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根基。诚然，人口众多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地区或经济体必然强大，但人口规模不足的小国，注定难以成长为真正的强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关乎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乎中华民族世代繁衍生息、永立世界强大民族之林。要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5月5日主持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改善对孤寡、残障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服务，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了新课题”，并强调“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倡导积极婚育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
秦汉以来中国人口变动
（一）新中国之前中国人口数量
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古代人口数量多为学界估算，不同研究、典籍记载略有出入，但也整体能够勾勒出从秦汉到民国的人口发展脉络。
秦朝全国人口约2650万。西汉疆域辽阔，人口增至5850万。历经东汉末年与三国战乱，西晋人口回落至3600万左右。隋朝统一全国后，人口恢复至4500万。唐朝人口进一步增长，达到5500万。北宋疆域远不及汉朝，宋与辽以河北白沟为界，但当时农业技术快速发展，粮食产量与社会富余物资大幅提升，足以供养更多人口，宋朝也是我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的朝代。到了明朝，全国人口突破2亿。清朝版图进一步扩大，人口接近4亿。到了民国时期，1928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4.7亿。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变动情况
1.人口总量
1953年全国人口为6亿人，1964年增至7亿人。随后仅用5年，1969年人口便突破8亿人。这一阶段人口增长迅猛，主要是因为三年困难时期过后，1962年至1963年国内迎来生育高峰，叠加人口基数扩大，推动人口快速上涨。1974年全国人口突破9亿人，1981年跨过10亿人关口，1988年达到11亿人，1995年增至12亿人。从9亿人到12亿人，每增长1亿人平均用时7年。由于人口基数不断变大，同等时长下人口增幅逐步收窄，也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成效逐步显现。此后人口增长进一步放缓，2005年人口突破13亿人，用时10年；2017年突破14亿人，用时12年。2021年我国人口达到14.13亿人，这大概率会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人口最高点。在此之后，我国人口连续四年净减少，2025年人口净减少339万人，四年累计减少771万人。如果没有特殊变化，人口总量下降或将成为新常态。
2.人口自然增长率
我国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数据显示，1969年之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保持在20‰以上。全面实行计划生育以后，这一数值逐步回落至10‰以上。到了2000年，自然增长率降至个位数，从7.5‰左右逐步降至5‰以下。2015年至2020年的五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再度大幅下滑，降幅约3.5个千分点。此后连续四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转为负值。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变化
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主要是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我国年度死亡人口整体保持稳定，选取部分年份数据可见，数值大致在800万人至1100万人之间波动，浮动区间约300万人。即便全国总人口从6亿多人增长至14亿人，死亡人口增幅依旧平缓，这得益于城乡医疗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水平持续提升。相比之下，出生人口下滑幅度大、速度快。20世纪70年代之前以及90年代部分年份，我国年出生人口常年维持在2000万人以上，其中1963年出生人口达到峰值2954万人。此后出生人口逐步回落，跌破2000万人；2022年降至千万人以下，较峰值减少超过1000万人；2025年出生人口仅792万人。
（四）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TFR）变化
出生人口快速下滑，核心原因是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育龄妇女一般指16岁-49岁女性，总和生育率是一名女性终身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该指标通过测算得出，无法直接普查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1950年总和生育率为4.42，1957年升至6.00左右，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后的补偿性生育，1963年迎来历史峰值，总和生育率达到7.52。此后该数值持续回落，1975年降至3.60，1980年为2.74，1982年小幅反弹至2.97，1985年回落至2.63。
1995年是重要节点，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90，跌破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通常一个国家或地区想要维持人口总量稳定，总和生育率需达到2.1左右。之所以略高于2，是因为部分人群会因疾病、意外等因素无法完成生育，只有达到2.1才能实现代际人口平衡。自1995年后，我国总和生育率整体缓步下降，仅个别年份小幅反弹，到2025年已降至1.03，意味着当下女性终身平均生育子女仅1个出头。
不少人会有疑问，身边不乏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这是因为育龄群体内部存在明显分化：一是有生育能力但不愿生育，现在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的群体逐渐增多；二是有生育意愿但身体条件受限。相关调研显示，我国城镇育龄女性不孕率约10%-15%，城市规模越大，这一占比越高。剔除这两类人群后，实际具备生育条件且愿意生育的群体，大多也只选择生育一到两个孩子，整体生育水平自然被大幅拉低。
（五）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变化
在人口总量逐步减少的同时，我国人口还呈现出平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的特点，这也直接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目前全国总人口仍维持在14亿人左右，受出生率走低、人均寿命延长双重影响，退休人群的剩余寿命也不断增加，这也是保险精算领域重点参考的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稳步增长：1981年为67.77岁，1990年升至68.55岁，2015年突破75岁，2025年达到79.25岁，已接近80岁。分性别来看，2025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76.71岁，女性82.18岁。2025年比1981年综合平均预期寿命增加11.48岁，其中男性增加10.43岁，女性增加12.91岁。男女平均寿命相差5岁-6岁，男性寿命相对偏短主要和战争、意外、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相关。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高于美国2024年数据（综合79.0岁、男性76.5岁、女性81.4岁），略低于欧盟2024年数据（综合81.5岁、男性78.9岁、女性84.1岁）。日本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位居世界前列，分别为综合84.1岁、男性81.09岁和女性87.13岁。日本总人口约1亿人，百岁老人就有8万人，当地还专门成立相关委员会应对老龄化问题。
世纪之交后我国人口结构和总量的重大变化
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有几个时间节点。
1999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根据国际通用标准，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2024年为31031万人，占比22.0%，其中生活在乡村中的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1.68亿人，占乡村总人口的36.15%。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薄弱，加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空巢老人比例较高，因此，乡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状况和养老保障更需要重点关注。
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2024年为22023万人，占比15.6%，其中生活在乡村中的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9017万人，占乡村总人口的19.4%。
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减少。在此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虽已开始下降，但受人口总量惯性影响，绝对数量仍在缓慢增长。2011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4亿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法定就业年龄最低为16周岁，未满16周岁工作属于童工，因此国家统计局后来将劳动年龄人口的统计口径从15周岁调整为16周岁。按此口径推算，2011年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3亿人。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降至8.5亿多，13年间减少7000万人。这7000万并非冰冷的数字，而是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什么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为什么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为什么装修时人工费涨幅远高于瓷砖等建材价格？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意味着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数量红利正在消退，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从依赖“数量红利”转向挖掘“质量红利”。
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绝对减少（1961年以来）减少85万人，出生率（6.77‰）第一次低于死亡率（7.37‰）。2023年年中，我国人口开始少于印度。
以上是人口总量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中，除了总量充裕，还有结构优化。下面结合数据分析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一）近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从0-≤15岁人口（少年儿童）的占比来看，1982年为33.6%；此后持续回落，2010年降至16.6%；之后尽管部分年份略有小幅反弹，到2025年也仅为15.1%。改革开放43年间，少儿儿童人口占比降幅超过一半，人口少子化特征十分显著。
从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来看，1982年仅为4.9%，当时人口年龄结构偏年轻，人口红利优势明显；按照国际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于2000年跨过这一门槛，达到7%；2010年升至8.9%；2020年是13.5%；2025年是15.9%。四十余年间，涨幅超过两倍。
受少子化、老龄化双重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近五年稳定在68%左右，但人口总量已呈现下降趋势。整体来看，少子化加剧、老龄化加深，已成为当前我国亟待重视的突出人口问题。
（二）近年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
从1990年至今的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口性别结构保持稳定，性别比（以女性＝100，对应男性人数）保持在105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偏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建议的比例为103-107，而我国近年均在110以上（女孩为100），个别省市甚至超过120.这与部分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存在的重男偏好密切相关，而婴幼儿性别比失衡已衍生出明显的社会问题。目前，我国20岁-59岁男性人口多出女性3000万人，农村高价彩礼、换亲等现象，都与这一失衡有着直接关联。
（三）近年我国城镇/乡村人口变动情况
城乡人口分布比例，也就是城镇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民众以渔猎、采集为生，并无城镇形态。随着农业生产力提升，逐渐分化出管理者、手工业者等群体，阶层与国家相继形成，城镇也随之出现。此后生产力持续发展，人口与经济资源不断向城镇集聚，城镇发展也持续改善着人们的生活。
1990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26.4%，到2025年已提升至67.9%，近七成人口居住在城镇，反映出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需要说明的是，当前统计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统计口径为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户籍城镇化率要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约18个百分点。不少在城镇稳定就业、拥有居所的群体，户籍仍保留在农村。目前户籍放宽政策呈现梯度特征：中小城市落户限制较少，而北京等超大城市的落户门槛依旧较高。与此同时，部分城市郊区的农业户口附带权益较多，当地居民也普遍不愿转为城镇户口。
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单纯提升城镇人口占比。大量常住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尚未享有与本地户籍居民同等的权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短板凸显。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重要任务就是加快落实市民化进程，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等农业转移人口全面享有与城镇户籍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待遇。
（四）我国区域人口变化
我国人口区域分布变动趋势十分清晰：人口由西部向东部、由内陆向沿海、由北方向南方集中，从乡村向县城集中，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本质是不断向生产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区域集中。
从1990年-2025年全国四大区域板块数据来看：东部地区人口占比从34%提高到39.97%，提升近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占比从28.1%降至25.47%，回落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28.4%降至27.16%，下降1个百分点，西部降幅偏小主要因为辖区内多民族地区，生育政策与东部城镇存在差异；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从8.74%降至6.67%，下降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直观反映出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从北方向南方集聚的态势，这一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较为明显，例如三亚等地就聚集了大量东北籍居民。
（五）近年部分省会城市人口占比变化
省内人口整体呈现向省会城市集中的特征。我选取了部分省市，看一下省会城市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辽宁省沈阳市1990年人口占全省比重为14.8%，2025年升至22.4%，三十五年间提升7.6个百分点，目前全省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沈阳；山西省太原市1990年人口占比为9%，2025年达到16.1%，三十五年间增长7.1个百分点；湖北省武汉市1990年人口占比12.7%，2025年增至23.9%，三十五年间涨幅达11.2个百分点；四川省成都市人口占比，三十五年间提高13.9个百分点。成都是国内常住人口规模第四大的城市，排在北京、上海、深圳之后，其常住人口总量已突破2000万人。需要说明的是，省会城市人口占比提升，部分源于行政区划扩容调整，但人口主动向省会集聚仍是最主要原因。
人口变化深刻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下是一些官方数据及大模型统计信息，可以看到近年来人口总量变动与结构变化在婚恋教育方面的表现和影响。
近年全国居民结婚对数高峰是2013年的1346.9万对，2023年降低到768.2万对，2024年只有610.6万对，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2025年回升到676.3万对。
2025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0.4岁，女性为28.6岁，与2010年的25.8岁和24岁相比，男性推迟了5岁，女性推迟了5.4岁。
2025年，我国女性首胎平均生育年龄为29.8岁（上海市为31.7岁，青岛市为30.5岁），1990年为24.1岁。
2025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2.70万所，在园幼儿3225.5万人，比2022年减少6.22万所、1407万人。
2025年，全国小学数量为14.35万所，比2013年的21.35万所，减少7万所。2025年在校小学生10178.3万人，比2024年减少406万人。
据教育部统计，2035年我国学龄人口（3岁-22岁）将从2024年的3.2亿人减少至2.3亿人。其中，学前教育人口从3600万人减少到2400万人左右，小学人口从1.04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左右，初中人口从2026年的5500万人，减少到2035年的2900万人左右，高中人口将从2029年的5530万人，减少到2035年的4100万人左右，高等教育人口将从2032年的9100万人减少到2035年的8900万人左右。
学龄人口梯次达峰、逐步减少，对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新挑战。学前、小学、初中学龄生源持续缩减，各地必须统筹调整办学布局，推动师资跨学段流转，开展教师专项培训，让小学、初中教师逐步适配更高学段教学需求。
抓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已进入少儿比重下降、老龄化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减少、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人口发展新阶段。同时，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趋势明显：一是人口向东部发达省份和城市群集聚；二是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三是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人口向省会城市集中。迫切需要认识、适应、引领这一人口变化新常态，并制定与此相适应的生育、托育、教育、培训、退休、养老等经济社会政策，以延缓人口数量红利、培育人口质量红利，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持续发展的基础。鼓励生育、提升素质、优化结构、赡养老人关乎我国现代化大局，亦是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当前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支持生育和延迟退休的两个规定，即2024年10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和2024年9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一）不断优化生育政策，切实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第一，构筑生育光荣的婚恋文化，倡议适龄人口适时结婚、生育。党中央曾在1977年发出计划生育相关倡议。现在有人建议，由党中央再次发布倡议，号召广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生育。这一建议看似玩笑，实则也具备现实参考意义。
第二，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整体性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年通过，2015年第一次修改（全面两孩），2021年第二次修改（三孩）。虽然修改了两次，但法律的整体宗旨没有根本转变。应当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整体替换为《鼓励生育法》，彻底调整立法宗旨，从过去“控制人口增长”转向现在“鼓励生育、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第三，推广生育辅助技术，保护妇女生育力。目前美国每年试管婴儿数量约40万例。未来不仅要扩大相关技术应用范围，还需将其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对于争议较多的女性冻卵、胚胎保存等问题，后续政策制定也应立足人口长期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目标统筹考量。
第四，研究放宽非婚生子女落户，尊重所有妇女生育权。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已简化新生儿落户流程，办理落户不再要求提供结婚证。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行相关举措，取消新生儿落户的结婚证硬性要求，切实保障非婚生育群体及子女的合法权益。
第五，提高生育保险覆盖率、发放生育补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46亿）。目前国家已对0-3岁婴幼儿发放每年3600元的生育补贴，有人建议结合财政能力适度提高补贴标准。还有观点提出，可发行超长期国债，划拨部分资金用于婴幼儿照护与养老服务。
第六，延长产假，多渠道分担用工成本。生育也给女性就业带来现实影响，生育二孩、三孩往往让女性承担就业方面的损失。对此需出台配套政策，落实岗位保留制度，并通过多元渠道分担企业用工成本，从就业层面为女性生育提供保障。
第七，鼓励举办托儿所、幼儿园，优先解决2-3岁婴幼儿家庭的托育需求。当前3岁-6岁幼儿园的学位整体富余，这是受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的影响；但0-3岁尤其是2岁左右的婴幼儿托位仍存在明显缺口。对此，政策层面正鼓励发展社区嵌入式托儿所，同时支持幼儿园增设托班，以补齐早期托育服务短板。
鼓励生育虽涉及经济层面，但核心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日韩较早遭遇少子化、老龄化困境，即便出台多项政策降低生育成本，生育率依旧偏低。不过，降低婚恋、怀孕、托育、教育、养育等系列成本，仍是制定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二）加大培训投入，拓展人口质量红利
第一，根据各学校学龄人口次第达峰的趋势，优化教育资源统筹调配（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和小学学龄人口已经达峰，初中学龄人口2026年达峰，高中学龄人口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2032年达峰）。
第二，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加大在职培训力度。
第三，实行退休年龄区间自愿选择制度，实现退休年龄的整体提高。应坚持弹性推进、小步调整的方式，逐步整体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可将男性退休年龄延至63岁，女性延至60岁。在“十五五”“十六五”时期，还需持续研究进一步提高退休年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第四，顺应长寿时代到来，破除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支持“银发族”再就业。按照我国60岁的老龄划分标准，可将退休人群分为三类：60岁-70岁为青老年人，70岁-80岁为中老年人，80岁以上为老老年人。以60岁-70岁群体为例，这部分人群大多仍具备工作能力，特别是拥有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士，仍是社会的宝贵人力资源，能够持续创造价值。要转变观念，这些人不是社会的负担，应正视并发挥其作用。
第五，适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处理好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的关系。在人工智能时代，想要释放人口质量红利，就必须保障就业。就业带来收入，有收入才能拉动消费。科技变革虽会对部分人群形成冲击，但整体利大于弊，我们应当主动拥抱这一趋势。此前在苏州调研一家机器人企业，让我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当前机器人、具身智能的发展，核心缺口是训练数据。企业设置了大量数据采集岗位，工作人员只需完成拧瓶盖等简单动作并录制影像，将动作数据录入系统，用以训练机器人，这类岗位门槛低，市场需求十分庞大。武汉也曾出现无人驾驶配套的数据采集岗位，原有司机可转型从事相关工作。此外，数据标注、数据清洗等岗位，则对从业者技能有一定要求。
（三）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适应深度老龄化的到来
第一，多渠道充实养老保险账户，尽快向全国统筹转变，加快在全国推开长期护理保险。
第二，加大对居家养老（87%）、社区养老（7%）、机构养老（6%）支持力度和相互融合。
第三，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对老年人居家实行适老化改造。
第四，加大对失能老人的关爱力度，加大专门护理人员供给，支持失能辅助器具的研发与生产。目前全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达4000万人-5000万人，一位老人失能，往往会牵动整个家庭。养老护理岗位缺口巨大，但这类岗位吸引力不足。推动养老护理朝着职业化、专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十分关键，庞大的老年群体也催生了海量的就业需求。
第五，更加重视农村老年人的保障问题（空巢比例高、社会保障水平低、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弱、收入和储蓄少）。
第六，加快机器人的科研攻关，促进机器人早日进入家庭。机器人应用会从工业场景向家庭场景延伸。工业场景的任务相对标准化、重复度高，更容易实现自动化；而家庭场景则要复杂得多，家务劳动大多是非标准化的，环境也更具不确定性，因此落地难度最高。另外，也应尽早研究移民相关政策，可先从引进家政护理人员做起，补充养老与家政服务的人力缺口。
第七，倡导文明、自然生死观，提倡文明、自然葬俗。
总之，要围绕“一老一小”和劳动年龄群体，构建覆盖人口生产与再生产全生命周期的政策体系。政策目标是落实中央提出的“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保障我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衍发展。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项工作必将得到更好落实，一定能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坚实支撑。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 马建堂
应高度关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大龄劳动者”的就业压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大龄劳动者（40岁至法定退休年龄前）的就业影响尤其值得关注。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大龄劳动者因技能结构固化、学习能力弱化、岗位适应速度减缓、数字技能掌握滞后等，常遭遇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就业信息不对称、职场年龄歧视等挑战，面临较大就业压力。因此，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对大龄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有必要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以保障大龄劳动者就业权益，促进大龄劳动者充分就业。
一、人工智能对大龄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比青年群体大
（一）大龄劳动者失业风险和职业转换难度更大
相较于青年劳动者，大龄劳动者群体的失业风险更高。在数字化转型进程较快的行业中，大量大龄劳动者因技能无法适配岗位需求而被边缘化，部分大龄劳动者因信息化操作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岗位要求，或因身体机能下降导致工伤事故发生率上升。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职业和岗位的替代效应，进一步加剧了相关行业大龄劳动者的失业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40—59岁人口数达到4.51亿，占人口总数的30.44%。根据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2023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中，40—59岁就业人员比重达到46.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劳动力市场分析报告》，40岁以上人群失业率达5.7%，高于全国5.3%的平均失业率水平。世界银行《2023年全球就业报告》指出，在可被自动化替代的岗位中，25—35岁群体的岗位替代风险为29%，50-60岁群体则高达68%，大龄劳动者的岗位暴露率是青年劳动者的2.3倍。调研发现，部分企业以大龄员工成长潜力不足、加班意愿较低、社保缴费成本较高等为由，减少对大龄劳动者的招聘，推高了大龄群体的就业门槛。此外，大龄劳动者还面临技能贬值、社交圈疏离、就业自信心下降等问题，增加了该群体陷入长期失业的风险。
（二）大龄劳动者数字技术适应能力较弱，与数字技术需求适配差距更大
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背景下，很多行业对数字技能的需求激增，而大龄劳动者在数字技能掌握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24年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50岁以上劳动者中，仅26.3%掌握基本办公软件操作，能熟练使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比例为41.5%，低于青年劳动者群体。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202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45岁以上劳动者中，能熟练使用Python、CAD等专业软件的比例仅为9%，而35岁以下群体这一比例达41%；具备“数字操作＋行业知识”复合能力的大龄劳动者占比不足15%，青年群体则为58%；同时，大龄劳动者掌握新技术的平均时间是青年劳动者的1.8倍。
（三）大龄劳动者工作经验与新兴数字岗位需求错配程度更深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传统岗位数量大幅减少，新兴岗位持续涌现。大龄劳动者的工作经验多集中于房地产、加工制造、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岗位需求已难以匹配其劳动力供给规模。2024年智联招聘《大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显示，上述传统行业提供的岗位仅占市场总需求的13.7%，但大龄劳动者在这些行业的就业占比高达22.2%，形成明显的供大于求局面。以江苏某企业为例，该企业从传统组装生产模式转向智能化生产后，亟需掌握制造执行系统（MES系统）操作、数据分析等技能的劳动者，但企业现有50岁以上劳动者中，仅26.3%掌握基本办公软件，能熟练使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比例仅为41.5%，与新岗位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再如某电商企业引入智能仓储系统后，原仓储分拣岗位数量缩减60%，在被裁员工中，45岁以上者占比达82%，远高于该岗位青年劳动者35%的占比。
二、人工智能时代大龄劳动者就业面临诸多挑战
（一）学习动力和能力下降导致数字技能难以提升
人工智能时代，新岗位、新职业对求职者学习能力要求不断提高。对大龄劳动者而言，随着年龄增长，部分大龄劳动者的学习能力、环境适应性和工作能力出现明显下降。2024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对5000名45—60岁劳动者的追踪调查显示，54.7%的受访者表示对新技术学习感到力不从心，47.3%认为自己难以适应快节奏的工作环境，39.6%承认加班能力下降。医学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海马体等与学习记忆相关的脑区功能出现老化，导致部分劳动者的记忆力、学习力和创造力下降，这一生理因素使得大龄劳动者在数字技能学习过程中的错误率高于年轻群体，技能提升面临更多困难。此外，大龄劳动者的平均剩余工作年限较短，导致培训投入的“沉没成本”较高，降低其主动学习的意愿。202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应对劳动力老龄化挑战》报告显示，45岁以上求职者中，超过60%对数字化工具存在抵触心理，普遍存在“学不会”“没必要”的认知。从投入成本角度看，大龄群体大多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压力，由于时间碎片化、家庭角色与学习需求冲突、学习经济成本较高等原因，使其难以投入系统的数字技能学习，最终导致数字技能提升受阻。
（二）现有培训体系难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大龄劳动者的学习需求
人工智能发展正在不断改变传统教育培训模式，传统的线下、“一对一”、师徒制等培训体系已难以满足大龄劳动者的培训需求，一些培训项目也未覆盖大龄劳动者。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2024年的调查显示，50岁以上人群中，64%在过去两年内未参加任何职业培训。中国社会科学院《职业技能培训行业研究报告2025》指出，2025年50岁以上劳动者参与技能培训的比例仅为9.7%，远低于25—34岁年龄段劳动者28.3%的参与率；用人单位普遍存在“培训完即退休”的顾虑，对50岁以上员工的培训投入仅为青年员工的1/3.从政府投入层面看，面向大龄劳动者的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足，且课程内容与大龄劳动者对人工智能知识和技能的实际需求匹配度较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在2022年全国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劳动者中，45岁以上者占比仅12%，而35岁以下者占比达67%。此外，大龄劳动者急需的数字技能培训存在明显滞后，以农民工群体为例，《中国职业技能培训行业研究报告2025-2030》显示，大龄劳动者数字化技能普及率仅为28.3%，低于城镇青年职工64.7%的普及率。
（三）平台关于人力资源匹配的算法等技术有增大遭受年龄歧视的风险
平台算法迭代更新在提升人力资源匹配效率的同时，也为一些用人歧视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尤其是加剧了年龄歧视。智联招聘2024年底发布的《大龄就业现状分析报告》发现，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岗位中，设置年龄上限要求的占比高达62.3%，其中设置“35岁以下”限制的占36.8%，“40岁以下”限制的占18.7%，“45岁以下”限制的占6.8%。2025年，领英发布的《中国职场年龄鸿沟报告》显示，40岁以上求职者平均投递简历数量是25-35岁群体的2.7倍，但获得面试机会的比例仅为后者的37%。
（四）人工智能加速新旧岗位替代对大龄劳动者带来转岗和失业等挑战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等，我国大龄劳动者在数量增加的同时，正面临就业结构调整和传统岗位缩减的双重压力。例如，从事流水线工作的大龄工人在工厂推进自动化升级后，因缺乏数控操作技能而面临失业风险。有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渗透率每增加1台/万人，大龄劳动力的就业概率下降13.7%。由于劳动能力衰退、技能储备不足等因素，大龄劳动者适配新兴岗位的难度加大。2024年，分布于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的40岁以上蓝领劳动者占比接近50%，而这些行业正经历智能化和自动化转型，导致大量大龄劳动者被系统性挤出就业市场。对部分大龄劳动者而言，因未经过系统的信息化教育和培训，面临“数字鸿沟”危机，形成“技能断层”。例如，零售行业引入自助收银系统后，部分大龄收银员因无法掌握扫码、核销等操作功能而被迫离岗；制造业智能生产线的操作需要基础编程知识，但45岁以上工人中90%未接受过相关培训。
（五）社会保障与就业支持不足削弱数字化转型期风险应对能力
大龄劳动者面临的失业风险和生活压力更大，但现有保障体系对其支持力度有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失业保险覆盖不足。部分大龄劳动者因从事灵活就业、非正式就业等工作，未纳入失业保险参保范围，失业后缺乏基本生活保障。202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45岁以上失业人员中，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比例仅为38%，低于青年群体55%的比例。二是再就业服务针对性不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岗位推荐多为普适性岗位，与大龄劳动者的技能、经验匹配度较低。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没有专门面向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服务项目，尤其缺少面向“4050”人员的信息技术培训项目。三是职业伤害风险保障缺位。随着年龄增长，大龄劳动者体力下降，在劳动密集型岗位中的受伤概率增加，但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未为大龄员工缴纳工伤保险。某建筑行业调研显示，45岁以上工人的工伤发生率是青年工人的1.7倍，但工伤保险参保率比青年工人低20个百分点，一旦发生工伤，将面临“失业＋医疗”的双重压力。
三、若干建议
（一）开展差异化职业培训，实施大龄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专项计划，推动大龄劳动者终身学习
针对大龄劳动者需求，开发“短平快”定制化模块化课程，重点提升其数字技能适应能力。建立“以用代学”培训机制，探索适合大龄劳动者学习习惯的人工智能培训模式。面向大龄劳动者设计专项技能认证和资格证书等，颁发复合技能证书，提高证书认可度。整合各类社会培训资源，通过短视频、公众号等开发微课程，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为大龄求职者提供创业指导。鼓励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开设大龄劳动者专属终身学习课程，涵盖技能更新与职业素养提升。建立大龄劳动者学习成果认定机制，将学习经历与技能认证挂钩。对参与终身学习的大龄劳动者给予学费补贴，营造终身学习氛围。
（二）强化大龄劳动者再就业服务和跨部门协同机制
在基层就业服务机构设大龄劳动者专项服务窗口，建立面向大龄劳动者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建立就业档案并提供“一对一”跟踪服务。构建大龄人才信息库，整合数据实现岗位智能匹配与定期推荐。支持大龄劳动者创业，扶持适配创业项目，开设孵化通道，提供多方面创业支持。加强线下大龄劳动者就业服务载体建设，设立服务专区并举办专场招聘会。推动大龄劳动者线上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功能集成与数据互通。建立人社、工信、发改、财政、税务等多部门联席机制，定期会商解决大龄劳动者就业的难题。统一大龄劳动者就业政策标准，避免政策碎片化。推动共享大龄劳动者就业、培训、社保数据，确保服务与扶持精准落地。联合开展大龄劳动者就业促进督导，保障政策执行到位。
（三）加强法律保障和社会援助，建立健全反年龄歧视就业制度
完善反歧视法律法规，将大龄劳动者纳入保护范围，建立大龄劳动者就业歧视“黑名单”制度。规范招聘大龄劳动者算法应用，建立审查机制，杜绝年龄歧视。正面宣传大龄劳动者的就业优势，转变社会偏见。建立企业激励机制，对吸引大龄劳动者达标企业给予社保缴费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强化大龄劳动者心理支持服务，提供就业心理疏导与精细化求职诊断指引。
（四）完善社会保障托底政策，支持企业吸纳大龄劳动者
加大大龄劳动者就业与创业政策扶持力度，出台专项政策，降低其就业创业成本。鼓励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利率优惠，对吸纳大龄劳动者达标企业给予激励。创新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联动机制，延长大龄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发放期限并代缴养老保险费。对选择提前退休的大龄劳动者，允许其继续边领养老金边工作，但工作收入按50%抵扣养老金发放，直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根据“长缴多得”规则，对50岁以上女职工、55岁以上男职工，若超法定缴费年限继续缴费，每多缴1年，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提升1%—1.5%；延迟退休者除缩减个人账户计发月数外，额外给予5%-8%的待遇倾斜。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将灵活就业的大龄劳动者纳入参保范围，延长特定群体领取期限。提供过渡性就业补贴，帮助大龄失业人员平稳转型。加强职业伤害保障，要求企业缴纳工伤保险并探索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
（五）开发适配岗位，拓宽大龄劳动者就业渠道
针对尚未达到新退休年龄标准的大龄劳动者，通过专项就业促进计划，由地方政府部门联合企业开发适老化岗位，如社区服务、技术顾问等弹性工作。推广针对大龄劳动者的灵活就业模式，鼓励用人单位采用弹性用工方式。推动传统岗位智能化改造，保留大龄劳动者擅长的经验判断环节，对改造达标企业给予补贴。加强低学历、女性等特殊大龄群体就业援助，开展“一对一”帮扶与适配培训。
（六）建立人工智能时代大龄劳动者就业监测预警体系
构建大龄劳动者就业指数，设定预警阈值，按季度发布报告。建立大龄劳动者就业技术替代影响评估机制，要求企业改造前开展评估并制定转型方案。建立多方协同大龄劳动者就业监测机制，联合多主体形成数据共享、问题共研的监测体系。强化大龄劳动者就业预警后政策响应，开展应急培训、开发过渡岗位、加大补贴力度并提供求职帮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钱诚 李佐军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重要概念。深入把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对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把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抓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全球迎来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许多国家都把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将科技投资视为战略性投资，着力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彼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发明专利数量少，企业创新能力薄弱，迫切需要依靠技术创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发布，提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我国科技发展逐渐从以引进为主转向更加强调自主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自主创新步伐随之进一步加快，到2021年，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升至2021年的第12位。然而，我国创新能力仍不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尚有差距，科技投入产出效益有待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还存在不少“卡脖子”环节。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需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年均增长10%，投入强度2025年达到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跻身前十，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专章部署。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创新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只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成长空间、重要着力点和主要支撑体系。
发展战略不断深化升级
从科技自立自强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体现了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化和升级。
自主创新是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目标是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重点突破，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科技自立自强，强调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还要通过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挥引领创新优势，开辟前沿技术发展的新赛道，培育增长新动能和经济新增长极。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高，一些领域从追赶阶段进入到并跑和部分领跑阶段。但也要看到，国际科技竞争仍然激烈复杂，只有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掌握科技发展选择权和产业发展主动权，进而赢得大国博弈战略主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强调在技术跟踪和追赶领域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可控，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在前沿技术领域，实现原创性、引领性和颠覆性创新，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高水平的创新。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无论是从世界科技强国的一般特征看，还是从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基本要素看，都凸显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
以处于全球前列的创新型国家为例，世界科技强国往往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拥有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和顶尖科研人才，对世界知识和科学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二是成为产业技术引领者，在重要产业领域有重大技术突破，能够引领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三是成为世界创新高地，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高，拥有一批引领行业前沿、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集群。四是具备创新友好的环境，拥有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五是能够提供高质量和更高收入的就业岗位，更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保障国家安全。立足我国实际，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我国要建设的科技强国须具备“五个强大”的基本要素。即，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拥有强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拥有强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拥有强大的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结合以上两个维度分析可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要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益，而且要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带动作用，还要为城市、国家甚至全世界作出重要贡献；不仅需要夯实核心研发能力、加强科技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还要求提升治理水平、优化创新环境，提高创新要素吸引力，进而全面提升科技实力。
全局谋划提高整体效能
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全局谋划和整体推进，强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生态构建各方面的创新支持体系，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一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增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健全基础研究项目评价机制，推动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有机结合，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二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需健全从基础研究到重大科技成果及其产业化的多元接力支持机制，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链条各环节的分工合作，建立企业出题、科研作答和市场判卷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全链条自主可控。三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需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大对科研人员职业早期和长周期稳定支持力度，完善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扎实推进产业创新体系建设。一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实施应用导向的重大科技项目，鼓励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供应链上下游合作创新，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二是加强新技术应用和推广体系建设。完善安全、环保、质量、能耗等标准体系，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共享力度。三是强化高端产业引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研发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存在多种技术路线竞争，需加大政府对前端研究开发的重点支持，培育市场和应用场景，构建创新容错机制，发展长期耐心资本，厚植产业发展优势。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生态。一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科技创新外部性较强，既需要政府部门在基础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和技术路线选择方面的作用。二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统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探索跨地区合作机制，促进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三是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积极开拓市场、培育应用场景。面向前沿技术领域和重大技术攻关需求，优先布局一批新领域新赛道，支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先行先试，构建创新链各环节需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保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吕薇
| 宏观纵览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国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力支持扩大内需、稳定预期、防范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当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仍然存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7月13日，李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下半年，要进一步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政策落地见效，强化财政与货币、产业、就业等政策协同配合，更好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作用，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发力，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发力、精准施策，财政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财政支出保持必要强度，政府债券发行和资金使用进度明显加快，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坚实支撑。 （一）财政收入恢复向好，为政策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受经济转型、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因素影响，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面临一定压力。2024年和2025年1—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下降2.8%和0.3%，财政增收基础有所减弱。今年以来，随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财政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特别是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税收收入明显改善。1—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4.4%，实现由负转正。从主要税种看，证券交易印花税，环境保护税，车辆购置税，个人所得税，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增长较快。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企业所得税实现年内同比增长回正，表明企业总体盈利状况进一步向好。财政收入恢复增长不仅反映出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也进一步增强了财政保障能力。 （二）财政政策精准发力，有效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 今年以来，财政政策聚焦提振消费和扩大有效投资，保持必要支出强度，推动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投资效益不断提升，为稳定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1—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0.8%，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6.5%，明显快于地方支出增速，体现出中央财政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保障重点任务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一方面，围绕提振居民消费需求，中央财政加大对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力度，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等重点消费领域潜力持续释放。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持续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建设支持力度。截至7月初，全年1417个“两重”建设项目已全部下达，重点投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通、水利、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同时，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带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上运输业、电力供应业等相关领域投资较快增长，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 （三）政府债券发行提速增效，强化财政政策实施保障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把握政策靠前发力要求，统筹推进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加快资金拨付和使用进度，为重点领域建设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1—5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72万亿元，其中新增债券1.83万亿元，有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需求。并且，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稳步推进。截至7月初，全年发行任务已完成过半，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支撑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专项债券管理机制持续优化，“自审自发”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项目储备、审核和发行流程更加高效，债券资金投向与地方发展需求的匹配度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提升。 二、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财政政策持续发力 面临新的挑战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内需不足、地方财政收支承压和重点改革推进不够充分等问题仍然存在，财政政策加力提效面临多重约束。 （一）内需不足仍然突出，财政扩大有效需求任务依然较重 一是居民消费需求释放仍不充分。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2.7%，收入增长未能充分转化为消费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3%，低于上年同期增速；从商品结构看，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汽车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等耐用消费品零售额均下降，反映出房地产调整对相关消费的冲击仍在延续，汽车等大宗消费品需求也有所减弱。 二是投资下行呈现行业和区域扩散特征。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后仍下降2.7%。此外，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投资均呈下降趋势，投资放缓既与房地产深度调整有关，也反映部分企业盈利预期偏弱、项目储备和配套融资不足。 （二）财政“紧平衡”态势延续，地方财政运行压力仍然较大 一是地方财政收入恢复仍不均衡，区域间财力分化较为明显。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保持增长，但不同地区财政收入恢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已公布1-5月份数据的地区中，上海、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增长4.7%和5.1%，湖南、吉林仅增长1.2%和1.6%。与此同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28.7%，房地产市场调整继续影响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是债务付息和民生保障支出持续增长，财政支出刚性特征更加突出。1-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债务付息支出同比增长5.1%，明显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与此同时，各地仍需优先保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重点民生支出，财政支出责任总体呈现刚性增长态势。 （三）重点财税改革仍需深化，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推进消费税改革、完善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等任务，但部分改革仍处于扩围或实施准备阶段。一是零基预算改革尚未全面覆盖。中央部门试点已由16家扩大至32家，但尚未实现全覆盖，项目清理、支出标准和绩效结果运用仍需强化。二是消费税改革关键措施尚未全面落地。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及收入划分安排仍在推进，改革对培育地方税源、优化地方收入结构的作用未能充分显现。三是专项债券“自审自发”改革覆盖范围仍然有限。2026年新增河北、江西、湖北、重庆四地，但全国多数地区仍未被纳入试点，相关经验向统一规范的全流程管理制度转化仍需加快。 三、持续提高财政政策效能，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半年要坚持靠前发力、提质增效，用好用足存量政策，做好增量政策储备，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稳增长、扩内需、防风险作用。 （一）推动财政政策靠前发力，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一是加快存量政策落地。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转移支付资金，压实预算执行责任，加强资金下达、项目实施和工程进度衔接。对建设条件成熟的项目加快资金拨付，对长期未开工、资金使用缓慢的项目及时调整，推动财政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二是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聚焦“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城市更新、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持必要的投资强度，完善项目储备和要素保障，强化财政资金与配套融资衔接，带动民间投资止跌回稳。 （二）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凝聚宏观调控合力 一是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风险分担作用，推动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等工具，降低中小微企业、设备更新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居民消费、民间投资和科技创新。完善项目筛选、风险共担和绩效评价机制，防止政策效果简单体现为贷款规模扩张。 二是加强政府债券发行与货币政策操作协调。根据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安排，合理把握发行品种、期限和节奏，货币政策适时做好流动性管理，维护资金面和利率平稳，为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和财政支出加快落地创造适宜环境。 三是强化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衔接。围绕项目周期和现金流特征，同步做好资本金、配套贷款和社会融资安排，避免财政资金到位而配套融资不足。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夯实高质量发展制度保障 一是纵深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支出固化格局。进一步扩大改革覆盖范围，按照部门职能、政策目标、支出标准和实际绩效重新审核支出，清理交叉重复项目，压减低效无效和长期执行偏低的资金安排。完善支出标准和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和项目退出挂钩。 二是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合理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中央财政支出责任，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地方统筹使用资金的能力；稳步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等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源。 三是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继续通过债务置换优化期限和成本结构，健全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贯通专项债券项目储备、资金使用、资产运营和偿债责任。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防止以压减正常发展支出或拖欠企业账款等方式转移债务压力。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马海涛 当前经济呈现“生产好于需求、外需好于内需、服务消费好于商品消费、新动能好于旧动能”四大特征，挑战之中蕴藏机遇。只要政策发力精准、形成合力，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完全能够实现，奠定“十五五”良好开局坚实基础。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GDP增量3.6万亿元为近五年同期最大。7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明确指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 经济数据与高层表态相互印证，共同构成研判下半年政策走向的两个重要坐标：一方面，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已成支撑增长的核心引擎；另一方面，二季度增速回落至4.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表明“稳”的基础尚待夯实，“新”的势能仍需进一步积蓄。 半年报的三个“反差”：数据背后的结构之变 第一组数据反差：GDP稳、投资弱。上半年GDP增4.7%，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仍下降2.7%。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这是二季度GDP从一季度5.0%回落到4.3%的主要拖累项。 第二组数据反差：商品慢、服务快。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1.3%；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通讯信息服务、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等较快增长。 第三组数据反差：旧动能退、新动能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5.4%，但装备制造业增9.3%、高技术制造业增13.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4.6%。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用“稳、韧、新、优”四字定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9.5%、贡献率66.1%。 这组数据反差的深层含义：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旧板块有序退出，新板块尚未完全对冲，这是K型分化的根源，也是政策精准施策的逻辑起点。 下半年的三重挑战与三重机遇 李强总理在座谈会上强调，“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又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要深入分析思考，善于研机析理。” 从挑战来看，三个“没有根本缓解”值得关注。 一是房地产调整的惯性没有根本缓解。1—6月开发投资下降18.0%，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3.4%，房企到位资金下降20.2%，国内贷款下降31.7%。房地产链条对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居民财富效应的拖累仍是下半年最大变量。 二是内需不足的症结没有根本缓解。商品零售1.1%的增速、社零1.3%的增速，说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尚未真正修复。CPI同比上涨1.0%、核心CPI上涨1.2%、PPI由负转正至1.5%。外部环境变乱交织，上半年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但下半年高基数下出口增速能否延续存变数。 三是微观体感与宏观数据的温差没有根本缓解。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2%，6月单月5.0%，但青年就业、灵活就业、传统制造业岗位收缩的结构性压力仍在；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为除2020年外2005年以来极值。 从机遇来看，三个“正在形成”备受瞩目。 一是新质生产力正在形成硬支撑。AI产业链、算力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投资活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4.6%、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63.5%（同比提升3.5个百分点），这是下半年最可倚重的增量。 二是宏观政策空间正在形成缓冲区。据测算，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发行约2.07万亿元、完成全年4.4万亿元限额的47%，下半年剩余额度约2.33万亿元；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正待落地，工具箱内储备充足。 三是改革红利正在形成新窗口。“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财税体制、要素市场化、民营经济促进等改革举措密集铺开。座谈会特别邀请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中科曙光董事长历军等企业家参会——一个代表“消费基本盘”、一个代表“科技未来盘”，一稳一新、双向发力，正是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发力路线。 精准施策的三个发力方向 下半年政策组合应在“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总基调下，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产业、就业、改革政策拧成一股绳。重点是“三个协同发力”。 第一，在宏观政策上，财政唱主角，货币重传导。 财政要“加快支出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一是督促已下达的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尽快投到具体项目；二是若经济下行压力超预期，不失时机通过追加赤字或提前下达额度扩充空间；三是优化专项债投向结构，把更多资源投向就业优先、支持消费、服务民生的领域。 货币要“降准先于降息、结构性工具持续发力”。7月14日央行公告，7月15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当日有9000亿元到期、净投放5000亿元，为3月以来该期限首次加量续作；7月14日另开展2365亿元7天期逆回购、净投放2265亿元。下半年降准、降息仍具操作空间，但总量操作宜慎重，更应通过结构性工具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消费等重点领域。关键是推动“宽货币”向“宽信用”有效传导，引导5年期LPR下行，较大幅度降低居民房贷利率——这是稳地产、稳消费的共同支点。 第二，在产业政策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 座谈会明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着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这是下半年产业政策的方法论创新。 投资于物，要抓好三件事。 一是“两重”建设提速。推动符合条件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新型基础设施（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与传统基建接力推进。 二是“两新”工作深化。稳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把资金更多用在服务消费扩围上。 三是“人工智能+”行动落地。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AI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投资于人，同样要抓好三件事。 一是实施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 二是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 三是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积极拓展新职业新岗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座谈会特意邀请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参会，释放的是“消费即民生、民生即消费”的明确信号。下半年政策不能再把“促消费”简单理解为发券，而要落到“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的制度环境上。 第三，在改革举措上，用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活力。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特殊性在于，仅仅靠逆周期调节不足以打开中长期空间，必须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建议聚焦四条线。 一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让要素流动起来，让民企国企在同等规则下竞争。 二是加力稳就业促增收。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加强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覆盖——这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策。 三是夯实安全发展基础。全力做好能源资源和粮食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政策要在“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总框架下，把“止跌回稳”从口号落到城市因城施策的具体工具上——适度放宽限购、优化首付与利率、加快推进“好房子”供给。 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是座谈会原话，建议把涉企收费、拖欠账款、执法检查规范化作为下半年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抓手，让民企敢投、外企敢留、国企敢改。 以“年度工作的扎实成效积小胜为大胜”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李强总理在7月13日座谈会上强调的四个关键词——加大逆周期调节、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与半年报“稳、韧、新、优”的四字定调相互呼应：逆周期调节是手段，系统施策扩内需是基础，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方向，稳就业稳企业是底线，改革的办法是根本。 当前，经济呈现“生产好于需求、外需好于内需、服务消费好于商品消费、新动能好于旧动能”四大特征，挑战之中蕴藏机遇。只要政策发力精准、形成合力，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完全能够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也可奠定坚实基础。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和中长期目标，绝非一蹴而就，必须依托一年又一年的阶段性努力稳步推进。下半年的政策答卷，既是对2026年本身的检验，更是对“十五五”后四年预期与信心的奠基。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改革破局，是中国经济韧性最可靠的来源。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和中长期目标，绝非一蹴而就，需靠一年一个台阶的阶段性推进稳步向前。下半年的政策成效，既检验2026年的发展成色，也为“十五五”后四年的预期与信心奠定基础。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改革破局，正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最坚实支撑。 北京城市学院经济管理学部主任、教授 杨培玉；北京城市学院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魏永强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持续稳健向前。 2026年上半年，国际地缘冲突持续发酵，国内周期性、结构性问题交织叠加，对经济运行产生较大不利影响。面对严峻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持续稳健向前。 核心宏观指标平稳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2026年上半年，我国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四大宏观调控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运行总体稳定。 从经济增速看，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处于目标区间内，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市场回暖势头较强，叠加前期稳增长政策持续释放效能，经济复苏动能充足；二季度受美以伊地缘冲突冲击全球供应链、上年同期高基数、国内部分传统行业短期调整等多重技术性、外部性因素拖累，GDP增速回落至4.3%。但从月度数据看，工业、服务业、消费等指标逐月边际改善，释放生产端回暖信号，经济修复动力正在逐步积蓄。 从就业看，202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维持在5.2%，与2025年同期水平持平，符合全年5.5%以内的就业调控目标。就业市场整体保持平稳有序，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岗位收缩等现象。 从价格看，物价层面实现温和可控运行，在全球通胀反弹的大背景下走出独立稳定行情。2026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0%，核心CPI同比上涨1.2%，均处于1%—2%的温和上涨区间，明显低于4.7%的全球预期通胀水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实现由负转正，上半年同比上涨1.5%，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逐步理顺。 从国际收支看，上半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规模稳定维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约3%，跨境资本流动保持平稳有序。 新动能加速壮大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人工智能、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动能，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动力。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两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占全部规上工业比重两成多，但贡献了接近五成的工业整体增量。 抓住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进入爆发式发展周期机遇，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产能、产量同步扩张。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总产量同比增长23.1%，芯片设计、制造、封测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国内成熟制程产能稳步释放，高端芯片国产化替代进程持续提速。数智经济新形态加快形成，智能终端产品产销两旺；3D打印设备产量维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赛道迎来规模化落地阶段，上游核心零部件同步放量：机器人减速器产量同比增长57.3%，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0%，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11.9%。国内开源大模型克服算力不足能力不断接近美国闭源前沿大模型，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企业采用，日均词元调用量达到数百万亿级别。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进程持续提速，智能工厂、黑灯车间数量逐年翻倍。 投资消费涌现诸多结构性亮点 当前经济运行仍呈供强需弱特征，但投资消费领域仍有很多亮点。在投资领域，一是知识产权类投资高速增长，上半年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4%，该项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达到13.8%，表明企业持续加大专利研发、软件研发、数据库搭建、品牌培育等无形资产投入。二是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8.1%，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速大幅高于整体制造业投资增速。三是上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39.9%，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5.6%，光纤制造产业链投资增长26.5%，表明数字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势头强劲，算力网络、新一代5G通信、光纤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建加速全国布局。 在消费领域，一是智能、绿色、健康逐渐成为居民消费主流趋势。上半年包含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幅突破100%；一级、二级能效节能冰箱、空调、洗衣机等高能效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长超30%。二是服务消费持续稳定增长。2026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高出商品消费4.2个百分点。文旅、文体体验类消费热度居高不下，线下演唱会、户外音乐节、职业体育赛事、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项目持续火爆，“演艺+餐饮+零售+文旅”融合消费模式不断成熟。三是零售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扩容，上半年全国直播电商零售总额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即时零售依托本地商超、便利店、生鲜门店实现半小时达、一小时达配送，适配居民即时性消费需求，交易额同比增速突破20%。 外贸韧性持续凸显 面对全球贸易需求疲软、区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扰乱全球物流体系等多重外部压力，我国外贸展现出极强的抗压韧性，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张，出口增长动能充足，市场布局、产品结构、主体结构实现全方位优化。2026年上半年全国货物出口总额达到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较2025年同期大幅提升，在全球主要贸易大国出口增速普遍放缓的背景下实现逆势高增。 出口产品高端化转型成效突出，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总额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全部出口总值比重达到63.5%，较2025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金额3.26万亿元，同比增速高达39%，新能源设备、智能装备、光伏风电组件、锂电池、集成电路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量价齐升，外贸增长质量效益显著提升。内资自主品牌出海进程加速，上半年自主品牌出口同比增长25.4%，自主品牌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提升2.4个百分点，国内制造企业不再单纯依靠代工贴牌，依靠自有技术、自有品牌开拓全球市场，国际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外贸市场多元化布局持续深化，有效降低对单一经济体依赖，分散地缘贸易风险。上半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全国外贸总值比重达50.9%，“一带一路”沿线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板块；与周边周边国家进出口总额9.44万亿元，同比增长2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红利持续释放，区域内贸易往来更加便利；对拉美、非洲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新兴市场需求持续填补发达经济体需求缺口；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10.2%，传统市场贸易规模保持稳定。多元化全球贸易网络成型，为外贸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坚实市场支撑。 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经营主体盈利状况持续改善，微观经营活力不断恢复。2026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均较上年同期明显提高。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升至5.56%，创下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企业经营风险持续缓释，经营主体经营预期持续向好。 财政增收基础不断夯实。2026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6.8%，增速较2025年同期提升2.3个百分点。税收收入作为财政收入核心来源稳步增长，工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出口关税同步回升，依托工业盈利改善、外贸高增长，税源持续拓宽；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财政收入质量持续优化。 绿色低碳转型纵深推进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底色。上半年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依托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业节能技改普及、建筑交通领域低碳技术推广，经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1.9%。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领跑全球，风光发电体系基本成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6亿千瓦，风电装机总量6.6亿千瓦，风电、光伏合计装机占全国全部发电装机容量比重接近五成，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供给体系。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持续提升，上半年清洁能源在全社会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 新能源汽车产业渗透率持续走高，绿色出行消费全面普及。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连续三个月突破60%，产品出口海外市场规模持续扩张，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成为绿色转型抓手与外贸增长新支点。光伏组件、储能设备、风电整机等绿色装备同步大量出口。 经济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当前全球地缘冲突频发，美以伊地区冲突剧烈扰动国际原油、天然气、粮食、海运产业链，多国遭遇能源短缺、粮价暴涨、物流中断等冲击，我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方位筑牢能源、粮食、金融、产业链安全防线，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冲击。其中能源和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今年上半年更是经受住了考验。 一是能源安全保障体系运转顺畅。国内煤炭保供产能稳定释放，油气勘探开采力度持续加大，油气进口渠道多元化布局，国家石油储备、天然气储备库扩容落地，完善的能源储备调节机制发挥关键作用。即便国际能源价格大幅震荡，国内成品油、工业用气价格保持平稳，并未出现欧美多国面临的成品油供应紧张、终端能源价格暴涨问题，工业生产、居民生活用能稳定可靠。 二是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2026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基础。高标准农田改造持续推进，种业自主创新力度加大，粮食储备体系不断完善，口粮自给率保持高位。充足的粮食供给稳定国内食品价格，对冲全球粮食涨价输入压力，既保障群众基本民生，也为物价稳定、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基础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研究员 孙学工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分化的图景。 一方面，GDP总量69.57万亿元、同比增长4.7%，外贸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增速16.9%，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高达39%，AI算力硬件产业链进出口增速56.6%，新质生产力依托海外资本开支红利实现供给端爆发。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民间投资下降8.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18%，居民预防性储蓄有所增加，上半年居民新增存款5.63万亿元，社零增速为1.3%，形成供给与需求、内需与外需的结构性分化现象。 当前“外需强、内需弱”的分化格局，并非短期周期性波动，而是新旧全球化范式切换、创造性破坏双重作用的中长期结果。过去“中国制造”全球化阶段，低附加值的外贸红利普惠海量中小企业，内外需求同步扩张；而当前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外贸增长，红利高度集中于头部高新制造企业，传统中小微企业出现订单“内卷”、利润受挤压等情况。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房地产进入转型调整期、老龄化少子化带来服务蓝海等多重变量叠加，进一步促成了“供强需弱”的局面。 笔者认为，破解分化局面的核心不在于单纯刺激消费或加码产业补贴，而在于系统性优化营商环境生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制度底座，盘活房地产存量资产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突破中小企业转型的融资与能力瓶颈，依托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完善消费与信用体系，最终将新质生产力外需优势转化为可持续、普惠化的内需增长动能，实现供需高质量动态平衡。本文立足最新官方数据，客观拆解当前结构性矛盾底层逻辑，剖析营商环境现存堵点，提出分层、务实、可落地的体系化改革路径。 结构性分化：外需扩张与内需不足 外需方面，今年以来，我国出口超预期增长由两大核心动力支撑，二者共同推高新质生产力供给。 第一，发达国家K型复苏与流动性过剩形成持续性海外需求。欧美财政赤字刚性维持存量流动性充裕，AI、绿色转型资本开支持续加码；地缘冲突推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中国制造依托完整产业链成本稳定性，成为发达国家平抑输入型通胀的重要供给来源。 第二，我国政策定向培育新质生产力供给能力。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4.6%，知识产权投资增速9.4%，算力、新能源装备、工业机器人产业链配套体系全面完善，海外AI龙头在流动性加持下加大硬件采购，形成“国内高端供给、海外资本需求”的短期供需匹配。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63.5%，AI硬件贡献外贸增量50%以上，供给端新动能已经成型。 但红利分配呈现分化态势：高端外需订单往往集中于头部专精特新、大型装备企业，传统制造、地产配套领域的部分中小微企业难以切入高端赛道，只能依靠低价“内卷”争夺存量低端订单。这也导致供给扩张对国内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的作用较为有限。 内需方面则受到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首先，房地产仍在转型调整中，2026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3.6%，催生预防性储蓄，部分居民主动压缩大宗消费。同时，地产上下游建材、家居、装修行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产业链需求收缩进一步影响相关领域的民间投资。 其次，受地缘冲突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上游资源性行业利润增长，但影响中下游部分中小企业利润。2026年上半年PPI同比上涨1.5%，6月单月PPI涨幅4.1%，CPI为1.0%。这种价格剪刀差对中下游企业利润造成一定影响。即便原油价格阶段性回落，AI相关稀有金属价格持续走强，高端配套领域的小微企业成本压力仍存。 第三，当前实体融资较为依赖银行间接信贷，2026年一季度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5.42万亿元，股权创投募资规模仍待扩大，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38万亿元，传统中小微企业、服务业商户融资可得性有待提高。 第四，中小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跨区域交易成本亟需降低；老龄化、少子化催生的银发康养、情绪疗愈、精细化托育等高端服务业蓝海，存在行业标准建设、职业培训、就业通道等方面的堵点。服务消费占居民总消费比重仍有一定增长空间，巨大内需潜力尚未完全转化为有效市场需求。 改革路径：分层优化营商环境生态 内需不足的本质在于现代化营商环境生态仍需优化，以更好地适配国内国际大循环、普惠中小企业。因此，立足当前数据呈现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应构建“短期托底、中期疏通、长期重构”三位一体营商环境优化体系，将新质生产力供给优势平稳转化为内需增长动能，兼顾中小企业普惠发展、宏观风险防控与长期可持续增长。 首先，短期抓手是盘活房地产存量资产，修复居民与企业资产负债表。应聚焦存量场景再造、风险有序出清。一是加快老旧小区、危旧房智能化、适老化改造落地，落实“十五五”11.5万个老旧小区改造规划，配套智能家居、社区康养、智慧物业服务采购，直接释放万亿级居住服务内需，为中小服务企业开辟稳定订单。二是创新房产抵押融资机制，设立房地产存量资产担保平台，适度放宽轻资产中小企业房产抵押授信额度，降低小微融资成本。三是推进保障性住房数字化运营、长租房标准化建设，稳定居民住房支出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释放大宗消费潜力。 其次，中期核心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惠及中小企业的公平市场生态。应持续以规则统一破除市场分割，让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成为中小企业转型主战场。 一是全面落实资质全国互认、检验结果跨区域通用，考虑取消政府采购本地企业加分条款，搭建全国统一出口转内销数字化平台，2025年平台已为中小外贸企业盘活货值125亿元，应持续扩容平台补贴、完善物流配套政策。 二是完善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依托工信部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办法，建设覆盖县域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考虑对转型AI配套、养老托育、情绪服务赛道的小微企业发放技改贴息，推动中央1000亿元财金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定向倾斜服务业中小商户。 三是重塑金融营商环境，平衡信贷与股权融资：应扩大5000亿元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覆盖面，优化北交所再融资规则，将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2亿元，打通中小企业并购退出渠道，修复创新资本募投管退完整闭环，降低对抵押信贷的单一依赖。 再者，长期底座是依托制度型开放倒逼营商环境系统性升级，培育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应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对国内改革的先导作用，以国际高标准重塑国内规则体系，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一是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对接CPTPP、DEPA高标准规则，在全国落地竞争中性、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清理地方隐性补贴、淘汰低价“内卷”劣质产能，为合规转型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二是统一服务业行业标准、完善消费信用惩戒体系，建立跨区域消费维权互认机制，完善养老、心理、文旅、家政等高端服务职业认证体系，打通高校毕业生服务业就业通道，释放老龄化少子化服务蓝海内需；通过试点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等，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提振消费意愿。 最后，以配套协同对冲大宗商品外部冲击，稳定中小企业经营预期。需建立大宗商品跨境套期保值公共服务平台，降低中小制造企业原料价格波动风险；完善国内战略矿产储备与多元化进口渠道，缓解输入型成本压力。同步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工资性、财产性收入，从根源上降低预防性储蓄，夯实内需长期增长底盘。 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揭示的“外需走强、内需偏弱”格局，是新旧动能转换期的阶段性特征，但需高度重视融资渠道、资产负债、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挑战，避免制约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只是供给端技术与产业升级，更需要与之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正是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载体。通过盘活地产存量修复资产负债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赋能中小企业、依托制度型开放完善消费与竞争规则、疏通多层次创新资本循环，构建完整协同的营商环境生态体系，能够更好地把中国全球领先的产业链供给优势、外需增长红利，转化为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动能，最终破解“供强需弱”的问题，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供需高质量动态平衡，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孙立坚 | 金融透视 2026年上半年，美元流动性收紧，叠加海外美联储政策预期反复、中东地缘冲突发酵，人民币外汇掉期曲线整体震荡下行，期限结构由倒挂逐步转为正挂，1年期掉期运行区间为-1170pips至-1780pips；人民币汇率受外部风险扰动，实际波动率阶段性抬升，期权市场平值隐含波动率呈现冲高回落的脉冲走势，整体交易中枢有所下移。展望2026年下半年，随着全球能源价格回落，海外通胀预期修复，中美利差有望逐步收窄，将带动掉期曲线震荡反弹；外部地缘风险逐步缓和，人民币汇率保持平稳运行，预计人民币期权隐含波动率将维持低位区间。 2026年上半年，全球市场核心扰动集中在中东地缘冲突、美国通胀与就业数据超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预期等方面，全球美元流动性同步趋紧。国内市场外汇占款持续走高，出口高景气带动企业结汇、套保需求维持高位，人民币汇率展现出较强韧性，走出独立升值行情。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外汇掉期、外汇期权市场阶段性特征显著，交易逻辑随内外环境变化持续切换，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整体平稳，始终保持以我为主的运行节奏。 一、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回顾 （一）人民币掉期市场回顾 2026年上半年，境内外多重因素共振，USDCNY外汇掉期全曲线震荡下行，1年期掉期点位从年初-1170pips一路下行至年中-1780pips，全曲线长期偏离利率平价，维持负基差状态。进入6月后，掉期期限形态发生明显转变，由前期近端点位低于远端的倒挂结构，转变为近端点位高于远端的正挂结构。结合中美利差演变、境内外流动性变化及市场交易主线来看，上半年掉期市场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年初至5月底。在中美利差走阔的大背景下，美元兑人民币掉期持续下行，1年期掉期点跌破-1750pips。1—5月，美元利率震荡上行。基本面方面，美国的就业市场出现企稳回升的态势，非农就业数据连续超出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的政策主张在外界看来是中性偏鹰，市场彻底扭转此前美联储降息预期。地缘政治方面，2月末美伊冲突全面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市场通胀预期快速升温，4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明确鹰派信号，市场预期年内加息预期将超过1次，美债收益率始终维持在高位区间运行，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4.5%以上。1年期美元OIS利率年内累计上行50bp，美元利率中枢系统性抬升。整体来看，上半年美元利率端受就业数据强劲、能源价格冲高、美联储鹰派表态等因素影响，美债收益率上行趋势较为流畅，海外美元流动性不断收紧。 1—5月，境内人民币利率整体平稳运行。为进一步提振内需，国内宏观政策以稳增长为导向，货币政策始终维持适度宽松的基调，市场流动性整体保持充裕。银行间人民币资金面较为平稳，人民币利率中枢长期处于低位，未出现明显上行趋势。 在美债收益率上行、人民币利率低位运行的共同作用下，中美长短端利差持续走阔，利差因素对USDCNY各期限掉期点位形成强压制。与此同时，国内出口延续高增态势，企业风险中性管理意识提升，远期结汇率长期维持高位，企业远端结汇行为持续施压长端掉期。多重利空共振下，各期限掉期点同步走弱，这一阶段也出现特殊市场现象：人民币处于强势周期，但掉期点不升反降，1年期掉期较利率平价理论值低接近150pips，整条掉期曲线呈现“短低长高”的负基差格局。 
第二阶段：6月初以来，掉期曲线企稳，短端上涨速度快于长端，做多长端掉期策略由负息差交易转变成正息差交易。进入6月，美债收益率仍处于高位，但美伊谈判的进展偏乐观，全球能源价格回落。市场对美联储激进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美债收益率结束此前单边上行走势，进入震荡下行区间，海外美元流动性紧张格局有所缓解。受基本面预期修正影响，长端、短端美债收益率同步回落。与此同时，境内人民币资金面出现明显变化。6月初，央行加大中长期流动性回笼力度，一方面通过买断式逆回购实现净回笼，另一方面持续保持公开市场零投放。流动性被动收紧直接推高境内人民币融资成本，人民币利率自低位反弹，打破了此前长期低位运行的格局。 美债收益率回落、人民币利率上行，使得中美利差收窄，对人民币掉期的压制作用有所减弱。本阶段掉期上行的驱动力在人民币资金利率，受人民币资金面收紧影响，隔夜USDCNY掉期点从-6pips上行至-4.5pips附近，与中美资金利率利差持平，1周、1月等短期限掉期同步回升。1年掉期从接近-1800pips的低点探底回升至-1700pips上方，但长端掉期依旧受存量远期结汇、美联储缩表预期的压力拖累，反弹力度较短端更为羸弱。长短端走势分化，掉期曲线完成形态切换，近端日均掉期点数高于远端，做多长端掉期成为正息差交易。 （二）人民币期权市场回顾 2026年上半年，贸易顺差持续高位，境内资本市场风险偏好修复，人民币即期汇率表现更为强势，截至6月中旬，在岸人民币已接近6.75，较年初的6.99升值约3.4%。受地缘政治和全球通胀预期的影响，USDCNY平值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和人民币汇率实际波动率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走势，整体交易中枢较往年有所下移。 
第一季度，期权隐含波动率呈“V”型走势，地缘风险是波动率的主要推手。年初，在贸易顺差和资本项下外资回流的双重利好推动下，人民币表现出独立行情，从6.99震荡走升至6.85。1个月的平值期权波动率从年初的3.1%降低至2月中的2.5%，风险逆转期权价格整体保持稳定，1个月25D风险逆转期权价格大多处于负值，体现市场对人民币走强的预期。2月末美伊冲突全面升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加剧，国际油价大幅飙升，全球避险情绪快速升温，外汇市场整体波动率上行。市场担忧高油价推升美国通胀、倒逼美联储维持高利率，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预期大幅升温，即期汇率在6.85至6.91宽幅震荡，人民币期权对冲需求同步增加，长短期期权波动率持续走高，并在3月中下旬触及上半年峰值。1个月25D风险逆转期权波动率上行且由负转正，市场恐慌情绪抬头，期权成交活跃度明显提升。 第二季度，人民币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持续回落，人民币即期汇率平稳运行。3月下旬起，美伊冲突逐步缓和，4月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全球避险情绪快速消退，海外主要货币波动率同步下行，外部扰动因素明显减弱。全球资金风险偏好回升，持续流向权益及高息商品货币，美元指数高位回落并转入窄幅震荡。与此同时，国内出口韧性十足，企业结汇意愿维持高位，人民币汇率走出温和升值行情，即期汇率从6.9震荡走升至6.75。同时，远期购汇风险准备金下调，企业套保行为趋于理性。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各期限期权隐含波动率从高点持续回落，交易中枢不断下移。截至6月末，短端期权波动率回落至年内低位，风险逆转期权的波动率回归0附近，直观反映市场对人民币长期走强的一致预期。 二、2026年下半年外汇衍生品市场展望 （一）人民币掉期市场展望 2026年上半年，人民币掉期市场趋势性行情比较明显，主要因素在美元端，全球通胀预期再起叠加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转向带动美元利率持续上行，中美利差走阔，导致人民币掉期曲线整体下行。 展望下半年，笔者认为中美利差有望进一步收窄。首先，从国内利率角度，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外需方面均强于去年，且权益市场具有较强的韧性，外资增持境内资产，境内外汇市场供求趋于改善。从基本面角度，境内利率大概率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内，进一步降低的概率不大。其次，市场已提前定价美联储年内大幅加息的预期，美债收益率能否在下半年维持高位有待验证。随着美伊冲突风险缓解、油价回落，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的通胀水平将从高位回落，支持美联储加息的依据将不断减少，下半年美联储大概率维持当前的政策利率。随着加息预期的削减，美债收益率也将从高位回落。另外，下半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执政党面临向选民展示强劲经济的政治压力，客观上存在通过尽早采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的诉求，因此美元流动性收紧的可能性较低。 基于以上情形，笔者预计下半年中美利差将收窄，进而带动掉期曲线反弹。基于当前的短端利率，中美利差在-2.3%左右，美国OIS利率为3.85%（隐含美联储年内一次加息），中国1年期AAA存单收益率在1.55%，按当前汇率折算，理论上掉期点在-1550pips左右。因此，若掉期落在-1800pips至-1700pips区间，则具有长期配置价值。但从交易角度而言，掉期曲线上行过程未必是流畅的，主要扰动因素在美元利率方面。首先，美伊冲突或出现反复，若在和谈协议签署前双方再出现短期冲突，能源价格上涨或推动美元利率短时上行；其次，美国的通胀和就业数据是短期扰动还是已经明确改善？这有待验证。若基本面持续改善，预计美联储将保持限制性利率，美元利率或长期维持高位。从第二季度的市场走势看，掉期市场对持续上涨的美元利率不断脱敏，意味着中美掉期曲线下方的空间较小。 （二）人民币期权市场展望 2026年上半年，外部地缘事件成为期权波动率走势的核心推手。展望下半年，市场主线回归美国经济走势、美联储政策，预计人民币期权隐含波动率整体维持低位运行，仅在地缘冲突、政策突变等事件冲击下出现短期脉冲行情，难以形成持续走高趋势。 基准情景下，美伊达成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油价稳步回落，能源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步消解。若美国经济温和降温，美联储存在启动预防性降息的政策空间，美元指数运行在96～102区间，整体震荡偏弱，预计外部风险情绪平稳，海外货币波动率维持低位。国内出口韧性延续，企业结汇与套保行为常态化，人民币汇率保持温和升值、双向波动幅度有限。在此环境中，各期限期权隐含波动率维持低位，风险逆转期权的价格将延续负值。 若地缘冲突再度升级，油价重返高位并推升美国通胀，进而传导至美元利率和美元指数，全球避险情绪升温，将带动人民币短端期权波动率短期冲高。但此类行情属于事件驱动型脉冲，局势缓和后波动率会快速回落，无法改变低波动大趋势，待市场完全消化风险事件后，波动率将再度回落并长期维持低位。综合判断，下半年人民币期权波动率中枢稳定，整体运行在低位区间。 江苏银行资金营运中心 朱怡晨 马晨宇 本文回顾了2015年以来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实践情况，剖析了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特征和政策定位，并从制度常态化、强化市场导向、向产业赋能工具转变、加强项目全流程闭环管控、健全退出机制等方面，对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运用提出优化建议。 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历史实践 （一）基本概念 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筹集资金，并由央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抵押补充贷款，即PSL）支持设立的专项金融工具。其以资本金形式投向符合国家经济战略目标的项目，地方财政、商业银行及其他社会资本可对项目提供配套融资，财政可对专项金融工具予以贴息。 2015年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亟须逆周期调节工具托底。在此背景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次以专项建设基金的形式推出，后续经历了两轮政策演进。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将发行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出的重要稳增长和调结构举措，核心目标是通过“准财政”手段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以应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和财政收支压力等挑战，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 （二）实践情况 在2015—2017年、2022年和2025年，我国已有三轮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放经验，历经专项建设基金、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演变。 2015—2017年，国开行、农发行定向发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分七批共投放超 2万亿元 专项建设基金，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传统城建等 传统基建领域 ，财政予以贴息，杠杆效应为4—5倍。该举措旨在应对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周期性下行压力背景下基建项目的资本金缺口问题 ，可通过稳定基建投资增速对冲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的下行（见图1）。 
2022年，国开行、农发行和进出口行设立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和央行PSL筹集资金，成立基础设施基金，两轮合计投放 7399亿元。资金主要投向三类项目：一是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科技物流、地下管廊、高标准农田、国家安全等五大基础设施重点领域项目，二是重大科技创新领域项目，三是可由地方政府专项债投资的项目。此后，老旧小区改造、省级高速公路等也被纳入支持范围，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贴息。2022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共支持重大项目2700余个，涉及项目总投资超过9万亿元，撬动倍数为10—12倍，对于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发挥了补短板、改善民生的作用。 2025年 ，国开行、农发行和进出口行首次设立 5000亿元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通过发行债券或运用央行PSL资金（如有必要）等方式筹集资金（见图2）。各家分别注册成立相应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公司（特殊目的载体），通过股东贷款、权益性投资等方式给项目注资。相关资金重点投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消费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农业农村、交通物流、市政园区等八大领域，向民营企业倾斜，并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财政可予以贴息。截至2025年10月末，3家机构共支持2300多个项目，项目总投资约7万亿元，撬动倍数大体为14倍 。 
总体来看，过往三轮政策性金融工具表现出功能不断成熟、投向领域不断完善、资金来源多样化、杠杆效应提升等演进特征（见表1）。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特征和政策定位 （一）兼具政策性与商业性，引导资源配置，放大政策效应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兼具公共政策属性与市场化金融功能。其依托国家信用，服务国家政策目标，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引导资金流向政策支持的领域，促进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政策性来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特征体现为两点。第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具有“准财政”属性，其资金来源包括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发行债券、央行PSL操作，且财政可以给予一定的贴息，资金实际成本在1%—2%，远低于商业银行普通贷款。同时，投资期限往往可以达到10年以上，明显长于银行普通信贷。第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是紧密围绕国家战略、产业发展需要，支持诸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场景建设等领域。这些领域对国家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但建设周期长，投资收益高度不确定或回报率较低，因而社会自发投资意愿不足，商业银行贷款难以匹配。 从商业性特征来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按照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等市场化原则，以及保本微利的经济目标予以操作。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设立的特殊目的载体仅作为财务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利，不参与项目的实际建设与运营。 在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方式下，政策性资金的投入向市场表明了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可以增强社会资本的信心，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在实践中，政策性资金以资本金形式注入项目后，通常能够撬动数倍甚至10余倍的商业性机构资金，形成注资与市场化融资的联动。 （二）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力补充，助力稳投资与调结构 从历史经验来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推出通常伴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往往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征，对政府债券等财政工具形成有力补充。近年来，面对转型升级发展带来的复杂结构性问题，宏观政策仅立足于社会总需求管理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经济治理的需要。此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肩负起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双重使命，更加适配当前的经济发展需求。 2015年推出的专项建设基金以逆周期调控为主要目的，投向棚户区改造等传统基建领域；2022年推出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兼具托底经济、补短板、惠民生的作用，将交通、能源、高标准农田、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等重点建设领域纳入投资范围；2025年以来，推出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加大了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和便民商业设施、文旅体育设施、消费物流设施等消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此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与中央提出的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形成战略契合，既能有效提升投资活力，又能赋能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积蓄未来发展新动能，将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度融合。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经济和就业指标的较好表现而大量举债，虽然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导致地方债务增速过快，隐性债务风险大幅提高。近年来，中央财政加大化债支持力度，安排地方政府发行置换债偿还隐性债务，为地方财政发力腾挪空间。尽管如此，在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的背景下，部分地方政府缺乏优质税源，自主财力有限，对地方政府债券筹资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上述财政资源较多用于解决存量问题，缺乏地方配套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进行新增项目投资，短期内难以形成明显的实物工作量。同时，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券的大量增发，也令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由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无须地方政府出具还款承诺或承担兜底责任，且相较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可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不超30%的上限约束，该工具可全部用于项目资本金，带动投资能力相对更强。 （三）发挥政策性金融工具引导聚集金融资源的优势，进一步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这些技术所需资金规模较大，普遍具有投入周期长、风险不确定性强、轻资产化等特征。这决定了其融资需求不同于传统产业，给传统低风险偏好的抵押担保融资模式带来挑战。 相较而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符合科技创新所需的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特征。随着投向结构的不断升级，当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已延伸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领域。作为项目资本金的先行投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不仅能引来更多的资金，而且有望吸引更多产业资源参与，为科技创新提供产业协同、生态构建、市场拓展等支持，实现由对新质生产力的单一融资支持向集孵化培育、资本支持产业转化于一体的系统化支持路径转型，为企业科技创新注入更强动力。 （四）财政金融协同的创新载体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实践探索为新时代财政金融协同提供了创新载体。在货币政策的保驾护航之下，在不增加政府债务的同时，其发挥出准财政资金“低成本、长期限”的优势，构建起“财政引导投向、金融放大效能、激活市场主体”的协同链条，形成“1+1>2”的政策合力，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对运用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政策建议 一是建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常态化运用机制。在2025年及之前，政策性金融工具不属于常态化财政金融手段，缺乏常态化、长期化运用规则的保障。同时，因出台的历史背景不同，政策性金融工具所针对项目的筛选标准差异较大，工具出台后通常要求快速投放，当地方符合标准的优质项目储备不足时，会存在为了争取资金而凑数申报的情况，而银行短期内或无法全面了解项目情况，最终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笔者建议，针对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常态化使用建立明确的运作规则和机制，每年的投向领域、投向标准、额度分配等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作出调整，同时保持一定的政策连续性、稳定性，避免出现因标准大幅变化导致地方储备项目错配。 二是强化政策性金融工具运用的市场化导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资本市场发展深度融合，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实体经济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迫切需要更加灵活、包容、适配创新发展的融资支持体系。当前，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投放方式仍以股东借款、直接股权投资等为主，且大多设有刚性回购条款，市场化运作空间有限，投资适配性不足。笔者建议，推动政策性金融工具创新投资运作模式，探索可转债、夹层投资、股债联动等多元化投资方式，提高投资方式的灵活性。同时，同步推进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建设，以匹配资金运用的灵活性，逐步降低对政策性金融债的依赖，有序引入保险资金、社保基金、政府引导产业基金、市场化产业基金等长期低成本社会资本，持续提高社会资本的参与比例，充分发挥各类资本优势，以市场化机制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三是推动政策性金融工具由常态化融资工具向产业转型赋能工具转变。当前，政策性金融工具多局限于单一资金投放功能，大部分停留在“给钱放贷”的传统融资层面，对企业经营、产业培育、资源对接等增值服务不足，未能充分发挥政策金融的撬动与赋能作用。笔者建议，推动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分发挥“头雁效应”，促进资金要素与产业资源深度融合，围绕企业及项目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构建多层次的资金体系，在不同发展阶段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吸引适配的金融机构、政府平台、科研院所等机构参与，更加有效地支持企业创新，提高技术成果向商业成果的转化效率，为培育更多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精准发力。 四是加强政策性金融工具项目全流程闭环管控。当前，政策性金融工具在项目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全生命周期风控体系尚不健全，对资金流向、建设进度、经营效益等关键环节跟踪不够精准，动态预警能力不足等，容易出现资金使用不规范、资金挪用、项目偏离预期等风险隐患。笔者建议，健全项目全流程跟踪管理机制，立足行业属性、项目类型、业态特征，量身构建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监控指标体系。紧盯资金拨付流向、项目建设进度、投资收益兑现、运营管理成效等关键环节，实施常态化实时监控。从严核查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必要性与合理性，常态化排查违规占用、闲置沉淀、擅自挪用等行为，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保障政策性金融资金安全稳健运行。 五是健全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当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缺乏规范的退出标准，以股权回购为主要退出路径，跨部门协同联动和多方风险分担机制尚不完善。笔者建议，健全顶层制度设计，明确差异化的退出安排（包括期限、触发条件和定价等），例如针对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节点，允许投资人按不同的回报率进行退出。同时，丰富市场化退出路径，对具备稳定经营性收入的项目，可支持通过股权回购、股权转让、资产证券化、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方式退出；对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类项目，可通过产业基金、政府投资基金、长期资本接续等方式实现资金循环；对公益性较强、回报周期较长的项目，应提前明确补贴机制、使用者付费安排和风险分担机制，但不得形成地方政府兜底承诺。此外，强化跨部门政策协同，统筹好财政资金、专项债与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衔接节奏，构建政银企风险共担机制，促进资金良性循环与可持续运作。 中邮保险资管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 徐正光；中邮保险资管固定收益投资部投资经理 张辰尧；中邮保险资管固定收益投资部投资经理 庞尔慧 在“双碳”目标推进与银行业息差持续收窄的双重背景下，绿色金融已经成为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培育新增长点、落实监管要求的重要抓手。相较于国有大行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扎根地方、服务小微，在发展绿色金融过程中，普遍存在盈利动力不足、期限错配突出、信息壁垒明显、专业人才匮乏、风控体系薄弱、考核机制失衡等现实困境。本文结合当前银行业经营现状、监管政策导向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实际，系统梳理城市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面临的多重困境，从战略定位、激励机制、产品创新、信息共享、风控建设、人才培育六个层面，提出契合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特点的优化对策，推动地方法人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稳健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开辟城市商业银行增长新空间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稳步推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绿色金融纳入金融“五篇大文章”，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出台绿色金融指引、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转型金融政策工具等一系列配套规则，绿色金融从银行品牌形象工程转变为硬性经营考核指标。近年来，银行业净息差不断收窄，房地产、地方城投两大传统信贷投放领域风险管控趋严，商业银行普遍面临优质信贷客户稀缺、传统业务内卷严重的经营压力。在此背景下，发展绿色金融、布局低碳产业信贷市场，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实现信贷结构调整、开辟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路径。 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区域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承担着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职能，具备深耕本土产业、贴近县域市场的地缘优势。但受资金规模、科技投入、人才储备、考核导向等因素制约，多数城市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进度滞后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业务推进过程中“上热下冷”、重指标轻实效、重投放轻风控等问题较为突出。厘清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现实困境，构建适配自身经营模式的发展路径，对推动中小银行高质量转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现实困境 政策与经营目标冲突，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绿色项目周期普遍5~15年，前期投入大、回款缓慢；城市商业银行负债多为一年期以内短期存款，中长期信贷与短期资金形成期限错配，拉高资金成本。碳减排再贷款额度有限、申报繁琐，绿色贷款利率低于传统流贷，业务盈利空间狭小，短期难以贡献经营利润。同时，全行考核以存款、当期利息、不良率为核心，绿色信贷短期绩效弱，配套激励不足。叠加绿色项目尽调复杂、不良终身追责，信贷人员畏贷情绪明显，形成总行下达指标、基层消极执行的传导断层。 市场竞争弱势，优质绿色项目获取难度大。绿色信贷市场分层清晰，如国有大行依托资本与政策资金优势，承接大型风光电站、EOD、省属国企低碳基建等大额项目，占据近四成市场规模；股份制银行依托全牌照布局产业链融资、绿色债券承销等综合业务，客户资源充足。城市商业银行经营区域受限、资金体量偏小，无法参与大型绿色基建项目，只能承接高耗能企业技改、小微节能环保零散业务。此类客户分散、单户授信低，尽调与贷后管理成本更高，长期处于竞争劣势。 环境信息互通不足，绿色项目识别易出现偏差。绿色信贷审批需核验能耗、排污、碳排放、环评、环保处罚等资料，但生态环境、发改、经信等部门数据尚未全面互通，银行无法调取完整企业环境信用档案。中小微企业环评、碳数据更新滞后，难以判定真实减排效果；监管持续严查“漂绿”“洗绿”，部分企业借虚假技改套取信贷红利。城市商业银行缺乏专业技术研判团队，极易出现项目定性失误，面临监管处罚，信息不对称成为业务扩量主要瓶颈。 产品体系单一，本土化创新能力薄弱。大中型银行已形成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汇质押、ESG理财、绿色投行完整产品矩阵；多数城市商业银行仅投放标准化绿色流动资金贷款，产品同质化严重。碳排放权、林权、节能收益权等新型抵质押物存在估值、处置难题，难以大规模推广。面向纺织、化工、印染等地方高耗能产业的转型金融产品供给不足，无法匹配区域产业升级融资需求。 复合型人才短缺，业务专业支撑不足。绿色金融是融合金融学、环境工程、碳核算、新能源产业研判、法律法规的交叉学科，对从业人员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目前，城市商业银行信贷队伍大多长期从事传统信贷业务，熟悉财务报表、抵押物评估，但缺乏环保工艺、碳排放核算、新能源行业前景研判等专业知识，很难甄别绿色项目技术可行性与减排真实性。同时，城市商业银行多地处地市区域，薪酬竞争力弱于大中型银行，难以引进碳核算、环境风控、绿色产业研究等高端人才，人才短板直接制约了绿色金融业务的规范化发展。 绿色风控体系滞后，气候转型风险防控缺位。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尚未搭建专门的绿色信贷评分体系，仍沿用传统授信审批模板，未将碳排放强度、环境风险、气候转型风险纳入授信评价，对高碳行业转型风险预判能力不足。绿色项目投产周期长，企业排污、能耗排放动态变化，需要持续跟踪监测，而城市商业银行贷后管理力量有限，很难实现常态化环境监测。地方政府绿色贴息、风险补偿池覆盖面有限，绿色项目出现不良后缺少风险缓释渠道，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放贷顾虑。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化对策 重塑差异化战略定位，完善绿色治理架构。一是错位竞争深耕本土细分赛道。避开大型新能源基建红海，依托属地优势聚焦三大方向，即本地制造企业节能技改、县域小微节能环保授信、乡村分布式光伏与碳汇农业普惠项目，打造“小而专”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形成本地化竞争壁垒。二是搭建顶层治理机制。董事会设立绿色金融管理委员会，将绿色金融规划纳入全行中长期战略，科学设定绿色信贷、转型金融投放目标，平衡监管、盈利与风险承受能力，杜绝脱离实际的硬性投放任务。 优化考核激励机制，激活基层业务动力。调整绩效考核导向，提高绿色信贷考核权重，弱化存款、短期利息等时点指标，配套绿色贷款内部FTP优惠，压缩资金成本、拓宽业务利差。设立绿色业务专项营销奖励，出台清晰尽职免责清单，从业人员完整履行尽调流程后，可适度豁免不良追责，消除一线惜贷情绪。充分运用碳减排、支农支小再贷款等低成本政策资金，优先投向绿色信贷，对冲低利率带来的收益缺口。 深化政银协同，打通环境信息共享通道。建立政企常态化信息对接机制，定期对接发改、生态环境、经信部门，整理环保合规、技改入库、高耗能限制企业名单，搭建绿色客户白名单与高碳企业管控清单。接入省级绿色数字化平台，依托碳效码、企业碳账户一键查询企业环境数据，消除信息不对称。主动对接财政部门，落地绿色信贷贴息、政银担风险补偿基金，依靠政府分担信贷风险，实现银行、财政、企业三方共赢。 分层创新绿色产品，补齐转型金融供给短板。搭建分层适配产品矩阵：面向县域小微推出碳效贷、分布式光伏贷、林权碳汇质押贷、节能技改信用贷；面向中型制造企业开发排污权质押贷、转型技改贷、低碳供应链融资；面向产业园区投放节能改造银团贷款。具备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可承销绿色债券、发行ESG理财，拓展中间业务收入，对冲信贷利差收窄压力。针对纺织、化工、印染等本地高耗能产业推出专项转型贷款，有序压降存量“两高”信贷。在政策框架内稳妥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节能收益权质押业务，拓宽中小绿色企业担保渠道。 外引内训并举，培育复合型人才队伍。采用“外部引进+内部培训”模式，定向引进环境工程、碳核算、新能源专业人才，充实绿色金融与评审岗位，专职研判项目减排效益。常态化开展全员轮训，覆盖绿色贷款目录、碳账户实操、漂绿风险识别、转型企业尽调，设置准入考核，持证人员方可经办绿色信贷。建立跨条线轮岗机制，推动公司金融、普惠、风控人员交叉学习，打造兼具传统信贷经验与绿色产业认知的客户经理队伍。 健全全流程风控体系，防范绿色信贷各类风险。构建绿色专属授信评价模型，将碳排放强度、环境信用、气候转型风险纳入硬性审批标准，环保失信企业实施授信一票否决。打造贷前、贷中、贷后闭环风控：贷前核验环评、排污许可、技改备案材料，严防企业包装传统产能骗取绿色信贷；贷中测算长期现金流，长周期项目设置分期还款方案，缓解期限错配；贷后持续跟踪排污与技改投产进度，动态预警环境风险。均衡布局多行业绿色业务，严控单一行业授信占比，大额项目采用银团分散风险；常态化内部自查，严厉整治“漂绿”违规投放，严守监管底线。 发展绿色金融是城市商业银行顺应宏观政策导向、优化信贷结构、应对行业息差下行压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地方法人银行立足本土、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长远布局。城市商业银行不能简单照搬大中型银行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应当结合自身经营规模、区域产业特点，走差异化、本土化、小微化的转型路径。通过重塑战略定位、优化考核激励、深化政企信息协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培育专业人才队伍、完善风险防控体系，破解业务发展堵点难点，由被动完成监管指标转向主动布局绿色赛道，在支持地方产业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培育优质客户群体、构建核心竞争优势，最终实现绿色金融业务与自身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 上海银行杭州分行高级经济师、省级金融顾问 陈昌锣 | 产业追踪 摘要：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型基础产业，钢铁行业产业链条长，涉及环保、安全、国际贸易等多个高风险领域，既要面对传统合规风险叠加压力，又需应对供应链准入门槛提升、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型合规挑战，合规管理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在此情况下，我国等同采用ISO37301国际标准并出台相关政策，构建起全维度合规监管框架；国内龙头钢铁企业已率先开展合规体系认证。结合政策导向与行业特性，分析钢铁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要点，提出加快体系建设升级、强化核心领域合规能力、借助数字化提升效能的建议，旨在为钢铁企业防范合规风险、巩固供应链地位、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关键词：合规管理体系，钢铁行业，品牌 一、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政策背景 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及监管机构先后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和引导各类组织合规管理的政策措施，形成了覆盖立法规范、标准建设、监督评估、激励约束等多维度的制度框架，共同为企业强化合规管理营造了系统性、全方位的良好政策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强合规管理，防范化解境外政治、经济、安全等各类风险。2022年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42号）从组织架构到监督追责等6个层面对国有企业的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提出了要求，是对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考核，明确了合规管理已成为中央企业强制性义务。2025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立法旨在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推动民营经济组织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及时预防、发现、治理经营中的违法违规等问题，将合规管理作为民营企业良好发展的重要抓手。 各省市聚焦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印发实施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省属企业的合规经营和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提出要求。江苏省印发《省属企业合规管理办法》（苏国资规〔2023〕1号），严格参照《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制定，增设监督问责相关条款，明确将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纳入责任追究核心考量因素。山西省出台《山西省省属企业合规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清晰界定各层级合规管理职责边界，明确要求设立首席合规官，并由总法律顾问或分管合规管理工作的集团领导兼任。四川省印发《四川省省属企业合规管理办法》，聚焦合规管理实效提升，推动省属企业实现从“合规管理有没有”到“合规管理有没有效”的根本性转变，助力省属企业合规管理水平提档升级。甘肃省印发《甘肃省省属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从组织与职责、制度建设、管理重点等维度细化具体要求，明确将市场交易、安全环保、劳动用工、财务税收等领域列为合规管理重点范畴。上海市修订印发《上海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合规管理办法》（沪国资委规〔2022〕2号），在2018年相关指引基础上优化完善，聚焦合规管理组织和职责、制度建设、运行机制等六大核心内容。 二、合规管理体系的标准解读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2012年启动编制、2014年正式发布的ISO19600：2014《合规管理体系指南》，是全球范围内首部合规管理领域的国际标准。随后我国将该标准等同转化为国家标准GB/T35770—2017《合规管理体系指南》，为各类组织搭建与维护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框架性指导原则。但随着全球合规管理实践的深化与市场需求的升级，该标准已无法支撑日趋严格的合规要求和企业对于证明自身合规性的迫切期望。2018年，ISO正式启动新版标准研制，并于2021年发布ISO37301：2021《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全面替代原ISO19600标准。 作为ISO发布的合规管理领域核心标准，该文件首次明确支持组织开展自我合规声明、接受外部供方及相关方（第二方）审核、申请管理体系认证等多元化合规活动[1]。 2022年10月12日，为响应国际标准的更新趋势，我国等同采用ISO37301：2021标准，正式发布并推行GB/T35770—2022《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该标准明确了合规管理体系需涵盖的核心要素与必须满足的规范要求（见图1）；有效保障国际通用的合规治理准则是各类组织搭建合规管理体系的统一依据，强调最高管理者或治理机构的领导作用；有效推动合规义务深度嵌入组织的管理制度与业务流程，借助体系化、标准化、流程化的合规手段，增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目标。该标准为各类组织构建、运行、维护及优化合规管理体系，以及培育正向合规文化，提供了体系化的路径与解决框架。 
与GB/T35770—2017相比，GB/T35770—2022由指南类管理体系标准修订为要求类管理体系标准，并成为一项跨行业的要求类管理体系标准。该标准规定了建立、开发、实施、维护和改进合规管理体系的要求，正文中的章节按照管理体系PDCA顺序设置，条款相应地全部使用要求型条款表述[2]。 相较于GB/T35770—2017，GB/T35770—2022更贴合当前合规管理的国际化与国内本土化融合需求。一方面，GB/T35770—2022由指南类管理体系标准修订为要求类管理体系标准，为合规管理体系的第三方认证提供了明确、可查的技术依据。另一方面，术语体系优化，不仅修订了合规风险、合规义务、合规管理体系等15项核心术语的表述，更明确了术语的内涵与适用边界；新增合规文化的“价值观”注解，明确其作为合规文化建设的核心内核，为组织构建全员合规理念提供理论支撑。此外，对核心技术的要求更趋细化：在人员管理层面，明确规定新聘用人员入职前必须完成合规培训并考核合格，且培训内容需覆盖岗位相关的合规义务与风险点；在治理层面，新增治理机构（如董事会、管理层）对合规文化承诺的证实义务，要求通过正式文件、内部公示、年度报告披露等形式落实；在技术应用层面，细化数字化技术在合规管理中的落地场景，明确鼓励组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合规风险监测系统，提升风险预警与处置效率。GB/T35770—2022增强了PDCA循环在各环节的应用，提升了其关联性与闭环管理水平；针对相关方需求识别、合规风险动态评估、违规举报与调查程序等核心指标，补充了具体的操作要求。增设的附录A按照正文章节顺序，针对各条款内容进行理解和使用的指导、建议与解释；附录NA对合规义务、合规文化等的国内适用性进行了补充说明，对其与国际标准原文的不同进行解释，以提高本文件在国内使用的适宜性和使用者的理解便利性。 三、钢铁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1.提升合规意识，规避合规风险 钢铁生产流程长、环节多，涉及环保、安全、工艺装备等多重合规领域，合规管理体系的构建能有效降低运营风险并优化生产效率[3]。从环保维度看，《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版）》要求2026年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合规体系通过建立碳排放核算、污染物监测等机制，帮助企业提前适配国际国内环保标准，避免处罚风险。在安全生产领域，合规管理体系的建立有助于企业充分识别并落实诸如《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等法规要求，规范高危岗位操作流程、完善安全设施配置，显著降低事故发生率。此外，财务合规是合规管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其与内部审计的深度融合，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有效反制内外部贪腐行为。 制度建设是合规管理的基础。企业需结合行业特点和业务实际，强化合规管理体系宣贯培训，逐渐营造企业合规氛围，在企业内部传播合规文化，建立覆盖核心领域的合规制度框架。钢铁企业应依托ISO37301与GB/T35770标准要求，搭建涵盖制度建设、风险评估、监督审计等环节的全链条管理体系，针对钢铁行业特性，结合法律法规要求，在工艺装备、资源消耗、质量管理等层面着重丰富制度内容，重点完善环保、安全生产、供应链管理等专项制度[4]。风险识别与防控是合规管理的核心功能，钢铁企业需结合行业风险特点，建立系统性风险管控机制，根据自身需求及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动态更新合规清单。对内识别法律法规、产品标准规范、客户合同协议、社会道德要求等，对外识别各国法律、敏感政治议题、供应链门槛、顾客贸易风险等。 2.积累信任资产，提升品牌形象 合规管理已逐渐成为钢铁企业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衬托企业的绿色化、智能化、协同化发展，良好的合规表现能显著提升企业市场认可度。宝武集团作为世界一流钢铁企业，始终积极响应国家合规管理号召，主动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目前，其集团总部及武钢集团、华宝信托、财务公司、宝华招标、中钢集团上海碳素厂等多家子公司已完成ISO37301合规管理体系认证。河南钢铁集团通过ISO37301国际合规标准与GB/T35770国内标准双贯标认证，构建了全链条合规管理架构，在市场拓展和资本运作中获得竞争优势，彰显了合规认证的品牌价值。首钢建立“1+2+N”合规制度体系，并充分意识到合规管理体系是建设国际化上市公司、世界一流企业的内生需要。 3.满足供应链合规要求，扩展市场 近年来，钢铁行业重点下游领域及大型供应链的合规化管理趋势日益凸显。据调查，东风汽车、吉利汽车等钢铁材料重点客户已完成ISO37301与GB/T35770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和认证工作；中石油等钢铁行业重点下游用户已在考虑将合规管理体系等内容纳入供应链准入考量范围[5]。建筑工程、汽车制造、机械装备、能源电力等钢铁核心下游行业，纷纷将安全生产合规、环境保护与排污许可执行、反商业贿赂承诺、产品质量标准达标等纳入供应商准入与动态评估体系。据报道，以包钢集团为代表的大型钢铁供应链核心企业，正在完善自身采供平台全流程合规监管机制，实现从准入审核、合同履约到售后服务的全链条合规追溯。这一趋势提醒钢铁企业应持续完善合规管理体系，推动上下游协同构建合规共治的产业生态，使合规能力成为其巩固供应链合作、参与高端市场竞争的关键竞争力，有效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助力企业获得政府与社会认可，支撑企业长期发展。 四、建议 钢铁行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环保合规、安全生产、国际贸易规则适配等核心领域，其价值已从单一的风险防控延伸至生产优化、供应链协同、品牌塑造和融资拓展等多个维度。面对国内法律法规对企业合规性要求的逐渐严格和国际贸易对合规性的强力监管，尤其是在“双碳”目标推进与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行业背景下，钢铁企业需构建适配自身发展战略的合规管理体系，将合规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在行业转型升级和全球化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构建绿色低碳、安全稳定的钢铁产业生态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王益谊，吴学静.《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标准解读[J].冶金管理，2023（14）. [2]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GB/T35770-2022[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22. [3]栗雅楠.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与实践[J].冶金管理，2024（4）. [4]韩松，王冰，王金硕.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实践[J].质量与认证，2022（8）. [5]王波.央企合规管理体系建设[J].企业管理，2020（5）.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张世恩 霍咚梅 摘要：聚焦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直升机及轻小型固定翼飞机4类核心低空装备，剖析其发展现状与阶段性特征，从技术自主、适航认证、市场应用与生态协同等维度，提出分层进阶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期为构建安全高效、融合开放的低空装备产业体系提供路径参考。研究表明，低空装备产业短期需夯实技术根基、拓展场景闭环应用；中长期应逐步实现从载物到载人、再到空地一体智能协同的系统跨越。 关键词：低空经济，低空装备，发展路径，无人机 0 引言 当前，以无人机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eVTOL）为代表的新型航空器技术快速演进、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与传统直升机、轻小型固定翼飞机共同形成了低空装备新旧并存、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成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构成与关键支撑。本文聚焦这4类核心低空装备，在剖析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短期突破与长期演进的双重视角，系统探讨其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期为推动我国低空产业体系成熟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低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低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体现为两方面：一是装备本体的技术创新与性能提升；二是装备应用对市场生态的强效拉动与价值赋能。 装备本体的技术创新与性能提升，是低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现阶段，低空装备子系统的研发及整机的安全可靠是低空装备产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子系统维度，关键在于突破核心技术壁垒、实现研发与功能升级。一方面，聚焦飞控、动力、导航、通信等核心子系统，推动高算力飞控芯片、高精度传感器等重要元器件的研发，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加快新技术融合应用，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数字孪生、5G/6G等技术嵌入子系统，实现飞控系统的智能决策，让子系统从“单一功能承载”向“智能协同联动”升级，为装备本体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在整机维度，需围绕“安全、高效、适配”三大核心目标优化。例如，通过冗余设计、抗干扰技术提升整机安全可靠性，降低复杂环境下的飞行故障风险；借助轻量化材料、动力效率优化、延长续航里程，提升载荷能力，拓展装备作业半径与任务边界；推进整机模块化设计，实现载荷快速更换、功能灵活适配，满足巡检、物流、应急救援等多元化场景需求。 装备应用对市场生态的强效拉动与价值赋能，是低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延伸。一方面，低空装备以技术赋能重构传统产业作业模式。例如，在农业领域，无人机精准植保、遥感监测替代人工喷洒与田间巡查，推动农业从“粗放管理”向“精准化、数据化”转型，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产品品质；在工业领域，低空装备用于电力巡检、油气管道监测、矿山测绘，替代高危环境下的人工作业，降低安全风险的同时，实现设备运维的实时化、智能化。另一方面，低空装备依托技术特性催生多元业态。例如，在消费场景中，“专业航拍服务”形成成熟的商业闭环，不仅为影视制作、纪录片拍摄提供高空视角素材，更面向大众消费，推出“旅行跟拍航拍”“婚礼空中记录”等定制服务，满足个性化影像需求；无人机创意表演成为文旅与商业营销的新载体，通过数百至数千架无人机的协同编队，在空中呈现品牌标志、城市地标、节日主题等动态造型，被广泛应用于景区夜游、商业开业、大型赛事开闭幕式等场景，成为吸引游客或观众的核心亮点。多元化的业态不仅丰富了市场供给，更推动低空装备从“工具属性”向“服务生态载体”转变，为市场注入更多创新活力。 2 低空装备产业现状分析 2.1 无人机产业 我国无人机具备全球竞争优势。我国民用无人机凭借完整且庞大的产业链体系、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广泛的场景应用基础，在消费级与工业级市场均占据主导地位。从产业链来看，我国无人机产业已基本实现自主研发，大部分核心零部件可自主生产。在技术创新层面，我国同样展现出强劲实力。据统计，我国在无人机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占全球该领域专利总量的70%以上[1]，成为全球无人机技术的第一大来源国，为该产业的持续迭代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在应用落地层面，我国无人机场景拓展速度与商业化程度位居全球前列，我国短途物流运输、电力巡检、农林植保等场景已加快迈向无人机规模化商业运营阶段；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数据，2025年我国民用无人机飞行时间总数达4 530万小时，同比增长近70%，从直观上体现出无人机应用的广度与活跃度[2]。 中大型无人机适航认证申请踊跃。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从事中大型民用无人机系统的设计、生产、进口、飞行和维修活动应当依法申请取得适航许可。随着无人机应用场景向中大型、高复杂领域深度延伸，行业对适航资质的申请积极性持续高涨。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开的数据，截至2025年8月，我国已有14款中大型无人机获得适航批准，600多个型号的无人机正式进入适航审批队列[3]。当前，审批推进节奏不断加快，为中大型无人机规范参与市场竞争、拓展商业化应用空间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eVTOL产业 eVTOL整体处于测试研发与安全验证阶段。eVTOL作为低空经济的热门赛道之一，获得了业界广泛关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eVTOL整机相关企业有40余家，均在加大技术研发，逐步突破续航、电机性能、电控系统等方面的技术难点，并积极申请适航许可。2023年12月，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的EH 216-S成功取得型号合格证（Type Certificate，TC）、生产许可证（Production Certificate，PC）和标准适航证（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AC）。2025年3月，该机型再次取得运营合格证，标志着我国eVTOL在低空经济商业化探索中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吨级eVTOL方面，2025年7月，上海峰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纯电动、无人驾驶eVTOL V2000CG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TC、PC和AC。这是我国吨级以上获“适航三证”的货运eVTOL，标志着我国大型eVTOL向低空运营商业化闭环迈出坚实的一步。 2.3 直升机产业 我国直升机机队规模逐步扩大。截至2024年底，中国民用直升机机队规模达到1 403架，较上年增长2.3%[4]。在低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直升机保有量有望快速增长，预计到2029年机队规模将达到1 700架[4]。与此同时，我国直升机业务结构持续优化。2024年中国民用直升机飞行时间达23.3万小时，同比增长5.9%，展现出稳健的发展势头[4]。从业务结构来看，石油服务仍为核心支柱领域，年飞行量接近6万小时，市场份额超过25%，持续主导市场需求；空中游览作为新兴增长点，2024年飞行量突破3.7万小时，规模较2019年实现翻倍增长，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力量；而空中巡查、航空喷洒等传统作业领域虽保持年飞行量2万小时以上的稳定规模，但受新兴业务分流影响，市场份额呈逐步下滑态势，整体市场正从传统作业主导向“传统稳固、新兴崛起”的多元格局演进[4]。 2.4 轻小型固定翼飞机产业 我国轻小型固定翼飞机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自2010年起，随着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利好政策的持续释放，以及中国民用航空局改革措施的稳步推进，国内轻小型固定翼飞机市场迎来快速发展阶段。2025年1月，锐恩飞机工业（浙江）有限公司电动轻型固定翼飞机RX1E-A成功获批生产许可证。其作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轻型运动类飞机，也是目前国内同时取得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具备商业化运营资质的电动轻型运动类飞机[5]。该机型在经济性、安全性与环保性方面优势显著，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我国轻小型固定翼飞机行业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和变革。2023年，中国轻小型固定翼飞机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120亿元，相比2021年的90.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5.3%[6]。从交付数量看，2023年，中国轻小型固定翼飞机交付量为1 200架，相比2018年的700架，增长率达71.4%[6]。这表明我国轻小型固定翼飞机行业在技术成熟度、产能供给等方面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未来有望依托低空经济发展红利，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成为低空装备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3 低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3.1 短期发展路径 短期来看，低空装备仍以无人机、直升机和轻小型固定翼飞机为主，eVTOL的可靠性设计及验证尚不成熟，其商业化落地仍需一定时间。 作为当前低空装备主力类型的无人机，在保持现有发展优势的基础上要持续突破技术难关，引领前沿创新，强化行业地位。一方面，在其研发制造中更加聚焦续航时间、载重等核心性能的提升，以更好满足长时作业需求；另一方面，强化其与AI技术的融合程度，进一步提升其在环境感知、路径规划、自主避障及应急决策等方面的能力，以满足复杂场景作业需求。在测试适航方面，通过打造更专业化的硬件测试场，进一步提升全场景模拟测试能力，进而缩短其适航认证周期。在市场运营方面，进一步深化其在农业植保、电力巡检等传统领域的应用，通过技术替代人工、场景定制服务破解效率低、成本高的行业痛点；与此同时，鼓励其整机、核心部件及配套运营服务出海，凭借技术与成本优势拓展全球市场，扩大全球市场份额，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 eVTOL需持续完善测试适航手段，探索闭环商业模式。在研发制造方面，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加速突破高功率电机、长续航电池、高精度态势感知等技术，持续深化多冗余安全设计与轻量化材料应用，从性能、安全、成本三大维度筑牢商业化基础，推动产品从“可用”向“好用”升级。在测试适航方面，持续优化灵活高效的分阶段推进路径，逐步开展景区短途通勤、特定区域物流等封闭场景的试运行，基于真实飞行数据与安全验证经验完善技术与管理体系，稳步扩大飞行权限与应用场景范围，缩短从技术可行到商业可用的转化周期。在市场运营方面，稳步推进“试点验证+信任构建”模式，通过eVTOL常态化飞行演示、局部区域试点运营等方式，持续增强公众接受度与信任度；与此同时，不断探索载人运输、城市空中交通等场景的运营模式，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迈入载人飞行新时代。 直升机和轻小型固定翼飞机要加快研发进程，主动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在研发制造方面，加快发动机、航电系统等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进一步降低对外依赖；同时，持续深化电动化改造与轻量化升级，规模化应用新能源动力系统、高性能复合材料机体，以实现减排降耗与能效提升双重目标，更好契合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在测试适航方面，进一步推动与美国联邦航空局、欧洲航空安全局等国家/地区的主流适航规则相对接，持续完善本土适航认证体系，全面提升国产装备国际合规性，为产品走向全球市场扫清制度障碍。在市场运营方面，支持通航企业拓展医疗急救、应急救援、短途运输等高端服务场景应用，推动直升机和轻小型固定翼飞机等传统装备向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转型。 3.2 长期发展路径 长期来看，低空装备将通过“载物装备优化升级—载人装备突破发展—空地协同生态构建”3个阶段，逐步实现从载物到载人，再到空地协同的跨越式发展，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与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见图1）。 
第一阶段以载物装备提质扩容与推动研发为核心，实现技术升级与场景拓展双突破。在研发制造方面，推动无人机技术向精细化、高效化深度迭代，重点提升续航精准度、载荷效率与自主作业稳定性，加快定制化解决方案研发迭代，拓展精准农业、城市微物流、特种巡检等多元化应用新场景；同时，持续攻坚动力系统、航电设备等核心技术，加速直升机与轻小型固定翼飞机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替代进程。在测试适航方面，进一步细化载物无人机适航认证标准，推动专项测试规范覆盖不同重量等级的装备与作业场景，深化“仿真测试+实地验证”融合测试模式，持续提升适航验证效率与科学性，完善载物装备适航管理体系。在市场运营方面，推动无人机商业化应用向细分赛道纵向延伸，培育规模化、标准化服务模式，加快形成头部企业主导的专业化运营网络；同时，充分发挥国产直升机与轻小型固定翼飞机大载重、长航时技术优势，持续扩大其在通用航空作业、区域中短途运输等领域的市场份额，以政策引导支持与市场化场景应用双轮驱动，推动载物装备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第二阶段聚焦载人装备技术成熟与商业化落地，着力构建“eVTOL为主、传统装备为辅”的产业发展格局。在研发制造方面，推动eVTOL高功率密度电机、长续航电池、多冗余飞控系统等重要部件核心技术的成熟落地，持续提升产品可靠性；同时，优化轻量化材料应用与智能座舱设计，让产品更贴合载人出行的实际需求。在测试适航方面，全面建立eVTOL专属适航标准体系，落地覆盖全链条的安全认证规范，完善分阶段适航验证模式，简化从封闭场景测试到开放空域试运行的审批流程；同步推动载人装备测试验证技术与国际接轨，提升极端环境模拟测试能力，为载人装备规模化运营扫清合规障碍。在市场运营方面，推动eVTOL从试点运营逐步向规模化运营迈进，实现短途通勤、医疗救援、低空旅游等载人应用场景的初步落地与常态化服务；加快完善飞行服务网络，提升停机坪、充电设施等基础设施配套率，持续提高公众对载人低空出行的接受度，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出行服务向“出行+增值服务”延伸，助力载人装备市场规模快速扩大。 第三阶段以空地协同生态构建为核心导向，全力推动智能化立体交通服务体系成型落地。在研发制造方面，推动飞行汽车技术进一步成熟并迈入初步试点商业化阶段，实现自动驾驶、智能避障、垂直与水平飞行切换等核心能力的关键突破；促进低空装备与AI、5G/6G、卫星通信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全面增强装备互联互通与自主协同能力，推动载物、载人装备形成功能互补的智能装备矩阵，以跨领域技术融合催生低空装备新形态。在测试适航方面，推动适航标准向“空地协同”一体化方向延伸拓展，建立覆盖飞行汽车、地面交通、通信网络的综合测试验证体系；广泛使用数字孪生、虚拟仿真等智能化测试手段，实现全场景、全周期的装备与生态协同验证，推动适航审批流程适配立体交通网络的复杂运营需求。在市场运营方面，推动空地协同网络在重点区域布局成型，实现飞行汽车与无人机、地面交通工具的高效联动，构建智能化立体交通服务雏形；依托AI调度系统实现全域运力动态优化配置，推动跨区域、跨场景的出行与物流服务高效衔接，持续释放产业外溢效应，带动能源、通信、文旅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最终形成“装备运营+场景服务+数字支撑”的低空经济完整生态闭环。 4 结束语 低空装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既需立足当前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更应前瞻布局系统化、生态化演进。未来，随着适航体系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化、商业模式持续创新，低空装备将在差异化发展基础上逐步形成功能互补、空域协同的立体运行体系。在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下，我国有望率先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低空装备全产业链，为低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国航空运输协会.2023—2024中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报告[R]，2024. [2]中国民用航空局.2024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R]，2025. [3]低空经济观察司.民航局放大招！600款无人机排队‘领证’，低空经济这次真的要飞了[EB/OL].（2025-09-23）[2026-02-02].https://mp.weixin.qq.com/s/rj6Mgck81tfWtkqt9beprg. [4]中国航空工业民机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民用直升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2025—2034）[R]，2025. [5]中国民航网.国内首个电动固定翼飞机获颁生产许可证开启量产新时代[EB/OL].（2025-01-24）[2026-01-28].https://mp.weixin.qq.com/s/di0okM0G81ndfNjkrtBvoQ. [6]博研咨询.中国轻型固定翼飞机行业市场规模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R]，202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 闫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中心工程师 王雪影 于晓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高级工程师 李立 摘要：为解决建筑与房地产行业高能耗高排放、供需结构错配、发展模式粗放及风险防控薄弱等突出问题，对行业可持续发展路径展开深入研究，提出以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赋能、空间规划引领筑牢发展基础，以供需结构适配、商业模式创新、存量空间盘活为核心实施路径，以行业自律规范、专业人才培育、市场风险防控强化构建内生保障的完整体系，以期为行业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及相关研究人员推进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城市更新，绿色低碳转型，存量盘活 引言 2025年，建筑与房地产行业步入深度调整与提质转型的关键阶段，政策端持续释放红利，推动楼市止跌回稳、城市更新常态化落地，市场端存量盘活、绿色升级趋势愈发鲜明。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求生，传统高能耗、粗放式发展模式已难以适配双碳目标与民生需求，风险防控、供需适配、低碳转型等难题亟待破解。立足这一新形势，本文聚焦建筑与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命题，系统梳理发展基础、探索核心路径、构建内生保障，剥离短期波动干扰，锚定长效发展逻辑，为行业高质量转型、实现生态与经济价值协同统一提供思路借鉴。 1 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1.1 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筑基 建筑与房地产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是构建全生命周期低碳化发展体系，打破传统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实现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碳排放总量下降与生态效益提升的协同统一。这一转型并非单一环节的环保改造，而是贯穿建材生产、施工建造、运营维护至拆除回收的全链条变革，其本质是用低碳化逻辑重构行业生产方式与价值体系。建材端需推动高碳建材替代与环保建材研发，减少水泥、钢材等传统高耗能建材的依赖，强化建材生产过程中的能耗管控与污染物减排，从源头降低行业碳足迹。施工端需普及绿色施工技术，优化施工工艺与流程，减少施工扬尘、噪音污染及能源浪费，推动装配式建造、模块化施工等低碳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建造过程的节能降耗。运营端需聚焦建筑能源高效利用，推广智能节能系统，优化水电燃气等资源调配，降低建筑使用阶段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绿色低碳转型，不仅能破解行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更能推动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为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1.2 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 数字化赋能建筑与房地产产业升级，核心是通过数字技术重构行业生产运营链路，破解传统行业效率低下、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失衡等痛点，实现产业全流程的智能化、精准化与高效化。数字化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推动行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重塑行业价值创造模式。智能建造技术的应用的核心是替代传统人工施工，通过建筑机器人、智能监测设备等提升施工精度与效率，减少人为误差与资源浪费，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缩短建设周期。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的全流程集成，实现设计、施工、运维等环节的数据互通与协同联动，打破各环节信息壁垒，避免设计与施工脱节、运维与建设割裂等问题，提升项目全周期管理效率。房地产数字化运营则聚焦项目招商、租赁、物业管理等环节，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优化资产配置与运营策略，提升房地产资产的持续增值能力。数字化赋能本质上是通过数据驱动行业决策优化与流程再造，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为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注入技术动能。 1.3 空间规划精准引领 空间规划精准引领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核心是实现行业发展与空间资源配置的协同适配，避免地产开发与城市发展脱节、空间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通过科学规划挖掘空间价值，保障行业发展的合理性与长效性。规划的精准性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一是衔接城乡发展节奏，立足城市总体定位与发展方向，合理布局房地产项目，避免盲目开发与过度扩张，确保地产开发与城市人口规模、产业布局、生态承载能力相匹配，实现城乡房地产市场的均衡发展。二是均衡配置空间资源，统筹居住空间、产业空间与公共服务空间布局，破解职住失衡、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等问题，推动居住空间与教育、医疗、商业、交通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协同配置，提升居住品质与空间宜居性[1]。三是统筹存量与增量空间，立足城市更新需求，合理划分存量盘活与增量开发的范围与节奏，避免增量开发挤占存量优化空间，同时通过存量空间的功能重塑与低效用地的再开发，提升空间利用效率。精准的空间规划本质上是通过空间资源的科学配置，规范行业发展边界，引导建筑与房地产行业契合城市可持续发展需求，为行业长效发展提供空间支撑（见图1）。 
2 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实施路径 2.1 供需结构精准适配优化 建筑与房地产行业供需结构精准适配优化，核心是破解供给与需求错配的结构性矛盾，实现供给质量、规模与需求层次、类型的动态平衡，筑牢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根基。这一优化并非简单调节供给总量，而是立足市场需求变化趋势，推动供给结构从同质化、规模化向差异化、精准化转型，让供给端精准对接居住、产业、消费等多元需求。聚焦居住需求，需强化刚需住房供给保障，优先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基本居住需求，同时提升改善型住房供给质量，聚焦户型设计、居住环境、功能配套等核心维度，适配居民生活品质提升需求。非居住地产领域需打破单一开发模式，推进产业地产、文旅地产、养老地产等多元化布局，紧扣产业升级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打造适配产业集聚、休闲消费、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空间载体。存量与增量供给需形成协同，既要通过精准调控增量供给节奏避免市场过剩，又要针对性推进库存去化，对库存较高区域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对需求旺盛区域合理增加有效供给。供需结构的精准适配，本质是让行业发展贴合市场真实需求，减少资源浪费与库存积压，实现行业供给与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市场保障。 2.2 商业模式创新迭代 建筑与房地产行业商业模式创新迭代，核心是打破传统“开发-销售”的短期盈利模式，构建兼顾长效收益、价值增值与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商业模式，重塑行业价值创造逻辑。模式创新需立足行业发展阶段变化，剥离重资产开发环节的过度依赖，转向轻资产运营与价值深耕，实现盈利模式从一次性销售收益向持续性运营收益转型。租购协同住房供给运营模式需深化落地，打破租售市场割裂现状，培育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打造集租赁、物业服务、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运营体系，保障租赁住房供给质量与居住体验[2]。房地产+产业融合发展模式需拓展边界，推动房地产开发与产业发展深度绑定，聚焦产业园区、科创小镇等载体建设，提供产业集聚所需的空间服务、配套设施与运营支持，实现地产开发与产业升级的双向赋能。轻资产运营模式需聚焦核心能力培育，企业可剥离自有土地、项目开发等重资产环节，聚焦资产运营、物业服务、空间管理、咨询服务等核心领域，通过品牌输出、管理输出、服务输出提升盈利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商业模式的创新迭代，能破解行业过度依赖重资产开发的发展瓶颈，构建长效盈利生态，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3 城市更新与存量盘活 城市更新与存量盘活是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核心是激活城市存量空间资源价值，替代增量土地开发的粗放模式，实现行业发展与城市更新的协同共进。这一路径并非简单的存量资产翻新，而是立足城市发展需求，对存量空间进行功能重塑、价值挖掘与生态修复，让老旧空间适配新时代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需求[3]。老旧小区改造需跳出“修修补补”的传统模式，聚焦功能提升与品质升级，补齐养老、托育、停车、充电等配套短板，优化小区路网、绿化与公共空间，同时植入智慧化管理设施，提升居住舒适度与生活便利性。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需聚焦闲置厂房、废弃工地、低效商业用地等重点领域，通过空间重构、用途调整、产业导入等方式，盘活闲置资源，打造适配城市产业升级、公共服务提升的新型空间载体。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利用需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在保留建筑历史风貌与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功能置换转化为文化场馆、特色商业、创意园区等业态，实现历史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存量空间的有效盘活，能破解城市土地资源紧张与行业增量开发受限的双重困境，推动行业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为可持续发展拓展新的空间。 3 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内生保障 3.1 行业自律与规范发展 建筑与房地产行业自律与规范发展，是筑牢行业可持续发展内生保障的核心根基，其核心要义在于构建企业自我约束、行业自我调节、价值自我引领的内生机制，替代单纯依赖外部监管的约束模式，实现行业发展与社会责任、市场秩序的协同统一。行业自律绝非被动遵守规则，而是企业基于可持续发展共识形成的主动行为，是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必然要求。企业作为自律主体，需建立健全诚信经营体系，将诚信理念贯穿项目开发、施工建造、销售服务、物业服务全流程，严格遵守工程质量标准，杜绝偷工减料、虚假宣传、合同违约等失信行为，主动披露项目信息、质量承诺与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接受市场与社会监督。行业协会需发挥桥梁纽带与引领作用，搭建企业交流合作平台，牵头制定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行业自律公约与服务标准，规范企业经营行为，调解行业内部纠纷，引导企业践行绿色发展、诚信经营、责任担当的发展理念。同时，行业需推动自律标准的自我完善与落地执行，结合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等发展趋势，动态优化自律要求，将绿色建造、低碳运营、精准服务等内容纳入自律评价体系，形成“企业自律、协会引领、行业共治”的良性生态[4]。行业自律与规范发展，能从根源上减少市场无序竞争与资源浪费，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秩序，为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约束保障。 3.2 专业人才队伍培育 专业人才队伍培育是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能支撑，其核心是构建适配行业绿色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人才体系，培育兼具专业能力、创新思维与可持续理念的复合型人才，破解行业人才结构失衡、专业能力不足的发展瓶颈。人才培育绝非简单的人才储备，而是围绕行业发展转型需求，实现人才能力与行业发展需求的精准匹配，为技术落地、模式创新、管理升级提供智力支撑。聚焦绿色建造领域，需培育一批掌握低碳建筑技术、全生命周期管理、绿色建材应用的专业人才，重点提升其在建材低碳替代、施工节能降耗、建筑运营减排等方面的实操能力，推动绿色低碳技术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聚焦数字化转型领域，需培育一批精通建筑信息模型（BIM）、智能建造技术、大数据分析、数字化运营的技术人才，强化其在项目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数据驱动决策、智能设备操作等方面的专业素养，适配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5]。聚焦产业升级领域，需培育一批兼具房地产运营、产业融合、空间管理、服务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提升其在租购协同运营、房地产+产业融合、存量资产盘活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支撑商业模式创新与行业价值升级。人才培育需构建校企协同、行业联动、实践历练的多元培育体系，通过高校专业设置优化、企业内部专项培训、行业交流研讨、项目实践历练等方式，实现人才能力的持续提升，形成“培育-成长-赋能”的人才发展闭环，为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智力动能。 3.3 市场风险防控强化 市场风险防控强化是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底线保障，其核心是构建企业内生的风险识别、预警、处置机制，精准规避市场波动、资金链紧张、供需失衡等潜在风险，保障行业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风险防控绝非被动应对风险，而是立足行业发展规律与市场变化趋势，主动预判风险、化解风险，实现风险防控与行业发展的动态平衡。聚焦现金流风险防控，企业需优化资金调度与管理体系，合理控制负债规模与负债结构，避免过度依赖高杠杆融资，强化项目回款管理，加快存量资产变现，保障资金链稳定，防范资金链断裂风险。聚焦市场供需风险防控，需建立内部市场监测与预警机制，精准分析市场需求变化、库存变动、区域市场分化等趋势，及时调整项目开发节奏、供给结构与运营策略，避免盲目扩张导致的库存积压与供给过剩，实现供需动态平衡。聚焦经营风险防控，企业需强化多元化经营布局，剥离对单一地产开发业务的过度依赖，拓展物业服务、资产运营、空间服务、产业配套等多元业务领域，通过业务多元化对冲行业周期性波动风险。同时，需建立风险处置应急预案，明确风险处置流程与责任分工，提升对突发风险的快速响应与处置能力，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对企业经营与行业发展的冲击。市场风险防控体系的不断强化，能有效提升行业抗风险能力，避免因风险累积引发行业波动，为建筑与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筑牢稳健运营的底线。 结语 建筑与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衔接城乡协同进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更是行业突破发展瓶颈、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梳理的发展基础、实施路径与内生保障，形成了覆盖行业全链条、全周期的可持续发展框架，既破解了传统发展模式的诸多痛点，又为行业转型指明了方向。未来，行业需持续深化绿色化与数字化融合，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与城市发展诉求，创新运营模式、盘活存量价值，筑牢风险底线。唯有坚守可持续发展初心，方能实现行业长效运营与生态、经济、社会价值的协同统一，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杨勇.装配式建筑对房地产经济的影响探讨[J].质量与市场，2024，（10）：96-98. [2]瞿晓玲.市场机制对建筑和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2024，（08）：125-127. [3]朱鹏燕.基于数字技术的建筑与房地产经济创新研究[J].中国科技投资，2024，（16）：19-21. [4]赖桂婷.基于房地产经济与建筑经济的实践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2024，（05）：53-55. [5]徐衍杰.新形势下建筑与房地产经济发展策略分析[J].中国科技投资，2024，（13）：53-55.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威 摘要：为探究电子商务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实践路径，助力镇域农业电商高质量发展，采用理论梳理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交易成本理论、技术接受模型等为框架，结合基层农业电商发展现状，剖析电商在市场拓展、生产转型、供应链优化等方面的作用逻辑。针对基层面临的基础设施薄弱、主体培育不足、政策落地不畅等挑战，研究提出乡镇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能力提升、主体培育、政策协同等具体建议，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电子商务，农业经济，基层治理，农产品流通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将电子商务列为破解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关键举措。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农业电子商务凭借打破时空限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势，正为基层农业经济注入强劲动能。作为直接服务“三农”的乡镇政府，在推动电商下沉、衔接小农户与大市场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其政策引导与服务能力直接影响农业电商的发展质量。现有研究中，国外较早关注农业电商的交易成本降低效应，国内则多聚焦宏观层面的政策设计与模式创新，但整体存在基层视角不足的短板：一方面对乡镇政府在电商推广中的具体职能研究较少，另一方面缺乏从小农户微观实践出发的操作性分析。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理论框架梳理与基层实践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剖析电子商务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聚焦基层面临的现实挑战，以期为乡镇政府制定精准政策、提升治理效能提供实践依据，助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 1 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理论基础 1.1 核心理论框架 农业电子商务的理论基础植根于经典经济理论的创新应用。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传统农业交易中存在中间商层层加价、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流通成本占比偏高；而电商平台通过整合信息流、资金流，可减少中间环节，使农户的直接利润显著提升。技术接受模型指出，农户采纳电商模式的意愿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平台易用性（即直播操作难度）、交易安全性（即支付保障售后机制）及政策支持力度（即培训、补贴等方面），乡镇政府的“手把手”培训能显著提升农户的技术接受度。扩散理论强调，农业电商作为新技术，需通过政府示范、市场引导逐步渗透，如当前国内部分城市通过“党员示范店+农户跟进”的模式，全面提升种植户电商参与率，印证了上述理论的实践价值。 1.2 电商理论在农业经济中的应用 经典经济理论为理解电子商务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交易成本理论揭示了电商通过重构流通链路，减少中间环节损耗，直接提升农户收益的内在逻辑；技术接受模型则解释了农户从认知到采纳电商模式的行为路径，为基层推动数字技能培训提供了理论依据；扩散理论则阐明了农业电商作为新型生产经营方式，如何通过示范效应逐步渗透至传统农业体系。从理论到实践，电子商务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呈现多维度传导特征：在市场端，通过打破时空限制拓展销售边界；在生产端，依托消费数据反向驱动标准化与精细化生产；在供应链端，借助资源整合实现降本增效。这些影响机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农业经济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市场化转型，为后续分析具体影响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2 电子商务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2.1 市场拓展与渠道变革 电子商务彻底打破了传统农产品交易的时空限制，推动销售渠道从“本地农贸市场”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跨越。如新泰市蜜薯种植户通过开设网店进行农产品销售，初期每日仅数十单，半年后日销稳定在千余单以上，销售范围从周边县市扩展至全国多个省份，印证了电商对市场边界的突破作用。同时，电商平台整合“三流”，即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倒逼农业经营主体变革管理结构，其中某乡镇农业企业通过接入电商平台，将传统线下中介对接模式转型为“动态化库存管理+一体化订单处理”模式，响应市场需求的速度明显提升，库存周转天数缩短，经营效率显著提高。 2.2 生产经营模式转型 电商链路通过消费数据反向驱动生产端变革，形成了“市场需求-生产调整-标准升级”的闭环。如天柱县发鑫农业通过分析电商平台羊肚菌销售数据，发现小重量规格、礼盒包装产品更受市场欢迎，随即调整种植密度与包装标准，实现定向生产，月销售额从不足二十万元突破至五十万元。基层还涌现出“草根创业+同业集聚”的新型组织形态，某乡镇猕猴桃种植户自发成立合作社，采取统一分拣、分级包装、协同销售模式对接拼多多平台，单果售价显著提升，议价能力显著增强。乡镇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如场地补贴、电商带头人评选等，加速了此类模式的复制推广。 2.3 供应链优化与资源配置 政策支持下的供应链升级是电商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商务部、财政部联合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冷链加工配送中心。某街道办据此建立“采购-分拣-包装-物流”一体化生鲜供应链系统，解决电商爆单后的物流瓶颈，使农产品发货时效缩短一半。物流成本降低直接提升农产品性价比：某县通过政企合作，将生鲜农产品物流成本降低25%[1]，实现“消费者得实惠、农户增利润”的双赢。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电商平台的透明化特性加速生产要素流动：金融机构针对种业电商推出植物新品种权质押贷款，某乡镇种业企业据此获得500万元研发贷款，用于优质稻种培育；同时，技术要素向高效领域集中，使优质农产品与高端市场快速匹配，推动农业生产向优质优价转型。 3 国内外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实践经验借鉴 3.1 国内典型案例分析 经过近年的探索，国内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初见成效。如河北迁安“党建+电商人才”模式为基层人才培育提供范本。迁安市职教中心在大五里镇张家峪村开展“田间课堂”，组织农村电商学员在板栗树下实操直播，教师现场指导脚本撰写、镜头运用。2025年9月的“百媒栗响”直播活动中，学员带动板栗预售量远超计划目标。其核心经验在于乡镇政府主导“理论+实操”培训，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直播演练，建立“党员学员+普通农户”帮扶对子，有效解决“学用脱节”问题。 张家口万全鲜食玉米跨境电商模式展现全产业链思维。万全区聚焦育种、加工、冷链和通关各个环节，自主研发的“万糯2000”品种支链淀粉含量高，收购价远超普通品种；先后建设多个产地预冷库，采用真空包装和冷链运输技术，使产品保质期有效延长；政府对跨境电商企业按出口额给予物流补贴，并联合海关实施“一次查验、全域通关”。2025年上半年，万全鲜食玉米出口量达1.2万t，同比增长22%[3]，主要销往日本、韩国；乡镇政府的“政策包”支持，包括品种改良补贴、冷链建设资金、通关协调，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3.2 国际经验与教训 国外电子商务的推广和应用普遍领先国内，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理念更新，相关差距在不断缩小。如美国Farmigo社区支持农业（CSA）电商平台的信任机制设计值得借鉴。平台要求农场提供种植过程全透明承诺，消费者可通过实时监控查看蔬菜生长状态；建立农场评级系统，从土壤质量、农药使用等维度评分，优质农场获得流量倾斜。截至2025年，平台覆盖超万个家庭农场，印证了信任机制对电商黏性的提升作用。日本JA全农的冷链共享模式成效显著，其在全国布局83个产地冷链中心，实现农产品采后1h内预冷处理，生鲜产品损耗率控制在3%以下，远低于中国基层25%的平均水平，乡镇可借鉴其“政府引导+合作社运营”的冷链设施共享模式。同时，国际教训对基层实践具有警示意义。印度FarmConnect数据显示，未加入合作社的零散农户电商订单履约率仅59%，而合作社组织的农户履约率达92%，反映出小农户在标准化生产、物流协同方面的天然弱势，乡镇政府需强化合作社培育。美国Farmigo遭遇的规模瓶颈也值得关注，单个农场年销售额超过50万美元后，物流成本占比从5%升至18%[3]，提示乡镇在发展电商时需避免盲目过度追求规模，应优先建立“小而精”的区域供应链体系。 4 基层农业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4.1 基础设施与要素制约 偏远乡镇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瓶颈突出。一是冷链仓储方面，全国产地预冷库主要分布在县城周边，部分乡镇覆盖率不足，某山区乡镇因缺乏冷链设施，生鲜农产品损耗率高达28%，较县城周边高15个百分点。二是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西部某乡镇快递首重费用达8元/kg，是东部地区的2倍，导致小农户面临线上有订单、线下难发货的尴尬局面。三是数字技能短板明显，乡镇监测数据显示，45岁以上农户中仅18%会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直播，35%因担心操作复杂、资金安全拒绝尝试电商，数字鸿沟成为农户参与电商的主要障碍[4]。 4.2 主体培育与市场环境问题 小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制约电商发展质量。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零散农户电商订单履约率仅59%，其主要原因为发货延迟、规格不符，而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履约率达92%。其次是同质化竞争严重，某苹果主产区60%的直播间采用果园采摘现场相同场景，导致用户平均停留时长从4min20s降至1min15s，转化率直线下降。另外品牌与标准化缺失问题突出，大多数的基层农产品缺乏统一质量标准，某乡镇核桃因大小不一、杂质率超标，线上退货率高达22%，远高于行业10%的平均水平[5]。 4.3 政策落地与协同机制障碍 基层政策执行存在“重建轻管”现象。例如某乡镇虽实现电商服务站全覆盖，但2025年第二季度监测显示，3个站点月均订单不足10单，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专业运营人员和稳定货源，这反映出乡镇政府在服务站后续运营中的支持缺位。此外部门协同不足，物流、农业、商务等部门政策各自为战，部分乡镇出现农业部门推广的品种与电商平台需求不符、物流补贴与冷链建设不同步等问题，严重拉低了政策实施效能。最后是跨境电商标准壁垒凸显，如张家口万全鲜食玉米出口日本时，因日方新增辐照残留检测标准，2025年第一季度出现3批次退货，直接损失120万元，这折射出基层缺乏应对国际标准变化的快速响应机制。 5 乡镇政府推动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建议 5.1 强化基础设施与数字能力建设 首先要以乡镇为单元推进基础设施补短板。镇域农业电商可以借鉴张家口万全经验，规划建设产地预冷库，重点覆盖生鲜主产区；整合邮政、顺丰等快递企业资源，建立“乡镇分拨中心-村级服务站”三级物流网络，参考商河县模式通过集中配送降低发件成本。还可以实施数字赋能培训计划，采取迁安职教中心模式，组织电商专家驻村开展“70%实操+30%理论”培训，内容聚焦直播操作、订单处理、售后沟通，每月按时培训，提升50岁以下农户参训率。 5.2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与品牌体系 推广“党支部+合作社+电商”组织模式。乡镇政府可牵头成立电商合作社，吸纳小农户入社，统一提供“技术指导-标准生产-分级包装”服务，提升组织化程度。同时，逐步实施“一乡一品牌”工程，挖掘地理标志产品文化内涵，设计差异化包装，参考迁安板栗“田间直播+文化故事”营销方式，提升品牌溢价能力。还要建立质量追溯系统，对入社农户产品实行“一品一码”管理，消费者扫码可查看种植过程、检测报告，增强市场信任度。 5.3 优化政策支持与协同治理机制 基层电商应建立电商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制度可由乡镇长牵头，每月召集农业、商务、物流等部门召开协调会，解决冷链建设与物流补贴不同步、品种推广与市场需求脱节等问题，形成《月度问题解决清单》并公示进展。同时，探索实施精准化政策支持，对跨境电商企业按出口额给予物流补贴；对获得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给予一次性奖励；对服务站运营实行“以单定补”，有效解决“重建轻管”问题。此外，加强国际标准对接，与海关部门合作建立农产品出口标准数据库，及时推送进口国标准变化信息，组织企业参加国际认证培训。 5.4 创新电商模式与资源整合 积极探索多元化电商模式下沉，推广“农地云拼”模式，联合周边乡镇整合相同品类农产品，实现小单汇聚成大单，降低物流成本；发展社区团购，与城市社区团长合作，开展“今日下单、次日产地直送”业务；同时，整合各方资源，推动金融资源下沉，对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机构，开发电商订单质押贷款产品，以平台订单数据为授信依据，解决小农户“无抵押、贷款难”问题；对种业电商企业提供长周期研发贷款，支持品种改良；此外还可以利用电商数据指导生产，与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合作获取消费数据，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提升产销匹配度。 6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梳理农业电商理论基础，明确了电商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当前农业电子商务通过三大机制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一是市场拓展机制，能够有效打破时空限制使农产品销售范围从本地扩展至全国；二是生产转型机制，消费数据反向驱动生产调整；三是供应链优化机制，政策支持下的冷链建设与物流整合，使部分地区物流成本降低。同时基层发展面临基础设施薄弱、主体培育不足、政策协同不够三大挑战。乡镇政府需通过基础设施补短板、主体培育强能力、政策协同提效能、模式创新增活力四大路径，推动农业电商高质量发展。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深入推进，未来的农业电子商务将呈现三大发展趋势：一是技术融合加速，AI分拣、区块链溯源等技术向乡镇下沉，提升农产品标准化水平；二是绿色电商兴起，乡镇可探索“电商+生态农业”模式，将碳足迹、生态认证转化为产品溢价；三是跨境电商潜力释放，RCEP框架下农产品关税降低，为乡镇特色产品出口创造机遇。建议乡镇政府重点关注三项工作：一是建立电商发展监测指标体系，动态优化政策；二是培育“数字新农人”队伍，将电商技能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必修内容；三是试点“电商+乡村治理”模式，通过电商服务站收集民情民意，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参考文献： [1]杨皓奕，张倩，谢海军.农村电商创业生态系统构建研究[J].农业经济，2025（9）：141-142. [2]刘美媛.互联网资源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探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5（26）：13-16. [3]郝建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基层统计策略研究[J].山西农经，2025（16）：135-137. [4]李芝兰，周秀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农村跨境电商发展及实现路径研究[J].陕西农业科学，2025，71（8）：105-108. [5]谷静.乡村电商平台架起农村经济发展新通道[J].中国商人，2025（15）：94-95. 邹城市太平镇人民政府中级农经师 李传莉 | 区域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加强海洋科技创新”。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海洋科技资源富集区域，推进海洋科技协同创新，可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牵引作用，坚持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高能级海洋创新载体建设和人才引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持续增强京津冀地区海洋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聚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海洋科技创新高地。 一、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牵引作用 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牵引作用，借鉴已有成熟机制，加快推进京津冀海洋科技协同创新。借力北京雄厚的科研与创新资源，依托天津、河北丰富的海洋应用场景和产业基础，可以拓展京津冀海洋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渠道与应用空间。推进京津冀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是提升区域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更是服务海洋强国、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关键路径。 加快构建海洋科技协同创新管理体系。一是强化组织管理。加快构建京津冀海洋科技协同创新三级管理体系。推动成立京津冀海洋科技协同创新专题工作组，制定行动方案，定期召开会议，负责落实具体工作。建立“轮值组长”制度，由京津冀三地涉海主管部门逐年轮值担任组长，统筹协调年度重点任务。二是明确发展路线图。绘制京津冀海洋科技协同创新的实施路线图，明确协同创新的核心载体与实施抓手，包括重点建设的跨区域协同创新平台、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开放共享应用场景等，并进一步细化各关键节点的任务安排与阶段性目标。 完善区域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一是推进海洋科技服务一体化。加快构建海洋领域资质互认体系，推动海洋领域企业资质、信用评价等跨区域互认。推动政务服务“同事同标、一网通办”，提升涉海企业跨区域运营便利化水平。设立京津冀海洋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健全海洋领域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机制。二是强化海洋科技政策协同。完善跨区域涉海科技政策集成与解读，开发涉海科技政策数据智能匹配功能，通过企业服务平台精准推送涉海科技政策信息。落实公平竞争审查互认机制，统一涉海企业研发补贴、仪器共享、人才落户、技术交易奖补实施细则，破除区域市场准入、科技成果异地转化隐性壁垒，实现跨区域项目政策待遇互通互享。 推动海洋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共建共享。一是组建海洋技术创新中心。统筹搭建覆盖海洋基础研究至产业落地的一体化创新网络。二是建设海洋数据共享平台。依托国家级海洋科研机构、区域大数据中心等平台，汇聚海洋产业园、海洋观测站、海洋卫星遥感、港口船舶等数据，构建统一标准的“数字海湾”底座，打造海洋数据融合共享平台。 二、坚持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价值的实现载体。产业为科技提供应用场景、市场反馈和资金反哺，驱动技术持续迭代优化。坚持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胜势，切实以科技引领海洋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 加大海洋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一是聚焦重点领域技术突破。聚焦京津冀海洋产业发展的核心痛点，以“揭榜挂帅”等机制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针对海洋工程装备、海水综合利用、海洋油气、海洋船舶等重点领域，梳理产业链薄弱环节清单，集中攻克深海装备防污防腐、膜法水处理、深海传感器与监测、船舶新能源动力等“卡脖子”技术，提升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水平。二是创新技术攻关组织实施机制。推行“赛马”机制，针对同一技术方向支持多个团队并行攻关，中期评估后择优资助。实施“里程碑”式管理与容错机制，将攻关任务分解为关键技术节点，按完成情况拨付经费，对探索性强、风险较高的科研项目，落实容错免责机制。 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贯通链条。一是发展壮大一批海洋产业联盟。充分依托全国海洋能产业发展联盟、全国海水淡化产业联盟等平台，深化各领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在海洋碳汇、海洋能利用、深海开发、海洋信息、海洋新材料等领域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创新联盟，引导高校院所围绕涉海企业需求提供“订单式”科技创新服务。二是建设海洋仪器设备质量检测和验证平台。在临海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多功能海洋试验场及中试基地，构建海洋仪器设备“设计—制造—检测—认证”全产业链，打通从“实验室样机”到“海上作业装备”的通道。三是设立紧贴科研一线的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设立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综合服务平台，为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提供政策咨询、评估评价、项目可行性研究、市场调查、企业孵化、股权管理等服务，承担各类海洋科技计划项目的评审、验收等职能。 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一是推动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对京津冀地区的海洋油气、船舶修造、港口航运等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推进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和服务化延伸。深化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港口、船舶制造、海上油气平台领域的应用，推进智慧港区建设，推动船舶设计—制造—运维全链条数字化。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二是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围绕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装备制造、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洋新材料等领域，构建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拓展海水综合利用新场景，开发海水综合利用产业新赛道。支持海洋工程装备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深水钻井平台、水下机器人、海洋监测浮标等高端装备制造。依托生物医药创新平台，积极开发海洋创新药物。三是加快培育海洋未来产业。培育深海资源开发与空间利用产业，支持海底数据中心、海底储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技术研发和设备制造。培育海洋人工智能与空天海一体化感知产业。构建“海洋+氢能”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一批“绿氢—储运—应用”示范项目。大力培育海水提取电池级碳酸钠等新材料产业，助力钠离子电池新能源产业发展。支持开展海洋能设备小型化、模块化应用技术研发。 三、统筹推进高能级海洋创新载体建设和人才引育 高能级海洋创新载体是集聚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主战场，能够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产业对接和成果转化通道。人才是驱动创新的核心要素，能带来前沿思想、先进技术和创业活力。统筹推进高能级海洋创新载体建设和人才引育，形成“平台吸引人才—人才激活平台—成果反哺产业”的良性循环。 强化高能级海洋创新载体建设。一是在京津冀地区布局海洋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点推进海洋智能装备测试平台、海洋碳汇监测与评估中心等战略性平台落地。充分发挥国家级海洋科研机构的引领作用，联合高校和龙头企业，共同申报组建“国家海洋装备技术创新中心”，着力提升海洋装备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系统集成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二是系统优化京津冀现有海洋载体功能与协同机制。在现有主要科创园区内高标准规划建设海洋装备成果转化专区，打通高校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转化通道，推动海洋领域科技成果在京津冀区域内就地熟化、就地转化、就地应用。统筹整合临港临海产业园区的政策、空间和产业资源，构建覆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中试验证、企业孵化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海洋科技创新走廊，形成要素集聚、机制灵活、生态完善的海洋科技创新高地。 加强海洋创新人才引育。一是实施海洋人才集聚工程。聚焦海洋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吸引战略科学家、行业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加大国际化人才引进力度，完善“引育留用”机制。综合运用以才引才、平台聚才、企业揽才等方式，提升引才精准度和实效性。二是加强高层次海洋技术人才联合培养。推动国家级海洋科研机构、国内外知名涉海高校在京津冀地区设立海洋领域高级人才培养项目，探索跨学科融合的人才培养路径。鼓励企业与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围绕重大海洋科技项目共建实验室、共设课题、共育人才。三是系统提升海洋经济管理人才专业能力。依托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开设海洋经济管理专题研修班，定期对涉海经济管理部门干部及企业高管开展专业化培训，增强其服务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与实务能力。建立健全双向交流机制，推动涉海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专家到政府涉海管理岗位挂职锻炼。 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海洋科技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强外部性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等特征，单靠市场机制或政府主导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才能构建起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完善支持海洋科技创新的制度供给。一是强化规划引领。借鉴相关成功经验，研究制定京津冀海洋科技创新行动方案，明确以海水淡化、海洋油气、深海开发、海洋观测、海洋能、海洋信息产业等领域为海洋科技创新重点突破方向。二是丰富政策工具箱。设立海洋产业投资基金，每年设置海洋科技创新专项，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畅通涉海科技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渠道，推动各级政策性引导基金联动社会资本，持续加大对海洋科技企业投资力度。探索海洋科技创新项目财政资金“拨改投”“拨投结合”“先投后股”等多元扶持模式。创新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全面盘活临海区域存量土地资源。 激发企业创新动能。一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航运龙头企业、海洋装备制造头部企业、海洋石油化工领军企业等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实施海洋科技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对“雏鹰—瞪羚—领军”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首台（套）保险补偿等政策倾斜，加快培育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涉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群。二是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源头作用。鼓励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专利许可”等方式参与成果转化，落实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支持公益类海洋科研机构面向市场提供技术服务，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推动涉海高校优化专业设置，加强交叉学科建设。三是发挥社会组织桥梁纽带功能。做实海洋领域产业联盟，定期组织技术对接会、需求发布会、标准研讨会，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支持行业协会制定团体标准，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天津社科院海洋经济与港口经济研究所所长 石森昌 新疆是国家向西开放的门户和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支点，更需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重大战略部署，释放了将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向深入的强烈信号。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具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国家向西开放的门户和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支点，更需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方向 抓好学习深圳经验与解放思想的结合。深圳着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以创新驱动、制度型开放、法治保障等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疆学习深圳经验，不能简单地搞政策复制，而是要学习它真正的改革基因，把深圳在行政审批“瘦身”、要素市场化配置、科技金融融合上的制度成果，融入到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口岸开放和营商环境改善中。只有真正解放思想，把特区精神内化为改革动力，新疆才能把区位优势转化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优势。 抓好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制度创新的结合。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但自贸试验区建设绝不能停留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必须把制度创新融入建设全过程，勇于在跨境结算、通关一体化改革上先行先试，破除对外开放中的梗阻。要用“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让更多企业低成本进入自贸试验区。简言之，就是要以制度型开放促进营商环境改善，以深层次改革释放要素活力，真正使新疆自贸试验区从政策洼地变为制度高地。 抓好对外开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是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抓手，要“突出重点、抓好示范、当好‘媒婆’”。突出重点是构建亚欧立体大通道、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与中亚务实合作；抓好示范是发挥典型示范的带动作用，用“小切口”撬动“大场景”；当好“媒婆”是主动搭建贸易融通平台，强化产业联动纽带，深化人文交流。 抓好通道经济与枢纽经济的结合。首先要做强通道，持续夯实亚欧黄金通道的“硬联通”。包括推进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扩能改造；完善“双西公路”境内配套，推进重要公路口岸连接线高等级化；加密乌鲁木齐、喀什至中亚、西亚、欧洲全货机航线；全域推广“7×24小时”预约通关，压缩通关时长等。其次要完成“通道”向“枢纽”转化。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喀什综保区布局仓储分拨、加工组装，把人流物流沉淀为产业。最后要以数字经济赋能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建设数字口岸、智慧海关，发展跨境供应链平台、大宗商品数字交易和离岸贸易结算，让数据流引领商流、物流、资金流集聚，推动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融合发展。 新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进路径 深化制度型开放，构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规则环境。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鲜明特征。对于新疆而言，深化制度型开放，既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任务，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监管模式、标准体系，实现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如果说过去的开放更多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主要措施是降低“边境上”的准入壁垒，制度型开放则是向“边境后”延伸，更加注重规则的对接与完善。这是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也是新疆实现后发赶超的关键所在。新疆自贸试验区的成立是新疆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起点，正在释放巨大红利。要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环境标准等领域深化改革，逐步实现与国际规则相衔接；要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夯实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底盘。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开放的支撑。没有坚实的产业基础，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空中楼阁。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新疆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发展油气、矿产、风光电、粮食、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用新质生产力重塑传统产业优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围绕重点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坚持对内对外开放，打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循环脉络。党中央赋予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就是要求新疆发挥东联国内强大生产网络、西向亚欧国际市场的独特优势，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中打造向西开放新高地。要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深化对内开放，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重大战略，加强与国内其他省份的经济合作，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深化对口援疆工作，创新援疆模式，实现帮扶模式从“单向输血”到“双向共赢”的转型，提升援疆综合效益。扩大对外开放，利用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济互补的优势，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大局，加强与中亚、南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以更高远的视野担负使命，以更务实的举措落实蓝图。 聚焦南疆开放发展，激活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棋眼”。要把南疆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工作向南疆聚焦、力量向南疆倾斜、资源向南疆汇聚，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实现“一子落，全盘活”。支持南疆地州依托各自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开放型经济，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育企业家群体，激发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持久活力。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少数”和特殊人才。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推进改革创新、增强发展活力的重要元素。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光靠央企和国资平台“单腿走路”走不远，必须旗帜鲜明地尊重企业家、保护企业家、培育企业家，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让民营企业放心经营、安心发展。在打造透明的市场、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完善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和产权保护等诸多方面下持久之功，为企业在地区间流动和合作提供良好基础，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培育相当规模的企业家群体。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 刘以雷 “十四五”期间，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4.7％，2025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2765亿元、增长4.1％，人均GDP为70472元，折合10038美元，首次迈上1万美元台阶，为全国的70.7％。聚焦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结构明显优化，GDP年均增长4.5％—5％。 要把云南的“十五五”蓝图化为现实，必须从抓项目落实、做强产业支撑、全面提振消费、深化对外开放、健全实施机制等多方面发力。 16个州（市）GDP目标设置分析 全省16个州（市）均锚定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设置“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围绕“GDP年均增长”这一标志性经济指标，结合各自实际，提出具体目标。总的分为两类： 第一类：高于全省。高于全省的州（市）有昆明、昭通、玉溪、楚雄、红河、文山、普洱、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怒江12个州（市）。其中，文山、西双版纳、丽江GDP年均增长5％以上；楚雄、怒江GDP年均增长5％；昆明、昭通、玉溪、红河、普洱、大理、德宏GDP年均增长5％左右。昆明作为省会城市，设置5％左右的GDP增速，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并持续跃升，到203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利于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楚雄2025年GDP增速2％，“十五五”设置5％的增速压力较大。文山、丽江2025人均GDP分别为全省的68.7％、84.5％，GDP增速设置高于全省，有利于缩小与全国全省的差距，为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昭通2025年人均GDP为全省62.1％，为全省最低，设置5％左右的GDP增速，相对偏保守，不利于缩小与全国全省的差距。 第二类：与全省同步。与全省同步的州（市）有曲靖、保山、临沧、迪庆4个州（市）。其中，曲靖、保山、临沧GDP年均增长4.5％—5％；迪庆GDP年均增长4.5％。曲靖设置4.5％—5％的GDP增速。保山2025年人均GDP为全省79.7％，设置4.5％—5％的GDP增速，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大跨越，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难度较大。临沧“十四五”GDP年均增速3.9％，2025年增速仅0.2％，“十五五”设置4.5％—5％的增速压力较大。 总体来看，全省16个州（市）的GDP增速设置整体科学合理，统筹考虑发展需求、支撑条件和风险防范，兼顾积极有为和务实可行，可以支撑全省“3815”战略发展目标及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推进云南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的措施建议 抓项目落实，扩大有效投资。一是项目清单化管理与分类实施。细化规划重大工程项目清单，分类推进单体项目、打捆项目落地实施。二是紧盯重大项目攻坚。聚焦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领域，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确保滇中引水二期、沿边铁路、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等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竣工、早见效。三是强化要素保障。统筹用地、用能、环评、审批等环节，推行“拿地即开工”“并联审批”，打通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提速绿色铝硅、光伏、生物医药、文旅康养等产业项目落地。四是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投资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投资体系。 做强产业支撑，筑牢经济增长根基。一是稳住传统支柱，扩大增量贡献。推动烟草、能源、有色冶金等传统支柱产业绿色化、高端化转型，夯实经济存量。聚力培育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文旅康养等新兴产业，提升非烟非能工业占比，做大经济增量，支撑GDP增速目标实现。如：昆明、曲靖是制造业强市，产业发展以创新驱动、高端引领为特色，主攻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玉溪、楚雄、大理制造业基础较好，产业布局聚焦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西双版纳做强文旅康养旅居产业。二是推动重点产业链建设。强化产业链招商与项目全周期服务，推动产业项目加快落地投产，确保产业投资占比保持在50％以上，成为经济增长核心拉动力。如：文山、红河巩固电解铝产能规模优势，打造“电解铝—铝加工—终端应用领域”铝产业链。三是推进园区提质增效。推行“亩产效益”评价，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提升园区经济承载能力。深化沪滇“16+16”园区共建，推动东部产业转移项目落地见效。 全面提振消费，释放内需潜力。一是促进居民消费。围绕汽车、家电、家居、餐饮、文旅、成品油等重点领域，常态化举办消费季、购物节、发放消费券。二是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批零住餐连锁化规范化，培育线上规上企业，做强文旅康养、直播电商、夜间经济、“云南礼物”品牌。三是提升文旅康养消费。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推动景区提质、线路优化、业态创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康养旅游、夜间经济、首店经济。办好“滇超”、南博会等，带动体育与会展消费。如：丽江建设文旅强市，深入推进高品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四是稳就业促增收，每年城镇新增就业50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提升消费能力。 深化对外开放，稳定外贸增长。一是提升辐射中心建设水平。深化RCEP与中老铁路沿线开发，大力发展通道经济、口岸经济、跨境物流、跨境电商，做强昆明国际陆港与中欧（亚）班列，扩大进出口规模。二是稳定外贸增长。落实外贸支持政策，扩大鲜花、咖啡等特色产品和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新三样”出口，发展旅游服务、技术服务出口。三是培育外贸新动能。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 健全实施机制，确保目标落地见效。一是细化责任分工。将重大项目、重点任务分解到各州（市）、各部门，明确时间节点与责任主体，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季评估”机制。二是强化考核激励。将目标和任务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考核结果与政策资金安排挂钩。三是健全预警纠偏机制。动态监测GDP、产业投资、居民收入、就业、常住人口等核心指标，对指标滞后州（市）及时开展约谈整改，解决推进中的问题，确保如期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 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江惠琼；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董慧 | 企业管理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 一、前言 当前，我国正在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入推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商业保理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也迎来了广阔空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为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服务跨境贸易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然而，在政策利好的背景下，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本文深入探讨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国际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路径，以供参考。 二、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领先的国际保理商正在大力加强金融科技应用，通过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手段优化跨境审核流程，构建全球化的风控与服务平台，显著提升了业务效率与安全性。 （一）表象：金融产品创新不足 目前，大部分国有商业保理企业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应收账款保理领域，即企业将其对买方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公司，由保理公司为其提供融资、应收账款管理等服务。这种产品结构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在国际市场上，客户需求更加多元，除了基本的融资需求外，还可能需要信用保险、供应链融资方案设计、坏账担保等多种金融服务。部分国有商业保理企业由于金融产品创新不足，难以提供综合性金融解决方案，导致大量客户流失。例如，港口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节点，具有强大的货物集散能力和物流枢纽功能，其周边聚集了大量物流企业、贸易公司、制造业企业等，这些企业在货物进出口、仓储运输等环节产生了大量应收账款和融资需求，往往属于商业保理企业的潜在优质客户。然而，目前大部分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尚未探索出创新性的业务模式和产品，导致难以与此类客户达成深度合作。 此外，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政策红利的转化方面，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企业缺乏专门团队研究自贸区政策，对政策理解不够深入，不知道如何运用政策开展创新业务。另一方面，企业未能结合自贸区政策特点设计出针对性的保理产品和服务。 （二）根源：“资金+科技”能力不足 1.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资金规模不足 目前，国有商业保理企业融资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和股东增资两种方式。银行贷款作为传统融资方式，虽然操作相对简便，但会受到银行信贷政策、企业自身信用评级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尤其在宏观经济下行或金融市场波动时期，银行往往会收紧信贷投放，提高贷款审批标准，国有商业保理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加大，难以满足业务发展需求。而股东增资虽然可以直接增强企业资金实力，但仍受到股东自身资金状况、投资意愿以及资金集中管控的限制。同时，国有商业保理企业股东多为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其资金用途和投资方向受到严格监管，难以持续大规模向保理企业增资。 2.回款模式单一，资金回流存在风险 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系遵循“谁出口谁收汇”的核心原则，在制度层面直接限制了商业保理企业作为非出口主体直接收取境外债务人回款的权利。在此约束下，商业保理企业需要通过与出口商在商业银行共同开立监管账户的方式，构建“境外回款—监管账户—保理企业兑付”的资金回流机制，但该机制存在明显的风险敞口。从法律关系与实操风险来看，监管账户的账户名义通常以出口商为主体，商业保理企业仅享有资金监管权而无所有权。当出现出口商因擅自挪用账户资金等违约行为，或因涉诉导致账户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时，商业保理企业基于保理合同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将因监管账户的权利受限而无法正常实现资金回流。此时，商业保理企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主张优先受偿权，但常常由于诉讼周期长、举证难度大等问题，收款权的实现面临极高的不确定性，导致商业保理企业的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加剧。 3.科技赋能滞后，数据分析与智能化手段应用不足 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商业保理企业业务开展的核心资源。然而，国有商业保理企业缺乏有效的跨境多源数据整合机制，数据分散在不同系统和部门中，难以实现共享与整合，使得国有商业保理企业难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客户信用状况、交易行为、市场趋势等进行深入分析，导致信用评估不够准确、风险预警不及时、业务决策缺乏数据支持。 此外，智能化手段应用深度不足是制约国有商业保理企业效率提升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许多国有商业保理企业的智能化手段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集中在业务流程的电子化层面，如在线申请、电子合同签署等，缺乏对核心业务环节的深度赋能。在风险管理方面，许多国有商业保理企业仍然主要依赖人工审核和传统的信用评估模型，难以应对跨境业务中复杂多变的风险因素。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 （一）推动产品创新，深化差异化竞争 首先，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应突破传统应收账款保理的局限，丰富商业保理产品结构，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一方面，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可以开发基于不同贸易场景的保理产品，针对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服务贸易等不同的贸易类型，设计相应的保理产品。例如，对于进出口贸易企业，可以开发信用证项下保理、托收项下保理等产品，对于服务贸易企业（如物流企业、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等），可以开发基于服务合同应收账款的保理产品。另一方面，拓展保理业务的功能和形式。除了提供融资和应收账款管理服务外，还可以增加信用保险、坏账担保、应收账款证券化等功能，推出出口保理、仓储租赁保理、订单保理、库存保理、服务保理等创新产品。同时，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应转变经营理念，重视中小企业客户，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服务团队，针对中小企业特点设计合适的保理产品和服务。 其次，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可以聚焦特定行业或领域，选择具有发展潜力、产业链完善的行业（如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进行深耕，深入了解行业运作规律、风险特点和资金需求，开发针对性的供应链金融保理服务，并基于核心企业构建供应链金融生态[1]，通过在特定行业建立专业优势，形成与其他企业的差异化竞争。例如，围绕港口等国际贸易枢纽，为物流、仓储、加工贸易等集群客户创新设计出更具吸引力的标准化、可复制的供应链金融产品，最终实现风险可控下的国际化业务规模化拓展。 再次，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应深入研究自贸区政策，加强政策利用与创新，以充分释放政策红利。一是成立自贸区业务专项团队。团队成员应熟悉自贸区各项政策法规，负责政策研究、业务创新和市场拓展。通过与自贸区管委会、金融监管部门等的沟通协调，及时了解政策动态，获取政策支持。二是利用自贸区政策开展创新业务。例如，利用自贸区的外汇管理便利政策，开展跨境双向保理业务，为境内外企业提供跨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利用自贸区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业务成本，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二）拓宽融资渠道，加速科技赋能 1.建设多元化融资渠道 为改变融资渠道单一的现状，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应着力搭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2]。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和股东增资外，企业可以积极拓展以下融资方式：一是考虑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将企业持有的优质应收账款打包成资产池，通过证券化方式在资本市场发行ABS产品进行融资。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将流动性较差的应收账款转化为现金，还能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周转率。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迅速，政策环境日益完善，为保理企业开展ABS融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二是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战略合作。一方面，可以主动对接具备国际评级优势的海外银行，探索开展跨境银团贷款、出口信保融资等结构化融资，凭借国有企业的主体信用与集团背景，争取更优的贷款利率与授信额度，有效降低对国内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可以与在国际市场运营成熟的保理公司或机构投资者建立“再保理”或应收账款资产包转让合作，及时盘活存量资产、注入流动资金。 2.提升资金回流能力 在操作层面，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应完善监管账户运行机制[3]，如实行“本外币一体专用监管账户+优先受偿权”模式，并通过法律协议清晰划分出口商与保理企业的账户所有权、监管权边界，强化对出口商资金使用的约束条款，或实现保理企业对账户内资金的权益从“监管权”升级为具有物权性质的“质押权”，当触发风险事件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范关于应收账款质押的规定主张优先受偿，从而有效对抗出口商的其他普通债权人对账户资金的追索。同时，凭借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固有的国有资本背景与商业信誉，积极与具备国际结算能力的大型商业银行总行级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联合搭建账户资金动态监测系统，设置资金异动实时预警功能，提前规避出口商挪用资金或账户被司法查封的风险。 同时，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应主动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等政策性保险工具嵌入业务结构，发挥其与国有体系内机构沟通顺畅的天然优势，推动与中信保建立专项合作机制，为特定的国际化保理资产包或业务链条统一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将境外买方的商业信用风险与国家风险转化为保险公司的高等级信用，即便发生回款阻滞，也能通过保险理赔保障资金安全。此外，国有商业保理企业还可引入第三方担保机构或跨境保理保险产品，对冲进口商违约与汇率波动风险。 （三）加速科技赋能与数字化转型 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应加快构建跨境多源数据整合与分析体系，提升数据驱动决策能力。一是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可以主动与国内或国际知名信用评级机构及领先的海外保理公司建立数据共享与模型共建机制，通过战略合作，合法合规地接入覆盖全球多个市场的企业征信数据库，有效弥补对境外买方信用状况的信息鸿沟，为构建精准的国际化信用评估模型奠定数据基石。二是重点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银行的系统性对接，利用其在当地市场的网络与数据沉淀，以“风险参与”或“再保理”等形式开展联合风控。在此过程中，国有保理企业还可以共同研发适用于特定行业或区域的智能化风险评估工具。三是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挖掘数据价值，整合企业内部业务数据、财务数据、客户数据等，以及外部海关数据、物流数据、征信数据、行业数据等，利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对整合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构建客户信用评估模型、风险预警模型、业务预测模型等。通过对客户的交易行为、还款记录、行业趋势等数据的分析，准确评估客户的信用风险，提前预警潜在风险点，为业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应加大金融科技投入，深化智能化手段在业务各环节的运用。在业务流程上，可以利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实现保理业务的在线申请、审核、签约、放款等全流程数字化。在风险评估上，引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优化风险管理流程，提升风险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客户的信用风险进行自动评估和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和风险信号，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应收账款的确权和转让登记，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降低欺诈风险。 四、结语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国际化发展既是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推动产品创新，拓展融资渠道，扩大资金规模，构建跨境协同生态等一系列措施，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可以增强自身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此外，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国有商业保理企业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商业保理企业国际化发展道路。 引用 [1]郑津津.关于商业保理赋能供应链金融的思考[J].现代营销，2026（06）：68-70. [2]程薪晔，刘中华，苟璇.商业保理公司精益化资金管理及融资渠道优化策略探讨[J].商业2.0，2025（27）：34-36. [3]谭逸文.商业保理业务全周期财务管控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5（20）：189-191. 天津临港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肖璇 一、前言 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国资监管持续趋严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水平不断提升，商业信用赊销成为企业拓展市场、维护客户合作、稳定业务规模的常用手段，随之而来的应收账款规模也持续攀升，逐渐成为影响企业财务状况与运营效率的突出因素。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肩负着经营效益、社会责任与国有资产安全多重使命，财务运作与信息披露受到更严格的制度约束，财务报表质量的重要性远超一般市场主体。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存在“重业务拓展、轻资金回款”“重账面业绩、轻风险管控”的倾向，应收账款管理呈现出规模超标、账龄老化、坏账计提不规范、清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不仅占用企业大量流动资金，加剧资金链运转压力，更通过会计核算直接扭曲财务报表数据，导致资产、收入、利润、现金流等核心指标失真，大幅降低财务报表的信息质量，甚至埋下国有资产流失的隐患。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核心价值，深入剖析其对财务报表质量的多维影响，有针对性提出优化管控路径，为国有企业规范应收账款管理、提升财报公信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价值 应收账款管理并非单纯的资金清收工作，而是贯穿国有企业经营、财务、风控全流程的系统性管理工作，对企业稳健运营、合规发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具有重要价值，兼具经营效益、财务管控与监管合规三重意义，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维度： （一）经营发展价值 科学的应收账款管理能够平衡市场拓展与资金安全，助力国有企业稳健开展市场化经营。合理的赊销政策可以帮助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份额、稳定核心客户、消化产品及优化库存，尤其针对基建、装备制造、商贸流通等行业，适度的应收账款是维系业务运转的必要条件。而严格的全流程管控，能够避免盲目赊销导致的资金积压，保障国有企业现金流充足，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项目投资与债务偿还，防止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经营风险，实现业务规模与资金效率的协同提升。 （二）财务管控价值 规范的应收账款管理是国有企业财务精细化管控的核心抓手，直接筑牢财务风险防线。通过完善客户信用评估、账龄动态监测、坏账规范计提、逾期账款清收等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坏账风险，减少无效资金占用，降低财务费用与潜在资产损失，优化企业流动资产结构，提升整体资产运营效率。同时，标准化的应收账款核算与管理，能够保障会计核算流程规范、数据精准，推动国有企业整体财务管理水平提质升级，规避财务核算违规、账实不符等风险。 （三）监管合规价值 高效的应收账款管理是国有企业落实国资监管要求、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关键举措。国有企业财务运作与资产变动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计部门的严格监管，应收账款作为高风险资产，其管理规范性直接关系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规范管控能够有效防范长期挂账、坏账隐匿、违规核销等问题，杜绝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保障财务信息披露真实合规，满足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的监督要求，维护国有企业良好的市场信誉与公共形象。 三、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对财务报表质量的影响 财务报表是反映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核心载体，应收账款作为连接经营业务与会计核算的关键科目，其管理水平直接作用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三大核心报表，全方位影响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可比性，是决定财报质量的核心因素。 （一）对资产负债表质量的直接影响 应收账款属于国有企业流动资产范畴，直接计入资产负债表流动资产项目，管理失控会直接导致资产数据失真、资产结构失实。一方面，若国有企业对应收账款账龄管控不严，大量逾期账款长期挂账，且未按照会计准则足额计提坏账准备，会直接虚增流动资产与总资产规模，掩盖企业真实的资产实力，让利益相关方误判企业资产质量。另一方面，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过高，会挤压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等优质流动资产份额，导致国有企业资产流动性下降，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偿债能力指标虚高，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短期偿债风险。此外，违规核销、账实不符的应收账款，会破坏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性与严谨性，违背财报资产真实性的核心要求。 （二）对利润表质量的关键影响 按照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原则，赊销业务形成应收账款的同时，会同步确认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这一核算逻辑使得应收账款管理直接决定利润表数据的可信度。盲目宽松的赊销政策会在短期内虚增营业收入与账面利润，但这类利润并无实际现金流入，属于典型的“纸面利润”“白条利润”，无法反映国有企业真实的盈利水平。若国有企业为美化业绩，刻意少提、不提坏账准备，会进一步减少资产减值损失，虚增当期净利润，扭曲利润表数据。而当后期坏账实际发生时，集中大额计提减值准备，又会导致利润大幅波动，破坏利润表的稳定性，使得利润表无法真实体现国有企业核心盈利能力与经营成果，盈利质量大打折扣。 （三）对现金流量表质量的核心影响 现金流量表是衡量国有企业资金运转能力的核心报表，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核心指标，而应收账款回款情况直接决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规模。高质量的财务数据应当实现利润与经营现金流同步增长，但若应收账款回款不畅、清收不力，会出现企业账面利润丰厚，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持续偏低甚至为负的异常情况，形成利润与现金流严重脱节的现象。这种数据错配会掩盖国有企业真实的资金压力，误导投资者、债权人与监管方对企业资金运营能力的判断，同时让现金流量表失去反映企业真实资金状况的作用，降低财报整体参考价值。 （四）对财务报表整体质量的综合影响 应收账款管理不规范，会进一步破坏三大报表之间的勾稽关系，导致财务报表整体逻辑矛盾、可信度下降。一方面，核算不规范、管控缺失会使得国有企业不同会计期间财报数据口径不一，丧失纵向可比性，与同行业国有企业之间也无法开展横向对比，降低财报信息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对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坏账风险、逾期款项等关键信息披露不完整，会违背财报信息的完整性要求，隐瞒重大财务风险。最终，失真的财务报表会误导经营决策、监管判断与市场评价，违背国有企业财务信息公开透明的监管要求，甚至影响国有资产监管的精准性。 四、国有企业优化应收账款管理、提升财务报表质量的路径 提升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水平、夯实财务报表质量，需要立足企业经营与监管特性，构建“事前防控、事中管控、事后清收、全流程监督”的闭环管理体系，从制度、执行、考核、监督多维度发力，实现管控规范化、核算精准化、风险可控化。 （一）健全事前信用管控机制，从源头遏制应收乱象 源头管控是防范应收账款积压风险、保障财报初始数据真实合规的基础前提，也是从根本上减少坏账隐患、避免资产数据失真的核心举措。国有企业应打破销售部门单独主导赊销的传统模式，组建由销售、财务、风控、法律多部门联动的信用管理专项小组，明确各部门权责边界，形成跨部门协同审批机制。针对现有及潜在客户，建立全覆盖的信用档案库，综合运用工商信息、合作历史、财务数据、行业口碑等多维度信息，开展量化信用评估，精准划分AAA、AA、A、B、C五个信用等级，针对不同等级客户制定差异化的赊销额度、信用周期、付款方式与保证金比例，严禁向C级及以下失信客户开展任何赊销业务，对新增客户严格执行“先评估、后赊销”原则，杜绝无信用审批的盲目赊销[1]。 同时，结合行业运营特性、自身现金流状况与国资监管要求，科学设定应收账款总量管控红线，明确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不超过行业合理阈值，将赊销业务纳入分级审批流程，大额赊销需要提交管理层集体审议，从源头把控应收账款规模与质量，从根源上避免因无序赊销导致的收入虚增、资产不实问题。 （二）规范事中会计核算与动态管控，夯实财报数据基础 精准规范的会计核算是保障财务报表真实性、准确性的核心环节，直接决定三大报表数据的可信度与勾稽关系合理性。国有企业必须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及国资监管相关规定，规范应收账款全流程会计处理，杜绝人为调节报表数据的行为。建立常态化动态监控与账龄分析机制，财务部门按月度梳理应收账款明细，按“未到期、逾期1～6个月、7～12个月、1～3年、3年以上”精准划分账龄，同步标注高风险逾期款项，形成账龄分析报告并同步至销售与风控部门。在坏账准备计提环节，摒弃“一刀切”的计提方式，结合账龄长短、客户风险等级、回款可能性实行差异化计提标准，对3年以上逾期账款、高风险客户账款足额计提坏账准备，严禁为美化利润少提、不提或随意调整计提比例，对计提依据、测算过程留存完整备查资料[2]。 同时，强化应收账款明细核算管理，确保每笔应收款均对应真实的业务合同、发货凭证、结算单据，做到账证相符、账实相符。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全面、详细披露应收账款余额、账龄结构、坏账计提金额、前五名欠款单位及逾期款项风险情况，保障财报信息披露完整、透明，满足利益相关方与监管部门的信息需求。 （三）完善事后清收责任体系，加快资金回笼 高效的逾期账款清收是化解应收账款风险、改善经营现金流数据、修正财报偏差的关键举措，能够有效解决利润与现金流脱节的问题，提升现金流量表质量。国有企业要彻底打破销售与财务“两张皮”的现象，全面落实“谁经办、谁赊销、谁负责回款”的终身清收责任制，将每笔应收账款的回款时限、催收责任明确到具体部门、岗位和责任人，纳入员工日常绩效考核与评优晋升指标，杜绝催收工作推诿扯皮。 针对不同账龄、不同风险等级的应收账款，实施分层分类的差异化清收策略：对逾期半年以内的短期账款，由销售专员对接客户，通过电话沟通、书面函证、上门协商等方式常态化催收，同步了解客户经营状况与付款计划；对逾期半年以上三年以内的中长期账款，联合风控、法律部门介入，下达正式催收函件，协商制定分期还款、延期付款方案，必要时收取逾期违约金；对三年以上长期挂账、回款难度极大的账款，委托专业第三方催收机构，或通过法律诉讼、仲裁等司法途径追偿；对已确认债务人破产、注销、失联且无清偿能力的坏账，严格履行国有企业内部审批、国资备案等法定流程，依规及时核销，同时做好坏账备查登记，杜绝长期挂账虚增资产。通过加快资金回笼，有效改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实现账面利润与实际现金流协同匹配，从实操层面提升现金流量表与利润表的匹配度[3]。 （四）优化考核导向与监督机制，强化管控执行力度 科学的考核体系与严密的监督机制，是保障应收账款各项管控措施落地见效、杜绝形式化管理的制度保障，能够从顶层设计上倒逼管理层重视财报质量与资金运营效率。 一方面，全面优化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摒弃片面追求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规模性指标的考核导向，大幅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销售回款率、坏账损失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等质量型考核指标的权重，将应收账款管控成效与管理层薪酬、任期考核、职务任免直接挂钩，对因管控不力导致大额坏账、财报失真的责任人，依规追究相应责任，彻底扭转“重业绩、轻回款”“重账面利润、轻资产质量”的短视经营思维。 另一方面，构建内外联动的全方位监督体系，强化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定期开展应收账款专项审计与内控评价，重点核查信用审批、坏账计提、账款清收、坏账核销等环节的合规性，及时排查管理漏洞与违规操作，外部主动接受国资监管、审计、税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配合做好专项核查工作。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搭建应收账款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信用评估、账款核算、风险预警、催收跟踪全流程线上化管控，提升管控效率与透明度，通过全方位监督约束，确保应收账款管理措施落地，全方位筑牢财务报表质量防线。 五、结语 应收账款管理不仅是国有企业财务管控的核心抓手，更是保障财务报表质量、维护国有资产安全的关键环节，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优质的应收账款管理是财务报表真实准确的前提，而高质量的财务报表又能反向推动应收账款管控优化，助力企业精准研判经营风险、制定科学决策。当前，国资监管对国有企业财务合规性、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持续提高，国有企业必须摒弃粗放的经营管理理念，正视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各类短板，深刻认识其对财务报表质量的深层影响，通过健全信用管控、规范会计核算、强化账款清收、优化考核监督，构建全流程、规范化的应收账款管理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化解应收账款积压风险，盘活存量资金，提升资产运营效率，确保财务报表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国有企业经营全貌，切实履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助力国有企业在市场化、规范化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持续发挥国民经济支柱作用。 引用 [1]曹祎.国有企业财务报表分析中的风险识别与防控措施[J].中国经贸，2025（02）：103-105. [2]高筱.应收账款风险管理与财务报表整合[J].品牌研究，2025（12）：235-237. [3]李刚.应收账款的风险与管理探讨——以汉森制药为例[J].商业会计，2017（13）：40-42.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娟 一、前言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微观主体，其经营管理效率不仅决定自身竞争力，也深刻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当前，企业经营管理面临诸多挑战，本文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探析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提升面临的现实挑战、必要性与可行路径，以期为企业适配新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二、企业经营管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传统管理模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适配性不足 多数企业长期沿用粗放的经营管理模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核心要求存在明显错位。传统管理模式普遍存在“重规模扩张、轻质量提升”“重短期盈利、轻长期发展”的固有思维，多以要素投入拉动增长，而非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发展[1]。垂直化、集权式的组织架构导致管理层级过多，信息传递链条冗长，决策落地滞后性显著，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职能壁垒，协同联动能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偏低。 （二）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制约管理效能持续释放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提升的核心支撑。当前，多数企业存在创新驱动能力与管理体系建设脱节的问题，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足，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无法通过技术突破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也难以通过技术革新带动管理流程优化。部分企业创新管理仅局限于技术研发环节，未能实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的协同推进，研发与生产、市场推广环节衔接不畅，创新成果转化率偏低，无法将创新优势转化为管理效能与经营效益。同时，多数企业创新激励机制不完善，未能建立与创新成果挂钩的长效激励体系，核心研发人才与管理人才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创新活力不足，导致经营管理效率提升缺乏持续动力。 （三）数字化转型滞后成为管理效率提升瓶颈 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化转型也是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的关键抓手。当前，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停留在表层，未能实现对管理效率的深度赋能。部分企业缺乏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仅对单一业务环节进行简单的线上化改造，未能实现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重构，各业务系统之间数据壁垒突出，形成大量信息孤岛，无法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与共享共用，难以通过数据挖掘支撑精准决策与精细化管理[2]。部分企业存在数字化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的问题，盲目引进数字化工具却未能结合自身业务特点进行适配优化，员工数字素养不足，数字化工具应用深度不够，导致管理流程冗余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运营成本高企、市场响应速度缓慢的问题依然存在，无法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下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与行业竞争格局。 （四）风险防控体系不完善加剧管理运营不确定性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则，健全的风险防控体系是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稳步提升的重要保障。当前，多数企业风险防控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部分企业沿用事后补救的风险防控模式，未能建立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处置的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风险防控与日常经营管理脱节，未能融入业务全流程与决策全链条[3]。部分企业对市场波动、供应链中断、政策调整、合规约束等各类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能力不足，缺乏完善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无法对潜在风险进行提前预判与有效应对，风险发生时往往出现应对滞后、处置失当的问题，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会打乱正常的经营管理节奏，增加管理成本，降低运营效率，甚至影响企业长期稳健发展。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提升的必要性 （一）适配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济发展逻辑已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经济转型对微观市场主体提出了全新的发展要求。企业作为经济基本单元，其经营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发展成效，只有推动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系统性提升，才能打破传统的要素依赖型增长模式，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为经济转型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市场环境复杂多变，企业只有通过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才能更好地适配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跟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节奏。 （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支撑 当前，我国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行业竞争从传统的价格竞争、规模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的综合竞争，消费者需求更加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对企业产品供给能力与市场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经营管理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能够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同时，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能够更好地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落地，形成可持续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应对来自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压力，在行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实现稳健发展，避免在市场洗牌中被淘汰[4]。 四、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提升路径 （一）树立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营管理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企业要实现经营管理效率的系统性提升，必须完成经营管理理念革新，树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现代经营管理理念。企业要彻底摒弃传统重规模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短期轻长期的粗放式经营思维，将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统筹安全的核心理念融入经营管理全流程，将经营管理的核心目标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企业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围绕客户需求优化业务流程与管理体系，将价值创造作为衡量各环节管理成效的核心标准，剔除不产生价值的冗余环节。同时，企业要树立全流程精细化管理理念，将精细化管控要求落实到研发、生产、供应链、销售、服务等业务环节，实现对成本、质量、效率的精准管控，为经营管理效率的全面提升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优化组织架构与治理体系 高效的组织架构与完善的治理体系是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的制度基础。企业要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组织架构与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优化。企业要打破传统的多层级、集权式的金字塔型组织架构，根据自身业务特点与发展战略，构建扁平化、柔性化、协同化的现代组织架构，大幅压缩管理层级，缩短信息传递链条，提升决策传递与落地的效率，同时打破部门之间的职能壁垒，建立跨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各业务环节高效联动，提升整体运营效率[5]。企业要完善治理结构，明确股东、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的权责边界，形成权责清晰、制衡有效、运转协调的治理机制，规范经营决策流程，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避免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效率损失与经营风险。同时，企业要将合规管理、风险管理的要求融入治理体系各环节，实现治理与业务深度融合，为经营管理效率的持续提升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三）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链条创新管理体系 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核心引擎。企业要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全链条创新管理体系，以创新驱动经营管理效率的全面提升。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自身发展战略，聚焦核心技术领域开展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降低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以技术革新带动生产流程与管理流程的优化升级。企业要推动创新体系的全链条延伸，打破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组织创新之间的壁垒，实现各类创新的协同推进，将创新管理融入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全业务流程，打通创新成果转化的堵点，建立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全流程管理机制，大幅提升创新成果转化率，将创新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效益与管理效能。同时，企业要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建立与创新成果挂钩的薪酬激励、股权激励、职业发展激励等激励体系，充分激发研发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创新活力，形成以创新驱动效率提升、以高效管理保障创新落地的良性循环。 （四）推进全业务流程数字化转型赋能管理升级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适配数字经济发展、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的关键抓手。企业要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为导向，推进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重构，以数字化赋能经营管理效率的全面升级。企业要加强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结合自身发展战略、业务特点与行业趋势，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总体目标、实施路径与阶段任务，避免盲目投入与碎片化建设，确保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经营管理升级的目标高度契合。企业要推动研发、生产、供应链、销售、财务、人力资源等业务环节的数字化改造，打通各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构建统一的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实现全业务数据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共用，充分挖掘数据价值，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市场需求的精准预判、经营管理的精细化管控、潜在风险的提前预警，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同时，企业要建立常态化的员工数字素养培训体系，提升全员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推动数字化工具在各业务环节的深度应用，简化管理流程，剔除冗余环节，降低运营成本，大幅提升市场响应速度与整体运营效率。 （五）完善适配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管理体系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的核心要素。企业要构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高素质人才管理体系，为经营管理效率提升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企业要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机制，围绕企业发展战略与经营管理升级的需求，精准引进兼具专业技术能力与现代化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注重引进数字化、绿色低碳、合规风控等新兴领域的专业人才，从而优化人才队伍结构。企业要完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覆盖全员、全职业周期的常态化培训机制，针对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员工开展针对性培训，既注重提升一线员工的专业技能，也注重培养管理人员的现代化管理能力与战略思维，打造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同时，企业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与多元化激励机制，摒弃传统以规模、增速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建立涵盖质量、效益、创新、绿色、合规、社会责任等多维度的绩效考核体系，将考核结果与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直接挂钩，完善薪酬激励、股权激励、职业发展激励等多元化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为经营管理效率的持续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 （六）健全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 企业要彻底转变传统的事后补救的风险防控模式，构建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处置的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将风险防控融入经营决策、业务运营、管理执行全链条，建立覆盖市场风险、供应链风险、财务风险、技术风险、合规风险等所有领域的风险识别、评估、预警与处置机制，完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提升对各类潜在风险的预判能力与应对能力，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与造成的损失，避免风险事件对正常经营管理秩序造成冲击。 五、结语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是企业适配经济转型要求、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企业从理念革新、架构优化、创新驱动、数字化赋能、人才建设、风险防控等维度协同发力，持续完善现代化经营管理体系。企业只有主动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持续推动经营管理效率的系统性提升，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实现提质升级，同时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微观支撑。 引用 [1]李改云.打通人才管理效率与企业经营效益的链路[J].中国商人，2025（24）：248-249. [2]李永青.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价值创造关系探讨[J].现代商业研究，2025（22）：130-132. [3]赵明涛.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优化与效率提升研究[J].现代商业研究，2025（22）：145-147. [4]阮银玲.智能技术驱动下企业经营管理模式重构与效率提升研究[J].现代商业研究，2025（21）：139-141. [5]郝超奇.内控管理助力企业经营效率优化有了新路径[J].中国商界，2025（20）：198-199.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田英杰 一、前言 随着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逐步推进，橡塑制造行业迎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2026年行业市场规模预计达2.02万亿元，同时面临原材料价格波动、环保政策趋严、高端产品进口依赖以及中低端市场同质化竞争等多重挑战。橡塑制造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传统的产能、价格竞争，逐步转向品牌、技术、服务等全方位的综合竞争，市场营销作为企业链接市场、抢占份额的核心手段，其创新水平直接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当前，多数橡塑制造企业仍沿用传统营销模式，难以适配行业竞争新格局和市场需求新变化，出现增长乏力、市占率萎缩、客户黏性趋弱等问题。基于此，从行业竞争分析视角出发，探索市场营销创新路径，对于推动橡塑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橡塑制造企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行业整体竞争态势 橡塑制造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竞争呈现高端集中、中端激烈、低端混乱的鲜明特征。在全球范围内，杜邦等国际龙头企业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完善的品牌体系和广泛的渠道布局，在高端橡塑材料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牢牢掌控核心技术与定价权。在国内市场，行业规模持续稳步增长，2026年增速预计达8.0%，但企业数量众多且规模差异显著，中小微企业占比超80%，且多聚焦中低端通用橡塑制品生产，技术门槛低、工艺简单，只能依靠低价竞争抢占市场，导致中低端市场竞争白热化，产品利润持续压缩。与此同时，环保政策趋严与下游行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竞争重心向绿色化、高端化转移，具备技术研发与绿色生产优势的企业逐步脱颖而出，行业洗牌速度加快，市场集中度稳步提升。 （二）行业内企业竞争层次划分 结合企业规模、技术实力、市场定位及竞争能力，橡塑制造行业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竞争层次：第一层次为国际龙头企业，这类企业资金雄厚、研发投入占比高，专注于高端特种橡塑材料、生物基可降解制品等领域，产品应用于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场景，品牌影响力覆盖全球，竞争优势集中在技术创新、品牌价值和高端渠道，主打高附加值市场。第二层次为国内龙头企业，具备一定研发能力和生产规模，在国内市场拥有较高知名度与份额，部分实现高端产品国产化突破，产品覆盖中高端领域，凭借性价比和区域渠道优势，既与国际龙头争夺高端市场，也与中小微企业竞争中端市场。第三层次为中小微企业，数量最多、产能有限，缺乏核心技术与品牌优势，生产设备落后，聚焦低端通用制品，产品同质化严重，依赖低价策略生存，抗风险能力较弱，容易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和市场环境变化冲击。 （三）核心竞争要素分析 当前，橡塑制造企业核心竞争要素已经从传统的产能、价格，逐步转向技术、绿色、品牌、服务以及渠道五大维度，各要素相互支撑，构成企业综合竞争力。第一，技术创新是核心。下游行业对橡塑制品的耐高温、高强度及可降解等性能要求不断提高，企业唯有加大研发投入、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2025年国内头部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已提升至4.8%。第二，绿色生产成为重要竞争筹码。环保政策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具备绿色生产能力、实现低碳环保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策支持与市场认可。第三，品牌影响力直接决定市场认可度。知名品牌代表产品质量与可靠性，能够提升产品附加值、降低推广成本。第四，渠道布局合理性影响市场覆盖面与客户触达效率，完善的渠道体系可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第五，服务质量是差异化竞争的关键，优质服务能够增强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帮助企业留住客户。 三、橡塑制造企业竞争中市场营销现存问题 （一）技术营销脱节，创新价值难以转化 多数橡塑制造企业存在重研发、轻推广的误区，技术研发与市场营销严重脱节，未能将技术优势有效转化为市场竞争力。很多企业虽然有一定研发投入，但缺乏专业的技术营销团队，无法精准对接下游行业的个性化技术需求，难以将严苛的物化性能、人机工程、循环利用等核心技术优势传递给目标客户。同时，技术营销方式传统，未能借助数字化手段展示产品技术参数与应用价值，导致客户难以直观感知技术优势，核心技术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偏低。此外，部分企业缺乏技术合作意识，未与高校、科研机构及下游龙头企业建立深度联动关系，技术成果的市场落地效率偏低，无法通过技术背书提升市场竞争力，最终陷入技术领先、市场滞后的困境。 （二）绿色营销薄弱，环保价值未获凸显 在环保政策趋严、绿色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多数橡塑制造企业绿色营销意识薄弱，未能将绿色生产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部分企业对绿色产品的宣传力度不足，未明确标注产品环保指标、低碳排放数据等核心信息，也未通过权威环保认证增强产品可信度，导致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难以区分。同时，绿色传播方式单一，仍然依赖展会、传单等传统模式，未能利用短视频、行业垂直平台等新兴渠道宣传企业绿色生产工艺与环保技术，导致企业绿色品牌形象模糊。此外，部分企业未推出针对性的绿色增值服务，缺乏废旧橡塑制品回收、绿色选型指导等配套服务，无法满足客户的绿色消费需求，错失绿色市场发展机遇。 （三）品牌定位模糊，传播体系较为单一 橡塑制造企业普遍存在品牌定位模糊、传播乏力的问题，难以形成差异化品牌优势。部分企业未结合自身技术、产品特点，明确高端、中端市场的品牌定位，导致品牌形象杂乱，无法精准触达目标客户群体。在品牌传播方面，仍然依赖展会、传单等单一方式，未能充分利用抖音、微信公众号、行业论坛等新媒体渠道，品牌曝光度与影响力有限，加之品牌口碑建设不足，未建立完善的客户反馈机制，对客户投诉与建议处理不及时，难以形成良好的品牌美誉度。此外，部分企业缺乏系统的品牌运营策略，忽视品牌故事与核心价值的传播，导致品牌附加值低，无法通过品牌溢价摆脱低价竞争困境。 （四）渠道结构失衡，线上线下融合不足 橡塑制造企业营销渠道布局不合理，渠道结构失衡且线上线下融合度低，影响市场覆盖面与客户触达效率。线下渠道仍然沿用传统粗放的经销商模式，缺乏对优质经销商的筛选与管控，渠道服务能力薄弱。同时，区域布局不均衡，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农村及海外新兴市场布局不足，存在市场覆盖空白。线上渠道布局滞后，多数企业仅简单将线下产品搬到线上，未结合线上渠道特点优化运营策略，缺乏直播带货、线上研讨会等精准营销形式，线上渠道转化率与利用率偏低，此外，线上线下渠道数据不通、联动不足，未形成线上咨询、线下体验的一体化模式，无法满足客户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渠道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 （五）服务体系残缺，全流程服务缺失 部分橡塑制造企业服务营销意识薄弱，服务体系残缺，未能形成全流程一体化服务，难以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售前阶段未主动开展客户需求调研，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与产品选型指导，客户难以准确了解产品性能与适用场景。在售中阶段，缺乏专业的技术指导与现场安装调试服务，无法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也未建立客户专属服务档案，难以跟踪产品使用情况。售后阶段存在维修响应不及时、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客户投诉处理效率低，无法有效解决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加之缺乏产品定期维护、技术培训等增值服务，难以增强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导致客户流失率偏高，无法形成差异化服务竞争优势。 四、竞争分析视角下橡塑制造企业市场营销创新的必要性 （一）应对行业竞争加剧的必然选择 当前，橡塑制造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国际龙头企业加速布局中国市场，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中低端市场的低价竞争已经难以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只有通过市场营销创新，突破传统营销模式的局限，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市场营销创新能够帮助企业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通过产品、渠道、品牌以及服务等方面的创新，突出企业核心竞争力，摆脱低价竞争的困境，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认可度。创新营销模式还能帮助企业拓宽市场覆盖范围，精准触达目标客户，提升客户黏性与市场份额。 （二）适配行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 随着环保政策不断收紧、下游行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和技术快速发展，橡塑制造行业正经历由规模驱动向技术－绿色双轮驱动的深刻转型，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必然要求企业市场营销模式随之创新，以适配行业发展新需求[1]。传统营销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行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无法有效推广高端化、绿色化产品，也无法适配数字化时代的市场特点。市场营销创新能够推动企业将营销与研发、生产深度融合，根据行业转型升级趋势和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聚焦高端化、绿色化产品的推广，助力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三）破解企业发展瓶颈的关键举措 当前，多数橡塑制造企业面临着利润压缩、市场份额萎缩、客户流失等发展瓶颈，这些瓶颈的产生与企业市场营销模式落后密切相关。滞后的营销理念、同质化的产品营销、不合理的渠道布局等问题，导致企业难以精准把握市场需求，无法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制约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2]，市场营销创新是破解这些发展瓶颈的关键举措。通过营销理念创新，能够帮助企业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思维，精准把握市场需求，通过产品营销创新，打破产品同质化困境，提升产品竞争力。 五、竞争分析视角下橡塑制造企业市场营销创新路径 （一）以技术赋能精准营销，打造差异化竞争壁垒 技术创新是橡塑制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市场营销创新需要深度绑定技术优势，打破重研发、轻推广的困境，实现技术价值向市场价值的高效转化。一方面，推行技术定制化营销模式，组建专业的技术营销团队，深入下游汽车、新能源以及航空航天等行业，精准对接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结合企业研发优势，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橡塑材料解决方案，如针对新能源汽车领域推出耐高温、轻量化的电池密封橡塑制品，针对医疗领域研发无毒、可降解的医用橡塑配件，通过“技术+定制”的组合拳，摆脱同质化竞争，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技术营销，搭建虚拟研发展示平台，通过3D建模、在线模拟等方式，直观呈现产品的性能参数、应用场景及技术优势，让客户快速了解产品核心价值。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下游行业技术需求趋势，提前布局研发方向，将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主动向客户推送适配的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实现“研发－营销－需求”的闭环联动。此外，加强技术合作营销，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举办技术研讨会，发布行业前沿技术成果，提升企业技术影响力。同时，与下游龙头企业共建技术研发实验室，绑定核心客户，巩固技术竞争优势，通过技术背书增强市场认可度[3]。 （二）深耕绿色价值传播，抢占环保市场先机 在环保政策趋严、绿色消费理念普及的背景下，绿色已经成为橡塑行业的核心竞争要素，市场营销创新需要聚焦绿色价值，将绿色理念贯穿营销全流程，打造绿色品牌形象。对此，企业应不断强化绿色产品营销，突出产品的环保属性，如生物基可降解橡塑制品、再生橡塑材料等，明确标注产品的环保指标、低碳排放数据及可回收利用率，通过权威环保认证背书，如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绿色产品认证等，增强产品可信度。此外，企业应进一步创新绿色传播方式，摒弃传统单一的宣传模式，利用短视频、行业垂直平台、绿色展会等渠道，宣传企业绿色生产工艺、环保技术及绿色产品优势，如拍摄生产车间环保流程纪录片、发布绿色产品应用案例，让客户直观感受企业的绿色实力，并联动下游企业开展绿色联合营销，共同推出“绿色供应链”方案，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提升企业在绿色领域的行业影响力。另外，企业应推行绿色增值服务，为客户提供绿色产品选型指导、废旧橡塑制品回收处理等增值服务，既契合环保政策要求，又能增强客户黏性，同时可以借助政府环保政策扶持，推出绿色产品优惠政策，吸引对环保要求较高的客户，抢占绿色市场份额，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 （三）精准定位品牌价值，构建多元化品牌传播体系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无形资产，市场营销创新需要聚焦品牌建设，打破低知名度、低附加值的品牌困境[4]。企业要精准定位品牌价值，结合企业自身优势，区分高端、中端市场定位，如高端市场聚焦技术领先、品质卓越，中端市场突出性价比高、服务贴心，避免品牌定位模糊。例如，针对高端特种橡塑领域，打造技术型品牌形象，突出核心技术突破与高端应用场景，针对中端通用橡塑领域，打造实用型品牌形象，强调产品稳定性与性价比。此外，企业要创新品牌传播模式，突破传统展会、传单的局限，构建线上+线下多元化传播体系，线上利用新媒体平台，如抖音、微信公众号及行业论坛等，发布品牌故事、产品案例以及技术科普等内容，从而提高品牌曝光度。另外，企业可以线下举办品牌体验活动、客户座谈会，邀请核心客户参观生产基地，直观感受产品品质与生产实力，增强品牌认同感。此外，企业应加强品牌口碑建设，建立客户反馈机制，及时处理客户投诉与建议，收集客户使用案例，打造客户证言传播内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四）优化渠道结构，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共生 渠道是企业链接市场的核心纽带，市场营销创新需要优化渠道布局，打破传统渠道单一、效率低下的困局，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共生的全渠道体系。一方面，升级线下渠道，摒弃传统粗放的经销商模式，推行核心经销商+区域服务商的渠道模式，筛选优质经销商，加强渠道管控，提升渠道服务能力。同时，企业应深耕区域市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市场及海外新兴市场的布局，设立区域服务中心，强化市场覆盖，填补市场空白。另外，企业应针对高端客户建立一对一的直销渠道，配备专业的销售与技术团队，提供定制化服务，提升高端客户体验。另一方面，发力线上渠道创新，搭建企业官方商城、入驻行业垂直电商平台，结合线上渠道特点，优化产品展示、咨询、下单流程，推出线上专属优惠、批量采购折扣等政策，提升线上渠道转化率。利用直播带货、线上研讨会等形式，邀请技术专家、行业大咖解读产品优势，精准触达目标客户，打破地域限制。 （五）构建全流程服务体系，打造差异化服务优势 服务是企业差异化竞争的关键，市场营销创新需要聚焦服务升级，打破重销售、轻服务的困境，构建售前－售中－售后全流程一体化服务体系，提升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5]。比如，在售前阶段，主动开展客户需求调研，组建专业的咨询团队，为客户提供产品选型、技术答疑、方案设计等服务，结合下游行业特点，为客户量身定制最优的橡塑产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降低采购与使用成本。同时，提供样品试用服务，让客户直观感受产品性能，增强客户采购信心。在售中阶段，优化服务流程，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现场安装调试等服务，及时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确保产品顺利投入使用，并建立客户专属服务档案，实时跟踪产品使用情况，及时解决客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售后阶段，升级服务保障，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承诺24小时售后咨询和48小时现场维修服务，降低客户使用风险，并开展客户回访活动，定期了解客户使用体验，收集客户改进建议，持续优化产品与服务。此外，推出增值服务，如产品定期维护、技术培训以及废旧产品回收等，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打造服务型企业形象。通过优质服务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客户长期留存与复购。 六、结语 总之，橡塑制造行业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对企业市场营销提出了更高要求，市场营销创新已经成为企业突破竞争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橡塑制造企业应立足自身实际，结合行业竞争态势和市场需求变化，积极推进市场营销创新，打破传统营销模式的局限，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未来，随着行业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和数字化技术的持续发展，橡塑制造企业应持续优化营销创新策略，加强创新实践，推动市场营销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引用 [1]王智.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茶产品市场营销模式创新思考[J].福建茶叶，2026，48（03）：61-63. [2]杨忠杨.策划人语·数智时代出版业的市场营销创新[J].中国数字出版，2026，4（02）：39-40. [3]王旭.企业市场营销管理方法及创新路径探究[J].国际公关，2026（04）：71-73. [4]王君毅.文化IP视角下烟花企业市场营销创新策略研究[J].花炮科技与市场，2026，33（01）：46-48. [5]冯漪，张云起.数字教育视域下市场营销专业转型路径研究[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6，40（01）：129-135. 安歌思保护工业部件（江苏）有限公司 边鸿儒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6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