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8月07日第14期总第3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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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召开年中推进会

723日,教育部召开年中推进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聚焦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编制实施,统筹调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和部党组年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部署推进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工作。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机关司局和直属单位就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及下一步考虑作了汇报交流。部党组成员结合分管工作进行点评和工作部署。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怀进鹏指出,上半年,教育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学习实践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作为“第一政治要件”,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勇于担当创新,全面落实年度工作要点,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加强教育强国建设战略谋划,全面系统的育人生态构建取得新进展,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推出更多改革新举措,教育民生保障和改善取得新成效,教育对外开放成功开拓新空间。各司局和直属单位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和实战作风,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取得预期成效。

怀进鹏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把握教育强国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深刻洞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态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围绕科技发展规律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动态调整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要聚焦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深入推进“两个先行先试”,深化职业教育“一体两翼”改革。推进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持续增强高校发现知识的创造能力和成果转化效能,在创新中培养人才,在人才培养中实现创新,不断提升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要结合我国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找准教育公共服务落脚点,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持续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调整优化教育结构布局。要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找准教育对外开放突破点,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推进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

怀进鹏要求,要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领会,谋划好贯彻落实的有力举措,把握好推进改革的有效方法。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下半年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已有进展的继续深化,开始启动的加快推进,遇到瓶颈的创新突破。要全面加强政治建设,完善党纪学习教育长效机制,优化教育大安全工作格局,确保教育系统安全稳定。

机关各司局、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参加会议。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现场推进会召开

730日,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现场推进会在福建晋江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晋江经验”和“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理念,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吴岩出席会议并讲话。

吴岩指出,自2022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来,建设8个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2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28个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能力不断增强。他强调,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要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做实“一体”,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试点。二是建强“两翼”,主动布局市域产教联合体,有序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三是办好三件大事。认真谋划“新双高”建设,积极推动“职教出海”,高质量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四是打通“四链”,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在纵向上内部融通,在横向上相互打通。五是打造“五金”。打造“金专、金课、金师、金地、金教材”,以教学关键要素“小切口”全面推动职业教育“大改革”。

15个省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27个市级政府及园区管委会、30家企业、35所院校和61家行(教)指委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前,全体参会代表赴晋江经验馆、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安踏(中国)有限公司、福建盼盼集团学习调研。

 
人社部:19个新职业“入编”!“数”“智”成新标签

又有19个新职业!

73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发布:云网智能运维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用户增长运营师等19个新职业,以及直播招聘师等28个新工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新职业不断涌现,折射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满足着生产和生活的新需要,也给劳动者带来更多就业选择。

这次发布的19个新职业,半数以上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如紧跟前沿技术的“数”“智”职业: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等;数字经济孕育的全新岗位:网络主播、用户增长运营师等。

绿色,是新职业的一大“标签”。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标注的绿色职业已有134个,占职业总数的8%。这一批“入编”的新职业,不少源于经济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的新需要,如脱胎于传统产业的氢基直接还原炼铁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电能质量管理员等。

职业“上新”,见证着社会发展的新活力。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口腔卫生技师、滑雪巡救员等新职业,生活服务体验员、老年助浴员、休闲露营地管家等新工种,都反映了人们生活需求的多元化和新变化。

什么样的职业能“入编”新职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王晓君介绍:“我们认定的新职业,不是新出现也不是新创设的,是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但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职业。”

据介绍,一个新的职业能否入选大典,需有关机构和单位申报建议,再进行层层筛选,经过专家评审论证、书面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意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环节,对这个职业的社会性、技术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2018年启动新职业征集工作以来,各方面申报的新职业数量逐年增多。2022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已收录168个新职业。202310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一批新职业,共收到建议书430余份。

新职业的发布只是职业建设的开始。及时对新职业进行规范认证,有利于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扩大求职者的职业发展路径。

 
   
四川出台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完善高技能人才选拔机制

近日,四川省人社厅制定出台《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旨在加强四川职业技能竞赛的统筹规划与组织管理,规范全省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开展,完善高技能人才选拔机制。

据四川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办法》共十章、六十五条,主要包括构建五级赛事体系、构建赛事管理体系、明确赛事管理流程、提出管赛队伍建设、构建激励约束体系、推进竞赛成果转化6个方面内容。

在明确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流程方面,《办法》指出,职业技能竞赛共分为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州)级、企业院校级5个层级,其中四川工匠杯是省级最高等级赛事,不同层级赛事明确对应不同的竞赛标准、规模要求、选手资格及激励措施。同时,对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计划申报、遴选确认、发布计划、技术审核、组织实施、调度监管、绩效评估等环节提出具体要求,强化时效规定。

在激励约束赛事活动方面,《办法》明确了对评估合格的赛事,其结果可按赛事层级对应4类激励,包括精神奖励、物质奖励、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参加事业单位以考核方式进行的公开招聘等,对违规情况也明确了范围和处理措施。

在促进赛事成果转化方面,《办法》明确了要加大竞赛成果的转化,一方面强调以国家职业标准规范竞赛标准,实现以评促赛,规范通过以赛代评方式发放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另一方面通过优质竞赛,开发新职业,开发评价规范争创国家职业标准,同时通过竞赛试题提炼建设共享的公共题库,实现以赛促评。

 
河南鼓励职校开设紧缺专业服务重点产业

针对全省7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和28个重点产业链的500家重点企业,开展重点发展企业紧缺岗位和人才需求调研后,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编制了《河南省重点产业对应职业教育紧缺专业设置指导目录》,并于近日正式发布。

为持续推动职业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匹配,河南在此次发布《河南省重点产业对应职业教育紧缺专业设置指导目录》的同时,还汇总了《2024年河南省职业教育布点多、规模大专业清单》和《河南省重点产业链紧缺岗位参考清单》,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职业院校结合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期人才需求现状,及时在专业布局、课程设置等方面作出快速、准确的调整,优先布局面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和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传承传统技艺的专业。

河南强调,专业调整质量为先,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追热点、赶潮流”;鼓励各校开设目录中的紧缺专业;要果断“关、停、并、转”处于产业发展衰退期、技术上没有升级换代可能性或者进口、出口两头不畅的专业。

 
甘肃省级民主党派、省政协委员助推职教发展 培养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今年以来,甘肃省级民主党派、省政协委员围绕培育技能型人才积极建言献策,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甘肃全省现有各类职业院校27所,年招生规模25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一半,职业教育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如何发挥职业教育在助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民盟甘肃省委会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历史原因,职业院校中政府所办院校居多,存在专业和课程设置趋同等问题。

为此,民盟甘肃省委会建议有计划地把职业教育办学的主动权交给行业或企业,由行业协会牵头,和各大职业院校开展紧密合作,着重解决学生实操问题,以适应市场需求。同时,不断提高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匹配度,加强与行业或企业的联系沟通,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大胆尝试“大师进校园、能人当教师、师傅带徒弟”的育人模式,试办前厂后校或前校后厂,为学生实习和就业提供便利条件。

“从整体上看,我省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队伍还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发展平台不强等问题。”甘肃省政协委员、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徐宏伟坦言,亟须从省级层面有针对性地深化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提升高等职业院校人才队伍建设的质量。

他建议,在省级层面统筹高层次人才计划,设立甘肃人才发展专项基金,针对高等职业院校进一步扩大现有人才计划种类、数量和支持面,培养和扶持一批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加强校校合作和对口帮扶,依托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整建制委托培养优秀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支持高等职业院校实施创新团队整建制引进工作。

甘肃省政协委员、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坚葆林认为,要充分依托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公共实训基地、行业企业等机构,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和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高质量建设一批人才培养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打造职教命运共同体,激活人才振兴新引擎。要加强重点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规范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真正培养好用、适用、管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坚葆林还建议,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体系,通过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健全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和多元化评价机制等,切实提升高技能人才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加快建立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

 
湖北省职业学校开设专业点达4498个

723日,湖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职业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近年来,湖北省以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抓手,汇聚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各方力量,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悉,湖北省在出台多个政策文件,推出一系列促进产教融合、职普融通、提升关键办学能力、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等政策举措的同时,推动地方政府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2023年全省各级财政共安排职业教育经费支出141.7亿元,较2022年增长7.8%。湖北省还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16.9亿元,将23所学校实训基地纳入教育强国工程项目建设。金融机构也加大信贷支持,全省银行保险机构为100余所职业学校提供了信贷融资支持,累计贷款余额约60亿元。

同时,湖北省还开展产教融合试点、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按需持续调整专业布局、对接产业发展加强专业建设。20222024年,湖北省高职院校共增设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专业点226个,撤销社会需求饱和、就业率偏低的专业点147个。目前,全省职业学校共开设4498个专业点、涉及19个专业大类619个专业,基本覆盖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适应湖北省人力资源市场变化需求。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柏定国:传承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提高职业院校美育教学水平

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美育专委会倡议和支持开展广泛的美育集体备课活动,旨在发动一线教师积极探索美育教学方法,在共识中提高美育教学水平。“美育是什么?”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提问,这是美育的初级问题,实则也是基本问题,必须从学理和教学等多层面讲清楚。

美育的学理辨析

中国美育之“美”,是借用美学、艺术学中“美”的概念,加上中国的主流价值判断而形成的一个属于中国美育自己的概念范畴,或更接近日常生活中的美丽、美好、美妙之类的具体所指,而不是对艺术审美之类的重复。也就是说,中国美育是一种蕴含真善美等中国主流价值观的美好价值体系;近似于“中庸”所概括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位育”理想具体落实在人生活动的现实存在之境,是“真善美合一”的人生表现。这跟美学专注于美的本原追问、艺术专注于形态创新具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美育的学术传统,大致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是以政治和伦理为中心的儒家传统,旨在通过教化实现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即建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好泛政治化价值取向。五四运动之后,受西方美学思想日常化的影响,加上启蒙和救亡、改造国民性等特定的历史背景,形成了一种美好功利主义价值取向。20世纪以来,中国美育开辟了“人的觉醒和解放”等价值取向,逐渐形成人生美育现代传统。当下提倡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中国美育当有更新的学理建构。

美育教学亟须多元重构

当前高校美育课程,普遍是由美学、艺术学基础理论和艺术门类素材、案例等搭建的一个知识“市集”。学生听到的概念和术语,一般会涉及美学、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摄影、工艺美术、影视艺术、环境艺术以及新媒介艺术等类属。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在这样的课堂里只是无所适从的旁观者。教师看似懂得很多,其实对其所讲述的大多数内容缺乏深切感知和实践感悟,只是充当了“念稿人”角色。这种状况必须设法改变。

首先,要解决美育作为一门课程的独立性问题。美育让我们发现生活中的位育之美,从而更加全面地体悟和认知生活。无论美育与多少学科专业具有关联性,都不应当成为影响其具有独立学术边界的理由。这是美育课程化的基础。

美育课程化有两个维度,一是课程本体维度,一是课程主体维度。针对美育课程本体,要讲清楚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美与丑、善与恶辨析,即美好价值的自觉和追求;二是美育载体,包括形式、结构、塑造、再现、表现等表意手段、手法和技巧等;三是美育内涵,包括位育、情感、共情、包容、自洽、自适、反省等美好价值形态;四是位育之美的目标确认与达成。如此,美育可以逐渐摆脱对美学、各艺术门类等成熟学科专业的依附,形成自己的学术边界和教研规范。

其次,要解决美育教材问题。当前美育教材的主要问题,一是如前所述,缺乏美育自己的学术边界和教研规范,致使美育教材或像美学概论教材,或像艺术概论教材,甚至像某种艺术门类教材。二是数量太少,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无法形成优选机制。而教材数量不足也隐含了分级分类不充分的问题。美育既然是人的全生涯刚需,美育教材就理当有分级分类全覆盖的建设计划和能力。三是学术研究根基太浅,不仅美育专著少,具有学术自觉的美育论文也少,缺少美育共识和学术大家,以致美育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常常讲不清楚基础概念、归纳不出应用场景、画不好知识技能图谱、布置不了课后练习。

再次,要解决美育教师和教法问题。一线美育教师特别需要立足“三教”改革,下沉一级做好课程、课堂、课业“三课”重构。其中,课程重构需要着眼美育课程意识、知识体系、教学方法、教师素养等4个方面,以摆脱各种“工具人”培养误区、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诉求;课堂重构需要着眼美育课堂环境、内容、方法、手段等4个方面,改变“知识与职业教育”一贯的课堂场景,让比较、论辩和展示成为基本形态,教学设施设备则更加适用课堂形态和师生表达,教师则化身为“队长”,率领学生一同完成“探险”任务;课业重构需要着眼学情、教师经验、学习资源、评价方式等4个方面,既尊重学情又不一味迁就学情,准确地把握美育的驱动机制和“教—学”互动机制,带领学生投入足额、有效率的学习工作量,让长期不能顺利达成学习目标的职教学生,在美育的课堂里获得认可和尊重。

凝聚巩固美育教学共识

当前,美育集体备课活动梳理出5个方面的基本共识。

一是美育理论建设共识。美育教学要坚持梳理美育与美学、艺术学及各门类艺术等成熟学科专业的关系。美学是对美进行本质性探讨;艺术学是对艺术进行本质性探讨;艺术门类是以不同的艺术手法传达对美的认知和体验;美育是以世俗方式传达对真善美合一的认知和体验,目标是达成日常化的美好和谐想象。美育的素材和案例,来自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的相互比照。美育不探讨美的本质问题,不追求超越艺术,但美育讲究沉浸现实真善美各种表达并寻求自洽自适。美和艺术的日常化,是美育达成美好目标的必由之路。

二是中国美育理论自觉共识。中国美育既然是一种蕴含真善美的美好价值体系,美育理论建构就应当着重从生活现实出发,为人提示生命发展的价值旨趣,在精神养成层面向人提供克服和超越现世生命有限性的美好实践途径。一方面要尊重美育思想观念的历史继承性,着眼当代美育理论的深化发展与整个人类对美育问题的观念认识及理论追寻;另一方面要保持美育理论的适应性,凸显当代建构视野、当代问题意识和当代实践价值。

三是美育课程建设共识。美育课程有独立的知识体系,核心概念包括位育、情感、共情、包容、自洽、自适、反省等;主要实践手段、手法和技巧包括形式、结构、塑造、再现、表现、比照、辩论等;主要应用场景包括稚童情感美育、少年共情美育、青年包容美育、成年自洽美育、壮年自适美育、暮年反省美育等。基于上述几点建设美育课程,方能较好地避免美育美学化、美育艺术化等偏颇,逐步形成清晰的美育课程知识体系的方所和四至。

四是美育教材建设共识。美育教材要体现美育的学术边界和教研规范。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大家更多地编写美育教材,为形成教材优选机制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提高教师队伍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规范教材知识体系和常用概念、术语,规范教学案例对美育场景的发掘和弘扬,做好美育知识技能图谱数据库,建立更加贴合学情的课业资源库。

五是美育教学方法共识。美育教师不用师出名门,甚至不用师出“专业”之门,能够秉持美好信念、各施其法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即可。就是沿着中国美育的学理脉络,恰当地分解美育知识体系,转化成与学情匹配的颗粒化课程资源,帮助学生把外在的美育知识重构为内在的理念、立场和体系;恰当地分解美育现场,转化成与学情匹配的课堂场景,帮助学生弥补美育短板,在磨砺中重构美育学习态度和方法;恰当地分解美育目标达成路径和流程,转化成与学情匹配的学术假设,在培正创新中重构美育认知和实践。

 
   
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价值意蕴、实践样态与路径规划

摘要: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培养适应国际化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提升国家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应在全球化劳动力需求、国家外交大局、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等方面充分理解其价值意蕴,从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规模、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品牌、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模式等方面了解其现实发展状况,从国家统筹、项目合作、数字赋能等方面规划未来发展路径,从而在世界坐标系及对比中做强中国优势,进一步传播中华文化、深化中外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关键词:职业教育,国际化,教育强国,中国式现代化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开放合作成为推动新时代教育变革创新的关键,成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职业教育国际化通过开放合作、互学互鉴、资源共享,培养适应国际化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国家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切实成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职业学校应深刻理解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变革意蕴,基于发展诉求,认识其价值意义;基于实践样态,总结其实施路径;基于客观反思,规划其未来发展路径。

一、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价值意蕴

职业教育对外交流是中国教育开放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赛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高素质技术技能培养体系的重要支撑。通过职业教育传播中华文化,深化中外合作与交流,成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环节。

(一)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的客观需求

随着全球化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日益密切。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专业素质高、具备国际经验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职业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这促使各个国家和地区将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以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竞争力、能够满足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

一是适应国际市场需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企业需要拓展国际市场,寻求更多的商机和发展空间。在进入新的市场时,企业势必需要了解并适应当地的法律、文化、习惯等,而职业教育国际化可以提供相关的培训和知识,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和适应目标市场。

二是满足跨国企业需要。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拥有一支具备国际化背景和能力的人才队伍。为此,跨国企业对于高素质、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职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例如,当前我国企业在境外已有4.6万家,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2.8万亿美元,企业在境外创造400余万个工作岗位[1]。这些岗位需要员工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全球业务的理解力和经验等。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紧密,企业的国际化势必使职业教育也要走国际化道路。

三是紧跟科技创新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企业需要不断跟进并应用最新的技术和创新理念。职业教育国际化可以提供先进的技术培训并实现创新思维的培养,使企业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

因此,职业教育国际化满足了企业国际化的客观要求,能够帮助企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满足跨国企业对具备国际视野的职业人才的需求,跟进全球化技术与创新,推动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取得成功。

(二)国家外交大局的现实需要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助力中国教育以更加开放自信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职业教育国际化可以通过人才交流与培养、文化交流与理解、增加国际竞争力等方式,以最合适、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为国际间友好合作关系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是加强人才交流与培养。职业教育是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包括技术工人、工程师、医疗人员、管理人员等。职业教育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促进各国之间人才交流与培养,增进彼此了解。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德国将科技和教育作为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将职业教育作为重要的外交手段,并且专门制定教育的外交路线图。我国以技术和技能为纽带,通过“中文+职业教育”项目,深化国际间的合作互助。

二是增进文化交流与理解。职业教育国际化可以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了解。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学生能够接触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伴,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民风习俗和价值观念,有助于加深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三是增加国际竞争力。通过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学生可以接触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创新理念,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培养学生具备国际竞争力,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国家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三)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

在“走出去”和“引进来”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正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先进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对于提升国内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倒逼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一是满足学生需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学生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许多学生希望能够获取国际化的教育,以增强自己的全球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化就业环境的能力。为了满足学生对国际化教育的需求,职业教育必然需要将国际元素融入教育教学中[2]

二是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职业学校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课程和教材,提升教学水平。同时职业学校与国外学校或培训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互相借鉴经验和利用资源,也能够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声誉,增加社会适应性,使其在国内和国际均具有一定竞争力。

三是加强国际合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拥有不同的制度、经验和资源,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促使彼此学习和借鉴,共同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这种互学互鉴的逻辑依托于不同文化和教育体系的碰撞和交流,可以促进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创新。

二、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样态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助力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路径,是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已发起并成功举办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为世界职业教育深化交流合作搭建有效平台[3]。全国各地立足新发展格局,持续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推动职业教育从“单向引进借鉴”逐渐走向“双向共建共享”。职业学校在开拓境外办学品牌、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施本土化师资培训、助力“走出去”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输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等方面实现新作为,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能,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一)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初具规模

一是多措并举拓展境外办学。我国职业学校充分发挥特色专业优势,突破客观条件限制,与“走出去”企业、国(境)外高校和教育机构等加强交流合作,通过线上对话、云端签约、线下揭牌等方式,新建一批分院、教学基地、培训中心、产业学院等境外办学点。我国职业学校注重加强境外办学点内涵建设,完善管理运行与质量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境外办学水平。2023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在国(境)外开办学校543所,开办专业795个,在校生33663。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设立10个分中心研究机构,为中国和东盟成员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提供决策咨询、推广和宣传等服务。海南省高等职业学校探索契合海南自贸港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境外办学新模式,“云”端签约境外办学项目初具规模。湖南省高等职业学校依托出境企业,通过“校企校”“校企行”“校企政”等多种形式,与境外当地政府、行业、学校和企业开展合作。

二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持续推进。我国职业学校着眼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与国际高水平职业教育机构和高等学校合作,持续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推动专业国际化建设,提高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2023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1009个,在校生117080人。在教育部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SGAVE)遴选中,289所职业学校进入首批试点院校名单,涉及试点专业310个。湖北省高等职业学校与美国、俄罗斯、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韩国、日本等国的高校合作办学,在教学模式、课程、教材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山东省高等职业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由引入单个专业项目转向与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合作,批量引入国外优势专业集群,推动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再上新台阶。

三是助力“走出去”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我国职业学校依托境外办学点,不断深化与“走出去”企业合作,按照企业需求定制培训计划,开发针对性技能培训包,选派教学经验丰富、实践能力强的专业教师开展员工培训,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一大批本土化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深受“走出去”企业好评。2023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共449976人日,广东、江苏、河北、浙江、重庆、山东、江西、河南、陕西、四川10个省份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开展培训时间都在10000人日以上。安徽省高等职业学校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提供培训、技术、翻译等服务与资源,赋能安徽企业海外高质量发展。江苏省高等职业学校依托境外培训点,为“走出去”企业重点培养具备较高汉语水平、较强技术能力、熟悉中国企业文化的技术技能人才。湖北省高等职业学校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培训基地,携手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千里马机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等“走出去”湖北企业,为“走出去”项目定向培育技能人才。

(二)中国职业教育持续彰显国际品牌效应

一是树立国际化办学品牌。“鲁班工坊”“丝路学院”“郑和学院”“毕昇工坊”“中文工坊”“大禹学院”“芙蓉工坊”“桂港中心”等一批具有鲜明特征的职业教育国(境)外办学机构,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加强在地性研究,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技能培训、人文交流、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持续向世界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品牌。首批“鲁班工坊运营项目”的授牌,进一步扩大“鲁班工坊”品牌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天津市职业学校在20个国家建成21个“鲁班工坊”,其中泰国“鲁班工坊”作为全球首个海外“鲁班工坊”,开创了中国职教标准、中国职教装备、中国职教方案“走出去”的新模式,项目建设得到中泰双方政府的高度肯定,在东南亚地区以及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江苏省政府整合职教优质资源,稳步实施职业教育“郑和计划”,推动有条件的职业学校与企业携手“走出去”,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培养。上海市高等职业学校发挥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区位优势和平台优势,立足优势专业,对接国际标准,参与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人文交流经世项目”,高质量建设“鲁班学堂”“毕昇工坊”,输出中国职业教育品牌。

二是打造留学中国品牌。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和疫情的影响,我国职业学校积极采取拓展留学生招生专业、优化留学生招生网站、拓宽宣传推介渠道等方式,增强留学生招生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持续打造“留学中国”品牌[4]2023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接收国(境)外留学生专业1274个,接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17019人,江苏、重庆、山东、四川、广西、河南、河北、浙江、广东9个省份高等职业学校接收留学生数均超过500人。我国“双高计划”建设学校接收国(境)外留学生专业655个,占全国总数51.41%,接收国(境)外留学生8766人,占全国总数的51.51%,成为年度开设国(境)外留学生专业和接收国(境)外留学生的主要高等职业学校。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接收国(境)外留学生,主要分布在重庆、山东、浙江、河北、北京等地[2]。江苏省制定《江苏高校外国留学生招生网站建设指引》,推动高校有针对性地进行招生推介,进一步优化留学生层次结构,提升留学生学历生比例,做强“留学江苏”品牌。

三是增强中国标准影响力。我国职业学校根据人才培养需要,在积极引入国际行业、职业先进标准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充分依托自身办学特色和专业优势,与境内外高校、企业共同开发具有国家水平、国际影响的中国职业教育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和技术标准,持续输出、共建共享,“中国标准”“中国方案”影响力不断增强。2023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课程标准5986个,其中“双高计划”建设学校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课程标准3087个,占比51.57%。中非职业教育联盟组织实施的第一批“坦桑尼亚国家职业标准开发项目”正式启动实施,第二批标准开发项目共设立包括建筑、制造、养殖、能源、矿产、旅游、化工等多个行业的93个职业标准,我国129所高等职业学校入选;该项目针对坦桑尼亚重点行业职业技能岗位,优选中国优质职业标准,经本土化修订后,按照坦桑尼亚相关流程注册认证,与配套专业教学标准一并纳入坦桑尼亚职业教育体系,指导坦桑尼亚职业学校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学校依托自身办学特色优势,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课程标准达221个,较2022年增长22.5%,其中被东盟成员采用的课程标准占比85%

(三)探索实践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

一是拓展深化“中文+职业技能”培养模式。我国职业学校通过积极探索职业技能培养与中文教育有机结合、专业教育与语言教育融合发展的留学生培养路径,选配优秀师资开展教学,丰富培养项目和课程资源,切实提升留学生职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北京市高等职业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教学资源、基地建设、中文培训、职业技能等多角度全力推进“中文+职业教育”项目建设。上海市建设“中文+职业技能”推广基地、人才培养基地、产业服务基地,推广“观光汉语”系列“语言+文化+专业”三位一体项目。福建省探索推进“中文+职业技能”的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中文+专业+文化”形式,坚持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充分融入中国文化,培养“汉语通”海外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开展中文教师培养、“中国寻根之旅”“海外优秀人才华夏行”等人文交流活动。广东省通过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学体系、编写双语教材、创新多元化教学模式等举措,提升留学生的培养质量,定制培养本地化技术技能人才。

二是持续探索区域性职业教育国际化联盟。我国职业学校充分发挥联盟效应,聚合国内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多领域多渠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组建国际化联盟,举办国际化论坛,开展多元合作,提升职业学校国际化水平和实力。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联盟、亚欧院校职教联盟、“一带一路”职教联盟、中国—中东欧国家职业学校产教联盟、中国—东盟交通职业教育联盟、中泰职业教育联盟、中老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陆海新通道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澜沧江—湄公河职业教育联盟、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浙江—西澳职业教育联盟等一批各具区域特征的国际化联盟成立和运行,为我国职业学校拓展与世界职业教育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越来越宽广的平台[5]。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针对全球高校、企业、行业组织征集成员单位,首批入选成员来自中国、埃及、爱尔兰、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32个国家的93所高校以及全球28个企业和12个行业组织。江苏省与英国、加拿大、美国、德国等国家省州建立若干中外校群合作联盟,推进联盟“一体化”融合机制建设,打造“专业化”学术平台,推出“品牌化”项目活动。广东省依托华南“一带一路”轨道交通产教融合联盟、华南“一带一路”职业教育水利电力联盟等平台,举办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水利电力技能国际大赛、广州—乌兹别克斯坦职业教育国际创新合作交流会等活动,推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黑龙江省加强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和东北亚区域国家职业教育的双向互动和交流合作,10所高等职业学校依托东北三省一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等产业领域联合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三是创新推动全球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数字赋能、转型升级”“绿色技能、持续发展”“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普职协调、终身学习”“技能减贫、促进公平”“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科学教育、工程教育”等议题是当前全球关心的热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叠加的严峻形势,我国发起并成功举办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成功举办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线上博览会,发布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的倡议、创设国际职业教育大奖的倡议,构建了“会、盟、赛、展”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崭新平台和范式,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热点焦点的关切,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6]。《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向世界介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为推动全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规模空前,吸引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五大洲107个国家和地区的293所院校、988名选手参赛,中外选手“手拉手”组队、“线上赛场线下赛点”同台竞技,33个国家和地区的179所院校获得奖项,其中孟加拉国、乌干达、刚果(金)、南非、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埃及、中国8个国家的37所院校获得金奖69项,我国28所院校获得金奖51项。世界级大赛搭建了中外职业院校师生增进友谊、切磋技能、展示风采的国际平台。

三、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路径规划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起始于学习及引进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及先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本土发展的实践路径,历经单向“引进来”到逐步“走出去”的过程。经过多年的发展,贡献出职业教育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展示了当代中国的良好形象。实践探索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必须走国际化道路,切实以开放合作促进改革发展。在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需要进一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更进一步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7]

(一)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在国际对比中做强中国优势

建设教育强国是在世界坐标系及对比中做强中国优势、补足短板,展示中国教育自信、凝练中国教育特色和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为此,国家应根据国家战略的发展需求和全球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制定明确的战略和政策,深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职业教育标准的对接与对比,融入国际认证和认可体系,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统筹力度。

一是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国家通过制定明确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战略和政策,明确国家在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的目标和重点。充分考虑全球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国家的发展需求,鼓励学校和机构参与国际项目、设立国际合作基金和奖励机制等,为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信息共享、经费投入、资源保障、机制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支持[8]

二是深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国家可以通过签署合作协议、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展学生和教师的交流项目、共同开展研究合作、共同制定标准和指南等方式,建立起稳定的、长期的合作关系,确立合作框架和机制,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学校和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确保合作与交流项目的质量和效果,提升国家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三是融入国际认证和认可体系。国家可以鼓励和支持职业学校参与国际认证和认可体系,使我国的职业教育符合国际认可标准,提高国家职业教育的国际声誉和认可度;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为参与国际认证和认可的组织机构提供支持和优惠政策。

(二)开展项目式合作,铸就职业教育国际化精品

开展项目式合作是一种将合作内容组织为项目或任务的方法,以实际问题和任务为导向,使合作成员能够通过实践方式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合作方式大体包括合作办学院、合作办大学以及合作办项目三种类型。其中以项目合作为主要类型,较为契合当前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际发展环境,也能够达成《“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的建设要求。因此,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发挥项目式合作的优势,在跨国项目、跨国学生交流、国际标准认证、国际合作研究等方面加以推进。

一是开展跨国项目合作。职业学校可以与国外的学校或相关合作伙伴联合开展项目合作,共同开发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如跨国企业的技能培训项目,或者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的项目等,促进跨国教育资源的分享和交流,提高教学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开展跨国学生交流项目。职业学校可以与国外的学校、企业或相关机构合作,通过创建职业教育交流项目,鼓励学生参加海外实习、交流和学习活动,提供学生参与国际实习或短期培训的机会,帮助学生获得跨文化交流的经验和全球化视野,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参与国际标准认证项目。职业学校可以通过国际机构的认证,使其课程和教学方法达到国际标准,提供给学生更具有竞争力的教育内容;也可以通过参与国际标准认证项目,使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增强国际合作的可能性[8]

四是探索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职业学校可以与国外的研究机构、学校或企业合作,联合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共同探讨和解决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交流,推动职业教育的创新和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三)数字化赋能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不能够“翻版”西方现代化,但是需要承认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国际标准。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放大、叠加以及倍增的作用,赋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突破时间及空间地域的限制,实现全球范围内职业教育资源和标准的相互借鉴与认同,培养具备数字化技能和国际视野的职业人才。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国际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提供跨文化交流平台。职业学校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和在线社交平台,获得跨国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共同开发课程、教材和教学资源,共享教学资源及教学经验,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体验;学生可以通过在线课程、虚拟实践环境等方式,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伴进行交流和合作,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和教学活动,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职业发展思路和实践经验,培养跨文化沟通和合作能力。

二是提升师生的职业素养。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教师通过国际交流和培训活动,了解不同国家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拓宽自己的教育视野,提升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可以帮助学生通过在线协作工具和虚拟项目实践,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和职业技能,提升项目管理、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应对全球就业市场。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国际化使得学生可以通过在线招聘平台和国际职业交流活动等渠道,更加容易获取全球就业市场的信息和机会,同时得到相应的支持和指导,提高国际就业竞争能力。

职业教育国际化作为传播中华文化、深化中外交流与合作的有效途径,对于更新思维方式、提升国际声誉和影响力、打破教育壁垒、增强国际竞争力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职业教育国际化对于持续深入推进中国与世界的日益紧密联系和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学生提供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发展机会作出了巨大贡献。面向未来,职业教育国际化必将成为实现中国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路径,成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就业和民生改善、各国人民民心相通的有效桥梁,成为中外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的崭新载体。

注释:

①文中所涉及数据全部引用全国高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

参考文献:

[1]平和光.携手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2224):12-16.

[2]李婵,艾兵有.“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文化认同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37):67-70.

[3]张磊,邱懿,何正英,等.构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新格局的逻辑内涵与实践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22):5-11+46.

[4]李坪,李艳娥.后疫情时代高职院校国际合作交流策略研究[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224):88-92.

[5]孙凤敏,邵建东,徐珍珍.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机理与影响效应:兼论中国职业教育模式的探寻与趋向[J].职业技术教育,20239):70-76.

[6]姜丽萍,庞震.21世纪20年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回顾与展望[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31-37.

[7]张晨,马树超,郭扬,等.完善体系重点突破压实责任:《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三大特征[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33):10-15+23.

[8]宗诚.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回眸、反思与展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35):5-10.

(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 宗诚)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高职院校科研平台评价和建设路径

摘要:高职院校科研平台践行“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文章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素,明确高职院校科研平台的效能目标,设计具有类型教育特色的科研平台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选取样本院校运用此评价标准进行现状分析,总结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效能不足问题,进而提出发挥评价功能、加强人才培育、强化横向研发、推进技术转化、培育高质创新等平台建设路径,促进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更好地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科研平台,评价设计,建设路径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服务地方效能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2023JKZD46)]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同志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深入思考所创造性提出的全新理论概念。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1],是贯彻执行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2]所开辟发展的新动力、新态势。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1]为基本内涵,需要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作为“四链”相融重要环节的高职教育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由高职院校和企业共建的科研平台,具有科研创新、资源共享、服务企业等重要功能,是“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有效践行载体,契合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因此,高职院校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明确科研平台效能,设置评价标准,查找平台不足,优化建设路径,推动科研平台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研平台助力新质生产力的效能分析

教育部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中,将高职院校科研平台的建设目标确定为“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3]。从新质生产力理论概念和发展需求的角度进行解析,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应在三个层面赋能:

(一)从劳动者角度为新质生产力赋能

以服务地方企业的人才培养、团队建设、英才培养、大师培育为宗旨,取得育人实效,从劳动者的角度为新质生产力赋能。这是科研平台重要建设任务之一,也是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的重要需求。企业为适应市场的变化,需要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操作技能、职业素养、能够适应科技发展的劳动者;需要积极创新、提升产品竞争能力、促进技术工程化商业化的技术人才。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充分利用学校的“双师型”人才、创新团队等人力资源,在生产实境中与技术研发人员、工人、学生组成团队,立足于生产一线开展技术研发、提供技术指导、技术技能培训、专技特艺传承等活动,可共同提升技能水平,从而满足企业需求,助推人力资源层级提升。

(二)从劳动资料角度为新质生产力赋能

以促进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产业化为中心开展产教融合活动,在技术研发、产品升级、科技攻关、智库咨询、创新创业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从劳动资料角度为新质生产力赋能。这是科研平台的核心任务。产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科技创新有强烈的需求,关键零部件及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基础技术体系和数据库等重点领域急需强化科技支撑。产业制造的拓宽、产业结构的优化也需要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合才能更好地集成发展、提升质量。因此,高职院校科研平台要立足自身特色,集中、联合产教优势资源,服务产业链的创新驱动发展,解决技术关键问题,从而促进技术的有效开发和转化,产生更有价值的劳动资源。

(三)从产业服务对象角度为新质生产力赋能

以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为理念在产业高端化过程中找到生长点,以技术创新助力服务重点行业和支柱产业,从产业服务对象角度为新质生产力赋能。这是科研平台高质量发展的攻坚目标。当前产业发展正在呈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并持续高端融合升级。如作为“工业心脏”的装备制造业,需要通过不断提升研发设计水平,提高数控、精密焊接等技术水平,强化生产自动化程度、智能化程度和信息化管理程度,配以技术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才,从而达到装备制造领域行业智能化改造升级行动的目标。当前产业链急需强链、补链、扩链,仅靠企业有限的人才供给是无法满足产业需求的,需要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凭借“专业群集聚度和配套供给服务能力”的人才智力优势补位协作,满足产业高端发展中复杂技术工艺和产品研发的多方位需求。

二、科研平台评价标准设计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2022年底高职院校所承建的省级以上科研平台563个,仅占全国高等学校平台总数(15319个)的3.68%,科研平台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在国家政策引导下,高职院校对科研平台建设步伐正在加快,2019年至2022年四年间新建了146个省级以上科研平台[4],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为使科研平台建设找准发展方向、发挥实效、凸显优势,要重视对科研平台的评价,发挥评价“指挥棒”的正导向作用,才能避免科研平台陷入重申报轻建设、重研究轻转化的误区。

目前,科研平台建设虽有评价标准,但不适合直接套用于高职院校科研平台评价。一是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是以类型教育为基础,其效能评价应凸显高职类型特色,将评价重点定位于平台能否立足于生产一线、是否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高度匹配度。二是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因建设时间短、基础力量相对较弱,遵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需强化“增值评价”。“增值评价”的核心在于“增值”,是以差异性个体起点为基础,关注的是建设进程中的改进和提升,重在评估科研平台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净投入”“净产出”,以发展的眼光评价产出成果,能准确地研判科技平台的发展情况。三是随着新质生产力理念的提出,为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明确了新的目标,科研平台的建设必须越过“象牙塔”的限定,把新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贯彻建设全过程。这三点应是重构高职特色科研平台评价体系时的重点遵循,具体评价关键指标应重点反映以下四个方面:

(一)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程度评价

高职院校在学校发展和教学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场地、资本、设备等要素和政校企行等合作资源;在人力、技术、知识、管理、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要素创造能力。面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需求,要重视跨学科、跨界限开展融合优化。在评价时,需考察平台合作企业的数量和质量、是否涵盖高新科创企业,产教融合双方合作方式深度和合作范围广度,双方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程度,科研成果研发活动的融合程度,以及这些指标是否通过科教融汇活动巩固了产教融合基础、获得了良性发展。

(二)劳动者提升程度评价

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是育人的重要抓手。在平台运行和研发的过程中,要有助于提升教师、学生、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业务骨干、管理人员、技术技能人才等劳动者的素质,培养科技转化和应用过程中各转化环节所需求的专业人才,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在评价时,需要考察人才梯队建设规划与实效,科技活动中人员参与范围和活跃度,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培养和开发程度,科研育人、技能授受对产业工人职业生命发展的贡献度。

(三)劳动资料创新成效评价

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核心功能是技术创新、工艺改进和研发服务,考量这些活动的创新价值,是反映平台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在评价时,要重点评估各类科技创新成果的研发数量、供需匹配度、转化度,技术服务与应用产生的经济效益,产学研合作所获得的社会、经济价值,是否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打通成果专利链条小试、中试等关键环节。

(四)产业服务对象发展贡献评价

高职院校科研平台要积极对接、跟进、服务产业发展。考量平台协同创新活动对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度,能反映平台建设的亮点和发展优势。评价时,要考察平台对产业发展的响应能力,标志性成果培育力度、实效性,标志性成果对产业结构促进作用,关键技术技能研发成效,对产业链创新链空白环节的补充作用,业内认可度和平台品牌影响力等内容。

三、科研平台建设现状及样本学校个案评价

作为走在高职院校前列的197所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在建设期围绕“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设定了3639个绩点目标。根据“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中期绩效评价统计,绩点目标总体完成进度平均达到98.55%,获得了1136个标志性成果,建设了145个省级及以上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10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26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孵化中小微企业457家,开发新产品、新工艺537项,转化成果2840项,技术服务到款额、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技术交易到款额等社会服务总经费达42.8亿元[5]。“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用取得的一系列成效表明,高职院校是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虽然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绩,但围绕技术技能平台建设出现的各种问题,依然是建设单位中期自评报告中的共性存在。

为更清晰地查找科研平台建设不足,促进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整体水平提升,采用样本分析法,定位在社会服务适应性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华中地区[6],选取一家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K学校做样本,更能代表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平均水平。K学校平台建设起步早,平台类型较为丰富,已建有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4个,各级类市级平台26个、校级平台4个。

以新质生产力视角评价K学校现有科研平台建设,通过深入调研,主要问题如下:

(一)生产要素活力仍需提升

K学校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的高职院校,校内外资源丰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近2亿元,师资千余人,拥有较先进的产教融合实践平台、教学实训场所,校企合作企业达252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59个,具备了较为完备的工程技术试验条件和产业化基础。但以生产要素的角度进行评测,丰富的人才、信息、技术、科研成果等优势技术要素并未激发出创造力和活力。

K学校科研平台科研仪器设备对外服务几近于零,没有专业群协作或校企合作研发的综合性创新项目,以科研平台为基础与规上工业企业联合规划的13个研发中心建设两年后仍未能在技术攻关、双向培训、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科研平台所拥有的学校、企业生产要素资源未能有效贯通,产生“化学反应”,创新活力有待提升。

(二)劳动者技能提升功能仍需开发

K学校科研平台的育人功效还未充分开发。

一是科研平台积极投身科技创新的人才较为有限。K学校近三年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的科研人员仅三十余人,与学校师资总量相比,数量和比例均太低,人才的创新活力没有激发。

二是科研平台对学生开放程度低,学生缺少使用先进仪器设备的机会,以科技创新活动为依托吸纳学生参与创新全过程的程度也不足。学校虽投入资金专设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基金项目,但所支持研发的227项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基金项目呈发散状,与科研平台研究方向不聚合。学生参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实践等活动有效性需要提升。

三是科研平台对企业工人的技术培训、与大师名匠的技术合作尚在起步阶段。与学校整体非学历培训项目、学时等数据逐年增长、效果良好的情况对比,科研平台以地方中小微企业工人为对象的技术培训活动寥寥无几,收效甚微。此外,以科研平台为依托所形成的创新团队对企业技术人员的接纳度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平台与企业的人力资源共享共建模式尚未成型。

(三)创新成果价值仍需强化

K学校科研平台产教融合科技创新项目数量偏少,平台与企业结合不够,不仅合作企业数量偏少,技术活动质量及产生的效益也亟需提升。

一是信息交流渠道不通畅。科研平台未开发构建畅通的渠道接收了解企业技术需求,研究成果与产业企业需求结合不紧密,研发的成果仍以纵向项目为主。

二是需求供给能力不对等。当前科研平台技术团队的技术开发仍是囿于教学内容的“闭门造车”,创新成果“理论化”“书面化”“碎片化”;而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需要的是面向市场的、能够产生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创新,平台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非常有限。

三是科技成果转化不充足。学校科研平台年均研发70余项市厅级以上项目、百余项专利,由于生产化、市场化程度低,虽建有市级的技术转移机构,却未能有效促进成果转化释放,2019年至今仅转化专利18项,转化收入少,转化质量需要提升。

(四)产业支持能力仍需培养

K学校科研平台缺乏重大的科技创新项目和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代表性成果。

一是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团队还未形成,低水平的“单打独斗”式研发难以产生重大重点研发项目。

二是平台围绕企业的生产、工艺、研发、管理、决策、培训等环节开展服务较少,培养技术技能转化专业人才不够,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建设不能有效推进。

三是虽然科研平台研发出一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等成果,但大多为合作企业独立或主导完成,学校人力和资源参与度极低。表明企业有现实需求,平台介入度不够,服务企业效果不佳。

虽然具体评价分析的是代表性学校科研平台建设不足,但却能以点及面地映射出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效能的通病:有资源、未活化,多人员、少人才,纵向易、横向难,重申报、轻成效,有创新、缺价值。

四、科研平台建设提升路径

(一)树立新质目标,以评价机制压实建设任务

针对高职院校科研平台的建设现状,找准新的发展方向尤为重要。

一要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内视自身技术技能服务优势,外判区域发展趋势与需求,精确寻找战略合作联盟,找到最适合的创新方式和服务对象,实现技术创新的精准定位。

二要完善科技评价机制、评价方式和评级体系。破除科研评价中“唯论文”的不良导向,回归高职院校科技创新“初心”[7]。突出成果应用价值,把科技成果转化对行业企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设为平台建设效能的重要评价标准。突出育人实效,把培养行业企业所需成品工艺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实际效果放在评价标准重要位置。

三要有效运用评价结果,充分发挥评价功效。运用评价的诊断功能,真实全面地查找平台运行过程中的短板和缺陷;运用评价的监督功能,督查平台是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提升;运用评价的导向功能,引导平台积极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运用评价的鉴定功能,树立平台品牌,便于企业选择合作对象与合作方式;运用评价的激励功能,促进教师发挥专长、学生获取特长。

(二)推进育人活动,以有效培养服务企业发展

针对高职院校科研平台人才培养不力的现状,要抓住科研育人这一环节,把科研育人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要紧跟时代需求,全面梳理科研育人工作体系,全方位挖掘科研育人要素,打造科研育人质量提升新体系。要选拔、引进有创新研发精神、有高创造力的教师为带头人,聚合具有科研意识、创新精神的教师为科研骨干,吸纳行业企业高级技术人员,跨专业、跨领域组建高水平创新团队,从专业角度开展高质量研发,以项目研发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创新意识、科学精神的科研人才。要注重吸纳学生进入平台研发团队。注重科研反哺教学,将“科研+技术+知识”进行融合,以平台开展的真实企业生产技术服务为抓手,将平台科研服务项目引入学生创新性实践教学、创新创业活动,指导学生参加专业技能竞赛,将科技创新、生产过程、实践锻炼、竞赛提升、创新创业活动有机融合,满足“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对劳动者的需求,培养优秀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二要将“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信息链”高效链接,打通产教、科教融合渠道,实现资源共用、平台共建、知识共享、人才共育。要担当起社会服务的重任,依托专业优势、资源优势、科研优势,以多种形式的非学历培训教育和技术服务帮助企业提升员工技术水平,为企业和社会活动做好服务。

(三)强化横向合作,以应用研发推进建设实效

针对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横向合作疲软的现状,深化产教融合是关键点。

一要以科技平台为依托、以科研项目为媒介,创造产教融合机遇,构建与企业行业市场沟通的桥梁,聚焦行业或企业某个共性技术问题进行联合技术攻关或研发[8]。充分利用科研平台的校企共建基础,创造教师联系、了解行业企业的机会,让教师更好地开展企业技术升级服务和产品研发活动。利用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机制,开辟产教融合新窗口,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检测、测试、加工等服务,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科研设备短缺、科研力量薄弱等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着力寻找技术合作的可能。

二要立足于企业行业对技术的需求、对创新的追求,提升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要推动平台“技术+知识”融合,从“象牙塔”、实验室走出,让纸张上的科研成果活起来、用起来,以真实企业技术问题为导向、以实际项目为驱动重新设计科研成果形式,在技术升级、标准制定、流程再造、产品研发、工艺革新、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研发。有条件的平台要推动建立科技成果中试与产业化机构联盟,推动各类技术开发类科研基地合理布局和功能整合,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中试熟化与产业化开发,提供全程技术研发解决方案,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流动。

(四)强化专利管理,以技术转化实现创新价值

针对高职院校科研平台专利转化困难的现状,强化专利转化是增长点。

一要优化政策制度体系,紧跟国家政策,关注职务发明所有权改革,停止对专利申请的资助奖励,充分利用产权奖励、费用分担、提高转化收益比例等方式的杠杆作用,促进高质量专利的加速产生。探索在项目立项前进行专利信息、文献情报分析的管理方式,力求成果产出有实效;加强专利申请管理,探索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确保专利申请质量。设置技术转移转化系列技术类和管理类岗位并给予经费支持和奖励,激发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成果转化热情;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等专项经费,为成果转化管理中的专业化服务提供经费支持。

二要加强对科研人员和技术转移转化从业人员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培养懂技术、善经营、知政策、会管理的复合型从业人员,培养聘请一批技术专家,充实队伍建设;创建科技成果数据库,实现科技成果的征集统计和优化管理,便于宣传推介、转化交易,奠定信息化服务平台基础;加强与地方政府、行业部门、企业等产学研合作,深入挖掘市场需求,加强信息服务,促进技术知识产权交易,搭建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市场的有效协同创新平台;拓展多样化转移转化形式,探索建立“成果+技术员”、企业订制、科技成果实体化运作等更加灵活的转移转化方式。

(五)瞄定高端发展,以高质供给服务产业提升

面对产业链的快速、高端化发展,找准协作环节是突破口。

科研平台要寻求省市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资源,加快推进产教融合,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组织科研人员深入企业、园区一线调研需求,开展现场技术服务、推介成果等。与企业合力突破技术转移过程中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评价、知识产权全链条管理、科技咨询、技术标准、中试服务和成果孵化等共性问题和关键问题,缩小科研成果与商业化之间的鸿沟;面向地方新兴产业布局,聚焦高质量发展的前沿技术领域,结合企业不同需求,为企业提供产学研对接、企业诊断、技术培训和科技孵化等专业化、全流程服务。

五、结语

国家提出新质生产力进一步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高职院校要立足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发展。提升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效能是响应国家号召、增强实效的重要渠道。高职院校要完善平台评价体系并有效应用,补齐科研平台短板,强化育人功能,深入横向合作,有效促进技术转化,促使平台真正发挥服务效能,有力践行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EB/OL].2024-02-01[2024-02-10].http://www.news.cn/politics/20240201/df84c5b067e0457e9079e55b10f353e7/c.html.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3-10-06].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3]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EB/OL].2019-04-01[2023-04-2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737/s3876-qt/201904/t20190402-376471.html.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2022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5]刘晓.“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中期建设报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6]张菊霞,任君庆.技术技能积累视域下高职院校社会服务适应性研究——基于1390所高职院校2021质量年度报告数据的分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53-64.

[7]郭小姝,张欣.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技术创新分析[J].科技资讯,2023213):163-166.

[8]吴玺玫,宋志敏.科教融汇新方向下高职院校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路径研究[J].河南工学院学报,2023314):55-60.

(作者:开封大学科研外事处副处长、讲师 曹明)

 
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意蕴、时代机遇与行动框架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以先进生产力质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必然。作为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职业教育创新链的重要联结枢纽,职业教育需要深刻领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把握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机遇,从构建“大职教”体系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优化产学研用生态系统以改善培育和发展环境,打造类型教育优势以提供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三重维度,搭建行动框架并落地实施,进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

关键词:职业教育,新质生产力,价值意蕴,时代机遇,行动框架

2023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并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作出重要阐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就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举,其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的重要联结枢纽,职业教育必须深刻领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肩负起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任务,探索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框架,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展现出应有的作为。

一、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意蕴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意义重大,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以先进生产力质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对职业教育领域的技能人才培养水平、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程度、技术咨询与研发能力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倒逼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加快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刻理解其价值意蕴,是职业教育找准自身定位,搭建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行动框架的基础和前提。

(一)国家层面: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即“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2]。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现代化跃迁升级。其技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更可持续的表现形式,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具有内在耦合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3],以创新和质优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助力。

从创新的视角看,新质生产力遵循了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的重要论断,重视技术创新和管理改革,尤其强调颠覆性、原创性技术革新,为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随着我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基因工程等领域不断取得实质性技术突破,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已经被应用于国内外海量场景,渗透到社会生产和流通各环节,进一步丰富了生产要素供给,优化了生产和服务流程,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达到新的动态平衡,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从质优的视角看,新质生产力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创新驱动中实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和互联网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新质生产力突出表现为实实在在的市场交易机会、便捷的信息获取和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等。其背后逻辑则是新质生产力中的技术突破带动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创新驱动带来的优质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稳步前进。

(二)经济层面:以先进生产力质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必然

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为支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形成高效能的生产力,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一旦应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必然带来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联动效应,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产业发展壮大,从而构建起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在技术创新和应用方面,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带来生产效能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是一种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内在地包含着产业技术的升级迭代和颠覆性创新,促使经济发展从传统粗放的要素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型,大幅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释放了社会生产能力。从生产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来看,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带来新质劳动资料供给和传统劳动资料质态的提升,并且在提升物质生产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对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满足,推动产业向多元化、定制化、个性化的新发展模式转型。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方面,新质生产力生发于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服务于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依靠自身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技术特点,在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渗透到工业、农业、服务业,以信息化技术实现了全面的产业形态重塑,掀起一场数字化、智能化改革新潮,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三)教育层面:以深化职教改革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发力方向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为统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建成了世界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技能人才保障。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视域下,其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赋能产业发展为目标的核心诉求,为持续深化改革,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供了方向指引,成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着力点。

在办学目标方面,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将带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与时俱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内核,高精尖技术技能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但是,科技创新与突破不仅需要拔尖创新人才引领,还需要一线工程师和技术技能人才实现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通过构建产学研用体系,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成为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重要一环,也带动职业教育把有文化、懂技术、善实践、会应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确立为培养目标和优化方向。

在办学模式方面,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将带动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质优”,强调依靠创新驱动实现社会生产提质增效,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发挥联结教育与产业两端的独特优势,以区域发展规划为战略支点,以科技创新企业为合作重点,以推动产业技术革新为产出目标,不断优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体制机制,集聚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推动实现倍增效应、乘数效应,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在办学成效方面,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将带动人才培养质量同步跃升。当前,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定位清晰,人才培养质量取得较大进步。但是,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匹配度、教学内容更新速度、职教学生综合素养等方面与产业、企业需要仍有差距,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将带动职业教育进一步聚焦类型教育功能定位,以满足行业、产业需求为导向,逐步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学历层次、创新意识、实践技能与新质生产力的适配度,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跃升。

二、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机遇

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摇篮,扮演着推动人才、科技、产业资源聚集和价值链条塑造的重要角色。应深入研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之于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深刻理解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在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耦合价值,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教育基底,并以此为契机,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职教体系,实现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驱动、共同发展。

(一)职教高质量发展为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实力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受到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从法律层面明确其类型教育定位,从政策层面推动其完善机制,从路径层面给予其发展指引,逐步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法定的类型教育地位赋予了其历史自觉力,世界之最的规模优势赋予了其行为自主力,稳步提升的人才培养质量赋予了其行动自信力。

1.在历史自觉力方面,明确类型教育定位是关键。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这些要素构成中,劳动者是最活跃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子,是唯一具备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意识的核心要素。职业教育作为伴随近代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而产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教育类型,天然地具有为新质生产力及相关产业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者的功能定位。这种类型教育定位随着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施行而愈加清晰。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职业教育理应肩负起类型教育赋予的职责使命,将培养新质生产力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自觉。

2.在行为自主力方面,职教人才培养规模优势是基础。从经济学视角看,新质生产力与新行业、新业态和新技术密切相关,推动生产力跃迁和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并逐步应用到更多行业和领域。这需要建设一支数量可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他们或从事科技研发与推广,或开展组织改革与创新,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各种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可以乘势而为,将数量优势转化为人才竞争优势。根据《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发布的数据,我国职业教育累计为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6100万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有在校生3000余万人,成为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巨大“蓄水池”和“中转站”。可以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培养方向和数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3.在行动自信力方面,职教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是核心。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生产力现代化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具体表现形式,以科学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以要素优化重组为组织变革和效率提升带来新思维。当前,在规模优势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内涵建设,我国职业教育已经建设了一大批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际办学等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范式,为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技能劳动者奠定了行动自信。

(二)产教融合为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搭建交互平台

从新质生产力与产业之间的关系看,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并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而近代我国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过程也是一段与产业共生共荣的发展史。现阶段,产教融合水平已成为衡量职业教育办学成效的重要标准,决定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和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强弱。由此看来,职业教育和新质生产力均具有源于产业、兴于产业、服务于产业的典型特征,决定了产教融合成为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交互平台。

1.产业发展是职业教育和新质生产力共同的发力方向。当前产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发展情况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产业发展可以带动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和质量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拉动消费和投资,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稳步提升人民收入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公平。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直接价值指向就是发展产业,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技术革新,终极目标是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将发展实惠造福于民。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已经成为职教界的理论共识和实践逻辑,各类职业学校都在积极探索融入当地产业布局、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大局的有效路径。以产业发展作为职业教育和新质生产力共同的发力方向,决定了同宗同源于产业的二者之间还具有目标和路径的一致性,为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天然土壤。

2.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介质。产教融合是衡量职业教育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是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现状仍然是政府为主、社会为辅,企业直接参与办学的较少,而职业学校也很难直接参与企业生产管理和市场经济活动。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深入开展产教融合的核心载体,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提供了桥梁和纽带。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学校可以更好地感知技术革新与市场发展方向,通过校企共建、人才共育、成果共享的方式,及时设置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的新兴专业,培养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为产业发展和行业企业技术攻坚提供智力支持和人力保障。

(三)科教融汇为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催化媒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此后,科教融汇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并通过《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加以部署实施,使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关联更为紧密。这为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了催化媒介,使其能够在科技推广应用、技术技能培训、科技创新研发等领域发挥类型教育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开辟新战场、新阵地,吸收新智力、新技能,实现新跨越、新发展。

1.以科技推广应用助力新质生产力开辟新战场、新阵地。长期以来,职业教育领域坚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学初衷,并为产业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的合格劳动力。但是,从党和国家赋予职业教育的新时代使命来看,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期待来看,仍然远远不够。在科教融汇视野下,职业教育界正在研究新理论、新技术,消化吸收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并应用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校企合作等诸多领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技术迭代升级,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战场、新阵地过程中贡献更大力量。

2.以技术技能培训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新智力、新技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5]在科技创新带来的新一轮革命浪潮、产业升级换代和消费提档升级过程中,科教融汇成为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当前,职业教育深入开展以产业应用为特色的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在服务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开展企业职工技能培训、订单班人才培养等,不断更新劳动力知识结构,为其提供新智力、新技能,使职业教育成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之一。

3.以科技创新研发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新跨越、新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依靠科技自立自强,这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支持和参与。近年来,我国战略性布局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并在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高铁技术等领域开辟了新赛道或实现了弯道超车,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这些历史性新跨越、新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成为显性特征和驱动内核。而职业教育培养的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生力军,职业教育的智能化实训车间成为技术研发的试验场,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框架

围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驱动、以质优为关键、以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为核心标志的发展模式,职业教育助力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从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大职教”体系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优化产学研用生态系统以改善培育和发展环境,打造类型教育优势以提供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三重维度着手,搭建行动框架并落地实施。

(一)构建三位一体“大职教”体系,激发新质生产力创新活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职业教育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的核心作用,真正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统筹推进的“大职教”体系,以创新链为总牵引,通过思维创新、平台创新、机制创新协同发力,推动创新链与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彻底激发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创新创造活力。

1.以思想为先导,激发创新意识。在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构成要素中,劳动者的创新意识决定了劳动资料的组合方式、劳动工具的使用方法和劳动对象的改造质量,进而影响着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应用成效。因此,激发新质生产力创新活力,应该充分认识到创新意识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大职教”体系中的先导性地位,解放思想、敢为人先,以创新意识武装科技人才,以创新人才引领科技变革,释放创新创造聚变力量,并转化为巨大发展动力。在激发和培育创新意识过程中,无论是职业院校教师、学生,还是企业技能人才或工匠群体,均应坚持理实一体、学做结合的基本原则,打造教育、科技、人才要素双向流动的绿色通道,为职业教育师生深入到生产一线和企业技能人才进课堂、进学校提供制度保障,让职教人才与产业人才在交流融合中迸发创新智慧,结出创新果实,助力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2.以聚能为目标,搭建创新平台。在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由于数字技术突进和生态逻辑涌现,科学与技术的边界逐渐模糊,需要越来越多的具备不同创新要素禀赋的参与主体共同搭建创新平台,通过知识、资源、人才等要素共享和优化重组,提升前沿技术创新速度和质量。创新平台的搭建,应从明确平台的目标规划开始,对平台主体选择、平台运转模式和平台考核评价等各个方面加以完善,开展系统性和整体性建设。首先,需要结合政府规划和市场需求,确立创新平台搭建目标,合理规划创新平台工作周期,设定科技创新产出形式等,便于各方参与主体向着共同目标发力。其次,根据创新工作目标和研究方向,结合各参与主体的创新资源、擅长领域,筛选入驻平台的职业院校、企业、智库和技能人才,建立校企创新研发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数据共享与开发应用联盟等创新平台,为资源要素的整合增效奠定基础。再次,应坚持以项目研发为导向,结合入驻平台的各主体、各模块、各层级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确定平台运转模式,构建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的管理机制,提升平台运行效率。最后,要优化平台创新成效的考核评价方式,既要注重创新目标达成率的结果考核,也要加强动态管理和过程指导,给予创新平台更多的人财物支持。

3.以改革为动力,优化创新机制。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因此,要通过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适应传统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所有权关系、分配原则、生产组织形式、管理制度,为激发新质生产力创新活力构建全新的保障机制。在国家战略层面,要统筹规划教育、科技、人才在特定区域、特定阶段、特定时期的投放力量,健全建优新型举国机制并充分发挥其科技攻关优势,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在地方管理层面,要创新性构建教育、科技、人才协调发展的常态化运行机制,合理优化教育、财政、土地政策,扶持区域内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的业务能力。在个体微观层面,既要激发各类职业院校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也要提高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与社会地位,调动其投身科技研发的积极性,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二)优化产学研用生态系统,改善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关系作过深刻阐述,认为“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6]。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创新的内生动力源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需要,重在强调以“研”促“新”、以“新”提“质”,而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又是创新的载体和场域,重在突出以“产”载“新”、以“质”赋“产”。在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开展科学研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产业发展、推动技术应用的重要任务,是串联“产”“学”“研”“用”四大领域的天然介质,理应与政府、产业、企业各司其职、同向而行,打造各方参与、资源共享、精准匹配、紧密协作的产学研用生态系统,实现全产业链的价值协同与共创,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1.深化产教城融合,构建产学研用实体化运行机制。产业、教育、城市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三者一体化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职业教育深化改革,提升职业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需求的适配度,孵化更多适宜当地发展的科技成果与新型产业力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深化产教城融合应坚持机制先行,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一体两翼”为重点,以构建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为基座,以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载体,组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并实体化运行,形成工作合力。深化产教城融合应突出战略协同,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谐美丽城市结合起来,结合当地产业基础、资源分布和职业教育水平等,因地制宜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协同推进政策制定、资源投入、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工作。深化产教城融合应强化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聚合,推动职业教育融入城市和产业,既要重视传统的产业与职教园区建设,推动引校入园、引企入校,也要重视新型网络空间建设,通过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和MR(混合现实)技术共建智慧教室、智慧车间、智慧调度中心,提高沟通效率,实现多元实时联动。

2.提升科研综合实力,推动创新成果量质齐升。在产学研用生态系统中,科学研究能力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和支撑,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职业教育应充分发挥自身在应用型科研领域的优势,面向产业科技发展需要,通过培育科研团队、共建科研基地、增加科研投入等方式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提升产教协同科研能力,推动创新成果量质齐升。在科研团队培育方面,各地职教中心、职业院校可以联合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建立一支相关专业群骨干师资、企业优秀技术人才共同参与的科研团队,并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培训、前沿领域人才交叉组合等方式提升团队研究能力。在共建科研基地方面,应根据未来产业布局和当前产业发展需要,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导,建立一批面向市场、重在应用的产学研用基地,为科研团队开展技术研发、产品开发、科学实验提供实践场所。在科研投入方面,应协同推进不同领域、不同体系、不同层次的技术研发投入,既要制定财政、金融、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增加科研投入,也要在研发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新领域、新赛道增加专项财政拨款,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联合技术攻关,推动重大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领域取得标志性成果突破。

3.推动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加快新质生产要素供给。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要素系统,其先进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由此可见,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仅仅依靠技术和理论创新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先进的科研成果进行应用转化,为先进技术提供更为广阔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的新质生产要素供给。推动科研创新成果应用转化,必须构建以科技企业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畅通的投融资渠道为保障的技术转化体系,加快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劳动工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过程中,还要妥善处理“新兴”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一方面,可以通过科技转化为新兴产业提供更高质量的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赛道、新场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新兴科技、数字治理帮助传统产业改进生产工具,优化工艺流程,培训技术工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

(三)打造类型教育优势,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马克思充分肯定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8]。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大量具有较高科技文化水平、熟练掌握和运用先进生产工具的新型技能人才,该群体的数量和质量共同决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创新程度和应用成效。因此,必须积极打造和充分利用职业教育在培养专业技能人才方面的优势,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局,深化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推动职业人才学历和技能同步跃迁,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结构。

1.围绕未来产业发展前瞻性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9]。我国“十四五”规划围绕类脑智能、深海空天开发、量子信息等前沿科技领域谋划布局了一批未来产业,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提供新载体,成为“换道超车”的新阵地,为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即将产生的前瞻性技术研发、智力支持、人才保障等各项需求,职业教育要尽快进行专业群调整优化和内涵提升,提高人才培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之间的匹配度。职业院校要及时掌握区域产业发展态势和未来规划布局,加强相关产业、行业的师资人才储备,开设相关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优化技能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要坚持开门办学、校企合作,保持与行业、企业的有效联动,实时关注产业发展新需求、新变化、新趋势,结合行业、企业人才需求,开设一批行业急需、企业欢迎、社会期待的新专业,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

2.持续深化“三教”改革,提升学生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职业教育必须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持续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在精准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贡献职教力量。在教师改革层面,要以建优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为抓手,不断提升职业教师的理论讲授水平和实践指导能力,培养职业教师面向产业思考教学、面向岗位培养能力、面向应用引导创新的意识;同时,还要破除“身份”管理的体制机制障碍,积极构建职业教育与产业、行业的师资双向培养与流动机制,真正实现企业技能人才、管理专家“送教到校”与职业教师“送培到企”的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和运行。在教法改革层面,要顺应产业层次和职业教育学历上移的发展趋势,在坚守职业教育重实践、重能力的教学特色基础上,增加新质生产力相关新理论、新知识的教学内容设计,强化学生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理解与掌握,并联合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开展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学徒制培养,设立实践教学基地和创新研发中心,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在教材改革层面,应把握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的“理念新”“发展快”“内容实”等新特质,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开放性的教材编写新要求,采用知行合一的体例结构,对标新兴产业的岗位要求精选授课内容、创设案例情境、设计实践任务,链接实时更新的教学资源和应用场景,辅以项目式、活页式的呈现方式,提高教材实用性和时效性。

3.拓展职教学生成长通道,加快职业教育学历跃迁。从2014年国家首次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到2019年真正推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再到2022年新职教法以法律形式确定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定位,职业教育确立了“中职—高职专科—职教本科”纵向贯通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办学的专科学历“天花板”已经打破,也意味着职业教育能够为行业、企业培养更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改善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增强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但是,无论从我国高层次技能人才缺口的绝对数来看,还是高层次技能人才占比的相对数来看,我国职业教育本科学生现有培养数量和增长速度,都难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需求形成有效支撑。与此同时,作为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输送基地,我国职业教育本科发展速度缓慢。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职教本科招生人数仅占本专科招生总人数的1.59%,与产业发展需要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加快职教本科探索速度,推动职教学生技能和学历同步成长,成为当前打造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彰显类型教育优势的题中之义。职业教育应加快面向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进行本科专业布点的步伐,提升职教本科招生和培养比例,并在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职教本科与专业硕士、博士的衔接通道,加快职业教育学历跃迁,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

参考文献:

[1][3][5]人民日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2][8]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3204.

[4]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6]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6-102.

[7]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9]人民日报.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1.

(作者: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马宁 张越)

 
   
德国企业本位“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分析及启示

摘要: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举世瞩目,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度和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国家理念强调“技能人才培养不仅是学校的任务,更是企业的任务”,政府层面以法律为约束力、培训条例为标准、职业能力为导向、激励政策为保障,充分凸显企业在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社会价值。这为我国现代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企业的促进支持政策、服务平台和保障机制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职业教育,企业本位,职业教育体系

德国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强国,工匠精神在德国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BMBF)、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KMK))与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联合发布的《2021年教育概览》报告中提到,德国2564岁年龄段人群中55%拥有中级资格和学历(拥有高中及高中毕业后非高等教育类资格和文凭),比例明显高于OECD平均水平(43%),这主要归功于德国发达和成熟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1]。这与德国长期扶持分布在机械制造、化工、食品和轻纺等“隐形冠军”企业及企业高度重视职业培训密不可分。受疫情等影响,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所(BIBB)于202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绝大部分行业合同签订率呈负增长,但其中正增长率的仍是德国工商业和手工业,主要分布在机械、电子和信息技术领域。这显示出德国长期致力于实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职业教育相比高等教育对德国技能人才培养的贡献更加显著、地位更加突出。本文将通过分析德国企业本位“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取得成功的核心因素,探寻我国现代化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路径。

一、德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概况

德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思想和发展可追溯到普鲁士时期,兴起于1819世纪德国社会工业化发展时期,发展初期以满足手工业年轻劳动力需求的进修学校(Fortbildungsschule)为代表,但受限于当时宗教思想和拉丁文、希腊文等社会科学内容,加之手工业部门(Handwerk)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地位的“师徒契约”(传统师徒制神化了师父的地位和培养要求,不利于受教育个体全面发展)被雇主滥用,按宗教管制权利、贵族阶层、普通市民划分的旧“双轨制”教育反而越来越成为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18世纪中期,继续教育学校重视数学、机械制造的自然科学,尤其是伴随实科中学(Realschule)的出现,继续教育学校逐步转变为基于特定职业的普通教育专业学校,吸引青年人就读。19世纪中期至末期,德国工业蓬勃发展,经济迅速崛起,各州相继建立普通教育性质的继续教育学校,但此类教育未能有效从中小企业立场出发,缺乏实效。1920年柏林召开的德意志帝国教育会议将普通进修学校正式更名为职业学校(Berufsschule),定义为与企业内部培训同等级别的教育和培训场所,标志着国家层面承认的企业职业培训与学校职业教育双轨并行的职业教育雏形基本形成[2]1969年《联邦职业教育法》和1981年《职业教育促进法》颁布生效,对职业培训的环节做了细致的规定并根据社会发展变化动态调整,保证大多数人能够得到职业教育和企业培训机会,培养受教育者符合行业、市场需求的技能。

经过近50多年发展演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呈权责明晰、多元参与、高度协调的特征。联邦教育研究部、州文教部以及由雇主、雇员和州政府代表组成的州职业教育委员会和地区行业协会作为管理主体,从职业教育全局性问题研究入手,通过政策立法、职业培训条例与职业发展轮廓制定、教育企业资质及培训合同审查、教育实施、结业考试、职业资格评估认定等环节,逐步形成“政府统筹、企业主导、职业院校辅助”的职业教育模式。新《联邦职业教育法》(2005年)和《手工业条例》作为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规范及条例,规定除了“双元制”和普通全日制以外,还设立由政府资助的为未能进入上述职业培训的青年人补充提供培训机会,满足各年龄段及阶层学习者纳入“双元制”培训体系的需求,获得德国资格框架(DQR)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旨在继续教育助力终身教育发展。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BIBB)公布的《2023年认可的职业培训清单》数据显示,德国目前有327种国家认可的教育培训职业,涉及工业和手工业、公共服务、家政、农业、航运和自由职业,行业培训、考试与资格认证已经达到标准化[3]

二、德国企业本位“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分析

(一)严格而完善的法制体系为企业所需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制度保障

德国从国家立法、战略规划、机构设置、培训制度、激励政策等方面全方位扶持企业培养技能人才,在法律基础上明确企业资质和教学培养标准,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适应性[4]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颁布的与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相关立法、制度、报告等多达20余项,最具代表性的有《基本法》《联邦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促进法》和《职业培训条例》,健全的制度和法规对各社会主体职责作出充分、明确的规定,以实现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培养过程有法可依、依法管理。

德国《基本法》强制规定,在德国任何一个企业、商会、个体经营或者工商业界法人单位和因生产经营的纳税者都有强制义务参加各联邦州本地的行业协会,与学校共同承担高等职业教育的责任,根据相关法规,德国十人以上职工的企业有义务进行职业培训。《职业教育法》颁布指令性培训标准,要求企业对个体职业技能培训与实现教育目标所必需的职业行动能力一致,按照教育内容和形式有计划地实施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标准制定、实施程序、考试评估须在行业监督下完成,以法规形式确定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技能标准、资格证书等值融通,保证从学徒到员工的职业技能高质量和适切性[5]

(二)企业主导,配套完备的培训条例和组织管理机制

德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列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影响、融通发展的教育结构,占据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企业为约占学生整个学业时间三分之二的培训提供场地等资源支持。在校学习过程也会聘请行业相关企业经验丰富的高级技师担任学校教师,企业培训过程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培训职业目录和标准组织开展。学生需通过培训学年的中期考试和培训结束前一个月的结业考试,考试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考试由专家组成的考试委员会统一主持,考试委员会至少有三名成员,由至少一名职业学校教师、雇主、雇员双方代表人员组成,雇主和雇员代表至少占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6],这也充分体现了企业在职业培训和评估环节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学员结业考试后获得该职业的认证资格方可与企业签订就业协议,证书效力在全德和欧盟承认,IHK/HWK证书的持有者在欧洲乃至其他国家的工作能力都受到企业高度认可,国家的通用考核标准保证了各类资格和职称的可比性。完善的组织管理机制强调“利益协调”和“多方共赢”原则,整合“政行企校生”五方主体相关利益者权益,明确各方共同承担教育、培训规划、实施和改善责任,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保障职业教育机制完善和政策落地,提升企业本位的职业教育组织效能。

(三)以关键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行动导向教学模式

德国早期职业教育沿用传统学徒制,虽有利于熟练技艺和隐性知识的传授,但因为实践应用能力强的师资数量有限、培训内容和评估标准主观性过强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培训体系结构化缺失,容易造成培训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现代工业化发展和高素质技术人才标准化培养需求,在技术人才可持续培养方面存在局限性。德国劳动人口中近三分之二属于技术人才,在创造社会经济价值方面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而关键能力培养正是人员素质可持续提升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德国实施的职业教育改革从根本上变“灌输式”教育为基于工作过程、典型工作任务的行动导向模式,强调关键能力培养,即培养个体高水平、通用性、灵活切换的可迁移职业能力,这对能力的要求不局限于单一职业活动,而是顺应外部市场动态需求的高质量知识、技能和能力[7],人才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不易因技术进步导致技能过时和岗位淘汰,有效避免职业变更或社会劳动组织变化时因能力错配、职业动机不足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

(四)“多元混合”模式的经费保障体系

学生在联邦职业学校和企业培训过程中不用交学杂费,实习期间还享有津贴,所有教育成本由相关主体承担,经费来源各不相同:企业原则上全部承担学徒培训过程中产生的教育经费,除培训场所外,还包括培训设施、器材设备及维护费用、实训教师工资和学徒津贴等;职业学校教师工资及其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学校软硬件资源建设及管理费用由各联邦州政府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承担;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元机构——跨企业职业培训机构(BS),其主要职能是动态整合企业培训资源,补齐部分企业无法独立完成学徒所需职业技能培养的短板,满足学徒职业技能培训路径和职业发展多元化需求。大部分跨企业职业培训机构的运营经费由相应行业协会统筹,同时联邦州政府也会承担一定比例的培训成本,减轻企业培训成本负担,消除企业对培训后员工流失的顾虑。

德国政府立法部门还从劳动与社会保障政策措施入手,提高对企业特殊情况下的职业教育补贴额度,根据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变化,逐步完善企业资助制度,提高对企业基于特殊情况下的职业教育补贴额度,提升激励政策的时效性,强化激励政策效果。如20205月发布的《联邦法律年报》(Bundesgesetzblatt)相关条例内容指出,企业基于集体协议或劳动合同开展员工继续教育的,在现行标准基础上再提高5%补贴标准。针对经营困难及短期内接收继续教育员工比例较大的企业,补贴标准在现行基础上再提高10%[8]保障政策一致性的同时,体现差异化特色。

三、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企业深度参与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历经40多年,从职业大学诞生、深化改革素质教育到现阶段“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教育部2022年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职业院校共有11273所(含技工学校、职业本科);高等职业教育院校2022年招生规模达546.61万人,连续4年超过普通本科[9]。从发展速度、规模和扩张领域看,我国居世界职业教育大国前列,但在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和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产学脱轨”的问题,职业教育体系无法满足支撑产业、行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本文所分析的德国企业本位“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对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如下启示。

(一)结合人才培养战略转型,突出普职教育同等地位

2014年制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开宗明义,定义现代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育[10]。我国职业教育在世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浪潮中地位突出,职业教育院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须加速匹配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完善教育体系和人才结构,赋能行业、产业,促进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无论是升学、就业还是职业发展方面,职校与普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专科已不再是职业教育的“天花板”,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正在展开[11]。政府应当从“普职分流”开始,在招生院校资质审核、招考途径、升学路径、提升职业技能就业岗位质量、薪酬待遇、继续教育等方面多措并举,统筹协调推进普职教育一体化发展,强化社会各方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支持力度。

(二)紧密结合产业需求,优化技能人才培养路径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以“政府提供,校企合作”为框架,以“产教融合”为主要模式,联合培养过程由学校培养方案为主导,基于企业基础劳动力需求开展,但效果良莠不齐,常出现工作岗位和人才技术资源错配导致的学生留用率低、就业不充分等社会问题。企业“用工荒”和青年人“不愿进厂”的矛盾现象普遍,这表明目前的职业教育未能充分发挥产教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契合的作用,供求关系紧张的困境亟待纾解[12]。为此,应根据产业布局和行业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需要的新兴专业,支持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推动新兴产业及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要达到供需平衡、技能人才充分就业和高素质人才全面发展,核心内涵在于准确把握产业变革方向和企业资源统筹规划,从岗位核心技能入手,优化课程设置、岗位培训、理论和实践评估等职业教育核心环节,增加岗位技术含量和技能附加值,从而提升职业教育的适切性。

(三)明确职业教育立法系统的约束力,完善校企合作企业激励机制

办好社会认可、中国特色明显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增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职业教育适切性,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从1996年我国颁布《职业教育法》以来,相继出台《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引导重视企业在产业核心技术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但具体内容、标准、奖惩机制等系统层面仍缺乏标准统一的条例作为保障,导致企业无法“冒险”承担培训过程高成本以及留用率低的风险,只得重视人才资源的短期收益,安排学员从事基础岗位工作,从时间和形式上完成“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对比本文所论述的主体,如果能按企业所在省(市、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类型、企业规模配套相应的人力资源、财税补贴标准;职业教育提升专项企业补贴基于企业技能创新人才培优效果划分补贴标准,这样既能优化参与企业的资质评估,又能依托政策足额拨付专项经费,充分激发企业释放高质量技术岗位。

(四)着力构建国家资历框架和职业资格证书认定体系

2019年教育部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中将探索符合国情的国家资历框架和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成果认定、互通衔接列入重点攻坚任务,促进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其他学习成果进行专业认证并满足学分积累、转换,破除普职教育成果长期以来无法有效融合的壁垒[13],为技能人才可持续发展拓宽通道。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演进经验,提出以下可行办法:一是充分调动多方参与职业教育资格证书认定和管理过程,如:教育部门、主管单位、校方专家代表、雇主代表、员工(包含实习学员)代表,有利于评估认定过程规范性和岗位适切性,也能丰富评估维度,提升证书在国家层面的认可度和持证者技能的“含金量”。二是参照行业标准,结合企业工作岗位需求,在主管部门监督和指导下梳理并动态更新职业培训目录,这需要校企合作“双师”型人才充分调查、论证,做好前期需求匹配工作。三是在政策支持下,鼓励和要求企业参与到基于职业标准的培训课程结构优化过程中,避免出现实习和就业岗位人岗不匹配的情况。四是从组织管理入手,参照“政府统筹,企业主导,学校组织”的模式,制定与岗位技能高度关联的专项竞赛、创业项目、奖学金等激励方案,如参加省(区)、国家、世界级技能竞赛的选手所在单位给予适当培训补贴,提升职业技能人才对职业能力和资格认定的重视程度以及职业认同度。

四、结束语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代表了专业技能、社会生产力、产业发展、终身教育等多个方面,本文通过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高度参与的体系演进经验分析,旨在为我国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相关部门、组织、机构需要切实分析现有条件,积极拓展和引进高质量职业教育行业资源,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BILDUNG AUF EINEN BLICK 2021 ZENTRALE ERGEBNISSE IM üBERBLICK[EB/OL].2021-09-16[2024-01-08].https://www.bmbf.de/SharedDocs/Downloads/de/2021/210916-oecd-bericht-handout.pdf;jsessionid=50992E70A5E6F49BD0B6BF70A192FA6Alive091?__blob=publicationFile&v=2.

[2]Kuhlee D, Steib C & Winch C. Founding German vocational education:Kerschensteiner,Spranger and Fischer as key figures in the classical German VET theory[J].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202256:383-398.

[3]Verzeichnis der anerkannten Ausbildungsberufe 2023[EB/OL].2023-03-01[2024-01-12].https://www.bibb.de/dienst/publikationen/de/download/19128.

[4]姜大源.职业教育研究的向度与功能:新《职业教育法》学习心得[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6):23-29.

[5][6]Berufsbildungsgesetz[EB/OL].205-03-23[2024-01-15].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bbig_2005/BBiG.pdf.

[7]蔡晓棠,王玉苗,任梦.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资格标准开发与借鉴[J].成人教育,20222):81-87.

[8]Gesetz zur F rderung der beruflichen Weiterbildung im Strukturwandel und zur Weiterentwicklung der Ausbildungsf rderung[EB/OL].2020-05-20[2024-01-16]. https://www.bgbl.de/xaver/bgbl/start.xav#__bgbl__%2F%2F*%5B%40attr_id%3D%27bgbl120s1044.pdf%27%5D__1705635667534.

[9]教育部: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规模连续4年超过普通本科[EB/OL].2023-03-23[2023-01-16].http://www.moe.gov.cn/fbh/ive/2023/55167/mtbd/202303/t20230323_1052399.html.

[10]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EB/OL].2014-06-16[2024-01-1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406/t20140623_170737.html.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EB/OL].2022-04-21[2024-01-17].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375.htm.

[12]左和平,李秉强,左璇.我国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内涵、特征与政策方向[J].教育学报,20236):90-102.

[13]程芳,郭丽君.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我国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实然困境与突破路径[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33):28-35.

(作者: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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