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并部署“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将终端用能电气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能源转型进入以电力为核心驱动力的新阶段。2024年,我国电气化率达到28.8%,较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历史性地超越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能源加速转型的大背景下,电气化已不再是简单的“以电代煤”“以电代油”,而是一场涉及能源生产、输送、消费全链条的系统性变革。
电气化是用能方式演进的高级形态,其内涵随时代不断丰富。电气化是指用电力替代化石燃料的过程,核心测度指标是电气化率,即电力消费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辅以人均用电量等指标,可完整刻画一国电气化的水平与质量。19世纪后期电力技术的发明直接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21世纪,全球开启新一轮“再电气化”进程,生产环节体现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消费环节体现为低碳电力对化石能源的深度替代。从概念谱系看,“能源消费电气化”侧重宏观能源结构变迁,“重点用能电气化”聚焦工业、交通、建筑等三大重点耗能领域的替代路径,“终端用能电气化”强调用能终端的实际电力消费水平,三者层层递进、构成完整图景。氢能、核聚变等未来能源与电气化亦非并行替代关系,而是电气化谱系的延伸:绿电制氢是电气化的间接形式,核聚变若实现商用化则将提供近乎无限的清洁电力。
电气化与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相互强化。电气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关系。一是全社会用电量与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呈强正相关,且增速变化总体同步。我国电气化进程加快正是用电量增速高于GDP增速的重要原因。据统计,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带动单位GDP能耗降低约0.4%。二是用电结构之变折射经济结构之新。2025年,我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增速明显领先,充换电服务业、信息传输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增速分别高达48.8%和17%,而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增速仅1.8%,新增电量越来越由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贡献。三是电气化与科技进步是双向驱动。储能电池、大功率快充、5G、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既驱动电力消费的深刻变革,也依赖电力基础设施的支撑。算力即电力,IEA(国际能源署)2026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约485太瓦时,2030年将增至约950太瓦时,超过日本当前全国年用电量。
电气化的动力机制多元复合,碳约束正成为核心驱动力。从历史演进看,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电气化的传统驱动力;从当下和未来看,碳约束已成为最核心的驱动力。我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比接近90%,“十五五”时期是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碳双控正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倒逼各领域加速电气化;国家间绿色低碳技术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同样构成重要外部动力。同时应清醒看到,电气化收益显著但并非无条件,新能源占比渐次超过15%、20%后系统成本面临上升压力,“靠天吃饭”特性加剧安全运行风险,化石能源兜底产能利用水平降低推高运行成本。深入推进电气化,需要清洁电源充足供给、智能电网灵活调度、储能规模化应用、终端设备电气化改造和电力市场机制健全五大支撑协同发力。
其一,电气化是保障能源安全、建设能源强国的战略路径。电气化的安全价值,在于将终端用能的根基从高度依赖进口的油气转换为立足国内的电力。我国油气资源进口数量大,石油对外依存度长期维持在70%左右,强化安全保障仍是第一要务。通过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以电力替代油气等进口依赖度高的能源品种,可有效降低对外部供应的依赖,增强能源体系自主性和韧性。从建设能源强国的视角看,电气化率持续提升意味着能源体系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驱动型”持续深刻转型。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正从“煤炭大国”迈向以清洁电力为核心的“电力强国”新阶段,这关乎国家在新一轮全球能源竞争中的战略主动。
其二,电气化是能源转型和碳双控的重要抓手。电气化是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任务,承载着减碳手段和消纳牵引的双重使命。从减碳效果看,电气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需要替代5800万吨煤炭或2400万吨石油消费;从消纳角度看,电气化创造的巨大电力需求为“十五五”全国年均新增2亿千瓦以上风光装机提供了市场支撑。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明确“十五五”时期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将碳排放强度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不再将能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其深刻含义在于:只要电力是清洁的,多用电不再受能耗指标约束,反而成为降低碳强度的正资产;绿电交易、绿色证书也将支撑可再生能源在“十五五”时期得到更好的消纳,促进绿电的价值进一步实现。这些制度安排为我国低碳电气化注入了激励相容的内生动力。
其三,已发布的能源电力规划为电气化锚定路线图。电气化已深度嵌入国家能源电力的顶层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从法律层面确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制度框架。国家能源局2023年6月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以2030年、2045年、2060年为重要时间节点,明确了“加速转型期—总体形成期—巩固完善期”的三步走路径,提出在加速转型期推动各产业用能形式向低碳化发展、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5%,并充分发挥储电、储热、储气、储氢等多种类储能的协同优势。国家能源局2024年11月统筹编制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规划蓝皮书》则明确了“2025年初步建成、2029年全面建成、2035年完善提升”的市场化路径。对石油化工等传统能源领域而言,低碳电气化既带来成品油消费持续减少的挑战,也开辟了转型新路:利用油田土地建设风光电站,推进油气氢电一体化加能站建设,参与氢能、氨醇等绿色燃料产业链,推动企业从电力大用户转变为新型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资源提供者,向综合能源生产商和服务商转型。
其一,我国电气化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根据中电联2025年9月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5》,2024年全国电气化率为28.8%;预计2025年底达29%左右。虽然目前尚未发布2025年我国终端电气化率统计值,但普遍估算为29%~30%。依此,我国终端电气化水平由2020年25.3%攀升至2025年约30%,“十四五”时期累计提高4.7个百分点。分领域看,2024年工业电气化率达27.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突破64.7%;建筑领域达55.3%;交通领域达6.5%、为美国的2倍;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达43.6%。用电量同步跃升,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历史性突破10万亿千瓦时,达10.37万亿千瓦时,超过美国全年用电量的2倍。
其二,与国际比较,我国电气化凸显“速度快、结构新、动力足”特征。我国电气化进程呈鲜明领先态势。根据国际能源署与有关机构数据,截至2025年我国终端电气化率升至29.8%,显著领先于欧盟的22.3%和美国的21.7%,高出法国5.8个百分点、英国7.5个百分点、德国8.6个百分点;相较于2000年仅14%的水平,我国电气化率实现翻倍,成为全球电气化推进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中外电气化的动力机制差异显著,我国得益于“政策驱动+基建先行+产业协同”的系统性模式,而欧美电气化率近年趋于停滞,反映其能源基础设施相对成熟、新增替代空间收窄的结构性特征。
其三,低碳电气化仍面临多重困难障碍。一是系统成本压力,新能源占比提高使调节、备用等系统成本快速上升;二是安全韧性挑战,极端天气下部分地区能源运行安全仍面临考验,用能高度集中于电力单一品种放大了风险敞口;三是技术装备瓶颈,钢铁、化工等行业高温工艺热等环节的电能替代仍待突破;四是体制机制障碍,能源电力价格形成机制复杂,绿色能源尚未真正成为消费者自发需求,合理分担机制亟待理顺。以上均为日前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未来5年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其四,未来我国电气化将快速提升,2050年迈向深度电气化。权威机构预测高度一致:我国电气化将长期快速提升,并始终保持世界领先。中电联预计,“十五五”时期全国电气化率将以年均约1个百分点增幅提升,2030年预计达35%左右,超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8至10个百分点;2035年有望达40%以上,全社会用电量将增至12.5万亿~13万亿千瓦时;2050年接近50%;2060年可能突破55%乃至更高,中国工程院再电气化研究提出的远期目标达70%左右。分阶段看,2030年前以工业、建筑、交通存量替代为主,交通电气化是最大增量;2035年前后电力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逐步解耦,电气化进入质量提升期;2050年以后迈向深度电气化形态。
其五,绿电制氢可视为广义电气化中的一部分,电与绿氢的耦合是远期图景的关键变量。绿电制氢可将富余绿电转化为可储存、可运输的二次能源,突破直接电气化难以覆盖的高温工艺热、长周期储能等场景。预测到2060年,氢能在我国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达12%~15%;IEA测算承诺目标情景下我国电解制氢用电将达3300太瓦时、占电力需求近20%,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最大单一因素,终端用能将形成“以电为主、氢为重要补充”的格局。展望2060年,随着绿氢规模化应用和核聚变等技术走向成熟,我国将建成以电能为绝对主体的深度电气化能源体系,电气化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稳居领先,为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筑牢终端用能基础。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节点,我国电气化水平已实现从跟跑到领跑全球。在碳双控的制度驱动下,电气化将持续重构能源消费的底层逻辑,为新型能源系统建设、能源强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持久动力。
摘要: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企业在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治理变革、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本文建议以全链条协同创新为动力,以全流通要素统筹为支撑,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完善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企业培育机制,提升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大宗商品供应链综合服务企业是以产业客户需求为导向,以资源整合和供应链服务为手段,通过农产品、能源化工、金属矿产等大宗商品采购、物流运输、存储、混配加工、分销、融资结算等活动,促进大宗商品供应链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协同的现代流通企业。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是具有较强资源配置能力、物流网络能力、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产业链运营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重要能力的大型国际化流通企业,在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治理变革、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作用。
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对贸易和供应链安全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力
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在保障资源供给、把控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话语权、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高效运转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是确保资源供给的重要力量
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上游资源控制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例如,日本综合商社通过签订长期协议、参股不控股、合资、提供矿山运营管理服务等多种方式来获得世界级矿业龙头的资源包销权,并通过布局物流运力、增强上下游战略协同等来确保经济发展所需资源买得到、运得回、价格合理、风险可控。日本三井物产2025年财报显示,三井物产海外铁矿石权益产量达到6200万吨。据日本海关统计数据,2025年日本进口铁矿石约1.13亿吨,三井物产的权益产量占到日本进口铁矿石的55%。跨国大宗商品贸易企业托克集团通过独立的资产管理平台,在全球主要资源区进行投资和布局,为满足全球范围内的大宗商品需求奠定资源供应基础(见表1)。

(二)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是把控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话语权的关键主体
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话语权主要表现在“货权”“贸易运输权”“价权”三大方面,话语权的竞争实质是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主体之间的竞争。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通过加强全产业链运营活动来控制相关话语权。如农产品供应链领域,据公开报道,“ABCD”四大粮商(美国的ADM公司、邦吉公司、嘉吉公司和法国路易达孚公司)通过贯穿上游生产、中游加工到下游分销的全产业链运营活动,控制全球80%的农产品贸易,对全球粮食价格具有重要影响。大宗商品交易和矿业企业嘉能可从贸易起家,通过收购、并购等投资活动实现全产业链拓展,并充分利用大宗商品产融结合属性,以产量、贸易量调节来把控产品价格。例如,在2015—2016年全球锌矿价格走低时,嘉能可利用锌产量及贸易量全球领先优势,通过实施产量贸易量“双减”策略促使全球锌矿价格上涨。
(三)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高效运转提供动力支撑
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通过推进服务链与生产链深度融合,增强上下游战略协同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例如,日本综合商社围绕生产链,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贸易采购、物流、融资、风险管理、技术咨询、信息等一揽子定制化、敏捷性服务,助力其聚焦主业、提高竞争力。日本三菱商事财报显示,2025年其为上下游企业提供的贸易融资约占其总资产的24%。日本综合商社通过交叉持股推动链上企业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如在资源价格上涨时,将上游投资获利让渡给中游制造企业,以增强全产业链的价格波动应对能力。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面临的挑战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和进口国,高度依赖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在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有待提升。我国需要一批领军企业来参与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竞争,实现从“大市场、小公司”到“大市场、大公司”的跨越。从国际对标和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关键能力维度来看,实现这一跨越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受限,海外资源获取难度加大
资源配置能力是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确保资源供应稳定的关键。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主要以与国际贸易企业在我国海岸港口进行交易、与海外资源集团签订长期协议方式获得资源,拥有的海外资源资产较少,与国内上游资源企业协作不足,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有待提升。
当前,全球大宗商品资源端高度集中,资源国加强资源控制力,需求国之间的资源竞争加剧,我国企业海外资源获取难度提升。资源国通过资源国有化、实施下游化(Downstreaming)战略、禁止出口、提高税费、中止合同等方式,持续谋求提高资源控制力,其政策逻辑从资源换外汇向资源换产业、资源换国际战略地位转变,致使我国企业获取海外矿产资源难度加大。例如,印度尼西亚作为重要的镍、铜、锡矿及棕榈油生产国家,自2014年以来持续收紧资源政策,形成了从出口管制到配额管理、税费重构、股权限制、外汇管制等全方位资源管控体系,影响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预期和经营稳定性。美西方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加速构建“去中国化”供应链框架,并在非洲重要资源国利用NGO、国际媒体等,发布针对中资企业负面评论,干扰中资企业投资经营活动。此外,我国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海外权益风险敞口较高。
(二)全球大宗商品物流网络有待优化,流通韧性有待提升
全球运输、仓储、港口等物流网络是国际大宗商品“链主”把控大宗商品货期、船期、贸易量、贸易流向,开展混配加工提升产品附加价值,高效把握全球市场机会的重要硬件基础。我国大宗商品全球物流网络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一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运力高度依赖国外。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有关研究显示,粮食仅占其总运输量的10%左右,铁矿石占比不高于30%,原油和LNG占比在21%—29%区间。二是对海外资源地的物流网络缺乏控制力。例如,中粮国际是我国最早进行国际化布局的粮食贸易商,但在南美主要粮食产地从物流设施数量到落地运力,与“ABCD”四大粮商仍存在差距,物流成本显著高于四大粮商。
运力高度依赖国外和海外物流网络建设滞后导致大宗商品流通韧性不强,在大宗商品国际采购谈判中易处于不利地位。我国资源进口主要以到岸价(CIF)合同为主,价格更高,同时运输过程中航运服务业务外流,更难以通过保险、运价衍生品等金融手段对价格风险进行管理。
(三)企业“由大向强”经营治理能力亟待提升
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进入世界前列。《财富》世界500强2026年榜单显示,上榜的15家贸易企业中有7家来自中国。但与全球领先的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国际化程度、融资能力、风险管理等方面还有差距。
从商业模式创新看,托克、日本综合商社等国际企业整合不同产业链环节,形成了综合服务体系,通过增值服务获得较好的经营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发展更多依赖于低成本银行信贷,开展规模化资源贸易业务,综合服务能力有待增强,企业经营效率整体有待提升。例如托克集团年人均营收和人均利润分别超1600万美元、18万美元,我国主要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年人均营收、人均利润最高分别为316万美元、1.9万美元(见表2)。

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国际化进程开始较晚,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目前营收以境内为主,而国际大宗商品企业普遍对接全球范围内的供需方。
从全球融资能力来看,世界领先的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普遍注重融资体系和融资来源多元化建设,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融资主要来源于境内资本市场,高度依赖银行信贷。托克集团基于业务特征建立了由信贷融资、贸易融资、资产证券化三大融资支柱构成的融资体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根据业务需求灵活融资。嘉能可通过在中国香港、英国伦敦、南非约翰内斯堡等多地上市和依托主要股东中的著名财团获取融资优势。
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利用市场化工具管理风险的能力有待增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成为常态,期现价格基差持续扩大,与国际标杆相比,我国企业利用期货、期权等市场化工具管理风险的意识、经验及能力都有提升空间。
从人才资源来看,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普遍缺乏兼具全球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交易专业技能的国际化人才。此外,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人才激励机制与大宗商品供应链特点的适配性需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经营活力。
(四)供应链上下游战略协同能力需进一步提高
我国大宗商品流通体系整体呈现出“大生产—小批发—小零售”的渠道组织结构,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行业集中度不高,这也是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中影响力较弱的重要原因。2025年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行业CR5(厦门建发、物产中大、厦门国贸、厦门象屿、浙商中拓)经营货量约为10.3亿吨,市场占有率仅为6.2%,行业小散弱特征突出。
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与上下游资源企业、制造企业以及金融企业等的战略协同性较低。尽管我国资源企业持续加快国际化布局,海外铜、铝、铬、镍、钴、锂、钾盐的权益资源量已超过国内资源量,但长期以来,“重资源、轻流通”导致资源端与流通端的协同不高,在“供应链对供应链”的竞争中,产业合力有待增强。
(五)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培育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
流通行政、监管、税收管理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是多部门按职能对大宗商品供应链不同环节、不同领域进行切块管理,各部门之间有待进一步畅通,大宗商品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例如,我国商务部主管内外贸、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主管生产和物流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信息和数据、自然资源部负责矿产资源开采、交通运输部主管运输、人民银行主管支付结算等,需要进一步提升大宗商品供应链跨部门合作效能,强化生产与流通、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有效衔接。
二是各部门职能分割导致流通监督执法存在多头监管,有的地方对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创新试错容忍度较低。有的地方刚性理解“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控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规模,不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阻碍形成统一资本要素流动市场的隐性壁垒依然存在,企业对外投资审批受限。
三是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税赋成本相对偏高。在自贸试验区,我国优惠后的企业所得税最低税率为15%(标准税率为25%),总体高于新加坡“全球贸易商计划”5%—15%的优惠税率水平。我国驻瑞士联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数据显示,总部位于瑞士的企业收入税率在8%—11%。为支持大宗商品贸易发展,新加坡和瑞士两国政府还积极推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完善国际税收体系。
四是部分大宗商品进口配额许可制度与初级产品保供新要求不相适应。目前原油、成品油、化肥和农产品等产品进口涉及配额许可,且集中在少数中央企业,配额缺乏流动性,不同市场主体面临配额过剩和配额不足矛盾,获取国际资源、扩大进口来源受到制约。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的对策建议
下一步,应以增强大宗商品供应链安全韧性为导向,以解决关键问题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突破,以全链条协同创新为动力,以全流通要素统筹为支撑,制定和完善灵活精准的“链主”培育政策体系,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综合服务商。
(一)深化流通体制“放管服”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深入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依托国务院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建立部门间、央地间、政企间等多层次沟通机制,完善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培育工作机制。加强大宗商品商贸、物流、生产、信息标准对接,推进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与资源业、制造业、物流业等行业间建立战略合作协同机制,促进企业向供应链综合服务商转型。
增强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培育过程中的协同性,降低跨区域流通成本,破除大宗商品地方保护隐性壁垒。促进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开展战略协作。以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为契机,强化人才激励机制,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
发挥行业协会在政企间的桥梁作用,强化行业协会在标准制定、行业自律、大宗商品知识体系培训、信息交流、信用体系建设及应对贸易纠纷等方面的指导和管理作用。
(二)实施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培育工程
按照梯度培育原则,以大型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贸易企业、综合类资源企业为主体,围绕重点农产品、能源、矿产资源构建产品产业链供应链,按照“一品一链一批”原则,遴选重点培育企业名单,制定完善体系化、精准化、同时具备灵活性的“链主”培育政策,建立“链主”企业培育工作机制,加快推动企业“由大到强”,实现质的跃升。
根据企业发展需求,制定包括金融、财政、税收、外汇、外贸进出口等“一揽子”政策,高效利用流通领域的政策性资源,支持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募集发展资金,对重点培育企业予以优先支持。
探索创新进口配额管理。在安全可控前提下,放开并逐步取消原油等进出口配额和主体限制,适度放松对进口大豆在现货交易和仓储环节的企业资质限制。可探索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建立配额交易平台,推动配额市场内部流动,提高许可证和配额配置相关工作效率。
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链主”培育服务窗口,畅通政企之间政策信息传递渠道,压实培育职责,根据企业需求动态调整培育措施。
(三)引导企业增强上下游战略协同性,推动供应链综合服务模式创新
鼓励企业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夯实企业发展内功。
一是鼓励企业加强供应链综合服务创新。支持企业完善采购、物流、金融、信息以及内部运营管理等供应链综合服务体系;鼓励企业提供混矿、产品研发、深加工、生产线边原料管理等价值增值服务,避免低水平价格竞争。
二是推动企业向产业链组织者或者产业链运营商转变。鼓励企业推动大宗商品供应链数智化转型,搭建资源企业、产业客户企业以及物流、仓储、港口、航运、银行、保险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大宗商品产业互联网服务平台。发挥该平台网络效应、协同效应和多双边市场效应,实现大宗商品供应链多主体之间的广泛链接、信息共享、交易可信、协同创新,推动企业层面、供应链上下游层面及产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创新,不断提高经营效率。
三是鼓励“链主”企业与各类企业加强供应链战略生态协同。借鉴日本综合商社模式,打造产业、资源、资本深度融合协作的“产商融”生态体系。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以镍钴锂等关键矿产、海外权益矿产为突破口,按照“贸易+物流+资源”“供应链综合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元路径,鼓励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与资源企业、生产制造企业、产业客户企业、海运物流企业以及港口企业通过投资、入股、战略合作、纵向产业联盟、长协等方式抱团合作,构建从海外资源、出海通道、关键枢纽、国际运输到港口仓储、混配、分销的国际国内供应链网络。
(四)推动多层面国际协作,积极参与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治理
在企业层面,一是支持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与国际资源企业、贸易企业、海运企业在资源开发、跨国仓储、加工混配以及运输等方面开展全链式合作,把握国际资源企业、贸易企业、运输企业战略投资机会,通过收购、并购以及通过资本市场购入企业股票等多种形式获取资源端“商权”。二是在国际进口、海外布局中增强国内企业间的国际协作。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和运输中,特别是保障海外权益矿产贸易运输中,鼓励中资资源企业、海运企业及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在海外物流通道、港口枢纽投资布局中加强战略协同,适度提高国货国运比例,在争取大宗商品国际贸易运输权中形成合力。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点产业、重点项目,鼓励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加强合作,以服务与制造抱团方式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提升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在行业层面,鼓励大宗商品供应链行业建立大宗商品产业联盟,发挥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及专业资源协会、运输协会作用,深度参与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治理。加强国内国际交易标准、供应链准则等方面的对接,维护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不断提高在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治理中的话语权。
在政府层面,加强与海外资源国、需求国、通道国等各利益主体沟通合作,发挥双方在资源、市场、产业、技术等方面的互补优势,构建多双边伙伴关系,为大宗商品供应链“链主”国际化布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积极主动就争议问题加强各方对话与协商,综合外交、法律、宣传、社区、工会、协会、安保、NGO组织等多种途径,持续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维护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安全稳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黄千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 王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研究员 李汉卿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什么能构筑先进制造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从历史规律和实践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已成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期,应当加力推动要素禀赋动态升级,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以要素协同的制度性优势,为新时期的制造强国建设构筑强大基础支撑。
一、教育科技人才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石
制造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从来不是孤立的产业演进或结构转换过程,背后大都是教育涵养、科技突破与人才体系重塑三者之间深度交互、动态升级的结果。
从历史逻辑看,工业革命史表明,教育、科技、人才是影响世界制造强国更迭的重要因素。18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开启工业化进程,蒸汽机、纺织机械等重大发明的涌现,离不开长期积淀的工匠传统与学徒制培养体系的紧密结合,使得技术改良能够在生产一线持续发生。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师傅带徒弟”式经验传承日益难以适应科学与技术加速融合的趋势,其制造业领导权逐渐旁落。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德国的崛起。19世纪初,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开创了“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现代大学理念;19世纪后期,德国将研究型大学与工业实验室、大型企业紧密绑定,系统培养兼具科学素养和工程能力的专门人才,由此在化工、电气、光学等领域实现对英国的赶超,跃升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20世纪中叶至今,美国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与其依靠研究型大学产生原创知识、以风险投资催动技术转化以及利用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等举措密切相关。三次重大产业变革中的大国转移进程清晰地昭示:先进制造业领导权的背后,本质上是教育体系、科研范式和人才制度的一体化竞争。
从理论逻辑看,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教育、科技、人才要素禀赋优势能够实现动态升级。传统要素禀赋理论以土地、普通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的静态存量解释国际分工格局与产业竞争力来源,主要适配工业化初期的产业竞争逻辑。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技术迭代加速与贸易形态向知识密集型转型,动态要素禀赋理论逐步成为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体系的关键支柱,强调要素禀赋并非先天锁定的外生条件,教育、科技、人才等基础条件可通过系统性投入实现内生性动态升级,从而成为制造业突破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约束、实现效率跃升与质量升级的决定性变量。在国家竞争优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等现代分析框架中,高级要素禀赋的动态升级能力已取代要素资源存量,成为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研发投入强度长期高于3%的主要经济体,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等指标普遍较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工业竞争力指数(CIP)显示,人力资本质量较高的经济体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和制造业复杂度明显领先。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指数(HCI)经验数据也进一步印证了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制造业细分行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显著正相关关系,高人力资本密集型制造行业生产率差距收敛效应尤为突出。
从实践逻辑看,我国制造业的系统性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科技、人才三大体系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新时代以来,“中国制造”国际形象不断提升,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规模化、集群化、网络化、数字化优势更加突出。这些优势的背后,是三大体系一体发力的坚实支撑。教育体系提供了规模庞大、结构持续优化的人才储备。截至2024年底,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连续十多年保持在4%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60.8%,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累计向社会输送5500万人才;职业教育供给了现代产业70%以上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科技基础不断夯实带动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规模从2020年的2.4万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增速达10%,增速水平领先于世界主要经济体。2025年我国R&D投入强度(2.8%)首次超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2.7%),是近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截至2025年末,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超1800家。梯次完备的人才体系打通了从技术突破到工艺落地的全链条。目前,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795万人年,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推动越来越多的制造业细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
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可为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大新动能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对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可为我国制造业迈向更高水平、实现更大突破塑造重要有利条件。
有助于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在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中赢得先机。数千年来,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技术和产业变革屈指可数。如同蒸汽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发电机、信息时代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人工智能很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与以往技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革命正使得从基础研究、技术突破到产业化应用的周期急剧缩短,知识生产与价值创造几乎同步进行,前沿领域的竞争已从单一技术比拼升级为教育体系、科研能力与人才储备的系统较量。过去“先学习、后工作”“实验室研发、工厂生产”的阶段式分工模式已难以适应。唯有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使学习过程就是攻关过程、人才成长就是产业升级过程,才能跟上新兴产业的发展节奏,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赛道的开辟也更多成为教育能否前瞻布局、科技能否率先突破、人才能否迅速集聚的问题。教育提供对前沿方向的前瞻判断和知识储备,科技攻关开辟技术可行性的边界,人才则将二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者一体部署,才能在变革的“机会窗口”出现时,拥有快速进入、持续深耕并赢得先发优势的体系化能力。
有助于破解产业升级的深层瓶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调研发现,当前制约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因素中,教育培养滞后于产业需求、科技攻关脱节于工程转化、人才评价偏离于实际贡献的“系统失灵”问题逐步增多。同时,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外部性强等特征,单靠企业或科研院所“单兵突进”难以取得决定性突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可带来系统性解决方案。如,在培养上,围绕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卡脖子”领域超常规布局学科专业,推行“校企联合培养”和“双身份”师资管理,可缓解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在攻关上,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行“揭榜挂帅”“赛马制”,让企业在技术路线制定和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可有效提升攻关效率。在融通上,加快布局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平台,探索“先使用后付费”等转化新机制,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应用场”的“最后一公里”。只有一体推进,才能从系统层面疏通创新堵点,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提供根本支撑。
有助于在全球产业分工深度调整和地缘经济竞争中夯实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座,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正经历深度调整,个别国家将产业链供应链“武器化”,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人才断供与设备禁运并施的极限施压。据公开资料初步统计,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超2000家企业及机构被美方纳入各类实体清单、出口管制与制裁黑名单,其中相当比例的企业属于半导体、智能硬件等先进制造领域。这深刻警示我们:核心技术和关键人才“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产业链安全的命脉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独特价值,在于构建起具有内生韧性的自主创新体系。教育自主则人才自主,人才自主则科技自主,三者贯通才能形成不受外部干扰的技术迭代闭环和供应链替代能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提供了有力注脚。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关键零部件自给率达到较高水平,这背后正是高效电池材料研究、企业工程攻关与大批技术人才向产业集聚三者长期协同共促的结果。要夯实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座,就必须以稳固的国内循环体系对冲外部不确定性。
三、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塑造面向未来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优势
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在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基本规律上,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因地制宜、因业施策,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壮大,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面向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大需求,进一步夯实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更高水平的一体发展,首先要求教育体系从“适应产业”转向有能力“引领产业”。可围绕先进制造业前沿方向,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对具备战略前景的新兴领域实行“学科特区”,允许高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可谋划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更加突出对学生科学和人文素养、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育,进一步加强创业创新教育。可推广“企业出题、高校接题”等深度产教融合模式,依托有条件的科技领军企业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卓越工程师实践基地,将产业真需求、真问题引入课堂,使人才培养过程本身就成为前沿技术的预研储备和孵化共创过程。
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线实践中加快锻造先进制造业的原创性颠覆性能力。科技成果特别是原创性、突破性的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兑现其战略价值。可扭住“转化”这个关键,围绕新一代智能制造、关键工业母机、先进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开放共享的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降低从技术发明到产业应用的成本和风险。更大力度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将高校院所的原始创新与企业的工程化能力深度对接,在重大装备、核心工艺的攻关实战中形成“技术突破、产品迭代、人才成长”的良性循环,进一步落实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
加强顶尖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供给,以超常规举措集聚和扩大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力量。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顶尖人才的竞争。当前,在高端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生物制造等领域,既需要能引领方向的战略科学家,也急需大批能将图纸变为产品的卓越工程师、塑造市场的创新型企业家。鼓励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支持人才“双聘制”“流动编”,破除体制身份壁垒,引导优质人才资源向先进制造业一线集聚。完善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核心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在强化市场化激励的同时,更大力度弘扬新时代工匠精神。
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在先进制造领域率先营造良好生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核心在于打通制约循环的关键堵点,让各类要素在先进制造领域充分涌流、高效配置。可建立跨教育、科技、人才与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常态化协调议事机制,围绕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制定一体化发展规划,统筹配置专项资金、联动开展成效考核,实现“目标同向、资源同配、成效同考”。支持突破性探索先行先试,带动形成全国统一、开放协同的先进制造业大生态,为制造强国建设筑牢长远根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熊鸿儒
| 宏观纵览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经济运行规律和国内外环境变化,统筹当前和长远、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要部署。今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财政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抓好财政政策落实,不断提高精准度和有效性,全力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一、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具有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的双重优势。“十四五”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始终保持积极取向,并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完善,不断增强与经济运行的适配性,有力支撑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带来的困难挑战,财政部门坚决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扎实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着力推改革、强管理、防风险、增效益,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政策力度再创新高,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努力做大支出盘子,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超过30万亿元、新增各类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政策实施靠前发力,预算下达能快则快,确保早落地早见效,1—8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6%。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稳步扩大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试点范围,出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打开财政政策发力空间,促进居民消费和扩大有效投资。随着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作用释放,上半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4.7%,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位居前列。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支出方向更加聚焦,促进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今年中央本级科技支出预算比上年增长10%,其中基础研究支出预算增长16.3%,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资金保障。今年我国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000亿元,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设备更新,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统筹用好专项资金、贷款贴息、政府投资基金等政策工具,深入实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奖补政策,加快推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新动能呈现加快成长态势。 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政策导向突出民生,更加注重投资于人。坚持民生为大,持续强化就业、教育、养老等方面投入保障。中央财政今年已下达就业补助资金667亿元,加强对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等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优化财政教育经费分配,推动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更好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全面落实育儿补贴制度,今年下达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稳步实施免费学前教育,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及时启动中央救灾资金快速核拨机制,有力应对部分地区地震、台风、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类自然灾害,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重点改革持续深化,以财政管理水平提升放大财政政策效能。聚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立并实施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完善出口退税政策,促进产业良性竞争。聚焦营造公平税收环境,加强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完善新能源汽车税收政策,出台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取消外籍个人股息红利免税政策,启动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聚焦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组织12个省份持续深化财政科学管理试点,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向管理要财力、向支出要效益。聚焦更好调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积极性,深入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开展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因地制宜把更多资金用在保运转、谋发展上。 守牢安全底线,风险化解扎实推进,财政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督促指导各地用好中央化债支持政策,加快化解存量隐性债务,扎实推进融资平台退出和改革转型。截至今年8月末,6万亿元的置换债券已发行5.8万亿元,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规模和融资平台数量持续下降。坚决把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优化完善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机制,深化跨部门信息共享和监管协作,对新增隐债、虚假化债等行为严厉查处、从重问责。同时,发行一定规模专项债券,支持地方清理政府拖欠企业账款。 二、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中深化财政宏观调控规律性认识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际竞争更加复杂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商业模式、人口结构等深刻调整,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治理面临的环境、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协同性、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财政部门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当家理财思路和策略方法,不断深化对财政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坚持运用系统观念设计和谋划财政政策,加强与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配合,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发力、落地见效。 更好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找准财政政策的发力点。要有所为,财政资金安排注重向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等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领域聚焦,向科技教育等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方面倾斜,着力弥补市场失灵;要有所不为,下力气规范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财政政策的“有度”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更好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在盘活存量中带动增量,在做优增量中夯实存量,全面提高财政资金资源配置效率。注重把增量资金和存量资金结合起来,以零基预算改革为抓手,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更多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基本民生领域聚焦。注重把资产和负债管理结合起来,全面盘点政府债务形成资产,推动管理运营、处置转让、收益上缴贯通协调,并做好与债务偿还的有机衔接。注重把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结合起来,既抓好存量政策落实和与时俱进优化完善,又相机抉择及时出台增量政策,推动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更好统筹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既要加大政策供给,又要不失时机深化改革,形成改革和政策的组合放大效应。一方面立足当下,以政策给力加大逆周期调节,保持合理赤字和支出规模,用好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等政策工具,减轻短期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着眼长远,以改革发力增强发展后劲,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科学管理,着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财政职能作用发挥的卡点堵点问题,为政策效能更好释放创造有利条件。 更好统筹财政发力和协调配合,加强财政和货币等其他政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引导作用。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组合运用贷款贴息、担保补偿、保费补贴等方式,通过财政资金牵引金融资源,放大政策乘数效应,更好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同时,协同推进政策制定实施和预期管理,将宣传引导贯穿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着力提振市场信心,实现“合预期”甚至“超预期”的政策效果。 更好统筹促进经济和改善民生,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实施财政政策时强化民生导向,制定民生政策时考虑经济促进效应,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通过推动产业升级、优化公共服务更好满足民生需求,通过稳定就业、促进增收、完善社保有效释放内需潜力。 更好统筹推动发展和防范风险,既积极作为促发展,又守好底线固安全,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把风险意识、底线思维贯穿财政工作全过程,既科学合理安排赤字、债务和支出政策,形成对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有力支撑,又抓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确保财政自身安全可持续。同时,加强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领域支持,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 三、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全力以赴抓好财政重点任务落实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接下来几个月工作对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良好开局至关重要。财政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切实抓好存量政策落地见效,研究制定针对性强的增量政策,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提效,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更加注重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对于支出进度偏慢的地区加强督促指导、打通堵点,让宝贵的财政资金早落地、早见效。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扎实推进“六张网”和“两重”建设。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扩大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适当提高额度,更好释放消费潜力、撬动民间投资。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研究出台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等增量政策,提高地方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扩大有效投资。 更加注重科技赋能,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强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用好首台(套)、首批次保险补偿、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等政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强化资金保障和政策供给,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落实和完善财税政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好发展。加强对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农业科技、农机装备等支持,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更加注重民生保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持续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及时拨付中央救灾资金,支持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灾后恢复重建。用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等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标等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增收。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布局优化,实现随人走、可携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期盼。实施好常态化精准帮扶,落实相应的兜底式保障和开发式帮扶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更加注重推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地方附加税改革等,支持地方拓展税源。扎实推进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更好满足实际需要。督促地方加强库款调度和运行监测,确保“三保”不出问题。加快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严肃查处新增隐性债务、虚假化债等违法违规行为,巩固来之不易的化债成果。分类有序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坚决剥离政府融资功能,严禁新设或异化产生各类融资平台。 更加注重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财政科学管理由点及面、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体系。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指导地方规范有序盘活存量资产资源,更好集中财力办大事。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进一步扩大中央部门试点范围,指导地方深化探索,推动建立有保有压、可增可减、动态调整的预算分配机制。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全面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监控、事后绩效评价,不断提升财政支出效益。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预算执行中能省则省,从严从紧管理因公出国(境)、国内考察交流、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杜绝铺张浪费现象。深入开展财会监督质效提升三年行动,严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行为。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 蓝佛安 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是我国经济的重要优势,因此,不能简单将“供强需弱”归因为供给能力过强,核心问题在于供给结构与需求不完全匹配。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随着需求增速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推动供给结构及时适应新的需求特征。 今年以来,受益于物价水平回升、资本市场活跃、进口贸易向好等因素,财政收入表现好于市场预期,税收增速总体与经济增长基本匹配。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较上半年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增速5.4%高出0.5个百分点。一系列宏观数据折射出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同时,引发各界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广泛讨论。如何客观看待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读懂宏观政策内在逻辑与发力方向的前提。 理性看待经济的结构性分化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我国经济分化的讨论热度较高。这类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宏观经济与微观感受之间存在的“温差”,但部分观点存在片面化倾向,简单将转型期出现的阶段性“温差”,等同于长期固化、难以弥合的趋势性“裂痕”。对此,有必要厘清认识、加以辨析。 一是分化是经济转型、技术进步的阶段性伴生现象。我国目前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进程当中,分化主要表现为行业间的分化,旧动能深度调整、新动能加速成长,这种分化是政策着力推动的方向。近期公布的多项经济税收数据呈现出的结构性亮点,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一是新动能增长较快,1月—8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AI)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二是服务消费明显好于商品消费,1月—8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长的1%。三是投资结构继续优化,在投资总量下降的同时,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产品等领域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分化并非我国经济特有的问题。AI技术革命之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大都面临经济分化,新兴行业资源涌入、传统行业资源流出,创新能力较强的行业和企业率先成长。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客观看待当前我国经济。 三是并非所有分化都是坏事。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旧动能退坡、新动能成长,资源向高效率部门集中,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经之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真正需要警惕的有两类情形。一类是盲目跟风和投机式投资。一些地方在AI等热门领域低水平重复建设、概念炒作、盲目扩张,浪费财政金融资源,还可能放大局部泡沫。另一类是放任分配不均。如果技术进步的收益长期集中于少数企业、群体和地区,而转型成本持续主要由中小企业、普通居民和欠发达地区承担,阶段性的结构差异就会固化为收入、财富和发展机会的差距。 笔者认为,既需要讨论结构分化,也需要重视总量问题。分化更多反映经济运行的结构特征,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约束。如果总需求持续偏弱,企业仍面临订单不足、价格竞争、盈利承压等问题,结构性亮点就难以转化为收入提升、就业扩容与市场预期改善。不能因为有新动能的亮点,就忽视旧动能收缩带来的总量压力。在新旧动能实现顺畅接续之前,必须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为经济转型升级营造良好宏观环境。 “供强需弱”实质是供需不适配与总需求不足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今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肯定当前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同时,强调“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要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 笔者认为,需要全面、理性看待“供强需弱”问题。 “供强”不等于过剩,实质是供需不适配与总需求不足。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是我国经济的重要优势,完备的产业链条、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快速扩大供给的能力,既有力支撑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也是我国制造业维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根基。因此,不能简单将“供强需弱”矛盾归结为供给能力过强一个方面。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随着需求增速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既有供给结构能否及时适应新的需求特征。当前,“供强需弱”主要体现在商品领域,服务领域则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足”,尤其是高质量的养老、托育、家政、文旅等领域的优质服务供给仍存在较大扩容提质空间。 因此,供给侧要更加注重资源配置同需求变化的动态匹配。对于效率偏低、缺乏长期竞争力的供给,应依托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市场化出清推动其有序调整,引导资本、劳动力、信贷等要素更多向高效率企业集聚。同时,进一步优化服务消费与高品质消费供给,推动生产要素流向真实需求旺盛、附加值更高的领域。如果低效率供给调整节奏偏慢,企业就会长期集中于需求增长有限的市场;如果优质供给形成不足,部分潜在消费需求就难以转化为现实消费。 此外,供给结构与需求变化的错位,在企业层面突出表现为同质化的“内卷式”竞争。大量企业生产相近的产品、采用相近的技术路线、瞄准相近的消费群体,竞争便越来越集中于价格比拼与市场份额争夺。从中长期看,如果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成果主要体现为更低的价格,不能相应地转化为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就难以形成收入增长和需求扩张的持久动力。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一个行业长期依赖“以价换量”维持增长,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持续被价格竞争消耗,企业即便短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强度,也很难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与持续的资本开支能力。因此,“反内卷”的关键不在于减少竞争,也不是简单限制企业降价,而是推动竞争回归价值创造,引导市场从同质化的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的价值竞争,从依赖规模扩张转向更多依靠价值创造。 我国经济并不缺少强大的供给能力。过去的供给优势更多体现在规模、成本与产业链优势,今后则应更多体现为服务能力、产品差异和附加值优势。唯有如此,才能让“供强”持续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竞争力提供支撑。更为关键的是,用好需求的牵引作用,为优质供给创造市场空间,让创新获得合理回报,促进企业利润成为持续投资与供给升级的坚实基础。 加强政策协同,加力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持续扩大内需”,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力扩大内需”“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出政策力度持续加大的信号。 7月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宏观政策更加注重落地见效与协同发力。通过加快财政支出与债券资金落地使用,推进“两重”“两新”和“六张网”建设,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持续扩大投资与消费需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保持财政可持续底线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政策协同效应。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用于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综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工具,支持消费升级与重点领域投资,以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通过创新财政政策工具,放大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 7月会议还强调,“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表明下阶段提振服务消费将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发力。笔者认为,政策可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优化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加快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和质量评价机制,推动医疗、教育、养老、家政、法律、工程咨询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增强市场对高质量服务供给的识别能力,减少服务消费的信息不对称,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另一方面,增强对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的激励。当前部分地方发展服务业动力偏弱,服务业相关统计与财税制度尚不健全,服务业发展成效难以被充分识别和有效考核。对此,需优化服务业统计口径与税收分配规则,实现成本收益的匹配,谁负责发展谁就有权享受发展的收益,这就要求按照服务活动发生地原则来进行统计和税收分享,避免大力发展服务的地区却难以获得相应的统计数据和税收收益。同时,提升服务业发展成效的可识别、可考核水平,激发地方政府推进服务业提质扩容的动力。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培育未来产业和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供给质量和供需适配性。 此外,扩大服务消费不能忽视需求侧政策的协同配合,通过加快落实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优化休息休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创造有利的收入条件、时间条件。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既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推动新旧动能平稳转换。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供需形势是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推动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基本平衡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针对不同阶段供需格局变化,提炼标识性概念,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规律的认识,为促进供需良性互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遵循。 适时调整政策目标和重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深刻阐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生产和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和对象,决定着消费的方式和水平;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为生产提供目的、动力和观念上的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进一步揭示,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要求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统一,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再生产就会受阻乃至中断。这实质上是从经济循环层面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关系的科学揭示。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满足人的需要确立为生产的目的,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这与西方经济学以资本增值为出发点的供需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和需求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 2013年,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在总结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9个趋势性变化时,系统阐述了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比如,谈到消费需求时,强调“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必然的”;谈到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时,强调“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谈到市场竞争特点时,强调“竞争必须把握市场潜在需求,通过供给创新满足需求”;谈到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时,强调“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2016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供给和需求的辩证关系,明确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的不同着力点,深刻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四降一升”的突出问题,强调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深刻论述了“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供给,相机抉择,开准药方”,并从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宏观经济循环等5个方面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供给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 2020年以来,受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总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深刻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宏观政策靠前协同发力,三重压力得到缓解。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等重要判断,并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 回顾演进历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再到“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贯穿其中。这条主线始终围绕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体现着对矛盾主要方面的精准把握,始终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主要矛盾变化动态调整政策重心;贯穿着科学的辩证思维,始终强调供给和需求的辩证统一,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构建起严整逻辑架构。针对“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错位、循环不畅,是经济金融领域重大风险的根源之一”“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等重大形势判断,迫切需要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供需关系作出科学阐释与回应。从范畴看,提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标识性概念。从原理看,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其一,供给和需求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不能割裂;其二,不同发展阶段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必须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三,平衡是相对的、动态的,要在发展中实现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其四,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推动“两只手”更好协同发力。从规律性认识看,“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等规律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指明了方向。 立足新时代的发展战略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和需求的重要论述,植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立意高远、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理论特质和巨大实践价值。 一是体现了坚定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论断鲜明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供需关系的价值指向。在供给侧,强调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在需求侧,强调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同时,强调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看出,在价值取向、目标设定和实践路径上,都彰显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二是体现了深远的战略考量。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统筹供给和需求进行部署,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不仅关注当前消费和投资的有效增长,更强调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惠及长远的举措,夯实内需增长的基础,培育持久发展动力。 三是体现了深刻的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和需求“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在理论架构上,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把供需关系置于国民经济循环的整体框架中统筹把握。在政策设计上,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同时,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新时代我国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兴产业蓬勃壮大,2025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1660万辆,2026年4月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超过60%,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高位,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7.3%,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52.0%,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彰显,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更加明显。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6万亿元,惠及3.66亿人次。供需两端协同作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转变,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2万亿元,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促进供给需求良性互动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作出有效制度安排,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国内有效需求牵引供给升级。要适应我国消费结构从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的趋势,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带动供给结构升级。一是促进民生改善和消费转型升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落实和优化带薪年休假制度,重点围绕文旅、体育、交通、家政、健康养老等领域,激发服务消费潜力。二是科学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109项重大工程,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民生改善等领域投资力度,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建立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以有效投资补齐发展短板、夯实长远根基。三是坚持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两重”建设、“两新”政策等深入实施,制定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等增量政策,释放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巨大内需潜力,夯实内需增长的动力基础。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当前我国供给体系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围绕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生物制造、6G等未来产业,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动化工、机械、船舶等重点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以高品质、高技术含量的供给满足和创造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可考虑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建立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确保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 推动供需协同发力,以科学的宏观调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统筹供给和需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协调配合,强化政策合力。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推动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着力点放在促进供需平衡上,避免政策效应相互抵消,防范和解决“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二是加强预期管理。供需失衡常常伴随预期转弱,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高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引导企业和居民形成良性预期,稳定投资和消费意愿。三是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培育壮大新动能要以“立”为先,腾退化解旧动能要稳妥审慎,把握好时度效,确保经济大盘稳定,在供需动态平衡中不断打开经济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玉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规律性认识,就是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向“十五五”,要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进而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能。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经营主体活力的释放、创新潜能的转化、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都离不开改革开放提供的制度环境和机制保障。 在对内改革方面,我们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束缚、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桎梏。在对外开放方面,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引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质资源,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持续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纵深。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推动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促进了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对外开放新路径。一系列突破性举措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进入新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国企、财税、价格、投融资等重点领域改革协同发力。对外开放持续向纵深推进,在巩固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基础上,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2001年至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468.78亿美元增加到1160.11亿美元,经济总量于2010年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开创了以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局面。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落地实施,要素市场化配置、国资国企、科技创新体制、民生保障机制等重点领域改革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同时,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高能级开放平台落地赋能,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在新时代,我们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发展动能、发展格局、发展质效的全方位跃升。2012年至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1.9万亿元增长到140.2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不足八分之一上升到六分之一左右,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把握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实践价值 新时代以来,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准确把握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实践价值,有利于充分用好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法宝,更好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 以改革开放打通阻碍经济循环的堵点难点。当前,我国供需结构适配不足、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创新转化机制不畅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些发展层面的矛盾很大程度是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供给不精准造成的。破解发展困局、畅通经济循环,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优化供需结构、完善分配体系、畅通流通渠道、激活消费潜力。同时,必须依靠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国内国际资源、技术、市场、产能对接通道,实现内外循环高效贯通,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以改革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关键要依靠改革开放的制度赋能和机制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能够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瓶颈,健全创新发展激励机制,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资源,有助于推动本土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网络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以改革开放促进安全稳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全球地缘冲突加剧,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外部不确定性风险持续攀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的关键举措。深层次改革能够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筑牢内部安全屏障。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拓展多元化国际合作,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塑造互利共赢、安全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 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汇聚合力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征程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加大重点领域改革攻坚力度,强化体制机制保障。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列为重点任务。面对发展的内外环境变化,必须加大改革力度,疏通经济循环堵点。一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举措,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破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面的隐性壁垒,推动国企民企共同发展、各展所长。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统一大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打破地域、行业壁垒,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的机制,改善资源错配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三是统筹财税、金融、科技等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推进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优化科技金融服务供给,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发展新优势。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拓展高标准自贸试验区网络,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二是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围绕电信、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三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稳步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用好改革“试验田”,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统筹重大工程与民生项目,推动国际合作行稳致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汇聚改革开放磅礴伟力。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一是紧扣群众急难愁盼校准改革发力方向。把维护群众利益摆在突出位置,围绕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保障、政务服务等民生现实需求找准改革突破口,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二是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既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改革的参与者。要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加强对重大改革问题的调研,鼓励地方开展差异化探索,充分释放基层创新活力。三是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边继云 | 金融透视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必须深刻理解金融监管的法治逻辑,充分认识法治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制定金融法为契机,加快推进金融法立法进程,构建科学完备的现代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以更高水平金融法治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2026年3月,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2026年6月,《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这标志着金融法立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为加快推进金融法出台奠定了重要基础。《草案》第1条明确规定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并将金融监管作为专章内容进行规范,充分体现了金融监管在整个金融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法治是现代金融监管的时代背景、核心价值和重要手段,金融监管是金融立法需要重点规范的重要内容。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必须深刻理解金融监管的法治逻辑,充分认识法治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制定金融法为契机,加快推进金融法立法进程,构建科学完备的现代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以更高水平金融法治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是现代金融监管的时代背量、核心价值和重要手段 从法治逻辑关系来看,法治是现代金融监管的时代背景、核心价值和重要手段,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必须深刻理解金融监管的法治逻辑。 法治是现代金融监管的时代背景。法治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时代背景。从金融现代化的视角来看,金融现代化的核心就是金融监管现代化,金融监管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监管法治化。现代金融监管必然是全面依法监管,必然要以法治为时代背景。从当代中国的时代背景来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时代背景下,必然要严格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金融监管现代化。 法治是现代金融监管的核心价值。法治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法治顺应时代要求、引领价值追求、彰显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平,法治理念已经成为引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法治化是现代金融监管的基本要求,法治理念是现代金融监管的核心理念。现代金融监管不仅要在业务层面符合法治的各项具体要求,还要在核心价值理念方面与法治所彰显的公平、正义、效率等基本理念高度契合。 法治是现代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金融监管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法治划定金融监管权力边界,规范金融市场主体行为,推动金融创新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监管在法治轨道上规范化运行。在现代金融监管框架体系下,金融监管受到法治的严格约束与监督。通过科学完备的金融法律制度,明确规定金融监管机构职权范围,规范金融监管基本程序与处罚标准,形成对金融监管权力的有效约束,确保金融监管部门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由此可见,法治已经成为现代金融监管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 依法监管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 从现实需求层面来看,依法监管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充分认识法治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高水平金融法治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依法监管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依法监管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依法监管是守住金融安全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保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依法监管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划定金融活动边界,以刚性执法压实各方主体责任,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防火墙。其次,依法监管是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抓手。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重要手段。依法监管以法律形式规范金融市场竞争秩序,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最后,依法监管是平衡金融创新活力与金融风险防控的重要保障。金融创新是实现金融行业转型升级、金融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推动力。依法监管以法律的形式厘清合法金融创新与非法金融活动之间的边界,既鼓励金融行业大胆创新发展,又牢牢守住防范金融风险底线,能够较好地实现金融创新发展与金融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 依法监管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法治是金融治理的制度基石,依法监管是现代金融监管的本质要求,也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法治兴则金融兴,监管强则金融强,建设金融强国离不开强有力的现代金融监管。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并特别强调“拥有强大的金融监管,金融法治健全,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是金融强国的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之一。依法监管就是将金融监管的全部过程都纳入法治轨道,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更好地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动态平衡,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筑牢法治根基。由此可见,依法监管既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也是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导航器。必须坚持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金融监管的全过程各环节,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以高水平金融法治监管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全面建成金融强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可靠的金融法治保障。 以制定金融法为契机,构建科学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必须从立法环节入手,以制定金融法为契机,加快推进金融法立法,构建科学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以更高水平金融法治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要加快推进金融法立法进程。金融法是金融领域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加快推进金融法立法进程是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必然要求。要在思想上更加重视金融法立法,在行动上以更加扎实有力举措加快推进金融法立法进程。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在思想上更加重视金融法立法,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理解制定金融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推进金融法立法进程。二是要进一步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凝聚立法共识,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把党中央在金融领域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良法善治引领新时代金融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持久稳定的金融法治力量。三是要对《草案》的具体内容进行充实、完善和优化,在现有《草案》的基础上,更加准确界定金融法的核心概念,充实、完善相关条文内容,更好协调金融法与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更好平衡金融发展、稳定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更好适应持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现实需求。四是要加快推进《草案》审议程序,在进一步优化《草案》内容的基础上,加快推动金融法立法审议程序,力争尽快出台金融法。 要构建科学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科学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是实现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前提和制度基础。构建科学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快推进金融稳定法立法。金融稳定法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基础性、统筹性法律,是我国金融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截至2026年8月,金融稳定法(草案)已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两次审议。2026年5月公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金融稳定法(草案)列入15件“继续审议的法律案”之中。接下来,要加快推进金融稳定法立法,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提供重要的法律制度保障。二是要加快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专门立法。金融监管广泛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个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不仅需要金融法在相关章节条文中明确规定金融监管权限、程序、措施、责任、协调机制等核心问题,还有必要考虑在适当时机对金融监管进行专门立法。在金融法、金融稳定法顺利通过之后,加快推进金融监管专门立法,制定一部专门的金融监管法或金融监管条例,应当是比较可行的思路。三是要加快修改完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金融监管工作不仅与金融法、金融稳定法、金融监管法等法律法规直接相关,还与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具有密切的联系。为了更好实现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目标,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就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衔接与配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与金融监管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之中,加快修改完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具有相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总之,在当前金融立法的关键阶段,要以制定金融法为契机,加快推进金融法立法进程,构建科学完备的现代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以更高水平金融法治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 肖京 随着注册制改革推进,越来越多具有长期研发周期和高创新不确定性的科技企业进入证券市场,如何建立与其价值形成规律相适配的制度安排,成为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议题。本文认为,公开市场包容硬科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风险转换机制。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企业价值形成方式。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硬科技企业不断涌现,其竞争优势通常建立在持续研发投入、核心技术积累和工程化能力之上,但从技术突破到产品应用、规模化收入和稳定现金流往往需要较长周期。随着注册制改革推进,越来越多具有长期研发周期和高创新不确定性的科技企业进入证券市场,如何建立与其价值形成规律相适配的制度安排,成为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议题。 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企业从一级市场(非公开的专业投资人市场)进入二级市场(公开证券市场)的准入标准。无论注册制、审核制还是其他制度安排,本质上都是监管针对企业进入二级市场门槛的制度设计。本文认为,公开市场包容硬科技并非简单放宽上市门槛,而是建立一套风险转换机制,使尚未兑现但真实可验的创新风险,从主要依赖少数专业主体判断,转化为能够被公开市场识别、比较和定价,并通过持续披露和责任约束实现有效治理的风险。这一转换的边界,取决于市场是否具备承接创新风险的能力。 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投资者结构与风险治理的根本转变 公司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的跃迁,并非简单的融资场所切换,而是投资者结构和风险治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解这一转变,是讨论准入制度边界的前提。 其一,投资者主体从以专业人士为主转变为以非专业人士为主。一级市场以PE/VC等专业投资机构为主,投资者具备深度尽调能力和行业判断经验;而我国二级市场目前仍以散户投资者为主,面临“看不懂”(散户信息收集和识别能力相较机构大大减弱)和“输不起”(散户的风险承受能力也远逊于专业机构)两大问题。 其二,投资策略从持有型为主转变为交易型为主。在一级市场,股权投资以持有型策略(buy and hold)为主,投资者通过长期陪伴实现价值发现和价值提升;而在二级市场,投资者以交易型策略(arm's length transaction)为主。进入公开市场后,意味着投资者在价值发现和价值提升能力上出现巨大落差。 其三,投后管理从主动干预转向被动接受。PE/VC等股权投资机构在一级市场上提供大量投后赋能,包括链接产业资源、在公司治理等方面进行主动干预,其主动管理能力和专业的风险识别能力,是其能够获得比二级市场更高预期回报的依据。一旦企业进入二级市场,便从专业投资机构的“强管控”状态,转入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弱管控”状态。 正因如此,从一级市场进入二级市场,需要更严格的监管门槛,确保上市主体有充分的信息披露和治理基础,以弥补公众投资者在专业判断能力上的不足。硬科技企业的价值形成路径存在特殊性:技术研发、工程化验证、产品开发与市场导入往往前置于盈利兑现,企业可能长期处于高投入、阶段性亏损状态。制度适配的方向不是以技术评价替代财务评价,而是在保留财务业绩最终检验地位的同时,补充对技术基础、工程化进展、产业化路径和公司治理能力的多维判断。科创板设立五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允许未盈利企业、红筹企业和特殊股权结构企业上市,体现了证券市场准入制度对科技企业价值形成路径差异的适配。 企业进入公开市场的合适时机 公司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的跃迁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二级市场的资金总量远大于一级市场。更多投资者就意味着公司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金融风险的分担,也就意味着公司的资金成本可以大幅下降。但这也意味着公司从专业投资机构强管控进入证券市场投资者弱管控的状态。那么,公司从非公开市场进入公开市场的合适时机应如何判断?本文认为,核心依据在两个方面: 第一,企业内部纷繁复杂、需要专业投资人士才能判断的非公开信息已经大大减少。换言之,公司已经渡过了技术商业化验证的激流险滩,其技术路径、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已经具备可被外部投资者理解和核验的事实基础。此时,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已降至公开市场可以承接的水平。 第二,公司要求专业投资机构对其进行主动管理的潜在需求大大下降。公司治理已经平稳有序,基本从“大股东说了算”转变为“公开市场说了算”的治理架构。信息披露机制、内部控制体系等已能有效运转,不再高度依赖专业机构的近距离监督。 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意味着企业已经具备被公开市场比较、定价和问责的基础。监管确认的并非企业必然成功,而是企业已经具备从专业管控过渡到市场约束的最低条件。 创新风险进入公开市场的三重转换 公开市场无法承接所有未兑现的技术预期,仅能承接具备事实基础、可外部识别并接受持续市场检验的创新风险。专业资本依靠专业判断和长期陪伴承接早期技术风险,公开市场则依赖公共信息、市场比较和持续交易实现风险定价。 这种过渡,本质上是创新风险治理方式的转换,需要依次完成三重转换:风险有没有事实基础、事实能不能连接到商业路径、路径能不能被市场持续看见。 第一重转换,技术优势须具备可核验的事实基础,解决的是创新风险有没有的问题。公开市场不要求企业证明技术路线必然成功,但至少应能提供技术成果、工程化进展、产品测试或客户应用等产业化迹象,使市场区分真实技术积累与纯粹的技术叙事。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为例,技术实力不能仅凭参数规模或概念描述来判断,而需要可验证的模型性能基准、实际应用场景落地情况等证据支撑。 第二重转换,技术事实须连接到可解释的产业化路径,解决的是路径通不通的问题。技术先进并不自动转化为商业成功,从研发成果到企业价值,仍需经历产品化、客户验证、成本控制和市场竞争等环节。仍以上述大模型企业为例,即便模型性能可验证,仍需回答技术如何形成可售卖的产品、产品如何进入具体行业场景、商业化过程中面临哪些资源和竞争约束等问题。只有技术、产品和市场之间存在可说明的关联,创新风险才具备接受市场定价的现实基础。 第三重转换,创新风险须能通过持续披露进入市场信息体系,解决的是市场看不看得见的问题。对于尚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投资者面对的不只是当前经营结果,还包括研发阶段、关键节点、后续资本需求和潜在失败对经营的影响。披露的目的不是扩大企业描述未来空间的话语范围,而是将原本主要掌握在专业主体手中的判断依据,转化为公开市场能够理解、比较和追踪的信息。只有风险能够被持续观察和比较,市场才具备定价和纠偏的基础。 准入、披露与责任的制度衔接 三重转换并非在企业上市时一次完成,而是通过准入、披露、责任与退出机制持续实现,进而形成完整的风险约束链条。 准入确认企业是否具备进入公开市场的最低基础。硬科技企业的准入判断,不宜以盈利状况作为唯一标准,也不能简单以专利数量、研发投入比例或所属行业领域替代实质判断。重点在于,确认企业是否已经形成从技术能力走向商业价值的基本路径:技术成果是否具有可核验基础,工程化进展是否超越概念阶段,产业化方向是否具有现实依据,以及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能力能否支撑上市后的持续监督。监管确认的并非企业必然成功,而是企业已经具备被市场比较、定价和问责的基础。 披露将专业信息转化为市场可用信息。披露制度的核心,在于提高企业信息的真实性、可验证性与可追踪性,并在技术事实、商业化路径与财务结果之间建立信息连接。高质量披露应围绕企业价值形成过程展开,包括技术来源和权属、研发阶段、关键技术节点、产品验证情况,以及产业化过程中面临的资源、审批、产能和市场约束。在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下,这一制度安排的意义尤为突出,它是弥补公众投资者“看不懂”短板的重要举措。投资者适当性安排、中介机构核查责任和风险揭示机制,也是提高信息转化效率的重要补充。 责任与退出防止风险承接演变为责任转嫁。在信息真实、风险充分揭示的前提下,创新失败主要应通过市场定价和投资者决策实现风险承担;制度失真造成的后果则必须由责任主体承担。企业因技术路线调整或市场需求不足导致经营不及预期,属于正常经营风险,应主要通过价格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得到反映;虚假披露、重大遗漏、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则属于不应由投资者被动消化的责任风险。只有“进入—定价—检验—责任追溯—退出”各个环节均制度流程完善,公开市场对硬科技的包容才不会将本应由责任主体承担的失真与失责成本,混同于创新失败风险而转由公众投资者消化。 制度边界取决于市场承接创新风险的能力 证券市场包容硬科技的制度边界,不是固定的盈利线,也不是行业分类标准,而是取决于市场承接创新风险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并非由单一制度决定,而取决于投资者结构、专业中介能力和法治保障等条件的协同发育。 机构投资者专业化程度提升和长期资金参与,有助于增强市场对复杂技术信息和阶段性亏损企业的价值判断能力。保荐人及相关专业中介机构的核查能力,直接影响披露信息的质量。有效的责任追究与退出机制,则为市场定价和风险纠偏提供底线约束。只有当上述条件共同改善,公开市场承接创新风险的阶段才可以适度前移。制度包容的正当性不来源于给予特定行业特殊优待,也不来源于产业热度带来的临时性放宽,而来源于市场能否在统一的真实性、透明度和责任原则下,对不同价值形成路径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 结语 面向未来,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持续深化、注册制全面落地以及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的背景下,证券市场准入制度对硬科技的包容空间有望进一步拓展。但每一次边界的拓展,都应以市场承接能力的实质性提升为前提。财务标准可以根据企业价值形成规律作阶段性适配,但对技术真实性、信息透明度和责任可追溯性的要求却不能同步放松。 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是企业从“专业管控”走向“市场约束”的成年礼。获得更大融资自由的同时,必须承担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和治理责任。唯有将创新不确定性持续转化为可检验、可约束的市场风险,证券市场才能在服务科技自立自强与保护投资者权益之间,找到真正可持续的平衡点。 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 金李;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金融研究院 严若水;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金融研究院研究二部负责人 谌江瑞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大火电、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力度”。《“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重点包括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等。金融支持方面,《行动方案》强调“加强高质量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产品服务供给”。 从实践来看,近年来不少大型银行在积极推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快探索发展转型金融,在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推出了一些推进高碳行业绿色转型的授信机制和融资模式。但相较于庞大的高碳行业绿色转型资金需求,现有的资金供给仍显不足。亟须围绕“十五五”规划纲要,贯彻落实《行动方案》,加大转型金融服务创新、机制创新、产品供给,支持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行动方案》的重点政策部署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行动方案》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降碳的任务指标、重点领域、实施路径,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作用。在具体领域,《行动方案》重点明确三大版块,即能源结构、产业绿色化低碳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在能源结构方面,强调加快调整优化。一方面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及电力系统的新能源消纳。对此“十四五”期间已有比较全面的部署,而且我国在清洁能源开发、新能源利用等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引领了全球能源革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5年度》显示,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60.1%,风光发电总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其中,清洁能源转型领域的投资超过8000亿美元,占全球在该领域总投资的1/3以上。另一方面是煤炭消费清洁替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煤炭在中国能源消耗中的占比超过70%,随着清洁能源的占比提升,煤炭的能耗比重下降至53%,但仍然偏高。因此,《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推进煤化工低碳化改造。另外,对油气消费提出优化措施,包括绿色燃料应用、化工用油替代等。 围绕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行动方案》从五个领域提出具体措施。其中一个重点是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部署钢铁、水泥、石化、化工等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化、低碳化是主要方向。一方面,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新旧动能转换、新旧产业更替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一些“阵痛”,有序推进落后产能退出不仅要淘汰落后产能,而且要通过绿色低碳技术改造升级破解高耗能发展路径依赖,如在工艺设备、能耗利用等方面采取绿色技术能够带动传统行业的“焕新”,激发新的增长活力。另一方面,从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行动方案》提出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以及绿色算力建设、资源循环利用等,同时部署了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的节能降碳、低碳转型。整体来看,这些部署延续了“十四五”时期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紧密协同的经验,赋予绿色低碳转型更广泛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绿色低碳转型会抬高行业的运行成本,包括绿色低碳技术的运用、新能源的开发、配套算力和电力系统建设等。因此,发展转型金融具有现实紧迫性。 转型金融的实践及不足 概念上而言,转型金融是指为高碳排放行业向低碳、零碳转型提供融资支持的金融服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9年首次正式提出该概念,其框架通常包含转型活动界定标准、信息披露要求、金融工具、政策激励和公正转型五大要素。“十四五”期间,社会各界对绿色金融发展已经有了重要共识,构建了坚实的发展基础,配套的产品服务体系也相对健全,但对于转型金融,各界还处于初步的认识发展阶段。目前来看,转型金融重点支持钢铁、煤电、化工等高碳存量产业的低碳改造和技术升级,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转型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实践中,传统高能耗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覆盖面广、影响大,绿色低碳转型的难度相对较高,资金投入也十分庞大。前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已牵头研究并制定钢铁、煤电、建材、农业等行业的转型金融标准,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旨在通过“先贷后借”机制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其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及碳减排技术领域投放贷款。截至2025年6月末,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引导发放碳减排贷款超1.38万亿元,覆盖6000余家企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也推出了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近年来,不少商业银行也将转型金融列为重要发展方向,纳入绿色金融的整体发展框架中。中国工商银行积极参与转型金融试点工作,首批开展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债券业务,在浙江、广东等试点地区发放多笔转型贷款。中国建设银行发布了转型金融框架,确立了转型项目应符合“避免碳锁定”和“无重大损害”两大原则,并设置了包括煤炭、生物燃料、核燃料、采矿和矿石等领域的明确排除项目,主要涉及电力、燃气、蒸汽、建材、有色、钢铁、石化、化工、造纸、航空等行业。兴业银行推动构建转型金融体系,陆续出台了转型金融规划及支持项目目录,完成了从支持“纯绿”到推动“转型”的业务闭环,实现了“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双轮驱动。从发展进程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制定了明确的转型金融发展策略,在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和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报告等方面加大信息披露,在行业研究、授信指引、融资额度等方面给予配套支持。但整体来看,转型金融发展的框架还不够清晰,融资支持的规模不大,在信息披露机制、细分行业准入、贷款用途、融资工具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健全。 进一步加大转型金融发展的建议 按照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和时间表,要在“十五五”时期实现目标任务,重点之一就是推进高碳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在此背景下,转型金融被视为可持续金融生态系统中绿色金融的重要补充。《行动方案》聚焦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进行了细致的部署,明确了重点行业及领域绿色低碳转型、降碳、节约能耗的指导性措施,为制定完善转型金融标准、优化行业指引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对商业银行加大力度参与转型金融指明了方向。 商业银行推进转型金融的进程相对偏慢,主要受制于标准体系缺位、风险识别难度大及激励机制不足等因素,在工具、机制和配套服务方面也缺乏相应经验。 从政策支持角度看,建议管理部门在前期相关工作开展的基础上,根据《行动方案》提出的重点节能减碳行业如煤炭、钢铁、水泥、石化、化工及建筑、交通运输等,适时出台转型金融指导意见,完善行业转型金融标准,扩大试点范围,研究加大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使用范围、专项额度规模,降低融资利率,提供财政补贴支持和担保支持,必要时建立兜底机制,有效降低商业银行转型金融发展面临的信用风险、政策风险和“漂绿”风险,破解规模盈利的错配难题,同时考虑推出支持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便利化。 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建议大型银行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利用数智化手段提升碳核算与评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平稳有序低碳转型。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前期开展的转型金融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授信机制、风险防控、盈利成本测算等方面积累了实践经验,未来可以进一步向更广泛的高碳行业拓展,在准入标准、抵质押物、贷款用途等方面采取稳健灵活的方式,持续扩大转型金融贷款规模和占比。同时,结合《行动方案》部署,扩大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产品的发行承销,延长发行期限,降低利率水平,并推动转型金融信息披露,加大转型金融项目资金、投放用途等全流程监测力度,防范“漂绿”和“洗绿”风险。 未来,随着煤电、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的正式发布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落地,商业银行有望在数据整合、风控建模和产品设计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推动转型金融从“试点突破”走向“全面铺开”。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邓宇 202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以下简称“六张网”)等规划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韧性的重要部署。商业银行应强化战略统筹与项目储备,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六张网”建设。 “六张网”建设加快构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六张网”不是六类基础设施项目的简单叠加,而是以水、能、数、信、城、流等关键要素为纽带的系统性布局,旨在通过网络互联、资源调度和数字赋能,提升基础设施整体效率和安全韧性,为扩大有效投资、保障基本民生、推动产业升级提供共同底座。 统筹安全、转型与循环,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六张网”承载稳增长、惠民生、促转型、保安全等多重目标。一是筑牢安全发展坚实底座。水网关乎水资源配置、防洪减灾和粮食安全,城市地下管网关系供水、排水、燃气、供热等城市生命线,新型电网则是保障能源安全、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的关键平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城市地下管网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新型电网投资预计超过5万亿元。二是培育数字经济发展动能。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数据流动、智能计算和产业数字化的基础支撑。“十五五”时期,我国算力网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新一代通信网建设也将加速推进。三是畅通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物流网连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是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载体。2025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368.2万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降至13.9%,未来五年现代物流网建设将持续深化。 立足存量基础,推进扩容更新和跨域互联。“六张网”建设将统筹推动存量更新、增量建设和跨区域联网,促进网络覆盖范围、设施承载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一方面,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同步推进。水网加快推进骨干工程、区域工程和灌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向新增建设与老旧更新并重转变;新型电网围绕主干网架、配电网络、储能设施和智能调度持续扩容升级;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伴随人工智能应用拓展和技术迭代,加快节点布局、设备升级和功能完善;物流网围绕国家物流枢纽、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和城乡配送体系,推进枢纽扩容、设施改造和数字化升级。另一方面,跨域互联与枢纽布局加快形成。跨流域水资源配置、跨省区输电、国家算力枢纽和国家物流枢纽等建设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向跨区域互联互通演变。例如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的智能算力规模已占全国80%以上,枢纽、区域和边缘节点相衔接的多层次算力网络将加快形成。 强化系统集成,提升建设运行整体质效。“六张网”建设更加注重网络间衔接、全生命周期运行和数字绿色转型,系统集成水平和持续运营能力不断提升。一是网络功能衔接更加紧密。“六张网”之间的功能衔接由设施配套向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和业务协同延伸。例如算力网以新一代通信网为传输支撑,以新型电网为能源保障;物流网依托通信网络和算力设施实现仓储管理、运输调度和货物追踪;水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借助通信网络及数据平台开展运行监测和风险预警。二是建设运营管理更加贯通。“六张网”建设由工程施工和设备投放拓展至运行监测、日常维护、应急处置、设备更新和资源调度等环节。例如城市地下管网加快完善常态化监测和安全预警体系,算力网通过跨节点调度提升资源利用水平,新型电网通过源网荷储协同增强系统调节能力。三是数字绿色转型更加深入。数字技术和绿色理念加快融入规划、建设和运营全过程,智能电网、绿色数据中心、智慧物流、数字孪生水利和地下管网智能监测等应用持续拓展。基础设施建设评价也由侧重规模数量,向兼顾运行效率、能源消耗、资源利用和安全保障转变。 “六张网”建设为商业银行带来新的业务机遇 “六张网”建设具有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和运营周期长等特点,不仅形成项目融资需求,还将带动产业链金融、交易银行、投资银行以及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业务发展。 建设项目类型多元,拓宽多层次融资业务空间。“六张网”建设既包括重大项目集中实施,也包括存量设施更新改造和配套设施建设,将形成大额长期、持续滚动和专业多样的融资需求。一是总体投资规模巨大,形成大额融资需求。2026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合计将超过7万亿元。随着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实施,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融资和银团贷款等大额中长期融资需求将集中释放。二是存量更新持续推进,形成滚动融资需求。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水利设施改造、配电网升级以及物流枢纽扩容等项目数量多、分布广,通常分区域、分批次实施,将持续产生更新改造融资和相关营运资金需求。三是配套设施种类丰富,形成专业融资需求。“六张网”主体工程和枢纽节点建设伴随供能、储能、通信传输、智能监测、仓储冷链等配套投入,涉及土建施工、设备购置和系统集成等资金用途,将为设备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和分期融资等提供业务空间。 产业链条持续延伸,拓展客户生态经营边界。“六张网”建设将项目业主、设备制造商、工程承包商、专业运营商和配套服务企业联系起来,为商业银行由服务单一主体转向经营产业生态创造条件。一是扩大产业链客户覆盖范围。水网连接工程施工、泵阀管材和智慧水务等行业,新型电网连接输变电设备、储能和智能调度等行业,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连接服务器、芯片、网络设备和软件平台等行业,物流网则覆盖仓储、运输、冷链和供应链平台。银行客户可由项目业主延伸至科技型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二是形成供应链金融业务场景。工程合同、采购订单、应收账款和设备交付等信息能够反映真实交易,为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票据和保函等业务开展提供条件。例如电力设备供应商可基于中标通知书、供货合同和验收回款安排获得融资支持。三是带动交易银行业务发展。工程款支付、设备采购、运营收费和上下游结算将产生账户管理、资金归集、现金管理、票据池和代发工资等需求,有助于形成“核心客户—产业链客户—交易结算客户”联动经营格局。 资金需求贯穿全程,带动综合金融服务升级。“六张网”项目从规划论证到成熟运营周期较长,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和融资方式存在差异,为商业银行由资金提供者向综合服务商转变提供条件。一是前期谋划拓展融资顾问业务。在项目规划和储备阶段,资本金筹划、融资结构设计、财务可行性分析和银团方案设计等需求同步产生,为银行提前介入项目、参与融资安排提供空间。二是建设运营扩大综合金融需求。项目建设涉及资本金、政府资金、银行贷款和债券资金等多种来源,需要加强不同期限、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衔接;投产后又将形成营运资金、收费归集和设备更新等需求,推动信贷、投行和交易银行业务协同发展。三是存量盘活延伸资本市场服务。随着基础设施REITs常态化发行,运营稳定、收益明确的成熟资产将形成资产证券化、财务顾问和资产托管等需求,为存量投资退出和新增投资进入提供市场化渠道。 数字绿色深度融合,催生特色金融服务场景。“六张网”将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运营嵌入建设运行全过程,为绿色金融、科技金融和数字金融融合发展提供重要载体。一是绿色转型拓展绿色金融需求。新能源并网消纳、绿色数据中心和城市地下管网节能改造等项目,带来绿色贷款、绿色债券承销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融资等机会。二是技术升级拓展科技金融需求。服务器、芯片、液冷设备、智能传感器、工业软件和数据平台等领域聚集大量科技型企业,将带动科技创新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设备更新贷款等需求。三是运营数据拓展数字金融场景。工程进度、设备运行、能源消耗、收费回款、货物流转和算力利用率等数据,为商业银行核验交易背景、识别客户需求和开展动态风险监测提供基础,也为发展线上化、场景化金融服务创造条件。 商业银行做好“六张网”建设金融服务的建议 商业银行应紧跟国家战略导向,以规划对接为牵引、以分类施策为基础、以综合服务为支撑、以风险管控为保障,推动金融资源向“六张网”重点领域集聚,形成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特点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 强化战略统筹与项目储备,提升服务前瞻性。一是加强规划研究和项目对接。紧跟国家及地方“六张网”规划、专项实施方案和重大项目清单,主动对接政府部门、项目业主和核心企业,准确把握区域布局、建设时序和融资需求。二是健全分层分类储备机制。围绕“实施、前期、储备、谋划”等阶段,建立项目库、客户库和产业链清单,动态掌握项目审批、资本金、建设主体、现金流和风险要点。三是完善总分行协同机制。对跨区域、跨行业重大项目,推动总分行联合营销、联合尽调、联合服务,统筹信贷、投行和交易银行资源,提高服务响应效率。 完善分类授信与融资安排,提高金融供给适配性。一是实施“一网一策”授信管理。根据不同网络的建设模式和收益特征设置差异化审查重点,水网和城市地下管网重点关注资本金、收费机制和政府债务边界,新型电网重点关注电价机制和新能源消纳情况,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重点关注市场需求、设施利用率和技术迭代趋势,物流网重点关注货源基础和运营效率。二是坚持现金流和偿债能力导向。围绕“六张网”项目收入来源、成本结构、收费机制和运营效率,审慎测算全生命周期现金流,确保融资规模与项目偿债能力相匹配。三是合理匹配融资期限与还款安排。根据项目建设进度、运营爬坡期和现金流形成规律,合理确定融资比例、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避免融资期限与项目周期错配。 深化综合服务与生态协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一是增强融资组织能力。加强银行贷款与政府资金、政策性金融、保险资金和产业基金衔接,综合运用银团贷款、债券承销和基础设施REITs等工具,构建多元化融资结构。二是深化产业链客户经营。以项目业主和核心企业为依托,沿设备制造、工程施工、专业运营和配套服务等链条拓展客户,基于订单、合同、应收账款、仓单和运单等真实交易开展金融服务。三是做强交易银行服务。完善项目账户、资金监管、收付结算、现金管理、票据池和资金归集等服务,将项目融资、产业链经营和交易结算有机衔接,增强综合服务黏性。 健全风险管控与保障机制,筑牢稳健发展底线。一是严守合规和债务风险边界。严格落实项目资本金、政府投资、特许经营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要求,穿透识别最终偿债来源,不接受不合规担保、承诺或增信安排。二是加强重点风险全流程管理。围绕“六张网”项目建设进度、成本控制、技术路线、市场需求、设施利用率、环境社会影响以及网络数据安全等,完善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监测和预警处置机制。三是完善内部专业保障机制。健全跨部门专项服务体系,优化授权审批、经济资本、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和绩效考核安排,加强行业研究、项目评估等领域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 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高级分析师 赵清波;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副处长 何文思 | 产业追踪 当前,网电钻井、电驱压裂、电动采油、岸电供能等应用不断拓展,但仍面临偏远油气区电网支撑不足、高功率移动负荷接入困难等问题。推进油气行业电气化,应围绕“钻采输储”等主要生产环节,按照负荷特点、供电条件和安全等级分类实施,推动生产工艺与用能系统同步优化。 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已成为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方向。油气生产与储运环节动力负荷集中、能源消耗强度较高,是油气行业推进清洁替代和降碳转型的重要领域。当前,网电钻井、电驱压裂、电动采油、岸电供能等应用不断拓展,但仍面临偏远油气区电网支撑不足、高功率移动负荷接入困难、新能源出力与生产负荷不匹配、项目经济性有待提升、技术标准不完善等问题。未来,应从钻、采、输、储全链条出发,统筹生产工艺、电驱装备、供配电网络、新能源和储能系统建设,推动油气行业电气化由单点设备替代向“源网荷储”协同、生产用能系统重构和绿色低碳运行转变,为油气稳产保供和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战略价值:油气行业电气化筑牢新型能源体系根基 能源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油气在较长时期内仍将是我国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和储运保障能力,是增强能源供应韧性的现实需要。同时,随着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油气行业不仅要承担增储上产任务,也要加快转变生产用能方式,降低油气开发、处理、输送和储存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油气行业推进电气化,能够统筹传统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安全可靠、清洁低碳的现代能源供用格局。 油气行业具有能源生产与消费并存的突出特征。钻井、压裂、修井等工程作业需要高功率动力,采油、注水和采出水处理设备需要长期连续运行,油气集输、天然气增压和储气库注采依赖大型泵机和压缩机。部分生产环节仍以柴油机、燃气发动机、燃气轮机和燃油燃气加热装置为主,不仅增加现场燃料消耗,也带来设备维护、噪声控制、污染物治理和碳排放管理等压力。推进油气行业电气化,能够将分散的燃油、燃气动力转化为集中、可控的电力供应,提高电机、泵机和压缩设备的运行效率,为变频调节、远程控制和智能优化创造条件。 油气行业电气化不是简单地将燃油设备全部更换为电动设备。油气作业区域分布广,偏远井场、沙漠油区和海上平台供电条件差异明显;钻井压裂负荷具有高功率、强波动和频繁移动等特点;井控、消防、通信和安全仪表等关键系统又不能出现供能中断。因此,电气化改造必须建立在安全生产、能源保供和经济可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确定网电、绿电、储能和备用机组的配置方式,实现低碳转型与稳定生产协同推进,同时推动传统油气生产系统与新能源系统连接,逐步形成油、气、电、热多能协同的综合能源生产格局。 发展趋势:由单点设备替代迈向全链条协同 从现有基础看,我国油气行业已具备较好的电气化条件。采油、注水、油气处理和部分集输设备较早采用电机驱动,高效电机、永磁驱动、变频调速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固定生产负荷的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近年来,电气化应用开始由抽油机、注水泵、输油泵等单台设备,向钻机、压裂机组、修井装备和大型压缩设备延伸。长庆油田规模化推进电驱钻井和电驱压裂,2024年在1210口产建井中应用电驱钻井压裂,并完成首台燃驱压缩机电气化改造。这表明,油气行业电气化已由早期单机试验和局部示范,逐步进入成套装备应用和生产规模推广阶段,“电代油”“电代气”的实施对象也由固定辅助设备向高功率主体设备拓展。 海上油气生产的供能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逐步由单个平台分散自发电向油田群区域化岸电供能转变。传统海上平台主要依靠燃气轮机、燃气发动机或燃油机组发电,设备长期运行消耗大量油气资源,也带来维护成本较高、发电效率受限和碳排放集中等问题。渤海油田岸电工程已形成覆盖7个油田群、150余座海上平台的电力网络,总接入能力达980兆瓦。按照设计规模,项目在用电高峰年份可节约100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175万吨。岸电建设改变了海上平台相对封闭、独立供能的传统模式,使平台能够接入区域电网,并为后续引入绿电、海上风电和储能系统创造条件,推动海上油气生产供能由单一自备电源向多电源协同方向发展。 随着油气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深入,风电、光伏、地热、余热等能源加快进入油气生产场景,新能源与油气生产的融合程度持续提高。国家能源局出台的《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在大庆、长庆、胜利、塔里木、新疆和华北等油田推进集中式与分布式风电、光伏项目建设,以满足油气田提高电气化率带来的新增用电需求;在海上油气开发领域,探索岸电、海上风电与油气田区域电力系统互补供能。因此,新能源在油气田中的定位正由站场照明、生活用电等辅助能源,逐步转变为钻采、注水、集输、压缩和储运等生产负荷的重要电力来源。油气田较为稳定的生产负荷也为风电、光伏就地消纳提供应用空间,有利于推动油气开发与新能源建设同步规划、协同运行。 但从整体发展水平看,当前油气行业电气化程度仍呈现固定负荷快于移动负荷、生产设备快于工程作业、单点改造快于系统协同的阶段性特征。抽油机、注水泵、输油泵和站场处理设备运行位置固定、用电规律相对稳定,供电设施建设和设备改造较为容易;钻井、压裂和修井作业具有功率高、冲击性强、作业周期短和施工地点频繁变动等特点,固定线路投资、电网扩容成本与设备利用率之间难以实现有效平衡。部分项目虽然完成“以电代油”改造,但新增用电仍主要来自常规电网,绿色电力占比有待提高。同时,新能源、电网、电驱负荷和储能设施往往分别规划、分散建设,尚未形成覆盖钻、采、输、储全过程的统一调度体系。未来,油气行业电气化将从设备替代进一步转向生产工艺、供配电网络、新能源和储能系统的整体协同。 改造路径:分类推进钻采输储环节电驱替代 推进油气行业电气化,应围绕钻井、采油、集输和储运等主要生产环节,按照负荷特点、供电条件和安全等级分类实施,避免单纯追求设备电气化数量,要推动生产工艺与用能系统同步优化。 一是推动钻完井和压裂作业由柴油动力向网电及混合供能转变。钻井、压裂和修井作业功率需求大、负荷波动明显,是油气行业柴油消耗集中的环节。在电网覆盖较好、井位相对集中的开发区,应完善区域变电站、高压供电线路、移动式变配电装置和井场快速接电接口,将钻机、泥浆泵、顶驱、固控设备及压裂泵、混砂装置等纳入集中供电。新建产能项目应将钻井和压裂负荷提前纳入供电规划,改变设备进场后再协调接电的被动局面。对偏远井场、沙漠油区和施工周期较短的区域,可采用“网电+储能”或“风光+储能+备用机组”混合供能方式,由储能承担启动冲击和短时峰值负荷,备用机组保障异常工况下连续作业,在满足井控安全的前提下降低柴油机组运行时间。 二是推动采油注水由设备电动化向生产系统协同优化转变。采油、注水和采出水处理设备数量多、运行周期长,是油田用电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电气化质量和综合能效的重点环节。应根据油井产液量、动液面、井口压力和油藏开发动态,优化抽油机、电潜泵、螺杆泵和注水泵的选型及运行参数,推广高效电机、永磁驱动、变频调速和在线工况诊断技术,减少装机容量偏大、设备低负荷运行和无效冲程等问题。电气化改造还应与单井数字化计量、远程控制和生产制度优化结合,动态调整抽油机冲次、泵机转速和间歇运行时间,全面落实“一井一策”精细化采油管理模式。对采出水处理、污水回注和注聚系统,应搭建多泵组协同联动调控机制,根据实际处理量和注入需求动态调整设备组合,避免长期低效运行造成能源浪费。 三是推动油气集输由单机电驱改造向工艺流程协同优化转变。油气集输系统的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泵送、增压、分离、脱水和加热等过程,改造重点应由单台设备替换拓展到站场、管网和处理流程整体优化。原油输送可采用高效电驱泵和变频调速系统,根据输量、油品黏度、管道压力和站间运行状态动态调整泵组启停及转速,减少节流调节和低效并联运行。天然气集输和增压环节可在供电稳定、负荷相对集中的站场逐步扩大电驱压缩机应用,并通过变频控制和多机协同调度,使机组在较高效率区间运行。油气处理厂还应统筹分离、脱水、污水处理和辅助系统用能,减少重复增压、重复加热和重复冷却。对沿线阀室、通信、监测和阴极保护设备,可配置小型光伏和储能装置,降低偏远站点供电建设与维护成本。 四是推动储运设施电气化与调峰保供能力同步提升。地下储气库、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原油库和成品油库承担季节调峰、区域供应和应急储备任务,电气化改造必须以供能可靠和运行安全为前提。地下储气库可推广大型电驱压缩机,并结合天然气注采计划、电力负荷和新能源出力安排注气时段,在低谷电价或绿电充足时适度提高注气负荷;采气保供期间应优先保障压缩、脱水和外输设备连续运行。LNG接收站宜提高卸料泵、低压泵、高压外输泵和蒸发气压缩机的电驱效率,同时加强LNG冷能综合利用。油品储库应有序推进输转泵、装卸设备、电伴热和场内车辆电气化,并同步完善防爆、防静电、消防和应急供电系统。关键压缩、输送、消防和控制设备应配置主电源、备用电源和应急电源,确保极端天气及电网故障情况下核心功能不中断。 融合应用:“源网荷储”一体化统筹油气田能源生产与消费 随着“钻采输储”各环节电驱设备不断增加,油田用电负荷规模和运行特征将发生明显变化,仅依靠外部电网扩容,难以同时解决绿电消纳、短时功率冲击和关键负荷保障问题。“源网荷储”一体化应以油气生产任务为主线,将电源建设、配电网络、生产负荷和储能设施统筹配置,使新增电驱需求与新能源开发能力相匹配。其重点不是将“源网荷储”四类设施简单组合,而是通过统一规划和运行控制,建立新能源优先利用、电网稳定支撑、生产负荷有序调节、储能灵活补偿的协同关系。 根据资源条件和生产布局优化电源与电网建设。东部老油田可利用井场、联合站、处理厂屋顶和闲置土地发展分布式光伏,西部油气区可建设风电、光伏互补电源,具备条件的地区还能开发地热、余热、余压和伴生能源。海上油气田可统筹岸电、海上风电和平台自备电源,正常运行时优先使用岸电和绿色电力,外部供电异常时由备用机组保障关键生产。新能源建设应与油田内部电网改造同步实施,根据电驱负荷增长合理配置变电容量和线路结构,完善继电保护、无功补偿、谐波治理及电能质量监测体系,增强配电网络对分布式电源和高功率设备的双向承载能力。 生产负荷调节和储能配置是提高绿电利用水平的关键。井控、消防、通信、安全仪表和关键外输设备属于不可中断负荷,应配置高可靠电源和应急保障;抽油机、注水泵、输油泵、部分压缩机和水处理设备具有一定调节空间,可在不影响油藏开发、管网压力和连续生产的前提下,调整运行功率、设备组合和作业时段;电锅炉、蓄热装置和车辆充电等柔性负荷,可优先安排在新能源出力较高或电价较低的时段运行。电化学储能可平抑风光出力波动并为关键系统提供短时备用,飞轮和超级电容可应对钻机、压裂设备及大型电机启动产生的瞬时冲击,蓄热装置可将富余电力转化为生产所需热能。 为实现上述资源协同,还需建设统一的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作为油气田综合能源系统的调度中枢。平台打通多维度数据接口,将油气生产计划、新能源功率预测、外部电网状态、储能荷电状态、设备能耗和市场电价纳入同一系统,破除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各单元数据割裂的壁垒。平台可通过日前计划、日内滚动优化和实时控制,制定新能源消纳、外部购电、储能充放、备用机组启停和可调负荷运行方案。当新能源出力增加时,可适度提高可调泵机、电加热和储能充电负荷;当外部电网异常或新能源出力不足时,则降低非关键负荷,调用储能和备用电源,优先保障井控、压缩、外输及消防系统运行。 “源网荷储”一体化还应与油气产能建设和区域发展条件衔接。新建项目应同步论证电气化负荷、新能源规模、配电网络和储能需求,避免电驱装备、新能源项目和供电设施分别规划、重复建设;老油田可结合低效设备更新和内部电网改造,分阶段提高绿电消费比例。针对钻井、压裂等短周期、高功率负荷,应探索更加适应其运行特点的容量电价和用电机制,使储能削峰和负荷调节的价值合理体现。同时,应完善设备接口、通信协议、防爆储能、微电网控制和海上供电等技术标准,并将供电可靠性、绿电消费比例、单位油气产量能耗和全生命周期成本纳入项目评价,确保一体化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不降低油气生产和储运的安全保供能力。 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贾文龙 物流已由服务角色逐步转换为产业价值创造和创造需求的组织角色,转型动因主要包含三方面:一是我国经济超大规模、供需高位适配需要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二是价值创造能力来源于“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运行系统的建设;三是经济循环运行系统必须得到“物流网”的支撑,同时依托“两链融合”“枢纽组织”“通道辐射”的模式、生态、业态等综合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释放产业产能,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国际经济地位。在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中,需依托既有经济产业规模,寻求国内国际物流和供应链组织的突破,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在新一轮发展中培育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价值创造和要素配置竞争力。 “十五五”现代物流发展趋势 第一,区域联动,强化辐射。区域协同联动加速推进,提升区域整体物流枢纽能级和通道价值,强化区域整体和核心城市辐射能级,已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方向。加快构建跨区域物流走廊,放大通道价值,增强枢纽辐射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物流体系。 第二,枢纽引领,强化网络。现代物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支撑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基础性保障作用不断增强,构建强辐射物流网络成为发展方向。2018年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就制定了《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其中就明确提出要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行体系。国家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正在重塑各地在全国物流网络中的地位,促使城市竞争焦点转向融入网络化发展与新发展格局。城市和区域物流发展的着力点已转向网络功能升级,并通过物流与产业的空间适配,在城市中培育具有增长极价值的发展生态。 第三,链动产业,赋能升级。物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两链融合)、服务产业高效运行的战略作用凸显,成为高起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机遇。要聚焦四大方向系统推进:夯实衔接供需、降本增效、角色升级的本质功能;依托技术驱动功能升级和角色转变;紧跟精准匹配、协同联动、价值跃升的趋势;立足链式集合、城市重塑、区域优化,充分发挥物流纽带作用,全方位赋能产业提质升级。 第四,科技驱动,场景承载。物流科技创新场景应用,对突破物流高效发展“瓶颈”,在培育物流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新质生产力中作用突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为展现形态,最终在全国及区域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技术与市场结合的物流新场景,推动物流转型发展。现代物流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求按照先进生产力质态,加快重塑物流体系,为存量产业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创造能力塑造,为增量产业基于辐射功能扩张,提供全方位系统运行支撑。 第五,数字流动,高效发展。物流数字化发展能力提升,物流运行信息互联互通模式创新和效率提升,将为现代流通体系效能提升提供关键支撑。推动物流数字化发展全面融入物流服务、应急保障、系统运行和公共服务体系,成为支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能力。 第六,流通重构,扩容提质。加快现代流通体系重构升级,赋能区域和城市制造、商贸物流服务系统能级跃升。打造电商物流基地、配送中心、前置仓、生鲜冷链,扩大内循环、培育经济增长点将是重要方向。 第七,绿色低碳,增值发展。绿色低碳已成为现代物流体系重塑的重要方向与基本任务,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创新绿色发展模式,既是物流体系升级的硬约束,更是价值创新亮点。 “十五五”时期物流企业经营发展重点 第一,在有效降低全社会现代物流成本中寻求培育服务新业态。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大量原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要求越来越高,从国际分工和产业运行模式视角,降低物流成本必须服从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要求,从供需适配出发,提高我国或区域产业发展竞争力的有效方式不再是单纯降低物流服务自身的成本,而是降低产业链供应链全过程成本,必须培育基于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物流服务新业态。 第二,在物流增量增长空间压缩下寻求现代物流业务增长新模式。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物流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增量的扩张。随着市场占有率进入平台期,靠增量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培育发展新业务,通过整合存量获得新的发展,预示着物流企业发展进入强竞争阶段,企业业务增长的动能将来自于物流网络规模经济,需要创新培育要素、服务整合能力强的新发展模式。 第三,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中寻求现代供应链价值创造新路径。无论是新业态还是新模式,“十五五”现代物流和供应链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价值创造,是基于成本、超越成本的产业新价值的发掘。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核心问题就是发现新的供给需求适配价值。 “物流网”内涵与建设要求 “物流网”是由物流枢纽节点、骨干通道、装备载具、规则标准、信息数据有机融合的跨区域、跨领域综合性服务系统,是促进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支撑性基础设施体系。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优化全社会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十五五”期间,国家将统筹发挥各类资金渠道作用,支持物流设施存量提质与增量建设,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系统成网,增强物流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织密城乡末端设施网络,加快发展数智化绿色化物流设施设备,推动“物流网”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系统转变。 到2030年,基本建成枢纽与产业和消费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的“物流网”,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物流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基础设施、制度技术、载具水平等均得到改善,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畅通实体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 “硬”的基础设施方面:“四横五纵”国内物流大通道加快建设,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互联成网,规模以上物流园区超过2700家,枢纽节点布局基本成型。 “软”的制度技术方面:规则标准建设加快推进,“十四五”期间发布各类国家物流标准210项,物流公共数据加快开放共享,信息数据联通水平进一步提升。 物流装备载具水平方面:新能源重卡保有量显著提升,无人物流装备快速发展。 面向现代化发展,我国“物流网”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一是效率提升空间巨大,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成本与GDP的比率为13.9%,进一步降低成本需要得到物流网络运行的规模支撑;二是围绕物流枢纽、园区等多式联运、铁路专用线等业务比例依然较低,提升必要性和空间均较大;三是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转换衔接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高级顾问专家 汪鸣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以及居民需求结构持续升级,房地产业正经历深刻的转型升级。本文重点探讨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及发展模式创新,系统剖析了当前房地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供需结构失衡、融资渠道单一、运营模式粗放等问题,并从优化供给结构、创新融资模式、转变运营模式、培育转型动能、完善政策调控体系、加强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提出创新路径,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房地产业,发展模式创新,供需结构,绿色低碳 0 引言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在推动城镇化进程、拉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房住不炒”定位深化、融资政策收紧及市场需求结构迭代,行业正步入深度调整与转型期。当前,房地产业在发展中依旧面临市场供需失衡、融资结构单一、运营模式粗放等一系列新问题,传统“高杠杆、高周转”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满足发展所需。因此,相关人员有必要基于行业发展现状,剖析当前面临的核心新问题,探索适配时代需求的发展新模式,一方面推动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保障民生、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1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然告别高速扩张的发展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攻坚期,市场运行过程中涌现出一系列新型矛盾与现实挑战,成为制约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瓶颈。 第一,供需结构性失衡显著。目前,市场逐渐从总量短缺进入到结构性过剩,区域分化、产品错配同时存在。人口持续流向大城市,很多一线、重点二线城市住房供给不足;而一些三、四线城市、人口收缩区域住宅库存较高、去化周期较长。同时产品供给与居民需求升级之间存在偏差,绿色智能、高品质住宅供给不足,还有一些项目存在设计标准低、同质化严重的问题,甚至老旧小区改造滞后、服务供给单一[1]。 第二,融资渠道单一带来较大的资金链压力。房地产行业长时间依赖银行贷款、预售资金,多元化融资制度不健全,很多中小房地产企业都面临融资困境。同时预售资金监管不仅对安全性有一定要求,而且流程较为烦琐、拨付效率较低;还有一些企业长时间采用高杠杆、高周转旧方式,导致债务集中到期、销售回款放缓,资金压力增大,不利于项目正常开发交付。 第三,运营模式粗放,发展质效不高。很多房地产企业过度聚焦开发销售,容易忽视运营、服务等,导致服务精细化水平不高,商业运营、长租公寓等经营性业务很少,盈利结构单一。同时产品创新投入不高,绿色建筑、智能建筑应用较少,产业协同待提升。 第四,行业转型动能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一些企业依旧过度依赖住宅开发,对新领域布局滞后,无法培育新增长点;且技术创新、人才储备不足,如项目开发、社区运营中很少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等。 第五,政策调控精准性和预期稳定性有待提升。一些区域在调控方面依旧存在“一刀切”现象,因城施策效果不佳,无法满足人口流动、库存去化需求;同时住房保障体系覆盖面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各人群住房难题。此外,政策解读滞后,市场主体预期薄弱,依旧存在部分违规行为[2]。 第六,绿色低碳转型滞后与“双碳”目标不符。行业整体绿色发展理念淡薄,绿色建筑标准执行效果不佳,超低能耗建筑推广力度不足,如装配式建筑发展规模较小,施工环节仍需消耗较多能源、产生一定污染。同时,一些现有建筑节能改造缓慢,受技术、资金、政策影响,导致建设运营全程缺少低碳管控,难以为可持续发展奠定稳固基础。 2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模式创新探讨 2.1 优化供给结构,破解供需失衡难题 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失衡问题,关键在于优化供给结构,实现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精准匹配,推动市场由“总量平衡”有序过渡到“结构平衡”。首要任务是扩大优质住房的供应规模,顺应居民居住需求升级趋势,聚力开发节能住宅、智能住宅、老年友好住宅等高端住房,按照《住宅项目规范》确保住宅层高不低于3米,四层及以上设置电梯,提升房屋的居住标准和舒适水平。同时增强房地产企业产品开发能力,着重关注空间设计、建材标准、环境可持续和数字化配套等维度的升级,推出特色鲜明、体现个性化的建筑产品,满足各个人群的住房意愿。例如,绿城中国通过提升高端项目的溢价,修复利润水平,部分楼盘在首开时即售罄。与此同时,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完善老旧居住区相关配套设施体系,提升住宅区宜居水平,优化老旧小区改造相关政策配套、资金配置情况,吸引民间投资投身老旧小区改造,采用“改造+服务”结合的方法,保证老旧小区改造后能有效提升价值[3]。此外,也不能忽视统筹地区供给分布,依据人口聚集的动态、地区发展重点,分层配置住房资源。在人口净流入显著的一线、重点二线城市,有序增大住房存量的规模,主要满足首套刚需及改善性住房需求;在人口表现负增长的三、四线城镇及周边范围,严格把控住宅用地供应,加快库存去化,减少无效资源的占用。 2.2 创新融资模式,缓解企业资金链压力 要想从根本上缓解房地产业资金链压力,创新融资模式至关重要。应进一步完善融资结构,持续拓展融资路径,这不仅能提高企业资金周转效率,更能提升其抗风险能力。第一,融资结构多元化,鼓励房地产企业主动发掘更多融资路径,如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不再单一依赖银行贷款、预售资金;支持企业通过上市、增发等方式完成股权融资,进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身于房地产项目开发;支持企业发行公司债券、绿色债券等,在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基础上,降低融资成本。以华润置地为例,其打造的华润商业资产REIT、华夏基金华润有巢REIT双平台,计划在五年内实现REITs发行规模超过500亿元,利用REITs发掘存量资产潜在价值,促使资产、资本实现循环。第二,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制度。在确保预售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预售资金使用流程,有效提升资金周转率,如建立资金分级监管制度,结合项目实际进度,科学规划预售资金的使用情况,简化烦琐的资金拨付程序,保证预售资金能真切地投入到项目开发与项目建设。第三,加强企业资金管理,严格控制拿地节奏、开发节奏,提升成本管控效果,不断提升企业的造血能力。以招商蛇口为例,其采用稳健的财务管理方式,2024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提升,以更具安全性的资产负债结构穿越行业周期[4]。 2.3 转变运营模式,提升行业发展质效 房地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运营模式向精细化、专业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以此提升产业运行效率和质量水平。第一,助力企业从“开发为主”转向“开发与运营并重”,提升项目运营期间的管理水平与物业服务质量,提高资产保值以及升值的综合能力水平。房地产企业要在战略规划中加入物业服务优化,搭建专业化物业服务团队,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推出定制化、精细入微的物业服务,满足居民生活便利相关需求,提高开发项目的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5]。例如龙湖集团,2023年其运营及服务业务(商业、长租、物业、智慧营造等),合计实现经营性收入248.8亿元,同比增长5.7%;经营性业务在核心权益净利中的贡献占比达到60%以上。第二,全方位研发创新产品,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价值,深化房地产企业的竞争能力。鼓励房地产企业重点关注绿色建筑、智能建筑、装配式建筑等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提升施工品质、缩减建设时长,降低建筑能耗,促使建设与环境协同发展;也要注重产品的差异化特性、个性化表达,以市场需求为依据开展精准的市场定位,研制拥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产品,打破产品同质化局面。第三,深化产业链合作发展。房地产企业发展中,要想延伸产业链,挖掘更多价值增长点,就要主动携手相关产业,如建材、金融、互联网等,构建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这样才能在延伸产业链的基础上,深化房地产企业的综合实力。以中海科技有限公司为例,其提出“日后交付的住宅,更注重全智能特点”观点,这一形式能不断加深房地产、科技产业的协同应用,赋予产品更高的价值性。 
2.4 培育转型动能,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房地产企业发展中,要聚焦转型发展,进一步培育转型动能,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首要任务是确定转型方向,引导房地产企业更关注智慧地产、绿色地产等领域,以获取更多经济效益。以重庆为例,紧跟城市更新领域,推出数亿元的更新机会清单,不仅吸引很多社会资金投身于此,更助力房地产企业转变为“综合型城市运营商”新角色,通过盘活老旧资产或引入新型业态等方式,持续获取更加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第二,引入更多创新技术助力产业转型。房地产发展中,积极引入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打造数字化项目开发、项目运营、项目服务等流程,从根本上提升工作效率。例如,搭建专门的社区平台,对社区进行线上管理,促使生活服务内容更精准、更个性;也可应用大数据技术,深层次探索市场所需,短时间锁定项目,以此为基础制定产品优化设计方案,实施个性化营销举措。第三,也不能忽视人才培养、人才引入。为推进房地产企业发展,人才选拔不仅要注重其在绿色建筑、数字技术方面的能力,更要关注其运营管理知识,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真正发挥人才优势推动企业进步。 2.5 完善政策调控体系,稳定市场预期 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应进一步完善政策调控体系,促使政策调控更加精准,构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机制。首先,秉持“房住不炒”原则,确保政策调控的稳定性,预防政策大起大落,才能全面维持市场预期。同时也要深入分析房地产市场情况,及时掌握市场变化,结合市场变化动态调整政策,让市场处于平稳运行状态。其次,优化区域调控政策,结合各地区市场的实际情况,全面落实针对性的调控政策,从本质上解决一刀切现象。例如,对人口流入大、住房需求多的区域,可适当放宽调控政策,持续增加住房供给;对人口流出大、库存压力大区域,可加强调控力度,加快库存去化[6]。最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等的投入,从源头上为青年群体、新市民解决住房难题,增强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同时也不能忽视政策引导工作,第一时间详细解读房地产调控政策,引导市场主体建立正确预期,进行理性投资;动态监管房地产市场,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行为,长期维护市场的公平性。 2.6 加强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双碳”目标下,房地产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已成为一个必然趋势,更是实现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第一,要加大推广力度,持续健全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引导更多房地产企业投身于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等,在保证建筑节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环保性能;加强对绿色建筑的监管、认证,必须从源头保证建筑的质量。第二,推动建筑工业化、装配式发展,从源头上减少建筑施工过程中的能耗与污染,不仅提升施工效率,更保证施工质量;尤其在装配式建筑中,要积极主动研发新技术、新材料,持续健全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促使装配式建筑真正迈向规模化发展新阶段。第三,加强建筑节能改造,进一步提升建筑节能水平,减少建筑能耗;持续加大对建筑节能改造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力度,呼吁社会资本主动投身建筑节能改造。同时也要全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低碳渗透在项目建设全过程,严格管控建筑材料、施工工艺,促使人和自然协同进步。 3 结语 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房地产行业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供需结构失衡、融资渠道单一、运营模式粗放等问题,结合行业发展实际,从供给结构优化、融资模式创新、运营模式转变、转型动能培育等维度,提出契合行业转型的发展创新路径,旨在破解房地产业发展瓶颈,助力行业充分发挥保障民生、稳定宏观经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虽覆盖行业核心问题与创新方向,但受研究范围和数据限制,对不同区域房地产业差异化创新路径、中小房企转型实操策略的探讨仍有待深入。未来,更要聚焦区域差异、企业分层,结合具体实例进行深入研究,探索更有针对性的创新方案,同时聚焦“双碳”目标、数字化转型,着重关注绿色技术、数字技术和房地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断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焦方义,王玉.财务报表分析视角下的房地产企业发展问题研究:以万科集团为例[J].活力,2024,42(04):16-18. [2]闫立东.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推动房地产业发展开创新局面[J].新西部,2022(11):44-45. [3]黄熙雯.房地产经济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评《房地产与城市发展:问题及对策》[J].现代城市研究,2022(10):134. [4]范云翠,苗金叶.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转型探索与研究[J].上海房地,2024(10):48-56. [5]钟庭军,马宇佳.创新思维方式,持续推进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研究关于方法论的探讨[J].上海房地,2024(09):2-5. [6]李妍,郭祖军,夏震.国际三大湾区房地产业发展经验及对我国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启示[J].中国房地产金融,2024(03):16-25. 中信金资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济师 秦晋 当前,文化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正经历从“文化打卡”到“情绪居栖”的价值跃迁,文化产品中的情绪价值供给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常德依托桃花源的隐逸治愈、非遗的古今共鸣、河街的市井温情三类情绪禀赋,以情绪价值供给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初见成效,但存在情绪场景同质化、科技赋能深度不够、全域情绪链路未形成三大短板。为此,需通过打造分层化情绪IP、以科技升级交互体验、构建全域情绪文旅体系、培育年轻化情绪载体等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实现从“流量”到“留量”的转型,为区域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列为核心目标,明确提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1]的战略任务,为文化产业发展锚定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核心导向。湖南省“十五五”规划建议聚焦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的“双融合”命题,强调以新业态激活文化消费、以科技赋能文化体验,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地处沅澧腹地的常德,坐拥桃花源、城头山、常德丝弦等独特文化资源,“十四五”期间已实现文旅产业的重要突破——仅常德河街在2024年3月到2025年9月便已接待游客1680万人次,实现营收10.02亿元,非遗文创销售额突破2亿元[2],初步构建起“非遗+科技+文旅”业态。在“十五五”规划的宏观指引下,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情绪价值,推动文化产业从“流量打卡”向“情感留存”转型,成为常德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 基于深层关注的情绪价值与文化产业的耦合逻辑 情绪价值是指文化产品或服务为受众提供的精神慰藉、情感共鸣、身份认同等非功能性价值[3],其内核与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高度契合。从产业逻辑看,情绪价值与文化产业的耦合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精神文化需求的精准适配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层次和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已不再仅满足于“有没有”的初级阶段,而是转向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内涵及情感共鸣的更高要求,即追求“好不好”“能不能打动人心”“能否引发深层次的情感共振”。国家在相关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不仅着眼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服务覆盖面的扩大,更包含对公共文化服务情感价值与精神满足能力的重视,强调必须增强文化供给的情绪感染力与价值认同感,进而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文化发展。 产业升级的关键驱动要素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4]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正积极探索“文化+科技”发展模式,湖南省“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文旅+科技”的深度融合,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转向为情绪价值的具象化和商业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与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深度应用数字孪生、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手段,许多原本抽象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体验得以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可体验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这种技术创新不仅丰富了文化表达的形式和维度,更推动了文旅项目从传统的“文化展示”阶段升级为更具沉浸感、参与感和共鸣感的“情绪交互”阶段。这一转变不仅显著增强了用户的体验质量和情感联结,也为文旅产业创造了新的价值增长点和差异化竞争优势。 文化传承的创新性发展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活化,关键在于通过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建立跨越代际的联结纽带。以常德河街的文化实践为例,高达60%的年轻观众愿意为非遗展演付费,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市场潜力,更揭示了情感共鸣产生的情绪价值在文化传播中的核心作用。这种能够触动心灵、引发共鸣的情感体验,打破了传统文化与年轻受众之间的隔阂,成为推动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桥梁,充分印证了情绪价值是传统文化实现“破圈”传播与代际传承的核心纽带。 常德文化产业的情绪价值禀赋 常德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十四五”期间的产业发展成效,已形成独特的情绪价值供给体系,其禀赋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隐逸治愈的桃源情绪 “桃花源”作为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意象符号,象征着“隐逸”“闲适”的生活理想与精神追求,其背后承载着深厚的治愈型情绪基因与审美价值。近年来,桃花源景区积极推动文旅融合与体验升级,初步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沉浸式田园生活体验场景”。游客不仅可以亲身参与传统农耕、手工擂茶制作等富有乡土气息的活动,还能在自然山水中感受慢节奏生活带来的精神松弛与心灵抚慰。这种以文化体验为核心的情绪价值供给,正契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倡导的“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的战略导向。桃花源因此成为联结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心理需求的重要文化载体,为缓解快节奏社会中的焦虑情绪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心灵栖息地。 古今共鸣的非遗情绪 常德丝弦以其细腻婉转的唱腔悠扬回响,澧水船工号子以其雄浑厚重的韵律激荡人心,桃源刺绣则以一针一线传递着独特的手工温度,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沅澧流域深厚且绵长的集体记忆。在焕发新生的常德河街,已有超50家非遗传承团队及工作室入驻,并累计开展了超1.2万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常态化非遗展演与体验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新兴文化空间“桥洞Livehouse”通过大胆创新,将经典的常德丝弦与现代民谣、爵士乐进行跨界融合演绎,成功拓展了传统艺术的表达边界,使其与当代年轻群体的审美趣味和情感需求实现同频共振。此外,大型行进式实景演出《常德往事》运用先进的3D全息纱幕技术,将延续千年的历史文脉转化为观众可感可知、可共情的光影叙事。2025年5月,该演出正式推出并获得热烈反响,每逢节假日更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有力印证了非遗蕴含的情感价值与体验魅力在市场中的巨大潜力。 市井温情的河街情绪 常德河街通过精细化改造与创新性运营,对传统仿古街区中的“边角料”空间进行创意活化,将原本闲置、低效使用的桥下空间与街角区域成功打造为“桥洞Livehouse”、非遗文化集市等具有复合功能的体验场景。这一举措不仅丰富了街区的空间形态,更使其逐步转型为能够满足市民与游客多样化情绪需求的“城市情绪客厅”。 游客在此不仅能沉浸于地道钵子宴的热闹氛围与市井烟火气,也能亲身参与非遗手工艺的现场制作,体验从观察到动手的“共创感”。这种提供情感参与和深度体验的旅游模式,既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长,也提升了游客满意度。相关数据显示,该区域的二次消费占比从原来的19%上升至38%,有效实现了由“打卡流量”到“情感留量”的转化。 常德河街的实践,不仅激活了城市存量空间的价值,更契合当前全域旅游发展中“注重体验质量、丰富旅途感受”的核心要求,为传统文旅街区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创新路径。 常德文化产业情绪价值供给的短板 尽管常德已取得初步成效,但对照国家和湖南省“十五五”规划的高标准,其情绪价值供给仍存在三方面短板。情绪场景同质化导致精准供给不足 当前,常德文旅项目的情绪体验设计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怀旧”“治愈”等传统维度,难以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多元化需求。例如,城头山遗址等核心文化资源仍依赖传统展览方式,既缺乏对亲子家庭“考古探索情绪”的挖掘,也未充分激发青年群体对“历史解谜情绪”的兴趣。这种供给模式较为同质化,与国家规划中提出的“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要求存在明显差距,未能实现精准分层和个性化体验的有效落地,限制了文旅项目的情感共鸣与可持续发展潜力。 科技赋能深度不够导致情绪交互体验薄弱 湖南省在“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手段,创新文化内容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致力于打造更加生动、立体、富有感染力的“数字空间里的湖南”[5]。这一要求旨在通过技术赋能,推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体验升级,增强省域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常德现有建设水平无法适配发展需求。当前,仅有少数项目应用了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实现了部分文化场景的沉浸式再现,而市内多数景区和文化场所尚未将数字技术与游客的情绪体验进行深度融合,未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文化感知与情感共鸣的助推作用。整体来看,常德在数字化文化建设和体验创新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全域情绪链路未形成导致协同效应不足 虽然“河街—桃花源—柳叶湖”旅游走廊的整体规划已初步成形,各景点在空间布局上实现了初步连接,但在情绪价值的联动与整合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具体而言,河街体现的市井生活情绪、桃花源营造的宁静治愈氛围以及城头山承载的厚重历史情感,尚未在游客体验中形成有机闭环和深层情感共鸣。这种割裂状态导致游客难以获得连贯且丰富的“一站式”情绪体验,无法真正沉浸于从喧嚣到宁静、从现代到历史的完整情感旅程中。因此,当前旅游走廊的发展状况与“串珠成链的全域旅游”这一理想目标之间仍存在较大的现实落差,亟须通过加强各景点情绪内涵的衔接与互动,进一步拓展整体旅游体验的深度与广度。 常德文化产业情绪价值提升路径 以国家和湖南省“十五五”规划为遵循,常德需从“场景创新、科技赋能、全域联动”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情绪价值供给体系。 锚定“文化创新”目标,打造分层化情绪IP 紧扣“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政策导向与时代需求,文旅项目应深入挖掘不同游客群体的情绪价值与体验期待,以更加精准和创新的方式设计产品内容。针对都市白领群体,可以在现有桃花源“疗愈文旅”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体验维度,如增设森林冥想课程、自然音疗体验区及田园疗愈工坊等,通过自然环境与心理疏导结合的沉浸式体验,强化精神慰藉与情感疗愈功能,使白领群体在休闲中获得深层次的心理满足。面向青少年群体,可以凭借城头山文化遗址的资源优势,开发更具互动性和教育意义的“考古研学情绪场景”,通过高度还原的模拟考古挖掘、陶器修复实践、古物鉴定工作坊等环节,激发青少年对历史文化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帮助他们在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中增强成就感和自我认同,实现寓教于乐、情感共鸣的双重目标。对于家庭客群,可以打造河街“亲子非遗共创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核心,设计传统手工艺制作、地方戏曲体验、民俗节庆参与等亲子共同完成的活动,既能增强代际之间的情感互动,也能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与传承。 落实“双融合”要求,以科技升级情绪交互体验 践行“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积极携手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系统构建数字赋能的文化体验新模式。在核心景点植入数字情绪载体,为游客创造更具沉浸感和情感共鸣的互动体验。例如,为城头山遗址打造“数字孪生考古现场”,利用VR技术让游客“亲历”史前文明的发掘过程,感受历史的厚重与真实;为桃花源景区开发“元宇宙桃源秘境”,打通线上与线下场景,实现虚拟体验与现实游览的情绪联动,让游客随时随地都能沉浸于理想中的桃源胜境;为常德丝弦艺术建设“数字传习馆”,借助AI技术使游客能够参与创作并定制个性化丝弦唱段,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让传统艺术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机,真正实现文化与科技的同频共振。 构建全域情绪文旅体系,实现价值协同 按照“串珠成链”的全域旅游发展思路,将区域内各具特色的景点通过情绪价值主线有机串联,深入挖掘并整合其情感体验内核,精心打造三条主题鲜明、体验丰富的精品情绪旅游线路:“桃源治愈之旅”融合桃花源的宁静悠远与柳叶湖的清新自然,为游客提供放松身心、回归自然的疗愈体验;“非遗共鸣之旅”以河街的历史风情、鸳鸯走马楼的建筑艺术和桃源刺绣的手工技艺为核心,让游客在传统文化中感受匠心和历史的共鸣;“历史探索之旅”通过城头山文化遗址的厚重与博物馆的丰富馆藏,带领游客深入历史长河探索文明演变。同时,依托智能数字平台推出“情绪体验预约”功能,使游客能够根据自身即时的情感状态与需求自主定制个性化行程。最终形成以情绪体验为核心吸引点,带动区域旅游资源形成协同发展、互促共进的“一点引爆、全域联动”新型情绪文旅发展格局。 培育年轻化情绪载体,强化代际情感传递 延续常德河街“非遗+潮流”的实践,不断扩大“桥洞Livehouse”等新型文化空间的覆盖范围与影响力,积极推动常德丝弦等传统音乐形式与说唱、摇滚等现代音乐风格跨界融合,通过多元艺术形态的碰撞激发非遗的当代活力。同时,着力开发更具情感共鸣的非遗文创产品,如将麻质画艺术与解压手办创意结合,打造兼具审美与实用性的文化消费品;推动桃源刺绣与国潮服饰深度融合,以设计创新赋予传统技艺新的时尚表达。借助上述举措,使传统文化成为连接年轻群体的“情感社交货币”,在满足新一代消费者情绪价值需求的同时,实现文化传承与当代消费理念的有机统一。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湖南省“双融合”战略的双重指引下,情绪价值供给已成为常德文化产业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核心抓手。常德坐拥桃花源的治愈基因、非遗的共鸣纽带、河街的市井温情等独特禀赋,需通过分层化IP打造、科技化体验升级、全域化链路构建,实现从“文化打卡地”到“情绪栖居地”的价值跃迁,既为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样本,也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贡献常德方案。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001). [2]高慧.非遗照古今河街正焕新[N].中国旅游报,2025-11-18(001). [3]王林生,金元浦.情绪价值:文旅IP“出圈”的底层逻辑与趋势[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39(01):98-109. [4]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J].求是,2025(08):4-8. [5]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制定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湖南日报,2025-12-13(001). 中共常德市鼎城区委党校 胡秀明;湖南文理学院 黄向阳 | 区域经济 借鉴“义乌发展经验” 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郡县治,天下安。义乌地处浙中内陆,历经改革开放40余年奋斗,从昔日贫瘠落后的农业小县,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并于2006年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福建要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为契机,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积极贡献。 一、“义乌发展经验”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义乌发展经验”既是对义乌商贸从孕育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对深化改革开放、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邃思考,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理论滋养和实践示范。20年来,义乌在守正创新中持续探索具有县域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实现从地方市场到链接全球的格局之变、从单一市场转向产业集群的路径之变、从传统商贸转向数字贸易的动力之变、从松绑放权改革到系统集成改革的治理之变,在各个领域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做法,不断赋予“义乌发展经验”全新内涵与时代特征。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义乌进出口额达8365亿元,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从坚持“兴商建市”到建设“世界超市”的蝶变,生动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命力。义乌具有“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这是一种以小商品流通为核心、以物易物与低额货币交易并存的小商品经济,塑造了义乌初级商品流通网络。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率先突破计划经济思维,放开商贸经营权。40多年来,义乌聚焦社会再生产中的交换环节,确立贸易的先导地位和引擎作用,从专业市场起步,采取大规模集中交易的坐商式市场制度安排,形成以贸兴市的持久发展动能。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历经多次迭代发展,汇聚26个大类、210万种单品,通过营造良好的市场空间、制度和规则,不断增强价格发现功能,有力提升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义乌商贸的繁荣兴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完善的生动缩影,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生机和充沛活力。 从促进产业联动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蝶变,充分体现了产业主导区域经济迭代进阶的发展规律。义乌早期有“市”无“产”,随着交换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小商品生产也随之发展。针对小商品具有的需求普遍性、更新高频性和供给高弹性等特性,义乌以小商品流通为载体,坚持“前店后厂”,将市场需求反向传导至生产制造环节,形成专业化、精细化、集群化供给能力。同时,义乌发挥市场先发优势,通过实施新型“贸工联动”战略完善工业体系,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形成商贸引领、产业支撑、全链协同的发展格局。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经济强。只有坚定不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不断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才能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从注重城乡统筹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蝶变,全面展现了发展成果普惠共享、迈向共同富裕的鲜明优势。多年来,义乌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以“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统筹乡村产业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和集体经济发展,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2025年实现行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村村破百万”,截至2025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居全国县(市、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76。工农城乡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问题,义乌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全域统筹城乡功能布局和要素流动的实践探索,为促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生动注脚。 从推进和谐发展到建设平安义乌美丽义乌的蝶变,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近年来,针对外来人口和境外人员多、社会结构多元复杂的特点,义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实现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相融。比如,打造国际社区,健全涉外服务与管理机制,建立外事专管员和外事联络员制度,3.8万名外籍人士在义乌扎根,外资经营主体突破1万家。面对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新风险,义乌把握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引导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为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增强经济社会韧性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丰厚文化底蕴到建设文化强市的蝶变,有力印证了文化滋养区域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作为浙中母县、八婺肇基,义乌形成了以“崇文、尚武、善贾”为特色的地方文化魅力,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拨浪鼓文化”和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特质。义乌实施新时代文化义乌工程,培育具有时代内涵、义乌特点和现代市场经济特质的商贸文化,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在对外开放交流中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赋予优秀地域文化现代力量。在义乌发展过程中,文化基因与经济发展深度交融、相互赋能,发挥着精神引领的重要作用,为县域经济积蓄持久发展动能。 福建省晋江市长期以来坚守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经营主体超35万户、民营企业超12万家,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图为2026年4月14日拍摄的晋江市全景图。 福建省委宣传部供图 陈起拓/摄 从力求党政有为到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蝶变,清晰昭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应有之义。义乌牢固树立“抓市场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在规划层面坚持“兴商建市”不动摇,在改革层面为市场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在服务层面推进基础设施更新、完善市场治理、强化公共服务,让市场力量成为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角,把市场办成“义乌的市场”而不是“义乌政府的市场”,确立起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先发优势。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始终坚持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功能,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是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深层逻辑。 二、贯通把握“义乌发展经验”精髓要义,持续深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我国县域资源禀赋差异显著,这既是县域谋求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差异化竞争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六年七下晋江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明确指出“安溪县发展县域经济所走的特色道路有一定典型意义”,针对柘荣县发展工业的经验提出“柘荣现象”,指导各地探索有效发展路径,引领福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各美其美、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与“义乌发展经验”贯通互鉴,发展理念同源、发展逻辑相通、发展规律一致,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坚持小地方、大作为,在发展定位上做到融入大局、服务全局。县域经济不是孤立封闭的“孤岛经济”,而是构建国家发展战略体系、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初期响应国家搞活经济方针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市场繁荣支撑国家流通体系建设,再到新世纪以开放探索助力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实施、新时代以数字化转型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义乌始终在国家战略中找准定位、赢得机遇,进而实现发展的跃升。晋江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实现从落后贫困县到“全国十强县(市)”的历史跨越。安溪念好“山海经”、开拓“经济圈”、深耕“侨台缘”,在跨区域开放合作中成为中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柘荣锚定建设“闽东药城”、“中国慢城”定位,形成“中国太子参之乡”、“中国高山白茶之乡”等“国字号”名片。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跳出地域本位思维,找准自身比较优势和功能定位,在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扛牢职责使命,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福建省安溪县统筹推动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发展,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茶制作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安溪铁观音品牌价值达1446.05亿元。图为2026年4月10日拍摄的安溪县龙涓镇高山茶园采茶景象。 福建省安溪县委宣传部供图 陈达水/摄 坚持小特色、大产业,在发展路径上做到因地制宜、实业夯基。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一方特色育一方产业。县域比较优势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依托,而比较优势要靠特色二字来体现,才有可能转化为经济优势。义乌打破“资源禀赋决定发展上限”的固有认知,聚焦商品贸易这一主攻方向,发挥“万商云集、货通四海”独特优势,构建联通世界的贸易网络,一步一个脚印夯实产业基础、完善发展体系。晋江心无旁骛做实业,专注于一双鞋、一件衣服、一片纸、一颗糖,形成四个超400亿元、一个超4000亿元产业集群。安溪做亮特色经济,推动茶产业成为“一茶到百茶、一叶兴百业”的富民产业。柘荣培育以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快从穷乡僻壤到养生福地的转变。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打好特色牌,走好差异路,唯此才能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 坚持小切口、大文章,在发展动力上做到市场主导、改革创新。义乌发展的奇迹,是改革创新的奇迹。20世纪90年代中期,义乌创新市场管理机制,实行管办分离,进行交易区的“划行归市”,形成具有义乌特色的小商品市场管理体制。作为全国首个县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义乌大胆打破传统的一般贸易规则,首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建立一套适应小商品出口特征的新型贸易制度体系。40多年来,义乌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截至2025年底先后承担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不少重大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晋江、安溪、柘荣等地敢为人先、爱拼会赢,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培育市场组织,不断壮大各类企业主体,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形成了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持续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发展障碍,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坚持小企业、大集群,在发展主体上做到优化环境、抱团发展。经营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命脉,好的营商环境是滋养经营主体成长的阳光雨露。义乌构建完善的市场配套服务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力吸引全球采购商、经营户和创业者。义乌的超百万经营主体被誉为“蚂蚁雄兵”,汇聚成推动商贸繁荣的磅礴力量。晋江、安溪、柘荣等地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中之重,全周期培育经营主体,打造近悦远来的营商沃土。截至2025年底,晋江经营主体达35.56万户,总量连续多年居福建县域首位。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全面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让民营企业敢闯敢干、安心经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坚持小半径、大世界,在发展空间上做到开放胸襟、内引外联。纵观义乌、晋江、安溪等县域经济强县,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外经济发达。义乌是浙江的义乌,更是中国的义乌、世界的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的定价中心、集散中心、信息中心,义乌聚力物畅其流、货通天下、数通全球,加快形成海陆空一体、铁邮网融合、义新欧外联、义甬舟内联的综合物流枢纽发展体系,高标准建设义乌综合保税区,打造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等专业国际性展会平台,实施区域特色产业品牌国际化布局,健全跨境贸易合规治理数字化体系,不断拓展“买全球、卖全球”时空边界。晋江、安溪、柘荣等地在生产要素配置上善于借助外力、激活内力、增强实力,提高开放水平,在融入区域开放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中实现发展。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突破县域经济界限,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通过优化开放布局引入竞争压力、形成发展助力、注入外部活力。 三、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着力推动福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义乌发展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孕育形成,也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丰富发展。与时俱进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关键是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发挥福建特色优势,立足县域主体功能定位,统筹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济整体实力。 把握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是县域发展的命脉和根本,是构成县域综合实力的基础和支撑。新征程上,要坚持强基固本,聚力打造“555X”产业集群,优化县域产业发展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做优存量,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纵深推进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网联”,统筹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规模化应用、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等,培育推广一批数智化转型服务商和优质解决方案,推动传统产业“老树”抽出“新枝”。着力做大增量,把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作为重要抓手,聚焦新兴产业细分赛道,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和引进牵引力强的龙头企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打造更多县域工业名品。着力做实变量,建立未来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精准培育、快速应用机制,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未来赛道。 把握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新征程上,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围绕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深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专项工作协调机制,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做好代际传承,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整体性优化、系统性提升。围绕完善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深入实施高效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一件事”,坚决整治“内卷式”竞争,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找准坐标、抢占先机。围绕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政务服务模式创新,推进新时代机关效能建设,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发挥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民营企业、涉企部门常态交流等机制作用,打造“马上就办”涉企服务特色品牌,把县域营商环境建设得更好。 把握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关系,有效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改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新征程上,要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坚定不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不断开创县域改革开放新局面。聚力增强内生动力。做实“一市一试点、一县一特色”专项改革,深化强县扩权改革,巩固深化人口小县机构改革成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新型要素配置方式,优化新业态新领域要素保障。聚力拓展开放空间。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强化贸产联动,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拓展外贸外资增长新空间。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坚持以侨引侨、以侨引外、以侨引商,持续做好凝侨心、引侨资、汇侨智、聚侨力工作,促进更多高端要素、全球资本、优质项目汇聚福建。 把握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积极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空间地域载体,城市与乡村是血脉相融、地域相连的有机整体。新征程上,要锚定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深刻把握山与海、城与乡的关系,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以空间融合塑造共同富裕格局。强化福州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牵引作用,提升沿海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化中心镇、集镇和特色小镇建设。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完善市县两级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要素融合激发共同富裕动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加大对乡村振兴的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建立健全城乡资金流动机制和技术信息共享平台。打破城乡人才流动壁垒,促进人才双向流动。 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 生态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要求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2025年6月,生态环境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全面推进生态文化融入生产生活”,为全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路径指引。 粤港澳大湾区是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重要承载区,生态文化协同具备扎实的政策基础与天然现实条件。岭南水乡、滨海山林孕育的生态文化,正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岭南大地的生动体现,也决定了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协同并进,是湾区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内在支撑。但当前湾区生态文化建设仍面临制度规则衔接不畅、跨境生态保护协同不足、生态文化传承不充分三重现实瓶颈,制约了湾区生态文化整体效能的释放。对此,需构建“政策引领、生态筑基、文化赋能”的协同体系,三者联动互补,使生态文化成为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 政策机制协同,筑牢发展根基 政策机制协同是打通跨境生态与文化协同堵点的制度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沿江省市要坚持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发展共享,增强区域交通互联性、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稳步推进生态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一区域协同理念同样适用于大湾区,为湾区机制协同提供科学指引。当前三地缺少常态化统筹机制,需围绕生态共保、文化融合,从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试点平台三方面完善制度体系,实现协同治理常态化、规范化。 一是“建机制、促协同”,搭建跨域统筹治理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法域”,三地在生态管控标准、行政执法权限、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建立跨域统筹机制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前提。对此,国家和地方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撑: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分别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岭南文化传承作出部署,为生态文化跨域协同建设提供了政策空间与实践基础;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态环境部《关于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支持粤港澳三地深化生态环境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二是“统标准、促融合”,建立互通共享规范,补齐监测、修复、评价标准互不兼容短板。对照《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相关部署,分两大维度统一规范:生态层面统一环境监测、生态修复技术标准,实现珠三角与港澳污染物监测数据实时互通;文化层面由三地文旅、文物部门联合出台文物修复、岭南非遗活态传承指引,建立统一湾区生态文化资源名录,形成覆盖生态管护、文化传承的通用评价标尺,支撑各类资源跨域共建与价值转化。 三是“抓试点、树标杆”,依托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合作平台分层先行先试,破解全域机制协同落地难。遵循美丽中国先行区试点建设思路,结合三大平台差异化定位开展分类探索。试点形成的成熟经验可反向优化全域协同机制与标准,为全域深化生态共保、文化融合提供可借鉴实践样本。 生态保护协同,厚植物质基础 生态保护协同是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空间载体与物质根基,也是政策机制协同落地的实践载体,为岭南生态文化传承提供实体场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这一系统思维,为破解行政分割带来生态空间碎片化、跨境治理联动不足等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立足湾区山水相连的自然禀赋,可从跨境生态廊道、跨区域联防联控两大方向发力,打通空间壁垒、提升共治效能,夯实生态文化存续的绿色基底。 一方面,聚焦跨境生态廊道共建,打通生态空间壁垒。跨境生态廊道既是区域生态安全骨架,也是承载水乡、山林、滨海民俗的文化空间。立足广东“三屏五江多廊道”生态安全格局,统一三地廊道管护权责与作业标准,同步开展植被修复、水鸟栖息地提质工程,推动廊道由单纯物理连通转向生态功能与人文价值融合。连片贯通的廊道体系能够整合古树群落、水乡渔耕等本土生态文化资源,为岭南非遗研学、跨域文化共建提供完整空间支撑。 另一方面,深化跨区域生态联防联控,提升全域治理效能。推动湾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部署,搭建统一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平台,明晰三地应急权责,实现污染预警、处置同步联动。重点整治东江、珠江口陆源污水与海上垃圾,同时深化深圳福田红树林与香港米埔湿地协同保育机制,常态化巡查中华穿山甲等珍稀物种栖息地,筑牢生物多样性屏障。 文化传承协同,激活精神内核 生态文化的灵魂在传承,跨域文化传承协同是激活湾区生态文化价值的重要动力。它既是政策机制协同与生态保护协同建设成果的重要价值体现,也为凝聚湾区生态共识、厚植人文湾区底色提供精神支撑。受三地文化管理、资源认定、传播环境差异影响,岭南生态文化存在资源分散、品牌割裂、公众参与渠道不足的问题。依托丰厚的岭南文脉,可沿着“内核挖掘—标识塑造—共识凝聚”的推进路径,通过活化传承深挖文化内核、品牌共建塑造识别标识、大众实践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生态文化跨域融合传播。 深化生态文化跨域传承,以文化赋能生态保护。立足红树林、古树、自然保护地建设等生态实践深挖本土传统生态智慧。联合划定古树名木跨域保护名录,对广深港澳百年古榕、珠三角水乡古树群等特色生态文化载体实施联合管护,挖掘宗族护林传统、村落生态记忆等文化内涵,通过专题展陈、线上传播推动古树文化跨域共享;挖掘红树林承载的滨海渔耕习俗与湿地生态智慧,打造红树林科普文化载体;推动西樵山、鼎湖山等湾区自然保护地与港澳郊野公园、生态保护区联动,共筑生态文化研学线路,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融合互促。 强化全民生态文化参与,凝聚共建共享强大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把珍惜生态、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从政府、社会、学校、企业多个主体协同发力,拓宽生态文化共建共享路径。推进湾区生态志愿服务跨域对接,探索志愿者跨区域身份认证、服务时长互认机制,组建红树林保护、中华白海豚守护等特色跨域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生态文化志愿活动。搭建湾区生态文化交流线上载体,开通建言献策、文化作品征集功能,鼓励三地群众广泛参与。推动粤港澳高校开设生态文化特色课程,引导企业开展跨域绿色公益行动。 生态兴则湾区兴,文化盛则湾区盛,跨域协同是大湾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生态文化高地的重要路径。政策、生态与文化三者互为支撑、有机联动,共同构建起岭南生态文化融入湾区建设的实践框架。持续推进三地机制对接、生态提质、文脉活化,能传承岭南千年生态文脉、凝聚全域生态共识、打造生态人文共生的湾区样板,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持久的岭南生态文化动力。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蓝强;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黄丽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关键在于构建“为人民、人民建、人民治、人民评”一体贯通的实践机制,让城市更新成为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 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更新的价值旨归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城市更新的根本问题。西方城市现代化进程以资本增值为中心,城市沦为资本逐利的场域。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构建奠定了价值立场,既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又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现实利益诉求,构成人民城市理念话语构建的逻辑前提。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党在城市工作中始终明确“人民属性”的话语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党中央先后两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等话语都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当代中国城市治理中的创造性运用。 “人民城市为人民”不是抽象理念,而是贯穿城市更新全过程的价值准则,即更新什么、怎么更新、更新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以是否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标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现代化人民城市追求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发展目标,而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老化、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等民生短板。要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聚焦改造过程中暴露出的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加装电梯、补齐养老托育设施、改善人居环境等举措,让城市有发展高度,更有民生温度。由此,推动城市更新重心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把“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准则落到实处。 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更新的主体依托 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物质生活为基础,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理念延伸至城市发展领域,即城市空间并非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客体,而是现实的人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推进城市更新,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而不是把群众当作被动的接受者和旁观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等体现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治理强调民众是家国存续的根本,主张君主治国必须重民、安民、富民、教民。人民城市理念吸收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精华,延续“民安则城稳、民心定则城兴”这一底层逻辑;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过程中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协商”等,实现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城市更新不再是政府单向下达工程任务,也不是资本主导的空间改造,而是动员居民共同参与空间方案研讨、需求征集、资金协商、施工监督、后期运维的共建过程。在北京城市更新实践中,从钟鼓楼周边环境整治到劲松街道老旧小区改造,群众从“要我改”变为“我要改”,正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生动体现。 人民城市人民治——城市更新的力量源泉 人民城市建设的活力之源,关键在于践行人民城市人民治。城市更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政府“独唱”难以奏效,必须奏响多元共治“大合唱”。西方国家城市治理长期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虽倡导多元共治、社区自治,但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表象下,治理实践容易陷入“有参与无共识、有形式无实效”的现实困境。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将人民意志贯穿城市治理全周期。 我国人民城市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立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架构。党委领导即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统筹协调多元主体,规避西方多元主体分散、资本无序扩张的弊端。政府承担城市治理主体责任,履行公共服务、规划建设、行政管理职能。社会协同是通过搭建多层次协商平台,推动各方主体沟通对话,为形成统一公共意志提供机制载体。公众参与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实践,让人民群众实质性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监督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海在“十五五”规划编制中,征集群众意见,将养老、育儿、旧改等民生诉求全面纳入规划。北京探索形成的“小院议事厅”“老街坊议事会”等基层协商机制,以及“责任规划师”制度,正是人民城市人民治在城市更新领域的鲜活实践。 人民城市人民评——城市更新的检验标尺 城市更新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人民群众的评价并非是对城市更新的简单打分,而是城市发展的指挥棒与试金石。人民城市评价体系在传统城市评价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人民评价”,将“人民评价”嵌入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流程,建立“评价—研判—整改—再评价”的城市更新闭环优化机制。 决策之前问需于民。在方案酝酿阶段,通过听证会、社区议事、规划公示、民意征集等渠道征集群众需求,聚焦公共服务、空间环境、基层治理中的现实短板,确定城市更新目标导向。决策之中问计于民。在项目实施阶段,面向市民征集实施思路、优化方案,吸纳群众本土实践智慧,减少执行偏差,增强政策与建设方案的可行性。决策之后问效于民。项目建成后开展效果评估,依托群众满意度评判建设成效,将评价结果运用于下一轮规划立项、绩效考核,推进系统循环优化。北京“接诉即办”机制将市民诉求作为城市治理的“哨声源”,以“每月一题”推动城市更新中的共性问题系统解决,正是人民评价的制度化体现。 城市更新是一场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次人民立场的全面检验。北京作为首都,城市更新肩负着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的重大使命。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主体地位贯穿城市更新全过程,以“留改拆并举、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为路径,统筹历史文化保护与民生改善,统筹存量提质与功能提升,让老城焕发新活力、让居民过上好日子。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只要我们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接受人民评判检验,就一定能以高质量城市更新托起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奋力谱写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北京篇章。 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守连;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房可盈 编者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自2022年成立以来,积极发挥学院多学科、跨领域等学术优势,基于“中国深度、全球广度”战略定位,汇聚海内外社会保障学界权威专家、国际高端智库机构等各方研究力量,搭建社会保障研究学术网络和交流平台。研究院聚焦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融两个领域,深入学术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持续提升中国社会保障研究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学术影响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平台和高端智库。本期专版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数智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5&ZD099)为依托,围绕如何推动数智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三篇文章,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思路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时提出“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智化建设”。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驱动,对健康服务、治理、产业体系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数智健康产业作为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的新兴领域,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持续健康检测等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数智健康产业的场景培育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的关键一环,既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是国家重要战略部署。而上海拥有丰富的临床医疗资源、密集的医学科研平台和活跃的人工智能企业,已在培育数智健康产业场景领域先行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场景培育的三重战略功能 数智健康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数据赋能、算法驱动、智能交互,与传统产能扩张路径不同,其成长路径是“场景验证—技术迭代—产品成熟—规模推广”。场景贯穿产业发展全链条,呈现出三重功能:技术验证的试验场、市场对接的连接器、制度试验的先行区。 数智技术与健康产业深度融合的场景是技术验证的试验场。医学影像辅助诊断、临床智能决策、慢病智能管理、脑机接口等关键技术,只有在真实临床场景中反复验证,才能实现从实验室到诊室的跨越。场景验证推动技术从“能做”到“好用”、从单一工具到智能体的系统跃升。上海在全国率先建成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以中山医院为主体,搭建集算力基础、语料知识库、医疗大模型与智能体、临床多场景验证与评测为一体的中试验证平台。肝胆肿瘤智能体在这一平台历经反复迭代验证,已推广至122家医疗机构,服务患者超百万人次;胸部影像“一扫多查”智能体累计处理病例超过250万例次。瑞金医院自主研发的健康管理平台“瑞宝健康”依托复星大健康产业背景,将互联网智能硬件与健康管理模式完美整合,通过RuiWatch智能手表将患者的在院信息等静态数据,与日常健康信息动态数据结合,逐步从在院患者到日常居民,将医疗健康服务重心前置,并借助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力量,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疾病预测和健康干预方案。 数智技术与健康产业深度融合的场景是市场对接的连接器。数智健康面对医疗机构、患者、医保、企业、保险等多元主体,供需关系复杂、交易链条长。以场景需求牵引供给,将群众关切转化为可操作的应用任务。中试基地从200余款医学人工智能应用中遴选出51项优质成果开展中试推广,发布9款医疗智能应用,覆盖临床诊疗、器械研发、人工智能制药、脑机接口等领域,为中小科技企业进入医疗市场提供了准入通道。 数智技术与健康产业深度融合的场景是制度试验的先行区。数智健康横跨医疗、医保、医药、数据、人工智能多个治理领域,准入标准、定价机制、数据安全、责任认定等制度供给尚不完善。场景天然具有制度试验功能,能够在特定情境下检验管理规则和监管体系。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打造全球领先的中文医疗大模型测评平台MedBench4.0,建立权威统一的行业测评标准,正是以场景为制度试验场、推动监管规则迭代完善的先行探索。 数智技术与健康产业深度融合的场景培育不止于单一技术产品的应用推广,更会对产业生态产生系统性重构效应。上海以中试平台为场景汇聚节点,已与4个区、8家科研院所、28家医院、20家领军企业完成生态签约,形成政产学研用协同合力。2025年,全市规上人工智能企业营收达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当场景成为要素汇聚的节点,数据、算法、算力、知识便能实现更高效的配置,治理框架也随之从事后监管转向过程嵌入。 二、推进场景培育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场景培育驱动数智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政策执行和技术部署,而是涉及多方利益的系统性探索,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场景开放与安全可控的关系。数智健康涉及生命安全和数据安全,场景开放必须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上海构建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根据服务对象、产品用途、风险等级制定评估标准;建立大模型评测验证体系,从质量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开展穿透式监管。MedBench4.0测评平台正是将安全要求前置到研发环节的治理实践,使安全成为产业竞争力的加分项而非制约项。 二是头部集聚与长尾成长的关系。中试平台和龙头机构在场景资源、数据、算力上的集聚效应,是数智健康产业快速起步的关键动力,但如果缺乏主动设计,这种集聚也容易演变为虹吸——200余款接受评估的医学人工智能应用中,真正进入中试通道、获得规模化验证机会的只有51项,多数中小团队的创新成果仍停留在早期阶段,难以获得同等的场景资源和验证机会。数智健康的发展不能仅靠少数标杆机构孤军突进,如何让中试平台、评测标准、场景清单向更广泛的中小主体开放,考验着上海能否走出“强者愈强”的路径依赖,形成大带小、上下游衔接的发展格局。 三是技术验证与制度试验的关系。场景培育的这两项功能并非天然同步,技术验证往往推进较快,制度试验相对滞后,容易出现“技术等制度”的空转。上海推动验证与试验并行,在场景中验证技术的同时,同步开展监管压力测试和准入标准探索,避免制度供给滞后于技术突破。 三、上海场景培育的着力方向 “十五五”是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时期,上海应以场景培育为战略主线,在若干方面精准发力。 一是完善应用场景开放机制。聚焦辅助诊断、慢病智能管理、医保智能服务、中医药智能辅诊等高价值场景,编制场景建设指引和需求清单,推动公立医疗机构主动开放临床场景,建立场景开放的激励机制和容错免责机制,形成分层分类、由院内向社区延伸的场景体系。 二是做实中试验证平台。持续深化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拓展算力基础、语料知识库、模型训练、临床验证、效果评估等全链条服务能力,借鉴“模速空间”“上下楼即上下游”的生态集聚模式,打造数智健康产业集群。 三是健全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机制。针对场景资源和验证机会向龙头集中的倾向,应建立中试平台面向中小企业的常态化申报通道,降低数据、算力使用门槛,鼓励龙头医院和领军企业以“链主”身份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向配套企业开放场景清单和评测标准,让更多“腰部”和“长尾”团队获得进入中试通道的机会,避免优质创新资源沉淀在少数机构手中。 四是创新多元投入机制。数智健康产品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回报慢,应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发挥政府采购的支持作用,强化与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等创新支持政策的协同衔接,借鉴全国智慧医保大赛“以赛事验证场景价值”的模式,激发社会创新活力。 五是健全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健全临床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制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依法有序开放场景和数据。 健康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支撑。数智赋能已成为激活大健康产业发展潜能的关键性、突破性抓手。数智技术正深度嵌入医疗产业链,催生新赛道、新业态加速涌现。场景培育贯穿数智健康产业发展的全链条全周期,从技术验证到市场对接,从生态激活到制度完善,构成了推动产业跃升的战略主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汪泓 | 企业管理 摘要:金税四期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进入智能化、数字化的新阶段,这对国有开发投资集团的税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金税四期海量数据交叉验证、全链条穿透式监管、实时风险预警等核心特征,国有开发投资集团必须加快税务数字化管控转型。本文针对当前税务数据管理分散、风险识别滞后、业财税协同不畅、合规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提出构建税务数据中台、建立智能风控体系、深化业财税融合、强化数字化管理等系统化路径,旨在为国有开发投资集团适应金税四期监管新形势、提升税务管控水平、防范税务风险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金税四期,税务数字化,智能风控,业财税融合 0 引言 金税四期的本质是用数据穿透替代人工核查,用算法预警替代经验判断,但这种监管逻辑的根本性转变使得企业税务管理的每一个薄弱环节都可能在瞬间暴露。由于国有开发投资集团业务链条长、资金量大、交易结构复杂,在金税四期的“显微镜”之下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例如,一笔土地款项的资金流向会触发虚开发票预警,一次关联交易定价偏差会引发利润转移质疑,一个税收优惠资料的缺失会导致项目被全盘否定。传统依靠人工填报、事后应对的税务管理模式已经失效,只有建立与金税四期同频共振的数字化管控体系,投资集团才能将被动防御转为主动管理。 1 金税四期背景下国有开发投资集团税务数字化管控的时代要求 1.1 金税四期的核心特征与监管变革 金税四期最具有颠覆性的变化就是将税收征管由“以票控税”推进到“以数治税”。其数据穿透力体现在三个层面:横向穿透冲破了部门壁垒,企业的每笔银行流水、每一次工商变更、每份社保申报都成了可检验的税务信息;纵向穿透穿过了产业链条,从原材料采购到资金回笼的全部闭环都可以被追溯;时间穿透冲破了年度束缚,历史数据的累积使税务机关可以准确把握企业纳税规律和异常变动。穿透式监管最直接的影响是大大压缩了企业的操作空间,任何业务处理都必须经过多维数据的交叉验证,这要求企业税务管理必须从源头上保证数据真实、逻辑自洽、过程留痕。 1.2 国有开发投资集团税务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国有开发投资集团由于业务的特殊性,在金税四期监管下会遇到特殊的难题。业务复杂性最突出,基础设施项目会牵涉土地整理、工程建设、招商运营等环节,在土地增值税清算、建筑服务简易计税、不动产租赁差额征税等税务事项中容易出现处理偏差,这些偏差会在金税四期的逻辑校验中被放大成系统性风险。集团化架构下关联交易的复杂性更难处理:母子公司之间的资金拆借、资产划转、服务提供等在金税四期的关联关系识别系统中非常敏感,稍有不慎就会被判定为利润转移。此外,资金流动频繁性又成为另一重压力,大额资金在集团内外的频繁流转在银行系统中留下清晰的轨迹,当这些轨迹与申报的收入成本不匹配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标记异常。 1.3 税务数字化管控的战略价值与实践意义 税务数字化管控对于国有开发投资集团来说,属于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其战略价值主要体现在风险防控的前置化:通过创建和金税四期逻辑一致的内部风控系统,在税务机关发现问题前完成自查自纠,将风险消解在无形之中。管理效能提升形为第二重价值,数字化系统把税务人员从繁杂的数据录入、表格填写中解放出来,促使他们集中精力去开展税务政策研究、筹划方案设计等高价值的工作。决策支持价值更有战略意义,当税务数据可以实时反映业务运行状况、准确测算税务成本影响时,税务部门就不再是业务决策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谋。 2 国有开发投资集团税务数字化管控存在的突出问题 2.1 税务数据管理分散导致“信息孤岛”与风险隐患 国有开发投资集团税务数据管理最大的问题是数据被分散在多个系统中,无法进行有效整合。业务系统记录合同金额、项目进度,财务系统核算收入确认、成本分摊,资金系统监控账户收付、票据流转,各个系统都拥有税务管理所需的部分数据,但是系统之间缺少接口,不能实现数据的自动传递。更严重的是,同一类数据在不同系统中因为口径不同而数值不同:业务系统按照合同金额记录收入,财务系统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税务申报按照开票金额计税,当金税四期进行交叉比对时,数值不一致的情况会立刻触发异常预警。 2.2 税务风险识别滞后难以适应金税四期智能监管 金税四期可以对税务风险进行实时化、智能化识别,但是部分国有开发投资集团的风险管理还处于人工化、滞后化的状态。传统的风险识别很大程度上依靠税务人员的专业经验和工作责任心,人员能力参差不齐会直接造成风险识别质量的波动。同时,人工识别的范围较小,对于集团几十上百家企业、每月数千笔业务、数以万计的发票和凭证数据,税务人员只能进行抽样检查。时效性滞后是更致命的缺陷,人工风险排查一般在月末或者年末集中开展,发现问题时业务已经发生,税款已经申报,纠正成本较高。而金税四期能够在业务发生的同时,完成风险判断并推送预警。 2.3 业财税协同不畅影响税务筹划与决策效率 业务、财务、税务三者之间缺少协同是造成税务管理水平提升的结构性障碍。业财税协同不畅首先表现在时间上的严重错位,业务部门在项目立项时主要考虑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很少征求税务意见,在合同签订、业务落地之后,税务部门才被动介入,此时交易结构已经确定、合同条款已经签订,即使发现税务安排不合理也难以调整,错失了最佳的税务筹划窗口期。此外,信息传递的不对称又加大了协同障碍,业务部门掌握着项目的商业背景、交易实质等关键信息,但是认为这些与税务无关,不主动向税务部门披露;税务部门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进行税务处理,会出现与业务实际不符的情况。 2.4 税务合规能力不足制约集团化管控水平提升 国有开发投资集团在税务合规能力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会显著削弱集团化管控的效果。人员队伍能力不足是根本性问题,集团总部税务人员政策水平高,但是人手较少,主要精力在集团层面的税务统筹上,无法对几十家下属企业进行深度管控。同时,部分基层企业税务人员存在专业能力不足、实操经验缺乏的问题。制度建设的缺乏造成管理无章可循,部分集团虽然有税务管理制度,但是大多为原则性规定,对于具体的业务如何进行税务处理没有具体指引,基层企业各司其职。 3 金税四期下国有开发投资集团税务数字化管控路径 3.1 构建税务数据中台,实现数据集成与智能应用 3.1.1 建立集团统一税务数据标准与主数据管理体系 破解税务“数据孤岛”的根本出路是构建税务数据中台,实现数据“一处录入、全局共享、智能应用”。数据中台的核心是创建集团统一的税务数据标准体系,这套标准要对税务数据的每一个字段做出精确定义,确定数据来源、更新频率、质量要求,保证同一数据在不同的系统中口径一致。国有开发投资集团应建立集团税务主数据管理体系,并设立税务主数据管理岗位,由其负责税务主数据的采集、审核、维护、分发和质量监控,建立主数据变更申请、审批、发布闭环管理流程,保证主数据的唯一性、权威性、时效性。同时,还应开发税务主数据管理系统,对主数据进行集中存储、统一维护、实时共享,在主数据发生变更时自动同步到相关系统,避免数据的不一致。 3.1.2 搭建税务数据采集分析平台与可视化监控系统 国有开发投资集团应搭建集团及下属各级企业的税务数据采集分析平台,通过与业务系统、财务系统、资金系统建立数据接口,实现对税务相关数据的自动抓取和实时更新,以此避免人工录入造成的低效和错误。平台应该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可以对采集的大量税务数据进行清洗、转换、校验、整合,按照统一的标准对数据进行分类归集。同时,平台还应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从多维度、多层次上对税务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从而发现税负异常、收入和成本配比失调等风险信号;应搭建税务数据可视化监控系统,利用数据大屏实时显示集团及下属各级企业税务核心指标,使管理层可以一眼看到税务管理的全貌[1]。 3.1.3 建立智能风控体系,提升税务风险防范能力 (1)实施税务风险智能识别预警与全流程监控机制 建立智能化的税务风险识别预警体系是适应金税四期监管要求的重中之重。集团税务部门应系统梳理国有开发投资集团业务特点和税务风险点,建立涵盖各个税种、发票管理、税收优惠、关联交易等环节的税务风险指标库。风险指标应包含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例如税负率偏离度、进项税额抵扣比例异常、关联交易定价偏离等,并借鉴税务机关的风险识别逻辑以及金税四期的预警规则,设定各个风险指标的预警阈值。同时,应开发税务风险智能识别预警系统,该系统可以从税务数据中台提取相关信息,并依照设定的规则进行实时的对比分析,在发现风险点后立即产生预警信息,将预警信息传递给相应责任人。此外,应建立税务风险全流程监控机制,将风险监控贯穿于业务发生、会计核算、税务申报等税务管理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设置风险控制点。 (2)设置税务合规检查自动化与风险评估定期报告制度 国有开发投资集团应建立税务合规检查自动化机制,开发税务合规自动检查模块,将常见的税务合规要求转化为可以执行的检查规则和程序。检查内容应包括纳税申报及时性、完整性检查、税款缴纳及时性、准确性检查、发票管理合规性检查、税收优惠享受合规性检查等。系统应按照设定的频率自动开展合规检查程序,生成合规检查报告并推送至相应的责任人。同时,应建立税务风险评估定期报告制度,集团税务部门每季度组织一次全面的税务风险评估,对集团及所属各级企业的税务风险情况进行梳理,编制税务风险评估报告[2]。报告中应包含税务风险总体情况、重大税务风险事项、税务合规情况、税务管理改进建议等内容。 3.2 深化业财税融合,优化税务筹划与决策支持 3.2.1 推进行业财税一体化流程再造与实时数据共享机制 深化业财税融合的关键是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业务、财务、税务的流程融合和数据贯通。国有开发投资集团应对现有的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再造,将税务考虑嵌入业务流程的关键节点中,项目立项时要求业务部门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增加税务影响分析专章,合同签订时建立合同税务审核机制,业务执行时建立业务与税务的实时联动机制。同时,应建立业财税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业务系统、财务系统、税务系统的数据实时共享和流程协同,平台要打通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的数据壁垒,业务系统中的信息能够自动传递到财务系统进行账务处理,财务系统中的核算数据会自动传递到税务系统进行税额计算和申报,从而形成业务、财务、税务数据的闭环流转[3]。 3.2.2 制定税务筹划前置参与经营决策税务影响评估制度 国有开发投资集团应建立税务筹划前置参与机制,明确规定重大投资决策、重大资产交易、重大融资安排等事项在业务决策之前必须由税务部门介入,进行税务影响评估。税务部门应对拟开展的业务进行全面的税务分析,即业务涉及的税种和税率分析、不同业务模式下的税务成本测算、可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交易结构的税务优化方案设计等。税务筹划方案应提供多个可选方案,对每个方案的税务成本、税务风险、操作复杂度进行对比分析,并建立经营决策税务影响评估制度,对所有的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在决策前进行税务影响评估。税务部门要开发税务影响评估模型和工具,根据业务方案快速测算税务影响,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呈现评估结果[4]。 3.3 强化数字化管理,提升集团税务管控协同效能 3.3.1 建立集团税务管控平台与多级联动协同机制 国有开发投资集团应建立集团统一的税务管控平台,对集团所属各级企业的税务管理实行集中管控、协同运营。平台应包含税务基础信息管理、税务申报管理、税款缴纳管理、发票管理、税收优惠管理等各个功能模块,覆盖税务管理的全部业务、全部流程。平台应该采用集团统一部署、多级使用的架构,各级企业使用同一个平台进行税务工作。同时,借助平台建立多级联动协同机制,实现集团总部、区域平台、项目公司之间的高效协同。在税务政策管理上,集团总部应统一在平台上发布税收政策解读、税务操作指引;在税务申报管理上,各级企业应通过平台进行申报表填报,区域平台审核把关,集团总部抽查监督,实现三级复核机制;在税务风险管理上,平台自动识别各级企业的税务风险并分级推送,形成分级响应、协同处置的风险管理格局。 3.3.2 设定税务人员数字化能力培养与考核激励体系 税务数字化管控成功实施的关键是拥有具备数字化能力的税务人才。国有开发投资集团应制定税务人员数字化能力培养规划,确定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税务人员应该具备的数字化能力。针对集团总部的税务管理人员,重点培养其数据分析能力、系统规划能力、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针对基层企业的税务人员,重点培养其系统操作能力、数据录入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同时,应创建一个多层次、多形式的税务数字化培训体系,定期对相关人员开展税务管控平台操作培训、税务数据分析培训、税务风险识别培训等[5]。此外,应建立税务人员数字化能力考核评价体系,将数字化能力作为税务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要与薪酬待遇、晋升发展挂钩,并对数字化能力突出的税务人员予以重点奖励。 4 结语 金税四期开启税收征管智能化的新纪元,为国有开发投资集团税务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国有开发投资集团创建税务数字化管控体系后,一方面可以保证在严格监管的环境下实现合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数据驱动实现对税务管理的价值创造。税务数字化管控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能力的系统性变革,需要集团上下达成共识、持续投入、久久为功。基于此,国有开发投资集团才能在金税四期新的征管时代中行稳致远,将税务管理从风险防范的成本中心转变为价值创造的利润中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江楠.国有企业房地产投资开发战略布局与风险管理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2025(6):133-135. [2]刘仁香.金税四期背景下企业税务管理优化措施[J].今日财富,2026(2):106-108. [3]刘一.“金税四期”实施背景下企业税务风险防控策略[J].纳税,2025,19(36):1-3. [4]刘英.“金税四期”背景下国企全流程税务风险防控[J].纳税,2025,19(34):4-6. [5]杨光君.金税四期背景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策略[J].活力,2025,43(22):4-6. 钦州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中级审计师 付秀珍 摘要:在资源型经济转型和数字化浪潮双重驱动下,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面临着资源储量动态性、环保安全刚性约束、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管理智能化转型等多重挑战。本文通过系统分析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特殊性,深入剖析当前预算管理体系构建中存在的资源储量动态预算机制缺失、环保安全约束与预算弹性管理矛盾、价格风险应对能力不足等核心问题,并从资源储量动态预算管理机制、环保安全刚性约束下的预算柔性管理体系、大宗商品价格风险动态应对体系三个维度提出系统化优化对策,构建适应矿业企业特质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框架,旨在为矿业企业提升预算管理效能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资源储量动态预算,环保安全约束 0 引言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驱动下,矿业企业正承担着资源保供与生态保护的双重使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震荡、环保安全监管趋严、资源储量动态演变及数字化进程提速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矿业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正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全面预算管理是矿业企业推动战略落地与优化资源配置的核心抓手。其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直接决定了矿业企业的经营创效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契合矿业特质、融入动态理念与智能技术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不仅能有效增强矿业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更是驱动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引擎,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现实应用意义。 1 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概述 1.1 全面预算管理的基本理论 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工具,其理论基础源于管理控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的交叉融合[1]。管理控制理论指出,全面预算通过事前规划、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的闭环机制,将企业战略目标拆解为可量化、可追溯的责任指标体系,从而确保管理层战略意图在基层得到精准贯彻与有效执行。委托代理理论揭示了预算管理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功能,通过预算授权与考核约束构建激励相容机制。资源配置理论强调预算作为稀缺资源分配工具的本质属性,通过预算编制过程中的资源竞争与平衡,实现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全面预算管理的“全面”内涵体现为“全员参与、全过程管控、全方位覆盖”的三维特征,既包括经营预算、资本预算、财务预算的内容完整性,也涵盖编制、执行、调整、考核的流程系统性,更强调预算与战略、计划、绩效的协同统一性,构成企业管理控制系统的神经中枢。 1.2 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特殊性 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具有显著的行业特殊性,其根源在于其资源依赖性、周期波动性、环境约束性的产业属性[2]。资源依赖性决定了矿业企业预算编制必须建立在地质储量评估、品位分布分析、开采技术可行性论证等专业判断基础上。不同于制造业基于稳定产能的线性预算逻辑,矿业企业预算准确性高度依赖地质勘探数据的精准度与动态更新频率。周期波动性使矿业企业面临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外部冲击,铜、铁、煤等矿产品价格的年度振幅常达30%以上,传统年度预算的刚性约束与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要求预算体系具备更强的情景适应能力与动态调整机制。环境约束性体现为矿业开发全生命周期面临的生态修复、安全生产、水土保持等刚性成本,这类成本具有前期投入大、收益期长、外部性强的特征,传统预算管理往往低估环保安全成本而高估短期经济效益,导致预算目标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系统性偏离[3]。 2 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 2.1 资源储量动态预算机制缺失与开采计划脱节 首先,矿业企业的地质勘探数据与预算编制长期处于脱节状态,地质勘探部门提供的储量报告、品位分布图、矿体形态模型等核心数据未能有效转化为预算编制的基础参数,预算编制人员多依赖历史经验数据的线性外推,忽视了矿体赋存条件的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变化性,导致预算产量目标与实际可采储量产生系统性偏差。其次,矿业企业的开采进度预算与资源禀赋的实际匹配度普遍偏低,预算编制往往按照设计产能进行均匀分摊,未充分考虑矿体埋藏深度、围岩稳定性、水文地质条件等客观因素对开采效率的制约作用,造成富矿区段超额完成预算而贫矿区段严重欠产的结构性失衡,这种预算刚性约束反而抑制了企业根据资源禀赋优化开采顺序的灵活性。最后,矿业企业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预算激励机制严重不足,对共伴生矿、尾矿、废石等低品位资源的回收利用缺乏专项预算安排,预算考核体系侧重主矿产品产量与成本指标,对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延长矿山服务年限等战略性目标缺乏有效的预算引导,导致企业倾向于“采富弃贫”的短期行为,造成矿产资源的浪费与价值损失[4]。 2.2 环保安全刚性约束与预算弹性管理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矿业企业对生态修复成本的预算估算存在系统性低估现象,企业在预算编制阶段往往仅考虑法定最低标准的复垦费用,未能充分预见土壤污染治理、地下水修复、生物多样性恢复等长期性、复杂性成本,加之生态修复技术标准与监管要求的不断提升,实际发生的环保支出频繁突破预算约束,造成预算执行的严重失控。其次,矿业企业安全投入预算的刚性约束机制尚不健全,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明确安全投入提取标准,但在预算执行中,安全费用常因生产经营压力被挤占挪用,加之缺乏对安全投入的专户管理与专项监督,致使安全隐患排查、设备更新改造、应急救援演练等关键环节的资金保障严重缺位。最后,矿业企业环保技改项目的预算管理与经济效益评价处于脱节状态,企业在编制环保技改项目预算时,多将其视为纯粹的合规性成本支出,未建立涵盖污染物减排收益、绿色金融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社会形象提升等多维效益的全成本预算评价模型,导致环保技改项目在预算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制约了企业绿色转型的投入力度。 2.3 价格波动风险的预算应对不足与期现联动断层 首先,矿业企业在预算编制环节普遍缺失价格敏感性分析,多依赖单一价格假设,未能构建多情景价格模型并量化分析不同价格水平对收入、成本、现金流的传导影响。这导致预算既无法为企业应对价格波动提供决策支撑,也难以在价格剧烈变动时快速启动调整程序,致使预算管理在市场波动中丧失指导效能。其次,矿业企业的套期保值业务与预算管理体系长期处于割裂状态,期货套保部门根据市场研判独立开展业务,预算管理部门按照现货预期价格编制预算,两者缺乏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套保业务的损益未纳入预算考核体系,导致套保策略与预算目标相互冲突,企业无法通过预算管理统筹现货经营与期货对冲的整体风险收益。最后,矿业企业的逆周期预算调节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僵化特征,在价格上行周期,企业倾向于盲目扩大投资预算追逐短期利润,在价格下行周期又采取“一刀切”式成本压缩,缺乏跨周期预算平滑与储备机制,既未在景气期为衰退期储备资源,也未在低谷期把握逆势扩张机遇,使预算管理沦为顺周期波动的放大器而非稳定器[5]。 3 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构建的优化对策 3.1 构建资源储量动态预算管理机制 矿业企业应建立地质勘探数据驱动的预算动态修正制度,破解勘探与预算脱节困境。具体而言,企业需要构建地质勘探成果向预算参数的转化机制,将新增探明储量、品位变化、矿体形态调整等勘探数据,按季度或半年度输入预算管理系统,触发预算自动修正程序,根据资源禀赋变化动态调整开采计划、投资安排、成本预算,形成“勘探—评估—预算—开采”的闭环管理模式,使预算始终建立在最新地质认知基础上,避免因信息滞后导致的预算失真。 同时,矿业企业应开发适配矿体赋存条件的开采预算模型。矿业企业可引入三维地质建模技术,将矿体的空间分布状态、品位梯度变化、开采难易程度等各项参数进行数字化处理,再结合采矿工艺标准、设备运行能力、技术经济指标等相关因素,构建差异化的分区段预算编制模型。针对埋藏深度较浅、矿石品位较高、开采难度较低的区段,设定较高的产量目标与较低的成本基准;针对埋藏深度较大的贫矿区段、地质条件复杂的区段,适度放宽预算约束标准。这种差异化预算编制方式能够避免“一刀切”式的预算分配模式对资源优化配置造成的扭曲影响,最终实现预算管控刚性与开采调度灵活性的高度协同。 此外,矿业企业应设计资源综合利用的预算激励约束机制,引导企业从“吃精弃粗”向“吃干榨尽”转变。建议在预算体系中单设资源综合利用专项,将共伴生矿回收率、尾矿再利用率、废石资源化率等指标纳入预算考核,对达到或超过目标值的单位给予预算奖励,对低于目标值的单位实施预算扣减,同时在资本预算中优先保障选矿工艺优化、尾矿再选、废石制砖等技改项目,充分发挥预算杠杆的撬动作用,引导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达成经济效益与资源集约利用的双赢。 3.2 建立环保安全刚性约束下的预算柔性管理体系 矿业企业应完善全生命周期生态修复成本预算计提机制,纠正系统性低估偏差。建议企业借鉴石油行业的弃置费用预算管理经验,在矿山建设初期即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生态修复成本评估,综合考虑土壤、水体、植被、景观恢复的技术方案与费用标准,按照矿山服务年限采用现值法计提生态修复准备金,并根据环保政策变化、技术进步、物价指数等因素定期重估调整,将长期性环保负债显性化为年度预算刚性约束,避免企业通过低估环保成本虚增当期利润,为矿山闭坑后的生态修复提供充足资金保障。 同时,矿业企业应强化安全投入预算的刚性保障与监督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底线。通过在预算管理系统中设立安全投入专户,按照法定提取标准足额计提安全费用并实行专款专用管理,全面推行财务合规监控与安全效能评估的“双线监督”机制,对擅自削减安全预算或挪用安全资金的违规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并严肃追责,同时将安全投入完成率、安全事故发生率纳入预算考核体系,形成安全投入的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双重机制。 此外,矿业企业应创新环保技改项目的全成本预算评价方法,扭转环保投入“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片面认知。建议构建涵盖合规成本节约、绿色溢价获取、融资成本降低、品牌价值提升四个维度的环保技改项目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将污染物减排带来的排污费减免、环保设施运行效率提升产生的能耗下降、获得绿色认证后的产品溢价、环境绩效改善后的银行贷款利率优惠等隐性收益货币化,纳入项目预算的净现值与内部收益率测算,使环保技改项目在预算资源竞争中展现出真实的经济贡献度,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从被动合规向主动创值跃升。 3.3 构建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的预算动态应对体系 矿业企业应将价格敏感性分析嵌入情景预算编制流程,增强预算对市场波动的适应性。具体操作上,企业需要建立“基准情景—乐观情景—悲观情景”三维预算编制框架,基准情景采用行业主流机构的价格预测中值,乐观情景假设价格上涨20%~30%,悲观情景假设价格下跌20%~30%,分别测算不同价格水平下的收入、成本、利润、现金流等关键指标,并量化分析价格每变动10%对企业经营成果的边际影响,为管理层制定风险应对策略提供决策依据。同时,预设价格波动的预算调整触发阈值,当实际价格偏离预算假设超过15%时自动启动预算修订程序,避免预算僵化导致的决策失误。 同时,矿业企业应建立套期保值业务的预算管理协同机制,统筹现货经营与期货对冲的整体风险收益。通过在预算管理体系中增设套期保值预算模块,将套保头寸、保值比例、预期损益纳入年度预算统筹安排,规定套保业务必须服务于锁定预算价格、平滑利润波动的目标而非投机获利,要求期货部门定期向预算管理委员会报告套保执行进度与价格风险敞口,在预算考核中将套保损益与现货经营绩效合并评价,避免单独考核导致的套保策略扭曲,实现预算管理对企业整体风险的统一管控。 此外,矿业企业应构建跨周期预算平滑与逆周期调节机制,熨平大额商品价格周期波动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冲击。建议建立“丰年储备、荒年调用”的预算平滑基金,在价格高位、利润丰厚年份,将超额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至平滑基金,在价格低谷、经营困难年份,动用平滑基金补充运营资金、维持必要投资、稳定员工队伍,避免预算随市场剧烈波动,同时在预算编制中嵌入逆周期投资决策机制,引导企业在行业低迷期开展优质资产收购、技术改造及人才储备,通过在预算审批中开辟逆周期战略性投资项目的绿色通道,推动预算管理由被动适应市场向主动引领逆周期跨越。 4 结论 本文系统构建了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实施路径。通过建立资源储量动态预算机制实现开采计划与资源禀赋的精准匹配,通过构建环保安全刚性约束下的预算柔性管理体系化解合规要求与经营灵活性的矛盾,通过打造大宗商品价格风险动态应对体系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展望未来,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深度赋能,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将加速向实时化、智能化与协同化演进。下一步应重点深化大数据预测模型优化,创新跨产业链协同机制,并探索ESG理念融入预算管理体系的落地路径,从而为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绿色转型提供更加坚实的管理支撑。 参考文献: [1]尹启迪.探析全面预算管理在矿业企业中的应用策略[J].现代营销,2025(36):118-120. [2]郭亚娟.论全面预算管理在矿业企业中的应用策略[J].乡镇企业导报,2024(11):71-73. [3]张全勇.A矿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问题及对策探讨[J].现代商业研究,2024(10):161-163. [4]应颖.采矿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优化研究[J].工信财经科技,2023(4):121-130. [5]余小博.K公司全面预算内部控制案例研究[D].北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1. 青海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董晓光 摘要:全面预算管理以成本控制为核心目标,其制度设计应将成本目标嵌入预算框架,使资源投入与产出预期直接对应。本文围绕预算编制、执行、考核三个环节,剖析业财脱节导致的数字游戏、执行滞后与“两张皮”现象,论证预算失去业务锚点后成本控制随之失效的机理。提出锚定场景、实时监控、业财融合、多维考核四项策略,让预算回归业务场景,使成本控制节点前移并闭环运行。通过上述策略的系统实施,企业将树立业财协同理念,熟练掌握以预算为抓手配置资源、压降浪费的实操路径,在后续管理实践中,有效将战略意图转化为可量化的成本指标,全面提升组织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率。 关键词:全面预算管理,成本控制,业财融合,预算编制,考核体系 0 引言 成本优势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来源。然而,在当前波动加剧的市场环境中,传统成本管理手段逐渐暴露出滞后、分散及短期导向等局限。全面预算管理作为系统性的资源配置工具,天然具备将成本目标前置到业务发生前的制度优势。但在实践中,编制与业务脱节、执行缺乏动态跟踪、业财壁垒森严等问题频发,导致预算空转、成本失控。厘清全面预算与成本控制的内在逻辑,识别协同障碍并设计可行策略,不仅能为企业压缩无效耗费、提高资源效率提供直接路径,也可为管理会计理论在业财融合方向上的深化贡献本土化观察,对完善预算治理体系具有现实价值。 1 全面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成本控制的内在逻辑 1.1 成本控制是全面预算的核心目标 全面预算管理以成本控制为核心目标,其制度设计应将成本目标嵌入预算框架,使资源投入与产出预期直接对应。预算编制阶段逐项核定费用属性,区分列示可压缩与刚性支出,预先划定成本边界。执行过程中,同步设置预算控制节点与成本发生节点,任何偏离标准的支出都会即时触发纠偏程序,保证资源沿最优路径流动。此种嵌入机制推动成本管理由事后核算转向事前约束,实现预算额度与责任主体的精准匹配,确保责任边界清晰,防范资源浪费。当预算周期结束,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之间的差异被用来修正下一期预算假设,形成闭环反馈,持续推动资源向高效领域集中。由此,成本控制不再是孤立职能,而是贯穿预算全流程的价值坐标,企业效率随资源错配减少而同步提升。 1.2 全面预算是成本控制的实现路径 全面预算为成本控制提供切实可行的制度抓手,其核心框架由编制、执行、考核三个紧密衔接的环节构成。在编制环节,依托零基预算法,逐项审核支出的必要性,将成本目标层层分解至部门、产品、项目三级科目,形成可量化、可验证的指标体系。在执行环节,通过月度滚动比对,把实际耗用与预算额度置于同一坐标系,差异一旦超出阈值即启动限制追加、责任约谈、流程再造三道程序,使成本偏差在发生途中被修正。在考核环节,把预算达成度与成本降低率并置为绩效核心,权重设置上后者占主导地位,促使管理者优先关注资源节约而非收入扩张。三个环节共享同一套信息记录,编制数据成为执行基准,执行结果直接导入考核模板,考核结论又反向调整下期编制假设,循环路径保证成本目标在组织内部持续落地。 1.3 两者协同推动战略落地 企业根据长期战略规划和成本控制目标,确定年度资源配置上限,有效剔除偏离战略的支出项目,确保有限资源向核心业务领域集中。预算平衡表与成本监控表使用统一的战略编码,确保各项科目与战略举措有效对应。决策层在审批时,将战略贡献度作为首要标准、成本节约幅度作为次要标准,从而保证资源配置与战略方向一致。执行阶段出现的资源缺口首先触发成本复核程序,复核结论返回战略办公室,用于调整战略节奏或重新配置资源,形成战略与运营之间的双向修正通道。当预算周期结束,战略完成度与成本达成度被置于同一评价框架,差异部分直接关联下一周期战略任务清单,确保战略意图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持续落地。 2 全面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成本控制的瓶颈制约 2.1 预算脱离业务实际,“数字游戏”化 预算编制与业务运行脱节,首要表现为信息来源的错位。财务部门通常沿用历史科目模板,将上年数值简单增减后形成新年预算,业务部门当年实际作业量、工艺路线、市场结构变动未被同步纳入,导致预算基数与当下运营条件出现系统性偏差[1]。偏差在组织内部被逐级放大,基层单位知晓总部以预算完成度评价绩效,于是提前在草案中预留虚高额度,总部在汇总时同样预留削减空间,双向博弈使预算数字脱离真实资源需求,演变为数字层面的策略性谈判。在目标设定环节,脱节问题进一步凸显。预算目标多由财务部门依据股东回报要求自上而下推导,业务部门对成本驱动因素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导致预算指标与一线实际可控事项无法匹配,业务部门往往只能采取形式化手段被动应付。当预算失去业务锚点时,成本控制随之失效,资源实际耗用不再受额度约束,超支被简单归因为市场波动,节约则被视为指标宽松,预算的刚性约束功能被架空,成本控制退化为事后说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持续下降。 2.2 监控缺乏动态跟踪,“重编制轻执行” 预算批复下达后,监控责任往往被默认交由财务部门。受限于季度结账节奏,财务部门多以月度报表作为执行反馈的主要方式,导致业务端每日的资源耗用状态无法及时纳入监控范围。这种时间的滞后性,导致成本偏差在显现时已演变为不可逆的刚性超支。监控内容侧重资金支付进度,忽视作业量与成本动因的对应关系,现场更换供应商、调整工艺、追加外包等事项发生时,预算额度已被占用,财务端仅记录支付事实,未能识别成本驱动变化,监控信息失去前置约束功能。组织设计进一步削弱跟踪力度,业务部门未配置预算执行岗位,一线员工面对超耗缺乏即时上报通道,问题需等待财务月结后被动暴露,此时纠正成本已高于预防成本。编制与执行由此断裂,预算数字停留在文件层面,成本控制节点被后置到报销环节,资源实际流动脱离额度约束,企业只能接受既成超支,预算管理对战略资源的引导功能随之弱化。 2.3 业财融合壁垒森严,“两张皮”现象突出 业务与财务部门在组织目标、时间节奏与专业语言上存在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在预算流程中被固化为制度性壁垒。财务端往往关注年度股东回报,强调额度的刚性,业务端则以市场机会为导向,追求资源的弹性,双方缺乏统一的价值共识,预算编制极易沦为双方各自表达立场、博弈利益的平台。财务部门依据历史科目压缩支出,业务部门依据市场预测申请增量,两条逻辑无法交叠,预算文件看似平衡,实则与现场需求错位[2]。执行阶段壁垒继续放大,财务监控聚焦资金支付进度,业务监控关注作业完成效率,同一笔支出在财务系统与业务系统被赋予不同编码,信息无法自动匹配,导致预算额度与资源耗用状态长期分离。当成本超支信号出现时,财务端指责业务失控,业务端指责预算失真,责任归属无法厘清,纠正行动随之延迟。成本控制由此失去统一基准,资源浪费在部门推诿中持续积累,企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被显著削弱。 3 全面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成本控制的优化策略 3.1 锚定业务场景,构建“业财协同”的编制体系 全面预算管理视角下,优化企业成本控制应与业务需求深度融合。预算编制应锚定核心业务场景,以业务端的实际需求为基础,摒弃单纯依赖财务历史数据的传统模式,这要求业财双方共同梳理核心业务场景,识别各场景下的关键成本动因与资源需求,确保预算科目与业务活动精准对应。构建业财协同的编制机制,需要成立跨部门的预算编制小组,成员包括业务部门的一线人员、财务部门的预算专员以及战略部门的相关人员,小组定期开展沟通会议,业务端提供场景化的资源需求说明,财务端基于成本控制目标提出调整建议,双方共同协商确定预算额度。建立场景化的预算模板,模板设计要契合业务流程的特性,每个模板对应一个具体业务场景,包含该场景下的主要成本项目和资源消耗标准,业务部门可以直接根据自身的业务计划填写模板内容,减少财务术语带来的理解障碍。实施协同审核机制,预算草案完成后,先由业务部门内部审核其合理性,再提交给财务部门审核成本控制的可行性,双方达成一致后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确保预算既贴合业务实际又符合成本控制要求。 3.2 搭建“实时化、智能化”的监控平台 全面预算管理视角下,实时化、智能化监控平台的预警规则应紧扣预算目标、业务执行闭环,落实精准触发、场景联动、闭环处置三大策略。具体而言,应针对费用、成本项目的预算偏差,建立分层预警机制,轻度偏差由系统弹窗提示责任部门关注,重度偏差直接推送至管理层并关联预算调整权限;同时,规则嵌入核心业务逻辑设计场景化异动触发条件,如采购环节原材料价格超预算5%、生产环节直接人工效率低于标准80%、销售费用中渠道佣金占比突破行业均值时,自动标记高风险并触发专项审计提示;此外,为适配业务周期性波动,平台通过机器学习分析电商大促营销费用、季度末物流成本等历史周期数据,动态调整季节性业务预警阈值以减少误报;而预警触发后,系统会同步生成原因排查模板,并联动OA流程推动整改,让预警从提醒转向解决。这些规则依托实时数据抓取与算法模型,实现成本偏差早发现、快响应,支撑企业从被动控成本转向主动防风险,筑牢预算约束的智能防线[3]。 3.3 设立“业财融合”的预算管理委员会 全面预算管理视角下,业财融合的预算管理委员会需通过组织定位、流程联动、技术支撑三大系统模块,打通业财壁垒,实现成本控制的协同落地,具体路径如下:搭建跨部门协同组织架构,委员会需打破财务单一主导的传统模式,以承接战略目标、联动业务需求为核心,通过整合业务线负责人、财务分析师、运营经理及IT系统岗等多方力量,打造“战略落地枢纽+业财对话桥梁”。该组织形式既承接企业年度成本控制的硬约束,又深度对接市场推广、生产扩容等业务场景的实际诉求,从顶层设计上化解业财协同补偿的痛点。例如,委员会主任可由分管财务的副总兼任,成员覆盖销售、生产、研发等部门核心管理者,确保决策既符合财务合规要求,又兼顾业务落地的可行性,为后续业财协同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4]。 委员会需将业财协同嵌入预算管理全生命周期,实现编制共商、执行共纠、考核共担的闭环:业务部门先提交需求清单,委员会下设财务校准组同步导入三类数据,即历史成本基准、行业对标指标、战略约束条件。双方通过需求、数据碰撞,共同敲定可落地、可控制的预算额度,比如业务拟投500万元做线下活动,财务模型测算最优投入为420万元[对应投资回报率(ROI)≥1∶5],最终协商调整为450万元,既满足业务目标,又剔除成本冗余。同时,业务部门汇报预算执行进度,财务部门通过成本数据看板呈现偏差趋势,双方共同制定解决方案,采购端联合业务部门与供应商谈判锁价,生产端优化排班减少闲置工时;针对跨部门成本联动问题,委员会应发挥直接协调职能,推动业务部门调整配送路线、财务部门重新核算单位物流成本,坚决打破部门壁垒,防范成本失控风险。业务部门重点考核预算执行准确率、财务部门重点考核成本预警及时性,同时设置协同贡献奖,比如销售部门与财务共同优化渠道佣金结构,降低10%的无效支出,双方团队均可获额外奖励,推动从“要我协同”转向“我要协同”。 3.4 构建多维度、全过程的考核体系 全面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应构建多维度、全过程的考核体系。其核心在于将财务目标、业务动作与战略落地深度绑定,形成可追溯的责任链条,实现预算有指标、执行有监控、结果有奖惩的闭环管理。具体来看,首先要多维度设标,突破单一财务考核局限,设置财务结果、业务动作、战略贡献三维指标,财务维度盯紧成本管控硬成效;业务维度绑定关键流程,如采购部门考核供应商履约率、生产部门考核产能利用率;战略维度锚定长期价值,使考核既看成本数字,更看业务质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全过程闭环压实责任:编制环节承诺绑定,业务部门报预算时签署预算责任状,明确目标值、偏差阈值、追责情形;执行环节动态挂钩,按月通过预算平台同步财务数据、业务进度,将预算执行准确率纳入月度绩效,偏差±5%以内不奖不罚,超阈值按1∶1扣减部门奖金;期末环节复盘问责,区分可控、不可控偏差,对可控偏差严肃追责,不可控因素则调整下一年度预算基数,同时对成本节约或战略指标超额完成的部门,给予节约额5%~10%的奖励。同时,依托统一预算管理平台打通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等的底层数据,自动生成部门考核数据看板,实时呈现预算执行、偏差原因、业务联动等维度,避免人为干预,让考核结果用数据说话。此体系将预算约束转化为主动控本的动力,推动企业从财务单向管控转向业财共担责任,真正把全面预算的成本控制目标落地为业务行动[5]。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全面预算视角重新审视成本控制,论证预算若脱离业务场景将丧失约束功能,致使成本控制沦为事后归因。为此,通过锚定场景、实时监控、业财融合、多维考核四项策略,将成本目标深度嵌入预算编制、执行、考核全流程,通过制度层面的业财实时对齐,最终构建资源耗用与战略贡献同步衡量的管理闭环。未来实践仍需在数据标准统一、激励强度设定、动态调整规则等细节持续优化,使预算管理真正成为企业战略落地的成本之锚,在不确定环境中保持资源投入与价值创造的精准对应,为企业长期竞争优势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国标.全面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资金内部控制探讨[J].活力,2025,43(21):76-78. [2]高辉辉,赵志营.全面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成本控制研究[J].大陆桥视野,2025(11):27-29. [3]许卫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视角下的会计内部控制[J].中国集体经济,2025(29):29-32. [4]李颖.作业成本视角下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优化策略[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5,28(18):19-21. [5]姚琳.内部控制视角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创新策略[J].财经界,2025(25):141-143.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中级会计师 薛颖欣 摘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本文聚焦城市开发、资产运营、产业投资、建设管理、供应链管理等核心业务领域,系统分析新发展格局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研究发现,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转型亟需从战略财务、业务财务、共享财务三位一体角度推进转型升级,为国有企业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转型 0 引言 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平台型国有企业,承担着城市开发建设、国有资产运营、产业培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服务保障等多重职能,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1-2]。本文以平台型国有企业核心业务为切入点,探讨新发展格局下财务管理转型的路径,旨在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升管理水平提供参考借鉴。 1 新发展格局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新要求 新发展格局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面临四个方面的新要求。首先是政治要求。国企要强化政治属性,财务管理不能只关注经济效益,还要兼顾社会效益,让资源配置真正服务国家战略。其次是发展要求。地方国有企业业务多元,城市开发、资产运营、产业投资等板块特点各不相同,财务管理要因地制宜。再次是安全要求。当前经济形势复杂,投资、债务、资金等风险交织,必须把风险防控放在重要位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最后是质量要求。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效能管理。财务管理要用好数字技术,优化流程、降低成本、提升效益,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 2 地方国有企业核心业务的财务管理特点分析 地方国有企业业务多元,各板块财务管理特点各不相同。城市开发业务是传统主业,涉及土地整理、城市更新、保障房建设等,最大的特点是投资大、周期长、资金占用多,这对融资能力和现金流管理提出很高要求[3]。再加上征地拆迁、规划调整等不确定因素,成本控制难度相当大,必须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财务管理。资产运营业务包括物业租赁、停车场、广告经营等,是稳定现金流的主要来源,关键是要精细化管理,将资产价值挖掘出来。产业投资业务专业性强、风险高,从投前尽调到投后管理,每个环节都要严谨,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风险预警体系。此外,建设管理业务项目多、链条长,多个项目同时开工,资金需求起伏大,工程结算又涉及多方,必须建立独立核算体系,确保财务信息准确。供应链管理业务交易频繁、周转快但利润薄,核心在于提高资金周转效率,管好存货和应收应付,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业财融合。 3 新发展格局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转型策略 3.1 构建战略导向的财务管理体系 地方国企的财务负责人需要真正参与公司战略规划制定。例如,在公司拓展新产业时,财务部门应出具一份科学的财务测算报告,将各种要求明确列出。这就要求财务团队不能只懂账本,还要懂战略,把战略想法转化成财务语言,并能站在战略高度开展财务决策。业务财务就是让财务人员下沉到具体业务线,如城市开发、资产运营、产业投资等,并为每条线都配上专门的财务人员。此类财务人员要全程参与业务:在城市开发项目立项阶段,即开展成本测算、收益评估与融资方案设计;项目推进过程中,实时监控成本执行情况,及时预警资金缺口;项目结束后,完成财务后评价工作。财务共享中心通过集中处理标准化、重复性财务工作(如发票审核、记账、报销审批、报表编制等事务性工作),借助流程优化与信息化系统,显著提升工作效率并降低差错率。更重要的是,该模式可将分散在各业务板块的财务人员从烦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将主要精力放在财务分析、决策支持、风险管控等更有价值的工作上。战略财务、业务财务、共享财务三位一体,形成专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职能协同高效的现代财务管理体系。 3.2 完善全面预算管理机制 公司战略规划要明确未来3~5年的计划。例如:城市开发板块的在建项目数量、需要投入的资金以及预计产生的收益,都要计算清楚;资产运营板块管理的物业、预计收取租金、发生运营费用也要细化到每一项资产。预算编制方法也要因业务而异:城市开发业务的项目制特征明显,适合采用项目预算方式,每个项目单独编制预算、独立核算;资产运营业务的成本费用相对稳定,可以采用零基预算方法,从零开始逐项论证每笔支出的必要性,避免基数增长式预算膨胀;产业投资业务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适合采用滚动预算,根据市场变化和项目进展定期调整预算,保持预算的灵活性。预算执行的刚性约束必须严格,预算一经批准,就成为刚性约束。部门因紧急项目产生预算外支出,需履行预算调整程序,包括说明理由、论证必要性、经过审批。财务部门要建立预算执行监控平台,实时跟踪各部门各项目的预算执行进度,发现偏差及时预警。此外,预算考核要与绩效工资挂钩,对完成情况较好的主体给予奖励,对未完成目标的主体实施奖金扣减甚至问责,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强化预算约束效力。 3.3 优化资金集中管理模式 建立集团统一的资金池,通过归集各子公司资金进行统一调度,显著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在具体操作中,各子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或指定银行开设账户,每日日终将资金自动归集到资金池,需要用钱时再从资金池拨付。资金池内部实行有偿使用,子公司存入资金获得利息收入,借用资金支付利息成本,这样既调动了子公司归集资金的积极性,也促使他们合理使用资金、提高周转效率。资金集中后,集团可通过统借统还扩大融资规模,增强与金融机构的议价能力,降低融资成本。现金流管理直接关系到企业长久发展,财务部门可以建立现金流预测模型,根据各业务板块的收支特点,预测未来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资金进出情况。供应链业务资金转得快,更要精打细算,需通过缩短收款账期、延长付款账期等方式优化现金流。财务部门要设定现金流预警指标,如可动用现金低于1个月经营开支时触发黄色预警,低于半个月经营开支时触发红色预警,并及时启动应急措施。在融资渠道方面,城市开发项目可以申请政府专项债券、开发性金融贷款(具有低成本、长期限特征);产业投资业务可以设立产业基金,引入社会资本进行股权融资;经营性物业可以探索资产证券化,将未来租金收益打包成证券产品实现提前变现;应收账款、存货等流动资产可以通过质押融资或者做保理业务盘活。 3.4 强化精细化成本管控 城市开发项目成本主要包括土地、建安和财务三大块,需要建立项目全成本核算体系。项目立项阶段即应启动核算工作,对各项支出进行逐笔逐项登记;建设管理业务主要是代建业务,成本主要包括工程支出和管理费用,要对每个代建项目进行单独算账。资产运营业务成本相对固定,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维修费、人员工资等支出需按月归集分析。成本控制要贯穿项目全过程:在决策阶段,财务部门要把项目总成本测算出来,为决策层提供准确的成本数据;在设计阶段,要推行限额设计,根据成本控制目标倒推设计方案,避免因设计太复杂导致成本失控。采购阶段要严格执行招投标流程,大宗材料、重要设备的采购必须货比三家、公开招标,防止关联交易、暗箱操作推高采购成本。施工阶段最容易出现成本超支,且部分项目变更频繁,因此必须严控工程变更。确实需要变更的,要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评估变更带来的成本增加情况,无充分理由的变更一律不予批准。成本分析要定期开展、深入挖掘,财务部门每月编制成本分析报告,对比预算成本和实际成本,找出差异成因。 3.5 加快财务数字化转型 财务数字化可以实现财务管理的系统性重构,需建立集团统一的财务管理平台,实现财务数据的集中存储与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推进业财一体化,将财务系统和业务系统连接起来,在业务发生的同时自动生成财务数据[4]。财务智能化应用能够把财务人员从大量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技术可以自动完成凭证录入、银行对账、发票验真、报表合并等工作,具有速度快、准确率高的特点。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从海量财务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发现人工分析难以察觉的问题和规律。人工智能技术在财务预测、风险识别方面具有应用潜力,通过机器学习算法,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异常财务数据、预警潜在风险,且准确率越来越高。财务数据分析平台要成为管理层的决策驾驶舱,整合各业务板块的财务数据,建立统一的数据仓库,开发可视化的数据分析工具。管理层登录系统即可查看公司整体和各板块的经营状况:收入利润完成情况用柱状图展示,成本费用变动趋势用折线图呈现,资金流动状况用流向图表达,直观清晰。点击任何一个指标,都能层层穿透到明细数据,快速定位问题所在。 3.6 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地方国有企业面临的风险种类繁多,如投资风险、债务风险、流动性风险、合规风险等,需建立覆盖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首先,要制定风险管理政策,明确公司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其次,应建立风险识别机制,定期开展风险排查,梳理各业务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评估,判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绘制风险地图,重点关注高概率、高影响的重大风险。投资决策风险是地方国有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完善投资决策程序至关重要,重大投资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可行性研究、风险评估、集体决策。城市开发项目投资需充分论证市场需求、开发时序、资金平衡与投资回报,产业投资项目专业性强、不确定性大,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尽职调查,从技术、市场、财务、法律等多个维度评估风险。债务风险管控是当前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部分地方国有企业负债率较高,偿债压力很大,需要建立债务规模约束机制,将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区间,新增债务必须严格审批。优化债务结构,避免债务集中到期,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的比例,防范流动性风险。此外,建立偿债资金保障机制,对于一年内到期的债务,要提前锁定还款资金来源。定期开展债务压力测试,模拟极端情况下企业的偿债能力,比如融资环境恶化、银行抽贷压贷时企业有什么应急预案。对高风险债务要重点监控,提前制定化解方案,必要时启动债务重组、资产处置等措施。 3.7 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引入经济增加值(EVA)考核,扣除资本成本后的真实盈利才是企业创造的价值。不同业务板块的考核指标要差异化设置:城市开发项目关注内部收益率(IRR),以衡量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投资回报水平;资产运营业务关注资产收益率,评估资产运营效率。通过科学的绩效评价,引导各业务板块真正创造价值。资产效益管理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抓手,地方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资产,有些资产运营效率高、回报好,有些资产不产生任何收益。因此,应该定期开展资产清查盘点,建立资产数据库,对每项资产进行绩效评价,识别低效无效资产。闲置土地应及时开发或者转让,空置房产应通过降低租金出租,亏损企业的股权应适当退出。财务分析要为价值创造服务,建立常态化的财务分析机制,每个月编制财务分析报告,不能仅报收入和利润这些结果数据,更要深挖影响盈利能力的核心因素[5]。运用杜邦分析法,将净资产收益率层层拆解成销售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明确公司盈利能力的短板是利润率太低、资产周转缓慢,还是财务杠杆不合理。此外,还要开展对标分析,与同行业优秀企业对比,找出差距,通过提升出租率、优化租金定价等方式,推动利润率提升。财务分析结果要充分用于经营决策,为战略调整、业务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数据支撑,使财务分析真正成为推动价值创造的重要力量。 4 结语 本文基于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系统研究了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转型的实现路径。研究表明,新发展格局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提出了政治性、发展性、安全性和质量性四重新要求,传统财务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复杂多元的业务需求。通过对城市开发、资产运营、产业投资等核心业务领域的深入分析,本文构建了“战略财务—业务财务—共享财务”三位一体的财务管理转型框架,并从全面预算管理、资金集中管控、精细化成本管理、数字化转型、风险防控体系、价值创造能力六个维度提出了具体实施策略。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不同类型国有企业财务转型的差异化路径,以及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财务管理中的深度应用,推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持续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丁月.财务智能化背景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转型策略探究[J].今日财富,2026(3):154-156. [2]罗歆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与策略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5(19):111-114. [3]王成武.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策略[J].商业2.0,2025(23):25-27. [4]李瑛.财务共享模式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转型策略探究[J].中国物流与采购,2025(14):149-150. [5]张煊.新发展格局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转型策略研究[J].市场周刊,2025,38(5):103-106. 成都简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游元超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6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