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双碳”目标推进背景下，绿色保险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关键构成，在产业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绿色保险政策演进的四阶段特征，分析环境责任保险、气候债券保险、绿色信用保险及碳保险、巨灾保险等绿色险种的发展与实践，结合当前绿色保险发展中面临的挑战提出政策建议，为推动我国绿色保险高质量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绿色金融；绿色保险；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20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绿色发展等十二项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强调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2020年9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即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重大战略决策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指明了方向。绿色保险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服务能源体系转型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王铮，2025）。
从政策发展脉络来看，我国绿色保险经历了从试点探索到系统构建的重要转变。202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首次明确要求涉危险废物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标志着绿色保险开始进入法治化轨道。2022年，原银保监会发布《绿色保险业务统计制度的通知》，首次对绿色保险进行了明确定义，建立了绿色保险业务统计制度。2024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出台全国首个绿色保险专项政策《关于推动绿色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绿色保险从过往的零散试点和倡导鼓励，正式进入了有专项顶层设计、明确目标、实施路径的系统性发展阶段。
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其他绿色金融工具相比，我国绿色保险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基础风险数据积累不足、专业人才储备缺乏、产品创新力度不够、市场认知度偏低等问题制约着绿色保险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在全球绿色金融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保险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绿色保险推动绿色转型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框架
（一）绿色金融理论体系与绿色保险定位
从理论演进来看，绿色金融经历了从单一环境风险管理工具向系统性气候治理机制的转变，体现了适应型和转型双重目标的融合（谢沅皓，2025）。在绿色金融理论框架中，绿色保险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绿色保险是保险业在环境资源保护与社会治理、绿色产业运行和绿色生活消费等方面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等经济行为的统称，主要通过四个方面服务绿色发展：一是助力提高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占比，服务能源需求“减排”；二是推动产业从传统高碳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服务产业“增绿”；三是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助力绿水青山有效“固碳”；四是加大绿色产业投资，畅通绿色产业融资“血脉”。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绿色保险的发展受到制度框架的深刻影响。碳交易市场法规等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绿色保险产品的设计，强制性减排政策能够驱动企业需求增长。同时，通过第三方认证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产品公信力，降低逆向选择风险。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能够降低绿色保险成本，促进市场成熟。
（二）中国绿色保险政策体系的演进与完善
我国绿色保险政策体系的构建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单一产品试点到全面系统布局的发展历程。根据政策演进脉络，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见表1。
（三）国际绿色保险政策框架与经验借鉴
国际上，绿色保险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制度模式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对主要经济体的比较分析，可以为我国绿色保险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1.美国模式
美国采取强制绿色保险模式，其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66年之前，环境责任由一般的公众责任保险单承担；1966至1973年期间，保险公司开始对故意造成的污染以及持续性污染导致的环境责任进行除外；1973年之后，公众责任保险单将故意造成的污染以及持续性污染导致的环境责任列入除外责任，保险人只接受突发性以及偶然性的环境责任。1980年，美国出台《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LA）确保企业承担对污染场地的清理修复费用，并对潜在责任主体实行严格、可追溯和连带责任，促使保险业推出了针对场地清理各相关责任主体的环境保险产品（王国军和孙颖，2025）。
2.德国模式
德国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绿色保险模式。1990年，德国通过和实施《环境责任法》，强制实行环境损害责任保险，要求国内所有工商企业投保环境责任险。该法以附件形式明确列出环境污染风险等级较高的特定设备，涉及发热、采矿和能源等多个行业，并规定这些设施造成的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由设备所有人负责赔偿，设备所有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降低其环境污染风险。
3.欧盟框架
欧盟在绿色保险领域立法较为完善，形成了多层次的政策体系。2007年，欧盟通过《可持续金融战略》，明确提出要发展绿色金融，包括绿色保险。2010年，欧盟发布了《可持续保险指令》，要求成员国建立统一的绿色保险市场监管框架，包括制定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的标准、推动金融机构提供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等。欧盟还通过立法坚持“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并于2004年颁布了《欧盟环境责任指令》，促进了绿色保险服务的快速发展。
4.日本模式
日本采取任意保险模式，即不管企业的环境风险如何，均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保。1974年9月，日本开始实施《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规定如果公众因为公害而导致健康受损，可以得到补偿，类似于一种环境责任保险。与美国、德国的强制保险模式不同，日本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经营中发生环境污染事故风险的高低自行决定是否参保（李瑾和梁玉，2021）。
从国际经验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绿色保险发展具有如下共同特征。一是法律体系较为完善，对投保行业、理赔范围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二是设有专门的承保机构，如美国的承保联合体、法国和英国的再保险联盟等；三是产品种类相对丰富，针对不同环境风险等级的主体实行差别化费率；四是重视专业能力建设，不断提升风险监测与管理能力（郭一颖，2024）。
三、绿色保险核心产品类型与实践案例分析
（一）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与创新实践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我国绿色保险发展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产品，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环境责任险市场近年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年复合增长率约为8%～10%，主要受环保法规趋严和企业风险意识提升驱动。
在政策推动方面，环责险正从自愿投保向强制投保转变。2022年，《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首次明确：“浦东新区从事涉及重金属、危险废物、有害有毒物质等环境高风险企业，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截至2024年12月底，浦东新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已投保157家，应当投保的企业总体投保率约为99%。2024年10月，《上海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试行办法》出台，构建了“保险+服务”风险减量新范式，要求承保单位应当每年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为投保单位提供环境风险防控服务，形成“企业—保险—监管”闭环治理链条，利用保险的市场化力量，实现了对企业环境风险的协同共治。
在保障范围方面，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障内容不断扩展。以上海为例，环责险厘定了覆盖全成本的环境损害赔偿新标准，涵盖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生态环境损害（包括修复费用和功能损失）和应急处置与清污费用。这种全方位的保障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分散企业环境风险，还能够促进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实现风险减量。
从发展趋势来看，环境责任保险正在向更高层次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保险演进。随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全面落地，涉及生物多样性损害和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保险产品将进入试点阶段。
（二）气候债券保险的创新探索与市场前景
气候债券保险是近年来兴起的创新型绿色保险产品，旨在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和风险保障。从产品形态来看，气候债券保险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气候变化债券的信用违约保险，为投资者提供风险保障；二是气候债券本身的发行保险，保障债券发行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气候债券保险产品可有效降低气候债券投资者的风险，提高气候债券的市场接受度，为气候项目融资提供重要支撑。
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气候债券保险正在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降低保险产品的成本，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同时，探索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如气候期货、气候期权等，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
在我国，气候债券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发展前景广阔。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和绿色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气候债券发行规模将持续扩大，对相关保险产品的需求也将快速增长。特别是，在碳市场建设、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领域，气候债券保险有望发挥重要作用。
（三）绿色信用保险的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绿色信用保险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绿色项目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分散信用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引领下，我国绿色信用保险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制定了《绿色金融发展战略》，预计到2029年，中国信保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完善，绿色金融治理架构、政策制度、风险管理、产品服务、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绿色业务年度承保规模达到1000亿美元；到2035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更加成熟，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公司治理、业务发展、经营管理全流程。
从业务实践来看，中国信保通过多种方式支持绿色项目融资。中国信保天津分公司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实践，建立绿色金融领导工作机制，设立新能源产业链工作小组，通过创新承保模式、优化承保条件、强化银保联动等系列举措，持续加大绿色业务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风险保障和融资支持。
在产品创新方面，绿色信用保险正在与其他金融工具深度融合。香港信保局首推创新绿色出口信用保险，与恒生银行携手合作，向获得相关绿色认证的客户提供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折扣，以鼓励及支持出口商发展绿色出口贸易。
从发展模式来看，绿色信用保险呈现出“政银保”协同发展的特征。中华财险广东分公司推出“林权+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碳汇保险”创新模式，以林业碳汇价值保险为基础，通过建立“政府+银行+保险+科技企业+林农”多方协同机制，运用卫星遥感技术估算森林碳储量，首次提出“两升两降”，即提升风险防控力、提升授信额度、降利率、降保费的绿色金融服务机制，实现林业碳汇保险资源价值转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林业经营管理者融资贷款难题。
（四）其他创新型绿色保险产品
在碳保险领域，随着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CCER）2024年1月正式重启，保险公司围绕碳资产的产生、存储和交易等关键环节，积极开展产品探索。中国大地保险协同中再产险探索“碳汇+保险”新模式研发，并于2024年成功签发国内首单超50万吨/年CCUS项目碳捕集保险，为国家能源集团江苏泰州电厂（亚洲规模最大的煤电CCUS示范项目）提供碳资产损失保障。在碳资产的流通环节，中国太保产险与宁波产权交易中心签订全国首单碳账户综合保险，承保碳资产登记责任、碳账户网络安全责任和碳资产账户安全责任。
在巨灾保险领域，2024年取得重大突破。金融监管总局、财政部印发《关于扩大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保障范围进一步完善巨灾保险制度的通知》，推动我国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制度实现从单一风险覆盖到综合风险保障、从局部试点探索到全国统一制度安排的转型。在保险责任扩展方面，首次将地震巨灾保险责任扩展至台风、风暴潮、洪水、暴雨、泥石流、滑坡等多类气象及其次生灾害。2025年，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共同体为7489万户次居民提供33.71万亿元巨灾风险保障。
在新能源保险领域，产品创新尤为活跃。人保财险在深圳落地全国首单“储能系统长期质量与效能保证保险”，为企业储能设备提供长达15年的产品质量与效能保证，保险金额达上亿元。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保险领域，也出现了创新实践。兴业银行联合中国人寿财险以湿地内的莲花、水蕨、伴生植物等湿地植被作为保险标的，创新推出全国首个商业性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保险。同时，创新实践绿色“信贷＋保险”模式，为企业提供绿色贷款支持，这是全国首笔附带绿色保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贷款。
四、绿色保险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我国绿色保险在“双碳”目标推动下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和制约因素。
一是基础能力建设不足。绿色保险的创新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基础风险数据积累不足，我国绿色保险发展时间短，缺乏相关数据支持，保险公司费率厘定及风险管理存在挑战；其二，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绿色保险涉及环境科学、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需要大量复合型专业人才，但目前行业内这类人才严重短缺。
二是市场认知度偏低。企业对绿色保险认识不足，对其风险分担和主动管理等功能以及投保要求和渠道缺乏了解，市场需求无法有效对接。同时，针对参保企业的补助政策有待健全，一旦政府的激励政策撤销，这些业务的发展就可能陷入困境，导致企业投保积极性减弱，自发投保的内在动力不足。
三是产品创新力度不够。目前，市场上存在的绿色保险产品，仍然以传统风险补偿为主，未能深入融合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缺少深度与广度上的创新。绿色保险产品种类相对较少，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同时，绿色保险的风险评估和定价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主要依靠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难以准确反映环境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影响了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
四是标准体系不完善。绿色保险标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不同地区、不同机构对绿色保险的理解和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影响了市场的统一和规范发展。同时，绿色保险基础数据积累不够，承保能力不足，部分企业难以应对绿色金融和绿色保险涉及的广泛领域的风险管理要求。
五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绿色金融发展不平衡、绿色保险发展滞后、绿色保险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一些地区尤为突出。从绿色保险创新试点情况看，绿色保险面临保险公司投入成本高、风险不确定、精算数据欠缺等现状，造成保险公司确定的保费费率定价普遍偏高，导致投保人投保意愿普遍不足，甚至心存抵触等问题，高费率严重抑制了绿色保险的普及推广。
五、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议制定我国《绿色保险条例》，明确绿色保险的法律地位、基本原则、主要类型、监管体制等核心内容。在立法过程中，可以借鉴德国《环境责任法》的经验，对高环境风险行业实行强制保险制度，同时为其他行业提供自愿投保的激励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法规，如在《环境保护法》《保险法》等法律中增加绿色保险的相关条款，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二是创新激励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建议将激励机制从“事前补贴”向“事后奖励”和“过程激励”相结合的模式转变。一方面，可以建立与ESG表现或减排成效挂钩的动态费率调整机制，如对于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化工企业，监管部门可联合保险公司依据其在线监测的污染物排放浓度、环保技术投入等数据，给予差异化的保费折扣或财政奖励，让环保投入真实地转化为更低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针对中小企业成本敏感的痛点，建议推广由政府引导、产业园区统一组织“保险+服务”团购模式。
三是推动产品创新，丰富绿色保险供给。建议保险机构将科技投入聚焦于解决特定产业的实际痛点，开发真正具备风险减量和损失补偿双重功能的创新产品。例如，在清洁能源产业，推动“发电量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从定制化试点走向标准化普及。这要求保险公司联合气象、遥感科技企业，融合高分辨率卫星数据与地面传感器网络，提升风险模型的精准度与颗粒度，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可快速配置的标准化产品模块，以降低投保门槛，服务更广泛的分布式新能源项目。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发基于车联网数据的电池健康度保险。
四是强化科技赋能，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建议加快推进绿色保险数字化转型，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卫星遥感等技术，提高风险识别、评估和定价的精准度。建立行业统一的绿色保险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发风险评估模型，提升行业整体的风险管理能力。
五是完善标准体系，促进市场规范发展。建议加快建立统一的绿色保险分类标准和认定体系，参照国际先进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统筹明确《绿色保险产品目录》《绿色保险业务规范》等行业规制。同时，建立绿色保险第三方认证机制，由专业机构对绿色保险产品进行认证，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公信力。加强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推动我国绿色保险标准的国际化。
六是优化区域布局，促进协调发展。建议加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绿色保险业务创新和服务协同，支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保险试点建设与推广，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绿色保险发展体系。同时，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降低绿色保险发展成本，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郭金龙；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木苒
金融法草案的发布对于资本市场制度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其不仅通过对资本市场要素观的交叉界定、监管观的理念统合、发展观的价值引领实现资本市场基础秩序的观念引导，而且还从准入、运营和退出三个维度完成对资本市场基础规范的凝练提升。未来金融法正式出台后当与资本市场部门法之间形成良性的双向互动关系。
金融法草案的出台背景可以从两大维度予以理解：第一，从宏观的立法意图来看，草案将是推动我国金融法治建设和完善的“压舱石”。通过草案的提纲挈领作用，以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助推金融高质量发展、统筹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第二，从微观的立法目标来看，草案将成为解决当前我国金融法律制度存在关键性法律缺失、重要制度立法位阶较低、基础性法律滞后、制度内容碎片化等诸多问题的“治本之策”。金融市场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组成，由此面向金融市场的草案自然应当同时囊括对两类市场的调整和规制。为此，本文将重点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切入，着重分析草案对于资本市场基础秩序的观念引导和基本规范的凝练提升上的重要功能。
金融法草案对于资本市场基础秩序的观念引导
草案对于资本市场要素观的交叉界定
所谓的资本市场之要素观，是指资本市场应由何种要素组成。对此，草案第3条分别从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三个方面予以交叉界定，以此实现将所有的资本市场要素纳入监管之目标。具体而言，草案第2条指出“境内从事金融活动适用本法”，第3条第1款从客体角度通过“列举+兜底”的方式，明确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所从事的证券、期货和衍生品、基金等与资本市场有关的活动认定为受本法调整的金融活动，同时以“货币和信用活动”这一功能性表述实现兜底，并且强调了金融活动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应重视将合法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并依法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在此基础上，第3条第2款则继续从主体角度界定了金融机构的概念，其中“证券基金期货业”应是资本市场中的主体。进一步而言，第3条第3款又对金融业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金融业务实际上是金融活动的子概念，其强调的是金融机构所开展的业务或提供的产品。总之，通过对金融活动、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交叉界定，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资本市场的应有要素，契合了草案作为资本市场的基本法和上位法的地位。
草案对于资本市场监管观的理念统合
长期以来，受制于我国《证券法》在“证券”定义上进行有限列举的局限，对于那些名目繁多但本质属于“资金换取权利凭证”的直接投资工具而言，由于其并不在《证券法》之列，导致其发行和交易经常游离于证券监管之外，由此可能危害不明所以的普通公众。与此同时，证券监管往往以合法的证券活动为前提，由此那些所谓的非法集资活动由于缺少事前和事中的监管预警和监测，只能在事后“暴雷”时经由刑事程序处理，这也导致公众的权益难以被完善地保护。对此，草案以基本法的地位进一步对资本市场监管理念和原则进行了整合，其中第8条以金融监管的全覆盖为要旨，不仅强调合法与非法、行业与风险都要管的理念，而且基于对既有“画地为牢”的机构监管所出现的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并存之弊端，提出了在机构监管之外，应综合运用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等多种监管手段，确保金融监管覆盖的全面性。同时，第50条也明确了“同类金融活动执行相同监管标准”的要求。由此，草案通过监管理念的统合，将切实地为各类直接投资工具、非法证券活动提供监管上的合法性基础。
草案对于资本市场发展观的价值引领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观要解决的是“建设一个怎样的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与西方资本市场之间应有何区别”的问题。对此，草案首次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观形成准确的立法表达，第77条第1款从三个层面予以概括：一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体特点被表述为“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其中将安全特征置于首位，体现了当前我国对于金融安全的重视，以及其在国家整体安全观中的重要地位。二是推动投资端与融资端协调发展。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史来看，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于服务国有企业融资解困，因而过往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偏重于融资端，但对投资端的重视不足导致了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忽视，而这也反过来影响了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顺畅发挥，因此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引导资本市场投资端与融资端平衡、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三是为了响应自2024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壮大耐心资本”的重要论断，本次立法也明确将“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入法。所谓耐心资本，其本质是秉持价值投资理念的长期战略性投资资本，其是直接融资体系中推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本次将其入法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培育耐心资本、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信心和恒心。
金融法草案对于资本市场基本规范的凝练提升
草案除了在原则和价值理念层面能够发挥对资本市场基础秩序的引导作用以外，其各个分章的具体条款也体现了对诸如《证券法》等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的凝练提升作用，即草案不但归纳出了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核心、最关键的法律规范，而且将这些规范的法律效力层级进行了抬升，从而有利于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间的相互衔接与协调。
草案为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设立、产品或服务的准入明确了基本条件
一方面，在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设立上，草案第20条明确了未经监管机关批准并完成登记，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不得设立或进行重大事项变更；同时，第21条从设立出资的角度，对金融机构的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的特别要求、注册资本的实缴与真实出资、股权结构的清晰等方面进行了明确，体现出作为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金融机构与普通商事企业之间的区分。
另一方面，第31条体现出了提供任何金融产品或服务均要满足特定的持牌经营的理念，这是因为诸如股票、债券、私募或公募基金、期货等衍生品均与有形的一般商品不同，体现为“权利凭证”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往往难以被普通大众所深入理解，因此“批准、注册、登记或者备案”就成了提供资本市场产品或服务的“许可证”。当然，基于属性和风险程度的不同，各类金融产品或服务究竟采取何种方式仍交由具体的资本市场部门法规定。
草案为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经营、产品或服务的运营规定了基本标准
第一，对于证券基金期货金融机构的经营而言，草案第三章金融机构主要围绕人和事两方面展开：在人的方面，第23—24条、第29条主要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这些“关键少数”出发，重点明确其在日常经营中应负担的特别义务。在事的方面，第19条、第25—28条则从完善治理结构、严格依批准经营、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防控、严控关联交易等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运营提出要求。同时，草案第44条第2—3款还将证券法中对于上市公司的经营治理要求予以提炼整合，重点强调了控股股东等重点群体不得实施的违法行为。当然，此类要求也应适用于所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众公司，而不仅限于上市公司。
第二，体现为“资金换取权利凭证”的直接融资工具应当是资本市场最主要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对此，不难发现草案以信息披露为主线予以规制，这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理解：一是第34条规定的卖方对于产品或服务本身的设计、结构的信息披露义务，同时第32条还要求产品或服务应满足依法合规、性质明确、权利义务清晰的要求。二是第33条规定的卖方对于买方适当性管理义务，核心要求是推介的产品或服务应与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与此同时，第89条第3款还引入了《证券法》第95条中的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进一步拓宽了这一“默认加入、明示退出”的诉讼形式之适用空间，这将更有利于所有资本市场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三是第37条第3款与《证券法》第85条、第163条实现了联动，重申了诸如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服务机构作为资本市场“看门人”的义务，即不得出具或者协助、配合有关主体出具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文件或者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草案为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市场退出与风险处置指明了基本模式
一个健康完善的资本市场应当是有进有退的，同时与一般的商事主体运营失败退出有所不同，部分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经营不善退出时，可能存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之虞，危害资本市场整体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因此，草案在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退出问题上，一是在第77条第2款重申了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优化上市公司质量和结构的重要性；二是凝练之前发布的草案核心内容，专设第八章金融风险处置，其中第66条分别针对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明确了风险处置的负责主体，前者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负责，后者则由其注册地所在省级地方会同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同时，不仅第67条明确了风险处置措施的工具包，而且第70条还确定了司法配合行政处置的原则，由此草案进一步稳固了对证券基金期货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退出的模式与规则预期。
金融法与资本市场制度体系的双向互动
未来金融法正式颁布后，其与资本市场的制度体系之间应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金融法系所有资本市场部门法的基本法、上位法，其发挥着立法价值引领和重要规范凝练提升之作用；另一方面，具体的资本市场部门法应当依据金融法的原则理念与基础规范予以进一步细化，而且，不得与金融法存在冲突。同时，在司法裁判中，当具体的资本市场部门法存在法律漏洞时，金融法也将作为重要的法源发挥释法补漏之功能。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李东方；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辰龙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金融机构作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需要跳出“就金融做金融”的传统思维，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养老规划、健康保障与生活需求，破解产品供给与实际需求错配的痛点，持续提升养老金融渗透率与获得感，推动养老金融从“有产品”向“有服务、有温度、有品质”跨越。
养老金融供需结构性转变与生态化发展趋势
2025年是中国养老金融体系深度改革的关键节点，产品供给与居民养老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逐步显现。一方面，养老金产品渗透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贝莱德建信理财《2025中国养老金金融白皮书》，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三年来，开户人数已突破1.5亿，制度整体运行平稳，但实际缴存率偏低、资金转化效率不高，部分账户处于“空转”状态。另一方面，居民对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正在升级。《中国居民养老财富管理发展报告（2025）》显示，超三成受访者因未找到适配自身的养老金融产品，尚未开展养老规划。居民养老的关注点已从单纯资金积累，延伸至健康管理、养老照护、文化休闲等多元化服务，其中76%的50岁及以上群体、69%的50岁以下群体，均希望养老金融产品附加健康管理与医疗服务。
传统以风险补偿为主的单一养老金融产品已难以满足老龄化社会下多元化、主动化的养老需求。养老金融市场的竞争逻辑也随之转变，金融机构不再仅是简单的金融服务提供者，需要逐步转向养老服务生态的整合者，将综合服务深度嵌入居民生活场景。基于此判断，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诚人寿）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实业广覆盖”资源优势，构建“康养育富”服务体系，以保险为核心枢纽，整合健康医疗、养老陪伴、终身学习、财富传承等跨领域资源，探索场景主导型养老金融的发展路径。
养老生态协同构建的逻辑：重新构建保险价值链
传统养老金融主要是通过金融工具开展跨周期安排，在满足个人养老需求的同时实现长期财务安全，存在重资金理财、轻综合服务，重短期收益、轻长期保障的不足。为此，中信保诚人寿探索构建“康养育富”养老服务体系，并提出“长坡厚雪宽道”理论框架：“长坡”延展价值创造周期，突破保险短期赔付局限，将服务贯穿客户从青年储备、中年保障到老年颐养的全生命周期；“厚雪”深化服务场景，将健康、养老、教育、财富等多元场景转化为产品核心竞争力，实现“金融+非金融”深度融合；“宽道”打造多元化解决方案，精准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健康状况客群的差异化养老需求。
在产品端，打造“未来有约”品牌，构建“保障+收益+流动性”综合养老方案，着力破解“人活着，钱没了”的长寿风险，以及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品质不高的现实痛点。在服务端，深化“金融+服务”融合，通过稳定的年金给付，将高品质的旅居、机构养老服务权益融入产品，让客户的养老资金转化为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生态型养老金融的核心是重构价值创造逻辑。保险机构不再是孤立的业务节点，而是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理念，以保险连接客户、支付连接服务、数据连接场景、信用连接伙伴。中信保诚人寿依托中信金控综合金融平台，构建“金融+非金融”协同网络，深植健康、养护、教育、财富管理等核心场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高品质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生态的架构设计：“康养育富”四维协同
“康”是生态的前置条件。疾病风险是养老财务规划的最大不确定性来源。中信保诚人寿构建了涵盖“病前预防—病中问诊—病后康护”的“检诊护康”全流程健康管理体系，病前聚焦疾病早筛与重症预防，病中提供金牌绿通服务，病后开展专业康护陪伴。同时，推出27款多元化产品，包括重疾保额递增的分红+重疾产品、覆盖全球医疗资源的高端医疗险，以及对接DRG医改（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支付方式改革）的中端医疗险。
“养”是生态的核心场景。立足中国“9073”养老格局（90%居家、7%社区、3%机构），中信保诚人寿推动“居家+旅居+机构”多层次养老服务。针对居家养老，打造“1+1+N”服务方案（以“1”个专业服务团队为核心，配备“1”台适老设备，叠加“N”项居家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需求），提供视频医生、安全管家、适老化改造、上门护理、助餐助浴等服务，实现7×24小时全天候响应。针对旅居养老，搭建覆盖长三角、海南、云南等热门地区30家优质机构的旅居服务网络，满足老年人社交、康养、休闲的旅居需求。针对机构养老，聚焦都市核心区，打造首家自营养老中心，对接30余家精选机构，实现自理、半失能、全失能全周期照护。截至目前，中信保诚人寿已逐步探索形成“金融保障+服务运营+资产构建+资本运作”的创新模式。
“育”是生态的价值延伸。中信保诚人寿聚焦“一老一小”需求，将养老金融从冰冷交易，转化为长期的温情服务，通过教育服务增强客户获得感，通过亲子活动、隔代教育等代际互动项目，拓展服务年轻客群。例如，在价值重塑方面，中信保诚人寿筹建老年学习与成长平台，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代际融合”，并搭建养老金融学习平台，推进养老金融规划师队伍建设，相关培训已覆盖超2300人。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中信保诚人寿与国际高等教育咨询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QS）旗下公益平台达成独家合作，上线“信成长”公益平台，并与渣打银行等合作开展公益活动，累计新增公益档案1.1万条，助力退休人群实现自我价值。
“富”是生态的底层支撑。中信保诚人寿以财富管理为基础，打通“资金积累—稳健增值—精准支付—有序传承”服务链条。依托中信金控财富管理委员会工作机制，联动中信银行、中信信托等中信集团旗下金融子公司，创新“银行+保险+信托+产业”四位一体信托养老服务。首创“保险+信托+养老”直付模式，整合保险端养老资金规划、信托端资金管理、养老端高端服务资源，实现养老资金与服务的精准直接支付，确保养老资金安全使用。2025年，落地51个养老服务信托合同，保费规模为1.7亿元；累计保险金信托应缴保费达182亿元，养老金融相关产品销量同比增长608%、金额达60亿元。
生态主导的行业价值与展望
立足行业实践，“康养育富”生态型养老金融模式，为破解养老金融供需错配难题、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探索了新路径，契合“十五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要求。
第一，破解养老痛点，提升服务质效。个人养老金制度开户率高但缴费率低，根源在于产品供给与客户需求匹配度不高。生态模式通过“账户+服务”组合，将抽象的养老储备转化为具体的健康改善、旅居体验、康护保障，显著提升客户获得感与持续缴费意愿。
第二，重塑业务模式，延伸服务边界。新时代客户需求已超越单一现金流保障，追求健康、社交、学习、自我实现的全方位支持。通过延伸服务，保险机构从“风险补偿者”转向“全生命周期养老规划师与陪伴者”，深度融入生活场景，成为全生命周期养老生活的规划师与陪伴者。
第三，强化开放协同，凝聚生态合力。养老服务链条长、覆盖广，单一机构无法独立覆盖。通过持续深化“康养育富”生态建设，联合政府、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科技企业等多方主体，构建开放、共享、可持续的养老金融生态，正是践行金融服务政治性、人民性的责任担当。
养老金融事关民生福祉与国家长治久安，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银发经济的重要支撑。中信保诚人寿将坚守保险本源，以保险为枢纽链接社会资源，以数据为纽带提升服务精准度，以信用为基石打造可持续养老金融生态，链接更多生态合作伙伴，持续推进产品与服务创新，合力推进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贡献中信力量。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常戈
| 产业追踪 摘要：数字经济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农业转型升级、突破传统发展瓶颈提供了全新机遇。农业作为连接城乡要素、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载体，其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要通过基础设施升级、产业深度融合、创新能力培育、人才队伍建设、制度环境优化等路径，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激活农业内生动力、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 2024年西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研究基金项目（编号：2024RW039）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主要抓手。县域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阵地，其发展水平直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成效。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深度渗透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全环节，重塑了农业产业形态与发展模式，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通过数据要素高效流动与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数字经济能够有效破解农业资源配置低效、产业链条松散、抗风险能力薄弱等传统难题，为农业注入全新发展活力。 当前，我国农业数字化转型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面临数字基础设施不均衡、产业融合深度不足、创新驱动能力薄弱、人才供给结构性短缺、制度保障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制约了数字经济赋能效应的充分释放。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索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既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内在逻辑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重构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与产业体系，实现农业生产高效化、经营市场化、产业一体化。 从生产维度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打破传统农业“看天吃饭”的被动局面，通过精准感知、智能决策、自动化控制等手段，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化与高效化。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能够整合土壤、气象、水文等自然信息与生产、销售等市场信息，为农户提供科学的种植养殖方案，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产量与品质。 从经营维度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打破地域限制，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营销渠道，拓宽农产品市场空间。通过数字化平台的搭建，能够有效化解农业信息不对称问题，让农户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产销精准匹配，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从产业维度来看，数字技术能够推动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协同，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跨界融合，构建“农业+电商”“农业+文旅”“农业+康养”等多元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农业的综合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同时，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市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向农业下沉，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现实挑战 数字经济与农业的融合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受县域经济基础、资源条件、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影响，在融合过程中仍有亟待完善的方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经济赋能效应的充分释放。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且均衡性不足。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部分县域尤其是偏远乡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待加强。网络覆盖的广度与深度尚未完全满足农业数字化发展需求，新一代通信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程度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区域网络传输速率与稳定性难以适配精准种植、智能养殖等数字化生产场景。同时，不同县域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技术应用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导致数字赋能的基础条件呈现区域不均衡态势，影响了整体赋能效果的同步提升。 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当前，数字技术与农业的融合多集中在部分环节和领域，尚未实现全产业链、全流程的深度渗透。部分县域农业数字化转型仍停留在表面应用层面，对数据要素的价值挖掘不够充分，未能有效将数据资源转化为生产动能。在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冷链物流等环节，数字技术的应用力度不足，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数据流通不够顺畅，协同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导致产业融合的综合效益未能完全显现，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 农业数字化创新驱动能力仍需提升。创新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核心动力，当前农业数字化创新能力仍存在提升空间。多数县域缺乏自主研发数字农业核心技术与装备的能力，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性较强，技术适配性与本土化应用效果有待优化。同时，县域内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不够完善，产学研融合的紧密度不足，导致数字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率不高，难以快速、有效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此外，数字化商业模式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尚未完全形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数字人才供给与农业发展需求存在适配差距。人才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当前县域农业领域的人才结构仍需优化。既掌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又熟悉农业生产规律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供给相对不足，难以满足农业数字化转型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受县域发展环境、薪资待遇、职业发展空间等因素影响，高端数字人才向县域流动的吸引力有待增强，而本土人才的数字化技能培训体系仍需完善，部分农户与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尚未完全适应数字化生产经营的要求，人才支撑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制度保障体系与融合发展需求仍需适配。数字经济与农业的深度融合需要健全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当前相关制度体系仍在逐步完善过程中。数据共享与流通机制尚未完全理顺，政务数据、产业数据、社会数据之间的协同联动不够充分，一定程度上存在“数据壁垒”现象，影响了数据要素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相关制度规范仍需细化，农户与经营主体的数据权益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同时，针对数字农业的财政支持、金融服务等政策的精准性与覆盖面仍有提升空间，数字农业标准体系的统一性与规范性有待加强，为二者深度融合提供的制度保障仍需持续优化。 实践路径 升级数字基础设施，筑牢赋能发展根基。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需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的县域农业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对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重点推进农村地区5G网络、千兆光网、物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的覆盖，提升网络传输速率与稳定性，实现偏远乡村数字网络全覆盖；另一方面，要加快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推进智能灌溉、智能温室、智能养殖等设施建设，搭建县域农业大数据平台，整合农业生产、市场流通、政务服务等各类数据资源，打破数据孤岛，为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硬件支撑。同时，注重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政策倾斜与资源统筹，缩小县域间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均衡布局。 深化产业融合赋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是释放数字经济赋能效应的核心路径。在生产环节，推广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构建精准种植、智能养殖的数字化生产体系，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精准化与高效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产品品质。在加工环节，运用数字技术优化农产品加工流程，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在流通环节，搭建数字化营销平台，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型营销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实现产销精准对接，降低流通成本。同时，推动农业与文旅、康养、教育等产业跨界融合，培育数字农业新业态、新模式，构建“农业+”多元融合的产业体系，增强农业的综合竞争力。 强化创新能力培育，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需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创新体系，提升农业数字化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加大对数字农业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鼓励农业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建创新平台，联合攻克数字农业核心技术与关键装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推动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鼓励发展订单农业、共享农业、智慧农业园区等新型经营模式，探索可持续的盈利路径，促进数字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此外，要建立健全数字农业技术成果转化机制，搭建技术成果转化平台，畅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通道，提高技术成果转化效率，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县域农业生产实践。 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强化智力支撑保障。人才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发展的关键要素，需构建引育并举、内外联动的人才培育体系，破解人才短缺难题。在人才引进方面，优化县域人才政策环境，通过提供薪资补贴、住房保障、创业扶持等优惠政策，吸引数字技术人才、农业科技人才等高端人才下乡创业就业。在人才培育方面，依托本地职业院校、农技推广机构等平台，开设数字农业相关专业与培训课程，定向培育本土数字农业技术人才与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加强对现有农户、农业企业员工的数字化技能培训，提升其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一批懂技术、会操作、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建立人才交流合作机制，鼓励城市数字人才、农业专家通过技术指导、项目合作等方式服务县域农业，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才供给格局。 优化制度保障环境，夯实融合发展支撑。健全的制度环境是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需从数据治理、政策支持、标准规范等方面构建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数据治理方面，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打破部门、区域、行业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政务数据、产业数据、社会数据互联互通；完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制度，明确数据产权归属，规范数据采集、存储、使用、流转等行为，保障农户与经营主体的数据权益。在政策支持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设立数字农业发展专项基金，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优化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数字农业信贷产品，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转型成本。在标准规范方面，加快制定数字农业技术标准、数据标准、产品标准等一系列标准规范，统一技术应用与数据流通规则，促进数字农业规范有序发展。 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叶治宇 程晓宇 李函钰 毛予伶 王柯 李婉楠 向“绿”而兴“碳”索未来——钢铁行业实施“碳排放双控”的思考与实践 导语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水平，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重大宣示，开启了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征程，也为中国钢铁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指明了战略方向。 站在2026年这一历史性的交汇点上，中国钢铁工业正经历着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的深刻变革。随着“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正式发布，以及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目标要求的逐步落地，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钢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石和碳减排的重点领域，既肩负着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大使命，更承担着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责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碳排放双控”的内涵要义、发展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碳排放双控”对钢铁行业的深远意义 当前，全球正在经历第三次能源革命。新能源加速崛起，能源结构深刻调整，绿色低碳发展已逐步演变为未来产业竞争中的核心价值项，将带来行业价值逻辑的重塑。此前钢铁行业面对的“能耗约束”，核心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而“碳排放双控”标志着行业治理逻辑的变革，是从能源管理走向碳价值管理，从成本约束走向发展方式重塑。对于钢铁行业而言，这是一场覆盖能源体系、生产体系、产业体系、供应链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系统性变革。面对“双碳”目标和全球绿色竞争新格局，中国钢铁行业已经不能简单依靠传统路径获取竞争优势，而必须在绿色低碳转型中重塑核心竞争力。 从全球维度看，绿色低碳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赛场。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为代表，绿色贸易规则的加速形成使得全球产业链正在围绕绿色低碳重新布局。中国钢铁企业必须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碳核算、碳认证和碳数据体系，否则将面临被排斥在全球高端供应链之外的风险。未来，钢铁产品不仅要比性能、比质量、比成本，还要比碳排放、比碳足迹。 从政策维度看，“碳排放双控”标志着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型。我国正在加快建立以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为核心的绿色低碳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双碳”目标正在从政策导向上升为制度约束。“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行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进地方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管理等制度建设。这意味着，钢铁行业将面临的是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的“碳约束”。企业竞争升级为绿色制造能力、低碳技术能力和碳经营能力的综合竞争。 从行业维度看，“碳排放双控”将推动钢铁行业从传统工业文明逻辑向绿色工业文明逻辑转变。过去，钢铁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规模、成本、质量三个维度；未来，绿色低碳能力将成为第四个核心竞争维度，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准入、品牌价值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碳排放双控”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钢铁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是一场兼具系统性、长期性与复杂性的深刻变革。在推进“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行业仍面临诸多挑战。 技术路径的不确定性是首要挑战。这源于生产力底层评价逻辑的刚性转变，未来每吨钢的价值创造中，碳排放额度将成为比原材料更稀缺、波动更剧烈的成本要素。钢铁工业流程长、能耗高、工艺复杂，长流程高炉—转炉工艺在较长时期内仍将占据主体地位，而氢冶金、CCUS、生物质替代、有机冶金等低碳前沿技术虽然发展迅速，但总体仍处于示范验证和产业化探索阶段。例如，电解铁技术仍面临高电耗和规模化经济性问题；CCUS在运输、封存、利用等方面仍需要系统性突破；生物质替代还面临原料稳定性、供应体系和成本问题。未来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使得钢铁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较大的战略选择压力。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方向，是每一家钢铁企业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绿色资源供给体系的短板亟待补齐。行业对废钢、绿电、绿氢等循环及可持续资源的依赖度将持续提升，但当前我国废钢回收体系、高品质废钢供给能力、绿电直供机制以及绿氢产业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可以预见，未来钢铁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也将演变为绿色资源获取能力的竞争。 转型成本与短期效益的矛盾不容忽视。绿色低碳转型本质上也是一场高强度资本投入。当前，基于碳市场的碳减排收益尚不足以完全覆盖企业转型成本。在行业周期波动背景下，钢铁企业面临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如何实现“降碳”与“降本”协同，成为行业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加速形成。以欧盟CBAM为代表的全球绿色贸易机制的实施，将碳排放定义为国际贸易的新型“度量衡”，加速重塑全球竞争格局。中国钢铁企业必须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碳核算、碳认证和碳数据体系。出口型钢铁产品若无法在全生命周期内实现低碳化，将面临高昂的碳关税，甚至存在被排除在全球高端供应链之外的风险。绿色低碳已成为全球竞争的关键要素。唯有精准运用绿色低碳标准，才能为企业自身及下游客户创造溢价价值，让低碳产品成为市场认可的硬通货。未来钢铁产品出口不仅要满足质量标准，更要满足碳足迹要求。产品碳足迹认证、全生命周期碳管理、绿色供应链透明化，正在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门槛。 三、“碳排放双控”蕴含的重要机遇 挑战与机遇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每一次能源与工业革命，都会重塑产业格局。当下，以新能源、绿色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则是推动钢铁工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关键契机。低碳冶金、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循环经济、碳资产管理等领域，都将孕育新的产业形态和新质生产力。 产业融合发展孕育着新的商业模式。“双碳”背景下，钢铁行业正在与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产业、循环经济等加速融合。未来，钢铁企业不只是钢铁生产企业，更可能成为综合能源运营商、绿色材料服务商、低碳解决方案提供商。 碳资产经营开辟了新的价值增长极。在“碳排放双控”政策的推动下，钢铁企业的核心竞争维度已不再局限于产量规模，核心竞争力的高低愈发取决于自身绿色价值的水平。率先建成低碳制造体系、打造绿钢品牌、完成产品碳足迹标准化建设的企业，更有机会抢占未来市场发展先机。 绿色供应链建设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在汽车、船舶、海洋工程、风电、核电、新能源装备等高端制造领域，相关行业上下游正加速构建绿色供应链体系。传统发展阶段中，钢铁行业更注重生产经营；随着全国碳市场逐步完善，碳配额、碳资产、碳金融、CCER等机制持续发展成熟，碳正逐步成为全新的生产要素。碳精细化管理将成为企业产业链管理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要素，碳经营将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重点，能够率先建立碳数据体系、碳资产体系与碳价值体系的市场主体，更有可能在未来行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四、钢铁行业突围的路径选择 面对“碳排放双控”带来的深刻变革，钢铁行业不能仅靠单点突破，而需以系统思维推动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转型。 坚持创新驱动，夯实技术底座。科技创新是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驱动力。行业需加快布局多元低碳技术路线，构建多路径协同发展的技术体系，钢铁行业要积极拥抱氢冶金、电炉短流程、CCUS等前沿技术，同时深挖现有工艺的节能降碳潜力，推动余热余压利用、循环经济技术等成熟技术的迭代升级。特别是要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深化数智融合，提升碳管理能力。数智化正成为钢铁行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碳管理能力将成为企业核心经营能力之一。行业需加快构建全流程碳数据体系，借助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生产、能源、设备、供应链全链路协同优化，让碳真正实现可视、可测、可算、可控、可交易。 钢铁行业绿色低碳管理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是未来价值重构的重大机遇。智能制造战略优先级再次提升，“双碳”业务以数字业务形式从底层创新和监管，推动“智改数转网联”。利用数智化大模型赋能“双碳”业务流的智慧决策和流程管控，实现关键“双碳”管理业务流程的少人化、无人化，共同构建产业协同、服务共享、技术协同、数据共享的新型“数碳智联生态”。具体而言，数碳智联可解耦传统碳管理和控制型组织，形成自组织自驱动管理；可将创新动力多维度渗透到企业创新管理，让“双碳”创新深入基层，人人都能成为“双碳”工程师；能帮助碳管理工作人员解锁数据分析新模式，让“数碳”成为新的文化基因；还可激发可持续碳管理运营机制，将企业碳管理工作细化到具体业务部门，形成可线上追踪的项目管理制度，强化低碳项目的过程管理和风险识别，保障业务价值。 践行循环经济，构建产业生态。低碳循环经济理念需贯穿钢铁工业全流程，推动行业从“线性生产”向“循环生态”转变。通过再循环材料（废钢）的合理管理，构建全生命周期追溯体系，并推动钢渣、水渣、余热余能、生物质等资源协同利用，逐步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构建钢铁工业新的碳循环体系。 强化产业链协同，共建绿色生态。绿色竞争早已超越单个企业层面，上升至产业链之间的竞争。钢铁企业需加强与上下游协同，推动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物流、绿色服务一体化发展。以可信数据空间为载体，建设钢铁行业高质量碳数据集，是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与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筑基工程。以全流程、全要素为导向，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碳数据体系；以数智化技术为支撑，提升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可追溯性与安全性；以统一标准和规范为引领，打通数据壁垒，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钢铁行业碳因子库，带动全链协同降碳，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 五、南钢的探索与实践 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南钢始终将绿色低碳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双碳”战略大局。 在顶层设计上，锚定“做全球绿色钢铁的先行者”核心愿景，确立清晰的低碳发展时间节点与转型方向，明确2030年实现碳达峰、2035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峰值下降7%—10%、具备30%减碳工艺技术能力、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阶段性目标，全力推动钢铁产业从“碳流程”向“无碳流程”、从“碳冶金”向“零碳冶金”两大根本性转变。同时搭建起绿色产品、低碳工艺、清洁能源三大“N-ZERO”绿色发展体系，为全面绿色转型筑牢顶层框架。 在组织管理体系建设上，南钢构建了专业化、层级化的低碳管理架构，为转型落地提供制度保障。公司成立由高管层、各部门负责人及外部专家组成的低碳及能源战略委员会，精准对接国家“双碳”战略与能源技术发展趋势。同时，企业遵循PDCA管理原则，搭建常态化节能减碳机制，建立碳排放内审员制度，细化分厂级碳排放管控单元，完善碳绩效评价标准与管理基准，稳步承接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政策转型，实现体系化管理机制。同时，南钢以数智化赋能碳管理全流程，不断迭代更新低碳平台建设，实现碳管控从粗放式向精细化、可视化、智能化升级。 在绿色产品研发上，南钢聚焦新能源行业和高端制造业，以实现先进制造业材料轻量化与安全性能升级为目标，积极探索建设绿钢产品体系，打造原创绿色低碳领先产品，重点研发推广全生命周期低碳产品、产业链需求环境友好型产品、低碳产业用高质量拳头产品等高端品种，支撑船舶、海洋工程、核电风电、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发展，助力国家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在低碳技术落地应用上，南钢多点发力、全面革新，落地一系列成熟节能降碳技术。通过烧结低温脱硝、全系统富氧燃烧、新型环冷机密封等工艺改造，大幅降低煤气等能源消耗，提升生产能效；投运高效亚临界发电机组、余热余压回收设备；布局光伏清洁能源项目，持续扩大绿电装机规模；搭建源网荷储一体化系统，配套大型用户侧储能装置，优化用电结构，实现显著节能增效，全方位夯实低碳生产基础。 在前沿技术创新上，南钢将持续攻坚颠覆性、前瞻性零碳冶金技术，突破传统碳冶金工艺瓶颈。持续深化全废钢比电炉工艺产业化应用，扩大高端特钢近零排放冶炼生产规模；完善生物质替代冶金煤的工业化体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降碳范例。同时全力推进“绿电—电解—绿铁”一体化示范项目，依托风光清洁能源与低温电解创新工艺，实现炼铁环节碳排放大幅降低，逐步构建无碳冶金全新生产体系。此外，持续迭代光伏、储能、余热利用、节能制氧等绿色能源与节能技术，持续提升清洁能源替代比例与能源利用效率。 在低碳生态建设上，南钢深耕全产业链绿色升级，持续夯实行业绿色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国际绿色认证，打造梯度化绿钢品牌，携手高端客户共建低碳供应链。持续完善低碳供应链协同机制，深化与上下游企业的绿钢战略合作，扩大低碳产业链合作覆盖面，推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协同降碳。此外，南钢深度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主导及参与多项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编制，成功入选省级“双碳”科技创新专项项目，依托多个国家级、省级“双碳”行业平台，持续强化行业话语权。南钢将持续发挥龙头示范作用，构建可信的高质量碳数据集。依托南钢牵头建设的钢铁行业碳因子库，协同钢铁行业数据共建与标准互认，共同打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 结语 绿色低碳是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创新则是破解转型难题的核心引擎。面对“碳排放双控”带来的深刻变革，钢铁行业需以更开放的姿态汇聚创新力量，以更坚定的决心推进绿色转型，以更务实的行动探索低碳未来。 可以预见，未来的钢铁工业将成为绿色能源、先进材料、数字经济与低碳循环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未来的钢铁企业，也将成为绿色价值的创造者、低碳生态的组织者以及产业创新的引领者。让我们携手并肩，以钢铁脊梁支撑制造强国建设，以绿色低碳赋能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中国钢铁工业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一新 摘要：房地产市场周期性波动是宏观经济系统中复杂的动态过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阶段性演进、多维关联性和空间异质性。文章从经济驱动因素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宏观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进程等关键变量，对房地产市场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这些因素通过供需关系、价格机制、预期引导和产业链联动等直接或间接路径，共同塑造了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精准化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需求端引导与预期管理的应对策略，旨在优化市场运行效率，增强行业韧性，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周期性波动，经济驱动因素 当前，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深度调整与结构重构的关键阶段。传统“高杠杆、高周转、高增长”的模式逐步式微，市场运行逻辑正经历深刻变革。这不仅是一场行业自身的周期阵痛，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必然映射。深刻理解其周期性波动的核心内涵与驱动机制，已成为把握市场未来走向、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构建新发展模式的认知前提。本文将穿透短期波动迷雾，系统性界定市场周期的核心特征与阶段，并深入剖析其背后多重经济因素的复杂传导路径，以期为在新时代推动房地产市场向新模式平稳过渡，提供理论参照。 一、房地产市场周期性波动的核心内涵界定 准确理解房地产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内涵，是深入分析其形成机理、评估其经济影响并制定有效应对策略的理论前提。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运行轨迹并非线性平稳，而是呈现出独特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这种波动具有深刻的阶段性、关联性与空间性内涵。 （一）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的核心特征 房地产市场周期性波动是经济系统中典型的非线性动态过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阶段性演进、多维关联性与空间异质性。阶段性演进体现为市场运行的周期性循环，涵盖繁荣、调整、萧条与复苏四个阶段，各阶段在供需关系、价格趋势及交易活跃度上呈现差异化特征。该阶段性演进并非简单的线性重复，而是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共同作用下的动态平衡结果。关联性特征则体现为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上下游产业及金融系统的传导效应：房地产市场繁荣会带动建筑业、家具家电等关联产业需求扩张，通过抵押贷款与资产价值变化影响金融稳定性；反之，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或金融市场动荡，会反向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进而形成双向联动机制。空间异质性特征源于区域经济基础、人口流动与政策环境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周期波动的幅度与节奏呈现显著分化。 （二）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的主要阶段划分 基于市场核心指标的动态变化，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可划分为四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阶段，各阶段的形成机制与市场表现存在本质区别。繁荣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供需双侧扩张：居民收入增长、信贷宽松与政策激励共同释放需求，开发商受乐观预期驱动加速土地购置与项目开发，供需共振推动房价持续上涨，市场交易活跃度升至高位。调整阶段是市场内在矛盾的显性化过程：前期供给扩张引发库存累积，利率上行、政策收紧或收入预期转弱导致需求增速放缓，价格涨幅收窄乃至局部回落，市场情绪从乐观转向谨慎，开发商与购房者均陷入观望[1]。萧条阶段意味着市场失衡的深度显现：需求端受收入下降或信贷紧缩影响显著萎缩，供给端因资金链压力被迫放缓开发进度，供需严重错配造成库存高企、企业利润下滑，市场价格持续走低，甚至可能引发局部流动性危机。复苏阶段由市场自我修复与政策干预共同促成：政策放松逐步释放刚性需求，开发商通过降价促销加快去库存进程，价格企稳回升修复市场信心，交易量触底反弹，最终为新一轮周期启动奠定基础。 二、房地产市场周期性波动的核心经济驱动因素分析 在明确了周期波动的阶段特征之后，需要进一步探究究竟是哪些根本性力量在背后驱动着市场的起落。宏观经济的冷暖、金融政策的松紧以及产业结构的变迁，共同构成了塑造房地产市场周期形态的底层经济逻辑。对这些驱动因素的系统剖析，是理解市场运行规律的关键。 （一）宏观经济增长水平 宏观经济增长是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底层支撑，其动态变化深刻塑造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轨迹。经济扩张阶段往往伴随居民收入提升和消费能力释放，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直接强化购房支付能力，推动住房消费需求结构性升级，如改善型需求释放与品质化住房需求扩张。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与投资信心提升会催生工业厂房、商业综合体等非居住类地产需求，这类需求与居住需求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房地产市场总量扩张。反之，在经济增速放缓或衰退期，居民未来收入预期转弱会降低购房意愿，企业盈利压力增大会抑制商业不动产投资，市场供需双侧同步收缩，进而引发价格调整与库存积压[2]。此外，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也会影响市场波动特征：技术创新驱动高质量增长，易催生新兴区域房地产需求，依赖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则可能加剧区域性市场泡沫，这种结构性差异使得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市场的传导机制更具复杂性。 （二）货币政策与信贷环境 货币政策借助利率机制、信贷规模调控与结构引导，直接触发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波动。利率政策对市场供需双侧形成双向调节：降低基准利率可减少购房者按揭成本与开发商融资成本，既刺激需求释放，又推动土地购置与项目开发；加息则通过抬高资金使用成本，抑制投机性购房与企业扩张冲动，市场活跃度随之降温。信贷规模的扩张与收缩直接关联市场流动性：宽松信贷环境通过提升购房者首付能力、拓宽开发商融资渠道，短期扩大市场供需规模，但过度宽松易引发杠杆率攀升与风险累积；信贷紧缩则限制资金流入，加剧流动性短缺，加速价格回落与交易停滞。此外，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导向作用不容忽视，例如，定向支持首套房贷可精准激活刚需群体，限制商业地产开发贷款则能抑制非理性供给扩张。这种差异化调控不仅影响市场总量波动，更通过结构调整推动房地产市场向健康方向演进。 （三）财政政策与税收调控 财政政策依托税收杠杆与公共支出，对房地产市场供需两端进行精准调控，进而缓解周期波动的剧烈程度。税收政策具备双向调节功能：提高房产持有环节税负，可抑制投资投机；降低交易环节税负（如契税减免），能刺激短期交易活跃度，二者共同构成市场供需的“冷热调节器”。财政支出方向的选择直接影响市场供给结构。例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可填补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缺口，缓解商品房市场供需矛盾，同时平抑房价过快上涨压力[3]。此外，针对特定群体的税收补贴与购房补贴，可定向激活刚性需求，推动市场从低迷期向复苏期过渡。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政策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决定其需与货币政策形成协同效应，例如经济下行期通过税收减免与基建投资的组合拳，既能刺激需求又能优化供给，进而实现市场周期波动的有序缓冲与再平衡。 （四）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进程 作为房地产市场的长期需求引擎，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进程的动态演进，深刻塑造着市场周期波动的底层逻辑。产业结构向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及数字经济转型，既催生商业办公空间、科技产业园区等非居住类地产的增量需求，又通过提升居民收入与职业稳定性，推动住房需求从生存型向品质型升级，促成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持续释放。城镇化进程借助人口迁移机制直接扩大住房刚需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持续流动既增加城镇住房总量需求，又加速城市空间扩展与功能区划重构，推动房地产市场在空间维度实现供需再平衡。在二者协同作用下，产业与人口的集聚效应会放大局部市场繁荣度，例如，新兴产城融合区域可因就业机会集中形成需求热点。但如果产业结构升级滞后造成区域经济活力不足，或城镇化进程因户籍制度、公共服务配套缺陷陷入停滞，就会削弱住房需求的持续增长动能，引发市场供需失衡，甚至带来区域性调整压力[4]。 三、经济驱动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周期的传导机制 上文系统剖析了影响房地产周期的多重经济因素，但各因素并非孤立作用于市场，而是通过复杂而精密的传导渠道发挥作用。理解这些传导机制，即经济变量如何转化为市场信号并最终影响供需行为，有助于揭示市场波动的内在规律，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调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经济驱动因素的直接传导机制 核心经济驱动因素借助供需关系与价格机制的直接作用，对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产生即时性影响。在需求端传导中，宏观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提升通过增强购买力和消费意愿直接扩大住房需求，信贷宽松环境下的低利率与宽松贷款条件，进一步加速需求释放，推动市场从复苏向繁荣跃迁；反之，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收入预期转弱，叠加信贷紧缩抑制融资能力，将直接压缩需求空间，加速市场进入调整或萧条阶段。供给端传导体现为土地供给规模、开发融资成本及企业投资信心的直接作用，土地供给不足或开发成本过高会限制新建项目规模，引发供给短缺并推高房价；而土地供给过量或信贷过度宽松则可能导致供给过剩，加剧库存压力与价格下行风险。价格传导机制形成供需反馈闭环，土地价格上涨直接抬高开发成本，开发商通过提高房价转嫁压力，而房价过快上涨又会抑制需求扩张，形成价格与交易量的逆向波动；反之，土地价格低迷与房价下跌会削弱开发商投资意愿，进一步抑制供给规模，这种双向反馈机制放大了市场周期波动的幅度与持续性。 （二）经济驱动因素的间接传导机制 经济驱动因素借助预期引导、产业链联动与宏观经济协同效应，间接放大或减缓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预期传导层面，利率调整、限购松绑等政策调控信号通过改变市场参与者心理预期，形成需求端放大效应——乐观预期催生投机性与投资性需求涌入，加速市场过热；悲观预期则导致需求延迟或退出，加剧市场收缩。产业链传导体现为房地产上下游行业的协同波动，建材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开发成本，进而传导至房价形成成本推动型波动；家电、装修等下游产业需求变化，通过改善型住房消费间接影响市场交易活跃度。宏观经济联动效应通过资金流动与风险传递实现，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债券市场资金存在替代性，宏观经济波动引发资本避险情绪升温时，资金可能从房地产领域转向更稳定的金融资产，导致市场流动性收缩；反之，经济复苏期资本风险偏好回升，资金会重新注入房地产市场[5]。 四、应对房地产市场周期性波动的策略 基于对周期波动内涵、驱动因素及传导机制的深入理解，应对市场波动的策略选择便有了清晰的方向。策略的制定需遵循系统性思维，既要发挥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又要着眼长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引导市场需求预期，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政策合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精准化与协同化 构建精准协同的宏观调控体系，需以市场周期阶段特征为依据，通过差异化政策工具调节市场核心矛盾，实现逆周期调节与顺周期引导的动态平衡。货币政策应依托定向降准、差异化利率等工具落实“因城施策”——对市场过热区域收紧购房信贷，对需求疲软区域适度放宽首套房贷条件，避免流动性泛滥或紧缩对全局造成非对称冲击。财政政策需强化结构性调控效能，一方面，通过土地出让金返还等手段，鼓励保障性住房建设，填补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缺口；另一方面，优化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对刚需购房者给予契税减免，对投机性持有征收累进房产税，精准引导需求结构优化。政策协同层面，需构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常态化协调机制，例如，降息周期中搭配财政补贴刺激改善性需求，紧缩周期中通过公共住房投资对冲私人部门投资收缩，避免因政策目标冲突而导致调控效力弱化。 （二）房地产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效率与增强市场韧性，需从土地、产品、主体三个维度系统性重构市场供给体系。土地供给改革应摒弃“一城一策”的粗放模式，构建基于人口流动与产业布局的土地配置机制——在人口净流入区域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在产业转型区域扩大工业地产与科技园区用地供给，同时通过“弹性年期出让”“混合用地开发”等创新模式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产品结构升级需围绕市场需求多元化推进，重点发展大户型改善性住房、适老化住宅及长租房源，通过容积率调整、开发利润引导等政策，激励开发商优化产品组合，缓解供需结构性错配。供给主体治理应强化房地产企业风险管控，构建负债率、现金流等多维监测指标体系，限制高杠杆企业过度扩张，同时鼓励优质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整合资源，提升行业集中度与抗风险能力。此外，还需完善土地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联动机制，通过出让规则倒逼开发品质提升，从源头上降低低效供给对市场的冲击。 （三）需求端的引导与预期管理 稳定房地产市场需求需构建以预期管理为核心的调控框架，通过制度设计抑制投机需求、保障合理需求，引导市场参与主体形成理性预期。需求端治理需强化市场监管刚性，构建全国统一的购房资格审查与交易追溯系统，严厉打击“假离婚”购房、违规资金流入等投机行为，同时以“限购+限售”的组合政策延长投机持有成本，压缩短期炒作空间。预期管理需依托透明化信息机制，定期发布市场供需、价格、库存等权威核心指标，消除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预期扭曲；通过政策解读与舆论引导，向市场传递调控长期化、稳定化信号，防范政策误读引发的恐慌性交易。需求支持政策需兼具精准性与前瞻性，例如，为多孩家庭提供差异化购房补贴，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扩大适老化住房供给，同时建立“人地钱”挂钩的城镇化配套政策，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吸纳数量挂钩，保障刚需群体住房可及性。此外，需搭建需求侧与供给侧的联动响应机制，例如，依据人口流入规模动态调整保障房建设节奏，确保政策工具与市场变化同频共振。 五、结束语 房地产市场周期性波动的本质，是由内外部经济驱动因素的综合作用与传导机制的复杂性共同决定的。应对周期波动，政策设计需兼具前瞻性与灵活性，既要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引发市场失灵，也要防止调控滞后放大波动幅度。未来，产业结构升级、人口结构变迁与技术变革的持续推进，将使房地产市场面临新的需求形态与供给挑战。因此，调控策略需更侧重长效机制建设，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强化市场监管与预期引导，逐步构建以居住为核心、多层次协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格局。 参考文献： [1]魏华.房地产市场波动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J].销售与管理，2024（16）：102-104. [2]武甜，潘娣.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租售情报，2023（6）：44-46. [3]郭雅文.中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及对策的几点思考[J].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3，31（1）：71-75. [4]史绍伟.房地产市场波动与银行风险控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6）：66-67. [5]周慧瑜.警惕房地产业的周期性波动[J].经济管理，2002（11）：77-79. 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黄大志 摘要：发展新型储能是我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在政策驱动与市场共振下，我国新型储能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技术路线多元并进、产业生态初步形成，但仍面临经济性不足、技术安全风险突出、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受限等现实瓶颈。国家引导基金作为“耐心资本”的重要载体，可通过长期资金支持、产业资源整合、商业模式探索及金融工具创新等方式，为新型储能产业破除发展梗阻。本文结合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产业面临的核心挑战，系统探讨耐心资本赋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的路径，为激活新型储能万亿市场动能、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型储能，耐心资本，产业瓶颈，高质量发展 2025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市场化发展，明确至2027年装机规模超过1.8亿千瓦，产业迎来重大战略机遇。然而，当前储能产业仍面临经济性不足、技术可靠性待提升、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产业仍处于从示范推广向规模化爆发的关键爬坡期，亟须“耐心资本”提供长期陪伴与精准赋能。国家引导基金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国家队”，深刻把握产业发展规律，立足自身差异化优势，通过长期资金支持、产业资源整合、商业模式探索、金融工具创新，助力破解产业发展梗阻，推动优质创新技术落地转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激活新型储能万亿市场动能、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一、政策驱动与市场共振，新型储能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一）政策体系日臻完善，规模化发展目标明确 一是政策体系方面。国家层面已构建起支撑新型储能发展的立体化政策体系。顶层设计上，“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市场机制方面，《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破除了并网调度、价格机制等关键障碍；近期出台的《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更设定了到2027年装机规模达到1.8亿千瓦以上的宏伟目标，并从应用场景拓展、技术创新、标准建设等多维度进行了系统部署。这一系列“目标引领、多措并举”的政策组合拳，为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 二是产业规模方面。在政策强力驱动下，我国新型储能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5年9月底，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亿千瓦，较“十三五”末增长超30倍，装机规模占全球总装机比例超过40%，已跃居世界第一。从项目分布来看，西北、华北等新能源资源富集地区成为建设重点，如山西运城垣曲县的承轩储能电站，建设规模达200MW/400MWh，其规模彰显了我国新型储能电站集中式、大型化的发展走向；同时，华东、华南等负荷中心区域的分布式储能项目也快速增长，形成“集中式+分布式”协同发展的格局。 （二）技术路线多元并进，应用场景持续丰富 一是技术路线方面。新型储能技术虽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但锂离子电池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底，锂离子电池储能约占已投产装机的96.4%，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压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储能、飞轮储能等技术加速追赶，取得显著进展。如2024年9月4日并网运行的山西长治110kV鼎轮能源飞轮储能电站，填补了国内大容量飞轮储能独立调频技术工程化应用的空白，有力推动了飞轮储能技术迈向规模化商业示范应用阶段。 二是应用场景拓展方面。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新能源+储能”模式，加速向电网侧独立储能、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工商业用户侧、光储充一体化等更多元、更贴近终端市场的领域渗透，在电源侧、电网侧及负荷侧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如在沙漠、戈壁、荒漠等新能源基地，通过“新能源+储能”模式，将弃风弃光率控制在5%以下，保障新能源电力稳定上网。 国家引导基金通过多元化投资策略，深度参与新型储能产业发展，为技术突破与场景拓展提供关键支撑。在技术攻坚领域，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投资江苏融科储能，支持其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研发，推动该技术在长时储能场景的商业化应用。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布局北京海基新能源，助力其突破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备关键技术，降低对传统锂电材料的依赖。此外，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精准布局了多条技术路线和多个应用场景的创新企业，为产业多元化发展注入活力，如海望资本子基金A+轮投资上海碳际实业集团，支持其攻克液流电池碳毡电极等关键材料，推动在关键卡脖子材料领域打破国外垄断。 （三）产业生态初步形成，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新型储能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实现从材料、电芯、系统集成到运维回收的全产业链条延伸。上游材料领域，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等关键环节产能持续扩张，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2024年，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产量分别约310万吨、200万吨、210亿平方米、130万吨，同比增长均超20%；中游制造环节，系统集成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头部企业引领、中小厂商细分竞争”的格局；下游应用环节，除传统能源企业外，互联网企业、制造企业等跨界参与者不断增多，推动应用场景创新；运维回收环节，退役电池回收技术日趋成熟，部分企业已建成“梯次利用+材料再生”一体化回收体系，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在创新生态层面，“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不断深化，全国已建成新型储能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超过20个，如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国家级液流储能电池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等，持续突破关键技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平台，如北京海博思创与浙江大学共建新能源电力电子技术联合研发中心，聚焦电力电子在储能领域的技术革新与突破；行业展会、创新大赛常态化举办，如“先进储能技术创新挑战赛”等，促进技术交流与成果转化。 二、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 （一）经济性瓶颈凸显，市场自驱力不足 当前，诸多新型储能项目的盈利能力依然高度依赖政策补偿和试点示范，尚未形成稳定、可持续的独立市场盈利模式，经济性瓶颈成为制约储能产业市场化发展的核心因素。一是“新能源+储能”强配模式增加了企业初始投资负担，部分地区要求新能源项目配建储能系统，且成本由新能源企业承担，降低了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二是独立储能电站收益机制不明确，虽然部分省份出台了容量电价政策，但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且容量电价水平普遍偏低，难以覆盖成本，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三是参与电力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的规则仍在完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这种商业模式的模糊性，使得社会资本往往持观望态度，导致项目前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部分中小企业甚至因资金短缺无法推进技术产业化。 （二）技术与安全挑战并存，长期可靠性承压 在技术层面，仍面临部分关键技术不成熟、性能待提升等问题。除主流锂离子电池技术外，长时储能、大容量储能等前沿技术的成熟度仍有待提升。如压缩空气储能虽具备长时储能能力，但对地质条件要求较高、建设周期长，且单机容量难以突破1000MW。同时，不同技术路线的关键核心部件仍存在“卡脖子”风险，如飞轮储能的高速轴承、液流电池的离子交换膜等部件依赖进口，存在供应链安全隐患。此外，储能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不足，难以根据电网负荷、新能源出力变化实现动态优化调度，影响运行效率。 在安全层面，装机规模的快速扩大使电化学储能的安全风险、不同技术路线的长期可靠性、退役电池的回收处理等问题，面临多维度挑战。一是电化学储能安全风险突出，锂离子电池在过充、短路、高温等情况下易发生热失控，引发火灾、爆炸事故。二是不同技术路线的长期可靠性有待验证，多数新型储能技术商业化应用时间不足5年，长期运行稳定性、寿命衰减规律等数据积累不足。三是退役电池回收处理问题凸显。早期储能项目逐步进入退役期，但目前回收体系尚不完善，回收企业数量少、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且回收成本较高，导致部分退役电池面临“回收无门”的困境。 （三）体量短板与产业资本错配，创新活力不足 中小企业的体量短板与新型储能产业的资本属性存在显著矛盾，直接制约其创新活力释放。一方面，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小而弱”的体量特征，多数企业以轻资产运营为主，固定资产占比少，缺乏可用于抵押的土地、厂房等重资产，且企业营收规模普遍较低，现金流稳定性差，抗风险能力弱，难以承受产业波动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新型储能产业具有“重投入、长周期”的资本属性，与中小企业的体量能力形成强烈反差。在项目建设端，中小企业年营收难以覆盖新型储能项目初始投资；在技术研发端，关键技术的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高，且需持续投入资金进行中试验证、设备迭代，中小企业的资金储备难以支撑长期研发；在投资回报端，新型储能项目投资回收期长，且收益受电价政策、市场规则影响较大，中小企业难以承受长期资金占用的成本与风险。 这种“小体量”与“重投入”的矛盾，导致产业资源更多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既难以承担项目建设与技术研发的高额投入，又无法与大企业在成本、规模上竞争，只能在细分领域寻找机会，甚至因资金短缺被迫放弃已突破的技术成果。耐心资本的缺失，使得许多优秀的创新技术可能倒在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制约了整个产业的技术迭代和生态繁荣。 三、发挥耐心资本优势，精准破局 （一）聚焦核心技术突破，以长期资金陪伴创新“长跑” 一是强化顶层技术规划与攻关。将长时储能、液流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安全管理系统等关键技术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制定清晰技术路线图，避免技术研发碎片化与低水平重复。二是构建全周期资金保障机制。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基金等，对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硬科技”中小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研发补助；建设国家级新型储能中试基地，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支持企业从技术验证向产业化落地过渡，降低中试阶段的资金压力。三是搭建技术验证与推广平台。联合行业龙头、高校与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盟，建立统一的技术检测认证体系，为不同技术路线产品提供权威验证。 （二）构建产业协同生态，以资源整合打通“产学研用” 一是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实施“强链补链”专项行动，引导能源集团、电网公司向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支持产业链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深度合作，推动形成协同创新、共享资源、共赢市场的产业生态。二是深化产学研融合与成果转化。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绿色通道”，鼓励科研院所通过技术入股、授权许可等方式向中小企业转移科技成果，加速科研成果落地。三是完善标准与检测体系。加快制定新型储能系统设计、接入电网、安全防护、性能评估及退役回收等重点标准，推动标准体系全覆盖。加强国家级检测认证能力建设，建立全生命周期质量监测和追溯机制。 （三）探索创新商业模式，以示范引领激活市场内生动力 一是完善市场化收益机制。加快电力市场化改革，统一独立储能电站容量电价标准并提高收益水平；将虚拟电厂、用户侧储能纳入辅助服务市场，探索“储能+绿电交易+碳交易”模式，拓展项目收益渠道。二是开展标杆示范项目建设。在新能源基地、负荷中心、工业园区布局独立储能电站、虚拟电厂、光储充一体化等示范项目，探索用户侧储能聚合、共享储能等创新模式，总结可复制经验并向全国推广，为产业提供模式参考。三是提升安全监管与应急能力。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安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推动建立退役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支持“梯次利用+再生利用”商业模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生态。 （四）联动多元金融资源，以工具创新撬动“金融活水” 一是创新信贷支持方式。指导金融机构开发储能专项信贷产品，放宽抵押物要求，推广知识产权、股权、订单质押等融资模式；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匹配储能项目长周期资金需求。二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储能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为“专精特新”企业开通审核绿色通道；对投资早期中小企业的私募股权基金，给予税收优惠与风险补偿，激发股权融资活力。三是完善金融配套服务。引入融资租赁公司，为储能项目提供3～8年灵活期限的设备租赁服务，缓解初始投资压力；建立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将企业信用与融资额度、利率挂钩，引导企业规范经营，提升整体融资能力。 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华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雷；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庞贝贝；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李苏秀 | 区域经济 “协调”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新战略、新路径、新举措构建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效应叠加，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重点区域发挥增长极作用，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态势。 综观全球区域经济发展历史进程，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现象处处存在，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象。因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既是现实发展问题，也是历史延续问题，更是全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国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引领下的差别化发展，是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一部分区域率先发展起来，然后在市场和利益竞争的驱动下，由差别推动发展，由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板块经济” 如何认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一句话来归纳，就是“板块经济”。当然，“板块经济”是基于各地不同的历史渊源、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人文条件、民族特色等因素而演变形成的。由于处在不同“板块”，各个区域经济就会呈现不同规模、水平和特点。在中国，正是由于各个“板块经济”不断发展，才能汇流成河地推动全国经济向前发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在我看来，全国“板块经济”基本形态可划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大板块”，也就是东、中、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第二个层面是“强板块”。在四大板块内分布着一些经济势能强劲的区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第三个层面是“新板块”。这是抓住后发优势而崛起的区域发展亮点，如成渝经济区及由一些省会城市为核心构建形成的都市圈等。第四个层面是“常板块”。这是通常概念上的区域经济板块，包括地级市、县、乡镇三个层面的区域经济等。 这四个层面“板块”互相叠加、互相依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其中，“常板块”是最为普遍、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板块经济”。“常板块”结合在一起，成为经济能级不同、发展路径不一、各具特征的“新板块”“强板块”乃至“大板块”。在这四个层面“板块经济”之间，上下联系、左右连接、犬牙交错，共同构建形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和基本特征。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因素叠加影响，各个区域发展还不平衡，比较突出的是“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 “板块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都市圈或城市群 “板块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主要依托于都市圈或城市群。发达地区一般都有都市圈或城市群，这些都市圈或城市群成为强大的“发动机”。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已经成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怎么理解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概念？城市群一般拥有两个及以上中心城市，而都市圈一般仅拥有一个中心城市。从我国发展现状来看，东部沿海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起步较早、成效较好、实力较强、潜力较大；中部在崛起，如湖北的武汉都市圈、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江西的环鄱阳湖城市群；西部也可圈可点，特别是西南的成渝经济区发展势头不错；东北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从南至北分别形成沈阳都市圈、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哈大齐经济区等。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都市圈或城市群是地域高度集中、功能高度集聚的“局域经济空间”，而非弥散的“广域经济空间”，因此，为了使两个落差较大的经济空间实现有效对接，就需要形成能够助推梯度转移的“二传手”。目前，“梯度”不畅是一个较大问题，在东、中、西部和南北地区之间，缺乏连接东西南北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尤其是具有很强集聚和辐射功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因而使得各个板块经济之间缺乏有效的梯度转移和产业对接。因此，“十五五”时期，要立足中西部、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培育壮大一批现代化都市圈与城市群。做强发挥承东启西、贯通南北枢纽功能的长江中游、中原等中部城市群，谋划提升成渝、滇中、黔中等西南板块，关中平原等西北板块，辽中南、哈长等东北板块的城市群与都市圈能级。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都市圈或城市群又是怎么发展的呢？其基本路径是：以中心城市来带动周边城市和周边地区共同发展。一般而言，都市圈或城市群是由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构成的具有网状结构特征的城市体系，而城市体系的中心和枢纽就是中心城市，或者说是核心城市。中心城市通常具有集聚和辐射这两大基本特征与功能作用：一是集聚，主要是指城市因引力作用而导致经济社会要素高度集聚的现象，也是城市能量累积效应，包括人口、资源、企业、生产、流通、服务及中枢管理职能等的集聚；二是辐射，主要是指城市达到一定能量之后经济社会要素向城市周边地区进行扩散的现象，也是城市能量的溢出效应，包括资本、产业、技术、服务及模式等的辐射。 按照城市发展普遍规律，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也同样存在着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大小同城市规模等级呈正相关。城市规模等级越大，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愈强；反之亦然。二是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是一个逐渐交替的过程。在通常情况下，城市先有集聚功能，后有辐射功能。当城市集聚功能达到某一个时点，城市辐射功能才会释放出来，直至两大功能得到平衡。国内外发展实践证明，中心城市对都市圈或城市群建设发展的特殊作用非常显著，因而各个国家都把打造中心城市作为十分重要的国家战略，并且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壮大的突破口。 与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相关，还有两个命题值得讨论。第一个是都市圈或城市群的范围或边界问题。在我看来，凡是跨省界行政区域的都市圈或城市群，要比单纯在一个省域范围内的都市圈或城市群的现实作用和发展潜力更大。第二个命题是，一个省级行政区内不能只有一个中心城市。环顾现实，你会发现，在发达地区常常出现其他城市超过省会城市的现象。这里蕴含着一个比较深刻的道理：不是不需要发展省会城市，而是一个省会城市不足以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因而培育2—3个彼此旗鼓相当的中心城市应成为必然选择。 如何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全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实选择。在这种背景下，非均衡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不仅使各个经济区域之间能够得到共同发展，而且在共同发展中能够不断地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这个最终目标，实际上也是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的双重调控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实现双重调控的主要抓手是“统筹协调”，也可以说是非均衡发展的基本策动力。 从协调的内涵来看，协调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一是市场化方式。各个区域之间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推动形成资源配置通道和产业共同发展，实现双向、多向的产业投资，建立双向、多向的大物流体系，建立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等。二是规划化方式。先要协调规划，进而协调执行，才能落实到协调发展。三是统筹化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有了统筹，便有利于协调，进而才能推动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四是政策调节方式。这些具体政策，可包括经济、产业、税收、就业、环保政策等。五是战略联盟方式。在各个区域之间，可以有效地建立起经济、产业、市场、企业、服务等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 从中国现有行政区划框架和区域经济发展现实情况来看，仅仅依靠某一种协调方式来统筹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恐怕是不够的。因此，一要确立“三个坚持”原则。要坚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好政府作用的基本原则；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因城施策的基本原则；要坚持制定好、实施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二要打好协调方式的“组合拳”。在统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根据统筹协调的区域特点、协调目的、主要内涵，以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等因素，采取不同的协调方式，有时候需要采取“双管齐下”甚至“多管齐下”的协调方式，进而取得最佳的协调效果。 一体化：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模式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两个区域实体，两者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相似性，更有密不可分的、彼此影响的相互关系。因此，为了使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这两个客观存在的区域实体能够有效地结合、融合、联合起来，从而产生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合力，就需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首先，需要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运行机制。所谓“一体化”，就是将各个分散的经济体结合成一个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能级的综合经济体，向着结成一体的方向共同发展。其运行机制集中体现在：一是共同利益机制是基础。如何在合理分工与充分协作基础上形成区域内各个经济主体所能够共同分享的、各个行政主体所共同追求的区域共同利益，关键在于找到区域共同利益的“平衡点”。二是资源配置最优化是标志。其主要体现为资源流动是有序的、自然的、顺畅的、有效率的、有效益的、双向或多向的，而不是相反。三是市场与政府的合力是动力。也就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使得市场和政府这两种推动力量能够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整体合力。 其次，需要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特征。其核心在于六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的一体化，这是实现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桥梁和实施路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完善成网程度，以及环境保护等将直接影响到要素流动的规模与水平、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分工合作的程度与水平。二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这是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并且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三是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一体化，这是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形式和最终结果。产业结构和布局与一个区域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密切相关，而产业结构则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四是城市体系和城市布局的一体化，这是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依托和实现载体。各个城市在发展阶段、经济规模、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社会建设等方面存在着落差，需要分工合作和功能互补。五是经济运行和管理机制的一体化，这是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发展模式和构架基础。要逐步统一经济区域内部的经济运行规则，尤其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事。六是制度构架与政策措施的一体化，这是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制度规范和法律保障。不同的制度构架与政策措施，不仅会导致各个经济主体的经济发展结果的差异性，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最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为重要标杆。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长三角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做足做深文章。跨区域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历来是最难啃的“硬骨头”，长三角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特别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项目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公共信用八个方面深化改革，形成共同行为准则，使得示范区成为跨区域制度创新和政策突破的“样板间”，并且得到复制推广。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兆安 为系统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加快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上海面向未来五年，近期正式编制印发《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上海将聚焦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展现新气象。 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 一是深化对“时”与“势”的认识。从理论上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系统回答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怎样更好肩负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从实践上看，今天的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习近平文化思想应势而生、因时而生，以清晰完整的中国自主性的话语建构阐释中国道路的合法性、中国理念的正当性，极大坚定了“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是深化对“魂”与“根”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需要接续推进、接续创新。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要求我们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三是深化对“守”与“创”的认识。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里，坚持守正创新不仅是其中之一，亦是三者的落脚点。“守”就是要坚守真理、坚守正道，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执着坚守，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创”就是要勇于探索、开辟新境，主要体现在其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创造性揭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实践的创新性引领上。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归根到底就是要在守正创新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充分挖掘上海的文化比较优势 上海是一本鲜活的历史教科书，这不仅因为上海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更因为上海的文化发展始终根植于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兴衰和国际的风云变幻之中。要充分挖掘上海在文化领域的比较优势，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实践有力支撑文化强国建设。 上海的文化优势之一：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一是系统性与标志性。上海拥有600余处红色资源，其中超过100处与建党初期活动直接相关，构成了完整的“党的诞生地”主题脉络，形成了可阅读、可体验的城市历史图谱。二是功能性与教育意义。上海红色文化不仅是静态陈列的，更实现了教育功能的现代化拓展。“初心讲堂”依托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举办现场教学，龙华烈士陵园作为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其“龙华魂”品牌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教育IP。三是表达的时代性与传播力。上海运用科技与艺术手段，推动红色文化大众化传播，探索青年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 上海的文化优势之二：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样本。 上海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枢纽门户，其国际文化角色体现在“平台能级高、规则对接深、双向交流活”，不仅引入世界优秀文化，更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上海拥有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展会平台，上海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并被授予“设计之都”称号等。这些平台既为上海深层次参与全球文化交流提供了对话窗口和沟通桥梁，更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向世界展示魅力、传递理念、推动互鉴的重要载体。 上海的文化优势之三：文化产业的赋能创新。 上海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集国际影视创制中心、亚洲演艺之都、网络文化产业高地、创意设计产业高地、艺术品交易中心等为一体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一方面是产业规模大。2023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规模达2.34万亿元，增速达7%，支柱地位不断夯实。另一方面，是全球性的文化产业引领力。上海时装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以及进博会“时尚精品展区”等，共同构成了上海时尚走向全球的国际化传播矩阵，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上海文化企业集群，海外市场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文化能级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文化是赋予城市个性、魅力和创造力的关键所在。未来，上海要充分利用优势，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文化能级，更好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具体有以下几方面建议： 一要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守护好传承好发扬好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色文化，是上海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展红色文化挖掘工作，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鲜活形象和奋斗历程，让更多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走进公众视野，丰富上海红色文化的内涵。 二要保护好传承好城市文明根脉，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增量价值。聚焦上海独具魅力的红色文化、国际文化、时尚文化、科技文化、都市文化等，推动老百姓身边的历史建筑创新活化、创意利用，打造更多彰显上海独特气质的文化标识。着力推进历史街巷整体活化利用，重塑老城厢特色历史风貌，重点打造若干城市文化轴线，释放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三要以文化活力激活城市发展内生动力，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依托上海商业发达、文旅资源丰富、体育赛事集聚、会展活动密集、境内外游客流量大的复合优势，打造更多“文化+”融合发展的消费新场景。着重提升境外游客吸引力和美誉度，汇集更多国内外游客来沪体验中华文化，让文商旅体展联动不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展示上海城市文化魅力的鲜活窗口。 四要扎根时代、扎根人民创作优秀作品，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支持艺术创作，深挖上海历史人文资源，充分展现上海历史人物事件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拓宽数字场景，鼓励线下线上融合、演出演播并举，拓宽用户群体层面。加强创新转化，强化影视、动漫等手段融合，深化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推出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产品。探索推动各区立足比较优势，找准提升影响力的文化核心点，强化实践探索，为本区及全市文化事业发展提供助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茹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今年年初印发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构建“一核两翼、双城多点、双廊多圈”的空间格局，梯次布局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天津要发挥滨海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功能区的作用，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坚持主动融入和积极引入并举，深化北京科技成果在津转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打造首都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接地。 建立精准对接机制，打通北京成果来津“第一公里” 打通京津科创成果转化通道，是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途径。成果落地“第一公里”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的关键，只有“第一公里”真正打通，从“0到1”的原始创新向“1到N”的产业化跨越才能真正实现。《规划》提出，要“依托京津、京雄走廊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战略创新策源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滨海新区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在承担科技成果转化上要下好“先手棋”。首先，要推动招商逻辑从“引项目”转向“承功能”。精准挖掘北京创新主体外溢需求，诊断其研发、运营、服务等各类业务的成本、人才、通勤需求，形成企业可迁功能、暂留功能、配套条件三张“诊断表”，为落地企业制定“迁入一个团队、落地一个平台、带动一批成果”的定制化“路线图”。例如，落地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的巨型智造（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依托北京理工大学前沿科研力量，按照“北京研发、滨海转化”路径形成的精准承接北京科创成果的可参照落地样本。其次，要双轮并举强化落地支撑与模式复用。一方面要从“案例宣传”向“模式复用”升级，核验典型企业迁移前后的人员、研发、营收等核心数据，形成直观可对比的京津两地综合成本测算体系，梳理标准化可复制落地模式，纳入招商推介素材库，指导招商团队对标对接同类型企业。另一方面要推出标准化功能迁移服务包，变“个案式协调”为“流程式服务”。依托滨城科创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存量载体与招商服务体系，搭建涵盖组织设立、人力资源、办公空间、跨城通勤等配套的落地流程。 创新跨区接续承接机制，优化中试熟化关键环节 中试熟化模式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一跃，是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枢纽，直接决定原始创新的落地转化率与产业价值。《规划》提出，要“引导支持创新主体在首都都市圈共建成果孵化与中试基地、共享创新应用场景，培育跨区域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滨海新区具备良好的产业承载优势，要破除区域信息与利益壁垒，搭建全周期产业协同转化载体。首先，可以推行项目“一码通认”数字化管理。统一归集资质、知识产权、中试等核心材料，实现研发、中试、量产全流程跨区同步跟踪，避免项目跨区后失管、重复招商或统计归属争议。天津海普林公司秉持“北京研发、天津量产”的协同模式，引入头部产业资本，打造垂直一体化激光制造基地，形成了“北京原始创新—天津中试放大—滨海产业化落地”的闭环链条，成为了滨海光电先进制造集群的核心骨干企业。其次，在数字化打通项目流转通道后，还要理顺区域协作间的利益分配。针对研发区担心项目外流、制造区不愿承担前期风险的问题，建立研发贡献账与产业化贡献账，分类记录研发端的研发投入、人才引育、专利成果、中试服务贡献，以及产业化端的固定资产投资、产值产出、本地配套、就业带动等方面成效。通过权责清晰的利益共享设计，充分调动各区协同承接积极性，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深度融合，持续放大首都科技成果在津转化和产业化整体效能。 提升载体服务效能，升级成果转化“软环境” 优质科创生态是集聚创新要素、激活转化动能的底层支撑，是降低跨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保障。《规划》提出，要“培育开放互融、区域共享的创新生态环境，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的整体竞合能力，打造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载体硬件优势需要配套服务体系激活，生态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承接优势，关键是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搭建订单、资本双轮驱动的服务体系。首先，要变“技术找市场”为“市场定技术”。面向在津央企、链主企业梳理未来1—3年待满足的采购需求，明确性能指标、成本要求与交付标准，形成预期订单清单，定向推送北京创新主体；支持北京来津研发团队与需求企业签订非约束性试用意向，以试用意向降低成果市场化试错成本；将市场订单、产业投资作为产业基金项目筛选的核心标准，构建“资本引项目、订单促成长”培育模式。感恩有你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依托滨海新区完善的载体配套与产业生态，在订单牵引与资本赋能下实现了团队规模的快速扩张。其次，在以市场需求锚定转化方向后，要通过配套容错机制降低创新试错成本。搭建统一项目验证档案，配套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等容错扶持政策，对纳入预期订单清单的项目全程记录测试指标、用户反馈与技术迭代情况，形成可供投资机构、产业园区与后续客户参考的非涉密验证档案；对未达标的项目同步标注技术、成本、场景等失败原因，避免同类成果在不同园区重复试错。符合条件的“三首”产品要按政策兑现支持，形成鼓励试验、允许失败的评价导向。 聚焦京津冀“六链五群”，链式培育新质生产力 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终落脚点是产业价值的实现，以科技转化形成项目带动，触发产业聚链成势才能达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目的。以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高端仪器设备和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6条重点产业链，以及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生物医药、电力装备、安全应急装备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点的“六链五群”，是京津冀地区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框架。在推动“六链五群”协同布局和落地实施过程中，滨海新区要把承接势能转化为集群发展动能，关键是要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成果转化为抓手，补短板、填空白、锻长板。首先，要紧扣产业链图谱精准承接，构建成果转化育产联动机制。围绕“六链五群”重点产业链图谱，瞄准北京创新资源集中的前沿赛道，定向承接一批填补产业空白的科创成果项目，发挥龙头企业带动效应，聚集上下游配套企业，打通“成果落地—产能释放—延链强链补链”传导路径。针对信创、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优势领域，推动北京的研发成果与滨海的产业基础深度耦合，以单点突破带动整条产业链能级跃升。其次，要强化平台载体支撑，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推动转化项目向重点园区集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发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梯队支撑作用，推动成果转化从零散项目落地转向系统化产业培育，加快建设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夯实滨海产业支撑。 （课题组成员：王誉，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讲师、教研室主任；陈旭东，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制度型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2026年天津市社科界“‘十百千’主题调研活动”成果） 天津对接融入首都产业协同圈研究课题组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载体，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一重要指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谁建设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根本命题，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深刻认识城市更新的时代方位与战略意义 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关键转折期。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89%，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更加突出。在这一历史方位下，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具有深刻的时代必然性和战略必要性。 城市更新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从世界城市发展规律看，当城镇化率达到70%后便转向平稳发展阶段，城市更新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普遍选择。我国城市正从“大建设”开发阶段转向“大治理”提质增效阶段，只有通过城市更新，才能持续推进城市现代化，实现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 城市更新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现实路径。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确立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根本价值立场。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民群众对城市生活的期盼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期盼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更优美的生态、更便利的服务。城市更新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补齐公共设施短板等具体行动，精准聚焦民生关切，是将人民城市愿景转化为现实的关键举措。 城市更新是应对城市发展新挑战的系统方案。城市人口、资源高度密集，安全风险相对集中，安全韧性不足、治理效能有待提升等挑战日益凸显。城市更新强调将城市视作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统筹发展与安全，系统提升设施设防水平，守牢城市安全运行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特别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牢牢把握“三问于民”的核心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的“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构成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的完整闭环，深刻回答了城市更新“为了谁、依靠谁、由谁评判”的根本问题。 改造前“问需于民”，把准民生脉搏。城市更新首先要解决老百姓最急难愁盼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上海市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正是城市更新为民解忧的鲜活缩影。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多户居民常年合用厨卫。通过改建更新，居民们告别了“拎马桶”的历史，住上了拥有独立厨卫、加装电梯的新居。退休居民朱国莉告诉习近平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这也是“问需于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改造中“问计于民”，汇聚群众智慧。城市更新不是政府“一厢情愿”的工程，而是要汇集基层智慧，破解治理难题。在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面对731户居民的老旧小区改造需求，政府没有自上而下地拍板方案，而是探索出了一条“居民出一点、企业帮一点、政府补一点”的“众筹+议事”路径。短短5个月，社区累计收集并办结87项议题，实现了“议题100%销号、群众零投诉”，居民众筹到账46.35万元，牵引各方资金共计2300万元，真正实现了旧改从政府“独唱”变为党群“大合唱”。实践证明，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充分吸纳民意、汇聚民智，才能把更新工程真正做成民心工程。 改造后“问效于民”，以群众满意为标尺。更新成效好不好，最终要看群众的口碑。要通过民意回访、群众测评等方式，持续优化工作，确保改造成果真正惠及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这要求各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的实践路径 高质量城市更新需要清晰的“施工图”，这集中体现在以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为重点的“四好”建设中。“四好”建设由点及面、层层递进，是人民城市理念在不同城市空间层次内的系统性展开。 “好房子”是民生之要。“好房子”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为直接的物质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多为广大市民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好房子”，需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等全链条保障。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从建筑层高、楼板隔声、电梯设置、日照等方面提高了标准要求，为“好房子”建设划定了底线。需要强调的是，“好房子”面向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不同地区、不同面积、不同价位都有“好房子”，新房要建成“好房子”，老旧住房也要改造成“好房子”。 “好小区”是“好房子”的延伸。小区是由若干住宅单元和相关配套设施组成的居住区域，是连接“好房子”与“好社区”的关键纽带。设施完善是“好小区”的基本保障，要完善小区道路、照明、排水、停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补齐基础配套与便民设施短板，打造“家门口”的便利生活圈。管理规范是“好小区”的运行支撑，要推动物业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畅通业主与物业沟通渠道。 “好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海等地通过搭建居民议事厅、引入社区责任规划师等机制，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让更新过程成为民主协商、凝聚共识的过程。 “好城区”是最终目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是党中央明确的城市工作目标。在创新维度，通过对老旧厂房、街区的改造打造创新空间，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在宜居维度，以整体观念补齐民生短板，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在美丽维度，推广绿色建筑，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空间；在韧性维度，统筹城市发展与安全，完善防灾减灾体系。 “四好”建设层层递进、有机统一，既追求城市发展的“高度”，又守护民生福祉的“温度”。 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深耕民生答卷 城市更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需要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把群众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要树牢正确政绩观。摒弃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搞“一刀切”式改造，不做悬浮式服务。要以“绣花功夫”推进精细化治理，让居民从城市更新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要创新制度机制。城市更新涉及规划、土地、产权等多重制度，需加快构建适应存量更新需求的法规标准体系，破解实践中面临的政策瓶颈。要凝聚多方合力。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方共治格局，让城市更新成为凝聚共识、增进福祉的民心工程。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城市发展的初心，也是城市更新的归宿。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中国城市必将在高质量发展中焕发新的活力，让每一座城市都成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黄燕芬；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孙心茹 | 企业管理 摘要：对食品企业而言，冷链物流不仅是重要的后勤支持，更是构成其核心市场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然而，在实践运营中，许多企业正面临着冷链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与运行效率难以提升的双重压力。因此，本文就食品企业实现冷链物流成本与效率的协同管理方面的具体问题展开探讨，进而提出了基于精准核算的成本控制方法，旨在帮助企业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食品企业，冷链物流，成本核算，效率提升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生鲜食品、鲜奶、速冻熟食等冷链产品的市场销售额也逐年上升，冷链物流成了企业供应链战略的一项重要支撑。食品制造企业的冷链物流管理成本约占企业总生产成本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在实践中，长途运输形成的车空载现象、库容容量利用较低导致产品堆积、搬运过程冗长等问题却频繁发生，不仅直接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还引发了食物在配送过程中的变质等问题，最终给企业带来企业形象的损害和财产损失。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食品企业冷链物流成本与效率的优化策略意义重大。本文将深入探讨当前食品企业在冷链物流管理上面临的核心挑战，分析其具体表现，并据此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希望能够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与运营质量的双重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1 食品企业冷链物流成本的会计核算 1.1 冷链物流成本的核算范围界定 运输环节的成本占据了冷链物流的较大比重，具体包括用于支付第三方冷链运输公司的合同运费以及企业自营冷藏车队的日常运营开支。而区别于普通运输的关键在于温控相关成本，冷藏车制冷系统需要持续工作以保障车厢内温度恒定，产生了可观的电能、燃油消耗费用，在夏季高温以及长途运输中这项能耗成本会显著增加。仓储环节的成本则包括支付给第三方仓储服务商的冷藏库租金、企业自建冷库的场地与设施折旧费用[1]。在装卸与配送环节，为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暴露在常温环境的时间，需要用到带有温控功能的低温叉车、封闭式装卸平台等，这些设备的购置与折旧费用应计入冷链成本。而在装卸或分拣过程中，如果因操作不当导致温度控制出现短暂中断，还需要对受影响的产品转移至备用冷库进行二次降温，从而产生额外人工、设备和潜在的货损成本，这些成本都应被纳入核算内容。 1.2 冷链物流成本的会计科目设置与账务处理 在会计科目的设置上，为了更清晰地进行冷链物流成本这一重要经营支出事项的区分和记录，可以在一级会计科目“主营业务成本”下新增加一个二级科目——“冷链物流成本”，将与冷链物流有关的各项支出费用从其他普通物流费用、销售费用中区分开来。而对于那些用于支持冷链物流运行的相关非直接性支出，如冷链物流管理人员的工资、冷链物流工作人员进行温度调节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支出、维持冷链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等支出来的各项非直接支出，均可在“冷链管理费”这一总括科目下统一归集处理[2]。若企业向第三方冷链车辆运输服务企业付款时，会计应根据已经复核无误的发票和合同凭证编制账务凭证，借：主营业务成本-冷链物流成本-冷链运输成本（或销售费用下相关科目），贷：银行存款或应付账款。在月末进行仓库盘存时，对于产品变质这一情况，财务人员需要将这批货物的账面价值从存货中转出计入当期成本，分录为：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冷链物流成本-冷链损耗费”，贷记“库存商品-XX水产品”。 2 食品企业冷链物流成本与效率协同上的核心问题分析 2.1 成本核算不精准导致的成本失控问题 当前，许多食品企业在冷链物流成本核算上面临着精确度不足的挑战。冷链物流高度依赖温控技术，其成本构成远比普通物流复杂，但许多企业的财务核算体系将维持低温环境所产生的持续性能耗费用笼统地归入企业的“管理费用”或“制造费用”中的水电费项目，没有准确地追溯并分配到具体的冷链业务活动中。同样，冷库的照明系统、风幕机、自动化穿梭车等辅助设备的用电也常常作为整个仓库的公共能耗进行平摊，使得专门用于维持低温的能源成本被掩藏在庞大的公共开支之中，冷链物流成本被低估[3]。食品冷链所服务的商品种类繁多，不同品类对温度、湿度的要求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在许多企业的财务人员都以“平均分摊法”来处理这些成本，导致冷冻产品的真实物流成本被低估，而冷藏产品的成本则被高估，企业管理层依据这些失真的成本数据做出了错误决策，直接影响了企业资源配置和战略发展。 2.2 冷链物流效率低下引发的成本攀升问题 食品冷链物流中各个环节中运输、储存以及搬运的效率都较为低下，冷藏车作为高价值资产，其固定成本和部分变动成本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会保持不变，但是当车辆无法满载运行时，就需承担每单位的货物成本则大幅度上升。实际上，很多企业和单位的冷藏车会因为订单估计失误、调度失误等问题导致大部分时间在非满负荷状态下运行。而在仓储环节，一些食品企业因产销搭配不合理造成产品的冷库存货量过多，需要持续消耗着电力资源以维持其品质。它们没有创造出价值，但却不断地造成冷藏保存成本流失。在装卸环节，车辆到达的时间安排不合理，造成了车辆长时间等待；装卸设备不足、人工搬运操作失误、流程不规范致使冷藏车箱门长时间处于开启状态。在这段时间里，车厢内外的热空气急剧交换，箱内温度快速上升，迫使制冷机组持续运行以维持箱内的设定温度。这就造成能耗的显著增加，从而提升了冷链物流整体成本。 2.3 成本与效率协同不足导致的资源浪费问题 当前，一些企业为提升品牌形象花费重金采购进口的高性能冷藏车、建设了全自动化的立体冷库、并引入了智能温控系统。因此很多先进机具的功能也未被充分挖掘和发挥：从国外引进的高效恒温车的各种节能模式和高精度低温功能一直处于默认设置模式；智能控温系统只作为一个高级温度记录器，其收集到的巨大运输以及存储温度数据没有被用于故障提前诊断或制冷方式调节优化，单位效率成本仍处于较高的水平。这种协同不足还反映在企业内部的管理考核机制上，食品企业的物流部门在绩效考核上重点关注的是“冷链物流成本占销售额比率的降低”“单位运输成本的下降”指标；而运营部门关注“冷链配送准时率”和“库存周转天数”等效率指标[4]。物流部门为达成成本削减目标，选择报价更低但运力不稳定的承运商；运营部门则为了追求极高的配送准时率允许部分车辆不满载就发出，各部门仅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追求最优，忽视了整体成本优化。 3 食品企业冷链物流效率提升与成本优化的协同策略 3.1 基于精准核算的成本控制 要实现冷链物流成本的有效控制，食品企业需要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冷链物流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资源消耗都清晰地记录下来。在运输环节，利用安装在冷藏车上的GPS定位设备和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控车辆位置和车厢温度，关联记录车辆的行驶里程、怠速时间、以及制冷机组的连续工作时长；在仓储环节，可以为冷库的不同温区安装独立的智能电表，将总体的电能消耗准确地划分到存储不同品类商品的冷藏区和冷冻区。获得了完整的成本数据后，财务人员可使用作业成本法，先分析清楚冷链物流中各个作业环节消耗的资源量，产生的成本；然后再根据各类产品对这些作业的实际消耗情况，将作业成本分配给产品。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去优化那些成本占比最高以及与价值创造不匹配的环节。 在企业能够清晰地衡量出各环节的成本后，将这些成本指标分解到具体的部门岗位并与其绩效考核挂钩：将单趟运输的燃油消耗指标、车辆行驶过程中的百公里油耗指标与运输车队和司机个人的绩效奖金关联起来，司机为达成更优的油耗指标，会自发减少急刹车、急加速，并在等待时尽量避免长时间怠速开启制冷机，从而降低能耗，减少成本。 3.2 依托技术升级提高冷链物流效率 在运输环节，企业需部署智能路线规划系统综合处理当前的城市交通路况、不同道路的收费情况、所有配送点的地理位置及其要求的时间窗口数据，通过算法计算出总耗时最短、总里程最优的配送路线，从而有效减少车辆因堵车和绕路产生的无效行驶时间，直接降低燃油费和路桥费。在末端配送环节，企业应推广使用移动冷链配送车：配送员在白天将本小区所有订单的商品一次性投放到柜中，系统会自动向消费者发送取货码，消费者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凭码自助取货。这样就将分散的、不同时的配送任务整合为一次性的、集中的投递，极大地减少了配送员在小区内的停留和等待时间，提高了人均配送效率。此外，还可以推广使用移动冷链配送车，停留在人流密集的区域，方便顾客就近自提，以及在订单高峰期为固定配送路线分担压力，从而显著缩短商品在末端配送环节暴露在非控温环境下的时间，减少因反复装卸和等待造成的品质损耗[5]。 3.3 构建成本与效率协同的长效管理机制 食品企业要确保冷链物流的优化成果能够持续下去，需要设计并推行一系列能够同时反映成本与效率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例如，“单位效率成本”，它可以用“报告期冷链物流总成本”除以“报告期安全准时送达的客户订单总数量”来计算。这个指标迫使管理者不能孤立地看待总成本的高低，而必须关注为完成每一个有效配送单位所付出的代价。企业还可以设置“温控达标率与成本达标率双指标”，要求运营部门不仅要保证服务品质，也要将实际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此外，食品企业还应主动与上游的食品产地冷库、下游的经销商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共享彼此的库存信息、销售预测和配送计划，从而做出更精准的生产、采购和配送决策。企业还可以与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探索“共同配送”模式，几家食品企业将发往同一区域或同一商超渠道的货物集中由一家物流公司进行统一配送，以此来显著提高单辆冷藏车的装载率，保证提升配送频率和服务质量，实现成本与效率的双重优化。 4 结语 要实现食品企业冷链物流成本的有效管控与效率的持续提升，需建立精准的全流程成本核算体系，清晰揭示各环节、各品类的真实成本动因，为成本控制提供准确依据；引入智能技术与优化末端配送模式，压缩不必要的资源消耗与时间浪费；并构建协同考核指标，推动供应链上下游的数据共享与资源整合。后续可进一步探索如何实现跨企业成本数据互联互通与协同优化，从而推动整个食品行业冷链水平的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1]付梦雅，向纯洁.物流服务中聊天机器人的使用意愿研究[J].现代广告，2025（10）：53-64. [2]张子凡，刘雨辰.基于成本约束条件下生鲜食品冷链物流配送路径优化研究[J].中国储运，2024（4）：64-65. [3]张茜茜.相变储冷技术在食品冷链物流中的应用[J].储能科学与技术，2024，13（2）：480-482. [4]明小菊，珠兰.城市生鲜食品冷链物流配送路径优化技术研究[J].包装与食品机械，2022，40（2）：76-81. [5]李航，董瑞.后疫情时代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食品冷链物流追溯体系构建[J].食品与机械，2021，37（5）：134-138+155.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助教 于知言 摘要：采购是企业供应链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其对企业的经营成本、资产安全和市场竞争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大部分企业的采购管理还存在着流程不规范、权责不明、风险防控不力的问题，造成了采购成本居高不下，舞弊行为频发。基于此，本文将深入剖析内控对企业采购的管控作用，并剖析企业采购管理现状，提出基于内部控制的企业采购管理对策，以期优化企业采购管理流程，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内部控制，采购管理，风险防控 1.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加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仅仅体现在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的开拓上，更多地依赖于供应链管理的精细化水平。而以供应链为出发点的采购管理，则贯穿了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整个流程，是企业资金流出的重要渠道，也是风险集中爆发的重要节点。因此，对采购管理进行优化是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企业可以将内部控制理念贯穿于采购管理的全过程，规范采购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各个环节，防范采购环节的各种风险，提高自身的采购管理水平，有效规避经营风险[1]。 2.内控对企业采购的管控作用 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内容，将其应用于采购管理中具有一定管控作用。一是能规范采购行为，防范操作风险。内部控制能通过制定清晰的采购管理制度和流程规范，明确采购申请、审批、招标、采购、验收、付款等环节的操作规范、顺序和职责界限，防止在采购过程中，出现流程混乱、操作不规范、权责交叉或缺失的情况。二是能防范财务舞弊，确保企业的资产安全。内部控制制度能通过权责分离、互相制衡的机制，将采购、审批、执行、验收和付款环节分离开来，防止因一人多岗、权责集中而产生的舞弊风险。 3.企业采购管理现状 3.1 采购内控体系不完善，制度针对性不足 部分企业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没有把内部控制思想完全融入采购过程中，出现制度简单、针对性差等问题。有些企业制定的采购管理制度过于笼统，仅制定了基本的采购流程，缺少具体的操作标准、控制要求和职责划分，这就造成了在实际操作中，采购人员无据可依，随意操作，而内控机制也很难落实。有些企业只是盲目地照搬其他企业的内控模式，没有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和采购需要来制定相应的制度，导致制度和实际情况相脱节，没有有效解决采购管理中的问题。而且，内部控制制度更新滞后，没有根据市场环境和采购方式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得制度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 3.2 采购流程不规范，权责划分不清晰 目前，我国企业在采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常见的问题，如采购流程不规范，权责划分不明确等。采购过程中存在着环节缺失、次序颠倒、操作不规范的现象，有些企业在没有提出采购需求的情况下就进行采购，采购审批流程不完整，物资验收不严格，付款没有审核，造成采购环节的漏洞，加大采购的风险。另外，在采购、审批、验收、付款等各个阶段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并不明确，发生问题的时候，互相推卸责任，责任不清[2]。一些企业甚至出现了采购部门同时承担采购实施、材料验收和支付的多重职责，权力和权限太过集中，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制衡性原则，给采购舞弊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3.3 采购监督考核不到位，内控执行乏力 采购监督考核是规范采购行为的关键工作，但部分企业的采购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监督缺位，考核流于形式。部分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采购监督考核部门和人员，采购监督工作由采购部门负责，但由于缺乏独立性和专业性，不能及时发现采购过程中出现的违规操作和舞弊行为。一些企业的监管只是表面上的，没有对整个采购过程进行深入监督，很难起到有效的监督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考核机制不完善，缺少全面、量化的考核指标，对采购成本、采购质量、采购效率、制度实施等方面的评价缺乏清晰的依据，评价结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同时，考核结果也没有和采购人员的绩效工资和岗位晋升联系在一起，导致采购人员积极性不足，甚至违反规章制度，导致采购内控制度形同虚设。 4.基于内部控制的企业采购管理对策 4.1 完善采购内控体系，增强制度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企业应根据行业特点、经营规模和采购需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采购内控体系，对整个采购过程的操作标准、控制要求和职责划分进行详细地阐述，并对采购申请、审批、招标、验收、付款等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以保证采购人员在实践中能够有据可依、有章可循。防止盲目地复制其他企业的制度，结合自身采购模式的特点，对内部控制过程进行优化，提高制度的针对性。同时，要建立系统的动态更新机制，根据市场环境、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采购方式的变化，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及时弥补制度的漏洞，保证制度的时效性和实用性。同时，要加强对采购管理制度的宣传和培训，使采购和各有关单位对制度的内容和要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提高其制度执行的自觉性。 4.2 规范采购全流程管理，明确权责划分与制衡机制 企业要根据“权责分离、相互制衡”的原则，对采购过程进行优化，明确各个环节的职责边界。要优化采购全流程操作，对采购申请、审批、实施、验收和付款等各个环节进行梳理，弥补缺失环节、颠倒顺序等问题，使各个环节的作业规范更加清晰。比如，采购申请书要根据采购预算和生产经营需要，报有关部门批准；在采购实施中，严格按批准的采购计划进行，对数量较大的采购，要履行招标手续；物资到货后，由专业的验收单位按验收规范对材料进行全面检查，并出具验收报告，对不合格材料应立即退还；在支付过程中，财务部对采购发票、验收报告、订货单等进行审核，核对无误后，按支付程序进行支付。企业还应明晰权责，在采购申请、审批、实施、验收、支付等各个环节中，明确职责分工，做到权责分离，互相制衡。同时，要对各部门和个人的职责进行界定，并制定相应的问责制度，一旦发生问题，要严格问责，保证流程的规范落地。 4.3 强化采购监督考核，确保内控制度落地执行 企业应加强对采购的监督和考核，完善采购监督考核机制，使监督常态化，对考核进行精细化，保证内控功能的充分发挥。设立专业的采购监督部门和监督人员，明确监督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和权限，保证监管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监管部门要强化对采购全流程的监管，特别是在采购审批、招标采购、材料验收、付款审核等方面，要对采购过程中存在的违规操作、舞弊行为和制度缺陷进行及时的识别，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对其执行过程进行追踪，以保证问题得到彻底地解决。完善采购考核机制，建立全面量化的评价指标，包括采购成本控制率、采购质量合格率、采购效率等，保证考核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可量化。同时，要加强考核成果的运用，把考评结果和采购人员的绩效工资、职务晋升、评优等直接联系起来，对考核成绩优异的采购人员给予表扬和奖励，对考核不合格或违规操作的，给予批评教育和处罚，情节严重者开除，使采购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充分地发挥，使采购人员能够更好地执行内控制度，规范采购行为。 5.结束语 采购管理是企业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是降低成本、防范风险、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抓手，而内部控制又是规范采购行为、防范采购风险、提高采购管理水平的重要支撑。应当注意的是，基于内部控制的企业采购管理优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对采购的内控制度和管理措施进行持续的调整，加强对内控的实施力度，使其在采购管理中的控制能力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 参考文献 [1]裴翔.关于加强企业采购管理的几点思考[J].商讯，2023，（15）：113-116. [2]沈翠华.企业采购管理机制建设浅探[J].新会计，2020，（03）：54-55. 中核凯利深圳核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韩修 内容摘要：为应对水务行业成本刚性强、价格传导机制受限的经营压力，本研究从业财融合的管理视角出发，系统剖析水务公司成本构成特征及传统管控模式存在的信息割裂、管控滞后、资源分散等深层问题，并提出具体优化策略。研究表明，将财务管控逻辑嵌入制水生产、管网运维、营销服务等核心业务流程的关键节点，能够推动成本管理从事后核算向全过程动态管控转型，而一体化信息平台的搭建则可为精准识别成本动因、支撑智能化决策提供技术基础。本研究可为水务企业在降本增效方面探索系统性管理路径提供参考。 关键词：业财融合，水务公司，成本管控，精细化管理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水务行业的资产规模与运营复杂度同步攀升。但由于水价受政府严格管制、调整周期较长，企业难以将不断上涨的能源、药剂、人工等成本向终端用户传导，利润空间持续收窄。与此同时，环保标准日趋严格，对污水处理工艺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推高了运营成本。传统水务企业的成本管理普遍依赖财务部门在期末进行总量统计及差异分析，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长期存在，导致成本偏差发现滞后、责任归属模糊、资源配置缺乏数据支撑。在此背景下，如何借助业财融合理念重塑成本管控体系，将财务管理能力深度融入业务运营全过程，已成为水务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二、水务行业成本构成特点分析 水务行业的成本结构具有显著的资产密集型特征：供水管网、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折旧摊销在总成本中占比较高，且这类沉没成本一旦形成便难以在短期内压缩，导致成本刚性远强于一般制造业。与此同时，水务运营高度依赖电力消耗与药剂投入，能源价格波动、环保标准趋严都会直接推高变动成本，而水价受政府管制调整滞后，企业难以将成本增量及时向终端传导，致使利润空间持续承压。此外，水务公司普遍面临管网老化带来的漏损问题，产销差率居高不下，这意味着大量已发生的制水成本无法转化为有效收入，从而形成隐性损耗。从成本归集角度看，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多业务板块共用人员及设备，间接费用的分摊缺乏精细化标准，容易造成各业务单元成本边界模糊，削弱管理层对真实成本动因的识别能力[1]。 三、业财融合对成本管控的核心价值 （一）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数据贯通 水务公司长期存在业务与财务系统割裂运行的问题：生产调度、管网运维、客户服务等环节产生的数据停留在各自的操作平台，财务部门获取的信息往往是经过汇总、滞后甚至失真的结果性数据，难以还原成本发生的真实场景。业财融合的核心价值首先体现在将分散的数据流整合为统一的信息链路，使每一笔制水能耗、药剂领用、设备维修工单都能实时映射到对应的成本科目，财务人员据此可以穿透报表数字，追溯至具体的业务动作。当数据在业务端采集时即完成财务标签的嵌入，成本归集便从事后统计转变为伴随业务流程的同步记录，信息的颗粒度与时效性同步提升。更关键的是，贯通后的数据能够支撑跨部门的联合分析，例如，将管网漏损率与对应区域的维修投入进行关联比对，揭示出传统报表中被平均值掩盖的低效环节，为精准降本提供此前无法获得的决策依据。 （二）强化过程管控，提升管理效率 传统水务成本管理侧重于年终决算阶段的差异分析，管理介入的时点明显滞后于成本实际发生的过程，偏差一旦累积到财务报表层面，往往已错失纠偏的最佳窗口。业财融合将管控节点前移至业务执行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在采购申请提交时便触发预算额度校验，在药剂投加操作中即对照标准用量生成偏差预警，在外委维修验收时即联动合同条款进行费用审核，由此将成本控制嵌入日常运营的“毛细血管”，而非仅依赖期末的总量考核。这种过程化管控带来的效率提升不仅体现在发现异常的速度方面，更体现在责任归属的清晰度方面：每个成本偏差都可以追溯到具体的岗位、工单乃至操作时段，考核评价因此具备了客观、细化的数据支撑，避免了以往“总额超支但无人担责”的管理困境。当管控颗粒度从月度细化到单次作业，管理层对成本趋势的感知将从被动接收报告转向主动干预过程[2]。 （三）促进协同联动，优化资源配置 水务运营涉及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多条业务线，各板块在人员调配、设备共享、物资储备等方面存在大量交叉，但在传统管理模式下，各业务单元独立编制预算、分别采购物资，资源配置呈现明显的条块分割状态，重复购置与闲置浪费并存的现象较为普遍。业财融合为打破这种部门本位的资源配置方式提供了底层逻辑：财务视角下的全口径成本数据能够揭示各业务线的资源占用效率差异，使管理层得以在全公司范围内识别冗余产能并实施再分配。例如，将各水厂的药剂库存数据与实际消耗速率进行动态匹配后，集中采购规模与配送频次可以按需调整，既降低资金占用，又减少库存损耗。业财融合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当财务分析能力深入到业务决策的前端时，投资扩建及工艺改造等重大资源配置决策将不再仅凭工程技术论证，而是同步纳入全生命周期成本测算，从源头上避免因决策片面而形成长期的成本负担。 四、水务公司业财融合驱动下的成本管控优化策略 （一）构建业财一体化成本管控体系 水务公司若要从根本上改变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各自为政的管控格局，首先需要在组织架构层面建立业财联动的机制基础：由财务部门牵头设立业财融合专项工作组，抽调生产运行、管网管理、营销服务等业务线骨干，共同制定覆盖全链条的成本管控规则。在此基础上，公司需要重新梳理成本归集的口径，将按部门汇总的粗放模式调整为按业务流程节点归集，例如，将制水环节细分为取水、净化、加压、输配等子流程，对应独立的成本中心，并明确责任主体；预算编制环节应打破财务部门单方面下达指标的做法，改为由业务部门根据生产计划、设备检修安排等实际需求自下而上报送草案，财务部门结合资金约束进行平衡调整，形成双向协商机制；在考核方面，公司应将吨水成本、单位能耗、药剂单耗等关键指标纳入各部门月度绩效，偏差超过阈值的部门须提交专项分析报告并限期整改，形成“预算约束—过程跟踪—偏差问责”的闭环管理链条[3]。 （二）推进制水生产环节精细化管理 制水生产是水务公司成本消耗最为集中的环节：电力、药剂、人工三项费用合计通常占运营总成本的六成以上，业财融合驱动下的成本管控应将其作为精细化管理的首要突破口。在能耗方面，公司应按水厂逐台设备建立能耗台账，记录每台水泵的运行时段、功率负荷与产水量，将单位产水电耗作为核心指标按班组每日统计，财务部门据此核算各水厂电力成本差异并定期发布对标排名，对能耗偏高的水厂配合其编制节能方案，例如，将工频水泵更换为变频调速设备或优化峰谷电时段的运行方案。在药剂管理方面，公司应建立基于源水水质波动的动态投加模型，根据浊度、pH值等参数实时调整混凝剂与消毒剂投加量，避免人工经验投加造成过量浪费，财务部门按月比对实际用量与模型理论用量的偏差。在人工成本方面，公司可结合自动化改造进度推进岗位整合，例如，将分设的加药、加氯、沉淀池巡检等岗位合并为综合巡检岗，释放人力资源，使其向管网维护等薄弱环节倾斜。 （三）强化管网运维管控，实现动态化实时监控 管网系统是水务公司资产规模最大、成本漏损最隐蔽的领域。漏失水量对应的制水成本直接侵蚀利润，但在传统管理模式下，运维支出采用年度总额控制，缺乏对具体管段的成本追踪能力。在业财融合框架下，公司应建立以管段为最小单元的运维成本台账，将每次抢修、检漏、阀门更换的人工费与材料费归集到对应管段编号，使管网资产全生命周期成本可追溯。在此基础上，公司需将分区计量系统采集的流量数据与财务系统对接，按区域计算产销差率并折算为经济损失金额，对漏损严重的分区优先安排管网更新投资。在日常巡检方面，公司应推行基于风险评级的差异化策略，对管龄长、爆管频率高的管段缩短巡检周期，对状况良好的管段适当延长间隔以节约人力。当管段维修频次达到预设阈值时，系统应自动触发经济性评估流程，由业务部门提供技术方案、财务部门测算维修累计成本，并与一次性更新投资进行比较，据此决定继续修补还是整体置换。 （四）优化营销服务费用，实现集约化配置 水务公司的营销服务环节虽不像制水生产需消耗大量能源，但抄表收费、客户服务、用户报装等分散性业务所产生的人力成本长期缺乏精细化管控，在业财融合视角下同样存在较大优化空间。在抄表收费环节，公司应制定分批次智能水表替换计划，优先在抄表难度大、人工成本高的乡镇地区安装远传水表，财务部门需核算每个区域的单户抄收成本，以确定改造优先顺序。例如，某片区单户抄表成本年均45元，而远传水表年均摊销仅为20元，则该片区应纳入优先批次。在客服渠道方面，公司应整合热线电话、营业厅、微信公众号等分散入口，搭建统一调度平台，将简单咨询引导至自助渠道，人工座席集中处理报修派单、投诉等专业事项，按工单类型分别归集各渠道运营费用，并定期比较单笔成本差异[4]。 （五）完善信息平台，支撑智能化决策 上述各项策略的落地执行离不开信息系统支撑，水务公司应以现有ERP系统为核心，分步搭建覆盖生产调度、管网监控、营销服务、财务核算的一体化数据平台。第一步是打通各业务系统的接口，将SCADA系统采集的水厂运行数据、GIS系统记录的管网资产信息、营收系统存储的用户用水数据统一汇入数据中台，建立标准化数据编码规则，确保同一笔业务在不同系统中可自动关联。第二步是在数据中台之上部署成本分析模块，按预设的成本中心体系自动归集各环节费用，生成吨水成本、管网单位维护成本等关键指标的实时看板，管理层可按区域、水厂等维度下钻查询以快速定位异常点。第三步是引入智能预测功能，利用历史数据训练能耗预测与管网故障概率模型。例如，根据季节性水量变化预测未来一个月各水厂的电力与药剂需求量，财务部门据此提前锁定采购价格或调整资金安排。在平台建设过程中，公司还应同步制定数据治理制度，明确各部门数据录入责任与质量标准，对关键字段设置校验规则，防止无效数据进入系统。 五、结语 业财融合可为水务公司成本管控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提供清晰的实施框架，其核心在于将财务管控逻辑从后台报表层面前移至业务执行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使成本数据的采集、归集、分析与业务动作同步发生而非事后追溯。未来，随着智能水表普及率提升、物联网传感设备在管网监控中的广泛部署，水务企业将积累更大规模的实时运营数据，业财一体化平台的分析深度与预测精度也将随之增强，成本管控有望从当前以偏差预警为主的阶段逐步迈向基于算法模型的前瞻性资源调度。值得关注的是，技术工具的升级仅是实现手段，管理层能否真正建立起业务部门主动参与成本管控的激励机制，才是决定业财融合成效能否持续释放的关键。 参考文献： [1]何静远.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水务公司融资策略与效益提升路径[J].创新世界周刊，2026（03）. [2]汪志强.业财融合背景下基层水务公司投资决策优化及发展路径[J].投资与合作，2025（10）. [3]韩文星.水务公司精细化财务管理探究[J].市场周刊，2025（15）. [4]马艳芳.水务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弱点与应对策略[J].中国市场，2025（13）. 重庆永川枢纽港产业园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金平静 摘要：科技档案是国企重要的信息资源与无形资产，源于国企经营生产、科学研究、技术攻关等活动，完整记录国企科技发展路径，对于推动国企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数字化浪潮下，科技档案管理逐步朝着智能化、协同化的方向发展，智能化协同技术的应用开创了科技档案管理的新局面。论述了智能化协同技术的概念及其对科技档案管理的作用，并根据科技档案管理需求构建智能化协同平台，阐述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技术在档案组卷、审查、开发利用和安全风险防范中的应用，旨在为科技档案管理的数智化转型提供思路。 关键词：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技术，国有企业，数智化转型 科技创新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担当时代重任、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科技档案作为国企科技创新的资源支撑，近年来在数字化浪潮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特征、新趋势。国企科技档案价值高、数据体量庞大，传统以人工录入、审核、管理为主的科技档案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档案开放、共享、协同的管理需求。而智能化协同技术在科技档案管理中的应用为科技档案的智能化归档、资源开发、档案服务提供了无限可能。因此，有必要研究智能化协同技术与科技档案管理的适配性，利用智能化协同技术开创科技档案管理新篇章，以分类有章、流程标准、资源丰富的科技档案赋能国企科技创新。 1 智能化协同技术及其在国企科技档案管理中的作用 1.1 智能化协同技术概述 智能化协同技术是指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集环境感知、自然语言分析、大模型、强大算力算法、决策识别与执行、多智能体通信协作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化技术体系。自人工智能诞生以来，便引发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单一智能体凭借其计算资源大、算力算法强、自学习与自适应等优势在诸多领域表现出独特的优势。然而在愈发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单一智能体因自身设计、适应场景等局限性呈现出明显的弊端，在此背景下，智能化协同技术应运而生。智能化协同技术将多个智能体结合为有机整体，在面对复杂的任务需求时对任务进行智能分解，通过多个智能体的并行处理和协同配合解决复杂的任务问题。在实际应用中，智能化协同技术以AI大模型为中心，利用大模型为多个智能体的任务分工、协同配合提供框架，同时利用深度学习、分布式计算、群体智能算法等技术手段打造智能化协同系统，系统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的任务需求、现有条件等自定义系统功能模块，支持系统扩展、优化，使系统适应更多的应用场景。就科技档案管理而言，智能化协同技术的应用起步较晚，仍需进一步探索智能化协同技术应用的新场景，推动科技档案管理的数智化转型[1]。 1.2 智能化协同技术在科技档案管理中的作用 2024年，国务院国资委启动“中央企业‘AI+’专项行动”，于2025年2月召开中央企业“AI+”专项行动深化部署会，会议强调：“要抓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窗口期，强化科技创新，聚焦关键领域加快掌握‘根技术’，坚定攻关大模型。”人工智能与档案管理领域的融合实行已久，知识问答、公文智能生成、智能搜索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科技档案管理效率。但科技档案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依然存在技术、场景、知识碎片化问题，科技档案归档、审核、流转、资源开发与利用、档案服务等环节联动性不足，科技档案对国企科技创新、生产力提升、管理提效的支撑作用不足，与各项业务活动的协同性不足，导致技术局限性较大。而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文、会、事、人、财、物的全流程、一体化智能协同，深入挖掘科技档案数据价值，真实反映从科技创意萌发到科技创新落地的技术攻关历程，从中提取关键技术路线，结合技术研究、技术实践等环节中产生的历史数据、实时数据生成创新性思维，集成并运用科学研究、技术革新等关键领域的知识经验，将科技档案资源切实转化为国企的生产力、软实力和竞争力[2]。 2 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平台建设思路与功能设置 2.1 坚持需求引领做好平台建设规划 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平台是应用智能化协同技术的重要基础，旨在通过系统集成、数据对接和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加速科技档案数据流转，为后续科技档案数据的采集、分析、挖掘等做足准备。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平台的建设要以需求为导向，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升级，国企科技档案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传统以人工录入为主的科技档案工作方式存在效率低下、数据失准等弊端，并且难以精准定位和追踪科技档案使用流程，再加上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性较差、数据标准不统一，使得科技档案的归档、整合、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着重重困境。因此，提升科技档案工作效率，破除数据壁垒是建设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平台的目标之一。同时，国企科技档案数量大、种类多、价值高，通常围绕一个独立的科技项目形成，档案文件之间具有密切关联，并且由于科学技术更新速度快，科技档案在特定时间、领域内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但对新问题、新场景的指导意义较小，所以科技档案具有成套性和时效性的特点。鉴于此，需要对科技档案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要求智能化协同平台可以快速实现对科技档案数据的溯源、整合、价值挖掘、智能关联、实时更新，能够为科学研究等活动提供决策支持。另外，科技档案具有机密性，系统稳定性、可扩展性等都会直接影响科技档案的安全性。因此，要将安全防护作为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平台建设的着力点，织密筑牢科技档案安全防护网，强化风险监测、预警与防控能力。 2.2 坚持量质并举设置平台功能 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关键在于将存量档案数字化，运用AI大模型、自然语言处理等智能化协同技术建立量质并举的科技档案资源体系，为不同的档案使用者提供便利。对于此，可以设置如下平台功能。 数字化采集与存储：利用光学字符识别（OCR）、无线射频（RFID）等技术实现纸质档案的数字化转换。同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大数据存储等技术实现对科技档案数据的自动化采集与存储，根据档案使用者的需求，按科技项目、学科、产品等对科技档案进行智能化分类，生成科技档案知识库。另外，采用“一档一码”的方式对科技档案进行编码，在体现科技档案类别的同时突出档案时序，为后续的档案利用提供便利。 智能化协同管理：在智能化协同技术的支持下，塑造立档、管档、查档一体化的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管理流程。立档阶段，相关部门提交科技文件，与档案管理人员协同完成立档工作；管档阶段，依托智能化协同技术，从档案接收环节起，对档案进行智能化、自动化分类，并将其存储至对应的科技档案专题知识库，同时开展数据档案的统计分析工作；查档时，提供智能检索与语音检索服务，档案使用者只需输入关键词、检索条件或录入语音指令，即可从知识库中调取所需档案资料。 智能监控与安全防护：实时监控科技档案访问与使用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发出预警，管理人员及时查明原因并解决问题。同时，定期备份档案数据，避免档案数据丢失，为科技档案提供安全保障。 科技档案智能编研：以科技档案服务场景化为核心目标，依托智能化协同技术推进科技档案编研工作。平台针对管理、生产、节能减排、资源节约等多元场景，提供智能化编研方案，为档案编研的选题策划、编前研究、素材筛选、编研材料精细加工等环节提供专业参考。同时，通过三维可视化等智能化协同技术，打造清晰简洁、直观形象且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档案编研成果[3]。 3 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技术在国企的应用 3.1 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组卷 数字化浪潮下，伴随着信息系统在国企内的普及，大部分科技档案文件能够通过信息系统自动化生成与组卷，但部分档案文件依然需要线下生成，且在科技会议、科学研究及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音视频资料具有数据复杂、非结构化的特点，线下文件以及音视频资料的组卷成为科技档案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对于线上生成的文件，可以通过智能化协同平台进行档案数据的采集、分类、入库存储与统计分析；对于线下生成的档案文件，可以利用智能化协同技术，尤其是智能图像识别技术、语义关联技术等提取档案文件的关键信息，智能化生成符合线上组卷要求的文件格式，并通过智能化协同平台进行组卷；对于音视频资料，其组卷难度较大，可以采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自然语言处理（NLP）、智能识别等智能化协同技术识别音视频资料中的特定场景，运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算法以及大规模语义分类等智能化协同技术将音视频中的关键信息映射到专业术语体系之中，运用大量训练数据添加标签并生成音视频资料的摘要，最终将音视频资料转化为线上文件并完成组卷[4]。 3.2 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审查 科技档案组卷完成后，为了确保科技档案的准确性、可靠性、真实性与完整性，需要对科技档案进行审查。科技档案源于国企日常生产经营、科学研究活动，具有数据规模庞大、数据类型不一致、数据格式不统一等特点，审查流程复杂、工作量大，传统以人工判断为主的审查方式会降低档案归档效率，并且容易引发错误。鉴于此，可以将智能化协同技术运用到科技档案审查环节。具体而言，智能化协同技术能够为各方审查主体搭建协同化审查平台，结合科技档案管理相关原则、制度编制科技档案审查计划、审查工作细则、审查内容与审查标准，由总工程师或科研负责人牵头，由科技领导、相关专业科技人员、科技档案鉴定人员协同配合。在此基础上，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中文分词、词性标注、关键词提取、关键词相似度分析、自动分类等技术构建科技档案审查模型，并运用深度学习算法优化模型。在审查工作中，可通过自动化手段调取智能化协同平台上已组卷完成的科技档案，依据预设规则智能生成对应的科技档案鉴定方案；运用语义判断技术对科技档案开展初步审查后，由科技档案鉴定人员借助模型对档案全文内容进行鉴定，同时保留鉴定依据与鉴定路径，并输出可视化的鉴定成果，从而显著提升科技档案审查效率。 3.3 科技档案智能协同化开发利用 国企科技档案管理坚持“以用为本”，智能化协同组卷、存储与归档等环节，均是为科技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基础。鉴于科技档案具有时效性特征，需将智能化协同技术应用于科技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首先，挖掘并利用科技档案资源，借助智能化协同技术构建科技档案知识图谱，完整呈现技术路径与科技成果；同时，将科技成果与国企的经营计划、战略规划、预测决策以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开发等业务进行关联分析，全面识别科技档案的服务场景。此外，根据科技档案服务需求构建适配国企的AI大模型，对科技档案信息进行自动化加工处理，智能化生成科技专题汇编、引进技术专项手册等成果，为国企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智能化的科技档案服务。其次，建立智能化协同的科技档案开发利用效果反馈机制，运用智能化协同技术采集、处理并分析档案查询、档案平台访问等数据，评估科技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效果，深入了解档案使用者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总结开发利用经验，动态调整并优化科技档案开发利用方案。通过设置档案专题、拓展服务场景、畅通服务渠道等方式，使科技档案开发利用的形式与内容契合国企战略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进而提升科技档案服务的质量与效率[5]。 3.4 智能化协同防范安全风险 在科技档案管理数智化转型过程中，智能化协同技术的应用为档案的组卷、审查、归档、查询和利用提供了便利，但也引发了更为复杂的数据安全问题。科技档案机密性强，一旦泄露、损毁便会给国企带来巨大的损失，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科技档案管理环境，为科技档案提供安全保障，需要利用智能化协同技术构建完善的档案数据安全防护体系。首先，利用区块链技术将科技档案分散存储在多个网络节点上，避免因单个节点存储设备、系统损坏而导致科技档案数据丢失。同时，利用区块链中的哈希算法、数字签名等技术避免档案被窜改，通过权限设置、身份校验确保档案使用安全。另外，在档案流转与审批中，利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功能设定档案流转、使用规则，档案使用者提交档案访问申请，触发预设的审批流程，达到审批条件后即可调取使用者所需档案资料，反之则拒绝访问申请。其次，运用基于智能化协同技术的入侵检测系统，在采集、挖掘数据的同时将入侵检测、漏洞扫描、病毒防范等网络安全功能整合为有机整体；同时，通过与防火墙、路由器等设备的协同联动，在检测到网络攻击时智能化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实现对网络安全威胁的精准预测和主动防御，为科技档案提供安全保障。 4 结束语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迭代升级的大环境下，科技档案管理数智化转型迫在眉睫，在国企科技档案管理中运用智能化协同技术有助于加强科技档案服务、深挖科技档案数据价值并形成全链条、一体化的科技档案管理体系。通过搭建科技档案智能化协同管理平台，将智能化协同技术应用于科技档案组卷、审查、资源开发利用及安全风险防范等环节，能够充分发挥智能化协同技术的优势。未来，智能化协同技术在科技档案领域的渗透性将明显增强，这就需要积极开拓智能化协同技术应用的新场景，不断拓展智能化协同管理平台的功能，在智能化科技档案服务上下足功夫，将科技档案资源转化为国企创新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杨洋.推动跨领域科技档案整合与共享的保障路径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5，41（5）：115-117. [2]卢林豪.科技档案与科学数据协同开发策略[J].山西档案，2025（5）：124-126. [3]郭明霞.基于互联互通档案资源共享平台的创新应用[J].福建冶金，2025，54（3）：55-57. [4]李婷.企业科技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J].办公室业务，2025（7）：34-36. [5]安容蒂.云计算视角下科技档案信息化管理策略探究[J].兰台内外，2025（9）：32-34.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永妮；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张梦 宋文杰 宋健荣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6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