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6月12日第10期总第352期
国研报告
世经评论
国研网系列研究报告
国研网世界经济数据库系统
国研网“一带一路”研究与决策平台
经济·管理案例库平台
国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库应用系统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信息平台
国际贸易研究及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平台
数字经济发展观察与监测平台
30·60双碳战略研究及决策支撑平台

·
·
·
·

·
·
·
·
·
·

·
·

·
·

·
   
习近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有效应对各种压力挑战,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的认识,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包括: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坚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坚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等。这些经验十分宝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解决好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动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力求做到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提升就业质量和稳定性。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就业观,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用工缺口的原因,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加强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做好退役军人、妇女等群体就业工作。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制度,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创业带动就业保障制度,优化创业服务,提升创业质量。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营造公平就业环境,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乱象。

习近平最后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增强工作合力。要加快建构中国就业理论体系,有效提升我国在就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教育部党组开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周年专题学习 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新征程中奋力续写新篇章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教育部党组先后召开党组会、专题会,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一周年开展专题学习。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在主持专题学习时强调,要心怀国家大目标、心有世界大变局、心系教育大格局,深刻领会党中央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刻认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化调整对教育的深远影响,深刻领悟教育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和高水平人才的储备库,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担好肩负的职责使命,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新征程中奋力续写新篇章。

怀进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吹响了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拉开了教育系统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大幕。一年来,教育部把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开展主题教育相结合,紧紧锚定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以实际行动思考和回答“强国建设、教育何为”这一重大历史命题,推动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一年来,教育战线全面展开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坚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基础教育迈上优质公平新台阶,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力显著增强,持续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态势更加巩固,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呈现新的面貌,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怀进鹏强调,要把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有机贯通,久久为功、引向深入。进一步抓住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领域和环节,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征程中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全面认识经济之变、科技之变、社会之变共同形成的教育时代之变,聚焦经济社会人口发展结构变化,锚定以教育支撑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动力、有效举措和生动成效。一要紧扣培养时代新人,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为首要工程,强化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系统塑造立德树人新生态新格局。二要紧扣支撑国家战略,把高等教育龙头高高扬起,实施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加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三要紧扣保障改善民生,推动基础教育基点更加夯实,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治理水平,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四要紧扣激发动力活力,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开放,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构建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数字化赋能教育改革创新。

 
三部门加强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管理

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从严格规范多元评价、加强评价质量管理、加大监管查处力度等方面,持续加强职业技能评价监督管理,促进技能人才高质量发展。职业技能评价主要通过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进行。加强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管理,对于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引导激励技能人才成长成才具有促进作用。

在严格规范多元评价方面,通知明确,职业资格评价按照现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相关部门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和有关规定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由经人社部门遴选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实施,其中用人单位对本单位职工(含劳务派遣等人员)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自主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面向社会开展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要结合新兴产业发展、地方特色产业需要和就业创业需求,选择市场需求大、可就业创业的最小技能单元(模块),并依据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组织开展。

同时,加强评价质量管理。职业资格评价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可通过考核评价或工作业绩评审认定等方式进行。职业资格实施部门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用人单位、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组织考核评价,应当制定考务管理、证书管理和收费标准等管理办法,并向社会公开。

 
人社部:银发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将加大

为支持银发经济健康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6月5日发布通知,要求加大银发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将银发经济领域重点企业纳入用工服务保障范围,助力稳定和扩大就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人才培养方面,将引导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加强涉老专业产教融合,及时将养老护理、健康照护、医疗服务等银发经济急需紧缺职业纳入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并开展特色培训。

人社部门将指导银发经济领域用人单位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支持养老服务机构中从事医疗、康复、护理等各类专业技术工作的医务人员按规定参加职业资格考试或职称评审,在相关职业技能大赛中设立专门赛项。

用工服务保障方面,将线上开设银发经济招聘专区,线下开展专场招聘活动,做好人才需求预测。落实银发经济企业吸纳就业政策,对招用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和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设立一批银发经济领域见习基地,增强青年对银发经济领域就业的体验感和认同感。支持银发经济领域自主创业,开发一批创业项目库,设立创业孵化专区和基地。

拓展银发群体增收渠道,引导用人单位大力开发“适老化”岗位,依法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保险福利等权益,畅通大龄劳动者维权渠道,支持公共部门、基层社区推广“以老助老”服务模式。

 
   
宁夏高职院校把专业建在产业链需求链上

6月7日,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获悉,全区现有高等职业学院13所,目前共建设葡萄酒、新材料、清洁能源、肉牛、滩羊等19个自治区级现代产业学院,把专业建在产业链需求链上,大力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宁夏将现代产业学院建在产业主阵地、核心区域,采取“校企联合”“校园联合”“政校行企联合”等多种模式,由政府、园区管委会、行业、企业和学校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成立理事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位于宁夏奶产业核心区域——吴忠市利通区的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依托资源优势,通过承建奶产业现代产业学院,创办畜牧兽医、动物防疫与检验、动物营养与饲料等3个新专业,把专业建在行业需求上。由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的新材料现代产业学院,首批开设4个专业,2023年又新增化工安全技术专业,按企业需求将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融入课堂教学中,并与10家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以订单班的方式培养学生。在建设宁夏盐池滩羊现代产业学院时,企业提供场地,宁夏职业技术学院投入资金购置相关设备,共同完成了实体化建设。

“现代产业学院是产教深度融合大背景下校企合作的新模式、新产物,是校企开展协同育人的重要载体。”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负责人表示,为破解产业转型升级引发的结构性人才短缺问题,2021年,宁夏推动区内6所高职院校联合23家企业、园区管委会、协会,共建奶产业、葡萄酒、枸杞、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首批10个现代产业学院,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实现校企双方协同发展,为宁夏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5年超5亿元 内蒙古三方投入赋能职业教育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2024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联合自治区教育厅完成“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自治区级评价工作。至此,内蒙古形成三方(财政、学校、行业企业)投入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双高计划”项目建设期间(2019—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持续推进建立多元化投入、产教融合协同发展的工作机制,全区财政、学校、行业企业累计投入资金5.38亿元。其中,财政投入资金2.1亿元,占比39.04%;学校自筹资金2.95亿元,占比54.83%;行业企业支持资金0.33亿元,占比6.13%。在多元化投入资金支持下,内蒙古自治区职业院校在深化产教融合、对接产业发展、促进校企合作育人上取得积极进展,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与技能人才支撑。

接下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将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双高计划”建设支持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推动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

 
从学业到产业 山东职教发展调研行聚焦产教融合

“全国职教看山东——2024全国重点新闻媒体山东职教发展调研行”于5月27日至31日举行,40余名媒体记者走进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山东职业学院、济南职业学院、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实地调研。

山东省教育厅总督学王志刚表示,“山东是职教大省,现有职业院校541所、在校生264.9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448所、在校生133.6万人,高等职业院校93所、在校生131.3万人。”

王志刚介绍,2023年,基于支持山东建设国家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教育部确定山东为首批试点省份,部省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升级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实施意见》,以部省共建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模式试点为主线,打造职教高地“升级版”。10余年来,教育部与山东省连续三轮共建职业教育,从1.0版到2.0版再到3.0版,一茬接一茬,改革主线不间断、创新步伐不停歇,成效显著。

在调研行中,多所职业院校负责人共同探寻产教融合的新路径,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新动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基本模式,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鼓励企业举办职业教育,为破局‘产教融合融而不合,校企合作不深不实’现象提供了政策支撑。学院积极携手中小微企业,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构建共谋共生模式,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李保城如是说。

2023年10月,全国数字化设计与3D打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深圳举行,这是山东职业学院牵头成立的第一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山东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赵凤文表示,“我们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基本办学模式,当作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通过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区域产教联合体等方式,整合行企产教资源,推动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打造形成政校行企共同体,推动互利共赢。”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必然要求,通过培养让学生毕业时有竞争力,双岗成才。”济南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苏旭勇介绍,学院将校企合作贯穿培养全程,突出企业育人主体地位,校企合作共同体有名有实。

“以机电一体化技术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为例,学院依托该专业群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与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临工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联合成立市域产教联合体,共同推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济南职业学院智能制造系主任孙玉峰介绍。

据悉,2024全国重点新闻媒体山东职教发展调研行由山东省教育厅指导,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大众网·海报新闻举办。活动期间,大众网·海报新闻上线山东省首个职业教育频道,并推出“技能,成就精彩人生”新标语。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贠瑞虎称,大众网·海报新闻将同有关部门和高校携手并进,树立齐鲁职教样板,讲好山东教育故事,打造山东职教品牌。

 
2024年陕西计划培训职业院校教师3575人

5月27日,记者从陕西省教育厅获悉:2024年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国家级培训项目(以下简称“国培项目”)共设置66个培训项目,计划培训教师3575人,其中高职1960人、中职1615人。

国培项目由2024年中央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奖补)支持,经费拨付至培训单位。各培训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全省有关培训项目、经费管理制度规定,确保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开支规范、使用高效。培训计划将于6月至11月开展。

陕西省教育厅将采取定期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对培训单位的培训课程落实、培训团队结构与水平、培训实施流程、实践性培训、学员管理与评价、经费使用管理等方面进行督导检查,并组织专家开展项目绩效考评。督导检查情况和绩效考评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遴选培训单位的重要依据。

 
广东立法促进技能人才发展

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5月30日通过《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从加强培养、完善使用、规范评价、促进激励等方面作出规定,为技能人才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在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高等职业学校标准统筹解决技师学院办学经费,支持技师学院按照高等职业学校标准建设、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条例明确,支持职业学校开展有偿性社会培训、技术服务或者创办企业,所取得的收入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作为办学经费自主安排使用;公办职业学校所取得的收入可以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用于支付本校教师和其他培训教师的劳动报酬。

在深化校企合作方面,条例明确,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规模以上企业应当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

在拓展人才成长通道方面,条例明确,鼓励用人单位建立健全技能岗位等级设置,按照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等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岗位。

条例还明确,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相应职称、学历的双向比照认定制度。获得中级工、高级工以及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的技能人才,可以按照规定在落户、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分别比照中专、大专、本科学历享受相关待遇。获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的技能人才,可以按照规定比照相应层级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该条例将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出台“25条”加快数字人才培育

近日,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黑龙江省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措施》,聚焦数字领域人才的培养供给、交流合作、创新创业、激励保障等事项,出台六个方面25条具体措施,打出数字人才培育发展“组合拳”,构建具有龙江特色的数字人才培育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数字人才增效行动,全面提升自主育才能力。围绕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扎实推进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数字技能领军人才三年倍增计划、职业技能进高校等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增强数字人才有效供给,打造数字人才“成长摇篮”,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产业化发展。着眼于提升数字人才自主培育能力,支持省内优质高校重点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数字领域相关一流学科,新增数字领域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

搭建产教融合育才平台,赋能科技创新产业振兴。成立由政府职能部门、培训机构、企事业单位共同组建的“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联盟”、“政校企”技能人才培养联盟,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开展定向培训、订单培训和揭榜挂帅机制的项目制培训,着力打造“理论+实操”相结合的“一体化”培养模式,有的放矢培养和储备人才。

打造以赛育才选才载体,吸引集聚高精尖数字人才。重点选育推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数字领域博士后青年人才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在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专设智能制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职业竞赛项目,在“挑战杯”“创青春”等科创赛事中专设面向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的赛道,通过广泛开展数字领域技术技能竞赛活动,着力打造更具支撑力、引领性的以赛育才、选才平台,为培育各类数字人才提供“练兵场”,激发数字人才发展潜能和创新动力。

完善评价激励保障机制,提升数字人才生态软实力。贯通数字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与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发展通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数字技能职业(工种)领域开展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完善数字科技成果转化、增加数字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鼓励高校、科研院所数字领域科研人员兼职创新、在职和离岗创办企业,支持高校聘任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高层次数字人才兼职。强化人才服务部门作用,加强数字人才人事档案、就业创业、技术技能评价等公共服务效能。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李菡: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的运行逻辑、现实难点与路向选择

摘要: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新模式、新路径、新探索。以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需要明确其运行逻辑,以政府为主导、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多元主体参与为重点、以实体化运行为动力。但通过剖析发现,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存在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责划分不科学、实体化运行中产权界定不清晰、组织内部信任关系未建立、现代化治理结构架设不完善等现实难点。因此,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应加快完善制度设计,明晰主体权责关系;加强产权界定和保护,明确利益分配;构建新型组织关系,实现信任合作;强化协同共治,构建现代化治理新结构;创新发展生态,促进联合体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市域产教联合体,产教融合,产权界定,协同共治,创新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河南省交通运输科研项目“河南省交通运输一流创新生态构建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1-4)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最大特点和优势。目前,我国部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较低、办学特色缺乏、专业建设方向与区域产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究其原因,“教”与“产”之间缺乏有机互动,尚未形成深度的合作关系[1]。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使命,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一体“两翼”的制度设计,正式将职业教育改革重心由“教育”转向“产教”。其中,市域产教联合体成为助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创新性举措,也是巩固提升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重要形式。2023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出台,提出要“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充分发挥政府统筹、产业聚合、企业牵引、学校主体作用,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打造一批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由此,我国正式启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工作。经过为期半年的申报和选拔,2023年10月,教育部正式确定并公布了第一批28家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在各级地方政府的统筹引导下,产业园区、地方院校、企业等主体加强协同合作,以共建市域产教联合体为契机,积极对接市域范围内的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严格对照目标任务和建设工作安排,整合各类产教资源要素,大力创新产教融合形式,深入推动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改革。新时期,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对于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而言意义重大。然而,当前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应遵循哪些运行逻辑、面临着哪些现实难点、如何进行破解,都是我们需要深思的现实问题。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的运行逻辑

“产”与“教”具有独立性,又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具有互融性、互促性、共生性[2]。“产”与“教”只有通过融合,实现相互适配、相互赋能,才能达到共荣的目的。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实现以教促产、以产助教,首先需要厘清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的运行逻辑,才能不断开拓产教融合的新路径。

(一)以政府为主导

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定位来看,强调发挥政府主体的主导作用。联合体具有明显的区域导向,是由地方政府牵头建立,以产业园为基础,重点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以“块”为主,重点在“联”[3],“联”的关键就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由于市域产教联合体涉及多实体、多要素、多功能,需要政府统筹整合区域范围内的各类要素资源,通过拟定规划、制定政策、经费支持等举措,联结政校行企等各类主体,进行整体设计、系统部署、协同推进,促进各类主体参与职业教育,以市域产教联合体这一全新组织形态,促进区域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和产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内部运行模式来看,需要强化政府的主体责任担当。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要求成立由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参与的理事会,协同制定联合体运行的章程,拟定联合体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确立联合体的组织架构、运行模式、任务分工以及各成员单位权责义务等内容。在这一建设过程中,需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主体责任,加快完善相关的顶层制度设计,做好联合体建设的统筹规划工作,并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尤其是园区管委会要发挥担纲作用,积极搭建平台,全程统筹协调联合体的各项运行工作,推动构建大数据中心、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产教对接载体,创设产教双轮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

(二)以产业园区为载体

产业园区是区域产业动能培育的集聚地,也是促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物理空间载体[4]。《通知》明确指出,市域产教联合体要以产业园区为基础进行打造。地方产业园区的空间布局紧密度和资源聚集度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基础要件,也是决定联合体建设成效的关键要素。可以说,地方产业园区的发展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产生直接的影响。基于此,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要求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整合各类产学研资源,发挥育人、为产业增值赋能等作用。可以说,以产业园区为载体有利于促进由教育向产教转变,真正实现产教深度融合,这也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重要目标。从申报组织要求来看,《通知》明确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牵头单位包括产业园区所在地政府、学校、企业等主体,要以产业园区为基础组织申报。市域产教联合体,通过以产业园区为载体,能够实现产教资源的共建共享,为产教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平台,拓展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产教融合的实现形式更加多元化。

(三)以多元主体参与为重点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具有较强的就业导向,其社会性突出。就此而言,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外部依赖性较强,在职业教育办学和人才培养中离不开社会主体的支持,尤其是需要行业企业等产业主体的深度参与,实施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由“分类”走向“协同”,办学主体由传统“单一”向“多元”转变,正是提倡更多社会力量多元投入,强化协同创新[5]。市域产教联合体以多主体参与为重点,是地方政府、产业园区、职业院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共生创新平台。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进一步加强政校行企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全面开创产教融合新格局。与传统意义上的职教集团有所不同,市域产教联合体强调多元主体融合共生,通过搭建多主体参与机制进行资源整合、利益协调,有效发挥各方优势推动产教融合育人。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构建一个由“政府推动、行业指导、校企主导、学校园区双主体实施”的区域产教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实现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供需对接。市域产教联合体为解决学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市场需求的“技能错配”提供了可行途径[6],并助力形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园区提质扩容、产业集聚升级”的一体化发展态势,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协同高质量发展。

(四)以实体化运行为动力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在地方政府的统筹管理和协调下,依托当地产业园区的经济体,由行业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参与的,采用实体化运作的产教科深度融合新模式。与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校企合作模式、职教集团自下而上的联盟合作方式不同,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以实体化为运行方式。对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而言,实体化运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理念或模式创新,而是需要落实到行动上的一种打破常规的实践突破,是真正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从契约形式升级为实体嵌入的运行实践[7]。实体化运行也是保障产教融合有效运行的关键要素。过去受产权界定、隶属关系、法人主体、参与主体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缺乏真正的实体嵌入,导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运行过程中出现形式化、松散化、浅表化、虚拟化等问题。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能够有效发挥职业教育在服务实体经济、助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产业主体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通过更深层次的产教融合实现人力资源协作,破解以往产教融合存在的空心化问题。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的现实难点

随着第一批28家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确定,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在于按照《通知》要求,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实践中将文件精神进行有效落实,打造模式可推广、经验可复制、路径可借鉴的试点样板。所以,为了保证市域产教联合体相关政策落实不走样、不偏向,必须明确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的现实难点,这样在实践中才能针对性地进行破解。

(一)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责划分不科学

作为产教融合的新载体、新形式,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参与主体多元,在实践运行中,需要科学划分各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以往,我国在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改革过程中,由于教育主体与产业主体权责划分不清,导致产教融合流于形式、校企合作稳定性较差。传统意义上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涉及的主体较为单一,主要包括以职业院校为代表的教育主体和以企业为代表的产业主体。与之相比,市域产教联合体覆盖的范围更加广阔、融汇的主体更加多元、涉及的各类要素也更加复杂[8]。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范围定位于市域层面,在该区域范围内所涵盖的教育主体多元,不同院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举办方各不相同,隶属关系也不同,并且在办学层次、生源结构和质量、治理架构和运行方式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地方产业园区内的企业主体发展规模、行业属性、产权结构、企业文化也各不相同,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合作目的、利益诉求、资源禀赋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此外,产业园区、科研机构以及普通高校等主体的加入,虽然给产教融合带来了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新主体利益诉求不同,统筹协调的资源要素增加,并且面对市域产教联合体这一产教融合新载体,过去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因此,如何对产业园区、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参与主体的权责关系进行科学划分,有效促进多主体联动,实现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是当前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难点之一。

(二)实体化运行中产权界定不清晰

市域产教联合体采用实体化运行方式,必然会涉及教育领域的国有资产与产业领域的民营资本进行混合的相关问题,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就是典型的样例。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过程中,以行业企业等为代表的各类产业资本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既是产教融合深化的过程,也是公办职业院校产权结构转变的过程[9]。在产业资本深入参与产教融合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校企合作的关系,提升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需要之间的衔接度,但同时也容易模糊资产的产权边界,形成产教利益捆绑,进而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以市域产教联合体为载体推动产教融合,联合产业园区多家企业、院校、科研院所等合作开展学生培养、实施教师能力提升和员工技能培训、承接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等,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各项合作成果的产权缺乏清晰的界定,将会直接影响各主体后续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参与主体存在某种潜在的资源竞争关系,如联合体内的多所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科研项目承接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直接存在着竞争,合作成果或收益如果缺乏相关的产权保护,容易引发主体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导致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行效率降低。在当前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中,围绕公私产权划分与流转、资产评估、成果界定、法人治理等问题尚未解决[10]。在此情况下,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新鲜事物,其产权划分的复杂性相较于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目前尚无其他经验可借鉴。因此,如何对联合体实体化运行下的产权进行科学界定与保护,妥善处理多主体参与投入之下的产权归属认定问题,关系着各主体参与合作的稳定性,这也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必须解决的难点之一。

(三)组织内部信任关系未建立

建立良好的内部信任关系是保障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在组织内部形成充分的信任关系,能够降低组织成员的交易成本,提升组织内部知识、信息、资源等要素的交换效率,推动组织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参与主体多元,如果各主体之间未能建立信任关系,组织内部的沟通协调作用无法得到释放,相关职能的执行效果也将大大降低,最终容易陷入松散式合作。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参与主体多样化,有利于调动各方社会资源,形成资源集聚效应,但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有所不同,其中,地方政府和学校主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企业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在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过程中,主要是为了获得人才、技术、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联合体建设的成本投入、产权界定以及利益分配尚未明晰的现实情况下,企业难免缺乏参与的内生动力。同时,很多公办职业院校迫于政府财政依赖、质量评估、考核要求,以及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顾虑,对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以观望为主,即便前期尝试参与,也容易停留在响应政策号召上,难以真正从产权结构上迈入改革深水区。除了以上参与主体,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还有赖于社会的广泛认同,然而当前市域产教联合体尚处于试点创建期,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的学生、家长对实体化运作这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域产教联合体新模式存有疑虑。同时,目前第一批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主要处于致力于组织的生存阶段,在缺乏规范性参照范式和规制性政策支持的基础上,相关参与主体缺乏充分的信任关系,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加上主体组织文化认同缺失,容易导致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合法性危机,产生集体行动困境[11]。因此,在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中,如何在组织内部构建良好信任关系,以此为纽带提升参与主体对组织的情感认同,加强主体间的合作,破解多元主体的投机行为,成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难点之一。

(四)现代化治理结构架设不完善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为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优化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结构和成长环境,推动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而进行的产教融合重大制度创新。加快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实现其既定的功能和作用,实体化运作是关键。而架设现代化治理结构,对于实现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行至关重要。市域产教联合体涉及多元主体,如果要实现相互之间有机协调,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就需要探索架设现代化治理结构,进行治理模式创新,充分体现政府有限主导、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理念。《通知》也明确提出,“联合体内各类主体协同配合,成立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董事会),达到产权明晰、组织完备、机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实体化运作要求”。目前,尽管国家层面对市域产教联合体给予了大力的政策支持,然而联合体建设实践中仍然面临着碎片化问题,由于相关的成功案例和参照标准缺乏,以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改革所形成的经验可复制、可迁移性不强,容易导致联合体的成员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多元合作,而缺乏对多元主体治理过程的深度关照。因此,基于市域产教联合体主体构成的多元性、平等性,如何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治理架构的顶层设计,完善理事会领导下的治理运行机制,是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改革的重点、难点所在。

三、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的路向选择

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产教融合应落实国家相关政策文件要求,以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在制度设计、政策保障、产权确立、组织信任关系构建、治理结构打造等方面精准施策,统筹优化产业和教育优质资源布局,联合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科研技术服务创新,积极探索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实施路径,构建起产业赋能教育、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产业的循环生态链,最大限度地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科技优势、发展优势,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一)完善制度设计,明晰主体权责关系

1.加强产教联合体运行制度的设计。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制度层面加强对产教联合体建设工作的引领和指导,建立适应产教联合体组织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制度体系;同时,研究制定产教联合体的相关法规和运行准则,做好产教联合体的章程建设,逐步完善产教联合体的质量评价、治理架构、监管体系、考核标准、合作机制、利益分配等方面的规定,明确产教联合体的组织运行机制、任务分工和各单位责任、权利与义务等。

2.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协调产教联合体内部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进一步削减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治理风险。探索构建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产教融合的新机制,加快建立产教融合的信息交流平台,促进园区企业、学校、行业、科研机构、学生等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互动,定期组织召开会议,形成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充分发挥产教联合体在开展产教协同育人、助力产业创新中的作用。

3.加强相关政策供给保障。推动产教融合,最需要的是政策筑底,通过政策推动、上下联动,形成推动改革的强大政策合力。围绕产教联合体建设的要求,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要强化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强对现有“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政策进行细化,通过综合考量各主体在市域产教联合体项目建设中的贡献程度,保证政策的有效落实,激发参与者的内生动力[12]。地方政府可定期组织实施针对产教联合体建设的调研工作,围绕产教联合体建设面临的问题或困境,分析其成因,制定相应的衔接政策或实施办法,以激发产教联合体的发展动力。

(二)加强产权界定和保护,明确利益分配

1.构建完善的教育产权评估机制,保障相关产权交易有章可依。产权交易是指产权标的物在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动态转移。为了保障产教联合体内部的产权有序运转,提升资源流动活力,可以按照产教联合体的组织性质、主体结构及要素构成,成立专业化资产评估机构,根据相关标准对产教合作成果进行价值核算和评估,并由政府相关监督部门进行全过程监督,防止出现资产评估过程中的违规操作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确保产权价值评估过程科学、公正,保障产权价值评估结果准确、可靠。

2.加快建立承接教育和科技创新成果产权交易的中介服务机构。地方政府要围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方向和要求,加强研究并尽快制定教育与科技创新成果产权交易的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确立产权交易的具体流程,明确可承接相关产权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加快建设遴选一批能够提供专业化产权交易服务的中介机构,负责相关产权咨询及信息发布、资产评估、委托代理等[13]。通过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增强产权交易的透明度,减少产权交易成本,促进产权有序流通。在此基础上,允许非公有制产业资本通过股权转让、利润分配、股份回购等多种方式自由退出,从而促进教育资源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自由流动,实现优化配置。

3.构建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注重平衡相关主体的利益分配[14]。产教联合体的参与主体多元、组织属性不同,如果缺乏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极易出现利益分配错位的问题,直接影响产教联合体运行的有效性。对此,建议根据各主体的权责关系,科学划分利益分配的标准、比例和方式,确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框架;同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相关主体要做好监管工作,加快形成动态化的利益分配调整机制,建立完善公开透明的利益分配评估标准,严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规则,以确保各主体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三)构建新型组织关系,实现信任合作

1.重塑观念,提升主体文化认知要素的内生性发展。政府、学校、产业园区企业等作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核心主体,应强化观念重塑,努力形成共同观念,提升各主体的文化自觉,提升行动的一致性。一是地方政府要发挥高位统筹作用,加强协调沟通、政策引导和调控,健全制度基础,强化资源保障和支持。科学划定政府、市场、学校等主体的权责范围,明确各主体的行为红线,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将工作重心放在推动产教联合体框架任务有效落实、参与主体的权益保护等方面。二是职业院校要持续加强能力建设,增强对市场主体的计算信任。计算信任是主体基于理性利益计算,对合作方的技术、产品及服务供给能力水平的肯定[15]。为了增强对市场主体的计算信任,激发合作方的内生动力,职业院校应主动作为,强化能力建设,立足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任务和目标要求,积极开拓产业市场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职业院校要强化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对接,加强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科技创新攻关、人才协同培养等,为解决企业主体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出谋划策,为产业园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与人才服务,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过程中增强服务能力,提升产业主体对于教育投入的信任基础。三是注重发挥产业园区企业的重要主体作用。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企业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因此,地方政府要加强宣传动员,对企业主体进行合理引导,使其对产教联合体有正确、科学的认知。企业要树立长远的战略眼光,从发展的视角看待产教联合体建设,要认识到通过产教联合体助力人才培养、创新创业的过程,也是促进自身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升级的过程,进而使企业以主人翁的姿态加强与其他主体的合作。四是产业园区要将园区建设、产业升级、企业发展和职业教育体系通盘考虑、合理统筹、一体推进,加快形成产教融合、互促、共荣的良性生态,保障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富有生机和活力。

2.价值共享,形成共建共享发展新共识。利益共享是保障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的前提条件。以利益联合体为导向,聚合各方利益诉求,推动各主体形成发展共识,促进异质多主体从“生态圈”到“命运共同体”,将联合体建成为命运共同体。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参与方收益来看,产业园区在产教联合体建设过程中,能够吸引优势企业入驻,为产业园区发展注入新的产业资本和提供优质人力资源供给;企业能够获得技术创新、科研成果收益、员工技术培训、外部人才供给等;职业院校能通过产教深度融合,促进人才供给链与产业需求链的无缝对接,真正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为产业发展赋能,为学生成长成才增值。总之,在产教联合体建设中以市场纽带为牵引,寻找各主体利益整合的共同点,凝聚合作共识点,推动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异质主体价值追求的同向同行;同时,明确共同目标,构建价值共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发展机制,充分实现资源共享、技术共享、平台共享、人才共享、信息共享、成果共享,推动利益高度互涉与共振,真正实现信任合作。

(四)强化协同共治,构建现代化治理新结构

1.成立产教联合体理事会。按照市场运行逻辑和教育发展规律的要求,由政府部门牵头,联合学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成立理事会,作为产教联合体的最高决策机构,在此基础上,打造政府主导、市场引领、主体协同、共建共管相结合的理事会治理新模式,实施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实现产教联合体现代化治理。市域产教联合体要按照理事会的章程和运行规范,建立扁平化的治理架构,充分发挥相关利益主体在公共事务中的协商治理作用,提升联合体科学决策之目的,最终实现组织完备、机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实体化运行。

2.建立事业部制治理新机制。结合产教联合体的职能定位和建设目标,围绕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教育、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新工艺开发、协同创新平台、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核心任务,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建立事业部制治理新机制[16],分别由各成员主体牵头负责和组织实施,以有效落实理事会的各项决策和任务。最终形成理事会负责管理决策、秘书处负责安排日常工作、各执行机构具体执行落实的理事会治理架构,并通过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发展动力与活力。

(五)创新发展生态,促进联合体可持续发展

1.加强资源整合,构建赋能产教融合的生态系统。基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任务,牢牢把握市域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整合产业园区中的各类产教资源、技术要素、人才资本,汇聚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力量,协同建立价值共创、成果共享、能力共建、品格共塑、多元共治的产教融合生态系统,形成支持产教融合发展的合力。以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为契机,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师资培养、员工培训、技术研发、科技攻关等方面的深度合作,破解以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联而不合”“合而不融”“冷热不均”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打造市域范围内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生态圈。

2.树立系统思维,构建区域产教互动发展新格局。树立系统思维,坚持市域产教联合体与区域行业升级、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捆绑,在产教联合体与区域发展的相互赋能中,真正实现教育与产业的良性互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而且,要切实立足推动区域产教融合纵深发展、产业园区产业结构转型、技术迭代升级的现实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汇聚各方力量,以“上下一盘棋、全员一条心、拧成一股劲”的系统观念,将产业园区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发展进行同步规划、协同落实,将产业园区打造成产教深度融合先导区,提高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的发展效能。

市域产教联合体集聚区域各类优势产教资源,是职业教育高水平推动产教融合的动力所在。以市域产教联合体赋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和行业企业的重要作用,切实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融合、科教高效融汇,使职业教育真正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系统”。同时,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通过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投入,为产教有效对接、深度融合提供强大的支持,最终形成与区域经济互动式发展的产教生态体系,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集群的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冉云芳,周芷莹,徐灵波.组织间网络理论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内涵与形成机制[J].职业技术教育,2023,44(25):20-27.

[2]吴甚其.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要五“新”并举[N].光明日报,2023-05-16(14).

[3]王靖高.职教共同体的内涵特征、现实逻辑与实践探索[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3(2):51-57.

[4]冯海芬.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特征、价值意蕴与建设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3,44(25):14-19.

[5]李晓莉,严光玉.做实市域产教联合体激发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新动能[J].四川劳动保障,2023(9):84-85.

[6]许本洲,温贻芳,张慧波,等.产教融合联合体与共同体建设:路径选择与院校作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8):5-11.

[7]郝天聪,石伟平.从松散联结到实体嵌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困境及其突破[J].教育研究,2019,40(7):102-110.

[8]韩连权,徐高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内涵、价值与行动方略[J].江苏高教,2023(10):47-52.

[9]晋浩天.职业教育产教联合体落地还要迈过哪些坎[N].光明日报,2023-05-16(14).

[10]郑琼鸽,许世建.合法性与能动性: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困境与出路[J].职教论坛,2023,39(9):5-11.

[11]余闯.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政策意蕴、学理逻辑与现实方略[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4(1):144-150.

[12]周维莉,栾睦娜.浅谈协同创新共建市域产教联合体[EB/OL].(2023-11-24)[2024-01-0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3441062743314432&wfr=spider&for=pc.

[13]段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高职校企合作办学的产权困境与破解对策[J].教育与职业,2021(22):27-34.

[14]张启鸿.市域产教联合体如何实体化运营[N].中国教育报,2023-10-10(5).

[15]金杨华,施荣荣,吴波,等.产业集群赋能平台从何而来:功能开发与信任构建共演的视角[J].管理世界,2023(5):127-145.

[16]乐乐,雷世平.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多元共治如何运行[N].中国教育报,2023-10-17(5).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李爱民: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如何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大家大师、顶尖人才,也需要大量能够解决实际技术问题、进行产品研发、工艺创新的技术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因此,在高职院校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以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管理不到位,师资不专业。首先,很多高职院校缺乏专门的创新创业教育管理部门,大多由教务处、招生就业处、校团委等部门兼管,相关工作缺乏统一规划和系统的设计安排,影响了教育教学的整体效果。其次,创新创业教师大多由缺乏创新创业教育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校内兼职教师组成,他们难以有效地指导学生学习和实践,制约了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质量。

“专”“创”不融合,教学手段单一。现实中高职院校往往未能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专业教学和创新创业教学“两张皮”现象尤为突出,学生难以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教学手段单一则主要体现在教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基础理论灌输式教学为主,缺乏实际案例的和创新创业实践训练,限制了教学实际效果。

教材内容老套,学用脱节。当前,各种新的理念、技术和模式不断涌现。然而,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材更新不及时,缺乏对新兴领域和新趋势的及时反映。大多数高职院校使用通用教材,教材缺少对本行业的发展规律、产业结构、市场状况、地方经济和形势政策分析,无法为大学生未来的创业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造成学用脱节。

实践平台缺乏,学生创新意识不强。实践性教学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然而,一些高职院校因为没有建立自己的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缺乏有效的实践平台和资源,导致学生缺乏实践锻炼的机会,大多数学生缺乏创新创业意识,教学效果不佳。

因此,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亟需改革。

如何有的放矢推进相关工作?

建立专门管理机构,构建专兼结合师资。成立创新创业学院,统筹创新创业教育管理,推进教学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引进具有创业教育背景和创业实践经验的教师担任创新创业专职导师,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同时,培养一批专业教师兼任创新创业专职导师,打造一支既懂专业又懂创新创业的专兼结合的高素质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

推动“专”“创”融合,改进教学模式。树立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理念,将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入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课程体系,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具备创新创业的能力和素质。同时,加强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等方式,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当前市场需求、行业动态和创业环境,积累实践经验。

编写校本教材,更新教学内容。结合高职院校的专业特点和高职大学生的学情编写校本特色教材,教材要关注本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前沿知识和技术引入校本教材中,结合选编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案例进行分析,确保教材的内容与专业紧密结合,以及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

加强平台建设,提升学生能力。通过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创客空间等,为大学生积极投身创业实践提供支持。同时,定期举办创业比赛,遴选培育优秀项目,支持大学生积极参加高水平、有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大赛,让学生在更高层次平台开阔视野、锻炼能力、增长才干。

总之,解决高职院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方面存在的诸多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适应之难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从管理机构、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材编写、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以建立更加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高职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

(本文为2022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基于“创教融合”的体育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GXGZJG2022A030)的研究成果。)

 
   
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职业教育一直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承担着经世利民、求是致用的历史重任

■我国职业教育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职业教育传统,形成了现代自主创新发展职业教育体系,努力培养数以千万“心是中国心,满怀中国情,充满中国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任,为支撑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保障民生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和要求,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为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注入了精神之源。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最广泛,从古代学徒制到近代学校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深化了对职业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走出了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了力量,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深刻认识现代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大意义

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关系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这就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教育事业发展、强国富民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内涵特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殷切期望真正落在实处。

职业教育定位于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肩负着优化教育结构、传承技术技能、培养多样化人才的重要职责,而且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在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用不可替代,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自主培养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范式,适应国情、遵循规律、守正创新。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政府主导、多元办学;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面向市场、促进就业;坚持面向实践、强化能力;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实践表明,紧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产业升级,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坚持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服务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增强适应性的深厚土壤。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技并修、手脑并用、终身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是提高社会贡献度和认可度的根本途径。

现代职业教育传承中华文明符合中国国情

中华文化史、文明史是文化自信最根本的源泉,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厚底蕴。从历史脉络看,我国职业教育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职业教育传统,形成了现代自主创新发展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数以千万“心是中国心,满怀中国情,充满中国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古代职业教育,始于古代学徒制、艺徒制,兴起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是古代最为普遍、受教育者人数最多、维持时间最长的技艺教育形式。艺徒制以“言传身教”、“心传”为特色,注重现场学习,强调亲密师徒关系,通过世代畴官形式传承,具有学用一致、手脑结合等优点。职业教育一直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承担着经世利民、求是致用的历史重任。

19世纪中叶,为了“自强”、“求富”,一批有识之士学习西方的学校制度,创建了福建船政学堂等实业学校,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职业教育正式诞生。实业学校的教育克服了古代学徒制存在的学习周期长、教育效率低等不足。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先后创立了数十所职业教育性质的军工、通讯、医疗、农业等学校,训练各种技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中等职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为国家大规模建设培养急需实用人才,支撑起独立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后,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健全,为各行各业累计培养输送了2亿多名高素质劳动者,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

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学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任,为支撑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保障民生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职业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紧盯产业链条、市场信号、技术前沿和民生需求,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在促进人口红利的释放和实现,推动先进技术和设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保持强大韧性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和有生力量。职业教育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紧跟产业发展步伐,人才培养对岗位要求的适应性不断增强。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岗位遍布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年收入显著高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

由此可见,中国式职业教育注重学校、企业、社会并举,育训并重,继承了传统学徒制的基因,发展为中国特色学徒制;借鉴了国外学校职业教育的经验,发展了学校职业教育;注重自主创新,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为推进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把职业教育定位于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相结合、发展经济与服务民生相结合、教育与产业相结合,构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体系,形成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了强劲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部分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2014年5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开启了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初步形成协调用人方、学习者、办学者等职业教育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行业企业、社会力量对于职业教育的公共参与制度,这些都为涉入“深水区”的改革积累了足够的“正能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明确了20条重大改革举措。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着力破除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部分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集中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职业教育领域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成果,也为我们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

我们要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自古有之,当前社会需要,未来前途广阔;要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待职业教育,既要优化类型特色,又要跨界融通,既不能自我封闭变成另类,又不能迷失方向,失去自我;要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发展职业教育,支持中外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加强互学互鉴、共建共享,着力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技能力量。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讲究逻辑就是要形成对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增强自信、提高能动性。通过厚植文化底蕴、锻造工匠精神、精湛技艺专长,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心中有爱、眼中有人、肚中有货、手中有艺”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构建形成技能型社会,为国民“安居乐业”、“人人出彩”提供高质量职业教育支撑。

(作者: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曾天山)

 
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

摘要:在现代化技术的赋能下,以AI算法、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教育行业的推动愈发明显,教育正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姿态迎来新变革,同时职业教育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因此,职业院校应深入了解教育数字化的内涵与特征,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成功经验,并通过“系统谋划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线图、扎实推进教学过程与管理数字化升级、切实提高职业院校学生数字素养技能、全面推动职业院校服务水平数字化转型、稳步促进职业院校治理能力数字化转型”等路径进行创新改造,以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大数据,数字化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世界范围内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和方向。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推进教育数字化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先手棋,同时也是新时代赋予职业院校的历史使命,更是职业教育主动贯彻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因此,职业院校必须深刻认识到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意义,精准把握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抓手,切实推动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旨在形塑职业教育数字化新生态。

一、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及价值意蕴

(一)内涵解析

“信息”与“数字”是数字化的两个基本属性,但是“数字化≠信息化”,数字化是在信息化基础上的变迁与发展,其中,信息化即用电脑或手机上的各类APP来代替传统工作,大致经历了办公自动化、财务电算化、MRP/ERP、互联网等标志性的应用发展阶段,而“数字化”指的是将工作过程进行数字量化,如工作时长、产出等,方便寻找更优的方案。信息化是数字化的基础,数字化则是信息化的高阶阶段。所谓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利用“云物大智”等数字技术对职业教育进行数字化改造,促进职业教育教学目标、课程建设、教学组织、人才培养、治理体系等方面创新发展,形成共享、开放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以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1]。在“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核心,以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支撑和牵引,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作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动力,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

(二)基本特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建分享的新时代,职业教育也呈现出主动性、技术型等特征。其一,主动性。近年来,以“云物大智”等先进技术为核心引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作为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职业院校既应与时俱进,主动响应新时代发展需求,以数字化转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也应摆脱偏见,主动积极地寻求系统性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办学实力,改革创新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从而更好地实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升级改造。其二,技术性。我国职业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技术技能,与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一致。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应以“数字基建”为基础,牢牢把握教育数字化技术性特征,进一步优化教学基础设施、实训实验室、虚拟教室等平台建设,在为教育者进行数字化教学提供基础的同时,突破职业教育在“域”上的瓶颈。

(三)价值意蕴

1.有助于构建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

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光荣责任。打造“中高本”一体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而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想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五年制高职教育、中高职贯通培养、本科职业教育等层次职业教育之间相互衔接,从而形成多层次、高质量的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2]。一方面,通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元宇宙等数字关键技术,对职业教育学分银行、优质教育资源、师资队伍进行共建共享,有助于实现“中高本”人才培养的融通;另一方面,数字化赋能促使职业教育不断改革创新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可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借助数字技术分类建设,有助于构建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彰显不同层次办学特色,实现职业教育多层次高质量办学。

2.有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在促使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同时,也相继涌现出了一些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的出现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破除了校际、时空的局限性,实现了教学资源、教育课件、师资等优质资源的共享,推进了混合式教学改革,学习者学习的时空更加广泛,有助于缩小区域教育差距,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从精神层面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理念从“专门”“终结”培养向“复合”“终身”培养转变,有助于重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理念;从物质层面来看,数字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共学以及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搭建,既为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提升提供了有力载体,也有助于提高人才培养成效。

二、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国际镜鉴

(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较晚,但当前职业教育发展已追平甚至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在战略规划方面,澳大利亚颁布了《澳大利亚2030:通过创新实现繁荣》《澳大利亚技术未来——实现强大、安全和包容的数字经济》《数字转型战略:2018—2025年》《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工业4.0和数字经济的回应:有效办法》《2025年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参与战略》,这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保障。在提升数字技能教育与培训方面,澳大利亚通过大学生就业一揽子计划、资助多个测试高级学徒式课程项目、开发信息技术课程等切实有效的举措,大力培养具有数字技能的未来劳动力;在数字技能领域投资方面,澳大利亚在数字教育和培训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如实施数字技能学院实验项目、制定《国家技能协议》、扩充“职业培训师基金”、开展新兴技术毕业生项目,这将有助于提高澳大利亚劳动力的数字能力。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将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国家整体数字经济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3]

(二)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在德国“工业4.0”国家战略的推进中,跨部门研究的重点在于科技创新,特别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这些创新推动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德国颁布了《“职业教育4.0”框架倡议》《数字战略2025》《数字化实施战略》《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要点》等政策,十分重视数字化教育的投入以及多元主体的参与,形成了职业学校、企业、跨企业培训中心多主体参与协作的运行机制;同时倡导职业教育的数字媒体教育理念,主要采取了“实践翻转学习、虚拟现实中的共同学习”等方法和活动,开辟了职业教育新范式。由此可见,德国非常重视借助科学技术为教育赋能。

三、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

一方面,资源建设——构建开放的资源数据库。要想构建开放多元的职业教育资源库,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需要职业院校考虑学生、教师等多方主体的具体需求,增强一流学校、一流专业的资源建设,在满足特色资源建设的基础上,发挥优秀职业院校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政府则需要完善职业教育资源建设保障机制,形成统一的数据管理机制,引导行业企业积极参与职业院校资源建设全过程,着力打造高质量教育资源数据库,有效改变以往教育资源分散的问题。另一方面,治理观念——打造开放包容的办学格局。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职业院校转变以往单中心管理理念,树立多主体共治的治理理念,重点关注多方力量的参与,形成由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主动参与、学校贯彻落实的一体化联动机制。这种联动机制需要“校”“企”双方共同发力,打造契合职教特色、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形成多元开放的办学格局,以符合区域经济发展,使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符合数字化转型需求[4]

四、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系统谋划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第一,国家应借鉴和学习德国、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战略规划,加大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建设、资金投入力度,统筹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从战略层面详细设计和制定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规划和布局,加快研究和制定数字化赋能中国式职业教育一般性框架,对中、高、本不同类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愿景目标、价值创造、支持保障等方面进行科学架构,为未来3~5年、5~10年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指明方向;第二,各级政府应大力宣传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意义等内容,积极开展以“智能技术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研讨会、论坛会、座谈会,围绕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丰富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构建数字治理体系等方面开展研讨交流活动,提高中职院校、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对教育数字化战略知晓率;第三,职业院校应紧跟数字化转型步伐来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在数字化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数字化专业人才培养、师生数字素养提升等方面下功夫,坚持需求导向、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行动准绳,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特性,来探索适合学校自身的数字化教育发展之路。

(二)扎实推进教学过程与管理数字化升级

第一,构建数字化教学决策机制[5]。大量信息的掌握,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对职业教育教学而言也是如此。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传统经验主义教学决策显然已经与新时代脱节。在大数据时代,职业院校应结合办学定位、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学决策机制,将其渗透于教育教学中,实现学习者数据收集的常态化,并借助大数据整合分析全部的数据信息,为教育工作者优化和完善教学目标、教学方案、教学流程提供数据支持。第二,健全教学质量监控分析平台。职业院校应以教师与学生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来构建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平台,设置学生成长导航式培养、全流程化成长记录、教学过程实时预警、常态化指标监控、实时反馈与改进等子系统,并将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信息管理系统加以整合,实现校内系统与系统间的数据共享,彻底改变“信息孤岛”问题。第三,提高教育教学过程信息化管理能力。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研发教学管理平台,对课堂教学前期、中期、后期数据进行动态采集、动态数据分析与预警检测,以实现常态化教学过程纠偏;通过设置站内新闻、教学课件、教师风采、教学进度、学生成绩、作业发布查看个性化服务选项,实现多终端、多机制的信息推送,打破传统教学管理方式。

(三)切实提高职业院校学生数字素养技能

随着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推进,我国数字化转型面临数字技能人才需求量与日俱增、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岗位要求脱节、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缺少专业对口人才等问题,而大力发展数字技能教育、提高学习者和劳动者数字素质技能,俨然成为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的新要求。职业院校作为向国家和社会输送数字化人才的主阵地,理应肩负起培养学生数字素养与能力培养的责任使命。因此,职业院校应根据《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来制定学生数字素养与技能框架,包括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等内容,以及知识、技能、态度、情感、价值观等维度,旨在培养年轻一代掌握基本的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与技能、计算思维、信息素养、媒介素养。在专业课程及实践教学的数字化转型方面,职业院校应开发专业与课程数字化转型标准、新形态数字教材与教学资源、数字化实训体系、新职业资格与技能证书,全方位提高专业与课程建设质量[6]。比如,学校应秉承创新发展理念,立足专业课程、数字化转型、校企双元需要研发电子教材,开发包括数字素养的通识核心课程、学科基础平台课程和实践类课程等类型的数字素养通识课程。再如,针对部分学生综合实践能力较差的问题,学校应借助三维动画、虚拟现实等技术,与政府、企业共同研发AR识图、3D实景课堂、虚拟仿真教学等教学产品,让学生在可视化教学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和学习,逐步提升实践能力。此外,职业院校应加强校企合作,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的校企联合体,推进教育资源与重大产业布局匹配,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深度融合,形成行业与区域主导、企业主建、校企融合、产教融合的新格局,并围绕数字经济发展要求,面向云、网、数、智等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学科和专业,以培养新时代数字化人才。

(四)全面推动职业院校服务水平数字化转型

首先,职业院校不仅要转变传统固化理念,秉承以人为本、服务师生的建设思路,还要抢抓新时代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机遇,立足教师与学生需求,加快建构服务师生长效机制,研究智慧校园建设总体规划,分类制订一批具体方案。其次,职业院校应打造多维立体智慧教育平台,通过智慧教育平台共享学生学习的实时数据,为教师改进和完善教育教学活动方案提供参考,通过对教材、图书馆书籍等纸质资源进行升级改造,搭建集优质教学资源、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内外名师讲座于一体的网络学习空间,营造智能学习环境。智慧教育平台的开发与建设是一项系统繁杂的工程,应重点突出教育教学的服务功能,统筹“政”“行”“企”“校”等多方力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大力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最终实现教育教学改革、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最后,职业院校应建设师生“一站式”服务大厅,包括邮件系统、人事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档案管理系统等内容,通过窗口、自助、网络、移动终端等四种形式,为教师工作和学习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校内校外相联通的立体式服务,实现校园服务大厅管理和服务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模式转变[7]

(五)稳步促进职业院校治理能力数字化转型

首先,树立协同共享的数据治理理念,既要紧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也要符合现阶段所处发展实际的客观实际,更要打破传统固化封闭治理结构,消除信息壁垒,推动学校治理从各自为政、资源分割向合作共享、系统共享转变。其次,加强数据治理顶层设计。职业院校管理者应以大数据治理思维为基础,采取“依数而动”治理模式,形成“数据说话-数据决策-数据管理-数据服务”的治理机制,以数据为“依据、资源和工具”来分析和解决学校内部与治理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最后,打造“政”“行”“企”“校”数据交流平台[8]。通过建立学校内部数据共享平台和多元主体数据交流平台,整合职业教育、行业企业等各类数据信息,形成一个综合且全面的教育数据系统,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供支持和帮助。总之,学校要通过数据挖掘、数据整合、数据开放、数据应用,建立教育监测与评价制度、多元主体数据衔接共享制度、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制度、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大数据治理制度,以全面提高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靳成达.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显著特征与实践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3(20):54-60.

[2]邓崧,周娅婷,王正敏.“去中心化”情境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基于吉木乃县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23(8):87-94.

[3]陈林.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机理与推进策略[J].教育学术月刊,2023(8):95-103.

[4]邓文勇,张翠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数字治理:框架、逻辑及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3(22):57-64.

[5]刘兴凤,胡昌送,秦安.“双高计划”背景下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及实施路径研究——基于广东首批“双高”院校建设样本的分析[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3):6-13.

[6]金波,郑永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路径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23(7):97-102.

[7]弋凡,周潜,陈香妤,等.以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笔谈)[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7):18-25.

[8]孙思玉,陈瀛.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创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论坛综述[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28):46-51+44-45.

(作者:浙江理工大学副研究员 孙显水)

 
   
英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基本内容与经验镜鉴

摘要:制度认同是对特定制度的认可和情感归属,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英国以证书制度认同为抓手,以技能制度认同为重点,以资历框架认同为支撑,以法律保障认同为方向,构筑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基本框架。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亟须通过提升制度认同度构建高效的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创设职业教育技能制度,提升技能人才的认同感;搭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打造纵横融会贯通格局;完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巩固职业教育认同保障”,从而有效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

关键词:英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证书制度,技能制度,资历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家陆续出台了若干职业教育重大政策,职业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然而,实践中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却表现不佳。《教育家》杂志2021年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有68.62%的人认为职业教育发展受限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认可度不高。因此,如何以提升社会认同为抓手推进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就成为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及不同层次,其中职业教育制度认同即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是影响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根本原因。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准社会公共产品,其发展始终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完善的制度体系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1]制度认同是对特定制度的认可和情感归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组织效能与发展前景,明确、有力、适应性强的制度认同有助于组织的长期持续发展。[2]所以,在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从制度认同入手进行改革与创新,在宏观制度体系下不断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可有效提高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作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使命。然而,长期以来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贬低”“误读”“轻视”已经形成了一种消极固化的评价,造成当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困境。[3]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升职业教育制度认同度刻不容缓。职业教育制度主要包括法律制度、资历框架制度、证书制度和技能制度等。其中,法律制度是基础,完善的法律制度是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规律[4]。资历框架制度是依托,是融通各级各类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对接教育标准与行业标准,沟通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促进各类资历互通互认的重要保障。[5]证书制度是核心,是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相互衔接的重要依托[6]。技能制度是关键,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径。因此,职业教育低制度认同的破解之道在于以完善法律制度为基础、以搭建资历框架制度为依托、以创设技能制度为关键、以改革证书制度为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实施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后,英国职业教育终于改变了长期落后于产业发展的局面,转而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今,英国拥有层次完备、结构灵活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与劳动力市场良好互动的人才培养机制。究其根本,主要是因为英国职业教育体系拥有完备的制度体系,为职业教育体系规范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基本框架由证书制度认同、技能制度认同、资历框架认同、法律保障认同四方面的要素共同构成。基于此,本文拟从英国制度认同的搭建路径出发,寻找适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土壤的社会认同策略。

二、英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基本内容

(一)以证书制度认同为抓手提升职业教育制度认同

1.多样性的职业资格证书筑稳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系统平衡。英国的职业教育证书制度丰富多样,涵盖各个职业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国家职业资格(NVQ)证书,是英国职业教育的核心证书之一,分为五个级别对应不同的职业需求,旨在评估学生在特定职业领域的技能水平和知识掌握程度。二是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证书,是一种更广泛的职业教育证书,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通用的、跨职业领域的认证体系。三是Diplomas和Certificates,是由学校、学院或培训机构颁发的证书,针对特定的职业或行业领域,如旅游业管理证书、厨艺文凭、烘焙证书等。四是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证书,侧重于提供商业和技术领域的实用型职业教育,包含各种不同的专业领域的职业证书,如商业证书、工程证书、医疗保健证书等。五是学徒制(Apprenticeships)证书,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课程涵盖了各个技能等级和行业领域,包括学徒技能证书、学徒资格证书、行业认可证书等多种证书类型。六是城市与行会证书(City & Guilds),侧重于提供特定职业领域和技能的证书,如建筑、酒店管理、美容美发、汽车维修等。此外,还包括了其他几种重要种类。例如,中等教育普通证书(GCSE),是英国中等教育的基础证书,考核学生对核心学科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高级国家证书/高级国家文凭(HNC/HND),是针对高等教育的职业技能证书,涵盖工程、商业管理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行业领域;基础学位(Foundation Degrees),是一种高等教育证书,旨在为学生提供学术知识和职业技能。凭借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英国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不仅满足了学习者对学习方式的灵活性需求,还能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2.明确性的职业技能标准完善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底层设计。在横向上,英国职业教育证书制度为各类职业技能设定了明确的标准和要求,使得职业教育具有更高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明确的技能标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各个职业领域的技能要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技能,避免了员工的重复学习。例如,NVQ框架将能力划分为交通运输、生产制造、机械工程等11个领域,将职业划分为语言文学和文化、建筑施工等6个种类[7]。在纵向上,英国国家职业能力标准被划分为5个级别,每种类型的证书都遵循这5个级别,且各级别都设有明确的认定标准。这不仅确保了教育成果与职业能力之间的可比性,而且保障了与国家资格框架的一致性和系统性。例如,在《职业资格说明2016》文件中,对NVQ的5个级别能力进行了以下定义,便于更进一步明确技能标准。[8]其中,第1级能力指将知识和技能应用到执行一系列不同的常规的和可预测的工作活动中。第2级能力则要应用到大量不同的复杂的或非常规的工作活动中。第3级能力则要求在工作中有相当大的责任和自主权。第4级能力需要承担对他人工作和资源分配的责任。第5级能力指在不可预测的各种环境中应用技能和大量基本原则,拥有完全的个人自主权和个人责任。明确的技能标准和具体的操作要求保障了职业资格证书的高质量,为职业资格证书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权威性的职业证书制度实现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信任背书。英国的国家职业资格是通过评估和培训实现的。评估员通过测试候选人的知识、理解力和工作表现,以确保他们有能力完成工作。自我评估和外部评估构成了英国国家职业资格评估的完整评估体系。在自我评估方面,评估员通常会帮助候选人明确他(她)可以做什么、目标和水平是否一致、需要学习什么等内容。考生在学习时就会将自己的表现与标准进行比较,清楚自己还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直到被评估为有能力胜任一个工种单位或符合整个工种的职业资格标准。在外部评估方面,针对有权授予职业资格的主体,会有外部审核与内部审核的要求。外部审核的证据包括对候选人的直接观察,候选人工作活动的照片、音频、视频或其他电子记录等。内部审核时,内部审核员必须确保保留准确的、可审核的评估记录。提供的证据信息由候选人和评估人签名并注明日期。评估记录必须由外部验证者审核,并且必须由评估中心持有,直到颁发机构授权发布。英国目前有三大资格认定机构,包括Edex-cel、AQA、OCR,负责制订质量保证和评估体系以及颁发证书。资格认定机构又同时接受英国资格与课程委员会的监督。[9]通过对证书的严格审核和认证,确保了证书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民众可以通过获得职业证书来证明自己的技能水平,而企业和用人单位也更愿意信任这些证书。

4.导向性的职业证书制度凝聚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利益驱动。20世纪90年代,资格认证的重点从基于行业的资格认证转向基于工作角色的资格认证。行业特定的国家职业资格是指专门为特定行业或部门设计的国家职业资格(NVQ)。这些国家职业资格是为满足特定工作角色或行业所需的特定技能和知识而量身定制的,旨在反映该部门员工的日常任务和责任,使员工能够展示他们在特定行业或部门的能力。行业特定的国家职业资格涵盖了建筑、零售、酒店、卫生和社会护理等行业。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特定行业的职业资格进一步扩大,引入了涵盖商业和管理、客户服务和酒店等一系列行业的新资格。首先,行业内部会有关于标准类型、职业形象、工作角色的职能细分规定。其次,行业协会将其工作类别和等级与学徒制及国家资历框架相关联。最后,借助于国家职业标准,行业机构可以通过制定能力申明、提供培训和发展框架等方式参与到职业教育培训过程中,并能够依据行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的职业资格标准,从而使培养出来的技术技能人才可以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趋势,顺利实现就业。

5.转换性的职业证书制度打通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发展路径。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并且为各级各类资格证书提供了沟通互换的可能性和便利性。英国作为国际职业教育与培训协会(IVETA)的重要成员国,其职业资格证书得到了广泛认可。例如,英国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的职业资格被许多国家的会计协会认可,是在国际业务环境中从事会计和金融工作的标志;英国工程学会(如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等)的职业资格被广泛认可,是在国际工程界工作的标志。[10]借助于职业资格证书的高质量,英国也与多国进行了深入合作。新加坡工艺教育局(ITE)的学生可以直接申请英国的BTEC证书课程,并在完成课程后获得英国的BTEC证书;自2003年以来,英国和中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建立了多个中英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如中英技能培训项目;英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在澳大利亚也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如英国的NVQ证书与澳大利亚职业资格证书(AQF)相互认可。英国还通过国际性职业技能竞赛,展示和推广英国职业教育的优秀成果。例如,英国技能展(World SkillsUK)组织的国际性职业技能竞赛,吸引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通过这样的国际竞赛,为英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良好声誉。

(二)以技能制度认同为重点夯实职业教育制度认同

1.丰富明确的职业技能标准构筑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基础布局。国际劳工组织(ILO)2015年的工作报告《将核心工作技能整合到TVET系统中》指出,“特定职业的技能已不足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在9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57%的雇主表示,他们找不到所需的熟练初级工人,需求中的技能越来越成为就业能力的核心技能。ILO将技能需求分为四类,包括基础技能,即满足日常和工作需求所需的识字和算术技能;技术技能,即特定职责或任务所需的专业技能、知识或诀窍;个人技能,即与工作相关的个人属性如诚实、正直;核心工作技能,包括学习和适应、倾听沟通、创造性思考等能力。英国文化委员会在2017年的报告中对一个“有熟练技能的人”进行技能定位,要求具备职业技能,即个人在特定兴趣领域获得的经验技能,如护士、机械师或厨师所需的职业和技术技能;就业技能,即获得、保持工作并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包括团队合作、解决问题、倡议等;核心技能,即年轻人需要为在全球经济中的生活和工作做好充分准备的基本技能。英国技能体系的分类结构清晰,便于学习者和雇主了解和选择。技能分类通常基于行业和职业领域,如建筑、医疗、教育等,同时还包括不同的技能等级。例如,英国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分为8个等级,从Entry Level到Level 7,每个等级对应不同的技能水平和职业发展阶段。这一体系使各方能够准确理解不同资格证书的水平和级别以及证书持有者的能力和水准,有利于开展更加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2.多元融通的职业培训途径优化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生产能力。在英国,提供技能培训的机构有专科学院、企业雇主、独立培训机构、中小学和大学,为学习者提供了多元化的学习途径。其中,专科学校是核心,面向14岁以上的学生,并与普通学校相联系;企业雇主通过学徒制提供在职和脱产培训机会;独立培训机构侧重于提供特定职业的技能;中小学为青少年学习者特别是14至18岁的学习者提供一系列核心技能和职业课程;大学为18岁以上的学习者提供更高水平的职业和技术技能。在实践中,独立的培训机构、学院和雇主通常会合作。培训机构会直接支持那些希望引入外部专业知识来帮助他们管理培训的雇主,负责组织和评估雇主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在职培训。此外,他们可能还会与当地大学合作,为学习者提供工作以外的技术学习机会。从纵向来看,职业教育与培训贯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在各类教育之间构建了融通机制,有助于持续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各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从横向来看,职业教育与培训不仅依靠学校教育,而且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将职业技术教育与现代学徒制结合起来,发挥企业雇主在教育与培训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教育机构与行业企业之间的合作,把科学技术充分应用于工业。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也加强了他们的专业技能训练,满足了个人职业发展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实现了学习者和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广泛认可。

3.产教融合的职业培训体系实现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协同进化。为了平衡劳动力市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供需,英国一方面通过加强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的方式,加强教育界和产业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目前,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德比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著名大学都与产业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共同开发和实施学徒制项目,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具体的培训项目范围涉及制造业、矿产业、航空航天等行业领域。[11]2013年,捷豹路虎与英国的华威大学联手创立了一所名为“国家汽车创新中心”的研究机构。这个中心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实习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实际生产环境中学习和应用先进的汽车制造技术。这样的合作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还有助于推动英国汽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英国还为企业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例如,英国设立了一系列“产业技能委员会”,负责收集各行业的技能需求信息,为教育机构提供指导,确保职业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紧密相连,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强调实践经验和行业需求,既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实操机会,也为企业培养了更适应市场的人才。

4.与时俱进的职业技能体系打破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发展障碍。随着社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英国的技能体系在当前和未来均面临着多项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对新的和高级技能的需求正在增加,但熟练工人的供应却跟不上,造成了技能差距,使雇主难以找到具备合适技能的工人;数字革命和自动化正在改变许多行业,导致需要新的和不同的技能,工人和雇主需要适应就业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COVID-19大流行对英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失业和工作时间减少,技能系统也迎来新的挑战,工人需要提高技能或重新学习技能才能找到新工作。这些挑战凸显了英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支持该国技能发展和升级的必要性。英国政府在官方报告《技能战略:2018—2023》中提出了应对挑战的相关对策。例如,可通过增加就业和技能服务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包容性;可通过制定挽留实习毕业生计划的方法或者提升员工之间的合作达到解决技能短缺问题。[12]这种与时俱进、及时更新的技能体系有助于应对突发危机的挑战,为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技能支撑。

(三)以资历框架认同为支撑保障职业教育制度认同

1.层级清晰的国家资历框架畅通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运行机制。英国目前的国家资历框架采用的是2015年开始实施的RQF,其具有明确的层级结构,共涵盖了9个级别,从基础技能(Entry Level)到最高技能(Level8)。每一个级别又包括不同的资格种类,如在基础技能级别中包含了entry level award、entry level certificate(ELC)、entry level diploma等在内的7种资格种类;一级技能级别中包含了first certificate、level 1 award、level 1 certificate等在内的10种资格种类。这种分级制度使得资历框架易于理解,有助于民众对各类资格有更清晰的认知。英国国家资格框架不仅包含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而且与高等教育资格框架建立了递进关系,实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价值上的等值,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2.多样包容的国家资历框架打造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沟通桥梁。2008年起,资格和学分框架(QCF)首先被投入使用。在这个系统内,大约10小时可以完成一个学分,学分累积构成完整的资格证书。QCF课程中包括三种资格证书:奖励(只需要1~12个学分);证书(13~36学分)和文凭(37学分及以上)。QCF课程相比NVQ课程更加灵活,更易完成。2015年,RQF(规范资格框架)生效,旨在提供一个更简单的、相比QCF“更具描述性,更少指令性”的系统。RQF体系允许学员根据级别和大小对资格进行索引。资格越高,与资格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复杂性和难度就越大。规范资格框架(RQF)覆盖了英格兰现存的所有普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北爱尔兰的所有职业资格证书,为资格与考试管理办公室(Ofqual)规范范围之内的所有资格的编录提供了唯一的、简洁的体系。同时,为保证规范资格框架的连续性和融通性,每个级别或水平的描述都以原来的资格与学分框架(QCF)和欧洲资格框架(EQF)为基础,对4~8级的描述重在与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通用的高等教育资格框架(FHEQ)内的五个层次相一致。通过这种方式,FHEQ的等级描述也被纳入规范资格框架中,强化了普职融合的价值观念,确保了教育体系的整体性和互通性。

3.质量保障的国家资历框架强化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发展空间。为保证国家资历框架的有效运行,英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质量保障监管体系。一方面,设置专门的机构以保障国家资历框的质量。例如,英国职业资格认证局(QCA)负责制定资历标准、评估课程和监管教育质量,各个行业的行业技能委员会(SSCs)负责制定行业技能标准和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完善资历框架的组织和运作机制,还设立了专门的资历考核监管局,负责监督资历框架的运行实施,并根据劳动力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组织和开发各种资历证书。一旦各级各类资历纳入国家框架,资历考核监管局便会对这些资历的质量进行细致的审查和评估,以确保其符合国家教育和培训的高标准。这种机制不仅保证了资历框架的有效性和适应性,还确保了与劳动市场需求的紧密对接。另一方面,持续完善资历的审查机制以确保资历运行的高质量。英国的资历评估审查机制涵盖了资历评估的设计、开发、运行及审查等多个环节。这个过程不仅针对所有新的资历体系进行综合评估和审查,还包括对现有资历等级的持续监测和评估。这种全面的审查制度在保障学习者获取的资历质量的同时,也在不断对资历框架本身进行改进和优化,以确保满足市场和教育发展的需求。

4.国际认可的国家资历框架融通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发展格局。为了提高资历框架的国际认可度,英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机构展开了合作。2008年,欧洲各国教育部长签署了《欧洲资历框架》(EQF)协议,旨在促进欧洲范围内资历体系的相互理解和认可。2015年,为了凸显资历与学分框架(QCF)的灵活性,英国又迅速投入了改革资历与学分框架的进程,并于10月引入了全新的开放型资历框架,即规范资历框架(RQF)。[13]英国国家资历框架与欧洲资格框架(EQF)的对接,为其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资历框架之间的沟通和衔接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不仅促进了路径畅通和各级资历之间关系的明晰,还确保了在经历多次改革的英格兰和北爱尔兰局部资历框架中,仍能依靠欧盟区域性资历框架实现与英国其他资历框架的有效沟通和衔接。此外,还促进了英国资历在欧洲范围内的互认、衔接与流通,强化了英国资历框架的国际可转换性和认可度。

(四)以法律保障认同为方向引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

1.立体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顶层设计。英国在职业教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颁布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法规。《工匠法》是英国最早的职业教育立法,该法统一了英国全国的学徒训练。《工厂法》提高了童工的最低就业年龄,促进了公立教育的发展。[14]《技术教育法》正式将职业教育纳入学制,标志着国家干预职业教育的开端,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巴尔福法案》授予地方教育当局兴办职业学校的权力,标志着职业教育在英国的重要发展。《1944年教育法》推动了技术和职业教育的扩展和结构化。《1992年高等和进一步教育法》建立了进一步教育资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公司,显著影响了职业教育的结构和资金;2000年《学习和技能法》创建了学习和技能委员会,负责资助和规划英格兰16岁以上的教育和培训。2009年《学徒、技能、儿童和学习法》为学徒制提供了法律框架。这些法律的实施为英国职业教育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构建了一套以建设技能体系为导向、以现代学徒制改革和继续教育发展为支撑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为其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良好声誉。

2.持续修订的法律法规体系孕育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驱动能量。英国政府关注教育领域的发展动态,定期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以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需求。在推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英国政府于1889年实施了《技术教育法》,在法律上确认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确保职业教育的法律规定与其实际进展及社会需求保持一致,从而显著提升了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满意度。随后,英国不断更新其职业教育的法律架构。例如,1980年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倡议》为非传统学术路径的青年提供替代教育途径;1986年的《教育改革法案》全面改革教育系统,确立了新的国家课程和职业资格体系;1991年的《培训与企业委员会法案》设立了TEC网络,以支持职业教育和培训;2000年颁布《学习与技能法案》和2003年颁布《国家技能战略》,旨在构建成熟有效的技能系统;2017年的一系列法案,如《技能和继续教育法案》和《产业战略白皮书》,进一步加强了职业教育的质量监管;2020年的《教育和技能法案》建立了新的技术资格体系;2022年的《技能与16岁后教育法》旨在提供更多职业技术教育机会,满足新兴行业的需求。不断更新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有效指引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也保证了职业教育的适应性、高效性与高质量。

3.机构保障的执行监管体系打造了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坚实后盾。为确保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得以有效执行,英国政府设立了几个关键的教育监管机构。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负责监督英格兰地区的教育、技能和儿童社会护理机构,是英国的主要独立监管机构。在某些特定领域内,Ofsted还会与其他部门或机构合作,如与技能资金局合作保障职业技能培训质量。Ofsted的监管和评估工作促使许多教育和培训机构进行改进,提高了英国职业教育整体的质量和声誉。资格和课程管理局(QCA),负责监督英国的国家资格体系,包括职业教育资格。它通过监控、评审资格的标准和评估来维护教育的质量,并提供政策建议。同时,还为学校和学院提供指导,以确保课程和考试符合国家标准。技能资助署(SFA)负责在英格兰为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资金。它通过识别关键技能差距,为符合标准的教育提供者分配资金,不限于教育机构,还包括为雇主提供资助。行业技能委员会(SSCs)是由雇主领导的独立机构,负责确定并解决各个行业的技能和生产力需求,其在制定和执行职业教育标准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为行业提供定制化的培训和资格,以满足特定领域的需求。英国职业教育监管机构类型多样、各司其职、专业互补,包含了拨款、咨询、监管等多个部分,涵盖了政策制定、资金划拨、专业咨询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完善的体系,保障了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

三、英国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经验镜鉴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但是,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相对照、与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相比较,仍存在诸多的难题。对此,镜鉴英国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国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提供基本参考。

(一)改革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重要举措之一。从英国职业教育证书制度的建设经验来看,英国职业教育证书既通过设置种类多样、与时俱进的证书类型满足大众学习需求和产业发展的需要,还在整个证书认证的过程中保障权威性、可转换性。我国职业教育证书制度的改革,首先,要紧跟行业发展动向,优先开发技能人才紧缺行业领域、社会就业热门领域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含金量。其次,要不断完善学习成果认证制度,推进国家学分银行建设,探索职业教育领域的学习成果,包括技术技能、实践经验、工作业绩等“非正式”学习成果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课程学分、学历证书转换机制。依托“学分银行”打通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升证书制度的社会认同度。最后,加强质量监管,保障证书制度稳定运行。一方面严控入口,以高标准严要求遴选无违法违规、失信等不良行为记录的证书开发主体;另一方面,完善动态调控机制,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及时撤销能力不足的职业教育学校的证书培训与考核资格,全程保障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质量。

(二)创设职业教育技能制度,提升技能人才的认同感

充分发挥政府、企业、机构、个人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是英国职业教育技能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借鉴英国的经验,我国应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全社会都积极参与职业教育。首先,营造技能文化氛围。一方面,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社会宣传,将知识技能与科学素养、文化素质、家国情怀等内容融合,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工匠文化、工匠精神;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活动周、职业技能大赛等活动,营造全员参与技能社会建设的社会氛围,提升公众对职业技能教育的关注度与认可度。其次,扩宽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供给途径。在纵向上,大力推进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打造“中职—专科—本科”一体化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打通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基本路径;在横向上,构建雇主参与、企业主导的多维度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通过顶岗实习、现代学徒制等工学交替一体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紧密围绕工作情景、真实生产环境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进而培养具有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职业素养和技术技能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增强技术技能人才的市场认可度。最后,针对行业、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趋势,建设快速变化的技能体系,适应市场对技能人才的多元化动态需求。

(三)搭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打造纵横融会贯通格局

首先,完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顶层设计。资历框架建设要取得成效,必须从政府层面优化资历框架顶层设计[15]。一方面,从内容和过程两个维度,对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目的和原则、组织管理机构、资历的认证等进行顶层规定;另一方面,建立从上至下完善的管理体系,保障资历框架体系的运行。[16]其次,完善学分银行制度,统一学习成果标准体系和认证转换规则。借鉴英国资历框架发展过程中逐步引入学分银行理念的经验,构建一套系统完善的资历框架衔接体系,学习者可通过学分积累、转换,实现学习成果之间的互认和衔接,在满足学习者终身学习需要的同时提高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最后,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国家资历框架既能为学习者提供便利的学习培训途径和资历证书获取机会,还在此基础上通过规范的资历等级划分与要求保障了教育质量。[17]应在建立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同时引入第三方质量评估机制,广泛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对资历质量的评估和监管发挥辅助作用,确保资历开发、评估、认证和授予过程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提高职业教育资历的“含金量”,保障资历框架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四)完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巩固职业教育认同保障

英国政府强调完善教育立法,确保技术教育与学术教育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这为技术教育获得社会认同提供了保障。[18]我国要完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一方面,需要构建以职业教育法为主体,与技能开发、学徒制等相关法律相互配合的综合法律体系,营造一个全民参与、重视技能开发的积极环境。尤其是要加强企业参与方面的相关立法,进一步落实职业教育中的企业责任,充分发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立法应适时修订完善,在保证严肃稳定的基础上增强其时效性和适应性。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虽然已于2022年5月1日正式施行,但整个修订过程却比较漫长。由于在首次颁布施行20多年后才启动修订,导致了立法理念的模糊、法律定位不够明确以及缺乏国际视野等诸多问题的存在。因此,我国后续应针对职业教育现实诉求与重点问题,依据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状况,适时并持续对职业教育法进行补充、修订,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框架。

参考文献:

[1]陶军明,潘建华.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职业教育制度建设路径[J].职教论坛,2016(16):45-49.

[2]陈小鼎,李珊.制度认同:扩员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动力[J].当代亚太,2022(3):91-120+153-154.

[3]杨瑜,吴遵民,陈晓雨.职业教育“污名化”困境溯源及突围路径[J].现代远距离教育,2023(4):1-15.

[4]瞿连贵,王丽,王瑞敏.职业本科教育制度构建的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J].大学教育科学,2023,198(2):121-127.

[5]钱娴.1+X证书制度背景下高职院校书证融通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研究[J].成人教育,2023,43(6):73-77.

[6]米高磊,郭福春.“双高”背景下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内涵逻辑与实践取向——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6):138-144.

[7]Businessballs.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EB/OL].(2022-10-25)[2023-10-26].https://www.businessballs.com/careers-advice/nvqs-national-vocational-qualifications/.

[8]Department for Business,Innovation and Skills.VocationalQualifications [EB/OL].(2016-10-25)[2023-10-26].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learner-participation-outcomes-andlevel-of-highest-qualification-held.

[9]王庆.英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特点及启示[J].中国成人教育,2014(17):131-133.

[10]廖明宏,童志祥.以专业认证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J].计算机教育,2008(13):14-16.

[11]UKCES.ForgingFutures:Buildinghigherlevelskillsthroughuniversity and employer collaboration[R].London:Universities UK,2014:9.

[12]Liverpool City Region Combined Authority.Skills Strategy:2018-2023[R].Liverpool City Region Combined Authority,2018:2-5.

[13]CEDEFOP.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developments in Europe 2017[R].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8:82-83.

[14]柳靖,谢勇旗.从立法角度看英国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角色的嬗变[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32):47-49.

[15]程舒通.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必然趋势、潜在优势和重点内容[J].教育与职业,2021(21):12-18.

[16]谢青松,南旭光.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构建:动因溯源与路径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16):6-12.

[17]吴雪萍,郝人缘.欧洲国家资格框架:演变、特点与启示[J].教育研究,2016,37(9):116-125.

[18]张志浩,谷峪.从A-Level到T-Level:英国普职并重的课程体系改革[J].外国教育研究,2020(9):107.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 张杰英 祁占勇)

 
 

Copyright©1998-2019 DRCnet.AllRightsReserved版权所有国研网

内部资料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本期责任编辑:张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