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动因看,循环经济发端于“垃圾围城”,减量化仍是法定优先原则。与此同时,面对铜铝锂等战略资源供需矛盾及退役动力电池、废旧风光组件等新型废物,提升资源化水平成为必然举措。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美国学者肯尼斯·鲍尔丁在《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中提出“宇宙飞船地球”隐喻:地球如同宇宙中的有限飞船,人类不能将地球当作无限的资源库与垃圾场,必须实现物质循环利用。
从问题导向看,中华大地上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在于效仿自然,农业废物能参与自然循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城镇化推进,人们从土壤中攫取的养分越来越多,产生的废物越来越多,受到人为活动的干扰,各种废物难以参与自然循环,自然循环被打破。破解地球资源有限性与人类发展需求不断扩张之间的矛盾,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有效途径。
从国际趋势看,各国十分重视循环经济发展,已从“外部性”转向“内在化”,从“线性博弈”转向竞争合作并存,从“二次资源”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升级。随着极端气候事件增多,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际共识。循环经济不再满足于“变废为宝”,废弃物也已延伸到二氧化碳,以碳中和为导向,重塑全链条、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经济系统。
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是内涵不断扩大、思路逐步清晰、实践接续落地的过程,重点与时俱进,法规标准逐步健全,政策措施逐渐完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发展模式不断创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相继出现,推动我国单位GDP能耗、物耗、水耗持续下降。发展循环经济,是关乎国家资源安全与产业竞争力的深层次变革,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培育增长新动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引擎,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发展重点也在与时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了循环经济的一般行为和制度,要求“推广资源循环型生产模式,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清洁生产方面,“国家鼓励通过开展绿色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与设备等措施,从源头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产生、排放,推进清洁生产”“国家鼓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使用绿色包装、减量包装”;废弃物循环利用方面,“促进生产生活各领域废弃物精细管理、有效回收、高效利用”“从事风电、光伏发电建设运营的企业,应当自行或者委托具备条件的企业对退役风电机组叶片、光伏组件等进行循环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绿色消费方面,“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有效畅通废弃物回收网络、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等方面,系统部署了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和阶段性任务,是“十五五”循环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
政策激励和法规制度规范着循环经济发展。完善循环经济法规制度,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常态化,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基础、各领域专项法规制度为支撑的制度体系,夯实长效机制。深入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包括符合风机叶片、光伏组件等产业发展实际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实施再生材料应用升级行动;完善循环经济激励措施,落实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推广资源回收企业“反向开票”征管做法,用好绿色信贷等政策工具,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向奔赴”。将再生材料应用产品纳入绿色采购范围,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政企协同、良性循环的产业发展格局。
新质生产力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驱动和支撑。依靠技术进步和治理效能提升,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从数量增长、规模扩大向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和效益改善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重塑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和产业生态。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提升数智化水平。完善产品绿色设计、清洁生产、规范回收、高效利用、再制造、再生材料应用等全链条标准体系,加强检验检测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健全再生材料标识、质量分级与认证体系,推动与国际标准和认证衔接互认,实现标准制定、产品认证与市场采信的有效衔接,推动再生产品市场化应用。
循环经济成为生产生活的“日常”,“垃圾是错置的资源”口号在众多资源再生企业随处可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更新观念,加强顶层设计,以自然为师,做好规划,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支持力度,推广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运用人工智能优化生产工艺,强化宣传引导,优化营商环境,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需发挥主体作用,将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公众要参与垃圾分类,自觉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消费等习惯,以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连续稳定保持在4%以上,有力支撑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财政投入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面临新的政策目标和政策议题。本研究梳理当前教育财政投入转折点的争论,并用“一般性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对稳定性力量和变革动力进行解释,描述当前教育事业的成本格局“对冲”学龄人口下降的机制,提出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背景下,需要用新手段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确定教育财政投入“瞄得准”“用得上”“投得值”的三大政策支柱,提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教育投入机制的路径,即提高项目管理水平稳住投入;打磨细节响应零基预算管理;构建育人导向财政适配机制,实现从“支出保障”向“价值引导”的教育财政投入转型。
关键词:教育财政投入,教育强国,教育成本变化,制度变迁,三大政策支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经费投入上加大力度。”2025年伊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发布,强调“健全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并再次重申了“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和“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于4%”的任务要求。在我国从“穷国办大教育”到“大国办强教育”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过程中,教育发展既面临着学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剧烈变化,也面临着经济下行趋势中各级政府财政承压的环境变化。教育部门需要超越争论,系统梳理教育财政投入的需求,将其嵌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
一、关于“后4%时代”教育财政投入转折点的争论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转折点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对改变原来方向起决定作用的事情或事物发展过程中改变原来方向的时间。具体到教育财政投入,自2012年以来持续实施的与GDP挂钩的教育财政投入方式面临学龄人口下降和财税体制改革深化的冲击,未来财政性教育投入可能要发生方向性变化,但对于变革的时间、方向和特征,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1.观点一:弱化挂钩,灵活保证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放松限制,向更灵活的保障方向转型。从2012年开始,中央和地方财政按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编制预算。到202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十多年保持在4%以上,有力地支撑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的运行。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财政投入的总量跃升有效改善了办学条件,奠定了世界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的坚实基础,推动了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一些政策研究者也看到了调整财政性教育投入机制的需要。“4%”作为一种总量保障机制,在实践中已逐步暴露出灵活性不足、操作性有限的问题。一方面,将教育支出与GDP挂钩容易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僵化,不仅会对地方财政形成“一刀切”式的约束,限制其根据地方发展阶段和教育需求差异灵活配置资源,还会导致部门利益固化,加剧部门之间在财政资金分配上的攀比效应。在北京、上海等财政能力强、教育基础好的城市,完成挂钩目标往往意味着要周期性地更换桌椅等硬件设施、集中安排项目支出,这与地方实际需求并不匹配,反而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支出效率下降。另一方面,挂钩机制的可持续性、可操作性也受到质疑。自2012年以来,为摆脱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困境,中央财政率先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编制预算,并要求地方财政也作出相应安排。“逐省分解、逐年核定”①的行政执行方式效果明显,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这种依赖行政强制力的方式虽然能通过政治动员和指标分解确保快速达到目标,但难以作为长期制度安排,在有效实施一段时间后,各类问题逐步显现。从操作层面看,GDP占比和教育支出均为事后统计口径,前者不能直接用于财政分配,后者则因分类口径差异易被调控,缺乏实质约束。考虑到教育财政体制改革需要与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相适应,一些政策研究者提出摆脱“硬性挂钩”的思路,以科学预算替代固定比例考核,实现更加灵活和可持续的教育财政投入机制。
2.观点二:挂钩基础上“补短板”
另一种观点则支持继续挂钩。这一观点强调,4%的目标是我国长期教育政策的重要承诺,承载着教育优先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社会共识。挂钩机制不仅有助于在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为教育支出提供刚性保障,避免其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被压缩或边缘化,在保持稳定投入比例的基础上再“补短板”,才能够真正有利于保障薄弱环节(如学前教育、普通高中)的发展,引导各级政府持续关注教育公平。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教育对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突破增长瓶颈的作用愈加凸显,应当坚持教育投入的适度超前策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比重。
从国际比较角度看,许多中上收入国家的教育财政支出占比均超过4%。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教育体系,若教育财政支出占比长期处于刚达标的水平,既不利于保障教育质量,也会削弱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教育强国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因此,支持挂钩方的政策研究者认为虽然挂钩机制存在一定制度设计的局限性,但应该待替代政策试点成熟,再全面取代目前的法定支出数量化增长的政策,或者将该指标作为评估政府教育投资努力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

表1的数据直观地展示了世界高收入国家投入教育的力度明显高于低收入国家的事实。即使中国教育财政支出达到欧盟的平均水平,各级政府也需要继续努力。虽然我国现阶段教育投入的供给、需求的制度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匹配”需求,但是仍然要持续地投入才能维持已经取得的城乡和区域教育均衡。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教育质量的投入水平如没有得到持续提升,则可能导致教育系统的活力受到抑制。无数国内外证据表明,教育质量下降才是更大的浪费。教育系统只有借助持续投入进行自身战略性结构调整,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从教育投入的供给侧看,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教育投入面临来自养老、医疗等领域的挤压。2022年,教育部财务司发布相关文章介绍党和国家优先保障教育投入有关情况。文章指出,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并将我国的教育财政投入概括为“三个80%”,其中之一便是地方财政承担了80%的教育支出。随着土地财政式微,地方政府落实“一个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政策目标的现实难度显著加大。从需求层面看,学龄人口“分段式达峰、逐步递减”的趋势使教育需求与资源布局错位的矛盾加剧。教育高质量发展、人口分布变化、财政约束压力等挑战对新时期教育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投入不能仅仅依靠挂钩和增长惯性来维持,必须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前提下系统性思考教育投入问题。
二、关于教育财政性投入的制度变迁分析
在制度变迁中,围绕“是否挂钩”形成的两种观点,反映了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不同立场。在制度张力面前,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有助于厘清当前围绕财政性教育投入的争论,明晰支撑教育强国的财政投入改革方向。
1.制度变迁的一般分析框架
在制度变迁的一般分析框架中,制度不是静态的政策规定,而是内生于参与人策略互动的经济过程,是参与人关于秩序的共有信念的刻点均衡,可以理解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多方博弈形成的一种“内生稳定状态”。当技术革命、人口变化和战略转型等“外部冲击”发生时,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制度便进入一个路径依赖与新均衡探索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改革者提出新的愿景、理念或行动方案,参与者开始尝试重新理解环境,修正自身的主观博弈模型,即他们对游戏规则的理解,经过试验和尝试,关于秩序的共有信念得以修正,达成新的均衡。不过,制度变迁过程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政策与制度性的信念间的距离不会太大,否则会引发社会公众的不适感。
具体到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场景,“4%”的目标并非天然合理,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稳定均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公众等多方围绕“穷国办大教育”的核心矛盾,即资源稀缺与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进行博弈,最终将教育投入与GDP、财政收入等客观指标绑定,从而暂时规定了“4%”这个均衡点。它成为全社会衡量政府投入决心的“锚点”,形成自我维系的“共有信念”,其浓缩表征集中体现为法律与政策层面的一系列关于教育经费保障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对“两个增长”的描述和《纲要》中对高于4%目标的描述,以及已经形成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预算编制与审批流程制度。
除法律之外,“4%”这个“共有信念”还表征为一些非正式规范和惯习,如社会公众对财政投入的评价标准、教育部门与学校体系维护部门利益、追求资源最大化的运作惯例,等等。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共有信念”是十分稳定的,当财政压力变大和学龄人口规模下降时,教育投入也会面临一些压力,但“4%”这一制度均衡的浓缩表征会呈现其自我维系的稳定性。
2.财税体制改革:从“刻点均衡”到新均衡的探索
过去40年形成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共识是稳定“挂钩”的力量。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采取取消“挂钩”、调整央地关系等举措,成为打破“4%”刻点均衡的关键外部冲击力量。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经从以“科学预算、收支两条线、集中采购”为重点实现技术性管理,转向“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构建,预算管理、税收制度、财政关系等成为体制改革的重要支柱。外部冲击力量推动了制度变迁,开启了一个复杂的路径调整过程。如何在保障总量稳定的同时,推动结构更合理、机制更高效的财政配置,成为有效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在财税体制改革框架下调整教育财政性投入的逻辑起点。在强调教育投入的底线稳定性与公共承诺属性的前提下,坚守财政性教育投入不低于GDP的4%的标准,转而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切入点,强调“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另辟蹊径改变预算管理流程,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追求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政策效果。由此,有效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与实践探索需要在“活力激发”与“秩序维护”之间寻求新的均衡。
教育领域,关于“投多少、怎么投”存在社会总体信念基础。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教育财政投入政策亦在不断变革,但这一变革是在已有制度基础上的优化,并不是凭空创造新的制度。关于教育财政投入新均衡的探索已经显现出三条核心脉络。第一,目标升级,教育发展的优先地位得以巩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教育体系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本支撑,受过良好教育的高质量人才使我国“教育与技术的竞赛”②得以持续,推动技术不断升级的保障,从“不低于4%”调整为“高于4%”,以更高的目标引导投入。第二,机制转换,建立健全新的财政供给机制。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从“挂钩”到嵌入预算、支出、监测过程,机制转化,其核心的保障不变。各级政府将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纳入公共财政管理,保证教育财政投入的增速高于GDP的增速,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速。第三,投资于人的理念。经济进入常态化发展后,人口变化和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教育投入提出了更高需求,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只会调整教育投入的方式和结构,不会影响整体的投入水平。
在这场由教育优先发展的人才战略、保障教育投入的支出管理制度和国家层面的教育发展战略三重力量组成的教育投入制度变革中,《纲要》中“健全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部分的具体要求,传递出国家对教育投入制度变革中教育战略性地位的确认,并在此前提下寻求投入机制更具弹性与适配性的转型路径。于是,确认教育投入的弹性和适配空间,就成为下一阶段研究和试点的关键命题。
三、教育成本特征变化“对冲”外部环境变化
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弹性取决于教育成本的变动趋势。自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大关后,学龄人口下降对教育系统的冲击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背景变量。但在分析学龄人口变化时,很多研究都以教育过程规模报酬不变为前提,即教育投入-产出比不变。实际上,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特征的新阶段,教育投入(成本)构成发生了变化,人的质量内涵也有了本质变化。
教育成本函数(costfunction)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构成。其中,固定成本与学生数无关,只要建立了学校,就会配置和维护教育设施和设备;可变成本则与学生数有关,每增加一个学生,就需要增加相应的书本、课桌椅,当超出班额限制,还会因学生数增加而增设班级。当班额不大时,学生数增加不仅不会增加总成本,还会摊薄平均成本,教育体系呈现“规模经济”;相反,学生数减少,总成本不会明显下降,这时的教育体系呈现“规模不经济”。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没有一个精确的判定标准,本质上是一组相对概念:短期内学校资产、教师数不变,学生数的减少就拉低规模经济水平;反过来,乡村儿童流入城市,学生规模略增可以提高规模经济水平,但如果规模增加太大,流入地就不得不增加基建和教师,同时规模经济水平也会降低。成本函数与学生规模、分布之间的复杂关系,客观上决定了财政性教育投入并非完全随教育规模变动,生均经费标准之外还有更多的投入类别和补偿系数,去对冲数量、分布、资产和教师等要素成本的剧烈变化。
1.人口流动、出生率降低与城乡学校“双向规模不经济”
据统计,2024年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435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越来越多的儿童及其家庭从乡村来到县镇和城市。对于教育来说,这就意味着乡村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全国有不计校数的小学教学点7.69万个,在小学教学点就学的人数为260.74万人,平均规模仅为33.9人。办好“小而美”的乡村学校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期许,但维持这些学校的总成本却没有因人数减少而相应降低,只要村小和教学点不撤,就意味着乡村学生越少,生均成本越高。学龄儿童向县城集中,直接增加了家庭在县域范围内的教育流动成本。
学龄人口流动使县镇学校出现由“拥挤”引发的办学成本提升。目前,城市和县镇学校还在为2017年出生人口达到1700万高峰时的儿童提供服务,城市和县镇学校本身比较饱和,没有空余的学位接收来自乡村学校的学生,于是,乡村学校就面临两个选择:扩大班额或增加教学班,而前者违背教育部班额标准,后者需要增加基建成本。2022年,我国镇区小学生总数为4008.0万人,分布在42334所小学校中的989171个班级中,平均班额为40.5人,平均每所学校有23.4个教学班;城区小学生总数为4694.4万人,分布在30690所小学校中的1070119个班级中,平均班额为43.9人,平均每所学校有34.9个教学班。乡村学校的学生在县域或者更大范围内流动,而教育财政投入按照生均教育经费标准投入,这就使教育财政在给予小规模学校一定权数以补偿规模损失的同时,还要在城市继续扩大学校容量,以适应出生人口的波峰和区域内分布的现实。于是,即便城镇学校存在规模经济,节约了成本,但增加的拥挤成本和新增基建会抵消部分节约下来的成本,学龄人口城镇化带来的财政性教育投入的节约有限,不会出现与出生人口一致的“断崖式下滑”。
2.基础教育“补短板”提高成本水平
“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补短板”体现在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上,而这两个学段相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来说,办学成本要高很多。
学前教育阶段是2010年以来规模扩大最为显著的学段,也是生均财政支出标准提高最为迅速的阶段。据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测算,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后,2011—2019年,学前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和生均教育支出逐年提升,学前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从2011年的2488元提高到2019年的6777元,生均教育支出也从2011年的4440元提高到2019年的9969元。与基础教育其他学段相比,学前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增长最快,实现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2023年,学前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经费为10931.33元,虽低于小学阶段13057.14元,普通初中18257.34元的水平,但《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24)》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幼儿园家长缴纳的保教费与财政性经费投入的比例为66.4%。如果财政经费完全覆盖家长缴纳的保教费,学前教育生均公共经费约为18146元,将高于小学,接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水平。
普通高中的扩张也拉动了教育成本上升。根据国家年度教育经费执行情况报告,2023年全国普通高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为19460.69元,高于中等职业教育,低于普通高等教育。目前,我国确定了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发展方向,减少中职规模、增加普通高中的规模,普职比变动会提高高中阶段财政性生均经费投入。
学龄人口持续变动,基础教育体系正针对性地应对放开“二孩”政策以来,特别是2017年出生人口峰值带来的压力。基础教育“补短板”,特别是学前教育免费政策的实施,会在中短期内提高基础教育生均成本,“对冲”学龄人口规模下降对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
四、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投入政策“支柱”
在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财政投入还面临着内生性变革的影响。教学的过程特性发生变化,急需建立教育投入新的政策“支柱”(pillars),保证教育投入能瞄得准、用得上、投得值。
1.瞄得准:适应与契合教育数字化的资产管理需要
为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完成从规模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2025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随后,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落实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教育强国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这标志着教育理念、模式、体系和环境将迎来全面、深刻的数字化变革。
教育领域以数字化转型、课程重构为代表的深度变革,对财政投入的机制安排提出了数字资产预算和支出管理的适配要求。若想在基本完成覆盖全国、互联互通的智慧教育平台等“新基建”任务后,打造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一体化的新型学习环境,真正实现广泛而有效的应用,还需要完成一些关键任务③:扩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用技术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分布、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规模化教育下的个性化学习、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和高效管理,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师生信息素养,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的创新人才。随着数字化转型进入实施阶段,实施主体由地方政府转变为基层学校,资金申请流程复杂、资源整合困难、执行周期过短等问题及财政机制的“碎片性”严重制约了教育体系深度变革的系统性推进。预算编制模式呈现“单年度、分项目、先定再用”的特征,缺乏中长期滚动规划和全过程评估机制,导致项目设计缺乏延续性、投入缺乏前瞻性,难以满足教育变革对财政制度的稳定性与弹性并重的要求。教育数字化战略迫切需要财政投入扩大资产范畴,将数字资产的生产、维护和使用成本纳入预算框架。
2.用得上:财政管理制度匹配教育发展需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深化财税改革时,首次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并于2025年开始在全国进行试点。在教育领域,零基预算作为一种理想的、以实际需要为编制标准的预算方式,改变了“基数+增长”的粗放式预算编制逻辑,不断以“清零”的姿态去“匹配”人口、结构的变化,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
从目前试点省(区)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的实施方案看,零基预算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完善基本支出预算管理、深化项目支出预算改革、严格预算管理、加大资金资产资源统筹和突出预算绩效管理。虽然目前零基预算试点还在省(区)层面,部分地市的综合预算编制试点尚未在教育部门实施,但按照五个核心规定可以作出以下推断:第一,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基本支出将按照编制内实有人数、经批准的实有资产数量、对应的类档标准测算安排;第二,将建立项目储备制度,各级各类学校要改变“委托申请”④制度,围绕战略和工作任务常态化建立项目库,按需求确定优先次序申报,获准后按照项目预算合理安排支出,项目完成后要进行项目清理,从制度上建立学校需求转化为预算申报的“通道”。
零基预算切中时弊,理论上它完全按因素法编制预算,动态调整支出总额和支出结构,有望实现教育发展需求与财政投入的完美匹配。然而,它也对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预算编制和预算管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正是零基预算的理念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但在美国和OECD国家仍未真正实施的原因。不过,部分项目的实施已展现出明显效果。以零基预算为导向的改革,不仅仅是财政纪律的强化,更是教育财政投入的预算程序和支出管理体系的深层次调整,需要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调整内部治理机制。项目储备库、支出标准管理和“市县结合”统筹管理,既为教育需求顺利转化为财政预算提供了通道,也对这一转化提出了挑战。
3.投得值:教育投入体现育人为本
教育财政投入的最终价值,不仅在于保障教育运行,更在于服务育人本质、推动学生成长成才。我国社会当前普遍流行的工具理性倾向决定了财政考核以执行进度、项目验收、资金合规等行政性指标为主,对教育过程质量、学生成长性、教师发展等“软成果”的系统评估较弱。落实“投资于人”的原则,还需要不断改良财政工具,改变严格按统一模板编制预算与绩效目标的做法。在基本支出外,教育部门不断推出不同类别的项目建设指引,指导教育机构体现“投资于人”的价值转向,深入推进对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的补贴和支持,在教育投入上体现学校个性并按照零基预算标准进行编制,这从深层意义上考验着教育体系的治理能力。
教育公共性的紧迫需要,是从制度上明确“教育投入随人走”并推演其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目前,《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开启了全面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受教育权利的部署工作,按照常住人口口径安排财政转移支付、招生指标、教师编制配置等,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提高财政性教育投入适应人口流动和深度城市化需要的适配性。
五、支撑教育强国的教育投入政策建议
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既需要不断强调教育财政投入占GDP“4%”的不可替代性,也需要不断按照深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打磨好将教育需求转化为预算申请的技术细节,更有效地支撑教育强国战略。围绕“稳住投入、打磨细节、提高育人适配性”三个层次,建议如下。
1.稳住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
在财政资源日益紧张、学龄人口开始下降的背景下,稳定的教育投入总量是保障教育公平和提高系统韧性的前提条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高于4%、“两个只增不减”虽然是事后检验,但教育部门需要适应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用新方式守住财政性教育投入的稳定机制,这对中西部、农村和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托底”作用。为此,应进一步明确“稳定机制”的制度化路径。一方面,在确定基本支出预算时,要明确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基础性教育领域的支出责任划分,积极配合财政部门对省以下预算绩效管理框架的指导,将不同类型的教育责任纳入绩效预算框架;另一方面,教育部门指导地方有针对性地进行项目库建设,避免单一的生均教育经费预算放大学龄人口下降的影响,稳定教育投入,保障教育数字化转型稳妥推进。
2.打磨细节,提升教育对财政体制改革的响应力
在不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按照零基预算的核心内容构建能够适应教育改革、满足教育多元需求的预算体系,教育部门仍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
首先,推动项目库建设。除基本支出外,教育部门提供技术指引,将教育发展的需求(教育数字化、跨学科教育,考试评价改革等)转化为项目储备库,确定申请项目预算的优先顺序,不管是年度预算还是跨年度滚动拨款,都要确保教育项目能够持续跟进、动态调整,满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变革的资金需求。虽然这样的项目库储备已经倡导多年,但是委托申请式项目管理惯性强大,需要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提升项目管理能力。这既是对行政和专业管理能力的极大挑战,也是零基预算在世界范围内未获真正实施的原因。借助数字治理提高不同层级政府、学校在项目管理上的穿透力,为改进项目管理、实施零基预算提供新的可能。
其次,教育部门要配合财政完善支出标准。虽然基本支出部分的人员和资产支出标准均由财政部门分类分档确定,但是学校在规模和功能上逐渐多样化,支出类别复杂,对场景依赖非常大。教育部门应参考国际惯例,将乡村学校、融合学校划分为更多类别,将按学段划分的单一生均经费标准扩大为体现学校功能特征的、更多类别的支出标准。
3.育人导向的财政投入的新变化
要实现从“支出保障”向“价值引导”的财政转型,需要重塑教育财政的育人导向。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构建面向学生成长过程的财政支持体系,探索与学生素养提升密切相关领域的支出标准,如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内容改革、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跨学科学习环境等。相应地,创新绩效评价体系,改变目前财政绩效考核侧重项目执行率、支出合规性等行政性指标而缺乏反映育人效果的局限性,将学生成长性指标、教育过程质量指标、教师支持度、家校协同度等纳入核心评估维度,推动财政支出从“花钱合规”走向“花钱有效”。
教育财政的育人导向首先是更强调人力资本投资覆盖人的生命全过程,从生育补贴、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教育权保障,到持续终身的职业技能和满足人的多样化素质需求的教育投入,确保人力资本积累的连贯性与可持续性;其次,育人导向的教育财政投入还意味着评价方式的变革,将“升学”“获奖”“发表”等外显的优绩主义评价指标转化为以体系运行状态改善和长期社会发展的贡献水平等为核心的指标体系,依托科学的评估框架和数据治理的管理应用推动绩效评价改革,适配教育财政的育人导向。
当下,出生人口下降和地方财政承压,引发了全社会对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不低于4%标准的担心。随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财政预算管理试点零基预算又从技术上将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指标“虚化”,这似乎给教育事业发展描绘了一个不太乐观的前景。实际上,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和支撑教育强国战略的有效投入,都需要财政性教育投入机制在保障教育基本面稳定、公平的同时,通过更深入的机制探讨,在更为具体的技术、经验和制度层面为后续制度优化提供稳固基础,支撑教育强国的有效财政投入系统地嵌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一级调研员、研究员 佘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曾晓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 于文珊
摘要:经过四十余年的高速城镇化,我国城市发展已全面迈入存量提质的下半场。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立足“十五五”时期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规划的战略部署,需要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安全效益,推动城市更新从碎片化改造转向全域统筹、从工程建设转向系统治理、从短期整治转向长效运营,全面激活城市存量空间活力与内生发展动能。
城市是否也会衰老?答案是肯定的。但城市不同于一般生命体,它可以通过持续更新实现永续迭代。纵观全球城镇化发展脉络,城市建设普遍经历外延扩张、增量建设向内涵提质的迭代跃迁。经过四十余年的高速城镇化,我国城市发展已全面迈入存量提质的下半场。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立足新发展阶段、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对新时代城市更新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产业动能培育、人居环境提质、安全韧性筑牢、历史文脉传承、绿色低碳转型、治理效能提升六大核心任务,同步完善投融资、土地利用、技术标准、实施机制等配套支撑体系。这意味着,城市更新已从碎片化的民生整治工程,升级为统筹经济转型、民生改善、生态优化、文化传承、安全保障与基层治理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成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核心抓手。
如何让城市在存量时代常新?需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转型逻辑,厘清城市更新的时代必然性、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构建系统化、长效化、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系。
城市更新是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的必然选择
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空间载体,是集聚产业要素、承载人口活动、保障民生福祉的战略枢纽。长期以来,我国依托土地、人口和资本红利,以增量开发为主要路径,快速完成了城市空间拓展与城镇化跨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粗放式发展的长期延续,也累积了空间错配、设施老化、财政结构单一等深层矛盾。进入新阶段,人口结构、物理载体、经济模式等核心变量发生根本性变革,多重矛盾交织叠加,倒逼城市发展模式深度重构。在此背景下,城市更新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修课”,而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必答题”。
(一)适配人口结构迭代,以更新重塑人本宜居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的本质是服务人的生产生活,人口结构变迁是驱动空间优化的底层逻辑。我国传统规划建设体系依托人口持续增长、青年人口净流入的预判构建,形成了重规模拓展、轻品质提升的格局。当前,这一基础预设已发生系统性逆转。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数据,我国总人口连续第八年自然负增长,全年净减少339万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升至23.0%,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人口空间格局总体呈现总量收缩、年龄结构老化、集聚分化特征,部分三四线城市已面临人口达峰甚至收缩。
人口结构的深刻变革,催生两类空间供需矛盾。一方面,老旧城区适老化配套短板凸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批量建成的多层砖混住宅,普遍缺失电梯、无障碍通道和就近养老设施,随着原居住群体陆续步入老年,“出行难、康养难、社交难”情况凸显。另一方面,老城品质配套难以适配青年群体和新市民需求。青年群体往往更加关注居住品质、智慧配套和社交空间,但一些老旧片区因车位紧缺、充电桩缺位、管网老化、绿地不足,引留青年人才困难,造成当地人口外流,影响当地消费扩容及产业发展。
高质量城市更新是适配人口结构迭代、补齐民生短板、激活老城活力的核心抓手。通过精准化空间改造、功能补位、品质升级,既能系统性完善适老化、康养化配套体系,保障老年群体安居宜居,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又能精准补齐青年群体、新市民亟需的便民服务、智慧配套、生态休闲设施,持续增强城市人口承载力与人才吸引力。依托人本导向的存量更新,推动城市空间供给逻辑从“适配规模扩张”向“服务人本宜居”全面转型,持续提升城市包容性与宜居度,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夯实民生根基。
(二)补齐设施老化短板,以更新筑牢城市安全韧性底座
城市建筑、市政管网、公共设施具有固定生命周期,存量设施的运维迭代能力,直接决定城市安全韧性水平与人居品质。我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集中建设的一批城市设施,受当时建设理念、技术标准、成本管控约束,存在建设标准、配套体系、运维管护等方面的局限,目前已进入功能衰退、隐患累积的集中老化周期。
从城市安全运行维度来看,老旧地下管线、高层老旧建筑是当前城市安全的薄弱环节。老旧供排水、燃气、热力管网长期缺乏系统性检修、修复与更新,管壁锈蚀、管线渗漏、功能失效等问题普遍存在,不仅造成水资源、能源资源的低效损耗,更易在极端降雨、高温冰冻等恶劣天气下诱发城市内涝、路面塌陷、燃气泄漏等安全事故。大量早期高层住宅存在外墙保温层风化脱落、电梯等特种设备超期服役、消防管网锈蚀失压、消防通道挤占堵塞等隐患,防灾避险、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此类隐蔽性、累积性安全隐患常态化潜伏于城市运行体系中,一旦遭遇灾害冲击,极易引发连锁次生风险,击穿城市安全底线。
高质量城市更新是守护城市公共安全、提升城市综合韧性的抢救性、基础性工程。通过对老旧管网、老旧建筑、公共安全设施开展系统性排查、结构加固、功能改造与迭代升级,能够从源头化解存量设施安全隐患,补齐城市防灾减灾、应急避险、风险抵御短板,系统性提升城市抗风险、快恢复、可适配的综合韧性。这既是守住公共安全红线、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底线要求,也为城市永续安全运行筑牢了硬件屏障。
(三)倒逼发展模式转型,以更新激活城市存量内生动能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形成了以土地增量开发、土地出让收益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地方政府通过城郊土地收储、基础设施配套、土地市场化出让获取收益、撬动社会融资,为城市基建升级、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核心资金支撑,快速推动了城市硬件设施跨越式发展。近年来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供需格局调整、“房住不炒”长效机制落地等因素作用下,土地增量开发的增长空间全面收窄,依赖土地财政、外延扩张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财政部2025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已连续四年下滑,当年同比降幅达14.7%,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8.2%,地方增量土地收益持续收缩。与此同时,城市设施运维、民生保障、生态治理、公共服务等刚性财政支出逐年攀升,地方财政收支紧平衡态势持续加剧。部分地区远郊新城土地流拍、产业空置、资源低效利用等问题凸显,增量开发边际效益持续递减,粗放式外延扩张的发展路径遭遇瓶颈。
一些城市核心区大量旧厂房、低效仓储、城中村占据优质区位,但利用强度偏低、产业附加值偏弱。高质量城市更新通过系统腾退低效业态、盘活存量资源,精准导入科创研发、数字经济、文化创意等优质业态,能够持续提升单位土地产出效率与持续税收贡献,推动城市收益模式从一次性土地出让红利,转向长期性产业增值、人才集聚、品质溢价、消费提振的复合红利。这一过程推动地方政府转型,优化财政收入结构,有效突破发展瓶颈,培育长效内生增长动能。
城市更新应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统筹推进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三区一村”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效。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各地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电梯加装、管网更新、适老化改造等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同时,各地积极盘活工业遗存、闲置楼宇,培育形成文创街区、科创园区等发展新增长点,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先行地区率先出台地方性城市更新条例,在土地混合利用、审批流程再造、多元主体参与、存量资产盘活等方面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总体来看,城市更新在稳投资、扩内需、惠民生、保安全、传文脉、提品质、促转型方面的综合效益持续释放。但对照《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要求,当前城市更新工作仍存在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
(一)技术标准体系与存量场景存在适配差距,精准更新与安全提质能力有待提升
当前城市更新过程中适配存量场景的常态化体检机制、差异化技术标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精细化、靶向化更新支撑能力不足。从前期谋划来看,部分地区“先体检、后更新”的落实程度不一,城市体检的前置约束性、指导性有待增强,项目谋划多依赖经验研判,缺乏对片区安全隐患、设施病害、人口结构、公共服务、生态文脉等问题的全方位、深层次摸排,项目储备精准度不足,重复改造、无效投入、资源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靶向补齐城市发展短板的效果有待提升。
从技术管控层面来看,现有建筑消防、日照间距、绿地配比等强制性标准均适配净地新建场景,针对老旧街区、历史街巷、城中村等存量片区的弹性管控机制尚在探索。由于老城固有街巷肌理、建筑尺度、用地边界形成客观空间局限,无法完全达到新建工程规范标准,部分地区审核验收仍沿用新建标准,性能化设计、等效安全替代等柔性管控模式的应用范围有限,智慧监测、局部加固、应急补防等补偿性技术措施的推广力度不足。刚性标准与存量场景的适配差距,导致部分低成本、便民化的小微更新、院落整治、功能修补项目推进受阻,与有机微更新的政策导向存在偏差。
(二)投融资体系尚不健全,多元可持续的资金循环机制有待理顺
城市更新兼具公共公益属性与市场经营属性,普遍具有前期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回本速度慢、公益板块占比高、综合收益多元化的特征,与市场化资本短期逐利、稳健避险的投资逻辑存在结构性差异。当前部分市场化更新项目经营性盈利空间狭窄,老旧小区整治、管网更新、生态修复、公共服务配套等纯公益性项目对财政资金的依赖度较高。一方面,地方土地财政持续承压、专项债额度较少、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政府全额兜底的传统投入模式面临可持续性压力;另一方面,传统银行信贷产品主要适配短周期新建地产项目,适配城市更新长周期、微盈利、重运营特征的专属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保险、养老等低成本长线资本的准入渠道、合作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
同时,城市更新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资产证券化等资本化退出工具落地门槛较高、试点范围有限、申报条件较为严格,大量具备稳定租金收益的存量更新项目难以实现资产盘活与资本退出,社会资本投、融、管、退完整闭环尚未有效打通,市场主体参与意愿有待提升。资金约束仍是制约成片系统更新、持续迭代更新的重要瓶颈。
(三)存量土地制度约束较为突出,空间复合利用与立体开发效能有待提升
现行土地规划、权属管理与激励制度成型于增量开发阶段,与存量时代产城融合、立体开发、高效集约的更新需求存在适配差距,存量空间资源价值有待进一步释放。从平面用地管控来看,传统单一用地性质、刚性功能分区的管控模式对存量产业空间的业态兼容形成一定限制,老旧工业厂区、低效产业用地灵活适配研发孵化、中试服务、人才配套、产住研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制度通道不够顺畅,产业转型成本偏高、空间活力不足。
从立体空间盘活来看,我国地上、地表、地下分层确权、登记、流转制度尚在完善,地铁上盖物业、地下商业街、综合管廊等立体设施权属界定不够清晰,独立不动产登记的办理存在障碍,抵押融资、市场化流转与资本化盘活的操作路径不够明确,部分优质立体存量资产处于闲置或低效利用状态,高密度城市集约开发、复合增效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从激励机制来看,市场主体参与公益性配套建设、历史风貌保护、老城提质更新的激励政策体系尚不完善,容积率奖励、指标倾斜、异地流转等机制的实际落地效果有限,历史风貌街区因无法就地扩容,利益平衡机制不够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保护性城市更新的主动性有待激发。
(四)基层治理机制仍需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有待形成
当前城市更新仍以政府主导推进为主,市场化主体、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的协同参与机制尚在培育,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有待成熟,更新过程的民生性、包容性、持续性有待增强。从风险防控来看,部分连片改造项目前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深度不足,对原住民居住习惯、就业结构、生活诉求的摸排不够细致,回迁安置、过渡期保障、就业帮扶等配套举措的完善程度不一,粗放改造、简单搬迁等现象仍有发生,对原有社区肌理与熟人社会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片区提质升级后租金上涨、业态迭代,低收入群体、基层从业者、青年创业者可能面临新的适应压力。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建落实与要求存在差距,便民基础业态的留存力度不足,城市业态多样性与包容性有待增强,城市“烟火气”和“人情味”的维系面临一定挑战。从构建协同共治长效机制的要求来看,公众参与渠道较为分散、阶段性特征明显,覆盖项目立项、方案设计、施工建设、长效运维的全周期参与体系尚未形成,社区规划师、专家智库赋能机制的常态化程度不高,邻里分歧、改造争议的协商化解机制有待完善。
构建适配新阶段的高质量城市更新实施体系
城市更新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推倒重来,而是一场静水深流的制度重构与空间再生。立足“十五五”时期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规划的战略部署,需要彻底跳出传统大拆大建的工程化改造思维,构建系统化更新体系,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安全效益,推动城市更新从碎片化改造转向全域统筹、从工程建设转向系统治理、从短期整治转向长效运营,全面激活城市存量空间活力与内生发展动能。
(一)以城市体检为先导,完善精准适配的技术标准体系
健全常态化城市体检前置机制。严格落实国家“先体检后更新、先评估后实施”的要求,将城市体检作为城市更新项目立项、储备、实施的法定前置程序。全面拓展体检评估维度,既聚焦建筑安全、设施病害、管网隐患等物理空间短板,也系统研判人口结构变迁、公共服务缺口、文脉保护不足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建立动态更新、分类分级、全域覆盖的城市更新项目储备库。根据城市体检情况,实行差异化更新策略。老龄化群体集中片区重点推进适老化改造、无障碍建设、养老医疗配套提质;新市民、青年人集聚片区重点补齐保障性租赁住房、普惠托育、智慧便民、休闲游憩配套短板;老旧产业片区重点推进空间提质、业态转型、科创赋能;历史风貌片区重点聚焦肌理保护、文脉活化、风貌修复,从源头杜绝盲目改造、重复建设、无效投入,全面提升城市更新的精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优化弹性技术管控标准,推行底线安全与等效适配机制。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严守建筑结构安全、消防安全、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四大底线,坚决守住城市运行和群众居住安全红线。针对老旧街区、历史街巷、城中村、老旧院落等存量更新特殊场景,推动实施性能化设计、等效安全替代、差异化管控模式。针对受客观空间条件限制、无法完全达到新建规范的更新项目,通过增设微型消防站点、智慧消防预警系统、应急疏散通道、局部结构加固、智能化监测等补偿性技术措施,实现整体安全性能等效达标。
(二)创新投融资机制,构建多元共担的资金循环链条
搭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投融资新格局。强化财政资金杠杆撬动功能,统筹设立省市两级城市更新专项引导基金,精准对接保险、养老等长期稳健资本;优化专项债、政策性贷款使用范围,重点向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更新、安全韧性提升等公益性项目倾斜,降低融资成本。稳步扩容城市更新REITs、资产证券化试点,优先支持具备稳定现金流的科创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便民商业等项目开展资本化运作,打通社会资本投、融、管、退全链条。
严格落实片区综合更新要求,打破单一项目自求平衡局限。以完整街区、功能单元为核算单元,将高收益产业楼宇与低收益老旧小区整治、公共空间提质打包联动,以经营性收益反哺公益性投入。建立片区价值增值留存机制,将更新带来的土地增值、税收增量适度留存,专项用于后续运维与迭代,形成自我投入、自我增值、长效循环的经济平衡模式,持续激发社会资本深度参与的积极性。
(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存量空间复合利用潜力
适配产住研融合发展趋势,打破单一用地性质束缚。坚守实体经济底线,深化新型产业用地改革,允许老旧工业厂区在符合规划前提下适度兼容研发办公、企业孵化、人才公寓等复合业态,降低产业转型成本,推动老旧工业区向科创高地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城市产业创新活力。
加快完善空间分层供应制度。细化地上、地表、地下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规则,落地立体化不动产登记体系,明确地铁上盖物业、地下商业街、综合管廊的独立产权认定标准,实现立体空间资产可确权、可抵押、可流转,破解立体开发融资难题,释放高密度城市集约利用潜力。
完善规划激励机制。对市场主体主动配建养老托育设施、无障碍空间、口袋公园、保障性租赁住房,依规给予容积率奖励和规划指标倾斜;针对历史文化街区等无法就地扩容的地块,推行市域异地开发权转移制度,允许结余指标跨区域流转,平衡历史保护与市场开发利益,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更新的积极性。
(四)坚守民生底线,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
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针对大规模连片改造项目,全面摸排居民居住现状、收入结构与就业需求,精准制定回迁安置、过渡期保障、就业帮扶等配套举措,坚决杜绝盲目大拆大建和强制易地搬迁。
健全包容缓冲机制。严格落实成片更新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建要求,定向安置原住民与新市民;对国企统租改造房源设定合理租金涨幅上限,稳定居住成本;划定专属临街便民商铺,低价保留生鲜零售、养老托育等基础业态,维系城市业态多样性与阶层包容性,留住城市烟火气息。
完善全流程公众参与机制。构建贯穿立项、设计、施工、运维全周期的参与体系,常态化推行社区规划师制度,搭建居民、街道、企业、专家多元协商平台,高效化解电梯加装、车位规划等邻里分歧。以更新为契机规范业主自治机制,提升专业化物业服务,同步推进空间改造与基层治理升级,推动社区从政府兜底管理向居民自主运维、多元协同共治转型,实现空间更新与治理现代化双向赋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赵峥
| 宏观纵览 近日,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这份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会同有关方面编制的规划,依据“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是消费领域的顶层谋划,也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纲领性文件。 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冷暖。这份规划的分量,不仅在于它系统部署了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目标任务,更在于它把促消费从阶段性政策安排提升为五年一以贯之的战略安排。读懂这份规划,需要回答好三个问题:为何在此时出台?有何突出特点?如何落地见效? 消费市场进入扩量提质关键时期 从成就与方位看,我国消费发展已经站上新台阶。“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发挥,消费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优化、新型消费蓬勃发展,促进消费的政策体系更加健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巩固,经济增长“主引擎”地位更加凸显。 规模跃升之后,更需登高望远。《规划》认为,“十五五”时期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消费基础稳固扎实、升级趋势明显、场景创新活力充足,同时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在显现。在这一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编制五年规划,就是要抓住窗口期,推动消费从规模扩张为主迈向量质齐升,把大市场进一步建成强市场。 从战略需要看,风浪越大越要夯实内需基点。在国际上,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外部需求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加大;在国内,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潜能释放不充分的制约仍然突出。大国经济的共同特征,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超大规模市场既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也是国际竞争合作的战略依托。把扩大消费摆在“十五五”发展的突出位置,就是要以国内需求的稳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党中央多次对坚持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出部署,《规划》正是中央部署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落实。这是关系发展全局和安全大局的战略抉择,而非应对一时之需的权宜之计。 从政策导向看,短板所在就是政策所向。我国消费潜力远未充分释放,提升居民消费率需多方合力,零敲碎打的单项政策难以奏效,迫切需要覆盖五年、统筹供需、贯通制度的系统性谋划。202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在增收、服务消费提质、大宗消费更新、消费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发力;《规划》则把专项行动的阶段性部署上升为五年制度性安排,标志着促进消费政策走向体系构建。 从发展规律看,提振消费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特点。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需求,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循环的起点。在供强需弱格局下,消费对生产的牵引作用尤为突出,订单在哪里,产能和信心就向哪里集聚。纵观各国现代化历程,发展水平越过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是普遍趋势,当前我国正处在这一转换的关键区间,提升消费率既是阶段演进使然,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民生需求看,居民消费正在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规划》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支出既是民生之需,也是消费增加的来源。把钱更多投在人身上,既增进民生福祉,又提升消费能力和劳动者素质,是综合效益最高的投资。 坚持“民生为大” 通读《规划》,其内涵丰富、体系严整,至少有四个“突出”最为鲜明: 突出为民惠民,把“民生为大”写在扩大消费的旗帜上。促进消费不是为消费而消费,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坚持民生为大,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最迫切的领域,通过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让扩消费的过程成为增福祉的过程。在《规划》专栏中,银发经济、育儿产品和服务等安排直指“一老一小”这一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规划》还就合理增加公共消费作出安排,公共消费既直接构成消费总量,又能通过织密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网络,减少居民后顾之忧,撬动私人消费释放,这种互补关系正是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的政策机理。把民生痛点作为政策靶点,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内在要求,也为消费增长赢得了最深厚的需求支撑。 突出统筹推进,以系统观念解开消费领域的“连环扣”。消费从来不是单一环节的问题,居民敢不敢花钱,既看收入多少,也看预期稳不稳,还看供给好不好、环境优不优。《规划》注重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消费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关系,把消费领域具体举措与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一体推进。要做到让居民能消费、愿消费、便消费,就要以就业增收支撑能消费,以社会保障托底愿消费,以环境优化支撑便消费。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财政、金融、就业、产业等政策都要把提振消费作为重要取向,防止政策效果相互抵消。《规划》的一大突出特点,正在于打出组合拳,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有机结合。 突出创新引领,在结构升级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规划》顺势而为,作出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数字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扩大入境消费等制度安排。创新引领的深意,在于以供给创新牵引需求扩容,数字消费拓展消费时空边界,绿色消费引领消费理念变革,首发经济激活城市商业活力,体验式消费回应情感价值诉求,入境消费把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转化为全球购买力。这些新增长点看似分散,实则共同指向消费升级的大方向,从实物到服务、从功能到体验、从标准化到个性化。抓住创新这个变量,就抓住了消费增量发展的主动权。 突出制度保障,让规划可落地、可评估、可检验。此次《规划》以五年为周期,构建起目标、任务、机制相互支撑的完整体系。目标上,提出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更加优化、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供给更加优化、消费环境明显改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的目标体系,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既有定性要求,又有定量锚点。任务上,重点任务辅以专栏,把原则要求细化为工程化、项目化安排。机制上,清理不合理限制、健全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完善全口径消费统计、做好监测评估,使规划实施有抓手、进展可度量、成效可检验。制度刚性有利于保障政策的连续性,也能够稳定市场和社会的预期。 扎实推进规划落地实施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把《规划》蓝图变为现实,要把握好四个着力点。 坚持供需协同、双侧发力。供给和需求是经济的一体两面。需求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作为基础工程,健全工资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让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切实增强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供给侧,以提高商品服务质量为核心,推动技术应用和产品创新,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配性,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聚焦重点领域、以点带面。服务消费是最大的增量所在,围绕养老、托育、文旅、健康、体育等领域做足提质惠民文章,扩大银发经济供给,支持托育服务发展,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AI+消费”融合,培育赛事经济,让服务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主力军。商品消费要抓大宗、促升级,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是一项标志性改革,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推动家居家电智能化升级都有广阔空间。新业态新场景要因地制宜发展,防止一哄而上、同质竞争。同时打好入境消费这张牌,以更便利化的服务把国际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 优化消费环境、消除后顾之忧。环境是重要的消费基础设施。提升质量标准、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开放,以开放促供给提质;完善多层级消费体系,既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又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和“千集万店”建设,让城乡居民共享消费便利。特别要下决心清理优化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把被不合理限制压抑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 凝聚落实合力、保持战略定力。扩大消费是系统工程,要坚持党的领导,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协同联动;各省区市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形成全国一盘棋。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让居民有钱消费、有闲消费;加强全口径消费统计和监测评估,使政策实施始终对准实际效果。同时也要看到,居民消费潜能的释放是慢变量,有其自身节奏,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要只争朝夕抓落实,又要久久为功不折腾,一年接着一年干,把规划的“大写意”一笔一笔绘成发展的“工笔画”。 展望2030年,一个规模60万亿元左右、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消费市场,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从“十四五”迈上50万亿元台阶,到“十五五”迈向60万亿元左右,数字跃升的背后是发展理念的升华,增长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消费的每一点扩容提质,都对应着千家万户生活品质的改善。消费的暖意,来自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随着《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胜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王雪坤 首发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内在机制、制约因素与突破路径 摘要:首发经济以“首创、首推、首用”为核心特征,通过率先实现技术、产品、制度和服务的创新与落地,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跃迁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要特征,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形态。本文围绕首发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逻辑主线,从技术首创、市场首推、制度首创、人才首聚、资本首引五个方面解析其内在机制,剖析技术原创不足、市场培育滞后、制度供给不畅、人才结构失衡、资本投入不足等制约因素,提出强化原始创新能力、完善市场培育机制、健全制度保障体系、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拓宽资本支持渠道等突破路径。加强首发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耦合,有助于形成全要素协同的创新驱动格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关键词:首发经济,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制度保障,市场培育 【本文系大连市社科联2025年度重点课题项目“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应对协同机制研究”(2025dlskzd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正成为重构生产体系、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驱动力量。作为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形态,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鲜明特征,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跃迁并非自发发生,而是需要制度供给、市场环境、创新生态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支撑。首发经济作为一种以“首创、首推、首用”为核心特征的经济形态,强调技术、产品、制度和服务的率先发布与推广,不仅是创新成果实现市场化的重要环节,也是引领产业变革、带动资源重组的关键力量。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应用,从制度供给到市场培育,首发经济能够在多维度上激发创新活力、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从而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不断涌现“全球首发”或“国内首发”的成果,不仅提升了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际竞争的新高地。然而,首发经济在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过程中,仍面临技术原创能力不足、市场接受度有限、制度配套滞后以及人才结构失衡等现实制约,这不仅影响了首发成果的转化效率,也削弱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速度与质量。在这一背景下,深入剖析首发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内在机制,科学研判其制约因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突破路径,对于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首发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内在机制 (一)技术首创引领生产要素重组 首发经济的核心动力来源于技术首创,其本质是以原始创新为基础的技术成果的率先发布与应用。技术首创不仅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推动其跃迁的直接驱动因素。一方面,首创技术通过突破原有的技术瓶颈,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引发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价值再造,使资本、劳动力、信息和数据等要素向高附加值领域集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首创技术的率先应用往往伴随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构性调整,使得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商业模式与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孕育与扩散创造条件。例如,量子计算、先进芯片制造等领域的首发技术,不仅改变了相关行业的竞争格局,还为整个经济体系注入了新的增长动能。 (二)市场首推催生需求牵引效应 在首发经济中,市场首推是实现技术价值转化和新质生产力扩散的关键环节。新产品或新服务的首发,往往能够引领消费升级,激发潜在市场需求,形成“需求牵引—技术迭代—供给优化”的良性循环。一方面,首推产品能够通过差异化和稀缺性占据市场制高点,塑造品牌与技术的先发优势,从而提升创新成果的市场渗透率。另一方面,首推过程伴随用户反馈与市场验证,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研发方向与生产工艺,加快技术成熟与迭代速度。在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设备、个性化医疗等领域,市场首推的成功经验表明,首发经济不仅能够激活既有市场,还能创造全新的消费场景与产业生态,从而形成推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持续动力。 (三)制度首创优化创新发展环境 制度创新是首发经济持续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重要保障。制度首创不仅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还涵盖政策设计、治理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和标准制定等方面。首发经济的发展既离不开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制度环境,也离不开高效透明、可预期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制度首创能够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审批程序、降低创新成本,为首发技术和产品的快速落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科学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有效防范技术成果被过早模仿或盗用,确保创新主体能够在首发阶段获得合理回报,从而增强持续创新的动力。例如,在生物医药、无人驾驶、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政府通过“先行先试”政策试点、创新型法规制定和产业标准引导,为首发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支撑。 (四)人才首聚推动知识溢出扩散 人才是新质生产力跃迁的第一资源,也是首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首发经济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推广等环节,对高端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这种对人才的强烈吸引力,不仅吸引大规模高素质劳动人才聚集,促进高质量就业,还吸引大量企业进行投资和推动政府提供资金补贴,使得首发经济具有天然的创新集聚效应。一方面,高水平人才的集中不仅提升了技术攻关能力,还增强了跨领域协同创新的效率,有利于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生态。另一方面,人才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加速新技术、新模式的扩散与应用,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实现跃迁。例如,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创新高地的建设,往往依托首发经济吸引的人才集群,通过开放式创新平台与产业联盟,促进知识快速流动与成果转化。 (五)资本首引增强创新投入能力 首发经济的高风险与高投入特性,决定了其对资本支持的依赖程度极高。资本的“首引”不仅能够为首发项目提供启动资金,还能够在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技术迭代等环节形成持续投入能力。一方面,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多元资本的率先进入,能够缓解创新企业在研发初期的资金压力,提升其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资本首引往往伴随着战略性资源的导入,包括渠道网络、国际市场对接以及产业协作伙伴的引荐,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跃迁提供综合性支持。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资本首引与技术首创、市场首推形成合力,显著缩短了从研发到商业化的周期,增强了创新成果的扩散速度与影响力。 二、制约首发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因素 (一)技术原创不足削弱先发优势 首发经济的生命力在于技术首创,但在部分领域,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尤其体现在基础理论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方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从0到1”突破,导致许多首发成果仅停留在应用层面,难以在全球市场中构筑长期的技术壁垒。与此同时,技术迭代周期不断缩短,进一步加大了保持先发优势的难度。一旦核心技术被国外企业迅速模仿甚至超越,首发成果的市场竞争力及其对新质生产力的持续跃迁能力都将受到削弱。 (二)市场培育滞后制约成果转化 首发经济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市场化应用与规模化推广上。然而,在不少新兴领域,市场培育的速度与首发成果的涌现并不同步。一方面,消费者对新技术、新产品的认知与接受程度存在滞后性,尤其是在高投入、高价格的首发产品上,市场渗透率较低。另一方面,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能力不足,导致首发产品在量产、供应和售后等环节遇到瓶颈,影响了其在市场中的持续竞争力。这种市场培育滞后的状况,使得首发成果的技术优势难以及时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延缓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速度。 (三)制度供给不畅影响创新生态 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动制度创新以服务科技发展,但在首发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制度供给仍存在不畅之处。一方面,部分政策存在碎片化、短期化的问题,缺乏与首发经济特点相适应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另一方面,创新监管机制与首发成果的迭代速度存在错位,过于严苛或滞后的监管规则可能抑制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此外,知识产权保护仍存在执行不力、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创新主体在技术成果的保护与收益获取方面缺乏充分保障,从而削弱了持续投入首发研发的积极性。 (四)人才结构失衡阻碍协同创新 人才是首发经济与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关键驱动,但目前的人才结构与创新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不匹配。一方面,高端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尤其是在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之间缺少具备跨界能力的“复合型领军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培养周期长与首发经济对快速响应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导致部分领域在项目推进中出现“缺人断链”的现象。此外,人才流动机制不够灵活,跨区域、跨行业的人才合作与资源共享机制有待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溢出与创新扩散的速度,削弱了首发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合力。 (五)资本投入不足限制创新规模 首发经济的高投入、高风险特性,决定了其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高。然而在现实中,部分创新项目因风险评估不完善、盈利模式不清晰而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一方面,社会资本在早期投入意愿不足,使得部分潜力较大的首发项目在研发关键阶段陷入资金短缺,影响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对长期研发的耐心有限,偏好短期回报的投资逻辑可能导致企业在技术迭代中急于求成,削弱了原始创新的深度与持久性。这种资本支持的不足,不仅制约了首发成果的规模化扩散,也延缓了新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步伐。 三、首发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路径 (一)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构筑技术高地 破解技术原创性不足的首要任务,是在源头创新上形成持久优势。这不仅需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投入力度,更要重构科研体系的激励逻辑,推动“跟跑型”创新向“引领型”创新的转变。应引导国家科技资源聚焦战略性、颠覆性、前瞻性领域,如量子通信、核聚变能、类脑智能、合成生物等,并通过重大专项、揭榜挂帅、长期资助等方式,支持科研团队集中攻关。同时,要鼓励企业持续投入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加速技术成果转化。打通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链条,建立从实验室研发、工程化验证到市场推广的闭环机制。比如,美国在半导体领域通过“基础研究—技术验证—产业化基金”三级联动,确保创新成果不被锁在实验室。我国也应在关键领域复制类似模式,形成“科研—试验—转化”的高速通道。此外,鼓励企业建立首发技术储备库,提前布局未来5~10年的技术路线图,通过内部研发与外部并购相结合的方式,抢占未来产业的制高点。在科研评价上,应摒弃“唯论文、唯数量”倾向,将原始性、引领性作为重要评价指标,使技术首创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跃迁的核心引擎。 (二)完善市场培育机制,释放需求潜能 首发成果能否推动新质生产力跃迁,关键在于能否迅速形成稳定的市场需求。应在政策、平台和产业链三个层面完善市场培育机制。在政策层面,可建立“首购首用”制度,政府、央企和龙头企业优先采购国内首发产品,通过订单带动首批应用落地。例如,新能源公交车的推广就是依靠政府采购形成初始市场,进而推动技术成熟与大规模应用。在平台层面,应建设行业公共测试与验证平台,帮助首发产品进行标准化测试和认证,降低用户试用成本。平台还可为企业提供应用场景对接服务,如智慧城市试点为AI视觉技术提供了丰富的落地机会。在产业链层面,应协调上下游资源,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确保首发产品能获得原材料供应、配套加工和渠道网络的全链条支持。尤其是对涉及高精尖零部件的首发项目,要鼓励本土供应链替代,减少对外依赖。同时,应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借助跨境电商、海外展会、区域贸易协定等渠道,让首发成果走出国门,形成“国内首发—国际同步”的市场格局。 (三)健全制度保障体系,优化创新生态 制度供给不畅会直接削弱首发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需从法律法规、标准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和政策协同等方面系统发力。在法律法规方面,应建立“动态适应型”立法机制,对新兴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允许先行试点、边试边改。例如,在无人驾驶等领域,可以通过设立“监管沙盒”降低政策摩擦,激发技术应用活力。在标准制定方面,要鼓励企业、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制定国际化标准,通过标准输出增强国际竞争力。华为在5G标准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就是首发经济与制度创新协同的典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应提高侵权成本,缩短维权周期,建立专利快速审查和知识产权保险制度,降低创新企业在首发阶段的法律风险。在政策协同方面,应形成财政、税收、金融、人才等多领域一体化支持体系,避免政策碎片化。可探索设立“首发经济特区”,集中试行税收优惠、跨境人才流动、知识产权快速保护等制度创新,为全国推广积累经验。 (四)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激发创新合力 首发经济与新质生产力跃迁需要“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应在教育体系、人才流动机制和国际合作平台三个方面优化结构。在教育体系方面,深化产教融合模式,鼓励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展定制化人才培养项目,依据首发经济的实际项目需求,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为学生提供实践教学与实习机会,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推动高校设立面向前沿技术与产业应用的交叉学科,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材料科学+新能源”等,通过项目制培养学生的跨界能力。在人才流动方面,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人才合作网络,鼓励科研人员、工程师与市场运营人才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流动,打破“科研孤岛”和“产业孤岛”。同时,应优化人才评价机制,将实际技术转化能力和产业贡献纳入核心考核指标。在国际合作方面,应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参与国内首发项目,通过外籍专家长期居留、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形式,形成全球化创新网络。还应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设立面向35岁以下科技人才的“首发创新基金”,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科研启动资金和试错空间。 (五)拓宽资本支持渠道,增强投入韧性 首发经济的高风险、高投入特性,要求建立多元化的资本供给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在资本来源方面,应鼓励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多类资本形成合力,覆盖首发项目从种子期、成长期到扩张期的全生命周期。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可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保险、股权众筹等金融工具发展,解决创新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难题。例如,深圳在科技企业贷款中引入知识产权评估与保险联动机制,有效提升了融资成功率。在资本市场方面,应加快完善科创板、北交所等平台功能,降低优质首发型企业上市门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长周期的前沿技术研发项目,应设立耐心资本机制,通过政府、社会资本共同出资建立长期创新基金,保障关键项目在商业化前的稳定投入。此外,还应引入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战略投资,让资本不仅提供资金,更带来市场、技术、管理等综合资源,形成资本与创新的深度协同,为新质生产力跃迁提供持久的资金保障和发展韧性。 四、结语 首发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关系,本质上体现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新时代的结构性重塑。前者以“首创、首推、首用”为核心逻辑,将科技成果的萌芽期提前推入市场化轨道;后者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特征,代表着生产力跃迁的先进形态。当首发经济的制度优势、市场机制与创新生态实现有效耦合时,便能够在全要素范围内释放创新潜能,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从更长远的视角看,首发经济不应仅被视为短期的竞争工具,而应被定位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力量。通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抢占首发高地,我国不仅能够形成持续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更能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塑造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从“跟跑者”到“引领者”的根本转变。这一过程,既是经济体系高质量跃迁的现实路径,也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战略工程 未来,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加速演变,首发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战略意义将进一步凸显。这不仅关乎产业竞争力的跃升,更关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经济安全的稳固。唯有以更高水平的原始创新夯实技术根基,以更高质量的市场机制激发需求潜能,以更高效率的制度供给优化创新生态,并以更具韧性的资本与人才体系支撑创新全链条,才能确保新质生产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波,贾政霖.新质生产力赋能首发经济:价值意蕴、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特区实践与理论,2025,(3):54-62. [2]刘术刚,江伟杰.新质生产力赋能首发经济:适配机制、系统逻辑与实践路向[J].财会研究,2025,(6):57-64+80. [3]张雨琪.新质生产力视角下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5,(14):87-89. [4]赵鹏,李毅格,赵丽.首发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3(3):55-67. [5]余正勇,陈兴.新质生产力赋能首发经济发展:价值意义、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J].改革与战略,2025,41(1):30-36. [6]李新仓,赵雅琪.新质生产力赋能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34(3):115-124. 辽宁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刘颖;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宜军 加快构建“放得活、管得好”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首要任务。能否抓牢抓好这一首要任务,关键在于能否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长处”,真正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关于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要破解这道“世界性难题”,必须深刻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出发,妥善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着力建设好三大“包容性制度生态”。 首先,要处理好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建设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包容共生的“所有制生态”。 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是构建“放得活、管得好”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问题。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来看,“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生态”。在这种多元混合、包容共生的“所有制生态”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不存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公有制经济发展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离不开公有制经济的支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生发展,谁也离不开谁。 公有制经济发展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是因为从改革开放历史看,从国有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打破“铁饭碗”开始,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和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再到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每一项改革都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支持。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帮助国有企业解决了下岗职工安置、不良资产剥离等诸多难题。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形成“鲶鱼效应”,从外部给国有企业以竞争压力,从而促进国有企业自强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图强、创新发展最有效的办法。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离不开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支持,是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和非社会化大生产、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供给的“功能性分工和协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分工互补效应。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大量公共产品和公益性事业,具有“收益低甚至无收益”“正外部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私人资本不愿投资,只有通过加大国有资本对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的投入,才能更好地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基础硬件”和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公益类”和“商业类”分类改革,进一步降低商业类企业的国有资本再投入,也为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谁也离不开谁”,是因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两者更具有直接“包容共生效应”。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在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由此而形成了“公私共生”和“劳资融合”的效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共享利益、共同发展。 其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设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包容协调的“宏观经济治理生态”。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构建“放得活、管得好”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构建“放得活、管得好”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建成“有效市场”,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因此,“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然而,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作用,政府能否更好发挥作用就至关重要。因此,构建“放得活、管得好”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有为”,关键是看能否弥补“市场失灵”,真正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保驾护航”。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为了发挥好政府“管得好”的作用,除了履行好上述政府职能和作用,努力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外,还必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断提高政府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努力成为“有为政府”。 第三,处理好“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关系,建设好“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包容和谐的“收入分配生态”。 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关系,是构建“放得活、管得好”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问题。现代经济理论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本质是生产要素价格决定问题。收入分配机制,作为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一头连着生产要素供给,另一头连着生产要素需求;在消费市场上,一头连着生产,另一头连着消费。因此,它不仅成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否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而且也是检验政府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的“试金石”。因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妥善处理好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建设好“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包容和谐的“收入分配生态”,努力实现“效率和公平”相统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初次分配中,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同时,还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决定的要素价格来进行要素报酬分配,让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是因为尽管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但财富形成单靠劳动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和物质技术条件的助力和支撑。因此,社会财富分配必须摒弃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对立的传统观念,加快形成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包容性分配生态”,从而调动劳动者和各类生产要素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集中体现在再分配过程,通过征收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在各收入主体之间以现金或实物进行的收入再分配,以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由于政府是再分配主体,所以更加突出公平的原则,主要是解决初次分配差距扩大而引发社会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同时,再分配也通过提供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创造机会平等的环境,更注重普惠,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当然,作为“包容性分配生态”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三次分配,不同于前两次分配。它是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等基于自愿原则,以募集、捐赠、资助、义工等慈善、公益方式对所属资源和财富进行分配。第三次分配是自愿基础上的社会共济,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分配差距,而且促进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政府在此过程中也可通过鼓励、引导、支持等方式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导、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韩保江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再到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进行部署。党中央对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相关政策部署持续推进。面向“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提升企业跨市场经营能力、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和政策服务效能,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一、准确把握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内外贸一体化,是指推动内外贸规则制度、市场渠道、资源要素和经营主体等有效贯通,促进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并非只是推动企业“既做内贸、又做外贸”,其核心在于以市场融合促进产业融合,以要素流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系统性升级,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突出,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的承压能力和回旋余地。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商品、服务以及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推动国内外市场有效衔接,增强企业市场布局的灵活性和风险应对能力。通过促进产销衔接和供需平衡,可以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进一步增强经济循环韧性。通过打通内外销渠道,有利于推动优质外贸产品更加顺畅进入国内市场,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在为企业开辟新增长空间、分散市场风险的同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作用,进一步扩大内需。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在长期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外贸企业在产品质量、生产组织、品牌运营、技术创新和标准认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推动其开拓国内市场,有利于将在国际市场形成的技术、管理和品牌优势转化为国内产业升级动能。内贸企业熟悉国内消费需求和商业模式,具有较强的本土化运营能力,支持其拓展国际市场,有利于提升国内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能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还将带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知识产权和会展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必须推动贸易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由成本优势向技术、品牌、标准、服务和规则优势转变。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正是实现上述转变的重要途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在微观主体层面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优质企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二是在产业层面推动中国产品、中国品牌、中国标准加快融入国际市场。将国内市场竞争中锤炼出的优质产品和品牌推向全球,能够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中国品牌”的整体形象和国际竞争力。三是在国家层面增强我国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通过推动国内标准、认证、监管等制度与国际规则更好衔接,既能够降低企业跨市场经营成本,也有利于提升我国经贸制度的开放性、透明度和国际适配性,增强企业参与国际规则实践的能力,进而为我国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基础支撑。 二、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堵点 近年来,我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企业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但在市场渠道衔接、品牌培育、研发设计、现代服务业支撑、经营主体培育、产业生态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策落实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堵点。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打通发展堵点,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企业经营层面仍面临多重挑战。内外销市场渠道衔接不够顺畅,企业拓展市场的能力有待提升。许多外向型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进入国内市场后面临销售渠道陌生、消费者认知不足、营销能力欠缺等难题。部分东部沿海外贸重镇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开拓内销市场,仍然面临盈利困难、增长乏力的困境。内销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也面临诸多瓶颈,缺乏国际营销网络、不熟悉目标市场消费习惯等问题普遍存在。企业品牌培育面临瓶颈。部分外贸企业长期以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原始设计制造商(ODM)等代工模式为主,品牌意识和品牌运营能力相对薄弱,自主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不高。尽管国内市场对优质商品的需求不断上升,但不少企业自主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覆盖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不少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品牌定位、产品线配置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异,难以形成统一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企业研发设计和成果转化能力不足。部分企业长期依赖代工生产,研发设计投入和产品开发能力不足;产学研协同和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不够完善,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提升较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研发能力不足与品牌培育滞后往往相互制约: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难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品牌溢价空间受限;而品牌影响力不足又使企业难以支撑持续的研发投入,形成制约企业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负向循环。 政策与体制层面有待优化。内外贸标准、认证、信用等制度尚未有效衔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在商品标准、质量认证、检验检测、企业信用评价等方面存在不同要求,企业需要进行重复认证和信息披露,增加了经营成本和时间成本。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部分地区知识产权侵权成本相对偏低,维权成本和周期较长,不仅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国际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也对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市场开拓形成制约。现有优惠政策与金融保险机构内部考核体系不匹配。一些地方对企业进出口、市场开拓、研发创新等提供了专项资金支持或税收优惠,但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考核机制过度强调短期效益和风险控制,对内外贸一体化企业的融资支持、保险产品创新等激励不足,影响了优惠政策的实际效果。 产业组织层面存在不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贸易企业不多,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的贸易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企业跨国运营的资源、渠道、知识和能力普遍欠缺,参与全球竞争的深度和广度仍然不足。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和东部地区,广大中小企业普遍资金实力偏弱,抗风险能力不足,开拓新市场成本偏高,做强经营主体梯队仍需持续发力。现代服务业支撑体系不够完善。从部分地区和产业集群的情况看,支撑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仍存在结构性短板。信息服务、研发设计等技术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支撑内外贸体系发展的关键服务能力不够强;金融服务在跨市场授信、承保和风险评价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会计、审计、检测认证、咨询、法律、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发展仍不充分;文旅创意、电商、会展和现代物流业的协同发展水平仍需提高。产业生态需要进一步优化。部分地区的营商环境仍有较大优化空间,产业与创新生态系统仍存在明显短板。吸引和留住根植本地的龙头企业,增强重点企业和关键产业链环节的根植性,培育配套产业链,壮大在品牌、研发、设计、服务等方面具有竞争力的经营主体,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兴业,都面临较大挑战。 三、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主要路径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既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稳定经济循环的重要举措,也是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针对上述堵点,从企业经营、政策体制、产业组织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形成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强大合力。注重发挥示范效应,系统总结和推广代表性企业和地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典型经验,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路径。建立健全政策落实评估机制,跟踪政策执行效果,及时调整优化支持举措,提升内外贸一体化政策的精准性和适应性。 在企业经营层面推进策略创新。拓展国内外市场渠道,建立多元化市场体系,引导企业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国内销售渠道,综合运用电商平台、直播、展会、零售终端等多种形式拓展国内市场;完善海外营销网络,合理布局旗舰店、体验店等境外零售终端,提升品牌触达能力和消费者认知;支持企业参加国际展览会和产品推介活动,提升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培育自主品牌,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体系,鼓励企业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积极培育自主品牌,积累品牌资产和市场知名度;支持优质企业和产品以自主品牌进入国际市场,打造一批享誉全球的中国品牌;鼓励企业合理借鉴国际先进的品牌经营理念,不断完善品牌管理体系;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支持企业通过并购、代理等方式拓展海外品牌和渠道资源。强化研发设计投入,提升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加大企业研发创新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力度,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建立健全研发设计中心;支持企业加强原始创新和前沿技术研发,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建立联合研发和成果转化机制,促进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政策与体制层面加快完善。完善基础制度环境,消除制度性障碍。推动内外贸相关标准、认证、检验检测和监管服务规则有效衔接,减少企业重复认证、重复检测和重复提交材料的负担;扩大符合条件的检测认证结果互认和采信范围;推动商品编码、商品分类和质量信息等规则衔接,促进商品信息在国内外市场更加顺畅流转;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在依法合规、保障数据安全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推动市场信用信息依法共享、授权使用和便利应用。加大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力度。健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从严惩治恶意侵权、重复侵权行为,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增强制度威慑力;优化维权办案流程,压缩处置周期,拓宽多元纠纷化解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同步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强化境外风险预警与合规指导,为对外投资布局、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有力保障。优化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体系。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完善与内外贸一体化相适应的授信、承保和风险评价机制,提升对企业跨市场经营的金融保险服务能力;完善出口信用保险与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的协同机制,针对企业开拓新市场、拓展国内市场的风险保障需求,发展适配性更强的信用保险产品;鼓励建立内外贸一体化企业金融服务协调机制,为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结算、保险和风险管理服务。 在产业组织层面强化发展基础。做强骨干贸易企业,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贸易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推动骨干贸易企业建立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供应链管理体系,提升全球采购、分销、物流、营销和售后服务能力。加快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现代物流、供应链管理、金融保险、会计审计、法律咨询和知识产权等服务嵌入产业链全过程,提升企业跨市场经营的技术、合规和交易服务能力。促进商贸、文旅、电商、会展和现代物流协同发展,提升相关服务业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的功能。优化海外仓支持政策,引导企业合理布局海外仓和境外营销网络,提升海外仓在仓储、配送、售后、维修和品牌营销等方面的综合服务能力。做优内外贸一体化产业生态,完善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机制,增强供应链韧性和产业体系稳定性。支持重点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在本地形成稳定协作关系,提升关键环节产业集聚度和本地配套能力。加快发展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支持企业在品牌培育、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等领域提升竞争力,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经营主体梯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创新生态,提升公共服务和要素保障能力,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徐振宇 | 金融透视 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血脉是否畅通,不仅在于总量,更在于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合理健康的金融结构是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并有效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前提。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金融结构也在这一进程中发生深刻变化。同时要看到,随着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深入推进,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面临新的更高要求。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金融工作,需要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动态优化调整货币政策框架,持续建设和发展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一、中国金融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 金融结构可以从多个维度衡量,融资结构是其中最重要的维度。长期以来,中国的融资结构由银行贷款主导,金融市场的规模较小。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直接融资占比稳步上升,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增量看,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增量已超过贷款。2013年以前,中国新增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在80%以上,基本都由贷款构成。202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5.6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约47%,首次超过贷款。过去几年,积极财政政策下政府债券净融资增多、专项债置换隐性债务,银行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力度,使债券占比提高、贷款占比下降。即便剔除这些因素,中国融资结构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从企业融资看,企业债券融资增量与同期贷款增量之比从2023年的7%上升至2026年上半年的近20%。 从存量看,直接融资占比稳步升至1/3左右。在20世纪90年代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早期阶段,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占比接近100%。随着金融市场持续稳定发展,2026年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中间接融资余额占比降至2/3左右,贷款余额占比降至60%左右;直接融资余额占比升至1/3左右,债券融资占比升至30%左右。中国融资结构已经从间接融资主导,转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 从资金投向看,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10年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由60%以上降至10%左右,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的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过去几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保持在20%左右,普惠小微贷款年均增速约20%,绿色贷款、养老产业贷款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均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信贷资金投向的转变,表明金融资源更多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这种结构变化不一定体现为贷款增量,但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从金融市场看,市场业态更加丰富、深度广度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市场逐步从以信贷市场为主,发展成为包括股票、债券、货币、黄金、票据、大宗商品、衍生品等各金融子市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股票市场方面,目前A股上市公司超5500家,总市值超过110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其中,“专精特新”企业达到2000多家。债券市场方面,199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成立时余额不足5000亿元,目前总规模突破2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一年多来,科创债券累计发行约3万亿元,成为科技型企业中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 二、中国金融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 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世界各国金融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经济结构演进,金融活动由侧重总量扩张走向结构优化,金融结构由单一走向多元。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既是这一普遍规律的具体呈现,又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和阶段特征,需要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进行理解和把握。 第一,中国金融结构变迁根本上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动态演进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 过去中国金融总量增长较快,主要与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和高速增长带来的较大规模货币需求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过去的实物分配为主改为货币分配,越来越多的商品、住房借助货币来标注价值,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融资需求也快速增加,金融总量增长较快。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货币化进程已基本结束,金融对经济的服务更多体现在结构优化、适配度提升上,而不是宏观金融总量的持续扩张上。从总量的数学关系看,增速是增量与全部存量的比值关系。分子是当前的增量,分母是全部的存量。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460万亿元,广义货币余额超过350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280万亿元,宏观金融总量规模已经很大。随着存量的扩大,金融总量增速有所下降也是自然的,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一致的。 金融总量增速趋缓,有利于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过去几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一方面是宏观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平稳增长,金融总量和债务增长一体两面,推高了债务规模;另一方面是物价处于低位,拖累了名义经济增速。融资市场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有效融资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社会融资条件仍是相对宽松的。对此,要平衡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避免金融总量增长超过实体经济需要,造成资金空转淤积,进一步推升宏观杠杆率,导致落后产能和低效企业难以出清,影响经济效率。 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当前超过280万亿元的贷款余额中,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仍然较大,这些领域不仅不再增长,反而还在下降。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贷款余额累计下降超2万亿元。其他领域的贷款要先填补上这个下降的部分,才能带来总量上的增长。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信贷结构变化,实体经济需要的信贷增长也在发生变化。全部信贷要保持过去的增速是很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支撑经济增长来说,盘活低效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第二,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体现了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态适配。 过去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制造业拉动,呈现融资密集型特征。这些行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土地房产等抵押物充足,具有旺盛的中长期贷款需求,更适配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银行在为技术成熟、抵押物充足的传统产业提供资金上具有优势。据测算,传统领域各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与行业增加值之比大于1,其中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分别为1.7和3.3,这意味着每创造1元增加值需要投入更多的信贷。 近年来,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产业结构正从传统要素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融资需求更趋“轻型”。2026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四成。这些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风险和不确定性较高、投资周期长等特点,企业资产形态也由土地、厂房、设备更多转向技术、数据、品牌和人力资本。轻资产行业一般对应低负债,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银行贷款相对较少。据测算,新动能领域的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与行业增加值之比普遍低于1,信息服务业仅约0.1,远低于传统行业。 当前科技创新活动复杂多元,与多元化的融资结构更加适配。科技型企业一般会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阶段,各阶段的风险特征和金融需求有很大差异,需要适配丰富多样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科技型企业在成长的早期,主要从事前期研发,商业前景不明朗,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是非常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到了中后期,商业模式逐渐成熟,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债券、股权等多渠道融资。金融市场在为技术前沿、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产业提供融资上具有优势,带来对贷款的良性替代和分流。这一变化也将成为常态,不能简单以信贷增速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第三,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是金融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金融业自身发展看,也需要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适配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较大规模的金融风险治理,其中既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原因,也有金融结构不适配、金融治理方面的原因。比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大量企业破产、重组、兼并,国有大型银行积累了不良资产。国有银行自身体制也滞后于实体经济的需要,进一步加剧了不良资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启动了历时十余年的国有银行改革。再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扩张,经济增长较多依靠房地产驱动,导致金融资源集中于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结构调整形成制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金融风险持续收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效不断提升。 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竞争力和国际金融中心影响力,传统金融机构的规模固然是一个重要指标,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辐射能力和业态丰富性更加重要。在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也是金融业自身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国历史路径、银企关系、法律制度等不同,金融结构没有统一模式。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银行体系仍将占有较大比重,但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创新更趋活跃、经济活动复杂程度上升,需要更加注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体系结构,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功能。 三、以金融结构持续优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近日出台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要顺应中国金融结构变迁趋势,持续优化金融结构,推动政策框架逐步转型优化,使金融体系更加适配深刻变化中的经济金融结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是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不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特别是对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更加注重发挥价格型调控的作用,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政策利率及配套制度建设,增强央行政策利率的作用。完善存贷款利率定价,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贷款定价基准选择。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持续整治金融业“内卷式”竞争、资金空转。健全可置信、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宣传和市场沟通机制,以专业、务实的方式方法,做好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 二是强化政策协同配合,提升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质效。加强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统筹,指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能力,丰富金融产品,强化信息科技支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快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能。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以市场化方式激励引导金融机构优化资金投向。加强政策协同配合,聚焦融资担保、风险分担等方向,放大政策激励效能。加强与产业政策协同,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分类施策、有扶有控,抑制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 三是聚焦服务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发展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科技板”。发展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支持资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稳妥发展利率、汇率衍生品,促进市场流动性提升和价格形成。强化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作用。健全金融市场法治体系,推进发行交易、登记结算、税收等制度优化完善,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培育良好的市场生态。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建设并完善多渠道、广覆盖的跨境支付体系。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四是健全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在宏观层面把握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动态平衡。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严肃财经纪律、市场纪律和监管规则。健全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和预警。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丰富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维护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潘功胜 疾病是人生难以避免的风险,而医疗保障是解除人民群众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增进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安排和重要制度保障。8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以下简称“医疗保障法”),标志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走向成熟定型,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事件。 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是医疗保障法明确的建制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医疗保障的重要性,深刻指出“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加快优化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法进一步明确了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宗旨,这为新时代全民医保制度改革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全覆盖”强调法定医保参保“一个都不能少”;“统筹城乡”要求打破城乡分割格局与户籍壁垒;“公平统一”追求制度统一、普惠公平;“安全规范”要做到医保基金安全、制度运行有序;“多层次”强调支持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救助等补充保障措施发展;“可持续”突出统筹需要和可能、确保制度长期稳定发展。 根据医疗保障法的规制以及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我国的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是以政府主导的法定基本医保为主体、医疗救助为兜底,商业健康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慈善医疗、医疗互助等为补充的制度体系,这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构多层次化规律在医疗保障领域的具体体现。 从理论逻辑来看,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是社会保障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规律的生动实践。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是通过依法建立的互助共济机制化解民生风险、促进社会公平,而多层次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平衡普惠公平与多元效率。政府主导的基本医保聚焦全民普惠公平,坚守互助共济的制度本色,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医疗权益,彰显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共品属性与民生温度;市场主导的商业健康保险立足效率导向,满足中高收入群体高品质、个性化医疗保障与健康管理需求;社会力量支撑的慈善医疗坚守公益底色,精准帮扶困难群体化解超额医疗负担。三者各循其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既确保全民医保的公平普惠目标得以实现,又兼顾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是当前发展阶段适合现实需求的最优制度组合。 从现实逻辑来看,伴随人口走向深度老龄化、居民健康需求多元化、疾病谱持续转型、城镇化纵深推进,以及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步伐明显加快,现行医疗保障体系的结构性短板、机制性矛盾亦逐步凸显,制度成熟度、公平性、可持续性与新时代人民群众要求更加公平、更加可靠、更高水准的疾病医疗保障仍存在差距。优化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成为破解当前医保发展瓶颈、促进制度公平、实现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能够有效分流基本医保的保障压力,全方位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破解单一制度“保基本乏力、提品质不足、兜底线不牢”的发展困境。现实需求迫切要求尽快贯彻落实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法定目标,以更大的力度、更加精准的举措推动医保制度体系从“全覆盖”向“高质量全覆盖”、从“保基本”向“多层次、精准化、可持续”转型升级。 我国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建设成效与现存短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医保改革坚持循序渐进、统筹推进的原则,先后完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建立城乡居民统一基本医保制度,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培育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与慈善医疗,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全民医保制度框架,包括“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法定兜底保障层、商业健康保险与补充医保的市场提升层、慈善医疗与医疗互助的社会帮扶层三级体系。其中,法定医保制度的统一性、普惠性持续增强;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各类普惠型商业保险全面铺开,成为基本医保的重要补充;慈善医疗、职工医疗互助正在有序开展。经过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的持续推进,基本医保的统筹层次已经实现市级统筹全覆盖,正在向省级统筹纵深推进,基金互助共济能力不断增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持续深化,按病组和病种分值(DRG/DIP)付费全面推行,对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建成运行,异地就医结算、智能监管、便民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多部门联动的反医保欺诈机制日益成熟,医保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为多层次医保体系高效运行提供了制度与技术支撑。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实现了全民医保的制度目标,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069.39万人(含职工医保参保者38856.12万人,居民医保参保者94213.27万人),其中由医疗救助基金资助参保人数达7666.47万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稳定在80%以上和70%左右,门诊统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普及,大病保险对参保群众高额医疗费用予以二次报销,医疗救助精准兜底困难群体参保缴费与医疗负担,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性问题,彻底扭转以往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高发的局面,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改善民生提供了日益坚实的保障。同年,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首次超过1万亿元,在售医疗保险产品超过1.1万个,保险赔付率约40%。慈善医疗也在发展,各种专业化慈善组织和以水滴筹为代表的网络大病个人救助规模持续扩展,在助力困难大病患者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 在取得发展成效的同时,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仍处于“初步成型、尚未定型”的阶段,其结构性矛盾、机制性短板依然突出。 基本医保制度尚未完全成熟,体系主体根基尚未稳固。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两制并行”的格局长期存在,两类制度在筹资标准、待遇水平、保障机制上差距显著,城乡、职业群体保障不均衡问题突出,制度统一性、公平性有待提升。特别是居民医保筹资机制缺乏弹性,个人缴费尚未实现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直接挂钩,财政补助动态调整机制不够完善,筹资增长与保障需求增长匹配度不足,部分地区居民医保基金收支压力较大,可持续运行面临挑战。同时,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仍然存在,大病保险与基本医保边界模糊、功能重叠,这些均削弱了基本医保的统筹保障效能。 各层级保障功能定位模糊,存在功能错位与失衡问题。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建设中,事实上存在“重基本、轻补充、弱兜底”的结构性失衡。基本医保过度承担差异化、高品质保障职能,“保基本”的定位出现偏移,部分地区过度提高保障待遇、扩大保障范围,加重基金运行压力;而商业健康保险、补充医保的补充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多数商业保险产品同质化严重、保障精准度不足,针对重大疾病、长期护理、高端医疗的特色产品供给不足,普惠型商业保险保障陷入了可持续性不足的局面。同时,慈善医疗、医疗互助规模偏小、覆盖面有限、运行分散,社会帮扶力量难以有效衔接法定医保缺口,各层级制度并未能形成梯度保障、层层互补的良性格局。 各层级制度衔接不畅,体系整体协同效能不足。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核心优势在于协同联动、互补增效,但当前各层级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衔接壁垒。基本医保、商业保险、慈善医疗之间信息不通、数据不共享、流程不衔接,患者医疗费用报销、救助帮扶存在重复申报、流程烦琐、断点脱节等问题;基本医保与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报销结算衔接不够顺畅,困难群体、大病患者的多重保障叠加效应未能充分释放;商业健康保险理赔与基本医保结算脱节,慈善医疗帮扶缺乏精准对接机制,导致部分群众多重保障无法有效叠加,高额医疗费用负担化解不彻底,多层次体系的整体保障效能被弱化。 治理体系与配套机制不完善,“三医”协同治理的有效性亟待提升。医保基金监管精细化水平不足,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基金监管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健全,过度医疗、虚假就医、基金浪费等问题仍有发生,基金使用效能有待提升;多层次医保协同治理机制缺失,政府、市场、社会各方权责划分还不够清晰,缺乏统一的统筹规划、规范标准和考核机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流动人口等群体的参保覆盖与保障适配性不足,制度包容性有待提升;医保改革与医疗服务、药品耗材、公共卫生等领域改革协同不够,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建设的配套支撑不足,难以适配新时代健康保障高质量发展需求。 优化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实践路径 优化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必须立足以共同富裕为本质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如期全面建成健康中国大局,坚守社会保障本质属性,遵循医保制度发展规律,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真正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衔接顺畅、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医保制度体系。 优化基本医保制度安排,夯实法定医保主体根基。一是加强统筹协调,积极推进职工与居民两大基本医保制度整合优化,逐步缩小群体保障差距,实现全民基本医保更高水平的公平统一。二是优化医保筹资与待遇调整机制。特别是要落实量能担责原则,着力推进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与其可支配收入挂钩,根治居民缴费负担与收入水平负相关、医保待遇逆向调节的弊病;建立财政补助动态增长机制,结合居民收入水平、医疗费用增长、基金收支情况科学调整筹资标准,强化财政对居民医保、医疗救助的兜底保障责任;改革待遇支付机制,探索推行个人自负费用封顶制度,替代单一的基金支付封顶,切实减轻大病患者高额负担;对婴幼儿、高龄老人、重度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行参保缴费减免政策,提升制度包容性与惠民性。三是积极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强化基金共济能力。全面落实《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于2029年基本实现基本医保省级统筹的目标,统一基金管理、收支核算,同时建立全国医保基金调剂或专项补贴制度,确保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普享基本医疗服务;规范大病保险制度运行,推动大病保险与基本医保一体化管理、一体化结算,简化报销流程、提升保障精准度,筑牢重大疾病风险防线。四是精准强化医疗救助兜底效能。健全分层分类医疗救助机制,区分特困、低保、低收入、返贫致贫等不同群体,实行差异化救助标准,精准落实参保缴费资助、住院费用兜底救助;完善因病致贫动态监测、精准帮扶机制,实现困难群体医疗保障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坚决守住不发生因病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激活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的活力,补齐多层次体系发展短板。一是规范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做强市场化医疗保障。应当积极引导保险公司优化健康保险产品供给,摒弃同质化低端竞争,聚焦重大疾病、慢性病、长期护理、高端医疗、异地就医等重点领域,开发精准适配、性价比高、保障有力的专属健康保险产品;持续优化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模式,完善产品迭代、风险管控和可持续运营机制,打通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的保障衔接通道,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准疾病医疗和健康保障需求。二是规范发展补充医疗保险,提升职业群体保障水平。鼓励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规范开展补充医疗保险,立足单位实际合理确定保障范围和标准,重点弥补职工医保自费负担,推动补充医保规范有序、精准提质。三是积极支持慈善医疗与医疗互助,激活社会帮扶力量。完善慈善医疗帮扶政策体系,畅通社会捐赠渠道,扶持专业慈善医疗机构发展,聚焦罕见病、重症慢性病、特困大病家庭等特殊领域开展专项帮扶;规范职工医疗互助、社区医疗互助运行,扩大互助覆盖范围,弥补法定保障与市场保障的盲区短板。 畅通各层级制度衔接机制,提升体系协同保障效能。一是构建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在依法保护个人隐私的条件下,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打通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的数据壁垒,实现参保信息、诊疗信息、费用信息、报销信息互联互通,为制度衔接、精准结算、精准帮扶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完善一站式结算衔接机制。全面推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一站式结算,简化人民群众办事流程,实现多重保障有效衔接、叠加增效;建立慈善医疗精准对接机制,依托医保大数据筛查识别困难大病患者,主动开展帮扶救助,变患者被动申请为平台主动匹配。三是建立跨层级协同联动机制。明确政府、保险机构、慈善组织、医疗机构的职责分工,建立常态化协同会商、业务对接、问题处置机制,统筹解决不同层级制度衔接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最大化释放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综合保障效能。 完善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综合治理,筑牢制度可持续运行保障。一是深化医保领域综合改革。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DRG/DIP付费常态化运行机制,完善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优化医保基金收支结构;强化医保、医疗、医药协同改革,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严控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通过提升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从源头减轻医保基金压力、降低群众就医负担。二是健全医保基金监管长效机制。构建智能监管、综合监管、社会监管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管体系,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医保基金全流程动态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过度医疗等行为,持续提升基金使用精准度与效能。三是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健全全民参保动态监测机制,重点破解新业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流动人口参保难题,完善灵活参保、异地参保、转移接续政策,实现参保全覆盖、保障无死角;持续优化异地就医结算、线上报销、便民查询等服务,提升医保公共服务均等化、便捷化水平。四是健全多层次医保统筹推进机制。尽快出台顶层设计方案,明确各层级制度发展定位、推进节奏和考核标准,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现代化医保治理新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郑功成 金融AI的风险治理,本质上是一场效率与信任之间的博弈。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风险就拒绝技术,也不能因为追逐效率就忽视风险。关键在于找到那个平衡点——既不让技术狂奔失控,也不让过度谨慎扼杀创新。 当前,人工智能(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信贷审批、量化交易、智能客服、反欺诈等金融核心环节。在效率提升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复杂且相互交织的风险。除了大家已经熟知的“AI幻觉”和决策“黑箱”,算法偏见、模型脆弱性、深度伪造、系统性同质化等问题,同样可能动摇金融安全的根基。本文在系统梳理AI应用于金融行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涵盖技术、流程、治理与行业协同的全栈式风控应对体系,希望能帮助金融机构在创新与安全之间找到一条可行的路。 警钟已响:AI落地金融的九大隐患 一本正经地胡说——“AI幻觉”正在制造合规陷阱 大语言模型这类生成式AI有一个致命弱点,即在缺乏事实依据时,会凭概率“编造”出看似合理但完全错误的信息。放在金融场景中,这可能直接导致误导销售、错误披露,甚至引发合规丑闻。 2023年2月,加拿大航空的客服聊天机器人向一位乘客虚构了“丧亲折扣政策”,承诺可以事后申请退款。乘客信以为真买了票,结果被拒赔。法院最终裁定加航必须履行机器人给出的承诺并支付赔偿。如果类似情况发生在理财推荐、合同条款说明等场景,会造成严重后果。 说不清道不明的“黑箱”——决策者自己也解释不了为什么 很多高性能AI模型的内部逻辑,人类根本看不懂。当这种模型被用来决定贷款批不批、保险赔不赔的时候,金融机构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则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2019年,苹果公司与高盛联合推出的AppleCard信用卡被指存在性别歧视。多名用户反映,包括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在内,财务状况差不多的夫妻,妻子拿到的信用额度远低于丈夫。高盛使用的信用模型被批评为“黑箱”,其既无法向用户解释,也无法向监管机构说清楚额度是如何算出来的,最终纽约州金融服务局介入调查。 历史偏见借AI还魂——算法正在系统性地排斥特定群体 AI模型会从历史数据中“学习”社会既有的偏见。在放贷、定价等场景中,此种偏见会被系统性地放大,形成歧视性的恶性循环,严重违背公平信贷的原则。 上文提到的AppleCard事件就是算法偏见的典型。模型复制了历史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再加上黑箱特性,受害者连质疑和纠正的路径都无法找到。偏见和不可解释性交织在一起,风险是叠加的。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的情况远不止这一例,互联网金融与保险广告屏蔽女性和老年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风控模型成了攻击靶子——“对抗样本”正在撕开防线 风控模型本身正在成为攻击目标。攻击者通过精心设计的“对抗样本”,或者花时间慢慢试探,可以诱导模型作出错误判断,让欺诈交易畅通无阻。 某头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风控模型曾遭到黑产团伙的“慢速试探性攻击”。攻击者伪装成正常交易,花了几个月时间逐步提高单笔额度,摸清了模型的临界阈值,然后在极短时间内发起密集交易,成功造成数百万元资金损失。此事暴露出一个问题,即纯AI防线在面对有耐心的对手时,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固。 脸和声音都不再可信——深度伪造正在瓦解身份认证 生成式AI让深度伪造视频和语音克隆的逼真度到了足以骗过人脸识别和声纹系统的地步。金融机构基于生物特征的“本人”身份认证防线,正在被撕开一道大口子。 2019年,一家英国能源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接到“母公司老板”的电话,要求立即向某供应商转账24.3万美元。他听声音很熟悉就照办了,事后才发现那个声音是AI语音克隆技术合成的。这是全球首例公开报道的AI语音诈骗案。放在金融业远程身份核验的语境里,该案例的警示意义不言自明。 大家用一样的模型——系统性风险正在悄然积聚 当多家机构用着差不多的AI模型、策略和数据时,市场一个微小的波动就可能在算法之间产生共振,引发集体抛售、流动性枯竭这样的“闪崩”。 2010年5月6日,美国股市发生“闪电崩盘”,道琼斯指数盘中暴跌近千点。调查发现,大量高频交易算法因为收到相似信号,同步撤单并转向卖空,把市场推下了悬崖。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未来信贷审批、风险定价都被同质化的AI驱动,经济周期一转,它们可能同步收紧信贷,把一次普通衰退放大成系统性危机。2024年A股市场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量化私募灵均投资在2月19日开盘后短时间内大量卖出沪深股票合计25.67亿元,导致A股大幅跳水,被交易所限制交易并公开谴责。多家量化私募的产品净值在2024年开年后经历断崖式下滑,回撤幅度是五年来甚至十年来的极值。 谁拍板谁负责?——AI让责任变成了“无主之地” AI介入决策链条之后,易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模型出了事,数据科学家说是模型部署的问题,部署团队说是业务部门的输入有问题,业务部门又说是模型本身不行,从而导致最后谁都不用负责。“算法决定的”成了一句万能的挡箭牌。 数据成了“唐僧肉”——隐私泄露和滥用愈演愈烈 AI模型的训练和决策极度依赖海量数据。有些机构违规采集、缓存甚至买卖包含个人隐私的敏感信息用于建模,严重侵犯公民权利。 2019年,国内大数据风控行业经历了一场强监管风暴。魔蝎科技、新颜科技等多家公司因为违规爬取电商、社交、通讯录等个人数据用于风控模型开发和贩卖,被警方立案调查。整个行业为之震动,也暴露了数据驱动的金融AI背后那个巨大的隐私黑洞。 模型跟不上变化——“概念漂移”让过时模型变成错误源头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今天训练好的AI模型,明天可能就因为市场环境、监管政策、客户行为的变化而失效。如果监控不到位,过时的模型就会变成大规模错误决策的源头。 2021年,美国房地产公司Zillow宣布关闭AI驱动的房屋翻新转售(iBuying)业务并裁员25%。它的房价预测模型没能适应疫情后市场的急剧变化——这就是典型的“概念漂移”——导致公司以虚高价格囤积了大量房产,最终资产减记约5.8亿美元。该案例表明,依赖历史数据预测未来这件事,永远充满风险。 守住底线:金融机构应该怎么办 面对上述风险,仅靠优化技术远远不够。金融机构需要构建一套融合技术内核、过程管控、组织治理与行业协同的全栈式可信AI风控体系。 技术层面:让AI变得可解释、扛得住、防得了攻击 可解释性必须嵌入决策核心。在信贷、定价等关键决策中,优先采用逻辑回归、决策树或规则森林这类天然可解释的模型。即使要用复杂模型,也必须强制使用SHAP、LIME等工具生成决策理由,确保每一笔拒绝都能说清楚“基于什么特征、因为什么原因”。 给AI幻觉加道锁。对生成式AI应用引入检索增强生成(RAG)架构,把输出锚定在经核验的内部知识库和法规条文上。同时部署幻觉评分模型,对生成内容的数值、实体进行实时置信度打分和逻辑验算,通不过就阻断。 提升模型的抗打击能力。用对抗训练等方法增强模型对恶意样本的抵抗力;在生产环境中部署对抗样本检测探针,对试探性的异常交易序列及时预警;设置“蜜罐账户”诱捕攻击者,分析他们的手法。 让深度伪造过不了活体检测这一关。在远程开户、大额交易验证等环节,集成多模态活体检测——光线、微表情、交互式随机动作——配合声纹反欺骗和信道环境分析,从源头上杜绝合成音视频蒙混过关。 流程层面:规则兜底、人机协同、双重保险 AI和规则引擎双保险。所有AI建议必须先过一道由监管红线、内部铁律构成的规则防火墙。任何触碰到硬规则的AI决策,系统自动否决并告警,规则引擎是不可绕过的最终安全阀。 设置降级和兜底阈值。给AI决策设置置信度门槛。当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较高,或者幻觉检测报警时,系统自动降级为传统规则策略,或者直接转交人工处理。低置信度下绝不自动放行。 分级人机协同,人在回路中。按业务风险分级,大额授信、高可疑交易预警等业务,必须由有经验的风险经理终审。人工复核界面要清晰展示AI的推理依据、证据引用和不确定区间,让AI当“副驾驶”,人做最终决策。 全链路审计,不可篡改。记录每一次AI决策的完整快照,包括输入特征、模型推理路径、输出、命中的规则、人工干预动作等,从而形成可追溯、防篡改的审计轨迹,既满足监管审查,也方便内部追责。 治理层面:管好模型的生老病死,落实问责 建立全生命周期模型风险管理。参照银行业相关指引,对AI模型进行从开发、验证、审批、上线、监控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上线前必须通过压力测试、公平性评估和独立验证。 建立专项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构建包含幻觉率、公平性指标、数据特征漂移度、规则否决率等维度的专项看板。模型性能衰减超过阈值,自动触发报警,启动重训或强制熔断。 定期做公平性审查和压力测试。模型迭代时,用不同敏感属性群体进行差异影响测试,预防算法偏见。同时把市场崩盘、监管突变等极端情景纳入压力测试,评估模型韧性和行业同质化程度。 责任必须落实到人。确立“人类负最终责任”的铁律,为每一条含AI的决策流指定业务负责人。设立由业务、法务、合规、技术专家组成的AI伦理委员会,对争议事件进行裁定,彻底根除责任真空。 行业层面:隐私保护和宏观审慎两手抓 用技术手段保护隐私。采用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技术,在原始数据不出域的前提下完成联合建模,从源头上减少隐私泄露和滥用风险。同时对数据源的合法性和授权进行严苛审查。 监测并引导模型异质化。行业协会和监管机构应定期评估市场上的AI策略同质化水平,鼓励机构发展差异化的另类数据和独特策略。建立行业级的欺诈和深度伪造检测共享平台,提升整体免疫力。 监管沙盒持续对话。金融机构应该把创新AI应用放在监管沙盒里试运行,在受控环境中暴露问题、修正问题,形成与监管的良性互动,确保创新始终在安全边界内。 结语 金融AI的风险治理,本质上是一场效率与信任之间的博弈。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AI带给金融行业的是前所未有的效率提升,但效率的背面是风险。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风险就拒绝技术,也不能因为追逐效率就忽视风险。关键在于找到那个平衡点——既不让技术狂奔失控,也不让过度谨慎扼杀创新。 把AI定位成“智能副驾驶”而非“无人驾驶系统”,可能是一个务实的出发点。副驾驶可以提醒、可以建议、可以在关键时刻接管部分操作,但最终握方向盘、踩刹车的那个人,必须是人类自己。技术再先进,也不能替代人的判断和责任。 要做到这一点,仅靠一家机构的力量远远不够。金融机构需要把技术、流程、治理和行业协同这四道防线层层收紧,每一道防线都要有人守、有人查、有人担责。更重要的是,整个行业需要形成一种共识,AI不是用来推卸责任的工具,而是用来辅助决策的手段。谁用AI做了决策,谁就要为那个决策负责。 效率可以追求,但信任不能透支。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才有可能让AI在金融领域走得更远、更稳。 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五矿产业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曲双石 | 产业追踪 摘要: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迭代提速、格局深度重构,AI大模型已成为各国抢占科技制高点、掌控国际话语权的核心抓手,全球化竞合态势日趋激烈。本文聚焦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发展问题,系统梳理产业从技术输出、规模增长到全球多元竞合的国际化发展新特征,深入剖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的底层技术受制、出海生态不完善、国际治理适配能力不足等主要瓶颈,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突破国际化发展壁垒、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化发展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全球竞合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驱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将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核心位置,通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构建弹性产业链、争夺国际治理话语权等手段,力图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态势正从单纯的技术竞赛,演变为涵盖底层芯片、算法框架、开源生态、应用场景及全球治理规则的全方位、多层次博弈。在此背景下,立足全球竞合新形势,系统研判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发展现状、突出问题及优化路径,对推动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特征及趋势 (一)从模型输出到范式引领,我国人工智能技术重塑全球生态 一是核心模型实现从应用出海到开源引领的跨越。我国人工智能企业不再局限于将成熟应用推向海外,而是将技术底座深度嵌入全球AI开发生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Hugging Face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位居全球第一。二是应用场景从单点工具走向全域渗透与价值落地。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政务、商务、文创、工业、医疗等领域规模化落地,从通用交互向行业刚需深度渗透。比如国际奥委会基于阿里千问大模型打造了奥运史上首个官方大模型,为2026米兰冬奥会打造多语种AI助手,覆盖赛事咨询、后勤调度、规则解答全流程,服务全球代表团与观众。三是技术范式从跟随模仿迈向原生创新。国内头部科技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深度学习框架完成大模型训练,逐步降低对海外底层工具的依赖;科研机构也在探索新型神经网络架构,在国产算力集群上完成全流程技术验证。 (二)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持续提升,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增强 一是模型调用量形成领先态势。2026年2月16—22日,我国大模型在OpenRouter平台周Token调用量达5.16万亿,首次超过同期美国模型,在此平台调用量排名前五的模型中,我国占据四席,合计贡献Top5总调用量的85.7%。二是算力成本优势提升模型竞争力。依托西部绿电资源与“东数西算”战略布局,我国形成了算力成本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训练与服务成本。三是产品形态升级为平台化服务体系。例如,阿里云以技术基础设施为核心,在全球每个节点部署全栈AI能力,为LiblibAI等提供从模型训练到业务部署的一站式底层支撑,构建全球化技术服务生态。 (三)大国博弈与区域分化加剧,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度竞合新阶段 一是美国技术封锁从全面禁止转向精准管控。美国商务部将英伟达H200高性能芯片的出口政策从“推定拒绝”调整为“逐案审查”。二是欧洲市场呈现审慎准入与规则适配并行态势。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凭借优质性能与适配性,逐步打开欧洲市场。腾讯云在德国法兰克福新增第三个可用区,其混元3D模型与德国Maxon达成合作,实现合规适配与市场突破。三是新兴市场成为合作稳定基本盘。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人工智能在智慧城市、政务服务、工业升级、普惠金融等领域广泛落地。 二、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的挑战 (一)底层技术支撑存在外部依存,全链条创新能力仍需系统性提升 一是算力芯片在性能与产能方面存在客观差距。当前,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市场供给格局相对集中,我国本土AI芯片在核心计算性能、集群互联等关键指标上,与行业顶尖水平相比仍有提升空间。同时,部分国家在芯片领域采取日益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且限制范围呈现出从基础硬件向模型架构和底层数据环节延伸的趋势,客观上增加了我国获取高端算力资源的难度,对国内人工智能产业链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底层软件架构的原创能力有待加强。目前,全球主流的人工智能开发框架和底层算法架构迭代路线,多由国外头部科技企业主导。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跟进与二次开发阶段,一旦面临外部开源环境或授权政策的变动,将给国内技术体系的自主演进带来挑战。三是高质量语料库储备与多语言平衡存在短板。在模型训练中,国际主流语料库以英文为主导,中文语料占比较低。若过度依赖外部语言数据,不仅在模型参数调优上易受制于原有数据逻辑,也可能导致模型在处理本土化复杂场景与特定文化语境时出现偏差,同时增加了数据安全审查与内容合规管理的复杂性。 (二)企业出海形态偏向单点突破,商业转化与生态联动机制尚待完善 一是出海产品、赛道的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我国部分人工智能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多采用相似的模型架构,核心功能高度集中在通用聊天助手、图像生成等相对成熟的赛道。虽能在短期内展示技术能力,但在针对垂直行业的深度业务适配、解决复杂场景痛点以及开辟差异化创新赛道方面动力不足,难以形成深厚的市场壁垒。二是尚未形成基于技术壁垒的可持续盈利闭环。在国际化拓展中,部分企业倾向于通过降低模型接口调用价格的方式获取市场份额。但中长期持续的低价策略会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进而削弱企业在底层算力、高质量数据采集及核心算法研发上的再投入能力,影响产业的内生造血功能,不利于建立以核心技术优势为导向的健康商业循环。三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联动效应尚不充分。部分国际头部企业依托自身资源,形成涵盖“底层模型—云基础设施—终端应用”的完整生态体系。但我国企业多依托单一产品节点参与竞争,模型研发侧缺乏大规模云设施的系统化支撑,应用侧难以实现与底层算法的深度定向优化,限制了产业良性数据循环的形成。 (三)国际规则环境演变带来新挑战,全球治理参与及综合保障水平有待提升 一是国际市场合规与监管门槛持续提升。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出台人工智能专项法规,在数据隐私保护、算法透明度、伦理审查等方面设置了较高的合规标准,且相关经济体在监管领域的政策协同效应正在增强,客观上增加了我国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的合规评估成本与操作难度,对企业合规管理能力提出了严苛要求。二是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规则方面的话语权有待提升。当前,国际主流标准组织已发布多项人工智能标准,但整体规则制定进程仍主要由部分发达国家机构主导,我国在核心基础标准制定中的实质性参与深度仍有拓展空间。三是应对国际复杂环境的综合护航体系仍需健全。跨国经营存在复杂的知识产权纠纷、市场准入壁垒以及数据跨境流动限制等多重考验,相较部分国家建立的包含外交协调、金融支持在内的综合性保障机制,我国在驻外维权指导、政策性金融跨境服务、政企涉外风险沟通平台等方面存在优化空间。 三、对策建议 (一)夯实创新根基,加强全链路研发能力 一是实施高端算力多元化突围战略。集中突破先进制程产能瓶颈,同步发展先进封装与异构计算技术,构建多元化算力供给体系。设立国家AI算力储备池,通过共建共享为企业出海提供稳定安全的算力资源池。二是强化算法层原始创新能力。探索类Transformer替代架构、高效注意力机制等原创性突破,加快构建国产深度学习框架,强化国产深度学习框架的国际化应用能力,推动海外生态建设中的技术反馈与迭代优化。三是推进高质量语料库建设。推动数据合规开放与汇聚整合,同步构建跨境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覆盖多领域、多模态的中文高质量数据集。同步构建跨境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支持建设“一站式”数据合规服务平台,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实现合规。 (二)加强主体协同,推动企业竞合共生 一是引导人工智能企业拓展差异化市场。定期发布AI企业出海细分赛道竞争热力图,引导其聚焦垂直领域构建差异化发展壁垒,对形成差异化技术优势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二是探索可持续盈利模式。引导企业聚焦高频刚需场景,构建“API订阅+私有化部署+模型定制”多元收入矩阵。鼓励头部企业牵头组建“AI出海产业联盟”,共同制定API调用行业自律公约,避免非理性价格战侵蚀产业利润。三是构建协同出海体系。推动头部模型企业与海外布局领先的云厂商深度绑定,鼓励AI大模型研发与应用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出海,构建数据回流、模型迭代的正向循环,打造一体化出海解决方案。设立“AI出海协同创新基金”,形成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协同方阵。 (三)完善支撑保障,提升生态支持水平 一是深度参与全球标准规则制定。鼓励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积极对接国际标准组织,争取在AI伦理、数据治理、算法评估等新兴领域的标准制定中提交“中国方案”。支持国内标准化机构与东盟、阿盟、非盟等区域组织建立互认机制,推动我国优势技术路线转化为区域事实标准。二是构建“外交支持、金融保障、民间协同”的立体化支撑网络。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形成联合应诉机制,对遭遇不公正待遇的企业提供“第一响应”支持。三是强化国际合规研判与应对服务。建立“事前研判、事中应对、事后复盘”的全链条合规服务体系,动态跟踪美欧监管政策变化,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东盟等新兴市场签署AI领域互认协议,探索“监管沙盒”合作机制。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崔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亚楠 摘要: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未来产业主要通过创新、结构、要素、协同、绿色五大路径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未来产业培育布局持续推进,区域发展差异化特征显著。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约着未来产业对区域经济的赋能成效。强化技术创新攻关、完善产业发展生态、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推行区域差异化布局、健全政策保障体系,能够有效释放未来产业发展动能,促进未来产业与区域经济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实现均衡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关键词:未来产业,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未来产业主要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现阶段,国内各省市陆续出台专项政策,有序布局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搭建创新发展平台、培育新兴产业主体,逐步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未来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创新赋能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 未来产业需以新技术新产品为前提,其核心竞争优势来源于前沿技术与颠覆性创新。在培育发展过程中,能够倒逼区域完善本地科研创新体系,引导市场和社会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吸纳和集聚高端科创人才。推动本地高校、科研机构与市场企业开展深度产学研合作,打通技术研发、试验应用与产业化落地的衔接通道,提升前沿技术成果本地转化效率。针对部分区域创新基础薄弱、技术更新滞后、创新产出不足的现实问题,未来产业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与成果落地,持续夯实区域创新基础,激活本地创新资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创新支撑。 (二)结构赋能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未来产业业态新颖、产业附加值较高,且具备较强的产业融合属性,能够与区域内传统制造、现代服务、现代农业等产业深度结合。通过技术改造、模式革新等方式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改善传统产业生产效率偏低、产品层级不高的问题,逐步淘汰落后低效产能。同时,依托前沿技术孵化新型产业业态和经营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区域产业逐步摆脱低端加工、粗放生产的发展模式,向高端制造、科创服务、前沿技术研发等高端领域转型,持续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调整,助力区域产业整体迭代升级。 (三)要素赋能提升资源配置水平 传统区域经济发展多依赖土地、普通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基础生产要素,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偏低,资源闲置和错配问题较为普遍,长期粗放式要素投入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未来产业的发展对技术、数据、高端人才、科创资金等新型生产要素需求较高,能够持续引导各类优质新型要素向区域集聚。逐步改变区域传统要素主导的供给结构,重构适配现代化产业发展的要素配置体系,优化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方式,减少资源错配与低效投入,有效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区域经济由粗放规模型增长转向集约高效型高质量发展。 (四)协同赋能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未来产业产业链覆盖面广、产业关联度高,对上下游配套产业、关联支撑产业的带动作用较强。单一未来产业赛道的发展,能够带动配套研发、生产制造、市场服务等关联产业同步发展,形成较为完整的本地产业生态。同时,未来产业的跨区域布局与合作,能够推动城市群、城乡之间实现产业联动、资源互通和技术共享,打破行政区划带来的产业发展壁垒。有效缓解部分地区产业布局分散、同质竞争、发展割裂等问题,促进区域产业资源统筹利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更加均衡、协同、一体化。 (五)绿色赋能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 新型储能、环保新材料、低碳节能技术等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本身具备低能耗、低污染、绿色低碳的发展特征。相关技术和产业实现规模化应用后,能够有效优化区域传统能源消费结构,推动企业生产方式和区域产业模式的绿色化改造。持续降低产业发展能耗水平和污染物排放总量,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在保障区域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推进,助力区域完成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区域未来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及困境 (一)未来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国内未来产业发展整体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产业发展基础持续夯实,整体市场规模稳步提升。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技术迭代速度加快,部分成熟赛道逐步从技术研发阶段转向规模化产业化阶段,市场应用场景不断拓宽。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培育工作,结合区域发展实际陆续出台专项规划、扶持政策与配套举措,覆盖技术研发、企业培育、平台建设、资金扶持等多个方面,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逐步完善。同时,各地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创园区、未来产业先导区等平台载体,持续集聚创新资源、引进产业项目、培育市场主体,为未来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扎实的载体支撑。 受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科创能力等因素影响,国内各区域未来产业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东部地区经济实力雄厚,高端人才、科创平台、社会资本等创新资源集聚度较高,未来产业布局起步较早,产业整体规模更大,企业创新活跃度更强,产业集聚发展的优势较为突出。中部地区依托自身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重点承接前沿产业转移,深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适配性较强的未来产业赛道,稳步推进产业升级迭代。西部地区立足能源、资源优势,重点布局新能源、特色科创等领域,逐步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未来产业发展路径。 (二)未来产业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1.核心技术短板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当前,我国未来产业整体创新水平仍有提升空间,部分高端领域的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仍依赖外部供给,自主可控能力不足。多数区域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投入力度有限,科研攻关更多集中在应用层面,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成果相对较少。同时,部分地区产学研协同机制不够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与市场实际需求衔接不够紧密,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效率不高。整体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完全匹配未来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技术层面的短板制约了未来产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果。 2.产业规模偏小,产业链配套不完善。现阶段各地未来产业大多处于培育和成长期,整体产业体量相对较小,尚未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效应。区域内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偏少,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引领带动作用有限,中小配套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不足,产业链分工不够细化。部分地区仅聚焦单一环节项目引进和建设,对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布局和培育不够重视,产业链完整性不足,产业配套能力偏弱。产业链条短、配套不完善的问题,导致未来产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整体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限。 3.新型要素供给不足,资源配置滞后。未来产业发展高度依赖高端人才、科创资本、数据资源等新型生产要素,但目前多数区域的要素供给水平仍存在明显短板。高端科创人才、复合型产业运营人才储备不足,人才引育、留存机制不够完善,人才缺口长期存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金融机构针对未来产业高风险、长周期特征的专项金融产品较少,社会资本参与未来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资金投入精准度不足。此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区域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流通和应用的渠道不够畅通,新型要素配置效率偏低,难以充分支撑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4.区域同质化严重,协同发展水平较低。在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中,部分地区缺乏对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的精准研判,盲目跟风热门产业赛道,区域产业布局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各地产业发展定位趋同,容易引发低端竞争、资源内耗等问题,不利于区域特色产业优势的培育。同时,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尚不健全,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市场壁垒和产业壁垒,在产业联动、资源共享、技术互通、成果共用等方面的合作深度不足,难以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 5.政策体系不完善,市场规制不健全。未来产业的演进及其发展的不确定性,给既有的政策法规及市场监管机制提出全新要求。各地陆续出台未来产业扶持政策,但部分政策内容偏向宏观引导,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存在重出台、轻落实的问题。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划分不够清晰,部分领域存在行政干预过度或监管缺位的情况。同时,适配未来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仍处于完善阶段,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行业发展标准、技术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等配套制度不够健全,整体营商环境仍需持续优化,难以充分激发未来产业的市场发展活力。 三、未来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技术创新攻坚,夯实赋能核心根基 针对当前未来产业存在的核心技术受制、原始创新不足、成果转化低效等问题,各区域需要持续加大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投入力度,重点投向前沿技术、底层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领域,补齐技术研发短板。立足区域科创资源优势,联动本地高校、科研院所以及行业龙头企业,搭建常态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立长效技术攻关机制,集中力量突破产业发展中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同时,持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配套体系,打通技术研发、试验应用、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通道,缩短技术成果落地周期,提升技术产业化效率,逐步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稳固未来产业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技术根基。 (二)完善产业生态体系,放大集聚赋能效应 各区域要结合自身产业基础、资源条件和发展定位,科学规划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立足优势领域精准布局产业项目,杜绝盲目跟风扩张、重复建设等问题。持续培育本土未来产业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同时针对性扶持一批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补齐市场主体发展短板。围绕核心产业赛道,补齐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环节,完善生产配套、技术服务、物流保障等相关配套体系,逐步构建集聚度高、配套完善、联动紧密的产业集群生态。通过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健全产业链配套,充分释放产业规模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切实提升未来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整体带动能力。 (三)优化新型要素供给,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针对当前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供给不足、配置滞后的问题,各地需要健全高端科创人才、复合型产业人才的引进、培育和留存机制,完善人才配套保障政策,缓解高端人才缺口问题。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结合未来产业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发展特征,优化专项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未来产业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拓宽产业融资渠道。稳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数据共享、流通、应用的各类壁垒,盘活区域数据资源,通过优质新型要素的持续供给,优化区域整体资源配置模式,全面提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 (四)坚持差异化布局,推动区域协同均衡发展 各区域需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创实力,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园地制宜布局适配的未来产业赛道,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从源头规避同质化竞争和资源内耗。在此基础上,主动打破行政区划带来的产业发展壁垒,搭建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平台,建立常态化的资源共享、技术互通、产业联动合作机制。加强区域之间的产业协作、技术交流和资源互补,推动优势产业向外辐射、优质资源双向流动,形成错位发展、互补共赢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均衡发展。 (五)健全政策保障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各地要结合未来产业发展实际,优化现有专项扶持政策,摒弃粗放式、普惠式扶持模式,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落地性,同时配套完善政策落地督导、效果评估机制,保障政策切实发挥实效。清晰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服务和调控作用,避免过度干预或监管缺位。持续完善适配未来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行业发展标准和创新激励机制,规范市场发展秩序,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优化区域产业营商环境,为未来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相较于传统产业发展模式,未来产业以创新发展为核心,能够有效带动区域发展动力、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系统性调整,对于破解区域经济转型瓶颈、培育长期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我国未来产业整体仍处于培育发展阶段,产业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尚未完全释放。依托未来产业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条件、完善产业培育体系,推动未来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新兴产业的带动作用,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根基。 参考文献: [1]黎杰松,廖幸谬.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理论探索,2025(05) [2]余东华,陈海谦.“十五五”时期新质生产力与未来产业互动发展路径探析[J].改革,2025(09) [3]贾超然,曹洪滔.中国未来产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驱动逻辑、路径选择与优化对策[J].科学管理研究,2025(06) [4]高斯扬.未来产业赋能新型工业化的突破路径与政策创新[J].宁夏社会科学,2025(04)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 谢景如;山西师范大学 刘瑞雪 依托制度开放红利和国内全产业链配套优势,全球石化巨头在华投资逻辑、投向、合作和区域布局发生根本性转变。结合“十五五”双向开放战略,立足“引进来”政策新环境,国内石化企业可从四大维度用好外资、构建协同生态、提升合资合作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这一顶层指引锚定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基本方向,也是石化行业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布局的根本遵循。经过四十余年循序渐进对外开放,我国“引进来”政策实现从依靠财税让利、放开局部准入的粗放招商,向法治化、规则化、全链条制度型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石化行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我国吸收外资体量最大、开放纵深最充分的制造业门类之一。据商务部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权威测算,截至5月,全国全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约3.6万亿美元(约合25.56万亿元人民币),制造业外资占全国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约30%;石化+油气全产业链累计纯外资投资约1.85万亿元,占全国外资存量7.2%、占制造业外资26.4%,其中炼化化工板块外资规模1.58万亿元。这充分印证全球资本对我国石化全产业链配套、超大内需市场及制度营商环境的长期认可。 当前,全球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国际能源化工供应链,“双碳”转型加速倒逼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巴斯夫湛江、埃克森美孚惠州、沙特阿美盘锦等一批标志性独资、控股炼化项目密集落地建设,外资从产品落地转向研发本土化、产业链深度扎根。在“十五五”全面推进双向开放、构建双循环枢纽的大背景下,系统复盘石化行业引资政策变迁、研判新阶段外资特征,对国内企业提升合资合作质量、利用外资赋能产业高端绿色智能化转型意义重大。 石化行业“引进来”政策演进:与产业成长同频迭代 我国石化行业引资政策始终紧扣国家对外开放节奏、匹配行业自身“从弱到强”的成长周期,整体划分为破冰补缺、规模扩容、提质优化、制度开放四大阶段。 破冰补缺期(改革开放~2001年):试点普惠引资,补齐产业短板。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石化工业基础薄弱、资金技术双短缺,产业核心任务是补齐通用原料产能缺口。国家依托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先行试点开放,以所得税减免、土地低价配套等普惠要素优惠吸引外资,准入规则宽松、股权约束少。壳牌、巴斯夫、陶氏率先以合资、合作模式落地国内基础树脂、通用化工原料项目,依托外资成套设备与工艺填补国内产能空白。本阶段政策特点是突出区域试点、重量轻质、产业引导偏弱,外资项目零散布局沿海,奠定我国现代石化工业起步根基。 规模扩张期(2002~2012年):入世全面放开,驱动产能腾飞。加入WTO后我国全面接轨国际经贸规则,石化行业持续放开股比、投资领域和审批限制,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体系成型。依托国内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大宗化工品刚需,全球化工资本掀起在华投资热潮,中海壳牌一二期、陶氏张家港基础化工等标志性合资项目集中投产,炼化一体化、合成材料产业园遍地开花。这十年外资大规模涌入,直接助推我国跃居全球第一大石化产能国,完善基础化工全产业链配套,同步引进现代化工厂管理、市场化运营体系;阶段特征为市场驱动、全面准入、合资为主、产能规模化扩张。 提质转型期(2013~2019年):负面清单落地,导向高端绿色。国内低端通用化工产能过剩、环保约束趋紧,引资逻辑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地并逐年压减限制条目,《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连续修订,明确严控高耗能高排放低端石化项目准入,将高端精细化工、新材料、节能环保装备纳入鼓励范畴。自贸试验区、国家级化工园区成为开放先行载体,外资逐步退出传统大宗炼化赛道,科思创上海聚氨酯扩建、SABIC特种材料项目落地,投资重心由新建产能转向研发与高端产能深耕,政策核心转向绿色导向、创新优先、结构优化。 制度开放期(2020年至今):《外商投资法》落地,全面对标国际规则。2020年《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确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法治化管理框架,标志着引资从要素让利全面转向制度型开放;2024年外资负面清单实现制造业准入限制全面清零,石化全产业链取消股比、准入壁垒;2025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容石化绿色高端条目,新增炼焦余热回收、高端煤基化学品、电子化学品、低碳分离工艺等扶持品类,配套稳外资行动方案完善全周期项目服务。制度红利催生巴斯夫湛江、埃克森美孚惠州、沙特阿美盘锦等国内首创独资/控股重化工项目,正式迈入引资、引技、引智、引制一体化的生态化新阶段。 新阶段引资政策核心变革:制度赋能取代要素让利 在2024负面清单清零、2025新版鼓励目录与稳外资政策叠加下,国内石化行业引资政策实现全方位结构性革新,四大变化直接驱动全球巨头重仓布局中国。 一是准入全面松绑,打破外资独资控股历史壁垒。制造业外资限制全面取消后,原油加工、精细化工、新材料、化工装备全领域内外资准入标准统一,外资可自主独资、控股布局全产业链,彻底破除过去“外资限参股、重大炼化不能独资”的历史惯例。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作为国内首个外商独资千万吨级炼化项目(总投资87亿欧元,2026年3月全面投产)、埃克森美孚惠州100亿美元独资乙烯项目(一期160万吨/年乙烯2025年投产),均是准入放开落地的标杆成果。新版鼓励目录定向倾斜绿色高端赛道,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享受用地、财税、融资专项扶持。 二是营商环境法治化,全链条落实外资国民待遇。政策重心从税收、土地等短期优惠转向规则、标准、产权等制度保障:在政府采购、要素获取、行业标准制定、市场竞争等领域内外资同权;优化外资并购、跨境再投资审批规则,降低跨国企业境内资产重组门槛;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为外资工艺本土化、新品研发筑牢制度保障。科思创持续加码上海TDI(甲苯二异氰酸酯)产能扩建、陶氏深耕张家港特种聚醚基地,均是外资受益于稳定制度环境、持续增资扩产的典型。 三是“双碳”锚定投资导向,绿色创新成扶持核心标尺。立足“双碳”目标与产业转型需求,政策明确严控两高(高耗能、高排放)外资新项目落地,引导资本流向低碳炼化、循环化工、新能源材料领域。巴斯夫湛江基地依托绿电直购实现全基地可再生能源供电,碳排放较传统石化基地下降50%;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448亿元福建古雷乙烯项目聚焦低碳深加工、科思创上海升级绿色聚氨酯工艺,外资项目投向与国内产业升级导向高度契合;国家同步放开外资联合创新试点,鼓励跨国企业在华共建实验室,加速海外低碳工艺本土化转化。 四是全周期项目服务,专班化解在建项目落地堵点。针对大量外资项目处于在建、分期落地的现实,各地建立国家级重大外资项目清单制度,对巴斯夫、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等百亿级项目实行专班跟踪,统筹能耗、环评、用地、供应链配套难点;优化大型设备通关、外籍人才出入境便利政策,出台利润再投资税收激励。目前,上述头部在建项目全部纳入国家重点保障清单,大幅缩短建设周期。 外资布局新趋势:从建厂获利转向全产业链本土深耕 依托制度开放红利和国内全产业链配套优势,全球石化巨头在华投资逻辑、投向、合作和区域布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一是投资逻辑从短期逐利到全球战略锚点。早年外资依托国内低成本原料和劳动力布局短线产能,而当前我国成为跨国集团亚太供应链枢纽、全球研发高地、核心终端市场,在建项目普遍为3~5年长周期重资产。巴斯夫湛江为该集团160年史上最大单笔投资;埃克森美孚关停欧洲、新加坡老旧乙烯产能,集中资源落地惠州项目;沙特阿美在华全产业链累计布局超千亿元,覆盖炼化、新材料、股权并购,长期扎根特征显著。 二是投资结构从大宗基础产能到高端绿色新材料。外资全面收缩通用树脂、低端炼化扩张,资金集中投向电子化学品、新能源配套材料、生物基可降解材料、低碳助剂、循环化工装备;同步加码化工研发、数字化运维、环保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科思创上海TDI扩至37万吨/年建成全球最大单体装置、陶氏聚焦锂电配套特种聚醚,均顺应高端化转型趋势。 三是合作模式从单一项目合资到全产业链生态协同。告别单厂合资的浅层合作,外资与国内龙头、化工园区围绕补链强链全维度绑定,比如中海壳牌依托一二期成熟合作落地三期高端聚烯烃项目,沙特阿美联合中国石化建设古雷二期炼化项目。并购、联合研发、标准共建成为主流,合作由生产延伸至技术攻关、品牌共建、管理互通。 四是区域布局从沿海扎堆到全国梯度均衡。早期外资高度集聚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现阶段沿海聚焦总部、前沿研发、高端新材料(湛江、惠州、上海项目集群),东北、中西部依托资源禀赋承接绿色深加工(盘锦华锦阿美项目落地辽宁便是内陆重大外资标杆),形成沿海引领高端、内陆配套原料深加工均衡格局。 石化行业引资机遇与现实挑战 在发展机遇方面,一是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石化终端消费市场,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电子产业持续拉动高端新材料刚需;二是我国建成全球最完备石化全产业链,大幅降低外资配套建厂成本;三是国家持续加码稳外资,自贸区、专业化工业园区差异化扶持政策持续落地,叠加利润再投资激励,持续增强中国投资吸引力。 在现实挑战方面,全球地缘博弈加剧,部分西方国家实施关键催化剂、特种单体技术出口管制,高端技术引进难度抬升;中东、东南亚依托低成本油气资源分流部分基础化工外资;国内外安全、环保、ESG合规标准持续收紧,对中外合资项目全周期风控提出更高要求。 国内石化企业深化合资合作实操路径 结合“十五五”双向开放战略,立足“引进来”政策新环境,国内石化企业可从四大维度用好外资、构建协同生态、提升合资合作水平。 一是锚定政策导向,优选优质合作主体。对标2025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与负面清单,聚焦绿色炼化、高端新材料、低碳工艺等鼓励赛道,优先对接巴斯夫、沙特阿美、SABIC等掌握核心工艺与全球渠道的国际龙头企业,杜绝低端同质化产能合资,引导合作向价值链高端落地。 二是立足全产业链思维,构建融通产业生态。跳出单一项目合作,沿产业链分层布局:上游联合外资攻关关键中间体、特种助剂,补齐国内“卡脖子”原料短板;中游共建绿色智能工厂、循环化工园区;下游协同开拓国内高端终端与海外细分市场,参考中海壳牌、古雷石化集群模式实现全链条资源共享。 三是深化科创合作,落地引资引技引智引制。以合资平台为载体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攻关新材料、低碳炼化技术。在引进先进工艺的同时,吸收外企合规管控、绿色生产、人才激励等现代化管理制度,完成管理经验本土化转化,实现技术与制度双向吸收。 四是健全全流程风控,守住长效合作底线。搭建覆盖投资、建设、运营全周期合规体系,严守国内外安环法规。细化知识产权归属与保密条款,防范核心技术流失。常态化跟踪地缘、汇率、国际贸易政策变动,同时融合中外企业文化,夯实互信共赢的长期合作基础。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外资委主席兼秘书长、国际产能合作联盟秘书长 庞广廉 摘要:低空经济深刻影响物流行业发展格局,推动行业向“空地一体”模式转型。本文围绕低空经济背景下物流行业的转型路径展开研究,首先界定低空经济与低空物流的核心内涵,其次从制度保障体系构建、技术创新体系打造、精准市场渗透策略实施三个维度分析转型策略,最后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旨在为相关单位提供实践参考,助力物流企业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物流服务。 关键词:低空经济,物流行业,转型策略 1.研究背景 当前,低空经济已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中,低空空域的改革以及技术方面的突破,加快了物流行业从原本的地面二维网络向“空地一体”三维生态转型的步伐。无人机和eVTOL已经实现长距离商业化飞行验证,逐渐打开了千亿级市场空间。这一革新不仅重构了物资流通的时效标准,更打破了传统物流场景的局限性与链条壁垒。本文将基于低空经济背景,对物流行业转型策略展开系统性探索。 2.低空经济与低空物流概述 2.1 低空经济 低空经济主要是指以3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作为主要活动空间,借助eVTOL、无人机等航空器,并与低空智联网、智能飞控等先进技术融合的一种综合性经济形态[1]。低空经济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立体性和产业融合性是其主要特征,通过硬基建与软基建的有效协同,打破地面经济的地理局限性。 从发展逻辑角度分析,低空经济已经从早期的消费级航拍场景,逐渐延伸到“低空+产业、低空+治理”的多元化领域中,通过对空间可达性的重构,加快要素的高效化流动,在“政策引导-技术突破-场景落地”方面形成生态闭环,进而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发挥载体作用。 2.2 低空物流 低空经济的一个核心应用分支是低空物流,主要是指利用无人机等航空器,在低空空域中进行货物运输,属于一种新型服务模式。其内涵是突破单一运力补充认知,呈现出“立体组网+场景渗透”的特征,从而形成一个“支线+末端”的分层运输体系,在医疗急救、偏远地区补给等场景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商业化验证。 相较于传统物流的平面网络,低空物流的核心价值是通过空地协同重构成本曲线与时效标准,利用智能调度系统进行运力动态匹配,使边际成本可以随着规模的扩大不断降低,避免地形的影响,确保物流网络能从原本的“树状结构”转化为“网络化立体形态”。 3.低空经济背景下物流行业的转型策略 3.1 构建制度保障体系 在低空经济背景下,推动物流行业的转型,需构建“法律框架定规-监管机制提效-要素支撑补位”三位一体的系统化保障体系,为低空物流规模化发展奠定基础。具体从以下几点落实: 法律完善方面,可参考《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的空域划分经验,制定全国统一性的低空物流专项法规细则。明确低空物流“三级空域管控标准”,100米以下为“末端配送备案空域”(无需复杂审批,企业提前24小时备案即可飞行)、100~1000米为“支线运输审批空域”(需提前1小时在线申报)、1000~3000米为“特殊用途管控空域”(仅限应急、货运枢纽中转使用)等。 在监管机制创新中,依托低空智联网技术,创建全国统一的低空物流智慧管控平台。将飞行动态追踪功能、空域网格剖分功能等进行整合,使航线审批模式可以实现“一件报批、一网通办”,使得跨区域航线审批时间从原本的数天缩短至几小时。组建“交通+公安+民航+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监管小组,对于隐私保护、空域噪声污染等问题制定相应的防治标准;针对违规飞行可进行联合惩戒,强化飞行单位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 在要素保障体系环节,将重点集中在人才、资金、基建方面协同发力。在人才培育中,对低空物流从业资质标准进行完善和细化,明确航线规划师、飞控操作员等岗位的考核认证流程,推动高校开设无人机应用、低空管控等交叉学科,与企业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在资金支持环节,可以设置国家级低空物流产业基金,重点支持智能调度系统、无人机研发等关键领域;出台运营补贴政策,对高原冷链、应急救援等公益场景,按每公斤2~5元给予运输补贴。 3.2 打造技术创新体系 在基础创新的环节,将硬核突破、系统集成、场景适配作为主要举措,形成低空物流技术创新体系。具体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航空器研发过程中,强调多场景适配能力,开发载重5~20公斤且续航为60~120分钟的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应用在末端配送场景。对旋翼降噪设计进行优化,确保设计的无人机在使用过程中符合城市噪声标准;开发载重150~500公斤的复合翼无人机,应用在支线运输场景中,借鉴亿航智能VT20系列技术研发经验,从而在运行中具备80公里以上的城际往返飞行能力。 智能管控体系要具备“空地一体”协同功能,对技术进行整合,包括人工智能算法、5G-A通信技术、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等。在此基础上,开发一体化平台,该平台要具备运力调度、航线规划、冲突预警等功能[2]。将地形自适应算法模块、极端天气预警模块嵌入无人机系统中,目的是保证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仍然可以实现安全运输。为确保模块嵌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要借鉴飞机TD550无人机的高原运行经验。 产业链技术融合,能够加快“物流+科技”的跨界创新。积极与通信企业加强联系与合作,创建低空专用通信网络,实现毫米级时延传输、空域全覆盖;通过与物联网企业的合作,共同完成智能货箱开发。货箱集成了温度监测、湿度监测、异常振动报警等功能,满足特殊货物运输需求。 3.3 实施精准市场渗透策略 精准市场渗透对于物流行业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在市场渗透中可采取“场景分层—模式创新—生态构建”递进式模式,从而实现从试点验证到规模化运营的突破。 按“高附加值优先”原则分层拓展应用场景:首先,末端领域主要集中在医疗急救、生产配送环节,可与医院合作搭建“无人机+智能柜”的急救药品配送网络,确保跨院区试剂转运可在30分钟内完成。其次,将冷链物流模式在高原、海岛等偏远地区推广。比如,借鉴四川马尔康项目试验经验,利用无人机进行特色农产品运输,时效提升50%以上,货损率随之降低。最后,支线领域主要是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进行布局,开通跨区域配送线路“省际邮航+同城无人机”,使原本的“次日达”升级为“当日达”。 在创新商业模式方面,要构建一个成本可控、价值增值的盈利体系。一方面,可提供“规模化包机服务”,为电商企业末端配送场景提供“固定航线包机”,采取常态化的批量运输方案,通过规模化运营,将边际成本降低至人力配送成本的60%以下。另一方面,可提供“定制化溯源服务”,针对于珠宝、精密仪器等高价值货物,提供“区块链+北斗定位”的全程溯源服务,确保运输全程可查、可追溯,降低货物丢失风险。 构建市场生态需加快推动“多方协同”的发展:重视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同建立低空物流场景清单管理制度(在深圳、杭州已开展试点),创建供需对接平台。此外,还可与顺丰、京东等传统物流企业进行差异化合作,将其全国2000+仓储网点接入低空运力,形成空地协同的配送体系。在低空物流枢纽建设过程中,要与交通枢纽合作。比如,在高铁站、机场等建设无人机起降场、转运中心等,推动空铁公实现多式联运。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低空经济发展背景下,物流行业转型需创建制度保障体系、强化技术创新、重视精准市场渗透,确保物流行业转型后可为各个领域物流运输提供便利,推动社会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俊峰.让低空经济飞得更好更远[J].中国无线电,2024(02):029-032. [2]张颖影,周凌.低空经济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智慧物流的中介效应[J].商业经济研究,2025(05):084-087.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王晨;华舰航空体育科技(山西)有限公司 白小波 | 区域经济 顺应全球基础研究变革的趋势,落实央地共建的决策部署,关键是推动基础研究协同从项目级迈向体系级,提高科研组织化程度和体系化效能。所谓体系化协同,就是要超越单个项目或平台的合作,实现规划供给、资源配置、评价激励的一体化,形成战略牵引、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随着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范围由上海拓展至长三角,基础研究也应顺应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沪苏浙皖创新资源富集、创新主体多元、重大创新平台集聚等优势,坚持拉长长板、优势互补,推动创新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构建基础研究协同创新发展新格局,为推动长三角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提供重要支撑。 基础研究协同创新的战略逻辑 把基础研究放在上海(长三角)科创中心建设的突出位置,是由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共同决定的战略抉择。 从理论逻辑看,基础研究是为认识自然、揭示规律而开展的原始性、前瞻性研究,追求新的发现和发明,为认识世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研究具有长周期、高风险、强外溢的显著特征,是典型的公共产品,须依靠国家战略力量的持续投入和长期积累。从科创中心形成的规律看,基础研究作为科创中心策源功能的源头和内核,决定原始创新高度与技术突破深度,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全球科创影响力的战略支撑。衡量国际科创中心水平,不仅要看产业规模和企业数量,更要看是否向世界输出了原创性科学发现和引领性技术突破。 从历史逻辑看,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协作到组织化协同、再到央地共建的阶段性演化。早期,依靠创新主体个体网络,开展学术研究合作,组织化程度不高。之后,G60科创走廊、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相继建立,基础研究从学科逻辑转向问题导向,联合基金、部省会商等制度工具相继出现。随着全国首个区域科技创新协同立法出台,到中央提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长三角被赋予国家基础研究战略枢纽的新定位。特别是今年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的召开,央地共建长三角科创中心进入快车道。这一系列演化过程说明,强化基础研究协同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实践逻辑看,长三角基础研究的家底是厚实的。从总量看,长三角研发活动十分活跃。2024年长三角研发经费支出约为11238.8亿元,约占全国三分之一,明显高于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是全国研发投入最密集、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区域之一。目前长三角高被引论文总数已经超过日韩之和,在基础研究领域具有较多的先发优势。2025年,上海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从2020年不足8%提升到当前的12%左右,财政基础研究投入较5年前增长3倍多。上海的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发表论文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些显著优势是进一步夯实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更好服务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 全球基础研究的最新趋势 从最新的发展态势看,全球基础研究领域正在产生四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是基础研究投入格局的深刻重构。从国内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2012年的499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7.08%,实现量级与结构双重突破。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达1169.4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十五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还将保持年均7%的增长,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和稳定性都在显著提升。从国际看,根据《自然》指数测算,到2026年底,我国在核心自然科学期刊上的贡献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公共基础研究投入将在两到三年超过美国。与此同时,美国科研投入增长明显放缓。根据《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承诺投入与实际到位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为此,美国试图通过重组科研体系、加大社会投入的方式重整科学优势。由此可见,全球科技研究的版图正在发生新变化,基础研究的战略重心正加速调整和迭代。 二是全球各国竞相重构科研组织方式。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科研组织的线性模型不再适用新形势的发展。美国已经启动“创世纪”科研计划,提出运用人工智能加速科学研究的生产效率,围绕重大科学与工程难题组织攻关,探索任务驱动、平台共享和闭环验证的科研组织体系的改革。欧洲、日韩也纷纷出台新的科研发展战略,加快布局核聚变、半导体、量子信息等领域。由此可见,全球基础研究正在经历新一轮举国体制的科研组织变革,基础研究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个人探索,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的科研相结合成为基础研究发展新趋势,科研组织方式本身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 三是“AI+科学”正在从工具革命走向系统重塑。人工智能正在深度嵌入科学发现、实验验证和知识生产的全过程。自主实验室、科学大模型、智能科研范式正加速涌现,科学研究的组织形态和迭代速度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五大科技公司(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甲骨文)的研发支出已经超过联邦政府非国防科研预算,与国家实验室的合作持续加速,科技企业正在把基础研究内化为核心竞争力。由此可见,“AI+科学”正在重塑世界科学中心的分布格局,哪个城市能率先完成科研范式的智能化转型,就能在科学创新效率上赢得先机。对长三角而言,这既是亟需迎头赶上的压力,更是可以发挥综合优势的机遇。 四是科技安全与全球合作重构并行。一方面,部分国家强化科技安全布局,科研活动的地缘政治色彩明显上升,国际学生流动和人才交流受到干扰。另一方面,欧洲等国相继争夺全球顶尖科研人员,联合国大力推动开放科学理念,科学数据开放共享逐渐成为国际共识。特别是受全球科研环境变化及双边合作结构调整影响,我国论文国际合作率出现了小幅下降,特别是与部分重点国家的双边合作数量有所减少。这说明,竞争与合作交织成为常态,封闭科学体系的效率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在开放竞争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新时期的主要路径。 推动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 顺应全球基础研究变革的趋势,落实央地共建的决策部署,关键是推动基础研究协同从项目级迈向体系级,提高科研组织化程度和体系化效能。所谓体系化协同,就是要超越单个项目或平台的合作,实现规划供给、资源配置、评价激励的一体化,形成战略牵引、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 一是统筹好战略攻关与自由探索的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既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组织科研力量开展定向攻关,也要鼓励科学家勇闯“无人区”,在前沿领域大胆探索,形成有组织科研和自由探索双轮驱动、相互促进的格局。强化目标导向和需求牵引的基础研究系统部署,推进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科技领军型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一体化部署战略科技力量、重大科技任务和基础科研平台,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 二是由短期项目制管控转向长期稳定支持。基础研究是十年磨一剑的长期研究,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投入机制。要扩大长周期的稳定资助,对优秀科研团队给予更长时间的支持。支持领军企业从产业链中提炼科学问题,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向源头创新,形成财政投入为主、多元投入并举的格局,让科学家心无旁骛、潜心钻研,真正把有限的资源投向最具价值的方向。 三是营造包容创新的生态。基础研究的不确定性大,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以短期成败论英雄。须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生态环境,完善分类评价,畅通具有原创性的非共识项目的支持渠道,给予研究人员更多长周期支持和容错空间,让基础研究的源泉充分涌流。更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科研人员厚植家国情怀,以国家战略使命为己任。 四是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创新资源网络共享。协同本质是制度创新,要打破大科学装置的属地界限,推动科研设施、数据、人才、经费等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组织模式,把协同从单个具体项目提升为功能整合、运行高效的创新体系。 五是扩大开放合作,提升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面对科研安全化与合作竞争重构的新格局,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开放科学进程,在开放合作中集聚全球顶尖人才和创新资源,增强创新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力争在基础研究上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的创新力量。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 潘闻闻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未来五年发展的首要战略任务,并明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级的产业聚集地,也是新技术应用、新业态创造、新模式示范的前沿阵地。“十五五”期间,要继续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脉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走在世界前列,率先实现先进制造业发展范式的大跃升,为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好样”。 转变智能化范式 放眼世界,如果从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算起,目标明确且有计划、有政策引导的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已有十余年的历史。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大规模机器制造模式开始出现变化,制造业产品周期明显缩短,低成本大规模定制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实现。但也要客观地看到,受限于技术和场景,以及受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锁定,制造业并没有迎来颠覆性的智能化改造。到目前为止,相当多制造企业的智能化改造都是要素替代关系的更优解,是一种成本上涨倒逼的被动选择。随着以劳动力为代表的传统要素的稀缺和价格上涨,智能化确实降低了制造业的经营成本,但也引发了在既有产业路线上的价格竞争。 制造业要实现智能蜕变,就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设备更新或自动化替代层面,而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重塑产业的技术基础、组织形态和运行逻辑。即便从全球范围看,大湾区仍是提供最丰富的制造业场景、智能化转型科技和人才资源的区域,同时也面临紧迫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变革压力。大湾区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如果按照传统工业化路径,把发展重点转移到服务业上,制造产能就会大规模转出,出现产业“空心化”特征。然而,无论是为保持大湾区自身发展定力,还是保障全国范围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都不允许大湾区丧失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十五五”时期,大湾区经济社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并避免走发达国家老路,不能只依靠“总部经济”来实现对域外产业链的控制(事实上,这一方式在大多数国家和城市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大湾区应通过智能化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使之与发展阶段性条件和特征相匹配。一方面,通过深度智能化,制造业能够符合大湾区高要素成本、高科技投入、高人才黏性的阶段特征,“黑灯工厂”“灯塔工厂”“母工厂”成为主要的制造业形态,这在就业方面更契合当前以人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要构建世界级的产业大脑,能对全球制造业的分工、排产、交易、供应链实时干预优化,让大湾区成为智能化时代全球制造业价值创造中心。 转变绿色化范式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中国主动迎接“双碳”目标的硬约束,展现了作为工业大国的责任担当。当然,绿色转型绝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行为。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加强环保监测、补贴环保减排设备的采购、推进产业结构降低高排放行业的比重,共同构成了工业绿色转型第一阶段的基本政策工具箱,但其本质属于“成本式减排”范式——即以行政约束与财政补贴对冲绿色转型的短期成本。 随着绿色成为经济社会的“必需品”,绿色产业成为增长最快、最具创新活力的新兴产业,以及新质生产力孕育和发展的核心引擎,绿色化正从“外部制度约束”转化为“内生生产力”。大湾区是全国绿色技术创新策源地与产业化高地,在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领域已形成全球领先的产业集群。据统计,仅广东省2024年新能源产值已超1.1万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产业链配套完整性、企业数量均处全国第一梯队。大湾区还建成一批标杆性“零碳工厂”,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加速推进,推动零碳制造走向规模化落地。 当前,大湾区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应以绿色技术标准、绿色金融工具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为支点,撬动全球绿色价值链重构。一方面,需要在大湾区范围内打通相关制度和政策,形成湾区绿色转型、共同促进的局面。2025年6月,前海深港智汇风华产业园获得香港绿建环评(BEAM Plus)铂金级认证,这种“标准协同、技术共研”的模式为大湾区绿色产业生态建设提供了示范。另一方面,大湾区应率先探索工业绿色转型跨境创新。2025年11月,全国首笔“中葡”碳汇交易在珠海金湾落地,以金湾本土特色物种金滩柽柳碳汇与葡语国家国际认证碳汇为组合,在澳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所挂牌成交。该实践依托“一国两制”优势,首创境内外碳汇资产组合交易模式,构建跨区域碳资产确权、互认与流通机制,为中国碳汇项目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范本。 转变融合化范式 技术进步不仅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和新产品涌现,也使得传统产业分类边界消融。近年来,服务型制造逐步从理念倡导步入实践深耕阶段,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大湾区是服务型制造的先行示范区,诸多头部企业率先构建“产品+服务+平台”生态体系,通过嵌入智能运维、远程诊断、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增值服务,显著提升客户黏性与产业附加值。但是,目前以服务型制造为代表的融合化发展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模式,不同行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关联和衔接仍然以上下游产品、产品(中间品)订单或服务交付为纽带。大多数时候,价值的创造是分割的,利益的分配是对抗的。 融合化的走深走实,需要推动产业链、价值链从“线性交付”转向“共生共创”,重构价值创造与分配逻辑。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制度层面完善数据确权、知识产权保护与跨界监管框架,也需要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从按环节切分利润,转向按贡献动态评估价值,探索使用价值、数据资产、协同创新等多维度的利益分享模式。 对于大湾区而言,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不同地区的制度优势与产业禀赋,以制度型开放与规则衔接为抓手,探索更高水平的大区域层面的融合发展模式。例如,2026年4月,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与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大湾区汽车出海新通道:南沙依托千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华南最大汽车滚装枢纽,提供产业组织、港口物流与交付等核心支撑;澳门则立足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定位,协同拓展巴西、墨西哥等西班牙语系、葡萄牙语系国家市场。这一“南沙制造+澳门服务”的创新模式,将制造端产能优势与服务端贸易、金融、物流优势深度耦合,为大湾区产业跨界融合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典型示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邓洲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明确提出,北京要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并强调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加强“城乡一体规划”,促进“城乡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协调发展”。作为国家首都和超大城市,北京拥有独特的首都优势,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但也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结构性短板。“十五五”时期,要深入推动城乡双向赋能,加快北京农业农村现代化。 构建双向赋能格局,践行“城带郊、郊服城”发展逻辑 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既是首都城乡关系的核心逻辑,也是加快推进大京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强化大城市对大京郊的带动能力。大城市是大京郊发展的核心引擎和重要依托,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和“辐射效应”,当前要通过强化大城市“辐射效应”,带动大京郊高质量发展。一是突出首都功能建设带动。强化以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来规划带动京郊乡村全面振兴。二是强化公共产品供给带动。深入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北京城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向京郊乡村延伸和覆盖,加快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农民。三是促进市场消费需求带动。立足首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效应,围绕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并存特征,着力释放超大市场消费潜力,以多元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带动大京郊农业农村多样化、高质量发展。此外,要健全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在功能建设引领上,加强城乡一体规划,建立健全京郊乡村承载和参与首都功能建设的新机制;在公共服务带动上,完善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投资机制,尽快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在城乡要素流动上,不断健全城乡土地、人才、资本流动机制,优化京郊乡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制度上保障乡村发展活力。 提升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的支撑保障功能。大京郊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通过高质量服务大城市,既能有力支撑大城市高质量发展,又能有效实现大京郊自身的兴村富民。首先,紧扣“四个服务”提升服务能级。京郊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紧扣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国家的国际交往、科技和教育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四个服务”,不断提升京郊“三农”服务的能力水平。其次,围绕高质量发展提高服务品质。在农产品供给服务上,提升京郊生态农业发展水平,为首都超大城市消费者提供绿色有机高品质农产品,打造都市型高品质“京品农业”品牌;在乡村旅游生态服务上,以“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为牵引,让京郊乡村充分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筑牢城市生态安全底线,强化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为首都超大城市市民创造亲近自然、体验乡村、健康休闲的“第二生活空间”,建设现代化高品位“京韵乡村”典范;在乡村文化服务上,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农耕文化,提升京郊农民传统文化素养和现代文明素质,为首都超大城市市民提供温润的乡土文化滋养,展现首善之区高素质“京彩农民”形象。 推进三维协同并进,塑造新型城乡关系 城乡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协调发展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其目标均在于构建城乡规划一体、制度统一、权利平等、要素开放、发展共荣的新型城乡共同体,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促进城乡联动发展,不断完善城乡双向互动机制。联动是基础,重在树立城乡一盘棋理念,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谋划、联合行动。一是完善产业发展联动机制。关键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健全城乡统一的市场机制,完善城乡产业联动政策制度体系。重点是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城乡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城乡市场经营主体协作、城乡产业利益联结共享等联动机制,让城市资源顺畅下乡,使乡村产品便捷进城,保障农民在参与城乡产业联动发展中增收致富。二是强化要素配置联动机制。完善城乡要素一体化规划,加快健全统一开放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联动机制,统筹城乡产业用地、公共服务用地需求,健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盘活利用制度,激活农村闲置资源,完善城乡人才联动、技术联动、资本联动等机制,发挥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的发展引导性、制度规范性、基础保障性作用。三是压实工作推进联动机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抓乡村振兴的重要职责,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等作用,加强部门、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形成工作合力,共同营造优良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城乡联动,为更高水平的城乡融合发展创造实践条件。 促进城乡融合,全面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融合是核心,重在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破除户籍、土地、资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构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制度型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进一步树立人口是可持续发展最宝贵资源的理念,着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二是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事关千家万户,关系民生,连接民心,是城乡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需求。不断健全教育、住房、社保、医保、就业、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标准统一、普惠共享。尤其要加大对人的投资,加快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进体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建设,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三是不断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以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振兴”为抓手,引领和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同步提升城市更新与乡村人居整治标准,统筹推进污水、垃圾、风貌治理,促进人居环境城乡融合,推动京郊乡村率先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使乡村拥有与城市均等的宜居品质,使村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推进城乡融合,最终达到城乡协调发展的和谐和美境界。 促进城乡协调,加快构建城乡均衡共荣格局。协调既是手段也是目标,重在消解城乡发展差距,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使城乡等值、城乡和谐、城乡均衡,让城市和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一是不断提升城乡认知,实现城乡地位平等。城与乡,虽然功能不同、特征各异、优势有别,但地位应当平等。要切实改变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曾出现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树立城乡平等的价值观念和政策导向,使乡村与城市具有同等的发展权利和平等的法律保障,实现城乡资源均衡配置、要素平等交换。二是持续推动城乡互促,实现城乡双向开放。城与乡,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既功能互补,又合作共赢。针对城乡之间仍然存在的双向封闭制度壁垒,着力推进城乡制度双向开放,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同时,要与城乡居民双向流动相适应,统筹城乡治理协同,推进乡村治理创新。三是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针对北京城乡差距仍较为明显的突出问题,切实把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任务,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优化乡村发展环境,激发乡村社会活力,加大对乡村物的投资和对人的投资,赋权富民,不断提升京郊农民收入和社保水平,使农民享有与全市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生活品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繁荣。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英洪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通江达海、江海联运,这是广西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这一重要指示为广西向海图强标定了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把西江航道与北部湾港口群连为一体,对内连接中国西南腹地,对外通向东盟大市场,成为联结江海、贯通陆海、沟通中外的重要纽带。平陆运河通航,是广西向海图强的新起点,也是深化中国—东盟向海经济合作的新契机。应把握平陆运河与中国—东盟向海经济合作的内在逻辑,锚定目标愿景,把通道优势加快转化为合作胜势。 把握以平陆运河为纽带深化合作的内在逻辑 发挥平陆运河纽带作用,推动中国—东盟向海经济深度合作,应注重从理论引领、通道先行、转型赋能、产业升级、制度保障五个方面入手。这五者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深化合作的“四梁八柱”。 理论引领是根本。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也是合作行稳致远的思想根基。向海经济涉及海洋资源开发、陆海统筹、跨国合作等多个方面,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合作实践难以形成合力。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为遵循,系统研究阐释向海经济的科学内涵、发展规律和价值追求,构建中国—东盟向海经济深度合作的理论架构,为深化合作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以更好地凝聚双方合作共识。 通道先行是基础。没有高效畅通的向海通道,全方位开放合作和区域协调发展便无从谈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显著缩短了西南地区出海航程,降低物流成本,将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使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效能得到质的提升。 转型赋能是方向。海洋资源是向海经济的物质基础,资源利用方式决定发展质量。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粗放利用向集约高效利用转变。平陆运河统筹航运、供水、生态等综合需求,打造绿色工程,为资源综合利用和开发模式转型提供了示范。以运河通航为契机,中国—东盟在智慧港口、绿色航运、蓝色碳汇开发等领域的技术合作,将为区域向海经济合作注入新动能。 产业升级是核心。产业是向海经济的根基。产业合作的深度,决定着中国—东盟向海经济合作的成色。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为契机,推动双方产业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提升向海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所在。以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落实为抓手,引导产业链沿河布局、聚链成群,促进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配套协同,可以有效推动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升级。 制度保障是关键。深化合作,应既有“硬联通”的设施基础,也有“软联通”的制度保障。制度型开放的深度,决定着合作能走多远。平陆运河贯通江海,为推进面向东盟的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新平台、新场景。加强向海经济规制政策协调,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完善合作机制,增进利益交融,是降低合作成本、稳定合作预期、助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 锚定深化中国—东盟向海经济合作的目标愿景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提出,加快建成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围绕这一目标,应着力从产业集聚、数智绿色转型、制度机制创新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打造产业集聚高地。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与北部湾港群,深化与东盟国家产业分工合作,共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双方从货物贸易向产能合作、技术合作拓展,使广西成为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基地、临港产业高地和跨境产业枢纽。 打造数智绿色转型高地。推动数字经济与向海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港口、绿色航运、绿色能源,推广绿色低碳技术,携手走好向海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打造制度机制创新高地。深化向海经济规制政策协调,完善跨境金融合作机制,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让制度型开放成为合作高地最鲜明的标识。 积极探索深化合作的实践路径 深化中国—东盟向海经济合作,应围绕建成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这一目标,以通道共建夯实高地基础,以产业培育锻造高地主体,以开放深化创新高地机制,以生态保护涵养高地底色,努力把目标愿景转化为实践成效。 共建向海大通道。把西江航道、北部湾港群和铁路网络连为一体,提升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推动更多东盟国家货物经北部湾港集散。 培育向海大产业。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园区企业为细脉,构建主脉贯通、支脉联动、细脉密布的“叶脉式”产业布局。推动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形成紧密协作关系。把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贯穿产业布局全过程,高标准建设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向海产业走廊。 深化向海大开放。推动口岸通关、多式联运、跨境金融等领域规则标准衔接落地见效,推进口岸通关便利化,做实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合作机制,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制度型开放畅通合作渠道、降低合作成本。 厚植向海大生态。统筹平陆运河沿线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深化海洋生态治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蓝碳交易等领域跨国合作,让绿色成为向海经济合作的鲜明底色,以生态之优支撑合作之远。 广西财经学院原校长、广西财经学院向海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 夏飞 | 企业管理 步入二十一世纪,由数字技术浪潮催生出的电子商务,在突破了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情况下,却由于流量红利达到顶峰以及竞争变得日益激烈,而遭遇了传统粗放式营销效率不高的难题。这种状况使得企业急切地需要一种营销方式,该方式可在恰当的时空节点,借助合适的渠道,向目标人群精确地传递信息,精准营销因此产生并且成为核心竞争力。它的本质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去深入挖掘用户行为数据,准确地识别需求与偏好,达成个性化沟通与推荐,这是一种技术工具的运用,是一场从产品中心朝着用户中心、从规模经济向着范围经济的商业哲学转变。借助越过技术的表面现象,深入经济效益的核心。借助构建系统性分析框架,专注于理论推演以及逻辑链条构建,解释精准营销是怎样依靠复杂机制对企业财务表现与整体经济效益产生作用的,为理解其商业价值提供全面且深刻的理论视角。 本文首先厘清了电子商务精准营销的内涵与理论基础,从收入增长、成本优化、客户资产增值及风险规避四个核心维度,系统剖析了精准营销如何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通过实现需求与供给的高效匹配,直接促进了销售转化与收入提升,通过运营成本的精细化控制、客户生命周期价值的最大化挖掘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的有效降低,全方位地优化了企业的经济绩效,为企业在数字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路径。 一、电子商务精准营销的理论内涵与特征 (一)理论内涵 精准营销是现代营销学理论在数字时代的重要深化与发展,其核心根基可追溯至菲利普·科特勒的目标市场营销战略,并将其推向极致。它通过融合人口统计、地理位置、心理特征,尤其是用户行为数据,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微观市场细分,趋近于“一人一市场”的粒度。此外,客户关系管理理论为其提供了与客户建立长期互惠关系而非一次性交易的战略视角。而长尾理论则揭示了精准营销如何高效激活传统营销难以触达的、分散的小众市场需求,将庞大的“长尾”利基市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共同构成了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核心特征 电子商务精准营销的核心特征形成了它与传统营销模式不同的根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彼此相关的方面。第一,它以数据驱动为基石,所有关于目标客群、推送内容以及触达时机的决策都来源于对用户浏览、搜索、购买以及社交分享等行为数据的系统分析,完全超越了依靠主观经验的判断方式;第二,它具有目标可衡量的特点,借助电商平台完备的监测体系,每一次营销活动的关键指标,像点击率、转化率以及投入产出比,都可被精准追踪和量化,为策略的持续优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第三,它达成了沟通个性化,借助构建精细的用户画像,企业可以从“千人一面”的广播式沟通转变为“千人千面”的精准对话,其表现形式有个性化的产品推荐、邮件内容以及会员优惠,大幅提升了用户体验和营销相关性;第四,过程自动化是保证其高效运行的关键,营销自动化工具让大规模且个性化的用户触达成为了现实,比如自动发送弃购挽回邮件或者执行基于用户生命周期的一系列沟通,在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营销触达的及时性和一致性。这些特征共同作用,构成了一个从洞察、执行、评估到优化的高效闭环系统。 二、精准营销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机制 电子商务精准营销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并非通过单一途径,而是通过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影响机制来实现的。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收入增长维度:从流量到价值的深度转化 在收入增长维度,精准营销通过提升营销的“精准度”直接作用于销售漏斗的各个环节,成为驱动企业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引擎。在信息过载的电商环境中,它通过向高意向潜在客户展示其真正感兴趣的商品,显著提升广告点击率与购买转化率,并利用个性化推荐算法进行有效的交叉销售与向上销售,从而直接推高客单价。同时,精准营销能够深度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通过对行为轨迹的分析预测甚至创造消费需求,并将传统营销难以触达的长尾商品以极低成本精准匹配给分散的小众兴趣群体,将“沉睡资产”转化为实际销售收入,实现了范围经济。此外,持续且富有价值的精准沟通使用户感受到被理解与尊重,由此建立起牢固的情感连接与品牌信任,有效强化了品牌溢价能力,使用户对价格的敏感度降低,这种基于深度认知形成的用户忠诚度远比价格促销更为稳固,最终为企业带来了持续且高质量;的现金流。 (二)成本优化维度:营销与运营的精细化管控 在开源的情况下,精准营销在“节流”方面有着重大作用,借助对企业成本的精细管控直接提高了利润空间,它最直接的体现是达成了营销费用的高效配置。摒弃了传统广告那种粗放的、按展示次数计费的浪费方式,而是借助搜索引擎关键词广告、信息流广告等按点击付费且只针对高价值潜在用户的精准触达,把每一分预算都用在关键之处,优化了营销投资回报率。精准营销的数据分析能力还可以反向为供应链管理提供支持,凭借对历史销售、用户搜索趋势等数据的预测分析,达成更精准的“以销定产”,大幅降低库存积压风险和仓储资金占用,让物流配送计划更高效,减少紧急调拨与逆向物流的成本。在客户服务方面,依靠提前推送个性化使用指南与常见问题解答,有效减少简单咨询量,客服人员利用用户画像系统能快速知晓客户全貌,提升单次沟通解决效率,间接降低单位服务成本,实现运营成本的全面优化。 (三)客户资产增值维度:从交易关系到终身价值的经营 现代企业竞争的本质是对客户资源竞争的共识,精准营销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客户视为最重要的长期战略资产进行持续经营,其核心目标在于最大化客户的终身价值。客户终身价值作为衡量一个客户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为企业带来的总利润净现值的核心指标,精准营销通过一套系统化的数据驱动机制对其进行深度挖掘与提升:首先,通过个性化的欢迎流程与引导体验,奠定与新客户长期关系的信任基础;其次,利用会员体系、积分奖励及基于购买周期的个性化复购提醒等精准运营手段,有效提升客户黏性与购买频次,构筑防止流失的屏障;第三,对高价值客户提供专属服务与优先体验,以深化其忠诚度,延长其生命周期;第四,精准营销通过实时监控用户行为数据,能够前瞻性地识别出具有流失风险的客户,并自动触发针对性的干预机制,如推送其曾关注品类的优惠券或关怀回访,从而以远低于获取新客的成本,有效挽回潜在流失客户,显著优化了企业的客户维系成本结构,最终实现对客户资产这一核心经济来源的保值与增值。 (四)风险规避维度:降低市场决策的不确定性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里,电子商务精准营销依靠其数据驱动的特性,为企业打造了一道有效的风险抵御屏障,它降低了新产品上市失败的风险。企业在大规模推广前,能依靠精准渠道向目标客群进行小范围的概念测试或预售,收集真实反馈与预购数据来评估市场接受度,为产品设计、定价及核心策略的调整提供关键依据,这种基于“最小化可行性产品”的测试方法避免了因市场误判造成的巨额损失。精准营销系统能对实时数据流持续监控,让企业迅速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趋势、新兴消费热点以及潜在的负面舆情,敏捷调整营销策略、产品陈列或促销活动,把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潜在威胁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全面提升企业在动态市场竞争中的应变能力与整体韧性。 三、实施精准营销过程中需关注的内在挑战 尽管精准营销在提升经济效益方面潜力巨大,但其成功实施并非毫无条件。企业在推进过程中也需正视其内在的挑战,这些挑战本身也构成其经济效益的隐性成本或约束条件。 (一)数据质量与整合的挑战 精准营销的根基是数据。数据不准确、不完整或过时等问题会导致基于数据的精准决策偏离实际,效果适得其反。更为复杂的是,企业普遍存在数据孤岛现象,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标准不一、相互割裂,形成碎片化的信息壁垒。这种分散的数据状态使得企业难以构建统一的用户画像,无法获得完整的消费者洞察。如何有效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多源数据的全面整合、清洗与标准化处理,形成一致的视图,已成为企业实施精准营销过程中首要且关键的技术挑战。 (二)技术投入与人才壁垒 构建与维护一个功能完备的数据中台、精准的用户画像系统以及高效的营销自动化平台,不仅需要高昂的初期建设成本,还伴随着持续的软硬件升级与运维费用。与此同时,操作和优化这些复杂系统,亟须既深刻理解商业与营销逻辑,又熟练掌握数据分析、机器学习技术的复合型高端人才。然而,此类人才在市场上相对稀缺且人力成本高昂,形成了显著的技术与知识门槛。对于资源本就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这一双重壁垒成为其在数字化竞争中难以逾越的挑战,直接限制了其精准营销能力的深度与广度。 (三)隐私保护与伦理边界 随着全球数据隐私保护法规越发严格,企业对于用户数据的收集以及使用都得在法律和伦理的框架范围之内开展,如果存在过度追踪、数据滥用或者令人反感的“精准”推送情况,就会引发法律风险,还会极大损害品牌声誉,造成用户流失,怎样在个性化推荐与尊重用户隐私之间寻得平衡点,是精准营销时代每个企业都要深入思考的伦理课题。 参考文献: [1]柳佳琦.金融服务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精准营销应用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5(19):62-64. [2]陈兆波,申珍贞,刘斌.基于营销力度的电商供应链信号传递策略[J].物流科技,2024,47(01):147-152+157. [3]唐莉琼,赵军辉.人工智能时代电子商务的精准营销思考[N].黑龙江日报,2025-09-30(008). [4]徐梦茶.国际经贸背景下的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策略探讨[J].全国流通经济,2025(17):28-31. [5]吴乾缙.大数据驱动下的电子商务精准营销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5,(18):40-42. 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韩梅娟 摘要:近年来,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领域问题频发,风险隐患日趋复杂多元化,已成为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亟待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控。固定资产管理监督作为现代企业管理和内部治理的重要内容,对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本文从固定资产管理要义出发,浅析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特点和要点,归纳分析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以此为切入点,探索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监督管理的具体对策和实施路径。 关键词: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监督 固定资产是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是企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有效管理固定资产对于企业稳定生产经营、提升经济效益、促进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伴随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企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了规模较大、价值较高的固定资产。随着市场环境变化、信息技术更迭以及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面临众多挑战和风险。近年来,在各类巡视、巡察、审计检查中持续揭示的固定资产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与风险,成为制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更对企业平稳健康运行构成现实威胁。 一、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重要意义与目标要求 固定资产作为国有企业重要生产要素和核心资源,是保障企业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基础支撑,其管理水平直接关系企业运营效率、风险防控与长远发展成效。一方面,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监督管理是履行国有企业职责使命的内在要求,国有企业把守护发展国有资产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职责,切实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助推国有企业实现保值增值目标。另一方面,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是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资产管理水平直接决定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综合管理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在培育核心竞争力、支撑企业战略落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强化资产管理对于国有企业防范重大经营风险、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以及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有着较严格的要求,资产管理主要目标包括以下三点:一是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完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是首要目标,也是国有企业根本任务;二是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即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效能和效益;三是支撑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通过科学合理配置资产资源,服务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运转。 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主要特点和管理要点 (一)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主要特点 固定资产是指为服务企业生产经营、运营管理等活动,通过购置、新建、受赠等方式取得的有一定价值和使用寿命的有形资产。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类型及特点与所属行业性质和主要生产经营业务具有较强相关性,呈现出典型的行业特征。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按照类别和属性,一般可划分为房屋及构筑物、生产设备、办公家具及器具、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安全消防设备等;按照资产使用归口环节,可分为管理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研发环节、物流环节等;按照资产存放地点划分,固定资产分布于企业各办公及经营场所,具体依据企业实际经营布局确定。 固定资产管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涉及资产采购与配置、资产运营、资产处置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和流程环节。同时,按照“购置、使用、运营、处置”等阶段划分资产管理责任,通常由财务部门负责资产预算、会计核算和价值管理;资产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实物资产管理,包括资产日常管理、资产处置等;采购部门负责资产采购;综合计划部门负责资产投资管理;安全管理部门负责资产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资产使用部门负责资产日常使用和运维保管。 总体来看,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具有价值高、行业属性强、使用周期长、使用地点分散等特点,资产管理涉及多个责任部门、多个管理环节和工作流程,管理链条较长、管理责任分散、管理难度较大。 (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要点 固定资产管理主要涉及资产购置(新建)、日常管理、运营管理、资产处置(报废)等环节。 第一,资产购置(新建)环节即资产资源配置阶段。企业结合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实际,采购符合生产实际需求、匹配经营管理需要、服务支撑企业发展的固定资产,主要流程为“预算编制—采购计划—采购实施—签订合同—采购验收”。国有企业在该阶段要注重合理配置资源,通过严格控制预算,科学制定采购计划,从源头上避免过度采购造成的资源浪费;在资产采购实施环节,按照采购管理制度规定,严格执行采购流程和程序,规范采购行为。 第二,资产日常管理环节,即资产投入使用与日常运行维护阶段,包括资产使用与保管、调度、维修保养、资产盘点和清查、资产卡片信息维护、安全管理等工作内容。该阶段重点保障实物资产安全完整,以及资产信息维护及时准确,通过建立资产档案,定期开展资产清查盘点、强化资产状态与使用情况动态监管、加强资产日常维护保养和安全检查,全面摸清资产家底,确保资产得到有效利用和安全保管,切实防范资产丢失、毁损、被盗等风险。 第三,资产运营管理环节,主要指将非经营用房产、闲置房产用于出租获取租金,主要流程为“内部决策—资产评估—公开招租—签订合同—移交使用—收取租金”。该阶段国有企业要严格执行出租流程程序,采取公开招租、中介机构拍租、挂牌交易等方式公开出租;要通过资产评估确定租金基准价,确保资产出租价格公允;要规范签订出租合同,严格履行合同权利义务,避免违规转租行为,切实防范相关法律风险;要加强出租资产日常管理和安全隐患排查,防范出租资产安全风险;建立健全出租资产台账,定期催收租金。 第四,资产处置(报废)环节,即资产通过报废、转让、划转、捐赠等方式退出企业。其中,有偿转让包括公开拍卖、挂牌交易、政府收储等方式,处置流程主要为“资产处置鉴定—资产处置预案—内部决策—上级审批—资产评估—确定受让方—签订合同—收取价款—资产移交及产权变更”。这一阶段国有企业要注重把好“程序关”“价格关”,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制度,以及行业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规定,规范资产处置流程,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并通过资产价格评估和公开交易方式提高资产竞价空间,规范准确及时进行账务处理。 三、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存在资产闲置与资源浪费现象。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部分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历经机构调整、重组整合等体制变革。同时,受产业转型升级与战略布局优化等因素影响,国有企业实施整合重组、关停并转、迁址扩建等举措,导致部分房屋、土地等资产出现闲置状态,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除行业战略调整和体制改革等过程形成的资产闲置外,国有企业也存在由于资产配置和投资决策不科学,缺乏可行性论证,盲目过度投资导致的“边新增边闲置”现象,从而造成资产闲置和浪费[1]。 第二,资产权证不齐、权属不清、权证名称不规范。部分国有企业仍存在资产权证不齐、权属不清等问题,这主要是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机构重组等过程中,部分资产因交接手续办理不规范,产权变更登记未能及时完成,形成权证不齐、权属不清的问题;在企业新建和购置房屋资产过程中,因工程建造程序不规范、房产被抵押、开发商破产、开发商“一房多卖”等原因,导致资产权证未办理成功,资产权属存在纠纷等问题。 第三,资产出租运营效能偏低。资产出租是国有企业盘活资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常会将部分非经营性资产用于出租以获取收益。除国有房地产企业外,部分国有企业资产出租业务较少,仅对闲置不用资产通过出租方式盘活,资产出租业务还不够专业、市场竞争力不强、灵活性不够,导致出租资产效益不高;另外,出租过程中也存在不规范行为,例如,资产出租未进行公开招租、未通过资产评估确定租金基准价,存在低价出租或无偿出租、租金应收未收和长期拖欠、出租房产被恶意侵占等问题。 第四,资产处置存在不规范情形。部分国有企业资产报废及处置流程和程序不规范,存在处置流程倒置、处置程序执行不到位的现象,如资产有偿转让未履行资产处置审批手续,未上报资产处置预案、未通过资产评估确定处置基准价、资产转让合同签订不规范,资产处置方式不合理,对于应公开拍卖或者挂牌交易的,未进行公开转让;资产报废不规范,对未达到报废条件的资产,提前进行报废处置,未履行资产报废鉴定手续。在资产报废及处置环节,对变卖价格缺乏严格把关,造成资产处置收益不高,处置款项清收不及时等问题。 第五,实物资产管理不够精细化。部分国有企业资产价值管理和实物管理相互脱节[2]。部分国有企业资产卡片管理不规范,未严格按照“一物一卡”原则,针对每项独立固定资产设立唯一卡片,使得存在“一卡多物、一物多卡”情形。此外,部分国有企业存在资产卡片信息更新维护不及时、不准确,卡片信息与账务信息、实际资产状况不一致的情况,导致资产账实不符。部分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手段较传统,管理效率较低,资产日常管理主要依赖人工填表、资料报送、手动盘点等传统方式,导致资产信息收集不及时、数据统计不准确、资产盘点不高效、家底摸排不清等问题。 第六,资产监管不到位,存在流失风险。部分国有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更注重闲置资产以及资产处置变卖环节的监管,对于账销案存资产和出租资产存在管理漏洞和监管盲区,对资产日常运行维护和资产报废等环节缺乏有效监督,导致出现资产被违规出租出借、违规改造或者拆除,以及资产灭失、毁损、被盗、侵占、抵押等问题,资产存在安全和流失风险。 (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第一,资产管理重视不够,理念更新不及时。部分国有企业由于市场规模大,盈利能力强,更重视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而忽视了固定资产运营管理。部分国有企业对固定资产管理认识不全面,资产管理意识不强,管理理念不够先进,管理模式和方法手段较为传统,实际管理上较为片面和粗放,缺乏对资产管理工作长远性、全局性、系统性布局,导致资产管理效率、运营效益不高。 第二,资产管理制度体系不健全,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国有企业未单独设立资产处置管理委员会、闲置资产管理委员会等决策机构,集体决策机制落实不力;未配备专职资产管理人员,人员力量薄弱且专业素养参差不齐。部分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监督制度体系不完善,制度设计缺乏科学性与有效性,管理责任界定模糊、职责划分不清,导致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协同乏力;同时,部分制度与实际脱节、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不足等问题,导致制度执行不到位、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资产监管机制不完善,监管环节存在缺陷。部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监管机制不够完善,多依赖审计、巡视巡察等各类检查手段。部分国有企业监督模式仍以事后监督为主,缺乏覆盖事前规划、事中管控、事后追溯的全过程监督体系,以及贯穿资产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机制与手段,致使资产管理监管不到位,对固定资产管理过程中的问题隐患与风险点研判不足,从而形成管理漏洞与风险敞口,最终导致固定资产管护不力、效益流失等问题频发。 第四,资产管理手段落后,管理效率提升乏力。部分国有企业虽已搭建了固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在资产日常管理工作中探索出新型技术,但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还不够成熟,更多依赖于财务系统,将资产价值管理作为系统设计的内在逻辑和路径,缺乏对实物管理和全生命周期理念的全面反映和有效支撑。信息化技术手段在资产管理领域的应用不够全面深入,科技赋能效果不明显,资产管理领域“数智化”转型升级不够彻底。 四、提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水平的具体对策 (一)持续推进资产管理理念革新升级 国有企业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资产管理的重要性,特别是管理者要高度重视资产管理工作,充分认识国有资产管理是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加快固定资产管理理念的更新、重塑,牢固树立固定资产管理全员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把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放到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目标当中去谋划布局,明确“科学、精益、动态、现代化”的资产管理目标,积极探索资产管理与实物管理、财务管理、预算管理相结合,积极推动资产管理数字化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二)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国有企业应聚焦资产全流程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目标,紧密结合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实际,着力构建“全链条覆盖、全周期管控、全方位监管”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以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有效指导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同时,国有企业要完善资产管理制度落实监督机制,重视“采购、投资、报废、处置”等关键环节,梳理固定资产管理工作要点和潜在风险点,构建从资产购置、使用到处置全过程的有效监管体系,确保资产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三)构建固定资产闭环管控监督体系 国有企业应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配置合理、处置规范、运作高效”的资产管理监督体系,健全固定资产管理组织机构,理顺固定资产管理职责,配齐配强专业人员,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3]。国有企业应完善资产管理监督机制,健全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加大审计专项监督力度,创新监管方式手段,聚焦资产全生命周期,紧盯内部决策、审批、资产评估、合同签订、资金结算等关键节点,贯通运用审计、巡查、财会监督等手段方法,对资产管理实施全过程监督管控,切实防范资产流失风险。 (四)推动资产管理信息化体系建设 国有企业应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搭建“数智化”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充分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资产管理监督工作,积极推行资产档案数字化、资产盘点智能化、资产处置流程可视化及远程监督管理等新技术。例如,通过引入射频识别技术,借助电子标签对固定资产状态进行分析,及时掌握固定资产状态,实时监控固定资产信息。同时,国有企业应聚焦资产管理工作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点,创新开发更多传统办法难以实现的应用场景,破解固定资产监管难题,推动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从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变,从分散管理向系统管理转变,从流程环节管理到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切实提高固定资产管理效能。 (五)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固定资产管理队伍建设 国有企业应加强固定资产管理专业人才的储备和培养,重点吸纳具备资产评估、采购、财务审计、信息技术等复合背景的专业人才,构建多维度固定资产管理人才专家库;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和职业道德建设,常态化开展职业道德与诚信教育,鼓励职工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考试,提高专业能力和素质,以高素质专业化人才赋能固定资产管理水平和资产运营效益共同提升。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要全面履行国有企业职责使命,必须深刻意识到加强固定资产管理监督对企业生产经营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要将固定资产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通过转变固定资产管理理念、压实管理责任、加强制度建设、健全资产监管体系、夯实人才队伍保障、创新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全面提升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水平和管理效能,有效激发固定资产要素活力,切实将固定资产管理效能转化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劲动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时涛.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的内部控制措施探讨[J].金融财税,2021(02):181-182. [2]张泰.浅析企业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J].时代经贸,2017(12):56-57. [3]孙艳红.国有企业资产管理风险及其管控措施探析[J].财会学习,2022(23):130-133. 武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王欢欢 摘要:新经济时期,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建筑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经营规模持续扩大,承接的项目数量越来越多。受近几年房地产行业形势影响,建筑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在项目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企业想要维持稳定的经营发展进度,就必须积极探索如何优化成本核算与管理,通过控制成本来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基于此,本文从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的概述出发,简单分析了企业加强会计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必要性以及企业成本核算管理的现状,结合行业相关资料提出了对应的建议,旨在尽快提升企业成本核算管理水平,创造更高的经营效益。 关键词: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优化建议 建筑企业经历几十年的发展,经营规模持续壮大。受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行业利润水平持续下降。部分建筑企业仍未充分认识到成本核算与管理的重要性,现有的成本管理手段存在明显的缺陷,如项目部对成本核算不配合、财务人员成本管理能力有限、成本费用划分标准不明确、成本预算数据资料不准确等,难以满足项目成本核算与管理需求,需要建筑企业尽快进行创新。 一、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的概述 (一)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的概念 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是企业对工程项目投标、施工、竣工全流程产生的成本支出进行事前预测、事中管控以及事后分析评价的一项管理活动。企业加强成本核算与管理的核心目标,是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基础上,制定一套精细化的资金管理模式,优化分配项目成本,为企业创造更高的利润。相较于一般制造企业而言,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具有明显的长周期性、动态性、复杂性、产品独特性等特征。 (二)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的特点 一是独特性和单件性。不同建筑项目所处地点以及设计方案都不尽相同,成本核算对象也较为明确。二是动态性与长周期性。建筑施工项目通常需要经历较长的建设周期,材料、人工、价格、外部市场环境等要素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三是流动性和地点分散。建筑企业项目施工根据客户的需求而持续发生变化,施工地点并不固定。设备、人员等生产要素随着项目而动态流动,导致跨区域资源调配以及施工现场的成本控制难度较大。 二、新经济背景下建筑企业加强会计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必要性 (一)全面把握经营状况 通过精准计算项目不同阶段的成本数据,建筑企业管理层能深入了解不同项目不同阶段的具体成本构成,明确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的分配标准,进而全方位把握项目整体经济状况,确保当出现问题时能第一时间识别并制定相应的调整措施,确保建筑项目能按计划稳步推进。 (二)识别潜在风险事项 财务管理部门通过精准计算项目成本数据,对比分析与同期相似项目或往期项目成本数据的偏差,评估项目盈利状况,深度挖掘潜在风险诱发因素,提前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和应对方案,减少不必要的投资和支出,优化配置内部资源,保障项目施工安全[1]。 (三)稳固市场竞争地位 高效的成本核算与管理是建筑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手段。通过构建完善的成本控制框架,建筑企业能在保障项目建设质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压缩成本,维持稳定的发展节奏。 (四)响应数字化转型需求 建筑企业经营发展必须与外部市场保持同步。在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具逐步发展完善的背景下,通过制定一套规范化的成本核算体系,建筑企业能够积累全面、可比、真实的成本数据信息,生成数据资产,作为企业内部控制定额制定、分包商选择、施工工艺优化以及供应链谈判的核心依据,为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实储备充足的资源。 三、新经济背景下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现存的问题 (一)项目部对成本核算不配合 部分建筑企业片面地认为成本核算与管理责任属于财务部门,财务部门需要对成本核算与管理全流程负责。业务部门参与度相对偏低,在日常工作中不愿意主动配合财务部门的成本核算要求,数据整合传递不及时,导致财务部门对不同项目的具体情况欠缺了解。部分建筑企业虽然组织采购部门、工程部门等现场收集整理施工数据,但因项目地点较为分散,财务部门往往很难第一时间得到数据,难以充分发挥成本数据的实时性。此外,建筑企业项目工期通常较为漫长,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突发状况,如天气、政策、市场需求等,都有可能造成水电费、机械费用和人工费用的增加,而财务人员因对一线施工现场的数据了解不及时,现场工程部人员又未能第一时间将这类数据递送至财务部,导致无法第一时间对成本账务数据进行更新,最终引发成本核算结果失真[2]。 (二)财务人员成本管理能力有限 当前,部分建筑企业成本核算账目管理仍使用传统的记账手段,财务记账流程也长期未进行更新,财务人员所掌握的数据主要依赖于项目工程部定期或不定期报送,数据经过工程部门、项目部门的整合和处理后,才能传递至财务部门。财务人员无法掌握第一手数据资料,对成本数据的收集流程参与度偏低,不仅会增加重复工作量,还可能导致部分数据在整理和传递环节产生误差,影响数据信息的准确性。除工程项目成本数据外,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和资金往来数据也是建筑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若企业仍坚持传统的记账办法,必然会影响财务账目管理的效率,且纸质单据一旦出现损毁或丢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务工作压力。建筑企业财务账目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加上外部政策变动、数据传递误差等因素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的财务管控效果。 (三)成本费用划分标准不明确 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需要结合自身业务活动特点进行设置,不同企业的核算方法和标准也会存在一定差异。建筑企业工程项目建设涉及大量的资金投入,对成本项目设置有较高的要求。在实际执行阶段,部分建筑企业存在成本费用划分标准模糊的问题,如工程项目直接人工费用仅包括与项目直接相关的施工人员工资,采购人员、装卸搬运人员的工资列入直接人工费用,造成项目人工成本数据虚增。除此之外,随着大中型机械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使用频次的增加,建筑企业成本构成中间接成本的比重持续上升,间接成本的分摊就成为建筑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部分建筑企业因缺少明确的项目间接成本分配标准,直接选择按照一定比例将间接成本分配到不同项目中,未结合实际使用数据进行调整,导致部分非增值作业不能被及时发现,最终影响建筑项目的整体利润水平[3]。 (四)成本预算数据资料不准确 科学编制成本预算方案是建筑企业加强成本核算与管理的重要手段。实践中,部分建筑企业虽然已经设置了专门的成本预算管理部门,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项目成本预算管控方案,但预算方案中的数据预测通常以图纸测算数据为主,未充分开展现场调研,往往很难全面、精准地记录项目建设各阶段的实际数据,对施工环节的突发事件预测也不够精准,最终生成的成本预算管理方案可能与项目建设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偏差。 以A建筑企业为例,通过分析A建筑企业2020—2023年的成本数据可以发现,其实际决算与分项成本预算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如2021年“分包成本”科目的预算金额为269492.55万元,但实际决算金额为346418.26万元;“其他直接费”预算金额为5979.73万元,但最终决算阶段得出的实际支出为4941.12万元。这充分说明,传统预算管理办法在市场分包价格波动以及非常规费用预测方面存在劣势,需要尽快探索引入一套更加现代化的预算分配办法。 四、新经济背景下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的优化建议 (一)鼓励项目部配合成本核算,实现全员参与 新经济背景下,建筑企业必须摒弃传统以财务部门为主的成本核算管理工作模式,鼓励业务部门、技术部门等人员共同参与,增强各部门的成本管理意识,督促其在日常工作中主动收集成本数据,配合财务人员完成成本核算。同时,建筑企业还应引入作业成本法,并将其在企业各项目中全面普及,使项目部负责人以及一线施工人员都具有良好的成本核算意识,为开展基础核算工作奠定基础,实现全员参与成本核算与管理。 例如,某项目部为改变传统工作模式下仅由少数管理人员负责成本管控的现状,组织财务部门、物资部门、安全部门、工程部门等8个部门组建了“成本智囊团”,鼓励各关键岗位每月初主动参与成本分析专题会议,通过“案例分析+现场模拟”的方式,探讨现阶段项目成本管控难点,如针对混凝土浇筑成本超支问题集体商讨出了“周转次数预警”“统筹调整浇筑方式及计划”等调整措施。通过这一全员参与的成本核算与管理机制,项目钢材采购成本、材料损耗率显著降低,机械使用效率明显提升,为实现企业降本增效目标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健全财务人员培训制度,提升专业素养 建筑企业项目建设与施工较为复杂,其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落实也对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筑企业必须尽快制定一套完善的人才培训机制,持续提升财务人员成本核算与管理专业技能,更新其知识储备,提升人才岗位适应能力。建筑企业财务人员的培训工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财务专业知识培训。会计政策以及建筑行业相关规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持续更新和完善,建筑企业想要保障内部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能够满足越发复杂的岗位工作需求,必须定期组织财务人员参加财务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邀请业内财务专家或第三方专业培训机构组织开展讲座、线上直播课程等,普及新法规的要求,解答财务人员在当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其充分掌握新时代背景下项目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具体要求,精准核算成本[4]。 二是业财融合培训。除财务专业知识外,建筑企业还应组织财务人员深入工程项目一线,了解整个项目流程,明确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关键节点,并提供与工程财务有关的培训,通过实地调研和到工程项目一线轮岗的方式,帮助财务人员制定一套符合工程性质的财务核算与管理计划,提升项目成本核算工作效率,保障核算结果真实准确,为管理层战略决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三)完善成本核算制度体系,明确划分标准 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想要稳步推进,离不开一套完整、全面的成本核算管理制度体系的支撑。建筑企业必须密切关注外部市场环境和政策条件变动,持续调整自身成本核算管理制度,稳步推动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落实。 第一,制定具有可行性、约束性的成本核算管理制度。建筑企业应根据成本核算管理有关规定以及自身项目建设管理需求,持续完善成本核算管理制度细节,明确项目不同阶段的成本控制关键节点与标准,合理划分各部门的成本核算管理工作责任,保障制度的约束性和可行性,督促各部门严格执行成本核算工作任务。 第二,推动成本核算制度持续创新,与信息系统相融合。建筑企业成本核算制度更新除关注项目成本管理需求外,还要适应成本核算信息系统运行和管理需求。在智能成本核算管理系统中,建筑企业能有效简化成本核算流程,自动整合项目各阶段成本数据信息,并按照既定规则完成核算,使核算结果更加准确。因此,在制定成本管理制度时,建筑企业应综合考量系统运行的基本逻辑,确保制度与系统相契合,如完善系统运行维护成本控制制度、明确各部门系统维护责任和使用权限等,减少因系统故障导致的成本数据丢失风险,为成本核算与管理信息系统稳定运行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例如,B建筑企业随着业务不断扩张,其传统成本管理体系需要进行重构和改进。为此,管理层对现有成本管理体系进行了更新,深度耦合管理规则和数字逻辑,制定了标准化的成本科目体系,成本归集口径全面统一,构建涵盖35个专业、1367条分包指导价清单、2865条分包价格数据的企业级价格数据库,从根本上解决了成本科目混乱、价格不统一的问题。 (四)优化成本预算分配方案,保障数据准确 第一,创新成本预算管理办法。除传统预算办法外,建筑企业还应积极引入零基预算法、滚动预算法等新的预算管理办法,根据项目不同阶段的成本管理需求,灵活选择差异化的成本预算管理办法。例如,项目建设初期,建筑企业可选择零基预算法,对各项活动的成本支出与必要性进行详细评估;在项目施工阶段,建筑企业则需要选择滚动预算法,作为成本预算管理办法,每月或每季度根据工程进度、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等数据滚动更新成本预算管理方案,做到“边做边调”。 第二,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动态修正预算编制方案。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工具充分运用的背景下,建筑企业应尽快引入BIM模型以及现代化成本管理软件,全面整合工程量、成本数据、时间等信息,构建5D模拟运行模型,对不同施工方案的成本支出进行动态分析,自动完成工程量成本数据核算,提升核算结果准确性。同时,建筑企业还应利用大数据预测分析模型对市场材料价格波动、历史项目数据等信息进行动态整合,以此为基础动态调整预算编制方案。 第三,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管控。在预算执行阶段,建筑企业应定期分析成本计划值、赢得值、实际成本等指标的完成情况,分析成本支出偏差与项目进度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并根据分析结果对后续的施工顺序和资源投入计划进行调整。同时,建筑企业还应在基础项目完工、主体建筑封顶等关键施工节点组织成本预算执行评估,由预算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以及项目部负责人,共同分析项目执行进度数据以及市场变动信息,分析当前方案是否具备可行性,一旦发现存在问题应及时修订后续预算方案[5]。 第四,健全成本预算绩效考核管理机制。每月月初,建筑企业应组织各部门召开成本分析会议,评估各项目上月的成本预算执行情况,追溯偏差出现的具体节点和相应负责人,并共同商讨制定妥善的纠偏措施。同时,建筑企业应将成本预算执行完成率作为各部门绩效考核的重点内容,增设“数据及时率”“预算偏差率”等考核指标,直接与项目团队绩效挂钩,增强全员成本管理意识。 五、结语 建筑企业成本构成极为复杂,且项目所经历的周期相对较长。建筑企业想要提高项目利润水平,有效降低成本,必须制定一套完善的成本核算与管理办法。针对当前阶段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建筑企业应鼓励项目部配合成本核算,实现全员参与、健全财务人员培训制度,完善成本核算制度体系,明确划分标准、优化成本预算分配方案,保障数据准确,确保成本核算数据真实、准确,为建筑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谭凯睿.强化成本核算与管理助力建筑企业实现降本增效[J].投资与合作,2025(04):135-137. [2]苗青.建筑企业会计成本核算与管理[J].大众投资指南,2024(27):123-125. [3]张立青.财务共享模式下建筑施工企业的成本核算与管理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23(25):147-150. [4]鲁高梅.基于供应链视角下的建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研究[J].今日财富,2023(23):137-139. [5]郭莉莎.建筑企业成本核算精细化管理在高级会计实务中的应用[J].中国商界,2025(13):204-205. 天津市第二地质勘探大队 佟轩 摘要: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行业监管持续强化的新形势下,物业服务企业面临预收资金管控压力增大、成本核算要求精细化、合规风险持续加剧等多重挑战,传统财务管控模式已难以适配行业转型需求。本文结合物业服务企业财务管控实践,首先剖析外部环境变化对财务管控的影响机理,其次针对预收资金失控、成本核算粗放、数字化转型滞后、内控体系薄弱四个突出问题展开深入分析,最后从预收资金穿透式监管落地、作业成本法应用、业财融合数字化平台搭建、健全全面风险内控机制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策略,以期为物业服务企业提升财务管控能力、防范经营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物业服务企业,财务管控,预收资金监管,作业成本法 近年来,物业管理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与行业集中度也快速提升。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增设物业服务合同专章、预收资金专户监管政策趋严、“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基本完成,物业服务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数字经济推动智慧物业加速发展,业主服务需求日趋多元,传统依靠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物业服务企业亟须向精细化管理、专业化服务转型。财务管控成效直接关乎物业服务企业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构建适配新形势的现代化财务管控体系,已然成为行业发展的紧迫课题。 一、新形势下物业服务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分析 新形势下,物业服务企业财务管控环境呈现四大变化趋势。政策监管层面,《物业管理条例》强化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赋予业主更大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促使物业服务企业提升财务透明度;市场竞争层面,头部企业加快IPO步伐与并购扩张节奏,资本市场对企业财务规范性、盈利质量的审查日趋严格;技术革新层面,移动支付、电子发票、RPA财务机器人等数字化工具重塑传统财务作业模式,对企业财务管控能力提出新要求;业务拓展层面,物业服务企业从单一基础服务向社区增值服务、城市公共服务延伸,多元化业务形态增加了成本核算与收入确认的难度。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为物业服务企业通过财务管控实现差异化竞争提供了战略机遇[1]。 二、新形势下物业服务企业财务管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收资金管理失控引发流动性风险累积 首先,部分物业服务企业存在预收物业费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混用的违规行为,将本应专款专用的维修资金挪用于日常运营开支,或跨项目调剂使用,造成资金属性错配、权属界定混乱。该行为不仅违反《物业管理条例》中关于专项维修资金封闭运行的强制性规定,还会在会计核算中模糊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边界;一旦业主申请使用维修资金或要求退还物业费,企业将出现资金无法及时归位的兑付风险。其次,部分物业服务企业未建立规范的投资收益分配机制,将预收资金产生的利息、理财收益全部计入自身营业外收入,未按照资金实际权属向业主合理分配收益,也未用于抵扣业主应交物业费。此类行为实质侵害了业主的资产收益权,在业主维权意识提升背景下,极易引发群体性纠纷,损害了企业声誉与业主关系。最后,部分物业服务企业对关联方资金占用缺乏有效监管。集团总部、关联房地产开发企业,常以代垫工程款、虚构服务采购等方式变相占用物业预收资金;而物业服务企业财务部门独立性不足、专业能力欠缺,难以甄别关联交易的真实性质。当集团出现流动性危机时,资金占用风险快速传导至物业板块,进一步加剧整体资金流动性压力[2]。 (二)成本核算粗放导致盈利能力虚增与决策失误 首先,部分物业服务企业项目成本归集方式较为粗放,仅开展企业整体层面的总成本核算,未构建单项目独立核算体系,人工、能耗、维修等共享资源成本无法准确分摊至各个项目,高盈利项目补贴亏损项目的问题长期存在。管理层难以真实掌握各项目盈亏情况,项目续约决策易因信息失真出错误判,进而出现继续承接亏损项目、错失优质项目的情况[3]。其次,部分物业服务企业面临人力成本刚性上涨、业主服务质量要求提升的双重压力,但现有预算体系未将两者关联进行系统化建模。预算编制仅简单依据历史数据叠加增长率测算,既未充分考虑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社保缴费基数上调等刚性成本因素,也未将业主满意度、服务响应时效等服务质量指标纳入预算管控范围,造成预算执行中频繁出现“成本超支但服务未达标”或“成本控制达标却投诉率飙升”的问题。最后,部分物业服务企业增值服务收入确认工作存在较强随意性。部分物业服务企业对于社区团购、广告位租赁等增值业务,采用全额法而非净额法确认收入,虽虚增了营业收入,却并未改变实际盈利水平,易误导投资者与管理层对企业经营质量的判断。 (三)数字化转型滞后制约财务管控效能提升 首先,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的财务信息系统与业务运营系统之间存在割裂。收费、工单、人事等各业务模块独立运行,数据标准不一且未设置自动对接接口,财务人员需要手工导出各系统数据并线下整合。“数据孤岛”问题导致业务与财务数据无法实时同步、自动校验。管理层获取经营报表的时效性不强,数据准确性也难以保障,制约财务管控的及时性与精准性。其次,移动支付与电子发票在物业服务企业全面普及,资金收付场景随之发生转变,但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的资金监控手段未能同步迭代。传统依赖银行对账单、纸质票据的核对模式,已无法适应碎片化、高频次的线上交易特点。物业服务企业对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渠道的资金流向缺乏穿透式监管,极易滋生款项挪用、私设“小金库”等舞弊风险。最后,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缺乏大数据分析能力,无法基于历史成本数据、市场价格波动、气象信息等多维度数据进行智能建模,成本预测仍依赖财务人员经验判断,预测偏差较大。这种粗放的预测模式,导致物业服务企业难以实施动态成本管控与精细化资源配置[4]。 (四)内部控制体系薄弱引发舞弊风险与合规危机 首先,部分物业服务企业采购招标环节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流于形式。部分物业服务企业虽制定了采购管理制度,但实际执行中普遍存在“制度上墙、执行走样”的问题。工程维修、设备采购等大额支出项目,缺乏独立评审与公开招标流程,采购部门与供应商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虚高报价、以次充好、虚假采购等方式损害企业利益。审计部门受人员配置、专业能力制约,难以开展有效监督[5]。其次,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的收费减免审批权限设置存在明显漏洞。项目经理集收费减免审批权与收费考核权于一身,权力集中为利益寻租创造便利。部分项目经理违规为亲友减免物业费、与业主私下交易收受好处。物业服务企业未建立收费减免的事中监管、事后追溯机制,无法对减免金额、减免理由的合规性进行有效核查。 三、新形势下物业服务企业财务管控优化策略 (一)构建预收资金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体系 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预收资金分类账户管理与专项监管报告制度,从源头规范资金性质与用途。首先,物业服务企业应在银行分别开设预收物业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代收代缴资金三类专用账户,实行物理隔离与独立核算,并为各类账户设置严格的资金收支审批流程。预收物业费账户仅用于支付项目日常运营成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严格按照业主大会决议专款专用;代收代缴账户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资金流向清晰、权属明确、全程可追溯。 其次,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预收资金月度监管报告制度。报告由财务总监签字确认后报送审计委员会,内容涵盖各类账户余额变动、资金使用明细、投资收益、关联方往来余额等核心信息,同时定期向业主委员会公示资金使用情况,接受业主监督,通过制度化信息披露机制促使资金管理规范化。 再次,物业服务企业应创新预收资金收益共享机制,绑定业主与企业利益,破解收益归属争议。物业服务企业可与业主委员会协商,建立“收益分成+费用冲抵”双轨分配模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全额划转至对应账户滚存使用;预收物业费沉淀资金的投资收益,可按7:3或6:4的比例在业主与企业间分配。业主分得收益可用于抵扣次年物业费,或投入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企业分得收益纳入经营利润考核,专项用于员工培训与服务升级。这种机制既能保障业主的资产收益权,也能激励企业提升资金运营效率,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物业服务企业应搭建关联方资金往来智能预警及限额管控平台,阻断流动性风险传导路径。财务系统嵌入关联方识别模块,自动抓取全部关联方交易数据,运用资金流向追溯算法,实时监控预收资金是否流入关联方账户。系统设置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绝对限额与相对限额,一旦检测到超限行为,将自动冻结支付指令,并启动董事会特别审批流程。同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关联方占用资金台账与强制清理机制,要求关联方按季度归还本息;对逾期占用的资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收利息,通过技术手段与制度约束双管齐下,切断不当资金占用渠道。 (二)推行基于作业成本法的精益化成本管理模式 首先,物业服务企业应实施项目级全成本核算体系,实现盈亏透明化管理,为经营决策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具体操作路径如下:第一,人工成本按工时、能耗成本按面积、维修成本按设施类型进行细化分解,梳理保洁频次、绿化密度、电梯数量等核心作业成本动因;第二,设立作业成本库,将管理人员薪酬、办公费用等成本,按照各项目实际作业消耗量进行分摊,确保各个项目成本能够真实反映资源占用情况;第三,编制项目损益表,清晰呈现各项目收入、直接成本、分摊成本、净利润。对连续三个季度亏损的项目,物业服务企业应启动专项分析与整改工作,为项目续约、资源调配、服务定价提供数据支撑。 其次,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以服务标准为导向的弹性预算机制,化解成本管控与服务品质间的内在矛盾。物业服务企业应采用“基准预算+浮动预算”双层结构:基准预算按照行业基准服务标准核定刚性成本;浮动预算根据业主满意度目标、投诉率管控目标建立成本—质量响应函数。当企业承诺提升服务水平时,系统自动上调对应预算额度。该机制使预算编制从单一财务视角转向业财融合视角,将成本约束与服务承诺深度联结,既避免盲目削减成本损害服务质量,也防止片面追求品质造成成本失控。 最后,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增值服务业务单元独立核算与净额法收入确认规则,真实反映经营质量。对于社区团购、家政服务等平台型增值业务,物业服务企业实质上扮演着中介角色,而非商品服务提供方,应按照会计准则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仅将收取的佣金或服务费计入营业收入,而非将交易总额计入收入后再扣除成本。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增值服务业务独立核算单元,单独设置收入、成本、费用等会计科目,并编制独立财务报表,精准反映该业务板块真实盈利水平,为管理层评估增值业务投入产出比、优化业务组合提供决策依据。同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在对外财务报告中规范披露增值服务收入确认政策,提升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与可比性。 (三)打造业财融合的智慧财务管控数字化平台 首先,物业服务企业应构建“业务中台+财务中台”一体化数据治理架构,破除“信息孤岛”。业务中台整合客户管理、收费管理、工单管理、设备管理等核心业务系统,统一客户编码、项目编码、科目编码等主数据标准,建立企业级数据仓库,实现业务数据的集中存储与标准化治理。财务中台部署智能核算引擎,自动对接业务中台数据,按照预设会计规则生成记账凭证,实现业务发生、财务同步入账的实时核算。两个中台通过API接口实现数据双向互通:业务系统的收支数据自动传递至财务系统完成核算;财务系统的预算结余、成本预警信息同步回传至业务系统,实现前端控制。由此建立业财数据闭环流转、互叉校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数据重复录入、口径不一致、数据滞后等问题。 其次,物业服务企业应开发移动端资金收付自动对账与异常交易智能识别系统。物业服务企业可与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建立直连接口,实时获取每笔交易的付款人、金额、时间、用途等详细信息,自动与业务系统中的应收账款进行匹配核销。匹配成功的交易将自动生成收款凭证;无法匹配的异常交易,推送至财务人员移动端进行人工审核。基于机器学习的异常交易识别模型,可通过分析历史交易模式提取特征规则,对可疑交易实时标记与风险评分。系统可自动冻结高风险交易,并启动二次核验流程,有效防范资金挪用、洗钱等舞弊风险。 最后,运用大数据与AI技术构建成本预测与智能决策支持引擎。物业服务企业应整合内部历史成本数据、外部市场价格指数、政策信息等多源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建立成本预测模型,实现未来3—6个月分项目、分成本科目的预测,将预测偏差率控制在5%以内。系统预测某项目成本将超过预算时,自动模拟不同应对方案的成本影响与服务质量影响,为管理层提供量化决策依据。 (四)健全嵌入业务流程的全面风险内控防御机制 首先,物业服务企业应实施采购全流程电子化管理,建立供应商动态评估淘汰制度,斩断采购环节的利益输送链条。在采购电子化方面,物业服务企业应搭建电子采购平台,将需求申请、预算审批、供应商比选、合同签订、到货验收、款项支付等全流程转为线上运作,每个环节都留痕记录并设定自动流转规则:单笔采购金额超过5万元必须启动三家供应商比价程序;金额超过20万元强制进入公开招标流程。系统自动校验流程完整性,对缺失必要环节的采购申请拒绝流转。在供应商管理方面,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供应商准入评估机制,从资质证照、财务状况、历史业绩、社会信用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仅允许评分达标的供应商进入合格供应商库。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每季度对在库供应商的供货质量、价格竞争力、服务响应速度进行量化考核,将连续两个季度排名末位的供应商自动移出合格库,督促供应商提升服务质量,同时通过供应商轮换机制打破固化利益关系。 其次,物业服务企业应制定收费减免分级授权与事后追溯审计双重控制规范,弥补权力寻租漏洞。在分级授权方面,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减免金额与减免比例,设定三级审批权限:单笔减免金额500元以内或减免比例10%以内,由项目经理审批;单笔减免金额500—2000元或减免比例10%—30%,由区域总经理审批;超过上述标准的减免事项,必须报集团总经理或董事会审批,且需附详细说明材料与证明文件。在事后追溯审计方面,审计部门每季度对全部减免事项实施专项审计,核查减免理由的真实性,分析减免数据的异常情况,将审计结果直接与绩效考核、干部任用挂钩,形成制度震慑。 四、结语 综上所述,物业服务企业应从预收资金全生命周期监管、作业成本法精益化应用、业财融合数字化平台搭建、全流程风险内控机制嵌入等方面系统发力,推动财务管控从事后核算向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延伸,从单一财务视角向业财深度融合转变,从被动合规应对向主动价值创造跃迁。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物业行业的深度应用,物业服务企业财务管控将呈现智能化、实时化、生态化的发展趋势。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基于人工智能的财务异常预警模型构建、ESG理念融入物业服务企业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等前沿领域,探索物业服务企业财务管控与智慧物业生态系统的协同机制,为推动物业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具前瞻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参考文献: [1]李莉.新形势下物业企业加强财务管控的途径分析[J].中国物流与采购,2023(15):117-118. [2]孔淑贤.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物业企业财务管理[J].大陆桥视野,2022(11):95-97. [3]范娟.新形势下加强物业企业财务管理的措施与建议[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1(03):136-137. [4]周海音.浅谈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物业企业财务管控[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5(04):104-106. [5]李振宇.新形势下物业企业加强财务管控的探讨[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3(06):138-140. 珠海华阔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马婧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6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