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速览：新形势下，人民美好生活不仅应体现在物质层面，也应体现在数字生活层面。本文提出构建“人民美好数字生活”的目标，将数字发展的最终落脚点锚定“人”本身，在利用数字技术驱动产业进步和生产力跃升的同时，系统性、全方位推动其融入民生福祉各个维度。本文分析了构建“人民美好数字生活”的愿景及战略意义，并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构建“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提出政策建议。
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是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擘画了中国“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蓝图，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中的“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形成呼应，并明确将“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列入2035年远景目标，体现出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国家战略导向。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生活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和衣食住行一样的基本需求。新形势下，人民美好生活不仅应体现在物质层面，也应体现在数字生活层面。
“十四五”时期，数字中国建设成就斐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前达到10%的预期目标，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和光纤网络，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均取得明显进展，数字政府建设效能显著提升。在这一进程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推动数字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演进。这不仅是技术革命的必然走向，更是未来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然而，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数字鸿沟依然存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不充分、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等挑战，制约了数字红利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普惠共享。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随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升而不断增长，已从基本的“有无”问题转向对质量、体验和参与感的更高追求。这意味着在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必须同步将其转化为覆盖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政务等民生领域的可持续服务能力，使技术发展真正贴合人的需求、赋能人的发展。
展望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需在“十五五”这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前瞻性地构建和实施“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战略。这要求我们将数字技术发展的最终落脚点锚定“人”本身，在利用数字技术驱动产业进步和生产力跃升的同时，系统性、全方位地推动其融入民生福祉的各个维度。
因此，实施“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战略，不仅是顺应技术演进规律、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从有到好”更高期盼的迫切要求。唯有坚持科技为民，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夯实基础、取得突破，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实现数字时代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从而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民心支撑，这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人民美好数字生活的内涵及愿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围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五方面任务，一是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二是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三是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四是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五是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这些任务涉及人民生活的不同方面。紧密围绕人民生活这一主线，梳理上述五方面任务有关内容，本文提出，应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实施“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战略。其内涵是通过推动数字技术发展和普及应用，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便捷、高效、丰富、可负担和安全的幸福生活体验。这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涵盖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以及社会交往和公共服务的优化。构建“人民美好数字生活”的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物质生活的数字化提升
一是高效的数字就业。居民广泛享有依托数字技术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和工作模式，如远程办公、自由职业、数字创业等新兴的灵活职业形式；同时可以通过数字技能培训和在线教育平台，实现终身学习、及时学习，获得与数字就业相匹配的数字素养和技能。研究表明，数字生活通过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和重塑个人发展路径，能显著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本，进而提高就业概率。
二是便捷的数字消费。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供需匹配、创新支付手段，便捷地获取品质有保障的商品和服务，有效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例如，通过在线购物平台，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购买商品，享受快速配送服务。数字支付技术的发展，如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将进一步提高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降低支付服务的成本。数字溯源技术可为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增加保障。
三是人性化的数字居家服务。智能家居技术的发展使家庭生活更加智能化和便捷化。通过智能管家、智能家电、智能安防、智能照明等设备，居民可以实现对家庭设备的远程控制和自动化管理，提高生活舒适度和安全性，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生活开支。
（二）精神生活的数字化丰富
一是丰富的数字文化内容。基于数字技术，能够制作和传播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不同年龄段人群特点的数字文化产品。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在线影视、数字音乐等平台，使人们能随时随地欣赏到丰富的文化作品。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提升文化体验的沉浸感和互动性。
二是便捷、个性化的数字教育。数字技术推动教育的全方位数字化转型，通过在线教育平台、虚拟实验室、数字教育资源库等工具，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学习系统和智能辅导工具，可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特点提供定制化学习方案，帮助其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
三是多元的数字社交。数字技术将继续改变人们的社交方式，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在线社区等平台，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与他人交流和互动。需要警惕的是，在数字社交过程中，数字消费主义可能将文化、历史等内容纳入符号消费范畴，潜在地冲击主流文化认同，必须注意加强引导。
（三）公共服务的数字化优化
一是智慧的数字医疗。数字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将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可及性和效率。例如，AI辅助诊疗系统可以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性，远程医疗、电子病历、医疗物联网等技术使患者能够享受到更加便捷的医疗服务。通过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和健康管理平台，人们可以实时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及时获得个性化的医疗建议。
二是高效的数字交通。智能交通调度指挥系统、自动驾驶技术、车辆和道路信息交互系统的发展将极大提高交通运行的效率和安全性。例如，智能交通信号灯、智能停车系统等可缓解交通拥堵，改善出行体验。通过交通大数据分析，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优化交通规划和资源配置，提升交通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
三是透明的数字政务。数字技术将推动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通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智能政务系统等工具，提高政府服务透明度和效率。例如，通过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居民可以便捷地办理各类政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政务数据的共享和开放，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四）社会环境的数字化安全
一是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成为重要议题。有研究显示，在影响数字生活幸福指数的诸多因素中，“个人安全”的关联度最高，这凸显了安全基础的极端重要性。政府和企业需要加强数据安全管理，通过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例如，通过加密技术、数据匿名化处理、访问控制等措施，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二是网络安全防护。网络安全是数字生活的重要保障，政府和企业需要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应对各类网络攻击和安全威胁。例如，通过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反病毒软件等技术手段，保障网络系统的安全运行。同时，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用户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三是建立数字信任体系。建立数字信任体系是保障数字生活安全的重要基础。通过数字身份认证、电子签名、区块链技术等手段，构建可信的数字环境，增强数字交易和社会交往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四是数字包容与社会韧性。确保数字红利普惠共享，并对受到技术冲击的群体提供有效保障与支持。通过健全社会保障、提供技能重塑与终身学习机会，增强社会的整体适应性，构建普惠包容、充满韧性的数字社会。
“十五五”时期实现人民美好数字生活的政策建议
为实现“十五五”时期“人民美好数字生活”目标，进一步强化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应用、数字素养、安全隐私保护与数字治理能力，应从如下六个方面入手，完善政策体系、强化政策支持。
（一）支持技术研发与升级
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信息通信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导向，系统布局并支持5G-A/6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创新研发与深度融合应用。重点加强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攻关，推动前沿技术在医疗、交通、能源、金融等关键领域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具体措施建议包括五方面。
一是强化国家战略投入。设立国家数字技术研发专项基金，持续稳定支持前沿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二是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鼓励构建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深度参与的高水平联合创新平台，畅通技术成果转化通道。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技术治理。支持领军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四是优化创新政策环境。加快适应性监管框架建设，简化新技术、新业务的市场准入与审批流程，推进包容审慎监管，为创新提供发展空间。
五是完善竞争性研发机制。优化“揭榜挂帅”等项目管理模式，激发多元创新主体活力，攻克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
（二）完善税收与金融支持体系
构建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目标的财税金融政策组合，有效降低企业技术升级成本，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数字产业的投入力度。具体措施建议包括三方面。
一是提供多元化融资支持。运用专项再贷款、贴息贷款等政策工具，设立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技术改造的专项信贷额度，降低融资成本。
二是实施精准税收激励。加大对信息通信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抵扣力度，对购置先进设备与技术服务给予相应税收减免，激发企业创新动力。
三是引导长期资本投入。设立国家数字产业引导基金，有效撬动社会投资，重点投向早期技术研发和成长型创新企业。
（三）创新数字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
围绕数字中国建设对人才的长远需求，构建教育、培训、引进一体化的数字人才支撑体系，夯实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具体措施建议包括五方面。
一是实施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行动。加大财政投入，广泛开展面向不同群体的数字技能普及与提升培训。
二是强化高校人才培养基础。鼓励高校优化数字技术相关学科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三是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计划，为海外高层次数字人才来华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与资金支持。
四是深化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实习实践基地与联合实验室，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
五是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营造有利于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制度环境。
（四）构建促进包容发展的转移支付与社会保障体系
针对数字经济特别是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就业影响与收入分配挑战，必须前瞻性构建以“投资于人”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与赋能体系。该体系旨在缓解技术替代带来的阵痛，保障所有人公平分享技术红利，并在变革中保持生活韧性，获得发展机会。具体措施建议包括四方面。
一是探索建立适应数字经济的税收调节机制。
二是统筹考虑并论证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在特定区域或群体中开展政策实验，为受到较大影响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维护社会消费能力与稳定性，保障个体探索新职业与新生活的经济基础。
三是设立常态化的“人力资本振兴基金”，重点投向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职业转换过渡支持、创业孵化等领域，系统化提升全体劳动者的适应性与创造力。
四是强化面向脆弱群体的精准社会投资。加大对中高龄劳动者、低技能群体、传统行业密集地区的社会政策倾斜，通过定制化培训、就业补贴、公益性岗位开发等组合措施，防止数字鸿沟演变为发展断层。
（五）建立可持续的公共服务投入机制
以促进数字红利普惠共享、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目标，建立健全支持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财政保障机制。具体措施建议包括三方面。
一是设立数字普惠服务补贴。通过专项财政资金，对基础性数字服务消费、特定群体及地区给予适度补贴，降低使用门槛。
二是保障关键领域财政支出。持续加大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共性技术平台及重大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
三是优化公共资金使用效能。统筹利用各类财政资金与金融工具，优先支持能够提升民生福祉、弥合数字鸿沟的建设项目与公共服务。
（六）健全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现代化监管体系
以规范与发展并重为原则，构建涵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融法治、技术、信用于一体的现代化监管体系，保障相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体措施建议包括三方面。
一是推行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建立健全行业信用体系，依据信用状况实施差异化监管，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二是强化技术赋能与智慧监管。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升级监管平台，实现对市场行为与风险态势的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
三是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定期开展能力培训，提升监管执法的规范性、透明度和公信力。
总之，实现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是“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成就向“十五五”时期民生福祉转化的重要标志。这一目标要求数字建设从追求技术指标的“快”，转向关注人民体验的“好”；从侧重于经济效率的“单点突破”，转向服务于社会全局的“系统优化”。通过明确战略意义、构建清晰的目标体系、辅以强有力的政策支撑，推动“十五五”时期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让亿万人民在共享数字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民生基石。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研究”（2023JZDZ035）、清华大学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任务（2024ZZBJ1116）成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韩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项安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 刘培林
从“烟火气”到“治理力”：进一步规范超大城市流动商业发展
精华速览：流动商业是连接民生与经济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灵活就业、社区服务和文化表达等多元功能，更在提振消费、激发微观主体经营活力、重塑城市公共空间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开展流动商业管理探索，已初步形成流动商业与城市治理协同发展的可行路径。本文系统梳理了流动商业的内涵与价值，深入分析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并就规范超大城市流动商业发展提出建议。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破解超大城市运行压力与社会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强调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多次强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战略任务，要求城市治理更具包容性、韧性与精准性。
在这一背景下，流动商业作为连接民生与经济的重要载体，正从过去的“治理难题”转变为新形势下的“治理抓手”。它不仅承载着灵活就业、社区服务和文化表达等多元功能，更在提振消费、激发微观主体经营活力、重塑城市公共空间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以广州、上海等城市为代表的改革探索已初步显现流动商业与城市治理协同发展的可行路径。系统梳理流动商业的内涵与价值，深入分析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精细化治理路径，既是回应社会需求的必要之举，也是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突破口。
流动商业精细化治理的核心内涵
近年来，随着中央对灵活就业、夜间经济、便民服务等领域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流动商业日益成为城市治理体系中激发活力、保障民生、塑造文化的重要一环。2020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政策陆续出台，明确提出支持流动商业发展，并推动其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在超大城市如何实现“放得活”与“管得住”的平衡，是当前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命题。在治理理念转向“精细治理”与“服务导向”的大背景下，广州、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开始探索“数据支撑、柔性执法、差异治理”的新型治理模式，推动流动商业发展。当前，流动商业在城市中的功能价值正日益从单一的生计维持向复合型城市要素转变，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提振内需的重要消费业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2%，增速较2024年加快0.2个百分点。在消费下行压力持续的背景下，流动商业为城市引入了一种更具弹性、成本更低、反应更快的消费补充机制。它能够覆盖传统商业难以抵达的“毛细血管”空间，尤其是在社区便民服务、夜间消费、景区文旅等场景中发挥放大效应，提供了更加灵活的供给方式。如深圳福田“烟火集市”、成都宽窄巷子夜间文创市集等，通过“摊位＋场景＋文创”模式拉动地方消费。这一业态不仅有助于释放即时性、小额型、体验式消费需求，也促进了区域间消费结构差异的对冲与补位，对扩大消费起到积极作用。
（二）托底就业的关键承载平台
流动商业为超大城市提供了“最后一公里”的就业承接场景，尤其在宏观经济承压、部分行业收缩的情况下，其“低门槛、可复制、易转型”的特征为多类群体提供了职业缓冲地带。
（三）城市烟火的文化传承纽带
相比标准化商业中心，流动商业兼具社区互动、文化延续与城市记忆再生产功能。流动摊位作为“非标空间”，往往成为展现市井风貌与社区情感的活跃载体。例如，广州上下九步行街、深圳东门老街、上海城隍庙等区域的流动商业，不仅提供便利消费，更成为社区“烟火气”的重要源泉。
（四）基层精细治理的改革窗口
近年来，伴随治理理念逐步向“服务＋引导”转变，部分城市将流动商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如广州市白云区推出“摊主信用积分＋线上自治”机制，通过微信小程序实时登记、积分动态管理等方式，实现“一摊一档”精准监管；上海黄浦区则以“一网统管”平台为依托，设立“临时占道经营许可”机制与水电数据异常预警系统，动态划定可经营区域并推送合规信息，实现数据驱动的弹性监管。通过这些实践，流动商业已成为推动城市治理从“封闭刚性”走向“柔性协同”的试验田。摊贩自管、街道引导、平台助力的机制正在逐步建立，为新时代的城市治理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样本。
流动商业精细化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流动商业在激活城市经济与服务多元群体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精细化治理在超大城市落地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一）权责界限有待明晰，治理主体有待明确
在一些地方的流动商业治理实践中，街道、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社区等多个主体角色重叠，权责边界模糊，曾出现治理责任空转的情况。调研发现，某地因流动商业治理职责分工不明确，街道与城管互相推诿，最终责任下沉至社区，社区再外包给物业公司管理，而物业公司既无执法权也缺乏治理经验，造成该区域交通堵塞、垃圾堆积等问题反复出现。这类“多头介入、无人担责”的困局，源于城市空间使用权、治理权与管理权未能有效统合，是制约城市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制度瓶颈。
（二）制度供给滞后，能力瓶颈显现
当前，针对流动商业治理的制度体系仍以临时性、局部性政策为主，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与立法保障。一方面，多数城市尚未建立完善的流动商业管理法规，现有政策多以指导意见等形式下发，操作性与稳定性仍有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仍高度倾向于商业综合体、高端业态聚集区，公共空间的统筹利用率不高，导致流动商业“有地难设、有位难落”。但同时，多地在推进“摊位开放”过程中面临“夜市选址难、配套设施缺”等问题。在一些城市，流动商业虽获得政策许可，但实际缺乏供电、供水、排污、照明、垃圾收集等必要设施，长期处于“合法无保障”的尴尬状态。大量流动商业摊位依托于人行道边缘、桥底空地或社区缝隙，既影响交通安全，也难以实现常态化管理。
（三）行业缺乏自治机制，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有待建立
在流动商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有效的行业自治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缺乏自律组织与协调平台，流动商业摊位准入、退出、经营规范等事务主要依赖行政力量推动，一旦监管不到位，市场秩序易陷入混乱。摊主之间通常通过“先到先得”“资历优先”等非正式规则划分摊位，缺乏公开透明的分配制度，易引发摊位争抢、利益冲突。与此同时，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从业者缺乏统一编号、信用积分与违规记录归档机制，无法形成行为激励与责任追溯机制。多数城市对流动商业的日常管理依赖人工巡查与临时劝导，执法资源紧张，治理效果有限；亟须建立统一的流动商业从业者信用档案系统和有效的违规记分或诚信奖惩制度。自治基础与制度激励的双重缺乏，影响了流动商业发展。
（四）文化内涵不足，业态同质低效
流动商业虽在物理空间上覆盖广泛、形式灵活，但在内容供给层面长期停留在“低门槛、易复制”的层次。多数摊位所售商品以低价快消品类为主，如奶茶、炸串、手作甜品等，属于重复性极高的单一品类，影响了消费者的体验。在流量逻辑驱动下，部分摊主选择模仿“爆款摊”，通过价格战进行“内卷式”竞争，形成“千摊一面”的沉闷景观，削弱了其文化价值。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当前流动商业的发展路径缺乏从摊位到品牌、从个体到IP的上升通道。从业者在设计、内容、传播、版权保护等方面普遍面临瓶颈，政府扶持也多集中于基础性放开与场地供给，即使在一些已设立夜市品牌的城市，真正具备文化辨识度、社区归属感和市场号召力的摊位仍属少数。要实现由“烟火气”向“文化力”的转变，亟须统筹内容生产能力建设与制度引导，打造“小而美、专而精”的城市特色消费场景。
流动商业精细化治理的路径探索
（一）协同联动，构建高效治理合力
建立协同机制，提升整体治理效能。可通过设立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联合制定流动商业治理部门权责清单，进一步明确城管、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的职责边界。在政策导向上，可借鉴云南大理等地做法，强调以指导和服务为主，避免“一刀切”执法，改用提示、约谈等柔性手段管理商贩。建议开发“流动商业治理通”政务平台，实现统一标准化登记、设施管理、经营时段与卫生等要素的精细化治理。同时，将联席会议部署事项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体系，与评优评先挂钩，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二）多元共治：激发市场与社群参与活力
一方面，探索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路径。由政府主导，在大型夜市或主题集市引入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BOT（建设-经营-转让）等模式，遴选具有品牌运营经验的企业参与治理，通过设定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目标和绩效考核机制，确保服务质量与公共利益相平衡。运营阶段应强化监管，定期评估社会资本方在建设质量、运营水平与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表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奖惩依据。另一方面，可试点设立摊贩自治联合会，由摊主共同制定经营规范与纠纷处理规则，配套建立“线上反馈＋线下例会”的双轨议事机制，提升治理的透明度和参与感。数字化方面，可借鉴浙江台州的“摊有序”系统，为每个摊位建立包含信用记录、检查情况的电子档案，配套积分制度实施分级奖惩。同时，应避免“数字治理”重监管而忽视服务功能的情况，通过岗前培训、信息发布等手段引导群众合法合规参与流动商业经营。
（三）政策创新：构建制度与服务体系双保障
在规章制度方面，应尽快制定流动摊贩管理条例，发布图文版合规经营手册，为不同业态提供操作性标准，确保管理“有法可依、有图可循”。在服务体系方面，建议统一备案登记流程，实现“一表申请、一窗受理、线上办理”，并按业态风险实施分级管理，提升备案效率和政策可及性。同时，应注重流动商业品牌化培育。由各地商务或文旅部门牵头，联合行业协会与电商平台，制定IP孵化计划，从设计、包装到营销全流程赋能流动商业从业者。通过引入专业团队进行品牌定位与直播宣传，推动“无名小摊”成长为“网红品牌”或“匠人集市”。此外，整合潮流服饰、潮玩等品牌资源，打造“百千品牌集市”，联动社交媒体平台形成线上线下双重声量，助力文化消费场景集群建设。
（四）文化焕新：塑造有温度的消费空间
深挖本地文化基因，塑造差异化品牌内核。以本地文化资源为基础，引导运营主体与从业者深度挖掘地方历史、方言、非遗等文化元素，结合创意设计将其转化为摊位视觉符号与产品故事。可定期举办“非遗快闪舞台”“民俗手作坊”“方言角”等体验活动，增强互动性与消费者的文化体验。通过打造具有地方特色与情感连接的消费场景，提升流动商业的辨识度与吸引力。塑造良性竞争生态，同步提高商业活力及社群温度。可定期组织“友谊评比”活动，围绕服务热情、摊位美观、文化特色等指标，结合摊主互评、消费者投票及街道组织共同评审，授予如“最友好摊主”“人气文化摊位”等荣誉，并作为优先选址、宣传推荐等激励条件，推动形成良性竞争生态。
（五）数智赋能：融入城市智能化治理平台
将流动商业治理纳入全域感知网络。建议整合公安、交通、互联网平台等数据，部署人流计数、环境传感器、GPS垃圾桶等设备，构建实时感知系统，形成夜市热力图并支撑精准监管。同时，可建立摊贩全生命周期数字监管系统，涵盖出摊、经营、收摊、卫生处理等环节，实现以可视化监管替代人工巡查。推动“AI＋流动商业治理”的深度融合。可借鉴四川成都经验，部署智能摄像头与AI识别系统，实时监测摊点越界、违规经营等行为，并通过城市治理云平台进行自动归档与任务派单。探索“云值班”监管机制，结合远程视频、无人机巡查与市民一键举报等方式，实现分级分类迅速响应、常规问题远程处置、重大风险精准干预，既能提高执法效率，也将显著减轻基层负担。通过数据闭环和协同联动机制，推动治理模式由“人控”向“数治”转型，为流动商业常态化管理提供智慧支撑。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郭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赵峥；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秦昊洋
摘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做好未来五年经济治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本文从准确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时代要求出发，详细阐述了其中的丰富内涵，提出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要着眼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做好未来五年经济治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必须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面贯彻落实。
准确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时代要求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命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以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准确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时代要求。
第一，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放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优势中来把握。中国之所以能在几十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核心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通过“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协同发力，既避免了单一市场调节导致的两极分化、周期波动等弊端，又克服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效率低的问题。新时代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再次得到充分彰显。市场端，2025年我国GDP突破140万亿元，科技创新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货物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市场活力充分释放；政府端，我国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出台纾困解难措施，推动一系列重大工程落地见效，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实践充分证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一。“十五五”时期，面对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更需要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依靠市场机制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依靠政府作用统筹重大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优势。
第二，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放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化认识中来把握。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持续推进这一认识深化，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当前，我国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凸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加速流动；同时，市场分割、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要求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深刻认识市场的有效性依赖制度保障，有为政府则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有效市场不是“自发市场”，而是需要政府搭建规则框架的规范市场；有为政府不是“全能政府”，而是在保障市场运行过程中“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认识的升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高度。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精准定位，将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弥补市场失灵在结合中统筹、在统筹中深化。
第三，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放在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发展中来把握。“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深化。这些重要思想在理论上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对立”的认知局限，成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柱；在实践中为解决新时代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相结合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公平竞争审查与市场活力激发相结合反垄断，都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第四，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推动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经济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统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推动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时期推进经济治理现代化，面临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释放市场活力，强化政府治理能力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双重任务。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完成双重任务提供了科学的实践路径。在微观治理方面，通过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让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宏观治理方面，通过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精准的政策供给，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在协同治理方面，通过建立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反馈机制，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市场机制、政府调控、协同治理相结合，正是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深刻领会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丰富内涵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不是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以制度创新为纽带，实现市场活力与政府效能有机统一的动态平衡。在此过程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有效市场是资源高效配置的基石，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运行的保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的基石地位与政府的保障作用是辩证统一的。没有有效市场，资源配置就会失去效率引擎，经济发展就缺乏内生动力；没有有为政府，市场运行就会失去必要约束，容易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有效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活力源泉。在有效市场环境下，价格、供求、分配、消费等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引导资源向效率高、效益好的领域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基于这一规律，我国持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使市场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
有为政府，为保障市场有效运行创造了必要条件。市场存在着外部性、垄断性、不对称性等固有缺陷，容易出现市场失灵情况。有为政府通过实施宏观调控、加强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优化规划引导等举措，能够有效防止市场失灵，为市场运行保驾护航。
有效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向创新领域集聚，激发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有为政府通过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市场不愿投、不敢投”的领域集中发力，为市场主体创新提供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二者缺一不可。
（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更有效
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其中的关键在于充分释放市场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释放市场活力的有效途径。这一论断不是否定政府作用，而是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让市场机制在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三大机制实现：一是价格机制，通过商品和要素价格的波动反映供求关系，引导生产和消费行为，实现资源的动态平衡。“十五五”时期，要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效能。二是竞争机制，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激励企业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升质量，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十五五”时期，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让竞争机制发挥更大效用。三是供求机制，通过供求关系的变化，引导企业调整生产经营方向，使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十五五”时期，要推进全国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供求机制。在三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市场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效益最大化。
（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政府更有为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核心在于实现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规范的政府行为促进市场更加有效。
政府要在四个方面“有所为”：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稳定，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二是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市场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三是提供公共服务，加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投入，改善民生福祉，为市场运行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四是促进共同富裕，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政府“有所不为”则强调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要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性垄断，不得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决策，不得随意设置市场准入门槛。深化“放管服”改革，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推行“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正是政府“有所不为”的生动实践，才更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关键在于坚持辩证法，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在实践中推动二者协同发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系统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改革方向，为统筹好二者关系提供了指引。
（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载体。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有助于夯实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根基。
“统一”方面，核心是破除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按照“全国一盘棋”理念，从严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实现商品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重点推进标准统一、监管统一，解决“一地一策”“区域壁垒”等问题，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公平竞争。
“开放”方面，关键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统一，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大力发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开放引入竞争，倒逼国内市场规则加快改革，提升市场体系的成熟度、包容性和发展韧性。
“竞争”方面，重点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对平台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垄断行为保持高压态势，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法律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和其他各类经济组织的平等地位，破除“玻璃门”“旋转门”等隐性壁垒，在法律环境、监管制度和要素资源使用方面，让各类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有序”方面，着力点是优化市场管理。健全市场监管体系，推进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实现监管的精准化、高效化、智慧化。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通过智慧监管平台，提升对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的查处能力。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共治格局。
（二）加快建设法治经济
法治经济的核心是“规则至上”，建设法治经济是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只有在法治轨道上，市场才能规范运行，政府行为才能得到约束，各类市场主体的权益才能得到保护。建设法治经济，一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明确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保障其平等地位，形成覆盖各类市场主体、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要规范政府执法行为。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杜绝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等问题。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执法边界，防止执法过度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强化买卖合同诉讼法律监督，更有力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推行“柔性执法”，对轻微违法行为实行告诫、约谈等措施，避免“一刀切”。三是要加强产权保护。完善物权、债权、股权等各类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让市场主体敢于投资、勇于创新。
（三）加快建设信用经济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通行证”。在有效市场中，信用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市场主体信任度；在有为政府治理中，信用是监管的有效工具，发挥“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效果。
建设信用经济，一是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系统，整合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等的信用数据，实现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完善信用评价机制，通过科学的信用评级体系，让信用状况成为市场准入、融资信贷、招标投标等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二是要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为守信主体提供绿色通道、优先扶持等激励政策，降低其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失信主体采取限制市场准入、提高融资成本、联合惩戒等措施，让失信者付出代价；完善信用修复制度，更好地帮助信用主体高效便捷地重塑信用。三是要强化信用监管和服务。运用信用手段优化监管方式，实施差异化监管。大力发展信用服务业，扩大信用服务应用场景，推动信用服务在金融、招投标、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是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重要抓手。一是要坚持市场化导向。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出发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要素流动壁垒，让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根据市场信号自由流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人才招聘、技术支持等全方位服务，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二是要凸显法治化保障。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权，严禁违法违规向企业收费、摊派等行为。健全营商环境投诉处理机制，及时解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三是要注重与国际接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深化改革，实现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接。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体系，吸引国际高端要素资源集聚。优化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落实外商投资国民待遇，让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更便利、更安心。
（五）形成“放得活”“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经济秩序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是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
实现“放得活”，核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享有平等的市场地位和发展机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鼓励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同时，鼓励创新创造，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市场主体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实现“管得好”，关键是强化精准监管。创新监管方式，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加强重点领域监管。深入实施针对“内卷式”竞争的综合整治，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防止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加强宏观风险预警，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风险监测体系，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隐患；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制定风险处置预案，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和应急响应机制，加强预期管理，增强市场信心。
实现“放管”结合，重点是健全协同机制。健全和强化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避免监管重叠或监管空白。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事前明确市场准入标准，事中加强过程监测，事后强化追责问责。同时，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引导市场主体加强自律管理，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自治的协同治理格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魏际刚；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霞
| 宏观纵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找准政策发力点，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这一重要论述提出了经济循环的优化方向和评价标准，把提升质量和效率摆在突出位置，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循环、如何优化经济循环等重大问题，丰富了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规律性认识，为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指引。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需要提高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这是由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从低向高跃迁，经济的增长动力、产业结构、供需关系和生态约束都会出现重大变化，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愈加突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劳动、资源等要素的增量投入，经济结构相对简单，产业间关联度不高，短缺经济特征较为明显，社会对环境和资源成本有较高容忍度。此时，即便存在物流成本高、市场分割、供需错配等问题，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覆盖或稀释循环低效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传统要素投入带来的边际收益趋于递减，迫使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经济结构更趋复杂，产业间关联度明显升高，有效需求和供需适配问题凸显，社会对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容忍度趋于下降，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此时，若不能在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和体制机制改革上实现新突破，任由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在低水平徘徊，必然加剧经济结构性矛盾，诱发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 历史上一些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由于没有及时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而陷入停滞和倒退，教训十分深刻。比如，非洲少数资源丰富的经济体长期依赖资源要素驱动，虽曾短暂实现经济起飞，但未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能力，经济循环低效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后劲乏力，至今仍困在低收入国家行列。拉美部分国家错失工业化关键窗口期，未能利用要素成本优势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叠加贸易保护、债务违约和恶性通胀，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在“停滞—危机—改革—再危机”的恶性循环中螺旋式下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个别发达经济体以债务扩张替代效率提升，或以公共支出驱动消费循环，掩盖了生产端长期积弱的问题，加上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制造业空心化加剧、高福利陷阱问题突出，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无法持续提升，导致人均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由此可见，对任何经济体而言，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长期课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循环本质上是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统一运动过程。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高低，关键看四个环节的衔接是否高效，市场机制的运行是否有效。其中，生产环节应形成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高度适应性与前瞻引领力，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夯实，科技创新牵引作用更加凸显，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显著增强；分配环节应实现生产能力优势向有效需求的充分转化，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流通环节应实现要素配置优化与供需精准高效衔接，全社会物流成本显著降低，战略通道更加安全可控，商品要素资源能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消费环节应实现消费与投资相协同，消费升级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内需的主动力作用持续彰显。总之，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必须以经济循环畅通为基础，不断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革故鼎新、高效转化、韧性提升，形成经济发展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的螺旋式上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一是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显著增强。2012—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过91%，成为主动力和稳定锚。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从2013年的39.7%提升至2025年的46.1%。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常年快于全部投资。二是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成效显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1.91%提升至2025年的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三是城乡区域循环更趋协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提高至2025年的67.89%，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9倍收窄至2.3倍。四是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首次超六成，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额比重达51.9%。五是畅通循环的机制保障更加有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推进，重点领域安全全面加强。我国已具备持续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独特优势。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着巨大消费潜力。形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支撑起产业链供应链强大韧性。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为推动经济循环向新向优奠定坚实基础。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公路网和世界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为经济循环提供了超大网络底座。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能够凝聚起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合力，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有效抵御各种风险挑战。 尽管近年来我国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成效显著，形成了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但也要看到，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高质量发展，仍需在经济循环提质增效上补短板、强弱项。这方面的短板弱项突出表现为：供给体系的引领性适配性不足，高技术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占比较低，大量传统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无法满足部分消费升级需求；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特别是居民消费不振，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3万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仅40%左右，不仅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56%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高，要素资源向更高效领域流动依然存在卡点堵点，也难以按实际贡献参与分配；“内卷式”竞争和区域“小循环”仍不同程度存在，导致部分领域竞争失序，削弱市场机制功能。 更进一步看，上述短板弱项深刻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中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是各方面体制机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缺乏深度融合，部分领域的科技创新领先未及时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的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循环的牵引作用发挥不充分。收入分配面临显著的结构性矛盾制约，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生产要素按实际贡献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不少制度障碍，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配置仍存在行政干预、使用低效、身份歧视等问题，部分要素的配置空间尚未全面打开。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面、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上仍有短板，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支出压力过大，导致居民储蓄意愿强烈，消费预期偏弱。此外，由于政绩观偏差、监管能力滞后、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有的领域管理不到位，隐性壁垒未彻底破除；一些地方偏重短期、看重显绩、只盯一隅，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领域信用激励惩戒作用发挥尚不充分，内外贸规则规制与标准认证衔接不够顺畅，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我国正处于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口，提升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是必须打赢的关键仗。上述短板弱项既反映了当前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症结所在，也是未来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潜力和方向所在。“十五五”时期，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加力提升国内循环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和国际循环的主导权，实现内外联动、供需互促、循环升级。 促进扩消费促投资优分配有机结合。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和最直接的牵引力，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来源并影响着循环规模，分配决定生产成果如何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配置，直接影响消费能力和再生产动力。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扩消费促投资优分配协调配合，既不能顾此失彼、单兵突进，更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冒进。应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强化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投资，优先落地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慧养老等数字基础设施，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稳定支出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清理汽车、住房等领域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多渠道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快形成更加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以价格机制保证供给满足需求，在分工基础上实现生产要素、产品及服务在各主体之间的有序交换。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市场规模扩大、结构更趋合理、运行更加高效、主体日益活跃、竞争井然有序。应紧紧围绕“五统一、一开放”要求，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政府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完善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制度体系。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动监管模式法治化、信用化、智慧化升级。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畅通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渠道，拓展数据、空天、频谱轨道、深海等要素配置空间，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合理高效。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打破行业和区域壁垒，积极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创新是壮大实体经济、支撑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动力。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以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引领和有效赋能，同时以产业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落地场景和利润反哺。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多重压力，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构建需求牵引型创新机制，通过重大工程示范、发展中试平台、首购首用等政策，推动人工智能的系统化规模化深度化应用，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针对制造业存在的能力短板，尤其是初级产品供给大幅波动、逆全球化“脱钩”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给产业安全带来的较大不确定性，应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以高质量、差异化、绿色低碳的供给精准匹配并引领不断升级的国内需求。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差异化发展。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禀赋各异，但都有各自发展定位，在国民经济循环中承担着不同功能。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各地差异化发展，立足自身禀赋更好发挥自身功能。应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引导各地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找准自身在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位置，加强区域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健全与之相匹配的财税、统计与考核等制度，坚决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和自我小循环。引导资源型地区加快转型发展，着力培育接续替代产业，支持创新资源富集地区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地，推动沿海地区提升开放水平，深化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推动形成各展所长、梯次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发展重心放在提升质量和效益上，正确处理好显绩和潜绩、长期和短期、全局和一隅、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避免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坚决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违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上马，把有限的资源用到补强循环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上来。 以扩大开放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绝不意味着通过封闭的国内经济循环来保障经济安全和经济韧性。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以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作为稳固的基本盘，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应加快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水平营商环境，强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尤其是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规则和标准的联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新兴领域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中提出更多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围绕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提高我国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杜飞轮 “内卷式”竞争由“内卷化”这一概念衍生而来。“内卷化”一词最初被广泛地应用于不同领域，用以描述在特定系统结构内，个体效率因资源有限而未得到实质性提升，甚至出现停滞退化的一种非良性发展状态。因此，“内卷式”竞争也就是竞争“内卷化”，是竞争的异化状态。今天我们讲的“内卷式”竞争，指的是经营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这不仅无法带来效率的实质提升，更会成为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顽疾。 一、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大逻辑看待“内卷式”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有利于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优胜劣汰，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引入竞争、规范竞争和保护竞争的过程。通过反复实践，我们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渐形成了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为市场充分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竞争机制越顺畅，市场经济越发展。然而，随着部分行业市场增速放缓与产能结构性过剩并存，经营主体在存量博弈中被迫采取非理性竞争策略，导致“内卷式”竞争现象在局部领域显现。 “内卷式”竞争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有效地分配商品和劳务，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或失当。简单来说，就是“看不见的手”无法引导经济达到理想状态。“内卷式”竞争就是典型代表，它会扰乱竞争秩序、破坏市场公平、扭曲市场机制，给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从短期来看，一是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竞相降价，甚至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行业利润被严重挤压，低价策略下的企业产品质量下降，消费者看似在价格战中受益，实际上往往会因为低质量产品和低质服务难以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二是劳动者权益也会受到侵害。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会通过各种隐形手段要求无偿加班，增加考核强度，导致员工过度劳动、身心受损。三是区域协调性发展不足。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提供过度补贴，盲目上项目，区域间产业雷同和重复建设突出，加剧地方财政负担。从长期来看，这些都导致企业创新发展动能不足，企业因缺乏时间、精力和资金保证，在面对研发周期长、风险程度高的技术投入时缺乏信心和耐心，部分企业更偏向和习惯于“跟随式增长”而非“引领性创新”，致使企业技术进步停滞，创新动力受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度攀升，产业结构僵化，资源被长期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向高端升级，产能过剩与资源低效率配置导致产业缺乏韧性、安全性和全球竞争力；有效市场功能衰减，公平竞争秩序被破坏，企业“劣币驱逐良币”成为常态，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效应难以发挥作用，市场竞争陷入恶性循环。总之，“内卷式”竞争将各类主体禁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竞争中，投入大量精力资源，却不能带来整体收益增长，长此以往必将贻害无穷。 我国“内卷式”竞争是阶段性、结构性现象。世界经济史表明，“内卷式”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首先，“内卷式”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现象。当前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发展模式的增量空间不断收窄，新旧动能结构性转换存在阵痛期，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潜能尚未充分释放，宏观经济运行总体表现为供给大于需求，企业在有限的市场范围内角逐竞争，最终迫不得已采取低效竞争，投入更多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其次，“内卷式”竞争是区域、行业和领域中的结构性现象。从区域层面看，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高度集中的地方，新生赛道从初创期至成熟期，所需时间短、发展速度快、参与者数量多，竞争自然就会相对激烈。从行业和领域层面看，有些行业存在技术路径依赖，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高度同质化，只能转向价格战。其中，平台经济、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深入整治的重点。 针对实际情况，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建设和专项行动，双管齐下整治“内卷式”竞争，取得一定的成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5年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国务院于2024年颁布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提供法规依据。有关部门明确2026年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列为年度重点监管任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6年配套出台《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通知》。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工作方案、加大整治力度，通过三级联动治理机制，全国范围内平台经济领域恶性补贴、数据封锁、算法共谋等典型内卷行为得到一定遏制。但是，“内卷式”竞争的产生有其深刻原因，部分行业低价内卷、流量恶性争夺等现象尚未根本扭转，仍需找准对策，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市场竞争从无序内耗转向创新提质的良性轨道。 二、准确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 “内卷式”竞争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涉及企业、行业、政府等多个方面，其原因具有多维性、复杂性，既受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又受国内外环境影响；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宏观经济供需结构失衡。竞争总是围绕着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展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当前，我国供需结构失衡是引起“内卷式”竞争的基础原因，其中需求端的变化起主导作用。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致使不少外贸型企业转战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偏好向高端化、个性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升级，但有效需求不足，消费者购买力和消费意愿处于较低水平。需求端疲软导致市场竞争陷入抢夺有限市场份额的“内卷”。从供给端来看，我国拥有完整且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生产能力巨大，但存在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过少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产能结构性过剩、资源浪费和市场失序。 一些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市场机制下应当作出关于技术创新方向、研发投入规模和成果转化力度的决策，不断提高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市场规模迅速扩大，部分企业凭借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比较优势获得盈利，而忽视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产生了策略单一的路径依赖。随着旧需求日渐饱和，行业整体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新需求的兴起没有与之适配的新供给，企业只能通过“卷”成本和“卷”价格来维系生存，使整个市场陷入“增量不增利”的困境。 产业集中度不合理。产业集中度直接影响市场竞争态势，健康公平有序竞争要求不同行业产业集中度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既不能过低，又不能太高。当前，我国产业集中度在两个方面加剧了“内卷式”竞争。一方面，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印刷包装、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等产业集中度较低，这些行业技术要求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市场高度分散，同质化竞争激烈。另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人工智能、互联网服务业等领域产业集中度较高。头部企业拥有资本、技术等优势，在上下游产业链中占据支配地位，通过补贴、算法等迫使上下游及中小同行采取跟进策略，产生链条式“内卷”。 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在“内卷式”竞争中，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存在政绩观、发展观的偏差和错位，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识不清，习惯于算地方账、部门账、眼前账，人为制造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影响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税收等过度优惠手段进行不规范的招商引资，在产业布局上不顾地方实际乱上项目，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壁垒，不自觉中成为“内卷式”竞争的推手。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政府传统监管手段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监管队伍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监管的能力不足，难以有效监控、及时处置“内卷式”竞争问题。 三、多元协同治理推动“内卷式”竞争转向有序竞争 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多措并举、协同发力，构建覆盖市场、政府、行业、企业在内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坚持有效市场，促进有序竞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个健康的市场生态应该能够准确反映供给和需求关系，通过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发挥价格作为供求关系的信号作用，鼓励企业通过采用新技术、设计新产品、提高管理水平等方式开展竞争。二是完善市场准入标准，在部分产能过剩或“内卷”严重的行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能耗强度、产品质量等准入标准，从源头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企业由盲目扩产转向技术创新。三是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纠正扭曲的市场信号，为优质企业腾出发展空间。支持具有协同效应的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整合产能，优化管理，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 政府积极作为，矫正市场失灵。有为政府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完善法律规则体系，健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补齐制度短板，明确规制“刷评炒信”、网络水军恶意诋毁、平台强制“全网最低价”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强化严格执法监管，聚焦平台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倾销、仿冒混淆、虚假宣传等行为。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平台经济实施穿透式监管，及时发现和处置强制压价、操纵数据等问题。落实公平竞争审查，从源头规范政府行为，废止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选择性补贴政策，防止行政力量扭曲市场信号，诱发“内卷”。通过政府积极作为，保障各类经济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序竞争格局。 强化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实行优质优价，反对低价劣质。”行业协会扮演着市场失灵的协调者角色。一是利用好行业协会自律公约的软约束功能，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制定行业产品最低质量标准和价格标准，建立行业内声誉信用评价体系，维护市场秩序，弥补法律硬约束没有涉及的灰色地带。二是建设好行业公共信息平台，实时发布市场行情波动、产能库存调整等重要信息，让企业及时有效调整生产经营活动。三是防范行业协会治理风险，行业协会需要在合法合规范围内发挥作用，注重自身权责可能造成的垄断风险，明确行业自律的边界，建立完善主动审查机制。 坚守企业本分，回归价值创造。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企业摆脱“内卷式”竞争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自身发展方式。一是突破低端产能扩张的路径依赖，将资源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创性研发。政府可通过税费抵扣、融资支持等政策，激励企业加快产品与工艺创新，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二是鼓励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在产品质量、服务体验、品牌建设等方面持续深耕。通过建立品牌评价体系等方式，引导企业践行长期主义，培育高附加值、高端化的发展路径。三是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合规体系，自觉遵守市场竞争规则，将短期逐利置于规则之上，主动抵制恶性竞争，共同维护健康的行业生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卢江 近年来，全球贸易格局持续动荡，从新冠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中断，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反复升级，再到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国际贸易体系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却展现出超预期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在多重外部冲击下，中国对外贸易为何仍能保持基本稳定并实现逆势增长？本文将从规模增长、市场多元化、结构性转型、制造业基础、物流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系统分析中国外贸韧性的来源，并探讨中国外贸未来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道。 中国外贸规模持续增长 过去十多年，尽管外部环境持续恶化，但中国外贸规模总体保持了增长态势。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中国对外贸易依旧保持增长。2019年受贸易战影响，贸易总额小幅下降0.96%。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全球贸易大幅萎缩，中国贸易总额仍实现1.7%的增长，虽然增幅低于2017年和2018年，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属罕见亮点。 2021~2022年，中国疫情防控更有效，且拥有相对完整的供应链，即使在俄乌战争爆发、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出口规模仍实现大幅增长，2021年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9.81%，2022年在高基数上同比再增3.43%。2023年，受全球贸易规模下降和贸易摩擦增多影响，中国贸易总额同比下降5.04%，但较2017年仍增长44.53%。2024年，红海危机导致全球航运通道受阻，叠加美国对华贸易限制进一步升级，中国贸易总额仍实现同比增长3.76%。 进入2025年，新一轮关税战升级，中国贸易规模仍保持基本稳定，同比增长3.17%。2026年美伊战争爆发，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分裂加剧，但中国贸易总额在前3个月实现同比增长17.96%，体现出中国对外贸易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的强大韧性。 
与贸易总额变化相对应，近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差额呈现出“先下降，再回升并维持高位”的演变特征。 2015~2018年中国贸易顺差持续下降，受贸易战影响，2018年跌到近10年的最低点。但2019年贸易顺差同比增长19.98%，基本恢复到贸易战爆发前的水平，显示我国对贸易摩擦的适应能力增强。新冠疫情三年，中国凭借疫情管控和供应链的优势，出口持续强劲，贸易顺差逐年上升。2026年，美伊战争爆发，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然而中国外贸开局依然强劲，前3个月贸易顺差达2643亿美元。 
从依赖美国市场到贸易对象多元化 十年前，美国长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顺差来源地。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高达3233亿美元，远超欧盟和东盟。彼时，“中国出口—美国消费”的模式构成了全球贸易的核心链条，但也使中国外贸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周期和贸易政策变化。 
当前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的格局已发生根本性逆转，呈现东盟稳居首位、欧盟稳健增长、美国份额下滑的特征。2025年，东盟以10564亿美元贸易额、8%同比增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外贸总值的16.6%；欧盟以8281亿美元、6%增速位列第二，占比13.1%；美国则以5597亿美元居第三，占比仅8.8%。 
2025年，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约20%。对美国顺差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被对东盟和欧盟顺差的快速上升弥补。2025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13.4%，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与东盟贸易进一步加速，出口同比增长超20%。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与RCEP的制度红利，东盟已成为中国出口增长最强劲的引擎之一。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同样稳健增长，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8.4%，2026年1~3月的增速超过20%。 
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格局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外贸完成了从依赖单一市场到多元化布局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转变不仅是贸易战倒逼的结果，更是中国主动推进市场多元化、产业升级与制度型开放的长期成果。在2026年美伊战争等地缘政治冲击下，这一多元化格局正成为中国外贸保持韧性的核心支撑。 韧性的结构性根源 如果说市场多元化构成了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机制”，那么更深层的韧性则来源于外贸结构的系统性转型。过去十年，中国外贸的重要转变之一，是由对美国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化全球布局。 202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50%。除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外，中东、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样表现亮眼，2026年一季度，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26.3%，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美国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从2017年的约19%降至2025年的不足9%。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多元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增量基本弥补了对美贸易下降带来的缺口，形成了“多点支撑”的新格局。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RCEP等制度型开放红利的持续释放，以及企业主动“走出去”开拓新兴市场的长期努力。 
贸易规模的扩大离不开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出口正经历从“服装、家电、家具”旧三样，向“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的历史性跨越。2026年第一季度，我国锂电池出口239.5亿美元，增长54.7%；太阳能电池出口86.1亿美元，增长34.2%；新能源汽车出口95.4万辆，增长120%。这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在欧美成熟市场的地位，也在东南亚、中东及拉美等新兴市场迅速扩张，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同时，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外贸不可忽视的新增长极。以Shein、Temu、阿里国际站为代表的跨境电商平台崛起，拓展了B2C直接出口渠道，重塑了传统外贸价值链结构。2025年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为2.75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了69.7%。通过“小单快返”、海外仓直发等模式，中国企业绕过中间商，直接触达全球消费者，不仅提升了利润率，也增强了对终端市场的敏感度和响应速度。 
完整的工业门类与巨大的产能规模，也构成了中国外贸不可复制的“护城河”。从原材料到零部件，从设备到终端产品，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从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芯、电机到整车组装，90%以上的零部件可在100公里半径内完成配套。这种高度集成的产业链，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和协调成本，也提高了应对突发冲击的能力。2020年疫情初期，正是这套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使中国成为全球为数不多能保持稳定出口的国家。此外，规模效应压低边际成本，同样一款电子产品，在中国生产的边际成本往往比东南亚低10%~20%。这种成本优势，使中国制造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景下，依然保持强劲的国际竞争力。 除了制造业，中国在港口、铁路、航空等物流基础设施上的领先地位，也为外贸提供了坚实支撑。2025年全球吞吐量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据六席，其中宁波舟山港、上海港、深圳港、青岛港吞吐量超3000万标准箱。这些港口不仅自动化水平高、通关效率快，而且与后方制造业集群紧密联动，形成了“前港后厂”的高效模式。 面对海运通道的不确定性，中欧班列提供了战略备份。截至2025年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20多个城市。这条“钢铁丝绸之路”不仅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三分之二，而且避开了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海上“咽喉”。2026年美伊战争导致中东航运风险上升，陆路通道的战略价值越发凸显。此外，航空货运、海外仓等配套物流网络也在快速扩张。截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全球布局超过2500个海外仓，覆盖主要消费市场，实现了“本地发货、次日送达”的跨境零售体验。 多维度应对挑战 尽管中国外贸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在外部环境方面，欧美对华加征关税与反补贴调查日益常态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的外需持续疲软，对出口增长形成抑制。同时，“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趋势加速推进，部分产业链向越南、印度及墨西哥等国家转移，对中国传统出口份额造成分流压力。从内部来看，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仍存在进口依赖，这使得外贸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外部环境变化。 面对上述挑战，中国需要从多个维度系统应对。深化市场多元化，继续拓展“一带一路”沿线、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完善多点支撑的全球贸易布局；加快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扩大高技术产品、绿色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比重，持续推动从“旧三样”到“新三样”乃至更广泛高附加值领域的跨越；构建自主可控的关键供应链，集中攻关“卡脖子”技术，减少对关键进口产品的依赖，增强产业链安全性和自主性。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加快推进加入CPTPP谈判，以制度型开放巩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并通过扩大内需、实现内外循环动态平衡，以“双循环”战略降低纯粹出口导向的脆弱性。 中国外贸的韧性并非偶然，而是市场规模、产业基础、制度创新与企业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全球贸易环境，只要坚持开放、创新与结构性改革，中国外贸仍具备在复杂环境中实现稳健发展的能力。 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 叶冬艳；南京大学金融硕士研究生 单抒文；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高级副院长 欧阳辉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我国经济顶住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等多重压力，以5.0%的GDP同比增速实现良好开局，经济总量达334193亿元，环比增长1.3%，增速处于全年4.5%——5%增长目标区间上沿。这份成绩单成色十足、亮点纷呈，既体现出中国经济强大的发展韧性、旺盛的内生活力，更彰显出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民生福祉稳步增进的高质量发展导向，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筑牢坚实根基。 经济增速稳步回升，增长韧性持续凸显。从GDP增速来看，一季度5.0%的同比增长，扭转了上年二季度以来增速逐季下滑的走势，展现出大国经济独有的抗压能力与发展韧性。分产业看，三大产业协同发力、结构持续优化，呈现“三产领跑、二产提速、一产稳固”的良好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11941亿元，同比增长3.8%，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保持稳定、苗情向好转化，春耕备耕有序推进。第二产业增加值116135亿元，增长4.9%，工业生产提速增效，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较上年四季度增加1.1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6.4%，实体经济根基不断夯实。第三产业增加值206117亿元，增长5.2%，增速领跑三大产业，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持续强化，信息服务、商务租赁、文旅消费等领域活力迸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 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我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新动能成长势头强劲，产业结构持续向新向优。高端制造引领突破，核心产业提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持续领跑工业增长，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增速较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快6.4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6.9%，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2个百分点。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高端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飞机制造增长27.3%，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增长16.4%，彰显我国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良好发展势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8个百分点，“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取得阶段性突破，数字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4.3%，核心电子产业快速扩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算力供给更加丰富，截至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EFLOPS（FP16），3月份日均词元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较上年末增长超40%。AI技术在工业生产、政务服务、消费娱乐等领域广泛应用，推动生产效率、生活便利度大幅提升。工业机器人、3D打印设备等智能产品产量高速增长，分别达33.2%、54.0%，智能制造、柔性生产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绿色转型纵深推进，低碳动能加速集聚。绿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一季度，锂离子电池、风电设备产量分别增长40.8%、30.1%，新能源产业持续高速发展，为能源转型提供坚实支撑；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同比提高0.4个百分点，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绿色制造、节能环保产业快速成长，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步伐加快，“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消费增势较好，3月份，新能源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到51.5%，节能高效绿色产品销售快速增长。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服务经济优势凸显。服务业向高端化、专业化、数字化转型，现代服务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6%、12.2%，对经济增长的合计贡献率接近25%，成为服务业增长的核心动力。数字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加深，服务供给质量持续提升，有效满足居民多样化、高品质服务需求。 内需市场稳步回暖，供需循环持续畅通。一季度，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释放消费潜力、提振投资信心，消费支出平稳增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增强，供需循环更加畅通高效。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一季度，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对消费的带动作用继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消费场景加快修复，居民消费意愿逐步回升，服务消费与升级类消费增长亮眼。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7695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年四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4.2%，商品零售增长2.2%，接触型消费持续回暖。升级类消费需求旺盛，通讯器材增长20.8%、金银珠宝增长12.6%，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无人值守店、仓储会员店等新零售模式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服务消费成为消费市场火热的重要引擎，一季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增速。文旅消费热度高涨，春节假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爆，冰雪旅游、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新型消费场景不断涌现；数字消费蓬勃发展，一季度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达49774亿元，同比增长8.0%，“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应用带动数字、信息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重点领域支撑有力。随着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企业投资信心逐步恢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7%的同比正增长，扭转上年全年下降态势，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分领域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投资增速亮眼：在两重政策推动下，基建投资同比增长8.9%，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其中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79亿元，同比增长5.1%，为实体经济发展夯实基础；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长，一季度增长4.1%，高于整体投资增速，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意愿增强，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13.9%，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科技创新领域投入持续加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7.4%，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速达到7.9%，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坚实保障。 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开放能级稳步提升。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需求波动的复杂局面，我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外贸结构、提升贸易质量，一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5.0%，为近5年最高季度增速。进出口增速双双回升，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一季度，进出口总额达118380亿元，同比增长15.0%，其中出口增长11.9%，进口增长19.6%，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反映国内需求持续回暖。外贸增速大幅回升，不仅体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更彰显我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核心地位。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持续提升，贸易自主可控能力增强；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达57.3%，继续稳居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端产品出口亮眼。出口结构不断升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快速增长，成为外贸增长的核心支撑。一季度，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占出口总值比重达到63.4%，且增速持续高于整体出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外贸稳定增长点，其中电动车出口同比增长77.5%。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开放合作不断深化。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家等贸易往来更加密切，贸易伙伴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一季度，我国与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贸易快速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2%，有效对冲了对美贸易下降的影响。同时，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吸引外资规模稳步增长，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信心持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微观主体收入和效益改善，获得感和信心增强。一季度，随着供需形势进一步平衡，就业物价等指标保持稳定并出现改善，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效益和收入状况好转。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重点群体保障有力。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强化，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精准发力，城镇就业保持稳定。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3%，与上年同期持平，3月份为5.4%，处于合理区间。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达18838万人，规模基本稳定，农民工就业保障有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持续加强，创业带动就业效能持续释放，就业市场韧性不断增强。物价水平温和回升，市场供给充足稳定。随着国内市场供求关系进一步改善，市场竞争秩序逐步优化和国际因素的影响有所显现，物价运行总体温和回升，为企业效益和民生保障营造良好价格环境。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0.9%，核心CPI增长1.2%，物价涨幅温和可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0.6%，但3月份同比由负转正、增长0.5%，结束连续41个月同比下降态势，工业供需关系持续改善。市场供给充足，粮食、能源、重要民生商品供应稳定，物价平稳运行基础坚实。特别是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及时实施保供和价格临时调控，能源供应平稳有序，价格涨幅低于其他国家。营收和效益显著改善，企业信心和预期增强。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3.19万亿元，同比增长5.0%；实现利润16960.4亿元，同比增长15.5%，增速分别达到最近3年和4年来的最高；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11%，同比上升0.46个百分点。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预期增强。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季度工业企业对下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预期指数环比、同比分别上升3.7个、1.8个百分点；投资预期指数环比、同比分别上升4.0个、0.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收入分配持续改善。经济增长与居民增收协同推进。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82元，名义增长4.9%，与经济名义增速同步，且中位数增速快于人均增速，表明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快于中高收入群体。分城乡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4%，快于城镇居民3.2%的增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上年同期的2.27降至2.23，城乡发展不平衡状况逐步改善。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 孙学工 | 金融透视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与养老服务供需结构性错配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紧跟国家养老金融大文章政策指引，逐步将养老金融提升至经营战略层面，主要围绕养老金账户管理、养老产业融资、养老场景服务等开展系统化业务布局。相较于资管机构以养老金投资管理作为核心养老金融业务，商业银行依托多元主体触达能力及综合经营优势，通过连接零售端、产业端、机构端等，推动全行业资源配置优化，形成更具银行特色的养老金融业务模式。 商业银行发展养老金融的同业实践 （一）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举措的共性特征 一是重视养老金融品牌建设，推动全行层面养老金融业务统筹布局。例如，建设银行培育养老金融品牌“健养安”，邮储银行推出“U享未来”个人养老金服务品牌，民生银行打造“民生悦享”品牌，上海农商银行发布“安享心生活”品牌等。这些做法有助于提升养老金融业务辨识度与客户信任度。 二是加快线上平台与线下网点的适老化改造，主要包括建设无障碍设施、推出手机银行适老化版本及养老金融专区等。例如，农业银行2.2万余家网点完成适老化改造，兴业银行打造“老年友好型银行”服务体系。这些做法提升了老年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 三是完善多层次的养老金产品与服务框架。一方面，大力推广个人养老金账户，提升养老资金归集能力。截至2026年2月末，已有23家银行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国有行”）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股份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5家。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客户端搭建养老保险、理财、基金、信托产品货架，结合客户分层分类经营理念，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养老资产配置需求。同时，在机构端布局产品托管、年金管理业务，综合实现账户管理、产品代销与托管的协同联动，强化商业银行在养老金体系中的枢纽作用。 四是搭建养老金融的网格化、场景化服务体系。商业银行将支付结算、健康管理业务和服务等嵌入养老服务场景，推动养老金融由单一资金服务向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延伸。例如，民生银行发挥社区支行服务优势，将金融和非金融场景相结合，提供社区养老金融特色服务；建设银行依托“安心悠享”养老社区数字平台，提供预约挂号、在线诊疗、健康管理等康养服务，深度融入社区养老生态。 （二）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差异化探索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受资源禀赋、经营定位、客户结构与区域分布等差异影响，其养老金融发展路径各有侧重，整体来看，实现了养老金融的差异化探索。 其中，国有行与股份行更多从服务国家养老金融战略、优化全市场养老金融供给结构出发，依托全国性网点布局，提升养老金融服务覆盖范围；通过跨区域资源配置，促进养老产业链协同发展；发挥零售与财富管理业务优势，引导居民家庭养老资金稳健高效配置。城商行与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则更多立足于区域特色，通过网点下沉与社区嵌入衔接养老金融与基层养老服务体系，在提升养老服务可及性方面发挥补位作用。 具体而言，国有行更多发挥推动养老金融服务供需匹配主力军的作用。在零售端，国有行依托广泛的网点布局、坚实的客户基础，具有较强的零售客户触达能力。在养老客群服务方面，截至2024年末，邮储银行、工商银行服务55岁及以上客户规模分别达2.8亿户、2.0亿户；在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方面，国有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24年末，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数超千万，工商银行新开户数同比增长187%，交通银行账户数量实现翻倍增长，较好实现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在产业端，国有行通过信贷投放、债券承销／投资及资产证券化等业务支持养老机构、康养社区及医养结合项目建设，将金融资源引导至养老服务供给领域，促进养老产业链协同发展。2024年，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的养老产业贷款增速分别约为68%、39%，建设银行将养老产业纳入信贷优先支持行业，显示出国有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股份行养老金融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财富管理与资管业务能力，因而成为连接备老、养老客户与资管机构的重要桥梁。在零售端，股份行依托财富管理能力与客户分层经营体系，实现较大资产管理规模沉淀；通过引入全生命周期资产配置框架，结合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商业养老保险及养老目标基金等产品组合，满足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客户的养老资产配置需求。与此同时，面向高净值客户，财富管理业务提供家族信托等财富传承工具，将养老安排与代际传承相结合，推动养老金融由传统投资储蓄向综合金融服务延伸。例如，招商银行围绕产品、服务、渠道、科技形成综合化的养老金融业务模式，截至2024年末，其零售资产管理规模接近15万亿元，撬动个人养老金账户累计开户数超千万；兴业银行采用“财富+养老”的客群经营策略，搭建“123+”养老财富管理体系，截至2024年末，其50岁及以上客户综合金融资产超1.87万亿元。这些做法均实现了依托财富管理业务基础撬动养老金融业务发展。在机构端，股份行持续提升资管业务能力，依托代销、托管、年金管理等业务，打通养老金资金从归集到投资的关键环节。以中信银行为例，2024年，其创新年金客户服务方案，提供特色增值服务，养老金融托管规模突破5000亿元。 相较而言，城商行与农商行受限于规模与区域经营范围，更加侧重整合本地资源，探索以社区嵌入为核心的养老金融模式，在打通养老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依托网点下沉与长期深耕本地市场形成的客户黏性优势，城商行与农商行能够将养老金融更好地嵌入社区养老服务体系，通过与街道、社区及养老机构合作，提供养老金账户管理、生活缴费、智慧出行、医疗健康等服务，推动金融服务向养老生活场景延伸。另一方面，城商行与农商行立足区域产业结构，聚焦本地养老服务短板，在适老化改造、社区养老设施建设及中小养老机构融资等方面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推动养老金融与地方养老产业链深度融合。这类“小而精”的养老金融模式在优化基层养老服务可得性、促进养老服务体系均衡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补位作用。以上海农商银行为例，其通过长期社区金融服务实践构建“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养老服务纵向网络，并通过网点实现复制推广，充分覆盖老年大学、健康管理、文化娱乐、法律咨询、金融防非反诈等老年客群高频生活服务需求，推动金融资源向基层养老服务体系下沉和落地，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养老金融社区嵌入服务模式。 综合来看，商业银行依托综合经营优势，在零售端搭建养老金账户管理、产品与服务体系，在产业端提供信贷、债券融资及综合金融服务支持，在机构端开展养老产品代销、托管及年金管理等专业服务，逐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养老金融业务模式。同时，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基于资源禀赋差异等，在细分领域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共同推动养老金融由单一资金服务向综合金融服务生态转型。在此基础上，如何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养老金融生态，并进一步提升养老金融供需匹配效率，将成为下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 商业银行养老金融多元生态建设策略 （一）商业银行构建养老金融生态体系的优势与逻辑 长期来看，单一主体提供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养老金融不仅涉及养老资金归集与资产配置，还涵盖养老服务及相关保障体系，呈现出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特征，这意味着其高度依赖多主体协同与资源整合。商业银行能够连接零售端、产业端、机构端等多方，具备构建养老金融生态体系的天然优势，未来有望由传统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向养老金融生态搭建者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与机构协同成本，打通养老金融运行中的关键堵点。 综合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业务实践，可以看出养老金融多元生态建设的基本逻辑。其一，多元主体联通是生态建设的起点。商业银行的优势，在于可凭借广泛分布的网点直接连接零售端，实现客户触达并沉淀养老资金；依托对公业务深度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形成产业端合作基础；通过代销、托管、同业业务等积累资管机构“朋友圈”资源。其二，供需匹配是生态建设的核心目标。当前养老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在于供需结构性错配，商业银行以零售端养老需求为基准，引导资管机构产品供给和养老机构服务供给与零售客户需求实现精准匹配，构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养老金融生态。相应地，商业银行也能够引导供给创新，并通过投资者教育提升投资者的养老规划意识与配置意愿。其三，跨区域配置与区域下沉实现双轮驱动。国有行、股份行的跨区域配置能力与城商行、农商行的区域深耕优势形成互补，共同构成养老金融多元生态的现实基础。 （二）商业银行构建养老金融生态体系的方案设计 首先，在零售端，以客户全景数据为基础，提升养老需求识别能力。商业银行可依托账户体系与长期客户数据积累，整合客户职业状况、家庭结构、收入预期及养老资产配置等数据，构建多维度养老客户画像，并通过人工智能（AI）赋能提升需求识别与产品匹配能力。例如，通过模型评估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养老服务需求偏好、未来养老资金缺口等，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养老规划建议。 其次，在银行体系内部，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重构养老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在养老金融产品层面，可在生命周期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客户金融素养、收入稳定性、健康状况等细分特征，构建差异化的养老金融产品货架。在养老金融服务层面，围绕客户多元需求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如养老资金规划、医疗护理资金安排等，实现由卖产品向卖方案转型。在养老产业融资层面，商业银行可将普惠养老、医养结合、适老化改造等纳入重点支持领域，完善授信政策、审批机制与风险评估框架，通过贷款投放、债券承销／投资及资产证券化等多渠道提供融资支持；紧跟养老金融政策指引，充分利用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向普惠支持型养老服务供给倾斜，促进养老服务分布更加均衡。 再次，在外部协同方面，商业银行发挥枢纽作用，推动机构端与产业端供给优化。在机构端，银行可依托渠道与客户需求数据优势，促进资管机构开发更加符合客户养老需求特征的金融产品，如长期稳健、低波动、期限匹配的养老型产品，提升养老资金配置的匹配度与稳定性。在产业端，银行可通过金融支持与资源整合，推动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优化。例如，结合客户对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及长期护理服务的需求数据，支持相关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创新等。 最后，商业银行在推进养老金融多元生态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关注潜在风险。一方面，针对养老产品代销，严格产品准入，重点关注产品风险特征、收益来源等，防范以“养老”名义包装销售高风险资产；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避免向风险偏好较低的养老客群销售不适配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针对养老产业融资，应强化全流程风险管理。其中，对信贷业务，考虑到养老产业投资周期长，应加强尽职调查与贷后管理，提升风险监测与预警能力；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应防范因资产估值虚高引发的信用风险，强化现金流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评估。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温彬；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原宏敏；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韩思达 摘要：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与管理范式。本文以国有银行支行为研究对象，首先剖析了数字金融重塑银行业态的时代特征与国有银行支行绩效管理的现实困境，其次从考核指标体系、激励约束机制、评价方法工具、管理文化架构四个维度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最后展望数字技术与绩效管理深度融合的未来趋势，旨在为国有银行基层网点适应数字金融发展、提升经营绩效与竞争力，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数字金融，国有银行，支行绩效管理，考核指标体系 基金项目：湖南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政企农协同的湖南绿色农业发展研究”（编号：22YBA103）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推动我国金融业进入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数字金融改变了客户行为习惯与金融服务模式，对传统银行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风险管理提出了全新要求。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基层支行网点既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关键检验场。然而，传统绩效管理机制在指标设置、激励方式、评价工具等方面，日益显现出其与数字金融发展的不适配性，制约了基层网点的创新活力与服务效能。在这一背景下，构建符合数字金融时代要求的支行绩效管理机制，对推动国有银行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金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概述 （一）数字金融重塑银行业态的时代背景 当前，数字金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生态与竞争格局[1]。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智能投顾等创新应用，深刻改变着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式与客户行为模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驱动力。在此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压舱石，面临着双重压力，既要应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跨界竞争，又要承担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使命[2]。支行作为国有银行服务客户的最前沿阵地，其绩效管理机制能否有效适配数字金融时代的新要求，直接关系国有银行整体战略转型的成败，影响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普惠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 （二）国有银行支行绩效管理的特点 国有银行支行的绩效管理，呈现出鲜明的体制性与业务复杂性特征。从管理主体看，国有银行支行绩效管理受总行、分行的多层级管理，决策自主权相对有限，管理流程标准化程度高。从考核导向看，国有银行支行既要完成存贷款业务、中间业务收入等经营指标，又要兼顾不良率控制、合规经营等风险指标，还要承担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等政策性任务，呈现“多目标权衡”的复杂性。从人员构成看，国有银行支行职工年龄结构跨度大，既有深耕传统业务的资深客户经理，也有熟悉数字技术的新生代职工，数字化能力参差不齐。从区域差异看，不同地区支行面临的市场环境、客户结构、竞争态势差异显著，绩效管理需要在统一标准与因地制宜之间寻求平衡[3]。这些特点决定了国有银行支行绩效管理机制的优化，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与国有银行体制特性。 二、国有银行支行绩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滞后于数字金融发展需求 当前，部分国有银行支行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传统业务量指标如存款余额、贷款投放额、理财产品销售额仍占据考核权重的70%以上，而反映数字化转型成效的指标如移动银行活跃用户数、线上业务办理率、数字化获客转化率等权重偏低。第一，传统业务量指标结构导致部分国有银行支行管理层将主要资源投向传统对公对私业务拓展，对数字渠道建设、数据资产积累、场景生态构建等战略性工作缺乏足够重视。第二，部分国有银行支行现行考核体系过度强调季度、半年度等短期财务指标，为完成时点性存款任务不惜采用高成本“冲时点”策略，而对需要持续投入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职工数字技能培训、客户数字化迁移等长期工程缺乏耐心。第三，随着全渠道服务模式的普及，客户在线上咨询、线下签约，或通过手机银行发起、网点完成的混合服务场景大量涌现，但部分国有银行支行现有考核体系无法科学归集跨渠道业绩，导致部分网点职工排斥引导客户使用线上渠道，渠道协同激励机制严重缺位，制约服务效率提升[4]。 （二）激励约束机制与数字金融时代人才需求错配 部分国有银行支行的薪酬激励结构，长期采用“基本工资+绩效奖金”的传统模式，绩效奖金主要与存贷款等传统业务挂钩，对数字化技能的市场稀缺性缺乏敏感性。第一，掌握Python编程、机器学习算法、数据可视化等数字技术的职工，其薪酬水平与从事传统客户经理工作的同职级职工差异不大，技能溢价体现严重不足，导致国有银行支行难以吸引和留住数字化人才，优秀的金融科技人才更倾向于流向互联网公司或金融科技企业。第二，部分国有银行支行的晋升通道设计明显偏向传统业务骨干，能够完成大额存款、重点项目贷款的客户经理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而从事数字化运营、数据分析、流程优化的职工职业发展空间有限。这种单一的晋升导向抑制了职工向数字化方向转型的积极性，加剧了数字化人才成长受限的困境。第三，部分国有银行风险管理文化较为保守，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较低。国有银行支行在数字化创新试点中，一旦出现操作风险或合规问题，相关责任人往往会受到严厉处罚。这种僵化的风险容忍度设计，使得基层职工在推动数字化转型时顾虑重重，不敢试错、不愿试错，严重抑制了数字化创新的积极性。 （三）绩效评价方法落后于数字技术应用水平 部分国有银行支行的绩效评价方法仍停留在传统管理会计时代，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薄弱成为突出短板。第一，尽管银行内部积累了海量客户交易数据、行为数据，但部分国有银行支行在绩效评价中仍主要依赖分支行长的主观经验判断和定性评价，缺乏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量化职工贡献度、客户价值度、业务协同度的能力，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受到质疑。第二，传统的绩效考核周期以月度、季度为单位，评价结果往往滞后一至两周才能反馈给职工。这种延迟性反馈机制与数字金融快速迭代的要求不匹配，导致国有银行支行无法实时监测业务指标、动态调整策略，职工也无法及时获知自身绩效表现并进行改进。第三，数字金融时代银行价值创造越来越依赖跨部门协同，如零售部门提供场景、风控部门输出模型、科技部门开发系统，但现有绩效评价体系以部门为单位进行核算，跨部门协同产生的绩效难以科学拆分和量化，导致职工参与数字生态建设的贡献被系统性低估，协同意愿不足[5]。 （四）绩效管理文化与数字化转型战略导向脱节 部分国有银行支行长期形成的绩效管理文化，与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组织氛围存在深层次冲突。第一，传统的层级管控思维在部分国有银行支行管理中根深蒂固，重要决策需要逐级上报审批，国有银行支行在数字化产品创新、客户体验优化、营销策略调整等方面的自主决策空间有限。这种僵化的管控模式限制了支行根据本地市场特点灵活开展数字化实践的能力，基层的数字化创新活力被层层审批流程消减。第二，部分国有银行支行现行绩效管理过度强调结果导向，只关注最终的业绩数字，而忽视职工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学习成长、能力提升、创新尝试等过程性要素。国有银行支行职工参加金融科技培训、研究数字化工具应用、探索新型服务模式等行为，因短期内难以转化为可见业绩而得不到认可，数字化能力培育的长期性与绩效考核的短期性之间的矛盾突出。第三，为激发竞争活力，部分国有银行支行间、支行内部往往采用排名通报、末位淘汰等强竞争机制，导致支行之间相互封闭、各自为政，优质数字化工具、成功营销案例、客户服务创新等经验难以在支行间共享传播，阻碍了数字资源的协同利用与规模效应发挥。 三、数字金融背景下国有银行支行绩效管理机制优化对策 （一）重构适应数字金融的多维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国有银行应从战略高度重新设计支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将数字化转型贡献从边缘位置提升到核心地位。 第一，国有银行支行应建立“传统业务+数字业务”双轨并行的考核模型，在保留存贷款规模、中间业务收入等传统财务指标的基础上，系统性嵌入数字化转型专项指标，包括移动银行月活用户增长率、线上产品渗透率、API接口调用量、数据资产质量评分等，并将数字化指标权重从当前的不足10%逐步提升至30%—40%，通过指标权重的结构性调整向国有银行支行管理层传递“数字化转型与传统业务同等重要”的明确信号，引导资源配置向数字化领域倾斜。 第二，国有银行支行应引入平衡计分卡理念，构建包含短期财务指标、中期客户指标、长期学习成长指标的多维评价框架，在考核当期利润、资产质量等即期财务表现的同时，将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完成率、职工数字技能认证通过率、数字化创新项目孵化数量等反映长期能力建设的战略性指标纳入考核范围，为国有银行支行数字化转型营造可持续的激励环境。 第三，针对全渠道服务模式下业绩归属模糊的痛点，国有银行支行应创新设计线上线下协同激励机制，建立基于客户旅程的全流程业绩归集规则，采用“首次触点贡献+协同服务加分”的组合算法。例如，客户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产品购买，给予数字渠道运营团队70%的业绩权重，同时给予提供线下咨询服务的网点职工30%的协同贡献分，确保线上线下团队利益一致，消除渠道冲突，激发全员参与数字化服务的积极性。 （二）打造匹配数字人才特征的差异化激励约束体系 国有银行支行应深刻认识到数字化人才的市场特性与激励偏好，构建区别于传统职工的差异化激励约束机制。 第一，国有银行支行应设计数字技能分级薪酬体系，将职工的数字化技能水平划分为：初级（掌握基础办公软件）、中级（具备数据分析能力）、如高级（精通编程与算法）、专家级（能够独立开发金融科技应用）四个等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技能津贴标准，如高级数字人才的综合薪酬，要比同职级传统业务人员高20%—50%。国有银行支行建立技能溢价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体现数字化能力的稀缺价值，推行“技能积分制”，职工参加金融科技培训、获得专业认证、应用新技术解决业务问题均可积累技能积分，积分达到一定阈值即可兑换薪酬增长或培训机会，形成“学习—应用—激励”的正向循环。 第二，国有银行支行应开辟数字化专业晋升双通道，在传统的管理晋升路径（柜员—主管—行长助理—副行长）之外，建立专业技术晋升通道（数据分析师—高级数据科学家—首席数字官）。两条通道在薪酬待遇、职业声望、资源支配权等方面完全对等，使不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技术型人才看到清晰的成长路径；同时在绩效考核中赋予数字化创新成果与传统业绩同等的认可度，将成功开发一款数字产品、优化一个业务流程的贡献，等同于完成一笔大额存款的价值，拓宽新型人才的成长空间。 第三，国有银行支行应建立数字创新容错免责清单制度，明确界定在数字化试点过程中，因技术局限、市场不确定性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创新失败，不纳入职工过失考核范畴，利用“创新保护期”机制，对数字化创新项目给予6—12个月的绩效考核豁免期，项目团队在此期间的薪酬不受项目阶段性亏损影响，消除职工“创新失败即降薪降级”的后顾之忧，营造鼓励试错、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释放基层数字化创新的潜能。 （三）运用数字技术革新绩效评价方法与工具 国有银行支行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数据优势与技术能力，用数字化手段改造传统绩效评价体系。 第一，国有银行支行应搭建大数据驱动的智能绩效评估平台，整合核心业务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移动银行后台等多源异构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职工多维贡献度评价模型。该模型不仅能计算直接业绩贡献（如个人完成的存贷款），还能识别间接贡献（如为同事提供的技术支持、参与的跨部门项目），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客户评价文本，量化职工服务质量，通过网络分析方法评估职工在知识网络中的枢纽作用，提升绩效评价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第二，国有银行支行应部署实时动态监测看板，在国有银行支行办公区域设置可视化大屏，实时展示各团队的业绩达成率、客户满意度、数字化指标完成情况等关键绩效数据，使管理者和职工可以通过移动端随时查看个人绩效情况。系统自动对偏离目标的指标进行预警提示，利用“日监测、周反馈、月调整”的敏捷绩效管理机制，改变传统“季度考核、滞后一月反馈”的低效模式，使国有银行支行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职工也能及时调整工作策略，提高绩效管理的时效性。 第三，针对跨部门协同贡献难以量化的难题，国有银行支行应开发基于贡献度拆分算法的绩效核算系统，采用Shapley值法、边际贡献法等博弈论工具，科学测算每个部门、每位职工在协同项目中的真实贡献占比。例如，一款数字信贷产品的成功推出，系统能够自动计算零售部门的场景洞察贡献35%、风控部门的模型开发贡献30%、科技部门的系统搭建贡献25%、运营部门的流程优化贡献10%。国有银行支行可据此分配各部门的绩效奖金，量化数字生态参与价值，激励职工主动参与跨部门协作，打破部门壁垒。 （四）培育支撑数字化转型的绩效管理文化 国有银行支行绩效管理机制的深层次优化，必须涉及组织文化与治理架构的变革。 第一，总行应推行支行数字化自主经营责任制改革，赋予支行在数字产品选择、本地化营销策略制定、客户体验优化等领域更大的决策自主权，建立“战略目标总行定、实现路径支行选”的授权机制。例如，总行设定“零售数字化客户占比提升至60%”的战略目标，但具体通过开发本地生活服务场景、深耕特定客群、优化线上操作流程等哪种路径实现，由支行结合本地市场特点自主决策。同时，简化数字化创新项目的审批流程，将原本需要逐级上报至总行的审批权限下放至分行甚至支行层面，并对涉及金额在一定阈值以下、风险可控的数字化试点项目实行备案制而非审批制，扩大基层创新的决策空间，激发支行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 第二，支行应实施数字能力成长全周期追踪管理，为每位职工建立“数字化能力成长档案”，记录其参加的培训课程、获得的技能认证、完成的数字化项目、掌握的技术工具等成长轨迹。绩效评价不仅要看结果，更要重视过程，将职工的数字化学习投入时长、知识分享次数、创新提案数量等过程性指标纳入考核，权重不低于20%。同时，建立“数字化导师制”，安排资深数字化人才对传统业务骨干进行一对一辅导，导师的绩效考核与被辅导职工的数字能力提升幅度挂钩，营造全员学习数字技能、共同成长进步的组织氛围。 第三，支行应重构基于协作共赢的竞合机制，改变过去单纯的支行间排名竞争模式，建立“区域协同发展联盟”，将地理位置相近、客户群体相似的若干支行组成协同单元，联盟内部推行数字化最佳实践共享制度，定期组织支行间的数字化创新经验交流会，对主动分享优质数字工具、成功营销案例的支行给予“协同贡献奖”。绩效考核不仅评价单个支行的业绩，还要评价其对联盟整体数字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度。同时，搭建全行数字资源共享平台，将各支行开发的客户画像模型、营销话术库、服务流程优化方案等沉淀为可复用的数字资产，向全行开放使用。通过“共享使用次数”量化资源贡献者的价值，促进数字资源在全行范围内的高效流动与协同利用，打破支行间的“数据孤岛”与经验壁垒，形成“竞争中有协作、协作中有竞争”的良性生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国有银行支行应从重构多维考核指标体系、打造差异化激励约束机制、革新数字化评价工具、培育数字化转型文化等方面推进，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绩效管理全流程，构建科学合理、动态灵活、精准高效的现代绩效治理体系。随着金融科技的持续演进与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国有银行聚焦智能化绩效预测模型的构建、ESG绩效指标与数字金融业务的融合评价、跨区域支行绩效的差异化管理机制等前沿领域，从而为国有银行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前瞻性参考。 参考文献： [1]李姝.C国有银行M支行职工绩效管理优化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24. [2]陈雅倩.国有银行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考核问题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22. [3]肖峰建.GS银行J支行职工绩效管理优化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24. [4]魏苑婷.中国工商银行贵阳JY支行绩效管理优化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2023. [5]陈粤都.A银行某支行的绩效考核诊断与优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22. 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许烜；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 张瑜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广东视察时指出，要加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全面建设海洋强省，为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金融监管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跟广东省委、省政府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深耕蓝色金融实践，以金融活水滋养海洋产业、守护海洋生态，有力支持广东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新动能，助力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东蓝色金融发展实践与成效 广东地处中国“南大门”，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最多样的海洋资源，海洋生产总值稳居全国首位，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广东金融监管局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构建制度、机制、产品、产业“四位一体”的蓝色金融服务体系，为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坚持制度立基，探索产融协同政策新路径。一是强化政策联动。2025年7月，配合广东省政府出台《广东省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联合部署4项行动，推动落实24条具体措施，推动全面建设海洋强省。二是明晰发展路径。牵头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广东证监局等部门，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健全金融与海洋经济融合的服务体系、增强海洋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完善配套机制建设三个方面，提出20条发展指导意见，推动广东银行业保险业做好资源配置，加大支持力度。三是抓实政策落地。建立省、市两级政策督导机制，广东金融监管局与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加强联络，辖内分局与地市海洋经济管理部门做好对接，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截至2025年末，辖内（不含深圳，下同）银行机构重点涉海产业贷款规模超1300亿元，同比增长6.16%；保险公司为海洋牧场、船舶、运输等主要涉海项目提供风险保障超3万亿元。 坚持机制赋能，打造专业金融服务新体系。一是设立特色机构。辖内银行机构设立“海洋特色支行”20家、开放“蓝色服务窗口”5个，并有15家银行成立“海洋金融服务中心”“蓝色金融服务中心”“海洋牧场工作专班”，高效对接涉海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二是组建专业团队。保险公司成立海洋保险中心或事业部，集中海洋领域专业人才和技术资源，提升海洋保险专业化经营和服务能力；组建海洋保险创新实验室、海洋风险评估专家团队等，提升海洋灾害定损、生态风险保障等专业评估能力。三是提升专业水平。各银行保险机构为特色机构、专业团队配套了差异化信贷政策、产品定价、激励机制，鼓励在海洋经济领域深耕细作、做实做专；成立智慧海洋研究中心、设立海上风电研究室等，强化“政企学研”协同，提升涉海业务评估能力。 坚持产品创新，为涉海企业发展提供新选择。一是创新融资增信方式。银行机构积极拓宽抵质押物范围，探索海岛使用权、水域滩涂养殖权、养殖设备、船舶、码头、水产品仓单、海洋知识产权、碳汇收益权等抵质押贷款业务；探索发展“整村授信”“整园授信”“整域授信”，截至2025年末，累计对1.8万个信用村实施“整村授信”、授信金额超5000亿元，惠及140万个涉农主体。二是创新“蓝绿结合”产品。推动发布全国首份红树林金融支持文件，助力沿海生态保护修复；率先落地“海洋碳汇+综合保险+融资担保”模式、“生物多样性+蓝色碳汇+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入选广东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推广案例。三是创新共保模式。指导保险机构对海上风电项目、海洋牧场等共同承保，解决大项目承保落地本地难的问题；汕头市海洋牧场共保体创新运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的保险服务新模式。四是创新保障体系。推出商业型深海网箱养殖保险条款，创新“声呐+人工智能”技术识别活体鱼数量，金鲳鱼、马面鲀（剥皮鱼）等鱼种识别准确率达90%；推出黄立鱼等国家地理标志水产品气象指数保险、万山区海洋牧场风力指数保险、海洋碳汇价值综合保险等，形成良好先行示范效应。 坚持重点发力，推动海洋产业发展实现新跃升。一是大力支持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引导银行机构结合海洋牧场风险特点，研究制定专项授信评估体系，探索将养殖环境、设备抗风险能力、市场前景、环保绩效、海域使用权价值等海洋牧场特色指标纳入授信评价范围，推出“渔船贷”“生蚝贷”“青蟹贷”“鳗鱼贷”“鱼胶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指导出台现代化海洋牧场养殖综合保险行业示范条款。截至2025年末，辖内海洋牧场贷款余额为516.35亿元，同比增长7.71%；海洋牧场保险提供风险保障20.89亿元。二是大力支持传统优势产业。引导银行根据船舶、海工装备、海洋新能源等产业特点，加大配套流动资金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创新“一次开立、分期生效”的保函模式。截至2025年末，辖内银行机构为船舶公司开立保函余额超100亿元，提供海工装备、船舶制造贷款62.54亿元。引导保险机构为广东海上风电、海上石油能源等项目提供工程险、装备险、运输险等一揽子保障服务，辖内保险公司为船舶提供风险保障超2万亿元。支持全国首个线上航运保险要素交易平台在南沙落地发展，开展内河船舶险、远洋船舶险等多险种线上交易，完成线上交易保单7284单，累计实现保费收入2.47亿元，提供风险保障840.67亿元。三是大力支持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银行机构发展金融创新工具，落地全国首单新能源机构间REITs，目前已发放金额5.1亿元，为明阳智能风电场项目等提供了有力资金支持。鼓励保险机构发展水下设备保险，承保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超深水钻探能力的钻探船“梦想”号、中国首艘极地探险邮轮“海神号”，并为深潜器、无人船艇、水下机器人等新型海洋装备提供风险保障超10亿元。 践行“海洋强国”战略，推动“蓝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全球海洋经济正成为新增长极，世界主要海洋大国加速布局海洋价值链高端。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海洋经济单列为一项重点任务，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进入机遇挑战叠加的黄金战略窗口期。广东金融监管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有力践行“海洋强国”战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蓝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创建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勇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大梁。 立足经济所需，打造多层次、一体化金融服务机制。广东海洋产业呈现“周期差异、风险多样、主体分化”等特点，涉海企业金融服务需求专业性高、个性化强。广东金融监管局将以建立健全银行保险机构体系为抓手，深化金融与海洋经济融合发展、互促共进。一是鼓励专营模式。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在海洋产业集聚区域，积极设立海洋特色分支机构、海洋保险服务中心等特色化专营机构；鼓励特色机构深耕海洋市场，开展服务创新，积极先行先试，成为探索蓝色金融发展路径的有效载体。二是实施差异化管理。鼓励银行机构对涉海业务制定差异化信贷政策，在审批权限、信贷规模、人员配置、考核激励、财务资源等方面给予倾斜；指导保险机构集中优质资源，围绕风险管理、条款设计、费率厘定和理赔等，加强市场调研和数据积累，鼓励产品研发和推广。三是完善风险管控体系。引导银行机构结合海洋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规划等，科学评估涉海企业融资风险，打破单纯依赖抵质押物的风险管控模式，持续加大信贷投入、优化信贷结构；完善风险评价体系，优化信贷投向和结构；鼓励保险机构紧扣海洋经济风险状况，制定差异化保险费率，细分产品、精准定价，发挥“压舱石”作用。 立足产业特点，形成专业化、全链条金融产品市场。广东海洋经济总量大、产业覆盖面广，但存在企业多而不强、同质化程度较高、陆海联动不足等难题；金融服务“两头聚集、中间薄弱”问题突出，集中在传统领域、大型项目，对其他领域及中小型项目的支持力度仍有待提升。广东金融监管局将引导金融机构坚持服务为本、守正创新，聚焦重点行业，创新金融产品，助力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有效满足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需求。围绕涉海企业发展轨迹、不同周期资金需求，打造一揽子金融综合服务方案，提供支付结算、信贷融资、融资租赁、资产托管、风险保障、财务顾问等全方位配套服务，有力支持涉海企业发展。二是有力支持海洋科技企业发展。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落实“科技兴海”战略，对海洋科技企业研发差异化现金流估值模型、成长性评价模型，设立“海洋科创专项贷款”；积极推广涉海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首批次新材料应用保险、首版次软件保险、科技研发设备保险等。三是积极发展海洋供应链金融。鼓励银行机构对广东省海洋经济链主企业、核心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挖掘全产业链企业融资和服务需求，打造“链主+上下游”一体化服务，推广“整链授信”，提高各类型涉海企业融资能力。 立足风险管理，构建跨部门、多维度风险保护屏障。海洋经济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天然特征，给银行保险业务拓展、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广东金融监管局将着力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突破瓶颈，提升海洋风险管控能力，拓展蓝色金融发展空间。一是盘活海域资产。推动完善海洋资产产权抵质押登记制度，健全海洋资产价值评估体系，制定科学统一的评估指引，提高金融机构涉海资产评估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海域资产抵质押物贷款产品，开展“海域使用权+养殖设施”“海洋碳汇+质押”等组合抵质押贷款模式。畅通海洋资产流转渠道，推动完善海域使用权、涉海知识产权等流转交易规则，提升其流动性，降低处置成本。二是推动风险共担。推广“保险+银行”合作模式，开展保单质押融资等业务，以保险为增信基础，与信贷融资建立闭环风险防控体系。通过组建共保体、优化再保险安排等方式，完善海洋保险风险分担机制。推广“政银保担”四方合作模式，推动完善财政、保险机构、养殖户共同参与的海洋牧场风险分担机制，为涉海企业增信助力。三是实现多元化融资。强化债贷联动，支持银行机构通过“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专项债+配套融资”方式，运用“优先劣后”机制，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平衡；探索“科技立项+金融预授信”“知识产权质押+政府风险补偿”等授信新模式，帮助海洋科技企业拓宽资金渠道，稳步发展壮大。 立足数据赋能，探索共享式、数字化蓝色金融生态。涉海公共信息数据量大且分散，银行保险机构对相关数据缺乏统一查询渠道，信息获取难度高、效益低，制约了“蓝色金融”的发展。广东金融监管局将紧跟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潮流，充分挖掘海洋数据资产价值，提升银行保险机构对海洋产业、涉海企业的“画像”能力。一是打通数字信息壁垒。强化多方联动协同赋能，搭建政府部门、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重点涉海企业四方联动机制，建立配置高效、流动有序的海洋资源要素供给模式。支持建立“保险+灾害预警”联动机制，增设海洋气象观测站，加强监测数据对接，推动防灾减损功能提升。探索建设全省海洋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对海洋产业规划、用海审批、项目备案、养殖许可、企业信用、气象预警、风险预警、灾害统计等关键信息，实现数据共享、高效流转。二是加大数据建设投入。引导银行机构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加快研发专门针对涉海产业的获客、授信、风险管理模型，强化多场景获取收集、多维度分析运用涉海数据能力，加快产品创新；引导保险机构加强物联网、卫星遥感、声呐等科技运用，提升保险费率差异化定价专业度和风险管理能力。三是提升数据应用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加强与涉海高校、科研院所、重大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涉海企业等主体开展信息对接合作，打通科研成果、实操经验等“信息—信用”转化链条，做深做透数据分析和信息挖掘，赋能蓝色金融服务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 包祖明 | 产业追踪 摘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新质生产力作为新型生产力质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各个领域的发展模式。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智能装备等前沿科技的融合应用，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未来，农业将实现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将大幅提升，农民收入必将稳步增长，但农业发展模式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农业发展，模式创新，路径探索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软科学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河南实践研究”（252400410599）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农业始终扮演着基石的角色，它不仅滋养了无数生命，更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传统农业依赖于自然资源、劳动力密集及经验积累，始终面临着生产效率低、抗风险能力弱、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农业生产方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中，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进步与现代化管理理念深度融合的产物，以其高效、精准、智能的特性，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力量，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提升单个农场或企业的经济效益上，更关乎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重塑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进步，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为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影响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有力地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与质量[1]。借助智能化的农业设备以及精准的农业管理系统，农民能够更为科学地开展种植、养殖及灌溉作业，有效减少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推动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譬如，运用无人机对农田进行巡查并监测病虫害，能够及时察觉问题，采取相应举措，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凭借智能温室系统，可精准调控温度、湿度及光照等环境要素，为农作物营造出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2]。新技术的应用，不但使农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的收益，为农业发展注入了崭新的活力。 （二）新质生产力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传统的农业产业结构往往以种植和养殖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通过深加工和品牌化建设，农产品的附加值得到了显著提高，市场需求也不断扩大。同时，农业与旅游、文化等产业的融合，也为农业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例如，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不仅可以让游客体验到农村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还可以带动当地农产品的销售和农民的就业，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此外，新质生产力的注入，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进程与规模化发展，显著提升了农业产业的集中度及整体竞争力，这一变革有力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深度优化与全面升级，大大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三）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当前，人们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性遂成为消费者瞩目的核心。新质生产力能够让农业生产流程变得更为可控且可追溯。构建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后，消费者能够明晰地知晓农产品的生产流程、种植环境以及农药使用详情等信息，进而能够更加安心地选购农产品。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的进步亦推动了绿色农业与有机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产品品质与营养价值的提升。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健康食品的需求，也将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新质生产力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新途径 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催生出的大量就业契机，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开辟了全新路径[3]。诸如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对劳动力有大量需求，使农民得以在家门口获得就业机遇。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与效益，让农民的收入得以增加。农民能够借助发展特色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达成增收致富的目标。再者，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电商的崛起，这不仅可以拓宽农产品市场，为农产品开辟更广阔的销售渠道，更能够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为农村经济的繁荣注入新的活力。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农业发展模式创新 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农业发展模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变革。这种创新和变革通过引入智能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整个农业产业链条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变，推动着农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智能化农业生产模式 在新质生产力的强力驱动下，智能化农业生产模式如同一股强大的洪流，正引领着农业领域的深刻变革。精准农业凭借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RS）等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对农业生产流程的精准监测与管控[4]。智慧农业借助物联网技术，将农业生产中的各种设备设施紧密联结在一起，实现了智能化的控制与管理，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管理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农业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无疑又是一大耀眼的成果。它可以替代人工去完成众多重复性、高强度的劳作，既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与质量，又有效地削减了劳动成本，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二）绿色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主要包含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依据生态学原理，运用生态工程手段，力求达成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进。有机农业在生产时，坚决杜绝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的使用，转而采用有机肥料与生物防治等方法，致力于产出无污染、安全且优质的农产品。循环农业则着眼于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以此推动农业生产的资源循环运用，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进而提升农业的经济与生态效益。这三种农业发展模式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共同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以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通过促进农业与加工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延长农业产业链，旨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为农民增收开辟新路径。具体而言，就是：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使农产品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增值。同时，积极探索农业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业态，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增强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以农村为根基，全面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多元化、协同化的农村产业体系。通过建设农业产业园区，有效整合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旅游等多种功能，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农业的综合效益，还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农业发展路径探索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农业发展路径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场体现在农业生产方式向智能化、精准化的转变上的变革，更深层次地反映出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追求的新高度。面对未来挑战，需要持续探索更加高效且环保的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加强科技支撑、完善政策引导和加强人才培养等路径的探索，进一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绿色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美好愿景。 （一）加强科技支撑 农业现代化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使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程[5]。因而，加强科技支撑，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一方面，政府需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积极鼓励企业与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科技创新领域，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另一方面，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至关重要；要培育一批兼具创新能力与实践经验的农业科技人才，为农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同时，还应强化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拓宽视野、提升水平。此外，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也是重点工作。需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建设，切实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与普及率，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农民，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前迈进。 （二）完善政策引导 推动农业的蓬勃发展，完善政策引导是保障。多年来，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契合国情与国际惯例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但政策力度与效率仍有待提升。一方面，政府需积极制定并不断优化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确保农业发展拥有坚实的政策后盾。这些政策不仅要涵盖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还要特别关注农业创新发展的需求，为农业创新提供充足的政策激励与保障，从而营造出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同时，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也应成为财政投入的重点，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此外，加强金融支持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关键一环。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对农业企业和农民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效解决农业发展面临的资金瓶颈问题。 （三）加强人才培养 能安天下者，唯在得贤才。人才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农业人才培养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首要任务在于深化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水平。只有通过系统化、精准化的培训，才能培养出一批既富有文化底蕴，又精通现代农业技术，且擅长经营管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农业专业人才的培养亦不容忽视。为此，需进一步加强农业院校与科研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孕育更多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经验的农业专业人才提供肥沃土壤，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此外，吸引人才返乡创业也是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一环。政府应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如资金扶持、税收减免等，吸引高素质、有技术、懂管理的外出务工人员及大学生带着先进理念和技术回归故里，投身农村农业创业浪潮，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注入新鲜血液，共同绘制农业繁荣发展的新蓝图。 四、结语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为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宽广道路。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不仅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提升的催化剂，更是农业发展模式和路径创新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优化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促进农业与多产业的深度融合，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日益深化，新质生产力将在农业领域展现出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推动农业向更加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的新时代迈进，实现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从而书写强农惠农富农新篇章，使我国农业根基牢固、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张文武，张为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主体架构与实现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4（1）：56-64. [2]董伟.智能农业装备在设施农业中的应用研究[J].河北农机，2024（7）：16-18. [3]王琴梅，杨军鸽.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6）：61-72. [4]王娜.以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现代化[J].行政管理改革2023（8）：13-23. [5]李孝忠.资源要素配置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24（2）：70-78. 新乡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王杰；红旗渠干部学院教师 李小芬 摘要：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推动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其创新力的提升关系到制造强国建设进程。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技术融合正推动制造模式和创新体系的重构，产业创新能力呈现智能化、集群化发展趋势。探究了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力提升过程中存在的挑战，从创新链、人才链、供应链和技术链的角度上提出了创新力提升的探索路径。 关键词：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力 0 引言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指出，要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支撑，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创新能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创新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根本动力。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技术密集度最高、创新带动作用最强的产业，承担着推动工业体系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面对全球制造业竞争压力，加速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制造业深化融合，将对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与全球竞争力强化具有战略意义。 1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1.1 产业规模稳定增长 近年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总体保持稳定扩张态势，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成为带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1]。202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提到2024年国内规模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4.6%；截至2025年6月，其占比增至3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0.2%，对工业增长贡献显著。在国际出口规模方面，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5.43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出口交货值较上年增长24.2%。我国制造业逐渐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装备制造业逐渐成为引领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关键力量。 1.2 核心技术国产化率提升 当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取得实质性进展，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和高端装备的国产化水平稳步提高。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增速高于全部规模工业3.1%，其中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等高端技术领域增长显著，增加值分别增长18.3%、18.1%、16.7%，创新活力不断增强。核心装备和关键零部件国产化进程加快，超大吨位起重机、超长风电叶片、国产盾构机主轴承等领域技术水平持续提升，部分产品的性能已达到国际领先标准[2]。尤其是国产大飞机、轨道交通装备、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等重大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已经独立实现了从产品设计到技术研发再到批量化生产的全产业链管理。 1.3 国际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随着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品牌影响力的增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使我国高端装备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更强的综合竞争优势。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在核心技术与产品性能上持续突破，在国际上获得了更高的认可度。2025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其中提到2025年上半年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首位，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已达147.2万件，创新成果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同时，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以现金表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报告公布数据可知，2021—2025年期间，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新型电力系统、航空航天等领域提出国际标准提案880项，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约532项，在全球产业技术规则体系中的话语权明显增强。这些均体现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2 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力提升面临的挑战 2.1 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偏低 当前，全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35%，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导致高端装备制造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积累了大量科研成果，但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效率依然偏低[3]。其成因主要为科研院所和制造企业在创新链条上存在脱节现象，科研成果无法及时与产业需求形成有效衔接。部分科研机构在项目开发阶段侧重理论突破，而企业在应用环节更关注成本控制和生产效率，二者之间缺乏协同，导致成果转化过程存在延迟。企业内部的技术吸收与再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成熟的成果孵化体系，使部分高价值技术陷入研发结束、应用停滞的困境。 2.2 复合型人才供给结构失衡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创新活动依赖大量掌握工程技术、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和数据分析等复合能力的人才，但当前我国在这类人才的供给结构上存在明显失衡。一方面，高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仍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全国开设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等相关专业的高校仅300余所，年培养规模不足10万人，专业偏重理论，实践环节薄弱。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创新培训体系尚不完善。受资金限制中小企业培训投入占比较小，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有限，关键岗位出现“有技术缺经验、有理论缺实操”的矛盾，使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在关键创新环节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压力。 2.3 产业链配套能力支撑薄弱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依赖于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产业链的协同直接决定了技术成果能否实现规模化应用。然而国内产业链配套体系尚未形成高效协同的创新格局，部分环节存在技术衔接与协作效率问题。其中，上游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和专用设备的自主配套能力不足，使得创新研发环节常受到制约，技术验证与产品试制周期被迫延长；中游制造环节在工艺集成、质量控制和智能协同方面与创新设计环节衔接不紧密，创新成果难以及时进入工程化与批量化阶段；下游制造和应用环节未能及时向研发部门传递产品性能和市场需求等信息，导致新技术在推广和改进过程中缺乏有效反馈，创新成果难以持续优化。 2.4 国际技术封锁力度加大 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愈加严峻的国际封锁压力。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收紧高端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限制关键装备与核心元器件的外部供应，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拓展。美国商务部多次更新出口管制清单，对中国半导体制造所需的设备、技术实施严格限制，仅2024年12月2日新增受限实体就达到140个，涵盖晶圆、光刻设备及相关投资公司。欧盟方面，2025年4月实施对中国高空作业机械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最高征收关税达66.7%，进一步提高机械设备的能效与环保技术标准，增加了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技术门槛。国际方面的封锁在半导体装备、航空航天、新能源及精密制造等关键领域形成叠加效应，使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在技术引进、设备采购与国际合作上承受更大压力，严重阻碍了企业创新进程。 3 人工智能助力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力提升的现实路径 3.1 推进智能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提升创新链产业化衔接效率 高端装备制造业在创新链条上环节众多，人工智能则是连接科研机构、制造企业与市场需求的重要纽带。 1）建立统一的数据集成体系。将科研数据、设计模型、生产参数和市场需求等信息以标准化格式接入平台。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动态分析和结构化整合，形成可持续更新的技术资源数据库，使科研成果在不同研发主体间实现数据互通与知识共享。 2）构建成果匹配与推送机制。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对科研成果的技术成熟度、适用场景及产业应用价值进行深入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企业生产需求、装备升级相匹配，提高技术供需匹配效率。 3）嵌入基于人工智能的产业化验证系统。通过虚拟仿真、数字孪生和生产工艺优化算法，对创新成果的可制造性、经济性和可靠性进行预评估。借助智能预测模型指导技术的工艺调整，使成果转化从实验室阶段顺利延伸至量产环节，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3.2 打造智能人才培养机制，优化高端装备创新人才结构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创新活动离不开高质量人才体系的支撑，智能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也对人才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1）建立基岗位需求识别系统，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的人才需求进行智能预测。通过对企业招聘信息、岗位技能要求及生产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分析，形成人才需求数据库，动态更新各岗位的技能权重和知识要求。高校与企业可依此调整课程体系与培养方向，构建从工程设计、智能制造到系统控制的人才培养路径，确保培养内容与产业技术发展保持同步。 2）建设面向全产业链的智能实训平台，将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仿真系统结合，构建真实生产环境下的数字化训练场景。企业可将内部生产数据与研发模型接入平台，使培训过程与企业创新实践直接对接，形成“学习—应用—再提升”的培养机制。 3）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才成长评估体系，对员工在创新项目中的表现进行量化分析。通过算法模型对员工在研发设计、数据分析、智能控制等环节的参与度与贡献度进行智能评估，生成动态成长曲线，用于调整岗位职责与培训计划。通过上述举措可以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提供精准、持续的创新人才供给支撑。 3.3 构建智能供应链协同体系，增强关键环节创新支撑力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供应链体系的协同水平，构建高效、智能的供应链协同体系是推动产业持续创新的重要支撑环节。1）建立数据资源协同平台。整合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生产、采购、物流及研发数据，形成统一的数据接入与共享标准。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不同环节数据进行分类与建模，建立涵盖原材料供应、制造执行、产品交付等全过程的动态数据仓库。 2）完善智能协同机制。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搭建跨企业协同调度系统，实现供应链各节点的资源配置与任务分配的自动化管理。通过算法分析各环节的产能利用率、工艺进度及设备状态，对生产任务进行动态分配与优先级排序；利用预测模型提前识别可能出现的资源短缺与流程延误，将调整方案反馈至相关企业，实现制造环节与供应环节的同步。 3）构建智能供应链运营体系。建立基于人工智能学习算法的自适应优化系统，对供应链整体运行进行持续监测与调整。系统应定期汇总历史生产数据、运输记录及市场需求信息，训练优化模型以发现资源配置、物流调度中的规律，据此自动生成最优运营策略。企业可将模型结果与实际执行数据进行比对，不断修正算法参数，实现供应链运行策略的动态优化。 3.4 建立智能化自主攻关体系，加强技术封锁下的自主创新能力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持续创新离不开自主研发体系的建设，建立智能化自主攻关体系是加强产业核心创新力的重要路径。 1）建立智能化研发基础平台，形成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自主研究体系。平台应整合材料科学、结构设计、工艺控制和系统测试等多领域的研发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实验数据、设计参数及仿真模型进行统一建模。通过建立高精度知识图谱与技术模型库，实现科研数据的交叉引用，使研发人员能够在统一的数据环境中进行技术验证。 2）构建自主实验验证体系。建立统一的实验数据库，整合设备运行参数、材料性能数据和试验结果，通过算法进行模型训练，自动识别实验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和潜在改进空间。研究人员可利用智能仿真平台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多场景对比验证，系统根据结果自动调整实验参数并优化设计路径，逐步形成完善的智能攻关机制。真正在智能技术、体系辅助下打破高端装备制造核心技术的封锁，提升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4 结语 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入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创新体系注入了持续动力，使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与价值创造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关系。未来，应深化人工智能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中的应用，逐步形成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全面提升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成东，李光斌，蔡渊渊.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自主技术创新效率稳定性及影响因素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22）：58-67. [2]王金，陈楠希，周华，等.数字经济冲击下高端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J].西南金融，2023（7）：65-80. [3]杨瑾，薛纯.开放式创新环境下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研究[J].软科学，2022，36（9）：37-44. [4]李梅芳，刘雨菁.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成因素对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的影响分析[J].科研管理，2025，46（3）：28-37. 西安石油大学 宋成功 一、2025年中国钢铁产业概述 2025年，中国钢铁产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聚焦强治理、优供给、促转型、扩消费、增合作，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行业整体运行态势如下：供强需弱格局延续，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大；钢材出口量创新高，进口量连续下降；钢材价格同比下降，波动区间较小；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行业运行质效提升；环保指标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与此同时，产业集中度创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的历史新高，头部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行业发展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其中表观消费量下滑、钢材价格阶段性波动、部分低附加值品种供需矛盾等问题尤为突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仍需全行业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二、2025年中国钢铁产业核心领域总结 （一）生产领域：产量微调，结构优化，集中度提升 2025年，中国钢铁行业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学调控生产节奏，产量呈现“总量微调、结构优化”的运行态势。具体来看，全国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达到8.36亿吨、9.61亿吨、14.46亿吨，同比分别下降3.0%、4.4%、增长3.1%，产量调控精准契合市场供需变化。从月度运行节奏分析，产量呈现“上半年稳中有升、下半年逐步回落”的阶段性特征，其中12月粗钢日均产量较11月环比下降9.4%，这一调整充分体现了行业企业对年末市场需求回落、库存压力上升等情况的灵活应对能力，彰显了行业市场化调控水平的持续提升。 在区域生产格局方面，传统产钢大省依旧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河北、江苏、辽宁、山东、山西五大省份仍是粗钢产量前五名，合计产量达4.96亿吨，占全国总量的51.6%，区域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其中，作为传统钢铁大省的河北省，2025年粗钢产量降至1.91亿吨，同比下降4.6%，首次低于2亿吨，这是河北省持续推进钢铁产业去产能、促转型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区域钢铁产业绿色转型取得阶段性突破。从产量增减情况来看，区域分化态势明显，山西、陕西两省粗钢产量降幅较大，分别达到9.5%和10.3%，主要源于两地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升级和环保管控的持续加严；而青海粗钢产量同比增幅达11.2%，成为全国产钢省份中增长最快的地区，主要得益于当地钢铁项目的合理投产和区域产业布局的优化。此外，材钢比持续提升成为行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亮点，2025年全国材钢比达1.83，较上年进一步提高，充分体现出中国钢铁行业钢材深加工能力、产品附加值提升的良好发展趋势。 产业集中度显著提高是2025年钢铁行业发展的突出亮点，行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数据显示，2025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占全国比重达到83.1%，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CR10达到43.1%；22大钢（即2024年粗钢产量超千万吨企业）粗钢产量占全国比重达60.6%，同比提升1.0个百分点，头部企业的规模优势和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从企业规模来看，全年共有23家钢铁企业粗钢产量突破千万吨，较2024年增加1家，其中安阳钢铁、普阳钢铁两家企业首次跻身千万吨级钢铁企业行列，标志着行业企业兼并重组、产能整合的成效持续显现，产业格局不断优化。 产品结构持续向高端化、差异化转型，成为2025年生产领域的另一重要特征。重点统计企业21大类钢材品种中，有13个品种产量实现同比增长，其中中小型型钢、中板产量增幅尤为显著，分别达到13.5%和8.3%，此类产品主要用于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市场需求旺盛。与此同时，钢筋、线材（盘条）等低附加值、高耗能品种产量实现有序收缩，同比分别下降6.8%和5.9%，这一“增优减劣”的调整态势，有效推动了行业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高附加值钢材品种占比稳步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 （二）进出口领域：出口创新高，结构更趋合理 2025年，得益于全球钢铁市场需求的逐步复苏、中国钢铁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以及进出口政策的精准引导，中国钢铁产品进出口呈现“出口大幅增长、进口小幅下降”的良好态势，进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竞争力持续增强。从进出口总量来看，全年钢材出口量达1.19亿吨，同比增长6.7%；坯材折粗钢净出口量1.31亿吨，同比增长17.0%，出口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彰显了中国钢铁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出口品种结构的持续优化，是2025年钢铁进出口领域的核心亮点，高附加值品种出口增长态势显著。其中，镀层板（带）出口量达2148.0万吨，同比增长13.1%，成为中国钢材出口量最大的品种之一，此类产品具有耐腐蚀、使用寿命长等优势，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建筑等领域，深受全球市场青睐。此外，线材、中小型型钢出口增幅表现亮眼，同比分别达52.3%和52.2%，增幅均超50%，体现出中国中低端钢材品种在性价比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热轧薄宽钢带、特厚板、中厚宽钢带等部分品种出口有所回落，这一变化并非需求疲软所致，而是行业主动调整出口结构、向高附加值、差异化产品转型的具体体现，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钢铁出口产品的整体盈利水平。在出口均价方面，受全球钢铁市场价格波动影响，21大类钢材品种中有20种同比下降，但整体出口价格保持平稳，未出现大幅波动，有效保障了出口企业的合理盈利空间。 进口方面，2025年中国钢铁产品进口呈现“总量下降、结构优化”的态势，进口主要聚焦于弥补国内高端品种供给缺口，有效服务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全年钢材进口量606万吨，同比下降11.1%；钢坯进口量82万吨，同比下降54.1%，进口总量的下降主要源于国内钢铁产能供给充足，有效替代了部分进口产品。从进口品种结构来看，热轧薄板、中小型型钢进口量同比增幅显著，分别达到161.9%和45.5%，此类产品多为国内产能供给不足的高端品种，主要用于高端机械制造、精密仪器等领域，进口的增加有效弥补了国内高端钢材的供给缺口，保障了下游高端产业的发展需求。 （三）供需与库存：需求下滑，库存回落，价格稳中趋弱 需求端来看，2025年中国钢铁行业需求整体呈现下滑态势，主要受房地产、基建等传统下游行业复苏乏力的影响，新兴产业需求尚未完全释放，供需平衡压力持续存在。数据显示，全年粗钢表观消费量达8.29亿吨，同比减少6341万吨，降幅达7.1%，创下近年来较大降幅。从月度运行态势来看，粗钢表观消费量呈现“下半年持续回落”的特征，其中12月粗钢表观消费量仅为5572万吨，同比降幅达15.3%，为全年最大降幅，主要原因是年末房地产行业施工进度放缓、基建项目收尾，下游行业需求进入季节性低谷，同时部分企业提前放假，进一步减少了钢材采购需求。 库存方面，2025年中国钢材库存整体呈现“上半年回落、下半年震荡”的运行态势，年末库存持续走低，行业去库存成效显著，有效缓解了市场供需压力。具体来看，12月末，全国主要钢材市场五种钢材社会库存量达721万吨，环比下降13.4%，同比增长9.4%；重点统计企业钢材库存1414万吨，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14.3%。年末库存的环比下降，主要得益于行业企业主动调控生产节奏、减少库存积压，同时下游行业虽需求疲软，但仍有刚性采购需求，带动库存消化。尽管库存同比仍有增长，但整体库存水平处于合理区间，且库存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品种库存占比提升，低附加值品种库存逐步收缩，为后续行业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价格方面，2025年中国钢材价格整体呈现“稳中趋弱、震荡运行”的态势，年末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波动幅度可控。从价格指数来看，12月末，国内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91.87点，同比下降5.7%；其中长材价格指数94.17点，同比下降6.0%；板材价格指数90.00点，同比下降5.8%，三大品类价格指数均呈现同比下降态势，反映出全年钢材市场整体供需宽松的格局。从具体品种来看，8大主要钢材品种价格涨跌不一，高线、螺纹钢、角钢等长材品种环比小幅上涨，主要受年末部分地区基建项目赶工、刚性需求释放的带动；而中厚板、冷轧薄板、无缝管等板材品种环比有所下跌，主要源于下游制造业需求复苏乏力，采购需求不足。总体来看，全年钢材价格未出现大幅暴涨暴跌的情况，整体运行平稳，体现出行业市场化调控能力的持续提升。 盈利水平方面，2025年钢铁行业不同品种盈利差距逐步缩小，盈利结构持续优化。一是原燃料价格整体回落，有效缓解了钢铁企业的成本压力，尤其是板材生产企业的成本下降更为明显；二是板材产品结构优化，高附加值板材品种占比提升，带动产品盈利水平改善，而螺纹钢等长材品种受需求疲软影响，盈利水平虽仍处于低位，但与板材品种的差距逐步缩小，行业整体盈利结构更加均衡。 （四）原燃料领域：供应充足，价格震荡回落 铁矿石市场方面，2025年整体呈现“供应充足、价格震荡运行、年末略有回升”的态势，供应过剩压力阶段性凸显。从进口数据来看，全年进口铁矿石12.59亿吨，同比增长1.8%，进口量保持稳定增长，为国内钢铁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从库存情况来看，年末进口铁矿石港口库存量达1.66亿吨，环比增长4.3%，相当于53.0天的消耗量，较近5年平均水平高出14.6天，港口库存处于高位，供应压力较大。价格方面，12月末普氏中国北方62%铁精粉CFR价为108.5美元/吨，环比上涨2.4%，同比上涨8.5%，年末价格的小幅回升主要受短期备货需求增加的带动，但全年价格整体低于2024年同期水平，有效缓解了钢铁企业的铁矿石成本压力。值得重点关注的是，12月铁矿石供应量与消耗量差值达6217万吨，创下年内新高，反映出年末铁矿石市场供给过剩压力显著，预计将对后续铁矿石价格形成一定压制。 煤焦及废钢市场方面，2025年价格整体呈现“震荡运行、年末回落”的态势，年末价格的回落进一步缓解了钢铁企业的成本压力。具体来看，12月末，重废到厂含税汇总均价为2061元/吨，环比上涨0.4%，同比下跌6.6%；1/3焦煤汇总均价为1246元/吨，环比下跌2.8%，同比下跌11.9%；准一级干熄焦汇总均价为1650元/吨，环比下跌9.1%，同比下跌9.8%。煤焦价格年末回落，主要源于国内煤炭产能释放充足，煤焦供应保障能力提升，同时钢铁企业年末生产节奏放缓，对煤焦的采购需求减少，供需宽松格局导致价格回落。废钢价格则受钢材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呈现阶段性调整态势，年末虽有小幅环比上涨，但同比仍处于低位，废钢作为钢铁生产的重要原料，其价格的平稳运行，有助于钢铁企业优化原料结构、控制生产成本。 成本结构方面，2025年钢铁行业原料价格与钢材价格的联动性进一步增强，螺矿比、螺焦比等关键指标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其中，螺矿比连续6个月处于历史低位，2026年1月螺矿比为4.01，较近12个月均值4.08略有下降，反映出螺纹钢价格与铁矿石价格的比值持续偏低，螺纹钢生产企业的成本压力相对较大；螺焦比为1.83，低于近12个月均值1.96，同样反映出螺纹钢价格与焦煤价格的比值处于低位。这种成本结构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原料价格与钢材价格的联动效应，也反映出2025年钢铁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仍面临一定压力，后续随着钢材价格回升和原料价格稳定，行业成本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 （五）能耗与环保：能耗稳控，碳市场稳步发展 能耗方面，2025年中国钢铁行业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导向，重点统计企业能耗指标整体保持稳控态势，主要工序能耗同比呈现下降趋势，能耗管控成效显著。具体数据显示，全年吨钢综合能耗为556.0kgce，同比上升1.1%；吨钢电耗为492.lkWh，同比上升3.0%；吨钢耗新水量为2.34t，同比上升2.4%。尽管部分综合能耗指标略有同比上升，但主要源于全年钢铁生产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电炉炼钢产量占比提升，导致电耗等指标小幅上升。从月度和工序能耗来看，12月吨钢综合能耗、电耗环比略有上升，但烧结、球团、焦化、炼铁、转炉炼钢等主要工序能耗同比均实现下降，体现出行业在工序能耗管控方面的成效显著。轧钢工序能耗方面，多数工序能耗同比小幅下降，其中涂层、热轧窄带钢等工序能耗降幅显著，反映出轧钢环节节能降耗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环保方面，2025年中国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碳市场建设稳步推进，环保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行业环保水平持续提升。从碳市场运行情况来看，2025年12月，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总成交量达4718.33万吨，总成交额30.87亿元，均价65.4元/吨，环比上涨13.3%，年末碳配额价格的上涨，反映出碳市场对企业碳减排的约束作用逐步增强，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的积极性持续提升。截至2025年年末，全国碳市场CEA累计成交量达8.65亿吨，累计成交额576.63亿元，碳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化碳减排机制逐步完善。与此同时，地方碳市场同样稳步发展，12月地方碳市场总成交量达402.1万吨，环比增长106.2%，其中湖北、天津碳市场成交量居前，地方碳市场的发展进一步补充了全国碳市场的覆盖范围，推动形成“全国+地方”协同推进的碳减排格局。 政策层面，2025年国家密集出台多项环保及碳管理相关政策，为钢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推动钢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迈入规范化、体系化阶段。其中，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设工作指引》，进一步完善了钢铁产品碳足迹核算体系，为企业开展碳足迹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撑；财政部等九部门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明确了钢铁企业气候相关信息的披露要求，推动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公布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其中包含多家钢铁企业园区，推动钢铁企业园区向零碳化转型，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标杆。这些政策的落地实施，进一步强化了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推动行业逐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六）经济效益：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资产质量改善 2025年，受益于原燃料价格回落、产品结构优化、行业供需格局改善等多重有利因素，中国钢铁企业经济效益实现同比增长，创下近年来较好成绩。从整体数据来看，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全年营业收入达60988.5亿元，同比下降3.1%，营业收入同比小幅下降主要源于钢材价格整体稳中趋弱，尽管产量结构优化，但整体价格水平的下降对营业收入形成一定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利润总额达1151.5亿元，同比增长140.2%，增幅高达1.4倍，盈利增长态势十分显著；销售利润率达1.9%，同比提升1.1个百分点，企业盈利效率持续改善。 资产质量方面，2025年钢铁企业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加强资金管理，企业负债水平稳步下降，资金运转效率有所提升，资产质量持续改善。具体来看，2025年年末，重点统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1.7%，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的持续下降，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提升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两金”（应收账款和存货）占比为14.3%，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但低于近24个月均值0.7个百分点，整体处于合理区间。其中，存货规模同比下降3.1%，反映出企业库存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去库存成效显著，有效减少了资金占用；应收账款小幅增长1.6%，主要源于下游行业复苏乏力，部分企业付款周期延长，但整体增长幅度可控，企业资金流动性整体良好，资金运转效率持续提升。 重点企业表现突出，成为带动行业盈利增长的核心力量，行业盈利格局持续优化。2025年，20家千万吨级钢铁企业利润总额合计达717.0亿元，占重点统计企业利润总额的62.3%，其中18家企业实现盈利，盈利覆盖面达90%，头部企业的盈利优势十分显著。具体来看，宝武集团利润总额超200亿元，继续领跑行业，凭借其规模化优势、产品结构优势和成本管控优势，持续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湖南钢铁集团利润总额超90亿元，河钢集团、首钢集团利润总额均超60亿元，头部企业的盈利稳定性持续增强。与此同时，多家企业实现盈利改善，行业盈利格局从“头部集中”逐步向“整体优化”转变，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三、2025年钢铁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2025年中国钢铁产业在产量调控、结构优化、环保提质、效益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但结合行业运行实际来看，行业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亟待全行业共同解决。一是下游需求疲软的压力持续存在，2025年粗钢表观消费量同比下降7.1%，其中房地产、基建等传统下游行业复苏乏力，房地产行业施工面积下滑、新开工项目不足，基建行业投资增速放缓，对钢材需求的拉动作用减弱；同时，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需求尚未完全释放，难以有效对冲传统行业需求下滑的压力，行业供需平衡压力仍较为突出。二是产品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尽管高附加值钢材品种产量占比稳步提升，但高端特种钢材、精密钢材等产品的供给仍存在缺口，部分产品仍需依赖进口；与此同时，钢筋、线材等低附加值品种产能过剩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产能利用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产品同质化竞争较为激烈，不利于行业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三是成本压力仍未得到根本缓解，尽管年末原燃料价格有所回落，但铁矿石等核心原料供应过剩与价格波动并存，国际铁矿石价格受全球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导致钢铁企业成本控制难度较大；同时，环保投入、节能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支出持续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四是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尽管行业能耗和环保指标持续改善，但电炉炼钢能耗偏高的问题仍较为突出，碳减排技术研发和应用仍需加大投入，部分中小企业绿色转型能力不足，难以适应日益严格的环保和碳减排要求；同时，碳市场对企业的约束作用逐步增强，企业碳减排压力持续加大，绿色低碳转型的资金、技术压力凸显。五是行业竞争仍较为激烈，头部企业凭借规模、技术、成本产品结构等优势，盈利水平持续提升，而部分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较小、技术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盈利能力较弱，甚至出现亏损，行业分化态势进一步加剧；同时，行业兼并重组步伐仍需加快，产业整合的深度和广度仍需提升，以进一步优化产业格局，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 四、2026年中国钢铁产业展望 展望2026年，中国钢铁产业将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牢牢把握“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防风险”的核心工作要求，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行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总体来看，2026年中国钢铁行业运行将呈现“供需趋于平衡、结构持续优化、绿色低碳提速、效益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机遇与挑战并存，行业将在转型升级中持续迈向高质量发展。 生产方面，2026年中国钢铁行业生产调控将更加精准灵活，预计全年粗钢产量将保持平稳运行，同比呈现小幅波动，产量调控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供需平衡，避免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的极端情况出现。产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随着行业兼并重组步伐的加快，头部企业的规模优势和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增强，行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持续提高，产业格局将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转型将持续深化，行业将继续加大高附加值、高端化、差异化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力度，高附加值钢材品种产量占比将稳步提升，重点聚焦高端特种钢材、精密钢材等缺口品种的产能提升，逐步弥补国内高端品种供给缺口；同时，钢筋、线材等低附加值品种产量将继续优化收缩，产品同质化竞争问题将得到一定缓解。此外，电炉炼钢将迎来快速发展，行业将加大电炉炼钢工艺优化和节能技术应用力度，推动电炉炼钢产量占比提升，助力绿色低碳转型。 进出口方面，2026年中国钢铁产品进出口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升级。出口方面，受全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出口可能有所放缓，但出口规模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出口结构将持续向高附加值品种倾斜，镀层板（带）、高端板材等高附加值品种出口占比将持续提升，同时将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降低对传统市场的依赖，提升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水平。进口方面，将继续聚焦高端钢材品种，重点进口国内供给不足的高端特种钢材、精密钢材等产品，弥补国内高端品种供给缺口，进口量将保持稳定。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国际贸易摩擦、汇率波动、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等因素，仍将对钢铁产品进出口产生一定影响，行业企业需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降低各类风险。 供需与价格方面，2026年中国钢铁行业供需格局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供需趋于平衡。需求端来看，随着国家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房地产行业有望逐步企稳回升，基建行业投资增速将保持稳定，对钢材需求的拉动作用将逐步增强；同时，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将快速发展，新兴产业需求将持续释放，有效对冲传统行业需求波动的影响，预计全年粗钢表观消费量有望止跌回升，供需平衡压力将有所缓解。库存方面，预计全年钢材库存将保持合理区间波动，行业企业将继续优化库存管理，合理调控库存水平，去库存仍将是行业重点工作，库存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高附加值品种库存占比将持续提升。价格方面，随着供需格局的改善，钢材价格有望摆脱2025年的疲软态势，呈现稳中回升态势，但受原燃料价格波动、供需变化、全球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钢材价格仍将保持震荡运行，整体波动幅度将处于合理区间，行业企业盈利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 原燃料方面，2026年中国钢铁行业原燃料市场将保持平稳运行，供应保障能力将持续提升，原燃料价格整体将处于合理区间。铁矿石市场方面，全球铁矿石供应充足的格局仍将持续，国内进口铁矿石量将保持稳定，港口库存量将维持在较高水平，预计铁矿石价格将保持震荡低位运行，整体价格水平将低于2025年年末水平，有效缓解钢铁企业的铁矿石成本压力；同时，行业企业将进一步优化铁矿石采购结构，加大国产铁矿石的使用力度，降低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度，提升原料供应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煤焦市场方面，国内煤炭产能释放将保持充足，煤焦供应保障能力将持续提升，预计煤焦价格将保持平稳运行，受煤炭产能调控、季节性需求变化等因素影响，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但整体波动幅度可控。废钢市场方面，随着废钢回收体系的不断完善，废钢供应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废钢价格将随钢材市场变化联动调整，整体价格水平将保持平稳，废钢在钢铁生产中的替代作用将进一步增强，有助于企业优化原料结构、控制生产成本。此外，钢铁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成本管控，优化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等各个环节的成本管理，提升成本管控能力，扩大盈利空间。 绿色低碳与能耗方面，2026年中国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将进一步加快，能耗管控将更加严格，行业绿色发展水平将持续提升。能耗方面，国家将进一步强化钢铁行业能耗管控，出台更为严格的能耗标准，推动行业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研发和应用力度，优化生产工艺，降低主要工序能耗；重点推进电炉炼钢工艺优化，推动电炉炼钢能耗水平回落，提升电炉炼钢的节能降耗能力；同时，加大水资源循环利用力度，降低吨钢耗新水量，推动行业实现节能、节水、降耗协同发展。碳市场建设方面，将持续深化碳市场改革，优化碳配额分配机制，使碳配额分配更加科学合理，进一步强化碳市场对企业碳减排的约束作用，推动企业加大碳减排投入；同时，完善产品碳足迹核算体系，推动钢铁产品碳足迹标识推广应用，提升企业碳管理水平。此外，行业将加大绿色生产技术研发和应用力度，推动氢冶金、CCUS等低碳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打造绿色低碳生产标杆企业和园区，更多企业将纳入零碳园区建设范围，推动行业逐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经济效益方面，2026年中国钢铁企业经济效益将保持稳定，盈利水平将持续提升，盈利稳定性进一步增强。随着行业供需格局改善、产品结构优化、成本管控能力提升和产品附加值提高，预计全年钢铁企业利润总额将维持在较高水平，行业整体盈利水平将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同时，行业盈利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高附加值品种盈利占比将持续提升，不同品种、不同规模企业的盈利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更多中小企业将实现盈利改善，行业整体盈利格局将更加均衡。此外，钢铁企业将继续优化资产结构，持续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风险；加强应收账款和存货管理，提升资金运转效率，减少资金占用；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体来看，2026年中国钢铁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既面临着下游需求复苏、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等多重机遇，也面临着国际贸易摩擦、成本压力、碳减排等诸多挑战。未来，钢铁行业将持续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技术创新和绿色低碳投入，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逐步摆脱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端制造、绿色低碳、智能化方向迈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钢铁业》钢铁产业研究小组 摘要：数字孪生技术作为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正在深度赋能石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分析了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梳理了数字孪生技术在石化产业中的具体应用场景，并从强化技术融合，构建数字孪生技术底座；聚焦核心场景，推动全链条式应用落地；构建产业生态，促进产业主体全面协同；重视绿色引领，实现产业绿色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一些应用路径，以促进石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孪生技术，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引言 当前，技术范式的转变正引起产业管理模式的颠覆性变革，以数字孪生技术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化技术，为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明确表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对于石化产业而言，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数字孪生技术作为智能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既能够利用数据驱动、虚实结合等方式提升石化产业生产效率，又可以促进产业链生态系统优化，赋能产业绿色化、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研究对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发展与高质量转型具有现实意义。 1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升级，石化产业对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也进入了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加强了对行业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支持。根据财政部官网数据，在2023年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专项中，石化行业数字孪生项目获12亿元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各大石化头部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孪生技术创新应用，推动技术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转型。如中石化、中石油等广泛运用数字孪生技术进行设备预测性维护和供应链协同优化，促进了企业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根据2023年工业数据，中石化通过数字孪生模型覆盖80%的关键设备，实现故障率降低42%，年节约维护成本超10亿元。中石油通过供应链孪生平台整合生产计划、物流管理以及客户需求等信息，显著提升了供应链响应速度。 2 数字孪生技术在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应用场景 2.1 生产流程优化与智能控制 生产流程优化与智能控制是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1]。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构建虚拟生产线，可以实现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实时映射与交互，赋能生产全流程优化。同时，数字孪生技术通过集成工业互联网平台、SCADA系统、物联网传感器等，可以实时动态采集生产过程中的各类关键数据，包括流量、压力、温度等，并及时将这些数据映射至虚拟模型中，帮助管理者全面掌握生产状态，实现智能化生产调度和即时性管理。 2.2 节能减排与绿色化发展 绿色化、低碳化是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孪生技术通过能耗模拟与碳足迹追踪等，能够促进石化产业节能减排与绿色可持续发展。首先，通过构建包含能源系统的数字孪生体，可以及时追踪产业链各主体的碳排放足迹，并监测其生产工艺、物料流动等数据，对其碳排放进行精准计量和溯源。其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海量数据分析，可以帮助管理者准确识别碳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制定科学的减排策略，促进绿色化发展。最后，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模拟各种清洁能源替代方案，帮助石化企业选择更加优质高效的清洁能源，实现产业链整体的绿色化发展。 2.3 产业链协同与优化管理 产业链协同与优化是促进石化产业高效运作的关键。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产业链协同平台，可以整合全链条数据，提升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和响应速度。在上游资源开发中，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构建油气田的数字孪生模型，帮助企业模拟开采过程和地质结构，快速优化开采方案，提升开采效率[2]。在中游生产与制造环节，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构建炼化装置的数字孪生模型，实时监控生产过程和相关参数，促进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在下游产品分销与市场协同环节，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构建仓库和物流网络孪生模型，可以优化产品存储布局与运输线路，帮助相关主体规避安全风险，降低运输成本。 2.4 安全风险管控与应急协同 安全风险管控与应急协同是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石化行业的高危性，要求对安全风险进行全方位管控，而数字孪生技术在该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整合互联网传感器以及各关联系统中的数据信息，构建覆盖全厂区的安全孪生平台，能够实现安全工作的全面、渗透式管理，及时发现安全风险，提前进行预防性处理。在应急管理中，数字孪生技术还可以迅速利用三维建模技术生成事故模拟模型，监控事故变化趋势，为救援决策、人员疏散及风险处置等提供可视化、简洁化的数据支持。这种“预防—监控—处置”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极大提升了石化产业的风险管控能力，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3.1 强化技术融合，构建数字孪生技术底座 以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强化技术融合，构建数字孪生技术底座。第一，多源异构数据整合。运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技术等构建统一的数据传输、采集以及存储平台，全面整合机器设备、系统运行、工艺管理等各环节数据信息，实现多领域数据全面贯通和高度共享[3]。第二，多领域建模与仿真。结合石化产业发展需求，运用“三传一反”工艺机理构建精准模型，结合实时生产数据进行模型动态校准，推动物理工厂与虚拟工厂的全面映射。第三，智能算法与决策引擎。集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智能优化算法，动态赋能资源调度、工艺调整和故障预测，实现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全面实现智慧化管理。 3.2 聚焦核心场景，推动全链条式应用落地 聚焦核心场景，推动数字孪生技术全链条式应用落地，是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一，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模拟设备运行流程，实时检测设备运行状态、健康状况和周期运行特点等，便于开展预测性维护，降低非计划停机率，实现生产过程的高效化。第二，生产流程智能管控。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建立智能生产监控模型和三维可视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的全面映射，数据同步交换，促进生产工艺调整、技术优化。第三，安全监控管理。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应急预案管理平台，动态模拟泄漏、火灾等场景，提升应急响应速度。第四，节能减排管理。依托数字孪生模型，实时监测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并根据监测结果调整生产过程或原材料引进，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助力产业绿色化发展。 3.3 构建产业生态，促进产业主体全面协同 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主体的深度协同，应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产业生态体系，实现多主体有机互动。首先，跨企业数据共享与协同设计。结合产业链运行特点，利用数字孪生平台实现供应商、客户等协同，帮助企业快速发现产品缺陷，及时进行产品改进或新产品研发，降低试错成本；依托平台中的信息交互，构建供应链一体化系统，实现原材料供应与生产过程、产品研发高度同步，降低资源浪费。其次，智慧园区与产业集群管理。建立石化园区级数字孪生平台，全面整合园区物流、运输、安全、环保等数据，促进园区资源的协同管理与优化配置。最后，产学研深度融合管理。引导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共建数字孪生创新中心，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为产业生态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3.4 重视绿色引领，实现产业绿色持续发展 以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石化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应做好如下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碳排放与全周期管理。建立覆盖原材料采集、运输、生产、分销全周期的碳排放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模拟不同工艺路线，准确识别碳排放数据，制定合适的减排措施。二是推动能源与资源高效利用。构建能源梯级利用模型和监测平台，准确识别各生产环节的耗能，并推荐节能方案，促进能源管理过程优化，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三是清洁生产与环保合规。建立环保数字孪生平台，模拟废气、废水等装置运行状态，通过数据分析和深度对比，确保排放达标。同时准确模拟污染物环境影响和扩散路径，帮助企业优化生产过程，确保清洁生产合规。 4 结语 数字孪生技术能够提升石化产业运作效率，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该技术所构建的虚拟模型与物理实体之间能够实时联动、相互作用，帮助管理者根据市场需求、行业特点等制定科学的管理策略，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决策支持水平。未来，石化产业应进一步强化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戴厚良，陈建峰，袁晴棠，等.我国化工石化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4，26（6）：223-232. [2]索寒生，贾梦达，宋光，等.数字孪生技术助力石化智能工厂[J].化工进展，2023，42（7）：3365-3373. [3]王子宗，索寒生，赵学良.数字孪生智能乙烯工厂研究与构建[J].化工学报，2023，74（3）：1175-1186. 西安石油大学 白鹭青 | 区域经济 情绪经济本质是消费需求从满足“实用价值”向满足“情绪价值”演进引发的消费逻辑与产业图谱重构。我省拥有近一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发展情绪经济既是推动消费升级、激发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 发力服务消费，情绪经济成为增长新亮点 近年来，我省以文旅文创融合为突破，推动沉浸式演艺、汉服体验等情绪消费新业态快速发展，为全省促消费、惠民生注入了新活力。 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消费活力全面释放。2025年，全省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1亿人次、旅游收入1.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5.0%，其中以沉浸式体验、情感共鸣为核心的情绪类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全年举办50场大型营业性演出，门票收入5.78亿元，“演艺+文旅”等模式带动二次消费36.68亿元。汉服体验、国风摄影、非遗手作等情绪消费业态呈集群化发展，成为年轻人解压治愈的重要方式；萌宠经济、解压疗愈、怀旧复古等细分业态加速崛起，全省宠物产业从业人员已超20万人，宠物养殖规模排名全国第二。 文旅文创率先出圈，核心赛道多点开花。沉浸式文旅成为情绪经济核心支柱，洛邑古城推动“汉服+灯光秀+巡游”常态化，带动周边香道坊、手作工坊等形成情绪消费生态圈；开封万岁山武侠城以情绪价值为核心，锚定游客从“观光游览”到“情感共鸣与情绪满足”的需求升级，构建了高参与度的沉浸式武侠体验场景，成为2025年文旅市场的“现象级”案例。悦己消费赛道持续扩容，郑州丹尼斯大卫城泡泡玛特门店年销售额稳居全国前列；眷茶甄选非遗联名“泥咕咕”上线即售罄，今年春节整体业绩同比增长120%。 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产业支撑持续强化。政策供给层面，我省先后出台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实施服务业新供给培育工程，深入开展郑州、洛阳国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为情绪经济发展营造宽松环境；基础设施层面，全省千兆光网实现乡镇以上区域全覆盖，1万余公里旅游公路把200多家4A级景区穿珠成链，为“线上传播+线下体验”提供了有力支撑；消费载体层面，全省各类文化场馆、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数量居中部地区前列，400余家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开展研学旅游，为情绪经济落地提供了充足场景。 根植中原大地，情绪经济本土特征鲜明 我省情绪经济聚焦自身资源禀赋的独特性和消费者情绪的共振点，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发展路径。 文化内核驱动：“文化+情绪”具有强烈的在地性。河南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其情绪经济的最大特征是自带情感共鸣，几乎所有现象级IP都能在中原文化里找到精准的“情绪锚点”。从《唐宫夜宴》到开封武侠体验项目，本质上都是将厚重的历史文化通过年轻化、轻量化的表达，转化为能共情、能体验的情绪产品。这种“文化为根、情绪为表”的模式强化了文化自信下的民族情感认同，实现了文化破圈与商业变现的双向奔赴，既避免了情绪经济“空心化”，也让情绪IP具备了不可复制的差异化优势。 典型群体主导：极致“情价比”成为核心消费逻辑。截至2025年末，河南高校在校生超300万人、总数居全国第一，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2120万，“青春经济”“银发经济”等本身就是稀缺的情绪资产。一方面，Z世代青年已成为河南情绪消费的绝对主力，推动情绪经济业态持续向年轻化、潮流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老年群体的“人生再体验”需求推动健康医疗、文娱旅游等提质扩围；在外游子对“家乡味道”“家乡记忆”的情感需求，则成为河南本土消费品牌省外扩张的重要支撑。 场景全域渗透：情绪消费突出普惠平权。在城市中，郑州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9元圣代碗成为“爆款”，洛阳百元汉服妆造就能体验整天“古风梦”，极大地降低了情绪消费门槛。在网络上，“王婆说媒”等引发全民围观，通过“情绪共鸣+社交分享+实体消费”实现情绪价值的平权转化。在县域里，中牟“幻乐之城”、淮阳“太昊陵庙会”、宝丰“马街书会”等县域特色消费场景持续出圈，推动全龄群体“情绪普惠”。 融合属性鲜明：“情绪+”跨界加速价值重构。“情绪+文旅”推动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新密溱洧水城依托早期中国、千年古城、《诗经》三大在地文化IP，创新发展文化体验、实景演艺、汉服国潮等多元业态，试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情绪+商业”推动“卖产品”向“卖体验”升级，胖东来以“极致服务”让消费者感到“被尊重”，成为全国商业服务的情绪价值范本。“情绪+农业”催生了麦田音乐节、田野露营、农耕体验、田园疗愈等新业态，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锚定提质增效，抢抓快速发展风口期 当前情绪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风口期，我省应立足资源禀赋，抢抓机遇，补齐短板，将情绪经济打造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聚焦重点赛道，打造全国性竞争优势。在文化情绪赛道，进一步放大“中国节气”系列节目传播效应，积极开发沉浸式演出、文创产品、主题乐园等衍生品，打造全国领先的国风情绪产业集群。在治愈情绪赛道，谋划建设一批“治愈系”民宿集群、森林康养基地、乡村生活体验地，打造全国知名的“慢生活”体验目的地。在美食情绪赛道，推动河南传统美食和新锐品牌年轻化升级，让“河南味道”成为在外游子的情感纽带和外地游客的河南记忆。在服务情绪赛道，总结推广胖东来经验，在全省零售、餐饮、文旅等行业开展试点，打造更多有温度、有情感的服务品牌。 优化空间布局，构建多层次的情绪消费场景。做优城市情绪地标，在大中城市建设一批以“解压、疗愈、社交”为主题的慢节奏空间，形成沉浸式演艺、汉服体验、现代潮玩等业态的集聚高地，为都市人群提供情绪缓冲带。做新县域情绪消费，鼓励各县市因地制宜打造“田园生活”“工业旅游”“文化寻根”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情绪IP，满足县域居民和返乡青年的精神需求。做精乡村情绪空间，针对城市中产的精神焦虑，推出深山禅修、自然教育等产品，让乡村成为城市情绪的“充电站”。完善全域消费网络，推动全省情绪消费场景、线路、资源的统筹规划，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联动发展。 补齐发展短板，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强化情绪品牌运营，打造差异化情绪消费场景，推动传统文化符号向可共情、可消费的情绪产品转化，针对不同群体的情绪需求培育细分赛道优质产品。强化平台载体建设，建立“创意—产品—渠道”对接机制，定期举办创意对接会；建立全省情绪消费大数据监测体系、IP价值评估体系、情绪消费服务标准体系，跟踪消费趋势、规范行业发展，推动情绪经济产品和服务提质增效。 河南省发展战略和产业创新研究院战略规划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主任、高级经济师 王超亚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出海，已成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关键战略议题。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确立了根本导向。 我省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与制造大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出海，既是立足自身禀赋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度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当前，全球产业链竞争的核心正加速转向技术标准与规则体系的博弈，制造业出海呈现从“产品输出”“产能合作”向“技术引领”“标准主导”演进的历史性趋势。在此关键阶段，我省着力推动制造业向技术、标准出海跃升，这不仅是制造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路径，也有利于促进我省筑牢产业链自主可控底座、实现产业创新的系统性提升。 依靠扎实的产业基础与创新实践，我省在技术标准出海领域已积累初步优势。在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宁德时代、福耀玻璃等龙头企业率先发力，通过构建全球研发网络、主导或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自主技术方案融入全球产业规范，成为技术标准出海的核心力量。目前，全省已累计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110余项，在茶产业、大气腐蚀测量等特色领域形成一批“福建标准”；中印尼“两国双园”等高能级载体积极探索“技术+标准+产能”系统化输出模式，推动产业出海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协同升级。这些实践表明，我省制造业正逐步摆脱传统市场开拓的路径依赖，向全球产业规则参与的更高层级迈进。 但是，我省制造业技术标准出海仍面临诸多系统性挑战。一是核心技术储备不足，难以获取标准制定“话语权”。国际标准的本质，是技术能力与产业规模上限的集中体现。我省部分企业关键领域底层技术专利储备不足，仍停留在被动应用国际标准层面，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参与度不高、实质影响力有限，难以将产业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二是标准输出机制不畅，难以形成海外联合共建“生态圈”。我省的技术标准出海仍处于“企业单打独斗、项目零星输出”阶段，区域影响力有限，缺乏系统性的海外推广机制，技术标准难以“落地生根”，无法跃升形成“规则主导”。三是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滞后，难以形成标准推广“护城河”。知识产权是技术标准合法推广的制度基石。我省制造业出海进程中，“产品先行、专利滞后”现象突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薄弱，既削弱企业主导标准制定与推行的主动权，又使标准因“权利瑕疵”难以赢得国际市场信任，技术优势难以有效转化为规则壁垒与产业竞争优势。 破解上述挑战，关键在靶向施策、系统发力。这就要求我们紧扣痛点堵点，加强标准引领，进一步推进关键标准研制，完善福建制造品牌建设体系，以全链条支撑体系为牵引，加快形成我省制造业出海的“技术标准优势”。 强化核心技术创新，筑牢标准制定根基。聚焦动力电池、新型显示、汽车玻璃、纺织鞋服等技术优势领域，整合产学研创新资源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聚力突破底层核心技术，夯实标准制定的技术支撑。鼓励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及闽都实验室等共建标准创新实验室，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鼓励将关键核心技术打包转化为国际标准提案，加速创新成果向标准转化。建立“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产业应用”联动机制，将标准研制嵌入技术创新全流程，支持企业在研发阶段同步开展标准预研，推动自主技术方案有序升级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优化标准输出机制，筑牢标准互认根基。支持龙头企业、科研机构与ISO、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建立常态化联络，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在新能源电池、汽车玻璃、纺织鞋服等优势领域推动自主标准上升为国际通用规范。依托“一带一路”平台深化与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互认，鼓励企业通过联合研究、技术合作参与或主导区域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提升“福建标准”国际兼容性和推广效能。以中印尼“两国双园”为示范，打造“技术标准输出+产能合作+园区运营”一体化出海平台，推动技术标准与产能、服务协同“走出去”，加快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福建模式”。 前瞻布局知识产权，筑牢标准产权根基。引导企业围绕核心技术构建海外专利组合，做到“产品出口、专利先行”，从源头规避知识产权纠纷，降低标准推广的信任风险。构建全流程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整合法律、技术、市场等专业资源，为企业提供市场研判、专利检索、风险评估、纠纷应对等全链条支撑。定向发布目标国知识产权合规指引，助力企业在标准提案阶段前置风险防控。 厚植政策协同生态，筑牢标准出海根基。整合商务、科技、工信等部门政策资源，设立技术标准出海专项基金，对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海外专利布局、国际交流合作等给予精准支持。深化国际标准人才培养，联合高校开设标准化“微专业”课程，常态化开展国际标准实务培训，着力培养一批懂技术、通外语、精规则的国际标准注册专家。升级“闽企出海”服务平台，集成国际标准动态、国别规则、认证咨询等功能，建立企业标准需求清单，精准对接国际标准化组织委员会，加快“福建标准”出海进程。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伊馨 精华速览：本文摘自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编著、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聚焦“十五五”：经济大省挑大梁》一书（2025年11月第1版）。本文提出，环杭州湾区域是浙江创新要素最集聚、产业能级最高的地区，“十五五”时期，要更加鲜明地提出把发展湾区经济作为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叠加用好“双城”“两带”“三圈一群”等多重战略优势，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浙江辨识度的“数字湾区”。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湾区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版图的主导力量，伴随并引领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历次全球经济格局调整，是技术变革与高端要素竞逐的主战场。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导权，需要把环杭州湾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纳入区域战略考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浙江区域战略实施和区域协调发展，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先后部署了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三大产业带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圈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迭代升级区域战略布局，着力构建优势互补的省域一体化发展格局。以“一湾双城”为引领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既是浙江锚定共同富裕目标、优化生产力布局的现实选择，也是增强全省高质量发展动能、服务全国大局的重要战略举措。 环杭州湾区域是浙江创新要素最集聚、产业能级最高的地区 环杭州湾产业带引领作用凸显。作为浙江湾区经济发展的主阵地，环杭州湾产业带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六市，陆域面积近4.54万平方公里，占浙江省面积的44%。该区域既是全省科技创新的先导区、先进制造业的核心区，也是高水平开放的湾区经济先行区，可以说是浙江参与全球竞争的桥头堡和主引擎。2024年，环杭州湾产业带地区生产总值合计约6.2万亿元，占全省GDP的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7万亿元，占全省的76%。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80%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超过83%。科创资源和头部企业高度集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3.43%，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3.5万家，占全省的74%以上，拥有国家实验室1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个、“双一流”高校3所。这些数据表明，环杭州湾产业带已成为全省创新要素最密集、产业能级最高的区域，在浙江全省经济版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双城记”协同发展初见成效。在环杭州湾区域内部，杭州和宁波“双城”作为两大核心引擎，近年来协同发展态势良好。2024年杭州、宁波两市GDP总量双双突破4万亿元，全国城市排名分别上升至第8位和第11位。两地创新协同成果显著，累计合作承担省级研发攻关项目82项，联合攻克10余项关键“卡脖子”技术。对外开放联动水平不断提高，杭州萧山机场与宁波栎社机场互设“异地货站”，实现航空货运无缝中转。“惠民利企”的一体化举措加快落地，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实现“一卡通”应用达264项，杭甬两地还共塑了“湖海对话”等特色文旅品牌。杭州、宁波“双城记”为全省区域合作树立了标杆，其融合发展态势正在形成双向互动、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全力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湾区” 浙江因湾而兴、向湾而荣。环杭州湾区域是杭甬“双城记”、环杭州湾产业带以及杭州、宁波两大都市圈等区域重大战略的叠加区域，以全省44%的土地面积集聚了57%的人口、创造了约70%的地区生产总值，是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核心增长极。在新发展阶段，对标粤港澳大湾区等世界一流湾区，环杭州湾区域在经济密度、产业层次、城市辐射等方面仍有短板弱项。为此，需进一步明确战略方向，增创比较优势，充分发挥湾区经济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十五五”时期，要更加鲜明地提出，把发展湾区经济作为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叠加用好“双城”“两带”“三圈一群”等多重战略优势，将环杭州湾区域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浙江辨识度的“数字湾区”。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争取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强化杭甬“双城”的牵引带动作用，打造高水平创新策源地和对外开放主枢纽，做强杭州、宁波两个都市圈，发挥“双核”极点对全省的辐射作用；提升环杭州湾产业带竞争力，优先布局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建设绍兴、嘉兴等“腰部”城市，使湾区发展成为引领浙江未来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级形态。 湾区经济与区域协同发展存在短板 一是环湾区域经济密度不够。目前环杭州湾区域的经济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4亿元，仅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半左右。从产业能级看，环杭州湾六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环杭州湾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只有粤港澳大湾区的50%左右。“数字湾区”建设所需的高端科技资源仍显不足，区域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仅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约1/7.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方面也存在短板，规上工业产值等核心指标与粤港澳大湾区仍有较大差距。总体而言，环杭州湾区域作为浙江省最发达区域，其单位面积产出和要素承载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经济加密”的文章仍需深入做好。 二是杭甬两大都市圈能级不足。横向对比国内外先进都市圈，杭州、宁波都市圈在规模总量、产业实力、辐射带动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城市统计公报及维基百科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经济规模看，2024年杭州都市圈GDP为3.59万亿元、宁波都市圈GDP为2.77万亿元，不及深圳都市圈的5.52万亿元和苏锡常都市圈的5.08万亿元；杭州都市圈人均GDP虽与深圳相当，但都市圈整体经济密度（杭州1.63亿元/平方公里，宁波1.25亿元/平方公里）明显低于苏锡常都市圈（2.87亿元/平方公里）。从创新和开放实力看，杭州都市圈内仅有杭州进入全国创新型城市前10位（排名第4位），宁波等其余城市均在前20名开外；杭州都市圈汇聚世界500强企业9家、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4个，宁波都市圈则尚无世界500强企业、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只有2个。相比之下，深圳都市圈拥有11家世界500强企业、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纽约都市圈更是拥有18家世界500强企业。此外，杭甬双城之间的同城化合作仍有提升空间，科技合作、产业协同尚未形成足够合力，一些跨市域重大事项缺乏省级层面的统筹协调。总体来看，杭州、宁波都市圈作为全省经济“双核”，其带动全省的辐射能级尚需进一步增强，与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的要求仍有差距。 三是“腰部”城市实力不“硬”。相关城市统计公报数据显示，环杭州湾区域内部的绍兴、嘉兴两市是全省经济总量排名第4位、第5位的“腰部”城市，但与先进地区同级别城市相比差距明显。2024年绍兴地区生产总值为8369亿元、嘉兴为7570亿元，而江苏的南通、常州已分别突破1.2万亿元和1万亿元，广东的东莞地区生产总值也逾1.2万亿元，远高于绍兴。从增速看，绍兴、嘉兴近年来虽保持平稳增长，但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口规模，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竞争力仍显不足。作为连接杭州、宁波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城市，绍兴、嘉兴等“腰部”城市的综合实力亟待提升，否则将影响环杭州湾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四是南北板块发展不够均衡。与环杭州湾区域的快速崛起相比，浙江南部和浙中地区的发展仍相对滞后。一方面，温州都市圈等南部地区发展能级不高。温州作为浙南中心城市，近年来与杭州、宁波的差距有所拉大，温州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由2005年的约18%下降到2024年的约17%，其经济总量相当于杭州的44%、宁波的54%，显著低于2005年时的64%、74%。温州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比重也由2005年的13%降至2024年的12%左右，“四千精神”等传统发展优势有待进一步激发。金华—义乌都市圈等浙中地区的经济规模更小，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仅约0.73万亿元，不足杭州都市圈的1/5。整体来看，南部和浙中板块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全省区域发展格局中“北强南弱”“东强西弱”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浙江在推动“一湾双城”引领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快提升温州、金华等区域中心城市的能级，促进全省范围内的均衡协调发展。 以“一湾双城”引领浙江区域一体化 （一）重点发展思路 “十五五”时期大力发展湾区经济，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浙江的时代演绎，是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蓝图的战略定力的体现，更是浙江高水平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战略选择。立足浙江省委“132”工作部署下的“双城”“两带”“三圈一群”等区域战略框架，应进一步强化战略牵引、协同联动，推动杭甬“双城”引领环杭州湾产业带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全球一流的“数字湾区”，成为我国湾区经济发展的新标杆。为此，要在若干关键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率先形成人工智能牵引的新技术变革力量，确保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元；率先培育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推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率先营造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生态，引进培育顶尖人才350名以上；率先探索出杭甬“双城”引领全省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使山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分享更多湾区发展红利，每年促成全省80%的山海协作产业项目落地到这些地区。围绕上述目标，需实施以下重点举措。 一是强化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把推进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重中之重，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优化全省产业布局。目前浙江已成功创建纺织服装、工业母机等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2位。接下来要进一步壮大集群规模，力争在新能源智能汽车、生命健康、新材料等领域培育形成新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增强湾区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策源。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支持杭州、宁波共创综合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在环杭州湾区域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集中共建高水平实验室和科研平台。深化杭州市城西科创大走廊、宁波甬江科创大走廊、绍兴科创走廊等创新廊道协同建设，合力提升环杭州湾高新技术产业带能级，夯实湾区经济发展的科技根基。当前，杭州在全国创新型城市排名中居第4位，但宁波、绍兴等环湾城市排名均在20名开外，应以此为动力，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创新资源共享和梯度布局，推动科研成果在湾区内优先转化，增强整体创新实力。 三是强化平台载体支撑。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平台建设，发挥重大产业平台对接国内外资源的门户作用。推动杭州钱塘新区、绍兴滨海新区、宁波前湾新区三大新区协同联动，联合共建杭州湾制造业“金南翼”产业集群。高标准建设一批跨市合作功能区，持续推进杭州—绍兴、杭州—嘉兴、嘉兴—湖州、宁波—舟山、宁波—嘉兴、宁波—台州六个一体化合作先行区建设，在更大范围内打破行政壁垒，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和产业对接。同时，加快提升各类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和综合保税区能级，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园区，形成错位发展、互补共赢的园区网络体系。通过以上举措，夯实湾区经济的发展基础，增强对高端要素和项目的承载能力。 四是强化基础设施融通。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编织湾区一体化的硬件网络。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建设长三角算力网络枢纽节点，推进平湖润泽科技、桐乡乌镇之光等大规模算力中心项目建设，夯实“数字湾区”的数据基础设施。打造智能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加快杭绍甬智慧高速公路等跨区域智慧快速通道建设，同步推进杭州中环、望江门过江隧道等都市圈内部通道建设。进一步打破湾区对外联系瓶颈，加快建设杭州至宁波铁路二通道、沪乍杭高铁等重大铁路项目，构建湾区一小时交通圈。同时，统筹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跨区域智能电网和能源互联网，形成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网络。在港航设施方面，共建江海联运的智慧港口群，促进宁波舟山港与上海港、温州港的协同联动，打造面向全球的双枢纽门户港和近洋航运中心。通过以上举措，全面提升湾区基础设施的整体竞争力和一体化水平。 五是强化省域辐射联动。立足全省统筹，处理好湾区与腹地的关系，形成南北呼应、陆海联动的格局。依托甬舟温台沿海产业带，深化湾区与温台地区重点湾区的协作，推动温州湾、乐清湾等纳入环杭州湾一体化布局，实现湾区与沿海地区的联动发展。重点培育壮大温州都市圈，发挥温州在浙南的中心城市作用。围绕“大港口开发、大产业培育、大都市集聚”的要求，依托温州港和金丽温开放大通道建设，全面提升温州综合承载和辐射能力，形成与环杭州湾区域南北呼应的发展极。与此同时，推动绍兴、嘉兴、湖州、舟山、台州等环杭州湾区域周边城市深度融入杭州、宁波两个都市圈。通过产业对接、交通衔接和公共服务共享，促进这些城市与杭州湾核心区一体化发展、同频共振，进一步扩大“一湾双城”战略的受益范围和带动力。 （二）政策建议 建设“一湾双城”引领的区域一体化格局，是浙江顺应时代大势、服务国家战略的系统工程，必须在更高层面上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保障。为确保各项战略目标如期实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健全推进机制。“一湾双城”建设牵涉部门众多、领域广泛，需要建立高效的协调推进机制。建议借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验，赋予杭州、宁波两市更加明确的主体责任，建立“双城记”常态化协同推进制度。通过省级层面的统筹督导，及时协商解决跨市重大事项，破除体制机制梗阻，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同时注重发挥绍兴“金扁担”作用，支持杭甬两地与绍兴在产业、交通、创新等方面共建共享，加强干部人才双向交流挂职，以更紧密的合作推动“双城”错位发展、竞合共赢。 二是凝聚发展合力，争取更大支持。“一湾双城”战略的实施不仅关乎浙江一省，更关系到长三角一体化和国家区域发展大局。应积极向国家层面建言，争取将环杭州湾数字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规划布局、项目审批、要素配置等方面获得更大支持。紧扣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浙江还应主动对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科技创新布局、重大生产力布局等，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要素。特别是作为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要勇挑重担，通过湾区建设引领促进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缩小，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建议出台专项政策支持“一湾双城”引领的区域协同发展，在财政转移支付、用地指标、产业布局等方面给予倾斜，形成上下同欲、各方支持的良好局面。 三是打造功能载体，找准战略抓手。一体化战略最终要落实到具体项目和载体上。建议围绕前述重点举措，制定项目清单和行动计划，实施一批具有标志性、带动性的重大工程。例如，在基础设施领域，以杭甬两市合作为抓手，共建沪甬跨海通道、杭温高铁二期等项目；在产业发展领域，联合推进5G高端器件、生物医药、大数据中心等跨区域产业平台建设；在科技创新领域，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科学装置优先布局杭州湾区域。通过这些重大项目建设，促进“一湾双城”从战略蓝图加快转化为现实景象。同时，要建立项目推进的督查评估机制，省级层面定期跟踪各项任务完成情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典型，形成比学赶超的良性竞争氛围，确保战略实施有力有序。 四是久久为功，确保取得实效。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事业，需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防止急功近利。各部门应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行力，坚持一届接着一届干，做到“久久为功”，将战略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研究制定相应的举措，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不断完善和动态优化，“一湾双城”引领的区域一体化格局将愈加成熟定型，环杭州湾数字湾区将有望早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增长极和创新高地，成为引领浙江高质量发展、助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鲜活范例。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执笔：王艺 张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式发展，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的标志性产物，是重庆“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要锚定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目标，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构建产学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推动未来产业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试点场景”迈向“规模运用”、从“单点突破”跃向“集群发展”。 厚植原始创新“策源地”，以源头突破筑牢产业根基。未来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原始创新能力的较量。原始创新能够打破既有知识边界、开辟全新技术空间，是实现产业“从无到有”的重要力量。制造业是重庆立市之本、强市之基，面对高能级创新平台不足、原始创新能力偏弱等结构性短板，不能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必须以超常规手段推进原始创新。一是以超常规投入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推进“4+5+M+N”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加大对战略科技领域的倾斜支持力度，重点在卫星互联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布局高能级创新平台，补齐前沿技术领域布局短板，打破对传统投入模式的路径依赖。二是以超常规机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聚焦未来产业薄弱环节，以“揭榜挂帅”“赛马”机制为核心建立灵活高效的攻关体系，配套“攻关容错+成果激励”双重机制，对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原始创新的团队和企业给予重点扶持，不唯论文、不唯资历，以成果转化和产业价值为核心导向，推动创新资源向关键领域加速集聚。三是以超常规路径打通转化通道。推动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从“建框架”向“强功能”跃升，聚焦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重点赛道布局专业化中试平台，完善检验检测、知识产权运营等配套服务，缩短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周期。同时，联动川渝两地创新资源，推动中试资源共享、资质互认，构建跨区域成果转化协作网络，加快推动创新成果从“样品”变为“产品”、从“技术”变为“产业”。 壮大企业发展“强磁场”，让企业成为产业生态的主角。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未来产业的发展需依靠企业突破来带动。一是精准招引链主企业。聚焦“6+3”未来产业中尚未突破的薄弱环节，动态更新产业链图谱，推动招商重心从“撒网式”向“靶向式”升级，重点锁定全球500强中的未来产业板块和硬科技独角兽企业。加快推动已落户链主企业向“灯塔工厂”和产业创新综合体升级，使其从“投资主体”成长为“生态主导者”。二是梯度培育企业集群。前端依托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和概念验证中心建立项目储备库，以种子基金“投早投小”加速“从0到1”的孵化；中端推动专精特新企业与链主企业建立稳定关系，以订单牵引、联合攻关促其“从专到强”；后端对具有潜力的独角兽企业实行“一企一策”上市辅导，形成“初创有孵化、成长有专精、成熟有突破”的梯次跃迁闭环。三是打造发展集聚载体。推动已获批的未来产业先导区及筹建区围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新赛道错位发展、协同共进，整合科研、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滚动发布智慧城市、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医疗等典型应用场景清单，以真实需求牵引技术迭代和产业落地，推动创新成果在先导区集中转化和规模化应用，让先导区成为重庆未来产业从单点突破走向集群成势的核心引擎。 畅通教育科技人才“活循环”，把科教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需要以教育筑基、金融赋能、人才支撑破解发展瓶颈，推动科教资源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一是创新高等教育模式。以“一加一减”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加码布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急需紧缺专业，撤并同质化严重的传统专业；以产教联合体为纽带，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培养标准制定和课程共建，让教学场景生产化、人才供给精准化；打破学科壁垒，推广明月科创实验班“五维融合”课程体系，在“AI+制造”“医工交叉”等领域加快培养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引领产业”的闭环。二是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充分发挥市级种子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引领作用，聚焦空天信息、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开通“快决快投”绿色通道，加速早期硬科技项目孵化；以种子基金为核心纽带，联动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未来产业发展基金及S基金，构建覆盖初创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全链条金融支持体系，配套风险补偿政策，引导社会资本跟进投入，精准滴灌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型企业。三是聚力引进战略顶尖人才。建立“一人一策”靶向对接机制，重点锁定两院院士，实现“引进一名顶尖人才、带起一支创新团队、催生一个未来产业”的链式效应。创新推出“产业出题、全球揭榜”引才模式，以重大科技专项面向全球发布“揭榜挂帅”项目，配套给予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支配权，以“真金白银”的攻关舞台吸引顶尖科学家入渝挂帅。采取“项目+团队”捆绑式引进模式，依托金凤实验室、明月湖科创园等高能级平台提供全链条服务保障，同步升级“金牌陪跑人”服务机制，配备专属技术经理人和职业经理人团队，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西部未来产业人才聚集地，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撑。 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三峡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许光洪 | 企业管理 摘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所处的运营环境日益复杂，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要通过强化资产管理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结合大量实践来看，合理开展资产管理工作既能帮助国有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又能优化资产配置。但由于资产管理本身涉及的流程复杂，加上干扰因素层出不穷，所以稍有不慎就会影响管理效能。因此，论文结合实践经验，探索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重要性，通过剖析管理过程中的常见问题，提出针对性改进策略，旨在为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关键词：国有企业，资产管理，运营成本，资产配置 1 引言 在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加强资产管理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只有对国有企业现有资产进行合理分配、有效利用，才能在盘活存量资产的同时提高使用效能。尤其在现阶段，国有企业要想更好地跟上市场格局调整步伐，就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做好跨境资产及新兴产业领域资产的管理工作，使自身在供应链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探索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有效策略，已经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2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重要性 2.1 支撑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在优化资源配置与提升运营效率方面，借助对各类资产的动态清查与科学调配，能从根源上减少资产闲置浪费与重复配置现象，将资源精准聚焦于核心业务板块与高价值发展领域，大幅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畅推进提供坚实保障，进而推动企业发展模式从注重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益提升[1]。在降低运营成本与增强盈利能力方面，依托精细化的资产管理模式，可对资产全生命周期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追踪与管控，有效减少因资产损耗超标、维护不及时等问题产生的额外成本。同时，通过高效处置低效资产与闲置资产，激活沉淀的存量资源，将原本闲置的资金转化为可用于经营的资本，直接改善企业财务状况，进一步提升企业盈利水平与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2.2 保障国有资产安全与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在明确产权归属与防范资产流失风险方面，依托规范资产登记备案、产权清晰界定等关键流程，能够明确划分资产的权责范畴与归属边界，有效规避因产权界定模糊、资产台账管理混乱引发的资产侵占、流失等隐患，从制度设计层面为国有资产搭建起安全防护网络，切实保障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等各项合法权益免受损害。在强化过程监管与确保资产合规运营方面，健全的资产管理体系全面覆盖资产配置申请、日常使用管理、闲置处置流转等全流程监管机制。通过建立标准化操作流程与常态化监督考核制度，能够及时排查并纠正资产运营过程中的违规操作行为，确保资产从投入到处置的全周期运营始终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与企业内部管理规范，维护国有资产运营的合规性与严肃性。 2.3 服务国家战略实施与经济全局 从支撑产业升级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来看，国有企业通过强化对新兴产业领域资产、科技创新相关资产的管理力度，能够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进程，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还可发挥引导带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领域聚集，为国家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持[2]。在保障供应链稳定与维护经济安全方面，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通过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相关资产的统筹管理，能够提升对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资源的掌控能力，有效抵御供应链中断、重要资源短缺等潜在风险，确保国家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始终保持稳定运行，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筑牢坚实屏障。在落实国家政策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力量，通过对绿色低碳资产、民生保障类资产等开展科学化管理，能够高效落地国家关于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的各项政策部署，在推动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保障公共服务持续稳定供给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贡献力量。 3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现状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资产管理呈现出资产总量持续增长、资产形态日趋多样的特点。现阶段，我国针对资产管理制定了配套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责任追溯与闭环管理体系已初步形成。在深化改革进程中，数字化转型成为转型升级的关键。多地通过建立管理系统破解了管理难题，如依靠智能技术防范风险、利用数据赋能提高效率等，监管也转向全流程管控并探索分类监管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并非一帆风顺，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主要体现在管理机制不完善、信息壁垒未消除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4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现存问题 4.1 资产管理机制不完善，权责体系模糊 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在资产管理方面依然存在管理机制不健全问题。一方面，管理制度呈现碎片化特征且缺乏统一标准。部分企业与资产管理相关的制度分散于财务、运营、后勤等多个职能部门，尚未构建起覆盖资产从购入到处置全生命周期的统一管理框架，使得资产配置、日常使用、闲置处置等各环节的执行标准互不统一。例如，不同部门在资产登记的操作规范、折旧计算的具体方法上存在差异，容易出现“多个部门共管却各管一段”或“部分环节无人负责”的情况，进而影响资产数据的精准性与整体管理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权责划分不清晰且考核机制缺位。资产管理的具体责任未明确划分至特定部门与岗位人员，导致“人人有责却人人无责”的现象普遍存在，资产使用部门更关注资产的日常使用需求却忽视维护保养与盘活利用，管理部门虽承担流程监督职责却未能有效跟踪资产实际效益。同时，企业未建立与资产管理效果直接关联的考核评价机制，难以调动各责任主体的管理主动性，使得资产闲置、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4.2 数字化管理应用滞后，数据价值未释放 当前，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资产管理的落地应用上存在滞后性，数据价值转化率仍然偏低，数字化管理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难以满足国企资产管理精细化、高效化的需求。其主要体现在数字化工具覆盖率低且基础建设薄弱方面。在数字化浪潮下，多数国有企业虽已引入资产管理系统，但覆盖范围极为有限，当前应用往往仅局限于固定资产登记、简单台账管理等基础功能，难以满足复杂多变的资产管理需求。资产动态监控、智能预警这类能为决策提供实时洞察的关键场景尚未得到有效覆盖，部分基层单位甚至仍停留在依赖人工记录、Excel台账的传统工作模式，导致资产数据更新严重滞后。信息在各层级、各部门间传递不畅形成信息壁垒，无法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及时、精准的数据支撑，致使企业在资产运营、调配等关键环节缺乏时效性，错失优化机遇[3]。 4.3 风险防控体系不健全，资产安全存在隐患 当前，国有企业在资产风险防控环节存在诸多漏洞，由此引发的资产损失问题不容忽视。首先，产权管理不规范且流失风险较高。部分企业在资产产权管理上存在明显漏洞，产权界定工作缺乏规范性。具体来说，对于历史遗留的房产、土地等资产未及时完成产权登记手续，导致资产权属处于“模糊状态”；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未妥善处理资产权属转移问题，易引发产权纠纷；资产处置环节同样存在不规范现象，处置流程缺乏公开透明度、资产价值评估标准不统一，这就为暗箱操作、低价转让等行为提供了空间，进一步加大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其次，动态监管缺失且运营风险难以把控。企业对资产全生命周期的动态监管力度不足，未能实现“全程可控”。在资产日常使用阶段未建立定期巡查与维护机制，无法及时察觉资产损坏、违规挪用等问题，导致资产损耗加剧或使用用途偏离预期；在资产处置阶段仅关注处置流程的完成，却忽视对处置后资产流向的跟踪管理，难以确保资产处置收益全额、及时上缴企业。此外，针对跨境资产、无形资产等特殊性较强的资产，监管手段较为单一，难以有效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资产价值缩水风险、无形资产泄露带来的权益受损风险。最后，风险预警机制不完善且应对能力薄弱。企业尚未搭建起系统化、标准化的资产风险预警体系，风险应对模式以“事后补救”为主，缺乏事前预防与事中控制的有效手段。例如，未针对资产闲置率超出合理区间、维护成本异常攀升等关键指标设定预警数值，无法提前识别资产运营中的潜在风险。同时，对于供应链中断、国家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引发的资产风险，未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导致风险突发时难以快速启动应对措施，进而造成资产损失扩大或企业运营陷入短暂停滞。 5 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策略 5.1 完善资产管理机制，明晰权责体系 国有企业强化资产管理，首先，要构建统一的管理制度以规范全流程标准。当前，我国仍有不少国有企业因管理制度分散割裂，致使资产数据出现偏差。针对这一问题，需要依据资产的不同类型与实际运营特点，细化各环节操作要求，统一资产登记编码规则、折旧核算计算标准及资产处置执行流程，消除部门间制度差异与冲突，同时，将数字资产、跨境资产等新型资产纳入统一管理框架，配套专项管理办法，确保各类资产管理有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有效解决“多部门分头管理”与“部分资产无人监管”问题。其次，明确权责划分并建立考核激励机制。遵循“谁使用资产、谁承担管理责任”“谁负责管理、谁履行监督职责”原则，将资产管理责任细化到对应部门与岗位，同时，将资产实际利用率、闲置资产占比、资产增值幅度等关键成效指标纳入部门与个人绩效考核，设立专项奖励，调动管理主体的主动性与责任意识。 5.2 深化数字化应用，释放数据价值 数字化建设是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大势所趋。首先，升级数字化工具以夯实基础建设。加快资产管理系统的迭代更新步伐，在现有资产登记、台账管理等基础功能之上，新增资产动态监控模块与智能预警模块，强化系统对资产全状态的管控能力。同时，推动基层单位彻底摒弃人工记录、Excel台账等传统管理方式，实现“全员使用系统操作、全量资产数据入网”，保障资产数据实时更新、精准可追溯，为管理决策提供即时数据支撑[4]。其次，打破数据孤岛以强化数据整合能力。推进资产管理系统与财务系统、生产系统、供应链系统的数据互通与协同联动，制定统一的数据编码标准与系统接口规范，实现资产价值数据、使用状态数据、运行效能数据的实时同步与双向流转，消除数据流通壁垒。最后，提升数据分析能力以拓展智能应用场景。引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升资产管理数据的应用价值，搭建资产效益分析模型，借助数据挖掘技术精准识别低效运转的资产、剖析资产闲置的深层原因，并自动生成针对性的资产盘活方案，开发资产损耗预测算法，提升资产管理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助力企业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 5.3 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资产安全 国有企业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资产安全需多维度发力。首先，从规范产权管理、降低流失风险入手。在国有企业中，不少企业因资产产权管理工作不够规范，导致国有资产面临流失风险。在这些企业当中，相当一部分的资产流失风险，主要源于历史遗留的资产权属界定不清晰、归属划分模糊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应加强资产产权全流程闭环管理。针对历史遗留的房产、土地等资产组织专项清查，梳理产权归属现状并为未登记资产启动产权补办流程以明确权属、消除模糊隐患；在企业并购重组环节提前核查标的资产产权完整性与合法性，制定标准化权属转移流程并明确责任时限以避免产权纠纷；严格规范资产处置流程，推行处置全流程公开化管理，通过企业官网、公共交易平台公示处置信息，采用公开竞价、招投标等市场化方式确定价格，引入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价值评估，确保处置透明、定价公允，从源头规避暗箱操作与低价转让，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针对跨境资产与无形资产制定差异化专项监管方案，为跨境资产增设汇率波动实时监控节点，通过建立台账、动态调整配置以对冲汇率影响；为无形资产强化专利登记保护，落实技术保密协议签订及执行监督，防范技术泄露导致的权益受损[5]。其次，完善风险预警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搭建系统化、智能化的资产风险预警体系，围绕资产运营关键环节设定闲置率、维护成本增长率、汇率波动幅度等核心指标的预警阈值，借助资产管理系统实时监测指标变化，指标超阈值时自动触发弹窗、短信等告警信号以实现风险事前识别。针对供应链中断、政策调整、市场需求突变等外部潜在风险制定专项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响应流程、责任部门与具体处置措施。例如，供应链中断时启动备用资产调拨或临时采购方案，政策调整时快速优化资产结构以符合新规，避免风险突发导致资产损失扩大或运营停滞。 6 结语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需要通过加强资产管理，在保障资产安全的同时提高利用率，以达到降低运营成本、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未来，国有企业要结合市场运作环境及自身发展状况，对资产管理体系不断优化和完善，使其覆盖资产分配、使用的方方面面，进而在提高资产管理效能的同时，促进自身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邓梦媛.数字化建设背景下国有企业加强数据资产成本管理的有效策略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4(24)：50-52. [2]刘培雯.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思考[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4(24)：10-12. [3]苏俊豪.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管理的价值与对策[J].财经界，2024(35)：54-56. [4]鲁芸.新时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的优化路径[J].中国集体经济，2024(34)：65-68. [5]刘伟敏.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纳税，2024，18(33)：1-3. 永康市城投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马平 摘要：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但其发展长期受融资难题制约。论文系统分析了当前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且结构失衡、综合成本高企、流程效率低下、信用与抵押双重缺失的融资困境，从企业内生脆弱性、金融服务错配、政策与市场环境制约等多个层面，深入剖析了困境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涵盖企业自身能力建设、金融服务创新、政策与制度生态优化、拓展多元渠道等方面的系统性解决路径，旨在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瓶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信用体系，金融创新，政策支持 1 引言 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与保障就业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据统计，我国小微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超过60%，对城镇就业岗位的贡献率超80%，但其获得的金融资源与其经济贡献却严重不匹配[1]。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成为制约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瓶颈。尽管国家层面持续出台多项针对性扶持政策，学术界也从金融科技、担保体系等角度进行了广泛探讨，但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缓解。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单一维度的分析，缺乏对“现状—成因—解决路径”链条的系统性整合。据此，本文旨在融合多视角研究成果，全面审视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多维表征，深入挖掘其系统性根源，并尝试构建一个多层次、协同性的解决方案框架，以期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提供参考。 2 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现状分析 2.1 融资渠道狭窄且结构失衡 相对于大型企业拥有丰富的融资工具和融资路径，小微企业的融资来源则呈现显著的“内源主导、外源受限”的失衡特征。内源融资（如业主自有资金、内部留存收益和亲友借款）依然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依托。一项针对安徽省界首市的调查显示，高达81%的小微企业主要依赖内源融资[2]。但是内源资金规模有限且增长缓慢，根本无法满足企业扩张与技术升级的需求。然而，在外源融资中，小微企业过度依赖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渠道几乎闭塞。由于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与信息披露难以达到资本市场门槛，致使绝大多数小微企业被排除在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之外。这种失衡的融资结构导致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愈发薄弱，发展潜力受到严重抑制。 2.2 融资成本高企与负担沉重 由于小微企业经营风险相对较高、信息不对称严重，金融机构通常要求更高的利率以覆盖潜在的信用风险，由此产生较高的融资风险溢价。而且小微企业除承担利息外，还需承担担保费、评估费、咨询费、账户管理费等多项附加费用，繁多的中介费用大幅提升了实际融资负担中的隐性成本。当前，小微企业融资的非利息成本占贷款总额的比例，显著高于大型企业。此外，由于小微企业资产结构轻量化特点，融资时缺乏合格抵押物，往往需要寻求第三方担保，从而产生额外的担保费用，使得其综合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由此可见，多方面的因素导致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大型企业，“融资贵”现象较为普遍。 2.3 融资效率低下与时效性差 众所周知，银行贷款从申请、调查、审批到放款，通常耗时数周甚至数月，流程繁琐，材料要求复杂。而小微企业融资往往呈现“短、小、频、急”的典型特征，这与传统金融服务流程严重脱节。这种效率落差使得小微企业常常错失市场机遇，不仅制约其把握商机的能力，甚至在关键时刻可能引发生存危机。例如，在季节性备货或突获大额订单时，资金需求极为紧迫，但缓慢的审批流程导致资金无法及时到位，严重影响企业经营。此外，金融机构基于传统风控模型，对小微企业“软信息”（如业主品行、口碑、交易流水）的利用不足，过度依赖可能不完整或不规范的“硬信息”（如财务报表），这源于“软信息”难以标准化和验证，而“硬信息”更易纳入现行风控流程，进一步拖慢了风险评估与决策速度，使得融资效率问题在机制层面被固化。 2.4 信用体系不健全与抵押物缺失 从自身层面来看，大多数小微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信息透明度低，甚至存在账务混乱的情况，部分企业缺乏规范的会计科目和持续的财务记录，导致其难以建立完整的信用记录。从国家层面来看，已建成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数据归集范围、质量与标准化方面仍有不足，且金融机构对平台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应用转化不够，导致数据价值未能充分转化为信贷便利。而且，小微企业资产结构以轻资产为主，普遍缺乏符合银行要求的土地、房产等传统抵押物。这也是银行拒绝小微企业贷款申请的最主要原因。信用基础薄弱与有效抵押物匮乏的双重约束，使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压力下“不敢贷、不愿贷”。 3 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剖析 3.1 企业内部因素 大多数小微企业存在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许多企业为家族式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合一，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内部决策往往由企业主个人决定，对个人经验高度依赖而非科学机制，其严重制约了企业长期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而且小微企业财务管理极不规范，不少企业为避税或其他目的，刻意维持多套账目，财务数据缺乏可信度和连续性，使得财务报表根本无法真实反映经营状况，进而加剧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影响了企业自身的资金规划与风险控制能力[3]。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小微企业生命周期短且抗风险能力弱。大量小微企业生存期不超过3年，主营业务单一且易受市场波动影响，盈利模式相对脆弱，可持续成长能力不足，这种高风险特征与自身存在的治理短板使其在金融机构信用评估中处于劣势，自然也推高了小微企业外部融资的难度与成本。 3.2 金融机构服务不足 金融机构作为商业机构，从经营角度看，服务大中型企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且单笔业务成本低、收益可预期。而小微企业贷款则具有“小额、分散、高频”的特点，银行的尽职调查、贷后管理成本相对更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原则下，银行缺乏内生动力。而且，从风控技术看，传统银行信贷评审体系是针对财务规范、抵押充足的大中型企业设计的，对仅依靠“三表”（水表、电表、报关表）和“三品”（人品、产品、抵押品）的小微企业的真实信用很难做到有效甄别和评估。此外，严格的信贷责任终身追究制，在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的情况下，基层信贷员也更倾向于“慎贷”“惜贷”。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金融机构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存在明显的供给错配与激励缺失。 3.3 政策环境与制度制约 近年来，国家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政策频出，但在落实层面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突出体现在政策协同性不足。在财政、货币、监管各方面，政策有时未能形成合力，甚至存在冲突。如监管机构对银行不良率的严格考核与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投放的货币政策导向，在实际运营中可能使银行陷入两难，导致其在风险与任务之间谨慎权衡，放贷意愿难以彻底释放。与此同时，信用担保体系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仍不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覆盖面有限、放大倍数不足，其运营往往受资本金和风险容忍度制约，而商业性担保机构则收费高昂，未能有效发挥风险分担的核心功能。政策传导的阻滞与担保体系的薄弱，共同构成了服务小微企业的中间断层，使得中央的扶持意图很难完全转化为小微企业的融资获得感。 3.4 金融市场结构性问题 从市场整体分析，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使得风险定价和资源配置高度依赖银行系统。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等服务于初创期、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发展相对滞后，而且资金大多集中于互联网、生物医药等少数热门行业，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小微企业很难获得关注。同时，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等场外市场流动性不足、融资功能有限，未能成为主板市场的有效补充。由此可见，我国金融市场层次单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滞后，堵塞了小微企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多样化通道，是导致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的深层次原因。 4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系统路径 4.1 提升小微企业自身融资能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小微企业的自身条件是融资的基础，想要提升融资能力，必须苦练内功。首要任务是规范公司治理与财务管理。企业应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完善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架构，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透明度。与此同时，必须建立健全规范的财务制度，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与完整，并鼓励引入第三方审计以增强公信力，这是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的“入场券”。其次，企业主还要不断强化诚信意识，主动加强信用建设，按时纳税、合规经营，积极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及其他第三方信用平台积累良好记录。再次，要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与盈利稳定性，并利用数字化工具（如ERP、云计算）沉淀经营数据，将“数据资产”转化为新型信用凭证，为获得基于交易流水的信用贷款创造条件[4]。最后，企业应重视培养专业财务人员，加强对融资政策与工具的学习，主动与金融机构建立长期、透明的沟通关系，全方位塑造可融资、可信赖的市场形象。 4.2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与产品创新 金融机构作为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必须转变理念，进行深刻的供给侧改革。首先，开展组织与模式创新。鼓励大型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并真正落实“五专”机制（专门的综合服务机制、统计核算机制、风险管理机制、资源配置机制、考核评价机制）。更关键的是，要大力发展与小微企业“门当户对”的中小银行、民营银行、社区银行，利用其地缘人缘优势，深耕本地市场[5]。其次，大力推进产品与服务创新。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依托核心企业信用，为上下游小微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等融资服务。以B集团为例，其作为核心企业，与其合作的数百家零配件供应商（多为小微企业）常因账期面临资金压力。B集团联合银行推出了“链上贷”产品：供应商凭借其与B集团确认的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可在线向银行申请保理融资。银行通过区块链平台验证交易的真实性后，几乎实时放款。该模式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有效传递给了供应商，银行则基于真实的贸易背景而非抵押物控制风险，实现了多方共赢。这个案例证明，基于真实交易场景的金融创新，能精准滴灌产业链末梢的小微企业。除此之外，还可探索知识产权、股权、收费权等新型抵质押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开发“纯信用、线上化、自动化审批”的信贷产品，如“税易贷”“电费贷”等，将数据信用转化为金融信用，大幅提升服务效率与覆盖面。 4.3 优化政策环境与制度保障 想要营造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的生态环境，政府应扮演好“引导者”和“护航者”的角色。首先，需要增强政策的精准性与协同性，建立跨部门的政策协调与评估机制，确保形成合力。财政政策应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设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货币政策可继续实施定向降准，将释放的资金专项用于小微贷款。监管政策应差异化，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并优化银行内部考核机制，解除信贷员的后顾之忧。其次，核心在于健全融资担保体系。强化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引领作用，构建“国家—省—市”多层次担保网络，通过再担保分担风险，提升基层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和意愿，切实降低担保费率。同时，需建立担保机构资本金的持续补充机制，保障其长期稳健运营。最后，需通过优化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提升金融机构数据应用能力并强化配套保障，协同推动信用数据高效转化为小微企业的信贷便利。 4.4 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与市场建设 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领域结构性矛盾的治本之策就是要拓宽融资渠道。具体操作要激活直接融资市场。深化新三板改革，完善区域性股权市场，健全专门服务于小微企业的“小主板”或“科创板”，为其提供股权融资和股票转让服务。例如，某地区股权交易中心开设了专门服务于“专精特新”小微企业的板块。企业在此挂牌并非上市，而是一个规范治理、信息披露和融资展示的过程。中心联合券商、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辅导，帮助其规范财务、完善治理。同时，中心定期组织路演，吸引私募股权基金、产业投资人的关注。已有数家挂牌企业通过此平台成功进行了私募股权融资，获得了发展所需的中长期资本。由此可以看出，区域性股权市场可以作为小微企业迈向资本市场的“预科班”，有效弥补其从银行信贷到公开上市之间的融资断层。也要鼓励发展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并辅以税收优惠、政府引导基金跟投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早期小微企业。另外，要规范发展新兴融资模式。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发挥合规的互联网银行、金融科技公司在服务“长尾客户”方面的技术优势。同时，可探索发展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业态，帮助小微企业通过“以租代购”、应收账款转让等方式盘活资产、获取资金。 5 结语 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是一个典型的多因一果的系统性问题，是其自身脆弱性、金融服务滞后性、政策市场环境不完善性共同交织的产物。因此，任何单一层面的改革都难以奏效，必须采取系统性的治理方案。小微企业需通过规范治理与数字化转型实现“内涵式”成长；金融机构需通过科技赋能与模式创新提供“适配式”服务；政府则需通过优化政策与健全担保体系营造“滋养式”生态。唯有企业、金融、政府与社会资本形成合力，协同推进微观主体能力建设、中观金融服务创新与宏观制度环境优化，方能逐步破解长期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坚冰，最终引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实体经济之根基，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韧性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微观活力。 参考文献： [1]兰新萍.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成因与化解路径研究[J].商业2.0，2025(27)：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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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思路[J].商讯，2024(20)：100-103.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 赛鹏程 摘要：智能制造背景下，塑料企业普遍面临决策依据不足、研发预算与市场需求矛盾突出、成本预算失真等问题。论文以政策与数据为依据，提出引入实物期权法、建立动态投入机制、构建滚动采购预算、打通MES—ERP系统、实施敏捷资金调度、引入资金占用成本与例外管理等优化路径，以期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与决策透明度，强化现金流安全保障与预算执行效力。 关键词：智能制造，资金预算管理，数字化管控，效能提升，柔性分配 1 引言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加速推进智能化转型。《“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要求推动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2%，其中技术改造投资增长8.0%，表明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资本支出已成主流方向。塑料行业尤其是配线器材、改性塑料制品企业，研发投入高且原材料价格波动大，迫切需要通过MES（制造执行系统）等提升数据实时性。然而，其财务预算仍停留在月度或年度静态模式，形成运营与预算的“时间差”，削弱了预算指导作用。智能制造使生产数据以秒级产生，要求财务部门同步实现动态预算与资金敏捷配置。 2 智能制造背景：塑料企业资金预算的新挑战 智能制造并非单纯的“机器换人”，其是一个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全新生态。国家层面大力推动的“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正加速这一进程。对于塑料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企业运营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改变。智能产线、MES系统、WMS（仓库管理系统）的部署，打通了从订单、排产、制造、质检到入库的数据流。这种变化对资金预算管理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新要求：财务部门必须有能力“看懂”并“利用”这些实时运营数据，将其转化为前瞻性的财务语言。如果资金预算的编制基础仍然是“上年同月数据”，那么预算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已与实际脱节，无法指导高波动的原材料（如尼龙）采购，也无法精准预测客户带来的复杂回款周期，资金预算的严肃性由此丧失。 3 智能制造背景下塑料企业资金预算管理的困境 智能化浪潮看似带来了效率提升，但也放大了传统资金预算管理的诸多弊病。对于正在转型的塑料企业，这些困境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3.1 智能化改造投资（资本预算）决策依据不足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要求推进柔性化生产和装备数字化，2021—2024年全国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8.4%。但传统NPV与静态回收期仍只评估节省人工、能耗等显性收益，难量化规划中强调的“柔性价值”。由于此类效益多为柔性能力提升等“软”效益，在传统预算编制与项目测算体系中往往难以完全量化。在缺乏量化依据的情况下，不少塑料企业出现“账算不过来、战略需要却必须投”的两难境况，资本预算难以支持智能制造时代的战略决策。 3.2 研发预算刚性分配与市场需求波动矛盾突出 《关于“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突破高分子材料、工程塑料等关键技术，加快研发体系建设。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塑料及化工新材料行业的研发投入持续提升。然而，在实际管理中，大量制造业企业仍沿用年度“包干制”研发预算，缺乏与市场节奏匹配的动态调整机制。这使得当下游汽车、家电、新能源等行业提出快速验证、原型开发需求时，研发部门往往因预算封闭而无法及时推进，导致新材料开发节奏与行业周期错位。 3.3 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导致成本预算失真 PA66等大宗工程塑料价格随全球油价、供需变化大幅波动。以2024年为例，上海基业昶青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PA66年均价为20147元/吨，年初一度冲高至22600元/吨，年底回落至17350元/吨，一年内价格波动区间逾30%。智能制造虽提升了MES实时物耗透明度，但多数企业的预算仍依据历史均价编制，难适应市场快速变化。塑料行业原料占成本比重高，当价格进入低谷时，预算未预留“战略采购资金”，导致企业无法在窗口期建仓，从而削弱成本竞争力。 3.4 企业对企业交易下应收账款占用高、回款节奏不确定 塑料行业主要面向企业客户，订单规模较大、结算条款复杂。合同账期多为45～90天，但回款常受验收对账、扣款、质保金等影响而顺延；部分订单因复检推迟付款，回款节点难以精确锁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末规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26.06万亿元，平均回收期64.1天并拉长，企业间赊销环境趋紧。若预算仍仅按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的“账期+开票”推算，未纳入制造执行系统（MES）质检与交付异常信息，易低估应收占用并放大现金流偏差，导致回款节奏波动并跨期，资金计划难落地。 3.5 数据系统割裂导致现金流预算滞后 智能制造虽推动了MES、ERP及WMS等系统的普及，但多数企业尚未实现系统间的深度集成，“信息烟囱”现象依然严重。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明确指出，必须打破工业数据壁垒，强化数据在生产制造中的协同效应。然而在实际管理中，塑料企业的资金预算仍多依赖滞后的财务凭证编制，与产线“秒级”的运营节奏严重脱节。由于制造端的生产异动或急单插队数据无法自动同步至预算系统，财务部门难以实时捕捉业务变化对资金占用的影响。这种业财数据的割裂，致使现金流预算只能反映“过去”而非“当下”，在面对原料市场高波动时，极易因预测滞后引发结构性资金风险。 3.6 考核缺位致预算执行偏差难纠正 智能制造使订单变更频繁、节拍加快，但部分塑料企业将资金预算视为财务部门的“报表任务”，指标未分解到销售、采购、生产等责任单元，缺少以现金流和资金占用为导向的考核。部门为完成产量或交付指标，可能提前备料、超计划开工，造成“先用钱后补预算”；偏差发生后也难以追溯到具体环节，预算约束逐渐失效，资金调度被动。在外部融资收紧或原料涨价时，这种执行松散会迅速演化为短期资金缺口。 4 智能制造背景下塑料企业资金预算管理的优化路径 面对上述困境，财务管理者不能被动应对，必须主动出击，利用智能制造的数据特性，重构资金预算管理体系。这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变革，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4.1 优化资本预算：引入实物期权法（ROA）评估柔性价值 针对智能化改造投资的“价值黑箱”问题，财务部门应升级工具箱，不能仅依赖NPV。应引入实物期权法（ROA）辅助决策，将智能化投资（如柔性产线）视为“看涨期权”。其核心在于量化企业未来“选择的权利”，即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决定“扩张产能”“延迟投入”或“切换产品”。ROA模型能将这些柔性战略价值财务化，从而科学评估智能化改造的真实回报，为高额资本预算提供坚实依据。ROA的实务价值在于促使财务部门由“被动计算者”转变为“主动决策设计者”。财务管理人员应主导建立多阶段“决策门”，如在批准柔性产线技改投资时，预算不应“一次性通过”，而应“批准试点线”，以试点达成良品率或转产效率为第二阶段推广的“行权条件”。这种“分阶段投资”的期权思维，比传统NPV模型中仅提高折现率应对不确定性更科学，也更契合智能制造“迭代快、试错快”的特征。 4.2 优化研发预算：建立基于项目生命周期的动态投入机制 为解决塑料企业研发预算“刚性”与市场“柔性”的错配问题，应摒弃“年度总额包干”模式，建立基于项目生命周期的动态研发预算。财务部门应联合研发、市场部门，将年度预算拆分为具体“研发项目包”，资金按项目“里程碑”（如立项评审、样品测试、小批量试产）分阶段拨付。此机制类似内部“风险投资”，确保资金流向市场前景好、进展快的项目，提升投入的敏捷性和命中率。研发预算由一次性拨款转为“即时拨付”，资金保留在中央资金池，依据项目进度与反馈动态分配，不仅提高研发效率，也显著增加整体资金运用效益。对研发强度高的塑料企业而言，此机制是防止资金沉淀、保障研发活力的关键防火墙。通过建立以项目生命周期为核心的动态投入机制，企业能在智能制造与市场波动环境下实现研发资金的科学配置与效益最大化。 4.3 优化成本预算：构建基于实时数据的滚动采购预算 针对尼龙（PA66）等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的情况，静态年度预算已无法适应市场变化。财务部门应联合采购与生产部门，建立以未来13周为周期的滚动采购预算模型。该模型以“三流合一”为基础：一是MES系统提供的实时物料消耗速率；二是ERP系统中的未来订单与排产计划；三是外部接口获取的大宗原料市场价格趋势。通过整合3类数据，财务部门能精准预测未来物料与资金需求，在价格低位主动锁定采购成本，实现成本事前控制。这种滚动预算赋予财务部门主动管理原料波动的能力。当模型预测未来产线消耗高、价格处于低谷时，资金预算可提前开绿灯，支持采购部门执行“战略锁价”或增加安全库存，相当于实物套期保值。其意义在于将资金预算从“被动支付控制”升级为“成本利润中心”。在智能制造背景下，数据驱动的滚动预算模式，使财务部门能利用实时信息优化决策，把握价格窗口，从根本上提升企业成本竞争力与资金运作效率。 4.4 优化营运资金预算：打通MES—ERP前移应收账款管理 针对企业对企业交易模式下应收账款规模大、回款节奏难预测的问题，塑料企业应依托MES与ERP的集成，将营运资金预算从“按账期估算”升级为“按订单滚动预测”。具体做法是：在ERP中以订单为单位记录合同账期、开票约定和回款条款，在MES中实时记录生产进度、质检结果和发运时间，并由预算系统自动生成每一笔订单的“预计验收日”和“预计回款日”。一旦MES反馈质检不合格、返工或交付延期，系统立即调整该订单的预计回款时间，不再将其计入当期现金流入预测，同时，向销售、生产和质量管理部门发出预警，要求限时完成复检、补货或与客户重新确认验收安排。财务部门据此同步修正营运资金预算，适当压缩对该客户的新授信额度或控制发货节奏。通过这一机制，应收账款风险在生产环节即被识别和处理，回款节奏由“结果不可控”逐步转向“过程可监控”，营运资金预算的可预见性和执行力显著增强。 4.5 优化现金流预算：实施基于数据融合的敏捷资金调度 “数据烟囱”的最大“受害者”是企业的现金流安全。破解之道在于构建跨系统（MES+ERP+SCM）数据融合平台，实现从“静态现金流预算”向“敏捷资金调度”的转变。以美的集团“632”战略为例，其核心是通过建设“6大运营系统、3大管理平台、2大门户网站”的数字化架构，实现业务与财务一体化，打通生产、供应链、销售等关键业务数据，提升财务信息的实时性与决策支持能力。对塑料企业而言，财务部门应基于每日产销存数据预测未来一周现金头寸，实现以“周”“日”为单位的动态调度。该机制既消除了数据孤岛带来的决策滞后，又显著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预测精准后，企业无需维持高额“预防性现金余额”，多余资金可用于短期理财或偿还高息贷款；若预测短缺，则提前安排低成本融资（如票据贴现）。这正是标杆企业在“632”等战略中大力推进业财数据中台的原因：让资金预算成为“用钱生钱的指挥塔”，支撑企业在智能制造时代实现安全、高效的现金流管理。 4.6 完善预算执行机制，引入资金占用成本与例外管理 在预算组织上，将销售、采购、生产设为资金预算责任中心，明确“谁决策、谁占用、谁负责”。在指标上，除传统费用控制外，新增“资金占用额、预算偏差率、经营性现金净流量”3类考核指标，并按月将资金占用折算为内部资金成本计入部门业绩，促使各部门在追求产量和交付时同步考虑现金压力。同时，建立“例外事项”授权阈值：订单临时变更、加急备料或新增外协超预算支出，必须在系统中提交调整申请，说明回款或节支对冲来源，超过阈值由预算委员会快速裁决。通过考核与授权并行，形成预算执行的闭环约束，并在周度资金例会上滚动复核，偏差超预警线及时启动纠偏机制，确保预算与经营计划同频。 5 结语 总而言之，智能制造浪潮对塑料企业资金预算管理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工具的迭代，而是一场彻底的思维革命。它迫使财务部门必须“走出”办公室，深入车间一线，理解MES系统中跳动的每一个数据背后的财务含义。财务人员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一个“历史数据的记录者”和“预算遵从的监督者”，转变为一个“实时数据的分析者”和“前瞻性决策的支持者”。未来的价值不再取决于财务部门把过去的账做得多准，而在于能把未来的资金流向预测得多准、调配得多好。这要求企业必须主动拥抱业财融合，掌握数据分析能力，将资金预算从一份僵化的管控文件，变为引领企业穿越市场迷雾的、敏捷的“导航图”。 参考文献： [1]马乔峰.智能制造环境下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创新路径探索[J].中国市场，2025(24)：79-82. [2]江汐.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制造企业资金流动分析[J].投资与合作，2025(5)：139-141. [3]刘程.智能制造背景下业财融合的新模式探讨[J].中国电子商情，2024(17)：76-78. [4]王琳.企业资金预算管理运行模式刍议[J].中国会展(中国会议)，2024(14)：110-112. [5]关凌.智能制造工厂精益化预算管控成本的解决方案[J].化工管理，2024(13)：5-8. 长虹塑料集团英派瑞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赵小琪 摘要：新经济环境推动国企经营模式与财务治理深度变革，全面预算管理面临适应性提升需求。论文基于全面预算管理治理逻辑框架，分析国企预算战略传导、预算编制方式、预算执行监控、预算绩效联动领域的失配表现与成因，提出针对性改革路径，包括战略对齐体系构建、多元化预算编制方法引入、数字化驱动的预算执行监控机制完善、预算绩效激励约束闭环重塑，构建面向战略落地、价值提升与风险应对的一体化预算治理体系。研究为国有企业优化预算管理制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经营约束能力提供技术参考，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关键词：新经济环境，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适应性变革 1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拓展应用，管理会计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自2017年10月至今，财政部颁布了一系列管理会计应用指引，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企业管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避免预算管理中的“两张皮”现象，真正将全面预算管理落到实处，形成系统化、动态化、制度化的管理内容，是预算管理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目前，部分国企在全面预算管理中采取了增量预算、历史基数预算等传统方式，这些方式在战略目标与预算执行之间的对接上存在明显短板。调研中发现，63%的企业未能实现战略目标与预算科目的清晰映射，且预算编制仍以历史基数为主，缺乏应对业务创新与市场波动的灵活性，导致预算管理体系未能有效支撑战略落地与资源优化配置。当前新经济环境表现为数字技术广泛渗透、绿色发展全面推进、市场结构持续重构等多重变量叠加，导致国有企业面临经营不确定性增强、资源配置约束加剧与绩效考核体系调整的共同压力。在政策推动与技术驱动并行的背景下，全面预算管理作为战略执行与风险控制的核心制度工具，其结构刚性、流程滞后与绩效联动弱化等问题日益暴露，已难以满足企业对高效、精准与动态化财务管理的现实需求。当前国企预算管理在战略协同、编制机制、执行监控与绩效联动等方面普遍存在结构僵化、反馈滞后与激励失衡等问题，削弱了预算体系的统筹与约束功能。根据调查结果，63%的企业未能在战略目标和预算科目之间建立有效的映射关系，预算编制以增量方式为主，历史基数占据主导地位，预算执行监控的滞后性和绩效联动的弱化进一步加剧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 2 全面预算管理的治理逻辑框架与现状描述 2.1 全面预算管理在国企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在新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经营活动高度依赖对资金流、资源流与信息流的协调调度，全面预算管理在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已从财务控制工具扩展为战略管理支撑平台。其在组织结构中承担着战略意图传递、资源配置统筹与绩效考核基础的多重角色，成为连接总部目标、下属单位执行与外部资源协调的关键纽带。预算不再局限于年度指标设定，而是嵌入企业治理的日常机制，在经营责任界定、关键事项审核、投融资计划审核中体现出决策约束与资源分配权重的作用。预算体系覆盖广泛的职能板块，涉及财务、人力、运营、采购、投资等多个核心部门，使企业治理从碎片化管控转向统一口径下的系统化协同，形成目标导向、计划驱动、执行受控的闭环管理格局。 2.2 战略—预算—绩效一体化管理机制 战略制定与预算管理的联动性决定了组织运行的目标一致性，而绩效评价则构成预算执行结果的反馈机制，这三者之间的逻辑耦合构成了国企内部治理的重要机制轴线。在调查中，发现63%的企业未能将战略目标与预算科目有效对接，预算目标未能逐层分解为可操作的任务，导致战略目标的执行与资源配置脱节。调研数据显示，这些企业普遍面临战略目标与预算指标无法有效映射的问题，预算编制过程中缺乏战略导向，最终导致绩效评价体系与战略目标执行缺乏紧密关联，绩效结果未能直接反映在下一周期的预算编制中。在实际操作中，战略规划往往需要向预算目标逐层分解，并由预算指标引导各层级单位执行，从而将企业中长期目标落实为可测、可控、可评价的执行任务。预算在战略执行过程中起到路径校准和资源匹配的功能，将模糊的战略意图转化为明确的年度、季度和月度操作指令，压实经营责任与投入产出结构[1]。 3 国企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主要失配问题 为确保问题识别具有现实基础，本研究在国有企业背景下开展了预算管理现状的专项调查。调查对象涵盖A省18家省属国企、3家中央企业在地子公司以及27个项目型经营单元，调研方式包括制度文本收集、预算系统操作记录分析、访谈财务与业务人员共62人次，并结合2023—2024年国资委预算监管通报与地方国资委专项审计报告开展对比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在战略对应性、编制结构灵活性、执行监控实时性和绩效联动有效性方面均呈现结构性偏弱特征：在战略传导方面，63%的企业未建立战略任务到预算科目的映射关系；在编制层面，零基预算覆盖率不足20%，历史基数主导的增量方式仍为主体；在执行监控方面，超过70%的企业预算偏差识别滞后1～2个财务周期，审计发现多数企业缺少滚动预警机制；在绩效联动方面，预算指标在绩效考核体系中的平均权重低于15%，预算责任落实度不足。 3.1 战略传导不清晰 前期调查显示国企预算体系普遍存在战略信息传递链条较长、部门间目标拆解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在实际运行中表现为战略部门提出的中长期任务无法在预算指标中实现结构化落地。多数企业的战略目标停留在宏观描述层面，缺少可量化的预算承接口径，各责任中心对战略任务的理解与拆解幅度差异较大，导致预算编制呈现“财务化”倾向而弱化战略属性。根据调研结果，63%的企业未能在战略与预算科目之间建立有效的映射关系，这些企业的战略目标没有明确的预算承接点，导致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战略任务未能得到有效分解和落实，导致责任中心的执行力度弱化。由于预算流程通常由财务部门主导，业务部门参与程度有限，战略要求无法在编制规则、资源排序与指标口径中得到固化。加之战略推进节点与预算周期不匹配，企业在年度中后期更容易出现预算资源占用与战略重点偏离的情况，使得预算体系未能发挥战略导向、年度落地和跨部门协同的应有功能[2]。 3.2 预算编制方式与结构僵化 国有企业在预算编制环节仍普遍呈现结构刚性强、适应性不足的特征。预算口径多以历史基数和科目体系为基本框架，费用类别划分固化，难以匹配项目化经营、创新业务孵化以及业务链条延伸带来的资源需求差异。在实际编制过程中，部分间接费用未能准确归集至责任中心，使成本边界呈现模糊状态，影响对业务单元经营结果的真实反映。基层单位普遍反映预算科目与实际业务流程映射度不足，新业务、新项目和跨期事项往往缺乏对应的预算结构，导致预算调整频次增高且缺乏前瞻性。由于预算编制假设稳定、对市场与政策变化缺乏敏感性，预算体系在面对业务波动、资源重新配置或产业链结构变化时反应滞后，削弱了预算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灵活性和对经营活动的支持能力[3]。 3.3 预算执行监控穿透力不足 国有企业预算执行普遍面临监控链条分散、数据口径不一致及过程化识别能力不足的问题。预算执行往往依赖人工对账或分散系统导出，缺少统一数据接口，使预算事件、合同执行与资金支付难以形成连贯的逻辑链。业务系统与预算系统分离导致偏差来源无法及时追踪，预算执行情况多在季度或更长周期后才被确认，削弱了预算对经营行为的实时约束力。部分责任中心在执行过程中更关注合同推进或项目进度，而预算消耗情况无法同步呈现，使资源使用与预算边界出现偏离。企业在应对业务波动、政策变化或突发事项时缺乏预算动态调整机制，预算制约功能呈现“事后化”，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与风险防控能力[4]。 3.4 预算绩效评价与激励脱节 国企预算绩效体系仍存在口径割裂、权重偏低与责任传递不充分等结构性问题。预算指标在绩效考核中的嵌入方式不统一，部分企业采取财务口径核算预算完成情况，而绩效评价则以管理口径为主，两套规则之间的差异削弱了预算结果作为评价基础的有效性。预算责任矩阵尚未系统建立，责任中心对预算偏差的影响无法在考核中准确体现，使预算执行质量难以成为激励与约束的关键变量。预算偏差的归因机制不足，导致预算完成情况很难反馈到下一周期预算编制与资源分配中。激励机制未能与预算执行形成闭环，不利于预算在经营管控、价值创造与行为引导中的功能发挥[5]。 4 新经济环境下全面预算管理适应性改革路径 4.1 构建战略对齐的预算管理体系 首先，总部需以年度战略主题为核心，建立《战略—预算映射表》，将战略目标拆分为可量化的预算指标，并在集团—子公司—项目部三级构建责任链条，使各预算单元明确其在战略价值链中的位置。预算编制前应由战略部、财务部和业务单元共同召开“战略对齐评审会”，对预算申请的战略贡献度进行打分，对未能形成映射关系的支出设置限制性准入，确保资源投向与战略重点一致。 在资源配置流程上，预算应按照“战略优先级→关键任务→预算科目”的顺序进行配置，由战略优先级决定资源排序与倾斜力度。子公司需将战略任务嵌入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及项目中心的预算指标体系，形成“指标—责任—资源”绑定关系。预算审核环节应增加“战略契合度评分”，作为预算批复的重要依据，使战略要求在预算流程中实现可操作化落地。 4.2 推行多元化预算编制方法 总部应制定《预算编制方式适用指引》，明确增量预算、零基预算、滚动预算与情景预算的适用业务范围，使各单位在编制时具备统一的选择标准。对于创新业务、新设机构、亏损治理单元以及间接费用占比高的部门应优先采用零基预算，要求提交“资源必要性说明”“成本动因分析”与“预期价值贡献”，避免历史基数带来的预算刚性。 为提升预算对业务波动的敏感性，集团需推行分层滚动预算，将年度预算拆解为季度或月度预测单元，预算偏差超过设定阈值时必须启动滚动调整。滚动预算执行应包括“偏差复盘—预测更新—资源再配置”3个步骤，由预算系统自动推送责任中心按周期更新数据，并在必要时提交调整说明，使预算修正具备制度化流程。 在高不确定性业务领域，如工程建设、投资开发、海外业务等，可设定“基准情景—压力情景—机会情景”3类预算方案，形成在市场变化时可快速切换的资源配置模式，提高预算结构对应外部环境的适应度。对于工程类、投资类或长期项目型业务，需建立“全生命周期预算”，将立项、设计、采购、施工、运营等阶段纳入统一资金规划，使预算成为项目管理全过程的重要工具。 4.3 构建数字化驱动的预算执行监控机制 集团应建设统一的预算执行监控平台，将预算、合同、采购、财务、项目管理等核心系统通过标准化接口进行数据贯通，使预算事件在立项、合同签订、付款执行各阶段均可自动关联和追踪。平台对每个预算事项生成唯一编码，并与责任中心、业务类型、项目编号绑定，形成可回溯、可跟踪的执行链条。 在监控规则方面，应建立预算偏差分级机制，设置不同的偏差阈值并自动触发相应处理流程。例如，当连续偏差或累计偏差超过设定阈值时，系统自动推送预警信息至责任中心负责人；偏差进一步扩大时，财务部门介入进行偏差核查；偏差达到关键警戒值时，则需由集团层面启动专项审核程序。这样的分级监控体系可使预算偏差在萌芽阶段即被识别，避免预算执行质量在周期末期集中暴露。 预算动态调整是预算执行适应业务变化的重要环节。平台应具备调整权限校验功能，根据业务类型、预算类别以及金额规模自动匹配审批层级，确保预算调整既具备灵活性又受控。系统需自动生成月度预算执行偏差分析报告，对偏差原因进行归集和标注，使责任中心能够在下一周期及时修正预测值。 4.4 构筑预算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闭环 首先，集团应制定《预算—绩效口径统一规则》，对收入确认、成本归集、费用分摊及项目收益测算等关键环节实行统一口径，使预算执行数据和绩效核算数据“同源、同口径、同规则”。同时需建立预算责任矩阵，对预算指标、责任主体和评价方式进行清晰对应，使预算责任可追溯、可量化。 在绩效评价层面，应将预算执行质量纳入集团绩效考核体系，形成季度、半年度与年度的预算绩效评价节奏。评价内容可涵盖预算执行率、偏差率、资源使用效率及关键任务完成情况等指标，并按偏差等级实施差异化评价，使预算偏差具有明确后果。为避免预算偏差原因模糊，应建立预算偏差归因机制，由系统自动记录偏差来源并形成责任链，使绩效评价与经营行为保持一致性。 在激励与约束方面，可通过预算完成度等级制度实现激励挂钩。例如，将预算完成度划分为A、B、C三级，将A级与绩效薪酬上浮挂钩，对偏差严重的责任中心启动问责流程，实现预算执行质量对激励的直接影响。此外，可设置预算节余合理返还机制，将节余资金按比例划入部门激励基金，避免年底突击性支出行为。 5 结语 本文基于全面预算管理在国企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定位，结合新经济环境下数字化转型与价值导向要求，识别了当前预算管理在战略传导、编制结构、执行监控与绩效联动方面的适配性不足，提出了4项应对路径，包括构建战略对齐体系、推行多元化编制方法、强化数字化执行机制与建立绩效激励闭环。改革路径体现出预算从资源配置工具向价值引导机制的功能演化趋势。适应性重构不仅增强了预算体系对战略目标的支撑能力，也为国企实现管理提效与治理升级提供了制度支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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