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6日 第 12 期
总第2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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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会：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

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

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家发改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

记者7月3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循环经济促进法要求，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规划提出，要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广泛推行产品绿色设计，深入推进行业清洁生产，积极推进全社会绿色消费。要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突出抓好工业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农林业生态循环发展，大力推行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要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规范二手商品流通交易发展。要有效畅通废弃物回收网络，强化产业侧废弃物精细收集，推动社会源废弃物规范回收。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技术工艺和装备提升，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强化行业监管措施。要强化循环经济发展制度和政策保障，深入开展宣传引导，加强循环经济国际合作。
 

魏玉坤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两部门：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上海打造国际一流再保险中心的战略部署，推动我国再保险市场高质量发展。《措施》共包含八项内容：

一、引导机构布局，促进市场要素集聚

优化机构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下简称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鼓励大型企业在临港新片区集中管理风险保障需求，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发挥临港新片区政策优势，支持保险机构加强合作交流，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

二、完善统一登记，提升数据集成效能

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支持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一步完善登记数据标准，做好数据分级分类管理，依法合规加强数据治理和安全保密管理。深化数据应用，结合各类场景加强保险风险及信用风险研究，赋能中国保险业风险管理等专业能力建设。

三、加快平台建设，激发业务活跃动能

支持境外再保险接受人和再保险经纪人通过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开展引荐工作，促进境外保险机构参与中国再保险市场，拓展平台交易。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合同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逐步提升平台注册、合同签订、账务清算、资金结算、票据流转、税收征管等环节效能。推进建立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场内交易履约管理机制，持续提升行业自律管理效能。

四、加大能力供给，强化重点领域保障

推进再保险行业提质增效，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提升内源性资本积累能力和外源性资本补充能力，增强再保险行业实力。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保障等领域，聚合保险和再保险承保能力，提升风险保障水平。支持再保险机构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

五、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活力

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分散渠道。支持保险机构在临港新片区开立托管专用账户和资金结算专用账户，用好跨境再保险分入业务收入境外投资便利化政策。落实数据安全管理政策，更新再保险数据出境操作指引，优化数据跨境服务。

六、拓展跨境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

依托临港新片区在跨境领域的优势，吸引保险机构拓展更多增量市场，提升跨境分入业务管理能力。支持保险机构引入前沿风险建模、核保经验，培育核心技术。完善国际再保险会商机制，打造凝聚全球智慧的载体和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及时展示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成果，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

七、强化监管效能，筑牢风险防控屏障

压实保险机构主体职责，督促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体系，强化经营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强化金融监管总局监管效能，健全再保险领域审慎监管规则，加强偿付能力、关联交易、业务财务等监管。支持上海金融监管局研究建立与再保险风险相适配的监测体系，提高跨境分保、场内交易等风险监测穿透性、有效性，维护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安全稳健运行。发挥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辅助监管职能，提升再保险监管质效。

八、优化发展环境，夯实建设制度基础

支持临港新片区进一步优化机构奖励政策，完善再保险专属人才政策。支持上海市为在临港新片区开展再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相关人员出入境提供属地管理服务和便利化安排。探索在临港新片区建立再保险仲裁机制，完善国际商业规则对接。

国家发展改革委：从三个方面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取得更大实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决策部署，7月7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视频会议暨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沈竹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提出，要从三个方面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取得更大实效。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司汇报了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工作安排，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和浙江省、湖北省、四川省有关同志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主动作为、真抓实干，推动各方面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要进一步加快工作节奏、加大落实力度，及时回应企业所盼、民生所需，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取得更大实效。一要坚持目标导向，因业施策确定发展目标，因地制宜确定发展赛道，找准“十五五”时期的增长点和动力源，研究制定增量政策、确定量化目标，做到分类推进、精准发力。二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增强政策举措针对性有效性，提高供需精准适配水平，加力清理不合理标准和限制性措施，扩大服务出口增量空间。三要坚持实干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统筹盘活存量和做优增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壮大优质经营主体，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司局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有关部门人员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荆文娜

央行透露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 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 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近日召开。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会议研究了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会议要求，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利率方面，会议提出，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汇率方面，会议明确，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针对银行，会议提出，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银行资本实力。

结构性政策方面，会议要求，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工具管理，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持续做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

债市方面，会议要求，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债市运行情况，关注长期收益率的变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切实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在政策思路上，本次会议新增“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等表述，凸显货币政策更加注重在适度宽松框架下的精细化操作。

他预计，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充裕和信用扩张的同时，将更加注重政策传导效率、金融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为应对更趋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作好前瞻性安排，反映宏观调控从短期稳增长转向短期稳增长与长期结构优化并重。

张琼斯

今年“两新”资金已下达3875亿元 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时至年中，“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靠前发力，资金加速落地。截至目前，全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加上此前已经下达的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合计近4000亿元“两新”资金已到位。与此同时，“两新”的政策效应也在持续显现。

今年“两新”资金已下达3875亿元

上海证券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目前，全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其中，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5月中下旬下达。至此，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合计已经下达1875亿元，加上已经下达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今年“两新”资金已下达3875亿元。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设备更新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自2024年“两新”政策实施以来，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回顾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约8400个设备更新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支撑全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8%，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8个百分点；超过3.6亿人次申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2.6万亿元，直接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6个百分点。

从今年来看，“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三方面做了优化，比如，将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拓展为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并将智能眼镜纳入支持范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优化“两新”政策的支持范围和补贴标准，完善各环节实施机制，加强项目和资金全链条管理，将进一步提升政策的准确性、便利性、有效性，持续放大“两新”的政策效应。

政策实际效应正在持续显现。设备更新方面，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截至6月20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前5个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两个月超过60%，今年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于祥明

上半年CPI、PPI分别同比上涨1.0%、1.5%——我国物价水平持续改善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从环比看，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个和4.6个百分点，合计影响CPI环比下降约0.22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下降0.4%，降幅与上月相同。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其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有所下降。

从同比看，全国CPI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回落。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2.9%，涨幅比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其中，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涨幅分别回落至28.1%和17.0%。服务价格上涨0.8%，涨幅与上月相同。食品价格下降1.6%，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5.9%，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国际油价较大幅度下行，是6月份CPI环比降幅加大、同比涨幅收窄的首要原因。”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执行总监冯琳认为，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效应在6月份显著回落。剔除变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更能反映基本物价水平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0%，涨幅较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反映出当前消费市场仍然呈现明显的供强需弱特征。

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下降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分析，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了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环比下降16.0%、3.1%，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14.2个和2.8个百分点。同时，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6月份气温升高，“迎峰度夏”备煤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制冷空调设备制造价格分别环比上涨5.6%、0.6%、0.4%。

此外，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价格分别环比上涨8.4%、3.4%、3.3%、2.5%。

从同比看，全国PPI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分别上涨25.5%、23.4%、20.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上涨16.8%、16.7%、11.3%。价格下降的行业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分别下降5.3%、4.4%、2.1%。

整体看，今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0%、PPI同比上涨1.5%。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CPI保持温和上涨，核心CPI同比稳定在1%以上区间，服务价格涨幅持续高于商品，显示价格结构正在优化；PPI在连续41个月负增长后于3月份转正，6月份同比涨幅扩大至4.1%，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

温彬认为，今年以来，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当前，内需不足仍是物价修复的主要短板，CPI与PPI之间的传导链条尚未完全打通。展望下半年，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

熊丽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下达完毕 8000亿元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

记者7月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

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研究制定各类防洪工程设施稳定运用年限标准，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于祥明

权威视点
周宏春：解码2030年能源经济转型路线图

前瞻“十五五”能源经济转型，随着一系列新举措的陆续落地，势必将带动一个清洁低碳与安全韧性并重的能源新生态加速形成，进而为我国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支撑。

从“十四五”时期的能源结构调整，到“十五五”时期的新型能源体系成型，我国能源转型正在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同时锚定“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5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50%”三大量化硬指标，标志着我国能源发展正式从“十四五”时期的“规模扩张”阶段迈入“体系成型”的关键周期。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回暖与产业升级的叠加期，2026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8%，其中AI算力、高端制造等高载电产业用电增速超过15%，能源安全保供与低碳转型的双重压力正持续交织。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规划》锚定2030年碳达峰关键节点，在注重平衡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同时，明确一系列转型路径，意在破解转型过程中的核心堵点，为“十五五”能源转型描绘了清晰路线图。

指标体系突破：以硬约束锚定碳达峰落地节奏

对比以往，本次《规划》指标体系设计呈现出极强的目标导向性：所有核心量化指标均直接对接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要求，首次将“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作为约束性导向写入发展目标，成为本次《规划》最受关注的亮点之一。

“这套指标体系本质上是‘十五五’能源产业发展的‘指挥棒’，核心导向是引导能源全链条的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三大核心指标的设定既充分考虑了当前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基础，也为后续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预留了足够弹性。

在周宏春看来，非化石能源消费、装机、发电量三个维度的占比要求，形成了从生产、输配到消费的全链条引导，能够切实保障碳达峰目标的平稳落地，避免转型节奏出现大的波动或运动式减碳的偏差。

截至2025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已达20.3%，风电、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2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达到39.2%，三大目标均已完成“十四五”规划的既定任务，为“十五五”的跃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宏春指出，传统化石能源在新型能源体系中并不会快速退出，而是将承担全新的“兜底保供”角色。他指出，“在新能源的稳定性保障能力完全形成之前，煤炭、石油仍将是能源安全的压舱石，需要通过低碳化改造提升利用效率，与新能源形成互补互济的供应格局，避免出现因新能源出力波动导致的区域性、时段性供应缺口。”

技术方向明确：新赛道布局破解转型核心痛点

除了总量目标的设定，本次《规划》在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领域的部署同样指向明确：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推动绿电直连制氢、离网制氢、虚拟电厂规模化应用、“人工智能＋”能源融合发展、算电协同等新方向首次被纳入国家级能源规划，释放出清晰的产业引导信号。

周宏春认为，这些新赛道的布局直指当前新能源发展的两大核心痛点：一是风电、光伏出力不稳定、并网消纳难的问题，二是绿电利用率偏低、存在弃风弃光的问题。

“绿电直连、算电协同、AI赋能能源系统则可以从供给侧提升绿电的调度效率，最大化减少弃风弃光现象。”周宏春强调，可再生能源制氢、虚拟电厂等技术可以从需求端消化不稳定的绿电，相当于为新能源装上了“蓄水池”，实现错峰调节，“这些技术方向既是当前市场需求的集中体现，也是新型能源体系可持续运转的必然选择。”

其中，对于“算电协同”被纳入能源规划而非数字经济规划的安排，周宏春解释称，随着大模型等AI产业的快速发展，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电力消费增量的核心来源，2025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已突破3%，预计“十五五”时期还将保持20%以上的年均增速，将算电协同纳入能源规划，本质是从能源供给端主动适配新的消费结构。

“但这并不意味着数据中心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布局调整，未来算力调度可以通过集中计算与边缘计算结合的方式实现，根据不同区域的能源禀赋动态分配算力需求，从而实现能源消费效率的最大化。”周宏春说。

体系协同发力：两大市场建设打通全链条堵点

要实现2030年的发展目标，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更需要制度层面的协同保障。《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先进适配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等六大核心体系，其中“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两大任务被放在突出位置，成为打通绿电从生产到消纳全链条堵点的关键抓手。

周宏春表示，在当前AI算力用电爆发、新能源消纳压力持续攀升的背景下，两大体系的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可以打破省间电力交易的壁垒，实现绿电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解决西部新能源富集区消纳不足、东部用电负荷区供应紧张的结构性矛盾；新型电力系统则通过智能化改造提升电网的调节能力，适配高比例新能源的并网需求。两者结合能够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并网难、消纳难的问题，让绿电真正实现从生产到消费的顺畅流转。

此外，针对市场关心的政策落地节奏问题，行业内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应坚持市场化原则，避免行政干预扭曲市场信号。

周宏春提醒，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范两种倾向：一是地方政府的形式主义，为了完成试点指标搞“拉郎配”，违背企业意愿强行推进项目；二是地方保护主义，为了扶持本地企业设置隐形壁垒，破坏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他称，“《规划》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只要坚持市场化原则，清晰划定规则边界，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就能真正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

前瞻“十五五”能源经济转型，随着一系列新举措的陆续落地，势必将带动一个清洁低碳与安全韧性并重的能源新生态加速形成，进而为我国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支撑。

记者 李海楠

崔卫杰：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重要着力点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作出专章部署。自主开放既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也是适应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此背景下，扩大自主开放是最具主动性、可控性的开放发展策略，既能进一步彰显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也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十五五”及未来一段时期，需重点把握好以下几方面积极扩大自主开放。

第一，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国际经贸规则正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延伸，不断触及如何维护公平竞争、如何实现有效监管等深层次开放问题。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更深层次开放，是从过去被动接轨向如今主动参与的跃升，是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必然要求。我国在制度型开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以来，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225项制度创新成果，通过点上试验，带动全国制度型开放水平大幅提升。关税总水平已降到7.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大幅缩减，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从外资领域延伸到跨境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适应国际经贸规则新趋势为重点，推进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要结合自身实际，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相容，全面参与绿色经贸、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新领域规则制定。可参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体系等，在放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便利获取金融服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领域积极开展探索与实践，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第二，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随着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取消，扩大以服务业为重点的更宽领域开放是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必然选择。从国内外发展经验看，服务贸易增速明显快于货物贸易增速。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服务业开放作为支撑和保障。同时，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开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据测算，2015年至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平均在16%左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要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开展更宽领域的开放。要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升现代服务业开放水平。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推动重点服务领域加快开放，降低服务贸易限制水平。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提升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促进资金、数据、人才等高端要素跨境流动，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第三，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来看，我国形成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与以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为主的开放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这一阶段，是否处于沿海地区、是否有海运港口是影响开放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在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及数字贸易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中西部等内陆地区曾经的区位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为全国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造了良好条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作出部署，提出“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为新时代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要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为着力点开展更大范围开放。东部沿海地区要在开放政策制度试点、开放平台载体创新等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应结合各地工业化发展阶段及产业特色，聚焦服务、数字等相关要素资源创新制度设计，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

第四，创新开放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设立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等开放平台，启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积极打造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两国双园”等形态多样的开放载体，既有效支撑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又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原创价值和贡献。与国际上传统的自由贸易园区多以集散货物贸易相关要素资源为主不同，我国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等向集散服务贸易相关要素资源拓展，并通过复制推广突破了围网或区域范围的限制，探索将原本局限于园区的政策制度拓展到区外乃至全国的新路径新模式，适应了全球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为主的新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这是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开展更大力度开放的重要体现。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既要推动现有开放载体功能升级，又要谋划新的开放载体，以创新开放载体为支撑开展更大力度开放。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优化调整区域布局范围，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有序推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取得良好成效，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深化优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在服务业领域准入准营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压力测试。聚焦打造开放高地，在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数字自贸试验区等探索基础上，着眼人才、数据、技术等高端要素资源集聚和高效配置，谋划和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

第五，注重互利共赢。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不仅是为了自身发展，也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一方面，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世界共享中国市场大机遇。“十四五”时期，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超15万亿美元，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建交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另一方面，我国高水平开放为全球带来了实在好处。“十四五”时期，中国对外投资累计为东道国纳税3000多亿美元，带动了大量就业，促进了当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全球市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已为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

未来，我国要进一步提升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包容性，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合作潜力大的经贸伙伴，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进一步织密投资协定网络，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举措，灵活务实商签更多双边、小多边贸易投资协定。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崔卫杰

朱俊生：加快构建气候适应型保险体系

近期，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一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5年间，我国年度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较大的事件中，暴雨洪涝灾害占比较高，且单次灾害损失规模呈扩大趋势。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快构建覆盖灾前预防、灾中响应、灾后恢复全过程的气候适应型保险体系，已成为提升风险防范和灾害恢复能力、增强经济社会韧性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自然灾害风险保障体系建设，保险在农业生产保障、灾害风险分散、灾后恢复重建等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从单一经济补偿工具向综合风险管理工具转变。

首先，保险在灾后经济补偿和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保险能够通过快速理赔及时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居民修复住房、恢复生活，帮助企业修复设备、恢复生产，降低灾害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在重大灾害发生后，保险具有响应速度快、资金补偿精准等特点，是灾后恢复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其次，农业保险已成为应对气候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直接，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品，通过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稳定农户收益预期，提高农业体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保障粮食安全和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再次，巨灾保险等风险保障机制正在不断探索完善。部分地区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开展巨灾保险实践，在分散重大灾害风险、缓解财政压力、提升灾后恢复能力等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为完善多层次灾害风险保障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也正在提升保险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气象模型等技术加快应用，使保险机构能够更加精准地开展风险识别、灾害监测、损失评估和快速理赔，推动保险服务由灾后响应逐步向风险预警和风险管理延伸。

总体来看，我国气候适应型保险体系建设已具备一定基础，保险正在成为保障民生、稳定生产和提升社会韧性的重要力量。但也需正视，当前我国在气候适应型保险体系建设方面，仍面临三方面挑战：

一是风险意识和保障需求有待提升。气候风险具有低频、高损失特点。在灾害发生前，保险意味着确定成本，而保障对应的是未来不确定风险，因此部分居民和企业容易形成“风险离自己较远”的心理。目前，一些主体对暴雨、洪水、极端天气等风险缺乏充分认识，对保险在风险转移、损失管理和灾后恢复中的作用了解不足，导致部分领域存在风险暴露较高、保障覆盖不足的问题。

二是产品供给和风险管理能力仍需增强。气候变化正在改变风险形成机制，也对保险产品设计、风险定价和服务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保险主要依赖历史损失数据开展风险评估和定价，适用于风险规律相对稳定的领域。但近年来，城市内涝、极端高温、生态环境变化、新能源产业风险等新型风险不断出现，呈现数据积累不足、损失机制复杂、区域差异明显等特点，传统保险模式难以完全适应。与此同时，当前保险服务仍更多集中于灾后理赔环节，在灾前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防灾减损和风险咨询等方面参与程度仍有提升空间。

三是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仍需完善。气候灾害具有损失规模大、影响范围广的特点，特别是重大洪涝、台风等巨灾事件，可能在短期内形成集中赔付压力，仅依靠保险市场难以完全承担。国际经验表明，成熟的气候风险保障体系通常需要政府、保险机构、再保险以及资本市场工具共同参与。目前，我国巨灾风险保障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多主体协同机制和风险转移工具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因此，加快构建气候适应型保险体系，需要精准发力：

一是提升风险意识，推动保险从灾后补偿走向主动保障。应进一步加强气候风险教育和保险知识普及，提高居民、企业特别是高风险区域主体的风险认知，引导其主动识别风险暴露，合理配置保险保障。同时，应推动保险更加深入融入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管理，在住房、农业、企业财产、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提升保障覆盖率，使保险成为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而不仅是灾害发生后的补救手段。通过提升全社会风险意识，逐步形成“灾前主动防范、灾中有效应对、灾后快速恢复”的全过程风险管理模式。

二是强化产品创新和科技赋能，提高气候风险管理能力。保险机构应加强气象、环境、产业等多维数据应用，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建立更加精准的气候风险数据库和评估模型，提高区域性、动态性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力。同时，应围绕城市内涝、极端天气、新能源产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探索开发更加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型保险产品，提高保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更重要的是，保险服务模式需要进一步前移，在承保前开展风险评估，在灾害发生前提供预警提醒和防灾减损服务，在灾后提供恢复支持，形成覆盖风险全过程的综合服务体系。

三是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提升社会整体抗风险能力。应进一步完善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多层次分担的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政府应加强制度建设、政策支持和公共数据共享，为气候风险管理提供基础保障；保险机构应持续提升风险识别、承保定价和风险服务能力；再保险、巨灾债券等风险转移工具应进一步发挥作用，提高重大灾害风险分散能力。同时，应推动气象、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与保险行业加强数据共享和协同联动，为风险评估、产品创新和灾害治理提供更加坚实的数据基础。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原研究负责人、教授 朱俊生

温彬：充分释放投资潜力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宣布，随着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下达，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全年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年中时点，稳增长政策开始发力。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从当年起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支持“两重”建设。当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7000亿元，2025年和2026年均为8000亿元。从项目下达进度、涉及领域和配套措施方面，今年主要呈现出超前发力、重视科技以及注重“软建设”等特征。

2025年“两重”建设项目分三批下达，前两批资金安排为近5000亿元，第三批超3000亿元，共支持1459个项目，于当年7月初全部下达完毕。今年项目数量微调至1417个，前两批安排超6000亿元，第三批1935亿元，同样在7月初下发完毕。2026年项目数量较2025年有所减少，但单个项目平均资金强度更高，且更早下达。

今年的“两重”项目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与去年相比，“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两大领域为新增，体现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向新质生产力倾斜的政策意图。

除了“硬工程”之外，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提出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软建设”，具体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研究制定各类防洪工程设施稳定运用年限标准，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从单纯的项目建设向制度建设和长效机制延伸。

与此同时，其他领域的资金投放也在加速。截至6月底，用于设备更新的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已下达完毕，第三批以旧换新国债资金625亿元已拨付至地方。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预计已发行完毕，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正在有序投放。

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1至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1%，扣除房地产开发后下降3.5%，如何撬动社会资本、激发民间投资意愿，仍是政策需要破解的关键命题。

《求是》杂志近期刊发评论员文章《充分挖掘和释放投资潜力》，为下半年投资政策提供了指引。文章指出，投资既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对稳定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投资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绝不意味着我国投资潜力见顶。

文章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压舱石”作用，坚定稳住基础设施投资等基本盘；扩大投资关键还是要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持续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挖掘和释放投资潜力重在培育新动能，重点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领域开展扩大有效投资行动。

展望下半年，要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无疑还需要稳投资政策进一步加力。一是加快存量政策落地见效。推动各项资金尽快拨付到位、项目尽快开工建设，确保年内形成不低于70%的实物工作量。特别是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应加快进度，解决项目建设资本金不足问题。

二是聚焦提高投资效益精准发力。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拓展，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优质教育扩容等领域加大投入，同时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保障性住房和“好房子”建设。

三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鼓励支持其参与铁路、核电等领域项目建设，推动新兴领域应用场景向民营企业开放，切实改善民间投资预期。

总体来看，“两重”项目清单全部下达意味着稳投资政策开始发力，但促进投资止跌回稳不能仅依赖财政或准财政资金“输血”，更需要在体制机制层面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在产业层面注重培育新动能、在结构层面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唯其如此，投资的关键作用才能充分发挥。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温彬

谭日辉：把人民城市建设落到生活场景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与治理不仅是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实践样本，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窗口。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不能停留于空间改造与设施升级，而要通过场景提质、价值凝心、治理创优，推动人民城市建设走深走实。

以场景提质塑空间之形，夯实人民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

作为人民城市建设的微观载体，场景提质直面民生需求，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决定着城市空间的温度、质感与活力。

场景提质的首要原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曾经有一段时间，部分城市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公共空间利用率偏低、生活场景缺少烟火气息。当前，城市进入内涵式发展新阶段，必须转变粗放建设思维，紧扣宜业、宜居、宜乐、宜游发展目标，把群众需求贯穿空间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让城市空间真正服务人民、惠及人民。

场景提质要精准对接差异化民生需求。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全面进入存量提质增效阶段，人口结构变化催生了个性化、精细化的场景需求。这就要求场景提质必须摒弃“一刀切”模式，打造地域特色空间，深挖城市历史文脉，构建功能复合的城市场景。如朝阳区无界公园开放、东四六条居民共筑生态花街，这些举措绝非简单的景观美化，而是以空间为纽带，融合民生需求，让城市空间真正服务人民。

场景提质离不开系统谋划与长效推进。城市场景建设容不得急功近利。应坚持规划先行，将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融入场景提质，既要补齐当下民生短板，也要结合人口变迁、产业升级预留发展空间，健全运维管理长效机制。以城市“绣花”功夫推进微改造、微更新，推动城市场景可持续发展。

以价值凝心立为民之本，坚守城市建设初心使命

做好价值凝心，关键在于纠正功利化发展思维，构建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平正义为底色、以文明传承为内核的价值体系，凝聚城市发展精神力量。

价值凝心的根本，是恪守人民至上的发展初心。过去部分地区秉持“经营城市”理念，重增长、轻民生，造成发展与需求脱节。新时代凝聚城市价值，必须牢牢把握“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这一根本定位，摒弃“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思维，更凸显“投资于人”的价值导向，确保城市发展始终沿着为民便民惠民的方向稳步前行。

价值凝心的底色，是守护公平正义。要着力破解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均衡配置，保障新市民、低收入群体等平等享受发展红利。健全利益协调、矛盾化解、权益保障机制，保障人民各项民主权利。

价值凝心的内核，是传承城市人文底蕴。城市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一座魅力之城，既要有现代风貌，更要有历史温度。推进价值凝心，必须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用心保护历史街区、文物古迹，留住城市记忆与乡愁。培育守望相助、文明向善的社会风尚，增强市民归属感与认同感，让城市文脉生生不息。

以治理创优聚发展之力，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场景提质、价值凝心的落地见效，最终依靠治理创优保驾护航。

坚持党建引领，筑牢治理根本保障。要持续推动党建资源下沉、治理重心下移，构建党建引领下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机制，形成联动共治格局。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基层一线化解民生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以党建引领治理精细化发展。

坚持多元共治，激发全民参与活力。要加快转变治理模式，搭建民意协商、监督反馈平台，引导市民通过建言献策、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治理。要培育扶持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引导经营主体、新就业群体履行社会责任，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坚持数字赋能，提升智慧治理水平。要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搭建一体化城市治理平台，实现城市运行动态监测、精准研判。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民众提供高效整合的服务，大力提升人民的满意度。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谭日辉

董希淼：货币政策或将更加注重“精准调控”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第二季度例会。与第一季度例会相比，本次会议在形势判断、政策基调与操作思路等方面出现一些新提法、新变化，反映出央行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评估以及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边际调整。总体而言，下一步货币政策或将更加积极有为、精准发力。

二季度例会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新的判断。外部环境方面，一季度例会的表述是“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二季度则升级为“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并明确纳入“经贸摩擦多发频发”。从“影响加深”到“更加复杂多变”，从笼统的“变化”到具体的“经贸摩擦”，这一变化反映央行对贸易壁垒升级的高度警惕。世界经济增长动能疲弱、主要经济体表现分化、通胀走势与货币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等判断则基本延续。

国内形势方面，变化更为深刻。一季度例会认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面临“供强需弱、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二季度则将“稳中有进”调整为“向新向优”，同时在挑战中新增“结构分化”。“结构分化”的提出尤为值得关注。这一判断的加入，意味着央行对经济复苏不平衡性的关注已从笼统感知上升为明确的政策关切。当前，宏观经济正呈现“K型分化”格局，下半年或将延续“修复巩固、动能偏弱”态势。

如果说形势判断的变化反映“怎么看”，那么政策表述的变化则揭示“怎么干”。从货币政策调整的节奏看，未来或将从“加强调控”转向“精准调控”。一季度例会对货币政策总体要求是“综合运用多种工具，加强货币政策调控”，二季度则调整为“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这凸显货币政策基调从总量宽松向精准调控的战术升级，意味着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更加强调前瞻发力并保持灵活，在宏观政策中率先发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

具体而言，“前瞻性”要求政策不能被动应对，而应提前预判形势变化；“灵活性”要求根据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相机抉择，而非机械执行预设方案；“针对性”则要求精准施策，避免“大水漫灌”。三个关键词共同指向一个方向：货币政策正从偏重总量调控，转向精细化的精准调控。

与此同时，二季度例会在最后宏观部署段落中，不再提及一季度“增强宏观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的表述，而是将“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调整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一调整呼应外部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当外需不确定性增大时，必须依靠内需的进一步稳定来托底经济。

在具体政策举措层面，二季度例会也释放出若干值得关注的新信号。利率政策方面，一、二季度例会都提到“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但二季度新增“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明确要求“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剑指资金空转和传导堵点”。这意味着央行已经注意到，仅靠利率下调不足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必须确保政策利率能够切实传导至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中，重点是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债券市场方面，两次会议均延续“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债市运行情况，关注长期收益率的变化”表述。这指向一个核心关切：防范长端利率过快下行风险。在流动性充裕的环境下，长期国债收益率若过度下行，既可能积聚金融风险，也可能压缩货币政策未来操作空间。

综合上述分析，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在边际上或将有如下变化：

第一，总量政策仍可期待，重在“择时”。二季度例会虽未明确提及降准降息，但“增强前瞻性”的表述意味着政策将更强调提前发力。在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三季度将成为降息降准的重要窗口，基准情形下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有望降低5—10个基点、全面降准50个基点。但央行在调控节奏上预计将保持审慎克制，市场应降低对货币政策大幅度宽松的预期。

第二，结构性工具将继续唱主角。面对“结构分化”这一矛盾，总量宽松难以针对性支持，更难以撬动居民部门加杠杆意愿。会议明确要求“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预计下半年将针对科技型企业、民营小微企业及大型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领域推出或扩容专项再贷款工具。

第三，利率传导机制将持续完善。“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的要求，意味着央行将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堵点上持续发力。目前短端利率调控新机制基本建立，重点在于理顺从短端到长端的利率传导。同时，稳步推动贷款利率定价基准向多元化基准演化，使信贷市场利率更灵敏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关系。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 董希淼

朱思文：深化“智赋万企”，提升湖南“链主”企业产业生态主导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数智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2017年，长沙市在全国首创“链长制”，联点重点产业链；2019年，浙江提出产业链链长制。当前，我省正在深化“智赋万企”行动，推动企业数转智改。应以此为契机，依托数智赋能，大力提升产业链“链主”企业的产业生态主导力，充分发挥其领头羊作用。

依托数智破壁，重构“链主”企业产业生态主导力培育新格局

我省聚焦“4×4”现代化产业体系，由省领导牵头挂帅，重点布局并不断壮大13条重点产业链。其中部分产业链存在“链主”企业单点强、系统弱、协同差问题，应依托数智技术予以破解。

一是利用数智技术重塑产业链“链主”企业生态，打破企业地理边界，使企业边界虚拟化。以“链主”企业为核心、以产业链为纽带，建立“链主”企业新生态，把天线连接到产业链最发达的高地，把触角延伸到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建设“一链多地”“高地链群”新格局。推动企业之间由“地理临近”向“关系临近”转变，“链主”企业结构由点到面、由面向网演化，拓展“链主”企业生态空间，补齐产业链短板，做大产业链规模。二是利用数智技术强化“链主”企业对于产业链技术创新的引导。“链主”企业应依靠强大的技术投入和产业链话语权，引领创新方向；链上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等应积极参与链式创新；鼓励“链主”企业参与基础技术、共性技术研发投入，开展从“0”到“1”的工作，夯实行业技术发展底座，提高产业链发展韧性。三是引导“链主”企业利用数智技术改变资源性状，提高资源转移、知识转化、知识商业化效率，以良好的溢出效应提高“链主”企业、链上企业资源分享意愿，形成共创、共享、共治、共生的产业生态治理机制。

依托数智增效，确立“链主”企业产业生态主导力提升新思路

“链主”企业要提高产业生态主导力，须盘活产业链资源、激发产业链活力。

一方面，利用数智技术促进“链式协同”。发挥数智技术的空间效用，扩大产业链创新空间，增加技术创新主体，形成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服务机构等多主体相互支持、协同创新生态；发挥数智技术在应用过程中颠覆传统“研—产—销—服—用”运作流程而产生的时间效应，实时连接生产数据、服务数据、市场数据、消费行为数据、客户评论数据等，打通创新端与生产端，让消费者直接或间接嵌入“链主”企业创新活动，提高技术创新与市场的契合度；“链主”企业应努力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在技术创新、专利申请、新产品开发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主导行业技术、生产、发展等标准制定。另一方面，利用数智技术优化产业链创新平台功能。在产业链发展中，开放创新、整合资源、分工合作已是必然趋势，而具备知识转移、数据转化、资源共享等多重功能的产业链创新平台在数智技术加持下更加顺畅，已成为连接产业链“链主”企业的纽带，有利于提高“链主”企业的产业生态主导力。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梯度培育行动，力争在2030年建设5个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通过数字平台赋能企业，建设60家卓越级、3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依托数智筑基，夯实“链主”企业产业生态主导力培育新根基

“链长+链主+链主生态”是产业链管理的有效途径。当前，应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有效破解链长（政府）、“链主”企业、链上企业、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产业链协同效率低下等弊端。

一方面，产业链“链长”应从经验决策向数智治理转型。“链长”须实时掌握区域产业链数据，摸清家底、厘清关系，打通产业链数据壁垒，疏通产业链协同堵点；立足区域经济发展特色，擘画产业链全景图谱、资源分布图、企业知识位势图，准确把握产业链优势和“卡脖子”环节，做到“一企一策、一链一策”；以强链、补链、延链为目标，指导“链主”企业确立发展重点，助力解决企业资源短缺、供给失衡等难题；依靠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产业链风险监控体系、设计智能化风险预警系统，对核心零部件供应链中断、市场波动、产能过剩等情况开展实时监测、提前预警，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推进“链主”企业数智化基础建设。加大5G-A商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算力中心、数据存储等建设投入，开展“IPv6+”技术创新应用，探索6G网络商业化落地路径，加快企业上数、数字上云、运营上网进程。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教授 朱思文

国研分析
统筹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摘要：“六网建设”标志着算力基础设施的战略定位已经从数字产业支撑设施升级为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已由点状扩容转向网络运营，展望未来，布局重点应聚焦全国统一运营、算电协同、跨区域资源配置和普惠应用推广，推动“东数西算”向服务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网络化基础设施体系升级。

关键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六网建设”，算电协同

202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简称“六网建设”）。这标志着算力基础设施的战略定位已经从数字产业支撑设施升级为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未来，布局重点应聚焦全国统一运营、算电协同、跨区域资源配置和普惠应用推广，推动“东数西算”向服务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网络化基础设施体系升级。

一、从国家战略层面定位算力网

“六网建设”确立了审视算力问题的顶层坐标系。水网负责跨区域水资源调配，新型电网承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一代通信网支撑高速泛在连接，城市地下管网关系城市安全韧性，物流网组织实体流通网络。算力网与上述网络并列纳入顶层设计，说明中央已将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智能推理和算力调度能力，视作国家运行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公共能力。因此，算力建设不能再按单体项目各自谋划，而应统筹纳入国家网络体系、区域联动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一体推进。

“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升了算力的战略层级。纲要明确提出，发挥“西电东送、东数西算”等跨区域重大工程支撑作用。这说明中央对算力的要求，已不再停留在项目布点和节点建设层面，而是将其作为跨区域重大工程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组成部分，强调形成全国性支撑能力，“东数西算”的建设重心，也已从单项工程推进到跨区域网络体系构建。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把算力“筑基”与“人工智能＋”连接起来。一方面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另一方面明确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算力基础设施正是这两条线的交汇点。对于算力领域而言，最重要的变化是衡量标尺发生了位移。评价算力建设成效，不能只看机架数量、投资规模和园区面积，而要看其是否具备支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公共服务和国家安全的能力。

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由点状扩容转向网络运营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已经迈过以节点落地为主的起步阶段。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由此进入集中建设期。前一阶段最重要的成绩，在于国家层面完成了基础版图搭建，初步形成东部需求牵引、西部承接扩容、国家统筹布局的总体格局。前一阶段的集中建设，为今后推进算力网、算电协同和普惠算力奠定了物质基础。

进入“十五五”时期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缺节点”转为“缺网络能力”。过去的突出短板主要是枢纽节点不足、数据中心不足和承载能力不足。当前，更突出的短板，则是节点之间能否高效联通，跨区域任务能否稳定调度，不同类型业务能否按时延、安全等级和成本要求分层承载。若算力网建设仍延续“园区越多越好、项目越大越好、设备越满越好”的老思路，很难形成真正的一体化运营体系。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算力网提出了更高要求。算力资源跨区域流动，涉及任务调度、网络传输、收益分配、绿色权益核算、数据安全和责任边界等多项制度安排。东部地区更关注低时延、高可靠性和业务连续性，西部地区更关注承接规模、绿电消纳和投资回报。若缺少统一规则，区域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全国协同优势。因此，算力网的发展须由建设逻辑转向运营逻辑，由地方逻辑转向全国逻辑，由设备逻辑转向服务逻辑。

网络底座的持续改善，为全国统一运营创造了现实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全国5G基站总数达到500.9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10GPON端口达到3235万个，1000Mbps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2.53亿户。相关指标说明，全国范围高带宽接入和跨区域数据传输能力仍在持续增强。下一阶段算力网建设的工作重点，不宜继续停留在网络层面，而应转向网络支撑统一调度、分级接入和按需调用。

三、协同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和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算力网全国统一运营的关键在于电力网络和通信网络的协同供给。算力设施本质上是高强度用能设施和高带宽网络设施的叠加体。没有稳定、绿色、经济的电力供给，大规模训练和推理难以持续；没有高速、低时延、可调度的通信网络，跨区域算力调度和分层承载也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中央把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放在同一组网络中统筹谋划，实际上是在为下一阶段算力建设划定两条最关键的协同主线。

算电协同已经由行业倡议上升为国家部署。2026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初步构建支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安全、绿色、经济的能源保障体系；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该文件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即算力布局与能源布局需要统筹推进。

新型电网建设将直接决定大规模绿色算力能否稳定落地。大模型训练和高强度推理对供电连续性、电能质量和价格稳定性高度敏感。短时闪断、电压波动和尖峰电价变化，都会直接影响设备寿命、训练稳定性和运营成本。行动方案提出开展供电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探索百万千瓦级人工智能算力设施与配套能源系统协同建设，推动算力设施参与需求响应和辅助服务市场。今后的数据中心不仅是传统用电大户，也将成为电力系统中的可调节负荷和灵活资源。

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将决定全国算力网能否真正形成一张网。时至今日，“东数西算”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数据中心建在何处，而是任务能否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业务类型之间高效迁移。训练业务、推理业务、边缘业务和灾备业务对带宽、时延、可靠性和安全等级的要求并不相同。若通信网络不能提供更清晰的分层承载和更稳定的跨域连接，算力网就容易止步于若干园区的简单叠加，难以形成全国统一运营体系。

算力网在“六网建设”中既是被保障对象，也是提升其他网络运行效率的重要工具。水网调度、电网优化、物流组织、城市地下设施监测和新一代通信网运维等，未来都将越来越依赖算力和人工智能。六张网统筹推进，既是为算力提供能源、网络和重大工程支撑，也是要把算力能力嵌入国家基础设施运行体系，提高整体配置效率和运行安全水平。

四、推动普惠算力建设，把六网协同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算力“筑基”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广泛可用的服务能力。建成大型算力中心只是实现该目标的基础条件。算力建设是为了支撑更大范围的创新扩散、产业升级和公共服务，而不是单纯追求供给规模。算力资源不能只集中在少数头部主体，而是要保障广大小微企业、高校院所和地方创新平台以可承受的成本接入，从而将国家战略投入充分转化为全社会生产力。

普惠算力建设应把重点放在可获得、可适配、可持续三个维度上，尤其要把推理算力供给做厚做实。对中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地方产业集群而言，真正稀缺的资源不只是算力时长，还包括可直接调用的模型工具、适合行业场景的数据资源、稳定可靠的测试验证环境和低门槛接入服务。随着“人工智能＋”行动全面实施，AI应用加速推广，带动对推理算力、行业工具链和场景适配能力的需求快速攀升。若只强调扩大总量，而不完善软件栈、工具链和服务界面，普惠供给就容易出现有资源、难使用的情况。

场景开放比单纯降价更能激活普惠算力的有效需求。真实业务场景能够把模型训练、数据积累、工具成熟和服务落地串联起来，形成持续改进的需求反馈。若缺少真实场景牵引，普惠算力容易出现资源投放与应用需求脱节的问题。下一阶段，推进普惠算力，既要降低使用门槛，也要通过行业场景开放、试点验证和标准化接口建设，让中小主体更容易把算力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普惠算力公共服务体系应统一接入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络，避免各地重复建设封闭的小循环。从可行路径看，可由国家枢纽和重点集群提供底座能力，由区域平台承担接入、适配、辅导和服务功能，由行业龙头开放高价值场景，由专业机构提供模型工具与测试验证支持。对地方而言，发展普惠算力的重点不在重复建设大型算力中心，而在于把本地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更顺畅地接入国家算力网。

五、做好战略规划与制度保障，统筹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将算力、网络、电力、数据和绿色约束纳入统一“图纸”上统筹谋划。项目审批、园区布局、网络时延、供电质量、绿电占比、数据安全和任务调度等环节，不应再按部门视角割裂对待。下一步，建议围绕国家枢纽和重点园区建立跨部门协同规划、动态评估和联合调度机制，把算力设施由单一信息工程升级为复合型基础设施工程。

加快构建跨区域流动的统一规则体系。当前，价格机制、网络结算、绿色权益核算、责任分担和安全边界等制度环节更易形成堵点。应围绕国家枢纽和重点链路，优先完善算力交易、网络传输、电力服务和绿色权益的一体化结算规则，通过统一制度将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落实到算力领域。

评价体系应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率导向。在过去，各地更多看重投资规模、服务器数量、园区面积和上架数量。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利用率、任务调度成功率、绿电占比、电能质量保障水平、单位算力能耗和场景转化成效才是更能衡量能力水平的指标。若继续以规模为核心考核标准，或将引发新一轮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竞争。

坚持先跑通规则，再做大规模。“六网”协同是长期工程，不宜急于求成。可优先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国家枢纽、能源基地和重点行业，率先打通绿电直连、储能配置、跨域调度、收益结算和安全保障等关键环节，形成可复制的规则和经验，逐步向更大范围推广。基础设施竞争的最终胜负，取决于谁能更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运行的国家级制度安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魏际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钟新龙

“十五五”时期镇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关键路径

精华速览：“十五五”时期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阶段。促进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科学研判发展阶段特征，精准明晰重点发力路径，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十五五”时期，应以产业培育为核心、功能提升为基础、数字赋能为引擎，推动三者深度融合、协同发力，走出一条符合镇域实际、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镇域经济既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促进城乡产业协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枢纽，也是吸纳就近城镇化人口、培育县域经济增长点、夯实基层治理基础的关键支撑。大力发展镇域经济，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促进城乡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十五五”时期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阶段，需要科学研判发展阶段特征，精准明晰重点发力路径，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促进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镇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

城镇化发展规律表明，当城镇化率跨越特定临界点后，核心城市会出现空间功能过载、要素成本攀升、环境容量趋紧等现象，城市发展也将从单一集聚转向功能疏解，周边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战略地位会显著提升，总体趋势为集聚与扩散并存、中心与边缘重构。镇域作为连接城乡的关键节点，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呈现三方面特征。

（一）空间位势：从边缘虹吸迈向功能节点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核心城市依托规模集聚与网络枢纽优势，对周边区域资金、人才、技术等关键要素形成强力虹吸，镇域要素外流与发展动能不足的情况较为突出。进入城镇化中后期，核心城市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持续高企，交通拥堵、公共服务紧张等“城市病”日益凸显，要素集聚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上升，产业、人口与创新资源加速向外围寻找更高效配置空间，镇域迎来位势跃升的战略窗口期。这一趋势率先推动城镇空间结构系统性重塑。城镇空间格局正从“单中心集聚”加速向“多节点网络化”转型，为镇域功能升级奠定基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骨干交通网加快向县域、镇域延伸覆盖，全国高铁网覆盖面不断扩大，高速路网向重点镇全面通达，显著破除镇域地理区位制约；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持续健全，通勤圈、产业圈、生活圈深度融合，推动镇域更加深入地参与区域功能分工与协同协作。在此过程中，一批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公共服务配套完善的中心镇，成为承接核心城市产业转移、功能疏解与人口外溢，辐射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我国明确提出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进一步明确了镇域层级定位，推动不同类型镇域精准发力、错位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千镇一面”的格局，推动城镇向功能各异、优势互补的战略节点转型。

（二）动能结构：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嵌入

传统的镇域经济发展，主要依托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鲜明特征，是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为镇域经济注入了强劲新动能，其扩散传导遵循产业链分工深化规律，更加注重专业化、精细化分工，倒逼镇域在细分产业环节锻造核心专长、形成专业化配套能力。镇域经济加快实现发展动能转换已成为必然选择。从实践来看，经济强镇普遍抓住了产业动能转换、产业空间布局调整的机遇，依托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佛山狮山镇、东莞长安镇、苏州玉山镇等均已培育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些标杆镇的发展实践充分表明，镇域经济聚焦优势细分领域深耕细作，聚力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聚高地，就能形成难以替代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普及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转型进程，依托互联网平台、电商物流体系直接对接国内外大市场，数字经济正成为镇域实现后发赶超、弯道超车的重要支撑。

（三）价值逻辑：从规模扩张转为内涵式发展

我国镇域经济发展的评价标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从单纯追求GDP总量、人口规模、建成区面积等外延扩张指标，转向更加注重效率提升、功能品质与综合价值创造的内涵式发展。这一转变源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土地、资本等要素的边际收益持续递减，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集约高效、特色鲜明、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成为核心导向。在这一导向下，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更加聚焦发展品质提升与综合价值创造，更加注重推动经济提质增效与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有机统一的镇域地区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同时，消费结构的全面升级为镇域经济的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与现实动力。城镇居民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消费重心正加速从物质产品转向精神文化、健康休闲、体验感知等服务领域；需求偏好转向能够彰显在地特色、强调个性化与情感化的体验式消费。这一趋势为镇域发展打开了全新的价值增长空间。镇域独有的田园风光、生态基底、历史遗存、民俗非遗等乡土资源，正从过去的隐性财富转化为可经营、可增值、可交易的显性资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原产地绿色农产品、匠心手作、在地文化体验支付更高溢价，一批依托乡土文化打造的区域公共品牌与特色文旅IP将有机会迅速崛起。

“十五五”时期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维路径

镇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严格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构建产业、功能、数字三维协同赋能的发展路径。其中，产业是根基，决定镇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发展韧性；功能是载体，决定镇域经济发展的要素集聚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数字是引擎，一定程度决定镇域经济发展的效率边界与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应以产业培育为核心、功能提升为基础、数字赋能为引擎，推动三者深度融合、协同发力，走出一条符合镇域实际、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精准定位，培育细分领域竞争优势

产业是镇域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面对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镇域产业发展应当从同质竞争转向错位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通过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与区域产业链的深度耦合。具体而言，“十五五”时期应推进镇域产业因地制宜、多路并进。农业资源丰富的镇，应推进“接二连三”融合，突破初级农产品销售局限，向精深加工、品牌塑造、休闲体验等领域延伸，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中央厨房、农事体验等业态；工业基础较好的镇，应因地制宜聚焦细分领域，打造“专精特新”集聚地；生态资源优越的镇，可大力发展生态康养、休闲旅游、户外运动等业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文化底蕴深厚的镇，应活化利用历史遗存、非遗技艺，发展文化创意、研学旅行、传统工艺等产业；交通物流便利的镇，可发展现代物流、电商仓储、供应链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需要注意的是，镇域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应摒弃粗放型增长模式，精准施策、靶向招商，结合镇域自身禀赋明确发展定位与产业缺口，建立负面清单，杜绝高污染、低效益产业入驻，确保产业发展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契合。

（二）投资于人，增强综合承载服务功能

镇域不仅是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其功能能级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实际来看，全国一些发展较好的镇常住人口能够保持正增长，持续释放发展活力，也依赖于公共服务能级的提升。“十五五”时期，推动镇域经济发展，应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中心镇建设，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布局，以功能能级跃升带动经济能级跃升。医疗方面，重点支持中心镇建设二级医院或县级医院分院区，提升急诊急救能力；教育方面，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在人口集聚的中心镇布局高品质中小学；养老托育方面，整合闲置资源建设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普惠性托育机构，完善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可有效释放家庭劳动力，提升镇域劳动参与率。同时，提升商业服务、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配套设施，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繁荣的消费场景能够激发本地消费潜力，吸引周边消费回流。通过功能能级提升，镇域从单纯的居住空间转型为集就业、消费、服务于一体的综合节点，形成功能提升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数智赋能，释放技术红利与增长动能

数智技术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方式。对镇域经济而言，数智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能够突破传统条件下市场规模小、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瓶颈，使特色资源能够更高效地跨越地理局限，触达更广阔的市场。具体来看，“十五五”时期推动镇域经济发展，应全面推进镇域千兆光网、物联网等设施覆盖，建立涵盖人、地、房、产等要素的综合数据库，对镇域资源进行全面盘点、精准画像。通过数字化手段盘活闲置宅基地、校舍、厂房等沉睡资产，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盘活利用，使沉淀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资本要素。在要素保障方面，应着力打造数字人才引育平台，链接城市优质人才资源，吸引远程办公、创意设计、电商运营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向镇域流动，为返乡创业青年、乡村运营师和新农人提供数字工具支持。同时，积极链接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推动移动支付、线上信贷、供应链金融等产品下沉，帮助小微主体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产业融合方面，应以文旅产业为突破口，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通过短视频营销、直播带货等方式精准推送特色资源，让偏远镇域实现“云游”“云购”，将本地的自然风光、非遗文化等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效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赵峥

如何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应对风险挑战、稳定经济大盘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使各类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实现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就要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拳”，提升宏观调控效能，避免政策冲突与效应抵消，从而形成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强大合力。

一、为什么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环环相扣，各行各业改革发展相互关联、群体阶层利益深度交融，单一政策单打独斗难以破解复合型、结构性、系统性难题。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应对复杂经济形势、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作出的关键部署，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更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稳定市场预期、凝聚发展合力的重要抓手。只有强化政策取向一致性，把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要求统一起来，才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提升宏观调控效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必然要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宏观调控从单一政策“单打独斗”向政策协同“组合拳”转变，既契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关联性特征，也顺应了现代宏观治理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多元协同、系统集成的新阶段，财政、货币、产业、科技、就业、环保、监管等各类政策功能定位不同，实施主体多元，如果缺乏统一取向、统筹协调，极易出现政策目标冲突、执行节奏脱节、效应相互抵消的现象，部分政策甚至会产生负面叠加效应，削弱宏观调控整体成效。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必须破解政策碎片化、执行分散化、目标差异化等突出问题。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核心是构建“全国一盘棋”的宏观调控格局，打破部门壁垒、区域分割，实现各项政策同向发力、握指成拳，有效规避“合成谬误”，杜绝政策内耗与效应对冲。只有持续优化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协调机制、评估机制，不断完善与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宏观调控体系，才能切实提升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精准性，推动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实现系统性跃升 。

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激活内生动力的关键举措。市场预期是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普遍看法和预测，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畅通经济循环的核心前提。市场预期并非单一观点，而是基于政策走向、行业动态综合形成的集体判断，对于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将其视为核心政策工具。一方面，通过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纾困政策、保障要素供给，精准纾解企业经营痛点难点，稳定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另一方面，通过各项民生政策、消费政策、就业政策协同落地，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意愿，激活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只有以政策取向一致性筑牢预期稳定的根基，持续提振全社会发展信心，才能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叠加，国内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企业经营、居民消费、市场投资均对政策稳定性、连续性、一致性提出更高要求。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信号不清晰、导向不连贯，会直接导致经营主体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加剧观望情绪、抑制投资意愿、削弱消费动力，进而制约经济循环畅通与内生动力培育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能够向全社会释放清晰、明确、一贯的政策信号，持续强化政策稳定性与连续性，消除政策执行中的不确定性，让企业敢投资、居民敢消费、资本敢创业。

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障经济行稳致远的战略支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宏观政策取向必须兼顾发展和安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风险、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外部输入性风险等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风险传导性、复杂性、关联性显著增强，对宏观调控的统筹性、协同性提出更高要求。单一政策难以应对系统性风险挑战，唯有各项宏观政策保持取向一致、协同联动，才能形成风险防控的强大合力，筑牢经济安全屏障。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能够推动财政、金融、监管、产业等政策协同发力，精准识别、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经济风险，避免单一政策调控引发的次生风险，防止不同政策导向冲突加剧风险传导。同时，能够统筹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防风险，兼顾经济增长、结构优化、风险防控多重目标，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的同时，持续夯实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经贸格局深度调整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能够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从而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中国经济巨轮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破浪前行。

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求坚持全局和大局意识，将政治、经济、社会等大类政策纳入统一评估框架，防止相互掣肘，确保统一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各项宏观政策要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确保各类政策措施形成合力，避免短期化、片面化行为。宏观政策不仅包括经济政策，也包括非经济政策。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统筹财政、货币、产业、科技、就业、投资、消费、区域、环保、监管等各类政策，保持政策目标同向、导向统一、节奏协同、力度适配、落地同步，通过跨部门协调机制，防范跨部门政策冲突导致的“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确保宏观调控精准发力，实现政策的协同效应。

宏观政策目标一致。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首要是宏观政策的目标一致，各类政策的调控取向应当相互配合而非彼此抵消。经济政策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非经济政策包括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政策。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政府收入与支出行为，实现经济增长、稳定就业等目标；货币政策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货币价格，实现物价稳定、防止通胀或通缩等目标；社会政策通过国家立法与行政手段，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目标；文化政策通过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路径，实现规范民族民俗、语言文字等目标。非经济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关联、相互配合，通过影响生产要素供给、营商环境、社会发展信心等途径，对维护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健康运行产生影响。

宏观政策工具互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求合理搭配和运用政策工具，扬长避短并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互补性。经济政策工具包括国债、税率、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对经济运行影响直接而有效。例如，政府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可以直接刺激社会需求；实施税率、利率的定向优惠政策，可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发展。非经济政策工具包括污染排放、劳动时间、劳动条件、职业教育、学科调整等，对经济社会影响的效果相对间接。例如，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规范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有利于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提升创新能力，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工作环境。

宏观政策节奏协调。宏观政策节奏协调体现在时间、空间、频率、规模、力度，既要统筹短期、中长期政策，也要统筹国内与国际政策，更要统筹增量与存量政策。这就要求强化各类政策之间的协调，确保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在时序、范围、方向和目标上协调一致，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等政策协同以及与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发挥政策合力和增强政策整体效应。面临国际经济危机、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时期，宏观政策的节奏不同于正常时期，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比正常时期要大，可能多频次、大幅度运用宏观政策工具。

三、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宏观调控框架，持续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不断加强政策统筹协调，财政货币联动、产业监管协同、区域政策衔接水平稳步提升，宏观调控取得一定成效，初步形成规划引导更明确、工具协同更突出、周期管理更持续的格局，有效保障了经济平稳运行。2023年、2024年、2025年，我国经济增速连续三年都不低于5%，居世界主要国家首位。实践证明，我国政府发挥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的作用，提升了宏观调控能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目标。但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复杂现实挑战，宏观政策依然存在协同不充分、衔接不顺畅等问题，成为制约治理效能提升、影响经济循环畅通的短板。

政策目标统筹不够。各职能部门政策制定相对独立，常态化跨部门会商、联合研判、协同起草机制不够完善，有的政策出台前缺乏充分交叉评估，对政策叠加效应、连锁影响预判不足。部分领域政策制定存在本位主义倾向，部门优先聚焦单一领域考核目标、专项任务落实，缺乏全局思维、系统观念，忽视宏观经济大盘整体稳定。有的监管政策、行业治理政策过度侧重短期风险防控，忽视经济复苏阶段经营主体承受能力，收紧节奏过快、标准过严。有的产业政策片面追求规模扩张，与能耗双控、生态环保、土地供给等政策衔接不足。不同政策之间目标冲突、取向相悖，碎片化突出，协同机制不够健全，容易形成政策对冲，削弱宏观调控整体效果。

政策节奏衔接不畅。政策前后不衔接、左右不同步，容易造成经济运行波动放大。宏观调控讲究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前者着眼短期稳定，后者布局长期发展，需要各类政策在宽松与收紧、刺激与约束、短期与长期之间精准匹配。实践中，部分政策出台缺乏跨周期研判，短期应急政策与长期改革政策节奏脱节，阶段性纾困政策与结构性调控政策力度错配。例如，在经济复苏偏弱阶段，部分领域收紧类政策集中出台，多重约束叠加，加重企业经营压力；部分惠企政策、扩内需政策出台后，配套细则、落地流程跟进滞后，政策红利释放缓慢；一些长期改革政策缺乏缓冲过渡期，短期调整力度过大，对市场预期形成不必要冲击；等等。

政策执行刚性差异较大。部分政策存在“重制定、轻落实、弱评估”问题，片面强调政策的灵活性，进而执行力度不够。有的鼓励性、支持性政策落实不到位，审批流程烦琐、门槛设置偏高，政策红利难以直达经营主体；有的约束性、规范性政策执行弹性不足，简单粗暴、一刀切执法现象时有发生。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落地执行存在“温差”，有的地方落实上级政策结合实际细化配套不足，简单化、机械化照搬上级文件，层层加码、一刀切，忽视区域发展差异，导致上级政策导向在基层执行中出现弱化、偏移。同时，政策解读、预期引导机制有待完善，上下级政策解读口径不统一、执行标准不统一，导致企业和基层无所适从。部分政策调整缺乏提前沟通和合理缓冲，政策透明度、可预期性不足。经营主体难以形成稳定长期预期，投资扩产、创新转型、消费升级的意愿受到抑制，进而影响内需恢复和内生增长动力培育。

四、怎样做到宏观政策同向而行、协同发力

实现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必须立足我国发展实际，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统筹协调、健全工作机制，统一发展导向、统一价值目标、统一调控措施。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不是简单弱化单项政策职能、搞政策一刀切，而是在坚守各领域职能职责基础上，破除部门壁垒、区域分割与政策掣肘，持续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各司其职、同向而行、协同发力”。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注重顶层设计。党中央对宏观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优势，更是避免政策分散化、碎片化、冲突化的根本政治保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要坚决摒弃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杜绝“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分散化调控倾向，一切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都以服务国家整体发展大局为根本遵循。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统一政策核心导向、统一宏观调控基调、统一重点攻坚方向，使各类政策在战略目标、价值取向、发展导向等根本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从源头上杜绝政策目标冲突、导向相悖、效应对冲等问题，确保宏观政策始终沿着党中央确定的正确方向稳步推进。

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全局意识。制定宏观政策，应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谋划政策设计，打破部门壁垒、行业分割、区域局限，统筹短期稳增长与长期调结构、促改革，统筹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统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统筹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统筹发展利益与安全底线。每项政策出台，都要开展全局性、系统性评估，充分研判对宏观经济、经营主体、产业链供应链、民生需求等的综合影响，既要解决局部问题、专项问题，更要避免损害全局稳定、长远发展，实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短期目标服务长期目标。

坚持稳中求进，精准适度调控。把握好宏观调控时度效，加大宏观调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稳是基础、进是目标，各类政策要以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稳预期为底线，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频次。需要收紧的政策要循序渐进、设置缓冲，需要加力的政策要精准直达、快速落地，需要优化的政策要动态调整、精准适配，防止政策大起大落、急转弯、硬刹车，保持宏观环境总体稳定。

强化横向协同联动，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完善宏观调控统筹协调体系，建立常态化跨部门经济形势会商、政策联合研判、重大政策协同起草机制。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阶段性矛盾，定期开展多部门联合分析，统一研判形势、统一调控思路、统一应对举措。重大行业政策、监管政策、改革政策出台前，必须开展跨部门协同评估，征求财政、金融、产业、环保、民生等相关部门意见，全面评估政策叠加效应、连锁反应和潜在风险，从源头杜绝政策冲突和措施对冲。

优化政策出台节奏，保持调控跨周期衔接。科学把握政策出台时机、调整节奏和实施力度，加强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应急政策与常态政策、扩张性政策与约束性政策的动态平衡。经济恢复关键阶段，合理控制各类收紧性、约束性政策出台频次和实施力度，避免多重政策叠加收缩；长期结构性改革政策坚持久久为功，合理设置过渡期、缓冲期，分步有序推进，平稳释放调整压力。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态势变化，及时优化政策力度、适用范围、实施期限，增强政策灵活性适应性。

完善预期管理引导，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稳定良好的市场预期，是宏观政策取向一致的重要基础。要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调控全过程，健全常态化政策解读、新闻发布、舆情回应机制，权威解读宏观政策取向、调控逻辑、改革方向，主动回应市场关切、社会疑问，消除信息不对称。保持核心政策制度长期稳定，明确产业发展、营商环境、对外开放、产权保护等基础性政策长期导向，让经营主体清晰把握发展大势，合理引导社会心理预期。加强政策风险预警提示，对重大改革、行业调整、监管优化等政策，提前做好宣传解读和风险提示，引导经营主体主动适应政策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二级巡视员 胡江云

宏观纵览
如何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提振消费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加速从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演变，服务消费已成为释放消费新动能和拓展消费新空间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设专门章节就“释放服务消费潜力”进行部署。面对服务消费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要深刻认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战略意义，深入查找制约服务消费潜力释放的短板弱项，以更加有力有效的行动推动服务消费结构优化和能级提升。

一、深刻认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重要意义

服务消费一头连接经济循环和产业升级，一头连接人民生活。从需求端看，服务消费是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重要支点。从供给端看，服务消费升级能够牵引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民生端看，服务消费直接关系群众生活品质和就业增收。

扩大内需的重要支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际市场不确定性高，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必要性更加突出。服务消费具有频次高、黏性强、乘数效应大、增长可持续等特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增量来源。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3602元，增长4.5%，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服务零售额增速为5.5%，高出同期商品零售额增速1.7个百分点。2026年1至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网上服务零售额24123亿元，增长8.3%，高于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速。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服务消费已经成为居民消费结构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也正在成为拉动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引擎。同时也要看到，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服务消费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把服务消费培育好、发展好，有利于推动服务消费潜力更充分转化为扩大内需的现实支撑，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服务消费不仅发生在居民生活端，而且其影响会沿着需求变化传导至服务业供给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随着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由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向品质体验、精神文化、休闲旅游、健康养老和数字服务，也必将牵引服务业供给体系从一般性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同时，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也有助于增强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消费场景，服务消费需求越充分、越多样、越讲品质，就越能推动服务业供给在场景中改进、在竞争中成熟、在迭代中形成标准和品牌优势，为“中国服务”走向更广阔国际市场积累能力和塑造口碑。从更深层次看，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不仅会推动餐饮、住宿、文旅、体育、健康、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也会通过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带动相关制造环节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如健康消费有利于带动智能穿戴、康复器械、适老化产品发展，文旅体育消费有利于带动运动装备、数字内容和沉浸式设备应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

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具体到消费领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体现为对高品质服务的需求。高质量发展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服务消费，有利于更好满足“一老一小”、中低收入群体、新市民群体等的现实需要；发展健康、教育、技能培训等发展型服务消费，有利于更好回应居民对自身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新需求；发展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改善型服务消费，有利于回应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更高期待。服务消费扩张还具有明显的就业带动和增收效应。餐饮、住宿、家政、文旅、社区服务等领域，与大量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紧密相连，需求增加往往会带来客流增长、经营改善和岗位扩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能够把改善生活品质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统一起来，让人民群众在可感可及的服务改善中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二、深入查找制约服务消费潜力释放的短板弱项

目前，我国服务消费已取得长足发展，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持续提高。但也要看到，与“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部署要求相比，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发展还存在生活服务便利化水平不足、发展型消费占比不高、改善型消费活力不强等短板弱项。只有准确把握这些问题，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服务消费潜力更好转化为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和改善民生的现实动能。

生活服务便利化水平尚显不足。生活服务消费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既包括餐饮、维修、社区零售等高频业态，也包括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等重点民生服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社区嵌入式服务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进传统商圈焕新，优化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服务消费体验。从现实看，生活服务消费频次高、覆盖广，但供给的便利性和稳定性仍需提升。部分城市社区便民服务网点布局合理性欠缺，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接合部等区域生活服务配套相对滞后；县域和农村地区商业设施、物流配送、养老托育等服务供给仍有短板，群众获取服务的时间成本和搜寻成本较高。与此同时，生活服务标准化程度不高、品牌信任度不足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不利于消费者体验感和重复消费。特别是在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等领域，专业化、高品质、可信赖的供给能力需要增强，从业人员培训、信用记录和服务质量评价机制还不健全，社区平台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发展型消费占比尚待提高。发展型消费更多体现在居民对健康、教育、技能提升和自我发展方面的需要，是服务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规范发展教育和培训消费，培育壮大健康消费，积极引进国际优质服务资源。从实际情况看，居民对发展型消费的需求明显上升，但优质供给不足、供需匹配不精准、服务规范性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教育培训领域既有终身学习、职业技能提升、兴趣素养培养等多样化需求，又在师资力量、课程品质和权益保障等方面需要完善。健康消费领域也面临类似问题，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管理、“互联网+医疗健康”、个性化医疗、医疗美容等需求增长较快，但还存在重营销、轻专业、资质不清、虚假宣传和消费纠纷等风险，削弱了健康消费市场的规范预期和消费信心。国际高层次健康服务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优质资源进入、服务可及性和监管适配性还不能充分满足居民多元化、高品质的健康消费需求。

改善型消费活力尚待激发。改善型服务消费集中体现了居民对文体休闲和精神生活的更高期待。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2026年1至4月，文体休闲、旅游咨询租赁等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显示出改善型服务消费的较快发展。不过，改善型消费还存在场景创新不够、融合程度不深等问题。一些地方的文旅项目同质化比较严重，存在“重建设、轻运营，重流量、轻体验”倾向，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深度消费的优质产品仍然不多。商旅文体健融合程度不深，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尚未充分形成。不同群体的改善型服务消费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亲子、青年、银发等群体在消费偏好、支付能力、服务方式和体验要求上存在明显差异，但细分产品供给相对有限。冰雪旅游、邮轮游艇、房车露营、低空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但商业模式还处于探索完善阶段。同时，服务消费新业态从“小众尝鲜”走向规模应用仍面临不少制约，容易出现短期热度较高、长期留存不足的现象。

三、进一步挖掘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路径和举措

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是一项涉及需求释放、供给升级、市场畅通、品质赋能和治理优化的系统工程。2026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和多样化消费需求，扩大服务供给和提升服务水平。新形势下，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既要坚持需求牵引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相结合，又要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通消费循环，还要充分发挥人才支撑和标准建设作用，同时要以高水平开放拓展服务消费发展空间，以精准施策和政策协同增强落实效能。

坚持需求牵引和供给创造相结合，形成服务消费扩能提质长效机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加快形成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落实到服务消费领域，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完善社会保障同促进服务消费结合起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从居民真实需求出发，推动供需适配。应立足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消费偏好变化，建立更加灵敏的服务需求识别机制，引导服务资源向群众需求集中、增长潜力较大的领域配置。根据需求变化优化服务供给结构，对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社区便民等传统生活性服务业，要推动业态更新、流程优化和体验改善；对养老托育、健康医疗、文旅融合、数字家政等成长性领域，要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培育更多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服务主体。更好发挥数智技术对供需匹配的支撑作用，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升需求识别、服务匹配和运营调度能力。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服务消费循环。服务消费受地域半径、场景供给和规则差异影响较大，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监管尺度不一，都会影响优质服务供给扩展和居民跨区域消费体验。围绕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服务消费市场，推动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监管规则等更好衔接，减少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促进优质服务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配置。推动城乡服务消费市场融合发展，补齐县域商业、农村物流、农村养老托育等短板，让服务消费更好连接城乡、覆盖基层。顺应服务消费数字化趋势，促进线上线下服务市场一体发展。线上平台可以提高信息匹配和服务触达效率，线下场景则关系服务体验和消费信任。规范平台经营秩序，支持线上引流、线下体验、即时配送、上门服务等模式规范融合发展。

以人才支撑和标准建设夯实服务品质基础。服务消费的品质，最终要落到具体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和行业标准上。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推动院校培养、企业培训、岗位实践和社会评价有效衔接，培养更多懂专业、会服务、能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高素质服务人才。完善服务业从业人员职业发展体系。当前，一些生活性服务业岗位还存在职业认同度不高、流动性较强、成长通道不清晰等问题，影响了服务质量提升。应健全技能等级认定、薪酬激励和社会保障机制，提升服务业岗位吸引力和从业人员稳定性，让更多劳动者愿意进入服务业、长期扎根服务业。强化标准、认证和评价体系建设。服务消费具有体验性和无形性，消费者往往难以事前判断服务质量，要完善服务标准、品牌认证和质量评价机制，推动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收费规则和售后责任更加清晰透明，使服务质量可衡量、可比较、可追溯。

以开放合作提升服务消费国际化水平。释放服务消费潜力，需要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拓展空间、提升能级。稳步扩大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好衔接，吸引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资源进入国内市场，丰富居民服务消费选择，带动国内服务业在竞争合作中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把发展入境消费作为扩大服务消费的重要方向。围绕境外游客、商务人士、留学生和国际参会参展人员等群体，进一步优化签证、航班、支付等服务环境，提高入境消费便利化水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服务业态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培育一批具有文化辨识度、市场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的服务消费品牌，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国际竞争力。

以精准施策和协同治理提升服务消费政策效能。服务消费涉及领域广、链条长、主体多，政策实施效果取决于工具运用是否精准、部门协同是否有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促进服务消费潜力释放，提高政策工具的精准性，综合运用财政补贴、消费券、贷款贴息、税费优惠、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发挥政策资金的撬动作用，带动居民服务消费需求释放和经营主体供给能力提升。加强部门协同和政策评估，确保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服务消费涉及商务、文旅、体育、教育、卫健、民政、交通、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需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不同领域政策目标相互衔接、政策工具相互配合、实施节奏相互协调，防止单项政策叠加之后效果抵消，甚至产生合成谬误。把优化消费环境作为提升政策效能的重要内容，应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信用监管体系，加强预付式消费、平台服务、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监管，提升服务消费安全感。建立服务消费发展监测评估体系，围绕消费规模、结构变化、服务品质、就业带动、区域均衡等指标开展动态跟踪，及时总结有效做法，不断提高服务消费政策的实效性。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杨颖

持续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和社会韧性，是国家抵御外部冲击、在冲击下迅速复原并实现适应性转型的核心能力。大国竞争，说到底是一场韧性的较量，唯有持续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能力建设，才能真正实现以发展固安全、以安全保稳定。

深刻认识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内涵

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性支撑，是筑牢新安全格局、护航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一部署充分体现了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在“十五五”时期的关键作用。

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辩证统一、双向赋能、互为依托。经济韧性是“骨”，社会韧性是“筋”。骨不坚则难立，筋不柔则易折，二者必须协同发力，才能构成国家总体安全的坚强肌体。一方面，经济韧性是社会韧性的物质前提与动力源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的丰裕与稳定，自古便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所系。稳固的经济底盘带来财政增收、就业扩容、公共财力提升，支撑社保、医疗、养老、基层治理投入。经济抗波动能力强，可以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韧性城市提供资金与产业资源，可以在危机时稳住就业，保障民生资源储备。另一方面，社会韧性是经济韧性的环境底座与稳定保障。再宏阔的经济版图，若无民众的信任、共识与协力作为支撑，也不过是沙上之塔，社会韧性是国家安全的精神内核与组织灵魂。完善的社会治理、健全的民生保障及稳固的社会共识，能够熨平收入波动、化解社会矛盾、畅通国内大循环，能够提升基层应急能力，在突发风险中快速修复生产生活秩序，为经济恢复营造安定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协同推进经济和社会治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作出系统性论述指导，为全面提升经济和社会韧性能力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根本遵循。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提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等重要论述，点明了我国作为超大经济体的天然韧性禀赋，为我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信心。我国立足“办好自己的事”，依靠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底盘，用发展的厚实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国内稳产保供、内需扩容、产业提质的确定性，应对全球变局、地缘冲突、周期波动等各类外部不确定性。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筑牢社会韧性，以民生为本夯实国家治理底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社会韧性的要求，是民生诉求向社会治理领域拓展的重要体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增强社会韧性、维系社会稳定的根本落脚点。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保障既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也是内需扩容、经济循环畅通的支撑。经济政策内嵌民生导向，民生政策兼顾经济效能，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夯实社会稳定内生动力。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证明以人民为中心才是韧性建设的正确途径。

三是坚持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防患于未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这一重要论述为系统统筹多领域韧性建设，推动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协同共建，提供了强大指引。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强粮食、能源、矿产、科技、金融、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搭建一体化应急保障机制，既立足短期纾困稳大盘，又着眼长远夯基补短板，全力提升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综合承压韧性。

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国内大循环塑造内生韧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经济发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并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本质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提升我国整体经济韧性的战略部署。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要部署，进一步推动我国夯实产业与市场双重韧性，从循环架构上提升经济抗冲击能力，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经济和社会韧性建设的基本要素

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包括制度优势、经济实力、内生动力、社会保障、文化认同五大基本要素，这五个方面共同决定了经济和社会系统应对冲击、恢复发展的综合能力。

制度优势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根本保障。坚持党的领导是最大政治优势，党立足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统一规划韧性建设的顶层设计；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处置风险，化解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契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高效配置资源，兼顾公平与效率，规避市场失灵，化解经济波动风险。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可为经营主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为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

经济实力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物质基础。产业结构现代化，传统产业底子厚，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形成梯次接续、双向赋能的有机整体，这些可增强发展后劲，扩大发展空间，提升产业竞争力。完备的产业体系、完整的产供链，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保障能力强，可在外部断供或需求骤变时通过内部调整弥补缺口。经营主体多元协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可保持经济活力，充分吸纳就业，形成稳定发展格局。基础设施完善，可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确保生产流通、民生保障、应急救援有序开展。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发展格局，能形成增长合力，有效分散区域风险，提升整体经济抗冲击能力。

内生动力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核心引擎。全面深化改革，有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激发发展潜力，强化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有助于提振消费、扩大投资，持续为经济注入新活力。产业体系配套完整，能自主满足各类生产需求。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撑。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可创新改造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从供给端提升产业抗外部制裁、技术断供风险的能力。

社会保障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重要基石。基础性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灵活就业、共享用工、零工经济等新形态涌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相应社会保障，可增强就业韧性；社保、医保、救助兜底网络健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筑牢困难群体安全网，可减少因收入波动、突发变故引发的社会矛盾。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可将矛盾就地化解，提升社会自我修复和调适能力。

文化认同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涵养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共同的历史记忆、坚韧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形成深厚的民族向心力，使我们在面对打压遏制时能顽强不屈；在面临风险挑战时能团结应对；在出现内部矛盾时能及时化解、共建和谐。

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实践路径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重要论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将党的领导贯穿经济和社会韧性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我们党的优势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凝聚全社会力量持续打造强大的经济和社会韧性，共同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完善风险预警防控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防风险和促发展政策协同，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这就需要不断健全国家安全预警防控体系，否则，“韧性”只能是面对突发风险时的应急反应和事后紧急补救，应对不力易引发难以预估的风险和后果。为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需要通过不断完善国家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实现“关口前移”，强化“事前预防”能力，做到对各类安全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既为应对风险挑战做足准备，也为后续发展储备和创造空间。

强化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重点领域的风险一旦处置不当，易产生连锁反应并对整体国家安全态势造成冲击。为此，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夯实国民经济根基去打造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压舱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权，着力破解难题，确保产供链自主可控安全，推动经济和社会韧性的能力跃升。持续强化能源、粮食、重要基础设施等安全保障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国家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提升维护社会安全的能力水平。社会安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坚实底座。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以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目标，全面提升社会安全能力水平；多措并举筑牢人民防线，通过高效能社会安全治理，在发展中化解安全隐患，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并转化为发展红利。

对外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当前，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突出，全球性安全问题此起彼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更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应对所有安全挑战。我们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坚持立己达人，持续深化与各国的发展和安全合作，联手应对跨国性风险挑战，助力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韧性。

经济韧性，可以使国家在狂风暴雨中保有生存与反击的底气；社会韧性，可以使亿万个体在考验面前融为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面向未来，唯有驰而不息地锻铸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韧性，方能在百年变局中稳把航向，驶向民族复兴的壮阔航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傅小强

内需在转型升级和改革创新中彰显活力

今年上半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持续显现。我国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转型加快推进。内需在政策引导中打开新空间、在结构调整中积蓄新动能、在改革创新中释放新活力，质量和韧性持续显现，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进一步彰显。

消费扩容提质、优化升级趋势明显

在以旧换新政策、丰富应用场景和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支撑下，消费市场深刻转型，韧性和活力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作用持续发挥。

（一）在政策优化中打开消费新空间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消费提质、智能消费等支持政策，实施财政补贴、场景扩容、环境优化等措施，有效激发了居民消费意愿，撬动商品消费升级、服务消费扩容，持续培育新增长点、拓展新空间。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推动商品消费向“绿”向“新”迭代升级。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国家定标准、地方抓落实、行业强配套，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经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形成重要支撑。相关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保持较快增长，1—5月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3.8%，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过一倍。

提质惠民行动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今年不断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优化改善消费环境，养老托育、家政便民、社区食堂等普惠服务网点持续下沉，线上问诊、数字文旅、居家照护等数字化服务更加普及惠民，养老、文旅、健康、家政等多元服务供给不断扩容提质，既改善了民生福祉，又拓展了服务消费增长空间。2026年1月1日起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5月底，已经累计核销603万次，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人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推进0—3岁婴幼儿育儿补贴政策，家庭育儿支出负担明显降低，有效撬动母婴、托育相关消费。

（二）在结构升级中积蓄消费新动能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人均GDP达到1.5万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将加快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从商品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转变。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4万美元，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转型期，居民对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要求更高，对服务消费需求更为旺盛。

服务消费加快发展。服务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增量来源，1—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快0.2个百分点，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4.2个百分点，成为消费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一季度，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提高到46.3%，比2025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表明，消费正在从满足基本物质需要，更多转向追求品质生活、精神享受和身心愉悦；从单纯购买商品，更多转向购买服务、体验、便利和场景。今年以来，假日经济、夜间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等服务消费蓬勃发展，既丰富了群众生活、提升了城市活力和市场热度，也为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商品消费持续升级。2025年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29.3%，连续三年低于30%，按照联合国标准已迈入富裕区间。居民商品消费正在向健康、绿色、高品质转变，在选择基本生活品的时候更加注重质量和体验，1—5月限额以上单位吃类、穿类、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8.4%、7.2%和4.6%，都明显快于全部商品零售额增速。大宗消费升级趋势明显，2025年千人汽车保有量达到260辆，今年1—5月中高端车型、家用大空间SUV、MPV占比提升，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超50%，绿色高能效智能家电成为主流。居住类消费显著改善，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40平方米，1—5月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5%，成交占比达69%，较2025年全年提升4个百分点，居民优先置换大三居、采光物业配套更优的改善户型。

（三）在供给创新中激发消费新活力

以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催生新的消费业态、消费模式和消费场景，居民消费升级与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互动格局加快形成，带动相关消费市场高速增长。

数字消费加速发展。直播电商、即时零售、智能推荐、移动支付等新模式新业态不断丰富，推动消费从“到店购买”向“随时下单、即时送达、线上线下融合”转变。1—5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9%，增速快于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3.1个百分点。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约为25.6%，意味着四分之一的商品消费通过线上实现。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7.6%，占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的比重达到36.6%左右，反映出线上消费正在从商品交易向服务预约、即时履约、内容消费、生活服务等更广领域拓展。

绿色智能消费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激发新的消费需求，人工智能与居家、养老、文化旅游、住宿餐饮和教育教学等服务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的消费热点。绿色、低碳、节能、循环类产品成为消费升级主线，出行、家居、食品、智能穿戴四大绿色赛道高速增长，5月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提高到62.9%，1—5月一级高能效家电零售额占比超90%。

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数智技术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多产业突破边界实现多业态有机融合，体验消费、“谷子经济”等快速发展，1—5月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增速明显高于服务零售额增速。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推动信息消费需求持续释放，1—5月通信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超过10%。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新技术创新发展和应用，还将带动消费场景的创新拓展、消费空间不断拓展。

投资结构优化、提质增效进程加快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结构调整，上半年投资运行总体保持韧性，房地产等领域调整和部分行业投资意愿修复，设备更新、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产品、现代化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活跃，结构优化、提质增效特征进一步显现，反映出有效投资正在朝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一）在政策引导中打开投资新空间

有效投资的形成，离不开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引导。当前政策发力更加注重战略性和精准性，注重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安全能力、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资金、项目、要素加快向关键领域集中。

“两重”“两新”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两重”建设着眼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重在补短板、强基础、利长远，上半年已下达两批次资金共计6065亿元，占全年8000亿元的76%，相关项目涉及人工智能、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两新”政策则把企业设备更新和居民消费升级连接起来，形成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政策机制。大规模设备更新带动企业扩大技术改造投资，截至6月中旬，前两批合计下达资金1851亿元支持1.1万余个更新改造项目，撬动全社会投资8400亿元，财政资金投资撬动倍数约1∶4.5，投资拉动效应突出，与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的居民更新需求，正在打通供需循环中的堵点。

“六张网”建设也为投资提质提供了广阔空间。“六张网”更加注重网络协同、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和安全韧性，水网建设有利于优化水资源配置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新型电网服务新能源消纳和能源安全，算力网和新一代信息网支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城市地下管网提升城市运行韧性，物流网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六张网”建设贯通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初步估算2026年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各方面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1—5月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30.4%，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3.3%和21.7%。“六张网”建设不只是形成今年的实物工程量，更为未来提升要素流动效率、产业承载能力和经济循环韧性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围绕新质生产力、现代化基础设施、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绿色低碳、重点领域安全等方向谋划实施重大项目，把短期扩大需求与长期增强能力结合起来，把更多资金投向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的领域，也正在不断提高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

（二）在结构调整中积蓄投资新动能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传统大规模要素投入和房地产拉动模式的边际贡献逐步减弱，投资增长更加依赖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基础能力提升。这一变化短期内会带来投资结构重塑和行业分化，中长期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支撑力。

从投资构成看，设备更新成为重要支撑。1—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4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增长既体现企业设备采购需求，也反映生产方式升级、工艺流程改造、节能降碳和智能化转型加快推进。与传统建筑安装投资相比，这类投资更直接作用于企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能够在扩大当期需求的同时改善未来供给质量。

从投资方向看，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保持较好势头。1—5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6.9%，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3.8%。在高技术制造业中，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飞机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50.9%、24.9%、19.7%和11.0%。这些领域既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也是消费升级、出口竞争力提升和产业安全能力增强的重要支撑。投资向这些领域集中，说明扩大内需正在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更紧密结合。

投资形态本身也在发生变化。1—5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9.3%，占全部投资比重达到13.9%，比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这表明研发设计、软件系统、数据资源、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入的重要性明显提升，投资正在从物质资本积累为主，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协同投入转变，通过提升资本形成质量，夯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三）在环境优化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受市场需求、收益预期、融资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民间投资活力不足。今年从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技术、现代服务业等新赛道拓展等方面作出了系列部署。5月20日，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之际，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围绕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名誉权、保障民营企业回款、规制大型企业转嫁风险、依法合理补偿民营企业信赖利益损失等加强以案促法，通过优化法治化制度环境，不断增强民营企业长期投资信心。与此同时，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持续落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不断优化，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社会民生领域和新兴产业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空间进一步拓展。国家发展改革委近年来累计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超过1.3万个、涉及总投资超过11万亿元，为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了更多选择。

下一步，还将持续破除市场准入障碍，全面清理能源、交通、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招投标中的隐性壁垒，推行“双盲”评审，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重大项目。持续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放宽普惠小微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持续降低政府性融资担保费率，全面推广应收账款、知识产权质押等多元化融资模式。下更大力气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推动重点行业龙头企业践行60天付款承诺，强化政府和事业单位投资项目30天支付要求，促进法律清欠提质增效。同时，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创新活跃、贴近市场的优势，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绿色低碳、人工智能应用、高技术服务等领域需要大量贴近市场的场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随着应用场景开放、投融资机制完善和产业链协同加强，民间投资活力将被充分激发。

扩大内需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期，内需将不断在政策引导中打开新空间、在结构调整中积蓄新动能、在改革创新中释放新活力，为经济循环畅通、向新向优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郭春丽

中国新机遇：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6年既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之年，也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亦是全球需要中国以高水平开放贡献更多发展确定性和开放确定性的一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我们的开放是“跟跑”，现在我们的开放要“领跑”。这一重大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方位与时代使命。当前，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方位、新特征、新机遇等重点内容，对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新方位：从“跟跑”向“领跑”跃升

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经贸规则呈现新变化新特征。全球供应链正经历深刻重塑，逐渐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产业链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重构不断深化，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布局现代化产业体系，抢占竞争制高点。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体系面临深度调整，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领域新规则加速形成，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在这一变局中，中国的开放基础和能力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十四五”以来，我国经贸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位，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稳居全球第二位，在202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中国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连续9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双向投资质量稳步提升，提前半年完成“十四五”预期目标，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超过1/3；对外投资年均增速超过5%，稳居全球前三。这些成绩既是中国以高水平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佐证，也为“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领跑高水平对外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前，尽管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没有变，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没有变。中国以开放的确定性赋能全球经济和经贸合作，既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积极商谈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又坚定不移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中国“领跑”开放的坚定决心必将为全球经贸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确定性也必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新机遇。

新特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如果说过去的开放更多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那么新时代的开放则日益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一转变，既是中国对外开放从“跟跑”向“领跑”跃升的重要体现，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当前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贯穿于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过程全领域。

“十四五”以来，我国围绕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先试与全面推进有机结合，推动我国制度型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例如，在上海等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出了110余项试点措施，形成并复制推广了一批先进经验；通过开展首创式、集成性探索，自贸试验区过去五年累计形成225项全国层面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通过点上试验，带动全国制度型开放水平大幅提升。例如，我国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关税总水平已降到7.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再如，全国版、自贸试验区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大幅缩减，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持续开展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从外资领域延伸到跨境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呈现出了很多新变化新特征，如何有效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这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任务。未来，我国将在更多领域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结合自身发展需要主动扩大开放，推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国内改革，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全面参与绿色经贸、数字贸易、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产供链韧性等新领域规则制定。围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体系等，在放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获取经营场所、获取金融服务、纳税便利化、商业纠纷解决、市场竞争、办理破产等领域，也将积极开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与实践，助力我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新领域：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

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的更宽领域开放。随着我国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部取消，服务业已成为我国拓宽开放领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这也是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内在要求。从国内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总贸易的比重从2013年的12.87%提高到了2024年的17.07%，提升4.20个百分点；过去12年（2013—2024年，下同），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高达6.74%，高出货物贸易年均增速2.78个百分点，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速6.85%，高出货物贸易出口年均增速2.10个百分点，服务贸易进口年均增速6.66%，高出货物贸易进口年均增速3.68个百分点。从全球看，过去12年也呈现出服务贸易增速快于货物贸易的显著特点。2013—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速5.34%，高出货物贸易2.99个百分点，占全球总贸易的比重从25.14%提高到了34.06%，提升8.92个百分点。因此，服务贸易已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扩大以服务业为重点的更宽领域开放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必然选择。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也正成为我国外贸创新发展的新赛道，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正不断涌现，成为中国拓展国际循环的重要路径。

当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开放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过去十年（2015—2024年），中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平均在16%左右，而全球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一般在30%左右，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与全球平均水平还有将近15个百分点的差距，2024年的差距更是高达16.99个百分点，未来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还有差距。根据OECD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为0.254，与2024年持平，但仍超过OECD统计的51个国家均值（0.221）以及OECD国家均值（0.194），与美国（0.171）、英国（0.130）、日本（0.109）等存在较大差距，且高于巴西（0.229）、智利（0.154）等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进一步扩大电信、医疗等领域开放试点，稳妥有序扩大教育、文化等领域自主开放，有效提升现代服务业开放水平。

新载体：开放平台提质增效

开放载体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设立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等开放载体，推动海南自贸港按时封关运作，积极打造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两国双园”等形态多样的开放载体，既有效支撑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又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的原创价值和原创贡献。例如，我国自贸区（港）、服开试点示范等与国际上传统的自由贸易园区（FTZ）多以集散“货物贸易”相关要素资源为主不同，我国上述开放载体向集散“服务贸易”相关要素资源的方向拓展，并通过复制推广突破了围网或区域范围的限制，探索出将原本局限于园区的政策制度推广到区外乃至全国的新路径新模式，适应了全球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为主的新要求，可以说是在世界FTZ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在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区域一体化受政治集团化冲击等复杂国际背景下，我国在高水平开放载体上的创新探索，必将为逆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如何推进自主开放提供可资借鉴的先进经验，为与世界各国一起通过扩大自主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方案。

下一步，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既推动现有开放载体功能升级，又谋划新的开放载体。我国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优化调整区域布局范围，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更大力度开展制度型开放试验，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将有序推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取得良好成效，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将深化优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在服务业领域准入准营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压力测试。将推进国家级经开区高质量发展，完善国家级经开区政策支撑体系。将聚焦打造开放高地，继续推动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部分地区数字自贸区（港）等探索实践，围绕人才、数据、技术等高端要素资源集聚和高效配置，谋划和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

新机遇：互利共赢、共享机遇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以互利共赢为目的的包容性开放，不仅是为了自身发展，也能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十四五”时期，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超15万亿美元，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建交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宣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多途径推动世界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中国对外投资累计为东道国纳税3000多亿美元，带动了当地大量就业，促进了当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全球市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我国已为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我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成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实施了一批“小而美”项目，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未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包容性将更强，将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等综合优势明显，坐拥未来十多年中等收入群体将超8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仅传统产业未来5年就新增10万亿元左右的市场空间，新兴产业领域也会催生数个万亿级甚至更大规模市场，这些都将让世界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中国将继续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落实好给予所有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积极推进加入CPTPP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一步织密投资协定网络，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举措，灵活务实商签更多双边、小多边贸易投资协定。中国也将继续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上，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站上了新的起点。从“跟跑”到“领跑”，不仅是姿态的转变，更是能力的跃升、格局的拓展。面对逆全球化思潮的冲击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变局，中国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互利共赢为目的，正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让全球共享中国开放与发展红利。

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没有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专章部署，既彰显了我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也必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中国开放的确定性弥足珍贵。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开放发展红利，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为自身发展和世界繁荣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必将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突破、新成效为基石，开创合作共赢的崭新局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崔卫杰

金融透视
“十五五”时期中国资本市场改革重点与生态链重塑

摘要：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战略蓝图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发展阶段中，资本市场在服务国家战略、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科技创新和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愈加凸显。中央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持续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本文从剖析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金融改革中的核心地位出发，强调文化包容性与制度创新土壤对于科技创新和资本形成的关键支撑作用；进一步立足于重塑中国资本市场生态链的视角，提出资本市场改革的三个逻辑着力点：重构资产端，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风险收益率；重构资金端，消除或放宽大资金进入市场的约束条件；重构规则端，确保市场公开透明、违规违法者得到应有的处罚。

关键词：“十五五”规划，中国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生态链

一、引言

2025年10月20日—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①。其中，“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②。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资本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科技创新支持和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基础性作用愈加凸显。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调整和金融格局的深度演变，中央对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制度建设与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其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力量。

本文立足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探讨“十五五”期间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领域与发展目标。本文认为，“十五五”期间的五年资本市场改革应以服务实体经济和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完善基础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推进注册制改革深化落实为主线，同时积极稳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水平，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促进金融监管效率提升。在中国资本市场“五边形”生态链重塑的背景下，应加快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培育长期资金入市、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的包容性、韧性与国际竞争力。

在“十五五”规划对资本市场提出更高要求、国际国内经济金融格局深刻变化的时代条件下，中国资本市场应当如何在新的功能定位下实现制度重塑与生态优化？资本市场不仅是资源配置和创新驱动的重要平台，更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和国家战略能力提升的关键枢纽。因此，如何进一步明确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并在新的治理逻辑和制度框架下完成市场结构、功能体系与运行机制的系统性重构，成为本文关注的核心研究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在充分认识资本市场战略地位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其“五边形”生态链的重塑路径与改革重点。

二、重新认识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2023年10月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把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明确其为现代经济和金融的枢纽，也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经济运行和金融发展中的枢纽作用，这种概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认识是正确、精准的，它对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重视金融，特别是资本上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正在迈向创新型社会，而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对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研究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他们都在研究世界经济为什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展得更为快速，而且发展首先来自英国（Aghion et al.，1992）。可以说，创新成了经济增长200多年来最重要的力量。过去，我们在研究经济增长模型时，都知道人力资本、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这三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前两者早已成共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也得到公认，但关于技术进步或科技创新的来源尚不清晰。因此，在熊彼特的相关理论中，对这一变量的内生性解释尚不充分，他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但未能清晰阐明技术进步的来源。蒸汽机的发明与工业革命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三人的主要贡献在于思考这个孕育过程。原创性创新对于经济保持可持续的增长特别重要，我们必须培育好原创性创新的土壤。

（一）文化的包容

创新文化的特征是兼容并蓄，不同的思想一起碰撞才能找到创新的逻辑起点，同时要有顺畅而平等的交流机制，知识的积累才会慢慢形成，当知识积累达到一定厚度时，便会推动技术进步。这意味着科学必须先行，没有科学思想、科学理论，技术进步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文化的包容性与“兼容并蓄”至关重要。

（二）制度的土壤

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制约和激励，这两个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上是统一的。文明的制度首先必须有制约功能，制约的核心是对公权力的制约。对创新和社会进步力量而言，制度又必须对向上、向善、创新的力量要有激励作用。这个激励不仅仅是口头表扬，在制度设计上要把人看成普通人，只有让创新者获得制度性溢价，社会才会前行，经济才会增长，财富才有积累。资本市场的作用，首先是一种激励机制。许多人认为，资本市场仅是融资渠道，实际上资本市场是在激励社会的创新，它让创新者在这样一个机制中能够得到财富的溢价，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创新和冒险。冒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实际上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这种向上的力量——科技创新力量，获得充分的财富溢价。当创新者获得了相应的财富溢价后，他们又会将其重新投入到下一轮的创新之中。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成果带给中国经济改革、金融及资本市场发展的借鉴意义，就在于要重视文化的包容与开放，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我们文化的包容性。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为何在过去四十余年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制度的进步，没有制度的改革和进步，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同时，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通过开放，吸收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先进技术、理念、理论、政策和实践经验。中国人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能够迅速掌握先进技术，这也是我们取得今日成就的原因之一。例如，在ChatGPT问世一年多后，中国就出现了DeepSeek。

然而，当我们要迈向更发达的、对世界有巨大贡献的国家时，我们一定要解决原创性问题。模仿借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经之路，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时，是不太具备原创性条件的。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有原创性贡献，如果有了原创性，下一个风口将意义非凡。这说明，我国要有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厚思想和科学基础。技术进步背后是漫长的科学思想孕育的过程。思想的包容、开放，以及制度的激励，特别是制度对“向上能量”的激励，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包容失败，要有容错机制。没有容错机制，创新是不可能的。“每次都成功”的现象是不真实的，要让那些有才华的人敢想、敢做、敢闯。

自“十四五”时期起，我们需要逐步构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思想和科学基础。中国已成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国家，这是确凿无疑的。仅以“中国制造”为例，2024年其全球占比已达31.6%，预计2025年将接近1/3③。纵观世界历史，一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能超过30%的国家仅有两个：一是1920年以前的英国；二是1920—2010年的美国。2010年，“中国制造”占全球比重达到18.9%，超越了美国的18.5%，中国首次在制造业产能方面跃居全球第一④。15年间，这一比重已从18.9%上升至31.6%，正接近全球1/3的水平。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一领先地位得以延续？我们追求的不仅是15年、20年或30年的中国制造第一，而是100年。那么，这100年间，中国经济实现这一漫长历史周期增长的内在逻辑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让中国模仿的国家不多了，或许其他国家将开始模仿我们。虽然我们模仿的时代还在，但不会太长，我们必须解决经济增长的思想和科学基础问题，未来其他国家将需要向我们学习什么样的科学理论和制度设计。中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将不仅限于技术和经济增长，更应包括包容的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制度。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中国或许能为此提供一个可供研究的样板——未必是其他国家可以直接复制的样板，但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范例。资本市场在这一宏观框架下，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在发展资本市场时，首要任务是转变认知，推动资本市场从单一的融资市场，转变为兼具激励机制与财富管理功能的市场。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是激励，激励社会前行，激励越来越多的人有创新的动能，这种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思想创新和技术创新。

三、重塑中国资本市场生态链

当认知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后，我们应如何重新设计并重塑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态链？原有的生态链是在旧有认知下形成的，它已无法承担起新定位下的重大责任，也无法承担起作为实现“金融强国”载体的重任。“金融强国”的实现有赖于两大支柱：一是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国际货币；二是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这个资本市场是全球重要的、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全球金融中心，未来人民币计价资产应逐步发展成为可与美元计价资产相提并论的全球性新型资产（吴晓求等，2025）。资产交易要有透明的交易市场。资本市场承担了提供透明交易场所的功能，将这些资产汇集于此进行交易，便能吸引全球的投资者。若能吸引全球投资者，国家的发展便有了重要动能。开放之所以重要，在于其能够吸引全球的人才与资本流入中国，这也是美国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个生态链如何重构？

（一）重构资产端

过去的资产端难以吸引全球投资者，也难以实现与风险市场相匹配的风险收益率。资本市场之所以能够发展，在于它是一个风险市场，而支撑风险市场发展的关键是在于其存在一个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风险收益率。这种风险收益率由资产端提供，即由上市公司的资产来提供。风险收益率的具体水平与各国基准收益率或无风险收益率相关。例如，中国的无风险收益率大约在1%～1.5%，而美国在4%左右。中国市场的风险溢价是多少？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过去中国的风险溢价表现很差，市场发展不起来。当风险溢价逐步提升后，市场便会随之发展。风险溢价可能达到5%或5.5%，加上无风险收益率市场的风险收益率约在7%左右。要达到这种收益率，资产端要改革，要让那些当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未来有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慢慢占主体。投资是投资于不确定性，投资家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因此，资产端改革应被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我们历来高度重视资产端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一认识我们早已具备，但问题在于如何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设计通向目标的路径。同时，“质量”的定义本身亦需厘清。在资本市场的认知中，不盈利的企业不见得没有质量。因此，供给端的改革至关重要，其核心在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风险收益率。这是改革的首要任务（吴晓求，2025）。

（二）重构资金端

过去市场风险被过度泛化乃至“妖魔化”，导致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甚至认为投资该市场是违规的。财政性拨款、财政性资金永远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例如校友基金会的资金，我不认为其完全属于财政性资金。当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资金一旦进入学校账户即属于财政性资金。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其运作模式均为投资本金，日常使用的是投资收益。我们的基金大多在使用本金，而不善于或不敢进行证券投资，有时也不知如何投资，只能获取大额存单收益。大额存单收益并非真正意义的投资收益。将资金存入大银行获取利息，几乎没有风险，很难称之为投资，真正的投资收益必然源自风险溢价。在风险被泛化后，市场参与者最终只能是个人投资者。个人用自有资金购买股票或公募基金是被允许的，但这类资金流量很小。结果是许多大额资金无法进入，例如社保基金进入规模有限，商业保险资金很少进入，养老金亦未充分进入。这均是由于对市场风险的泛化认知导致的。实际上，资本市场是一个收益与风险相平衡的市场。风险认知泛化导致资金端极度枯竭。因此，我们要改革对市场风险的认知，推动需求端规模的持续扩大，其中关键是允许并推动大资金进入。改革的重点是消除或放宽大资金进入市场的约束条件。可以观察到，当前大资金已开始进入。目前2万亿元的成交量被视为“正常交易量”，低于2万亿元则被视为“缩量”。在过去，2万亿元交易量会被视为巨大的成交量。在利率下行周期中，债券已成为收益较低的资产。因此资金逐步进入股市。机构会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选择高股息率的股票，其平均回报率可达4%～5%，属于良好的收益水平。在需求端，还存在一个具有稳定作用的因素，即中央银行的关注。中央银行的关注使得中国市场已从“四边形”走向“五边形”，中央银行正成为“第五边”，且是至关重要的一边。这促使市场与央行之间建立起一种沟通机制，实现了央行与市场的良性机制。

（三）重构规则端

资本市场这一平台过去存在问题，即违法行为未能得到相应处罚，违法成本过低。因此，制度平台改革的核心在于两点：第一，确保市场透明度。所有规则的制定都应以确保市场透明为目标。透明度是实现公平的逻辑起点。我们常提的“三公”原则，很大程度上依赖透明度。具备透明度，才有可能实现公平；若无透明度，公平则无从谈起。一系列法律、规则、制度改革的核心，应是确保市场透明度。市场透明度的基础，在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以及市场重大信息的过滤。第二，确保违规违法者得到应有的处罚，即必须使其付出高昂代价，确保其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相匹配。若违法收益畸高而违法成本极低，则法律将难以有效遏制违法行为。在过去，资本市场中财务造假屡见不鲜，对违法行为缺乏有效遏制。相关法律亟须修订，应对资本市场中的违法行为增加更为严厉的处罚（邢会强，2022），从过去以行政处罚为主，转向以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为主。只有这样，才能遏制违规违法行为，资本市场才能健康发展。

当前许多人都在探讨未来资本市场发展目标，例如，有人说“十五五”时期中国资本市场市值将达到200万亿元；亦有观点提出，2035年将达到400万亿元。使用具体数据作为目标难以准确预测。但只要制度得以完善，资产端与需求端的改革得以落实，中国资本市场必将达到其应有的高度。同时，“十五五”时期，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要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或许在其中的某一年，我国资本市场将实现从当前的“管道式”开放走向全面开放。

注释

①新华社社评：在接续奋斗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https：//www.cdtzb.gov.cn/cdstzb/yaowenTitle/2025-10/21/content_566328cd36044031bb95c98db7b8734c.shtml。

②资料来源：人民日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4976.htm。

③资料来源：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2024年《工业化的未来》报告。

④资料来源：长江商学院RCEP商业研究中心2024年度报告《逐浪而行》。

参考文献：

[1]吴晓求，2025.中国资本市场生态链：从四边形到五边形的扩展.新金融（1）：7-10.

[2]吴晓求，郭彪，芦东，等，2025.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双支柱架构：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市场开放.财贸经济，46（6）：5-24.

[3]邢会强，2022.证券中介机构法律责任配置.中国社会科学（5）：83-102.

[4]AGHION P，HOWITT P，1992.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Econometrica，60（2）：323-351.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 吴晓求

提升跨境金融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作出系统部署，为跨境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稳步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金融强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跨境金融质效、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成为金融机构亟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我国跨境金融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深化。2025年，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9.8%，经济全球化程度与金融全球化水平同步跃升。在此进程中，我国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实现了从单点贸易结算到全链条金融服务升级，成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政策支撑体系不断完善。我国坚持以制度型开放引领跨境金融高质量发展，建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兼顾效率与安全的现代跨境金融政策体系。一是贸易项下便利化改革向纵深推进，通过持续优化经常项目管理，有效赋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主动强化对新业态的金融支持，提升了跨境结算效率与人民币使用水平。二是资本项目开放稳妥有序推进，直接投资已基本实现可兑换，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深化，金融双向开放成熟度持续提升。三是先行先试取得显著成效，多元开放试验平台建设成效突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持续提升，海南自贸港建设实现阶段性突破，粤港澳大湾区、自贸区等载体功能不断增强，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等落地见效，形成了可复制的跨境金融开放经验。四是国际金融合作不断深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机构等国际组织的协作持续加强，在主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过程中，于跨境支付、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领域成功输出可借鉴的中国经验与实践路径，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跨境金融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随着我国经济开放与金融制度型开放叠加发力，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持续跃升，有力应对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挑战，对外开放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一是总量规模稳步扩大，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我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三大支付货币，国际货币地位稳步提升。2025年，跨境人民币收付规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14%，彰显出我国经济基本面的韧性与潜力。二是区域布局持续优化，贸易伙伴更趋多元。2025年，我国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达51.9%，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合计占比提升至30.7%，改变了过去对美欧传统市场高度依赖的格局，实现外贸结构、跨境金融结算体系的持续优化。三是产品结构加速升级，增长动能加快转换。中国已摆脱传统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出口模式，“新三样”、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6.4%、26.8%和48.7%，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成为重要的外贸增长极，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

跨境金融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中资金融机构不断拓展全球化网络布局，形成“政策性银行引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主导、中小金融机构特色化补充”的协同共进格局，金融供给体系不断扩容增效。一是融资渠道更趋畅通。我国股票、债券市场规模稳居全球前列。2025年，港股IPO募资总额达2856.93亿港元，重登全球榜首，成功吸引欧洲、中东和北美等众多国际投资者参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等发行熊猫债券规模超1700亿元，年末存续规模同比增幅达到65%；点心债发行规模连续两年突破1.2万亿元，存量规模较2022年实现翻倍增长。二是资管体系日趋完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持续深化，跨境资管产品不断丰富，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资本格局重塑中的配置价值逐步凸显。截至2025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债券、股票相继被纳入全球主流指数，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多元化资产配置选择。三是基础设施不断夯实。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家法人银行机构，成为跨境支付的重要基础设施，提升了人民币跨境清算效率与安全性，跨境数据交互、系统对接与监管合作机制不断优化。

新形势与新挑战并存。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深度重构，中资企业“出海”加速的同时，更加注重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度转型。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资吸引力持续增强，市场主体跨境金融需求已由传统基础结算升级为覆盖跨境融资、并购重组、全球资金管理、资产配置、汇率避险等领域的综合化、定制化服务。与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相比，中资金融机构的跨境金融服务供给尚不能完全匹配市场需求。例如，在支付结算端，跨境支付结算、财资管理能力仍需加强。在综合融资端，跨境授信分割、融资成本偏高、股权融资境外估值偏低、定价与跨境交易存在堵点、离岸债市场流动性不足等难题仍然存在。在资产管理端，科创、绿色等中资优质资产供给不足，汇率、套期保值、利率避险等风险对冲工具供给存在缺口，与境外投资者及“走出去”企业的资产配置需求还有差距。在基础设施端，海外系统自主可控水平、跨境互联互通效率有待提升，跨境数据交互、系统对接仍需优化。在风险管理端，境外风险管理顶层设计不足，未形成统一闭环，应对市场波动、地缘政治与合规制裁的前瞻预判和主动管理能力相对薄弱。总体来看，这些供需错位、能力短板和风险挑战，既是当前跨境金融发展的现实痛点，也是下一步提升服务质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攻方向和发力空间。

中信集团跨境金融服务创新实践

中信集团作为最早开展海外融资、布局海外机构的中资企业之一，将香港作为开拓国际化业务的“桥头堡”，在港设有10余家金融子公司，业务辐射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境内外联动、全牌照协同、“一站式”服务的特色体系。

深耕资本市场，畅通跨境融资渠道。中信集团作为国内最大的直接融资服务机构，灵活运用IPO、再融资、并购重组、债券承销等多元资本市场工具，满足企业差异化融资和资本运作需求。2025年，中信集团在A股、H股的股权、债券承销规模均居市场第一，特别是在香港市场取得了突破性成绩。一是股权融资优势持续巩固。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港股IPO承销规模近90亿美元，首次位居市场第一，服务超三分之一的赴港上市企业，落地宁德时代港股IPO、比亚迪闪电配售等标志性项目。二是债券融资稳居市场首位。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承销点心债等中资离岸债券规模达128.7亿美元，位居全市场第一，落地国家电网离岸人民币债券、腾讯首单离岸人民币债券、全球首笔公募MREL（最低要求自有资金与合格负债）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等标杆项目。

健全资管体系，拓宽资产配置路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全球机构对人民币跨境可投资资产需求旺盛，需要提升跨境资产配置能力，形成人民币“输出—回流—再循环”闭环。近年来，中信集团持续提升资产管理服务能力，资产管理规模近11万亿元，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资产管理机构。一是深度参与跨境互联互通。全面覆盖债券通、沪深港通、跨境理财通等重点业务领域，服务覆盖了97%的头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公募基金，多项指标位居市场前列；其中，在债券北向通做市、债券南向通托管、沪深港通双向交易等领域，市场份额持续领先，形成高效便捷的全流程服务体系。二是持续提升境外资管能力。在境外板块，华夏基金（香港）管理资产规模近2000亿港元，规模领跑在港中资同业，构建了丰富的人民币产品线，已将挂钩中国资产的产品拓展至全球11个市场；中信期货国际覆盖全球29家主流交易所超530个品种，期货业务连续七年位居香港市场第一，代理人民币期货头寸市场占比排名第一，正积极推进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落地。三是创新跨境财富管理模式。2025年，中信集团携手市场42家资管机构，发起共建稳健、高效、负责任的“全球资产配置新生态”，聚合内外部专业投资力量，打造全品类跨境资管产品矩阵。

夯实结算基础，提升综合服务效能。中信银行持续深耕外汇业务与跨境服务，已构建“内外贸、本外币、境内外、离在岸”一体化跨境服务体系。一是打造跨境综合结算服务方案。持续深耕客户全球产业链，推出“跨境资金池+全球现金管理+外汇资金+供应链融资”整体跨境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提供线上化、多渠道跨境结算服务，现已辐射覆盖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客户的分支机构。二是巩固新业态金融服务的领先地位。围绕跨境电商平台等外贸新业态，形成“跨境宝+综服宝+致汇宝”三大产品体系，构建“直接面客服务+平台合作拓客”完整服务模式。2025年，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客户12.68万户，实现交易规模354.20亿美元，位居股份制银行前列。三是积极参与自贸区（港）建设。主动对接自贸区（港）建设，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开户数量与业务规模市场占比达23%，位居海南省第一。中信银行首批获得上海市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升级版资格，成为首家实现五地FT账户全覆盖的股份制银行，2025年自贸区（港）资产投放规模达516.45亿元，同比增长97.92%。四是深化跨境产业链结算。中信集团立足产融并举特色，引导海外实业公司使用人民币。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建成非洲首家智能制造“灯塔工厂”，推动当地汽车产业链使用人民币结算。中信泰富特钢、中信重工等实业子公司产品远销全球超80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配套金融服务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使用人民币结算。

体系化推动跨境金融新生态发展

面向“十五五”新征程，中信集团将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策部署，依托“金融全牌照+实业广覆盖”的综合优势，统筹推动境内外机构高效联动、汇聚合力，把握国际金融调整的新机遇，服务我国跨境金融的新需求，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提升跨境结算服务能力。紧扣中资企业“出海”及外资企业来华双向金融需求，遵循本币优先原则，构建全球化、一体化、数字化跨境结算服务体系。一是优化企业结算服务。对接国际规则，深化支付系统跨境互联，畅通跨境资金流转通道。整合优化境外机构境内账户（NRA）、FT、EF等离岸账户体系，升级全球司库管理、跨境资金池、多银行账户管理及线上化跨境服务，为“出海”企业在港设立财资中心（CTC）提供全流程综合解决方案。组合运用汇率避险工具，依据企业交易周期定制风险管理方案，满足全周期汇率避险需求。二是强化个人金融便利服务。立足居民“医食住行购”需求，聚焦出境旅游、留学、商务等高频场景，优化跨境标准产品，丰富跨境人民币薪酬汇款、移动支付等产品供给，完善重点场所支付服务保障。三是深化重点场景及区域服务。聚焦跨境电商外贸新业态、大宗贸易、海外仓、境外经贸合作区等领域，结合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我国新兴主导产业跨境结算特点，创新专属产品服务，提高跨境人民币使用占比。积极参与自贸区（港）建设，深度参与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以沪港、粤港、琼港联动为支点，将跨境金融服务创新推广至“一带一路”共建区域。

提升跨境融资服务能力。聚焦企业跨境融资痛点，依托“商行+投行”优势，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强化全牌照、全周期、全场景的跨境综合融资服务。一是做大跨境信贷。深化与境内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聚焦供应链贸易、跨境并购、国际工程承包、绿地投资等场景，丰富线上融资、租赁、保理等特色产品供给，加大人民币资金投放。二是做强股权融资。聚焦“专精特新”“独角兽”等科技型企业客群，围绕“A+H”两地上市、中概股回归等方向，优化上市辅导、再融资、IPO资金归集、回购增持、市值管理全链路服务，推动跨境REITs等资产证券化工具创新运用。三是做优债券融资。对接境内外优质企业客户、金融机构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主体，提供熊猫债、点心债、玉兰债、云吞债等多品类跨境债券承销服务。四是做专并购融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联动境内外机构挖掘优质并购标的，助力企业全球化战略布局与产业升级。五是做深特殊资产服务。围绕债务重整、风险资产盘活等场景，综合运用股票、债券、基金等多元工具，通过“融资+信托+账户监管+资产处置”综合服务，助力风险化解。

提升跨境资产管理能力。强化“全球募资、全球布局、投资全球”一体化跨境资产管理，提升金融互联互通服务能力，破解人民币资产供给不足、配置渠道有限的问题。一是丰富资管产品供给。组建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洞察的全球资产配置投研团队，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领域创设主题产品，依托跨境理财通、双柜台模式等政策红利，创设人民币主题跨境资管“中信创品”，丰富“中信优品”品类，打造全品类产品体系。二是深耕金融互联互通。提升债券通、互换通客户拓展、做市交易报价服务质效，提升沪深港通、跨境理财通服务体验。优化QD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全流程服务，组合运用货币互换、远期、期权等风险管理方案，助力投资者降低资产波动风险。主动对接全球主权基金等长期资金，优化中信企业家办公室、家族办公室服务，促进全球合作融通。三是稳步发展期货。扩大与境外主流衍生品交易所、大宗商品贸易中心等机构的合作，提升人民币外汇期货成交量、持仓量，发挥香港黄金交易所独家结算行、香港交易所黄金交割服务商等优势，助力增强大宗商品国际定价影响力。

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聚焦跨境托管、支付清算关键环节，整合中信金融科技优势及境内信息开发资源，打造安全、高效、自主可控的跨境运营支持体系。一是构建全球托管体系。对接国际主要存管机构，搭建跨币种、跨市场、跨产品的全球资产智能托管架构，巩固并扩大债券“南向通”托管优势，为境外投资者提供安全高效的托管服务。二是迭代支付清算能力。做强做优做大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拓展全球清算服务网络布局。用好CIPS托管行资质，拓展境外清算服务，为互联互通机制提供配套支持，提升清算效率与稳定性，扩大跨境人民币市场份额。三是搭建跨境一体化集约运营平台。逐步统一管理标准、系统平台、操作流程，加强香港区域IT能力建设，降低风险与成本，提升响应速度，合规推动数据资源、信息服务共享共用。四是加强数字科技应用。积极参与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等场景的应用，运用AI、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智能化水平。

提升跨境风险管理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开放中守住底线、增强韧性，持续健全跨境风险防控体系，提升合规管理与应急处置水平，为跨境业务稳健运行筑牢安全屏障。一是建立全流程风控机制。紧扣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主线，建立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本外币一体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汇率与市场风险预警。加快反洗钱、制裁风险管理等合规能力建设，形成“早期预警、快速响应、协同处置”的管理闭环，营造安全、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二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量质并重、以质为先，始终把高质量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坚守合规经营底线，严明纪律规矩，强化内控管理与监督问责，从严杜绝财务造假、内幕交易、虚假申报等违规违纪行为，确保业务不跑偏、不走样，以扎实经营成效保障跨境金融持续健康发展。

中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张文武

智能体重塑数字金融发展范式

智能体凭借环境感知、自主规划、工具调用与持续进化能力，从服务模式、业务流程、组织形态与风险防控四个维度重塑数字金融发展范式。未来的政策设计需要构建分层治理、可信基础设施与新型风险防范机制，以实现创新与风险的平衡。

相对于大模型，智能体显著升级了系统架构、能力边界、交互方式和价值逻辑，极大扩展了人工智能（AI）的能力，应用范围也随之打开。在金融领域，智能体正从概念验证走向规模化落地，系统性重塑数字金融的发展范式，从服务模式的主动化到业务流程的并行化，从组织形态的协同化到风险治理的实时化，变革正在不断展开。未来，在智能体技术突破、场景深化与政策完善的共同加持下，“人工智能+金融”的跨越式发展值得期待。

智能体的核心能力与技术属性

大模型是“超级大脑”，但局限是没有环境交互能力，无法主动调用外部工具；没有长期记忆，默认不保存个人偏好；更没有任务闭环意识，只负责输出信息，不会跟进结果是否符合需求。而智能体是“数字员工”，是给“超级大脑”配备了“眼睛、手脚、记忆和执行系统”的完整个体，具备了“感知环境→规划任务→决策行动→执行反馈”的闭环能力。

环境感知是智能体的“眼睛”和“耳朵”。它通过多模态接口实时获取文本、图像、语音、传感器数据等外部信息，并进行主动筛选与理解，在动态环境中保持决策聚焦。不同于传统系统被动接收数据，智能体能够根据当前任务目标判断信息的相关性，过滤噪声，在海量信息中提取有价值的内容。

自主规划是智能体的“大脑”。面对高层次目标，智能体能自动拆解为可执行的子任务序列，确定依赖关系与执行顺序，并在遇到障碍时动态调整。这种规划能力不仅依赖于大模型的推理，更依赖于智能体对任务结构的深层理解。

工具调用是智能体的“手”和“脚”。智能体可调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数据库、计算引擎等外部工具完成实际操作，将“语义空间”与“行动空间”连接起来。工具调用使智能体从“知道做什么”进化到“真正去做”，能够查询实时数据、执行交易指令、生成可视化图表。

持续进化是智能体的“成长能力”。凭借短期记忆（维护当前任务上下文）与长期记忆（存储历史交互、用户偏好），智能体能从经验中学习，不断优化决策策略。通过检索增强生成、在线强化学习等技术，智能体每次交互后都能更新知识储备，实现从“一次性执行”到“持续优化”的跃迁。

在这些能力升级的背后，是智能体在多个关键技术属性上实现了对大模型的实质性超越，更强的感知为规划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更深入的交互支持了多智能体的协作，持续的适应性让智能体在变化中始终保持高效能。

感知性上实现从被动输入到主动感知。大模型依赖用户明确给出的提示词，是被动的、单次的文本输入，无法主动获取环境信息。智能体则通过多模态传感器和持续监听机制，实时捕捉环境、系统、用户行为等的动态变化，并主动纳入决策上下文。从“用户告诉它”到“它自己发现”，感知性的跃迁使智能体具备环境响应能力。

自主性上实现从响应指令到自主规划。大模型是“输入—输出”式的指令响应，用户问什么就回答什么，没有自身目标，也不会主动分解任务。智能体被赋予目标驱动的自主性：理解高层目标后，自主完成“拆解—规划—调度—执行—反馈”的全链路闭环。用户只需给出目标，智能体自行规划路径，从被动工具升级为主动伙伴。

交互性上实现从单轮对话到多轮协作。大模型的交互本质上是“一问一答”，虽然支持多轮对话，但缺乏长期状态记忆。智能体维护长期对话状态，理解跨轮次指代，在多轮交互中持续推进任务。更重要的是，其支持多智能体协作——多个专业智能体相互通信、分工配合，形成解决超复杂问题的智能体集群，效率远超单个智能体。

适应性上实现从静态模型到持续进化。大模型训练后参数与知识固定，虽可以通过微调或检索增强生成引入新信息，但更新是非实时的。智能体具备在线学习能力，通过每次交互积累的反馈动态调整策略，记住哪些行动取得了好效果，哪些导致了失败，并在未来任务中加以利用。这种适应性使其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敏锐。

智能体改变数字金融发展范式

数字金融改变了金融服务的“收益—成本—风险”关系，而智能体的技术能力进化，从服务模式、业务流程、组织形态到风险治理四个维度改变了金融业务的运行逻辑。

一是服务模式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传统数字金融服务是“人找服务”——用户打开金融应用程序（APP），在层层菜单中翻找功能入口，主动发起转账、理财、查询等请求，系统以标准化方式回应。这种模式的隐含假设是：金融需求由用户主动触发，金融机构只需要被动响应。但在现实中，大量用户需求是隐性的、模糊的、甚至用户自己尚未意识到的。

智能体的主动感知与持续交互能力打破了这一模式，能够从用户的交易行为、浏览轨迹中洞察潜在需求，在用户开口前做好预案。当智能体监测到大额资金到账时，主动推送个性化理财建议；当市场波动影响持仓时，主动发出预警并提供调仓方案。部分银行推出的AI手机银行以“对话即服务”为核心，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即可办理转账、理财咨询等业务。概括而言，智能体重新定义了金融服务模式——从“渠道数字化”迈向“场景智能化”，将服务融入用户场景，从被动应答者进化为主动的金融管家。

二是业务流程从线性审批到智能并行闭环。传统金融业务流程以“线性审批”为核心特征。以信贷审批为例，客户提交申请材料，客户经理进行初审和材料补录，风险部门进行信用评估和反欺诈核查，审批委员会决策，放款部门执行放款，每个环节串行推进，上一环节完成后才能进入下一环节。这种串行模式导致一些金融服务的周期长、效率低，且易受主观因素影响。

智能体将金融服务流程重构为智能化、自动化的并行闭环。在信贷审批领域，部分银行将模糊的思维判断转化为清晰的流程控制，通过智能体自动从多个数据源采集信息、交叉验证、生成评估报告，客户经理转变为“人机协同”模式。一些金融机构也在利用智能体重构投研服务链路：数据采集、财务分析、行业研究、合规审核、报告生成等智能体同时工作，大幅压缩信用报告撰写时间，明显提升风险监测效率。串行审批转为并行处理，效率大幅提升，决策的一致性和可追溯性也显著增强。

三是展业模式从人机分工到人机协同。智能体的出现，让金融业中的AI从“工作助手”转为“协作者”，展业模式从人机分工转为人机协同。在传统的“人机分工”模式下，人和机器的任务是清晰划分的：机器负责标准化、重复性、计算密集型的工作（如批量数据处理、报表生成），人类负责非标准化、需要判断和沟通的工作（如客户关系维护、复杂决策）。人和机器各干各的，交集有限。而在“人机协同”模式下，人和智能体共同处理同一项任务，互相补充、实时交互。人类提供经验判断、情感沟通、异常处理和价值选择，智能体提供数据支持、模型推理、效率执行和标准化输出。

随着智能体应用的深入，未来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将不再取决于员工数量或网点规模，而取决于金融机构能够多有效地将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融合为统一的决策执行体系。智能体大幅降低了信息传递和决策协调的成本，中间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可以被替代，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也将从传统的科层制向更加扁平化、网络化的方向演进。

四是风险防控从事后处置到实时预警。金融业作为经营资金和风险的行业，智能体在风险治理领域的核心价值在于实时性与主动性，将风险防控从事后处置前置到事前预警、事中干预。例如，在反洗钱领域，智能体对每笔交易进行实时风险评估，自动调取背景信息、历史行为、关联网络，低风险自动放行、高风险立即阻断；在反欺诈领域，多模态智能体同时分析人脸纹理、视频光流、声音频谱，大大提升对AI生成攻击的防御成功率。

但值得注意的是，多个自主决策的智能体在市场中交互，可能催生难以预测的“涌现行为”；当众多金融机构使用相似的技术架构和训练数据时，算法“同质化”可能在极端条件下放大市场波动，引发新的系统性风险防控难题；智能体“黑箱”特性引发监管问责难题，当智能体做出错误决策导致损失时，难以实施追溯和监管问责。因此，智能体时代的金融风险防控，不仅要防范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还要防范由AI驱动的新型技术风险。

推动智能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智能体技术仍在快速演进迭代，金融业又是一个高杠杆、高风险、信息密集型行业，智能体在金融业的应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未来的政策设计需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找到恰当平衡点。

一是构建金融智能体的分层治理体系。借鉴前期金融管理部门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和“数字金融发展指导意见”，在国家层面制定金融智能体发展规划，细化应用路径，明确发展目标、重点领域与时间表。同时，制定金融智能体的技术要求与评估方案标准，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业务场景实施差异化监管：低风险场景采取备案制或沙盒试点，中等风险场景建立技术认证和定期评估，高风险场景（涉及资金划转、信用审批等）建立严格的备案准入、持续监控和强制人工复核。此外，构建责任穿透与人在链路相结合的原则：金融机构作为智能体的部署者和管理者，承担最终的主体责任；在智能体的设计、训练和部署环节，建立决策链路的可追溯机制，确保每项关键决策能够追溯到具体的模型版本、输入数据和推理路径；在涉及重大利益或高风险的操作中，必须保留人工复核和确认节点。

二是构建可信的智能体技术基础设施。由金融管理部门或者金融行业协会牵头，联合多方制定金融智能体的技术标准、评测规范和安全要求，涵盖模型可解释性、决策可追溯性、数据隐私保护、算法公平性等关键维度，并做好技术标准与监管政策的衔接。建设金融行业高质量语料库和训练数据集，在保障安全隐私前提下推动非敏感数据汇聚开放，建立数据要素流通的安全合规机制。此外，推动“通用基础大模型+金融行业大模型+机构专用大模型”的共生模式：通用模型提供基础能力，行业模型注入领域知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机构模型使用私域数据微调形成差异化优势。中小机构可通过金融云调用行业模型，缩小与大型机构之间的“智能鸿沟”。

三是引导金融机构理性推进业技融合。一方面，建立科学的智能体应用效果评估体系，引导金融机构优先选择客户服务、信贷审批、风险管理、营销获客等高价值场景部署智能体，避免盲目追逐技术热点。从效率维度（审批时长压缩率、人力成本节省率）、风险维度（欺诈识别准确率提升、信贷违约率降低）、客户维度（问题一次性解决率、客户满意度提升）构建量化指标体系。另一方面，鼓励跨机构合作与生态共建，支持成立行业联盟、开源社区、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平台，推动技术成果的共享与复用。对于向行业开放关键技术的机构，可给予税收优惠或项目补贴，降低全行业的重复开发成本。

四是防范智能体时代的新型金融风险。建立覆盖智能体设计、开发、部署、运行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体系。设计阶段进行风险评估；开发阶段建立代码审查、模型测试、对抗性验证；部署阶段进行小范围试点和灰度发布；运行阶段建立持续监测和预警机制；对高敏感场景设置强制的人工复核节点和熔断机制。建立算法备案与风险隔离机制，要求金融机构备案核心业务智能体的模型、数据来源、决策逻辑，建立跨机构算法集中度监测体系，识别市场中的算法集中度风险。构建“人机融合”治理框架，明确哪些决策必须由人类做出、哪些可以授权给智能体、哪些需要联合判断，防止模型自动化偏见导致的模型伦理问题。建立审计和问责机制，确保每项AI决策的关键环节可追溯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模型版本。

京东科技数字金融研究院院长 朱太辉

产业追踪
“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理路与路径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在成为推进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关键引擎。立足对“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形势现状的分析，科学阐释了其理论内涵，解析了其主要应用场景。以此为基础，厘清了以算力为支撑、算法为驱动、数据为源泉的逻辑理路，提出了包括发展智能制造装备、深化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优化产业生态、培育人才队伍、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在内的实践路径，为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的深度融合、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理论思路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逻辑理路，实践路径

0 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为人类社会开辟了新前景[1]。具身智能、智能体、人机协同等人工智能技术加速突破落地，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提供关键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激发了工业各类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深刻改变工业生产模式，有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走深向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推进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明确了工业领域深入实施“人工智能+”的行动方向。

1 “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基本涵义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需要从发展形势、科学内涵、应用场景等维度入手，准确把握其赋能工业领域的核心意涵。

1.1 形势现状分析

从全球格局看，加快人工智能对工业的赋能已成为各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之一。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等综合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领域深度融合；美国通过巨额投入堆砌算力资源，推动通用大模型向工业领域延展；欧盟侧重于系统推动工业数据治理与标准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2]。

从产业发展看，我国2024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世界第一[3]，而其中传统产业仍是我国制造业的主体，为“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同时，我国算力、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9000亿元，已建成高质量行业数据集超3.5万个[4]，已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3万余家[5]，为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打下坚实基础。

1.2 理论内涵阐释

“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是指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结合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算力、算法、数据等人工智能核心要素的高效供给，对工业领域技术、数据、人才、管理、资本等各类要素进行智能改造和配置优化，打破工业生产中各个环节之间的壁垒，从而提升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

不同于“互联网+”的侧重于扩大连接，“人工智能+”则是在物理叠加的基础上，更强调有机的、深度的融合，赋予工业系统自主感知、决策与演化的能力，进而促进生产力的跃迁。在要素层面，“人工智能+”对工业各类生产要素形成系统性智能化重塑，比如：通过算法优化加速技术研发和工艺改进，通过知识图谱加强工业生产组织，通过人机协同辅助大幅增强劳动者能力，通过智能评估科学开展工业资本投资与配置等。在过程层面看，“人工智能+”覆盖设计研发、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运营管理、服务支持等工业活动全过程各环节。

1.3 主要赋能场景

“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贯穿于工业活动的各个应用场景。在设计研发场景，人工智能深刻改变科技研发范式，通过挖掘分析工业知识、工艺路线等数据的内在规律，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辅助生成设计方案，并持续推动方案的自动优化和快速迭代，从而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提升设计精度。在生产组织场景，人工智能驱动工业生产作业模式向柔性自适应化演进，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传统生产作业响应慢、能耗高等问题。在产品运维场景，人工智能通过实时数据监测与智能分析，实现产品从事后维修、周期维护，向预测式维修升级，提升运维效率的同时保障生产稳定性。在企业管理场景，人工智能实现工业数据的智能整合与价值挖掘，打破“信息孤岛”，减少反馈滞后、资源配置低效等问题。在供应链管理场景，运用全链路数据集聚与智能模型算法，实现需求预测、库存管控及物流优化等。在产业链协同场景，人工智能推动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协同网络，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产业链韧性提升。

2 “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逻辑理路

算力、算法、数据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三者相互协同、共同作用，呈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的清晰逻辑理路。

2.1 以算力为有力支撑

算力为“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提供坚实基础与物理支撑。通过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等多种算力类型的统筹部署供给，保障人工智能算法的训练和推理，大大扩展了工业智能化的深度和广度。当前，工业发展带来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和算法复杂度的不断提升，呈现出对算力需求的巨大增长态势。算力是包括信息计算、网络运载、数据存储等在内的生产力综合体。在信息计算方面，强大的算力能够推动工业大模型开发更加精准、更加适配，推动人工智能在垂直场景中的应用效果大幅增强。同时，配合有力的网络运载力，能够满足诸多工业生产作业对于毫米级响应速度的要求，比如实时故障预警、质量检测监测、生产组织即时优化等；此外，边缘计算与云计算协同部署模式，能够满足不同工业场景对计算及控制时效性和可靠性的严格要求。在数据存储方面，推进先进存储技术的应用，能够有力支持工业数据的处理与调用，直接提高工业数据价值的释放效率，提升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整体水平。总体而言，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算力资源多元供给，优化布局，深化算力设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能够为“人工智能+”赋能工业领域提供有力的支撑保障。

2.2 以算法为关键驱动

算法为“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提供重要引擎和关键技术。算法的先进程度直接决定了人工智能模型的优劣，决定了工业智能化应用的精准度、适用性和可靠性。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法正在快速突破迭代，在推动工业领域的可视化应用、语音识别、多模态理解等方面展现巨大发展潜能。在感知能力方面，基于深度学习等先进算法，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工业场景下温度测量、振动监测、图像比对、声音识别等方面的多模态感知，从而精准识别研判产品质量缺陷、安全风险隐患、制造设备运转异常等问题。在决策能力方面，高水平算法能够针对复杂工业问题快速建模并给出解决方案，实现对生产组织优化、工艺参数调整、供应链协同等智能决策能力在更细颗粒度上的增强。在运行能力方面，先进的控制算法、规划算法，能够精准操控工业机器人、智能设施设备工具等，实现工业生产操作的自动化与精细化。总体而言，加强适配行业特点的人工智能算法研发，强化算法对工业领域逻辑机理的反映精度，加大面向工业垂直场景的专用智能算法研究，推动优质算法资源复用，能够为“人工智能+”赋能工业领域提供强劲的驱动力。

2.3 以数据为动力源泉

数据为“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提供基础原料和核心要素。海量的高质量工业数据供给，直接影响工业智能化应用实施的效果和水平。当前，我国工业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实现数据的充分供给、自由流动与高效融合，能够有效释放数据要素潜力。在数据供给方面，通过规范化的工业数据采集、清洗、标注等环节，构建高质量工业数据集，为训练工业通用大模型与专用模型提供重要的语料来源，进而提升对工业场景的动态感知与精确控制能力。在数据流动方面，通过提升数据流动的自由度，贯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下游，实现各个区域、各个企业、各个部门对于关键数据的及时准确掌握，为生产优化、工艺改良、能耗降低、风险防控等决策活动提供科学依据。在数据融合方面，把握易复制、可共享、价值潜力大等数据生产要素特点，通过推动数据格式、接口规范等标准的统一，加强多源、异构工业数据的处理能力，从而形成更为全面的价值创造。总体而言，夯实工业数据集建设能力，构建服务行业的专用语料库和知识库，健全完善工业数据流通制度体系，明确数据的流通规则与开放权限，加强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深化数据融合应用，能够为“人工智能+”赋能工业领域提供充沛的动力源泉。

3 “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实践路径

基于对“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逻辑理路的系统梳理，结合当前发展现状和目标方向，明确进一步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3.1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

先进的智能制造装备是“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载体单元与硬件基础，需要推进从研发突破到应用推广的全流程发力。第一，提高技术工具的研发投入强度，以工业数据要素作为深度分析依据，深化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增材制造、高性能高精度传感、工业智能体、人机交互等智能技术开展研发，不断提升高端装备及核心部件的供给能力。加强自主可控、动态进化的人工智能算法研发，推动智能装备在运动控制、轨迹规划等方面持续提升，形成更多定制化的智能装备系统解决方案。第二，加强智能装备的应用推广力度，重点攻关提升智能制造装备在复杂工业环境中的稳定运行和适应能力，聚焦重点工业领域，匹配不同运用场景，逐步推动传统落后装备的智能化替代与改造。第三，增加智能装备的协同联动广度，不仅要提升装备单机级智能化水平，还要实现系统级的装备之间互联互通与协同运行，需要推动制定工业软件标准体系，加快智能制造装备协同技术的开发完善，促进不同装备智能体的集群发展，形成智能制造装备的发展合力。

3.2 深化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

工业互联网是“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链路与枢纽，需要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持续增强工业系统智能感知与执行能力。第一，推进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升级，在网络设施层面，深入开展5G规模化应用行动，加快工业领域5G专网的部署，满足工业生产对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网络需求；在技术产品层面，推进研发适应工业互联网的边缘计算设备、智能传感器等新型设备，持续提升感知预测、交互控制、决策优化等能力。第二，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聚焦平台核心功能，强化工业数据治理、专用智能算法运用、算力科学集约部署，推动全流程数据的汇聚与贯通，构建具备跨行业、跨领域服务能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第三，不断扩展融合应用场景，在技术创新与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加强二者的深度对接，推动向增值服务、能耗优化、物流仓储、资源管理等工业环节的延伸应用，充分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更高水平的资源共享与场景运用。

3.3 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环境

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是“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持续稳定保障，需要在多个方面综合施策，共同发力。第一，进一步强化配套支持，全面落实相关政策措施，聚焦工业领域研究行业行动方案，部署开展重要节点、重点环节的智能化转型工作。提供专项资金、引导基金、金融服务等支持，注重精准施策，有力有序保障工业智能化项目建设。第二，进一步统一标准规范，加快制定融合发展综合标准体系，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协调发展原则，形成层次分明、相互配套的标准规范体系，推动工业数据格式、流通交易、接口协议、模型算法、安全防护、性能评测等关键项点的有序发展，持续夯实标准对推动工业技术进步、引领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第三，进一步推动开放协作，构建协同创新链条，鼓励支持上下游相关企业组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联合体，引导供需两侧紧密衔接，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良性互动，推动由线性分工向价值共创转型。同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在开放合作中持续扩展产业发展空间。

3.4 培育人工智能人才队伍

高素质的人工智能人才队伍是“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第一资源，需要建立多层次、跨学科、立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形成人才聚集效应。第一，着力加强教育培养，探索产学研用联合培养机制，构建人工智能与工业领域融合人才培育体系，在工业领域优势学科高校，开展数据科学、控制工程、材料科学等基础学科及软件开发、模型设计、工业数据库使用等应用技术的系统性教育，培育一批既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又熟悉工业制造、工艺流程的复合型人才。开展对于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人工智能通识性教育，提升企业对人工智能融合发展方向的判断与决策能力，同时加强实践技术培训，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及装备设施，提升作业人员智能化设备的实操能力。第二，着力加强提升人才引进，扩宽企业人才引进渠道，聚焦紧缺型人工智能人才，制定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第三，着力完善激励机制，健全评价考核机制，加大对于专利申请、侵权维权等方面的保障，明确知识产权归属，保证成果转化收益，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确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促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融合发展。

3.5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水平

安全发展是“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的前提条件和底线要求，需要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聚焦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算法安全等方面，找准工业领域人工智能发展方位，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7]。第一，加强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增强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智能控制系统、5G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深入推进工业网络安全产品与服务的研发应用，提升对网络攻击事件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第二，筑牢数据安全防护屏障，建立健全工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明确工业数据从采集传输，到存储处理，再到集成销毁的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要求。第三，提升算法安全应用水平，加强对人工智能算法的可解释性、鲁棒性、公平性研究，提升模型算法在工业生产中应用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运用算法安全评估机制，防止算法歧视、算法偏见、模型黑箱等问题，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稳妥可靠赋能工业生产各环节全过程。

4 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全要素智能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技术、产业、环境、人才、安全等多重因素统筹推进。通过算力、算法与数据的协同驱动，紧跟形势任务与技术发展的变化，持续加强软硬件支持保障能力建设，推动工业要素配置逻辑实现系统性重构。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工业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人工智能+”将为工业全要素智能化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有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参考文献

[1]梅阳，曾靖，湛泳.美欧人工智能监管合作、分歧及中国战略突围的“机会窗口”[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40（4）：715-724.

[2]李心萍，王政，刘温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物质支撑[N].人民日报，2025-11-23（001）.

[3]李乐成.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J].中国信息化，2025（11）：5-7.

[4]杨洁.2025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开启[N].中国证券报，2025-06-24（A02）.

[5]鲁春丛.以“人工智能+”推进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5（10）：12-16.

铁道党校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教研部 杨子楠

AI在科技健康产业中的商业模式与价值创造研究

摘要：随着AI技术在健康产业中的广泛应用，AI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实现价值创造的关键。文章系统分析了AI在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及远程康复等领域的应用现状，以及平台模式、服务模式、数据驱动模式及混合模式等商业模式类型，探讨其经济、社会与创新价值创造机制，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为科技健康企业商业战略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AI，科技健康产业，商业模式，价值创造

近些年来，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AI技术被用于医疗、健康管理、远程康复、智能养老等领域当中，这都将影响到传统健康产业的业态经营方式。通过基于AI能够实现更高效的医疗影像识别、智能诊疗、健康数据处理，进而促进健康管理工作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化，健康的产业发展也将为数字经济拉动经济增长贡献极大的助力，规模在不断扩大，创投的资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政策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增加，这对于AI行业商业模式的创新是非常有利的，而科技将推动健康产业逐步由传统的线下的服务业转变为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的新业态，这是企业发展以及产业升级所必须用到的主要力量来源。

针对健康产业快速发展，AI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及价值创造问题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热点研究对象，尽管相关领域的已有研究较为广泛地论述了技术方面的应用以及个案式的商业模式探索，但是对于AI驱动的商业模式分类与经济、社会价值创造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其次，由于AI技术落地难、政策支撑不到位、人才短缺、市场接受度差异等原因使得AI驱动的商业模式难以获得推广和价值转换。综上所述，对AI驱动的健康产业商业模式创新及其价值创造机制展开探讨不仅可以丰富健康产业经济增长理论而且为健康企业的战略抉择、投资落子、政策构建等提供实践经验参考。

一、人工智能在健康产业中的商业模式现状分析

（一）AI技术类型与应用特征

由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现有从事健康产业的服务方式、运营业态均已发生变化。其中，在健康产业中应用的AI主要是用于医疗影像识别、智能诊疗系统、健康数据分析、远程医疗以及智能康复等方面。AI可以快速高效地根据算法在短时间内在大量医疗影像上找到疑似早期病灶位置，并让医生提前了解出是否可能存在肿瘤或其他问题，比如肺结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肿瘤病灶等，提高影像诊断的准确性，减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另外，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等技术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病例的归档和病史资料整理工作，并且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对病例资料做进一步完善与查缺补漏。此外，所谓AI的健康数据分析，以AI为基础，用各种形式的大数据，如电子健康档案、可穿戴设备和移动健康应用中各种各样的数据为基础，将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分析，进行各类健康预测，把传统没有价值的一些信息变成有价值的信息。比如慢性疾病的风险预测、如何来制定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干预措施等；又比如给保险公司，它是根据各种不同的用户群设计不同的健康险的产品。远程医疗和智能康复将优质医疗资源通过互联网及移动终端送至乡镇和偏远地区，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服务公平、高效实现。它都具有自动化的决策支持、高效的数据处理和个性化服务的特点，能更加快速精准地服务于健康产业中来，但同时也存在着AI技术不成熟，数据没有规范统一标准、算法不易解释、各个机构间不能互联互通等局限性。

（二）AI商业模式类型分析

目前，AI驱动的健康产业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模式就是平台模式。一是企业在健康管理、在线诊疗等平台上将患者、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保险公司等聚集到一个平台上，可以达成更多的合作、相互共赢，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更好地实现交流信息、服务对接等功能。二是AI驱动的健康服务模式更多还是按次或者按月收取费用，智能诊疗、远程问诊、健康管理服务等各种服务形态都实现了快速发展。采用长期订阅的模式有利于形成稳定收入，而随着服务的持续推出和用户的积累又可以继续加强数据积累，从而支撑以后的增值服务业务发展。第三，借助数据驱动模式对健康数据进行分析后，以精准干预以及个性化的措施予以相应的回应，并且通过数据的方式，分别应用于保险的定价、药品的研发，或者是将产品设计成健康管理类产品，并进一步使数据得到商业化应用。而至于混合模式，则是通过结合技术加服务加保险或支付的模式去运行，获得多元化的收益；且能有效发挥技术、服务、保险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大数据赋能，在大数据及增值服务下融合全产业链，最终在为用户赋能的基础上为公司带来更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综上可知，AI商业模式的不同种类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技术赋能范畴，同时也为AI企业带来了多种盈利可能以及更为多元化的布局思路。

（三）国内外发展对比

站在世界角度上看，国外健康科技企业在AI商业模式上的探索更加超前且较为成熟，实现了较好的盈利模式以及服务系统，例如：欧美国家中拥有较完备的AI诊断平台，通过影像识别、在线问诊、健康数据分析等，形成了由初诊到长健康管理的闭环体系；用户订阅量和数据增值服务收入呈现递增趋势，国外企业具有较强的标准化程度和较高的符合度，在商事转化与业务落实方面经验丰富。

相比之下，在国内健康科技企业在政策、市场及资本的大力支持下获得高速发展，已经有一批企业发展成平台型公司，并且实现基于数据的增值服务，在智慧医院、远程医疗、移动健康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AI商业模式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如数据标准不统一、监管政策跟不上、用户认可度较低、跨机构协同难度大、技术落地难等问题。

比如国内某龙头智能健康平台集成了AI问诊、远程问诊和健康管理服务，在采用会员制、数据增值服务以及健康险合作后实现年收入增加30%，用户满意度大幅度提高。而平台的数据分析能力不仅可以使医疗机构有效利用资源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可以对慢病、个性化干预和保险产品设计等有参考意义。除上述经济价值外，还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另外，它还搭建了一个基于线上医疗的大生态体系，平台上的病人、医生和企业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相互引流，最终形成了非常好的网络效应，所以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可以看出，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工作效率、减少成本、开拓新的增值业务是可行且有效的途径之一，助力健康产业发展、提升经济发展速度。

二、AI赋能健康产业的价值创造机制分析

人工智能在健康产业中的商业模式不仅是一种技术应用，更是价值创造的重要动力。本文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创新价值三个维度。

（一）经济价值

AI技术的引入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的效率和降低成本及创收能力，在医疗影像识别上，以往靠人工影像判读耗时较长，并且容易受到阅片者自身的主观性及阅片经验的影响。AI影像识别可以在秒速完成千张图像的判读，并且准确率不低于甚至高于阅片经验丰富的大夫。这样不仅可以节约人力，还可以提高诊疗速度，医院同样用一批人力可以负责更多的患者诊治工作，从而达到增收目的。此外，智能问诊系统、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对于精简流程、杜绝无效复检以及漏诊、误诊都有极大的益处。还有通过可穿戴设备以及移动健康APP所收集到的人群的身体数据，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干预方案的同时，也可以从根源降低一些患慢性病、有较大风险的人群医疗花费，如此也将更加有利于经济效益的产生。

（二）社会价值

AI技术让医疗服务可以延伸到更广泛的地区，对远程的甚至是较贫穷地区的基层医疗机构有了帮助，让其对当地老百姓的健康作出巨大的贡献，用更少的经费做更多的事情。如让基层医院的医生使用远程医疗平台或在线诊疗系统的AI辅助诊疗技术，为当地百姓服务，将看病难带来的不良情绪缓解下来，并缓解了医疗资源不均衡的现象。让患者能跨区域得到专家的专业服务。同时，基层医院使用AI辅助诊疗系统得到远程专家的支持可直接解决问题，避免将复杂情况转诊到上级医院延误时间，缩短患者等待诊断的时间。还可以对慢病病人早诊断、早发现、早干预，有效降低慢病发病率和公卫健康负担。AI赋能的社会意义不只表现在改善就医服务效率上，更能推动全民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促进医疗公平以及医疗健康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全民提供同质化程度更高的医疗服务，以体现最大的社会效应。

（三）创新价值

人工智能技术助推了健康产业创新生态建设，并为产业的链式延伸和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提供了支撑，平台型运作可以使得企业对医疗、保险、药品、器械及耗材等多方面业务环节整合，并利用大数据以及算法开发出个性化的健康干预，智能药物研发辅助，健康险等增值服务；智能诊疗、健康管理等形式产生的按需按时间付费的康复指导、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创新价值链和供应链、提升附加值，成为新的生长点、竞争力，实现创新的价值不单单是帮助企业营利，更是在倒逼全行业向高附加值、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形成可循环的创新生态。

比如某智慧医疗园区，集成了AI影像辅助诊断、智能问诊、健康管理等各项功能，利用人工智能手段简化诊疗环节，使得医院服务效率提升了40%左右，诊疗成本降低了15%，该园区每年能够创造2亿多元人民币的产值。通过可穿戴设备和移动健康应用等监测用户健康状况，并给予个性化的健康干预措施来减少慢性病的发生率以及医疗支出，在园区的数据平台上还可以为保险公司提供风险数据支持并帮助其对产品的针对性打造，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这个平台能实现各路医疗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调动并匹配医生的排班时间、让远程会诊能落到实处，使园区的医疗服务实现高效率运转起来，用户使用满意程度高，返诊率、续费续订比例较高，带来稳定收入和积累有效数据。实践表明，AI商业模式在经济上是有实实在在回报的，具有不可比拟的社会价值和创新价值，对健康产业产生的是经济发展价值、社会发展价值和创新发展价值三者相统一，既能为企业带来增长动能，也是推动公共健康体系发展的一种力量源泉。

三、进一步提升AI在科技健康产业的价值建议

（一）加强数据标准化与共享机制

AI商业模式的动力之一在于数据，为了更好地发挥AI在健康行业的优势价值，企业以及政府应该共同完善医疗数据标准化建设工作，实现所有机构以及各个管理平台之间统一的数据格式和接口规范，便于数据的互换；建立安全、高效的医疗数据共享机制，在保证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既能为算法训练提供相应的优质数据支持，又能对模型优化作出有益贡献；运用标准化和共享的方法来提升AI系统的准确度和应用范围，让其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为AI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创新商业模式与服务模式

企业要进一步尝试发展融合模式，将平台模式、服务模式和数据驱动模式相互结合。比如，在技术上加入服务、保险以及支付功能的混合模式，增加收入来源，提供给用户更加全面化的服务；从用户出发，打造符合用户偏好的个性化服务场景，推出更多可以订阅的服务。

（三）构建产业生态与多方协同

AI在健康领域的价值并非单靠一家企业的技术所能兑现，而是需要借助产业各个链条的合作，融合技术、服务以及政策三大生态，企业应与医疗机构、保险公司、药企以及政府单位开展深度合作，与各类主体联结互动。平台化运营能充分发挥各类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相关各方上、中、下游的各种资源，让各种主体相互协同创造新的价值。

（四）培养复合型人才与优化组织管理

AI商业模式的落地有赖于一批既懂技术又懂医疗，还懂管理的人才。对此类人才既要引进，又要培养，并重点放在具有AI算法、数据分析以及临床能力交叉的复合型人才上；优化组织内部管理机制，形成一支能够长期从事AI技术的研发与投入，并纳入本企业的整体经营及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队伍，持续推动该项创新工作的深入发展。

（五）推动技术迭代与智能化升级

为了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就需要不断地更新自身的AI技术，算法不断进行优化更新，并且将一些复杂的模型解释清楚，将一些新的技术手段纳入进来，比如AI+IoT+远程医疗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并为其提供更为精准的诊疗与健康管理工作，从而真正地来实现商业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同步增长。

参考文献：

[1]郭雅亿.人工智能赋能影视公司价值提升的案例研究[J].市场调查信息，2025（12）

[2]黄婷.AI时代企业财务管理的价值再造[J].新晋商，2024（21）

[3]贺文逸.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管理模式创新[J].商场现代化，2024（14）：136-138.

浙江衡美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潘倩倩

工业互联网在化工行业的应用与发展

摘要：分析了化工行业在提质降本增效、安全环保等方面面临的挑战。系统性地阐述了工业互联网在生产流程优化、设备智能运维、供应链协同等关键场景的应用模式；探讨了传感器、5G、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构成的支撑体系，剖析了数据安全、系统集成等实施挑战；展望了工业互联网在化工行业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工业互联网，化工行业，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

0 引言

化工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其生产过程具有连续性强、工艺复杂、设备密集、安全环保要求高等特点[1]。随着全球产业竞争加剧和环保压力增大，传统化工企业面临提质、降本、增效、安全等多重挑战。工业互联网通过实现人、机、物、系统的全面互联，为化工行业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和发展模式。本文将系统分析工业互联网在化工行业的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1 工业互联网技术概述

工业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系统深度融合的产物，其核心在于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互联互通。工业互联网主要包括3大体系：网络、平台和安全。其技术基础涵盖传感器技术、通信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软件等。

与传统互联网相比，工业互联网更强调连接的可靠性、实时性与安全性，其应用场景更为复杂，涉及设备监控、工艺优化、供应链协同、安全管理等多个方面[2]。

2 化工行业的特点与需求分析

化工行业具有典型的流程工业特征，生产过程中涉及多尺度、多相态、非线性、非平衡等复杂机制。其产业链条长，涵盖上游原料开采、中游加工制造和下游终端消费，对安全、环保、能效等方面要求极高。传统化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信息孤岛严重，数据共享不畅；设备管理依赖人工，故障预警能力弱；能源消耗大，环保压力突出；供应链协同效率低，响应速度慢；安全管理手段落后，事故风险高。而这些痛点正是工业互联网技术可重点突破的方向[3]。

3 工业互联网在化工行业的应用场景

工业互联网在化工行业的价值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可落地的应用场景得以实现。这些场景渗透从生产到服务的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传统化工企业的运营模式[4]。

3.1 生产流程优化

工业互联网通过部署于反应釜、精馏塔、换热器、管道等关键设备上的大量高精度传感器，实时采集温度、压力、流量、组分浓度等海量过程参数。这些数据经由5G或工业以太网传输至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利用内置的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起与物理生产线完全镜像的虚拟模型。操作人员或先进控制系统可以在这个虚拟模型上进行“离线”的工艺参数仿真与调优测试，如改变进料配比、调整回流比、优化反应温度。这样可快速寻找到最优操作方案，再将指令下发至现场的分布式控制系统执行。这不仅大幅提升了产品收率和质量稳定性，还将传统依赖老师傅经验的“黑箱”操作，转变为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

3.2 设备管理与维护

传统化工设备维护多采用定时检修或事后维修模式，要么过度维护造成资源浪费，要么因突发故障导致非计划停车，损失巨大。工业互联网实现了向预测性维护的范式转变。通过在压缩机、泵、风机等设备上安装振动、温度、噪声传感器，持续监测其运行状态。平台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历史故障数据和实时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建模，能够精准识别设备性能的退化趋势，提前数天甚至数周预测轴承磨损、转子不平衡、不对中等故障的发生概率和剩余使用寿命，并自动生成维护工单。有效保障了生产装置的“安、稳、长、满、优”运行。

3.3 质量管控

化工产品质量的控制正从“事后检测”转向“事中控制”。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机器视觉、近红外光谱或激光诱导击穿光谱等在线分析仪器集成在一起，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100%实时检测，替代传统的人工抽样化验。所有质量数据均被记录并关联，形成每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数字质量档案”，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全程正向追溯与反向追溯。一旦检测到质量偏差，系统可自动反馈调整前序工艺参数，实现质量的闭环控制，从根本上杜绝批量性不合格品的产生，满足高端客户对质量的严苛要求。

3.4 供应链协同

化工行业供应链复杂，涉及大宗原料采购、多式联运、库存管理等多个环节。工业互联网平台打破了企业间的信息壁垒，构建起一个端到端的可视化供应链网络。供应商可以查看企业的原料库存和未来生产计划，以便精准安排供货；客户可以实时查询订单的生产进度、质检状态和预计交付时间；企业物流部门可以监控每辆运输车辆的位置、速度、温度及预计到达时间。通过平台的数据分析和优化算法，企业能够实现协同需求预测、智能排产、最优路径规划和库存优化，大幅降低整个供应链的牛鞭效应和运营成本，提升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与韧性。

3.5 安全生产

安全是化工行业的生命线。工业互联网构建了一套立体的“智能安全天网”。通过遍布厂区的有毒有害气体探测器、火焰探测器、智能视频监控、设备腐蚀在线监测等物联网终端，实现对重大危险源的7×24h不间断监控[5]。环境数据与生产操作数据在平台中进行融合分析，一旦某个参数超越安全阈值或出现异常关联模式，系统会立即通过声光、短信、APP推送等多级方式发出精准预警，并自动触发联锁保护程序。在应急情况下，平台能一键生成应急处置方案，并利用人员定位系统快速统计疏散人数，指挥救援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人员与资产安全[6]。

3.6 能源管理

化工是能耗大户，节能降耗意义重大。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智能电表、蒸汽流量计、水表等设备，对企业、车间、工序乃至单台耗能设备的水、电、气、汽消耗进行分项、分时的精确计量与监测，生成清晰的能源流向图和能效看板。平台的高级分析功能可以识别出“跑冒滴漏”等能源浪费点，并基于生产计划和实时能源价格，给出优化的能源调度方案。通过对能源使用情况的透明化、精细化管理，企业能够有效挖掘节能潜力，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实现显著的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

4 关键技术支撑

工业互联网在化工行业的深度融合与成功应用，离不开一系列关键技术的协同支持。这些技术共同构成了工业互联网体系的骨架，是其实现数据采集、传输、分析与应用的基石。

4.1 传感器技术

传感器是工业互联网感知物理世界的“末梢神经”，是实现数据采集的基础。化工行业对传感器的可靠性、准确性和稳定性要求极高，因其生产环境常伴有高温、高压、腐蚀、爆炸等风险。高精度的温度、压力、流量、液位传感器是实时监控反应釜、管道、储罐等设备状态的关键。

4.2 网络通信技术

化工企业目前主要采用工业以太网和无线网络（如Wi-Fi、4G/5G）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厂区网络。其中，5G技术凭借其低时延、高带宽、大连接3大特性，在化工行业展现出巨大潜力。它能够支持超高清视频监控、AR远程辅助维修、移动机器人巡检、设备远程精准操控等复杂应用场景，为构建全连接、柔性化的智能工厂提供了强大的网络支撑。

4.3 工业软件与平台技术

工业软件是工业知识、管理经验和业务流程的软件化封装，是工业互联网价值最终实现的载体。化工行业专用的过程控制系统、制造执行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等，是工业互联网应用的核心。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扮演着“操作系统”的角色。它向下汇聚和融合了来自不同设备和系统的数据，向上为各种工业APP提供了开发、部署和运行的环境，是实现业务协同和智能化转型的核心引擎。

4.4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是工业互联网实现智能化决策的“大脑”。它们赋予系统从数据中学习、发现规律并进行预测的能力。在化工行业，纯数据驱动的“黑箱”模型往往存在可解释性差和外推能力弱的问题。因此，混合建模（HybridModeling）成为主流方向，即将基于化工机理的“白箱”模型与基于数据的“黑箱”机器学习模型相结合，既利用了机理模型的科学性和外推能力，又吸收了数据模型从历史数据中学习复杂非线性关系的优势。

5 面临的挑战

5.1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挑战

化工行业的生产工艺参数、配方、设备运行数据等是企业最核心的机密和资产。工业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互联互通性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网络攻击面，数据泄露、篡改、勒索软件攻击等风险陡增。一旦核心数据被窃或关键控制系统被恶意操控，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可能引发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5.2 系统兼容性与集成难度挑战

大多数化工企业经过多年信息化建设，已拥有大量的“烟囱式”系统，这些系统来自不同供应商，采用不同的数据标准和通信协议，形成了严重的信息孤岛。将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与这些异构遗留系统进行无缝集成，是实现数据贯通和业务协同的最大技术障碍之一，往往耗时耗力，成本高昂。

5.3 人才与组织变革挑战

工业互联网的应用不仅是技术革命，更是管理和组织模式的变革。当前，化工行业极度缺乏既精通化工工艺、设备管理，又掌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的复合型“数字工匠”。同时，数字化转型会改变原有的工作流程和组织架构，可能触及部门利益，引发员工的抵触情绪，传统的企业文化也可能难以适应快速、敏捷、数据驱动的决策新模式。

5.4 投资与效益评估挑战

工业互联网建设前期投入巨大，包括硬件设备采购、软件平台开发或购买、网络改造、咨询实施费用等，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其效益往往难以像传统项目那样在短期内进行精确的量化评估。这使得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决策时犹豫不决，担心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6 结语与展望

工业互联网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化工行业的发展模式，为其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其背后离不开传感器、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工业平台等关键技术体系的协同支撑。展望未来，工业互联网在化工行业的发展将呈现3大趋势：

1）融合深化，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新技术将与工业互联网平台更紧密地结合，推动智能化应用从“单点智能”迈向“全局智能”；

2）生态协同，平台将突破企业边界，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甚至跨产业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形成开放共赢的数字化生态；

3）价值升华，应用焦点将从内部的“提质降本增效”延伸至外部的“产品即服务”等新模式创新，最终推动化工行业向“安全、低碳、高效”的可持续发展新范式加速转型。拥抱工业互联网，已不再是企业的可选项，而是关乎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必答题。

参考文献

[1]刘刚，朱林森.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化工行业中的应用研究[J].财经智库，2019（12）：50-52.

[2]吉旭.工业互联网在化工行业的发展与应用[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3）：43-51.

[3]乔辉.工业互联网助力石油化工企业数字化转型[J].智能制造，2024（2）：102-105.

[4]胡爱晶.化工行业工业互联网应用的研究[J].塑料工业，2025，53（4）：196-197.

[5]雷东勇.“工业互联网+危化安全生产”在煤化工企业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信息界，2025（3）：74-76.

[6]张国之，王云龙，穆波.工业互联网在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中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J].应用化工，2022，51（5）：1403-140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控制与电子器件应用技术泸州市重点实验室 许湘扬 龙舰涵

文旅产业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研究

摘要：结合当前我国在现代文明建设方面的需求，推进现代文明建设与文旅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不仅可以使现代文明建设工作扎根于实践，还能为文旅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助力。文章结合文旅产业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融合背景，对两者之间融合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推进两者的融合工作，有利于促进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提升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文章进一步探索了文旅产业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融合的对策。通过制定科学的融合措施，可以实现对文旅产业的文化赋能，在推动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文旅场景中焕发新的生机。

关键词：文旅产业，产业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建设

旅游属于综合性的产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促进地区文化与旅游行业的融合发展，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充分感受到文化带来的心灵盛宴，也能够促进文旅产业与文化建设工作深度融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符。而文旅产业是文化资源与大众消费之间的桥梁，不仅能够充分展示民族文化，也能够促进我国区域文化传承与发展。当前我国文旅行业高速发展，尤其是非遗热、国潮热等业态的兴起，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工作提供了新思路。这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应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方向，促进其与文旅产业之间的深度结合，构建完善的融合体系。

一、研究背景

中华民族走过了文化心态上的曲折探索与自我超越，最终树立起今天的文化自信，其间经历了漫长岁月[1]。通过总结从近代到现在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中国在文化转型方面的曲折性，也能提高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感，认识到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华文明强调海纳百川、以和为贵，因而既能在广纳博采中生生不息，也能在激烈竞争中百折不挠。中华民族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重视自身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在丰富自身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在惠及其他国家。在与不同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也在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生命力。正因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在岁月进程中被淹没，而是与文旅产业融合，得到了新的发展。创新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十分重要，能够使传统文化真正焕发活力。目前，《世界遗产名录》中收录了我国大量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文明发展史的见证。将其与文旅产业相融合，打造优质文旅产品，可以真正惠及百姓，促进文化的传承。新时代发展强调不仅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注重对文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要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加强对区域文化资源的创新，发挥其在文旅产业中的竞争优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旅产业转型的重要支撑，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旅产业的良性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二、文旅产业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融合的内在逻辑

（一）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而文旅产业能为其提供载体。文旅产业可以深入挖掘区域文化资源，并进行现代化呈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相应的旅游产品，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促进文明传承。同时，旅游市场的发展需求也能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有机结合，提升现代文明的时代内涵。

（二）提升经济价值以及精神价值

文旅产业具备双重属性，既能推动文旅产业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又能实现对现代文明的经济与精神价值的赋能。从经济视角出发，文旅产业可以促进区域一系列产业发展，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提升区域消费水平，强化现代文明建设水平。从精神视角出发，文旅产业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加高质量的文化体验，满足人民群众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文明、道德素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助力。因此，推动两者之间的深度融合可以实现双向价值的协同。

三、文旅产业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融合的几点对策

（一）建立文明传承创新体系

文旅产业中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要想深入挖掘文化资源，促进其与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有机融合，需要建立完善的文化传承创新体系，使真正的优秀文化得以被引入文旅产业之中，使优秀文化焕发生机。文旅工作人员需要不断深入挖掘区域内的文化资源，通过系统开展文化普查工作，寻找与文旅产业相契合的文化资源并进行梳理，分析文化资源蕴含的独特价值。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工作可以从文物古迹、非遗项目着手。例如，河南通过深入挖掘中原文化资源，打造了“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主题公园，通过沉浸式演绎不同的主题剧本，让游客感受中原文化的魅力。其中，革命文化主题主要以红色资源为依托，通过为游客讲述革命故事，并增加互动与体验等环节，促进红色文化传承，弘扬革命精神。在先进文化主题中，则主要向游客展示河南地区的时代发展背景、成就，使游客能够直观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实践成果。

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结合时代发展，赋予其新的表达形式。具体而言，文旅工作人员应注重创新文化呈现方式。传统文化资源呈现静态的特点，可以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促进文化资源向动态化方向转变，使其成为具有体验性的产品，增强传统文化与游客之间的互动性[2]。例如，博物馆可以应用虚拟现实技术、裸眼3D技术，实现对展览情景的再现，通过设计互动环节，为游客带来更加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充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随着国潮热的兴起，各地的文旅单位也在探索传统元素与游客消费需求之间的切入点。通过深入挖掘区域内的非遗文化，打造主题性民宿与工坊，可以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有机结合，在推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例如，在《黑神话：悟空》热度高涨时，山西文旅把握机会，设计文旅、文创联动活动，结果大受欢迎，成为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有机融合的成功案例。

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做好文化保护工作，应始终以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为基准点，建立完善的文化资源保护体系，严格保护濒危非遗项目。可以应用数字化技术，对区域内的传统文化资源建立档案库，实现永久保存。在对文化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需要避免过于商业化的行为，应始终保留文化资源的原真性。例如，乌镇文旅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修复工作永远以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为优先级，并通过合理融合现代化功能，在保护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对文化资源的现代化开发。另外，还要建立评估机制，增加事前评估环节，确保开发行为始终在文明传承的范围内。

（二）打造文旅产业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产业生态

通过推进文旅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提升现代文明建设水平。应明确两者之间融合的发展方向，在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赋能，打造现代化文旅产业生态。当前文旅消费对产品质量、个性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难以满足文旅产业现代化发展需求，而通过发展精品化道路，围绕区域文化特色打造文旅产品体系则成为文旅产业与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趋势。文旅工作人员应重视产品设计工作，既要突出产品的文化内涵，又要提升产品带给游客的体验感，通过开发定制游、主题游等产品，满足当前用户的多元消费需求。同时，文旅工作人员还要重视产品服务，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旅游行业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使其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舒适与精细化的服务。另外，还要注重细节控制，可以筛选现代文明元素应用到景区标识设计中，使其融入服务流程，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IP已经成为核心竞争力，是传播现代文明的重要手段。文旅工作人员应明确文化资源特色，打造独具区域特色的文旅品牌IP，提升区域的辨识度和影响力。具体而言，应整合区域文化内容，筛选提炼核心符号，通过多样化手段改造符号，实现品牌塑造。同时，应注重推进IP的跨界融合。例如，借助文旅+影视等方式，紧跟流量热点，进一步扩大IP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河南卫视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巧妙融合传统美学内容，推出“中秋奇妙游”等活动。该节目一经播出，河南文旅的热度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此外，还可以对IP进行进一步延伸，积极开发文创产品，形成产业链，推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文旅产业正朝着规模化、一体化方向发展，而全域旅游也是该发展阶段的重要模式，可以实现对整个文明建设工作的完整覆盖。全域旅游不仅可以打破传统旅游在区域与产业方面的限制，还能拓宽传统旅游方式的边界。同时，加强区域协同，整合跨区域的文旅资源，设计精品旅游路线，有利于实现资源互补，为游客提供更便利、多元化的旅游选择。推动文旅与百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促进文旅与工业、农业等产业之间的融合，可以在区域内形成农文旅、体文旅等新的产业链。例如，乡村旅游的兴起不仅能够为游客带来全新的生态体验，也能够促进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文旅工作人员应高度重视区域内的公共服务工作，结合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重点完善文旅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数字化技术、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建设工作中，搭建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实现住宿、旅游等信息的共享，为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体验[3]。

（三）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创新，先进技术的应用也能够提升现代文明传播的影响力。数字化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均展现出了优势，可以将该技术引入融合工作中，联动线上与线下资源，打造文旅新生态。数字化技术应用可以打破文旅产业与现代文明建设融合之间的时空限制，进一步提升文明传播的穿透力。VR、AR、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可以构建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同时，加强数字博物馆的开发工作，可以让游客足不出户就能在线上平台观赏文物古迹。2024云游河南非遗•影像展这一活动就借助了5G+VR技术，在线上完成了对景区以及博物馆的全景展示，为用户带来了极具张力的视觉盛宴。通过将数字化技术与景区规划相融合，监测景区人流量，并加强智能调度工作，可以提高景区内部管理效率，强化游客的体验感[4]。全息投影、互动演绎等技术与文艺演出之间的融合，可以增强画面感，营造更具真实性的互动场景，帮助游客感受革命文化带来的精神力量。数字化的场景不仅使文旅产品的形态与内容更加丰富，也能够为游客直观展现区域内的文明成果。

数据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属于重要的要素。为有效推进文旅与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深度融合，应重视数据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通过进一步健全文旅数据管理体系，加强数据从采集到最终应用的标准化管理，可以充分发挥数据优势。具体而言，可借助大数据技术，深入研究游客消费偏好，实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提高产品设计的个性化水平，了解当前旅游市场发展趋势，制定完善的营销推广对策。同时还应注意推进数据之间的融合共享，即通过将文旅与交通、消费等数据相融合，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另外，要重视数据的安全性，注重隐私保护，建立数据流通机制，明确数据流通范围，设置相应权限，保障数据安全。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文旅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数字化技术应用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这要求文旅工作人员不仅需要了解区域文化艺术，还要具备数字化技术操作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而人才短缺问题也成为制约文旅产业与现代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瓶颈。文旅单位应加强内部人才培养，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开设数字化技术相关课程，引导工作人员定期学习，从而提高其专业素养。同时，文旅单位也可以通过跨界引才，鼓励内部工作人员进行合作创新，提高创新水平。

（四）促进文明绿色发展

文旅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在文旅产业与现代文明建设的融合过程中，同样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文旅工作者应在融合路径中贯彻绿色理念，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和乡村旅游。这既能助力乡村发展，又能帮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绿色消费理念。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要注重生态保护，积极应用环保材料和节能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各类旅游活动要坚持低碳出行、文明旅游的原则。文旅工作者可以组织开展植树造林等活动，为旅游产品增添生态保护元素；还可以加强景区、酒店的绿色化设计，促进文旅场所向环保方向转型。

文旅产业绿色发展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将数字化监测手段引入文旅产业与现代文明建设融合工作，实时监测消费场景，识别其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并加以解决，可以有效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时，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景区内流量变化进行智能化调度，可避免因过度拥挤影响游客体验。数字孪生技术、VR可以构建虚拟旅游场景，对游客进行分流处理，缓解景区生态压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5]。文旅单位应提高对绿色理念的重视程度，积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借助景区标识、新媒体渠道，为游客普及生态保护相关知识，帮助游客树立绿色理念。

四、结论

综上所述，推进文旅产业与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融合，有利于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从现实角度出发，两者之间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够促进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还能够弘扬区域传统文化，提升民族凝聚力。因此，文旅工作人员需要立足于实践，从区域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文旅产业与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融合路径，建立文明传承创新体系，打造融合产业生态，并注重数字化技术在行业内的应用，坚持绿色发展道路，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拓宽融合途径及深度，在保障文旅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使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扎根于文旅产业中，焕发活力。

参考文献：

[1]张继焦.传统文化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J].金融博览，2025（02）：1.

[2]魏向前.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实践进路探赜[J].宁夏党校学报，2025，27（06）：112-120.

[3]李柯慧.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山西农经，2026（01）：181-183.

[4]沈士明，刘峥.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地区文旅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25（01）：37-48+118.

[5]张继焦.文化赋能论：文化遗产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J].思想战线，2024，50（04）：132-142.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沈俊楠

区域经济
持续破解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均衡难题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既是优化首都都市圈空间结构、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难题的新要求，更是服务国家发展全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率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新使命。

理论逻辑：从“空间失衡”到“功能耦合”的系统重塑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落到实处，既是对全球城市群演化规律、区域协调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对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生动践行与理论升华。

这是遵循城市群演化规律、破解“大城市病”的必然选择。从全球来看，一些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到一定限度，不可避免地引发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大城市病”。治理“大城市病”，必须通过功能疏解、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城市群的空间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遵循“分工联动、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推动北京超大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功能重构，推动资源要素从“单极虹吸”转向“辐射带动”，这既是对城市群演化规律的基本遵循，也是我国破解超大城市发展难题的创新性实践。

这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从全国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生动实践，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进而为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践行创新理念，推动跨区域资源整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北京研发、天津转化、河北制造”的产业协同创新新格局；践行协调理念，推动三地产业强链补链、协调发展；践行绿色理念，统筹推进绿色转型与环境治理；践行开放理念，打破区域行政壁垒和要素流动障碍，推动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践行共享理念，减少发展差距、推动成果共享。这一过程激活了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推动京津冀区域产业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对接，搭建起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连接点。

这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实践创新。从区域发展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突破传统发展“各自为战”的思维定式、实现协同推进，而京津冀协同发展正是这一战略要求的实践创新。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京津冀要切实整合区域资源、激活发展动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这是高水平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优化国家区域经济布局的空间变革。我们打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核心要义是超越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型，明确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推动非首都功能向周边地区有序疏解，形成“一核两翼、双城多点、双廊多圈”的网络化空间格局。而持续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高水平打造这一都市圈提供了战略指引、发展机遇与关键路径，为优化国家区域经济布局提供坚实的空间支撑。

实践成效：从“重点突破”到“全面跃升”的显著进展

新时代十余年来，京津冀地区扎实推进协同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在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中取得历史性成就。

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阶段性突破。北京累计疏解提质一般制造业企业超3000家、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首都核心功能持续优化。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已从初始规划阶段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企业在新区设立各类机构超过400家，高校、医院、科研院所有序落地布局，基础设施体系持续改善。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框架全面拉开，市级行政机关平稳有序迁入，金融、科技、文化等高端要素加速集聚，运河商务区功能格局基本形成。

重点领域协同得到关键性进展。交通一体化网络基本成型，城际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港口互联互通，通勤难题得到缓解。京津冀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成效显著，土壤治理与修复有序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突破。

体制机制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果。从国家层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战略规划与实施。建立三地政府联席会议制度，重点领域机制创新取得实际进展。在生态领域，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流域联保联治机制；在产业协同领域，组建跨区域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在民生领域，完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体制机制改革不断破解跨区域发展的制度障碍，推动京津冀实现从“重点突破”到“全面跃升”的历史性跨越。

实践路径：从“协同发展”到“高质量一体化”的持续推进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向“十五五”，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实施为契机，加速构建世界一流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牵引，在优化区域功能布局上走深走实。要持续强化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升北京平原新城及周边地区综合承载能力。要以高标准建设激活“两翼”引擎效能，一方面，高水平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化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另一方面，要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全国样板，确保疏解单位“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在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上走深走实。发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重点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加快构建跨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加快京雄、京津新质生产力发展走廊建设，真正让北京的创新资源辐射出去，让津冀的制造能力对接上来。

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为载体，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走深走实。围绕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建设完善相关机制，让首都都市圈建设成为推动京津冀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引擎。

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在破除区域壁垒和市场分割上走深走实。统筹三地规划编制、政策制定和重大项目布局，完善三地联席会议制度，健全跨区域重大事项协商、决策、执行、监督闭环机制，不断激发三地协同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为目标，在推进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上走深走实。锚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态利民惠民全过程。统筹推进京津冀三地户籍、医疗、教育、社保等重点领域制度创新与标准统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三地群众。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陆小成

以公共服务锻造上海制造新优势

讨论制造业竞争力，通常聚焦于技术路线、品牌价值、成本控制等“硬指标”。然而，一座城市的制造业能走多高、走多远，究竟由什么决定？观察上海制造业近年来的跃升轨迹会发现，公共服务的支撑能力正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一、公共服务是制造升级的底座

公共服务之所以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支撑作用，在于它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转型成本，为产业生态的培育提供土壤。制造业升级一般涉及技术创新、人才供给、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四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企业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共性技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中小企业无力承担；高端人才择城而居，考量的不仅是薪酬，更是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完备程度；数字化转型需要算力、数据和算法，企业自建数据中心代价高昂；低碳转型涉及碳核算、技术对接、绿色融资等复杂事项，单个企业往往无从下手。公共服务恰恰可以在这些环节衔接政府资源与市场力量，形成降低转型门槛的合力。

上海近年来的实践，正是从这四个维度精准施策，让公共服务从传统民生保障向“民生+产业”双轮驱动转型，主动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

一是创新服务降低企业门槛。制造业走向高端，技术创新是第一道关口。降低制度性准入成本，是让创新链条先“跑起来”的前提。以生物医药等行业为例，上海海关针对低风险特殊物品推行智能辅助审批，审批时长压缩了70%，产品得以更快进入国内市场。在扫清准入障碍的同时，共性技术攻关的难题也需要公共之手托举。上海在张江、临港等区域布局研发和中试平台，就是要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让共性技术成为产业公共品，避免企业各自为战、重复投入。技术突破之后，知识产权保护能否跟上，直接影响企业下一轮创新的意愿。上海建立综合性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开通快速维权通道，从专利申报到确权保护，效率和保障同步提升，让企业敢投入、敢公开、敢转化。

二是人才服务解决后顾之忧。制造业升级，缺的不是普通劳动力，而是顶尖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工匠。吸引这些人才，仅靠薪酬远远不够。上海构建了从高峰人才到技能工匠的梯次服务体系，对产业领军人才给予专项奖励，同时加快现代产业学院和工匠学院建设，推动校企共建实训基地，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更紧密对接。在五个新城，一些教育医疗项目加速落地，“15分钟生活圈”逐步形成。这些项目看似与产业无关，实则是人才生态的托底工程。当公共服务替人才卸下了后顾之忧，创新创造的活力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三是数字服务把算力变成公共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的最大拦路虎是成本。近年来，上海持续推进数字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企业提供算力租赁、数据对接、模型调用等一站式服务。在政务服务方面，“一网通办”推行关联事项集成办、容缺承诺办、异地跨域办、政策免申办，帮办体系做到即时反馈、一分钟响应。上海数据交易所加速数据资产化，政务数据有序开放，为制造企业挖掘数据价值提供了条件。

四是绿色服务为低碳转型导航。降碳是制造业必须面对的一道硬约束，但不少企业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不会算碳、不敢减碳”的难题，往往在观望中错失机遇。上海建立统一的碳监测核算核查体系，为企业提供精准碳数据，在此基础上，还搭建了绿色技术交易平台，推广节能降碳与循环利用技术。资金端同样需要配套跟上，绿色产业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逐步丰富，引导资本流向绿色制造，分担了企业转型过程中的财务压力。当绿色公共服务到位，企业低碳转型就不是赔本买卖，而是有账可算、有路可走的经济行为。

二、上海以服务创新催生制造新动能

创新服务的全链条供给，让企业从“不敢创”转向“敢于创”。人才服务的梯次布局，让制造业的智力支撑更加稳固。上海对不同层次人才都有相应的服务安排，形成了“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局面。

数字服务的普惠供给则大大加速了制造业的智能化进程。算力、数据、模型这些过去只有大企业才用得起的资源，现在中小企业也能便捷获取，这使数字化转型成为多数企业的选择。政务服务效率的提升同样不容忽视，营造企业办事少跑腿、政策快兑现的政策环境，本身就是对制造业直接的支持。绿色服务的配套跟进，让低碳转型从“被动应付”变成“主动选择”。

三、补齐短板强化协同是未来着力点

面向未来，上海需要在五个方面持续加力。

创新服务上，应集中力量在关键产业链节点布局中试基地和共性技术平台，推动资源开放共享。知识产权服务从申请延伸到导航、布局、维权、运营全链条，并建立质押融资风险分担机制，让知识产权真正转化为企业资产。

人才服务上，要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推广校企协同育人模式，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更紧密对接。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推进长三角人才服务一体化，让人才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

数字服务上，应把数智服务圈向郊区和经济园区延伸，加大普惠算力、模型和软件供给，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推动政策“免申即享”和精准推送，以上海数据交易所为枢纽打通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壁垒。

绿色服务上，提供从诊断到改造的一站式服务，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供给，构建风险分担机制，让企业低碳转型无障碍。

协同机制上，稳妥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在长三角范围内推动政务服务、知识产权、人才、数据等领域的互通互认，支撑形成中心研发加周边制造的产业协同格局。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贾婷月

广州如何驱动“一点两地”韧性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位（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与确保重要产供链安全密切相关。今年5月，商务部宣布中方愿在APEC框架下“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应面向国家韧性需求和APEC合作，着力打造大湾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核心引擎，并驱动“一点两地”高水平建设。以枢纽策源、产业筑基、协同优化、韧性开放为核心引擎的功能内涵，以国际供应链创新中心和“韧性制造与商贸”建设为关键抓手，构建一个韧性、创新与开放三维均衡的韧性体系。

服务国家与开创新局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下一阶段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广州紧紧锚定这一全新定位，围绕“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州所能”，举全市之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确保重要产供链安全的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广州具备成为服务全国、辐射APEC的产供链韧性核心支撑区域的基础条件，未来有机会建成具有全球产供链风险“缓冲器”、韧性“驱动极”和“输出地”功能的核心城市。

此外，加快韧性建设也是广州破解自身产业协同与区域协调发展难题的新思路。近年来，广州在产业转型与城市间协同发展上处于攻坚爬坡期，可以韧性需求牵引产业升级与空间重构，并与上层战略和规划衔接，形成政策与资源的合力，加快破解发展难题，将自身从承压支撑转向主动塑造的核心引擎，为做好“一点两地”建设大文章提供不可替代的动能。

建设路径与政策建议

面向APEC打造驱动“一点两地”韧性发展的核心引擎，是涉及粤港澳三地乃至全国和国际协同的产供链韧性实践，需要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之下统筹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这不仅是国家韧性治理理念的实践，更是区域政策的完善和在全球格局加速演变背景下，广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高质量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的务实举措。

一是枢纽强化路径，构建支撑双循环的战略空间体系。

强化广州海陆空铁多式联运枢纽能级，将低空物流网络、数字贸易通道等新基础设施纳入韧性底盘，打造服务大湾区、辐射APEC的韧性空间载体。发挥“枢纽+制造+商贸”优势，构建联通东盟、内外一体的综合服务体，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地进行跨境布局。

笔者建议，由省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启动编制以广州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供链韧性专项规划，将“韧性广州”上升到支撑国家总体韧性的战略框架。具体来说，可对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与韧性相关的内容进行升级，并衔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其“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定位。在规划中明确赋予广州与韧性建设相关的先行先试权，如在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关键设备进口税收优惠、产业备份规划等领域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

二是产业升级路径，以自主创新锻造高韧性价值链。

广州应以高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基础，助力产业韧性体系建设，并大力培育与提升产供链韧性相关的高水平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科创转化、金融配套、数据支撑、法规保障等方面，建成全国领先的高水平韧性服务业体系。例如，利用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建设国家产供链韧性大数据湾区中心，锻造国家级产供链数据灾备与风险分析服务能力。

聚焦产业链主导企业培育、关键环节备份与“12218”现代化产业体系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将科技自立自强嵌入供应链重构。实施产供链韧性耐心资本试点，建议发行产供链韧性特别国债，引导社会资本，采用“母基金+子基金”模式，重点关注韧性产业股权投资、关键备份体系建设、海外韧性布局等领域。选择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先行，到2030年形成立足制造业根基、抢抓科技变革、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韧性产业体系。

三是协同优化路径，构建大湾区产供链韧性协同网络。

完善政策标准与粤港澳及跨区域协同机制。加快大湾区供应链标准建设，在韧性标准关键领域实现“一次认证、湾区通行”。在协同机制方面，建议建立粤港澳产供链韧性联席会议机制，并成立跨市（区）产供链韧性协调机制。推动出台大湾区产供链韧性促进条例，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权责，以及广州韧性向内地辐射的机制与路径。

突出省会城市优势，带领广深港“三城联动”，打造“基础研究—应用创新—产业化—韧性出海”的创新供应链；以广佛同城构建核心制造与流通基地；面向东盟及APEC建立“广州+1”弹性供应链网络；链接港澳，借力其国际规则与高端服务，提升产供链安全治理的软实力。构建包括关键产业备份、战略物资储备优化、数字供应链风险预警、快速恢复机制在内的常态化安全制度网络。

四是韧性出海路径，面向APEC打造韧性出海枢纽。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发挥广州的产业实力、创新动力、金融活力、门户功能和商贸服务等优势，打造韧性出海超级枢纽，由政府主要服务和指导部门挂牌，行业组织、智库、金融机构、法律机构、头部企业等共同参与形成协同型实体机构。

以广州（商贸物流与行政协调中枢）联动深圳（产业创新与金融配套）、香港（国际规则对接与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构建支撑全国、面向东盟、辐射全球的韧性出海超级枢纽。该平台承担世界级供应链企业培育与跨境布局、关键产业海外协同与供应地多元化、供应链法律与仲裁支援、海外产供链深度协同等职能，不仅服务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也为维护区域乃至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与韧性提供“广州方案”和“湾区支撑”。

五是抓住APEC“中国年”机遇窗口，提升广州韧性国际话语权。

面向APEC的成员经济体，特别是东盟国家，广州应主动将自身韧性体系建设成果纳入APEC供应链互联互通合作框架。建议在APEC贸易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场合，通过举办主题边会、发布案例报告等形式，展示广州在产供链韧性领域的“主动安全”实践。推动“广州韧性体系建设经验”成为中国城市最佳实践案例，使之纳入APEC知识共享平台，提升广州在全球供应链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为国家总体韧性体系建设贡献“广州智慧”。

广州商学院管理学院校聘副教授 王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夏杰长

山西：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优势产业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统筹施策、久久为功，全方位完善支撑保障，加大改革创新，强化目标考核，汇聚强大合力，推动我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基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加速创新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扩大、使用成本降低，许多前沿技术广泛渗透到纺织、服装、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并与之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的产品设计、生产流程、业务模式等全面改造，转型升级成效显著，成为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引擎。

山西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煤炭、电力、钢铁、化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体量庞大、基础扎实，既是实体经济的基本盘，也是深化资源型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立足新发展阶段，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紧扣省情实际，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以智能化赋能、绿色化筑基、融合化跃升为抓手，全方位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以智能化为引擎，重塑发展动能。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比如，通过开发新型智能制造装备、推动行业关键技术智能化变革，可以促使传统产业蕴含的新质生产力有效释放。推动传统产业效率实质性变革，要坚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实施生产换线、设备换新、产品换代，用数字技术重构生产模式、再造产业流程、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深入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聚焦焦化、钢铁、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开展数字化改造。推行智能冶炼、在线环保监测等技术，依托数字智能技术稳定工艺、提升品质、降低能耗和排放。推动装备制造产业依托龙头企业，加快高端控制系统、智能成套装备研发应用，促进传统制造业向精密化、成套化、智能化迈进。持续深化智能工厂、数字车间建设，规模化推广“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推进人工智能对工业设计、中试、生产、运营等全链条深层次赋能，深化人工智能在质量检测、故障诊断、工艺优化等场景落地应用，推动关键工序数控化、生产过程智能化、产品效益最大化。着力引进培育智能制造服务商，以重点产业链、特色专业镇和条件较好的开发区为重点，搭建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上下游数据壁垒，实现要素精准配置、生产智能调度、组织形态变革，依靠数智赋能全面提升传统产业生产效率和综合效益。

以绿色化为底色，走好低碳之路。绿色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也是落实“双碳”目标、建设美丽山西的刚性要求。推动我省传统产业高耗能、高排放状况显著改善，必须严格落实能耗双控、碳排放管控和环保标准，把绿色低碳要求贯穿产业转型发展全过程。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无序扩张，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推动存量产能提质升级。对标国家能效标杆水平，全面实施钢铁、建材、化工、煤电等行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推广余热余压利用、系统能量优化等先进技术和高效节能装备，持续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物耗。提升能源清洁利用水平，有序推进煤电“三改联动”，持续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例，加快新能源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促进工业重点行业领域清洁能源替代。着力发展综合能源服务，整合多元能源资源，融合前沿数字技术，延伸服务价值链，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工业固废规模化高值化利用，构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产业链，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深入推行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统筹推进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创建，前瞻布局绿氢、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前沿低碳技术，推动形成节约资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以融合化为抓手，实现集群跃升。融合化是现代产业演进的重要趋势，也是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稳固供应链的关键路径。要促进产业交叉融合，着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以深度融合破除边界壁垒，重构产业生态，打开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新空间。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研发检测、现代物流、全生命周期运维、碳排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引导企业从单一产品制造向“产品+服务+整体解决方案”转型，拉长价值链条、拓宽盈利空间，实现传统制造向服务型制造升级。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牵引，构建常态化长效化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创新“揭榜挂帅”“赛马制”“链长制”模式，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搭建一站式、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构建多元化、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持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切实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下功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顺应产业集群融合发展趋势，紧跟国家产业提质升级政策导向，聚焦我省先进有色金属材料、特钢材料、现代化工等规模体量大、资源禀赋好、支撑带动强的优势产业，引导企业向开发区、工业园区集中集聚，加快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互利协作，强化支撑配套，促进跨区域协同，加大与周边省份开放合作，打造一批百亿级、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在更广范围内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产业市场话语权和整体韧性。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刘志育

企业管理
财务管理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要点分析

摘要：在市场竞争加剧与企业战略转型加速的背景下，财务管理已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核心支撑，但实践中却存在成本核算未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隐性成本、风险评估仅关注财务风险忽略非财务风险、资本结构规划与投资资金需求匹配度低等问题。对此，建议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投资成本核算体系、完善财务与非财务风险一体化评估机制、优化资本结构与投资资金需求匹配方案等策略，为提升企业投资决策科学性提供支撑。

关键词：财务管理，企业投资决策，项目全生命周期隐性成本，风险评估

随着企业投资领域不断拓展，从传统实业投资到新兴产业布局、从短期项目投资到长期战略投资，投资场景的多元化对企业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需要精准核算成本收益，更需动态把控风险、优化资本配置，为决策提供全面且深入的财务支撑。然而，部分企业在投资决策中仍存在财务管理应用不到位的情况，导致出现投资项目收益不及预期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深入梳理财务管理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要点，剖析实践中的典型问题，探索适配的优化策略，不仅能帮助企业提升财务管理对投资决策的支撑效能，更能助力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精准把握投资机遇。

一、财务管理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要点

财务管理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要点围绕投资全流程的财务支撑展开，形成多维度协同的支撑体系。首要要点是投资项目现金流预测与动态分析。通过梳理项目建设期、运营期的现金流入流出节点，采用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等工具测算现金流规模，同时结合市场波动调整预测参数，确保现金流数据贴合实际场景[1]。其次是投资项目成本与收益的精细化核算。不仅核算固定资产购置、人工成本等显性支出，还纳入研发、维护、退出等全周期成本，收益核算则区分短期营收与长期战略收益，通过成本收益比、投资回报率等指标量化项目价值。最后是投资后财务绩效的跟踪与动态管控。建立以关键绩效指标为核心的跟踪体系，定期复盘项目营收、成本等数据，及时调整财务策略以适配项目进展。

二、财务管理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问题

在市场环境日趋复杂、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仍存在诸多短板，未能充分发挥精准核算、风险管控、资金适配与科学论证的核心作用。这些问题贯穿投资决策全流程，涉及成本核算、风险评估、资本结构规划及财务可行性论证等关键环节，既制约了财务管理价值的有效释放，也影响了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可能会导致项目收益不及预期、资源配置低效等问题。

（一）成本核算未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隐性成本

企业投资项目成本核算多聚焦显性支出，对全生命周期内的隐性成本缺乏系统性考量，核算范围与维度存在明显局限。第一，部分企业成本核算范围仅局限于项目建设期的显性支出，未将项目运营阶段的设备维护成本、技术升级成本纳入核算体系，仅统计设备购置、工程建设等一次性支出，忽略长期运营中的持续性隐性成本。第二，部分企业成本核算未包含项目前期调研与规划阶段的隐性成本，仅核算调研过程中的差旅费、资料费等直接支出，未将调研团队时间成本、方案论证过程中的机会成本纳入核算范畴，导致前期成本统计不完整。第三，部分企业成本核算未考虑项目合规与环保相关的隐性成本，仅关注生产合规的直接费用，未将环保设备长期运维费用、合规认证更新费用、政策变动引发的合规调整成本纳入核算，造成合规成本统计缺口。第四，部分企业成本核算未涵盖项目人力资源隐性成本，仅核算员工薪资、福利等直接人工成本，未将员工培训成本、人员流动导致的知识传递成本、岗位空缺期间的效率损失成本等纳入核算，导致人力资源相关成本统计不全面。第五，部分企业成本核算未涉及项目供应链相关隐性成本，仅核算原材料采购、运输等直接费用，未将供应链波动导致的库存积压成本、供应商合作调整成本、物流延误产生的违约成本纳入核算，供应链相关隐性成本未被覆盖。

（二）风险评估仅关注财务风险忽略非财务风险

企业投资决策风险评估存在明显片面性，核心聚焦财务层面风险管控，对非财务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存在诸多疏漏。第一，风险评估体系仅设置财务风险评估指标，如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偿债能力指标，投资回报率波动等盈利能力风险指标，未设置非财务风险相关评估维度，非财务风险未进入评估范围。第二，风险评估未关注政策与监管类非财务风险，仅分析税收政策变动对财务成本的影响，未评估行业监管政策调整、产业扶持政策变化对项目合规性、运营模式的影响，政策类非财务风险未被评估[2]。第三，风险评估未覆盖市场与竞争类非财务风险，仅测算市场需求波动对营收的财务影响，未评估竞争对手技术创新、市场份额变化、消费者偏好转移对项目市场定位、客户留存的影响，市场竞争类非财务风险评估缺失。第四，风险评估未考虑技术与创新类非财务风险，仅核算技术研发投入的财务回报风险，未评估核心技术迭代速度、技术专利纠纷、技术依赖第三方导致的断供风险，技术类非财务风险未纳入评估范围。第五，风险评估未涉及运营管理类非财务风险，仅分析运营成本超支的财务风险，未评估管理团队能力不足、组织架构调整、内部流程效率低下等因素对项目执行进度、运营质量的影响，运营管理类非财务风险被忽略。

（三）资本结构规划与投资资金需求匹配度低

第一，资本结构规划未结合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期限，仅按照企业当前整体资本结构确定融资方式，对长期投资项目采用短期融资工具，而短期投资项目过度依赖长期融资，导致资金期限与项目周期严重错配。第二，部分企业的资本结构规划未考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规模，融资规模未根据项目分阶段资金投入计划精准测算，出现融资规模远超项目实际需求造成资金闲置或融资规模不足导致项目资金链断裂的现象[3]。第三，资本结构规划未平衡股权与债权融资的比例关系，盲目侧重单一融资方式，长期投资项目过度依赖债权融资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短期投资项目过度依赖股权融资导致股东权益稀释过快。第四，资本结构规划未对接投资项目的回报频率，融资成本支付频率与项目收益回款频率不匹配，项目未产生收益时需承担高额融资成本，项目进入收益期后融资资金已提前偿还造成资金浪费。第五，资本结构规划未纳入投资项目的风险等级因素，高风险投资项目未相应提高股权融资比例以分散风险，低风险投资项目未增加债权融资比例以降低资金成本，风险与资本结构适配性不足。

（四）财务可行性论证过度依赖单一财务指标

第一，部分企业的财务可行性论证仅以投资回报率作为核心判断标准，仅通过对比项目投资回报率与行业基准值来判定可行性，未结合项目现金流稳定性、成本回收周期等其他指标综合分析，指标维度单一。第二，部分企业的财务可行性论证过度依赖静态财务指标，仅采用静态投资回收期、静态收益率等指标测算，未考虑资金时间价值，未采用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动态指标评估，忽略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影响。第三，部分企业的财务可行性论证仅关注短期盈利指标，仅核算项目投产后三至五年的净利润、营收增长率等短期指标，未评估项目长期战略价值对应的财务贡献，长期盈利潜力未被纳入论证范围。第四，部分企业财务可行性论证仅采用绝对数值指标进行判定，仅以具体的收益金额、成本金额作为论证依据，未结合相对指标如成本收益率、资产周转率等进行横向对比，缺乏行业对标分析。第五，部分企业的财务可行性论证仅依赖定量财务指标，未结合定性财务相关因素补充论证，如项目对企业财务结构优化的作用、对现金流结构改善的价值等定性因素未被纳入，论证维度不全面。

三、财务管理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策略

针对财务管理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存在的成本核算、风险评估、资本结构规划及可行性论证等核心问题，需立足投资决策全流程，构建系统性、针对性强的应用策略体系，推动财务管理从基础支撑向精准赋能转型。

（一）构建全生命周期投资成本核算体系

企业要以覆盖项目全流程成本、精准核算隐性支出为核心，搭建系统化、规范化的成本核算体系，保障成本数据全面准确。第一，企业应将成本核算范围拓展至项目全周期，明确划分建设期、运营期、退出期三个核算阶段，在运营期的核算中增设设备维护成本、技术升级成本等明细科目，采用年限平均法分摊设备维护费用，按技术升级计划预提相关成本，确保精准核算运营阶段的隐性成本。第二，企业应细化前期调研与规划阶段的成本核算，建立时间成本核算标准，按调研人员职级与工作时长核算时间成本，将方案论证过程中放弃的投资方案预期收益纳入机会成本核算，通过专门台账记录前期隐性成本数据。第三，企业应增设合规与环保成本核算模块，梳理环保设备运维周期与合规认证更新周期，按周期预提环保运维费用与认证费用，建立政策跟踪机制，及时将政策变动引发的合规调整成本纳入核算，确保合规成本全面覆盖。第四，企业应完善人力资源成本核算体系，在薪资福利基础上增设培训成本、人员流动成本明细，按培训时长与人均成本核算培训费用，统计人员流动导致的招聘成本与岗位空缺的效率损失，实现人力资源隐蔽性成本精准计量。第五，企业应建立供应链成本核算机制，实时跟踪供应链波动情况，设置库存积压成本、供应商调整成本等核算科目，按库存周转率核算积压成本，根据合作调整的频次核算供应商相关成本，全面覆盖供应链隐性成本。

（二）完善财务与非财务风险一体化评估机制

企业要以实现风险全面识别、精准评估为目标，构建财务与非财务风险统筹兼顾的一体化评估体系，提升风险评估的全面性与科学性。第一，企业应构建多维度评估指标体系，在资产负债率、投资回报率等财务指标基础上，增设非财务风险评估维度，针对不同非财务风险类型设置对应指标，如针对政策风险设置政策变动频率、监管合规率等指标，形成财务与非财务指标协同的评估体系。第二，企业应建立政策与监管风险评估流程，组建专门政策跟踪团队，定期收集行业监管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信息，采用政策影响程度评分法评估政策变动对项目的影响，结合财务数据测算政策风险的量化影响值，实现政策风险系统评估[4]。第三，企业应搭建市场与竞争风险评估框架，通过市场调研获取竞争对手的动态、消费者偏好数据，采用市场份额变动分析、消费者满意度调查等方法评估竞争风险，将评估结果与财务收益预测数据联动，形成市场风险评估结论。第四，企业应完善技术与创新风险评估机制，对接技术研发机构获取行业技术迭代数据，评估核心技术迭代周期，建立专利纠纷预警机制，核查技术合作方资质与供应稳定性，量化技术风险对项目的影响程度，确保全面评估技术风险。第五，企业应健全运营管理风险评估体系，梳理项目运营流程关键节点，设置管理团队胜任力评分、流程效率指标等评估标准，定期开展内部流程审计，评估组织架构调整对项目的影响，形成运营管理风险评估报告。

（三）优化资本结构与投资资金需求匹配方案

企业要以实现资本结构与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精准适配为核心，构建动态化、差异化的匹配方案，提升资金配置效能与项目支撑力。第一，企业应结合投资项目资金需求期限制定融资计划，梳理项目建设期、运营期、回报期的资金占用周期，对于长期投资项目优先选择长期债券、股权融资等期限匹配的融资方式，对于短期投资项目采用短期借款、商业信用等工具，通过期限匹配表明确融资方式与项目周期的对应关系，确保资金期限与项目周期高度适配。第二，企业按投资项目的各阶段资金需求测算融资规模，制定项目资金投入进度表，明确各阶段资金需求的金额与时间节点，据此确定融资批次与每批次融资金额，避免融资规模远超实际需求或不足，以此实现融资规模与项目资金需求精准匹配。第三，企业应平衡股权与债权融资比例，根据项目的风险等级与收益预期确定最优资本结构，对于高风险项目要适当提高股权融资占比以分散风险，对于低风险项目要增加债权融资比例以降低资金成本，通过资本结构测算模型计算不同融资组合的综合资金成本，选择成本最优的融资比例。第四，企业应协调融资成本支付与项目收益回款频率，先分析项目预期收益的回款周期与金额，再确定融资成本的支付频率与金额，确保项目产生收益后能够覆盖融资成本，对收益滞后的项目设置阶段性宽限期，实现成本支付与收益回款同步。第五，企业应根据投资项目的风险等级调整资本结构，建立项目的风险等级评估体系，将风险等级划分为低、中、高三级，针对不同等级的项目制定差异化资本结构方案，对高风险项目则提高股权融资比例，低风险项目则侧重债权融资，以此实现风险等级与资本结构的适配。

（四）引入多维度财务指标论证项目可行性

企业要以提升可行性论证全面性、科学性为目标，构建多维度、立体化财务指标体系，摆脱单一指标依赖，强化论证精准度。第一，企业应构建多指标论证体系，在投资回报率基础上，增加现金流稳定性、成本回收周期、净现值等指标，明确各指标的测算方法与判定标准，通过多指标综合评分表评估项目的可行性，避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实现对项目可行性的全面论证。第二，企业应结合动态财务指标开展论证，除静态投资回收期外，引入净现值、内部收益率、获利指数等涉及资金时间价值的动态指标，采用不同折现率测算动态指标数值，分析资金时间价值对项目收益的影响，确保论证结果更贴合实际市场环境。第三，企业应兼顾短期与长期财务指标，在核算项目三至五年短期净利润、营收增长率的同时，增设长期战略价值指标，如项目对企业市场份额提升的贡献、对产业链整合的财务支撑等，通过长期财务预测模型测算项目的长期收益，全面评估项目的短期与长期价值[5]。第四，企业应结合绝对与相对财务指标论证，在分析收益金额、成本金额等绝对指标的基础上，增加成本收益率、资产周转率、权益净利率等相对指标，将项目指标与行业平均水平、竞争对手数据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判断项目在行业中的竞争力，提升论证的客观性。第五，企业应融入定性财务相关因素，在定量指标论证的基础上，补充项目对企业财务结构优化、现金流结构改善、融资能力提升等定性因素的分析，邀请财务专家对定性因素进行评分，将评分纳入项目可行性论证体系，实现定量与定性论证的结合。

四、结束语

本文围绕财务管理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形成了“明确要点—剖析问题—解决策略”的完整研究逻辑，为财务管理赋能企业投资决策提供了可行性的实践框架。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可探索大数据在投资决策和财务分析中的应用，为财务管理效能的提升与投资决策优化提供新路径。

参考文献：

[1]张静.企业项目投资决策中的财务管理优化策略[J].财讯，2025（16）：110-112.

[2]衣灏.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在投资项目决策中的应用探究[J].投资与创业，2025，36（11）：137-139.

[3]童李姣.企业财务管理在经营决策中的作用[J].活力，2025，43（4）：127-129.

[4]何亚琼.民航财务管理中的风险管理与投资决策分析[J].财经界，2025（6）：117-119.

[5]姚薇薇.财务管理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研究[J].现代商业研究，2024（5）：128-130.

原阳金农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党政午

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运营效率提升研究

摘要：新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作为物流基础设施的主要运营者，其效率直接影响循环畅通，需要通过高效运营降低流通损耗、缩短周转时间。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的重要性，其次分析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现状及挑战，最后提出提升运营效率的核心策略，旨在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运营效率

提升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运营效率，既是响应国家战略、适应行业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摆脱自身经营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考核聚焦净资产收益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效率指标，提升运营效率是国有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路径。对此，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主动分析当前运营效率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改进优化，旨在实现降本增效，推动企业稳定健康发展。

一、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运营效率基本概述

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的运营效率，是指其在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服务国家战略双重使命的基础上，整合运输、仓储、配送、装卸、供应链管理等综合物流服务，以最低成本、最优时效、最高资源利用率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其效率评价需兼顾市场化效率指标与国有属性要求，既体现物流行业快、省、准的共性，又凸显国有企业“稳、全、责”的特性。

二、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的重要性

首先，是保障国家供应链安全的压舱石。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承担能源、粮食、矿产等关键物资的运输保障任务，尤其是在极端天气下，能够快速响应“保通保畅”指令，确保应急物资、民生商品稳定供应，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屏障[1]。其次，是实体经济降本增效的助推器。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凭借全国性网络布局和规模化运营能力，整合分散运力、优化运输线路，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再次，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作为国家物流枢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跨境物流园区等重大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和运营主体，这些设施是打通双循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节点，为我国现代物流体系的搭建提供核心支撑。同时，推动“公铁水空”多式联运融合发展，通过整合自有港口、铁路专线、货运机场等资源，提升物流网络的衔接效率，有效填补行业基础设施短板。最后，是公益与普惠物流的践行者。承担乡村物流、偏远地区配送等公益性任务，运营乡镇网点、冷链设施，着力解决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和工业品下乡“最后一公里”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

三、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的运营效率基本现状及挑战

（一）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不足

首先，部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技术应用较为表层，未能深入核心业务流程。各业务模块的信息系统大多各自独立运行，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与接口，由此形成“信息孤岛”；同时，智能化转型多局限于简单自动化层面，核心环节仍高度依赖人工经验，例如干线运输调度员依据熟悉路线分配车辆，未能借助算法整合距离、载重、时效、返程货源等数据，进而生成最优路线，致使车辆空载率居高不下。其次，部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未能充分挖掘数据价值，难以为精细化运营提供有力支撑。业务管理缺乏全链条数据捕捉能力，车辆仅记录定位信息，却未关联油耗、车况、装卸货时长等数据；客户需求波动、终端反馈等软数据多以纸质形式留存，未录入系统；此外，系统仅能输出月度运输量、仓储占用率等基础报表，未能借助算法实现前瞻性决策[2]。

（二）流程优化及标准化建设不到位

首先，部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的流程设计冗余，环节繁杂，价值损耗问题突出。在运输、仓储、订单处理等核心流程中，存在大量重复审批、信息传递冗余的环节。以一笔普通整车运输订单为例，需历经“客户询价—业务专员录入—部门经理审核—调度员派车—司机确认—仓库出库—客户签收—财务对账”等多个环节。其中，部门经理审核、司机确认等环节对提升时效并无实质作用，却致使订单处理周期被拉长。与此同时，企业流程设计以部门权责划分为核心，而非围绕客户需求构建闭环流程。其次，部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跨部门协同效率低下，部门壁垒突出，内部消耗远超协同效能。企业运输与仓储、销售与运营等环节的责任界定模糊。例如，货物因仓储出库延迟造成运输超时，运输部将责任归咎于仓储备货迟缓，仓储部则辩称运输计划未提前告知，最终责任无人落实。最后，部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标准化体系不健全，规则零散，执行偏差严重。同一业务在不同区域、不同团队的执行标准存在差异，比如在仓储操作环节，A仓库要求货物按批次分区堆码，B仓库则按客户分区，这使跨仓调拨时需重新整理货物，每车货物均需额外耗费工时。此外，面对车辆故障、极端天气、政策变动等突发状况，企业缺乏标准化应急流程，风险应对仅依赖经验、全凭运气。

（三）资源整合与协同能力不足

首先，部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存在资源整合不足的问题，资产分散、配置失衡，致使规模优势难以充分发挥。核心资源受行政化管理模式制约，分属不同子公司、部门或区域，呈现各自为政的局面；同时，资源布局未能与市场需求实现动态联动，造成有效供给短缺、无效供给过剩；此外，针对社会零散运力、中小物流商以及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相对薄弱，运营模式仍以重自营、轻合作为主。其次，部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协同能力不足，环节割裂、目标冲突，全链条效率不高。不同部门以局部指标为导向，忽视整体利益，形成协同壁垒，如销售部门为冲业绩，过度承诺客户次日达，但未与运输部门确认运力，导致运输部被迫超载运输或空运补位；财务部门为控制成本，削减仓储人力预算，仓储部只能减少夜班人员，导致货物夜间到港后无法及时入库，进而间接影响运输部门次日发车计划，形成恶性循环。此外，由于缺少统一的数字化协同平台，信息流转主要依赖人工操作，由此引发“数据孤岛”现象，并造成响应延迟。

（四）成本未能实现精细化管控

首先，部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成本核算较为粗放。仅对总运输成本、总仓储成本等大类进行核算，未能依据线路、客户、货物类型、业务环节进行细化拆分；同时，财务数据与业务执行数据相互割裂，致使数据衔接不畅、核算结果失真，难以为成本管控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管理费用、折旧等费用按照收入占比进行笼统分摊，与实际资源占用情况并不相符。其次，部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管控精细度不足，降本方向出现偏差，对隐性成本的管控存在疏漏。成本管理采取“一刀切”模式，未充分考虑各环节差异，以运输成本降低5%、仓储费用降低10%等指令性目标推进降本工作，导致为达成降本目标而牺牲运营效率；成本分析局限于月度复盘，难以实时察觉并预警异常情况，造成监控存在滞后性，多以事后补救作为主要应对手段。

（五）管理机制僵化

部分国有企业物流普遍存在行政化管理惯性，决策链条长、权责边界较为模糊，难以快速适配市场变化，错失效率优化契机。首先，决策链条冗长，市场响应迟缓。重大运营决策需经“科室—子公司—集团”多层审批，流程耗时1—2个月。例如，某国有企业物流接到客户紧急调整运输线路的需求，因需集团审批线路变更及临时定价，延误3天，最终客户转投市场化物流企业。其次，权责划分不清，推诿扯皮现象频发。运输、仓储、配送等业务分属不同部门或子公司，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出现问题时各部门各自为政。最后，考核导向存在偏差，效率激励力度不足。考核多侧重安全合规、预算执行率，对成本控制、客户满意度、资源利用率等效率指标的权重设置较低。

（六）人才保障不足

首先，人才结构失衡，关键领域供需错配。部分国有企业内部缺乏既精通物流全链条业务，又具备数字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致使智能调度系统、无人仓等技术落地后，因“无人会用、无人优化”而处于闲置状态；与此同时，冷链运输、多式联运、跨境报关等细分领域的技能型人才缺口显著，过度依赖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中高层管理人员多从内部选拔，虽然熟悉体制运作，却缺乏市场敏锐度，面对客户即时配送、供应链金融等新兴需求，难以迅速调整服务模式，致使高端客户流失率居高不下。其次，部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业务能力与市场需求脱节，员工技能老化，难以适配新业务发展。熟练操作TMS/WMS等系统的职工数量有限，掌握看板工具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导致智能设备效能无法充分释放；部分职工习惯于按流程开展工作，缺乏主动挖掘客户需求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引育留机制缺乏灵活性，人才面临“进不来、长不快、留不住”的困境。薪酬体系僵化，晋升机制论资排辈，致使算法工程师、跨境物流专家等高端人才难以引进，社会招聘周期冗长；培训工作重理论、轻实践，内容多聚焦传统物流知识，缺乏数字化工具操作、智能场景应用等实践课程，导致新人独立上岗周期漫长；薪酬与绩效关联度低，技术岗位缺乏专业晋升路径，核心人才流失问题突出。

四、提升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运营效率的优化策略

（一）促进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

首先，推动技术落地，建立“数据打通+智能工具”的基础能力。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建立一体化数据中台，以打破“信息孤岛”，坚持以数据标准统一为核心，整合现有运输管理、仓储管理、客户管理等系统，打通数据接口，实现一次录入、全流程共享。例如，运输环节车辆定位、载重数据实时同步至仓储系统，自动触发入库准备；客户订单数据直达财务系统，自动化生成结算单，减少人工干预，数据误差率显著降低[3]。同时，聚焦核心场景，分阶段部署智能工具，在运输调度中上线智能调度算法，整合路线规划、车型匹配、返程货源等数据，自动化生成最优运输方案，有效降低干线运输空载率；在仓储管理中，对高周转仓库引入AGV无人叉车、AI视觉分拣系统，通过算法动态调整货位，提升分拣效率。其次，强化数据治理，激活数据价值，支撑智能决策。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建立全链条数据采集体系，覆盖“订单—运输—配送—客户反馈”全流程，在硬件端可以在车辆安装“北斗定位+传感器”，采集实时位置、油耗、车况；在仓储部署物联网设备，记录库存变动、温湿度、设备运行状态；在软件端，通过客户APP、小程序自动收集需求偏好、时效反馈，关联业务数据形成客户画像。

（二）加强流程优化与标准化建设

首先，重构流程，以客户为中心精简冗余环节，打通跨部门协同壁垒。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聚焦核心业务，以“客户需求闭环”为目标，绘制全流程价值图谱，剔除冗余环节。其次，推进标准化建设，统一规则体系，实现全国一体化运营。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围绕人、机、物、流程制定统一规范，明确仓储入库标签粘贴位置、扫码频次，运输装卸货物固定方式、载重限制，客户服务的响应时效、投诉处理周期要求等；同时，统一货物分类编码、时效指标定义、客户信息字段，确保数据可比对、可分析[4]。此外，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利用数字化工具固化标准，减少人为干预，在TMS系统中预设“最优路由算法”，强制司机按标准路线行驶，避免因经验导致的绕路行为。

（三）提升资源整合与协同能力

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积极整合资源、提升协同能力，推动资源实现从分散闲置向集约高效转变，促使协同达成从内耗低效向联动顺畅升级，以此降低运营成本，增强全链条服务能力，进而在高端物流市场构筑差异化竞争优势。

首先，聚焦资源整合，破除壁垒，构建一体化调度体系。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需对内部运力、仓储、网点等核心资源进行整合，依托“数字化平台+专业团队”实现统一调度，涵盖运力统筹、仓储整合以及网络优化。与此同时，动态适配资源与业务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搭建“市场需求—资源配置”联动机制，借助大数据分析各区域、各行业的物流需求，精准调整资源布局；推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内部资源调度采用市场化定价模式，激励各部门主动盘活闲置资源，防止资源闲置浪费。其次，强化协同效能，贯通流程，打造端到端的高效联动机制。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推行大业务单元运作模式，依据客户类型或业务场景，对运输、仓储、客服等部门进行重组，确保一个团队负责全流程对接，有效规避部门间推诿扯皮现象。同时，大力推广移动协同工具，为司机、仓管员、客服等一线工作人员配备移动端APP，支持实时上传在途状态、库存变动、客户签收等信息，取代传统的“电话+表格”信息传递模式，将信息同步时效从小时级提升至分钟级。

（四）加强成本精细化管控

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通过成本精细化管理，实现成本管控从被动接受向主动优化转变，降低整体运营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客户满意度，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成本可控、服务稳定的核心优势。首先，重构多维度成本核算体系，实现算清、算准、算细。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打破传统“总分类”核算模式，按照“线路、客户、货物类型、业务环节”对成本进行细分：线路维度每条运输专线单独核算燃油、路桥、司机薪酬、车辆折旧等成本，识别“高成本亏损线路”，针对性优化；客户维度为每个客户建立成本档案，统计运输费、仓储费等显性成本，核算紧急调车、多次改单、异常签收等隐性成本，据此调整服务定价或资源分配[5]。同时，改变按收入占比分摊管理费用、IT成本、折旧模式，按照实际资源占用精准分摊，如车辆折旧按实际行驶里程计提，老旧车辆因维修频繁，额外计入维修损耗成本，避免误判旧车成本核算偏低的情况。其次，全流程精细化管控，靶向降低隐性成本。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搭建成本管控中台，对关键指标设定阈值，当指标出现异常时自动触发预警，并聚焦空载成本、等待成本、返工成本等隐性成本漏洞开展重点攻坚，切实实现降本增效，全面提升运营效率与质量。

（五）注重机制改革和创新

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应破除行政化桎梏，构建决策高效、权责明晰、激励有力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同时统筹兼顾国有资产合规要求。一是推进区域扁平化改革，精简决策流程，压缩管理层级，将“集团—子公司—区域网点”的三级架构优化为“集团—区域中心”两级架构，赋予区域中心线路规划、客户定价、小额采购等方面的自主决策权限；同时，为满足多业务协同需求，由区域负责人统筹协调，整合运输、仓储、客服等业务团队，杜绝部门间推诿扯皮现象。二是明确权责清单，夯实责任主体。通过制定《运营权责手册》，明确运输、仓储、配送各环节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及追责机制，如货物延误若因仓储未及时出库，追责仓储负责人。三是优化考核指标权重配置，将成本管控、资源利用效率、客户满意度等指标的权重上调至50%，安全合规指标权重下调至30%，剩余20%权重用于衡量战略任务完成情况。

（六）补足优秀人才

首先，精准补位，构建“靶向引才+定向育才”的人才供给体系。针对数字化转型、高端业务等核心人才缺口，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可实施精准引才计划。数字化人才重点引进算法工程师、数据分析师、智能系统运维专家，参照民营物流企业薪资水平，依托市场化薪酬特区机制，推行“年薪制+项目分红”的薪酬模式。同时，精简高端人才招聘审批流程，推行“总经理直签制”，对急需人才实行“特事特办”；开辟社会人员招聘绿色通道，允许非体制内人员凭借业绩证明直接竞聘管理岗位，破除论资排辈的隐性门槛。其次，系统育才，分层分类推进，提升现有人才与岗位的适配性。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可搭建全员数字化能力培养体系：基础层聚焦智能工具实操培训，围绕TMS/WMS系统操作、移动终端使用等内容，采用“线上微课+现场演练”的培训方式；进阶层着力培养“物流+数据”复合型能力，开设数据分析、智能调度算法逻辑等课程，组建数据专项小组参与实际项目运作；战略层举办数字化转型专题研修班，研习标杆企业实践案例，深化对技术赋能业务的认知。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字化转型、流程优化、资源整合等方面综合施策下，国有企业综合物流公司能够提升运营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未来，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与管理的不断创新，国有综合物流企业将在全球物流领域发挥更为广泛且关键的作用，为构建高效、绿色、智能的物流体系做出更大贡献，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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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勇，舒良友.基于物流科技的新零售运营效率提升研究[J].物流科技，2025，48（04）：43-45，49.

[3]覃珺.浅议广西农产品冷链物流运营效率提升策略及保障机制[J].物流科技，2025，48（05）：148-150.

[4]胡月琪，张玉召，邓璐媛，等.铁路物流中心运营阶段碳排放计算方法[J].铁道标准设计，2025，69（02）：9-16.

[5]王昊，王磊，顾新桥，等.集群式供应链运营平台物流协同需求动态预测算法[J].信息技术，2025（06）：119-124，130.

临海市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吴慧青

混合式培训模式在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中的实践与优化策略

摘要：混合式培训是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训的重要方式，其能有效提升人才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对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围绕混合式培训模式在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中的运用展开探究：首先，论述其核心价值，即能够适配多元需求、突破时空与成本限制、促进理论与实践融合；其次，指出当下存在融合深度不足、内容适配性欠佳、评估机制僵化、数字化支撑薄弱等问题；最后，提出精准设计培训体系、实现线上线下与实践一体化融合、开展全周期效果评估、依托数字化赋能平台资源等优化策略，为国有企业提升管理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混合式培训，国有企业管理人才，人才培养，优化策略

国有企业肩负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的重任。管理人才是国有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其素质与能力关乎企业成败。传统单一的培训模式，既无法满足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多元化、个性化的成长需求，也难以适应复杂的市场环境。混合式培训模式融合线上线下优势，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紧密衔接，打破时空限制，为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开辟了新路径。线上平台资源丰富，学员可随时获取知识；线下活动聚焦交流互动，助力提升实践能力。混合式培训模式在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对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一、混合式培训在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价值

（一）适配多元培养需求，提升培训覆盖面与精准度

混合式培训模式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有效满足了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多元的培养需求。国有企业中高层、中层、基层管理人员的培养重点存在显著差异：高层聚焦战略决策与领导力等宏观层面的内容，中层注重执行与团队管理能力的培养，基层则着重提升专业技能与基础管理水平[1]。混合式培训依托线上平台，按不同层级需求定制课程，为高层设计战略管理、数字化转型等高端课程，帮助中层提升跨部门协作与资源整合能力，帮助基层以模拟操作、案例分析强化业务技能。这种分层设计模式，不仅扩大了培训覆盖面，还提升了培训精准度，精准契合各层级的实际需求。同时，该模式能够根据不同岗位特性，量身定制个性化培训方案。国有企业财务、营销、人力资源等岗位，对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与知识结构有着不同要求：财务要掌握最新准则与数据分析工具，营销需关注市场与客户关系，人力资源强调组织与职工激励。混合式培训采用线上传授理论知识、线下开展实践操作的方式，例如，针对财务岗位，线上开展财务建模与数据分析教学，线下组织工作坊进行实操；针对营销岗位，线上学习市场动态知识，线下参与模拟谈判等实践活动。这种个性化设计显著提升了培训的针对性，为企业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二）破解时空与成本约束，提升培训效能与性价比

线上平台使管理人员能够依据自身时间灵活开展学习，摆脱了传统培训固定时间与地点的束缚。例如，高层管理人员公务繁忙，难以集中时间参加培训，混合式培训可让他们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线上课程，再借助线下研讨或实践项目深化理解。同时，线上培训的灵活性还能覆盖不同地区分支机构的管理人员，解决地域限制所引发的培训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提升培训的可达性与参与度，为企业节省大量时间及交通成本。另外，传统培训在师资聘请、场地租赁、教材制作方面投入巨大，混合式培训依托线上资源的共享与重复利用，能够大幅度降低这些开支。

（三）强化理论与实践融合，推动能力向绩效转化

混合式培训模式借助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可以有力推动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向绩效转化，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线上平台为管理人员构建了丰富且系统的学习资源库，涵盖视频课程、专题讲座、互动模块等，助力其全面掌握管理基础理论与前沿知识。例如，在线课程通过案例解析、情景模拟的方式，帮助学员理解复杂理论；在实时测验与讨论环节，还能促进知识交流，加深理解的程度。同时，平台能够依据学员的学习进度和兴趣偏好，推送个性化内容，确保理论传授的高效性与精准性。在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方面，线下实践活动发挥着关键作用。国有企业结合实际存在的问题开展实践项目，促使学员运用所学理论制定解决方案，并通过团队协作完成任务。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活动，为学员营造出近似真实的环境，锻炼其决策与解决问题的能力[2]。

二、混合式培训在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融合深度不足

首先，内容衔接不够紧密。部分国有企业混合式培训中，线上培训多侧重理论讲授，与线下实践缺乏有效关联，导致学员学习呈现碎片化状态。例如，在线下开展案例分析或模拟演练时，未能与线上讲授的管理理论形成呼应，学员难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其次，规划缺乏整体统筹。部分国有企业在设计并实施混合式培训时，未从整体层面进行规划，线上线下内容设计缺乏统一性与连贯性，致使学员学习体验割裂，不仅影响培训效果，还削弱了混合式培训模式的价值。最后，教学方法难以实现协同。部分国有企业混合式培训中，线上培训采用视频讲座、在线测试等形式，线下则依靠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但由于缺乏深度融合与统筹安排，各类教学活动未能形成协同效应。例如，线上学习完成后，线下未开展针对性的巩固与拓展活动，学员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较为肤浅，同时教师教学方法也缺乏灵活性，严重影响了培训的整体成效。

（二）内容适配性差，缺乏个性化与战略适配性

首先，部分国有企业混合式培训的内容，未能充分考量管理人员的个体差异，涵盖学习能力、工作经验、职业发展规划等多个维度。部分国有企业在制定培训计划时，习惯使用统一课程体系与标准化教学内容，却忽视了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人员的学习需求。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致使培训内容与学员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难以有效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参与积极性[3]。同时，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管理人员对新兴技术与管理工具的学习需求显著增长，然而现有培训内容更新滞后，难以满足学员对新知识的迫切渴求。其次，国有企业战略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与时代特征，但当前部分国有企业的混合式培训内容，未能紧密围绕企业战略需求，培训成果难以转化为支撑战略实施的人才力量。例如，在推进国际化战略过程中，未针对海外市场开拓、跨文化管理等领域设计专项课程，导致管理人员在应对国际化业务挑战时，专业能力不足。此外，部分培训过度侧重通用管理技能，却忽视了与核心业务、战略目标紧密关联的专项能力提升，致使培训效果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偏差。

（三）评估机制僵化，难以量化培训实效与成果转化

首先，评估指标较为单一。当前混合式培训评估多依赖考核分数、出勤率等传统指标，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员的学习参与度，却难以全面衡量学员的实际能力与培训效果。例如，考核成绩无法体现实践应用、团队协作等能力的提升情况，出勤率更多反映的是参与意愿，而非学习成果。部分国有企业重短期效果、轻长期影响，导致评估结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不足，难以准确反映培训价值，为后续改进提供的有效信息十分有限。其次，成果转化评估缺失。混合式培训旨在助力学员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工作绩效的提升，然而部分国有企业在培训结束后，未深入开展成果转化跟踪评估，无法精准判断培训对企业绩效的实际贡献。部分学员虽掌握了理论知识，却未能有效运用，而企业又缺乏相应的解决机制。最后，缺乏科学评估体系，致使后续培训计划的制定缺乏明确方向与目标，进而造成培训资源浪费，培训效率低下。

（四）数字化支撑薄弱，平台功能与运营服务不足

混合式培训在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中若要切实发挥作用，数字化支撑必不可少。然而，当下部分国有企业数字化支撑薄弱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平台功能与运营服务方面。首先，培训平台功能存在不足，稳定性不足，高峰时段易出现卡顿、崩溃的情况，影响学员在线学习。互动功能单一，学习社区和讨论区缺失，不利于学员间开展交流学习。资源整合力度不够，未能充分利用内外部优质资源，培训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大打折扣，进而削弱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降低了培训模式的吸引力。其次，部分国有企业混合式培训平台运营服务欠佳，技术支持不及时，学员遇到问题时难以及时解决，影响学习效率。学习指导缺少专业导师和个性化建议，学员面对复杂任务时不知所措。对反馈处理的重视程度不足，难以实现优化改进，学员的满意度与参与度随之降低。

三、混合式培训在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中的优化策略

（一）精准化设计，基于需求画像与战略导向构建培训体系

国有企业在培养管理人才时，混合式培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精准化设计培训体系是关键举措，需以需求画像与战略导向为依托进行构建。

首先，在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工作中，精准剖析培训需求，才能为高效混合式培训体系的搭建筑牢良好根基。在开展具体培训需求分析时，除运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外，国有企业还需全面梳理过往绩效数据，借此精准把握管理人才在不同岗位及发展阶段的培训需求；同时，国有企业应紧密结合实际业务场景，围绕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等具体业务活动，明确培训重点内容，制定科学完备的培训方案，为后续培训工作的有序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国有企业需精细绘制管理人员需求画像，清晰展现不同群体的培训需求特征。在此环节，国有企业应严格遵循数据清洗、特征提取、可视化呈现的流程，扎实推进培训需求画像绘制工作。在数据清洗阶段，国有企业要对前期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系统整理与分类，构建结构化数据集；同时，国有企业应注重聚类分析等技术的应用，深入挖掘不同岗位、职业发展阶段培训需求的共性与个性差异，并以图表形式直观呈现这些特征[4]。

最后，国有企业需立足战略导向规划培训内容，紧密贴合企业发展战略，确保培训成效能够有力支撑企业长远目标达成。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应做好培训内容的分层、分类设计。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培训内容需涵盖数字技术应用、数据治理等知识模块；面向国际化发展战略，国有企业应强化跨文化管理、国际市场开拓等能力培养。在整体培训内容规划上，国有企业要保障培训内容的系统性与层次性，遵循先开展基础知识培训，再逐步进阶至高级技能培训的逻辑，满足不同管理者的学习需求。针对上述培训内容，国有企业还应立足岗位实际开展专项培训，切实提升培训效果，强化管理人员的战略执行能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二）一体化融合，深化线上线下协同与理论实践联动

在管理人才培养工作中，混合式培训模式的优化升级，国有企业需以一体化融合为核心方向，着力深化线上线下协同与理论实践联动。

首先，线上与线下协同是国有企业混合式培训的核心优势之一，能够有效突破传统培训模式的时空局限，显著提升培训效率。在推进线上线下培训模式协同应用时，国有企业应立足统一规划与系统设计，推动线上线下内容形成互补递进的关系。线上教学环节，国有企业应借助直播互动、虚拟仿真等多元手段，增强学员参与度，助力其扎实掌握基础理论知识；线下教学环节，国有企业则需依托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方式，强化学员的实践应用能力。例如，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某国有企业为提升职工混合式培训成效，系统推行“线上预习+线下研讨”的培训模式，要求职工先在线上平台完成对应课程学习，随后在线下学习阶段，引导职工深度参与小组讨论，并围绕实际工作中的痛点问题开展情景模拟，以此巩固线上学习成果。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培训实效，更切实增强了职工的问题解决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在线上线下培训方法融合实践中，需统筹考量两种培训方式的学习节奏，可借鉴人卫融合出版平台的成熟经验，明确各阶段学习目标，科学规划线上理论学习与线下实践活动的时间节点，切实增强培训的连贯性与系统性。

其次，除强化线上线下培训方式的衔接外，国有企业还需聚焦理论与实践培训方式的联动管理。在此过程中，企业可邀请行业专家、企业高管等担任实践导师，为职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难题提供专业指导。国有企业可采用“师徒制”模式，实现导师与学员的精准匹配；同时，依托“项目制”等形式，推动企业职工深度参与实际项目运作，并在实践过程中持续积累经验，全方位提升综合能力，为职工的职业化发展筑牢根基。

（三）全周期评估，构建多维度与可量化的评估体系

在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中，科学评估是检验培训质量、推动持续优化的关键环节。国有企业需构建多维度、可量化的全周期评估体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推进。

首先，国有企业要制定多元化评价体系框架，从培训内容、职工参与度以及学习成果转化等多个维度出发，构建完善的考评指标体系，并以数据形式量化训练成果的影响程度，为企业培训优化提供明确方向。针对职工培训内容的评估，国有企业需建立合理有效的标准，通过该标准检验培训内容是否契合职工需求、是否顺应企业长远战略发展要求。同时，国有企业需明确职工参与度的具体指标，如出勤率、任务完成率等；在学习成果转化方面，国有企业既要考查学员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更要结合其实际工作表现进行综合评估，推动培训效果评价形成循序渐进的闭环。

其次，国有企业应落实全过程评价，将职工培训的前、中、后三个阶段纳入评价范围。事前精准掌握受训者的知识储备水平，事中动态跟踪其学习进度，事后持续跟进职工的行为绩效，通过建立实时监测体系及时发现问题并快速处理。在培训效果评估过程中，国有企业还需注重采用综合性评估方法，切实保障培训手段的有效性。

最后，国有企业应灵活运用全周期评估结果。例如，初评结果可作为优化培训的核心参考，助力企业精准调整培训内容与方法，持续完善培训体系，确保培训成果有效落地，进而提升混合式培养模式下国有企业管理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为企业建设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5]。

（四）数字化赋能，升级平台功能与优化资源运营

对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培训而言，在运用混合式培训模式的过程中，教学质量提升与教学效率强化，可借助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来实现。国有企业在实际推进工作过程中，需从平台建设与资源优化两方面发力，确保人才培养工作落到实处。

首先，国有企业可借鉴数字出版单位的建设模式，组建专门研究团队，采用先进架构与技术体系，提升系统性能及用户体验。同时，国有企业需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建设与标准化进程，增强功能灵活性，通过技术迭代弥补现有功能短板。此外，在优化混合式培训模式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应注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应用，在系统中嵌入个性化学习推荐、智能学习诊断等功能，以此显著提升培训平台的服务能力与用户体验。此外，国有企业还需强化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应用，实现对职工问题的自动分析与快速解答，推动职工教育更具针对性。

其次，国有企业在推进数字化升级的同时，应构建完善的数字资产管理流程体系，以此为基础有效整合内外部优质数字资源，并结合学习需求的变化持续优化知识库及培训模式，确保课程内容紧跟行业发展趋势。针对企业实际需求，在应用上述数字化素材时，国有企业应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搭建信息沟通平台，构建开放通畅的信息沟通机制，依据学员需求及市场反馈对现有素材进行筛选与优化，保障素材的时效性与实用性。

最后，国有企业在混合式培训数字平台建设及资源运营过程中，还需加强平台运营团队建设，持续提升团队的数字化管理能力。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应借助数字化手段，对职工培训计划制定、学员管理、资源分配等工作实施全流程自动化管理，实时监控培训设施使用情况，动态优化培训资源配置与调整，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从而改善学员学习体验，为混合式培训模式的持续优化筑牢基础。

四、结语

混合式培训模式具备显著优势，通过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动，为国有企业搭建起灵活且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借助一体化融合、全周期评估、数字化赋能等举措，激发培训活力，提高培训质量，让管理人才知识、技能、素养全面提升。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未来混合式培训模式会持续创新完善，不断为国有企业输送高素质管理人才，助力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稳步向前，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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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强.新时期如何加强国有企业干部人才队伍建设[J].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24（08）：107-109.

中交国际铁道运营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孙玉梅

技术创新引领下建筑企业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研究

摘要：建筑行业发展迅速，但传统粗放的生产与管理模式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构性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此，本文分析技术创新引领下建筑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指出其面临技术标准碎片化制约产业链协同、高成本投入削弱企业转型动力、复合型技术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夯实数字化基础、推广智能建造与新型建造方式、完善协同机制与人才体系、建立知识共享与持续投入机制为核心的结构升级路径，旨在推动建筑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实现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与价值链结构的系统优化，促进建筑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技术创新，建筑企业，结构升级，数字化，智能化

建筑企业经过长期的规模扩张，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大而不强”的结构性矛盾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随着行业规模不断扩大，项目的复杂程度同步提升，传统劳动密集型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多数项目依赖人工经验推进，过程控制易出现偏差，防控难度极高。生产环节粗放特征明显，资源配置效率偏低，浪费现象普遍。技术创新驱动结构升级，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数字技术、智能建造装备以及新型建造工艺应用于施工现场，不仅更新了生产工具，更从根本上改变了项目的组织形态与产业发展格局。

一、技术创新引领下建筑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

（一）推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

以往，建筑企业高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导致其抗风险能力较弱。深度应用数字技术，既能减少重复劳动，又能避免沟通误差；部署智能装备，可提高单位时间的产出效率；落地新型建造方式，则能降低现场作业的复杂程度。技术创新全面渗透到行业中，促使产业结构中技术要素的占比大幅度提高。行业逐步摆脱了对体力劳动与人工经验的过度依赖，转向以数据要素与技术能力为核心驱动力的现代化产业形态。

这种转型不只是生产工具的技术更新，更体现了要素配置方式的系统性变革。随着技术投入占比不断上升，资本、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决定施工效率与项目质量的核心变量。技术密集型特征日趋显著，不仅能降低行业对外部劳动力市场波动的敏感度，还能提高应对成本上升与人口结构变化的能力。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技术要素持续积累，会推动企业竞争模式从价格竞争转向能力竞争，为建筑企业搭建高附加值、强韧性的产业结构基础提供核心支撑。

（二）促进组织结构向扁平化与协同化方向演进

深度应用技术创新，能打破传统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层级壁垒。数字协同平台能打通设计、采购、施工全环节的信息流，信息传递不再依赖人工，项目运作效率大幅度提高。企业组织架构从“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转变为“平台式”的网络结构。部门之间的职能边界逐渐模糊，内部协作更为紧密；行业上下游主体直接对接，供应链的响应效率全面提升。这种紧凑且高效的组织结构，能精准满足现代建筑项目高复杂度、高动态性的管理需求。

从组织运作的逻辑来看，技术创新能显著降低信息获取与决策支持的成本，多层级管理模式逐渐丧失存在的必要。在平台化架构的支撑下，项目团队能依靠实时数据开展协同决策，响应与解决问题的效率大幅度提高。跨部门、跨主体的协作成为常态，组织运作的重心从层级权威转向流程优化。这种变革既提高了项目的执行效率，又推动了企业组织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吸纳外部资源与专业能力明显增强。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协同化，赋予建筑企业管理模式更高的灵活性，为技术驱动的持续结构升级提供组织保障。

（三）助力价值链结构向全生命周期延伸

传统建筑企业的价值链主要集中在施工环节，利润空间被单一环节的价值创造所局限。数字技术打破企业价值创造的边界，向前能延伸到技术咨询、规划设计环节，向后能拓展到运维管理、增值服务领域。许多企业已开始构建自身的数据资产库，模型数据、构件参数以及流程信息，逐渐转化为企业的核心战略资源。技术创新推动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从建造物理实体转向提供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价值链纵向延伸、横向拓展，大幅度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发展稳定性，同时也丰富了行业的价值结构形态。

从价值分配的角度来看，全生命周期价值链能够重塑建筑企业的收益分配模式。企业在规划、设计、运维等环节提供持续服务，能在项目后期获得稳定的收益，缓解传统施工阶段“高投入、低利润”的盈利压力。数据资产持续积累，为企业开展精细化管理与增值服务提供了基础，推动价值创造模式从一次性交付转向长期运营。这种价值链结构的深化，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还推动了行业发展逻辑从单一工程建设转向综合服务，为建筑企业结构升级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技术创新引领下建筑企业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挑战

（一）技术标准壁垒导致产业链协同结构松散

建筑行业具有产业链条长、参与主体多的特点。若缺少统一的技术标准，技术优势便难以转化成产业结构优势。目前行业内，数据格式不兼容、参数接口不统一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设计、制造与施工环节的数据传递存在明显“断点”，数字化协同模式无法真正落地。技术标准碎片化，阻碍了产业链上下游主体的深度融合，行业结构长期处于松散、割裂的状态，难以形成产业整体合力。

从产业治理的角度来看，部分建筑企业缺少技术标准，本质是治理体系不完善、协同机制不健全。不同建筑企业根据自己的技术系统与经营逻辑，建立“封闭式标准体系”。短期内虽能提高内部运作效率，长期却会增加行业的协同成本，降低产业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分散，导致信息在多环节转换中出现失真甚至丢失，返工成本、沟通成本以及管理成本显著上升，数字化工具的规模效应难以充分发挥。这种状态会固化各环节的分工边界，阻碍产业链形成以数据为纽带的协同网络，制约建筑企业从线性分工转向网络化协作结构。

（二）成本投入压力制约企业结构调整的动力

结构升级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而建筑企业普遍利润率偏低，这自然形成了制约。搭建数字协同平台、采购智能施工装备、建设工厂化加工体系，都需要大量前期的资本投入，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很多中小建筑企业缺乏长期资本支持的渠道，难以承担技术转型的风险成本。行业内部技术应用水平的差距日益拉大，产业整体升级的进度也受到了影响。

成本压力对结构升级的制约有明显的累积效应。由于初始投入大、回报预期不确定，建筑企业在作出战略决策时，更倾向于维持原有的经营模式，形成路径依赖。技术投入不足，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运营效率与市场竞争力，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形成“低利润—低投入—低升级”的恶性循环。不同规模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差异，导致技术应用水平出现分层，行业结构不均衡的现象愈发凸显。若缺乏有效的引导机制与成本分担体系，仅靠企业自身投入完成结构调整，建筑企业难以实现整体、协同的升级目标。

（三）人才结构失衡滞后于技术发展需求

技术创新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全新要求，但当前行业的人才结构仍停留在传统工程管理层面，既懂工程技术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数字化转型要求设计人员掌握BIM等新型设计工具，智能化发展需要管理人员具备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工厂化建造模式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能够理解标准化生产流程。人才储备不足、技能结构滞后，成为建筑企业实现深度结构升级的核心瓶颈。

从要素协同的角度来看，人才问题本质是技术体系与人力资源体系发展不同步的结果。长期以来，建筑企业发展更看重实践经验积累，忽视了系统的职业培训，岗位能力更新速度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节奏。现有的职业分工模式较为固化，跨专业能力培养的渠道不顺畅，人才无法适应复合化、协同化的生产需求。高端技术岗位与基层操作岗位之间存在明显的能力断层，严重影响了技术应用的效果。若不通过系统化培训、岗位重构与激励机制优化来升级人才结构，技术创新就无法真正在组织层面落地，直接影响结构升级的深度与持续性。

三、技术创新引领下的建筑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一）夯实数字化基础，构建数据驱动的管理结构

数字化转型是结构升级的底层支撑。建筑企业应搭建覆盖项目全流程的数字化工作体系，避免只用单一软件或进行碎片化应用：在项目策划阶段要融入数字化理念，保证BIM模型信息的完整与准确；采购阶段要依靠参数化数据库筛选产品；施工阶段要通过协同平台实时记录作业状态；运维阶段要利用全生命周期数据跟踪设施使用情况。建筑企业要建立完善的数据清洗、审核与版本管理制度，保证数据在全生命周期内能够顺畅流动、保持一致。构建数字化体系，推动决策结构从“经验主导”转向“数据主导”，提高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与科学性。

建筑企业要从组织与制度层面，系统性重塑数字化管理结构，明确数据在企业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把数据质量、数据共享、数据应用纳入绩效考核与管理流程，让数字资产成为可衡量、可管理的核心战略资源，推动各业务信息系统的深度集成，避免不同部门各自建平台，依靠统一的数据底座与业务中台，实现计划、成本、进度与质量等核心管理指标的实时联动。数据驱动不是单纯依赖技术工具，而是要在管理决策中建立“数据采集—分析研判—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数字化真正服务于管理效率提升与战略决策优化，为后续技术应用拓展与生产方式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在实践中，数据驱动的管理结构要精准对接企业的战略目标。数字化的价值，体现在它与企业决策逻辑的深度融合，服务于成本控制、风险管理与资源配置等核心管理目标，通过制度设计，明确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数据使用权限与责任边界，避免出现“只堆积数据不应用”的形式化问题。随着数据规模与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企业要重点关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通过权限分级管理与技术防护机制，保障数字化体系稳定运行。只有治理结构、管理流程与技术架构协同推进，数字化基础才能真正转化成推动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

（二）推广智能建造与新型方式，重塑生产作业结构

生产方式变革是结构升级的核心。建筑企业要加快落地智能建造体系，利用传感设备实时采集施工现场环境与设备运行状态，依托算法系统识别并预警风险，用自动化机械装备承担重复性作业工序，推动施工现场从“劳动密集场所”转变为“人机协同场所”。建筑企业要大力推广装配式与模块化建造模式，促进设计环节强化标准化设计理念，实现构件工厂化加工、现场装配化施工，推动建筑生产转向工业化流水线模式。新型建造方式能大幅度减少现场作业的不可控因素，加强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智能建造不只是简单的应用技术，而是生产组织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在此过程中，建筑企业施工现场的管理重心会从传统的现场调度，转向对数据、设备与流程的整体协调。建筑企业将BIM技术、物联网与智能装备深度融合，能实现施工过程的可视化管理与精细化控制，有效降低返工率与安全风险；推广装配式和模块化建造，能推动设计、制造与施工环节深度协同，让建筑生产更符合现代工业生产逻辑。这种变革会促使企业在标准体系构建、质量控制流程与供应链管理模式上同步调整，形成以技术为纽带、以效率为导向的新型生产作业结构，为行业整体结构升级提供实践支撑。

从行业层面来看，智能建造与新型建造方式正重塑施工现场的资源配置逻辑。人、机、料三者的配置关系从传统的以“人”为中心，转向以“系统运行效率”为核心进行优化。这种变化让施工组织更依赖前端策划与过程动态控制，对项目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生产作业结构重塑，能减少对临时劳动力的依赖，保证施工质量稳定。随着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建筑生产将更具可预测性与可复制性，为行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完善协同机制与人才体系，优化行业支撑结构

结构升级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完善的支撑体系。建筑企业要强化协同机制建设，制定统一的数据格式与接口标准，打破“信息孤岛”，保证技术成果在产业链上下游顺畅流动。建筑企业要开展跨行业协作，吸纳制造业与信息产业的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成果，提高供应链的整体响应效率。重构人才培养体系是支撑结构升级的核心环节，建筑企业要通过系统化培训、岗位职能再设计与激励机制优化，加快培养具备数字化思维与技术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补齐技能短板。完整的人才结构与高效的协同机制，将为技术创新驱动的结构升级提供坚实的软实力保障。

从深层发展来看，完善协同机制不仅要统一技术标准，更要重构组织关系与利益格局，构建开放型合作平台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新技术联合研发与示范应用，降低单一企业的创新成本。人才体系建设要打破传统工种划分的界限，把技术理解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与工程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形成多层次、多梯队的人才结构。企业管理者自身的数字素养至关重要，其对技术价值的理解程度，直接决定组织转型的深度与成效。协同机制与人才体系同步优化，能为结构升级提供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与智力支持。

协同机制的不断深化，推动行业支撑结构从单一企业能力竞争转向体系化能力竞争。协同程度提高，能缩短技术从研发到应用的传递路径，加快创新成果的扩散速度。优化人才体系不只是补充数量，更要注重能力结构的适配性。持续学习机制与跨岗位成长通道，能增强从业人员对新技术的理解与接受度，减轻技术变革带来的组织摩擦。协同机制与人才体系良性互动，是支撑结构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

（四）建立知识共享与持续投入机制，保障结构升级的长效性

避免结构升级流于形式，建筑企业应建立健全长效保障机制，确立连续的技术投入逻辑，通过预算专项化管理，保障数字化与智能化建设的资金支持，避免短期行为。建筑企业要构建完善的知识管理与复盘体系，建设企业级知识库，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技术经验、数据资产系统沉淀下来并在内部进行共享，避免经验随项目结束而流失。持续积累知识、迭代技术，能帮助企业形成稳定的技术逻辑，推动行业结构在动态调整中不断优化升级。

持续投入机制的核心，是把技术建设纳入建筑企业长期战略规划，而非当作阶段性任务。企业要结合自身发展目标，制定分阶段的技术演进路径，保证投入方向具有前瞻性与可延续性。知识共享机制要打破部门与项目的界限，通过标准化模板、案例复盘与内部交流平台，提高隐性经验转化为显性知识的效率。持续积累知识资产，能帮助企业形成独特的技术能力与管理优势，增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制度化的投入保障与系统化的知识管理，能推动结构升级从短期调整转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从长周期来看，知识共享与持续投入机制是避免结构升级“阶段性反复”的关键。通过制度化的复盘与评估流程，建筑企业能及时发现技术应用中的偏差与不足，为后续优化调整提供依据，增强企业的结构韧性。建筑企业不断累积技术、经验与数据，能帮助企业逐步形成能力体系，让结构升级不再依赖个别项目或个人，成为稳定、可复制的内在运行机制。

四、结语

建筑企业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转型期，数字技术、智能建造装备与新型建造方式的融合应用，为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提供了全新可能。在技术驱动下，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与价值链结构完成系统性转变，企业生产方式也同步实现迭代升级。坚持技术创新引领，辅以科学完善的路径规划与保障体系建设，建筑企业必将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成功实现结构升级，从而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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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兴建设有限公司 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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