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9日 第 9 期
总第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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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会: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

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用足用好宏观政策 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国家发展改革委解读经济热点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如何?下阶段物价走势如何?围绕经济热点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2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

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

李超表示,4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这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也与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较突出有关。但总体看,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具有三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新兴动能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投资、出口、利润均保持快速增长;二是市场效益改善,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显效,部分行业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回升,推动企业利润增加、市场预期向好;三是外贸韧性彰显,1至4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李超表示,4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并就下一步经济工作作出了研究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一方面,在落实既定部署方面,用足用好宏观政策,加快推动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另一方面,在政策预研储备方面,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特别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相应举措,努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预计物价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

李超表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效果持续显现。4月份,光伏等电气机械行业价格同比上涨3.6%,燃油小汽车、新能源小汽车价格降幅比去年全年分别收窄2.7个和1.4个百分点。

此外,民生价格基本保持平稳。食品价格总体延续小幅波动态势,前4个月累计同比基本持平。

“总体看,4月份物价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温和回升态势,释放出供需关系改善、市场秩序优化的积极信号。”李超表示,展望后续,尽管国际能源价格走势仍有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能力充足,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坚实有力。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配套文件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和应用需求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我们始终坚持系统布局、分业施策、开放共享、安全可控,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自主可控、向善发展、行稳致远,让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李超说。

李超介绍,近期,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的配套文件,进一步加大要素保障。同时,将持续推动央国企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面向各行业领域和各地方打造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

针对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李超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中的通用能力,让机器人不仅能上赛场,还能“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加快融入各行各业。加快具身智能方向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硬件生态,加强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协同联动,加速面向应用落地的技术创新。

统筹推进“6张网”建设

李超表示,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在内的各类基础设施不仅能单独成网,而且能够发挥多网协同作用,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发挥“1+1>2”的作用。

据介绍,在新型电网方面,“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李超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切实发挥牵头部门职责,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二是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坚持质效并重,加快转化实施,推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三是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魏玉坤 何晓

商务部等部门:离境退税措施升级 助力扩大入境消费

5月18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公开发布,这是在2025年4月优化离境退税1.0版政策基础上推出的2.0“升级版”,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

优化离境退税1.0版取得了怎样的效果?为何升级?本次的加力优化措施有哪些亮点?如何让各国朋友乘兴而来、满载而归?在国新办1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及相关负责人就此进行了解读。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动作为

“一条条精美的丝巾、一件件科技感十足的智能产品、一款款玲珑剔透的瓷器,承载的不仅是简单的‘买卖’,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认同,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盛秋平表示,加力发展离境退税,有利于营造国际化消费环境,促进中外经贸人文交流,是我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动作为。

近年来,我国先后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对55个国家实行240小时过境免签,推出一系列入境便利措施,2025年,入出境外国人达8203.5万人次,同比增长26.4%。2025年4月,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1.0版政策,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提高现金退税限额,推动扩商店、增商品、优服务,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10年的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是2024年底的4倍左右。离境退税、单方面扩大免签、支付便利等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政策,与“购在中国”系列活动形成组合拳,推动入境消费、旅行服务出口分别增长近40%、50%,中国游、中国购成为国际风尚。

让旅客退税更加省心省时省事

“1.0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盛秋平指出,随着办理退税人数大量增加,部分口岸出现验核等待时间较长的情况;“即买即退”从试点推向全国过程中,出现异地离境不能互认、各地离境期限要求不统一等问题。

盛秋平介绍,新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一“多”,是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此外,为了给来中国参加进博会等重大展会的展商、客商提供购物和退税便利,将支持在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打造展会退税服务平台。

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借鉴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一个“化”是无纸化,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另一个“化”是标准化,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同时,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

入境消费将迎来广阔发展空间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走进中国,入境消费迎来广阔发展空间。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各地税务部门积极支持商店优化布局、丰富商品种类,全国离境退税商店销售商品的品种已达356类,增长近四成。”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谢文介绍,为落实好新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税务总局将制定具体的服务措施,配套升级离境退税信息系统,加强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

税务部门将从退税申请、受理、核验、审核、退付等各个环节,实现电子化、线上办理。丰富拓展退税二维码功能,支持旅客通过扫码在线查看退税办理进度和相关信息,进一步提高退税智能化水平,增强旅客退税体验感;加强业务协同,增强退税办理效率。结合境外旅客入境实际,推进退税商店扩围和优化商店布局,精准施策。税务部门还将积极推进“即买即退”业务跨区域办理,引导购物地和离境地代理机构加强协作,实现异地业务互认。支持落实好海关小额抽检办法落地,相应优化升级退税系统,加强功能校验,确保抽检机制顺畅高效运行。

“下一步,我们还将会同各部门加强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让境外旅客获取信息、办理退税更加便捷,让外国旅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优、获得感更强。”盛秋平强调。

张翼

两部门发文规范,碳交易缴费规则定了

运行近5年、累计成交额突破600亿元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迎来了碳交易手续费的规范化。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碳排放权交易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26〕667号,以下简称667号文),首次对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权交易手续费的收费管理方式、定价原则、费用收取与分配、评估机制和监督机制等作出系统性规定。

多位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667号文不是新增收费,是给已有的碳交易手续费立规矩。企业进行配额交易时会承担一定比例的交易手续费,不参与交易、仅持有配额的企业无需缴纳交易手续费。

全国碳市场自2021年7月16日启动上线交易,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作为交易机构已在收取交易手续费,但此前缺乏全国统一的制度框架,收费标准由交易机构自行确定。此次667号文的发布,实现了从“机构自主管理”到“政府指导、透明可控”的升级。

两部门统一对碳交易收费

早在2024年2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其中第五条规定,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碳排放权交易产品登记,提供交易结算等服务。登记和交易的收费应当合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应当向社会公开。

中国碳中和五十人论坛副秘书长吴宏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667号文进一步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手续费收费管理方式、收费标准制定原则、费用收取和分配方式以及指导监督方式等方面,使碳排放权交易手续费的收取有法可依,更加规范透明、公平科学。

在定价方式上,667号文明确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具体流程是:由交易机构制定上限收费标准,在不高于上限的范围内确定具体数字。

北京柠檬树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友绿智库创始人黄俊鹏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一制度设计有三层深意:一是既赋予交易机构一定的定价自主权,又通过上限管理防止收费失控;二是“商”而非“会同”的措辞,体现了上海(交易机构所在地)与湖北(注册登记机构所在地)两地的协同治理机制;三是为后续碳市场管理体制改革预留了弹性空间。667号文第五条明确,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生态环境部根据体制改革情况及时优化完善相关收费政策。

收费标准的上限按“补偿成本”原则核定,同时综合考虑经营主体承受能力。运营成本包括注册登记机构和交易机构在碳排放权产品登记、交易结算、集中统一交易等工作中发生的合理支出,并扣除政府补助,确保收费不以营利为目的。

吴宏杰对记者表示,“补偿成本”是指补偿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注册登记机构组织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产品登记、提供交易结算服务等工作,以及交易机构组织开展碳排放权集中统一交易等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合理费用支出。

667号文的发文对象为上海市、湖北省发展改革委,以及两家机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和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由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运营,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即由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的中碳登。由上海市、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商定上限收费标准。交易机构在限额内定标准。

667号文还建立了定期评估制度,要求两地发改部门对收费标准上限及实际执行情况开展评估,必要时重新开展成本调查并调整收费标准上限,评估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交易机构须单独核算并记录成本和收入,及时向社会公示收费标准,做到专款专用,防止不合理成本上涨。

参与配额交易的企业需缴手续费

667号文明确界定了收费性质。文件明确的收费名目是“碳排放权交易手续费”,属于节能环保类权益交易服务收费,在交易环节向市场内进行交易的单位收取。

“企业进行配额交易时会承担一定比例的交易手续费。不参与交易、仅持有配额的企业无需缴纳交易手续费。”吴宏杰对记者强调。

667号文明确按“补偿成本”原则制定手续费标准、扣除政府补助后核定成本,意味着碳市场交易手续费将保持在合理偏低水平。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CCER)的收费标准较早前已发布——现阶段开户费2000元/户、年费1000元/年(市场初期对纳入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暂免收取),挂牌协议交易手续费按成交金额的6‰双向收费。

“对比可见,CCER市场采用固定费率模式,而667号文对强制碳市场交易手续费采用政府指导价上限管理+机构自主定价模式。两者差异主要源于市场定位不同:CCER市场属于自愿性市场,交易标的为减排量,参与主体多元,固定费率操作简便;而全国碳市场涉及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等国民经济基础行业,交易规模大、影响面广,采用指导价模式更具弹性和适应性。”黄俊鹏表示。

667号文的出台,也适逢全国碳市场正在经历配额分配制度变革。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日前表示,2026年将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配额分配方式,持续扩大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供给。

黄俊鹏表示,667号文虽然直接规范的是碳市场交易手续费,但其影响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深刻作用于零碳园区的建设和运营。这意味着传统高排放企业将承担越来越高的碳排放成本,而零碳园区凭借低碳排放优势,不仅免于购买有偿配额的支出,还可将富余配额出售获利。规范的手续费管理制度确保了交易成本的可预期性,将鼓励更多园区积极开发碳资产、参与市场交易。

卢陶然 李德尚玉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 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5月17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技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

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

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

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

戴小河

金融监管总局调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要求 取消贷款增速目标 提升信贷资产质量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

业内专家表示,《通知》的一大看点是,不再设定贷款增速要求,而是更强调信贷结构优化和业务可持续发展,有望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从“规模驱动”转向“质量优先”。

相较于金融监管总局2025年提出的“保量、提质、稳价、优结构”目标,2026年提出的“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具体指向了哪些要求?

根据《通知》,稳投放,即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需求相匹配的信贷供给,实现贷款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通知》不再设定全国统一的硬性贷款增速考核指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这将引导金融机构考核方式加快转型,推动小微金融服务从“规模优先”转向“质量优先”。

此前,金融监管总局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有明确要求。以2025年的监管要求为例,要力争实现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

《通知》则不再提及上述要求,仅强调信贷供给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需求相匹配;对各地的要求则是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和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合理确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力度。

分析《通知》取消增速要求的原因,董希淼认为,主要是考虑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较快,继续设置增速要求、强推规模扩张,可能引发行为异化和风险积聚,影响小微金融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小微企业面临营收下滑、成本高企的压力,有效信贷需求趋弱。”董希淼表示,如果继续要求小微企业贷款快速增长,反而容易导致部分企业债务负担加重。

根据《通知》,提质量,即指导银行加强风险监测,提升信贷资产质量。

潜在的资产质量压力,要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更加重“质”。董希淼表示,过去几年,小微金融领域发生过虚增贷款规模、伪造借款主体、“黑中介”骗贷、数据报送失真等问题。《通知》有利于进一步挤压业务水分、压实风险底数,避免因继续追逐规模增长导致粉饰不良资产等乱象。

《通知》还提出,优结构,即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增加小微企业法人贷款投放,重点支持科技、消费、外贸等领域。可持续,即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错位发展、有序竞争,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

董希淼预计,未来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加强科技和创新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优化消费领域金融产品,强化外贸企业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也将一视同仁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不得设置针对所有制的差别化条件。

此外,《通知》进一步明确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完善常态化线上对接渠道,因地制宜组织线下集中走访,推动完善“联合会诊”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主动融入各地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加大精准走访对接力度。

韩宋辉 张琼斯

稳中有进 向新向优——1—4月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透视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4月份国民经济“成绩单”。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4月份,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全球能源市场高位波动,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在复杂局势下,各地区各部门综合施策,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主要经济指标向新向优

从4月份数据来看,主要经济指标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付凌晖介绍,今年以来,生产供给保持持续增长,有效满足各方面需要。从工业看,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从服务业看,1—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1—4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10.9%和9.3%,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与此同时,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从就业情况看,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30—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2%,也比上月有所下降。从价格看,4月份CPI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其中,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上涨1.2%,也保持总体平稳。

此外,外贸也延续亮眼表现。1—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从出口看,新的市场竞争优势逐步确立,绿色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从进口看,中国大市场对全球的吸引力稳步提升,1—4月份我国货物进口额同比增长20%。

值得注意的是,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达到2.8%。“1—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由一季度下降0.6%转为上涨0.2%,这是2023年以来该指数累计涨幅首次转正。”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表示,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扩大,既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也是国内结构升级、市场竞争秩序逐步优化、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

“工业品价格回升对于改善企业盈利预期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也要看到,这种价格回升目前还不均衡,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相对明显,需要关注其可能对中下游企业成本带来的影响。”王冠华说。

发展动能优化升级

从1—4月的各项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表现是发展韧性的彰显,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

具体来看,在生产领域,今年前4个月,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到35.7%,贡献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五成以上,增速在逐月加快,贡献率在提升。在消费和投资领域,消费市场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拓展,从满足基本需求向追求品质体验升级;高端装备、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持续投资扩产。

数据显示,1—4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7.9%、13.9%、18.1%;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

“上述数据折射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即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培育,新动能已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协同’。”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分析称,高技术制造业在生产端实现了“领跑”,同时新动能的快速成长也在投资端得到了有力呼应。一个表现是,在高技术产业的持续赋能下,我国出口竞争力持续增强,中国的“新三样”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正在全球市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品牌认知。

“今年促消费的重点从耐用消费品转向服务消费,通过有效弥补服务供给缺口,更好满足居民较快增长的旅游出行、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受益于政策面着力支持服务消费,特别是今年部分地区实行了“春假”政策,“文旅热”持续升温,1—4月服务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5.6%,增速较前值加快0.1个百分点,展现出较强韧性。

在董忠云看来,新动能的快速聚集,主要得益于政策在四个方面的系统发力:一是宏观政策有力牵引和持续托底,为新兴产业提供重要支撑;二是产业政策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引导资源向高技术领域集中,带动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并进;三是通过治理“内卷式”竞争、保障产业链安全,有效改善市场供求与企业预期,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四是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优化外资环境、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等,为高技术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王青认为,在投资领域,未来制造业投资仍有加速潜力。一方面,伴随外部经贸环境回稳,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制造业投资信心会有所恢复;另一方面,高技术投资还会获得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倾斜,叠加当前芯片、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等高技术制造业产品面临供需两旺、利润大幅改善的有利市场环境,都会带动相关领域投资较快增长,进而对整体制造业投资形成有力拉动。

经济稳中向好的内在驱动力没有改变

总的来看,1—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4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3月有所波动。在当前背景下,如何看待下阶段中国经济的走势?

王冠华强调,对于下阶段经济走势,既要看到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一些内外部压力和挑战,更要看到经济稳中向好的内在驱动力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国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活力,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王冠华说,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也在加快推进。近期,聚焦高质量发展,我国还出台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行业秩序规范等一系列政策;4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阶段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正在加快落实落地,强化政策协同。

“整体来看,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王冠华说。

王青表示,当前政策着力点是全力推进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若后期内需放缓势头延续,或者出口明显减速,稳增长措施会相应加码,这方面还有充足的政策空间。”他说。

付凌晖提醒,当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供强需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张思楠

前四月同比增长3.5%——财政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同时,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据统计,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主要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企业所得税下降0.5%,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5.1个百分点,主要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4.8%,主要是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4.7%,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彦锋分析,国内增值税等主体税种增幅连续提高,表明财政税收与物价等良性循环的关系得到释放,经济发展动能不断增强。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增幅较大,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对冲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有力促进了外贸稳健增长。

“宏观政策推动经济回暖,有效涵养税源、扩大税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全国税收收入较去年均有了更快增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旭红分析,增值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印花税、车辆购置税等呈现出较好增幅,不但为提升整体财政收入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反映出经济活跃度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重要基础,对于宏观经济稳预期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合理加快支出进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统计显示,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民生领域支出增速突出。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9%。

“一方面,合理统筹财政收支节奏,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适度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着力扩大有效投资,补齐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短板,有效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另一方面,不断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大力调整优化支出投向,严控一般性支出和低效无效开支,将财力向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李旭红说。

今年以来,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工具持续发力。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积极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有效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白彦锋说。

4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对于如何用好用足宏观政策,白彦锋建议,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红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让财政资金花出更高的效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更加规范高效的营商环境。

“下一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靶向发力、提质增效,保持合理支出强度,统筹用好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强化财政政策与产业、就业、货币等政策协同联动,凝聚稳增长整体合力。持续深化支出结构优化,集中财力保障重大战略实施、民生实事落地以及实体经济发展。抓实抓牢基层‘三保’工作,压实各级财政保障责任。统筹发展与安全,稳妥有序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举债融资行为,拓宽优质税源培育路径,持续夯实财政增收基础,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李旭红建议。

曾金华

权威视点
王微:北京文商旅体融合要形成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的消费IP

5月21日,在2026深蓝媒体智库年度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王微表示,立足行业发展整体趋势,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不能仅停留在行业表面合作,更需要企业、资源、机制和管理的全面创新,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速培育壮大。服务消费的融合发展,离不开企业、资源、机制、管理的全方位创新,同时需联动市场、行业、政府多方协同发力,加快构建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模式。

针对北京发展优势,王微特别指出,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批试点,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连续多年超过85%,居民服务消费占比接近60%,拥有全国领先的服务消费市场体系。

王微表示,未来,北京服务消费潜力的释放和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方面,需重点从三方面发力。

首先要着力发掘流量入口和增大增量,关键是提升文商旅体展各个行业各自的创新能力,来形成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的消费IP;

其次要着力促进企业融合、资源融合、业态联动,促进文商旅体等领域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市场创新,加快形成多元化、多层次、融合化的新业态、新场景和新模式。

最后要着力促进体制机制创新,特别是要促进文商旅体展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和协同发展,形成政策合力,构建融合发展的良好生态和政策支持体系。

通过这些举措,北京将持续释放服务消费新潜力,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融合样本。

记者 翟枫瑞

常纪文:美丽中国建设治理体系日趋完善

开栏的话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画卷徐徐铺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本报今天起推出“美丽中国行”栏目,报道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和创新经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初夏时节,绿树浓荫,繁花似锦。记者深入一线采访看到,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色转型动能显著增强、治理体系日趋完善,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大美画卷徐徐铺展,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4月,《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印发实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编纂法典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要以法典出台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各类政策规划制度之间的协同增效,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标准、监测、评价和考核制度,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认为,《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制度创新。通过建立常态化、标准化、刚性化的成效考核体系,为全方位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随着法治与制度建设不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基本建立,分级分类启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动真碰硬开展9批次督察;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要素最齐全的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深入推进智慧化监测、非现场执法“两场变革”;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让祖国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记者 刘瑾 李和风

董希淼:货币政策注重精准有效 年内降准降息仍有可能

5月20日,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布,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0%、3.5%,均与上月持平。这是LPR自2025年5月下降后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LPR是贷款定价基准,变动情况备受市场关注。但LPR保持不变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收紧,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仍将坚持支持性立场和适度宽松的基调,而贷款利率定价基准本身也可能更加多元。

总体而言,本月两个期限LPR保持不变,符合预期。从LPR定价基础看,7天期逆回购利率自2025年5月下调后,已连续12个月保持在1.40%不变。政策利率这个“锚”没有变化,意味着LPR报价缺乏下行的政策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预示LPR会保持不动。从国内因素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0%,较去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主要经济数据表现总体较好,物价数据边际好转。这表明,宏观经济在地缘风险因素扰动下仍表现出较强韧性,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紧迫性不大。从外部环境看,中东局势升级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正在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美联储降息进程放缓,外部利率环境使得LPR下降面临掣肘。

在内外部多重约束下,货币政策保持定力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202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0%,较去年四季度下降2个基点,结束连续三个季度的持平态势。银行净息差下降速度快于市场预期,此前不少机构预测银行净息差将企稳甚至回升。而且,考虑到年初贷款重定价等因素,银行净息差还将面临收窄压力。在此背景下,即使从货币市场获得批发融资的成本略有下行,报价银行主动降低LPR报价加点的动力也不足。维持LPR稳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银行经营压力,减少“内卷式”竞争,有利于银行保持稳健发展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下降。

其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引导市场降低对降准降息的预期。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灵活”表明将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和经济发展需要,适时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高效”,则要求更多考虑政策有效性和针对性,在加大力度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防范资金空转、地方债务等风险。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沿用上述表述。2026年3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例会提出,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2026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而2026年5月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进一步强调“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这些都表明,央行在维持适度宽松总体方向的同时,更加突出货币政策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不会盲目加码总量刺激,而是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和经济发展情况灵活调整实施节奏和力度。与此同时,《报告》不再直接提及“降准降息”字样,而是提出“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这也表明,央行将更加注重精准发力,通过结构性工具更有力支持科技创新、提振消费、小微企业等领域,并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发力。

尽管本月LPR按兵不动,但年内降准降息可能性或仍将存在。这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恢复情况,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从1—4月经济数据看,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低于2025年全年平均增速(5.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1.9%。从金融数据看,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量略有回落,存在季节性因素,但住户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0.4%,需要引起重视。如果经济金融数据没有进一步改善,降准降息的必要性将增强。而当前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保持稳定,也为后续政策灵活调整预留一定空间。

总之,LPR连续12个月未有变化,主要是为了巩固前期降息效果,支持银行体系保持稳健性,并为配合财政政策协同发力预留空间。下一步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坚持适度宽松的基调,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内外部均衡与长期可持续性。从更长远视角看,我国货币政策正在进入“精准有效”新阶段。这是对外部风险约束、经济结构转型、金融稳定需求等多重目标的综合权衡。未来的货币政策操作,或将不再简单以降了几次准、降了几次息来衡量,而更要看利率传导效率提升多少、信贷资源是否流向真正需要的地方、宏观审慎防线是否足够坚固。对市场参与者而言,理解这种范式转变,比预测下一次降准降息时点重要得多。

值得关注的还有,《报告》专设专栏《贷款利率定价基准的国际经验》,介绍贷款利率定价基准的国际经验。专栏提及,许多经济体都经历了由单一定价基准向多元定价基准的逐步演进。这或许传递出一个信号:未来我国贷款定价方式,或将从单纯跟随LPR转向参考国债利率等更加多元化方式。届时,LPR或将不再是贷款定价的唯一参考基准。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董希淼

李勇坚:数字消费已成为当前的主流消费形态

消费是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生产、分配与流通的顺畅运转。数字消费突破传统消费时空限制,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催生实体商业空间的新形态与新活力,正在深刻重塑我国的消费图景与经济运行逻辑。2025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远高于消费大盘。从用户规模来看,2025年上半年我国数字消费用户规模突破9.58亿人,占网民总数的85.3%。数字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引领消费升级的关键动力。

以供给精准适配需求释放消费潜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呈现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等特点。在数字消费场景下,通过对海量用户数据的深度学习与分析,市场能够感知消费者的显性需求与隐性偏好,反向推动供给端进行动态变革,从而激发消费的内生动力,实现对消费潜能的挖掘。数字消费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对消费者而言,数字消费利用数智技术,帮助消费者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和决策成本等交易成本,实现了需求的精准满足;对生产者而言,消费数据的实时反馈为洞察市场趋势提供了依据,从而实现针对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精准设计和生产,这为供需适配提供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数字消费建立起消费与供给的通道。消费者可通过线上评价、社群反馈、预售定制等渠道,直接参与产品的设计、研发与优化环节,实现消费者主权的回归。当前,我国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已进入平稳增长期,数字消费通过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正在成为推动消费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扩大消费空间,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下沉市场是我国消费空间扩张的潜力区间。数字消费打破了传统消费的地域、时间、用户群体等限制,将分散的下沉市场需求、小众化细分需求汇聚成规模化的市场需求,使原本不具备商业可行性的个性化供给具备了经济合理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包括镇区和乡村的县乡市场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8.7%,接近全国总量的四成。从增长率来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4.1%,增速连续3年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消费崛起背后的逻辑在于,数字技术与消费场景融合,推动消费本地化,原有的县域商业设施纷纷与数字技术进行深度融合,业态不断创新。最具有乡土特色的乡村大集,也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规范化、特色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下沉市场消费潜力的激发,正在成为扩大内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三大国家战略的重要发力点,既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也是惠民生的关键举措,呈现显著的战略叠加效应。

消除服务消费障碍,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无论从国际经验来看,还是从居民需求变化来看,服务消费都代表了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但是,传统服务消费具有生产与消费同步性、不可储存性的特征,其发展高度依赖线下场景与地域空间,导致医疗、教育、养老等优质服务资源难以向大城市边缘、中小城市、下沉市场覆盖,制约了服务消费的普惠化发展。而数字消费通过在线化、智能化改造,推动传统服务消费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了优质服务资源的全域覆盖。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慧养老、云旅游等数字服务模式,使农村居民、中小城市居民能够平等享受一线城市的优质服务资源,极大释放了全社会的服务消费需求。同时,数字技术与服务消费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数字原生的服务消费新形态,推动服务消费从传统的衣食住行、科教文卫,向沉浸式体验、虚拟服务、AI专业服务等新领域延伸,创造了全新的体验式服务消费场景,推动服务消费向全场景、全时段延伸。从整体上看,数字服务消费既能优化服务供给,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从而打破供需错配的僵局,夯实消费持续增长底座,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

优化供给,提高效益。实现供需良性互动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消费积累的海量消费数据,是生产端优化供给的核心生产要素。生产企业可通过消费大数据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变化趋势,提前调整生产计划、优化产品设计,实现按需生产、以销定产,从根源上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流通环节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关键环节,传统流通体系存在环节多、链条长、成本高的痛点,推高了终端消费价格,也制约了供给体系的效率提升。而数字消费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推动供应链体系数字化重构,实现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合一,大幅优化了流通效率,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直接对接,既提升了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让利于消费者,实现了供给与消费的双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李勇坚

姜照:为何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深化内外贸标准认证改革。内外贸一体化,是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联动发展的过程。深刻把握内外贸一体化的内涵要义,深入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有利于推进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更好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对于扩大内需、稳定企业、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贸易强国提供有力支持。

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内部市场广阔、回旋余地大。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居民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这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战略纵深。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引导企业在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优化资源配置,既能增加消费市场优质供给、推动产业升级、持续激发内需潜力,又能增强经济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冲击的能力。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推动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方面实现有效衔接,本质上是以制度型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有利于在国际经贸竞争中掌握发展主动权。

长期以来,内外贸产品适用的国内国际标准存在差异,企业在对接标准、取得认证等方面面临较高成本。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能够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间灵活切换、高效配置资源。这既是企业应对市场波动、稳定经营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经营主体的内在要求。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我国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已具备良好的现实基础。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对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进行系统部署。2022年,北京、上海、江苏等9地被列为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助力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顺畅切换。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强调“畅通出口转内销路径,提高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建设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为下一步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指明方向。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这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赋予企业较强的生产组织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环境下保障产品稳定供给,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间灵活调配资源。近年来,一批产业集群在内外贸融合发展上取得积极进展。例如,江苏省率先打造首批18个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产业集群,覆盖跨境电商、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不少集群内企业实现抱团出海、有序布局全球市场。实践表明,依托产业集群,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跨市场经营的综合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我国的网络零售市场全球规模最大,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商圈、步行街等设施改造提升步伐加快,为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渠道。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平台,正在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重要载体。商务部组织的“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畅通了外贸产品进入国内消费市场的渠道。线上线下融合、展会平台联动的多元化格局,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面向未来,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实现突破。一是进一步拓展范围,推动区域协同发展。鼓励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参考借鉴试点地区经验,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支持各地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培育一批内外贸融合发展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集群+跨境电商”等模式发展。二是强化规则标准对接,推进国际互认合作。对重点产业开展国内外标准比对研究,动态推进国内标准修订,大力推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标准认证互认,探索“一个标准、一次检测、多国通行”。三是进一步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鼓励龙头企业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营销网络和海外仓体系,引导外贸企业运用新业态新模式开拓多元化市场。四是强化政策协同与要素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加大标准研制、公共平台建设、品牌国际化等领域的财政资金投入。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供应链金融、内贸信用保险等金融产品。深化产教融合,加快培养既懂国际规则又熟悉国内市场的复合型人才。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姜照

肖宇:分析汇率离不开“三碗面”

近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走强。自5月11日以来,离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连续三个交易日突破6.8关口。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也持续逼近6.8大关,和年初相比升值约2.6%。

分析汇率离不开“三碗面”,即企业和居民结售汇决定的“资金面”、市场预期决定的“情绪面”和支撑一国货币的经济“基本面”。作为不同国家货币兑换的价格,汇率走势是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供给—需求”价格形成机制,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一个判断汇率走势的分析框架。那就是:短期看资金,中期看预期,长期看经济。

首先,结售汇持续放量或是年初以来人民币走强的直接原因。结售汇的体量和意愿一直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出口多元化,东盟等新兴市场成功取代欧美,成为全球经贸格局重构背景下我国的出口重心。而面对一些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尝试推动的“脱钩断链”,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对进口的替代效应及“新三样”“出口拉动”效果逐渐显现。2025全年,我国贸易顺差处于较高水平。在美元已实质性步入降息周期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抛售美元购入人民币的市场化行为,成为了年初以来人民币走强的主要催化剂。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最新发布的银行结售汇数据,能够清晰佐证这一判断。2026年1—3月,我国银行累计结汇7664亿美元,累计售汇6277亿美元,市场主体的结汇意愿强烈。

其次,此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与美元指数走弱脱不开关系。众所周知,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总债务已高达38.91万亿美元,随着“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正式生效,2026财年突破40万亿美元只是时间问题。在美元信用承压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去美元化”加速。全球央行和投资者抛售美元、减持美债、购买黄金一度是普遍共识。而美联储之后可能的“降息+缩表”及对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预期,使得市场的焦虑情绪迅速向定价端蔓延,美元指数下行压力增加。数据显示,美元指数已经从今年最高点3月31日的100.6444,下行至5月12日的98.2839,降幅为2.3%。

其三,境外避险资金涌入中国放大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一段时间以来,出于对国内利率下行预期加之中美之间相对较阔的利差,人民币中期走强的预期不足。但在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的背景下,大量在中东迪拜的避险资产开始撤离。中国稳定的局势、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及潜力巨大的回报预期,为全球安全资产提供了一个较优解。面对这一趋势,中国监管部门顺势放开了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国债期货的限制,中金所于4月24日起,接受QFII/RQFII的开户与交易申请,同时中国香港的离岸国债期货也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国际投资者在抛售美债之后,参与中国国债投资的便利已经齐备,这无疑大大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对人民币汇率形成了坚实支撑。

最后,在所有汇率的决定因素中,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和未来潜力是决定其汇率走势的最根本因素。面对当前地缘局势热点等冲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CED纷纷下调了今年的全球环比增速预期。但对中国给出了高于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速预测。整体来看,在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突破和资本市场同频共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有序切换,以新质生产力为主线的增长空间已经打开,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更加稳固,这恐怕是全面认识接下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起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肖宇

林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 赋能辽宁全面振兴

数据要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产要素,具有独有的低边际成本、强渗透性和融合性等特点,能够推动生产工具和设备、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不断优化升级。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是辽宁实现全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去年,辽宁获批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在全国10个试验区竞相探索的背景下,谁能率先形成制度性成果,谁就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赢得先机。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据由资源形态转向要素形态、资产形态,涉及资源配置、产业形态和治理逻辑的深层重构。

深刻把握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数据要素既能够通过与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深度融合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也能够通过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培育新的增长动能。辽宁工业体系完备,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冶金等领域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源,但总体仍停留在“可采集”阶段,尚未有效转化为“可交易”的要素资源。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关键,是把数据转化为要素、转化为资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沉睡资源”转化为“可交易资产”,有利于为新旧动能转换开辟新路径。

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可有效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素高效流动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特征,但数据要素的跨区域流通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规则不衔接等问题。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能够通过规则统一和平台建设,打通数据流通通道,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同时我们要看到,当前营商环境中的诸多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数据分散、标准不统一和共享机制缺失等。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以数据驱动跨层级、跨部门的治理流程优化,有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策透明度,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可有效服务国家战略。数据兼具高价值与高敏感性,这对数据的分级分类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辽宁在高端装备、航空航天、船舶制造、新材料等领域承担着重任。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关键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促进数据高效流通,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同时,探索形成可复制的数据治理经验,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同时,数据要素可通过打通数据壁垒,构建一体化共享体系,有效推动政务数据在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之间的安全流动与高效利用。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的服务模式变革,更通过深度挖掘数据价值,为政府决策提供精准依据,全面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与智能化水平,助力构建协同共治的现代治理体系,让政务服务更加高效便民,让行政效能迈上新台阶。

扎实推进辽宁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

扩大有效供给。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首先要解决“供得出”的问题。目前,数据要素供给不足的根源,在于数据持有主体缺乏开放共享的制度激励。应以权属相对明晰、示范带动效应较强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为突破口,完善包含目录管理、授权运营、收益分配在内的体制机制,明确开放边界与权责关系。同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作用,鼓励其在数据治理、标准制定和场景应用等方面进行率先探索,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共享数据资源、共创应用场景,从源头上扩大有效供给。

健全流通规则。数据“供得出”之后,能否“流得动”,取决于产权和交易制度的健全程度。应完善数据确权登记制度,探索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分置机制,明确各类主体权责关系。依托沈阳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大连国家隐私计算试点等平台,打通数据要素流通通道。依托辽宁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完善数据交易平台和流通规则体系。

强化场景牵引。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于流动与应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必须嵌入具体的应用场景。当前,大连海洋大学数据赋能海洋经济、沈阳卫生数据赋能基层精准医疗、丹东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等应场景入选国家示范场景,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提供了真实的检验场景。只有将数据嵌入具体应用之中,才能实现其要素价值转化。要持续拓展工业制造、海洋经济、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的数据要素应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从“建起来”向“用起来”转变。

完善治理体系。缺乏安全保障的数据流通是不可持续的。要围绕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等,分类构建监管标准,明确不同类型数据的流通边界与责任主体。健全审慎包容监管和容错纠错机制,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新技术、新业态留出发展空间,营造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

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从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看,这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更是发展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对辽宁而言,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不仅关系到自身振兴发展的路径选择,而且关系到在全国数据要素市场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应以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牵引,以制度创新为主线,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在释放数据动能中推动辽宁全面振兴,为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贡献辽宁力量。

【本文为辽宁省社科规划课题“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研究”(L25BGL040)阶段性成果】

大连市委党校 林强

国研分析
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扩大内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今后一段时期,贯彻和落实“扩大内需”战略,需要坚持如下几条原则。

一是统筹好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为此,需要积极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同时也要看到,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双循环。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扩大对外开放,以更大力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更多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对外经济交往的增加,也有助于引入国外先进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有助于激活国内市场竞争,为国内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二是统筹好需求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两者相互依存、对立统一。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反过来,没有供给,需求也无法满足。从动态视角看,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也可以创造新的需求。要扩大内需,不仅需要从需求侧发力,还需要从供给侧着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三是统筹好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的关系。消费和投资是国内需求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生产基础差,生产水平落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距离满足居民消费愿望尚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当时各级政府多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经济社会条件逐步发生显著变化: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或者世界前茅,居民生活条件显著改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产能总体过剩的局面,如果继续依靠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必将面临投资边际效益快速下降的现实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虽然短期内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在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理性而又现实的选择,就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提振消费上。

四是统筹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投资是政府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早在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所谓“投资于物”,具体指投向基础设施、厂房、机器设备等方面,增加固定资产规模;而“投资于人”,则指投向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着力提升人力资本。作为现代生产要素,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自然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投资政策偏重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快速扩张产能,形成了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此同时,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推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等方面,我国也取得了显著进展。随着生产能力的持续快速扩张,目前继续推动大规模投资则面临产能相对丰裕、投资效率快速下降的现实挑战。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切实转变发展方式,通过更多地“投资于人”,加快积累人力资本,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把我国打造成世界领先的创新型经济体。

五是统筹好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的关系。如前文所述,当前“内需不足”的局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应地,解决问题也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既要有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更要有体制改革和机制完善。具体如,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消费品“以旧换新”提供补贴,清理阻碍消费和投资的政策性规定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多措并举,坚定扩大内需

一是大力提振消费。近年来,党和政府已经逐渐把扩大内需的重点转到提振消费上。2025年3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要实施七项专项行动以提振居民消费,内容涵盖促进城乡居民增收、保障支持消费能力、大宗消费更新升级、改善消费环境、清理优化限制消费等方方面面。上述政策措施有的已经实施,其余的则正在被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今后一段时期,要围绕“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持续发力,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具体表现为: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以及落实带薪错峰休假制度,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要推出一系列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具体如: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以及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等。

二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十五五”时期,中国正处在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无论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还是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都孕育着大量的、“投入—产出”比高的有效投资机会。上述投资机会,有的属于商业性投资机会,可以依托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实施。要充分发掘这部分投资的潜力,需要充分调动企业和市场的积极性。为此,需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企业核心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需要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需要进一步塑造新优势,吸引外商投资进入,以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上述投资机会,有的属于社会效益更加明显的战略性、基础性投资机会,需要依托政府力量才能实施。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大力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投资,以更大力度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要加强政府投资全过程管理,在基础较好的地方探索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

当前,政府财力相对紧张,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重要意义。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具体包括:对需报国家审批的重点领域项目(如铁路、核电等),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并明确最高持股比例;对地方性的投资规模较小、盈利空间大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支持民间资本有序参与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营企业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清理不合理的服务业经营主体准入限制,支持民间资本投向工业设计、数字化转型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对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修订特许经营项目清单,合理设置民间资本参与的要求和条件,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等。其内涵十分丰富,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把上述措施贯彻好,落实好。

三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要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就必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近年来我国在建设统一大市场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也取得显著进展。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今后一段时期,要聚焦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的堵点卡点,着力整治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乱象、着力整治政府采购招标乱象、着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资乱象、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着力补齐法规制度短板、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提出,要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相信随着有关措施的出台和贯彻实施,内耗性的、低效竞争的“内卷”局面会得到有效改变。

四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公共服务。扩大内需离不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制度;加强税收、转移支付再分配调节力度;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并落实基本养老金社会统筹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优化药品采、医保支付和结余资金使用政策,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聚焦重点人群(如空巢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等),健全社会救助体系。要进一步增加和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聚焦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挑战,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社会;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更多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等等。

五是适当加大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力度。实施宏观调控,推动经济平稳运行,是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责。2024年,面对房地产持续下滑、股市低迷、企业经营压力加大的局面,党中央果断召开“9·26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经济形势并推出一系列增量措施,扭转了市场预期,稳定了经济运行;2025年,政府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将一般预算赤字率提高到4%,同时增发特别国债、超长期国债;货币政策在降准降息的同时推出创新型工具,以少量的政策性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投资大量跟进,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2026年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要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

相信随着上述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地,国内市场“供强需弱”、总需求明显低于总供给的矛盾一定能够得到缓解,经济运行也能够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俊伟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稳向好态势

精华速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积极变化,实现良好开局。同时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巩固和增强经济回稳向好态势仍需付出努力:一是坚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二是以深化改革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三是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四是推动物价回归合理区间。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起步平稳、开局良好,为实现全年经济预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开了一个好头。与此同时,当前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然突出,要坚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巩固和增强经济回稳向好态势。

“十五五”开局之年实现良好开局

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改变了去年二季度以来的下行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积极变化。

一是工业、服务业增势强劲。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比上年四季度加快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9%和12.5%,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8个和6.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总体上,供给侧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二是出口显现出强劲韧性。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11.9%,超出市场预期。出口快速增长有春节延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但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增强是支撑出口强劲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是内需有明显改善。在基建投资强势反弹带动下,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由去年下降3.8%转为增长1.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服务零售额增长5.5%,比商品零售2.2%的增速高3.3个百分点,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力量。

四是物价温和回升。需求端边际改善好于供给端,带动价格温和回升。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年四季度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2%。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在国内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带动下,3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上涨0.5%,结束了连续41个月同比下降态势,环比连续6个月上涨。这些变化为全年摆脱物价持续低位运行创造了条件。

五是工业企业利润回升。今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4.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由上年下降3.9%转为增长5.3%。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4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接近60%的行业利润改善。价格回暖特别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由负转正,是工业企业利润回升的重要因素。

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得益于宏观政策提前发力。今年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精准施策,因时因势主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提前下达“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靠前推进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投资增长和经济企稳回升。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内外环境和挑战

当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特别是供强需弱矛盾仍然突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稳向好态势仍需付出努力。

从外部环境看,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一是中东局势带来不确定性。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飙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增强,金融环境收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4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假设冲突持续时间和范围有限,则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由2025年的3.4%放缓至3.1%。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对原油的依赖度低于20%,加之原油储备较为充足,受原油供应紧张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全球油价飙升也会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推高生产成本。若终端需求仍然偏弱,上游成本难以向下游传导,还可能挤压中下游企业盈利空间。二是全球贸易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世界贸易组织(WTO)3月19日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报告预测,在不考虑能源价格冲击的基准情景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由去年的4.6%下降至1.9%;若油气价格持续维持高位,全年贸易增速将降至1.4%。2025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7%,拉动经济增长约1.6个百分点。若2026年外需放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要提高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以对冲净出口贡献率的下降。

从国内看,供强需弱矛盾仍然突出。“供强需弱”突出表现为供给端扩张速度明显快于需求端。今年一季度,供给端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2%和5.2%;但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仅分别增长2.4%和1.7%,需求端指标明显弱于供给端。需求端相对偏弱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消费需求仍然偏弱。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4%,低于去年全年3.7%的增速。二是房地产市场尚未止跌回稳。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1.2%,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0.4%,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16.7%,房地产市场仍处在筑底过程中。三是民间投资仍然乏力。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2%,扣除房地产投资后民间投资增速为1.3%。受市场需求偏弱和企业盈利水平影响,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强。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观察,“供强需弱”不仅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2012年后,随着劳动力数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需求侧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扩张速度都明显放缓,需求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2020年暴发的世纪疫情对供需两侧都造成巨大冲击,但对需求侧冲击更大。加之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如房地产深度调整带来的需求收缩效应,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制约消费需求,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抑制投资需求扩张,对需求侧造成较大影响。需求不足也有体制机制因素,我国以增值税为主的生产环节税收占比较高,导致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消费,使得消费增长往往跟不上供给扩张。因此,扩大有效需求,不仅需要加大政策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政策发力与改革加力相结合,推动经济持续回稳向好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良好开局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创造了条件,要抓住当前积极因素明显增多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稳向好态势。

第一,坚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加快实施节奏。推进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加快启动实施居民增收计划,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通过直接和间接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和扩大消费需求,推动供需平衡。增强货币政策支持性功能,把握好政策节奏和力度,用好各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聚焦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三个方面,用好结构性政策工具。继续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贴息、担保、风险成本分担等方面的协同配合,放大政策效应。

第二,以深化改革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扩大内需重在提振消费,提振消费关键在于扩大服务消费。要清除制约服务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通过理顺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满足社会多样性、差异化的服务消费需求,充分释放服务消费增长潜力。

第三,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在社会投资内生动力不强的情况下,需要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但在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撬动民间资本参与投资,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举措,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技术、现代服务业等新赛道拓展。政府投资也要优化结构,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更多“投资于人”,形成扩大投资与提振消费、提高人力资本的良性互动。

第四,推动物价回归合理区间。去年四季度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和输入性因素影响,我国物价水平有所回升。要把握好当前有利时机,加大政策力度支持扩大终端需求,推动物价回归合理区间,摆脱持续多年的“低物价循环”,为经济持续回稳向好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王一鸣

常态化成效考核是监督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抓手

2026年5月,中办、国办联合出台《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治理制度体系再添关键性顶层设计措施。继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机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履职责任制相继落地之后,这份《考核办法》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推出的一项创新性制度安排,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创举。《考核办法》立足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目标和整体布局,核心使命在于逐级压紧压实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建设主体责任,构建权责清晰、上下联动、层层贯通的责任落实链条,助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设定的阶段性任务有序落地、如期实现;通过建立常态化、标准化、刚性化的成效考核体系,以考核明责任、以考核促落实、以考核树导向,为全方位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筑牢坚实制度基石。

一、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生态文明制度的重大创新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长期性特征,必须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改革方向不偏、实施力度不减。生态文明建设事关民族永续发展,必须始终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证。《考核办法》从顶层架构、组织流程、审定机制等维度,构建起高位统筹、权威规范的考核运行体系,充分凸显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与系统部署。

其一,从组织架构的设计来看,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严格遵循党中央统一部署统筹,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承担总牵头、总统筹职责,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中央组织部,统筹协调发改委、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共同参与考评组织、指标研判、综合评价等具体工作。这种跨部门、高规格的协同组织模式,打破了以往单一职能机构独立考评的局限,实现政治领导、组织管理、行业监管多方力量深度融合,实现考核标准、考核程序、问题整改和结果运用的统一,既保证了考核的权威性和系统性,又实现了多部门的协作联动,契合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的内在要求。

其二,从考核运行的机制来看,整套程序的设计严谨规范、层级清晰。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央组织部牵头,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照既定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工作细则,对各省区市美丽中国建设任务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成效、重点工程落地等情况开展全方位、立体化综合研判评估。考核初步结果形成后,严格履行层级报审程序,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审议核定,最终由中办、国办向各省级党委政府通报。全流程闭环管理、逐级把关,既保障考核评价客观公允、科学精准,又真正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强化考核结果的政治权威性与制度约束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在地方落地生根。

二、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是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制度的内在延伸与必然要求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终身追责、尽职免责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体制和制度基石,也是倒逼各级党委和政府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使命的关键抓手。推行美丽中国建设专项成效考核,正是将生态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从基本原则细化为可量化的考评指标、从软性的工作要求升级为刚性的制度约束、从抽象的责任界定转化为具体履职实践的内在延伸,是生态文明新时代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的应有之举。

其一,从考核的覆盖对象来看,《考核办法》明确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列为考核对象,精准锚定地方治理体系中的领导责任主体。省级党委承担本区域美丽中国建设把方向、谋全局、定决策、抓督导的领导职责,省级政府负责具体任务部署、项目推进、治理实施和日常落实。把省级党政班子一并纳入考核对象,牢牢压实“省级负总责”的治理格局,从根源上化解以往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边界模糊、地方党委责任虚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仅由业务部门单打独斗等现实难题,构建起党委统筹、政府主抓、部门协同、尽职免责、失职追责、全域共治的美丽中国建设工作格局。

其二,从制度的法理支撑来看,美丽中国建设考核兼具党内法规与国家规定双重身份。在党内制度层面,考核办法紧扣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文件精神,对标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压实各级党组织生态建设政治责任,是党内履职责任体系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细化拓展;在国家规定层面,《考核办法》紧密衔接《生态环境法典》及各类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法律法规,将法定生态保护义务、治理职责转化为具体的考核指标和刚性的评价标尺。党内法规定政治担当,国家规定定履职底线,双重依据相互衔接、互为支持,让美丽中国考核在党政两方面有据可依、有规可循,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真正实现可量化、可监督、可考评、可追责。

三、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蕴含鲜明人民性、责任性与实效性

《考核办法》契合新时代中国生态环境治理需求的考核准则,在第四条明确了“注重实绩、激励担当,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依规依法、群众认可,考用结合、以考促干”的四大原则,制度设计深度融合民生导向、责任导向和实绩导向,集中体现深厚的人民立场、鲜明的责任导向和务实的实践价值,为考核工作划定价值遵循与行动准则。

其一,坚守民生本位,体现深刻的人民性。美丽中国建设的一个目的,在于回应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现实诉求,破解基层身边突出环境难题。考核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与民生导向并行,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大气异味、城市黑臭水体、农业面源污染、固废堆放、生活噪声等民生环境痛点,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效纳入核心考评范畴,倒逼地方靶向治理、精准施策。同时,将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纳入重要评价维度,畅通社会监督、群众评议、舆论监督渠道,把建设成效的评判权真正交给群众,让美丽中国建设始终贴合民声、顺应民意、惠及民生。

其二,强化履职担当,体现鲜明的责任性。考核坚持正向激励与刚性约束并重,对执行力强、成效显著的地区予以肯定,对不作为、慢作为的地区严肃问责,引导地方党政干部树立科学政绩观,持续提升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的执行力与行动力。围绕美丽中国中长期发展愿景和年度重点任务,科学设置具有引领性、约束性、关键性的考核指标,紧盯绿色低碳转型、全域污染治理、生态系统修复、环境风险防控等重点领域,实现任务指标化、责任层级化、压力传导化。同时,中央组织部深度参与考核全过程及结果运用,坚持考用贯通、以考促干,把考评结果纳入领导班子和干部履职评价、评优晋升重要依据,增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动守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有效扭转重项目上马、轻生态保护的片面发展思维,充分激发各级领导干部践行绿色发展、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其三,立足实干落地,体现成果的实效性。考核秉持重实绩、看实效、求落地的工作原则,不以纸面汇报为唯一依据,重点核查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安全水平、生态空间格局等真实生态变化,重点核验年度目标完成、突出问题整改、绿色产业转型等实际成效。以实绩论高下、以实效定等次,通过常态化考核倒逼地方把工作重心放在抓治理、补短板、提质效上,真正实现以考核促整改、以考核促提升、以考核促落实,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四、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制度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同向发力、协同互补

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同属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二者战略目标一致、治理逻辑相通、运行机制互补,在组织领导、监督内容、整改流程、结果运用等维度高度适配,形成督察震慑、考核固本的协同治理格局。

其一,组织领导体系高度统一。两项制度均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推进,统一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牵头统筹全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日常调度、统筹协调、业务衔接等工作。统一的领导架构和统筹主体,确保督察与考核目标同向、标准协同、步调同频,避免重复考评、标准割裂,实现治理资源整合、工作力量统筹、治理效能叠加。

其二,监督考评内容高度契合。二者核心关注点保持高度一致,均重点检视省级党委、政府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履职情况,核查地方顶层谋划、部署推进、督导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保护工作成效;同步将大气、水与海洋、土壤、固废治理、生态质量现状及年度目标完成情况纳入核心检视内容,并把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满意度作为重要评价参考。内容高度契合便于地方一体确定责任、一体部署任务、一体推进建设、一体排查问题、一体推进整改。

其三,问题反馈整改机制相近。两项制度均建立问题反馈、限期整改、跟踪督办的闭环管理模式,都是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单独或者会同有关机构向各省份集中通报督察或考核发现的突出问题,明确整改时限、整改标准和责任主体,实行台账化管理、常态化督办,倒逼地方直面问题、立行立改、长效常治,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

其四,结果应用规则基本一致。督察结论与考核成效,均纳入省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及相关干部综合考评、评优评先、选拔任免的重要参照,构建起奖优罚劣、激励约束并行的制度机制,树立起履职尽责受肯定、失职缺位受约束的鲜明导向。

其五,协同运行机制更加完善。考核办法专门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成效、长效机制建设情况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实现督察整改成效与年度成效考核深度挂钩。督察侧重于精准发现隐患、形成警示震慑,考核侧重于常态检验成效、固化治理成果;督察为考核提供问题线索,考核为督察整改筑牢长效保障,形成“督察发现—集中整改—年度考评—常态巩固”的良性治理闭环,推动地方从被动迎检转向主动常态化抓好生态治理与美丽中国建设。

五、成效考核必将促进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

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由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转型而来,考核面更系统、更集成,是新时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极具创新性的制度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优越性。《考核办法》在考核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遵循、组织管理体制、核心考评内容、运行工作机制、结果落地运用等方面,设计科学缜密、逻辑体系完整、实操性极强,构筑起权责明晰、奖惩并举、闭环运行的现代化生态环境考评治理体系,为全面提速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其中,结果落地的考核要求和约束惩戒的督促机制作用尤其显著。在结果落地方面,制度兼具正向激励与刚性惩戒双重属性。考核结果不仅作为省级党政领导班子和干部履职评价、奖惩任用的重要依据,还纳入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分配、政策倾斜支持的重要参考,实现考评与用人、资金配置深度联动。在约束惩戒方面,明确考核评定为不合格的省份,须第一时间制定系统性整改方案,细化整改举措、严格按时限完成整改;对整改拖沓、落实不力、问题反弹的地区,由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约谈省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对履职失责、造成严重生态损害的,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依规依纪依法启动责任追究,形成强有力制度震慑。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考核办法》的全面落地实施,必将进一步理顺生态环境治理责任链条、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强化政策执行效能,持续压实各级党政机关履职责任,引领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制度化考核立规矩、以刚性化约束压责任、以常态化督察促实干,必将为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与持久动力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常纪文

宏观纵览
推动基础设施体系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承载平台,是衡量一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强保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率先建成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

我国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基础设施体系日益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发电装机、电网、5G网络等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建成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南水北调、特高压电网等标志性重大工程,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网络布局持续优化、服务能力质量显著提升、综合效率明显提高、治理能力不断增强。

“十四五”以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成果,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设施网络。截至2025年底,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突破90%,高铁营业里程突破5万公里,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2倍。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8.9亿千瓦,占世界比重为33%,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与“十三五”末相比增长超过40倍,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了世界上最复杂的输变电工程,建成45条特高压输电通道,供电可靠率达99.9%。水库总库容超过1万亿立方米,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7499万公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有力支撑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而且,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已成为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战略举措。

基础设施体系迫切需要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总的来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总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仍然存在,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有差距,急需进一步增强基础设施的适配性,强化战略支撑能力,优化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动基础设施体系由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安全、普惠、绿色和韧性等的内涵式发展。

从基础设施自身供需适配来看,依然存在资源错配与发展错位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基础设施分领域分区域的供给不足和超前建设同时存在,高品质需求和低品质供给存在错配。另一方面,各类基础设施自成体系,缺乏统筹平衡,相互之间替代备份、功能互补、协调发展、联通融合不到位,系统集成发展不足,降低了整体质量和效率。同时,治理能力仍显滞后,重建设轻管养、重硬件轻软件等问题仍然存在。基础设施数智化、绿色化发展转型仍不充分。

从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来看,区域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东中部相对发达地区基础设施进入更新换代、优化提升阶段,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及特殊类型地区设施规模依然不足,交通网、物流网、电网、燃气管网、移动通信网等仍有不少空白点。区际联通融合水平不高,城市群、都市圈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不充分,农村地区给排水、垃圾处理、污染防治设施等方面仍有不少历史欠账。

从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来看,网络布局与功能尚不足以精准适配生产力布局。部分基础设施运营模式过于传统,创新不足、效率不高,专业化服务和管理能力有待提升,未能充分发挥对生产力布局优化的引领带动作用。基础设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存在短板,关键技术装备自主可控能力有待提升,科技研发基础条件自主保障水平还需要加强。

从保障国家安全来看,战略韧性和平急转换能力尚需进一步提升。对重要海上通道影响力、控制力有待加强,“一带一路”重点方向陆路通道数量不足、能力不够。能源储备调峰能力仍有欠缺,保供压力依旧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尚未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保障能力较弱。支撑城市应急保障能力提升的“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来看,发展模式和要素保障方面的短板较为明显。一方面,我国经济传统增长模式过度依赖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内或能实现更高增速,但也会固化结构性矛盾,加重债务负担,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投融资模式创新不足,盈利机制尚不完善,部分领域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难度大、积极性不高。同时,用地、用海、用能、空域等资源要素保障难度和利用成本逐步提升,直接影响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

转变要实现“五个转向”。当前,我国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粗放式规模扩张路径已难以为继,必须找准发力方向,以系统观念和全局视野,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从追求网络覆盖的物理叠加转向注重价值创造的系统集成,从侧重建设投入的“一次性工程”转向涵盖全生命周期的“永续性资产”。需深度挖掘质量、效率、效益、协同、绿色、安全、韧性等多元发展内涵,推动基础设施体系从“大而全”迈向“强而优”,以基础设施体系的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是从网络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优先。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也要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需要在进一步精准补齐短板的同时,更加注重新建设施的质量效益和更好发挥存量设施的作用,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

二是从注重全面发力转向分区域精准提升。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深度转型期,不同区域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具有较大差别,主体功能区之间、城市群之间、城乡之间等不同空间尺度发展态势加快分化,人口结构和分布呈现新特征新趋势。迫切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程度、比较优势和战略需求,科学、客观、精准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三是从各自分立发展转向融合集成。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具有不可逆性,随着跨领域跨环节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越来越多,需要把各类基础设施及服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统筹规划和功能集成,全面提升综合能力。为此,要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内部一体衔接,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之间加快形成互为支撑、协同互补、融合联动的发展态势,充分发掘基础设施网络的规模优势和发展潜力。

四是从以建设为主转向全生命周期统筹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发展已告别“大干快上”阶段,由于日常维护欠缺、养护资金不足,基础设施服务年限、服务品质折耗等问题逐步浮现,可持续运营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坚持“建管养运”并举,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长效机制,推动基础设施项目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管理、养护等分阶段运作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提升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提高运营管理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水平,构建可靠耐久的基础设施养护管理体系,努力打造“百年品质工程”。

五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投资规模大、沉没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等原因,通常由政府主导建设,世界上主要国家均体现这一特点。随着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发展和传统基础设施逐步进入提质增效、服务优化阶段,迫切需要引入市场化力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既有利于拓展资金来源、激活民间资金池,也有利于更好发掘基础设施效率效益,提升建设和运营的管理水平。

转变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协同性要求显著增强,“六张网”之间联通融合、协调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必须处理好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既要立足当下稳增长、补短板,又要着眼长远调结构、提韧性;既要放眼未来、把握机遇、抢占战略竞争制高点,又不能过度超前、脱离发展阶段;既要避免传统路径依赖导致的资源错配,又要防止急于求成、违背规律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动态平衡中推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取得实效。

一是盘活存量和优化增量相结合。持续挖掘存量设施潜在能力,推动存量设施提质改造,避免设施设备资源老化和浪费。用好用活低效、闲置设施,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推动价值提升、融资优化,推动存量利用和增量投资的良性循环。充分考虑既有设施的利用率,着眼于补齐网络短板空白和提升综合效益,推动新建设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避免网络盲目扩张,促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二是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相融合。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研发和创新应用,推动基础设施设计、建造、施工、运维等领域技术迭代。针对传统设施运行低效、数字化不足等问题,综合考虑不同发展要求和运营需求,促进提质升级和更新改造,推动传统设施数智化改造与新建设施扩容同步设计、实施和运营,加快形成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的发展模式。

三是建设规模节奏和发展质量相协调。把握好适度超前的“度”,坚持经济适用原则,统筹考虑工程技术、资金筹集、供需趋势等因素,选择适宜的技术标准和建设方案,确保将建设工程控制在财力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坚决杜绝擅自扩大项目建设规模、提升技术标准、重投入轻产出等,对出现过度超前苗头风险的基础设施领域,要加强监管调控,适时出台或修订建设技术标准,确保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

四是促发展和提韧性相统一。把安全韧性贯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全链条,加强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提升全天候实时监测预警能力,提高早期标准偏低设施的抗灾能力。提高城市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构建平时好用、急时管用的安全屏障,更好应对愈发严峻的灾害风险挑战。

五是超前投资和防范化解风险相统筹。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综合账,把战略安全、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区域协调等因素纳入决策考量,对重大项目开展适度超前研究论证。加强对基础设施利用情况的评估,综合考虑财力承受情况,分级分类进行调控。加强对重点省份和城市的财务可持续性与债务风险管控,严控债务高风险地区新建政府投资项目。

转变重点是做好“六项工作”。推动基础设施体系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以完善空间布局夯实基础骨架,以优化供给结构提升运行效率,以打造综合功能升级服务能级,以加强集成融合获取系统效益,以强化安全保障筑牢发展底线,以推进改革创新提供内生动力,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体系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一是完善设施空间布局。推动基础设施补网强链提质,全面建成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战略通道贯通。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特高压输电通道骨干网络建设。完善国家水网主骨架和骨干输配水通道,提升水资源调控和战略保障能力。前瞻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深化5G网络、千兆光网规模部署,推进5G-A、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推动6G网络技术创新和应用。以场景为牵引,因地制宜部署低空基础设施,构建“天地一体、智能泛在”的现代化设施网络。

二是优化设施供给结构。精准补齐传统基础设施发展短板,推进更新改造和功能再造。盘活用好铁路、公路和枢纽站场等既有设施,鼓励利用存量资源改建发展高品质服务设施,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加快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统筹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综合整治,推进综合管廊建设。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设施转型升级,推进煤电改造和散煤替代。系统实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夯实安全运行底线。

三是提升设施综合功能。强化基础设施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支撑,深度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等战略,加快完善城市群、都市圈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扎实推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维。依托基础设施打造新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培育发展车联网、智能驾驶、新型能源体系等,有序发展低空经济、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推动设施升级与产业变革双向赋能。

四是促进集成融合发展。加强基础设施一体衔接、跨领域协同联动、数智化转型升级。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优化提升国家物流枢纽功能,补齐多式联运设施短板,推动多层次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加强与枢纽机场高效衔接。统筹大型新能源基地与国家算力枢纽规划布局,在新能源富集地区,有序合理汇集算力设施、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等,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推动既有设施数字化改造,大力发展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慧水利等,推动基础设施向数智融合体演进。

五是强化设施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应对极端风险和复杂挑战的能力,筑牢国家战略安全保障底线。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安全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重点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加强事故状态下的电网互济支撑,强化跨区域电力余缺调剂和应急兜底保障。统筹流域防洪和局地灾害防御,强化防洪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抗灾设防标准,加强城市地下管网隐患排查和智慧监测,提升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水平,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六是深化改革创新。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推进铁路体制改革、收费公路政策优化和空管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立健全电网适应高比例、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的市场化交易机制,优化油气管网运行调度机制。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机制等。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完善新兴领域立法与修法。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黄汉权

新发展格局视角下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战略路径

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对当前稳经济、促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对我国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塑造长期竞争优势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基于新发展格局视角提出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战略路径,包括:推进标准规则深度衔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强化供应链高效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促进市场渠道双向融合,多维拓展市场空间;完善服务供给体系,提高贸易便利化;深化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构建一体化贸易生态。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基于新发展阶段特征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部署不仅对当前稳经济、促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对我国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塑造长期竞争优势具有深远影响。内外贸一体化有利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全球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全球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战略路径。本文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观视角,系统探讨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优化路径,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当前内外贸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政策衔接问题、市场分割现象以及企业转型困境等关键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内涵及要义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变革,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传统内、外贸二元分割的发展模式,通过制度重构、市场联通、主体培育和技术赋能等路径,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高效配置。这一变革具有以下显著特征:第一,这是一场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制度集成创新。通过构建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监管框架和服务标准,消除制度壁垒。其创新性体现为规则衔接、政策协同和制度供给的系统性重构。第二,这是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融合过程。不仅涉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整合,更包含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协同,以及标准、认证、监管等制度体系的全面对接。这种融合呈现出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渐进式发展特征。第三,这是一次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通过培育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市场主体,构建国内外市场运营体系,推动企业从单一市场经营向全球市场布局的战略转型,以实现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和组织架构的系统性变革。因此,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将有效消除制度壁垒,通过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来实现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形成“以内促外、以外带内”的良性互动机制。

新时期,内外贸一体化的核心要义如下:市场规则统一化。通过推动国内外标准、认证、监管等制度衔接,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商品与服务在国内外市场自由流通。资源配置高效化。打破市场分割和消除制度壁垒,使得人才、技术、数据、资金等要素在国内外市场自由流动,供应链布局持续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产业链韧性和经济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增强。经营主体协同化。企业高效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具备“三同”(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生产能力,灵活应对内外市场的需求变动,形成“外贸转内销、内贸走出去”的良性互动格局。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内外贸。将跨境电商、智慧物流、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与内外贸业务深度融合,推动供需两侧数据协同与精准匹配,促进企业降低全链路运营成本。政策制度协同化。完善税收、金融、监管等配套政策,推动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优化营商环境,减少企业转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战略意义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内外市场规则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供应链相联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源泉。这一进程不仅关乎贸易领域的转型升级,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和国际竞争力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通过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协同,实现内外市场高效联通、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供需动态平衡,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但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部分外贸企业产品符合国际标准却难以对接国内需求;另一方面,部分内销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框架中,内外贸一体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联通国内国际的关键纽带。首先,从制度创新维度看,内外贸一体化通过推进国内外标准互认、监管协同、市场准入统一等系统性改革,着力破除长期存在的内外市场分割状态,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能够有效消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完善要素跨境流动机制,畅通国内外市场资源双向流动。其次,从系统性改革视角分析,这一进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渠道的融合,进而提高两个市场资源协同利用水平,优化国内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由此,通过制度衔接、渠道融合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资源配置新格局,其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市场协同性增强,能够实现国内外市场资源的高效匹配;二是循环质量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向更高水平发展;三是系统韧性强化,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更强。

(二)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应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的现实需要

当前,国际经贸格局正经历系统性重构,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美国对华技术封锁不断升级,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新型贸易壁垒逐步落地,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数据显示,2024—2025年观察期内,全球贸易限制措施覆盖贸易额达2.96万亿美元,为上一周期额度的三倍以上,传统多边贸易体系与国际经贸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呈现区域化、碎片化特征,美欧推动“友岸外包”和“近岸生产”,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加速重构。同时,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贸环境的不稳定性。在此背景下,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其一,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可有效对冲外部市场风险。通过打通内外贸市场,我国企业可以实现“两条腿走路”,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灵活调整销售策略,在国内市场开拓过程中寻找增长点,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风险。实践表明,实施内外贸协同的企业在国际订单波动时,其业务稳定性显著优于依赖单一市场的外贸企业。其二,通过标准对接和产能协同发展,有助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提升重点行业供应链响应速度,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推动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三)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逻辑在于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内外贸一体化通过优化供给、激发需求、促进创新的系统性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一,提升供给体系质量。长期以来,外贸产品与国际标准接轨但与国内供给体系的衔接有待进一步畅通,内销产品整体质量水平还有待提高。通过制度安排,可倒逼企业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推动国内供给体系质量实现整体跃升。其二,释放内需市场潜力。内外贸一体化促进优质商品和服务双向流通,不断激发国内大市场的消费需求,进而创造出更多增量空间。其三,增强创新动力。统一的市场环境和监管标准有利于形成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进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身创新水平。

(四)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践

内外贸一体化,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切入点和重要实践,其着眼于市场规则、管理体制和标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其中,在规则层面,通过国内外标准对接和监管互认,推动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建立与国际通行衔接的现代市场体系;在制度层面,打破内外贸管理分割,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监管框架,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治理层面,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格局,提升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这一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开放模式,将开放重点从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内改革,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市场活力,既为国内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又为参与国际竞争培育新优势。其深层价值在于,通过制度型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规则层面的深度融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支撑和发展动能。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取得的成效与挑战

(一)我国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取得的成效

2021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等相衔接”,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2022年《商务部等14部门关于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的通知》发布,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发挥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作用助力提高内外贸一体化水平的意见》。至此,我国已构建起系统完备的政策体系,内外贸一体化工作从宏观设计向微观落地纵深发展,在制度创新、市场融合、企业转型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具体成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水平提升。内外贸一体化企业持续壮大。根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8.7万家企业实现了内外贸一体化经营,同比增长6.3%,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比例达到17%,浙江、上海、广东等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率均达到30%左右。内外贸融合平台建设扎实推进。第33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500多家外贸企业标注“可内销”标签;2025年春季广交会标注“可内销”标识的线上展品占比达到49%,秋季广交会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标注“可内销”标识的参展企业比重达77%。内外贸融合平台功能日益完善,为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

第二,2025年,我国与重点国家签署多份标准化合作文件,累计与75个国家和组织达成130份标准化合作协议。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2025年全年我国累计转化1510项国际标准,总体国际标准转化率达88.9%。同时,我国标准国际化双向协同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牵头制定发布ISO、IEC国际标准285项,同比增长26.7%。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工业网络等领域,向ISO、IEC提出国际标准提案505项,同比增长15.8%。

第三,市场融合效应逐步显现。跨境电商持续发挥联通内外市场的枢纽作用,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75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69.7%,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跨境电商企业数量超12万家,累计在海外注册商标超3万个;海外仓数量超过2500个,服务范围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态势良好,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5年4月,有对美出口业务的企业积极拓展内销市场,国内销售额实现增长。2025年全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超78万家。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有效助力企业灵活开拓两个市场,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四,企业转型成效突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开拓市场增量空间,显著提升企业韧性与盈利能力。截至2025年7月,重庆已有870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经营,培育电子信息、通用机械、汽摩及配件等五大内外贸融合发展产业集群。湖北省52家省级内外贸一体化领跑企业,2025年基本实现自主品牌销售额占比100%。宁波保税区创新实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政策,区内试点企业内销比重从原来的23.5%提升至60%,实现内外贸“两条腿走路”。目前,我国已培育2200多家内外贸一体化领跑企业。随着企业逐步适应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模式,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持续增强,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当前推进内外贸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一是标准体系存在壁垒。国内外市场在技术标准、质量认证等方面存在差异,形成双向市场准入障碍,外贸产品难以直接进入国内市场,内销产品出口也面临认证壁垒。例如,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CCC认证)与欧盟CE认证指令在整体监管框架方面存在不同,如在化妆品行业,欧盟(EC)No.1223/2009化妆品法规与中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在禁用物质清单、检测方法等关键指标上存在多项差异。这些标准壁垒导致企业不得不维持两套生产体系,不仅增加了运营成本,而且需额外承担认证成本,影响市场拓展效率。

二是市场渠道对接不畅。内销侧重经销商体系以及电商平台,而外贸依赖专业展会等传统渠道,缺乏国内分销网络,内外贸流通体系呈现结构性割裂,渠道资源整合程度不足,主要表现为:跨境电商平台与传统外贸展会之间协同不够,“平台+展会”的融合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多数传统外贸展会尚未与跨境电商平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国内外市场流通基础设施衔接不畅,国际物流网络与国内分销体系尚未实现高效对接;信息存在不对称,国内外市场数据共享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三是经营转换市场性成本高。一方面,外贸领域长期实行较为稳定的出口退税政策,加之“见单即付”的国际结算惯例,企业资金周转效率较高;而内销贸易需要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采用“先货后款”结算模式,存在回款周期长、坏账风险高等挑战。财税政策取向与结算惯例的差异,导致外贸企业在转内销过程中面临现金流压力、财务成本上升等现实挑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意愿。外贸企业普遍缺乏成熟的国内销售网络和渠道资源,进入内销市场时渠道建设投入较大,获客成本较高,成为中小外贸企业转内销的主要现实障碍。

四是市场监管体系协同不足。主要体现为:其一,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海关、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信息系统相互独立,数据标准不统一,监管协同效率低。以某跨境电商企业为例,其进出口业务需要分别对接海关“单一窗口”和市场监管系统,相同数据需重复录入,进一步增加了运营成本。其二,执法标准与尺度存在差异。部分地区仍存在保护主义和隐性壁垒,对外地企业产品进入本地市场设置障碍,少数大型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阻碍了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渠道拓展(王雪坤,2025)。其三,业务流程衔接不畅,出口商品检验检疫与国内市场监管缺乏有效衔接机制,部分领域“多头监管、重复检查”问题仍然存在。这种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增加,削弱了部分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积极性。

五是企业转型能力不足。内外贸领域新型人才及其技能培养体系滞后(张姣玉,2024),企业转型能力与新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是当前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典型困境。部分外贸企业缺乏国内市场营销以及国内品牌建设经验,依然存在“代工思维”的经营理念。内销企业对跨境结算等规则了解有限,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能力,难以有效开拓国际市场。其中,人才短板尤为突出,既懂国际贸易又熟悉国内市场的复合型人才不足。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战略路径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需立足我国实际,坚持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通过制度衔接、供应链协同、渠道融合、金融赋能和数字化驱动,有效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增强经济韧性,最终实现“国内大循环更畅通、国际循环更高效”。

(一)推进标准规则深度衔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

标准作为世界的“通用语言”,是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推进贸易便利化和国际大流通体系建设的有效手段(赵红、张永沛和唐璐,2024)。通过标准规则的深度衔接,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无缝对接,降低企业转换市场的制度性成本,增强企业灵活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建立国际标准动态转化机制,系统开展国际先进标准本土化适配工作,持续提升标准转化应用效率。构建基于内外贸一体化的商贸流通标准体系,将与内外贸一体化相关的贸易、物流、金融等方面的标准均纳入标准体系。完善检验检测认证体系,统一标准认证体系,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互认,减少重复检测认证成本,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全面实施“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强化认证结果采信机制,搭建“三同”产品信息服务平台。

(二)强化供应链高效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

内外供应链的高效协同是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支撑。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供应链体系,不仅能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有效防范和化解“断链”风险,更能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企业的国际化布局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企业构建“国内基地+海外节点”的供应链网络,引导供应链主导企业构建国内外联动的产业生态体系,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空间。重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建强国内国际物流枢纽,打造内外贸一体化物流网络,降低跨境运输成本。搭建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境贸易数据共享,提高供应链透明度。

(三)促进市场渠道双向融合,多维拓展市场空间

着力推动内外市场融合发展,构建双向互济的市场拓展机制,注重内外渠道的开拓与融合。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帮助外贸企业建立完善的国内分销网络和品牌运营体系,使其优质产品能够有效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如扩大“保税进口+零售”模式,支持国内电商平台拓展海外仓和本地化运营。搭建外贸产品内销平台,推动“出口转内销”便利化,设立外贸产品内销专区,简化转内销产品准入程序。鼓励外贸企业积极参与重点电商平台直采计划,开设网店,利用直播等形式为优质外贸商品拓展新销售渠道。进一步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外贸产品展销会等促进平台。另一方面,要支持内贸企业建立国际营销渠道,提升跨境经营能力,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同发展。实施“内贸企业出海培育计划”,筛选优质内贸企业并建立“出海企业库”,优先支持消费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内贸企业参加重点国际展会,鼓励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境外开展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推进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提供市场开拓资金,支持配套出口信用保险优惠政策。打造“数字出海”服务平台,整合跨境电商平台资源,建立海外仓资源共享机制。

(四)完善服务供给体系,提高贸易便利性

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赋能体系,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转型经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具体包括:创新金融服务供给,鼓励银行开发“内外贸一体化”信贷产品,如基于出口订单的国内采购融资。强化信用保险支持,提供“内外贸联动”保险,覆盖国内外应收账款风险。创新监管服务模式,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白名单”企业便利化通关措施;推动海关、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数据共享,探索“一次申报、双向通行”的便利化监管模式。强化内外贸人才支撑,搭建线上线下融合、内外贸融合的人才交流对接平台。优化认证认可服务,支持海关AEO(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互认交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优化AEO培育和认证工作机制,为国内产品“走出去”提供便利。

(五)深化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构建贸易生态一体化

数字技术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驱动。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内外贸边界,构建内外信息传输渠道,能够显著提升贸易效率,助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建设新型贸易基础设施。大力发展B2B/B2C融合的跨境电商平台,完善“海外仓+保税仓”的全球仓储网络布局。加快建设智慧供应链平台,推动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深度应用,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智能化,提升对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能力。构建智能供需匹配系统,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国内外市场精准对接。建设国家级内外贸一体化服务平台,提供政策咨询、市场分析、信用担保、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马林静;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尹政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齐冠钧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实践路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要求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健全现代财政制度”部分明确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在重视财政可持续性基础上,通过持续结构性改革与效能提升,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是宏观调控工具,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工具,肩负着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大使命。积极财政政策并非简单的大水漫灌或赤字扩张,而是要在“破”与“立”中寻找平衡。一方面,通过适度扩大支出规模,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继续优化支出结构,推动培育新质生产力。这种辩证统一关系要求财政政策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框架,实现从重规模向重效能、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逻辑转变。

财政政策被定调为“更加积极”,旨在通过适度加力和结构优化,助力经济运行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背景下,应从如下两个方面理解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内涵。

一是支出规模和支出效益并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扩大财政支出盘子,确保必要支出力度。二是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更好发挥债券效益。三是持续用力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点领域保障。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把握时效性,强化执行力,以扎实有效的工作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是政策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政策协同效应强”是今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突出亮点,主要体现为财政与金融等宏观政策协同、改革创新与政策支持协同、各项支出

安排相互协同。这有助于提升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并放大财政资金乘数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面临的问题与实践路径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低增长与支出规模刚性间的矛盾,二是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动态调整的问题,三是财政资金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转变的问题。

面对上述问题,要深入理解“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核心要义,不能仅停留在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上,更要从预算改革、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央地关系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从制度层面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能释放,高度依赖现代财政制度的完善。预算改革是财政政策落地的制度基石,决定了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财政收入是政策实施的财力支撑,决定了政策的可持续空间;财政支出是政策发力的核心载体,决定了政策的调控效果;央地财政关系是政策均衡落地的关键保障,决定了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能。四个维度相互关联、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十五五”时期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完整制度框架。这不仅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需要,更是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长远之策。

一是预算改革方面,强调打破惯性思维提升资金效能。加强财政科学管理的首要任务是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十五五”时期,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规范、高效、安全的预算管理体系。积极财政政策的每一项举措,最终都要通过预算编制、执行、监督来落地,预算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直接决定了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国预算管理面临统筹力度不足、支出基数固化、绩效管理薄弱、跨周期调节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能释放。零基预算改变了传统“基数+增长”的预算编制模式,进一步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力求改变当前财政运行中支出结构僵化等问题。通过调整惯性思维并提出改革方向,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预算管理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率。依托大数据赋能,将预算编制、执行、决算与宏观经济运行指标深度绑定,提升财政资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只有通过深化预算改革,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实现财政资源的统筹配置,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真正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效能。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政府债务管理纳入预算管理中,体现了从被动应对风险向主动管理风险的积极转变。

二是财政收入方面,提出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财政收入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也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实施的核心前提。第一,稳定宏观税负和优化税制结构势在必行。“十五五”时期应该以结构性减税为主,不宜再出台大规模普惠性减税政策。基于税务和相关部门的底层数据,政策应精准向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倾斜,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第二,应重视涵养税源。“十五五”时期,税收制度需要进行全方位更深层次的改革。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与此相适应的税收制度需要尽快进行改革,增加此类行业的税收合规性。第三,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的法治水平,促进要素实现更优配置并形成统一大市场,激励微观主体创新创业。

三是央地关系方面,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第一,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财力偏弱以及财力事权不对等的现象日益凸显,弱化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旨在改变这一现象,促进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地推动和实施。“十五五”时期,需要深化央地财政关系改革,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的财力规模与支出责任,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确保积极财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均衡落地、有效实施,同时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兜牢民生底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第二,央地协同需要中央适当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意味着要进一步增加中央在协调区域发展和保障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支出压力和举债压力,促进存量债务稳步消化。第三,在地方收入方面,要重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均衡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举措。还要推动地方主体税源的建立,这体现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通过“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财力建设,促进地方政府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到民生保障等相关领域。第四,就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而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同时扩大专项债资金以偿还对企业的欠款,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管控债务风险。

四是财政支出方面,重视优化支出结构推动改善民生。只有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支出效率,才能真正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作用,实现“稳增长、惠民生、促创新”的多重政策目标。第一,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聚焦科技创新,完善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激励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数字化转型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数字中国建设中,财政对算力和算法的重视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强调“加强算力设施支撑”和“促进模型算法迭代创新”。政府采购将推动机器人和智能驾驶等需求有序落地,推动企业模型应用落地和迭代升级,促进现代产业体系持续完善。第二,投资于人的特点更加清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投资于人,2026年预算支出结构中科技创新和民生保障的比重相应提升,对投资于物的基建类支出进行了调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财政支出重点应该从重视市场主体发展,调整为兼顾促进就业机会的增长。持续加大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第三,统筹安全和发展也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特点。财政支出不仅重视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防范并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同时也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

对“十五五”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展望

“十五五”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并不体现为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和制度创新。从预算改革来看,零基预算有助于提升管理效能和资源使用效率。从财政收入来看,优化税制结构、涵养税源善税收营商环境,增加财政的可持续性和韧性。从财政支出来看,投资于人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凸显,并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央地关系来看,通过优化转移支付推动地方主体税源建设,有助于激发地方活力管控债务风险,促进积极财政政策的传导精准有效。上述政策的统筹安排,既考虑了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又保持了必要的支出强度,还加强了债务风险管控,在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同时确保财政可持续运行。

财政政策的系统协同和精准发力,将有效培育中国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好局、起好步。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将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调控能力,助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篇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教授 杨灿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 赵颖

彰显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为此发挥了重要作用。立足这一实践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宏观调控新理念,逐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宏观经济治理是对宏观调控理念和实践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标识性概念,也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对经济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

宏观经济治理的提出及实践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支撑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这一体系既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需求管理工具,也涵盖产业、区域、投资、消费等多类经济政策,形成目标多元、工具多样、协同联动的调控框架。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宏观调控方式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相互交织,需求侧与供给侧冲击相互叠加,政策目标日渐多元化,导致少数工具难以兼顾多重目标;居民消费占比偏低、财税金融传导不畅等深层次问题可能削弱政策效能,亟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以破解;人工智能等革命性技术催生新质生产力,也给宏观调控提出新要求。推动宏观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拓展提升,正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和重要理论创新。

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要求“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宏观经济治理涵盖宏观经济政策、地方政府经济治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以及改善政策效果的改革举措等。这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治理理念从侧重于政策工具操作的“宏观调控”,升级为立足国家治理高度进行系统谋划的“宏观经济治理”。

“十四五”时期,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其内涵持续深化。“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并将其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首要内容,明确“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制度层面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一系列部署标志着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探索进入新阶段。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主要有四点。一是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水平,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治理要着眼于系统性重塑经济发展模式,注重构建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消费基础作用和创新内生动力的新增长路径。二是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统筹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这意味着要形成短期稳定、长期增长、结构优化三大类目标协同并进的治理格局,相应地,需统筹强化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的协调配合,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三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作为明确要求,并与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挂钩。在实践中,要把制度建设与效果检验结合起来,把制度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四是将预期管理纳入全过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超越了西方预期管理仅限于货币政策领域的做法,将预期管理升级为贯穿治理全链条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把握标识性概念的重要特征

各学科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支撑。“宏观经济治理”具有主干性、原创性、实践性、引领性等标识性概念所应具备的特征,是党的创新理论引领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实践问题所形成的重要理论结晶,充分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性和引领力。

一是具有显著的主干性。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等少数概念居于主干地位,分别从通过政府政策实现经济金融稳定和通过有效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两个维度支撑起学科框架。“宏观经济治理”并非对西方“宏观政策”的简单替换,它意味着从“被动调控短期波动”转向“主动建构治理体系”,在目标维度、工具种类、协调机制和政策逻辑上均有根本性差异,是对宏观政策范畴的整体性升级。正是依托这一主干概念,中国宏观经济学得以将分散的政策实践系统化和理论化,构建起逻辑自洽的学科体系,进而形成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二是具有突出的原创性。长期以来,西方宏观政策理论聚焦于“市场失灵—政府干预”逻辑,政策目标与工具相对单一。“宏观经济治理”立足多重目标和多重约束的复杂现实,是一个融合目标协调、工具组合和主体协同的整体性框架。它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形成“规划引领、政策协同、制度保障”的治理框架,涵盖治理目标、主体、工具与协同机制。而且,它突破了总需求管理的传统理论缺陷,强调供给与需求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匹配。这在理论基础、政策目标和治理范式上均形成了新的理论表达,超越了西方以短期总量调控和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理论范式。

三是具有坚实的实践性。宏观经济治理既源自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安排,也植根于中国应对增速换挡、外部冲击等现实挑战的丰富经验。从制度安排来看,无论是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以中长期战略引领宏观走向,还是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强化跨部门、跨周期的顶层协调,抑或是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经济工作,都有利于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从应对冲击来看,国际上日本、韩国在高速增长后均出现增速急剧下滑与大幅波动,而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平稳过渡到当前中高速增长阶段,这得益于区间管理、定向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经济治理框架下的创新举措。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展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和调控效率,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些实践有力证明,“宏观经济治理”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创新。

四是具有强大的引领性。知识层面,它引领相关领域将中长期规划、结构政策、风险防控、跨周期设计等系统地纳入分析框架,能够带动形成一套更加综合、更能回应复杂现实的知识体系。理论层面,它强调系统观念,引领形成多重目标动态平衡、供给需求双向发力、国内国际统筹协调等新命题,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支撑。方法层面,它突破西方宏观经济学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为基本方法论的局限,能够引领探索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分析工具,通过数据驱动和复杂系统建模拓展传统方法边界,从而形成更加适应超大规模经济体治理需要的方法论体系。

处理好四个关系提升治理能力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政策与改革这四个关系,才能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最终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良好局面。

第一,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与政府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应有机统一、相互配合。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价格、竞争等机制充分生效。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弥补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秩序并防范风险。

第二,统筹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处理好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短期稳定关乎经济健康运行和民生福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必须运用逆周期调节平抑经济波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同时,经济政策不能仅局限于应对短期波动,还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着眼长远、预留政策空间。因此,宏观经济治理要发挥其前瞻性与连续性的优势,实现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有机统一,尤其是要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国家战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第三,推动供需动态平衡,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因素,也有需求侧因素,二者相互交织,不能割裂看待,必须推动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加强需求侧管理能够改善总需求结构失衡,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形成对供给侧的牵引作用。因此,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求供给和需求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匹配。

第四,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处理好宏观政策实施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关系。一方面,要适度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使各类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加强财政、金融、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深入挖掘政策结合点,创新实施工具,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另一方面,要用改革的办法打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将政策效果转化为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其中既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也强调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等。在发展中,只有坚持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的有效协同和良性互动,才能更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宏观治理层面的坚实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彦斌

金融透视
推动金融结构优化 加快金融强国建设

作为我国金融结构变革的历史性突破,增量直接融资占比超过间接融资占比不仅重塑了我国的融资体系格局,更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企业转型升级、金融体系质效提升、居民财富增值以及金融强国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核心价值。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同时也要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明确将优化金融结构与发展直接融资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抓手。这一部署意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减轻实体经济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风险共担的资本支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度与韧性,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的核心构成,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长期以来,推动直接融资加快发展是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国立足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结构也随之不断优化升级,直接融资占比持续攀升。笔者主要分析我国金融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金融结构持续优化的未来趋势,提出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的针对性举措。

我国金融结构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

近年来,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动下,我国直接融资占比稳步提升,融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增量结构看,2024年间接融资占比由2023年的60%降至49.9%,自有社会融资统计以来首次低于50%。2025年我国间接融资新增16.1万亿元,首次低于直接融资增量,间接融资占比降至45.3%,首次低于直融占比,这标志着我国金融结构从“间接融资主导”向“直融与间融协同”转型迈出了重要步伐。从存量结构来看,截至2025年末,间接融资存量占比65.2%,仍占主导地位;直接融资占比32.0%,较2019年末累计提升了4.7个百分点。直融增量占比的反超趋势已初显,预示着我国金融结构将进入长期优化阶段(见图1)。

当前我国金融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具体表现为居民信贷收缩、企业信贷增长放缓而直融提速形成补充、政府融资快速扩张等重要特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内部结构也呈现出鲜明的差异特征,前者以债券融资为核心支撑,而债券融资的增量则以政府融资为主,后者仍以企业人民币贷款为主导,居民部门信贷大幅减少。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债券融资凭借其稳定性、灵活性优势,成为直融增量的主要贡献项。2025年纳入直融统计范围的实体企业债券净融资2.4万亿元,规模连续两年扩大。2025年5月金融监管部门创设债券市场“科技板”,科创债、绿色债等特色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长,全年分别发行了1.8万亿元与1万亿元,债券融资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尤其需要重视的是,2025年政府债券净融资13.8万亿元,是2019年的2.9倍,连续四年快速上涨。政府债券融资“领跑”直融,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发力,超长期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不断扩大。

政策驱动下股权和股票融资恢复性发展。2024年末之后,我国资本市场支持政策力度明显加大。2025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新增4763亿元,同比多增1863亿元,占直融增量的1.3%,虽然占比较低,但增速较快。2025年科创板、创业板首次公开募股(IPO)募资规模超过沪深主板。北交所融资规模稳步提升,重点服务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定增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超过148家上市公司增发,募集资金超过7900亿元,同比增长455%。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政府产业基金等形式的股权融资稳步发展。2025年私募股权投资中有限合伙人出资金额达1.8万亿元,同比增长40%。产业基金规模也在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产业类、创投类、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类等政府类基金募集目标规模约14万亿元,认缴规模约8.5万亿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

间接融资规模增速结构性放缓。人民币贷款是我国间接融资的核心组成部分,2025年我国对实体经济发放贷款15.9万亿元,同比少增1.1万亿元,占社融增量的44.7%;虽然仍是社会融资的主力,但增速较上年大幅放缓,占社融增量的比重也较2022年末下降了20.6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实体经济对传统信贷的依赖度在大幅降低。分部门来看,居民信贷增量下降明显。2025年全年居民信贷新增4417亿元,同比大幅少增2.3万亿元。企业部门信贷增长相对平稳。2025年企业部门信贷新增15.5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但仍低于近三年均值16.4万亿元(见图2)。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贷款、科技型企业贷款增速较快。2025年末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4%,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9.8%;而房地产开发贷余额同比下降3.0%,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8%,增速持续低迷;新兴产业信贷高速增长,传统部门信贷明显收缩。银行表外融资业务有所恢复。2025年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新增约5000亿元,对表内信贷形成较好补充(见图3)。

金融结构重大转变的主要推动因素

我国金融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多重因素长期叠加、协同作用的结果。本质上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市场需求变化的适配性调整,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成果,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直融占比上升的核心底层逻辑。近年来,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从投资驱动、传统产业主导向创新驱动、新兴产业主导转型,产业结构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迭代升级。这种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直接推动了融资需求的结构性调整,凸显了直接融资的适配性优势,导致直融占比持续上升。一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信贷需求收缩。近年来,传统产业的产能利用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投资意愿持续下降,以信贷为主的融资需求不断收缩。而“双碳”目标下,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更是面临着节能减排、产能压降的压力,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能优化,但其盈利空间有限,偿债能力偏弱,难以获得充足的银行信贷支持,倒逼企业更多寻求直融支持。二是房地产行业深入调整,融资需求大幅收缩。银行信贷具有风险偏好低、对抵押物要求高的特点。长期以来房地产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信贷、信托贷款等间接融资形式,在银行信贷中的比重较高。随着房地产行业深入调整,其融资需求大幅收缩;同时居民购房需求疲软,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大幅放缓(见图4)。三是科技产业崛起催生大量直融需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高、轻资产的特点,难以满足银行信贷投放标准,却与直融的适配性极高,其风险收益特征与直融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科技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产业倾斜,也推升了科技产业的直接融资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发力,是我国直融占比上升的关键驱动因素。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多种方式引导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倾斜,迅速扩大了直融规模。一是大规模发行政府债券。2025年政府债券发行26.3万亿元,同比多增约4万亿元(见图5)。二是设立多项政府引导基金,带动社会资本参与直融。近年来,我国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多项基金,各地政府纷纷跟进。截至2025年末,政府产业类和创投类基金(不含PPP类)已认缴规模超过6.4万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过30万亿元,有效推动了直融资源向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倾斜。三是税费优惠政策推动直融发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直融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直融融资成本,如对重点领域债券融资增加发行费用补助、提供利息贴息、进行担保分险等。

社会融资需求升级,出现结构性转变。一是中长期资金需求上升。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企业的发展重点从扩大产能以实现短期盈利转向了技术创新与持续盈利,需要大量的长期资金支持。股权、债券等直融能够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更符合企业转型升级时期的资金需求。二是企业存在降杠杆的需求,权益类融资成为重要途径。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实体企业杠杆率为174.6%,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高水平。企业降杠杆、优化债务结构的需求较为迫切。权益融资能够增加企业的所有者权益,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三是地方政府化债工作加快推进,地方债务规范化管理推动融资方式向直融转变。近年来,我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化管理,严厉管控地方隐性债务,推动地方政府融资方式从间接隐性融资向直接显性融资转变。四是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政府举债直接投入提高了社会投融资效率。2023—2025年,国家级、省级、市级基金合计新增2.1万亿元,带动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

金融管理能力的持续提升为直接融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具体来看:一是直接融资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完善,有助于规范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为直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根基。二是注册制改革激发了直融市场活力,市场化估值机制使优质公司获得合理定价,也是推动直融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三是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强化直融市场风险防控,建立健全了风险防控体系,尤其是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四是逐步构建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覆盖了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科技企业等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提升了直融市场的承载力。五是不断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打破两个市场的分割状态,实现债券产品、交易机制、投资者群体的互联互通,提升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六是投资者群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机构投资者加快发展,对直融产品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大;居民资金通过基金、资管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直融市场。七是中介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提升了直融市场的运作效率,降低了直融市场的交易成本。

金融科技驱动直融效率提升。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直融市场的壁垒,吸引了更多的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参与直融市场。一是金融科技的运用降低了直接融资成本。间融与传统直融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流程繁琐等问题。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也有效降低了直融成本,提升了直融效率。2025年12月,我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与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大约在3.1%左右,中小型、民营企业贷款成本可能更高;而债券票面利率约为2.05%,平均发行成本约为2.5%,明显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二是金融科技拓宽了直融渠道。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直融市场的地域限制和门槛限制,提升了直融的可及性,使得中小企业、居民能够便捷地参与直融市场。场内市场逐步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企业可以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地申报发行股票、债券,投资者可以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地进行交易。三是科技创新催生新的融需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轻资产的特点,需要通过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等直融形式筹集资金。人工智能+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大量新的直融需求。

我国人口与房地产的深刻周期变化推动直接融资发展。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得居民的储蓄意愿增强,同时也推动了居民财富配置需求的重构,居民不再局限于银行存款等低收益资产,而是逐步转向直融产品,追求更高的投资收益,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年轻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年轻群体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投资意识显著增强,专业能力不断提升,成为直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更愿意通过直融产品实现财富增值。房地产的投资属性与财富吸引力下降,投资回报率大幅走低,投资者对房地产相关资产的配置比例明显下降,资金逐步从房地产市场、银行存款等传统领域逐步流向资本市场。2021—2024年4年间进入楼市的个人资金减少了约5.7万亿元。房地产行业融资需求收缩、长期资金持续净流出。粗略估算,目前我国房地产总市值可能已从峰值400万亿元左右跌至280万亿元左右。即便按照十分保守的20%资金溢出比例计算,可能会有约20万亿-30万亿元的资金从楼市流出,其中会有一定比例的资金流入资本市场。

随着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股市债市互联互通推动直融发展。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放宽境外投资者准入限制,扩大境外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先后推出了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吸引大量跨境资本流入我国直融市场,推动了直融规模增长与占比上升。当前,境外投资者持有A股市值已超过3.4万亿元,持有我国债券市值超过4.5万亿元,成为市场的新兴参与力量。境外先进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监管经验对我国的影响持续深化,推动了我国直融市场的规范化、市场化发展。

我国金融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成长、金融体系质效提升、居民财富增值以及金融强国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未来我国金融结构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特征、政策导向以及全球金融发展趋势,未来5—10年,我国直接融资占比将持续稳步提升,预计2030年直接融资增量占比有可能达到55%左右,存量占比可能突破40%,逐步形成以直融为主导、间融协同的金融结构。一是股票融资和股权融资加速扩容成为直融增长的重要动力。注册制改革持续深化将进一步降低企业上市门槛,简化上市流程,支持更多科技企业、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上市融资,推动股票融资规模快速增长。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市场将持续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进一步发挥,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流向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推动股权融资规模扩容。二是政府债券融资将持续成为我国直融市场发展的核心支撑。为达成2035年发展目标,我国财政政策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积极基调,政府债券融资规模将保持稳定增长,持续支持直融发展。而政府债务规模水平提升本身在一定阶段内会产生出新的融资需求。三是企业债券融资将成为直融的主要增长点。尤其是企业中长期债券发行规模加快增长,占比将持续提升,债券期限结构进一步优化,以满足实体经济的中长期资金需求。科创债、绿色债、乡村振兴债等特色债券发行规模将快速增长,不断提升债券融资的适配性;信用评级体系持续完善,评级质量不断提升,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更加健全;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进一步提升债券市场流动性和资金配置效率。四是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资金供给持续扩大。科技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政府部门的直融需求将持续释放,形成多元化的资金需求格局;机构投资者的直融产品配置比例也将进一步提升;居民部门资金将成为直融市场资金供给的重要补充。五是产品创新蓬勃发展,适配多元化融资需求。更多适配中小企业、科技企业的股权融资产品逐步推出;特色债券产品不断创新,或可能推出浮动利率债券、绿色可转换债券等新型产品;更加多元化、差异化的基金产品、资管产品,能够兼顾收益和风险,更好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居民的投资需求。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便捷性和可及性。六是我国将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推动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更多外资将参与我国资本市场,我国市场将深度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相较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我国直融市场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短板和挑战如股权融资占比偏低、中小企业直融普惠性不足、债券市场资金配置结构有待优化。为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推动金融结构优化、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提出以下针对性政策建议:

一是持续深化全面注册制改革,优化上市审核机制,简化审核流程,降低企业上市门槛,重点支持科技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上市融资。完善上市公司退市机制,推动退市常态化,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格局;支持私募股权、风投基金通过IPO、并购重组、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退出。完善股票发行定价机制,强化市场化定价,减少行政干预;对科技型企业、中小企业股权融资给予税收优惠,减免手续费、审计费等附加成本,激发企业股权融资需求。

二是改善债券市场生态,增加民营企业债券发行。着力降低民营企业债券发行门槛,放宽风险分担工具?的使用门槛。强化现金流、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导向,打破刚性兑付预期,让信用真正定价,减少对政府背书的依赖,改善债券发行生态。统一与优化监管标准、信息披露、登记托管、交易规则,国企与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着力发展信用衍生品、担保、风险缓释工具,降低融资担保成本。

三是完善中小企业直融政策支持体系,设立中小企业直融专项扶持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支持,降低、直融门槛;拓宽中小企业直融渠道,优化北交所服务定位,提升服务能力;推动中小企业债券融资扩容,简化中小企业债券发行流程,降低发行门槛,推出适配中小企业的小额债券产品。

四是优化信用评级体系,增强直融市场风控。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规范信用评级行为;完善信用评级方法,提升信用评级的科学性、准确性,推动信用评级机构推出针对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个性化评级指标。完善信息披露监管规则,规范信息披露行为。健全违约处置机制,优化债券违约处置流程,简化处置手续,缩短处置周期,提升违约处置效率。

五是培育优质中介机构,提升专业服务质量。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支持其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承销保荐、研究分析、风险防控等专业能力。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对服务质量高、合规经营的中介机构给予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对违法违规、服务质量差的中介机构实施严厉惩戒。

六是优化投资者结构,更好保障投资者权益。鼓励机构投资者加大对直融产品的投资力度。建立健全投资者教育体系,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普及直融产品知识、投资风险知识,提升居民的投资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完善投资者保护法律法规,健全投资者诉求表达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加大对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强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防范平台风险,引导居民通过正规渠道参与融市场投资。

七是深化金融科技赋能,提升直融市场效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直融交易流程,缩短交易周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直融市场效率。推动直融产品数字化创新,推出智能化、个性化的直融产品,适配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和投资需求。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中小企业经营、信用、行业数据,实现中小企业信用状况的精准评估,破解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金融科技在风险防控中的应用,构建融市场风险识别、预警、处置体系,提升风险防控的精准性和效率。加强数据安全、信息保护,完善金融科技应用的基础设施,规范数据采集、使用、存储等行为,防范数据安全风险。推动金融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借鉴境外金融科技在直融市场的应用经验,提升我国金融科技赋能直融市场的能力。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连平;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王运金

锚定宏伟战略目标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十五五”时期金融改革发展全景蓝图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经济运行的血脉与神经中枢。“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应对全球变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宏伟蓝图的核心逻辑,在于“强基固本、服务实体、防控风险、开放融合”。建设金融强国,绝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要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具有高度安全性、高效性、包容性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其根本路径是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稳健防控风险为底线,以高效配置资源为核心,让金融更好服务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完善中央银行制度,

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

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与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是确保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石。

一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强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角色。中央银行不仅是银行的银行,更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部门之一。“十五五”时期,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将全面深化,中国人民银行在履行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等职能的同时,更加注重统筹金融发展、稳定与安全。围绕职能定位的深度现代化,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强化其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减少行政干预,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同时,其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将更加突出,从被动应对风险转向前瞻性监测、预警和宏观审慎管理,成为筑牢国家金融安全网的“定海神针”。围绕统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将主导支付系统、登记托管系统、金融统计与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升级,确保金融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数字金融和跨境金融提供坚实底层支撑。

二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确保精准滴灌与币值稳定。货币政策的核心在于“调结构、稳总量、防通胀”。未来五年,货币政策将实现精准滴灌。首先要不断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随着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功能的弱化,中央银行将更加依赖公开市场操作(国债买卖)、再贷款、再贴现等多元化渠道。这将极大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确保基础货币投放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的动态匹配,为市场提供充足且稳定的流动性。其次要不断完善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改革的核心是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政策利率(如逆回购利率、MLF利率)将更灵敏地反映宏观经济形势,并有效传导至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及存贷款利率。通过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推动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最终实现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同时,为实体经济提供“解渴而不泛滥”的金融活水。

建立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建设金融强国,必须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突出位置,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风险防控体系。

一要建立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织密系统风险防护网。宏观审慎管理是相对于微观监管的“系统视角”,旨在防止单个机构的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危机。围绕监管范围的全面覆盖,未来将把更多金融活动、金融市场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影子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各类资管产品等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管,并持续强化对互联网金融、加密资产等新兴领域的风险防控与处置,实现“金融活动只要产生风险,就有监管覆盖”的无死角管理。围绕逆周期调节工具的精准运用,通过资本缓冲、杠杆率约束、动态拨备、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等工具,在经济上行期抑制过度借贷和资产泡沫,在经济下行期提供流动性支持和风险缓冲。例如,对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实施差异化宏观审慎调控,实现稳杠杆与降风险并重。

二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让有管理的浮动更稳健。汇率是开放经济下调节内外均衡的重要杠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是应对外部冲击、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关键。一个有弹性的汇率机制,能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当外部环境动荡时,汇率的双向波动可以迅速吸收外部冲击,避免风险向国内过度传导,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坚持不搞竞争性贬值,在市场失灵时通过宏观政策和预期管理进行适度干预,防止汇率过度升值或贬值,给实体经济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汇率环境。这既保障了外贸企业的经营安全,也维护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金融的本源在于服务实体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十五五”时期,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方向,是精准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一要通过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金融必须成为科技创新的“孵化器”与“助推器”。着力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高风险、缺抵押的痛点,大力发展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科技保险等产品和模式。建立专门的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鼓励金融资本敢于为“从0到1”的前沿技术创新、“卡脖子”技术攻关提供长期资金支持,让技术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要通过绿色金融护航“双碳”目标。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绿色金融不仅是资金投向的调整,更是发展理念的变革。着力构建全方位绿色金融体系,不仅要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环保项目提供融资,更要发展碳金融、绿色REITs、气候保险等创新工具。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金流向低碳、清洁、高效领域,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三要通过普惠金融彰显金融服务的人民性。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其核心在于让每一个市场主体、每一位公民都能平等享有优质金融服务。聚焦科技赋能降低服务门槛,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优化信用评估模型,打破信息壁垒,显著降低服务成本。重点解决小微企业、“三农”、新市民、低收入群体等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发展小额信贷、移动支付、数字理财等服务,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经济的“毛细血管”,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包容性增长。

四要通过养老金融筑牢“老有所养”基石。人口老龄化是未来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养老金融不仅是财富管理,更是应对老龄化、保障民生福祉的战略工程。围绕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养老理财、养老目标基金、长期护理保险等产品。引导长期资金入市,为养老基金提供保值增值渠道,同时也为居民提供稳健的养老资产配置选择。通过金融手段丰富养老供给,确保老百姓“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减轻国家社保压力。

五要通过数字金融驱动经济智慧升级。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金融是金融行业自身转型升级的核心路径。坚持效率与安全并重,利用金融科技提升支付清算、信贷审批、风险监控的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同时,强化技术手段在反欺诈、反洗钱、风险识别中的应用,构建智慧监管体系。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与试点,探索其在跨境支付、智能合约等领域的应用,打造安全、便捷、普惠的数字金融生态。

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

壮大耐心资本

资本市场是资源配置、价值发现和风险分散的主阵地。“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将聚焦提质增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一要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加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对实体经济的适配度。围绕优化上市融资制度,全面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大幅降低上市门槛,简化上市流程。允许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股权结构(如VIE架构)甚至尚未盈利但具有高成长性的科创企业上市融资。这为新质生产力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打开了直接融资的大门,让优秀企业能在资本市场茁壮成长。

二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我国金融体系长期以间接融资(银行)为主,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围绕构建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完善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的功能定位,形成服务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企业的“金字塔”型市场体系。同时,壮大天使投资、VC、PE等股权投资力量,构建完整的股权融资链条,从源头为企业提供“长钱”支持,降低宏观杠杆率,分散金融风险。聚焦健全多层次债券市场,满足不同信用等级、不同融资需求主体的资金诉求。提高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效率,使其成为企业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

三要壮大耐心资本,稳定市场预期。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所谓耐心资本,即注重长期收益、不追逐短期波动的资金。围绕引入中长期资金,完善养老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入市的政策体系,放宽投资限制,优化考核机制。引导这些长期资金成为资本市场的“定海神针”,降低市场的短期投机性和波动性,为国家长期战略项目和优质上市公司提供持续资金支持,实现资本与实体经济的长期共赢。

优化金融机构体系,

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

金融机构是金融服务的载体。建设金融强国,需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各安其位、协同发展的金融机构方阵。

一要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各类金融机构要找准自身生态位,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支持大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通过综合化经营、国际化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巨头。引导中小银行深耕本地、下沉市场,专注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做“小而美、小而精”的特色银行。

二要大力培育一流投资银行与投资机构。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的核心,是连接资本与产业的桥梁。坚持对标国际一流,支持国内券商通过并购重组、业务创新、人才引育,打造像高盛、摩根士丹利那样具有全球定价权、承销能力和并购咨询能力的一流投资银行。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同时吸引全球优质企业来华上市融资,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三要严格准入标准与监管要求,确保金融机构发展行稳致远。坚决防范野蛮生长,通过严格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覆盖率等监管指标,约束机构盲目扩张。对高风险机构及时采取接管、重组、退出等措施,实现市场出清,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与稳定,为建设金融强国筑牢微观基础。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发展数字人民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设金融强国,既要练好内功,也要主动融入全球,提升国际话语权。

一要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运行的“硬件”与“软件”基础。坚持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全面升级支付清算、登记托管、中央对手方、金融统计等核心基础设施,确保其技术自主、运行稳定、高效便捷。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网络,为国内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支撑。

二要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抢占数字金融制高点。数字人民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定货币,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大创新。围绕拓展应用场景,稳步扩大数字人民币在零售支付、政务服务等领域的试点与应用,提升支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探索智能合约等新应用。同时,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中的应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效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技术路径。

三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标志性工程,是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的战略支点。“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打造“三中心一高地”。以上海为核心,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人民币清算中心、金融创新中心,并成为全球金融人才高地。通过制度型开放,吸引全球一流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人才集聚。提升上海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使其在服务中国经济、链接全球资源、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向建设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一流金融中心迈进。

总而言之,“十五五”时期建设金融强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逻辑清晰、路径明确,是目标、动力、底线的有机统一。目标是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是规模庞大的金融市场,更是服务高效、风险可控、开放包容、人民共享的现代化金融生态。动力源于深化市场化改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改革利率、汇率、资本市场、机构体系等关键领域,激发金融内生动力;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国际先进经验与竞争,提升中国金融的全球竞争力。底线是全覆盖的风险防控与安全体系。始终将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事项,通过宏观审慎、微观监管、风险预警等手段,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旨在让金融血脉更加通畅、更加强健。它既能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骨骼”支撑,也能通过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滋养惠及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最终,将建成一个安全、稳健、高效、包容、开放的金融强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泽坤

“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发展的新逻辑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资本市场的部署,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以‘新质生产力’为方向,‘以耐心资本’为支撑,以‘投融资平衡’为底线,通过深度的市场化改革,将资本市场打造为科技创新的‘引擎’和居民财富增值的‘稳定器’。”

“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是‘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改革的总抓手。”

“债券市场‘科技板’大大强化了债券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精准性和系统性。”

……

对比“十四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对资本市场的改革部署出现了一系列新提法和新要求。为深入理解资本市场顶层设计的内涵与逻辑,围绕这些新的提法和要求,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资本市场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金融研究所(已更名为金融研究中心)原所长(原主任)李永森教授。

破旧立新——如何理解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与“适应性”

记者:“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在您看来,这一新提法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李永森:我认为,“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新提法,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传统上,我们的融资逻辑和体系主要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需求,现在,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我们需要构建一套新的、能适应现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的资本市场体系。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包容性”和“适应性”。

第一,“包容性”即服务对象要“全覆盖”。过去,企业上市有盈利门槛,不盈利就无法上市,这意味着,资本市场主要服务于已经相对成熟、进入盈利期的企业,新的制度需要从“唯盈利”走向“重成长”,覆盖企业从初创、成长、成熟到衰退(具备转型可能)的全生命周期。

第二,“适应性”即制度供给要动态匹配多元主体的需求,这包括对不同融资需求的适应,制度规则要紧跟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先进制造、未来产业演进,精准识别并支持科技型、成长型企业。

第三,风险定价要精准化。我们讨论估值,不仅要看企业当前盈利能力,更要考虑未来成长性,还必须考量其面临的风险,所谓“精准定价”,关键在于通过更完善的估值体系,让市场能更精准地识别企业的内在价值。

整体而言,我认为“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是“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改革的总抓手。以注册制改革为牵引,统筹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退市—投资—监管—开放全链条制度优化,实现制度包容化、规则差异化、服务精准化、监管高效化、生态法治化,最终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能力。

超越IPO——“多元股权融资”如何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

记者:不同于“十四五”规划的“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发展多元股权融资”,那么在IPO之外,您认为这里的“多元”主要涵盖哪些股权融资方式?

李永森:发展多元股权融资,核心是为了满足我们刚刚谈到的服务对象全覆盖的现实需求。如何实现全覆盖?需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来实现。

首先是交易所市场,也就是场内市场。交易所市场本身是多层次的,比如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交易所市场还设有多个板块,服务于不同发展阶段、行业属性和风险特征的企业,包括主板、科创板、创业板等,甚至有些板块,像科创板本身也是分层的,未来还会有新的板块分层,这些制度安排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企业的融资需求。在交易所市场,最直接的融资方式是IPO,但除了IPO,还有再融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定向增发、配股、发行可转换债券等方式进行再融资,都属于股权融资的多元形式。

但是,仅靠交易所市场是不够的。虽然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已超5000家,发展很快,但相对于国民经济中庞大的企业群体而言,这个数量仍然很小,资本市场的服务必须通过更多层次、更多元的方式来实现全覆盖,这其中,更重要的拓展在于场外市场,我们目前有新三板(也就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还有30多家区域性股权市场,这些场外市场为非上市公司提供股权转让和融资的渠道。

这其中还引出一个关键问题:企业在成为上市公司之前,其股权的形成与变更,本身就是一个持续的融资过程,从种子期、初创期到成长期,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等贯穿始终,这是一个不同投资主体“接力”的过程,前期进入的资本,有的在企业上市后退出,有的(如企业的创始人)则继续陪伴公司成长。所以,“多元股权融资”意味着构建一个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贯穿早期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场外市场与场内公开市场的多层次体系,它不仅指上市后的融资,更包括其他各个阶段的股权融资支持。

更重要的是,多元股权融资不仅提供资金支持,更关系到公司治理的规范和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股权融资的介入,意味着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如果公司在早期成长阶段就能引入股权融资,那么它最终成长为上市公司时,其治理质量和规范程度的基础就会牢固得多。因此,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尤其是在企业早期阶段引导股权资本进入,对于从源头上提升未来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整体而言,我认为“发展多元股权融资”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改革重心的深刻转变:从单纯追求IPO数量和规模,转向构建全生命周期、多渠道、多层次的股权资本形成机制,这一转变将有助于破解过去资本市场“重上市、轻培育”“重融资、轻回报”“重增量、轻存量”的结构性弊端,让资本更精准、更耐心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股债并举——如何加快建设多层次债券市场

记者:在直接融资方面,“十五五”规划纲要显著提升了债券市场的地位,明确提出“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并“点名”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您认为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

李永森: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方向。近些年来,直接融资发展很快,截至2月末,A股总市值已达116.8万亿元,上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债券市场发展也很快,2月末债券市场全口径托管余额约180.35万亿元,规模已是全球第二。

关键问题在于债券市场的内部结构。虽然总规模大,但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占绝对比重,真正由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占比不足10%。从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直达性来看,国债和地方债的资金需通过财政分配才能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公司债是企业直接发行、资金直接用于生产经营,传导路径更短、更直接,融资效率更高。因此,优化债券市场结构,提高公司债比重,是当前需着重发展的方面。

提出股债并举的导向,正是基于优化直接融资内部结构、满足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的现实背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金融强国、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列,要求资本市场从“融资平台”升级为科创资源配置枢纽。实际上,科创企业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风险高、现金流不稳定,单一股权融资难以覆盖其全周期发展需求,况且还有一些成长期的科创企业,它们本身难以满足IPO标准,但是却具备发债条件,还有硬科技、先进制造、AI、半导体等领域的企业,需要大额、长期、稳定的资金,债券应与股权协同成为这类企业的核心融资工具,同时客观上,近几年注册制改革、北交所、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的完善,也为股债联动、转板、“Pre-IPO+科创债”组合等债市融资模式创造了条件。另外,对于企业而言,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性质和影响不同。债权融资具有固定成本、偿还约束及税盾效应,但也会推高杠杆;股权融资没有还本压力,可降低杠杆,但会稀释原有股权,引发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资本市场要服务好实体经济,就必须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工具,满足企业差异化的融资决策需求。

如何补上债券市场的短板?从制度规则层面来看,关键在于建立包容性的制度设计。公司债本质上是“风险债”,其信用水平(风险)有差异,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机制,既能客观揭示并定价不同企业的信用风险,又能通过配套安排分散、缓释风险,更好适配市场投资与融资需求,提升市场接受度。例如,针对有发展前景但风险较高的科创企业,可以设计由专业担保机构提供担保,与金融机构、PE、VC联动等模式,其重点在于,针对不同企业,设计差异化的发行标准、信息披露要求和配套的增信措施,债券市场“科技板”即是这样一项重要实践和探索。从市场实践来看,这一制度设计的成效已初步显现。

自2025年5月推出以来,债券市场“科技板”全市场累计发行1.85万亿元,平均票面利率约2%,显著低于一般贷款与普通信用债。在债券期限方面,科技型企业平均期限2.32年,PE/VC机构平均5.63年,3年以上期限的占比近80%,较好地匹配了科创企业的研发周期。在发行主体方面,从初期以国有大行、央企为主,逐步转向科技型企业(占比超75%)、民企、“专精特新”企业、PE/VC,民企发行2170亿元,占民企科创债规模的90%,募集资金主要投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领域。从制度设计方面来看,实行一次注册、多次发行,简化信息披露规则,建立适合科技创新领域的评级方法等。应该说,债券市场“科技板”大大强化了债券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精准性和系统性。

行稳致远——“耐心资本”与市场稳定如何互为基石

记者:“耐心资本”在2024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首次正式提出后,也出现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您如何定义中国语境下的“耐心资本”,它主要包含哪些具体的机构投资者类型,应如何构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体系”?

李永森:“耐心资本”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资本市场要实现行稳致远,需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反过来,也只有当市场本身具备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预期,才能吸引并留住这些长期资本。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波动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运行逻辑中缺乏明确的、在极端情况下的流动性托底机制,即最后支持者。过去,资本市场因为规模比较小,对金融体系整体的影响相对有限,这一机制的需求并不突出。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资本市场规模已非常庞大,与国民经济和整个金融体系的联系日益紧密,因此,中央银行出于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需要,开始将资本市场纳入流动性支持框架,这是底层运行逻辑的一个重大变化。2024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出台一揽子稳股市金融政策,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两大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支持回购、增持股票的“专项再贷款”,这意味着,当市场在发生异常波动、市场信心严重不足时,有望获得体系性的流动性支持。这种预期的明确,极大增强了市场的内在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正是培育并吸引耐心资本的基石。当市场具备了行稳致远的基础,长期资本才敢于、也愿意以“耐心”的姿态根植于市场。

中国语境下的“耐心资本”,是以长期价值为核心、服务国家战略、容忍高风险与低流动性、追求跨周期回报的中长期资本,是支撑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长钱”,具体来说,包括:政府引导类的资本,比如国家级产业大基金、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等,它们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压舱石”;养老与社保类资本,比如全国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它们是最大的“长钱池”;保险资金,是最稳定的“长钱”;市场化的长期机构,比如长期主义VC/PE、慈善基金会等,它们是活力“放大器”;产业资本,比如大型国企/央企产业投资平台、龙头民企产业基金等,它们是战略“协同者”。

构建“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体系”,需着重从两个方面推进:

一是直接的鼓励性制度设计。例如,通过税收递延等优惠政策,提升长期投资的吸引力;放宽保险资金、养老金等投资股权市场的比例上限,在审慎经营、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其扩大权益资产配置规模提供更大空间。

二是夯实市场稳定的基础。这一点比前者更为根本,一个具备内在稳定机制、能提供长期明确预期的市场环境,是对“耐心资本”最有力的支持和吸引。只有筑牢市场发展的“地基”,强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设,上述具体鼓励政策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逻辑跃迁——“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部署的三大思路转变

记者:综合来看,您认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资本市场的部署,体现了哪些新的思路与新的逻辑?

李永森:“十五五”规划纲要对资本市场的部署,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以“新质生产力”为方向,以“耐心资本”为支撑,以“投融资平衡”为底线,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将资本市场打造成为科技创新的“引擎”和居民财富增值的“稳定器”。

首先是从“融资本位”转向“投融资本位”。过去,资本市场主要定位于为实体经济“输血”的工具,考核指标往往聚焦“融资规模”“企业上市数量”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投融资综合改革,并具体部署培育“耐心资本”、鼓励中长期资金入市,这彰显了推动投融资两端平衡协调发展的明确导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转变。

其次是从“规模扩张”转向“新质生产力导向”。过去,资本市场发展偏重规模扩张,行业准入门槛较低,甚至涵盖大量传统产能过剩行业,“十五五”规划纲要则强调资本市场资源要向硬科技、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倾斜,注册制不仅是上市制度的创新,更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金融化表达。

最后是从“在发展中规范”转向“制度建设的前瞻性和系统性”。过去的发展思路是先实践探索,待出现问题后再完善规则。而现在,随着改革顶层设计越来越清晰,我们既需要、也更有可能提升制度设计的前瞻性。这意味着,在设计各层次市场、各类融资工具的制度时,需要更早地研判市场发展趋势,开展系统的顶层规划,让制度能够更好地引导和适应市场的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事后“补丁”和监管漏洞。这实则是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水平迈向更高阶段的重要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原所长(原主任) 李永森

产业追踪
“十五五”天然气市场发展新趋势

作为能源结构转型的核心支撑、“双碳”目标落地的关键抓手,天然气行业的发展态势始终是产经领域的关注焦点。从川渝大地的小型气田破土而生,到跨省长输管道纵横华夏,从城市燃气走进千家万户,到市场化改革破浪前行,七十余载迭代演进,国内天然气市场已从蹒跚起步的区域化探索,成长为关乎国家能源安全、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如今,“十五五”大幕徐徐拉开,国内天然气市场正式告别高速增长的“快车道”,步入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度调整期,供需格局、竞争态势、价格机制及体制改革均迎来深刻变革。面对这场全方位的行业转型,天然气市场如何突破发展瓶颈、把握转型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历程回顾:从区域起步到全域升级,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

国内天然气市场发展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以川渝地区小型气田的勘探开发及区域输气管网的建成为代表。进入90年代,陕京一线的投产开启了我国跨省长输管道时代,标志着国内天然气市场开始跨区域拓展。2000年后,西气东输一线及广东大鹏接收站等一系列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投产,拉开了国内天然气市场快速发展的帷幕,天然气在城市燃气领域的替换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进入“十二五”,国内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工作全面展开,初步形成了以市场净回值倒推法为理论的天然气门站价格体系。“十三五”期间为治理大气污染展开的“煤改气”工作带动天然气消费突破3200亿立方米,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费占比达到8.4%。“十四五”期间,以国家管网集团成立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公平开放工作代表着国内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虽然历经新冠疫情及乌克兰危机等突发事件导致国内天然气市场消费有所波动,但截至2025年,国内天然气消费体量仍稳步提升至4266亿立方米,取得了瞩目的发展成绩。

进入“十五五”,国内天然气市场正逐步由快速发展的成长期迈入稳定发展的成熟期,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外部来看:一方面,经济形势“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天然气消费增速放缓;另一方面,“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给包括天然气在内的所有传统化石能源均带来了新的挑战,替代能源的冲击作用体现得愈发明显。从内部来看:改革必然导致产业链利益的重新分配,同时燃气行业的公共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化趋势存在博弈,这将导致行业上、中、下游均需要面对新的竞争格局。

量稳质优承压:消费总量攀升,结构与增速遭遇双重挑战

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4265.5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0.1%。在整体宏观形势较为平稳的情况下,这一增速已经体现出国内天然气消费驱动力明显下滑。“十五五”期间,国内天然气消费增速主要受以下四大结构性因素制约。城市燃气进入平缓增长期:作为基本盘的居民与商业用气,其增长受限于城镇化速率放缓和人口增速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数已由2021年年末的14.13亿人下滑至2025年年末的14.05亿人,同期国内城镇化水平由64.72%提升至67.89%。尽管用气人口有望稳步提升至8亿人以上,南方采暖等需求仍具潜力,但其增长动能已从爆发式转为稳步式。

工业与化工用气面临瓶颈:工业领域“煤改气”的增量空间在政策推动高峰期后收窄。经济发达省份60蒸吨以下规模的燃煤锅炉已经基本改造殆尽。而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行业对天然气消费的拉动作用相比传统高耗能产业(如建材、金属冶炼)较为有限。作为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天然气的主要消费增长环节,工业用气在“十五五”期间承压明显。同时,天然气作为优质清洁能源,其在高附加值化工领域的应用并未得到政策的明确鼓励,更多被定位为基础燃料和调峰能源,进一步限制了其在工业及化工领域的消费扩张。

燃气发电的经济性约束:截至2025年,国内燃气发电在整体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在15%20%之间,与国际燃气利用较为领先的国家横向对比偏低约10个百分点。多数研究机构将燃气发电列为未来最重要的增长极,被赋予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支撑”的角色。但电力行业相关数据显示,国内燃气发电装机容量占整体比例仅为4.2%,发电量占比更是仅有3.2%,其在电力系统中更多是凭借灵活启停的特点发挥调峰作用,难以在上网电价方面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因此其发展严重受制于上游气价,在缺乏成熟容量电价和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情况下,项目盈利多依赖地方补贴,大规模发展的经济性前提尚未完全建立。

交通等领域面临新能源直接竞争:在小型车辆方面,受新能源电动汽车快速发展的影响,CNG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凭借燃料经济性的表现,LNG重卡在“十四五”中后期销量猛增,带动LNG在车用燃料方面的表现亮眼。但新能源电动重卡追赶迅猛,2025年全国电动重卡销量相比LNG重卡已经实现反超,且连续多年实现销量翻番。综合考虑政策补贴等因素后,电动重卡目前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已经成为主流重卡车型中最低的存在,“十五五”期间车用燃料的竞争格局或将出现明显改变。值得一提的是,IMO限硫及欧洲碳排放相关措施的出台,使得LNG在远洋船舶加注领域异军突起,国内上海、洋浦、宁波、舟山等港口在“十四五”期间陆续展开加注作业,使得中国成为全球三大加注点之一,预计2025年国内LNG远洋加注量突破70万吨,“十五五”末期或将达到300万吨以上。v供需格局重塑:多元化供给凸显,市场竞争白热化升级

“十五五”期间,国内天然气供应将呈现“国产气稳增、进口气多元、总供给宽松”的鲜明特征,这直接导致上游资源供应和中游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空前激烈。

首先,国产气持续增储上产。国内产量将继续扮演“压舱石”角色。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上工业天然气产量2619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6.2%。“十四五”期间,国内天然气产量基本保持年均增长100亿~150亿立方米。“十五五”期间,以“三桶油”为代表的油气企业将继续加大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及海域的勘探开发力度,预计国内产量将保持稳定增长,为能源安全奠定基础。

其次,进口气能力飞跃且格局重塑。进口管道气方面,根据俄气与中石油的协议,已投产的中俄东线的输气能力将由380亿立方米/年提升至440亿立方米/年,在建的中俄远东线输气能力也由计划的100亿立方米/年提升至120亿立方米/年。进口液化天然气方面,到2030年,全国LNG接收站总接卸能力预计将从2024年的约1.6亿吨跃升至2.45亿吨。即便接收站利用负荷存在进一步降低的风险,这些项目为维持基本负荷所签订的长协也将导致接收站之间对有限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

再次,国际供应环境趋于宽松。全球范围内,随着卡塔尔、美国、墨西哥等地新建LNG液化项目在2026年后集中投产,国际市场供应能力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7.1亿吨/年,进入新一轮扩张期。这将推动国际气价较“十四五”期间明显降低。但同时要看到,资源成本的整体下移,为中国降低进口成本、激活下游需求创造了有利的窗口期。

价稳致远:价格机制成市场增量的核心密钥

在供应宽松和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价格已取代资源可获得性,成为决定“十五五”天然气市场增量空间的最关键因素。终端气价的下行压力与传导效率,直接关系到各消费领域的竞争力。

气电发展的生死线:如前所述,燃气发电的巨大潜力受限于高昂的燃料成本。若要实现从“依赖补贴”到“市场化盈利”的转变,根本路径在于降低天然气到厂价格。国际气价下行与中国本土低成本资源的开发利用,为降低发电成本提供了可能。但关键在于上游的成本下降能否通过中游管网高效、透明地传导至下游电厂。

终端市场的竞争力基石:在钢铁、陶瓷、玻璃等工业领域,天然气需与煤炭、蒸汽、电力等能源竞争,价格的轻微变动可能直接影响企业能源选择的决策。交通领域方面,LNG重卡与船舶需与柴油、燃料油等竞争,天然气价格的经济性是其市场份额扩张的前提。城市燃气方面,对于承受着“购销价格倒挂”压力的城燃企业而言,顺价机制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其生存状况。

因此,“十五五”期间价格改革的重点,在于拆除中游管输环节的“路障”,构建能让上游降价红利顺畅传导至终端用户的机制。

改革向深:管网融合与终端整合引领行业提质升级

“十五五”期间,以“全国一张网”为目标的体制改革将持续深化,其核心是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提升效率,具体或将从三个层面推进。

一是“省网融入”与“同网同价”加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20258月发布的《关于完善省内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机制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下一步的改革方向,该政策通过上收定价权、推行“一省一价”或“分区定价”,终结了此前“一线一价”的碎片化格局。此举不仅为省级管网资产加速融入国家管网公司扫清了制度障碍,更通过设定收益率上限、压低管输费,直接降低了全产业链的成本。

二是“一城一企”整合与特许经营权严监管。在地方政府主导下,“一城一企”甚至“一县一企”的改革将持续推进,旨在解决城镇燃气市场经营主体过多、规模过小、安全隐患大、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三是针对燃气企业的特许经营权中期评估和考核制度将全面推广并趋严。续约标准将更侧重于企业的安全投入能力、供气保障能力、服务质量与合规经营水平,这将促使缺乏技术和资金实力的中小型民营燃气企业加速退出市场,或被大型能源集团并购。

综上所述,“十五五”将是中国天然气市场从“量变”到“质变”的深度调整期。在供应宽松的背景下,市场竞争的焦点将从资源争夺转向成本控制、效率提升和服务创新。成功穿越这一周期,并抓住价格下行与体制改革红利的市场参与者,将在未来更加理性、高效和清洁化的中国能源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

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 郝江涛;山东隆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刘广彬

房地产企业在盘活存量资产中的租赁运营创新

摘要: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后,盘活存量资产成为房企转型核心课题,而租赁运营创新是关键路径。本文分析存量资产运营的现实背景与挑战,指出传统模式在流动性、收益性及效率上的瓶颈。通过研究“资管租赁”模式、多元产品设计、数字化赋能、线上场景构建及跨业态联动等创新路径,结合企业组织架构优化、风险控制、激励机制及模式复制等策略,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研究表明,以资管思维重构价值链、适配细分需求、提升运营效能的租赁创新,可破解传统盘活难题,推动房企从开发向运营转型,实现存量资产可持续增值与城市空间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存量资产,房地产企业,租赁运营创新,资管模式,数字化赋能

0 引言

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住房供需调整及政策引导,房地产行业已从增量开发主导转向存量运营管理,存量资产盘活成为房企适应行业变革的核心任务。当前,办公楼、商业配套、闲置住宅及停车场等存量资产普遍存在运营效率低、空置率高、收益单一等问题,传统盘活方式因流动性差、管理低效等瓶颈难以应对。在此背景下,探索房地产企业租赁运营的创新路径与实施策略,对摆脱存量资产盘活困境、提升房企核心竞争力、推动城市空间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存量资产运营的现实背景与挑战

1.1 房地产市场从增量时代迈向存量时代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行业借城镇化红利实现规模扩张,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但近年来,人口结构变化、住房供需调整及投机需求退潮,推动市场从增量开发主导转向存量运营管理。供给端,土地出让规模收缩,新增项目增速放缓,部分区域尤其是非核心城市新房库存积压,商办、工业等非住宅存量持续累积,形成大量待盘活闲置资产。202517月,北京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6.8%,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分别增长9.3%13.8%,非住宅存量累积特征显著。需求端,住房消费转向改善型与租赁需求并存,新市民、高校毕业生等年轻群体租赁意愿上升,对多元化居住与办公场景需求凸显,为存量资产运营提供新方向。政策层面明确支持存量盘活,相关法规鼓励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给,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存量运营能力成为房企核心竞争力[1]

1.2 房地产企业存量资产的典型类型与现状

房企存量资产类型多样,但运营效率普遍偏低,办公楼方面,核心商圈老旧写字楼空置率上升,单层大户型难以适配灵活办公需求,租金水平持续下行,资产价值释放受限。2025年一季度北京中高端长租公寓空置率约25%,租金同比下降6.1%76.3/平方米/月。商业配套中,社区底商、购物中心业态同质化严重,餐饮零售占比过高,体验型、社交型业态不足,导致空置率高、坪效低,缺乏持续竞争力。如北京东方广场写字楼出租率从2024年同期的85.6%降至2025年上半年的81.3%。闲置住宅包括尾盘、保障房及非核心区房源,去化困难,传统整租模式难以满足单身青年、家庭租客等细分需求,利用效率低下20258月北京二手房均价为43123/平方米,较20249月下降7.7%,部分区域房源闲置周期延长。停车场资产存在错峰利用率低的问题,老旧小区车位不足与新城车位闲置并存,传统包租模式收益微薄,资源浪费明显。

1.3 传统资产盘活方式的瓶颈分析

传统盘活手段在流动性、收益性、效率上存在显著局限:资产流动性差,大宗物业交易周期长,涉及产权分散、抵押处置等复杂流程,非标准资产因市场认可度低、估值难,交易活跃度更低,难以快速优化配置。租金回报不足,住宅与商办租赁依赖单一长租合约,缺乏动态调价机制,租金增长滞后于运营成本;2025年上半年北京住宅租金同比下降3.5%,收益下滑明显。停车场未与办公、商业客流联动,非高峰时段闲置率高,收益潜力未充分挖掘。运营效率低下,多业态资产分散管理,数据孤岛严重,招商、合同管理等环节依赖人工,耗时易错,租户服务响应滞后,影响运营质量。创新动力不足,企业架构重开发轻运营,绩效考核侧重短期销售回款,缺乏专业租赁团队与跨部门协同,制约创新能力。

1.4 政策与金融环境对存量盘活的影响

近年政策与金融工具为租赁运营带来机遇,也存在现实约束:政策机遇方面,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允许“非居改租”,土地性质不变且享受财税优惠;北京昌平硅谷SOHO等“非居改租”项目入住率超94%,验证了政策可行性。REITs常态化发行为存量资产提供退出渠道,形成“投融管退”闭环。现实约束同样存在,老旧厂房、商办改造面临消防报批难、产权归集成本高,需多部门会审,部分城市配套细则滞后,影响经济性;REITs对底层资产要求高,需稳定现金流与清晰产权,中小房企因资产质量、规模限制难以参与,制约金融工具普及。

2 租赁运营创新路径与典型实践

2.1 “资管租赁”模式:重构存量盘活价值链

“资管租赁”模式通过全周期价值管理与收益模型创新,重塑存量资产的运营逻辑:全周期价值提升:覆盖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前期精准诊断、中期改造升级及后期精细化运营。收益模型创新:突破单一租金收入依赖,构建多元化收益体系。在基础租金之上,叠加增值服务分成及资产溢价收益。租期灵活化、空间定制化及跨业态资源联动,推动租金净收益与资本化率优化。风险共担机制:以市场化运营机构为载体,通过租期阶梯定价、租户信用筛选及REITs份额公众化分散风险,实现业主、运营商及投资者的多方共赢,降低系统性风险对资产价值的侵蚀。

某集团改造北京某核心区2000年代初老旧写字楼,该楼宇因户型老化、设施陈旧,2019年出租率不足60%。该集团以全周期资管策略重构价值:前期锁定科技企业,中期模块化改造并压缩周期至4个月,后期设弹性租约与增值服务,还纳入公募REITs。改造后首年出租率达92%,租金坪效增长,资产估值显著提升,印证资管租赁模式价值。

2.2 多元租赁产品设计与租客生态优化

针对细分客群需求,设计差异化租赁产品并优化租客结构,提升资产利用率:租期与空间灵活性:住宅场景:提供短租产品吸引年轻过渡型租客;定制家庭套房,满足多样化居住周期需求。办公场景:推出联合办公卡位、模块化面积分割,满足小微企业弹性办公需求,缓解传统大户型写字楼空置问题。停车资源创新:通过线上平台开放社区或商办车位夜间共享,提升车位周转率;实施核心区动态溢价、非核心区绑定租约折扣的分级定价策略,引导理性使用。租客生态优化:依托大数据构建租客画像,精准匹配高净值企业客户、年轻消费群体及稳定家庭租客,形成业态互补的社群圈层,促进跨业态协同消费[2]

某头部房企聚焦城市核心区闲置写字楼盘活,前期通过问卷、访谈调研新市民与青年白领需求,发现其既关注居住美学与灵活性,又渴望社交联结,遂将写字楼改造为“青年社群公寓”。改造中,采用环保原木板材打造简约明亮的单间与两居室,户型内定制分层收纳柜、折叠工作台,适配年轻人居家办公与储物需求;公共区域除影音室、书吧外,书吧增设高速Wi-Fi与共享充电区,影音室每周根据租客投票更新影片,还预留小型互动区供观影后交流。运营层面,每月开展职场分享会、手工DIY、户外骑行等社群活动,如联合周边企业举办简历优化讲座,帮助租客提升职业技能;同时推出112个月弹性租期,并打通全国10余个城市的同品牌公寓资源,租客因工作调动或旅行,可申请短期换住当地公寓。这种设计不仅激活闲置资产,更让租客形成紧密社群,常有租客通过活动结识后拼车通勤、共享生活物资,真正构建起有情感联结的居住生态,实现存量资产与租客体验的双向提升。

2.3 数字化平台赋能资产运营管理

科技驱动效率革命与体验升级,破解多业态管理低效难题:智能招商与租控:AI算法预测租金趋势并生成最优空间分割方案,缩短招商周期;电子签约平台实现看房、签约、缴费全流程线上闭环,偏远资产出租率显著提升。停车资源数字化:接入第三方平台实现车位实时预订、导航引流及无人值守缴费,降低人工管理成本;结合商业客流数据动态优化定价策略,提升夜间及周末车位利用率。全流程智慧管理:物业管理系统集成能耗监测、报修响应及租户行为分析,掌上办结率大幅提升,运营透明度与服务响应速度显著改善。

某房企打造的“云和+”数字化平台,通过技术整合重构租赁运营全流程。租户可通过VR全景自由浏览房源细节,切换不同空间视角感受布局,AI算法则根据其需求偏好自动生成适配方案,如为初创团队推荐灵活分割的办公组合。数智顾问体系提供7×24小时在线服务,解答租赁政策、装修规范等问题,还会主动推送周边配套活动信息。平台深度整合招商、租控及物业数据,实现房源状态、合同进度等信息实时同步,避免信息孤岛。租户通过手机上传维修需求图片,系统自动派单并追踪进度,维修完成后可直接在线评价。这一闭环服务不仅让偏远资产的招商对接更精准,还通过即时响应机制提升了租户满意度,彰显数字化对存量资产运营的赋能价值。

2.4 线上租赁平台与共享场景生态构建

构建“平台+场景”生态提升资产黏性与溢价能力:开发自有APP或接入聚合平台,整合房源展示、虚拟带看、合同签署及社区服务预约功能,降低获客成本。线上化率提升不仅优化用户体验,更能精准沉淀租客行为数据,指导运营决策。在存量资产中嵌入共享会议室、休闲吧、健身区等功能,按次收费或绑定租约赠送。主题社交场景增强租客情感连接与提升租客留存率,提升租金溢价空间。通过权益互享机制,形成“工作—生活—停车”一体化消费链,激活夜间及周末闲置空间,提升整体资产价值。

某长租公寓品牌开发自有APP,集成虚拟带看、电子签约及社区服务预约功能。同时通过APP链接共享厨房、自习室等空间预约,并定期组织主题社交活动,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租住生态。租客行为数据反哺运营决策,有效提升租户留存率。

2.5 资源整合与跨业态联动运营

打破业态壁垒,构建协同增值网络:引入科技企业集群办公,配套咖啡厅、便利店、文创店等满足即时需求,提升裙楼商业出租率;夜间开放公共空间承接周边社区活动,激活夜间经济价值。将车位作为流量入口,绑定商场消费积分兑换停车时长、写字楼租户错峰共享住宅车位,实现停车资源与商业客流互哺。分层招租模式降低承租人负担,提升整体资源利用率。人才公寓配套共享厨房、社交空间吸引年轻租客,其消费力反哺社区商业;同时为周边产业园输送稳定劳动力,形成产城融合微循环,推动区域经济与资产价值的双重提升[3]

某商业地产项目将烂尾建筑改造为综合体,整合办公、商业、娱乐等业态,打造主题街区与特色体验空间。通过写字楼租户与商场消费权益互通、共享车位错峰使用等机制,激活跨业态客流联动。夜间开放公共空间承接社区活动,显著提升整体资产活力。

3 推动租赁运营创新的企业策略与机制构建

3.1 组织架构与职能协同机制优化

传统“开发导向”的部门分割难以适配多业态运营需求,需构建专业化体系。核心是设立资管运营中枢,整合租赁、商业、物业等分散职能,统筹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明确从获取到退出的闭环责任主体,避免权责交叉。同时建立穿透式管理机制:搭建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客群分析、空置率等信息实时互通;推行联合尽调制度,在改造、招商环节组织业务、财务、法务协同参与;落实全周期考核责任制,将运营成效与部门绩效挂钩。此外,业财融合需前置,预算阶段结合租金收缴率、坪效制定资源计划,动态监控运营与财务指标匹配度,确保资源向高收益业态倾斜。

3.2 风险控制与收益平衡机制设计

需通过多维度机制对冲市场、违约风险。一是差异化定价体系:住宅租赁采用“基础租金+指数联动”,应对收益缩水;商业与办公用“保底租金+营收分成”,绑定租户效益;停车位实行分级定价,优化供需。二是租约弹性管理:设置合理免租期、转租权降低租户初期成本;长期租约预留调整空间,减少违约风险;搭建租约二级流转平台提升资产流动性。三是租户信用管理:建立涵盖经营状况、信用记录的评估体系,优先选择高稳定性租户;对接征信平台动态更新信息,分级处置违约行为。四是风险分散工具:借助REITs分散长期风险、优化现金流;配置营业中断险应对不可抗力。

3.3 创新激励机制推动协作与招商

通过内外部激励激发创新动力。内部聚焦多维度考核与利益共享:建立“租赁规模+效益+客户满意度”复合指标,兼顾量化与质化成果;对超额完成创新目标的团队给予项目分红、晋升优先等奖励;设立创新专项基金,支持模式优化、技术应用提案。外部强化伙伴共赢:对中介机构实行阶梯式佣金,提高首单与续租佣金比例;为优质租户提供租金优惠、服务升级,换取长期租约或业态带动承诺;与产业链伙伴共建收益共享机制,降低创新成本。

3.4 可复制的资产运营模型打造与推广

核心是标准化与模块化结合。一是标准化流程:拆解“资产诊断—改造适配—招商运营—生态协同”环节,明确客群定位、改造标准、租户筛选等操作规范,确保项目快速套用。二是模块化设计:将停车位共享、共享空间运营等成熟模块独立,按需嵌入不同项目;开发智慧管理系统通用版,含招商、服务等基础功能,允许叠加定制模块。三是区域化推广:优先在人口净流入、存量密集的核心城市试点,验证模式后通过并购、合作扩大规模;结合区域产业特色调整业态组合,适配本地化需求。

4 结语

房地产企业存量资产租赁运营创新需以系统性思维构建解决方案:以“资管租赁”模式为核心重构价值链,通过多元产品设计适配细分客群需求,依托数字化平台提升管理效能,借助线上场景与跨业态联动增强资产黏性。同时,需通过组织架构优化、风险控制机制、创新激励及模式标准化复制,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路径不仅破解了传统模式的流动性、收益性与效率瓶颈,更推动房企完成从开发主导向运营主导的转型,为存量资产可持续增值与城市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行方案。未来,深化金融工具应用与组织协同将是提升租赁运营竞争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朱婷.新冠疫情下提升中国大中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品质的机遇与对策[J].上海房地,202102):51-55.

[2]万浣云,周坤.中国租赁住房金融化背景下关于长期租赁公寓轻资产融资模式的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909):50-55.

[3]刘祎峥.HR地产公司轻资产运营模式转型研究[D].吉林外国语大学,2022.

北京京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海滨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摘要:在全球经济绿色复苏与产业链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正推动钢铁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基于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变革方向,结合钢铁行业转型实践,剖析新质生产力与钢铁产业融合的内在逻辑,系统梳理转型升级的核心路径,提出技术创新、数字赋能、政策保障等多维策略,为钢铁行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钢铁行业,转型升级

0 引言

钢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撑着机械制造、建筑、能源等关键领域发展,但长期面临产能过剩、能耗偏高、产品结构失衡等问题。当前,全球制造业正经历以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的深刻变革,我国“双碳”目标与《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年版)》等政策密集出台,推动行业从规模型向质量型转变。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融合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与高端制造技术,为钢铁行业破解发展瓶颈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新质生产力与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

1.1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生产要素中起主导作用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核心特征体现为技术高端化、生产智能化、发展绿色化。在钢铁行业中,其具体表现为高端材料的自主可控、数字技术与制造流程的深度融合、低碳冶炼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本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构实现产业效率与质量的双重跃升。

1.2 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

从行业现状看,我国钢铁产能虽居世界首位,但高端产品自给率不足,部分特种钢材依赖进口,同时吨钢能耗较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碳排放占全国工业总排放的15%以上。在全球碳关税等贸易壁垒与国内环保政策双重压力下,依赖资源投入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借助新质生产力实现“提质降碳”成为必然选择。

1.3 二者融合的实现机制

发展新质生产力可加快钢铁行业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可控水平,确保产业供应链安全,实现铁矿、汽车和机械等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协同发展[1]。新质生产力通过3大路径驱动钢铁行业转型:技术创新突破产品壁垒,智能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绿色技术重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技术—效率—环保”的良性循环,推动行业向现代化产业体系转型。

2 新质生产力驱动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路径

2.1 高端化路径:技术攻关重塑产品竞争力

高端化是钢铁行业突破附加值瓶颈的核心方向,关键在于通过持续研发实现产品性能升级与结构优化。《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年版)》明确提出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推动标准制修订与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近10年我国钢铁行业万亿级研发投入催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首钢研发的0.06mm“蝉翼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展现出极致的材料加工能力;鞍钢热成形车轮钢强度是铝合金轮的6倍,综合成本降低30%,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太钢0.015mm“手撕钢”实现量产,打破国外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材料垄断。振石集团东方特钢通过技术攻坚,实现LNG船用因瓦合金等战略材料规模化生产,高端产品占比突破50%,为行业树立了标杆。

2.2 智能化路径:数实融合重构生产生态

智能化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流程的深度融合,实现钢铁生产的效率革命与质量提升。当前,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已在钢铁行业广泛应用,形成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模式。河钢数字研发的WesCarber碳中和数字化平台,实现40余工序510万条碳数据自动采集,碳报告生成效率提升83%,成为“能碳+AI”融合的典范。中国宝武启动的“2526”工程,推动AI大模型本地化应用,搭建钢铁行业模型化运行平台,有望复刻其1996年整体产销管理系统带来的竞争力跃升。在生产现场,宝钢宝山基地通过5G+工业互联网实现全流程无人化,生产效率提升30%;南钢建成“JIT+C2M”智能工厂,定制化交付周期缩短50%;中冶华天为中天绿色精品棒材项目打造的智能化管控平台,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交互与共享,奠定了决策科学化基础。

2.3 绿色化路径:低碳转型引领发展方式

绿色化是钢铁行业响应“双碳”目标、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必然要求,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与流程改造实现从超低排放到低碳冶炼的升级。截至20256月,全国已完成5.98亿t钢铁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公示,预计年底将覆盖80%产能,行业累计投入超3000亿元,执行全球最严苛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在低碳冶炼技术方面,氢冶金成为重要突破方向。河钢集团投产全球首例120t规模氢冶金示范工程,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约70%;中国宝武在新疆、湛江布局氢基竖炉项目,目标2035年实现碳中和。同时,电炉炼钢技术快速发展,沙钢投资百亿元建设电炉炼钢项目,废钢比例提升至30%以上,显著降低吨钢碳排放。

3 新质生产力驱动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保障策略

3.1 强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技术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需构建“企业主体、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建立专业化科研机构,聚焦氢冶金、高端合金、智能控制等关键领域[2],首钢、鞍钢等龙头企业年均研发投入占比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创新平台,加速实验室技术产业化。中国钢研通过攻关电炉高效冶炼技术,推动我国电炉炼钢水平跨越式发展,体现了科研院所的技术引领作用。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标准体系建设,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提升高端产品国际话语权。

3.2 构建数字赋能支撑体系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智能化转型的基础保障。企业应加快5G专网、工业互联网平台部署,实现生产设备互联互通与数据全面采集,中冶华天在达钢项目中采用的“两线三室”集约化集控模式,为中小钢铁企业数字化改造提供了可借鉴方案。培育钢铁行业数字化生态,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发专业化数字解决方案,如河钢数字的碳管理平台已形成行业推广价值。加强数字人才培养,通过校企合作定向培养既懂钢铁工艺又通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解决行业“数字鸿沟”问题。同时,推动AI大模型在钢铁行业的场景化应用,复制中国宝武“2526”工程的成功经验,实现生产决策智能化。

3.3 完善政策与市场引导机制

政策支持需形成“激励+约束”的双重导向。政府应延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绿色信贷等激励政策[3],对氢冶金、智能工厂等示范项目给予专项扶持;同时强化环保、能耗等约束性标准,倒逼落后产能退出,《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年版)》的实施为此提供了政策依据。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绿色产品认证与碳交易体系,推动“绿钢”溢价机制形成,让绿色转型产生经济效益。应对全球碳关税等贸易壁垒,建立钢铁产品碳足迹追溯系统,河钢的碳数据采集平台已实现这一功能,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支撑。培育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支持宝武、河钢等企业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通过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与创新能力。

3.4 夯实人才与要素保障基础

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资源,需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高校应优化钢铁冶金、材料科学等专业设置,增设智能制造、低碳技术等课程模块;企业应建立内部培训体系,开展技能比武与数字技术培训,提升现有员工素质。加强要素保障,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钢铁行业绿色智能转型;保障废钢、氢气等低碳生产原料供应,构建区域性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同时,推动跨行业协同,与新能源企业合作保障绿电供应,与装备制造企业联合开发高端冶金设备,形成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4 结语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钢铁行业转型升级,是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路径,通过技术创新、数字赋能与低碳转型实现产业质的飞跃。首钢“蝉翼钢”、河钢氢冶金、宝武智能化等实践表明,三者的协同推进能够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而科技创新体系、数字支撑体系、政策引导机制与要素保障基础的构建,是转型成功的关键保障。

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深入发展,钢铁行业将呈现3大趋势:高端产品实现全面自主可控,在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形成全球竞争优势;智能化达到“全域感知、全流程智能”水平,黑灯工厂成为主流生产模式;低碳技术规模化应用,氢能、电炉炼钢等实现产业化,助力“双碳”目标实现。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不仅关乎自身发展,更将为全球工业低碳转型提供中国方案。在科技赋能的新赛道上,行业需持续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深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实现从“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参考文献

[1]朱涛,张会艳,王璇.基于数字化转型的钢铁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J].冶金经济与管理,20253):7-10.

[2]刘京阳.新质生产力促进下我国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冶金管理,20254):51-53.

[3]钟晶灵.“双碳”目标引领下新质生产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J].现代商业研究,202511):163-165.

河北经贸大学 杨国莉 朱英欣

区域经济
深刻把握城市群协同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关系——在城市群协同发展中打造新质生产力新高地

202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北京要立足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与天津、河北的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这一重要指示,为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典范区打造以及国际一流高端产业综合新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刻把握城市群协同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关系,对于打造区域发展新引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以城市群治理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度供给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城市群治理创新,可通过规划协同实现重大项目统筹布局,通过政策协同推动产业、科技、人才政策同向发力,通过利益共享让各方从协同中受益。

具体而言,在规划协同方面,可建立跨区域的规划编制与实施机制,由城市群核心城市牵头,联合周边城市共同制定涵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多领域的一体化规划,明确各城市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的功能定位与分工协作角色,避免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在科技创新规划上,可整合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创新资源,共建共享一批国家级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形成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的良好生态。在政策协同层面,需强化城市群内各城市政策的衔接与配套,推动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土地政策、财税政策等在区域内的统一与协调。在利益共享机制构建上,应探索建立基于要素贡献和发展成果的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对于跨区域共建的产业园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等,可通过股权合作、税收分成、产值统计协商等方式,合理分配发展收益,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对于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协同,应建立相应的成本分担和利益补偿机制,确保协同治理的可持续性。通过这一系列治理创新举措,不断优化城市群制度供给,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以城市群空间重构促进新质生产力要素高效流动

技术、人才、数据、资本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具有天然的跨区域流动需求。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要素跨区域流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技术可以在城市间快速转移,人才可以实现柔性流动,资本可以跨区域高效配置,数据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流通应用。这种空间层面的重组与优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成长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支撑。

构建多层次综合交通网络,缩短要素流动时空距离。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要素流动的硬件支撑。要以交通一体化为先导,构建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骨干,城市轨道交通、普通公路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交通网络,有效缩短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时空距离。通过加密城际铁路班次、优化高速公路收费政策、推进“轨道上的城市群”建设,实现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一小时通勤圈”和“一日生活圈”,为人才流动、物资运输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保障,让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快速配置。

统筹新型基础设施布局,畅通数据要素跨区域流动。加强能源、水利、通信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同时推动5G基站、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在城市群内的统筹布局和互联互通。以新型基础设施为支撑,打破信息壁垒,构建高速、泛在、智能的信息网络,为数据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高效应用奠定基础。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只有在城市群尺度上实现畅通流动,才能充分发挥其在产业协同、创新驱动中的倍增效应。

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消除要素流动制度障碍。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是要素流动的软环境支撑。城市群应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重点领域,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区域内的均衡布局和共享利用。通过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如联合办学、远程医疗、专家会诊等方式,让周边城市居民也能享受到核心城市的优质服务。同时,推进公共服务标准的统一和互认,实现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在城市群内的“一卡通用”“异地办理”,消除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人才能够“流动无顾虑、发展有空间”。

以城市群产业协作推动新质生产力能级跃升

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在技术本身的先进性上,更体现在产业体系的整体效能上。城市群产业协作格局,使新质生产力不再局限于单一企业的技术突破或单一城市的产业升级,而是转化为整个城市群的系统性竞争优势。

构建梯度化产业分工体系,优化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城市群内不同城市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为构建梯度化产业分工体系提供了条件。中心城市有人才、技术、资金等优势,应重点布局研发设计、金融服务、高端制造等产业链高端环节,强化创新策源功能和核心引领作用。周边城市则可依托土地、劳动力、配套产业等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发展智能制造、零部件配套等产业链中低端环节,形成与中心城市紧密衔接的产业配套体系。通过梯度化分工,实现各城市在产业链上的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竞争,提高城市群产业体系的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提升新质生产力整体效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城市群产业协作应着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深度合作,构建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模式,鼓励中心城市龙头企业通过技术输出、标准制定、订单共享等方式,带动周边城市中小企业融入产业链。同时,建立跨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协调机制,加强在生产计划、物流配送、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协同,提高产业链的整体韧性和效率。这种协同模式能够降低物流成本、缩短生产周期,提升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增强新质生产力国际竞争力。世界级产业集群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城市群产业协作的重要目标。城市群应依托自身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聚焦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市场培育等方式,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在培育过程中,要注重产业链的完整性和产业生态的协同性,吸引研发、金融、服务等机构集聚,形成功能完善、分工合理、创新活跃的产业生态系统。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群内单个产业的竞争力,更能形成区域整体的产业优势,增强新质生产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殷俊;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甘田

练内功 强担当 以经济大省韧性筑牢全国发展底盘

编者按:3412日,全国两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团组审议讨论,同代表委员共商国是、共谋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本期推出“特别策划”栏目,刊登有关学习阐释解读文章,以供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强,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要在增强经济韧性上持续用力。”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经济大省过往发展成绩的肯定,更是着眼于国内外复杂形势,对经济大省在新发展阶段肩负使命的精准定位。

一、经济大省增强韧性的战略意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上升。同时,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仍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大省作为全国经济的“压舱石”和“火车头”,其发展韧性直接关系到全国经济大盘的稳定,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从经济总量来看,经济大省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根据2025年最新经济数据,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等省份以占全国不足20%的国土面积,承载超53%的常住人口,贡献全国61%以上的GDP总量,集聚近57%的经营主体,是名副其实的“顶梁柱”。其中,广东、江苏双双突破14万亿元,山东首次跨越10万亿元门槛,三省合计占全国GDP比重接近34%。这些经济大省产业体系完备,市场主体众多,创新资源富集,具备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经济大省只要能够持续增强韧性,稳住发展底盘,就能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挑战。

二、我国经济韧性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风浪中不断成长、在磨砺中持续壮大,展现出强大韧性,根本在于我们拥有一系列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为经济大省增强韧性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超大规模市场的缓冲效应

我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1.9亿户经营主体以及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之一。这一超大规模市场不仅为经济大省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强大的缓冲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外部市场波动对经济的冲击。当外部需求萎缩时,经济大省可以通过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例如,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广东通过促进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激发内需潜力,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万亿元,有效对冲了外需下降的影响。火爆出圈的江苏城市足球联赛“苏超”,更是直接拉动数百亿元消费,大大促进了文体旅商产业的发展。

(二)完整产业体系的减震效应

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体系的广度、产业链条的长度、产业生态的厚度、产业层次的高度都位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相互关联、相互嵌入、互为支撑的产业体系,使得经济大省在面对外部供应链风险时,能够迅速调整生产布局,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以江苏为例,其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3.5%,涵盖了从原材料加工到高端装备制造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即使某个环节受到外部冲击,其他环节也能够及时补位,有效降低冲击的影响程度。

(三)创新能力优势的对冲效应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已达到2.8%,科研人员、科研投入、科研成果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企业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经济大省作为创新资源的集聚地,拥有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大省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够对冲外部技术封锁和市场竞争的压力。

(四)社会主义制度的能动效应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是我国经济韧性的根本保障。在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挑战时,我们能够迅速集中资源,统筹协调各方力量,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稳定发展。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稳岗就业等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障了经济的基本稳定。经济大省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政策体系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经济大省增强韧性的关键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练好内功、做强自身,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经济大省要落实好这一要求,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持续增强经济韧性。

(一)苦练内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经济大省增强韧性的核心任务。经济大省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传统产业是经济大省的发展根基,不能简单地抛弃,而要通过技术改造、智能化升级等方式,让“老树发新枝”。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大省正在努力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经济大省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融入大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要以国内大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国际大循环的不确定性。经济大省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积极融入国际循环,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是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经济大省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二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经济大省要发挥对外开放前沿的优势,开放的大门打得更开、水平更高,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联通国际循环。

(三)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新动能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经济大省增强韧性的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经济大省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壮大新动能。首先,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原始创新是创新的源头,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经济大省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其次,打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创新生态是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经济大省要完善创新体系,优化创新环境,激发创新活力。再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

(四)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经济大省在增强韧性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一是防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卡脖子”与“断链”风险日益突出,经济大省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多元化布局等方式,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二是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大省要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金融风险等。三是防范社会风险。经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大省要加强社会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经济大省作为中国经济大海中的“中流砥柱”,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大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要在增强经济韧性上持续用力”的嘱托,苦练内功、做强自身,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创新驱动培育新动能,以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增强经济韧性,为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德才

强化战略支点功能 全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更深层次迈进。天津要以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为目标,以深度参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主线,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任务,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为基础保障,全面融入京津冀协同创新体系,在支撑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聚焦战略承载,打造国家重大创新平台的“核心功能区”

一是探索建立“任务清单制”的国家实验室对接机制。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争取更多国家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技术创新中心在津布局或设立分支机构。制定年度国家战略科技需求对接清单,重点围绕合成生物学、新一代人工智能、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承接重大科研任务。积极设立“国家任务预研培育池”,形成“储备一批、成熟一批、申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二是探索构建京津冀“创新接力”中试服务体系。深化京津冀协作,共建跨区域协同创新中心。建立常态化机制,系统布局一批面向产业化的中试熟化基地和共享制造平台。推行“中试+保险”共担模式,由园区平台、中试机构、保险公司共同设立中试风险准备金,对经认定的中试失败项目进行成本分摊。

三是探索创建“自贸试验区科创跨境走廊”。依托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和跨境技术转移中心。实施更加便利的科研物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试点,吸引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和科技组织设立分支机构。建设“国际技术转移管家”服务平台,为海外技术落地提供法律适配、标准互认、应用场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探索“跨境创新飞地”模式,与海外知名创新区域互设离岸孵化器,实现“双向孵化、协同转化”。

二、聚焦产业跃升,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策源地”

一是探索实施“未来产业先导园区”培育计划。在已有产业优势基础上,精准选择细分赛道,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在特定区域打造“技术无人区”创新试验区,采用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支持颠覆性技术的早期验证和孵化。建立未来产业技术预见机制,定期绘制热力图;设立未来产业共创营,以短期驻留、跨界组队打磨创新原型。

二是探索推行“链主企业创新责任清单”制度。围绕信创、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链,绘制“卡脖子”技术图谱和产业生态地图。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统筹跨企业、跨机构的研发资源,推动成员企业共同制定和采纳团体标准,形成事实上的产业准入门槛。设立“产业链共享工程师平台”,整合区域内分散的工程技术人才资源,按需向链上中小企业派驻研发支持团队。

三是探索建立“场景创新合伙人”机制。充分发挥天津在港口、制造、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场景优势,定期发布重大应用场景清单。通过“场景开放”和“示范应用”政府采购等方式,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首试首用的机会,以实际需求牵引技术创新和迭代升级。创设“场景价值评估”工具,从技术成熟度、商业模式适配度、社会效益贡献度等维度对场景应用成效进行评价,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决策依据。

三、聚焦生态优化,打造高水平人才集聚的“创新创业高地”

一是探索创设“科学家自主治理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对科研活动负全责,行政事务由专职园区服务团队承担。探索“科研经费信用制”管理模式,对科学家团队实行经费使用信用承诺、事后审计,减少事前审批环节。建立“实验室成果出口”绿色通道,对实验室产出的重大原创成果,由园区平台提供专利布局、商务谈判、产业化落地等接力服务。

二是探索推行“青年人才创新积分”制度。建立“青年科学家首席负责制”,在重大项目中设立青年专项,保障青年人才独立领衔担纲的机会。设立“青年创新社群运营官”,委托专业机构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投融资对接、产业资源引荐、创业心理辅导等陪伴式服务。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为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从“第一笔钱”到“第一桶金”的全链条金融支持。

三是探索建设“产业工程师认证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推动龙头企业与高校共建高水平现代产业学院和卓越工程师学院。推行“工程师驻企研修”计划,支持高校青年教师每年脱产一定时间进入企业技术中心参与产品研发。推广“双导师制”和“项目制”培养,将真实工程问题作为毕业设计课题,培育大批“工匠级”产业创新人才。

四、聚焦机制突破,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先行区”

一是探索建立“政策沙盒”区域联动机制。设立京津冀政策协同试验专区,允许三地创新政策在区域内叠加适用和优化集成。建立政策试错容错备案制度,明确创新政策试验过程中的风险责任边界和免责条款。设立常态化政策创新评估机制,对试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多维度跟踪评价,形成“试验—评估—优化—推广”的完整政策创新闭环。

二是探索构建知识产权协同创新体系。建立京津冀知识产权评估标准化体系,制定跨区域统一的评估认证标准和工作规范。打造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平台,探索开发符合创新规律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和服务模式。建设知识产权跨境交易服务枢纽,为国际知识产权在区域内的价值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和专业化服务。

三是探索创新科技管理服务模式。建立科技创新活动分类管理制度,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实施差异化的管理和服务策略。设立创新治理咨询委员会,为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和专业指导。构建科技创新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实现对创新活动全周期的风险识别和动态监控。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王丽平;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林川淞

企业管理
大数据时代企业会计信息化风险问题及防范措施

摘要: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深刻变革,会计领域也不例外。大数据等新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广泛应用,使会计信息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为提高会计工作效率、强化内部控制、优化管理决策带来重大机遇。同时,在大数据时代,会计信息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企业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会计数字化转型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论述了大数据时代企业会计信息化建设的意义,深入分析了企业会计信息化管理存在的风险,提出了企业会计信息化风险的防范策略。

关键词:大数据,会计信息化,风险及防范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科技发展的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开始走向信息化发展道路。在这一背景下,由于信息的传播快速,人们更容易获取所需信息。许多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已经开始进行信息化尝试,但应意识到,在这一尝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定风险。企业在运营与发展过程中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规避风险,才能避免对企业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一、大数据时代会计信息化内涵

会计信息化是将信息技术和会计工作全面有机地融合,利用信息化手段对会计工作进行科学的处理。会计信息化在持续发展过程中,与大数据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相适应。企业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全面实现了会计信息化,从根本上提升了财务管理水平。大数据是当下一种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大量的数据进行科学处理[1]。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会计信息化涵盖的内容更为丰富。在会计信息化实施的过程中,整合应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全面满足企业信息处理的各种要求,大幅度提升数据价值,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二、大数据时代企业开展会计信息化建设的意义

(一)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时期背景下,企业要想快速适应市场环境,有效应对多种新技术研发和应用带来的挑战,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化水平。企业会计工作是影响企业整体运营和经济效益的重要工作,涉及的工作内容比较多。加强会计信息化建设能够提升会计工作质效,革新财务管理模式,高效率、高质量完成企业财务会计工作,这对企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得到了普及和运用,企业会计工作也要与时俱进,持续创新,构建信息化系统,才能充分发挥该项工作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二)有利于提高企业会计管理水平

首先,企业通过会计信息化建设,对会计管理设备和技术进行专业化升级,为日常会计管理工作赋予数字化特征。企业财会人员在进行数据登记、整理、核算时,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提高会计管理质量和效率。其次,会计信息化建设通过搭建数据库,充分分析企业会计管理细节,找出其中的问题和隐患,把内部管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确保会计管理工作的准确性。最后,随着信息化会计管理形式的出现,财务部门的业务内容将更加丰富。利用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可以对各职能部门进行数据整合,有效协助企业会计管理工作的开展[2]

(三)进一步规范企业会计工作

在多种先进技术手段的支持下,企业会计工作流程得到了简化,各项工作指标也更加清晰。通过信息化系统对各类会计信息进行统一分析和处理,规范会计工作流程,切实提高会计工作效率,工作质量也得到保障。会计信息化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高频次处理各项事务,解决以往会计数据分散的问题,高度整合、精准分析会计数据,真实反映企业经济业务开展情况,便于后续妥善应对和处理,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三、大数据时代企业会计信息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重视程度不足

大数据时代,会计信息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然而,部分企业对会计信息化建设重视程度不足,导致企业财务管理效能低下,整体竞争力不强。首先,部分企业对会计信息化建设支持力度不足,在资金、人力等方面投入不足。部分企业更倾向于将有限资源投入利润回报更快的业务领域,忽视会计信息化建设的长期效益。企业盲目追逐短期效益势必导致企业财务管理效率低下,不利于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其次,部分企业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不规范,企业会计信息化建设常常陷入无序状态,导致企业资源浪费,还会出现会计数据失真、信息混乱等问题。最后,在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监管不到位也会导致信息化建设高质量完成存在不确定性[3]

(二)企业运营存在的风险

大数据技术能够提升企业财务信息处理质量和效率,其运作所需要的条件是互联网技术。但是互联网在一定的风险隐患,这一潜在风险主要包括恶性竞争等。部分企业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非法获取竞争对手数据,有目的地攻击其会计信息体系,导致一些企业数据库发生故障,给受害方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除了对互联网技术的要求,大数据环境中信息科技和设备更新换代较为频繁。因此,企业的运营要跟上时代的发展,不断提升软件技术,这对企业的财务人员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若未能及时进行技术更新升级,财务信息将难以符合市场的要求。

(三)会计信息化建设的软硬件设备较为落后

企业进行会计信息化建设,首先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信息化建设更注重计算机算法的科学性和相关系统的完整性。会计信息化建设技术在不断发展和更新,计算机软硬件设备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满足系统操作的实际需求,从而确保会计核算工作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但部分企业会计信息化建设的软硬件设备较为落后,受限于成本和管理难度,仍在沿用老旧的计算机设备和软件。以预算有限的部分中小企业为例,管理者更愿意使用现有的计算机设备而非更换新的设备和系统,这种碎片化的会计信息化建设取得的管理成效相对有限。

(四)会计信息化建设方式落后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应用,并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在会计信息化风险管控过程中,信息技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会计信息数量和种类的持续增加和拓展,部分企业所采用的信息化建设方式相对落后,无法与信息化发展要求相适应。在对会计信息进行采集与整合的过程中,未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导致无法实现对企业内部会计信息的高效利用。

(五)信息化管理制度不完善

建立科学完整的管理制度,是企业实现内部管理升级的重要保障。企业应通过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为后续工作提供支持。但部分企业只是单纯地将信息化管理体系与业务联系起来,尚未完善管理制度。首先,部分企业没有建立会计信息化的监督机制,无法确保财会人员的日常工作符合信息化建设规定,不能保证会计信息化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从而影响管理者对会计信息化建设的评估;其次,由于网络环境复杂多变,如果工作人员不能按照正确的方式操作软件和系统,很容易泄露财务数据,埋下较大的安全隐患。

(六)缺乏综合型信息技术人员

在企业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要想全面实现会计信息化,最重要的是人才力量。但是现阶段,部分企业在开展会计信息化工作的过程中,严重缺乏会计信息化人才,无法处理会计信息化内容,无法及时发现一些风险问题,更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会计信息化涵盖的内容较多,包括企业各个部门和各项工作,所以会计人员不仅要掌握专业财务知识,还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养和能力。目前,部分企业没有组建专门的会计信息化人才队伍,而且缺乏基本的培养机制,即便开展了培训工作,培训的内容也缺乏针对性。同时,部分企业没有站在会计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会计人员进行科学培养,导致会计人员应对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差。此外,部分企业没有提高会计信息人才的薪资福利待遇,外部引入人才的能力较差,缺乏持续性的人才力量。这不仅增加了企业信息化推进难度,也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企业会计信息化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增强会计人员信息化意识

大数据应用背景下,企业管理与信息技术的联系日益紧密,会计信息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企业管理者必须高度重视会计信息化建设,了解其对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作用。大数据时代,企业会计数据呈几何级数增长,传统会计处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数据处理需求。会计信息化建设可以实现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的有机整合,为企业发展提供完整、准确、及时的信息支持,提升企业决策的效率与准确性。企业应组织信息化教育培训,帮助全员了解信息技术发展动态,提升应用能力。企业在加强对会计信息化建设的同时,也要提高财务会计工作者的信息化意识,创新信息化理念,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熟练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创新会计工作方法,不断提升会计信息化水平,高质高效开展企业会计工作。企业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会计人员的信息化意识,通过职责划分和绩效考核的方式,调动会计人员的参与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主动学习新技术,正确了解会计信息化的作用,并合理运用先进技术高质量完成工作。

(二)建立科学的安全防护系统和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

首先,大数据时代企业会计信息化建设面临着诸多风险,要想保证信息化建设效果,则应做好会计信息化风险防范工作。企业要重点考虑会计信息安全问题,在精准、全面收集会计信息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安全防护,建立安全防护系统,将多种信息安全管理、信息加密技术整合,为会计信息和企业数据传输构建安全通道,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安全性。同时,企业在构建会计信息化系统的过程中,还要考虑病毒和黑客攻击,从技术层面保护会计信息,确保会计信息化系统安全可靠运行。企业可以采用杀毒软件和安全防护技术,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结合常见的安全风险问题加强管理,从而防止各类风险的发生。其次,企业要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系统,根据实际的备份需求选择合适的备份技术。比如,全备份方式是指将所有的数据全部复制到其他的存贮媒介,这种备份方法可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与统一性,但会占用较多的时间和存贮空间。另一种备份方式是增量备份,它是在全备份的基础上只对已经改变的数据做一次备份,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与存储空间。企业要根据实际需求制定合理的备份方案,包括备份周期、备份存储、备份地点等;同时,对备份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进行定期检查,并在必要时验证数据恢复过程,以此确保数据备份和恢复系统有效运行,进一步提升数据安全保护水平。

(三)优化升级企业的会计信息化软硬件设备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价值资源,先进的软硬件设施在推动会计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处理效率、敏锐感知市场需求、及时响应客户需求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大数据分析和处理来讲,软硬件设备是其稳固的支撑。企业在会计信息化建设推进中必须有高性能软硬件支持。例如,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与云计算平台能够有效应对较大数据量。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允许同时在不同节点上执行数据分析、处理任务,显著提高整体的处理能力和响应速度。云计算平台能够实时、灵活地调整数据处理能力,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成本管理优化。企业需要从软硬件设施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度布局和完善,提升数据处理能力,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

(四)加快会计信息化系统革新

对于各大企业而言,在开展会计信息化工作的过程中,要想最大限度防范各种风险,就要在资产资源配置和企业管理过程中,将会计信息化数据整合应用,对会计信息化的应用场景和具体功能进行持续拓展,这样才能为企业管理层制定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依据。现阶段,部分企业在应用会计信息化技术的过程中,在数据和信息的深度处理和智能化实现方面稍显不足。所以,企业需要对原有的会计信息化系统进行持续优化,应用全新的智能化技术,才能达到更为理想的效果。通过不断对会计信息化系统的优化,企业可以更加科学高效地识别一些风险问题,及时发出警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制约企业发展。

(五)完善会计信息化管理制度

企业应建立会计信息化管理制度,包括日常管理机制、监督管理机制、激励奖罚机制等。首先,企业应该围绕会计信息化建立一套完整的日常管理及维护机制,让财会人员按照统一流程和规定进行信息化操作,确保企业信息化水平,降低数据风险;其次,企业应建立会计信息化监督机制,对会计管理平台的应用过程进行监督,关注各个操作模块的操作方式,使会计管理平台的各项操作更加规范;最后,企业应该建立会计信息化管理的激励与奖罚机制,将信息化使用管理纳入财会人员的薪酬福利制度中,增强员工的信息化管理意识,激励员工采取正确、科学的手段进行信息化的日常工作。

(六)提高会计信息化人员的综合素养

在大数据时代,要想确保会计信息化工作能够顺利实施,就要多方面提供人才保障。企业应提高工作人员的薪资福利待遇,吸引更多专业素质过硬和信息素养较高的人才,从而确保会计信息化工作能够有序推进。为了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化程度,企业还需要开展全面的培训和教育工作,侧重一些风险问题的危害和管控等内容,增强工作人员的认知,不断提高风险管控能力。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还要加大信息化技术的培训力度,确保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熟练掌握相关技术,进而全面把控会计信息,避免多种风险问题的侵袭和影响,促进企业会计信息化发展。

五、结语

企业会计信息化水平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应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引进和应用新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简化企业会计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还能深入挖掘和分析各类会计信息的价值,对企业高效开展财务管理工作和制定经营决策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应用大数据技术也会给会计工作带来一定风险,企业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找到会计信息化创新建设的新路径,制定科学、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为企业会计信息化建设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以此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庞特.大数据时代下企业会计信息化风险及防范策略探讨[J].商讯,202409):33-36.

[2]穆维博,秦梦轩.大数据时代企业会计信息化面临的风险与应对[J].财务与会计,202403):69-70.

[3]袁晓彤.大数据时代会计信息化风险分析与防范[J].财富时代,202401):119-121.

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张玉青

国有企业绩效考核机制创新与薪酬激励模式探索

摘要: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两大核心环节,不仅关乎企业战略落地,也直接影响职工积极性。当前,部分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与薪酬体系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因此,国有企业需响应政策号召,积极探索绩效考核机制与薪酬激励模式协同优化路径。本文从国有企业绩效考核机制的创新方向入手,探究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模式的优化路径,包括推行绩效薪酬动态浮动机制、探索长期绑定的激励模式、持续完善激励体系等,并提出相应的落地保障措施,旨在帮助国有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

关键词:国有企业,绩效考核,薪酬激励

国有企业性质较为特殊,薪酬管理和绩效考核工作难度大,导致在工作实践中频繁出现问题。《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构建“激励与约束并存、效率与公平兼顾、通用规律与国有企业特色融合”的分配机制,为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指明改革方向。实践中,传统考核模式已难以适应多元化业务需求,职工对公平感、成就感的诉求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推动绩效考核从“纸面规则”转化为“发展引擎”,使薪酬激励从“平均分配”升级为“价值导航”,成为国有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激活人才动能的关键。科学合理的考核薪酬体系,不仅是国有企业提升管理效能的关键抓手,也是其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权的战略支点。

一、国有企业绩效考核机制创新方向

(一)构建“战略—绩效”联动的指标体系,防止指标与战略脱节

国有企业需以战略为核心,构建上下贯通的绩效指标体系。

首先,构建多维联动绩效分配机制,实现全员全覆盖考核,全面升级重构“4+1”平衡计分卡(BSC)与关键绩效指标(KPI)体系,将战略目标逐层分解至部门与岗位,实现“战略—目标—指标—考核”闭环管理。指标设计要遵循SMART原则,确保具体、可衡量。例如,将“提升客户满意度”转化为“将客户投诉率降低至3%以下”。

其次,结合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建立常态化岗位价值评估机制,探索体现岗位价值的薪酬管理体系。国有企业将党建工作与考核评价有效融合,创新增加“廉洁从业”维度,形成全员绩效考核新模式,实施“双卡联动,三维评价”考核。部门BSC指标涵盖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成长、廉洁从业五个维度;职工绩效由部门BSC得分(60%)、个人KPI得分(20%)、专业知识笔试(10%)、民主评议(10%)加权构成,并设立减分项,引导职工全面发展和长期价值创造。再次,建立指标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市场变化和企业战略迭代,每季度或半年修指标权重。例如,国有企业转向高端市场时,可提高研发部门“高端产品销售额占比”指标权重,降低传统产品指标比例,同时强化跨部门指标联动,设置跨部门协作指标,如“项目按时交付率”,由研发、生产、市场部门共同承担,打破部门壁垒。

最后,通过战略性宣传确保职工了解指标与战略之间的关联。管理人员应向职工宣讲企业的战略目标,在为其制定个人工作任务的同时,也要与其沟通资源配备以及技能匹配等问题,以此形成“战略—部门—人”的三层责任链[1]。例如,将销售小组的工作绩效目标定为“每月见客户数量提高25%”,这一绩效目标间接支持了所在部门“市场份额增长5%”的部门目标,进而助力国有企业实现整体战略目标。

(二)创新过程及结果双维度考核,避免重结果轻过程

传统绩效考核过度聚焦结果,容易使国有企业陷入“唯指标论”困境,忽视业务过程的质量与风险控制。为此,国有企业需构建“过程+结果”双维度考核体系,通过量化过程行为、细化流程节点,实现从“结果倒推”到“过程管控”的转变,同时创新考核机制,跟踪日常表现,考察任务完成进度,通过定期面谈、动态监测,挤干考核“水分”,确保考核全面真实。

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例,在对业务部门进行考核时需以“支小支农”政策为导向,构建双维度考核体系。过程考核方面,设置尽职调查完整率(要求100%覆盖包括客户经营、财务、信用等在内的12项核心信息)、审批时效达标率(单笔业务审批不超过5个工作日)、保后管理频次(每季度至少1次现场回访)等指标,通过系统自动记录审批时长、抽查尽调报告,确保执行到位。结果考核聚焦支小支农户数占比(不低于80%)、平均担保费率(不超过1%)、代偿率(控制在3%以内)等指标。例如,某机构若在结果考核中支小支农户数达标但代偿率超标,追溯其过程指标发现,因尽调完整率不足导致风险评估偏差;反之,若过程指标优秀(如审批时效缩短30%)但支小支农户数未达标,则需调整客户准入标准。利用双维度反馈机制,每月向业务团队通报过程考核指标完成情况,每季度结合结果数据开展复盘,对过程薄弱的环节(如某地区尽调覆盖率低)制定整改计划,并将改进成效纳入下季度考核,推动机构从规模冲刺转向质量与政策导向并重。

(三)建立动态调整及双向沟通机制,破解机制僵化

国有企业要建立随用随改的机制,根据市场变化和企业战略动态调整,制定季度或半年绩效考察点,并根据行业发展特点、政府指导意见和企业实际能力,适时调整各项指标优先程度和预期目标值[2]。为此,国有企业要构建干部科学管理体系,秉持“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原则,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开展中层管理人员竞聘上岗,持续完善不胜任退出机制,加强年轻干部选拔任用,确保改革发展事业薪火相传。此外,国有企业要开展考评制度适应性测试,每年委托第三方或内部专门小组对整个考评制度体系进行全面检验,尤其要注重考察容易被忽视的考评指标范围、沟通作用、激励效用,并给出相应建议和调整报告;可设立董事长特别奖,对市场化业务部门及有重大贡献(包括创收清收、攻坚克难等方面)的个人,依据其行为表现和突破性贡献给予特别奖励。

二、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模式探索路径

(一)打破平均主义,推行绩效薪酬动态浮动的短期激励

国有企业需要彻底摒弃“大锅饭”式的薪酬发放模式,并依据业绩变动情况科学调整薪酬。首先,国有企业应制定科学、公开、透明的绩效评价体系,将职工的工作绩效、技能成长、团结协作等指标进行定量,以使考评能够真实反映个体贡献。其次,国有企业要划定薪酬浮动区间,明确绩效考核结果等级与薪酬变动关系。比如,评优职工可获得超过20%的幅度加薪,绩效较差的职工只能拿到最少或略微增加一点,秉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最后,国有企业需完善薪酬结构,减少固定工资比例,增加绩效工资占比,促使职工将所得与劳动付出挂钩,激发其积极性与创造性[3]

针对短期激励来说,国有企业需注重其效率和灵活性。国有企业可以根据业务周期变化、项目进度、市场浮动状况等,随时进行绩效考评标准以及薪酬水平的动态调整,确保人员激励能够始终符合既定的目标。例如,在业务高峰期提升业务人员的绩效奖金,而在淡季则注重成本缩减等其他方面的考评。同时,国有企业要设立高效的薪酬支付制度,尽可能缩短从绩效考核到薪酬支付的时间,以进一步增强激励效果。同时,国有企业也要结合透明的信息沟通方式,让职工清楚绩效薪酬变动的评价标准与原因,防止因为信息缺位而产生误解,从而提高职工认可度。

(二)突破短期激励局限,探索长期绑定的激励模式

短期激励措施虽然可以立竿见影,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国有企业应积极探索长期激励模式,并与短期激励相结合,以稳定核心人才,促进战略目标落地。国有企业要坚持突出价值创造贡献导向,建立“岗位价值+个人能力+业绩贡献”三位一体的定薪模型,通过科学评估岗位价值,结合职工任职年限、职称等级及年度绩效积分确定具体档位,体现“重实绩、重能力”分配原则,激发职工潜能。此外,国有企业要制定合理的授予条款(包括工作时长和履行服务标准要求)、实现方式、风险共担规定,确保奖励制度与企业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同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防止激励无效的情况出现[4]

例如,A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创新创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担保需求为发展使命,为稳定专业团队、支撑普惠金融战略,探索长期激励模式。具备会计、经济、统计等专业技术职称的核心职工,若连续3年完成年度担保金额、支小支农户数等目标,便可解锁企业年金补充账户,服务年限每增加1年,年金缴纳比例提升0.5%。该公司设立“战略贡献奖”,对支持“6313”产业链企业、创新担保产品的团队,给予项目利润5%的长期分成,分5年兑现。此外,该公司引入“绩效积分”制度,将年度绩效评价等级转化为可累积积分(优秀3分、合格1分、基本合格-1分、不合格-3分),积分与岗位工资调整刚性挂钩,满3分晋升一档、满-3分降一档,以此增强绩效管理的严肃性与激励约束有效性。该公司还设置了荣誉积分机制,通过内部荣誉与外部荣誉的获取,激励管理层带头提升履职能力。

(三)兼顾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持续完善激励体系

国有企业应改变单一的物质激励模式,从物质与非物质两方面入手,构建科学完善的激励体系。一方面,物质激励应聚焦差异化与精准性,通过岗位价值评估、市场薪酬对标及绩效动态浮动,设计分层分类的薪酬结构。例如,核心岗位设置超额利润分享机制、技术骨干推行项目制奖金,确保薪酬竞争力与内部公平性。另一方面,非物质激励应侧重于满足职工深层次需求,涵盖职业发展、荣誉认可、工作环境优化及文化浸润四大维度——建立“双通道”晋升体系(管理序列+专业序列),拓宽人才成长空间;设立“创新贡献奖”“党建先锋岗”等多项荣誉,强化价值认同;通过弹性工作制、健康管理计划及数字化办公升级,提升职工工作体验;以企业文化为纽带,开展“导师制”“职工家庭日”等活动,增强职工的归属感与凝聚力。

国有企业还应定期开展薪酬满意度调研与激励效果评估,识别物质激励覆盖盲区(如一线职工福利不足)及非物质激励短板(如年轻职工对职业发展的诉求),并针对性地调整激励方式。例如,针对新生代职工,增加技能培训资源、创新项目孵化支持等非物质激励的权重;对于资深职工,强化长期服务荣誉、健康保障等关怀措施。同时,国有企业领导层可以通过绩效面谈、匿名建议箱等渠道收集职工反馈,将激励改进纳入管理层考核指标,形成物质激励保基础、非物质激励促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国有企业从“薪酬竞争”向“价值共创”转型。

(四)立足岗位价值,构建差异化薪酬梯度

在国有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激发职工潜能、提升企业竞争力至关重要,而立足岗位价值构建差异化薪酬梯度以实现精准激励,是其中的关键一环。首先,精准评估岗位价值是构建差异化薪酬梯度的基石。国有企业需综合考量岗位责任、技能要求、工作强度及工作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并借助科学工具与方法对各岗位价值展开全面细致的评估。例如,技术研发岗责任重大,对技能与知识要求严苛,工作强度大,价值较高;基础行政岗虽不可或缺,但责任与技能要求稍低。通过精准评估,能为薪酬设定提供可靠依据。其次,合理设计薪酬梯度。国有企业应依据岗位价值评估结果,划分岗位类别与层级,为每个层级设定匹配的薪酬范围与晋升通道。针对核心关键岗位,如高级技术专家、核心管理岗等,设置高起点并提供有竞争力的待遇,吸引与留住顶尖人才;一般性岗位则需结合市场与企业实际确定薪酬。同时,在层级内部根据绩效表现设置不同薪酬档次,营造“能者多得、优者优酬”的氛围。最后,动态调整薪酬梯度是保障机制有效运行的必要举措。鉴于市场环境与企业发展的持续变化,岗位价值也会随之改变,国有企业要建立岗位价值动态调整机制,定期重新评估岗位价值,及时调整薪酬梯度。企业拓展新业务新增重要岗位时,要迅速评估岗位价值并纳入体系;部分岗位价值因技术革新或流程优化降低时,要调整相应薪酬,确保薪酬梯度与岗位价值始终匹配,持续发挥精准激励作用,推动企业与职工共同进步。

三、国有企业考核机制创新与薪酬激励模式的落地保障措施

(一)强化“考核—激励”联动机制

作为全面回顾盘点、总结经验教训、实现改进提升的重要抓手,绩效考核只有在考评精准量化、结果刚性兑现、复盘提质增效上下功夫,才能强化激励效应。首先,国有企业需要以企业战略为导向,将年度经营目标分解为部门及岗位的量化考核指标,同步设计与之匹配的激励方案,如高绩效部门可获得超额利润分享、核心岗位设置专项奖金池,确保考核目标与激励资源精准对接。其次,国有企业要建立动态调整规则,根据市场变化或战略转型,每季度复盘考核指标的合理性,并同步修订激励方案。例如,新增创新业务考核权重时,配套提高研发岗位的股权激励比例,避免考核与激励“两张皮”[5]。最后,国有企业可以在内部设置双向反馈通道。管理层要定期为职工解读考核逻辑与激励规则,职工可以通过匿名平台反馈执行问题。例如,针对考核周期过长导致激励滞后、指标权重偏离实际业务等问题,管理层需在15个工作日内响应并改进,推动职工从“被动完成任务”转向“主动创造价值”,助力国有企业战略目标高效落地。

(二)建立合规与监督体系

国有企业需构建覆盖考核激励全流程的合规与监督体系,筑牢风险防控底线。首先,在制度层面,国有企业应制定考核激励管理办法,明确指标设定、数据采集、结果应用等环节的合规标准。例如,禁止虚构业绩、违规调整权重等行为,并配套违规处罚细则,以此形成“制度有纲、操作有规”的刚性约束。其次,在执行层面,国有企业要设立绩效考核小组,由纪检、审计、人力资源等部门组成,定期核查考核数据真实性(如抽查业务系统记录与考核报表一致性)、激励发放合规性(如检查奖金计算是否按既定规则执行),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并追究责任。最后,在技术层面,国有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工具实现全流程留痕,通过区块链技术固化考核数据,确保不可篡改。智能监督平台自动比对考核结果与业务数据,预警异常波动(如某部门绩效突然大幅提升但无对应业务支撑),提升监督效率,利用职工申诉机制,对考核激励中的不公行为(如主观评价替代客观指标)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纳入监督档案。

(三)营造激励文化氛围

绩效考核需以文化建设为根基,厚植“奋斗者为本、贡献者得赏”的激励文化内核,通过价值观引领与行为示范,让激励理念深入人心。因此,国有企业管理层应主动传递“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的导向,构建“场景化+常态化”的渗透机制。一方面,打造激励文化实践场景,将考核指标融入业务竞赛、项目攻坚等活动中,例如设立“季度冲刺标兵”“年度创新先锋”等荣誉,让职工在实战中直观感受激励与努力的关联。另一方面,建立“即时反馈+持续强化”的传播体系,通过企业微信、内部论坛等渠道积极宣传企业文化,同时配套“容错激励”制度,对因主动担当导致的合理失误不予追责,反而要给予“探索积分”奖励,消除“怕出错、不作为”的顾虑。

四、结语

国有企业构建科学合规的考核激励体系,是适应市场竞争、激活人才潜能的必然选择。考核与激励的深度联动、合规监督的刚性约束、激励文化的柔性浸润,既能打破平均主义的恶性循环,又能规避短期行为的潜在风险。当制度设计精准对接战略需求,当文化认同转化为行动自觉,国有企业方能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以人才优势铸就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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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彩仙.薪酬激励制度在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及优化[J].财富生活,202507):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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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清.国有企业薪酬激励创新探索与实践方法[J].大众商务(上半月),202111):249-250.

[5]王小彦.企业组织机构改革中绩效管理与薪酬管理的协同优化策略[J].今商圈,202518):160-162.

新余市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宋诚智

企业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实践与突破

摘要:随着企业运营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综合管理体系成为推动企业生存发展、保障企业经济效益和管理质量的重要因素。为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企业应以强化综合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性为目标,推动综合管理体系的全流程优化,通过优化管理流程、细化管理目标,摆脱综合管理体系的运行困境。基于此,本文分析了企业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性及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推动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实践与突破要点,以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管理,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企业综合管理体系是根据企业战略制定的标准化、规范化的统一管理框架,旨在帮助企业实现运营全流程管理,通过明确各方职责与工作目标,促进各部门协同合作,满足企业持续发展的需求。当前,部分企业的综合管理体系存在效率较低、决策落实不充分等问题。为保障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企业应以技术转型配合管理体系改革为目标,对综合管理流程进行全方位优化[1]

一、企业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性

企业综合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对企业健康发展、合规经营尤为重要。企业应意识到综合管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并结合发展需求与战略决策对其进行优化和完善,推动企业战略目标落地,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

(一)提高综合管理效能

保障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是企业提高综合管理效能的重要措施。通过构建更加完善、高效的综合管理体系,企业能实现资源整合以及合理分配,保障综合管理资源投入到符合企业战略需求的方面,避免资源分散导致管理成本过高、效果不足的情况。综合管理体系通过明确各流程的衔接逻辑与标准,实现对流程的整体优化,保障管理各环节得到有效衔接,以此提高企业管理整体效率[2]

(二)强化风险控制能力

提高综合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有助于企业强化对风险的管控,构建覆盖管理全流程的风险识别框架,通过常态化综合管理,实现对风险的提前预判,满足风险管控前瞻性的需求。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还能提高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与精准度。企业利用标准化风险评估方法对识别的风险进行准确量化和分级,制定针对性的风险管控方案,保障风险管理更具针对性。此外,综合风险管理还能实现外部法规标准与内部管理规范的深度融合,帮助企业筑牢合规风险的防控底线,为企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二、企业综合管理体系运行困境

企业传统的综合管理体系受管理模式、管理流程等因素的限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面临综合管理力度不足、资源投入不平衡、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困境。基于此,对管理全过程进行优化,成为推动企业综合管理体系高质量运行的重要目标。

(一)综合管理体系信息化建设不完善

信息化建设不完善,是影响企业综合管理体系运行效果的重要因素。目前,很多企业正在逐步推进信息化转型。但在综合管理系统建设中,部分企业所采用的系统未根据企业的综合管理特点和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系统功能与企业综合管理体系适配性不足,导致部分管理工作难以借助信息化系统完成转型,限制了综合管理工作的落实效果。在管理数据整合与共享方面,部分企业综合管理系统与其他部门管理系统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信息数据格式不统一、采集较为被动,导致企业难以通过数据驱动综合管理体系建设,限制了综合管理决策的合理性与针对性。由此可见,系统功能不完善、与综合管理工作不适配、数据整合难度大等问题,均是限制综合管理体系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综合管理流程较为复杂

管理流程复杂是导致企业综合管理运行不顺畅、效率较低的重要因素。部分企业的综合管理流程中存在大量不必要的审批与核查环节。这些环节与体系核心目标关联度低,且占据大量管理时间与管理成本,严重影响了管理效能。而在跨部门管理方面,企业存在协同混乱的情况,各部门没有形成统一的协同规则,部门间信息传递滞后且不完整,导致管理流程的部分环节难以推进。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综合管理体系规范化建设力度不足,全流程各环节难以得到统一优化,进而影响了综合管理体系的运行效果。

(三)综合管理过程控制力度不足

部分企业综合管理体系存在全过程控制力度薄弱的问题。在事前管理方面,管理部门缺乏对综合管理工作的有效策划,导致在过程目标、控制标准、资源配置等方面缺乏准确定位,而且缺少对风险的预判和制定应急预案,造成后续应对乏力的情况。在综合管理执行过程中,管理部门也缺乏常态化监控以及实时跟踪,只注重管理结果、忽视了管理过程,导致管理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同时,管理部门还缺乏阶段性盘点与总结,难以对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导致综合管理体系难以得到有效完善。该问题的原因在于管理部门缺乏长效监督意识,缺乏全过程控制能力,影响了综合管理的持续优化。

(四)综合管理目标不够细化

在综合管理目标制定方面,部分企业的管理部门通常以整体目标为主,没有根据综合管理体系各模块需求对目标进行细化分解,而且忽略了企业相关利益方的实质性需求,导致综合管理目标缺乏价值导向,影响了管理工作的指导意义。同时,部分企业存在管理目标层级割裂的情况,企业顶层目标没有细化为各岗位可具体执行的任务,影响了综合管理执行效果。此外,企业综合管理目标多为定性描述,缺乏定量转化,这也是导致目标难以细化、综合管理落地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

三、企业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实践及突破要点

在推动企业综合管理体系优化的过程中,企业应当以全流程优化为目标,通过技术转型、管理制度优化等措施,切实提高综合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为企业稳定运营奠定基础。

(一)推动综合管理体系信息化建设

综合管理体系信息化建设,是提高企业综合管理效率、保障综合管理有效性的基础。企业应构建功能全面且与综合管理体系相匹配的信息化系统,确保信息化建设符合综合管理体系的运行需求。首先,综合管理部门应将信息化规划与管理体系的核心框架紧密关联,确保信息化系统符合综合管理目标。其次,综合管理部门需要细化综合管理体系各个模块,包括质量管控、环境合规、安全运营、流程审批等方面,并明确各模块的管理目标、权责边界与运行逻辑,确保信息化系统按照综合管理模块展开功能设计。最后,综合管理部门要梳理综合管理流程的关键节点,如文件管控、记录留存、内部审核、纠正预防等,明确信息化系统应覆盖的业务场景,通过合理的顶层规划,保障信息化建设与综合管理体系的适配性[3]

在明确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企业要针对综合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信息化系统功能进行优化。例如,针对文件多版本管控问题,可以在系统中嵌入更完善的文件管理功能,实现对文件的在线发布、版本追溯、权限管控与自动更新,从而提高文件管理效率;针对记录分散、统计困难等问题,则应当优化数据录入与存储功能,满足表单自定义设计、数据实时上传与分类归档等需求。同时,随着综合管理体系对风险管控、绩效分析等要求的提升,信息化系统还需要同步开发风险预警、指标监控等功能,通过设置体系关键指标的阈值预警,提高风险处理效率,满足综合管理的前瞻性需求。

企业需要实现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消除信息壁垒,以数据驱动综合管理体系与其他业务系统深度融合。统一数据标准是系统融合的首要目标,企业应当规范管理体系中各类数据的定义与要求,规范数据采集的口径、格式与频率,保障各系统之间的数据能得到有效整合。例如,将体系中“不合格项、隐患整改”等核心数据项进行标准化定义,避免因数据口径不一导致的统计偏差。在此基础上,企业要构建数据流转通道,实现各功能模块数据的自动同步。例如,将采购环节的质量检验数据自动同步至体系的不合格品控制模块,将生产环节的隐患排查数据同步至风险管控模块,以此保障数据的时效性。此外,企业还需要利用数据分析模块提高数据利用率,实现对综合管理体系关键指标达成情况、流程运行效率、风险分布态势等的可视化监控,为综合管理工作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二)优化综合管理流程

综合管理流程优化尤为重要,能够提高综合管理效率、保障综合管理时效性。企业应全面梳理当前综合管理流程存在的问题,明确这些问题对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影响,以此确保综合管理体系流程优化工作更加精准科学。首先,企业要对综合管理体系中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内部管理等管理模块进行细化分析,明确流程中的关键节点、参与部门、执行标准、流转路径及输出成果,并构建可视化流程结构。其次,企业应重点分析流程运行中存在的隐性问题,如节点间的衔接是否存在断层、执行标准是否存在模糊表述、部门间的接口是否存在职责真空等,结合节点完成时长、流转返工率、问题响应速度等实际运行数据,对流程的运行效率进行量化,识别各流程中资源浪费、不符合规范的环节,为流程优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4]。最后,企业需要针对已发现的流程问题进行整改,使综合管理流程更加高效。结合流程的核心目标对当前的节点进行价值判断,去除不产生实际价值、仅为形式化的环节。例如,删除重复的审批步骤、取消不必要的签字环节,确保综合管理流程始终符合高效管理的要求。同时,企业还需要对功能相近、关联紧密的流程进行合并。例如,将质量检验工作中初检申报和检验安排两个相邻节点进行合并,有效降低时间成本。此外,在对流程流转路径进行优化时,企业需要打破线性管理流程思路,根据综合管理性质和紧急程度设置差异化的流转路径。例如,常规文件审批可以采用标准化流程,若遇到突发质量问题则需要采用简化流程,直接与核心决策层对接,有效提高响应速度,确保综合管理体系更加灵活、更符合实际需求。

为保障综合管理流程优化的效果,企业需要明确各流程的责任边界,界定流程相对应的责任部门、责任岗位及具体的职责范围,以此满足“谁发起、谁审核、谁决策、谁执行、谁监督”的综合管理需求,保障综合管理工作能得到有效落实。同时,企业需要建立流程权责清单,将权责内容与综合管理体系要求进行有效融合,保障各权责节点设置符合管理规范。例如,在质量审核流程中,要求技术部门提供审核依据、生产部门负责配合现场核查、质量管控部门负责最终审核结论,保障综合管理工作能在各部门协同下得到高效执行[5]

(三)强化管理过程控制

企业对综合管理体系展开全过程控制,能够及时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实时整改,确保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在全过程管理中,企业首先要做好事前策划,为全过程管理打好基础。以管理体系的核心目标为导向,结合企业内外部环境、业务特点以及各部门的需求,全面策划各管理过程的目标、范围、控制标准与预期成果,明确综合管理启动条件和输入要求。企业应对管理过程中所需的资源以及产生的信息进行全面检验,包括生产经营质量、技术文件合规性等方面,从源头避免管理过程中的风险;同时,企业还要结合管理体系对风险管控的需求,在策划阶段开展全面的风险识别与评估工作,针对可能影响运行的潜在风险,制定预防措施与应对方案,将风险管控融入综合管理体系的各个环节,以此保障体系运行的稳定性。

企业应对管理体系执行环境进行全程把控,明确综合管理过程的执行规范与操作细则,确保综合管理队伍能明确掌握体系要求与作业标准,降低因不当操作引发的潜在风险。对综合管理工作执行过程的监控,企业应把握好关键维度,包括作业行为是否符合体系规范、过程参数是否处于控制范围、资源配置是否满足运行需求、相关方反馈是否及时响应等。通过全方位的监控,企业可及时发现综合管理执行中的潜在问题,一旦发现执行偏离或异常情况,便可及时调整管理目标,加强资源补充,安排人员指导,确保综合管理精准落地。

企业对综合管理体系实施全过程控制,还要做好复盘总结与改进提升工作。在完成一个周期的综合管理工作后,企业应根据体系目标与过程执行情况,对整个过程进行复盘,包括目标达成度、过程合规性、资源利用率、各部门协作效果及满意度等;同时客观评估管理过程的有效性,并针对复盘发现的问题分析其成因,确保在下一阶段的综合管理工作中能规避相关问题,强化体系运行的实效性。

(四)精细化综合管理目标

精细化综合管理目标能保障综合管理体系更加全面、精确,将企业发展目标细化为可量化、可执行的具体指标,是推动综合管理体系从合规达标转型为效能升级的重要措施。在推动综合管理目标精细化的过程中,企业应当根据战略目标与综合管理体系发展的总方向,全面梳理各部门以及企业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如客户对质量的诉求、员工对安全的需求、监管部门对合规的要求等,并以此作为综合管理目标设定的重要参考,明确管理目标的价值和方向。

企业要对目标进行细化,保障每一层级的目标均能承接上一层级的要求,并结合本层级的管理职责进行具体细化。在此过程中,企业应关注目标之间的关联性和逻辑性,避免目标与实际管理需求脱节、冲突或重复的情况,确保各部门的目标均能服务于企业的总目标。例如,企业层面的质量目标需要拆解为生产部门的过程控制目标、质控部门的检验目标等,而生产部门的目标则需要进一步细化为各工序岗位的目标,实现目标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的贯通。

在目标细化后,企业需要对其进行量化,将定性目标转化为可衡量、可评估的定量指标,避免目标模糊导致难以落实。企业应结合综合管理实践中的关键控制点,设计明确的量化维度,包括时间维度、数量维度、质量维度、效率维度等,并根据客观依据、行业基准、合规标准以及历史管理数据和现实运营需求,保障量化后的目标既符合企业现实需求,又具备一定的挑战性。对于难以量化的目标,企业则可以利用间接性指标实现精准衡量。例如,将提升服务质量转化为客户投诉率、服务响应时长等指标,为目标执行与评估提供客观、合理的依据。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为保障企业综合管理体系能够有效运行,企业应全面梳理综合管理体系流程和内容,通过信息化建设、流程优化、全过程控制、细化管理目标等措施,对综合管理体系进行全方位优化,在实现精细化管理、高质量管理的同时,满足企业规范化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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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玲,王新宏,郎玉琴,等.油气田企业综合管理体系融合与实施[J].中国石油企业,202110):81-83.

[5]陈志娣.数字化工厂环境下企业综合管理体系电子应用策略[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2010):1-2+5.

武汉中原长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徐先红

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摘要:面对智能化进程和消费需求升级,智能网联汽车企业面临行业同质化严重、用户认知不足、传统营销模式效率低下等市场压力,构建现代营销体系成为突破市场瓶颈的关键所在。本文分析了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市场营销存在的品牌认知模糊、用户教育不足、渠道体验割裂等问题,提出了构建场景化品牌叙事、开展多层次用户教育、优化全渠道体验、构建数据驱动运营体系、实施整合传播等策略,以推动技术价值向市场认同转化,促进汽车制造商向移动出行服务商战略升级,为行业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出行生态建设提供支持。

关键词:智能网联汽车,市场营销,差异化营销,品牌建设,数字营销

在智能化浪潮席卷汽车行业的当下,智能网联汽车企业的市场竞争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1]。智能网联汽车企业若仅依靠传技术优势,将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而现代营销体系的构建,作为企业价值传递和用户深化的核心路径,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汽车企业的关注。同时,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汽车产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耐用消费品,其营销逻辑有别于传统汽车,更需注重用户体验、场景教育与生态协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智能网联汽车企业的营销策略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企业传递产品核心价值的关键,对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市场营销的意义

(一)推动技术价值向市场认同转化

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技术密集型产品,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功能上。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如果缺乏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那么即便技术优势再高,用户也不会去使用。因此,通过对用户的传播和教育,智能网联汽车企业能够将难懂的技术词汇转化为用户能明白的语句,进而增强产品吸引力。基于产品的差异进行市场营销,能够让企业更好地获得市场认同,也能帮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出自身的独特性。

(二)适应消费升级与用户需求多元化

年轻群体正快速涌入,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主力。年轻人看重智能化和网联化体验。市场调研数据显示,60%以上的消费者表示会将“更先进的自动驾驶功能”和“智能座舱体验更好”作为重要参考因素。而现代市场营销就是针对年轻用户的需求进行精准洞察,为产品定位与服务体系升级带来新思路。这有效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在娱乐、社交、出行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也有利于智能网联汽车企业把握市场趋势、赢得广大用户的喜爱。

(三)强化品牌建设与生态协同

目前,市场竞争已经进入“车—路—云”协同的新时代。智能网联汽车企业通过构建具有情感共鸣的品牌叙事,能够将技术与用户生活场景产生更深层次的连接。以华为与赛力斯合作的AITO问界、百度与吉利合作的极越为代表的品牌,通过技术赋能与品牌联动打造“车—路—云”生态。智能网联汽车企业的品牌建设和生态协同在提升品牌认知度与忠诚度的同时,还能带动产品差异化与营销创新。

(四)提升渠道效率与用户体验一致性

渠道作为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路径,将营销影响力转化为实际交易。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可以构建全渠道营销体系,对营销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对服务流程进行标准化管理。渠道协同可以让企业在用户触达、试驾体验及售后服务等环节的成本降低。同时,全渠道营销能够实现用户数据流通与服务流程标准化,有效增强用户对品牌的认同感与忠诚度,为构建持续创造用户价值机制提供坚实的支撑。

(五)助力政策落地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发布了支持智能网联汽车市场发展的多项政策,并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是将政策传达给市场的桥梁,让消费者真正了解到政策红利、应用场景。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做好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有利于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与标准制定,更能为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

二、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市场营销面临的挑战

(一)品牌认知模糊,缺乏价值共识

品牌联想是塑造品牌认同和实现差异化的核心。多数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却将宣传重点放在产品硬性的指标上,如算力、传感器数量等,并没有做到把品牌与人的情感需求结合起来。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在广告推广中反复强调最高算力,却忽视了将性能与用户实际出行场景相联系。这些新崛起的智能网联汽车品牌缺乏持续的价值表达和情感共鸣,容易让潜在客户产生本能的排斥情绪,很难形成稳固的心理认同和品牌忠诚。智能网联汽车品牌面临的困难,在于认知模糊与价值共识缺失,企业在品牌传播过程中还忽视了品牌联想的重要性。

(二)用户教育不足,认知门槛高

创新扩散理论指出,新产品被市场接受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智能网联汽车具有许多复杂的功能,一般消费者面临较高的认知门槛。而且多数企业在用户教育方面缺乏针对性,严重阻碍了产品被市场接受的进程。普通消费者往往会对新技术有所困惑,产生抵触心理或不习惯的感觉。当前,部分车企的用户教育过于注重专业化程度和形式,反而大大增加了用户的学习成本,从而让用户对新功能“不敢用、不会用、不愿用”。

(三)渠道体验割裂,线上线下协同弱化

根据4R营销理论中“Relevance(关联性)”原则,渠道策略的核心是服务闭环与用户触达。目前,营销渠道体系存在线上线下体验割裂的问题,这导致智能网联汽车企业的服务闭环断裂与潜在客户流失。大多数智能网联汽车企业的线下直营店集中于一线城市的高端商圈,覆盖范围有限。而广大三、四线城市渠道稀缺,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同时,线上VR看车等功能又因操作复杂、数据未打通,导致用户转化困难。最关键的是,线上与线下数据相互割裂,导致企业无法对用户全生命周期进行有效追踪。这种渠道协同的缺失,使用户获得的服务存在差异,最终影响品牌体验的一致性和用户转化。

(四)数据应用浅层,缺乏精细运营

目前,数据是数字化营销的核心支撑,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尚未建立起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用户运营体系。企业虽拥有庞大的用户数据,但这些数据分散于销售、客服等“数据孤岛”中,导致推送内容千篇一律。同时,企业缺乏基于用户行为的自动化营销机制,如试驾后的个性化内容推送、功能使用提醒等。自动化营销机制的缺失将导致用户的活跃度与忠诚度难以提升。

(五)传播内容分散,缺乏整合叙事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强调,所有的营销传播活动应向目标受众传递统一的声音和形象,从而建立强有力的品牌认知。目前,智能网联汽车企业的营销传播呈现平台中心化倾向,内容分散且缺乏统一叙事主线。例如,宣传部门往往按平台划分职能,导致各平台各自为战,宣传内容风格割裂。这种分散的传播策略,始终缺乏一个贯穿的核心叙事主线,使用户在不同平台接收到的品牌信息呈现碎片化,甚至矛盾。企业若在重大产品发布节点未能有效规划整合传播节奏,将导致营销资源的浪费,品牌声量昙花一现。

三、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市场营销策略

(一)构建场景化品牌叙事,提升价值认同

场景与共情已成为品牌传播的核心要素[2]。智能网联汽车企业需突破固有的品牌传播局限,搭建起场景匹配及情感共通的品牌叙事体系。在新4C框架内,企业应在适合的场景下面向特定人群,用具有传播力的内容建立品牌与用户的情感连接。

在品牌叙事体系构建上,要从场景维度展开系统性挖掘。智能网联汽车企业需要立足于基础场景、空间场景、行为场景和心理场景四个方面,深度挖掘用户在不同生活场景下的真正所需。例如,企业可将智能驾驶技术与“通勤时光再造”相结合,将智能座舱定义为“移动会客厅”,让技术转化为用户具体可感知的生活价值,真正做到品牌与用户需求的匹配。

品牌价值传播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形式传播,应该向更为深刻的场景化共情运营转变。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应利用VR/AR等沉浸式媒介技术,为消费者打造全景式品牌体验场景。比如,运用虚拟试驾、数字展厅等形式,让消费者有身临其境的价值感受。同时,企业要开展用户参与式的价值共创,鼓励用户参与品牌故事的创作与传播,打造长久的品牌增值资产。

(二)开展多层次用户教育,降低认知门槛

用户教育是连接产品价值与用户认知的桥梁。在智能网联汽车营销过程中,针对其专业化程度高、形式单一、互动缺失等问题,企业可考虑从内容设计、体验构建、客户选择三个方面,系统地降低消费者的认知与使用门槛[3]

在内容设计上,企业应从“认知—理解—信任—使用”四个阶段入手。企业应将产品价值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传递给用户。在认知阶段,平台运营应在社交平台、品牌APP等核心触点,高频次推送短视频、直播、图文等形式的内容给消费者,实现对用户的认知渗透。在理解阶段,宣传部门需要制定统一的价值翻译手册,用大众化语言诠释专业化术语,确保用户能够理解。在信任阶段,产品部门应通过结构化、游戏化的内容设计,引导用户逐步建立对复杂功能的层级认知。在使用阶段,企业应设计深度体验激励与成果可视化反馈,驱动用户形成稳定习惯并乐于自发分享。

体验构建的关键在于打造协同的沉浸式感知场景。功能体验方面,门店可设立专门的功能探索区,通过模拟雨雾天气、城市拥堵等多种常见场景,帮助用户在安全环境下体验车辆智能驾驶的可靠程度。对于线上用户来说,则可以邀请专属顾问通过官方APP为用户提供一对一线上讲解,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这一过程,是用户从被动认知转向主动体验认同的关键路径。

此外,对客户选择实施精准分层,优先覆盖高潜力客群。STP理论为客户选择提供了基本执行框架,企业的市场细分选择应重点面向年轻、高知、高收入用户。年轻用户具有强烈的学习意愿和突出的品牌影响力,企业可打造“种子用户计划”或“智能体验官”社群,搭建深度互动基础。同时,为这一群体组织各种线下触点,比如通过线下沙龙、深度试驾以及与产品经理面对面等活动,从而与年轻用户建立良好关系,将他们转化为品牌的自发传播节点。客户群的精准把握有助于企业找准品牌定位,实现资源投入效率的最大化。

(三)优化全渠道体验,实现无缝对接

全渠道体验已成为品牌竞争力的重要引擎。渠道布局若缺乏统一触点,将会制约用户转化与体验增值的形成。智能网联汽车企业要建立用户旅程与数据驱动的渠道体系,优化空间布局、服务生态与体验交付。

在空间布局维度,智能网联汽车企业要打造网格化渠道网络。按照城市能级、人口密度和场景价值,企业需要构建“旗舰中心+轻量触点”的分层布局体系,在一、二线城市核心商圈内设立品牌旗舰中心;在三、四线城市布局社区快闪店、合作展厅等轻量化触点,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渗透市场。此外,企业可部署移动体验中心,定期巡游于核心商圈、科技园区与大型社区。只有将产品体验主动送至用户身边,才能真正做到渠道的完善布局与精准触达。

“线上+线下”的服务生态是实现价值不断创造的基本载体。在线下空间,企业设置“智慧出行专区”,展示与车辆相关联的智能硬件、周边产品及服务,让用户直观感受产品价值。为用户提供线上预约、一键试驾、实时客服等便捷服务,打通线上咨询与线下体验的通道。数据中台应对用户从信息产生到最终成交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并根据用户全触点的数据来持续优化服务体验。

体验的一致性与价值感是全渠道战略落地的基石。总部需要建立专业的服务人员认证与培训体系,严格考核服务咨询人员的功能讲解与演示水平。营销部门应制定包含试驾转化率、客户满意度等核心指标的服务认证体系。最关键的是,企业应在试驾预约、金融方案、交付服务等关键触点推行标准化流程,在不同渠道上为用户提供一致的品质化服务。

(四)构建数据驱动运营体系,实现精准触达

数据已成为用户运营的关键资源。若企业仅将数据视作零散记录,而非运营过程中的核心资产,就难以摆脱低效困境。数据驱动运营体系的本质,在于对数据进行系统化整合与智能化应用。运营价值的精准释放,离不开数据从用户洞察、标签制定到持续追踪的完整链路。

数据运营作为连接品牌与用户的长效纽带,有助于产品从一次性交易向全生命周期服务转型。用户培育方面,企业应以官方APP为平台,搭建用户社区,鼓励用户分享、参与功能讨论,培养用户的主人翁意识。个性服务方面,企业应通过运用数据中台深度分析用户偏好,推出个性化的增值服务。例如,企业可以为商务用户定制车载办公软件套餐,为家庭用户推送亲子出行导航与娱乐组合包等。通过构建个性化服务体系,企业可将单一的汽车销售转变为持续创造用户价值的服务平台。

数据驱动运营的核心环节,是全流程的深度挖掘与分层应用。售前,数据中台应对用户线上浏览车型参数、参与试驾咨询等操作进行前置洞察。售中,数据分析部门需要构建涵盖用车场景、消费能力,以及功能偏好等维度的用户标签体系。提车后,运营部门需要对用户的驾驶习惯数据、OTA升级互动等进行持续追踪。每个关键节点都要嵌入精准的数据采集触点,构建从售前到售后的完整路径。比如,对购车前关注智能座舱的用户,销售部门应提供音效优化、应用上新提醒等服务;对购车后注重车辆养护的用户,运营部门需提前规划个性化维保方案。运营动作精准匹配用户需求,为分层运营策略提供支撑。

(五)实施整合传播,强化品牌声音

整合营销传播作为现代品牌战略的核心工具,正成为企业突破增长瓶颈的关键[4]。品牌声音的集中与持续传递,能够在用户心中建立鲜明的品牌认知。企业必须通过价值协同、内容共创与节奏把控,构建协同高效的整合传播体系。

跨平台的内容价值协同,是支撑品牌主张的战略支点。企业需要围绕“智能赋能美好出行”等核心价值主张,制定贯穿全年的传播主线。在此基础上,各部门应依据平台属性进行差异化内容布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主打“一分钟沉浸式体验”,直观展示智能座舱与自动驾驶的便捷性;微博平台聚焦技术解读与热点互动,通过话题讨论、专家直播深化用户对技术价值的理解;小红书平台着力拓展生活方式内容,通过用户口碑分享与场景化渲染,强化品牌在真实生活场景中的情感联结。

搭建“品牌—KOL—用户”三级内容共创体系。在信任传递方面,由企业协同技术专家进行专业解读赢得信任,再借助意见领袖扩大品牌声量;在用户参与方面,企业可发起一系列的话题挑战,让用户通过短视频或图文分享使用过程的真实体验,从而激发用户创作和分享的意愿。将单向的品牌传播变成双向的用户参与和价值共创,这也正是提升品牌真实性与感染力的关键一步。

实施全周期节奏把控是做到有效传播的基础。对于新车发布、技术升级等重要时间节点,企业应周密部署“预热—发布—扩散—沉淀”四个阶段的传播策略。在预热期,市场部门可以运用悬念海报与技术预告引发市场期待;在发布期运用品牌方的全平台优势集中资源达到市场爆发;在扩散期,由用户生成内容加上媒体解读扩散话题内容;在沉淀期,撰写深度测评报告与用户案例复盘。贯穿始终的节奏策略,不仅关乎短期声量的爆发,更是延长营销生命周期的关键所在。

四、结语

在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发展过程中,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营销体系,是实现技术价值转化为市场认同的关键。当前,行业产品同质化加剧,用户对品牌价值、场景体验与情感联结的需求升级。企业若无法通过精准策略传递品牌主张、降低认知门槛,将难以在消费者心中立足。企业应将营销从执行层提升到战略层的高度,并从品牌、用户教育、渠道、数据运营、传播协同维度发力。企业需建立一套从价值传递到体验交付的现代市场营销体系,以解决用户技术认知障碍等问题,通过动态调整实现价值共创与技术认可。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车联网技术的进一步融合,智能网联汽车将逐步走向场景驱动与服务导向的新阶段。企业应前瞻性地布局内容生态、用户社区与数据平台,推动营销体系从功能推销向价值共创演进,最终实现从汽车制造商向移动出行服务商的战略升级。

参考文献:

[1]戴文.价值链视角下ZQ集团智能汽车业务创新风险管理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9.

[2]曹玉月.场景和共情:品牌叙事理论的观念创新及实践探索[J].传媒观察,202007):52-59.

[3]赵晓煜,曹忠鹏,张昊.高技术消费品售前顾客教育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中国联通“3G手机课堂”的现场实验[J].经济管理,20123412):80-89.

[4]王晨爽.媒体整合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市场营销策略研究[J].时代汽车,202319):181-18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黄震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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