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7月24日第13期总第3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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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公布

722日,教育部公布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快报显示,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4595亿元,比上年增长5.3%。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50433亿元,比上年增长4.0%2023年全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分别为5382亿元、28427亿元、10154亿元、17640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4.7%6.0%6.2%7.6%

根据统计快报,2023年全国幼儿园、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增幅分别为:8.8%4.3%2.7%3.8%0.7%3.9%

本次发布后,教育部还将会同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分别以公告和统计年鉴形式,公布全国及各省落实法定增长情况和最终核定数据。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开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11日发布通知,部署启动2024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以“助力攻坚 就创青春”为主题,于7月至12月开展,对2024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政策落实、招聘对接、困难帮扶、能力提升、权益维护等不断线就业服务。

通知明确,为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集中发布致高校毕业生一封信和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清单、就业创业服务清单、就业创业政策清单。推广未就业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开放线上线下求助渠道,允许未就业毕业生在户籍地、常住地、求职地进行失业登记或求职登记。对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落实实名就业服务,提供至少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1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实施困难帮扶专项行动,将脱贫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长期失业青年和求职补贴发放对象纳入帮扶台账,推进分层分类就业帮扶,优先提供指导服务,优先推荐就业岗位,优先开展培训见习。

通知提出,开展政策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公开办理流程,明确办理时限,推行“直补快办”“政策计算器”等服务方式。推进“职引未来”系列招聘,广泛收集有利于毕业生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开展专业化、行业性、分区域的招聘活动。未就业毕业生较为集中的城市和用工密集的地区每周至少举办1次专业性招聘活动,每月至少举办1次综合性招聘活动。

 
校企对接强合作 供需适配促就业 教育部启动第四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

为帮助用人单位培养和招聘更多实用型、复合型和紧缺型人才,推动高校人才培养与就业有机联动、人才供需有效对接,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部启动第四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实施时间为2024年7月—2025年7月。

在总结前三期经验基础上,第四期项目在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更好地为项目双方提供便捷、即时、高效服务。

部省校三级管理,提升管理实效。自第四期开始,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采用部、省、校三级管理机制,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就业工作部门纳入项目管理主体,加强项目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区域就业育人项目管理工作,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校企对接活动,提升项目服务国家重点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

采用即申即办机制,推行动态审核。依托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平台数字化建设,对项目实行动态审核、常态化运行模式。突破各环节特定时间窗口限制,用人单位和高校项目负责人可即时申报,部、省、校三级动态审核推荐,确保各环节实施更加灵活便捷,方便供需双方随时发布项目需求、即时开展洽谈对接。

优化实施过程指导,完善闭环管理。进一步明确项目发布、项目实施、结题评审等各环节的管理主体和操作路径,加强校企合作协议签署、项目实施指导、项目结题评审管理,突出对供需对接适配、产学协同育人、校企合作促就业等内容考核。鼓励和支持各高校邀请用人单位参与就业课程设置、案例开发、师资队伍培训等环节,推动用人单位深度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改革,提高人才供需对接效率。

据悉,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成功开展三期,累计2000余所高校与2400余家用人单位开展项目对接,立项4.5万个,服务大学生超过600万人。项目的开展实施为校企供需对接搭建了精准高效的交流平台,为高校大学生创造了更多的实习实践机会,在帮助学生增进社会认知、提升求职能力、科学合理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风采展示暨2024届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出征仪式举行

7月12日,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风采展示暨2024届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出征仪式在上海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作视频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杰出席活动。

怀进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强调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首届大赛呈现了一堂以赛促学、可学可鉴、生动鲜活的朋辈教育大课,打造了一个以赛促就、校企衔接、精准服务的供需对接大平台,收获了一批以赛促教、更高品质、更有温度的名师金课。怀进鹏强调,基层是高校毕业生建功立业的舞台,广大青年学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心中有信仰、肩头有担当、脚下有力量,在基层实践中汲取群众智慧,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同学们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用踏实的脚步丈量广袤基层,用火热的青春绘就幸福底色,扛起新使命,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创造出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

龚正说,上海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擘画,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我们将以举办这次活动为契机,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城市重要使命,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期待全市高校毕业生到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的一线去建功立业,在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中成就出彩人生。上海将激发更强劲的发展动力,为高校毕业生搭建就业创业大平台、拓宽基层就业新空间、营造宜居宜业好环境。热忱欢迎海内外优秀毕业生来沪就业创业,谱写更多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精彩篇章。

在风采展示环节,大赛成长赛道获奖学生代表围绕个人实现职业目标的成长过程,讲述树立正确择业就业观念,通过学习实践持续提升、进步成长,增强综合素质和能力。就业赛道的获奖学生针对科技助农、匠心筑梦、精“医”求精等“求职现场”情景,聚焦目标岗位要求,介绍个人学习成长路径及所具备的综合素质,展现了求职实战能力。大赛课程赛道评比高校就业指导课的实施效果及教师教学水平,金奖教师代表现场还原了教学和指导咨询故事,促进生涯教育小课堂与社会实践大课堂相贯通,全面强化就业育人实效。

在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出征仪式上,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特岗教师、乡村医生、应征入伍等5支学生队伍代表全国百万赴基层就业毕业生集体宣誓,彰显了当代青年奔赴“基层山海”的坚定信念和为社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的满腔热情。

活动分为序章、风采、荣光、启航四个篇章,由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复旦大学承办。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组委会、专委会、监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部分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分管负责同志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大赛获奖师生代表和高校就业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基层就业优秀毕业生代表,参加基层服务项目在沪高校应届毕业生代表参加活动。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印发《关于共建高校“大思政”体系 推动高校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有力发挥共青团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共建高校“大思政”体系 推动高校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共青团全面参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实施意见》指出,各级团委、教育部门、高等学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着力加强对广大团员青年的政治引领,不断提升高校共青团工作质量水平,动员引领高校团员青年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实施意见》提出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强化高校党委对共青团工作的具体领导,纳入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总体格局;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进一步规范推优入党工作机制,深化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和团干部素养提升工程。二是聚焦政治引领,全面参与“大思政课”建设。巩固拓展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成果,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衔接学科专业教学体系,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与“大思政课”紧密融合,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丰富团课课程体系,推出更多网络文化产品;健全共青团开展大学生思想动态常态化研究机制,鼓励团干部参与思政课教学和研究。三是强化工作协同,健全协同育人机制。支持高校团委深度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机制和“五育”并举工作格局,围绕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实施一批有针对性的项目和活动。四是发挥组织优势,提升社会实践专业化水平。强化共青团在学生社会实践工作中的协调作用,深入实施西部计划、“青年实干家计划”、“三下乡”、“返家乡”等实践活动,构建实践育人新范式;促进校地工作协同,加强校地共建、区域联建,打造更多符合青年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的实践项目、实践基地。五是优化评价机制,有效发挥激励导向作用。优化学生评价机制,健全和推广“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面向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重点领域,采取更多务实激励举措;优化高校共青团工作评价机制。

《实施意见》强调,要完善共青团与高校联系交流机制,健全指导高校共青团工作具体机制,构建高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共同参与实施的领导保障机制。各级团组织特别是高校团委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

 
   
名师劳模当导师 江苏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团队显雏形

名家国手、劳动模范走进校园当导师,产业学院和研究学院无缝对接……在江苏,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团队正逐步成型壮大,当地通过培育一批优秀青年教师、学术带头人和教学团队,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满足各行各业对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早在2020年,作为教育大省的江苏就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江苏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办法》。此后,江苏省教育厅开始筹备12个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团队协作组(下文简称协作组)的搭建工作,该省职业院校也进入按行业领域“组团”发展的阶段。

12个协作组覆盖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医药卫生、交通运输等多个重点产业,旨在借助协作组成员单位之间的分工协作,打破教学资源之间的壁垒与边界。

对于这种发展模式,作为江苏“双师型”教师团队医药卫生协作组组长单位,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赵胜忠认为,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协作组成员单位之间可以共建共享的资源,提升整体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团队教学水平和专业能力。

在近日举行的江苏职业教育医药卫生大类协作大会暨“双师型”教师团队能力协同提升研修班上,有多家成员单位分享了各自在“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方面的探索和经验。

江苏省中医药技艺技能创新传承平台负责人、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曾庆琪介绍了该校创新搭建的中医药学生师承培养模式,“学院通过设立名师工作室,以兼职专业带头人、产业教授、兼职教授等形式,聘请行业内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学者,把学生带到深受病患信赖的医生身边学习。这种师徒制度能够确保中医药技艺技能的直接传授,使徒弟深入理解和掌握中医药的精髓。”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殷忠勇则分享了该学院“三院”一体的发展路径,在校内二级学院设立现代产业学院和研究学院,以促进校、企、研之间的教学资源、科技创新资源的共建共享。与此同时,学院还通过遴选一批优秀的临床兼职教师兼任教学职务,提高临床教学基地的教学水平。

据江苏省教育厅202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省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比例已超过75%,中职学校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比例接近70%

“‘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协作组的统筹协调、优秀团队示范引领、成员单位聚力创新的作用,实现江苏地区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江苏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副处长杨菲菲表示,希望通过院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校企合作等项目,加强对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学习和掌握,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新要求和新期待。

 
山西:2024年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名单公布

经学校申报,各市教育局和省教育厅审核,日前山西省2024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名单已确定并公布。

山西省教育厅要求各市教育局、各学校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切实履行院校主体责任,加大资源统筹管理,结合证书考核内容完善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积极稳妥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各职业学校要探索建立以职业资格证书为主的证书评价制度,建立鼓励类证书名单,引导学生考取受就业市场和用人单位广泛认可的证书;要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创新课程考核方式,积极探索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为主的“以证代考”管理办法,增强证书的实用性。各学校、各培训评价组织要根据要求继续做好证书考核费用标准核定工作;山西省教育厅将分批公布考核费用标准。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落地上海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716日,IHK(德国工商会)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基地落地上海。

当日,上海IHK吉森中德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基地(下称:培训基地)在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正式揭牌。培训基地将提供机电一体化工、工业机械工、模具机械工等三个专业的学生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服务。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上海IHK吉森商会学生考证中心”授牌仪式。未来,学生通过相关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在上海即可参加和德国本土IHK相同内容的考试,并获得德国IHK吉森工商会颁发的国际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据悉,德国 IHK吉森工商会有150年历史,为52000家德国会员公司(其中包括15000家制造业会员公司)提供对外贸易促进、职业培训、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综合服务。

据了解,“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一般由IHK等组织企业,联合职业学校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所谓“双元制”教育是指:学生一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另一部分时间在企业实践操作。上海市教委方面表示,这样的职业教育模式可以将学生所学与企业所需紧密结合,大大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中德两国企业和学校方面当日纷纷表示,实施中德双元制职业教育国际化服务项目,搭建上海市职业学校合作办学、双元制特色专业、师生交换交流等国际化服务项目平台,为师生参加双元制教育培训并获得德国本土商会资格证书提供便利,有助于借鉴成熟经验、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可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培养更多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有效行动支撑。

据悉,下一步,培训基地将在德国双元制体系教学资源建设、双元制教育师资团队建设、现代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及学生海外职业资格认证、国际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共建等方面开展工作,为上海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新力量。

 
   
天津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旭: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 职业教育应大有作为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对于高等职业院校而言,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是实现“大有可为”、展现“大有作为”的重要阵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好自身特色,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的重要要求,致力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为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培育滋养城市文明贡献力量,是高等职业院校应肩负起的文化使命,也是“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的着力点。

以文化人:铸造文化之魂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以文化人则为立德树人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构筑了我们的思想和精神内核。无论是广义传统文化中的厚德修身、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等理念,还是天津本土历史文化中积淀深厚的工业文化基因等等,都为高等职业院校推动以文化人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土壤。深入挖掘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将之转化为课堂上、实践中的优质教育供给,有利于在学生心中铸造文化之魂,为形成职业道德、职业操守、遵守职业规范“扣好扣子”,全方位提升职业素养。更重要的是,这能进一步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提升文化自信,将崇德、向善、明理、求知、学技融为一体,为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打下坚实基础,用职业教育的实绩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

高等职业院校既是传授理论知识的平台,也是有着极强实践性的教学基地,发挥好这种双重特色,可以有力推动知行合一,拓展以文化人的路径。与产业、科技的紧密对接,能够让职业教育接触到大量产业与科技发展成就、劳动模范事迹、工匠精神。跳出课本、走出教室,把鲜活的生产实践变成课堂,让实践与理论知识有机结合,让历史文化与时代精神相互映衬,可以形成更强烈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推动文化的力量由“可知”变为“可感”,推动“言传”变为“身教”。这个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的过程,会促进学生躬身实践其中的价值理念,从而让“化人”触及更深的层面。

以文惠民:守护文化之根

发展职业教育,对于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在推动以文惠民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同样不能缺位。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学上”变为“上好学”,并进一步呈现为更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职业教育只有注意到并满足这些需求,为不同群体提供适合的教育内容,打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更广阔空间,才能切实增进人民福祉,而这也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的终身化,对于拓宽和畅通终身学习通道而言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实现文化惠民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高等职业院校进一步融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依托优质办学资源,将社会需求与职业教育紧密结合,面向社会展开更广泛的培训,比如各类师资培训、技能培训和社区教育,等等。这样不仅能满足院校教师、产业工人、社区居民等不同群体的职业素质提升和美好生活需要,也能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创业能力,加强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有机衔接。另外,高等职业院校还需持续深化政行企校合作模式,在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培训与评价中心、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方面发力,通过强化全民数字技术素养等方式,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以文惠民是以文化人的多样化呈现,是对文化根基的守护,让文化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文明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双向奔赴。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高等职业院校扮演好“守护人”的角色义不容辞。

以文润城:传承文化之韵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以文润城,既彰显独特的城市气质,也折射出城市人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和生活追求,使之成为一个个鲜明的文化符号。职业教育赋予人增长技能的机会,也起到塑造价值观、锤炼精神气质的作用,因而无论是在提升个体文化修养,还是在打造城市整体形象的过程中,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天津曾是历史上的移民城市,也是一座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将这座城市拥有的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品质,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性格,开拓进取、创新求变的精神,融入职业教育的内容中去,结合现代职业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等等去塑造人、涵养人、激励人,既能讲好城市故事、凸显城市气韵,也能将这种气韵传承下去,为续写新的城市发展篇章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推动力。

以文润城,同样需要在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展现城市的文化张力。天津作为职业教育创新改革的示范高地,承载着打造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标杆的使命。以开放的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实现职业教育国际化,不仅能培养一批国内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现创新发展,更能为城市文化品牌的建设提供支撑。在这一过程中,高等职业院校应展现出自身的责任担当,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用好“鲁班工坊”建设联盟这样的平台,将职业教育的新理念、新成果输出,为世界各地带去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模式、专业标准和教学资源,唱响“职教好声音”的同时,为提高天津的城市影响力、吸引力、辐射力提供助力。

以文兴业:兴盛产业之新

开展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即推动产业发展。将文化知识、人文精神注入产业发展过程,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产力,提升产业硬实力、实现文化软实力对产业的赋能,是职业教育在以文兴业过程中应发挥出的作用。

推动高质量发展,急需加快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依托的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而这两种创新,与职业教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构成了将科学、文化知识转化为产业发展推动力的路径。因此,以“产教融合”为主线,深化教学改革,持续探索融合的新模式和新路径,优化办学模式、提升培养质量,从而推动新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是职业教育的使命所系、责任所在。今天,在教学层面实现工学结合、学做合一,办学层面实现校企合作、开门办学,行政管理层面实现产教融合、互促发展,构成了层次清晰、结构完整的职业教育发展理念。抓好产教融合这个关键一环,将之落实到实践中,需要把“引企入校”和“引校入企”结合起来,做到“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不断做大做强产业学院、混合所有制学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市域产教联合体等产教融合新平台,将学生专业能力、学习能力的培养,与企业需求、产业需求精准对位。这种在小切口中的精耕细作,有利于打通产、学、研之间的“握手通道”,实现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统筹解决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两张皮”问题,有力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以“技”为支撑,也依托于强大的精神力量。大力弘扬创造精神、科学家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同样能为创新提供澎湃动力,而这也正是开展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借助校企合作、校园文化建设等多种渠道,通过开展技能大比武、推动学生广泛参与各项技能大赛、开设工匠培训班、深入体验非遗文化等形式,使学生真切感受到锤炼各种精神对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意义和推动力,有助于培养人才爱业、敬业、精业、勤业、乐业的职业精神,进而使人才成长为各行各业的“工匠”和领军人物,推动产业发展与兴盛,构成以文兴业的另一逻辑闭环。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副校长沈忠华:加快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浙江正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这既需要牵引源头创新的拔尖人才,也需要一大批包括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在内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近年来,我省在加快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方面加大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比如去年5月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到浙江的目标是到2035年,高技能人才数量、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基本匹配,高技能人才总量达800万以上,占技能人才比例超过40%,基本建成社会崇尚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但总体上,目前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我省经济快速增长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应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和投入,加快培养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重要的推动力量。

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发展

职业教育作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大批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现代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有效贯通、融通、融合生态系统的建立,因而必须加快推进这一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一是大力发展职业本科。培养本科层次职业类高素质技能人才是适应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迫切需要的重要举措。要持续加大对职业本科院校的建设投入,推进在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中开展职业教育本科试点,努力实现职业本科教育在校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10%的目标。

二是积极探索职普教育相互融通。引导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高校加强合作,建立健全“3+2”“3+4”“3+2+2”“4+2”等分段培养机制。鼓励中职与普高开展教育合作,通过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师资互派、课程共享等形式推进人才培养机制创新。

三是加快推进科教融汇。将科教融汇有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院校尤其是职业本科院校发展目标,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培养目标等方面紧跟时代发展,有效衔接新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建构以培养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需要的高素养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不断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培养技能型人才,既要注重质,也要注重量。当前,我国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方式已然跟不上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步伐,不完善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导致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人才供给和人才需求不匹配、企业存在巨大的熟练技能型工人短缺等问题。技能型人才作为我国新科技革命兴起和制造业快速发展的血脉之流,亟须加强高质量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一是激发应用型院校和职业院校办学活力。支持应用型院校对接产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引导应用型院校和职业院校面向需求,从治理体系、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实践环节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革,提升办学活力和内生动力。在教育教学领域给予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提高其适应社会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

二是要引导应用型院校和职业院校开办适应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新兴专业。相关行业和教育部门应做好引导,帮助学校深入开展人才需求市场调研,积极开办相应的应用技术类专业,推进知识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更好地满足我省新兴产业发展需要。

三是要鼓励学校搭建产学研一体的高水平实践平台。推动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紧密对接产业发展,联合行业、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打造多元协作的产教融合平台和产学研实验实训基地。鼓励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提升技能型人才的实践创新和技术应用能力。

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培训机制

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举措。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要求,“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我们要以长远的目光,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培训机制,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成长路径。

一是校企合作共建高水平培训平台。引导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立足“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为关键,与产业头部企业共建技术研发、科技创新平台等,为广大产业劳动者再学习、再培训、再提升创造条件。

二是优化职业培训政策支持。加大企业员工开展职业培训力度,在企业税收、培训标准和人员补贴等各方面给予倾斜。鼓励规模以上企业建立职业培训机构开展职工培训,并积极面向中小企业和社会承担培训任务。将技能人才培训要求列入职业院校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培训收入不纳入学校绩效总量控制范围。

三是提升职业院校职业培训质量。引导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同研制职工技术技能提升培训项目,建立定向合作、定期组织、分层分类的培训机制。鼓励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开放办学,因地制宜,为区域范围内企业开设实用型培训课程,提升产业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建立职业培训质量多元评价机制,促使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总而言之,作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职业教育必须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结合。浙江将通过改革与创新,加快培养一大批掌握和适应新技术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作出贡献。

 
   
全面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职业本科教育的推进路径及实施策略研究”(编号:AJA220022)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3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视察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核心数字技术的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持续爆发时期,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把握新机遇的重大战略选择。目前,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相关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剖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历史脉络,认为它是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现实产业布局和战略地位、擘画高质量发展蓝图过程中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二是关注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应用,指出新质生产力与智能化劳动产品的生产和应用有着互相支撑的关联,其形成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经之路;三是重视新质生产力的交叉融合作用,如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渗透、产业联动、链条延伸、内部重组等途径,有助于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教育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动能,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强大的支撑力。然而,职业教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支撑逻辑与行动路径等问题,却还未得到研究者们的深入讨论。因此,以“识变—应变—求变”为分析逻辑,阐明新质生产力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呼唤,探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改革重点,并探究职业教育造就高技能人才来助推新质生产力涌现的行动路径。

一、识变:新质生产力形成亟待职业教育培育新型劳动者

新时代职业教育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两个大局,充分发挥自身类型特色的创新动能,持续加强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耦合衔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依赖高技能人才的支持,而此类人才又依赖于职业教育的培育。为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来打造更多的新型劳动者。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在推进自主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上开展了成效显著的探索,也面临着诸多现实机遇与挑战。

(一)新质生产力形成呼唤创新型劳动者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而传统技能人才对于科技创新、技术更替的推进作用相对有限,所以要求职业教育培育新时代下的新型劳动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实现了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建设的历史性跨越,但也还存在较为明显的构成要素“断层”、系统内外联动不足等困境。虽然职业院校学生的知识与技能掌握较好,但技能人才尤其是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相对较少。据统计,到2021年底,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 000万人,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超过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30%,但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40%50%)还有差距。此外,我国并未重视对早期高技能人才的识别、甄选,部分有先天潜质的高技能人才后备力量被湮没。职业教育的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素质创新型劳动者产生的沃土,事关技术创新、生产工艺推广与科技自立自强。在实践层面,目前我国助力技能习得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尚不成熟,具体表现出职业发展前景吸引力不强、技能评价与激励制度推广不畅等难题。研究表明,随着市场智能化水平提高,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构与就业市场需求不匹配、劳动者技术技能水平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如何整合教育资源、凝聚培养合力,高效推动我国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培养,为加快新质生产力涌现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成为职业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

(二)新质生产力形成要求更新育人理念

新质生产力展现了对于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的重新定义和重视,需要一支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人才队伍。在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催化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质量在持续提高,数字化人力资本成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技术升级的关键时刻,人才培养的理念也需要更新。管理进步主义追求“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与学校效率,体现出教育研究者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科学主义”和“效率主义”的共谋。受科学主义的桎梏与对功利追求的影响,现代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旨趣已悄然发生异化,重视对实用技术的向往、纯粹知识的追求和经济效率的迷恋,使得本应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职业教育转型为一种机械式的技能训练。现代职业教育对效率的过度关注,主要体现为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单一讲授,其他模式主要以配角的身份出现,从而流水线化地培养出一批满足企业用工需要的“单向度的人”。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借助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与学校的教学形式。现代职业已不再只是个体谋生的手段,它更成为个体实现生命价值的载体,即需要关注人才培养的全面性与现代性要求,满足“人的全面发展”诉求。单纯技能主义的人才培养观已愈发不适应未来工作世界对“复合型宽口径”的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因此,如何立足更高站位树立全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培养理念,成为职业教育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新质生产力形成亟待职教培养提质

20世纪80年代,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发现,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力严重不足,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这种成本变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丧失,最终使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转移过程有一定规律特征,早期主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研究表明,“人才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良性互动的主要沟通要素”,产业经济与技能人才之间有着互相促进的作用。由此可见,紧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培养人才是实现高技能人才成长的关键所在,也是破解“李约瑟难题”的重要钥匙。然而,随着逆全球化趋势和多边主义的增强,中国深度融入与“美国优先”之间的经济全球化博弈持续升级,全球迎来“东方文明”的再次崛起。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演进的进程中,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逐渐变得激烈,新冠疫情加剧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封锁愈演愈烈,令中国外部环境面临严峻冲击,而我国教育链与人才链的国际拓展遭遇重大冲击。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发展韧性不足、“引进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适,职业教育国际话语体系在话语质量、传播效果、国际话语权方面的表现力还有待提升。此时,我国教育如何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自主培养出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从而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将成为当前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保证高质量对外开放,自主培养出适配高新产业、重点产业的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助力国家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成为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

二、应变:打造“五金”新基建提升职业教育培养质量

科技创新是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步骤,而职业教育作为技术研发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是战略性、未来性产业力量向稳发展的基础性保障。重大科技革命带来的“变轨超车”机遇,成为职业教育提升质量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新基建”赋能职业教育提质增效主要从专业、课程、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教材等方面展开,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数字底座。

(一)建设融入新兴和未来产业的金字专业

在国家重视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需要与时俱进,积极建设金字专业来融入这些新兴产业领域。职业教育金字专业具备如下特征:一是紧密对接国家战略,瞄准产业发展前沿;二是建设重点与技术进步方向同频共振,突出科技革新前瞻性;三是注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深刻契合产教融合发展需求;四是教学力量雄厚,具备行业领先水平。金字专业的设置与建设需要依靠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主体的协同发力。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为专业建设提供资金与资源配置;职业院校应主动加强与新质生产力核心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数字化企业的深度交流合作,将一线产业需求转化为专业建设的指导原则;行业企业与科研院所则应该积极配合职业院校需求,配置专员深入参与专业建设全过程,为人才培养提供实习实训机会与科研支持。建设金字专业将有效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培养出具有产业竞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助力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档增效。

(二)开发满足新职业岗位需求的金品课程

数字经济能够赋能颠覆性技术创新,为此同样能带动新质生产力的涌现。随着数字经济的迭代,工作世界对于数字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我国多地区已经开展了相应的行动计划。例如,浙江温州启动数字领域高技能人才“一试双证”试点工作,旨在加快温州数字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为满足社会对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职业院校应积极开发顺应新职业岗位需求的金品课程。为增强教学品质,职业院校应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对传统专业进行升级,并增设数字经济领域的新专业。同时,开发与之相匹配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优质教学资源。金品课程的开发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高端技能形成作为导向,课程设计应聚焦培养学生的高级实操技能,使其适应新职业岗位要求;二是进行模块化设计,将课程内容拆解成独立模块,便于学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修;三是注重实践性,课程应提供充足的岗位实习实践机会,让学生在真实项目中磨炼技能。金品课程的开发和实施将有效增强职业院校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能力,为数字经济发展输送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在金品课程的持续升级下,此类人才还将成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引领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骨干力量。

(三)打造站在新质生产力前端的金牌师资

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取决于师资的能力与水平。在新质生产力涌现的时代,职业教育对师资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培养一支站在新质生产力前端的金牌师资。产教融合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必由之路。产教融合将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为教师提供实践经验和前沿技术知识的学习机会。通过产学研合作,职教师资队伍能够掌握企业的一线生产流程、技术标准和最新的行业需求,将这些知识融入教学,将大幅度提升学生的各项职业能力。金牌师资应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丰富的教学经验与优异的专业素养。金牌师资需要持续更新专业知识,掌握前端技术,并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紧密结合。同时,金牌师资还应具有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善于培养与激发学生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打造金牌师资需要多措并举,包括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待遇、提供专业发展机会和建立完善的激励制度等。只有依靠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切实打造出一支具备实践经验、技能水平、教学素质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养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社会发展。

(四)形成真实职业环境支持下的金铸实践

实践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却成为制约职业院校高质量教学的短板、软肋与痛点。要解决该问题,亟需金铸实践基地的加持。金铸实践基地具备如下特点与优势:一是基于逼真的职业环境开展教学活动,提供全流程操作和沉浸式体验;二是配备与行业发展同频的先进设备和工具,保障实践教学实效性;三是聘请经验丰富的“教练”型导师,指导学生实践操作与技能精准提升;四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技能传授评价体系,考核学生的职业素养、技能水平与解决实际难题的能力。通过金铸实践基地,学生掌握行业实际操作流程和技术规范,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同时还可提高学生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实践能力,并在就读期间便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增强就业竞争力。金铸实践基地是推动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加速器”,只有通过“真刀实枪”的技能训练,学生方能具备助推生产力提升的能力,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工作世界进步作出贡献。

(五)培育彰显职教类型特色的金检教材

教材是职业教育教学的重要载体,是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保障。为培育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金检教材,需要遵循“改到实处是教材”与“校企合作编教材”两大原则。一方面,教材内容应紧密贴合行业的实际发展需求,反映最新的技术、工艺和行业规范。这就要求行业专家必须参与教材编审,确保教材内容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适应岗位需要的真才实学。另一方面,企业如果能够深度参与教材编写过程,将为职业院校提供真实的工作案例和技术资料,确保教材内容满足人才培养需求。金检教材最能贴合企业岗位的实际需求,每年12次的编写与再审过程还能保证教材的即时性,使职业院校教学内容能够反映行业的最新技术。同时,企业真实案例是贯穿金检教材的逻辑主线,实现校企界限的跨越与产教深度融合。金检教材的建设对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培育彰显职教类型特色的金检教材,将为培养合格的高技能人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求变:重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助推新质生产力涌现

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时代背景中,高技能人才已成为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关键催化剂。为满足这一迫切需求,亟需重构职业教育领域的创造型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劳动力提供驾驭未来挑战所需的深厚知识、精湛技术与卓越的职业素养。为此,需要立足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时代紧迫性,提出促进新质生产力涌现的行动路径。

(一)提升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为高技能人才培养奠基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提升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需要从师资力量建设、课程与教学优化、创新教学及评价模式出发。首先,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素,加强师资力量建设。结合国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应加强职业院校师资队伍组建,大力引进和培养战略人才、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工人等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素。招聘和培养具有行业前沿技术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顶尖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提升职教师资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水平。其次,优化课程与教学设置。职业院校要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优化课程设置并合理布局专业与专业群,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标准进入专业建设过程。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加强校企合作,建设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和现代化实训室,促使学生在真实生产环境中掌握技术技能,培养其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最后,创新教学模式和评价方式。职业院校必须转变传统教学模式,采用工作过程导向、项目导向、案例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并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注重对学生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综合评价,引导学生扎根专业领域,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二)构建面向实践的企业平台,催化劳动者技能提升

企业平台是职业院校与企业紧密合作的中间枢纽,该平台将“政校行企”联系起来,为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技术创新和企业转型提供支持与服务。第一,构建企业平台有助于建立产教深度融合支撑下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企业平台将充分发挥技术服务的赋能作用,加强订单培养、学徒制和委托培养等多形式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将对产业链分工进行重新分配,企业平台将成为校企之间的“中间人”,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定制,培养适应企业实际需求的技术人才。第二,企业平台将助力形成开放共享式的实践载体。依托政府主导与多渠道筹措资金,企业平台将囊括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企业实践中心与公共实践中心等组织的优势功能,为劳动者提供多元化的实习实训支持,为企业供给产品中试和工艺改进服务。同时,企业平台将加强行业标准制定和技能认证体系建设,为劳动者技能评价和激励提供依据,通过完善标准与认证体系建设,将会营造有利于劳动者技能形成和提升的社会环境。

(三)重视培训充电与深造学习,铺设人才终身进阶之路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多创新型高技能人才,重点关注此类人才的培训成长与个体发展需求已经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涌现的根本动力。首先,要构建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技能培养体系。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明确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路径与认证标准。在此基础上,打通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之间的协同创新通道,实施学历与技能证书互认制度,为高技能人才终身学习提供阶梯式进阶平台。其次,保障一线技能劳动者的各项权益,提升技能就业吸引力。要求完善劳动者尤其是技能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保证其薪酬福利、社会保险等合法权益。还必须建立技能人才荣誉表彰制度,树立工匠精神榜样,激励人才投身技术技能领域。同时,提供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支持,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增强高技能人才的归属感和获得感。最后,鼓励广大青年投身高技能人才行列。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为青年提供掌握最新技术技能的机会,并加大宣传力度,设置工匠精神和产业工人的职业成就榜,激发青年的职业荣誉感。积极探索创新的激励机制,如技能津贴、职业发展奖励等,吸引更多青年加入高技能人才的队伍之中,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作者: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曾天山;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陆宇正)

 
坚守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加快发展高质量职业本科教育

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高校名单统计,截至2024620日,我国已有51所职业本科院校,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稳步发展多种层次和形式的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战略规划正在落实落地。随着职业本科院校数量的增加,我国的教育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有效畅通职业教育的立交桥,有助于围绕国家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锻造出更多的“大国工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从资本逻辑向人才逻辑转变,对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的素质与能力需求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职业本科院校将在职教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改革中实现结构匹配、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

始终坚守职业教育特色与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指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特别强调“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职业本科院校要坚守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加快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做特、做强、做实、做深职业本科教育。

一要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职业本科教育强调工程性、注重创新性、能够解决企业复杂工程问题,职业本科院校要全面加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校企共同构建实践导向的课程体系,开发产教融合型课程与教材,推进理实一体、工学结合、育训互促,并推行项目工程实践教学。

二要更好地服务高端产业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坚持对接产业需求设置专业,使专业链对接产业链,同时注重职业本科学生深厚理论基础、完整知识体系、复合专业技能、技术技能积累等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能够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更好地满足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的需求。

三要拓展学生成长成才通道。职业本科院校规模扩大,促进了本科教育的多样性,将更加丰富青年成长成才的路径,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更重要砝码。更多有志青年有更多选择权,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实践技能有浓厚兴趣的青年,他们可以通过职业本科教育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四要进一步促进就业创业。职业本科教育所培养的学生,总体上具有“素质高、技术精、技能强、上手快、后劲足”的特点,具有成为“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潜力,能够较好地适应专业领域的职业岗位要求和发展迁移,具备更强的就业竞争力和创业能力。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与水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其核心在于人才。

一要构建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标准新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专业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有较高技术技能且能熟练应用、具备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人才培养标准体现新理念、新业态、新技术,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将人才培养标准贯穿专业、课程、实训创研、顶岗实习、质量评价等全过程,不断增强职业本科教育的适应性和引领力。

二要加强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同设置专业,共建专业实训创研基地,共同制定以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引领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促进专业调整与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深度融合,确保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紧密对接,专业实习、毕业设计的课题必须来自行业企业生产一线。完善课程体系,把“工匠精神”贯穿于课堂教学、技能训练、学生社团实践等活动中,培养具有“匠心”的高素质职业本科人才。

三要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打造一支“理论素养高、职业能力强、科研攻关精、服务应用广”的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特别是高学历教师要尽快补齐职业能力短板、“能工巧匠”要提高专业理论知识和教学方法,大力营造教师专业发展、自主发展氛围,引导教师增强发展能动性与创造性,提高教师将专业技能教育与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活动结合的能力。

四要建立健全与职业本科办学定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按照教育部对职业本科层次教育教学评估要求的指标,以及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特点,健全机制体制,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制定评价制度,达到准确客观评价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要求。

持续提升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其最基本的历史使命。围绕行业企业一线需求开展技术服务和社会培训,是职业本科教育办学提质升级的重要内容。

一要有效服务国家战略。要增强敏感度,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企业“卡脖子”难题,围绕产业关键技术应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深入推进校企协同技术集成与应用创新、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着力提升立地科研能力。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研,推进教师带课题下企业、企业带项目进学校,联合行业企业技术人员、一线工程师和能工巧匠,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深化技术技能积累,切实解决产业一线、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难题,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推动企业技术升级。

二要不断提高技术技能培训成效。深入推进校企协同服务,要以技术为纽带、以项目为载体、以机制为保障,积极打造技术技能培训平台,如产教融合培训中心、产业技术转化研究院等。深入推进技术创新与培训共融、社会服务共赢,紧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和重点工程,切实提高技术技能培训能力。

三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扬帆出海。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携手中国企业“走出去”,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需求为出发点,在境外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教育“精准”服务“走出去”项目,推动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举办高水平的职业教育,要在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中提升壮大自身、服务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作者: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校长 贺星岳;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教学督导处处长 高永祥)

 
以“大思政”工作格局,构建创新高校育人模式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大思政”教育是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学生综合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其发展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大思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各学科教育有机融合,形成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新型思政育人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大思政”融合学科发展需立足一定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发展教育观以及课程与教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为“大思政”融合学科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全面发展教育观要求思政教育坚持党的领导和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课程与教学理论则为“大思政”融合学科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大思政”融合学科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各地高校积极开展“大思政”融合学科发展创新育人模式实践探索,开辟了成功道路。

在此背景下,“大思政”融合学科发展创新育人模式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有助于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道德品质的新时代人才。

其次,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弥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之不足,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提高思政教育的精准性、针对性、实效性。

最后,有利于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课程整合和协同教学,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系统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在具体实践路径上,“大思政”融合学科发展创新育人模式可分为多个层面。

首先,整合课程资源,构建多元化课程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新时代人才的重要途径和渠道。高校应整合多种课程资源,构建多元化课程体系。

一是要坚持包括以人为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在内的多项原则,以能确保“大思政”课程内容的正确性和先进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关注时政发展和热点话题,加强思政教育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要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创新和发展。

二是要优化课程设置,根据时代发展需求、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特点合理设置思政课,包括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三个模块,形成科学、系统、全面的课程体系。

三是要丰富课程资源,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开发网络课程、在线课程、视频课程等,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加强师生互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其次,加强教师合作,实施多方协同教学。协同教学旨在打破传统学科界限,促进各专业间教师的交流与合作,实现教学资源共享,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作为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思政课程的教学质量关乎国家未来和社会发展。因此,要加强思政教师与其他专业教师合作,开展多方协同教学,弥补传统教育方法的不足。

一是要建立协同教学团队。高校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具有较高教学水平和扎实知识素养的思政教师、专业教师和相关管理人员,组成专业的协同教学团队,共同承担教学任务。

二是要制订协同教学计划。高校应引导协同教学团队,明确各阶段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重点任务,增强教师的合作意识,确保协同教学工作有序进行。

三是要开展协同教学活动,鼓励教师将课程内容融会贯通,创新教学方法,建立教师交流平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交流和共享,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最后,强化实践教学,增强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实践教学指的是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与学生专业学习、社会实践活动有机结合,通过实践或实习,让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感受、体验、认知和践行理论知识,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感悟。

“大思政”实践教学具有以下特点——

实践性,即强调学生在实践中学习,采用实际操作、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方式,推动理论联系实际;综合性,即涉及多个学科,融合多个领域,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针对性,即根据学生专业特点、个性需求、兴趣爱好和人才培养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为强化“大思政”实践教学,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是要建立实践教学基地,与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开展合作,建立实践教学或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发展平台。

二是要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思政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培养更多“双师型”教师,兼顾学生课堂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教育,为实践教学提供有力保障,推动“大思政”融合学科发展育人模式创新发展。

三是要强化价值引领,在开展思政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感受和体验,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综上所述,“大思政”融合学科发展创新育人模式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明确自身发展的优势和不足,整合优质课程资源,构建多元化课程体系;加强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合作,实施多方协同教学;强化“大思政”课程实践教学,不断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文为2021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级课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数字劳动现状与对策研究”〈课题号:6022310014S〉成果)

(作者: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 张莎莎)

 
   
瑞典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举措与基本特征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抓住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变革的重要契机,增强产业结构变革的适应性,从而构建起职业教育新生态,是各国职业教育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瑞典政府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要求、产业转型升级对数字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采取了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及调整育人模式等举措,以期能够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中保持领先地位。基于以上分析,发现瑞典在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呈现出以下特征:政府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作用突出、构建起多元协同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及注重提升校长和教师的数字素养。

关键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生态,瑞典

基金项目:2023年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第二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基于项目驱动的产教融合人力资源提升模式”(编号:20230111119);2023年湖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大学服务区域创新发展的路径探析”(编号:2023Z087)

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发展,正在从各方面重塑当前的产业结构与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数字化转型日渐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突破口。职业教育是与产业链联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在受到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冲击后,把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契机,增强产业结构变革的适应性、构建职业教育新生态,成为世界各国发展职业教育的共识性战略选择[1]。而基于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于探讨德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数字化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且职业教育较为发达的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关注较少。为此,本研究以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水平位居欧盟前列的瑞典为例,系统分析其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举措与基本特征,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借鉴。

一、瑞典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

(一)时代变革:数字化时代的新要求

199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中提到,以“比特”为存在物的数字时代已经到来。[2]他将数字化定义为使用01两个数字编码来表达和传输信息的一种综合性技术,并指出它正在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3],其发展将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工业经济时代和农业经济时代不同的是,基于数据资源和信息技术衍生出的数字经济时代,以信息和数据的爆炸性增长、网络化和全球化、智能化和自动化为核心特征,人工智能正逐渐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而言,在金融方面,电子商务、在线支付等线上交易平台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在教育方面,直播课程、电子教材等在线学习资源革新了传统的教学范式;在医疗层面,远程医疗、电子健康记录成为“求诊问药”的新途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连续不断的数字化浪潮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国家对具备数字素养的中级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4]。而瑞典原有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和传统的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新需求。为此,瑞典政府采取制定教育数字化战略、重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数字化变革等举措,提高劳动者的数字胜任力,以满足数字时代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从而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中保持领先地位。

(二)数字人才:产业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

瑞典拥有良好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基础,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2022年上半年,研发、通信技术及专利许可等基于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服务是瑞典出口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5]随着2018年瑞典政府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方案》(A National Strategy for AI Development and AI Utilisation),以人工智能、区块链、通信等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虽然数字技术能够赋能产业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加速技术创新,但也对从事相关产业的劳动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兴数字化产业飞速发展,亟须具备数字素养和掌握数字技能的新兴人才,但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却难以达到产业对数字技能人才的要求。究其原因在于,瑞典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存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具备数字素养的师资相对欠缺,以及尚未形成学生数字技能的评价机制等现实困境,因而难以满足新兴数字化产业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产业给传统产业发展带来一定冲击,传统产业从业者的数字素养较低,难以适应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为应对这一冲击,瑞典工业计划委员会已明确自动化和工业数字化相关产业对数字技能工人的需求,并向国家教育局通报。[6]为防止由于数字技能人才缺乏而阻碍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瑞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破解这一难题。然而,破解“数字技能人才”缺失这一困境,最关键的是依赖于教育的人才培养作用,尤其是在培养技能人才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的职业教育。

(三)数字赋能:职业教育实现系统变革的重要契机

数字技术的发展是支撑瑞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治理体系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尤其在课程内容、教学范式和学习方式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成为瑞典职业教育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契机。相较于德国、法国等欧盟其他成员国,瑞典建设职业教育体系的起步时间较晚。在1996年之前,瑞典还没有专门的高职教育。随后,瑞典政府新增高等职业教育学位,颁布助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系列法案,并成立专门负责管理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工作的国家高职教育署,旨在完善以培养技能人才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为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联系,提高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适切性。2011年,瑞典政府以欧盟颁布《欧洲2020战略》(Europe 2020 Strategy)中的“智能增长、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为目标,提高了综合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中职业知识和数字技能的比重。随着职业教育在瑞典社会地位的攀升,服务产业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成为瑞典职业教育的实践取向。但是,就瑞典职业教育体系而言,人才培养与技能需求不匹配、师资不足、学校组织管理任务庞杂等问题仍旧突出[7]。当前,瑞典政府以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为契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组织管理方式的革新,以期实现职业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其一,课程内容紧随时代变革需求,新增编程技术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知识;其二,教学范式实现颠覆性创新,远程教育、网络课程成为日常教学手段;其三,学校组织管理模式、管理体系实现系统化、网络化变革。

二、瑞典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举措

瑞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是全球数字化的领跑者。[8]面对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培养高素质的数字技能人才成为瑞典保持全球数字化领先地位的战略选择,职业教育与培训则是培养高素质数字技能人才的重要手段。为此,瑞典政府以培养高素质的数字技能人才为出发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整体设计,即在宏观层面制定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规划,在中观层面优化资源配置,在微观层面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以此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一)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教育数字化转型宏观规划

在教育领域,瑞典政府加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积极回应时代的变革需求,制定了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战略规划,并进一步细化学校系统内部的各项目标任务,为职业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根本保证。瑞典政府历来重视计算机技术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计算机和其他数字项目就被引入学校系统,并将其视为影响学生未来工作的关键技术[9]。当前,随着数字技术席卷各产业部门,数字技能人才出现了巨大缺口,培养数字技能人才的重要性凸显。

为此,瑞典政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进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规划。一方面,积极响应欧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号召,制定本国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规划,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方向指引。欧盟为应对数字技能人才缺失的问题,制定了“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数字化教育行动20212027》(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20212027)等战略规划,其中,“伊拉斯谟计划”尤其强调数字技术和数字能力的重要价值,即数字技术是对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进行政策实验的第一优先领域[10]。在欧盟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的指引下,瑞典政府将教育数字化纳入国家整体规划。自2010年起,先后颁布了《瑞典数字化议程2011》(A Digital Agenda for Sweden 2011)、《瑞典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20172022》(A National Strategy on Digitalization in Education 20172022)、《瑞典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20232027》(A National Strategy on Digitalization in Education 20232027)等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国家战略,从数字资源、数字基础设施、教学工具、教师数字素养等多维度进行整体规划,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行动框架。此外,由于数字化对传统产业造成一定冲击,瑞典政府还针对成人教育领域制定了提高工人数字胜任力的宏观规划,以解决传统产业转型后熟练数字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例如,2011年瑞典政府颁布的《瑞典智能产业战略》(Smart Industry a Strategy for New Industrialisation for Sweden)提出,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要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以提升在职员工的数字胜任力。

另一方面,针对国家数字化战略提出的推进学校数字化转型的相关任务,国家教育局(Skolverket)聚焦于学校系统内部的数字化转型,将其进一步细化为四个维度的子目标[11]。一是提高数字化教学工具的使用频率,以改进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环境,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在学校内形成可持续的数字化教学系统;二是确保所有学生具备足够的数字化素养,包括增强数字化对社会影响的认知、批判使用数字技术的意识及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要提高教师的数字胜任力,加强其对数字知识的了解和研究;四是强化对学校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持续性监督。总体来看,国家教育局对学校系统内部数字化转型目标的细化,为职业学校内部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参照。

(二)优化资源配置,夯实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基础

教育资源是指“教育经济条件”,是教育过程所占用、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充足且稳定的数字教育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供给是瑞典职业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前提。在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宏观指导下,瑞典政府通过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提供数字化教育、加大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不断优化职业教育数字资源的配置,为其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保障。首先,政府在调研国内数字资源分布情况的基础上,依据各地实际需求,统筹配置与优化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一方面,完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如数据网络、多媒体等数字化教学设备;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如配置功能齐全的数字化教学管理系统、依托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的数字教学工具。其次,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为职业学校的校长、相关领导和教师等教学管理者和实施者提供数字化教学、管理的相关课程与培训。这不仅能够提高教师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解,而且能够为职业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支撑。以提高职业院校校长和学校相关领导的数字化认知和组织管理能力为例,瑞典国家教育局不仅和于摩奥大学合作开设了共计7.5个学分的教育领导和学校系统数字化课程,还通过设计Lead数字化模块,评估校长领导在学校组织层面实现数字化的可能性。[12]最后,瑞典政府和教育局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对技能人才培养的贡献,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教师数字胜任力提升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帮扶。例如,20203月,瑞典政府宣布对高等职业教育实施额外的临时投资,并推出短期课程项目[13],以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对新技术、新知识更广泛、更深入发展的需要。在第一轮投资中,瑞典政府优先满足数字化和自动化领域的短期课程所需的经费。

(三)调整育人模式,重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生态

职业学校系统的内部变革是落实国家数字化战略规划的最终环节,也是培养数字技能人才的关键环节。为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的落实,瑞典政府于2019年发布了《国家教育数字化行动计划》(The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Digitalisation),各级各类职业学校以此为参照聚焦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实习实践及学生评价方面,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革新,旨在培养适应国家和产业发展需求的数字技能人才。

首先,更新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学校在原有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新增培养“编程技能”和“应用编程技能”两个目标。其中,“应用编程技能”主要以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时应用计算思维和编程的能力为目标。例如,沃尔沃和哥德堡市合作建立的哥德堡技术学院(Gothenburg College of Technology)将培养学生的应用编程技能作为新增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学生通过应用编程技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14]

其次,依据各阶段职业教育的特点及学生的年龄特点,开设培养学生数字素养的课程与实践项目。就课程设置而言,一方面,学校开设了整合数学、计算机等跨学科内容的编程课程作为各年龄段学生的必修课程,以增强学生的数字核心素养。另一方面,学校结合学生所选专业的特点开设了与专业相关的数字技能选修课程,以提高学生在今后工作中的数字胜任力。在学生的实习实践方面,部分学校通过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打造数字化实习实践平台。既能够锻炼和提高职业学校学生的实践能力,也能够满足产业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对数字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例如,学校与当地最大的增材制造企业合作,旨在为学生提供数字化知识、专业设备和实际工作场所的训练机会。最后,多元途径开展对学生数字技能的评价。当前,部分职业学校围绕学生的年龄和专业特点,设置了与数字技能相关的评价指标,并将其纳入了学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外部评价提高学生对数字技能的重视。除此之外,瑞典国家教育局还依托数字技术多次探索线上数字化考试项目,规定自20241月起,在瑞典语、英语和数学科目上正式实施数字化考试。

三、瑞典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特征

瑞典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以培养数字技能型人才为导向,通过制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规划、优化职业教育数字资源的配置及调整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基于对瑞典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举措的探析,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

(一)政府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作用突出

随着工业4.0计划的推进,尤其是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培养具有数字素养的技能型人才已经成为国家实现产业数字化和促进数字化产业变革的关键。这意味着教育数字化变革,尤其是以培养技能人才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数字化变革,成为影响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能否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为此,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培养具备高素质的数字技能人才,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发展。当然,这既与瑞典良好的信息化工业基础相关,也与该国由政府统筹国家教育事业密不可分。自21世纪以来,瑞典政府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欧盟提出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战略规划和产业转型发展对数字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瑞典政府制定并及时更新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战略规划旨在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二是优化职业教育数字资源的配置,通过建设数字网络、数字教育管理系统,提供资金扶持,不断夯实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三是设立由瑞典地方当局和地区学会(SALAR)、瑞典国家教育局(SNAE)与瑞典学校监督局(SSI)三部门协同的监督机构,负责对包括职业院校在内的所有学校的数字化实践进行监督与评估。例如,2013年,瑞典地方当局和地区学会受到瑞典政府的委托开发了“评估和开发学校数字化实践的框架”。该框架用于辅助学校领导对自身和学校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在线评估,主要包括“领导力、基础设施、能力和使用”(LICU)四个方面[15]

(二)构建多元协同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瑞典长期以来实施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密切监测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和优化课程内容,为瑞典职业教育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数字技能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瑞典职业院校注重发挥企业在培养技能人才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基于企业的实际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引导企业参与课程的制定和讲授,而且鼓励、推荐学生直接入职实习企业。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有利于培养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的技能型人才。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催生新兴数字化产业并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原有的校企合作育人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为此,瑞典政府积极鼓励职业院校与企业协同探索建立培养数字技能人才的产教融合育人项目和机制,尝试构建多元协同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一,基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与企业、地区政府一同探索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的变革。以高中阶段人才培养为例,政府部门、企业和职业学校协同致力于培养具备数字素养的高技术人才。具体而言,瑞典国家教育局为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将具备数字素养的工程技能等级调整为SeQF-5级,在数字产业领域开发新的科目、教学大纲和课程。学校与企业密切合作更新课程内容,在工业设计学科中提高学生对计算机环境设计和制造之间接口的认知,在工业生产方法学科中为学生提供过程监控工具和系统的相关知识。其二,构建起由职业学校、学术研究机构、行业组织和公共组织多主体协同的数字化产业项目,为职业院校学生、教师及企业在职员工提供数字知识与技能的实践平台。例如,智能工厂项目由哥德堡技术学院、企业和政府创新机构共同创建,旨在传播数字化知识、培养数字技能人才。其中,Edig项目作为智能工厂的衍生项目,为提高学校和企业协同育人的教学质量,围绕增材制造、人工智能、可持续生产等十二个数字化相关领域[16],提供相关的教学模块和教学方法。

(三)注重提升校长和教师数字素养

提升校长和教师的数字素养是瑞典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无论是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规划的制定,还是在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资源配置方面都给予政策倾斜。瑞典议会和数字化委员会均表示,校长管理学校的工作能力、教师的教学能力、在教学中整合数字工具和资源的能力是影响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否成功的核心因素。假设校长、教师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不熟悉数字工具的使用,不能根据学生的需求选择数字学习资源,那么就会造成数字工具和数字学习资源使用不当,而对学生的身体和学习产生负面影响。[17]职业院校教师不仅需要像普通教师一样,熟练掌握各种常用的数字教学技术,例如数字教学平台、文字处理软件等的使用,还需要即时学习产业领域使用的数字技术设备,以保证学生能够学习到最先进的数字技术。[18]总体来看,瑞典在提升职业学校校长和教师的数字素养方面,主要形成了如下特色。一是依托国家教育局的数字平台,为校长和教师提供有助于提升数字素养和使用数字工具的在线课程。据统计,到2022年,瑞典国家教育局已经为教师和校长提供了总共22个模块、18个在线课程及大约50份与数字化相关的学习材料。[19]二是注重对教师和校长数字能力的评估。瑞典教育局不仅委托其他部门开发教师自我在线评估工具,以便掌握教师数字能力的相关数据,而且将校长和教师的数字化水平纳入学校绩效考评。三是由于职业教育教师的特殊性,政府和学校不仅鼓励教师深入企业了解和学习产业数字化的前沿技术,而且邀请企业技术人员到校开办讲座、座谈会,以便向教师传授最新的产业数字技术知识。

四、结语

当前,我国为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国家层面进行了整体部署和规划,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瑞典在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数字资源配置、调整育人模式等关键举措,形成了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数字化转型机制。瑞典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值得我们对当前国内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国家需要在颁布教育数字化转型宏观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与职业教育发展相适切的行动指南,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实践路径。第二,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产业链联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实现其转型发展要靠政府的宏观规划和学校的实际操作,更需要企业等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构建起长效稳定的协同机制。第三,以提高职业院校校长、教师和学校其他管理者的数字素养为着眼点,推动学校系统内部的整体性变革。第四,确立起以人为本、面向终身教育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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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European Inventory of NQFs 2020 in Sweden[EB/OL].[2023-11-29].https://www.cedefop.europa.eu/files/sweden-european_inventory_on_nqf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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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NOCHSSON A B, KILBRINK N, ANDERSEN A, et al. Obstacles to Progress: Swedish Vocational Teachers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Connect School and Workpla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Research,20212:111-127.

(作者: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刘思雨;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余秀琴;布罗斯应用科学大学 田煜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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