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作，明确要求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境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土地大市场构建是一个重大现实难题，难能可贵的是全国城市改革发展在这方面已实现突破。总的看，从1987年起我国对城镇土地大市场构建的探索、建立和完善来之不易和成功有效，其实践是有历史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开创性的，可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思想理论操作上进行深入提炼并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进行完整解释。对此要完整准确把握，以指导新的改革实践。
从历史考察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土地市场的构建有特殊性，需要力求符合历史规律。在全国城镇土地大市场的构建上，是有三个社会进步内在要求的。一是把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情况作为起点，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原则，把实行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作为基础，深入把握对整个土地市场建设影响深远的制度理想和长期不变的制度根基。
二是把依法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竞争、高效的土地市场作为标准，把改革开放后的有领导有组织有规范地正式构建土地市场作为突破口，把科学构建具有先进性的社会主义土地市场、在改革中把激励机制搞对和大幅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招引高效率经营主体并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化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又增进土地利益分配公平（让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人支付合理足够代价及实行分类保供）作为要求，大力推进由国家、政府和集体在土地市场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完善公共服务、由个人及家庭和单位通过市场竞争交易分配和使用土地以创造新增加值，以及在个人及家庭和单位之间建立对土地使用的排他性以获得收益保证等。
三是把与时俱进更好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粮食安全和社会发展的用地需要、控制土地成本和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及土地利用率作为目标，把激励勤劳创新致富、打破“平均分配”“大锅饭”、加强耕地保护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等作为任务，把着力化解我国新时代土地市场构建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重点，不断完善全国土地市场体系建设。
从历史逻辑分析，我国城镇土地大市场构建的基本思路符合历史规律。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看，这项改革后形成的新土地制度体系与以前相比，不是完全推倒重来或“改旗易帜”，而是坚持“守正创新”及“大量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做到了既有重大变化、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的时代变化需要不断改革调整，又有所不变、在坚守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发展理想等方面一脉相承。
一方面，其改革是为了解决现实重大问题。主要是与时俱进抢抓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国内外发展机遇，及时有效保障工业化、城市化和其他国家经济建设中的新土地供应、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并处理好土地利益关系。在改革后的新土地制度体系中，对城市土地全民所有制进行完善，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进行改变，对土地权利及转移制度进行创新，改变了城镇土地使用制度和配置体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并建立了相关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用途管制、收购储备、开发整理、土地金融制度等，创建了“新体制土地”及“新方式土地”，实现全国城镇土地大市场从无到有、有效运行并在现代化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其改革不是“改旗易帜”。在改革后的新土地制度体系中，坚守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土地制度作为调节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基础工具，贯彻“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及价值规律在经济中发挥调节作用的理论，处理好土地要素和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关系，推动将土地成本及土地要素的收入分配降到最低、提高劳动者收入及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努力“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理论考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市场的构建具有复杂性，需要注重科学合理先进。在全国城镇土地大市场的构建上，是有四个原理方法应完善创新的。一是在土地市场建立上拓展关联因素，创新理论框架，把改革土地资源配置体制并处理好土地利益关系作为关键。它以新中国成立和土地公有制为背景，考虑土地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特殊性，在改革中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重视人的差异、地的差异、产权的差异和市场的差异等，从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入手，完善城市土地公有制并改变相关农村土地的集体公有制，由国家牵头组织改革土地资源配置体制，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效高效的土地市场，更好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粮食安全和社会发展的用地需要。
二是在土地产权改革上实行“特定两权分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组织招引高效率经营的社会个体并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化增长中的作用，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推动土地公有制的完善并发挥比较优势。这一权是排他性有限期个体土地使用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收益和处分权，交易产生、由个体所有），是可流转的新产权及市场交易对象。另一权是土地的外部性处理权，即土地使用的排他性设置、排他性个体选定及剩余权（政府行使、由国家及社会所有），它不流转。具体由国家在征地补偿后对新的土地所有权进行拆分并将新产权的界定和流转合二为一，构建全国统一的一级土地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二级土地市场等。
三是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区分两种体制，明确其运行逻辑和所产生的土地权利有本质不同，推动土地市场的公平竞争并保护新土地产权竞买方的合理权益。这一种体制是对土地由国家及集体进行行政分配及行政安排，实行土地无偿使用、封闭管理、坚持公平共享，按行政逻辑运行，其个体土地权利的性质为“国家制造的所有权”或“由国家分配的土地权利”。另一种体制是对土地在国家及政府依法组织管理下由市场配置及竞争交易，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开放竞争、坚持优胜劣汰，按市场逻辑运行，其个体土地权利的性质为“交易产生的所有权”或“从市场买的土地权利”。
四是在土地交易价格形成上遵循价值规律，强调地价由凝结在土地供给中的人的劳动（包括周边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改善的劳动积累或成本分摊）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并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分类管理，着力降低土地成本及对土地要素的收入分配、提升产业就业发展竞争力和增加劳动收入及对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在实际运行中，具体地价主要采取招拍挂及协议出让方式确定，其中交易底价为成本价格，主要反映凝结在土地供给中的人的劳动投入积累（直接成本等），而实际交易价格与交易底价的差额主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稀缺性并由国家进行调控管理。
从理论逻辑分析，我国城镇土地大市场构建的总体设计是科学合理的。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来源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土地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特殊性，以及由国家牵头组织推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土地的所有权具有复杂性，设立所有权的目的在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式是设置排他性使用权和处理与这种权利有关的外部性。由于土地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由“个体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使用的外部性处理权”构成，前者为使用土地的人所有，后者为与土地使用有关的人所有。
一方面，在理论框架上，我国土地大市场的构建涉及土地所有权制度变革。对公有土地的所有权进行改革完善，要拓展关联因素，重视人地差异及市场差异等，首先应处理好使用土地者的个体利益和与土地使用有关的其他个体利益的关系。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矛盾冲突的，难以由政府代表国家或社会清晰界定新土地产权然后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做到既提升效率（将土地资源优先配置给土地经营效率最高的人）又增进公平（让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人支付合理足够代价及实行分类保供）。在城市土地改革中，由于实施了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并建立国家统一规范的城镇土地一级市场，土地的所有权演变为由“排他性有限期个体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使用的排他性设置、排他性个体选定及剩余权”构成，前者为新土地使用者所有，权利的性质和内容是“交易产生的所有权”；后者为与土地使用有关的人或社会所有及由国家控制、县以上政府等具体代表行使，权利的性质和内容是“土地使用的外部性处理权”，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及用途管制、土地利益调控、土地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等。
另一方面，在实践操作中，我国土地大市场的构建现实问题很多。对公有土地配置体制进行改革，要适应社会需求，推动效率提升，切实保障公平，有效破解难题。从城市土地改革的过程看，国家从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入手，实行新老划断，建立土地资源配置新体制及相应运行机制，新土地使用者享有对特定土地的“排他性有限期个体使用权”的所有权，它来源于市场竞争交易“买”而不是由政府行政体制“分”，是由国家立法规范、政府组织管理服务与公开市场交易共同形成的，是一种很稀缺的新土地产权，在整体上是“交易先于产权”或者“交易是新产权界定的必要组成部分”，较好地解决了新土地产权给谁不给谁及其成本价格如何确定等难题。改革后，国家加强了对城市地价的管理调控，因为城市地价其实是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改善的外部性成本与相关的排他性使用土地供应的稀缺性程度的某种反映。这项改革转变土地使用和配置体制，发挥高效率经营个体作用，实现经营性土地使用的外部性内部化，重塑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实践考察分析，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土地市场构建有具体性，需要强调统筹有效操作。在全国城镇土地大市场的构建上，是有四个操作关键需深入考虑的。一是由国家牵头改革，党和政府加强领导组织推动，农村集体组织参与协调，借鉴香港土地市场构建的经验教训，着力建设全国统一的一级土地市场，在此基础上发展二级土地市场等。它不同于主张先清晰界定产权然后再发展市场交易的一般思路，改变了“产权界定→自由流转”的二分改革法，富有智慧而且快速。
二是在政府部门组织推动下，对我国城市土地改革前后的土地所有权进行重新划分和归类管理。它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所有权按照所有权的性质和国家的控制角色划分为“国家制造的所有权”（老土地所有权）和“交易产生的所有权”（新土地所有权）两种类型，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个体所有权和现行的农村集体所有权以及城市改革以前的国家所有权都归属于“国家制造的所有权”，而不是“交易产生的所有权”；把城市土地改革以后经过土地出让形成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属于“交易产生的所有权”，即新土地获得者及使用者依法享有对特定城镇国有土地的“排他性有限期个体土地使用权”的所有权；当然，城市土地改革以后，除了形成“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外，还形成“土地使用的外部性处理权”，即“土地使用的排他性设置、排他性个体选定及剩余权”，由国家或社会所有及政府依法代表行使。
三是着重推进有组织的土地集中，按“老人老办法”（政府行政安排又与时俱进）原则，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实行土地公征及补偿安置。它解决新土地来源问题，对抗“土地私有化”，保护劳动者利益，符合“帕累托优化”。
四是着重推进企业化的土地经营，按照“新人新体制”（开放竞争交易及分类保供）原则，在对土地进行整理规范和规划分类后，对新用地者供地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及协议出让及转让。它推动城镇面貌快速改善，促进工业化快速发展，使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
从实践逻辑分析，我国城镇土地大市场构建的主要做法有实践推广价值。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角度看，这项改革的过程是从“摸着石头过河”逐步转向顶层设计、全面推广和不断完善的，在改革中坚持了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破和立的辩证统一、改革和开放相统一、中央研究决策部署和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贯彻落实的统一，有力解决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加快工业化发展、城镇化建设及大规模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安居等过程中的新土地供给来源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突出矛盾问题，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地方政府具体组织操作的积极性。
一方面，其改革方案实行新老划断，兼顾个人、集体、单位、国家的利益，重视破解土地所有者及使用者之间的相对独立利益不平衡。主要是对依法组织征地、对土地开发整理规划规范、合理出让土地等进行统筹考虑，同时用新体制建立的收益来弥补老办法调整的成本，既有利于“新人”用地、引入“新人新体制”、促进创新创业，又惠及“老人”退地、实行“老人老办法”、坚持公平共享，还考虑了“其他人”的合理利益及积极参与，特别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及就业社保改善等的资金筹集使用，由国家牵头改革和党和政府加强领导组织管理规范。
另一方面，其改革操作的最重要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迄今全国设2846个县级行政区及333个地级行政区和4个直辖市等。主要是这些政府部门的政策贯彻落实能力和综合解决难题（特别是化解“老人”退地矛盾纠纷和推进土地使用从分散细碎转向优化布局集约节约）的能力较强，由其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建立运行一级土地市场及发展二级土地市场等，有利于国家进行集中统一管理，而不同地方之间又有激烈的竞争关系，是一种较好的市场构建组织管理运行架构。
摘要：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现已从大规模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阶段。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是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方向，也是“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安排。在城镇化格局基本成形、“住房不炒”等大背景下，城市如何发展、怎么可持续发展，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认真讨论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现代化人民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一、经济繁荣是城市永续发展的前提
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集中场所，是经济密集地，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人民是城市主体，对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生活环境等充满期待，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人民共建共管共享，是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口和人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应有之义。创新与绿色将引领城市发展。
（一）优化要素配置，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
富有活力的关键在于经济，经济繁荣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要让城市涵养创新，让创新驱动发展。城市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不仅要高效聚合要素、制度精准适配、主体深度协同，还要推动创新成果转化转移。随着我国城镇化由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升，能源资源消耗强度要不断下降，碳生产率要显著提高，实现天蓝地绿水清目标。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相互融合上全面发力，营造创新氛围，增强发展活力。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应当落到经济发展上。城市分布大量研究院所、高等院校，有市场需求、有产业布局，更有人才支撑，是发展要素配置的重要节点。要以创新重塑城市更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并迈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融合。要打通市场与工厂连接，促进交通枢纽、产业集群、城市功能有机衔接，推动信息光电、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集群崛起，促进城市协同发展。
强化基础支撑与示范引领。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成为城市激发创新动能、重塑竞争优势的关键，要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以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如果没有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与成果的高质量转化，难以孕育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有赖于基础性原创性技术突破。要让原创性、前沿性、颠覆性创新成果从科研院校走进企业、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加强品牌建设，强化标准引领、提升国际化水平，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集聚融合，形成“人、城、产”融合发展态势。
（二）发展保护协同，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
绿色是城市发展的底色，美丽城市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系统保护城市地貌、植被、河湖、湿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是城市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动是关键。“降碳”决定长远发展根基，“减污”关乎突出环境问题，“扩绿”覆盖生态修复与保护。减少能耗必然会减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大规模扩绿，不仅能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还能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增长是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基础。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接续打好打赢碧水、蓝天、净土保卫战，推动污水管网全覆盖、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协同污水污泥治理。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重点，健全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和资源化利用体系。稳步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利用能力，使垃圾分类成为社会新时尚。
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城市化与工业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成现代化“两翼”：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需求，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供给。建设零碳园区、绿色工厂、智慧车间，降低万元GDP能耗、水耗、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升产业用地效能，提升城市经济的“含绿量”“含金量”。大力发展风、光、核、生物质、地热等清洁能源，搭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用户的高效沟通、交流与合作平台，凝聚创新资源，开展技术研发、示范工程、标准规范、实验检测、成果转化、国际合作，展示最新创新成果、交流前沿理念，推动产业变革。
建设美丽城市，需统筹谋划、系统实施，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可感受的场景。依托绿色设计实现增绿补绿、城市立体绿化；选用固碳能力强、寿命长、适应当地气候特点的植物，构建接近自然、混交的植物群落；通过生态修复，提升绿色空间生态服务和碳汇能力。促进不同空间有机融合，绿地与水系结合，让生态空间成为市民生活的公共会客厅，成为百姓故事发生地，让居民“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走出家门就能步入自然环境。物业管理服务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日常管理之中，并成为“无废城市”建设、“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开展社区文化活动，落实文明公约，培育家园意识，涵养社区文明，让社区成为城市文明的窗口。动员公众参与，让市民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者、共建者、受益者，让现代化人民城市璀璨绽放。
二、丰富内涵是城市更加宜居宜业的前提
宜居、文明、韧性，是城市内涵的体现，也是重点发展的内涵。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
城市宜居与否，取决于居民住房是否舒适，生活服务是否唾手可得，交通通讯是否方便，生态环境是否宜居等方面。人民是否满意是城市管理和服务标尺；从城市规划、功能分区、建设到运行、服务和治理，从提升房产“硬件”到增强管理“软实力”，都要回应市民需求。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满足居民衣食住行游等方面的需求。烟火气是城市舒适便利的一部分，地摊因部分居民需求产生；巴黎、伦敦等世界级大都市都有“地摊”，并未影响其旅游、国际金融中心等地位。我国也应顺应民意允许各种形式的地摊存在。
建设人民满意的“好房子”和“小而美”的市政工程。推动老旧街区、厂区和低效楼宇等的改造，实施群众改造意愿强、资金能平衡、征收补偿方案成熟的城中村改造，因地制宜地配建和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广分布式能源和充换电设施网络化布局，补齐停车难等短板。因地制宜开展供热设施改造升级，让供热“暖身更暖心”。健全自然与人文共融、城市与山水共生的全域绿地体系，科学合理、节俭务实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增量结构调整和存量品质提升，满足全龄全时段休闲健身、观光打卡需求，利用边角地、闲置地块，融入健身器材、阅读角、民谣墙等共用设施，让每一细节都尊重人民、尊重生活，全力打造可感可及的生活环境。建设“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要防止“重发展轻民生”“重面子轻里子”倾向，以满足市民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需求，让居民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二）滋养繁荣文化，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文化是文明的灵魂和基础，为文明提供思想、精神和价值观念等支撑。文明城市，是一种赋予城市发展的生生不息力量，是人文精神。城市生活是文化的，城市文化是生活的。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就要将文化基因融入城市肌理，将文脉嵌入城市风貌，将精神文明植入市民行为，发展形成与现代化人民城市相应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推动城市发展从硬件升级向软实力攀升，从基础设施建设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
完善历史文化传承体系。厚重的历史文脉是城市的宝贵财富，是崇德向善文明风尚的根基。要系统梳理城市历史渊源，把准城市文化脉络，挖掘、培育和繁荣城市文化，让城镇人文精神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和谐共生，形成城镇形象及气质；以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气象新作为，让历史文化和现代元素融为一体，既让城市肌体更健康，也提升城市气质品质。珍惜和保护独特的宝贵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提升城市风貌整体性、协调性、和谐性，避免创造性破坏或建设性造假，让城市留下记忆，让城市体现发展的脉络。
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建立与历史文化保护相匹配的城市设计制度。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擦亮城市品牌，体现在地理特征、历史角色、文化底蕴、经济实力、产业优势、人文风情、发展前景等特征之中。以精细化更新替代大拆大建，把历史文化片区作为有机整体，对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进行规划和管理，坚持保护第一，做到应保尽保、以用促保。推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组群整体性保护和科学开发利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历史积淀作为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和宝贵资源，从中汲取丰富营养；以精神文明赋能城市转型发展，为现代化人民城市注入灵魂。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融入先进文化之中；从改善文化环境、夯实文化基础、优化文化滋养等方面，形成鲜明的城市文化特色和亮点。
（三）提高防灾能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
安全是市民第一需求。在遭遇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外部冲击与内部风险时，要具备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及时恢复核心功能，不断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等风险挑战，筑牢更加坚实的安全发展根基。统筹城市更新和韧性城市建设，构建“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的防洪排涝体系，实现新城区不“看海”、老城区不积水的目标。对老旧道路桥隧进行安全韧性提升改造，以“内涝风险一张图”“排水防涝一本账”为重点持续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以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推进城市燃气安全整治，完善城镇燃气、房屋安全等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推动既有建筑安全治理，完善危害隐患大的工程安全管控体系。
坚守安全底线。结合城市功能区点、线、面特点，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城市公共安全网。按照平灾结合、防控一体原则，提升监测预警、预防救援、应急处置、危机和风险管理等能力，形成全天候、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汇集城市防汛、森林防火、食品安全等领域数据，强化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专业化、常态化维修养护管理；建立覆盖消防、防汛、高空坠物、治安防范等的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机制。加强应急预案制定与演习演练，让物业成为守护社区安全、支撑城市韧性的坚实前哨。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重塑城市安全防护体系，让城市生活更安全、居民更放心、城市更可持续。
确保食品安全。坚持分类实施、对症下药的原则，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治理和溯源体系，实现从田头到餐桌的绿色化和安全性。重视公共安全事件信息披露，采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实现由单一灾害分析向多灾种耦合评估转变，由单一专业单一部门孤军作战向多专业、多部门、多元主体协同作战转变升级，建设一体化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从资源保障、信息沟通、风险预警、应急协调、恢复重建等方面完善联动机制，提升危机响应应急能力。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通过有组织的努力，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三、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智慧城市的集中体现
让居民有休闲、健身、娱乐之地，城市治理应更加包容和人性化。只有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支撑城市日常运营，方能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优化城市结构，建设高效便捷的智慧城市。
（一）统筹协调优化，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
优化城市结构，包括城市空间结构、规模布局、产城结构等。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谋划之年，为优化城市结构带来了极大机遇。要系统规划，按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原则，科学布局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一些城市一下大暴雨就“城中看海”，一些城市受“滑坡”等灾害威胁，一些城市布局不合理出现“潮汐式”堵车。因此，应前瞻性编制“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利用规划，注重统筹协调、特色发展、集约高效、治理投入，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提升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水平，在新质生产力上创造新实践、取得新突破。
让建筑成为美丽城市的构成。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体；不仅要亮丽的建筑“硬件”，更要精细化的管理“软件”。无论是新市更新还是旧城改造，均要聚焦居民需求，建设集约型综合管廊，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城乡供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布局；建设以轨道交通为快速干线、公共汽车为衔接、共享单车和人行道配套的道路体系。发展智慧物流，建设智慧停车场，减少车辆空驶率。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建设环境更宜居、服务更友好、产业更兴旺、人文更深厚、治理更高效的小城镇，构建城乡共荣、共富、共美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城市不仅要有适度的人口、繁荣的经济，更要井然有序又不失活力。城市，承载着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从城市构成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促进绿色建筑的规模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发展转型、治理增效，向内部向存量向管理求动力、挖潜力、激活力，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因时因势应变，发挥城市最大功能。
协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平台、事业舞台，让城市不仅有风度，也有温度。加快中小城镇和农村饮水、公路、电网和危房改造等设施建设，增强居民归属感、获得感、安全感。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善进城农民工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条件，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体系。农村是城市的重要支撑，是“米袋子”“菜篮子”之所在。要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发展粮经饲统筹、种养加一体、农牧渔结合的现代农业，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协调发展新格局。
（二）提升治理能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
加强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精准快速获取居民、企业在交通拥堵、行政事务、环境治理、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痛点卡点堵点，让智慧城市建设围绕并服务人民需求，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居民幸福感。数字化、智能化成为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要统一标准规范，汇聚交通、能源、供水供气、环境、气候等数据，推动数据全面共享和及时更新，打破信息孤岛。强化网络安全防护，保障关键信息设施安全；加强“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既有基础设施韧性，提升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响应能力。
以居民幸福感为准绳。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政府引导、资源盘活、市场主体、共创共享”为原则，完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为市民提供广覆盖、多层次、差异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坚持党建引领，运用“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运用柔性治理，牢牢兜住民生底线，加强与城市智能中枢系统等现有平台系统有效衔接。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目标为引领、以问题为导向、以数据为基础、以服务为手段，实现城市治理更高效、服务更便捷、运行更安全、发展可持续。
强化治理能力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开展数字家庭建设，以住宅为载体拓展智能家居产品应用，推动传统家居产品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改造。健全多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完善议事协商参与机制，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直达基层社区，精神文化产品和活动直达社区、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开展文明城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大家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在落细、落小、落实中内化为市民日用不觉的文明习惯，外化为城市可观可感的文明图景。
健全投融资机制。现代化人民城市，不仅需要外在美，更需要内在活力足。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化投融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政策传导、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技术协同，协同推进土地、金融、审批等政策制定与实施，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留有足够资源和空间；当前的投资要产生短期效益，更要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只有抓住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机遇，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城市管理系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要从为人民谋幸福这个初心出发，把民生小事当成头等大事，解决老百姓感受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形成城市系统、城市环境、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将中央擘画的城市发展蓝图细化为一项项暖心服务、一次次安全保障、一处处环境美化、一个个和谐智慧场景，让一座座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原副巡视员、研究员 周宏春
规划、制度、人才“三位一体”推进城市服务业扩能提质
城市是服务业最集中、最活跃的空间载体，也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十五五”时期，应准确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新要求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新变化，紧紧围绕“扩能提质”这一核心主题，聚焦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两大重点领域，强化规划、制度、人才“三位一体”保障，持续提升城市服务业的质量和效率，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稳就业的压舱石，其发展规模与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容、结构不断优化、效益稳步提升，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吸纳社会就业、改善民生福祉的核心阵地。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其列为全年重点任务之一。全国服务业大会进一步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为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
城市是服务业最集中、最活跃的空间载体，也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服务业不仅深刻重塑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功能布局，更直接决定着城市的竞争力和居民的民生获得感。“十五五”时期，应准确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新要求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新变化，紧紧围绕“扩能提质”这一核心主题，聚焦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两大重点领域，强化规划、制度、人才“三位一体”保障，持续提升城市服务业的质量和效率，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一个转型：城市服务业功能定位与价值内涵的深层跃迁
城市服务业何以成为城市发展的战略支点，需要从其角色演变的历史脉络中寻找答案。长期以来，城市服务业被简单视为工业的附属配套或居民生活的补充供给，发展思路局限于“满足基本需求”“补齐配套短板”。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城市服务业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全局性转变，这一转变本质上是城市功能定位与价值内涵的深层跃迁，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从被动配套转向主动赋能
在传统产业分工体系中，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依附于制造业，其发展规模、服务内容均由下游制造业需求派生，处于“跟随式”发展状态。而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产业融合日益深化的今天，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检验检测、知识产权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从产业价值链的“后端配套”走向“前端引领”，从“跟随者”转变为“引领者”。高水平的专业服务能够产生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有效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创新门槛，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实践证明，一个城市可以没有大型工厂，但不能没有一流的科技服务，因为后者直接决定了城市产业生态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现代产业竞争已超越单一技术、单一产业的较量，演变为产业生态系统整体效能的比拼，而支撑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商业化落地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正是决定未来城市产业竞争格局的“隐形基础设施”。从全球城市发展经验来看，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无一不是以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支撑，依托金融、科技、商务等高端服务，形成了对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的配置能力，奠定了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从单一供给转向场景融合
传统服务经济学将服务视为独立的产品，消费与供给边界清晰、互不关联，服务供给多以标准化、同质化为主，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但在现代城市发展中，服务与空间、文化、技术等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供给模式的局限，形成了兼具功能价值与情感价值的“服务场景”。例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本质是将养老、托育、家政、餐饮等便民服务，精准嵌入居民的日常活动路径和生活节奏，实现就近可及、便捷高效。城市文旅消费则是将服务体验与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深度绑定，让游客在消费过程中感受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实现“功能消费”与“情感体验”的双重满足。这种场景融合不仅能够满足居民的基本功能需求，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编织社区的信任网络、强化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城市的社会资本。城市服务不再只是“被消费的物”，而是“被体验的场景”，其价值维度从单纯的功能满足延伸到情感认同、身份归属和生活品质提升。
（三）从局部循环转向系统枢纽
城市服务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和乘数效应，是城市经济运行的“中枢神经系统”。金融服务精准配置城市资本、优化资源流向，物流服务连接城市内外供需、畅通经济循环，信息服务降低城市交易成本、提升运行效率，这些服务相互联动、协同发力，共同决定城市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实践证明，城市服务业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出，就可带动上下游多个行业同步增长，是吸纳城市就业的重要渠道。在城市经济循环中，发达的现代服务业能够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从而增强城市对各类资源要素的吸引力、整合力和辐射力，推动城市从局部经济循环融入区域循环、全国循环乃至全球循环。
两大重点领域：城市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
城市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离不开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这两大引擎的协同发力、双向赋能。其中，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关系居民日常生活，决定城市的民生温度与居民幸福感；生产性服务业聚焦产业升级，体现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同时，城市生活性服务业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本和广阔消费场景，筑牢发展根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为生活性服务业提供技术支撑、资金保障和基础设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只有推动二者协同联动、深度融合，才能推动城市服务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聚焦民生温度，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升级
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直接面向城市居民，聚焦日常生活需求，主要包括养老服务、托育服务、家政服务、健康医疗、文旅体育等领域，是“投资于人”的直接载体，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宜居程度和人口吸引力，也是推动城市消费升级、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当前，我国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正面临人口结构转型、消费需求升级带来的重大机遇，同时也存在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的现实挑战。
从需求端来看，城市人口结构深刻转型带来相关需求的井喷式增长。据民政部数据，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0%。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城市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高品质的爆发式增长；同时，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需求也十分旺盛。此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个性化、专业化、品牌化、便捷化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为生活性服务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从供给端来看，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供给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例如，一些地区普惠性养老托育服务资源不足、价格偏高，难以满足普通家庭需求；家政服务行业“小散乱”现象普遍，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服务标准不统一、信用体系不健全；城市内部以及城乡之间、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的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
面向“十五五”时期，推动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服务供给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让城市更具温度、更有质感。重点应聚焦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完善城市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城市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大力发展智慧养老、社区养老，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加快发展城市普惠托育服务，完善托育服务标准规范，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
二是提升城市家政服务品质。规范城市家政服务市场秩序，健全家政服务标准和信用体系，推动家政服务职业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鼓励发展智慧家政，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服务匹配、质量监管，提升家政服务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三是优化城市健康医疗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城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及时转诊”；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优化医疗服务流程，优化预约挂号、在线问诊、药品配送等服务，改善就医体验，满足城市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四是丰富城市文旅体育服务。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开发特色文旅产品和线路，培育夜间经济、假日经济、研学经济等新增长点；推动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开放共享，发展群众性体育服务，完善健身休闲设施布局，满足居民健身休闲、文化娱乐需求。
（二）聚焦产业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城市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数字服务等领域，贯穿于城市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各环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程度，直接反映城市的产业能级和辐射能力，是推动城市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关键支撑，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新兴经济体加速追赶，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产业融合成为发展主流，我国制造业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关键时期，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空前迫切。
面向“十五五”时期，推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核心是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城市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重点应聚焦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做强城市科技服务业。聚焦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培育一批专业化、高端化、国际化的科技服务机构；推动科技服务与新技术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为城市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优化城市金融服务业。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推动城市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提升金融服务的质效和覆盖面。
三是提升城市现代物流服务业。加快建设城市智慧物流、绿色物流、供应链物流体系，提升物流运行效率；推动物流与电商、制造、贸易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供应链金融、供应链管理等新业态、新模式，降低城市物流成本，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
四是发展城市高端商务服务业。培育壮大咨询策划、法律、会计、审计、人力资源、会展服务等高端商务服务业，提升城市商务服务的专业化、国际化水平。
支撑保障：推动规划、制度与人才“三位一体”
促进城市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系统性、全方位的支撑保障。其中，通过规划引领解决城市服务“往哪放、怎么布”的空间布局问题，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城市服务“让不让、顺不顺”的发展环境问题，通过人才支撑解决城市服务“谁来干、干得好”的能力提升问题。三者共同构成城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为城市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支撑。
（一）加强规划引导，优化空间布局，实现服务资源精准匹配
城市服务业高度依赖空间布局，不同类型的服务对区位、配套设施的要求差异显著。例如，社区便民服务需要步行可达的空间范围，物流分拨需要交通便捷的城市近郊区，科技服务需要靠近科研院所、产业园区的创新空间。然而，当前一些城市仍然缺乏专门的服务业空间规划，导致服务设施布局与人口分布、消费需求、产业布局存在错位等情况。
随着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城市服务业规划思路需要做相应调整，强化精准匹配、高效利用，优化空间布局。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结合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求，编制各类城市服务业专项布局规划，明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布局定位和生活性服务业社区级配置标准，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服务业空间结构，推动城市服务业集聚发展、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
二是推动资源精准匹配。立足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密度、消费需求、交通条件等因素，推动服务资源与城市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在新建城区和大型居住区，将便民服务设施纳入强制性配套要求；在老旧城区，结合城市更新行动，盘活存量空间，补齐便民服务设施短板，提升服务可达性。
三是促进用地混合利用。探索服务业用地混合利用模式，把握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趋势，推动城市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等存量空间改造为服务业载体，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功能复合度；鼓励在城市产业园区配套生产性服务设施，在城市居住区集中布局生活性服务设施，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四是健全监测评估机制。建立城市服务业空间监测评估机制，定期评估各类服务设施的空间覆盖率、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根据人口流动、消费升级、产业转型等变化，动态调整空间布局和政策措施。
（二）深化制度改革，破除隐性壁垒，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当前，城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多重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了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在市场准入方面，城市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对社会资本仍存在“玻璃门”“旋转门”，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在标准体系方面，城市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的服务质量标准、价格规范、纠纷处理机制尚不健全，消费者维权困难，影响服务行业公信力；在对外开放方面，国际要素流动效率仍然不高，服务业扩大开放仍有很大空间。
破解这些难题，关键在于深化制度改革，破除隐性壁垒，营造公平竞争、便捷高效的发展环境。
一是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清理城市服务业领域的隐性壁垒，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推动职业资格跨区域互认，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人才自由流动；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服务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二是完善标准体系。推动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或完善，建立服务质量评价和公示制度，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品质。
三是扩大对外开放。用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目前试点任务涵盖电信服务、医疗康养、金融、商贸文旅等领域。建议推动更多城市主动对接试点政策，以制度型开放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服务”品牌，提升我国城市服务业的国际影响力。
（三）强化人才支撑，壮大专业队伍，提升服务质量水平
人才是城市服务业的第一资源，也是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城市服务业面临双重人才困境。一方面，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托育师等生活性服务业岗位“招工难”，供需矛盾突出；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岗位“匹配难”，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需要一批兼具专业能力、创新思维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但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的情况，企业面临“招不到、留不住人才”的难题。此外，服务业从业人员职业发展通道不畅，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一些传统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字素养偏低，难以适应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强化人才支撑，关键在于将城市服务业发展与建设人才友好型城市统筹起来，围绕产业需要，进一步健全“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全链条人才工作体系。
一是加大紧缺人才引进力度。将养老护理、托育、家政等民生领域紧缺岗位纳入城市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给予从业人员一定的政策倾斜；面向生产性服务业高端人才，实施更具吸引力的引进政策，集聚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前沿技术的高素质人才。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育人。支持职业院校与城市服务业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三是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建立城市服务业技能人才职级晋升和薪酬指导体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明确晋升路径；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注重人才的能力、业绩和贡献，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健全薪酬保障机制，合理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薪酬待遇，增强行业吸引力。
四是提升行业社会认可度。通过宣传引导、技能大赛、荣誉表彰等方式，宣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先进事迹，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加强对平台经济从业者、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规范灵活用工关系，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城市服务业发展。
五是提升数字技能。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帮助传统服务业从业人员掌握智能终端操作、线上平台使用、数据分析等基本技能，缩小“数字鸿沟”；鼓励从业人员主动学习，提升数字素养，适应数字化服务发展需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赵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常含笑
| 宏观纵览 2025年以来全国生活服务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节假日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春秋假等特色假期促消费效应显著，跨城消费的贡献率提高，文旅消费热点由单一品类向综合场景转换。但与此同时，我国生活服务消费呈现餐饮、住宿等细分行业走势分化，结构性调整特征突出，体验经济供给同质化等趋势。推动我国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建议要引导和支持跨业态融合创新，强化服务消费对商品消费的带动作用；引导服务供给多元化、差异化发展，破除同质化竞争困局；加快服务消费智能化，培育数智驱动的消费新场景；依托演出赛事经济、夜间经济，充分发挥多业态联动作用。 2025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的总体发展特征 （一）全国生活服务消费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服务消费是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对于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消费的发展情况，本文利用美团平台上跨年可比的商户样本计算不同类别消费指数变动（同比）情况。根据美团平台的交易数据，2025年全国生活服务消费综合指数同比增长7%，其中，酒店住宿、餐饮消费增速相对平稳、休闲娱乐消费增速较快。 2026年以来，全国生活服务消费呈现温和增长态势。对比2025年第四季度，在春节超长假期带动下，2026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餐饮、酒店住宿消费指数同比增速较2025年第四季度分别扩大0.4个、2.3个百分点；休闲娱乐消费同比增速相对有所回落，主要原因在于2025年初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带动的电影消费导致基数较高。 （二）节假日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春秋假等特色假期促消费效应显著 根据美团平台实际数据统计（除特别标注外，以下所有数据出处相同），2025年法定节假日期间生活服务消费的增长率较非节假日高出约8个百分点。其中，春秋假等特色假期具有明显的消费促进效应。2025年11月，浙江、四川等多个省份试点推行秋假制度，在秋假集中落实的当周（2025年11月10日至16日），浙江和四川两省生活服务消费均有所增长，增速加快。外出旅游是居民跨城消费的主要途径。在秋假当周，浙江游客在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产生的跨城消费环比增长70.4%，四川游客在重庆、陕西、云南等邻近省（市）产生的跨城消费环比增长127.2%。2026年部分省（市）首次推行中小学春假，与清明节假期衔接，形成家长与子女共同休假的时间窗口，有效带动居民出游及亲子体验需求提前释放。数据显示，清明节前（4月1日至3日）全国跨城消费规模同比增长42.4%，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29.1%，亲子场景消费同步活跃。 （三）跨城消费贡献率提高，文旅消费热点由单一品类向综合场景转换 跨城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美团数据显示，2025年外出游玩、商务出差的异地游客数量同比增长7.5%，这部分消费在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为22.1%，较2024年提升1.3个百分点。2026年第一季度，跨城消费延续增长势头，旅游市场呈现“旺丁又旺财”的发展态势。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外出游玩、商务出差的异地游客数量同比增长8%，异地总花费同比增长16%。 文旅消费热点由单一产品向综合场景转变。近年来我国文旅消费呈现“单一品类引爆一座城市”的鲜明特点，如“淄博烧烤”“哈尔滨滑雪”“天水麻辣烫”“泉州簪花”等，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成为驱动城市文旅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2025年以来这一特点发生变化，由单一特色产品“出圈”的“网红”城市有所减少，反之，营造沉浸式的综合文化体验，逐渐成为地方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关键，演唱会、体育赛事、漫展等带有文化属性的综合场景或新业态成为城市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例如，江苏省通过“苏超”赛事形成“体育+文旅”消费生态，有效激发了生活服务消费活力。“苏超”决赛期间，南京市异地消费同比增长27.7%，显著高于决赛前一周水平。广东潮汕地区的美食、英歌舞、工夫茶等多元在地文化“出圈”，带动潮汕异地消费规模快速增长，成为2026年春节假期出游地“顶流”。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团平台上潮汕特色相关关键词的异地搜索热度同比提升78%，潮汕地区异地消费规模同比增长33%，显著高于全国总体水平。游客消费场景也从景区“打卡”向更丰富的场景拓展，游客在潮汕地区的日均消费订单笔数两年累计增速达14%，约为全国平均增速的两倍。 服务体验从“加分项”升级为必要条件，服务消费市场供给向体验驱动转型。消费者的评价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过去，良好的服务体验更多被视为消费过程中的“加分项”，而当前，服务态度、环境氛围、情感共鸣等主观体验感受已逐渐成为消费者评价服务消费质量的关键指标。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涉及个体主观体验的评价词数量占比达15%，较2023年同期提升了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低分评价中个体主观体验词的占比增幅达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服务体验已从消费过程中的“加分项”升级为必要条件，消费者对“体验不好”的容忍度降低。为顺应市场需求变化，当前，服务消费市场供给侧呈现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并行的态势。一方面，商品消费日趋“服务化”，消费者从“买商品”转向“享过程”，以亲身参与、深度体验为特点的“手搓经济”就是一个例子。以“拼豆”为例，这种新消费方式让消费者既能在动手制作过程中获得情绪满足，又能创造彰显个性的文化产品。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美团平台收录“拼豆”类门店数量较2025年末增长了1.6倍，2026年第一季度到店体验“拼豆”的消费者数量环比增长1.9倍。另一方面，一些商家也主动推动消费服务体验的升级，将满足情绪价值的体验式服务深度嵌入既有服务流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差异化发展。例如，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依托地区文化底蕴，将游戏与景区游览深度结合，通过让游客身穿古装、完成任务等方式，提供深度互动、沉浸式体验的旅游场景，受到青年人群的喜爱。 （四）“科技+”为生活服务消费增添活力，“情感型”服务消费业态蓬勃发展 “科技+”为生活服务消费增添活力。当前科技与生活服务业的融合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在事前环节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提升决策效率。相较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涉及的行程规划与决策流程往往较为复杂。例如社交聚餐场景需要选餐厅，旅游场景则涉及餐饮、住宿、景区游玩、休闲娱乐等多个细分项目，在互联网平台手动筛选信息的时间成本相对较高。大语言模型等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消费者可以利用AI搜寻信息、智能化制定行程，有效降低了获取、筛选信息的难度，提升其决策效率。当前，服务消费领域的垂类AI智能体、AI原生应用加速落地，例如，上海推出城市生活智能体“沪小游”，用户只需通过自然语言输入模糊需求，系统即可自动生成出游行程。伴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持续突破与行业场景的深化应用，未来消费决策的智能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二是在事中环节优化消费体验，提升服务品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VR）、裸眼3D、声光电、具身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能够在消费者消费过程中创造更丰富的感官体验、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使消费者产生更深刻的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其消费意愿。一些博物馆陆续推出VR体验项目，使得静态展品跃升为“可进入、可交互、可感悟”的鲜活场景；不少景区在节假日期间推出“夜间无人机表演”“机器人互动”等多样的文旅服务，不仅延长了游客在地停留时间，而且促进了主题餐饮、文创产品等衍生消费。 “情感型”服务消费业态蓬勃发展。以精神愉悦、情感满足为导向的新兴业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情绪治愈型消费，以DIY手工、演唱会、音乐节等体验式消费活动为代表，消费者可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压力、收获愉悦感等情绪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美团平台上提供“疗愈”相关生活服务的线上活跃商户数量同比增长112%。二是社交联结型消费，以低门槛、高互动的消费形式搭建社交联结桥梁，使消费者在共同体验中获得认同感与归属感。青年人群倾向于“寻找搭子/同好”，如餐饮拼单、健身结伴、旅游同行、出游陪拍等。这种轻量化社交方式，既降低了消费门槛，又消解了“一人食”“独自旅行”带来的孤独感，使得消费频次有所增加。三是自我实现型消费，通过运动健身、文化研学游等消费活动，实现兴趣满足、技能提升或认知拓展。以运动健身为例，数据显示，2025年攀岩、球类等休闲运动消费快速增长，美团平台上攀岩馆搜索频次同比增长60%，线上消费同比增长94%，羽毛球、网球等球类运动消费频次合计同比增长超九成。 （五）县域地区消费活跃，商业体供给趋于多元化、综合化 县域地区消费活跃，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县域生活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进程加快，消费活力稳步增强。美团数据显示，2025年县域堂食餐饮、酒店住宿、休闲娱乐消费同比分别增长24.5%、13.6%、47.8%，活跃商户数量同比分别增长9.1%、8.2%、29.6%，增速显著快于城市辖区。县域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亲子游乐、美发美甲、台球运动正成为中高频消费活跃品类，2025年县域相应类别消费频次同比增速均超过三成，增速都高于城市辖区。 商业体供给趋于多元化、综合化。单一商品销售已无法满足县域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商业体数量增多，商业中心商品和服务品类日益丰富。 当前我国服务消费需要关注的趋势 （一）细分行业走势分化，结构性调整特征突出 餐饮客单价总体仍处于下行区间，单体门店经营承压。价格是观察服务业景气度的重要指标。2025年餐饮消费价格持续承压，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突出挑战。进入2026年，餐饮客单价总体仍处于下行区间，尽管春节假期对消费有一定带动作用，但第一季度餐饮客单价同比下降2%左右。全国餐饮门店数量基本稳定，连锁品牌门店经营好于单体门店。数据显示，全国门店数超过100家的中大型连锁品牌店均消费额同比增长7%，而单体门店的店均消费额同比下降16%。 住宿市场总体回暖，但经济型酒店的间夜量、交易额同比均下降。休闲游需求集中释放，带动2026年第一季度酒店客房平均价格触底回升。值得关注的是，在住宿市场总量回暖的同时，不同档次酒店的经营表现明显分化。追踪过去两年在美团平台上持续经营的酒店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高档酒店间夜量、交易额同比分别增长8%、5%，而经济型酒店的间夜量、交易额同比均下降4%左右。 （二）服务消费数智化进程加速，但多数场景仍处于散点式探索阶段 智能技术正在给传统服务模式带来创新，部分相对传统的服务业态积极探索智能技术的应用，催生了一批服务消费新模式。以休闲娱乐场景为例，智能台球馆通过AI教练、AI裁判等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运营；部分KTV品牌上线AI辅唱、AI智能评分、AI修音等功能，将消费者歌唱娱乐体验升级为可分享、可竞技的社交体验。此外，智能技术深刻改变了履约方式。服务机器人已在部分头部酒店和餐厅落地，基于自动驾驶、无人机等技术的智能配送也已在部分城市试点应用。尽管生活服务消费数智化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智能服务在生活服务领域的规模化应用仍需一定时间，多数场景目前仍处于散点式探索阶段，线下场景中的应用落地明显滞后于线上。例如，当前景区中的智能设备大多停留在表演观赏层面，如表演机器人、语音讲解等，距离真正具备“感知—理解—执行”的系统化能力的服务型智能体尚有明显差距，末端配送、实时导览、客流疏导等能够切实改善游客体验和提升运营效能的智能应用落地进展缓慢、覆盖场景有限。此外，AI技术在生活服务业的规模化、规范化应用，还面临垂直场景中的数据采集标准、算法应用规范、人机交互界面标准等行业标准体系尚未建立的挑战。 （三）体验经济供给同质化，对在地文化资源的挖掘不足 当前，游客不再仅仅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体验，而是更希望能在旅游目的地获得沉浸式旅游体验，这对目的地文化的辨识度、体验的独特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适配这一消费新趋势的文旅产品与服务供给仍显不足，部分地区在文旅项目开发时盲目跟风、扎堆模仿，导致宣传话术雷同、旅游产品“千城一面”现象较为突出。例如，景区NPC互动（指非玩家角色与用户或游客之间的交互行为）、沉浸式演艺等新兴体验项目在各地景区集中涌现，一些体验项目重技术包装、轻文化底蕴，对在地文化资源的挖掘不足，难以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地方特色IP。 进一步推动我国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建议重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引导和支持跨业态融合创新，强化服务消费对商品消费的带动作用。例如，大力发展运动健身、体育培训等服务消费业态，以此带动体育器材、运动服饰、营养补给品等关联商品的销售；积极培育休闲娱乐、文化体验、亲子研学等服务场景，激发居民外出消费意愿，进而辐射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文创等业态协同发展，形成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相互促进、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充分释放消费市场的整体潜力。 二是引导服务供给向多元化、差异化发展，破除同质化竞争困局。引导服务业经营主体从追逐流量转向深耕细分赛道与本地特色资源，基于地域文化、特色IP、场景体验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鼓励各地引入数字技术、新业态、新场景，将非遗传承、民俗节庆、地方物产等资源创新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特色产品与服务，提高“一城一品”的辨识度。同时，支持打造一批投资门槛低、参与性强、可持续更新的轻量化消费新场景，形成“以场景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的良性循环。 三是加快服务消费智能化，培育数智驱动的消费新场景。建议从技术供给、场景落地、基础设施三个层面协同发力，大力支持人工智能与服务消费深度融合。在技术供给端，鼓励生活服务平台开发AI原生应用与智能硬件产品，引导企业将资源更多投入于模型能力提升与核心技术突破，确保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行业效率提升与消费体验优化。积极推动普惠型AI经营工具向中小餐饮商家延伸覆盖，帮助其在智能选品、库存管理、精准营销等环节降本增效，缓解经营压力。在场景落地端，打造“人工智能+服务消费”典型创新案例，推动AI技术在线上线下服务场景中同步应用，加快智能配送、智能导览、客流调度等配套设施在景区、商圈、交通枢纽等重点线下场景的部署应用。运用人工智能、VR/AR等光影视觉技术，打造虚实联动、互动性强的体验式新空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快推进低空经济、智能配送等新场景的标准化、规范化，推动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与监管框架，为生活服务业数智化发展提供更稳定的发展预期。 四是依托演出赛事经济、夜间经济，充分发挥多业态联动作用。支持各地举办大型演唱会、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充分调动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消费意愿，并为短期活动提供餐饮、娱乐服务。促进重点城市、商圈服务供给更新升级，加大夜间消费向品类多样化、场景多元化转型的力度，完善“食、住、行、游、购、娱”等在内的多元夜间消费市场，挖掘具有特色的夜间消费场景，充分释放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夜间消费潜力。打造各城市地标性夜间消费集聚区，开发夜间旅游消费“打卡地”，带动周末、节假日夜间消费的活跃度与可持续性。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研究教授、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教授 来有为；美团研究院研究员 陈文曦 孙聪 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的优势所在。用好市场资源和优势，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是当务之急，更是战略之举。“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出专章部署，愈加凸显其重要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在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上接续发力，为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强大的国内市场，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 从国际经验看，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是大国经济发展壮大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19世纪30年代，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通过结成紧密的经济区域，德国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由此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这促进了德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为其在19世纪末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看，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以及持续优化的市场环境是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也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和健全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极大释放了经营主体活力，为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进入新世纪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展开，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加快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进一步形成，推动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持续健全，市场设施互联互通显著增强，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断显现，我国经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展现出强大韧性。 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内需为主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外部需求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加快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是我国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关键举措，也是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抉择，而强大内需体系的形成必须以统一的全国大市场作为空间和载体。 从供给侧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高度依赖新型生产要素的集聚以及应用场景的丰富。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加速创新人才、前沿技术、数据信息等高效配置，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需求与多元场景，不仅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更是创新活力的“孵化器”，为各类创新成果与产品提供广阔的转化和应用空间。 从需求侧看，一方面，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能够推动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竞争、创新竞争、质量竞争，生产和提供更多好产品、好服务，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新需求；另一方面，充分开放的大市场能够促进商品流通和服务标准跨区域对接，提升消费便利度，保障消费者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落实落细各项任务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五统一”，就是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一开放”，就是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在实际工作中，落实落细各项任务举措，必须更加聚焦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坚决破除关键卡点堵点。 更加注重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是各地加快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所在。管好用好政府“有形之手”，明确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边界，设立必要的行为规范，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进而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一方面，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加大对有悖于公平竞争原则、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的查处和惩戒力度，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强化社会监督。另一方面，要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优化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程序，加强对中标结果的公平性审查，推动项目采购招标规范健康发展。 更加注重推进要素资源市场统一。相较于商品市场而言，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建设尚有明显差距，需深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促进要素流动顺畅、组合灵活、产出高效。对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打破部门、地区和不同所有制单位间的流动障碍，畅通人力资源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壮大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增强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于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要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完善数据确权、定价和交易规则，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更加注重推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维护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优化市场竞争生态，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是稳定预期、提振活力的重要保障。针对“内卷式”竞争、低价无序竞争等突出问题，要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推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落地见效，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综合运用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推动重点行业良性竞争；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推动行业加强自律，引导经营者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更加注重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高效联通。打造循环畅通、高效运行的国内市场，以形成对全球先进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带动国内市场规则优化升级，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提高我国对全球要素资源的组织配置能力，不断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具体而言，要发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高能级开放平台引领作用，在投资准入、跨境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先行先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推动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等平台协同发展，构建优势互补的开放格局；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提高大宗商品实物交割、交易定价、产业组织和安全保障能力；积极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削减和取消各类国内市场准入壁垒，推动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综合施策健全体制机制 目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共识不断凝聚，制度“四梁八柱”基本建立，公平竞争理念深入人心，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也要看到，在实际中还存在一些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问题。如，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禁而不止、“内卷式”竞争治而不绝等。解决这些问题要加快完善法规、制度、政策体系和激励相容机制，强化刚性约束、加强协调配合，健全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 健全相关法规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法治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要以统一市场、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法规体系，切实用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让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章可循。一是加快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完善法律框架及配套细则。二是在地方立法基础上，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法律法规制度。三是加快招标投标法、价格法和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规修订进程。四是完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实施细则，提高执法规范性、精准性。 健全统计、财税和考核制度。统计制度方面，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持续完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统计监测制度，推动统计工作客观真实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成效。财税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协调区域利益关系。考核制度方面，持续健全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各地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加快制定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明确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财政补贴行为边界。实施和优化化解重点产业结构性矛盾促进提质升级的政策措施，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促进价格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力，综合整治低价无序竞争。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抽查、举报处理、督查等机制，落实公平竞争审查主体责任。 健全激励相容机制。加强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等“硬联通”设施建设，鼓励区域间建立健全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软联通”机制。支持跨区域联结型地区等强化合作，破除区域壁垒和市场分割。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发展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先行先试，开展差异化探索，促进国内国际市场开放联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 申兵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自首次提出以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内涵持续深化、实践要求不断升级，成为新时代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部署。 蕴含深刻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指充分激发我国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潜力，以做强国内大循环为抓手，在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内生动力与可靠性的同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牵引，全面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赋能、协同共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更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 新发展格局深刻阐明了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自主和开放、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是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一概念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经济循环的单一、静态化的理论框架，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纳入动态循环体系，强调打通经济循环过程中的堵点断点，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循环的内在规律。同时，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势，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新优势。还要看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思路，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基点，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全球共赢。 新发展格局深刻解释了大国经济的特征和优势在于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大国经济发展要夯实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指引。一是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能。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转变传统外向型发展模式，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内需牵引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依托市场优势提升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新发展格局要求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磁吸效应，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通过提升内需体系的稳定性，能够自主决定开放的领域、节奏与深度，实现高质量“走出去”与高水平“引进来”相结合。三是以科技自立自强提升经济体系韧性。新发展格局强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通过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网络，增强极端情况下的生存力和竞争力。四是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新发展格局强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通过做强国内市场为世界创造广阔机遇，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 统筹把握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统筹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际作出的战略抉择，这意味着要加大力度筑牢发展根基、畅通经济循环、破除市场壁垒、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筑牢根基，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大国经济特征必然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近年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80%，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跻身全球前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稳步提升。当前，外部环境发生复杂变化，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全球安全环境恶化，只有立足自身，加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畅通循环，增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求实现供给和需求两端协同联动、总体匹配。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高，但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提升，部分行业存在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新需求，也要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激发需求潜力，牵引供给体系提质升级。 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各地关起门来搞自我封闭的小循环。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从2020年版的123项缩减至2025年版的106项，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完善。与此同时，基础设施衔接不畅、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问题亟待破解。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和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规范市场秩序。同时，也要发挥好地方比较优势，充分调动地方能动性积极性，鼓励各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发展，找准各地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位置。 拓展空间，推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近年来，我国国际循环质量和可靠性稳步提升，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稳固，服务贸易稳居世界前列，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当前，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盛行，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筑墙设垒”增多，个别国家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国际循环波动性加大。新形势下，既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拓展国际循环，也要依托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塑造国际竞争优势。 聚焦重点发力畅通经济循环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新形势下，要坚持扩内需、强科技、促开放、保安全，推动经济循环更加畅通，不断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以做强国内大市场为基础，不断巩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要以更大力度促消费、扩内需，全面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通过稳就业、增收入改善预期，形成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益，夯实国内大循环供给基础，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和重大科技工程，持续加大教育、科技、医疗等投入，增强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发展能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动、合理配置。 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为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基础研究水平。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体系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升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自主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纽带，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质量和水平。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持续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扩大优质商品、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服务进口，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支持企业“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打造更高能级开放平台，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畅通国际物流通道、能源资源通道和数字信息通道，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强化底线思维，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加强防风险和促发展政策协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统筹好全局与重点，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安全和金融安全等，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在实践中，要持续完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健全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监测预警和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提高防范化解外部冲击、输入性风险的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王雪坤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水平，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笔者看来，“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是基于我国新发展阶段和国际发展环境变化、加快建设经济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我国未来10年平均4.5%—5%的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撑，是应对外部变局、赢得更大主动的战略任务。 “十五五”时期，我国应在加快建设消费强国上发力。当前，虽然我国是全球消费大国，但是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等仍有相当大的增长潜力。因此，加快从消费大国走向消费强国，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要将建设消费强国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之举。充分释放14亿多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需要有全面“投资于人”的非常之举。 客观判断建设消费强国的重大作用 第一，以消费强国建设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 一方面，我国已经是世界工厂，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为28%；另一方面，我国消费占全球的比重还不高，最终消费占全球消费比重为12.98%。初步估算，到2035年，如果我国最终消费占全球的比重达到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将新增不少于10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供需叠加的超大规模市场，将助力形成以中国大市场为中心的全球经贸新格局。 第二，以消费强国建设推动形成新经济发展模式。客观看，这些年居民消费率止跌回升，最终消费率从2012年的51.6%提升到2024年的56.7%，居民消费率同期从35.67%提升至39.97%。总的看，“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形成。例如，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2%，低于“十四五”前四年平均水平4.2个百分点。实现建设消费强国的重要突破，是“十五五”加快促进形成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第三，以消费强国建设落实“民生为大”。经过4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乡居民物质型消费得到满足，消费需求呈现从“物质型”向“服务型”升级的态势。2025年，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占比达到46.15%。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高品质服务需求快速增长，这既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建设消费强国，促进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结构优化、消费质量改善，把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放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品质提升上，成为落实“民生为大”的重大任务。 充分估计“十五五”建设消费强国的迫切性 第一，从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是一个大趋势。消费强国是指一个经济体在消费领域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它主要有四个基本标准：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贡献率保持较高水平；对全球消费市场和经济增长有较大贡献。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25年首次突破50万亿元，已经是一个消费大国。应当说，我国与消费强国相比，尚有差距。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规模相当于美国的44.48%，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0.77%。 第二，“十五五”时期着力建设消费强国需多措并举。 一是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到2030年，居民消费率提升至45%左右，消费率达到60%以上，接近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到2035年，居民消费率进一步提升至50%以上，消费率达到65%以上，形成消费主导的新格局。初步估算，届时我国居民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110万亿元，是2024年的两倍。二是明显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内需主导、消费拉动逐步定型。202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到2030年，最终消费贡献率要保持在60%左右；到2035年，最终消费贡献率要保持在65%左右。四是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形成以服务型消费为主导的消费结构。我国正处于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时期。“十五五”我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至50%以上，将带动最终消费规模新增13万亿元，带动居民消费率提升4个百分点；到2035年，我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至55%—60%，将形成以服务型消费为主体的消费结构。五是进口规模明显扩大，成为进口大国。2024年，我国人均进口商品1835.51美元，相当于美国9877.35美元的18.58%。“十五五”如果我国人均货物进口提升到美国的40%，需要实现进口规模倍增，并将成为全球主要进口大国。 第三，重在破解结构性矛盾的掣肘。一是内外需不平衡。2025年贸易顺差超过万亿美元，过度依赖外需有可能引发新贸易摩擦，加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二是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生产投资端的“内卷”与消费不振并存，服务型消费占比偏低。三是城乡结构失衡问题较突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四是增长与分配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五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仍需进一步理顺。部分领域尤其是服务业领域存在政府干预过多、干预不当等问题。 “十五五”破解消费强国建设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以“投资于人”为核心着力建设消费强国 第一，“十五五”时期需全面推进“百万亿元投资于人”。客观说，我国不缺投资空间，关键是要调整投资结构，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以“投资于人”引领“投资于物”。初步估计，“投资于人”，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80万亿—10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其中，投入20万亿元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投入30万亿元初步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30万亿元改造现有城市基础设施。 有没有这个可行性？客观讲，是有的。一方面，我国有条件拿出一定比例的国有资本“投资于人”、投资于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资本投资增速下降，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投资项目。社会资本有意愿进入到这一重要投资领域。 第二，“十五五”时期需提速“民生大国”建设。一是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打造公平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例如，加快普及普通高中义务教育。这不仅是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战略举措，也是促进内生增长的关键之举。中央财政每年需要新增5000亿元左右，加上社会与地方政府配套，完全可以实现。此外，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加快重构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二是以城市化夯实民生大国建设的重要载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结构性失衡的突出矛盾。为此，需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全面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近3亿农民工成为历史。 第三，“十五五”时期需深化以拉动消费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真正把“人”的因素放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核心环节，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进一步提升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争取到2030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50%左右提升到55%以上；到2035年，将劳动报酬占比进一步提升至60%以上。二是推动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建立服务标准体系，以标准化、数字化提升服务质量。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主要在于服务型消费。尤其是服务标准、质量、水平与城乡居民需求还有差距。为此，需要以更大的服务业市场开放，在服务领域率先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对接，扩大有效服务供给，满足服务型消费需求。三是破除消费制度壁垒，优化消费环境。全面清理限制消费的行政干预，取消汽车限购、住房消费不合理约束，推进全国统一消费大市场建设。四是构建扩大进口的体制机制。未来几年，需要适时推进自主与单边降税，优化通关便利化；加大医疗康养等高标准服务进口力度，优化进口结构；构建有利于进口的政策体系，实施进口倍增计划。 未来5年，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立足消费大国的基础，建设消费强国，不仅将深刻改变中国发展面貌，而且将深刻影响全球发展格局。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 金融透视 险资赋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锚定金融强国建设新征程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优化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并购重组、退市等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建立增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中长期资金作为资本市场的专业投资力量，是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的“压舱石”与“稳定器”。保险机构是资本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保险资金具有中长期属性、庞大体量和专业能力。险资加速入市不仅关乎保险行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更对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和金融强国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从“十四五”到“十五五”的险资入市政策发展新变局 从“十四五”时期到“十五五”时期，国家对险资入市的政策引导从放宽比例限制，向优化考核机制、降低资本占用成本等多维度、系统性的“组合拳”转型，推动险资完成全方位升级，更好适配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需求。 “十四五”时期，监管部门主要通过优化偿付能力监管规则、启动险资长期股票投资试点等举措，逐步放宽险资权益投资比例限制，引导保险资金有序进入资本市场。2023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引导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加强国有商业保险公司长周期考核的通知》，促进长周期考核机制加速落地，着手破解“长钱短投”的困局。2024年9月之后，中央金融办、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多部门陆续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将险资入市纳入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核心部署。2025年，金融监管总局先后发布《关于调整保险资金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调整保险公司相关业务风险因子的通知》等政策文件，优化保险资金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上限，下调保险公司投资相关股票的风险因子，释放了险资入市空间。一系列政策形成了完善的支持链条，显著优化了保险机构的权益投资环境，增强了其资产端的管理灵活性和盈利能力。 进入“十五五”时期，险资入市政策重心将从“推动入市”向“健全机制”转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标志着改革将从数量驱动转向机制夯实。保险资金作为典型的“长钱”，正成长为耐心资本的核心力量，未来保险机构作为长期资本的配置潜力将持续释放。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明确“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五大提升目标，并披露深化创业板改革、优化再融资机制两大核心增量政策。其中，优化再融资机制的举措包括优化战略投资者认定标准、便利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参与等方面，为险资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打开通道，降低险资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 当前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保险公司资金配置正经历深刻转变。一是投资结构从“以固收为主”向“哑铃型配置”转型，险资一端选配超长久期利率债来弥补资产负债久期缺口，另一端增配高股息股票和新质生产力股权来增加长期收益，中间压缩固收类传统资产的配置比例，既兼顾资产负债匹配的稳健性要求，又拓展了收益来源的多元性。二是管理模式从“被动配置”向“主动管理”转型，险企不断强化投研能力，主动挖掘具有稳定分红能力和长期成长潜力的核心资产，在转向长期价值投资的同时服务民生及实体经济，实现资金配置与国家战略导向、自身收益提升的双重目标。从2025年五家上市险企投资规模及收益情况可以看出，各公司均实现稳健收益，也体现了险资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穿越市场周期的优势，为险资持续加大资本市场布局、助力市场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险资赋能资本市场的显著优势与核心价值 险资入市是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也是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能够为资本市场注入长期稳定的发展动能。 近年来，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保持高速增长，险资成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中长期资金力量。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截至2025年末，我国保险业总资产已达41.32万亿元，同比增长15.06%，其中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38.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5.7%；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约6.12万亿元，同比增长7.43%，为险资入市提供了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这一体量不仅使险资成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规模最大的资金来源之一，更显示其在资本市场中长期“耐心资本”中的重要地位。 相较于公募基金、银行理财等，保险资金因其负债属性而具备独特优势。一是“长钱”属性突出，寿险资金负债久期可达十数年，呈现长期性和稳定性，能够穿越市场周期，实现“长钱长投”，适配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进行长周期资产配置的需求。二是“耐心资本”特点显著，保险资金的投资目标并非追求短期收益，而是在覆盖负债成本基础上实现长期稳健增值，使其进行投资布局时会考虑宏观环境因素，从而在政策引导下成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三是绝对收益导向突出，区别于其他资管机构追求相对排名，保险资金具有明确支付承诺、注重绝对收益，使险资配置行为更加审慎。 险资入市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意义深远，一方面能够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优化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稳定市场交易比例；另一方面能够为上市公司提供中长期资金支持，缓解企业融资压力。除此之外，险资以“耐心资本”引导市场树立长期价值投资理念，助力形成“长期资金入市-市场稳定运行-吸引资金入市”的良性循环，提升资本市场全球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险资入市的多重发展机遇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人身险公司和财产险公司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余额总计约5.7万亿元，其中，股票配置余额约3.73万亿元，占比为9.7%，创近四年新高。险资作为稳定的大规模长期资金池，市场关注的是其“蓄水池”的规模和未来的配置潜力，险资已投入和可投入市场的资金潜力与存量足以改变资本市场的结构。 从资本市场的积极变化来看，一是市场稳定性显著提升，“十四五”期间上证综指年化波动率为15.9%，较“十三五”时期下降2.8%。随着险资等中长期资金持续入市，A股市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发挥了险资的“压舱石”作用，同时监管机构对国有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考核转变为长周期，推动其从短期逐利转向长期价值投资，降低了投资行为对短期市场波动的敏感性，增强了市场的内在稳定性。二是资源配置优化，险资偏好高股息、低估值的优质蓝筹股，同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推动资本市场资源向优质企业和重点领域集中。三是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险资通过股权、债权及另类投资等方式，为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关键领域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险资入市也迎来多重发展机遇，为其进一步赋能资本市场、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政策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十五五”时期配套政策“组合拳”持续落地，监管部门不断优化险资投资环境、拓宽投资渠道，为险资扩大权益投资、参与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市场上，新质生产力领域、绿色低碳产业等持续涌现优质投资标的，为险资发挥长期资金优势、挖掘长期投资价值提供广阔空间；行业上，随着IFRS9全面落地、险企长周期考核机制逐步推行，险资的投资约束进一步缓解，能够更从容地开展长期价值投资，更好地在服务资本市场的同时实现自身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 强化险资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保险资金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中长期资金来源，对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以及实现金融强国建设目标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险资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须立足当前挑战，从多方面发力，推动险资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协同发展。 一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拓宽险资入市渠道。合理优化险资权益投资监管政策和偿付能力监管规则，适当调整权益类资产风险因子，释放投资空间。落实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对险资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收益给予适当税收减免，降低险资投资成本，提升入市积极性。优化险资参与私募股权、创投领域的退出机制，助力打通“募投管退”闭环，进一步激发险资投资活力。 二是优化考核与激励机制，引导险资长期投资。全面推行和落实险企长周期考核机制，弱化短期收益波动的影响，完善险资投资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长期投资、支持国家战略的险企给予正向激励，将长期投资收益、战略产业投资占比等纳入考核指标，引导险企树立长期价值投资理念，让险资愿意来、留得住。 三是提升险资投研与管理能力，增强投资效能。强化投研团队建设，提升对企业价值和市场趋势的研判能力，以精准把握市场趋势和优质投资机会。主动优化投资结构，通过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降低单一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捕捉不同市场和行业中的投资机会，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 四是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守住金融安全底线。加强险资入市的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违规关联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险资投资运作。险企应完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监测和处置机制，合理控制投资集中度，防范流动性风险和投资决策风险，确保险资安全稳健运行。 五是强化引导与协同，推动险资服务国家战略。加强政策引导，推动险资与国家重大战略深度对接，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险资与社保基金、公募基金等其他中长期资金的协同联动，形成投资合力，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为金融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教授 徐徐，北京工商大学健康保障创新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王子璇 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平台。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已实现规模与质量的双重跃升，上市公司群体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核心力量，但同时也面临产业结构失衡、治理机制待完善等阶段性问题。站在“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十五五”规划全新启幕的历史节点，立足真实数据与实践，厘清科技赋能与制度护航的协同逻辑，展望资本市场未来发展路径，对于把握市场机遇、激发经济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构筑经济增长基本盘 截至2025年12月31日，A股上市公司数量达5470家、总市值突破118.79万亿元，连续五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成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盘”，为“十五五”时期经济转型升级筑牢了资本根基。 从经济贡献看，2025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72.93万亿元，实现净利润5.7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0.91%和1.43%。从GDP贡献看，上市公司营收规模占GDP比重达52.02%，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脉；从就业贡献看，2025年上市公司共计支付职工薪酬6.94万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140.42万个，是名副其实的稳增长、稳就业、稳税收核心支柱。从创新驱动看，2025年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合计16843.52亿元，271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超10亿元，头部企业研发规模更是突破15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强度远超市场平均水平，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不断涌现，为“十五五”时期产业升级储备核心动能。 从市场结构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比达19%，其中中央企业与地方国资控股企业数量结构与我国经济布局高度契合，在金融、能源等支柱领域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民营上市公司则在制造业与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创新发展的生力军。这一多元互补的市场格局将在“十五五”时期持续优化。从市场生态看，“优胜劣汰”机制持续完善，2025年A股新增上市与退市数量稳步优化，退市率保持合理水平。现金分红常态化特征凸显，2024年分红总额创历史新高，达2.43万亿元，2025年年中分红预案数量达1031例，同比显著增加，47.35%的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实现正增长，形成龙头引领、中小企业成长的良性格局，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夯实了基础。 与此同时，A股市场发展仍存在阶段性短板：传统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占比近七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家数占比较少，且总市值规模占比仅两成，部分传统企业转型动力不足；中小市值（百亿元市值以下）上市公司数量占比达64.95%，但总市值规模仅17.17万亿元，占比不足两成，部分企业主业不突出、抗风险能力弱；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中小市值企业信息披露违规案例占比较高，投资者保护仍需强化。这些问题，亟待在“十五五”时期通过深化改革予以破解。 制度包容性创新与双轮驱动：赋能上市公司高质量转型 资本市场的包容性核心体现为以投资者为本、以上市公司为基的制度设计。2024—2025年，注册制改革持续深化，通过差异化制度安排，构建覆盖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上市公司的服务体系，同步筑牢投资者保护屏障，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制度动能，更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发行制度层面，科创板推出“1+6”改革，设置科创成长层并重启未盈利企业第五套上市标准，精准覆盖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创业板启用第三套、第四套上市标准，聚焦“三创四新”，与科创板形成错位支持格局。针对未盈利上市公司，监管层强化研发进度、商业化前景等核心信息披露要求，引入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询价，截至2025年12月31日，科创板第五套标准已注册生效企业23家、在审企业11家，未出现因信息披露问题引发的投资纠纷，制度落地成效显著，为“十五五”时期“硬科技”企业上市融资探索出成熟路径。在并购重组与再融资层面，《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提高并购重组估值包容性，支持收购未盈利“硬科技”企业，典型案例仅用2个月即完成注册生效，标的资产增值率与公司股价均实现大幅增长，成为并购重组赋能科技创新的标杆。科创债市场规模持续扩容，2025年发行规模突破1.8万亿元，资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民营企业发行占比稳步提升，合规率保持高位运行，为“十五五”时期科技产业整合升级提供了高效资本工具。 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层面，主板服务成熟蓝筹、科创板聚焦硬科技、创业板孵化成长型企业、北京证券交易所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格局基本形成，递进式培育链条为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提供精准资本服务。2025年新增上市公司中，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合计占比达67%，为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提供了多元选择，这一多层次市场体系将在“十五五”时期持续优化，助力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分层分类需求。 同期，资本市场IPO政策聚焦硬科技领域，数量较此前大幅下降，同时并购重组政策持续放宽，重点支持高科技相关并购，上市公司由此加速迈入科技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核心支撑。一批聚焦核心赛道的上市公司成功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从百亿元级市值向千亿元级市值、从技术跟随向技术引领的多重跨越，部分细分领域龙头企业甚至跻身万亿元市值梯队。从行业发展趋势看，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有色金属行业受益于全球货币环境宽松及地缘格局催化，2025年内黄金、铜、锂等核心品种价格大幅攀升，带动行业预期向好，市值同比增速达108.61%，高居各行业榜首；电子行业受益于AI芯片、第三代半导体等核心技术突破，叠加注册制改革与并购重组制度的双重赋能，通过产业链整合与技术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市值同比增速达69.61%，位列第二；国防军工、机械设备、电力设备、通信、基础化工、轻工制造、汽车等科技属性行业紧随其后，市值增速普遍保持在30%～45%，成为引领资本市场价值增长的核心力量，这一产业发展态势将在“十五五”时期延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资本市场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这一高质量发展跨越的核心驱动力，源于科技突破重塑价值创造逻辑、制度包容性与适应性提升优化资本配置环境、产业协同放大增长效能的三重合力。在此背景下，资本市场形成了“技术突破—价值创造—资本认可—可持续价值提升”的核心发展范式，并呈现出六大鲜明特征，更将成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遵循：一是技术壁垒决定价值韧性，核心专利与关键技术成为企业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二是产业协同放大技术价值，产业链整合与跨界合作推动技术价值向商业价值、资本价值高效转化；三是资本赋能加速价值提升，注册制与并购重组制度为企业研发投入与规模扩张提供稳定资本支撑；四是制度适配保障价值质量，监管政策从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投资者保护等维度，避免短期投机损害企业长期价值；五是估值重塑提升价值空间，市场估值逻辑从传统“业绩导向”转向“技术潜力+业绩兑现”双导向，核心技术驱动的估值溢价成为价值增长的重要助力；六是区域行业聚焦效应显著，长三角、珠三角等科技产业集聚区域与战略性新兴赛道，凭借完善产业生态加速企业价值增长。 理论内核与协同生态：构建“十五五”可持续价值增长体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重要部署，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指明方向。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制度紧扣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主线，与上市公司“一核两翼三驱动”理论高度契合，为企业可持续价值提升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更成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理论指引。 “一核两翼三驱动”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价值提升需以实业为基础，以提升实业质量为核心，坚守内在价值增长原则，杜绝“伪市值管理”；以“技术+资本”为两翼，通过内生增长与外延扩张协同发力；以价值创造、价值经营、价值实现为三大驱动维度，全面提升公司价值。在价值创造维度，锚定科技战略核心，以“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生态协同”为抓手，与麦肯锡“增长+资本回报率”双驱动估值原则高度一致，契合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目标。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帮助企业构建竞争壁垒，科技成果转化夯实业绩增长基础，产业生态协同放大技术价值，共同提升企业资本回报率与长期增长潜力。这一价值创造路径，将在“十五五”时期引导更多上市公司聚焦主业、深耕创新，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在价值经营维度，对接资本市场改革目标，充分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现金分红、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合法合规工具，促进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2024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将市值管理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这一举措是国资监管强化市值管理的关键创新，更是引导国有企业深度融入现代化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在“十五五”时期，这一考核导向将推动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优化股东回报，发挥国有资本在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作用。 在价值实现维度，落实投资者保护要求，通过强化核心技术储备、研发进展、成果转化等关键信息披露透明度，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助力投资者精准研判企业技术潜力与资本回报率，吸引长期价值型资金配置，激活上市公司估值溢价，推动企业价值提升与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这一价值实现逻辑，将在“十五五”时期推动资本市场形成“价值投资—企业成长—财富增值”的正向循环，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能力。 与此同时，科技、治理与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协同发展，正构建起“十五五”可持续价值增长的新生态。2024—2025年，A股上市公司业绩已呈现“科技引领、结构分化”的鲜明格局，科技类企业凭借持续技术创新与高效成果转化，业绩韧性突出，成为推动资本市场可持续价值提升的核心力量，这一格局更将在“十五五”时期深度重塑资本市场的价值生态，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坚实的资本支撑。面向“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将与技术优势形成更强协同效应，新《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系列监管规则出台后，上市公司治理持续健全优化，决策效率的提升精准适配技术迭代节奏；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薪酬与研发成果、可持续价值提升深度绑定，有效凝聚核心技术人才；“关键少数”履职责任持续强化，控股股东行为进一步规范，机构投资者比例提升有效降低公司治理合规风险，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在“十五五”时期，公司治理的持续优化将成为上市公司抵御风险、实现长期价值增长的重要基石，推动资本市场治理水平与国际接轨。 
ESG理念的深入践行，将进一步构建起可持续价值增长的新生态，成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与核心抓手。ESG理念倡导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维度实现均衡发展，超越单一财务绩效考量，注重长期价值创造。2024年4月，三大交易所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相关指引，推动上市公司编制ESG报告。实证研究显示，ESG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收益率显著高于其他类别及市场基准指数，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企业价值实现带来超预期提升。在“十五五”时期，ESG将从资本市场的“加分项”转变为上市公司发展的“必答题”，监管层或将进一步完善ESG信息披露标准与评价体系，推动上市公司在绿色发展、社会责任履行、公司治理完善等方面持续发力，助力资本市场服务“双碳”目标与共同富裕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锚定“十五五”新征程：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图景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资本市场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肩负着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使命。立足过往改革积淀，面向未来发展蓝图，资本市场需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创新，在“十五五”时期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是以制度创新适配“十五五”产业升级需求。持续深化注册制改革，针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进一步优化上市标准与信息披露要求，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体系；完善并购重组与再融资制度，支持上市公司围绕核心技术开展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助力“卡脖子”技术攻关；优化多层次市场体系，推动北京证券交易所与新三板深化改革，强化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培育，形成“培育—挂牌—上市”的全周期服务链条，为“十五五”时期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供资本支撑。 二是以科技赋能激活资本市场创新活力。推动数字技术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监管效能，实现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资金流向的精准监测；支持金融机构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开发适配“硬科技”企业的估值模型与投资工具，引导更多长期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技术突破与商业价值实现高效衔接，在“十五五”时期形成“科技突破—资本赋能—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三是以治理优化筑牢资本市场稳健根基。持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规则，强化“关键少数”的履职责任，推动上市公司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完善集体诉讼制度与常态化分红机制，提升中小投资者的获得感与安全感；强化对“伪市值管理”、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净化市场生态，在“十五五”时期构建起“合规经营、价值投资、长期共赢”的市场文化。 四是以开放合作提升资本市场全球影响力。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境外市场的互联互通，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与优质企业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推动A股纳入更多国际指数并提升权重，增强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话语权；加强跨境监管合作，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监管规则体系，在“十五五”时期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全球第二大”向“全球强市场”跨越。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节点，中国资本市场必将以科技赋能为引擎、以制度护航为保障，勇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磅礴力量。 中国资本市场已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上市公司以庞大的数量与市值规模，在税收贡献、研发投入、就业保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企业与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互补发展的格局彰显出市场的蓬勃活力。但同时，传统产业占比过高、中小市值企业结构失衡、投资者保护机制待完善等问题，仍需在“十五五”时期通过持续改革加以破解。 展望未来，资本市场改革需进一步锚定科技赋能与制度护航的双轮驱动方向，深化注册制改革，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强化上市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监管，推动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唯有如此，资本市场才能真正成为创新资源配置中心、居民财富增值平台和经济转型驱动引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为强劲的资本动能。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课题组 中国保险资管的ESG投资政策趋势、发展机遇与推进建议 亚洲开发银行（ADB）于3年前启动“促进保险资金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技术援助项目，旨在通过促进将ESG因素纳入监管框架和保险资管机构的投资当中，以提升中国保险资管机构的ESG投资监管质效和ESG投资能力，推动中国保险资金的ESG投资实践。中财大绿金院作为牵头该项目研究的主要机构，形成基于国别的保险行业ESG比较研究和中国保险资金ESG实践调研等系列研究报告和《保险机构ESG投资行动指南》。本文是基于研究成果的国别研究系列文章之二，上一篇文章《保险资管ESG国别政策发展比较浅析》对国别间保险资产管理行业的政策梳理后，本文探讨中国当前保险资管市场的ESG发展、市场趋势和可行性建议，以期为国内保险资管机构提供“他山之石”。 一、中国保险行业ESG政策发展 （一）中国ESG监管和监督机制 中国ESG监管和监督机制表现为自上而下形成监管框架，通过监督机制加强相关领域引导。整体来看，中国ESG监管在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下，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委和监督管理部门制定所管理各领域的ESG相关政策文件，逐步推动加强关于ESG的整合监管。同时，在ESG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上，由香港联合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逐步推动上市公司ESG披露规范化。在金融机构ESG投资引导上，则由相关行业协会如保险业资管协会、保险业协会等推动建立ESG投资指引、尽责管理倡议等。 （二）中国保险行业ESG政策 中国ESG政策框架主要表现为以绿色金融为发展基础，“自上而下”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尽管中国ESG发展的起步较欧美国家更晚，但在可持续发展的细分领域中国较早已有相关实践，尤其是在环境维度方面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等顶层战略。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原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奠定了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框架和基础，并明确支持绿色保险和绿色投资等发展。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随后，受市场发展需求和国际可持续投资趋势影响，中国政策正在深化绿色金融发展主线的基础上，提高对ESG的重视，针对保险行业的ESG政策从发展趋势上也正在不断完善。 在中国ESG政策的发展中表现出逐步整合环境、社会及治理因素的趋势。中国政府和监管部门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及指引，逐步对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环境维度、社会维度和治理维度相关的管理分别做出规范，并在近几年来加强各维度整合速度，以强化ESG信息披露和ESG风险管理为信号推动均衡经济、环境、社会需求的高质量发展。在披露政策方面，ESG信息披露政策作为支撑开展ESG投资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监管部门的推动下形成初步架构。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于2024年4月12日正式发布《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作为A股首个统一、标准、实用的ESG披露标准，对包含保险机构在内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披做出系统性规范，并已于2026年实行全面强制披露。在投资政策方面，中国目前主要对金融机构ESG风险管理明确做出相关要求，但整合性ESG投资指引目前仍以行业性组织和市场机构的倡议性原则和框架引导为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保监会）陆续发布一系列政策文件，一方面鼓励和引导机构积极开展绿色投资和ESG投资，并不断规范完善绿色保险业务相关统计制度；另一方面在《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关于推动绿色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中明确在资金运用方面强调投资流程中需关注包含气候变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ESG要素的识别与风险管理，对保险资管机构风险防范和高质量发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ESG市场发展和推进路径主要表现为由行业协会大力推动ESG投资引导，头部机构率先开展ESG相关投资实践。在早期绿色金融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机构积极开展绿色环保领域的投资并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在围绕环境（E）维度的投资方面打下扎实基础。而中国市场端ESG理念的兴起主要体现为境内外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倾斜引导企业对相关议题重视的特点。例如自MSCI在2018年筛选部分中国上市企业纳入其新兴市场ESG指数以来，国内领先上市企业对ESG实务和信息披露开始逐步重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化，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让头部中国金融机构对ESG投资展开探索。在ESG信息披露层面，目前ESG信息披露在中国内地市场以鼓励性披露为主，而在中国香港已基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要求港股上市公司强制披露ESG信息。此外，在相关行业协会和组织团体的推动下，近年来各类ESG信息披露团体标准纷纷发布，例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于2023年12月发布《保险机构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指南》，首次聚焦保险行业环境、社会与治理信息披露框架和内容形成行业自律性文件，也为保险资管机构的ESG管理与实践提供更加清晰的框架。在投资实践层面，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现中国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在2018年6月发布了《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绿色投资倡议书》，深化对保险资管机构绿色投资的倡导；随后在2021年10月在资产管理行业率先组织并成立了责任投资（ESG）专业委员会，集聚业内外专家资源研究推动ESG投资；并在2023年正式发布《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ESG尽责管理倡议书》，从利益相关、决策机制、监督执行、沟通协同、信息披露、能力建设等六个维度发出倡议，对保险资管机构逐步提出将ESG议题纳入投资决策体系、流程与管理机制要求。在监管和相关行业协会的引导下，近几年来，中国保险资金积极参与绿色投资和ESG投资，采用“间接投资+直接投资”的投资模式，在环保、水务、治污、节能、新能源等领域开展了大量项目投资，通过ESG策略或融入ESG理念的方式发起设立股权投资计划、参与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投资绿色信托产品、购买绿色债券等，为低碳转型提供融资支持。 二、中国保险行业ESG政策与国际对比 由于各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与其社会环境状况强关联性，中国保险资管行业的社会功能定位、监管监督机制和发展阶段也不甚相同，与选取的发达国家在ESG发展进程当属一定差异。在所处环境即文化背景与价值观方面，西方以私有经济为主要的发展模式，个人主义和社会责任意识相结合，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以及非营利组织自下而上推动政策完善与健全，而中国则更加重视集体利益和社会和谐，为了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和改善民生，自上而下地建立指标评价与配套政策；在绿色发展与评价基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建设较晚，传统行业比重大且面临较高的转型需求，但同时已在新能源和新质生产力方面有一定的领先制造优势。在当前中国及国际形势而言，保险资金在支持可持续制造和前沿技术领域探索高速时，亟需关注平衡经济稳健增长、技术应用场景与社会民生需求的导向性，以及技术发展的（清洁）能源增长需求等。 各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要素决定了中国在制定ESG政策体系中的有关指标时，既要考虑与国际先进指标比较，又要考虑中国实际国情。 （一）ESG监管和监督机制比较 中国和欧盟、英国都在ESG发展上形成了鲜明的“自上而下”监管和监督模式。中国和欧盟、英国均以国家监管部门从顶层层面推动ESG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发布，同时多部门协作分管ESG的不同板块，如保险机构所适用的ESG信息披露和ESG投资政策分别由不同的监管部门进行发布和完善。在监管框架下，三方的交易所和自律性组织也都发挥和加强了监督作用，进一步对ESG信息披露和ESG投资相关要求进行细化，更好指导保险机构开展ESG实践。 相较于欧盟和英国ESG的总分式监管，中国ESG监管的整合和执行力度还有待提升。相较于欧盟和英国在保险资管ESG披露和投资领域的总体框架，配合各领域和方向的分立和执行追踪制度，基于中国监管体系的部门划分及传统分管领域呈现出E、S、G各维度分别建立制度体系的模式，除正在大力推动并已颇有成效的ESG披露行动之余，与ESG投资相关的顶层监管要求较为分散，一方面受限于市场ESG行动仍在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则因保险资金管理和应用涉及多个监管部门和政策文件，金融行业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的敏锐度与力度较欧盟和英国的ESG监管发展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美国、日本的监管和监督机制各具特点，且与中国有较大差异。日本监管和监督机制并行推动的模式有助于加速ESG政策的实施，而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和日本养老金基金协会在促进养老金ESG投资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和参考，这也是日本ESG监管发展的一大特色。美国的监管机制则更多体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国家监管部门的作用主要聚焦披露维度，更多ESG具体实践方面的要求是由地方政府或行业自律性组织进行管控，市场化机制更加突出。 （二）保险资管行业ESG政策比较 与欧盟和英国以“可持续金融”为核心的政策体系相似，中国的ESG政策发展也以“绿色金融”为基础和切入点。但从政策的完善性来看，欧盟和英国的ESG政策推行都更加成熟，且政策顶层设计与监管执行配套紧凑，强度更高，因此发展效率更高。而中国保险机构在开展ESG投资时仍多以绿色以及转型金融为基底，在整合综合ESG议题相关政策上的可参考量较为不足。此外，美国和日本的ESG政策缺乏这种体系化的发展模式，缺乏顶层设计的影响力，但其ESG相关政策的推出仍早于中国。 相比中国，保险机构在国际成熟市场中的ESG投资框架更加清晰，ESG投资要求更为严格。在政策影响下，欧盟、英国和美国在成熟的资本市场运作下，市场参与者均对ESG相关政策有着积极响应和拓展研究的自主性，日本ESG投资则以养老金机构和市场为发展主力形成实践代表。中国因ESG理念发展起步较晚，相关政策从绿色金融到ESG整合的转变需要时间，且包含保险资管在内的金融机构对ESG从理解到应用、ESG投资市场发展程度虽有限，但在国际投资市场的影响和“双碳”目标的推进下已呈现出加速趋势，中国监管部门和相关自律性组织已经正在研究适用于中国市场的ESG政策，并开始以鼓励性政策为主进行逐步推动。 ESG信息披露作为近年来各地ESG政策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各国或地区的推动下逐步完善，但各地发展阶段不同。其中，欧盟和英国对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要求更为严格，美国和日本则聚焦关键议题领域如气候信息披露逐步进行规范，而中国内地的ESG信息披露尚处于自愿性披露阶段，关键议题的披露要求也较为分散尚未整合。此外，欧盟和美国还对金融机构ESG投资的信息透明度做出要求，而中国在这部分的要求尚未规范。 三、推动中国保险ESG政策完善的相关建议 （一）推动ESG投资政策体系建设，规范相关配套机制 完善ESG顶层设计是推进金融机构开展ESG投资实践的重要基石。对此，首先建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针对保险资金出台ESG投资整体指引。具体可基于保险行业投资特点，根据保险资管公司、财险公司、寿险公司等不同的机构类型研究制定具有实操性的指引内容，明确ESG投资的定义、范围、投资流程、风险管理、尽责管理等机制，引导保险机构在投前、投中和投后管理的各个环节纳入ESG投资理念，形成ESG投资路径框架和引导。同时，形成保险机构ESG投资信息披露指引，完善投资披露机制，加强资金投向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避免“漂绿”行为的发生。 其次建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共同研究在现有绿色金融目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ESG投资目录或分类框架。在现有绿色投资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ESG投资的范围边界，将除绿色领域外的如性别领域、气候领域等也纳入其中，加强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连接性，从而引导保险机构开展ESG整合投资。同时，建议由中国证监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加快ESG金融产品标准体系建设，完善ESG金融产品的运行机制。加快制定ESG公募基金、ESG指数和ESG理财产品等各类ESG金融产品的标准体系和投资规范指引，更好引导相关资金流入高ESG质量的领域，更好支持优质企业发展。同时，完善ESG金融产品的运行机制也十分重要。建议针对ESG金融产品的成立及运营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对相关产品的政策目标、治理结构、决策程序、资金投向等作出明确规定，加大对市场“漂绿”行为的监管和防范，进而推进ESG投资的市场化进程。 此外建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研究并制定保险机构ESG投资评价机制，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保险机构ESG投资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对保险机构ESG投资及发展状况开展评价工作，监督引导保险机构落实ESG投资指引等相关政策要求，体系化提升保险机构ESG投资质效，促进保险行业的ESG整合发展。 
图1 中国保险资金ESG投资政策体系发展建议路线图 （二）健全ESG投资激励机制，引导资金锚定可持续发展领域 当前，ESG投资标的面临投入金额大、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率相对较低、难以达到市场机构投资收益率要求等问题。对此，一是建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出台激励机制对ESG投资予以一定激励，如放宽市场准入、给予财政优惠、提供税收减免、担保增信等，或对开展ESG投资的保险机构在监管评级中给予加分，为ESG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与监管环境。 二是建议金融监管部门联动财政部门为发行ESG产品的金融机构提供优惠政策。以税收优惠为例，财政部可以参考欧盟规定绿色信贷及证券化产品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给予创新和发布ESG相关产品的金融机构一定优惠政策，以提高金融机构开发ESG产品的积极性。通过各项激励机制，引导资金，尤其是险资、养老金等与ESG主题产品匹配性较高的长期资金锚定可持续发展领域，并推进ESG产品的发展和创新，活化ESG投资市场。 （三）将ESG纳入尽责管理，充分发挥保险投资长期价值 通过将ESG理念融入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过程，有助于发挥对投资对象的尽责管理作用，促进投资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一是建议多方金融监管部门包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联合采取行动，统一规范ESG尽责管理的术语定义、基本原则、尽责管理框架、ESG整合要求、报告规范等，并对投资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主体作出对应要求，以保证各方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 二是建议在监管指导下，由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自律指导作用，基于已经发布的《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ESG尽责管理倡议》进一步研究保险机构参与ESG尽责管理的流程，推动完善保险机构参与ESG尽责管理的相关工具，形成ESG尽责管理报告参考框架，同时加强对保险机构ESG尽责管理能力的培养，引导保险机构发挥积极影响力，推动保险资金投资上下游企业共同推动ESG投资。 （四）提升ESG信息披露数质能力，加强风险管理数据支持 标的资产的ESG信息透明度是开展ESG投资的基础。对此，一是建议中国监管部门持续提升企业ESG信息披露的覆盖率、跟进从行动到披露的实质性，逐步弥补开展ESG投资所需的底层评估数据差距。一方面，在与国际通用的ESG信息披露框架如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ISSB）、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等进行接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数据要求和双重重要性分析的实质性，规范统一的量化测算标准、方法学、核算系数和应用，提升披露的数据质量和实效，降低企业ESG数据获取、计算和分析的成本，为市场提供更有效的数据支持基础进一步细化相关内容的披露要求。 二是建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联合加强ESG信息在金融风险管理层面的共享互通。通过构建数据共享机制，为金融机构在执行自身业务关联审核及气候风险评估时提供更全面的数据参考，进而提升气候风险管理效率，并有助于金融机构从数据信息角度加强ESG风险管理能力。 （五）探索ESG风险评估工具，为机构ESG管理提供指导 作为TCFD重要支柱之一，风险管理及量化分析工具正在被国际范围内各类金融机构广泛采纳。对此，建议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在监管引导下，从保险端研究探索ESG风险对保险投资风险的传导机制。在现有保险机构开展压力测试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经验，鼓励保险机构开展方法和工具上的创新，构建科学有效的ESG风险评估和管理框架，探索完善不同类别金融机构的ESG风险管理工具。同时，通过推广以情景分析及压力测试为代表的风险量化工具，对保险机构面临的ESG风险开展前瞻性评估与计量，助力中国保险机构提高抵御不同类型ESG风险的能力，以更科学、更成熟的ESG风险管理与量化工具助力保险机构ESG尽责管理，保障保险机构ESG监管的高效性与规范性。 （六）强化机构ESG意识培养，推动ESG能力建设 从ESG理念传播与落地层面来看，金融机构对ESG理念的认知度将影响其投资实践中的表现。对此，一是建议由中国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加大ESG理念的传播引导。积极鼓励、引导中国保险机构加入国内外“可持续发展”“ESG投资”等相关原则及组织，以国际领先的要求与标准作为风向标，将ESG理念从投资维度进一步延伸并落实至机构发展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国保险机构以更严谨的ESG标准来衡量自身发展水平，进一步促进我国保险机构ESG监管对标国际水平。 二是建议中国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通过牵头开展相关培训、发布相关行业性研究报告等形式加深保险机构对ESG理念的深入了解与认可，助力保险机构提高ESG投资的能力，支持保险机构培育ESG投资相关专业人才，鼓励其积极开展ESG相关产品的创新和开发。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ESG中心主任 包婕；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杭州市上城区绿色价值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 邓洁琳；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杭州市上城区绿色价值投资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金蕾 | 产业追踪 摘要：当前，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已成为推动钢铁行业智能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钢铁企业及数据服务商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面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诉求，建议从加强政策支持、构建行业生态、攻关关键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完善标准体系五个方面着手，共同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与可持续流通。 关键词：钢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智能化转型 一、钢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现状 （一）数据基础规模化初见成效，数据资产化、多模态、全链路成为行业共识 当前，我国大型钢铁企业普遍开展大规模数据治理与资产化工作，为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型钢铁企业中，一些钢铁企业或联合省内其他钢铁企业，挖潜治理钢铁行业数据，开发高质量数据集；一些企业依托自身“1+N”大数据中心，形成规模化数据底座，构建了包含文本、图像、视频的多模态语料库；还有企业盘点集团全域数据资源，构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实现IT/OT语义对齐的多模态全链路数据资产。数据服务商企业中，一些数据服务商企业构建了大宗商品全产业链数据集、空天地海遥感数据集、行业知识图谱数据集和标注训练数据集等，涵盖海量多源、异构多模态、分布式的数据源及采集形式。 （二）数据治理方法论特征明显，数据治理体系逐步完善 大型钢铁企业的数据治理方法主要分为“数据治理1.0”和“数据治理2.0”两个阶段。“数据治理1.0”阶段以工业互联为核心，依托装备实现作业自动化、流程透明化，并逐步推进业务数字化，主要表现为大数据中心建设、工业互联网部署、数据资源汇聚整合等特征；“数据治理2.0”阶段以数据融合为核心，以“知识+数据+算力+算法”共同驱动创新发展与管理变革，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数据价值挖掘、交易流通机制探索等特征。例如，钢铁企业在数据治理1.0阶段主要构建数据管理组织与质量体系，建成云边端湖仓一体的大数据中心；在数据治理2.0阶段主要围绕AI场景开启全链路数据治理与人工智能场景应用行动计划，旨在构建多模态高质量全景数据集，解决分散在各工序、各层级中的多模态数据融合与组织难题，促进AI用数能力提升。数据服务商企业的数据治理方法主要包括采用专业团队采集、爬虫技术、交易购买等方式，通过创新技术应用实现数据加工与质量把控，输出高质量行业数据、解决方案与标准工具等。例如，一些数据服务商企业通过构建人工采集与自动采集相结合的多模态数据采集体系，形成独特的质量管理模式，对外输出行业数据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价格基准服务和决策支持服务。 （三）应用场景多元化趋势显著，数据驱动价值逐步显现 在工艺生产层面，钢铁企业的“中厚板轧制力预测”“新型合金焊丝成分设计”等应用提出“知识—数据”双轨驱动架构，将冶金知识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轧制力预测准确率、合金焊丝研发效率大幅提升，研发成本大幅降低；“一体化配料应用”提高了制造与采购协同效率，大幅降低吨铁成本；“AI排程模型应用”大幅提高了制造机组人工排产效率。 在质量检测层面，数据服务商企业的“产品一贯质量分析应用”通过整合全链路多源数据，建立“预测—预警—追溯”三级管控体系，实现产品一贯制质量提升；钢铁企业的“智能金相检测应用”通过自研智控一体金相检测系统，实现金属物夹杂物、晶粒度、脱碳层等高准确率识别评级；“热轧钢卷端面智能识别”“冷轧镀锌捞渣智能识别”等应用借助机器视觉、大模型等技术检查钢卷圆度、锌液表面锌渣等情况，实现智能识别与质检分析。 在经营管理层面，钢铁企业的“智慧经营决策应用”通过整合全流程经营数据，建立价值链贯通模型与智能决策体系，实现全局智慧决策升级与经营抗风险能力提升；数据服务商企业的“钢联宗师大模型应用”为钢铁、有色、能源等行业提供价格基准和市场深度分析，支持期货和现货交易决策，已进入国际价格结算体系，较好解决了大宗商品的交易效率、成本及合规问题。 （四）产业全链条化发展明显，数据赋能模式不断创新 在数据集建设前期规划中，企业普遍委托或联合科研院校、互联网企业、智库咨询等机构开展数据集建设整体规划服务。同时，借鉴钢铁企业同行、制造企业与技术服务商等先进企业的数据治理架构和分层管理方法，在建设路径、技术选型和组织协作上实现更加精准的匹配，确保数据集建设既符合行业最佳实践，又贴合自身生产与管理特点。 在数据集建设过程中，企业普遍采用“外部专家技术指导+内部专家数据标注”的模式，即外部专家提供数据集设计、数据标准制定等技术方案协作，内部人员承担数据汇聚、清洗、规范化处理等任务，业务专家提供深度工艺逻辑和领域知识支撑，指导开展数据特征提取与标签定义，并对标注结果进行评审与修正。 数据集建设完成后，企业严格实施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例如，大部分钢铁企业针对仅使用内部数据构建或仅限内部使用的数据集，按照内部数据管理规范流程，全面管控数据集的质量与安全；针对存在对外流通共享场景的数据集，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合规机构全面审核数据来源合法性、隐私保护合规性、质量安全性等。 在高质量数据赋能行业发展方面，有的钢铁企业提出建设钢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公共服务平台，撮合产学研单位共建高质量数据集与智能体社区，探索高质量数据集流通与在线模型SaaS化服务，赋能企业转型升级与自造血能力；有的钢铁企业牵头产业链上下游成立钢铁产业链可信数据空间联盟，探索钢铁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工作，提出“数据不出域、模型可流转”的安全协同范式，结合联邦建模、分阶段授权等方式推动数据价值共创共享，推进产业链数据协同；有的数据服务商企业推出数据产品及衍生服务，提供买卖双方长协合同谈判与结算、金融机构投资决策、政府产业决策与宏观调控决策等服务。 二、钢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面临的四大问题 （一）数据壁垒与流通困境 一是不同企业间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程度不一，导致不同企业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应用深度及广度存在显著差异，难以形成协同发展的规模效应。二是数据互通标准化率不足，不同企业采用的设备通信协议、数据格式差异较大，形成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现象，导致跨厂、跨工序数据共享难。三是生产工艺数据涉及企业核心竞争力，数据出厂、跨系统流通等面临严格审查，企业普遍采用“一刀切”处理方式，导致企业间数据流通意愿低，制约行业级模型训练。 （二）数据治理与技术投入成本高 一是除部分龙头企业外，大多数企业对数据资源的整体规划不足、治理需求不明、管理应用不规范，无法为企业各层级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数据支撑，导致大量数据沉淀且难以直接使用，存在数据采集不全面、后期治理成本高、管理应用规范差等问题。二是限于钢铁行业数据的专业性、关联性、流程性、时序性和解析性等特点，多源数据融合、稀缺数据合成、非结构性数据标注等关键技术亟须攻关。比如，有钢铁企业反馈，大模型训练与向量数据库等新技术带来巨大的算力与存储成本，单个钢铁企业配套难度大。 （三）复合型人才与领军人才稀缺 复合型人才须具备行业领域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通用知识体系等解决具体业务问题的能力；领军人才须具备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业务发展的前瞻研判能力与突破传统思维范式的跨界创新战略能力。调研发现，多数钢铁企业通过“内部培养为主，外部引进为辅”的方式缓解技术人才缺口问题，且“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领军人才尤为紧缺。此外，跨行业产学研合作平台不足，导致研究人员、数据工程师、行业专家难以紧密合作，人才交流与培养机制存在一定不足。 （四）行业标准与完整生态缺失 一是高质量数据集标准体系不完善，包括数据规范术语、通信接口、质量评估、价值评定、交易流通等方面缺乏统一的、可行性的行业标准。二是高价值数据集开发周期长、成本高、复用率低，数据价值转化路径不清晰，商业模式不成熟，产学研用各环节之间的衔接配合不够紧密、协同效应不足，这些问题制约数据产业完整生态的高速发展。 三、钢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策略建议 锚定流程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共性需求，建议将钢铁行业作为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先行试点领域，重点突破，形成行业典范。在总结提炼钢铁行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审慎论证并有序向水泥、玻璃等关键流程行业延伸拓展，构建体系化、高质量的工业数据资源池，为深化工业智能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一）加强政策支持，健全数据定价与流通机制 建议政府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依据区域/城市发展特色，以专项项目形式为牵引，重点支持钢铁行业数据集建设与技术研发。探索原创数据集确权、评估、交易与收益分配等机制，鼓励钢铁企业探索商业模式创新，培育可持续供给生态。 （二）构建行业生态，促进数据共享与协同发展 建议由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组建钢铁行业数据生态联盟，共同定义数据脱敏、安全交换的标准与协议，探索基于区块链、联邦学习、隐私计算等技术的行业数据共建机制。推动建设行业级的可信数据空间与基准测试平台，建立产学研政协同网络与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提升企业参与度，形成可持续的行业级数据流通生态。 （三）聚焦关键技术攻关，降低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门槛 鼓励钢铁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攻关“小样本学习”“自监督学习”等技术，降低对大量标注数据的依赖。研发面向钢铁行业的“低代码/无代码”数据标注与模型开发工具，赋能业务专家参与数据生产，提高数据集建设效率。推广“知识—数据”双驱的建模方法论，提升AI模型的精准性与可解释性。开发覆盖钢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全流程的工具链体系，包括数据采集、预处理、标注、增强与合成等环节，提升数据集建设的质量和效率。 （四）创新商业模式，探索数据价值变现路径 鼓励钢铁企业构建高质量数据集可信空间，探索“数据集+模型”的SaaS化订阅服务，实现数据价值的可持续流通，赋能企业形成自造血能力。支持第三方数据服务平台向“数据+工具+赋能”综合服务升级，探索数据服务商业新模式。推动基于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的数据资产确权与交易试点，构建健康有序的行业数据生态。 （五）完善标准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建议围绕基础通用标准定义、关键技术标准与质量控制标准等，建立高质量数据集的系列标准。加快制定行业数据治理相关标准规范，如机器视觉数据标注、知识图谱构建等，推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标准化与规范化。鼓励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专业工程+数据科学”的复合型人才，加强在职人员的数据技能培训，解决专业人才短缺问题。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测评事业部技术副总师、高级工程师 梁斌；北京首开亿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办公室主任、中级经济师 张辰 新能源汽车作为我国“新三样”的代表性产业，已成为我国新兴产业在全球的一个亮眼标签。新能源汽车发展至今天的成就，与其不断完善的产业链生态密不可分。那么，如何构建下一个“新三样”产业链生态呢？ 在全球产业格局加速重塑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新三样”已成为我国外贸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但随着国际竞争加剧、大国博弈深化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原有发展路径面临新的挑战，培育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三样”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其在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市场拓展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链生态，为探索新兴产业成长路径提供了重要借鉴。基于此，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生态视角出发，系统分析其主要特征，总结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并提出培育下一个“新三样”的能力要求与路径建议。 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生态的主要特点 （一）技术为本 以核心技术创新为引擎，为产业链生态竞争力奠定基础。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核心，其技术水平不仅决定单个企业竞争力，也带动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技术升级。多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在三电领域不断积累创新，已形成强劲的行业竞争优势。电池方面，在能量密度、安全性和成本效率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带动上下游材料、制造和回收环节协同发展，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电机方面，高功率密度、高效率方向持续突破，扁线、油冷等先进工艺广泛应用，推动电驱动总成系统集成化。电控方面，实现全栈自主研发，系统集成与智能控制能力实现突破，支撑整车能效与安全水平大幅提升，促进供应链协同创新。 （二）效率优先 通过全链条流程优化和智能化管理，实现资源高效流动和快速响应市场，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一是建立全球化制造网络，将汽车制造基地覆盖国内主要经济区域并拓展至海外市场，降低运输和供应链成本。二是引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化运行，提高全链条生产效率。三是推行模块化设计和标准化生产，提高设计复用度，增强上下游快速协作能力。四是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电池安全、整车性能符合甚至超越国家标准，提升产业链整体可靠性。 （三）服务跟进 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增强产业链对消费者的需求响应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一是提供售前咨询、定制化购车、售后维修保养、软件升级等全生命周期服务。例如，蔚来推出“服务无忧”计划，为车主提供保险代办、代理赔、维修保养等服务。二是积极扩展服务网络，在全国范围建立服务中心、维修站点和充换电设施，例如，蔚来搭建超级充换电网络，为车主提供便捷充换电服务，提高产业链整体服务响应速度。三是创新服务模式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如利用AI算法、AR虚拟叠加技术、云计算等，实现诊断辅助、过程记录和维修指导功能。 （四）战略协同 完善和强化企业管理体系、市场调节策略以及对外部变化的适应能力等，增强产业链生态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确保组织结构的高效运作和决策的快速响应。例如，比亚迪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以提高决策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二是通过预测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及时调整产品路线和市场策略。如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通过调整出口策略和加强海外品牌建设，成功进入多个国际市场。三是通过与供应商、技术合作伙伴和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发新技术、共享市场资源，实现产业链整体协同发展。例如，宁德时代与汽车制造商联合开发电池系统，实现技术与市场的共生共赢。 二、下一个“新三样”培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全球新兴产业竞争日趋激烈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从准备期、孕育期进入密集应用期、加速融合期，推动制造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技术实现群体突破，特别是人工智能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变量，正在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兴产业。全球主要经济体围绕新兴产业发展主动权和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纷纷出台战略规划抢占新产业新赛道，不断抬升产业进入门槛，对我国培育下一个“新三样”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提出更高要求。 （二）大国博弈加剧对我国下一个“新三样”发展壮大带来严峻挑战 美西方遏制打压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近年来，美视我国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在人才、技术、资本、知识产权等方面联合盟友对我国产业进行打压，频率和强度不断加大。一方面，在技术层面，通过出口管制、技术封锁等手段限制高端芯片、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等通用基础技术对我供给，直接影响新兴产业的技术来源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在产业层面，打压范围由高精尖领域向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我国已形成优势的产业延伸，试图削弱我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这种竞争态势对我国培育下一个“新三样”形成持续性外部压力。 （三）地缘冲突频发对我拓展国际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当前全球局势动荡加剧，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频发，叠加能源价格波动、物流体系受阻等因素，显著增加了我国产品“走出去”的不确定性。首先，部分重点市场因政局不稳、经济下行，消费能力和投资环境趋于收缩，影响我国产品出口规模和市场预期；其次，国际航运通道受阻、运输成本上升以及供应链中断风险增加，削弱了我国产品的交付稳定性和价格竞争力；最后，部分国家出于安全考量强化贸易限制和市场准入审查，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制度性成本。在此背景下，我国培育下一个“新三样”产品不仅要面对需求侧波动，还需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 三、下一个“新三样”产业链生态应具备四种能力 （一）动态调整能力 下一个“新三样”产业链生态必须具备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动态调整能力。这种能力首先体现在对市场和用户需求的敏锐感知上，企业能够及时捕捉技术趋势、消费者偏好和政策导向的变化。其次，需要企业快速将市场信息转化为具体行动，包括调整产品设计、优化生产计划、加快技术迭代等，从而缩短研发到上市的周期。例如，新能源汽车企业针对消费者对续航里程和智能化功能的关注，加快电池技术升级和智能网联功能更新，灵活调整车型结构和生产节奏。最后，动态调整能力要求产业链生态上下游协同高效，供应商、生产企业、销售渠道快速响应变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敏捷供应，保障新产品能够迅速适应市场并持续保持竞争力。 （二）开放包容能力 下一个“新三样”产业链生态应能够开放引入外部资源、拓展多元市场、促进合作共赢。一方面，企业应保持对外部资源的开放态度，使技术、资金、经验和信息在生态内高效流动，通过引入先进技术和外部经验弥补自身短板，加速创新升级。另一方面，产业链各环节应强化跨企业、跨地区乃至跨国的协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以分散出口风险、应对国际环境波动，增强市场稳定性和品牌国际影响力。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与国际供应商共同研发技术、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不仅获取全球资源和先进技术，还优化了供应链布局。 （三）持续进化能力 下一个“新三样”产业链生态应敏锐捕捉新兴技术、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实现核心能力强化。首先，企业和产业链需要前瞻性地关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新材料等新兴技术的发展趋势，快速引入先进技术并评估其应用潜力。其次，要将技术创新转化为产品和产业链升级能力，通过研发投入、实验验证和示范应用，加速新产品和新工艺在市场中的落地。例如，新能源汽车企业通过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不仅提升产品科技含量，也推动整个产业链向高端化和智能化发展。最后，产业链生态必须具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能力，通过技术储备和自主研发，确保长期具备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抵抗风险能力 下一个“新三样”产业链生态必须具备韧性能力，能够应对外部冲击、快速恢复运转、保障持续发展。首先，产业链生态需要识别和防范各种风险，包括国际贸易摩擦、技术封锁、供应链中断以及市场波动，建立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其次，要具备快速恢复能力，在遭遇冲击时能够迅速调整供应渠道、优化生产安排、保障产品交付，从而减少对市场和客户的影响。例如，面对出口关税或关键原材料短缺，新能源汽车企业通过多源供应链和灵活生产布局，保持产能和市场供应的稳定。最后，产业链生态应在风险应对中积累经验和能力，使企业与产业链整体持续增强抗风险能力，形成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四、构建下一个“新三样”产业链生态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 一是设立产业链生态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推动重大政策制定和重大项目实施，定期研究解决产业链生态建设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二是设立战略咨询委员会，与行业内权威研究机构、行业协会进行实质对接，开展重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研究。三是聚合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主管部门组成推进专班，通过多部门协同形成产业链生态建设工作的合力。四是强化信息统计和发布，及时跟踪监测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项目的实施情况。 （二）促进产业链生态要素流动 一是协同区域内相关部门机构，共同建立起技术、产品、业务方面的协同网络，避免资源配置不当、过度竞争以及决策失误等问题。二是由创新能力突出的链主企业牵头，组织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共同组建协同创新联合体，明确各方任务分工、权利义务，充分激发各方协同创新活力。三是指导重点企业建立核心配套企业和主要客户企业名录，梳理配套需求清单，使企业之间开展广泛合作，组建稳定配套联合体，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协同发展。 （三）开展试点示范和经验推广 一是遴选典型城市开展产业链生态体系建设试点，推动区域产业链生态体系迭代升级，探索形成遴选试点—加强指导—资源倾斜—滚动评估—持续优化—推广应用的工作推进模式，树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标杆。二是开展产业链生态建设典型案例评选活动，采取单位自荐、主管部门推荐等形式进行申报，对有借鉴意义、应用价值的典型做法和优秀实践案例，提炼工作亮点，总结优秀模式，进行宣传报道，助力全国产业链生态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 （四）优化产业链生态环境 一是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努力形成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二是以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牵引塑造一流营商环境，拓展项目、政策、金融、人才、法治等领域增值服务，构建形成全天候、全过程、全市域为企服务的新生态。三是深入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取消的要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四是引导有实力的企业以建设境外合作园区、生产加工基地、营销网络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规划研究所 郝菀婷 王舒磊 基金项目：2024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支持联盟框架视角下我国物流产业政策变迁研究”阶段性成果（2024SJYB1678） 本文首先分析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现状，指出我国物流业发展政策的特征，然后提出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对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进行构建。 一、引言 物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从2001年我国第一个物流发展政策的出台，到如今已有二十多年。在此期间，物流业发展政策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但是，通过梳理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政策，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以此为基础，本文拟构建我国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为发展和完善现有政策，促进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尽绵薄之力。 二、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现状 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经历了探索发展、快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等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 （一）探索发展期。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物流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相关部门还未充分深刻了解物流，对物流还在不断探索和学习，还未出台相关政策。1978年，国家物资总局组团去日本考察，1979年到日本参加第二届国际物流会议，物流概念开始进入中国[1]。1989年中国物资经济学会承办第八届国际物流会议，物流一词在我国开始普遍使用，但在相关政策中提及较少。 （二）快速发展期。物流不断地发展，政府对物流业也越来越重视，从部委到国务院，相继制定物流业发展政策，促进物流业更好更快发展。1.政出多门。物流政策的制定从相关部门到国务院，参与的成员越来越多，表明政府对物流越来越重视。最早是在2001年，由国家经贸委等六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个部门参与，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推动物流业发展。到了2009年，国务院也参与到物流政策体系制定主体当中，印发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以物流发展规划为中心的小范围政策扩散。国务院印发的物流发展规划主要为《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三个规划，相关部门围绕国务院制定的物流发展规划制定物流政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国务院印发《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从减轻物流企业税收、优化土地政策等方面提出意见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2014年国务院印发《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指出降低物流成本等三项发展重点和9个保障措施等来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为进一步落实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5年发展改革委等编制印发《物流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0年）》，2016年商务部等六部门印发《全国电子商务物流发展专项规划（2016-2020年）》，指导电商物流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2017年商务部等五部门又根据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商贸物流发展“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推动商贸物流业健康发展。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促进物流业进一步发展。 （三）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围绕物流发展规划的政策相继出台，我国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始终以引导和规范物流业健康发展为重点，为构建完善的现代物流体系谋划布局。1.引导传统物流企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早期，我国物流业发展受到阻碍，如缺少物流服务商，物流企业多以单一的运输、仓储和货代等为主，传统物流企业不知如何转型。2012年，商务部发布《关于促进仓储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以引导传统仓储企业向综合物流服务商转变。201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编制的《全国物流园区发展规划》是物流业转型升级阶段的标志。2014年交通运输部在《关于推进港口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加快港口的转型升级，向物流、商贸、信息、金融等功能拓展。2.以降本增效为要点，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印发的《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中指出要着力降低物流成本，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工作，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贯彻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1年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5年）》促进商贸物流提质增效。为进一步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2021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指出要将智慧物流作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保障物流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铁水联运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推动铁水联运高质量发展。 三、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还存在以下需完善的问题。 （一）政策内容体系制定不完善。虽然我国物流业发展政策非常之多，包括商贸物流、城市配送、电商物流、冷链物流、农村物流、制造业物流、智慧物流、物流标准、供应链等，但有些是非专项的物流政策，只是出现在国家物流发展规划中，如绿色物流、逆向物流、国际物流、应急物流等。以绿色物流为例，2022年印发《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案（2021—2025年）》，提出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同年，在《“十四五”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出推动构建智慧与绿色物流建设新模式。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绿色物流的发展多是涵盖于其他的政策中，但是却没有关于具体的绿色物流政策。 （二）政策评估体系不健全。政策制定后，要进行实施和评估。我国物流业政策有关评估的内容很少，主要集中在政策评估方法、实施效果及政策影响等方面，其中政策评估方法有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但方法仍比较少[2]。总之，我国物流业政策缺乏跟踪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 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构建 物流发展规划是我国物流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是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物流业发展政策时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还要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流市场发展现状，确保政策能够有效性引导和实现物流战略目标。 （一）政策内容构建。通过梳理发现三个规划中均强调绿色物流、逆向物流、应急物流和国际物流等内容，说明这些内容是极其重要的，而当下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中没有这些内容的专项政策，反映出当下物流业发展政策的不完善[3]。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政策体系中加入国际物流、绿色物流与逆向物流、应急物流等专项政策。1.国际物流。在全球化和国际化背景下，国际物流伴随着国际贸易和跨境电商的发展，也实现迅速的发展，国家认识到发展国际物流的重要性，而当下我国国际物流面临物流成本高、风险高、专业物流人才短缺、国际物流标准不健全等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还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国国际物流项政策还不完善，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参考以下几点：一是统筹协调，布局建设国际物流中心，完善国际物流基础设施；二是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构建国际物流标准化信息化体系，研究制定国际物流技术、服务水平标准；三是降低国际物流成本提高运作效率；四是构建国际物流人才培育体系。2.绿色物流与逆向物流。绿色物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比发达国家，我国绿色物流发展还存在诸如绿色物流标准体系不健全、物流企业缺乏对绿色物流与逆向物流的重视、绿色包装使用率低、绿色技术缺乏、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绿色物流政策不够完善，缺乏绿色物流的专项政策，相关部门在制定绿色物流政策时可从构建绿色流通体系、加强绿色物流标准的制定与推广、规范绿色物流运作体系、引导物流企业重视绿色物流管理和逆向物流管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设备设施智能化发展、推广使用免塑包装、完善绿色技术等方面加以考虑。3.应急物流。应急物流能力是一个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重要表现，然而我国应急物流方面还缺乏专项政策，为了增强抗风险能力，制定专项应急物流政策是必然选择。在制定应急物流政策时，应从应急物流体系规划与建设，应急物流统筹协调机制，仓储物资储备管理，配送管理，物流节点建设，应急物流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指导。 （二）政策评估体系构建。政策评估体系是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政策评估体系的构建应围绕当前我国物流业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进行。政府相关部门要充分意识到政策评估的重要性，加紧研究与制定政策评估方法、指标等有关的政策，确保政策评估的科学、合理、全面、规范等。建立健全政策跟踪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制定出能够更好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不断完善我国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从而促进我国物流业更高质量发展。 五、结语 我国物流业发展政策缺乏相应的内容体系和政策评估体系，内容体系可从国际物流、绿色物流等方面构建，政策评估体系也不可忽视，相关部门需制定评估方法和指标等文件，以构建更好的政策评估体系，进而不断完善我国物流业发展政策体系，从而促进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丁俊发.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物流业（1978-2018）[J].物流时代周刊，2018. [2]成耀荣，胡小文.物流政策的制定及其评估方法研究[J].综合运输，2004（02）. [3]海峰，张丽立，孙淑生.我国现代物流产业政策体系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642-643. 金山职业技术学院 杨彩华 王旭 袁杰 郑婕 | 区域经济 不久前印发的《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提升行动方案（2026—2030年）》提出，要“打造区域高水平协作样板”，推动“川渝‘一体两核多点’区域发展聚合效应加速释放”。作为链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联结点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振兴战略支点，渝东北川东北应坚持以系统观念破除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以协同理念凝聚发展合力，以一体化思路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渝东北川东北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 以机制创新为引领，构建一体化协同治理新格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利益共享、考核科学的现代化协同治理机制。在顶层设计方面，紧扣“十五五”时期发展要求，优化“一体两核多点”空间布局，统筹推进重大项目、政策创新、改革举措与合作平台一体化谋划。在利益共享机制方面，以产业合作园区为突破口，探索税收分成、GDP核算、统计分算按投资比例与经济贡献分配的市场化模式，破解共建共享利益联结难题；聚焦生态保护、跨区域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建立成本共担、收益共享机制，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在考核机制方面，紧扣产业协同、生态联防、公共服务共享等核心领域，树牢奖优罚劣、激励担当的鲜明导向，构建“权责对等、奖惩分明、协同高效”的治理闭环。 以产业协同为核心，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坚持错位发展、链式协同、创新驱动，推动产业从同质化竞争向优势互补转变，从低端配套向高端集聚升级，打造特色鲜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一是打造特色产业集群。立足天然气、锂钾等优势资源和道地中药材、富硒农产品等特色资源，重点打造“达州—万州”世界级天然气锂钾产业集群、“南充—开州—梁平”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环三峡秦巴生态康养文旅产业带。依托万达开地区的产业基础，推动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协同布局。通过产业空间集聚实现规模效应与协同效应，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二是强化链式协同。聚焦能源化工、先进材料、食品及农产品加工、汽车零部件等优势领域，强化上下游配套衔接，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深化万达开等地产业协作，推动先进材料、能源化工、食品医药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引导企业协同创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推动产业体系向融合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三是激活创新动能。建立人才资质互认、自由流动、共享共用机制，完善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政策，留住本土人才、吸引高端人才，优化区域创新生态。 以设施互联为骨架，夯实一体化发展硬基础。基础设施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先行官”，必须坚持交通先行、能源保障、数字赋能，构建内联外畅、安全高效、智慧现代的基础设施网络，畅通要素流动。一是打造畅达的交通体系，强化枢纽辐射能力。加快成达万、渝西高铁建设，打通省际断头路，提升重点城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快速通达能力。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提升万州新田港枢纽功能，畅通支流航道与长江黄金水道衔接，构建铁公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强化区域东向北向开放门户枢纽地位，衔接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提升物流集散能力。二是强化能源水利保障，夯实发展基础支撑。布局风光储一体化新能源项目，完善区域电网，扩大天然气支线管网覆盖，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三峡库区、秦巴山区水利工程，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与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水利资源共建共享、高效利用。三是提速数字基建升级，赋能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5G网络城乡全覆盖，共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推动数据互通、资源共享，打破“数据壁垒”。依托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推动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区域产业数字化水平，以数字协同赋能一体化发展提质增效，构建“数字赋能、协同高效”的发展新格局。 以民生共享为根本，擦亮协同发展幸福底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实现发展与保护协同共进。一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进民生福祉。共享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目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享发展的重要体现。扩大高频事项“跨省通办”范围，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共建区域医疗中心，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公共卫生联防联控，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缩小区域差距，让群众共享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绿色发展底色。协同推进秦巴山区生态修复、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施“两岸青山·千里林带”等生态治理工程，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健全跨界河流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统一环境监测、执法、应急标准，强化大气、水、土壤等重点领域污染协同治理。三是创新生态价值转化机制，实现生态与民生共赢。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落实“谁保护、谁受益，谁使用、谁付费”原则，推动生态补偿资金统筹使用。推广林业金融、生态资产入股等模式，争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立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民生优势，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成渝经济促进会 陈银华 邓加琳 25年前，中国“入世”的重要意义是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面临的新任务则是在深度参与全球化重构过程中，推动形成更加开放、更加稳定、更加包容的新型国际贸易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上海肩负特殊使命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5周年。25年前中国“入世”，不仅意味着一个拥有庞大人口规模和工业潜力的发展中大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意味着世界经济重心、全球产业链结构以及国际贸易治理逻辑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入世”重塑了世界贸易格局，而上海则成为这一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城市承载者之一。 今天，全球贸易体系进入深度重构期，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也进入“功能升级”的新阶段。因此，在中国“入世”25周年之际，思考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历史逻辑 中国“入世”以后，上海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为国际贸易中心，并不仅仅因为港口、区位或制造业基础，而在于其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制度接口”功能。 过去25年，上海实际上承担了中国开放体系中的“五大枢纽”角色：第一，全球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枢纽；第二，中国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枢纽；第三，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第四，国际规则进入中国的重要试验平台；第五，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出发地。因此，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本质上并不仅仅是“贸易规模”的概念，而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集中体现。 过去25年，上海形成了四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能力，或者说是基础： 一是形成了世界级港航体系。上海港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这意味着上海已经不仅是中国最重要港口之一，而且也是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二是形成了高度开放的制度平台体系。“入世”之后，包括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进博会平台体系和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等相继建立。这些平台，使上海逐步从“贸易通道”转向“规则高地”。 三是形成了完整的贸易服务体系。包括航运金融、国际仲裁、贸易融资、检验认证、会展经济、跨境结算和国际法律服务。这些功能，实际上决定了上海贸易中心的国际能级。 四是形成了中国最具国际化的市场网络。上海不仅连接国内市场，更连接全球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关键接口城市，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大循环的核心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25年形成的优势，很多仍属于工业化时代和传统全球化时代的优势。而今天，世界贸易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国际贸易体系正在发生“三个结构性重构” 今天讨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必须首先看清世界贸易体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前全球贸易已经进入“结构性重构时代”。我认为，至少有三大重构正在发生。 （一）从“自由贸易逻辑”转向“安全贸易逻辑” 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强调的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全球配置。而今天越来越强调供应链安全、产业链可控、数据安全、技术安全和金融安全。贸易已经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个别国家近年来推动芯片限制、供应链重组、“友岸外包”、“小院高墙”，其本质就是将贸易体系重新安全化、政治化、阵营化。这意味着未来国际贸易中心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只是港口竞争，而是制度安全竞争、规则兼容竞争和供应链韧性竞争。 （二）从“货物贸易时代”进入“数字贸易时代” 过去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是港口、仓储、物流。而未来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将是：数据流、算法流、平台流、数字结算、数字监管。未来国际贸易的竞争重点，可能不再是谁拥有更多码头，而是谁拥有数字规则制定权、数据跨境治理能力、平台型贸易体系、数字信用体系。因此，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必须从“物理贸易中心”走向“数字贸易中心”。 （三）从“规模竞争”进入“规则竞争” 未来国际竞争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就是规则。包括数字贸易规则、AI治理规则、绿色贸易规则、碳规则、数据规则、供应链合规规则、域外管辖规则。谁能够参与规则制定，谁就能够掌握全球资源配置主动权。因此，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从“贸易量”转向“规则影响力”。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需形成“五种能力” 未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关键不在于简单扩大贸易规模，而在于构建新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我认为，关键是形成“五种核心能力”。 第一，全球高端资源配置能力。 国际贸易中心的本质，不是货物中转，而是全球资源组织能力。未来，上海必须进一步强化全球大宗商品定价能力、人民币跨境结算能力、国际航运保险能力、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和国际采购组织能力，尤其要提升“中国市场+全球配置”能力。这意味着上海不仅是中国的贸易中心，更应成为全球企业配置亚洲资源的重要总部城市。 第二，国际规则链接与转化能力。 未来国际贸易中心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能否成为国际规则的转换器。上海必须增强国际经贸规则研究能力、国际商事仲裁能力、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合规体系输出能力和国际标准参与能力。尤其是在数字贸易、数据跨境、AI治理、绿色供应链和ESG体系等新规则领域，上海应当率先形成制度供给。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上海不仅要“接轨国际规则”，更要逐步参与国际规则塑造。这是国际贸易中心高能级的真正标志。制度型开放也鼓励我们将中国成熟的制度、规则、管理和标准，与世界分享。 第三，数字贸易基础设施能力。 未来贸易中心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数字基础设施竞争。为此，上海需要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建设： 1.全球数字贸易枢纽，包括数字支付、跨境电商、数字认证、电子提单、无纸贸易体系。 2.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数据分类管理、国际数据接口、数据安全评估、跨境数据合规机制。 3.AI赋能贸易体系建设，未来AI将深刻改变供应链管理、风险识别、海关监管、国际物流、国际金融。因此，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本质上也是一次“智能化升级”。 第四，绿色贸易引领能力。 未来国际贸易体系将越来越绿色化。碳规则、ESG规则、绿色供应链规则，将深刻影响全球贸易结构。因此，上海必须提前布局绿色航运、绿色港口、绿色金融、碳认证、碳足迹管理、绿色供应链平台。尤其是，未来国际贸易中心不仅要“贸易效率高”，还要“碳效率高”。 第五，全球企业服务能力。 国际贸易中心最终竞争的是对全球企业的综合服务能力。上海未来必须进一步提升国际人才服务、国际教育、国际医疗、国际税务服务、国际法律服务、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等能力。这是因为，贸易中心最终是“人”的中心、“企业”的中心、“制度”的中心。 未来需要突破的几个关键问题 当前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已经具备较强基础，但仍存在几个深层挑战。 一是高端规则供给仍需增强。上海在制度创新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国际规则话语权、标准制定参与度、数字规则输出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是数字贸易制度体系仍需突破。当前数据跨境、数字监管、数字身份认证等方面，仍存在制度协调问题。未来必须建立更高水平的数据开放体系。 三是高端贸易服务仍需国际化。包括国际仲裁、国际会计、国际咨询、国际评级等领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相比仍有差距。 四是全球企业总部集聚能力仍需增强。未来竞争不仅是贸易竞争，更是总部竞争。谁拥有更多全球总部，谁就拥有更多全球资源配置权。 25年前，中国“入世”的重要意义是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面临的新任务则是在深度参与全球化重构过程中，推动形成更加开放、更加稳定、更加包容的新型国际贸易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上海肩负特殊使命。未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不应仅仅停留在对贸易规模的追求，更重要的是：规则影响力更强、全球配置能力更强、数字治理能力更强、绿色引领能力更强、风险应对能力更强。这是因为，未来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不只是“贸易”，还包括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和国际规则塑造能力。因此，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工程，其真正的关键在于从“世界工厂时代的贸易枢纽”，升级为“规则重构时代的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这是中国“入世”25年后，上海面向未来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周汉民 提要：长三角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跨区域、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持续强化投入保障、跨域协同和开放合作引领，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要聚焦加强基础研究，努力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更好为国家挑大梁、作贡献。 以基础研究强基固本 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将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至长三角，标志着中心建设从单城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基础研究进入范式重塑、跨界融合、开放协同的新时代，呈现五大鲜明趋势：一是AI驱动基础研究范式革命性突破，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变为核心参与者，自动化实验室普及，科研范式从“人工试错”转向“机器主导实验”，AI深度参与基础研究，不仅大幅提高研究效率，而且重塑知识发现的路径与逻辑；二是学科边界消融，跨界融合不断深化，前沿交叉研究成为主流，全球顶尖高校纷纷成立交叉研究中心；三是开放科学在全球加速兴起，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放代码加速成果共享，为追求交流速度，一批诺奖级成果在arXiv等平台率先发布预印本；四是工程应用、产业创新反哺科学发现，从产业实践提炼科学问题，实现“从1到0”的反向突破，让技术优势沉淀为科学根基；五是以高风险投入和灵活组织撬动颠覆性创新，建立分工清晰的创新闭环。面对时代大势，长三角必须顺势而为，把基础研究摆在优先位置，以源头筑牢科创中心的底座。 经过多年深耕，长三角科技创新“四梁八柱”已初步成型，构建起“4+1”协同机制，成立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并实体化运作，形成创新资源、创新平台、创新主体、创新生态四位一体格局。区域集聚一批国家实验室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机制、物联网“感存算一体化”超级中试中心等建设，为基础研究跨区域协同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在投入规模上，长三角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区域研发投入总量与研发投入强度稳居全国前列。在成果产出上，长三角高水平学术论文产出规模稳居国内第一梯队，整体水平对标全球主要城市群。高端人才集聚形成比较优势，长三角地区凭借雄厚科研实力与人才吸引力，已成为国内三大城市群中高端人才规模领先的区域。合作网络在增强。长三角全国合作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引、核心城市强连接、区域中心多点支撑”特征；国际合作广泛对接全球主要科创中心。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强劲活跃增长极功能持续巩固提升，为共建国际科创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对标国家战略要求与全球顶尖发展水平，长三角基础研究仍存在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需要以系统思维、务实举措补齐发展短板，持续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与全球竞争力。 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 立足国家战略全局与长三角发展实际，长三角地区应聚焦加强基础研究，强化跨区域、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持续强化投入保障，构建多元稳定长效投入体系。做基础研究好比种树，需要持久的投入和守得住寂寞的耐心。破解投入内部不均衡、稳定支持不够的突出问题，为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资金保障。一要提升区域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和质效。逐步提高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重，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整合三省一市资源建立稳定资金池，形成长效投入机制，保障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支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定向支持一批长周期、高风险、颠覆性基础研究项目，提升区域原始创新能力。二要激活企业与社会投资动力。支持有实力有意愿的企业布局基础研究，加大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激励力度。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基础研究平台，围绕产业“卡脖子”问题开展协同攻关，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逐步提高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三要优化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增加长期稳定支持比重，扩大稳定经费供给，推行经费“包干制+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变“事前审批”为“事后监督”，简化预算编制与报销流程，下放项目验收权限，推行“技术+财务”一体化验收模式，明确结余资金留归单位统筹用于科研。大幅减少科研人员在项目申报、考核评估上的精力消耗，营造信任、包容、宽松的科研生态，让科研人员潜心深耕长周期基础研究。 强化跨域协同，提升原始创新策源与系统集成能力。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打破行政壁垒与学科壁垒，鼓励科研团队跨专业、跨学校、跨城市开展协同创新，放大基础研究效能，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始创新策源地。一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引领作用，推动沪苏浙皖平台资源共享、仪器设备共用、科研数据互通，发挥好基础研究先行区与新型研发机构试验田作用。完善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推动创新要素跨区域高效配置，破解创新资源“散而不合”问题，提升区域协同创新整体效能。二要优化学科前瞻布局与非共识创新。围绕数理科学、前沿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国家急需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打造一批世界顶尖学科。借鉴国内新型科研机构先进发展模式，创新科研项目与人才评价体系。针对自由探索、颠覆性研究设立专项资助计划，打破职称、资历限制，激发青年科研人员原创活力。三要深化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打破学科壁垒，推进理、工、医、信、管等学科深度交叉，设立交叉研究中心、前沿科学中心、未来技术学院，建立以重大科学问题和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交叉选题机制。借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交叉科学部的经验，在长三角层面设立交叉学科专项资助机制，针对“复杂交叉、高风险、长周期”的研究提供制度保障，解决交叉研究评审难、资助难问题，催生更多颠覆性原创成果。 强化开放合作引领，打造全球创新资源配置枢纽。充分发挥长三角开放优势，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创新，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国际科创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一要深化全球创新协同合作。发起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组建国际科研团队，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深度参与全球基础研究协同攻关。加强与全球顶尖科创中心交流合作，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创新团队、科研机构落户长三角，构建开放共赢的基础研究生态。二要打造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区。吸引和培育国际科技组织在长三角落地布局，依托现有知名国际性学术论坛资源，持续做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提升长三角全球创新影响力。三要合作建设高水平科学数据库。建设世界级科学数据库，搭建一体化数据共享与服务平台。联合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支持本土期刊提升国际影响力，鼓励联合办刊与数字化转型，引进国际顶尖科学家担任主编。四要完善跨区域产业协同机制。促进跨区域产业合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强化基础研究对产业创新的源头供给，从工程应用、产业实践中提炼科学问题，实现“从1到0”的反向突破，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基础升华”的良性循环。 各扬所长打造动力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这为长三角一体化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长三角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为牵引，发挥苏浙皖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进一步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突破，持续巩固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 坚持创新驱动核心导向，牢牢把握基础研究“总机关”定位，强化基础研究对产业创新的源头供给，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联动互促。三省一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形成分工合理、高效联动、整体最优的创新格局。 长三角做强做厚基础研究正当其时，大有可为。三省一市齐心协力，攥指成拳，长三角必将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 阮青 | 企业管理 摘要：医疗器械上市企业所处市场环境复杂，竞争激烈。降本增效对其稳健发展意义重大。为此，本文从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理论入手，分析了医疗器械上市企业降成本增效益的意义，最后提出了一系列利于医疗器械上市企业降成本增效益的对策，旨在为医疗器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医疗器械上市企业，降成本，增效益，采购成本 在全球医疗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医疗器械行业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上市公司作为医疗器械行业的领军力量，在推动技术创新、满足临床需求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原材料价格波动、人力成本上升、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医疗器械上市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如何在保证产品质量与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实现降成本增效益，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1.降成本增效益概述 上市公司医疗器械企业身处竞争激烈的市场，降成本增效益是稳健发展的核心。成本涵盖多关键领域：采购成本受供应商、规模及价格波动影响，含原材料等购入支出；生产环节涉及人力、设备折旧、能耗等，取决于流程与效率；还有营销与研发成本，前者用于推广和渠道维护，后者为技术创新投入。效益体现在两方面：经济效益直观表现为利润增长，源于成本降低、销售额上升及资产回报率提高；社会效益则是产品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助力精准诊疗。降本与增效紧密联动，各环节成本优化能推动效益提升，而效益增长也为成本管控提供更广阔空间。 2.医疗器械上市企业降成本增效益对策 2.1 采购环节的降本增效对策 2.1.1 强化供应商关系管理 企业可采用集中采购策略，整合不同产品线的原材料及零部件需求，与优质供应商签订长期合同。如某大型医疗器械上市公司，整合心血管、骨科等产品线的通用电子元件采购，与行业领先供应商达成7年合作协议，采购价降15%～20%，还减少质量检验成本及供应中断风险。同时，需构建全面供应商评估体系，从产品质量稳定性、交货准时率、成本优势及售后服务响应速度等维度，定期量化评估。对表现欠佳的给予整改期，未达标则淘汰，引入更具竞争力的新供应商。此外，积极与供应商联合研发，共享技术与成本优势。如某企业与供应商合作研发新型生物材料用于高端医疗器械，原材料成本降30%以上，产品性能大幅提升。 2.1.2 优化库存管理策略 精准的库存管理对医疗器械企业降本意义重大。运用ABC分类法，企业将库存物资分为A（高价值、低用量）、B（中等价值与用量）、C（低价值、高用量）三类。针对A类物资，借助先进库存管理软件，实时监控库存水平，实施严格补货策略，防止积压。对于C类物资，与供应商协商建立寄售库存模式，降低资金占用。引入先进的库存管理系统（WMS），可实现库存信息实时共享与动态调整。如某企业实施WMS系统后，库存周转率从每年4次提升至6次，库存成本降低约25%。同时，加强与供应商、客户信息协同，建立需求预测模型，依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与采购计划，进一步减少库存积压或缺货，降低成本。 2.2 生产环节的降本增效对策 2.2.1 推行精益生产理念 精益生产旨在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一切浪费，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应深入分析生产流程，识别并消除过量生产、等待时间、不必要的运输、过度加工及不良品等浪费现象。通过优化生产线布局，减少物料搬运距离和时间，提高生产连续性。例如，某企业对医疗器械组装生产线重新布局，整合分散工作站，采用U型设计，使物料搬运距离缩短40%，生产周期缩短30%。同时，建立持续改进机制，鼓励员工参与生产流程优化。通过开展质量圈活动、征集合理化建议等，激发创新热情，对提出有效方案的员工给予奖励。某企业借此每年降低生产成本约20%，产品质量也显著提升。 2.2.2 加速技术创新与自动化升级 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先进生产技术和工艺，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核心驱动力。部分医疗器械企业采用3D打印技术生产定制化零部件，既提高产品精度和质量，又减少模具开发成本与生产周期。随着劳动力成本攀升，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成为必然。自动化设备可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生产，减少人为误差，降低人力成本。某企业引入自动化注塑设备生产医疗器械外壳，生产效率提升80%，人工成本降低60%。同时，通过自动化设备与信息化系统集成，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化监控与管理，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 2.3 销售与营销环节的降本增效对策 2.3.1 拓展多元化销售渠道 其一，建立线上销售平台，尤其针对家用医疗器械，通过电商平台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利润空间。如某企业在主流电商平台开官方旗舰店，家用医疗器械销售额一年内增长50%，销售成本降低30%。其二，加强与医疗机构直接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通过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设备租赁及售后维护等增值服务，提高客户粘性，降低销售成本。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参加国际医疗器械展会、与国外经销商合作等，拓展海外渠道，扩大市场份额。 2.3.2 实施精准营销战略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入洞察客户需求和行为特征，是实现精准营销的关键。医疗器械企业应收集和分析客户的购买历史、使用习惯、偏好等数据，构建客户画像，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针对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制定个性化营销策略。如对高端医疗机构客户，推出高端、智能化医疗器械产品套餐，提供定制化培训和售后支持；对基层医疗机构客户，提供性价比高、操作简便的基础医疗器械产品。同时，整合企业内部营销资源，统一规划协调广告宣传、公关活动、展会参展等营销活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某企业借此降低营销成本25%，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 2.4 研发环节的降本增效对策 2.4.1 优化研发项目管理 建立科学的研发项目筛选机制，需依据市场需求、技术可行性、预期收益及企业战略规划等，对项目全面评估筛选。对符合战略且市场潜力高的项目，优先配置资源；同时对项目排定优先级，合理分配研发人力、物力和财力。项目实施中，加强进度监控与风险管理，建立定期汇报和检查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如某企业研发新型影像诊断设备时，通过项目进度监控看板，每周评估调整进度，保障项目按时完成；同时提前识别技术与市场风险，制定应对预案，有效避免了项目延误和成本超支。 2.4.2 加强开放式创新与合作研发 医疗器械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特点，加强开放式创新与合作研发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企业应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利用外部科研资源和人才优势加速技术创新。如，某企业与国内知名高校合作研究生物医学工程前沿技术，借助高校科研平台和专业人才突破技术瓶颈，缩短研发周期3～5年，研发成本降低约40%。此外，企业间可开展合作研发，尤其在共性技术和关键零部件领域，通过共享资源与成果降低成本和风险。某医疗器械企业与软件企业合作开发智能化管理系统，双方发挥优势、共享资源，共同开拓市场，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 3.结语 医疗器械上市企业降本增效意义重大且路径清晰。通过各环节策略实施，企业能提升自身实力，推动行业进步，造福社会。未来，企业应持续深化降本增效实践，紧跟市场与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创新，在复杂竞争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医疗行业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1]杨燕.论医疗器械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J].经营者，2023，37（3）：72-74. [2]季宇.医疗器械企业内部控制相关问题的探讨[J].新金融世界，2022（4）：161-163. [3]张慧君.基于价值链理论的H医疗器械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科技大学，2023. 上海微创心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罗小芳 摘要：营销采购正由成本中心转向价值中心，本文以氧化铝企业煤炭与烧碱采购为场景，循着问题—维度—路径的逻辑，先剖析需求滞后、关系短期、风险事后、评价单一四大症结，再从战略协同、价值共创、动态感知三维度构建创新框架，最终提出前置供应商、共创机制、风险预警三项策略，预期为企业实现需求响应提速、伙伴关系深化、采购效能提升提供可复制的制度模板。 关键词：营销采购，价值共创，战略协同，动态风险 采购职能长期被锁定在价格谈判环节，与营销端脱节导致需求放大、库存冗余、供应中断反复出现，氧化铝企业因煤炭与烧碱价格波动频繁，断供风险直接制约氧化铝稳产，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小批量多频次交付需求，研究营销采购模式创新具有现实紧迫性。通过引入战略协同、价值共创与动态感知机制，可让采购提前介入需求形成过程，将供应商能力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降低市场波动对交付时效与成本稳定的冲击，为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提供制度支撑。 1.企业营销采购模式的现存问题剖析 1.1 传统营销采购模式的运作逻辑 首先，传统营销采购模式的核心逻辑起点是成本控制优先，这导致其运作中首先显现出需求响应机制与内部营销模块动态的显著脱节，采购活动通常并非与营销策划同步启动，而是在营销方案基本定型后才被动接收内部营销模块传递的需求清单，这种滞后性使得合并后的部门内采购相关模块无法实时感知市场端客户偏好的细微变化或营销策略的即时调整；其次，在供应商选择与评估环节，传统模式表现出强烈的价格导向特征，其运作逻辑将成本控制简化为初始采购价格的直接比较[1]。评标过程中价格因素往往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权重设置普遍偏高，而技术方案与营销需求的匹配度、供应商的供货弹性与应急响应能力、售后服务水平以及长期合作潜力等关键维度则被严重边缘化；再次，采购流程遵循固定审批链条，需求提报、寻源、比价、合同、验收各环节按序推进，任何节点退回均重启流程，平均周期被拉长至营销活动窗口之外，当市场进入小批量多频次订单阶段，该模式暴露出明显适配缺口：个性化物料需快速打样与柔性生产，而长周期审批无法匹配短营销周期，年度招标锁价机制在原料波动月份形成刚性成本，挤压营销预算，固定供应商池缺少弹性产能，临时增单常伴随溢价采购。由此，合并后的部门内采购相关职能被锁定在事后成本核算角色，既无法支撑内部营销模块的敏捷创新，也难以将供应商资源转化为企业长期战略资产，其逻辑路径与当下价值竞争导向出现结构性偏离。 1.2 当前营销采购模式存在的突出短板 营销采购部内部营销与采购模块缺少需求形成阶段的协同机制，营销模块方案调整单向传递至采购模块，采购模块被动分解物料导致材质、规格、交付批次与真实场景不符，现场临时变更推高加急费用；供应商关系停留在一月一招标的短周期，双方不共享需求预测与专用产能投入，营销加单时供应商只能外协，质量波动责任界面难以厘清；风险管控集中在到货物验收之后，采购模块仅在市场涨价或物流中断事件发生后启动应急寻源，缺少对煤炭、烧碱价格曲线与运力松紧的前置跟踪，被动补仓往往伴随溢价。绩效评估以年度降本金额为唯一核心指标，节约额度被层层分解到个人，导致采购员放弃弹性付款、联合推广、库存共享等可创造长期价值的条款，营销端因此无法借助采购资源实现品牌联合或客户增值，价值创造维度在制度层面被持续弱化[2]。 2.营销采购模式创新的核心维度解析 2.1 战略协同导向的需求管理维度 营销采购部与生产技术部门建立联动机制，营销采购部在季度需求规划阶段同步客户偏好、区域销量及促销节奏，生产技术部门同步工艺参数、产能限制及技术适配要求，营销采购部据此滚动修正物料需求预测，并以10日为周期返回供应可行性评估，使需求信号在内部闭环中快速收敛，减少因信息时差造成的追加或取消订单；企业以三年滚动战略为坐标，将营销端收集的客户价值主张转化为可量化的物料属性，结合生产技术部门的工艺与产能要求，与营销采购部掌握的供应商产能、技术迭代周期进行匹配，形成兼顾客户满意、供应稳定及生产可行的平衡方案，避免短期成本压缩对长期客户关系及生产连续性的侵蚀，同时将需求划分为战略保障、弹性补充、季节性波动三类，战略保障类提前锁定产能与价格，弹性补充类保持可调区间，季节性波动类设置安全阈值，采购资源按优先级配置，既防止关键物料断档，又降低冗余库存对现金流的占用[3]。 2.2 价值共创导向的供应商关系维度 从交易型关系转向伙伴型关系，企业需在合作起点即明确长期共生规则，以开放需求信息换取供应商深度投入。通过签订三至五年框架协议，将数量、质量、交付节奏与价格调整机制一并锁定，双方据此共同制定年度成本下探与工艺改进目标，并在协议中嵌入利益共享条款，约定节省成本按约定比例返还或再投入联合研发，由此将短期买卖转化为持续增值过程。 共同开展成本优化与技术创新活动，要求企业把供应商纳入内部项目团队，共享生产排程、库存水平与终端销售预测，使供应商在获得真实需求曲线后反向调整原料配方、包装规格或物流方式。双方按季度设立联合改善课题，由企业提出降本幅度与性能指标，供应商提出技术路径与资源投入，成果直接体现在后续订单价格与交付周期上，形成可量化的价值增量。 2.3 动态感知导向的风险管控维度 市场波动实时监测机制以采购部门为主体，设置专职信息岗，每日采集权威平台发布的煤炭、烧碱价格及库存数据，按小时更新可视化面板，同步记录下游氧化铝排产计划与上游矿山检修公告，形成价格—供需联动日志。监测结果在次日早会通报，价格偏离近三月均价5%即触发会商，营销、生产、财务三方共同决定短期采购节奏，确保采购决策与营销需求同频[4]。 供应商履约能力动态评估采用季度滚动方式，现场核查产能利用率、铁路运力合同、质量月报三项硬指标，同步调取供应商近一年违约记录，按产能保障、物流稳定、质量可靠三类赋分，低于设定阈值即列入观察名单。观察期内暂停新增订单，已签订单改为分批发货，由驻厂代表逐批验收，直至连续两次评估达标方可恢复常规采购。 风险预警模型以价格波动幅度、供应商履约率、库存可用天数为核心变量，设定三级阈值，触发后自动推送应对预案。一级预警启动锁价采购，二级预警启动替代货源，三级预警启动营销端限产协同，确保在价格急涨或供应中断前完成原料保供。预案执行结果回写模型，滚动修正阈值，实现风险识别与采购响应的闭环管理。 3.企业营销采购模式创新的策略路径 3.1 前置供应商引入环节，强化战略协同 前置供应商引入环节的核心在于将采购决策时间点从需求确认后移至营销规划初期，通过制度化的早期介入机制，使供应商与营销采购部需求规划组、供应保障组及生产技术部门形成同一工作界面；企业应在年度营销计划编制阶段设立联合需求评审会，由营销采购部需求规划组提出未来12个月的产品组合预测、区域投放节奏及客户价值主张，供应保障组同步提供上游市场供给曲线、价格区间与可替代原料清单，生产技术部门则从工艺适配性、原料技术标准及绿色转型要求角度提供专业支持，受邀供应商依据自身产能、技术储备与物流网络提交初步保障方案，四方在会议现场完成信息交叉验证并生成一致性需求文本，该文本随后被嵌入采购立项系统，成为后续寻源、比价及合同签订的刚性依据；为固化协同成果，企业需同步发布前置供应商准入细则，将战略匹配度设为首要门槛，具体包括供应商产能规划是否覆盖企业未来三年的销量复合增长率、其研发投入方向是否与企业绿色转型指标同频、其财务结构能否支撑至少6个月的原料锁价，凡未同时满足上述条款者即使报价再低也不得进入下一轮谈判，由此确保后续合作不偏离长期战略轨道；需求文本与准入细则一经确认，供应保障组立即启动滚动修订程序，每季度末根据实际销售完成率与上游市场波动幅度对需求文本进行偏差校正，若销量偏离预测值超过±5%，则自动触发二次联合评审，供应商可据此调整排产计划，企业亦同步修正库存安全水平，这种动态校准机制既防止了需求放大，也避免了临时加单带来的溢价风险。在这一模式下，采购不再是营销决策的被动执行者，而是与需求规划组、生产技术部门及供应商共同承担市场不确定性的战略合伙人，需求响应周期由传统模式的平均45天压缩至20天以内，原料断供事件发生率下降，成本波动幅度收窄，企业得以在保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兑现对客户交付时效的承诺[5]。 3.2 构建价值共创机制，深化伙伴关系 构建深度价值共创机制的首要策略在于建立坚实的契约化制度基础，即以结构化的长期合作协议取代传统的短期交易合同。这种合作协议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高度的量化与明确性，需将合作双方的关键权责与利益联结机制进行清晰界定并形成可度量的条款体系。协议文本必须具体涵盖利益共享比例的计算方式、因协同产生的成本节约具体分配规则、质量持续改进带来的额外收益分成方案、市场波动导致成本变化的风险分担具体比例、联合技术开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细则，以及明确的违约责任和有序退出条款。同时，协议期限设定为三年一续，期满前6个月启动绩效审计与条款复盘，保证合作目标与企业战略同频，某集团烧碱板块据此锁定供应商年度降价梯度与质量提升梯度，双方按实际节约额四六分成，协议执行两年即实现存储成本下降，供应链稳定性随之提升，伙伴属性由此确立，交易属性同步弱化，协同深度从价格博弈转向价值共生，为后续工艺联合改进奠定制度基础，合作边界由单一物料延伸至技术、物流、市场多维共享，价值共创机制因此获得持续生命力，企业议价能力转化为共生能力，长期竞争优势得以固化。 3.3 完善动态风险管控，提升采购效能 3.3.1 建立市场价格监测小组 企业抽调营销、生产、财务三方人员组成常设小组，每日采集煤炭、烧碱主流报价、区域库存、运力松紧三类公开信息，按统一模板录入内部系统，自动生成七日移动均价与环比振幅。当振幅超过预设阈值时，系统同步向采购负责人推送短信与邮件提示，小组于当日召开15分钟碰头会，决定是否调整近期采购批量与节点，同步将结论写入次日采购计划，确保价格信号在24小时内转化为行动指令，减少因滞后带来的额外成本。 3.3.2 定期评估供应商履约弹性 采购部每季度末向生产、财务、质检部门发放十项打分表，涵盖产能利用率、铁路请车兑现率、包装破损率、质量异议次数，得分低于80分的供应商列入观察名单，由采购主管牵头赴现场核查，重点确认其矿山采剥比、液碱装置检修计划、铁路专用线维修安排，若发现潜在瓶颈，立即启动备选供应商补充谈判，并在系统中锁定未来两个月合同量的10%作为可切换资源，既保障连续生产，又避免过度依赖单一来源。 3.3.3 构建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企业以价格波动幅度、供应商履约率、库存可用天数为核心指标，设定三级阈值，绿色区间正常采购，黄色区间启动加急采购程序，红色区间触发应急采购小组，同步启用预付锁价、铁路运力预留、港口堆场预订三项配套措施，确保在极端行情下仍能维持生产安全库存15天以上，实现风险提前识别、资源提前锁定、成本提前控制，最终把不确定性转化为可管理的采购节奏，显著提升整体采购效能。 4.结语 本文循着“问题—维度—路径”的递进逻辑，揭示了传统营销采购在协同、关系、风险、评价上的结构性缺陷，提出以战略协同前置需求、以价值共创深化伙伴、以动态感知提前预警的三维框架，并给出可落地的制度模板，氧化铝企业煤炭与烧碱采购实践表明。该框架能将需求响应周期压缩一半以上，断供事件显著下降，成本波动幅度收窄，采购职能由此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引领，为企业构建韧性供应链与持续营销创新提供了可复制范式，后续研究可在更多大宗物料场景验证其适用边界。 参考文献： [1]候艳芳.企业营销采购模式的发展与优化措施[J].财富生活，2025（14）：82-84. [2]柏锟，胡紫萱，黄海昌，等.基于新媒体的广西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模式优化研究[J].商业观察，2024，10（15）：53-56. [3]王悦.“互联网+”战略下家电逆向物流营销模式的变革思考[J].中国物流与采购，2024（9）：75-76. [4]孙晓旦，王颖驰.“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下好当家公司价值创造研究[J].现代营销（下），2024（9）：113-115. [5]马飞.互联网时代下物流企业营销战略的创新路径分析[J].中国物流与采购，2024（8）：106-107. 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刘苏敏 摘要：宏观角度物流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关键纽带，高效的物流体系能够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微观角度物流能降本增效，助力拓展销售市场提升客户满意度，对企业运营发展至关重要。而仓储作为物流体系的核心环节，对物流的顺畅运行至关重要。本文在对仓储管理的研究中，以Z公司第一仓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查法、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探寻出仓储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措施，帮助其更好的提高运转效率，优化仓库空间利用。 关键词：物流，仓储管理，数字化转型 基金项目：黑龙江财经学院2025年校级科研课题：装备制造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研究—基于成本管控实践（XJQN202556）。 1.引言 Internet的使用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多元化选择，在线购物已逐渐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消费方式，与在线购物密切相关的物流业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Z公司作为一家已经成立多年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原有的管理模式在当今物流业迅猛发展背景下，逐渐显露出了弊端，2024年出入库错误率达16%，出入库延迟率甚至高达11%。本文以Z公司第一仓为例分析其在数字化转型中仓储管理存在问题，根据仓储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从而实现仓储管理稳定健康发展的最终目的。 2.Z公司第一仓概况 Z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销售、包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同时，容纳了许多的仓储企业，比如德邦、京东、顺丰等，园区仓储设施十分健全。该企业属于物流行业，且致力于供应链的数字化建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员工男女比例相差大，男生占比近八成。高中及大专学历人数最多，占六成，研究生学历人数仅占5%。从外地来工作的人最多，占比90%以上。目前，仓库各小组都配有电动叉车，员工都有条码扫描器，手动叉车与高位叉车数量充足，自动导引车和智能仓储货架仓库还没有配备。以上数据均通过2014年实地调查收集。 3.仓储管理问题 3.1 缺乏创新思想意识 首先，对于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理念管理层持观望态度，不愿意投入资源进行引用和应用，使得仓库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其次，员工提出创新想法和建议后，无法得到及时反馈，造成积极性受挫放弃创新尝试。同时，内部没有建立明确的创新目标和考核机制，员工认为创新与否对职业发展和绩效评估无关，更倾向于完成日常工作，而不是花费时间和精力创新。 3.2 仓库自动化设备少 大量依赖人工进行货物搬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劳动强度大，疲劳过度从而增加工作失误概率。此外，人工搬运过程中，货物损坏的风险较高，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同行业装备自动导引车系统，每天能完成2600件货物和零部件的出入库搬运任务，而在第一仓中每小时是130件，相比低40%。分拣环节同样落后，依靠人工逐一核对订单分拣货物，同行业仓库凭借自动分拣系统准确率达99%以上，第一仓准确率仅85%～90%。 3.3 缺乏货物分类标准 化工原料和个人防护产品放同一个库位，化工类产品有泄露风险；五金工具和电子产品也堆放在一起，易出现压坏情况；易燃易爆物品、易腐坏物品以及有毒有害物品，未采取特殊的防护和管理措施。寻找某一特定货物时，需在众多不同品类货物中翻找，极大地降低工作效率。 3.4 职业发展空间有限 2024年离职率高达11.5%，高于行业平均离职率9%。新员工的留存状况也堪忧，在入职之后3个月就提交离职申请，最短的在职时间甚至不足两周。同时，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职业晋升机制，使得员工对工作失去热情和动力，纷纷离开寻找更有发展空间的工作机会。此外，行业技术更新换代较快，但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不足，无法满足员工对职业发展的需求。与其他行业相比，薪资水平较低，福利待遇也相对较差。 4.仓储管理问题的优化对策 4.1 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 4.1.1 精简审批流程 优化决策流程，成立创新项目评审小组，成员要涵盖各部门骨干。同时，简化审批流程，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员工提交创新项目申请后，评审小组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七个工作日内给出最终审批结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安排专人跟进协调，确保创新项目顺利实施，全方位激发员工创新活力，推动仓库创新发展。 4.1.2 建立创新激励制度 在激励体系搭建上，设立创新专项奖励基金，员工提出创新想法并被采纳，立即给予现金奖励，根据创新价值设置500～5000元。项目实施后，若取得显著效益，再按一定比例给予后续奖励。同时，设立荣誉奖项，如“月度创新之星”“年度创新团队”，在公司内部宣传栏、会议上公开表彰，增强员工荣誉感。 4.2 增加资金投入 在资金筹集方面，通过开展司库管理，削减不必要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此外，密切关注政府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争取财政补贴和扶持资金。在资金合理规划上，首先对自动化项目所需资金进行预算评估，明确各环节的具体费用，优先将资金用于关键设备的采购。同时，与设备供应商协商争取更优惠的采购价格、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或者融资租赁，缓解资金压力。从每年仓库运营利润中预留一定比例资金，用于自动化系统和设备使其能持续稳定运行与升级。 4.3 提高重视程度及明晰货物分类 4.3.1 提高货物分类的重视度 在制定企业战略规划时，管理层不应将重点完全放在货物的存储量、出入库速度等表面指标上，而忽视货物分类这一基础且关键的工作，应当将货物分类当作仓库日常工作的重点，时刻关注。同时，在资源投入方面，组建专业的货物分类管理团队，设置分类专员、数据录入员等岗位，负责信息维护及日常巡查工作。 4.3.2 制定货物分类标准 Z公司第一仓主要储存日用品类、防护类、清洁品产品类、电子产品类。其中电子产品类价值高且需求较为稳定，数量仅占4%但价值占47%，可以分为A类，需要设置专门的存储区域，采用精准的库存控制，以此来保障库存的准确性和产品的安全性。清洁类产品的价值和重要性位于第二位可以划为B类，由于其多是液体状态，需要单独设置存储区域，定期盘点产品状态。日用品类和防护类产品可以划到C类，数量占63%但价值占29%，多为低值易消耗品，一般为大批量的订货方式。 4.4 加强仓储管理人员建设 4.4.1 提高仓库薪资福利待遇 在薪资调整上，深入调研同地区、同行业的薪资水平，尤其参考顺丰、京东等行业标杆企业，制定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分阶段提高工资，争取在半年内将月工资提升500～1000元。同时，建立员工关怀机制，在员工生日、重要节日送上祝福与礼品，组织丰富多彩的员工活动，如团建旅游、技能竞赛等，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4.4.2 建立明确的员工发展路径 基层员工若具备管理能力，设计“操作岗→班组长→主管→经理”的纵向晋升路径与跨部门轮岗的横向发展通道，一线员工可通过考取初级技能认证、主导小型流程优化项目晋升班组长；班组长经供应链管理课程进修、带领团队完成智能化改造项目，晋升为主管。晋升流程遵循“个人申请→部门评估→综合评审→公示任命”，其中部门评估侧重工作业绩与技能实操，综合评审由管理层与外部专家反馈进行决策。同时，明确职业发展路径，为不同岗位员工制定详细的晋升标准与阶段性目标，定期评估工作表现，依据结果提供晋升机会。 参考文献： [1]刘阳.智能物流技术在仓储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航务周刊，2025，（02）：54-58. [2]赵军成.供应链视角下T公司仓储管理优化研究[D].西南大学，2023. [3]刘志坚.智能仓储设备运行和维护[M].职业教育物流类专业产教融合创新教材，2024. 黑龙江财经学院经济学院 王晨；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有限公司 龙文强 摘要：本文围绕我国铁路货运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背景下，铁路物流企业投资模式从传统“供给驱动”向“供需适配”转变的核心命题展开研究。首先，在明确铁路物流在国民经济中战略地位的基础上，剖析了供需适配视角下铁路物流的供需特征及相关问题；其次，进一步评估了供需适配视角下铁路物流企业投资环境变化；最后，提出了对应的供需适配视角下铁路物流企业投资策略。旨在为铁路物流企业如何从粗放扩张投资转向精准有效投资提供形势分析、特征提炼与实现策略，对铁路物流企业提升投资效能、服务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供需适配，铁路物流，投资策略，环境评估 一、研究背景 我国铁路物流网络建设已进入注重质量效益、一体化融合与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小批量、多批次、高时效、高附加值货物运输需求逐渐增多，铁路物流企业投资研究，也从“规模论”全面转向“效能论”。构建一套基于供需深度适配的科学投资策略体系，对铁路物流企业支持国民经济产业平稳运行、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链接、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铁路物流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 1.铁路物流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安全保障 铁路物流具有独立成网、受自然环境影响小、单位运输成本低、准时不拥堵等相对优势，凭借其强大的干线运输能力，承载着我国“西煤东调”“北煤南运”等关键大宗货物的低成本长距离运输，是能源、化工、粮食等基础产业的绿色生命线。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在保障国计民生物资运输、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升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铁路物流是连接国内外双循环的重要纽带 被誉为“钢铁驼队”的中欧班列贯通东西、连接陆海，开辟了亚欧大陆国际物流新通道，不仅增强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应链的紧密连接，同时还助力了各方资源互补、贸易畅通与发展共赢，守护国内外产业链的稳定与安全。 3.铁路物流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途径 铁路单位货物周转量对应的碳排放量和能耗量远低于航空、公路，是典型的绿色物流。在国家“交通强国战略”背景和“双碳”经济目标引导下，发展铁路物流是物流领域降碳减排最直接有效的途径[1]。目前我国正积极构建以铁路为核心的多式联运与集装箱物流体系，倡导更多货物从公路转向铁路运输，从源头优化运输结构，有效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三、供需适配视角下铁路物流供需特征分析 1.需求侧呈现区域分化、品类多元特征 铁路物流需求区域分化是当前市场的显著特征之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富集，与东部消费市场的连接需求持续增强，铁路物流运量增长最为显著，但其路网密度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东部地区作为核心消费市场，铁路物流运量保持较大规模，但增速相对平缓，集装箱海铁联运比例低于欧美水平；作为过渡地带的中部地区，铁路物流运量有所增长但增速低于西部；东北地区受产业升级滞后和人口外流等因素影响，铁路物流运量有所下降[2]。铁路物流品类需求多元化特征，表现为从传统大宗货物向高附加值、高时效性品类快速转型，从品类需求结构变化上看，煤炭、钢铁、矿石等传统大宗商品品类虽然仍占主导地位，但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品类占比快速上升，小批量多批次物流需求激增。 2.供给侧呈现“需整体优化”特征 主要表现为需要从铁路物流基础设施、技术装备、运营模式等方面协同优化，以提升铁路物流整体运营质量与服务水平。铁路物流基础设施方面，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并存，但区域协同不足；技术装备水平方面，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加速，但智能化技术投入仍滞后于时效性需求，新能源机车等绿色技术尚未大规模铺开应用；运营模式创新方面，多式联运与供应链融合深化，但存在信息孤岛问题，定制化服务需求增长快于运营模式创新速度。 四、供需适配视角下铁路物流企业投资环境评估 1.市场与需求环境方面 “散改集”“公转铁”“铁水联运”等政策性驱动持续为铁路带来大宗货物和集装箱运输增量；中欧班列沿线、主要港口腹地、大型工业基地等成为核心货源地，大宗商品（煤炭、矿石、粮食等）、制造业产品、消费品的规模扩大与增势明显；消费多样化升级为特种运输和高铁快运带来增长潜力，对准时可靠性、批量跨境联运性的物流需求明显增加。 2.政策与制度环境方面 我国将铁路作为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重大基础设施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骨干，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随着铁路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运价灵活化、主体多元化不断推进，政府对多式联运、“公转铁”的补贴增加，地方配套支持政策增多。但是由于跨运输方式的制度、单据、保险、责任、监管标准不统一，仍然存在信息壁垒，在运价政策研究、产品定制化服务、跨物流方式协调等方面能力尚有不足，政策与制度性交易存在隐性成本，铁路物流企业活力仍未完全释放。 3.设施与网络环境方面 我国铁路干线网络世界领先，重载技术等硬件条件一流；节点功能升级，传统货场正向铁路集装箱中心、物流基地转型升级，具备了仓储、加工等功能[3]。但是，部分跨区域通道与货运专线能力紧张，部分铁路专用线与港口、物流园区等关键节点衔接不畅，导致“最后一公里”与预期存在差距，铁路支线服务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五、供需适配视角下铁路物流企业投资策略 1.以供需适配为核心，驱动铁路物流投资效率提升 建议铁路物流企业投资以“需求识别-供给优化-动态平衡”为原则，优先布局需求增长快、错配较重的领域，精准识别区域、品类物流需求并定制化投放供给，采用“轻重结合”方式投资多式联运枢纽等硬件设施以及智能化调度系统等技术服务，并建立监测机制以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和策略调整。 2.以铁路物流基础设施构建、技术升级与服务创新为重点，聚焦投资方向 建议铁路物流基础设施投资以西部地区路网、边境口岸及港口换装站等为重点。铁路技术升级投资可聚焦于自动化装卸设备、智能场站系统等，降低人工成本占比，同时匹配环保政策要求推广新能源机车，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4]；铁路服务模式创新投资可聚焦推行并优化多式联运标准化单证，着力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同时推广冷链物流、家电专列等定制化物流服务，拓展铁路运费贷等供应链金融服务，增强客户黏性。 3.以公私合作与政策协同为突破点，优化投资模式 建议铁路物流企业把握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等政策机遇，主动参与政府主导的物流资源整合项目，结合公私合作（PPP）模式、政府先建+企业后管（TOT）模式、企业主导+政府购买服务（PFI）等模式，设计符合市场需求、风险可控的投融资方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5]。也可通过并购重组、合作开发、代管等方式整合地方铁路、铁路专用线实体资源，强化铁路物流企业的规模效应和市场布局。 六、结语 综上，铁路物流企业以供需适配为原则优化投资体系，通过“精准投资—技术赋能—模式创新”三位一体策略，短期以填补铁路物流需求缺口和完善薄弱节点为目标，中期以降低人工与碳排放成本、增强服务竞争力为核心，长期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为策略，破解铁路物流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参考文献 [1]王丹.川货“运出去”投资“引进来”[N].成都日报，2024-06-20（001）. [2]王涵晴，周凌云.铁路物流基地市场化投融资模式设计[J].铁道运输与经济，2021（11）：034-041. [3]黄雅琦.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业务竞争战略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21. [4]赵静静.A铁路物流公司财务风险管理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24. [5]顾文灏.基于PPP模式的物流园区项目风险识别与评价研究[D].镇江：江苏大学，2019.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刘承昊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6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