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经济“供强需弱”的矛盾仍然突出。“供强需弱”既是经济阶段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问题，也有着深刻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性因素。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供给为导向、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是“供强需弱”的主要原因，以生产为导向、向供给端倾斜的制度安排是“供强需弱”的体制性因素。“供强需弱”的发展态势表明，我国的供需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已经由供给端转向需求端。为此，宏观政策需要进行调整和转型，并把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关键词：供强需弱　宏观政策转型　制度创新　发展模式

我国经济运行“供强需弱”矛盾仍然突出

2026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但经济运行“供强需弱”的矛盾仍然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供给端方面，2026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5.4%和4.8%，虽较一季度有所回落，但增势仍然强劲；需求端方面，2026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4%，两项指标不仅较一季度明显回落，而且均明显弱于供给端。当前，“供强需弱”态势与经济结构性分化相互叠加、交织影响，使经济运行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一是供给端增势较为强劲，但内部分化明显。2026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仍保持高于5%的增速，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5.1%和9.5%，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更是实现超常规增长，但传统制造业面临需求不足、成本上升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压力，增势明显减弱。

二是需求端整体偏弱，投资和消费同步走弱。2026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延续2025年以来的负增长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步走弱。其中，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5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出现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单月转负，同比下降0.6%。投资和消费出现多年来少有的同步负增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三是出口超常规增长，但面临的外部压力增大。2026年1—5月，我国出口总值（以人民币计价）同比增长11.8%，其中5月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8%。这与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需求旺盛拉动集成电路以及数据设备出口超常规增长有关。随着中国出口规模扩大，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升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提高，面临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

从宏观层面看，“供强需弱”主要表现为价格持续走低。2026年以来，我国价格温和回升，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回升幅度明显高于居民消费价格（CPI）。5月，PPI同比上涨3.9%，高于CPI涨幅2.7个百分点，表明价格回升在相当程度上是上游能源、原材料和工业品价格回升带来的，并非主要是需求回暖驱动的。在终端需求偏弱的情况下，上游能源、原材料涨价的成本压力不能顺畅传导至下游消费品，有可能挤压中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

从微观层面看，“供强需弱”增加企业经营压力。需求疲软引发产能利用率下降，产品销售价格回落，导致企业盈利空间收窄，部分行业陷入“内卷式”竞争，不但加大企业经营压力，而且影响企业投资意愿。2026年1—5月，在设备更新政策保持较大力度的情况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为-0.4%，表明需求走弱仍有可能向供给端传导。

“供强需弱”是经济阶段性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观察，“供强需弱”既是我国经济发生阶段性变化以后出现的现象，也有着深刻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性因素。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们更多从供给侧定义“新常态”，聚焦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最突出的特征是增速换挡，由两位数增长降至个位数。但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不仅供给侧扩张速度放缓，需求侧扩张也在减速，并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影响需求侧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

第一，人口结构变化引发需求扩张放缓。2012年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2022年，总人口数量进入负增长通道。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制约消费需求扩张，这既是制约需求扩张的基础性因素，也是中长期影响消费需求的内生性因素。

第二，疫情冲击进一步强化需求端约束。2020年发生的世纪疫情对供需两端都造成巨大冲击，但需求端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更加严格，所受到的冲击明显大于供给端。尽管疫情过后各方面都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但疫情冲击对内需造成的深层次影响仍具有滞后效应。

第三，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形成需求收缩效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房地产市场峰值时，我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高达18.2万亿元，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大幅降至8.4万亿元，形成近10万亿元的总需求缺口。虽然近年来先后有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等“新三样”，以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机器人等激活市场需求，但短期内仍难以抵补房地产市场调整所形成的需求缺口。

第四，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抑制消费需求。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的资产减损对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形成收缩效应，部分家庭主动选择提前还贷方式修复资产负债表，居民消费更趋谨慎。居民加杠杆意愿持续减弱，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由2024年的61.4%回落到2026年一季度的59.0%，这给居民扩大消费带来影响。

第五，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抑制投资需求扩张。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逐步积累，加之近年来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偿债压力不断增大，防范债务风险的“红线”约束日益强化。部分高风险地区的投资项目融资受到限制，对投资需求形成影响。化解存量隐性债务，要求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客观上也会抑制投资需求扩张。

事实上，2015年以后，需求侧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扩张速度都明显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从两位数降至个位数（见图1）。

从投资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由2014年的13.4%降至2015年的8.6%，此后便一直在个位数区间波动，总体上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持续低于GDP同比增速。2025年以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负增长，这是在实施“两重”建设项目背景下出现的，表明扭转投资下滑态势不仅十分紧迫，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从消费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由2017年的10%降至2018年的8.8%。受疫情影响，2020年和2022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均出现负增长，2021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因上年基数较低出现两位数增长，其他年份都在个位数区间徘徊，2024年和2025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分别增长3.5%和3.7%。

总体来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由两位数降至个位数的拐点分别出现在2015年和2018年，而GDP同比增速由两位数降至个位数的拐点出现在2010年，也就是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降滞后于GDP减速，但降幅却明显大于GDP的降幅，特别是在2017年后，除受疫情影响出现扰动外，总体上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低于GDP同比增速，表明需求端持续弱于供给端，需求侧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

“供强需弱”有着深刻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性因素

“供强需弱”既是我国经济阶段性变化的产物，也有着深刻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性因素。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供给为导向、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是形成“供强需弱”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曾长期处在短缺经济状态，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阶段，商品和服务供给仍然不足，因此，在发展模式上都是以解决短缺和供给不足问题为导向的。虽然2012年以来供需形势逐步由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但这种增长模式依然具有强大惯性而得以延续。增加供给就要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依靠扩大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但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断积累，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供强需弱”的不平衡态势。

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于弥合供需缺口、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以及抵御外部冲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都通过发债上项目、扩大投资拉动国内需求，有效对冲外部需求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步暴露出来，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下降，增量资本产出比逐步降至历史低点；在微观上则表现为投资收益率下降，企业因投资收益率过低而缺乏投资意愿。地方政府是投资驱动增长的重要主体，长期以来依靠负债扩大投资，随着债务逐步积累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偿债压力逐步增大，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明显减弱。

与此同时，供大于求的“剩余”部分往往需要通过扩大出口实现平衡。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增大，虽然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仍然不高，但出口和贸易顺差规模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总量的比值仍然是上升的，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显然，传统的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加快向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型。

以生产为导向、向供给端倾斜的制度安排是“供强需弱”的体制性因素。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模式高度关联。为解决短缺和供给不足问题，过去在制度设计上都是以生产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取向明显向生产领域倾斜。随着生产规模持续扩大和供给能力增强，供求关系逐步发生变化。近年来，我国商品供给极大丰富，产业领域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压力，但这套体制因其强大的制度惯性而延续下来。比如，生产导向的财税体制。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体，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扩大产能增加税收，客观上导致地方政府重生产、轻生活，重投资、轻消费，重“投资于物”、轻“投资于人”。1998年我国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改革目标，但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较低。又如，地方以GDP为核心的竞争机制。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往往会聚焦供给侧发力，向生产领域集中配置资源，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扩大生产规模，容易形成产能快速扩张和引发重复建设。再如，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为支持生产端低成本扩张，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有的地方变相搞土地“零地价”，或商业银行对发放给生产性企业的贷款实行低利率等，这些都相当于对生产和投资的隐性补贴。此外，传统落后产能出清困难，经营主体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也是“供强需弱”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总之，通过制度安排推进资源向生产领域集聚，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产能持续扩张，客观上形成生产领域的“软约束”，而居民消费则面临可支配收入增长受限和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硬约束”，形成“供强需弱”的体制性因素。

“供强需弱”态势下的宏观政策调整和转型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这表明，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逐步由供给端转向需求端，宏观政策的重心也要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财政政策看，针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既要保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力度，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对总需求形成正向拉动作用，以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同时也要加快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比重，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增加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支出，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进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为更好地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要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财政。“十五五”时期财政资金安排要更多转向“投资于人”，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相应减少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比重，从而提高“投资于人”的比重。同时，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坚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相结合，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内需潜力，形成国内需求相对于供给由弱转强的内生动力，实现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货币政策看，随着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由供给端转向需求端，货币信贷增长的条件也发生明显变化，流动性环境从相对短缺转为相对宽松。在此条件下，货币政策数量调控的作用大幅下降，价格调控的重要性持续上升。过去，货币政策往往将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型指标作为与经济增长挂钩的目标，但目前M2、社会融资规模、贷款余额已经很大，而房地产和融资平台等主要贷款需求方的融资需求收缩，新增信贷往往需要先填补存量债务收缩的缺口才能实现正增长，货币政策追求数量扩张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要逐步淡化数量型目标，强化价格型工具的作用。

从金融需求结构看，随着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和科技型企业大规模兴起，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占比稳步上升，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在202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贷款占比为45%；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为47%，首次超过贷款。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金融循环正在从过去“房地产—土地—金融”的传统模式向“科技—产业—金融”的新模式加速转变。随着经济对信贷的依赖度下降，直接融资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需要加快金融体系适应性调整，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股权类金融工具，同时相应调整完善货币政策框架。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随着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持续扩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财政政策操作对流动性的影响和作用增大，需要探索建立协同机制，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目标上有机整合与协同发力，以更好应对“供强需弱”矛盾，促进经济转向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

推动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

推动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改变“供强需弱”格局、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根本途径，需要把政策调整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形成释放内需潜力的可持续动力。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长期以来，我国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消费地政府难以从中受益，对促进本地消费动力不足。要加快落实“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定下划地方”的改革举措，激励地方政府扩大消费的积极性。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财力。

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供给结构优化升级。利率市场化既要完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也要健全市场利率的形成机制。在政策利率层面，应疏通短端利率向长端利率的传导路径，理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定价机制；在国债收益率曲线层面，应持续改善基准利率曲线的代表性与完整性，为市场主体的利率定价提供更为坚实的参考基础。

健全落后产能退出机制。落后产能出清是推动供给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途径。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健全传统产业经营主体退出机制，解决退出渠道不畅、退出成本过高、退出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提高市场重组、出清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营主体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研究表明，如果农业转移人口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则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30%左右。要加快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常住地政府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能。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大战略举措。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规则不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内卷式”竞争时有发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问题，必须从规则入手，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推动各地招商引资从比拼优惠政策的“政策洼地”向比拼营商环境的“改革高地”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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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王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