体的服务。例如，针对某个行业制订个别方案，授权和监督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公司，负责考试和颁发职业证书，就特定行业情况向联邦部门提供建议，委托确定技能需求的研究项目等。

荷兰的社会合作伙伴主要通过两个机构参与治理。第一，由工会、商业协会和联邦政府委派相同数量的代表组成的社会和经济理事会（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虽然职业教育不是理事会的主要优先事项，但该机构会向政府提供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内的所有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政策建议。第二，职业教育和培训与劳动力市场合作基金会（Foundation for Cooperation on VET and the Labour Market）负责处理特定的职业教育问题。该基金会拥有9个特定的行业协会，其管理人员由员工、雇主、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者以及职业教师代表组成，负责处理职业教育的技术层面问题，尤其关注基于公司的培训事务。例如，对提供学徒制的公司进行认证，向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咨询，就培训内容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结合的问题向教育部提供建议等。

二、欧洲国家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经验启示

（一）协同治理模式须结合国情

欧洲国家尽管地缘相近，但不同国家却存在彼此相异的国情，在选择各界协同治理职业教育的模式和方式时，也具有鲜明的国别特征。德国和奥地利虽然均为联邦制国家，但就中央和地方职责权限划分而言，前者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均有职业教育的管理职责，后者则更多由联邦政府负责。再如，德国和瑞士联邦政府的相关部门会吸纳社会合作伙伴，体现出一种较为紧密的共治态势；而奥地利是政府单极管理模式，社会合作伙伴的治理权限就相对较小。欧洲几个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方面均有显著绩效，充分说明不同治理模式之间只有合适与否而没有高下之别。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是职业教育演进过程中各国所共有的，有些则是我国国情所导致的。要解决好此类问题，就必须从历史和实践中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具体到职业教育的协同治理，一是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在发挥中央主导性作用的同时，根据各地职教事业发展的现状，适时适度放权给地方，提高地方职教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广泛吸纳有志向、有兴趣、有能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类社会组织加入治理体系。二是要提升各级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的协同治理能力。我国的现代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一些涉及多元主体的关键性问题上还面临不少桎梏，唯有通过提高协同治理能力，才能减少沟通成本，推动形成共识，促使协同治理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

（二）社会合作伙伴应全面参与

欧洲国家的社会合作伙伴在职业教育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梳理比较各国参与方式和途径后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共性特征。一是各种行业协会、委员会和基金会是职业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够在不同层面上推动治理工作。例如，德国的行业协会能够与政府高层一起讨论制定长期的宏观规划，丹麦的两个委员会在中观层面监测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而荷兰的基金会在微观层面的参与甚至包括接受学生咨询。二是社会合作伙伴参与治理的范围相当广泛。上述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合作伙伴均深度介入了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技术运营，具体涉及教学、培训、认证、监督、咨询等。由此得来的启示包括：第一，在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大力拓展政府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渠道，通过构建各种对话和咨询机制，更多地在事关全局和长远的职业教育规划与政策中，体现业界声音。第二，赋予行业、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更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责任，鼓励其参与教学质量监控、培训条例制定、技能考试组织、职业资格认定、家长师生咨询等多方面工作。

（三）平台议事机制可多权合一

欧洲国家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之间拥有形式多样的沟通协调方式，这其中既有定期举办的协商研讨会，如德国的联盟会议、瑞士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峰会；也有常设的委员会机构，如丹麦的基础职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成人和继续教育委员会。总而言之，各国治理主体之间具有较为完善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平台，提供了各具特色、纵横交错的保障机制。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国家的许多机制实现了决策权、监督权、建议权和咨询权的统一。社会合作伙伴也往往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如丹麦的两个委员会中，工会和商业中介协会各提供10名代表就是典型事例。这种对等交流既有助于充分调动各参与方的积极性，又能有效避免弱势方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数量众多的兼容政校行企的沟通交流平台，形成了较为顺畅的协调机制。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平台形式略显单一、协调机制不够灵活、平台和机制的实质性议事决策功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等。基于此，借鉴欧洲经验，一是由政府牵头，在不同层面召开各种定期或非定期的联席会议；二是因地制宜，社会合作伙伴之间灵活设立针对具体工作内容的专门委员会、基金会、理事会。除了赋予上述平台机制信息沟通职能之外，还可根据实际考虑赋予其部分职业教育的治理权。

三、结语

职业教育的深入发展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的支持与参与，这不仅由职业教育的性质和内涵决定，也已被部分职教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证明。落实到协同治理方面，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在不同层面通过何种途径参与哪些工作，会导致相异的治理模式。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协同治理还有待各方的进一步合作协调，尤其是对于各类社会合作伙伴，要给予其治理权力，支持其参与治理^[6]，构建多样化的协同治理机制或平台并使其具有实质性议事决策功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抓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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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朱鸿翔 张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