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用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来谋划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入分析了“十五五”时期的国际环境，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环境的总体研判上来，深刻理解国际环境的变化，准确把握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深入分析国际环境所蕴含的机遇与挑战，做到准确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从而未雨绸缪、妥善应对，最终化危为机，下好先手棋，取得主动权。
进入21世纪后，从2000年至2007年，是全球经济繁荣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数据，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达4.3%，其中，发达经济体平均增速为2.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达到6.6%。这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快速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冷战结束的红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2010年至2019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7%，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低迷期，呈现出“低增长、低利率、高负债”的特点。IMF预测，2023年至2030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将进一步降低为3.1%～3.2%。
第一，全球发展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明显特征。G7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60.3%下降到2023年的42.2%，下降了约18个百分点，其中，美国从27.3%下降到23%。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明显提升，其中，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28%提升至2023年的18.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在2016年超过了美国。
第二，中美大国博弈日益加剧。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增强，美国陷入了战略焦虑。2017年12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认为“通过接触改变中国”的策略已经失效，需通过竞争遏制中国崛起。美对华政策的这一调整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因为执政党轮替而改变。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延续对华竞争基调，称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并将2020年至2030年定义为中美博弈的“决定性十年”（Decisive Decade）。该报告强调这一时期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美国要在这一阶段“赢得与中国的竞争”。2018年以来，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认知战等，利用关税、实体清单、“长臂管辖”、出口管制、安全审查等多种手段，打压遏制中国。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主要是单打独斗。拜登政府重视团结盟友对华围堵，为此，搞了不少“小圈子”，如“五眼联盟”（FVEY）、“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并迫使第三方选边站队。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为了吸引制造业回流，急不可耐地加征“对等关税”，对华实施创纪录的高关税。2025年12月4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强调紧紧围绕经济利益构建外交政策。该战略将美中关系界定为“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关系，其经贸政策也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脱钩断链”转变为主张“在非敏感领域对华开展对等与公平贸易”，以此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这一政策转变说明，美方既要遏制中国发展，又想利用中国的资源与市场发展壮大其制造业，最终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中美大国博弈，本质上是“守成大国”为维护其霸权而对新兴大国的打压遏制。它不会因我们的善意而改变，暂时的缓和也并不是休战，大概率会愈演愈烈。大国博弈不仅影响中美双边关系，而且影响全球格局未来走势。美国极力拉拢第三国“选边站队”，在双边经贸协定中植入“毒丸条款”，组成遏华“小圈子”。这一系列行为推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导致全球贸易格局深刻变化，倒逼各国作出贸易政策调整，冲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影响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走向。
第一，全球贸易增速明显下降，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增速分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统计，2009年至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年均增速为4.6%，仅为2000年至2008年年均增速的1/3左右。全球货物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48.8%下降到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前的43.8%，下降了5个百分点，贸易拉动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相应减弱。多个国际组织预测，未来全球贸易增速将进一步下降，到2030年之前，全球贸易增速仅为3.2%—3.5%。与此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推进，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4年至2024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速为5.9%，高于同期货物出口增速2个多百分点；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额同比增长约9%，远高于货物贸易增速（2.7%），贡献了贸易增长的近60%，全球服务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已上升至26.4%。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到2040年这一比值将达到33%。
第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多边贸易体系为核心的全球经济贸易治理体系，为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规则与制度保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出台的保护主义政策明显增加，挑战多边治理体系的权威。尤其是美国无视多边经贸规则采取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不仅直接冲击全球贸易与产业链稳定运行，更为严重的是，其直接威胁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美国阻挠WTO上诉机制法官遴选，导致上诉机制的瘫痪。特朗普政府针对不同国家制定税率不同的“对等关税”，直接冲击了WTO的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以WTO为核心的多边经贸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着力达成双边或区域贸易安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数量迅猛增加，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新经贸规则制定的主要平台。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势值得密切关注。不少智库和国际组织提出警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80年的经济全球化可能将“终结”。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关于其“何去何从”人们作出了不同的前景展望：有观点认为，未来高新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脱钩”可能加剧；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可能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或“三个体系”。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多种因素，未来场景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大调整大变化则是确定的。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贡献者，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势将会对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必须密切观察、深入研究。我们相信，决定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但也不会是一条坦途。随着中国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相互交织博弈，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持续提高。这既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机遇，也使应对“中国威胁论”的任务更加紧迫、更加艰巨。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势。
回顾历史，重大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是推动全球格局调整的基础性力量。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几轮产业变革，有的国家抓住一轮产业革命，便迅速崛起；有的国家错失机遇，则被抛在时代后面。
第一，人类社会正处于科技创新的活跃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推进，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技术、材料科学、深海深空技术等多个领域技术创新十分活跃。特别是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将大大提升创新的效率，对国际分工与竞争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科技是决定国家未来的根本，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美国2025年12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确保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关键前沿科技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中占据主导”的目标，强调在关键技术与基础科研上强化投资，以确保其长期竞争力。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总体来看，美国和中国相对领先，处于第一阵营。美国长于 “从0到1” 的原始创新，我国擅长“从1到100”的应用创新。DeepSeek横空出世，彰显了我国在AI领域的实力与潜力。截至2025年4月9日，我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达1576379件，占全球申请量的38.58%，居全球首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将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主要国家既要“做好自己的事”，力争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中取得主动权，又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确保“技术向善”。科技领域是美国遏华的主战场，其采取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遏制打压对手的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在科技领域搞“小院高墙”、出口管制，试图迟滞我国科技进步的速度；在我国已经实现科技突破的领域，如5G、“新三样”（主要指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等，则通过实体清单、安全审查、反补贴、反规避、加关税等手段，从需求侧压缩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空间。
第三，技术创新将催生发展新动能、开辟竞争新赛道。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并驾齐驱，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国际竞争格局洗牌提供了更多机会，为后发追赶型国家的崛起提供更多可能性。数字技术进步催生了数字经济，推动数字服务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将深刻改变人类生产方式，智能制造将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加速转型为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生产力国际布局变化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
恩格斯指出，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会得到大自然的报复。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生活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任务更加紧迫、更加艰巨，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正在成为国际共同行动。1992年5月在巴西里约达成、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1995年起，该公约缔约方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1997年12月达成、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开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之先河。2015年12月12日达成、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的《巴黎协定》，明确了将全球气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高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规定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发达国家曾经承诺，到2020年要实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支持资金1000亿美元的目标。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巴黎协定》的达成十分重要。特朗普政府先后两次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节奏产生不利影响，但不会改变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
第二，生产生活方式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球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将发生深刻变化。以能源结构为例，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统计，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新增473吉瓦，增幅为13.9%，可再生能源总发电能力达3870吉瓦，创下历史新纪录。全球新增发电量的86%来自可再生能源。预计202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将从2022年的29%上升到42%以上。
第三，催生绿色新动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将付出巨大成本，同时也会催生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如果要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那么，2024年至2030年将需新增7.2太瓦可再生能源。除了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投资需求外，储能设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等绿色技术、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都须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的难得亮点。
第四，呼唤绿色经贸规则的国际合作。绿色贸易快速发展，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土产业，针对绿色产品采取了不少保护措施，如美国对光伏发电设备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欧盟对自中国进口的新能源汽车征收反补贴税。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只给本土新能源车消费提供补贴，歧视进口产品。欧盟出台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因此，如何协调各国绿色法规，形成既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又有利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规则，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全球正处于技术创新活跃期，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为我国推进技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历史性机遇。美国新政府科技政策为我国引进高水平科技人才提供了难得机遇。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对科技人才产生挤出效应。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统计，特朗普第一任期有超过4000名华裔科学家回国。特朗普第二任期减少长期基础研究经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暂时冻结所有新的研究拨款，政府计划要求国会削减NSF预算的2/3，削减国立卫生研究院预算；计划大规模削减联邦政府教育机构预算、强化签证审查和驱逐，限制绿卡发放，拟终止“出生公民权”。特别是针对我国人才施加更为严苛的留学和合作研究限制。这些都为其他国家从美国引进科技人才提供了机遇，法国政府、欧洲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行动。另外，美西方对我技术打压有促进我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利一面。美西方对我科技战确实会打击我科技龙头企业，影响技术创新，带来的冲击绝不能轻视。但是，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其会增强国产化替代的动力、更好利用国内市场机会。美国不断对中国实施科技“脱钩断链”和打压，增强了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力。以前存在所谓“自研不如引进”“造不如买”的想法，削弱了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调研时指出：“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美国科技“断链”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清形势，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自立自强重要论述的理解。而且，科技产品断供为国产化替代提供了市场空间。相对于国外成熟的科技产品，国产的新科技产品在投入市场初期，可能存在技术不够成熟、质量不够稳定等不足。进口科技产品断供后，客观上腾出了国内市场空间，国产化替代可以更好利用国内大市场进行持续迭代，不断提高国产科技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根据TechInsights数据，我国半导体自给率2018年为15.9%，在美国加大制裁力度后，2023年提高到23.3%。
绿色低碳转型是一场系统的经济社会体系变化，对全球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格局和生活方式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既是一场巨大挑战，也蕴含着重大的战略机遇。从机遇角度来看，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将催生绿色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和新需求。过去几十年，我国面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前景，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在太阳能、风能设备、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发展成就。“新三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动能，正是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更为未来赢得绿色低碳国际竞争奠定了雄厚基础。一是把握好新的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机遇。新型太阳能光伏、固态电池、储能技术、氢能源、CCUS甚至核聚变等多种绿色低碳技术都处于研发之中，有的成就突出、突破在即，有的前景看好、应用有待时日。我国要发挥自身的技术创新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和市场优势，紧密跟踪技术前沿，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力争在新一轮绿色低碳技术与产业革命中继续走在前列。二是把握好绿色低碳产品的国际市场机遇。尽管一些国家对我国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品采取了反补贴、反倾销等保护措施，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加速推进低碳化转型，绿色低碳产品市场依然广阔。我国企业要在重视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市场，结合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开拓新市场。同时，针对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措施等新形势，加快碳市场、碳统计等基础工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建设零碳产业园等，更好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三是把握好绿色低碳产业国际合作的机遇。越来越多国家将绿色低碳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日益重视其发展。同时，绿色低碳产业安全敏感度低，又占据道义制高点，开展国际合作面临的安全、意识形态等障碍少。我国绿色低碳产业技术领先、成本低、竞争力强，是各国期待的重点合作对象。我国要把握机遇，把绿色低碳产业的技术合作、投资合作、贸易合作等打造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新领域。四是把握好制定绿色低碳国际规则、引领绿色低碳国际治理的机遇。绿色低碳领域国际规则尚不完善，处于规则制定的关键时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为我国在绿色低碳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新的空间。我国要认真研究，不断增强软实力，在全球绿色低碳国际治理体系中找准定位、发挥作用。
一方面，全球增长格局分化，“东升西降”趋势不变。全球南方、金砖国家等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提升，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特别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具备更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孤立主义倾向抬头，挑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先后从国际组织、国际协定中退出，对其传统盟友加征关税，损害了其国际信用，动摇了其领导地位，有利于我国扩大“朋友圈”，也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一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世界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要大力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宣传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二是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改革。我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发展方向，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WTO等多边机制改革，提高多边经贸治理体系的权威性、有效性。在引领与参与国际经贸治理体系时，保持战略定力，多方权衡利弊，坚持各方协商，实现共建共享。三是练好内功，增强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既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也需要较强的“软实力”，为此，必须加强能力建设。要加强对全球经贸体系的研究，为提出全球经贸治理改革方案奠定扎实的基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协商能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要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为国际组织输送得力英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危与机的辩证关系。面对一系列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战略定力，提高斗争本领，保持战略信心，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 的辩证思想，学会“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第一，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经贸环境中的挑战。一是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低迷，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作为出口大国，受到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二是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发生变化，面临“前后夹击”的境况。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来自更低成本发展中经济体的追赶和竞争，产业外移压力增加；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产品和服务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打压与防范。三是塑造互利共赢的外部环境面临多方挑战。我国与多数贸易伙伴长期保持货物贸易顺差。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额超过创纪录的一万亿美元。西方借机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产能过剩论”“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责任论”等，近期又在炒作“第二次中国冲击”，制造新的“中国威胁论”。在这种形势下，针对我国的贸易壁垒和投资保护措施可能明显增加。
第二，要采取切实措施，塑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环境。一是让世界更好分享中国市场机遇。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范围。兼顾世界之盼与我国之需，采取措施扩大进口，针对不同国家的关切，有针对性地扩大大宗商品、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的进口。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外资准入，在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领域吸引标志性项目落地。发挥好进博会等平台的作用。二是与世界共享投资机遇。引导中国企业有序“走出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为东道国工业化、就业、税收作出贡献，构建利益融合的跨境产业链。但要坚持“危地不往、险地不去、危业不投”，防范风险，维护好海外利益。三是与世界共享技术合作机遇。中国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技术水平。要加强与发达国家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提升产供链韧性和技术水平，但要防范优势产业先进技术外泄。
美国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最大外部不确定因素。美国力图在“决定性十年”取得大国博弈的决定性胜利，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纠集同伙，对我国遏制打压将变本加厉并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丢掉幻想。要增强斗争精神，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2025年以来，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国针对美国新一届政府加征关税的无理行为采取了坚决的反制措施，取得了对美经贸斗争的阶段性胜利，中美贸易战进入暂时的休战期。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无论是斗争还是合作，其根本目的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维护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中美博弈，时与势都在中国一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一定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取得这场持久战的最终胜利。
国际环境中威胁经济安全的风险上升，处理好开放与安全是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挑战。对我国而言，既面临保障资源能源和粮食供给安全、维护金融安全等传统挑战，又面临维护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等新任务。一要正确处理开放与发展的关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二要在开放合作中推进科技自立自强，防范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风险。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三要综合施策，保障资源、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国际供应安全。加强对海外油田、矿山的投资，增强全球资源控制能力。高度重视“关键矿产资源”，增强战略资源冶炼加工技术和能力。加强大宗商品国际运输通道建设，适当增加重要资源能源的战略储备。增强我国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通过市场机制建立基准价格并影响国际定价规则。总结稀土出口管制的成功经验，增强反制能力，有效震慑外部势力恶意影响我国大宗商品供应安全的行为。四要建立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机制，建立数据分层分级管理机制。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以“管得好”支撑“放得开”，保障数据安全。五要在扩大开放中维护金融安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升跨境金融监管能力，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大进大出”带来的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综上所述，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蕴含的新机遇、新挑战，我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与以往相比，我国产业体系全、综合成本低的优势更加突出，人力资源丰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超大规模本土大市场的优势更加明显。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制度优势越发凸显。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AI）作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其技术迭代快、风险分布式扩散的特征，与全球治理赤字、治理碎片化的现实形成突出矛盾。本文以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与治理适配为核心线索，剖析技术迭代背景下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现实必要性，系统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内涵界定与框架演进，分析中国实践短板，从治理取向、机制、架构、工具及体系落地五个维度，构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中国治理路径。研究表明，中国需以“负责任监管”锚定治理方向，强化“政产学研用”协同与“技术-国家-全球”三级监管衔接，既破解本土技术安全与创新平衡问题，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人工智能治理，技术迭代，统筹发展和安全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技术突破—规模应用”并行阶段。一方面，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2024年已突破7000亿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5[1]）。大模型迭代周期不断加快，智能体（AI Agent）商业化落地从“人机协同”向“自主执行”跃迁。另一方面，智能应用的大规模扩散在加速社会转型的同时，也会导致社会的复杂性涌现（Complexity Emergence）（魏钰明等，2025[2]），带来数据资源、技术生态、法律监管、伦理道德等多方面不确定风险和复杂挑战（朱齐宇等，2025[3]），各种风险紧密交织、叠加扩展，引发了治理理念、治理架构、治理工具的重大变革要求（Mark和John，2022[4]）。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强调，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工智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都将成为全球面临的一大主要风险。《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3次提到“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构建适配人工智能技术迭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治理体系，既是应对我国人工治理面临挑战的现实需求，也是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重要命题，具有显著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
当前，围绕人工智能治理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聚焦治理内涵，区分“监管（单一刚性约束）”与“治理（多元协同）”的差异，提出“全生命周期治理”“敏捷治理”等理念。薛澜和赵静（2024）[5]指出，人工智能治理是多维度、多工具、多主体参与的动态系统性过程，涵盖伦理制定、政策激励、标准建设等多元内容，并非单纯的限制措施。张其仔和李伟（2025）[6]明确人工智能治理需以赋能人类社会发展为目标，而非单纯风险管控。二是围绕全球治理困境的现实障碍展开讨论，主要包括多边机制碎片化、软法规范效能不足、地缘政治挤压合作空间等问题。赵申洪（2024）[7]通过梳理近些年的制度进展，提示商业利益与监管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正在重塑议程与节奏。胡键（2024）[8]出，区域协定与国内法叠加导致数字规制的碎片化，全球数据流动正被切割为不同发展水平的“闭环系统”，长期看会出现数据衰竭与创新外部性受限的副作用。国际层面研究议题的层级同样也在提升。张树华和张夏添（2025）[9]指出，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国际关注正从“技术规制”升级至“文明形态重构”。三是探索中国路径，强调“新型举国体制”“软法与硬法协同”的优势。在治理路径层面，风险分级与敏捷监管理念正日益成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王一臻和何伏刚（2024）[10]强调，硬性规制难以独立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复杂性，应采用柔性规范与多元协同，并按技术成熟度与影响面建立风险等级划分，分别配置监管手段。在治理工具层面上，单一手段难以匹配技术演化速度。薛澜（2025）[11]提出，人工智能治理需在法律规制、技术标准、责任机制、合规评估与自律机制等多元工具之间形成可组合的“协同应用”，以避免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出现“规制迟滞—过度刚性”的两难。对于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而言，结合中国现实与技术演化节奏，政策适配还面临不确定性的系统挑战。朱齐宇等（2025）[3]基于政策文本演化分析发现，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呈现“数量增长、中央—地方协同、主题扩展”的特征，但在创新性、平衡性与国际协作方面仍有提升空间。“DeepSeek突破效应”从供给侧改变扩散曲线：低成本-高性能-开源策略加速技术普及并重塑应用预期，这也对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魏钰明等，2025[2]）。在治理体系构建层面，中国路径正在从“碎片式规制”迈向“系统化立法+分类分级+主体责任+权利保护”框架的构建。张欣（2025）[12]指出，中国治理迭代显示出以分类分级为内核、软硬法衔接、跨域协同的趋势，正迈向以系统化立法为标志的新阶段。同时，需从领域、主体、结构、技术等维度提升治理效能。但总体来看，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本文以技术迭代视角下人工智能的治理演进为核心逻辑，从人工智能风险和发展要求的特殊性角度，阐释持续完善人工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在探讨中国治理实践进展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人工智能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取向、机制、架构、工具、国际合作五个维度提出加强人工智能体系建设的建议。
三、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必要性
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并向通用智能演进的背景下，中国人工智能正处于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并行的关键发展阶段。技术突破与应用场景的快速拓展，为人工智能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同时也因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远超现有治理体系的更新能力而形成了治理滞后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突出矛盾。加强人工智能治理不是选择性议题，而是保障技术健康发展、规避发展风险的核心前提。其持续完善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催生风险冲击的特殊性，以及发展与安全关系的特殊性。
（一）人工智能风险的特殊性
从风险维度看，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通用性、风险不确定性与外溢性、扩散便捷性及能力涌现性等复合特征（薛澜等，2024[13]）。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催生的风险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构成了产业健康发展的刚性约束。
1.技术迭代使人工智能风险呈现“跨领域、跨国界、动态化”特征
从人工智能产业链视角分析，人工智能是由软硬件设备、大数据、算法以及具体技术与场景应用共同构成的复杂体系，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风险呈现相互传导放大的特征：基础层面临芯片供应链地缘政治风险与数据隐私泄露风险，技术层存在模型框架安全漏洞与大模型算法风险，应用层存在社会经济冲突与公共安全风险，对中国治理体系的动态适配能力提出严峻挑战。从风险载体来看，人工智能的风险已从数字领域延伸至物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行失控、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违规操作等问题，在我国制造业自动化生产线、服务业智能服务场景中已初步显现。从风险传导来看，这具有显著的“蝴蝶效应”，开源模型存在的安全缺陷可通过全球技术协作网络快速扩散，对中国尚处于完善阶段的治理体系构成直接威胁。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全球流动特性进一步加剧了风险的跨域传导。更为关键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处于持续自我更新状态，静态化的治理规则难以实现有效覆盖，既有治理规范常被新一轮技术迭代后的模型能力与应用场景快速突破。这一治理困境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大、风险隐患高的特点，仅依靠事后监管难以实现有效防控。
2.技术迭代催生与业态风险的双重叠加带来系统性风险提升
人工智能系统是包含输入与输出的流程，涉及系统架构构建、数据输入、算法推演决策以及决策结果输出与实际应用等环节。其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技术迭代催生的风险可划分为“技术风险”与“业态风险”两类，二者相互交织形成系统性威胁。“技术风险”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或服务本身的功能性与价值性缺陷。功能性风险主要表现为技术性能未达应用标准，如智能医疗诊断产品准确率不足、生物识别技术稳定性欠缺等，直接制约技术的实际落地效能；价值性风险则体现为技术设计与应用违背社会价值理念，如部分平台生物识别服务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算法模型存在歧视性导向等，触碰数据安全与伦理底线。更为严峻的是，中国高端芯片、基础算法等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技术安全短板使功能性风险更易演变为系统性安全危机，直接威胁人工智能治理的主动权。“业态风险”贯穿于人工智能应用的全流程，与中国场景化应用领先的发展特征紧密相关，包括事前、事中、事后风险。事前风险表现为应用环境与使用者适配不足，如基层医疗机构因操作规范缺失导致智能医疗产品应用不当引发风险问题；事中风险体现为技术不合理使用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冲击，如自动驾驶路测中的公共安全隐患、算法推荐机制导致的信息茧房加剧舆论极化等；事后风险则聚焦于事故责任认定难题，如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分配、AI生成内容侵权追溯等，已成为制约中国人工智能商业化落地的核心障碍。
（二）人工智能发展要求的特殊性
从发展维度看，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是中国在技术迭代浪潮中实现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核心支撑，其重要意义集中体现在动态平衡保障、产业效能提升与国际优势塑造三个维度，在为技术创新划定合理边界的同时，最大化释放发展动能。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键抓手。
1.加快人工智能发展需动态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通过治理体系的持续完善筑牢安全发展底线
技术迭代的高速度与不确定性，使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的平衡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命题，而适配技术发展的治理体系是破解这一命题的关键。通过构建“分级治理+全生命周期管控”协同机制，治理能够精准匹配技术演进节奏与应用场景差异，实现二者动态适配。分级治理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技术与应用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中低风险的内容创作类人工智能简化审批流程，为技术探索预留试错空间；对智能医疗、自动驾驶等高风险领域强化准入审查与动态评估，适应技术迭代速度更新监管标准，避免静态规则滞后于技术发展。全生命周期管控贯穿研发、应用、退出全流程，研发环节嵌入伦理审查机制应对算法“黑箱”问题，应用环节落实生成内容标识制度以防范深度伪造风险，退出环节建立责任追溯机制破解事故认定难题，形成与技术更新无缝衔接的风险防控链条。将标准化作为技术治理“先手棋”，衔接关键场景应用评估，有效降低技术迭代带来的不确定性，为创新发展筑牢安全底线。
2.加快人工智能发展需不断完善治理体系，破解技术迭代衍生的瓶颈制约
技术快速迭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发展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资源配置不均、协同效率不足等突出瓶颈，通过制度化设计优化创新生态，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资源配置层面，治理通过明确数据产权归属、规范数据交易行为，打破“数据孤岛”，保障中小企业公平获取核心数据资源，防止技术迭代中大企业垄断数据与算力的失衡格局；通过反垄断法规制科技巨头“生态封锁”行为，鼓励开源技术协作与成果共享，降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门槛，激发全产业链创新活力。在产业协同层面，“1+N”治理体系与技术迭代节奏精准适配，既为“人工智能+”行动落地提供制度支撑，推动产业规模持续扩张，又通过统一动态更新的技术标准与监管规范，降低企业跨场景、跨区域合规成本，提升整体产业协同效率，助力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与基础场景建设成本高企等现实难题。
3.加快人工智能发展需抢占全球治理规则主导权，以塑造技术发展路径优势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标准竞争日趋激烈，技术迭代速度与治理规则制定权的绑定愈发紧密，适配技术发展的治理体系成为我国规避“技术跟跑-规则被动”困境、塑造发展优势的核心抓手。立足技术迭代本土化特征，通过“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整合多元力量，形成“发展与安全并重、创新与规范协同”的治理模式，既有效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开源模型责任追溯等本土技术迭代衍生的治理难题，又为全球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在此基础上，依托适配技术发展的治理实践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将中国技术应用经验转化为规则话语权，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框架。同时，通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破解跨境技术合作中的安全管控难题，在保障技术自主可控的前提下促进国际技术交流，实现技术迭代与开放合作的良性互动，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注入可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
四、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现实基础
在治理体系构建层面，为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多元复杂影响，中国人工智能治理路径正在从“碎片式规制”迈向“系统化的框架构建阶段”。中国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与技术迭代阶段高度契合，历经三阶段演进：治理体系建设探索期（2019年前）、治理体系初步形成期（2020—2022年）、治理体系持续完善期（2023年至今）。
（一）治理体系建设探索期（2019年前）
2017年前，人工智能发展整体处于技术探索与初步商用阶段，相应的治理以顶层设计和产业促进为主，尚未形成针对性治理框架，强调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布局。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研发；2016年《“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用人工智能推动产业升级。就治理体系建设而言，仍处于摸索阶段，实践上侧重于推动技术创新，在风险防控与规范方面出台的相应举措不多。
2017—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加速，国内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程显著加快。为了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其可能带来的问题，中国开始探索构建起兼顾发展与安全的治理体系。2019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正式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家委员会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明确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中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准则，还初步构建了“软法引导+试点探索”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路径，为后续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治理体系初步形成期（2020—2022年）
这一时期，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持续深入，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各类场景中加速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风险复杂程度增高（姜李丹和薛澜，2022[14]）。在此期间，中国一方面发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构建进程也呈加速之势。国家多个部门针对具体问题，协同合作出台相关政策，《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一系列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相继落地实施。
（三）治理体系持续完善期（2023年至今）
2023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时空压缩式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技术探索走向规模化应用，呈现出技术突破快、应用场景增多、风险形态和传播更趋复杂的显著特征。这一迭代态势对治理体系的动态适配性提出更高要求。针对这一特征，中国开始以人工智能安全为内核构建综合治理框架，积极推行“敏捷治理+分级分类监管”模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为治理适配技术迭代提供顶层设计支撑。《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1.0版、2.0版依次出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进一步明确治理体系需与技术迭代深度协同，通过制度创新适配技术演进，既为技术创新提供激励，又筑牢安全底线，实现技术迭代与治理升级相互促进。《人工智能法》已连续两年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为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4年9月，国家网信办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1.0版（以下简称“框架1.0”）。2025年9月，《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2.0版（以下简称“框架2.0”）正式发布。通过对比“1.0版”和“2.0版”的核心差异，可以反映技术迭代下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演进，更进一步掌握中国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现实基础。
总体而言，框架1.0版聚焦“技术内生风险（算法偏见、数据泄露）”与“应用风险（低质信息扩散）”，治理逻辑以“静态防控”为主，工具集中于基础政策与法律；框架2.0版则因“开源模型、多模态融合”等技术进展，新增“衍生风险”与“前沿风险”，治理逻辑转向“动态适配”，强化“全生命周期管控”与“分级治理”，工具扩展至伦理审查、红队测试等技术手段（详见表1）。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更强大的推理能力和更复杂的自主代理让风险形式和不确定性增加。中国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作出了及时跟进更新，将治理框架从静态的风险目录，扩展为动态的风险管理体系，治理体系更加科学（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2025[15]）。
五、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实践层面看，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不断演进、完善，但在人工智能技术爆发式增长、应用场景不断泛化、新场景不断涌现、全球竞争加剧的多重背景下，治理体系在适应性、协同性与前瞻性上仍存在显著短板。这些短板既源于技术迭代不确定性冲击，源于治理体系内部的体制机制不完善，也与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差距密切相关。
（一）治理覆盖与技术迭代的适配性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具有时空压缩型特征，部分技术甚至呈现“周级更新、月级迭代”的特征，人工智能的高速技术进步与治理体系“稳慎立法、周期修订”的固有属性形成突出矛盾，导致治理覆盖在时间、空间与手段维度均出现偏差。
时间维度上，治理规则修订周期远滞后于技术迭代。2023年以来，生成式AI大模型以每2—3周一次的频率完成版本更新，而中国核心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修订周期普遍超12个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自2023年出台后至今尚未修订，已难以覆盖多模态大模型的深度伪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认定等新问题。开源生态中矛盾更突出，2024年全球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数量同比增长217%，但中国针对开源模型的安全审查机制仍处试点阶段，缺乏与“代码实时更新、产业协作开发”适配的动态流程，部分含漏洞的开源模型有可能被直接应用于金融、政务领域。
空间维度上，治理呈现“研发端薄弱、应用端不均”的结构问题。研发环节中，大模型训练的数据审查、算法伦理嵌入等前置治理措施缺失，某些企业因使用违规医疗数据训练模型而被处罚，暴露出研发端治理空白。应用环节中，治理资源过度集中于高风险领域，中小微企业应用的中低风险人工智能（如内容创作、智能客服）因监管细则不明，侵权与隐私泄露问题频发，存在“重头部轻长尾”的治理现象。
手段维度上，治理工具智能化水平严重脱节。当前治理仍以人工审核、事后追溯为主，缺乏算法决策实时监测工具，面对大模型“黑箱”难以识别隐性风险。国家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平台虽已启用，但多模态内容监测、跨平台溯源等功能不足，治理手段的“数字化鸿沟”放大了监管压力。
（二）治理体系的协同问题
中国AI治理已形成“多部门参与、多层级推进”格局，但软法与硬法衔接、跨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等环节存在机制性障碍，难以形成治理合力，与框架2.0“体系联动”要求差距明显。
软法向硬法转化机制缺失，规范强制力不足。2019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2021年《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安全可控”等准则，但未明确转化路径，未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硬法条款，形成“有原则无处罚”的困境。如“算法透明性”要求因无技术标准与处罚依据，仅停留在企业宣传层面，实际落地效果有限。
跨部门协同不足。AI治理涉及网信、工信、科技等多部门，各部门基于职能出台政策却缺乏协调机制，导致标准冲突、漏洞并存。以自动驾驶为例，工信部门管准入、交通部门管通行、公安部门管追责，三者安全评估与责任划分标准不一，企业需耗费大量成本适配，与技术跨域融合特征形成反差。
上下协同不足。国家核心框架在地方落地时存在“理解偏差、执行打折”。部分地方为追求产业规模放宽合规要求，对生成式AI备案审核流于形式；部分地方因缺乏专业人才，对中低风险应用“一刀切”管控，导致全国性框架难以有效转化为差异化地方实践。
（三）“1+N”治理架构的结构性缺陷问题
中国“1（国家核心框架）+N（领域专项细则）”治理架构已初步建立，但“1”统领性仍然不足、“N”针对性不够，无法满足“分类分级、精准监管”需求。
国家核心框架原则性强、操作性弱。《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等文件侧重顶层指引，对“风险等级划分标准”“责任边界”“处罚梯度”等实际操作问题缺乏明确界定。如框架2.0提出“分级分类监管”，但未明确风险划分指标，部分地区将智能导购与智能医疗等一同列为中风险，监管精准度严重不足，既增加企业合规成本，又降低监管效率。
领域专项细则供给不足、更新滞后。人工智能已渗透至多个重点领域，但有些领域细则空白或滞后。智能医疗领域，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误诊责任、数据隐私、临床验证标准均无明确规定，医院因怕担风险而不敢大规模应用；智能金融领域，人工智能投资分析的风险提示、算法交易合规边界缺失。即便已出台细则的领域，如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也难以覆盖多模态算法新风险。
“1”与“N”联动机制缺失。核心框架原则未能精准转化为领域标准，领域实践经验也难以反哺总体框架优化，二者仍没有形成双向互进的良性循环。
（四）全球治理参与的能力短板问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的《全球9大新兴的人工智能监管方法》，全球立法机构关于人工智能的监管方法分为9大类别。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监管路径存在明显差异。欧盟以“权利优先”为核心，实施严格的风险分级监管，通过《人工智能法案》构建全生命周期强制性约束体系，但存在“预防性监管抑制创新”的争议。美国秉持“实用主义”与“产业优先”理念，采用“联邦框架引导+州域分散实践+行业自律”的宽松模式，虽激发创新活力，但存在监管碎片化、执行连贯性不足的问题。中国则坚持“灵活适配+包容审慎”导向，在鼓励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姜李丹和薛澜，2022[14]）。然而在人工智能的风险、技术、数据的全球跨区流动的背景下，单一国家治理难以应对跨域威胁与标准冲突，只有全球协同构建治理框架，才能平衡发展与安全、创新与公平，保障人类共同利益。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技术迭代速率与治理响应周期脱节、安全与发展价值分裂、治理格局碎片化、软法多硬法少、议程多行动少等问题。中国通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供长期战略预期，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上海宣言》推动规则互认。中国立足自身技术迭代与治理实践，不断完善适配AI创新节奏的治理体系，通过平衡技术突破与风险防控，形成贴合本土且具备普适性的治理方案，既保障自身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又为全球提供兼顾创新活力与安全底线的治理路径，为全球AI治理提供可借鉴的示范样本。但在国际标准制定、跨境风险协同、治理话语传播等方面仍存短板，与产业规模优势不相匹配。
国际标准主导权不足，话语权薄弱。全球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由欧美主导，ISO/IECJTC1人工智能分委会中，中国主导标准占比不足15%，远低于美欧的32%和28%。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关键领域，中国提出的安全评估框架因缺乏配套测试数据与验证方法，目前未被纳入国际标准。
跨境风险协同机制不完善。人工智能风险跨国传导特征凸显，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及欧美国家的协同机制仍处起步阶段。数据跨境方面，与欧盟“数据充分性认定”未达成共识，合规成本高；开源安全方面，未与全球主流社区建立预警联动，2024年“开源模型权限漏洞”事件中，中国企业因预警滞后而损失较大。
治理话语传播力不足。中国“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等理念虽获认同，但缺乏具象化实践支撑，难以转化为国际共识。相比欧盟“风险分级监管”、美国“技术领先+市场自由”的清晰话语标签，中国传播多依赖政策文件与论文，缺少“治理沙盒”“伙伴计划”等实践样本，导致在全球治理议程设置中话语权不足。
综上，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现存短板，本质上是“技术快速迭代与治理响应滞后”“治理体系分割化与技术应用融合化”“国内治理需求与全球治理格局”三重矛盾的集中体现。这些短板不仅制约着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影响着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未来需通过构建动态化治理机制、完善协同性治理体系、强化领域化治理细则、提升全球化治理能力，推动治理体系与技术迭代、产业发展、全球规则深度适配，为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安全底线。
六、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发力点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加速与治理体系适配不足的核心矛盾，结合中国治理实践演进特征与现存短板，需以“统筹发展和安全”原则为根本遵循，紧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要求，构建兼具安全性与创新性、符合中国国情且具备国际兼容性的治理路径，实现技术迭代与治理升级的同步规划，为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制度保障（张其仔和李伟，2025[6]）。
人工智能治理与监管不同。一是在覆盖范围方面，治理是全生命周期、多维度系统性管理（含伦理、行业自律、社会协同等）。监管聚焦合规与风险防控，侧重准入、监督、处罚等刚性约束。二是在参与主体方面，治理是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协同。监管以政府或授权机构为核心，是单向行政行为。三是在实施手段方面，治理含法律、标准、伦理准则等多元方式；监管以法规、行政许可等强制性手段为主。在加强人工智能治理上，中国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坚持治理和监管相融合；坚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实现治理与应用场景的深度绑定；坚持以“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支撑，推动企业、科研机构参与风险研判与标准制定，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自主+行业共治”的协同格局；坚持“统分结合、分级分类、内外协作”的治理架构建原则，在国家层面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核心，统筹全国治理规则与资源，兼顾地方与部门的差异化实践。
（一）锚定治理根本取向：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立足技术迭代特征，坚守“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根本取向，在多重维度的动态平衡中实现负责任监管，为技术迭代划定清晰边界的同时激励创新。
1.构建差异化风险适配的监管导向
针对技术迭代中不同领域、不同风险等级的人工智能应用实施分类分级监管，避免“一刀切”政策抑制创新活力。对自动驾驶、智能医疗等高风险领域，建立“全生命周期+动态评估”的刚性监管机制，将模型迭代过程中的风险变化纳入监管范围；对内容创作、智能客服等中低风险领域，采用“底线监管+负面清单”模式，明确禁止性条款后优化合规审核流程。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涌现快、风险隐蔽性强”的特点，建立风险等级动态调整机制，依据模型参数规模、应用场景敏感度、数据处理规模等指标，定期更新风险分级目录，实现监管与技术迭代节奏的精准适配。
2.强化技术迭代中的价值引领与伦理嵌入导向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伦理准则嵌入技术研发全流程，避免技术迭代延续或放大社会偏见。成立国家级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委员会，要求大模型研发企业在训练数据筛选、算法设计、模型优化等环节设置伦理审查节点，重点防控算法歧视、深度伪造等价值性风险。针对开源模型全球协作开发的特征，推动建立“开源伦理公约”，将伦理合规性作为开源模型上架、传播的前置条件，确保技术迭代与伦理规范约束同步推进。
3.坚守普惠包容发展导向
应对技术迭代可能加剧的数字鸿沟与社会分化，将普惠性纳入治理核心目标。通过政策引导鼓励AI技术向基层医疗、乡村振兴、教育均衡等民生领域渗透，让技术迭代红利惠及人民。建立人工智能产业普惠发展基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技术迭代，降低开源模型使用、算力资源获取的成本门槛，避免技术迭代形成“头部垄断”格局。
（二）优化治理机制：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多元协同治理生态
针对治理体系协同性不足的短板，打破部门壁垒与主体割裂，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责、科研支撑、社会监督”的多元协同机制，提升治理体系对技术迭代的快速响应能力。
1.强化政府监管的敏捷性与协调性
建立跨部门人工智能治理协调机构，统筹网信、工信、科技、公安等部门监管职能，破解“多头监管、标准不一”的分割化问题。该机构需具备“快速响应+动态调整”能力，针对技术迭代中出现的新风险（如多模态大模型深度伪造、AI生成内容版权争议），及时出台临时性监管指引，后续结合实践经验逐步转化为正式规则。创新“监管沙盒”机制，在自动驾驶、智能金融等领域扩大“沙盒”试点范围，允许企业在划定的安全边界内开展技术迭代测试，监管部门同步收集风险数据，形成“测试-评估-规则优化”循环，实现监管规则与技术迭代的同步完善。
2.压实企业技术迭代中的主体责任
明确企业在技术研发、应用落地全流程的安全责任，建立“谁研发、谁负责，谁应用、谁担责”的责任追溯机制。要求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设立独立的安全治理部门，配备与技术迭代速度匹配的合规团队，对模型每一次版本更新开展安全评估并留存记录，确保风险可追溯、责任可界定。推动龙头企业牵头成立“人工智能产业安全联盟”，联合制定技术迭代安全公约，约定行业自律规则。建立企业治理能力评级体系，将评级结果与市场准入、政策扶持挂钩，倒逼企业提升技术迭代中的合规水平。
3.强化科研支撑与社会监督的协同赋能
依托“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推动治理技术工具研发，为监管适配技术迭代提供支撑。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算法透明化、风险预警、生成内容溯源等治理技术研究，研发“监管大模型”以实现对人工智能系统决策逻辑的实时解析与风险识别，提升治理工具的智能化水平。搭建公众参与治理的常态化渠道，在重大技术应用落地前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推行“吹哨人制度”，设立专项奖励基金，鼓励企业内部人员揭示技术迭代中的违规行为，解决监管信息不对称问题。
（三）完善治理架构：持续完善“技术-国家-全球”三级联动治理体系
针对“1+N”架构不完善与层级协同不足的短板，构建层级清晰、联动高效的治理架构，实现技术研发端、国家监管端与全球协作端的无缝衔接，提升治理体系对技术迭代的系统性响应能力。
1.技术层：筑牢研发全流程治理防线
聚焦技术迭代源头，建立研发端前置性治理机制，从数据、算法、算力三个核心要素入手防范风险。数据治理方面，明确数据采集、清洗、使用的全流程规范，平衡数据利用与隐私安全；算法治理方面，建立算法备案与审查制度，对具有舆论影响、公共服务属性的算法实施强制透明化；算力治理方面，建立算力基础设施安全评估机制，防范算力滥用与供应链安全风险。同时，将标准化作为技术层治理的核心抓手，通过大模型安全评估、生成内容标识、开源模型审核等技术标准，实现治理与技术迭代的精准对接。
2.国家层：完善“1+N”动态适配治理体系
加快推进“1+N”治理架构落地，强化国家核心框架的统领性与领域专项细则的针对性。在“1”的层面，不断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明确风险分级标准、监管主体权责、处罚梯度等操作性内容，将“敏捷治理”“动态评估”等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安排；在“N”的层面，推进医疗、交通、金融、教育等重点领域专项细则出台，针对不同领域技术迭代特征制定差异化规则。建立“1+N”联动更新机制，国家核心框架修订后同步推动领域细则调整，将领域实践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反向纳入核心框架优化，实现治理体系与技术迭代的动态适配。
3.央地层：构建差异化协同治理格局
统筹中央与地方治理资源，形成“中央定规则、地方抓落实、区域促协同”的治理格局。中央层面聚焦顶层设计与跨区域风险管控，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监管规则与底线原则；地方层面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实施差异化治理，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地区可探索“先行先试”政策，在监管“沙盒”、开源生态治理等方面开展创新；欠发达地区重点强化治理能力建设，提升技术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建立央地治理信息共享平台，破解“上下传导不畅”的问题。
（四）创新治理工具：持续完善“硬法+软法+技术”多元协同治理矩阵
针对治理工具滞后于技术迭代的短板，推动工具创新与整合，构建兼具刚性约束与灵活适配的多元工具矩阵，提升治理对技术迭代的响应效率与精准度。
1.完善硬法体系：实现“快速立法+动态修订”
加快人工智能专项立法进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工智能法》制定中采用“框架性立法+授权条款”模式，明确核心原则与基本制度，授权监管部门根据技术迭代情况制定实施细则，避免法律修订滞后于技术发展。修订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开源模型等新技术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明确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认定、算法责任划分等关键问题。建立法律动态修订机制，定期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评估，结合技术迭代新特征与治理实践新问题及时增补或修订条款，确保法律体系与技术发展同步。
2.优化软法工具：提升治理工具灵活性和适配性
充分发挥行业标准、伦理准则、实践指南等软法工具的灵活适配优势，弥补硬法滞后性缺陷。动态更新行业标准体系。重点完善大模型安全评估、生成内容标识、算法透明度等技术标准，实现标准与技术迭代的同步更新。推广“软法硬落”机制，将伦理准则与行业标准纳入企业合规评估与市场准入条件，倒逼企业将软法要求嵌入技术迭代过程。针对开源模型、跨境协作等新兴领域，先行出台实践指南与自律公约，待实践成熟后逐步转化为硬法规则，形成“软法探索-实践验证-硬法固化”的治理工具形成路径。
3.强化技术工具：实现“技术治技术”的精准监管
加大治理技术研发投入，提升监管工具的智能化水平，应对技术迭代带来的监管挑战。升级国家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整合算法监测、数据溯源、风险预警等核心功能，研发多模态内容实时监测、大模型“黑箱”解析等技术工具。推广“监管大模型”应用，依托自然语言处理与法律知识图谱技术，实现法律法规与技术迭代风险的智能匹配，为企业提供动态合规指引。建立开源模型安全监测平台，对全球主流开源模型进行实时漏洞扫描与风险评估，及时向国内企业推送预警信息，防范开源模型技术迭代带来的安全风险。
（五）深化国际合作：持续推动全球治理协同与规则互认
针对全球治理参与度不足的短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推动跨境风险协同治理，提升中国治理方案的国际影响力与兼容性。
1.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标准互认
依托ISO/IECJTC1等国际标准组织，主动牵头或深度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关键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将中国在敏捷治理、分级监管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转化为国际标准提案，提升核心标准主导权。推动建立标准互认机制，围绕数据安全、算法透明性等核心领域开展标准比对与互认谈判，降低企业跨境经营的合规成本。联合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定区域人工智能治理协同框架，推广兼容性强的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培育区域性规则话语权，推动包容性强的全球治理格局。
2.构建跨境风险协同治理机制
针对技术迭代带来的跨境风险传导问题，建立多层次跨境风险协同治理机制。与主要人工智能技术国家建立跨境风险预警联动平台，共享开源模型漏洞、深度伪造技术传播等风险信息。推动建立跨境人工智能风险评估互认机制，与欧盟、美国等达成风险评估结果互认协议，避免企业重复开展合规评估。联合国际组织建立“全球人工智能系统性风险监测网络”，重点监测人工智能军事化、跨境数据泄露等全球性风险，共同制定应急响应预案，提升应对技术迭代带来的全球性威胁的能力。
3.推动治理经验与技术能力共享
搭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平台，推广中国“发展与安全并重、创新与规范协同”的治理经验，提升中国治理方案的国际认同度。建立人工智能治理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培训、政策咨询与算力支持，帮助其提升应对技术迭代的治理能力，扩大中国治理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数字丝绸之路”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在东盟、中亚等区域推广中国兼容适配的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构建区域性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网络，实现技术迭代红利的全球共享与风险的共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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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单衍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张其仔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的深度融合，新一波产业变革的浪潮正在到来，不但产业体系在重构，而且决定企业和产业起伏兴衰的动力机制在变化，经济形态也在翻新，智能经济成为发展的必然。此时，认清趋势，把握规律，谋划政策，就尤为重要。
认清数字智能技术的新通用技术性质。通用技术对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重大作用，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第一次工业革命正是蒸汽机动力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带动了产业剧变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由此推动了人类生活和人类文明的跃进。
蒸汽机动力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并使英国成为世界强国，后来的内燃机动力技术、电气动力技术先后成为新一代通用技术，将德国等部分西欧国家和美国带到世界经济强国地位。德国发明家奥托在初级燃气机的基础上，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明了可真正使用的内燃机，这不但使内燃机逐步取代蒸汽机成为新型动力机器，而且还与德国现代汽车工业的先驱者戴姆勒等人合作，催生了德国的现代汽车产业。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德国发明家西门子，在此前简易电动装置的基础上，发明了实用的发电机。不久，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则发明了更多的电气化用具，并在纽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发电厂，为德国、美国等国成为电气化产业革命时代的引领者奠定了基础。
之所以必须简要回顾这些历史，就是要说明，对什么技术、什么创新的重视，都不如对新通用技术及相关创新的高度重视，并需要紧紧扭住机遇，因势利导加以发展。目前，经济学领域已经有一些分析通用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并阐述了通用技术的一些重要特征，譬如对其他产业的强渗透性，自身技术升级和产业裂变的持续性，对生产率提升的普遍促进性，对经济社会影响的长远性等，一些经济学家还分析了通用技术对经济持续增长所起到的作用。从业已显露的情形来看，数字技术以及近年来在数字化基础上迅猛推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融合化的数字智能技术，明显具有上述特征，并且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不过遗憾的是，虽然许多国家都已高度重视数字化和智能化，也出台了相应政策，但认清数字智能技术的新通用技术性质，并遵循新通用技术逻辑来筹划产业、谋划政策，还远远不够。
数字技术最初是对信息进行数字化编码，即进行0-1编码，以进行传输和处理。数字化编码彻底颠覆了此前的模拟信号编码，带来了数字化革命，催生了数字经济。我国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是：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显然，这里尚未嵌入新通用技术元素，也未单独提及人工智能。尽管人工智能理论和初级技术，在几十年前的电子管时代就已存在，但正是数字化技术空前强大的数据处理和传输能力，与日新月异的算力和算法相得益彰，使得人工智能在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发展并快速升级迭代，从而将过去三四十年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在一起，被该领域一些重要企业家和科学家称为数字智能，也使得数字智能技术正在和必将更加显著地呈现新通用技术性质。
数字智能技术，无疑首先孕育和壮大了数字智能产业。最早是互联网及相应设备和先进制程芯片等产业，以及大数据和云计算、区块链等产业。现在，不但算法模型本身正在成为一个新产业，具身智能的产业化进程也在快速发展。而且词元正在被海量生产和消耗，也在成为一个重要产业。但数智技术绝不仅止于此。如果能够透彻理解其新通用技术性质，就不难推论它广泛地向其他行业渗透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其自身技术的创新与迭代，以及对产业体系的改写与重塑，将至少持续几十年时间，当前的落后或领先都将转瞬即逝。完全可以说，数智技术作为新通用技术，将会重构产业生态、重塑经济形态。
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将定义智能经济新形态。数字智能技术这项新通用技术，所构筑和衍生的智能经济，将会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形态？从业已显露的特征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来看，围绕数字化、智能化核心企业或重要平台而形成的产业生态，对于竞争格局、创新态势、产业动能及经济发展趋势所发挥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工业经济时代尚无法想象。
工业时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产业生态，譬如较为稳定的协作网络、较为稳固的战略联盟，以及一些协调平台，或者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合作机制等。随着世纪之交进入数字化时代，一些互联网平台或操作系统所建立的产业生态系统，则展现出更加强大的商业黏性和发展韧性。在当前的智能化推进时期，围绕某些先进制程芯片企业、先进算法企业等所构筑的产业生态圈，更令人刮目相看。数智化之所以比工业化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出生态圈化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因为虚拟世界的快速发展并与现实世界交融，另一方面是因为强烈的网络效应等新型效应使得产业的成本——收益结构和创新——增长机制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以及供需双方的依赖性和黏性关系更加复杂而微妙。
人工智能技术及产业不断获得突破，使得数智生态圈不断进行重构。我们知道，智能化高度依赖算法和算力，而算法和算力在目前以及可预期的将来，在数字智能产业生态圈中将发挥牵引作用。两三年前大语言模型开始实现市场突破的时候，这种趋势就已经显现。现在，随着各种大模型及其推理能力甚至决策功能的显著提升，算法模型的牵引作用和生态圈构建能力已充分凸显。开源智能体“龙虾”牵引许多互联网大厂纷纷与其连接和匹配，就可以看出算法模型牵引和构建生态圈的力量。这也说明，智能经济生态圈的形成，可能并不依靠巨额固定资产投入，而是依靠算法智慧。捕捉和实现这种智慧，则来自人的聪慧得到释放和发扬。完全可以预言，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AI）的算法所展现的生态圈力量只是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强大、新颖的算法出现，譬如大世界模型（LWM）等物理模型也正在迅速开发之中。这些算法程序和系统，只要得到市场认可，都将显示它们的生态圈力量。
算力优势也将在数字智能生态圈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将算力比作智能化时代的电力，这种说法并不到位。电力延伸人类肢体，而算力延伸人类大脑。可以说，智算就是大量生成词元的超级中心，从而使得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能实现词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智算就不可能有算法的用武之地。算力以硅基芯片作基础，未来的芯片也可能向碳基芯片或生物芯片方向发展，或者还将出现目前难以预测的新型算力元器件。此外，未来算力技术也非目前可以想象到的，譬如量子计算就可能在某个时候实现突破，届时，算力发展必将突飞猛进。如果说算法构建主要涉及虚拟世界，而算力构建则大量涉及物质世界，即工业行业。可以预料，在数智时代，工业仍然重要，制造业仍然不可或缺，但面貌和结构会焕然一新。在这样的情况下，强大的算力在与算法的共振中也会构建生态圈，甚至构建相对独立于算法的生态圈，并可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算法和算力都属于计算，数据是算法和算力的基本原料。在互联网占主导的数字经济时期，数据的重要性就已经凸显，并且一些互联网平台所构筑的生态圈高度依赖数据，通过从用户那里收集海量数据并进行处理和利用，形成了基于数据的精准化和及时化优势。未来，随着数智化深入推进，不但数据收集、传输、分析变得更加普遍、更加重要，而且会有一些新的细分数据行业兴起，譬如数据清洗、数据标注变得不可或缺，数据脱敏和数据跨境流动也将得到更多重视，并会形成许多与此相关的工作业态。由于数据不同于工业时代的一般原料，涉及隐私、人格、主权、安全、商业秘密等，将会有许多与此相关的工作业务出现，同时也需要对相应的监管和治理规则进行开拓、制定、完善、发展。如果缺少这些业务和业态，以及必要的监管和治理，数字智能生态圈将无法形成，至少不可能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数据在数智生态圈的构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继续关注互联网的发展后劲和在生态圈推陈出新中的力量。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都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互联网最早的应用是门户网站之类，后来发展为电商平台及社交平台以及区块链等智能合约类交易网络。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既往的互联网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并将催生更加崭新的互联网。网络业务和业态不但会推陈出新，如更加智能化，而且网络很可能会向太空和深海延伸。具体地说，机器人、智驾汽车等具身智能的发展高度依赖物联网，离不开互联网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跃迁。目前，已经出现了基于卫星的太空网络技术和相关业务，未来可能会进一步走向深空；海底的物理传输网络，也已经得到很多部署，未来必定会更深、更快。即使是普通的地面无线互联网，我们也在期待6G等新一代通信技术的突破和使用，以及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在这样的情势下，数字智能产业生态圈仍需要互联网的支撑。
但是，数字智能产业生态圈将不会由计算、数据、互联网各自领域的独立性企业所决定，而是由算数网协同所决定。在未来的智能经济中，各自领域独立性企业的规模再大、技术再强，都难以确立生态圈的结构、代表生态圈的力量、决定生态圈的方向。而算数网协同，将构筑和定义最强大的生态。算数网协同将是智能经济中的新生态，这种新生态需要在计算、数据、网络之间构建协调关系，形成协同机制，产生协作效果，从而以聚合性力量促进创新、推动发展。算数网协同的具体机制，可以是数据处理和超级计算架构的接入、应用编程接口的授权、插件程序的许可、算法蒸馏的合作，以及先进制程芯片的合作研发和优先使用、芯片连接协议的执行、网络平台的数据分享，以及新通信技术和设施框架的共同设计，特别是算数网之间的连接和调取协议等。未来，随着数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数智产业发展的进一步深化，算数网协同也必将出现更加新颖的具体机制。需要注意的是，算数网协同新生态不是新型卡特尔和托拉斯，在具体机制上必须避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当然，某些算数网协同机制也可能会向算数网一体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最后体现为巨型企业集团，这会将生态引向另一层面，并增加规制和治理的复杂性。总之，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将计算、数据、网络联结在一起，不但可以加强彼此沟通从而将它们之间的隔阂打通，而且可以协商创新方向、探求创新分工、分享创新成果，促进计算、数据、网络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当然，算数网协同生态圈的边界并不一定非常清晰，而且不同生态圈之间可能会有交叠，也会有竞争和合作。可以确定的是，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将使智能经济的生态体系更加复杂和强韧。
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将定义智能经济新形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不但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而且提到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在论述数智化发展时，指出要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总的来看，我国已在数智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谋篇，下一步，要把握新形态的要领、掌握新形态的要点，在顺应新形态规律和规则的基础上，把新形态做实。深入研判算数网协同新生态，有助于把握要领和掌握要点，并使新形态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和产业竞争新优势。
智能经济新形态需要新规制与新治理。在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和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驱动下，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也需因势而变，尤其应针对新形态，探寻新规制和新治理。
智能经济新形态需要新规制。新规制不但应防止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发展为新型垄断、新型不正当竞争，以及防止隐性的误导和欺诈，而且应建立一套关于数据和智能算法的基本规则，包括透明度和问责方面的基本规则。对于算数网一体化的集团化巨型企业而言，在制定新规制时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具体的规制政策，尽管当下尚难清晰，但至少应该涵盖商业合谋和利益转移方面的规制，以及隐私保护、信息披露和认知影响方面的制度。从长远来看，需要建立数权体系和“算责”制度。
智能经济新形态也使传统的治理原则和政策面临一些重大挑战。例如，在算数网协同生态圈构建过程中需要引入新治理，这种新治理应该是一种介于自治和规制之间的机制，同时应鼓励更强的透明度标准和风险评估机制，特别是鼓励人工智能应用的“对齐”标准，因为人工智能系统不但会有机器幻觉，而且可能拒绝人类发出的指令，甚至会“欺骗”人类控制者。至于新治理的具体路径，可能包括制定治理指南、设置治理框架，在此范围内密切关注各种良好治理实践，并及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从而转化为治理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原副所长 张文魁
| 宏观纵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作出部署。当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对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应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时代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1.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核心要义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形成了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宏观调控模式。宏观调控的主体是国家，具体执行机构是政府相关经济部门，调控的对象是市场，调控的手段是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的目标是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并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强调的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短期均衡，意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条件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客观上要求更加注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更加注重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宏观调控已经难以适应新发展阶段新的任务和新的目标要求，宏观经济治理应运而生。 宏观经济治理是国家统筹运用发展规划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协调发展，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有力举措。宏观经济治理不是对宏观调控的否定或替代，而是政府治理理念和范式的深刻变革。宏观经济治理的主体是国家，具体执行机构不仅包括经济部门，也包括非经济部门，强调的是多元共治和政府在宏观层面的统筹协调和制度建设作用；治理的对象既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也包括文化和社会发展、生态保护、防范风险等；治理的手段既包括经济政策，也包括非经济政策；治理的目标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公平分配、民生保障、环境改善等，具有多元性。宏观经济治理强调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注重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以及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政府不仅要调控市场，还要为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服务，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保障公共利益实现。 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是指通过国家发展规划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在实现高质量发展、改善民生、生态保护和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的整体效果和综合能力，包括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平稳运行、经济结构优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等。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必须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包括三个层面，即国家战略层面的规划体系和统筹协调机制，政策层面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价格、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策略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等。宏观经济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在经济领域中的集中体现。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重要成果。 2.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是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国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新态势。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障碍，有效应对经济运行的深刻变化，加快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积极应对宏观经济运行深刻变化的内在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要求，即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此发展阶段，我国经济运行呈现新的趋势：一方面，供求关系发生质的变化，需求不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收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外需在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受到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下具有不确定性，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房地产继续深度调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出新课题；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全球产业生态和经济格局，必然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而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不确定性。 破解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障碍的必然选择。在事物运动过程中，矛盾普遍存在，旧的矛盾一解决，新的矛盾必然产生。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必然会面临不同的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多重矛盾交织并相互影响。其中，既有政府职能错位问题，也有市场“内卷式”竞争问题；既有财政、金融等领域的问题，也有与经济问题高度相关的就业、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问题；既有内生动能偏弱、结构失衡等多年延续的老问题，也有物价低迷、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出生人口下降与老龄化快速发展等新问题，重点领域风险和隐患依然存在。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在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上下功夫。 强化政策统筹、形成强大政策合力的有效举措。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推动我国经济实现系统性突破和整体性提升，必须加快完善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相适应的政府职能，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从全局高度审视不同领域的宏观政策，强化政策统筹，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打好“组合拳”，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3.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 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就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洞察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强化问题意识，统筹施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国家发展规划是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以五年规划为核心、多类规划协同配合的全方位的国家规划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就要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继续保持编制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连续性，强化规划的权威性，同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进行动态调整；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战略安排，构建战略规划的落实机制、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动态调整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充分发挥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我国国民经济具有超大体量，产业门类齐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制约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外部因素复杂多变。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一方面要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这是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前提。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来自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应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善于从多重矛盾中条分缕析，抓住主要矛盾，深刻洞察和把握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并做出前瞻性预判。另一方面，加强政策协同。当今时代，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任何一项宏观经济政策都需要多部门协作与配合。在政策制定中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经过反复推敲达成政策共识，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要同向发力，相关配套政策要互相支持和补充，同时加强检测和评估，健全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估机制，发现问题及时完善。 强化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经济周期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化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是应对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效措施。逆周期调节是政府采取反向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具体而言，就是经济高涨时采取紧缩性的政策，经济衰退时采取扩张性的政策，目标是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幅。跨周期调节则不以减小一个经济周期内的波动为目的，而是着眼于一个较长时期防风险和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既要实现短周期内逆向调节所要达到的熨平大幅波动的效果，更要实现国民经济较长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无论是逆周期调节还是跨周期调节，都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二者根本目的是一致的。虽然逆周期调节注重短期效果，但也要考虑其长期效应，不能以解决短期问题为由牺牲长期目标，不能只顾局部忽视全局。同时，在实施跨周期调节时要兼顾短期效果。若不能实现短期目标，长期的跨周期调节也不会达到预期效果。为此，应立足短期目标取得跨周期效果，在逆周期调节中实现长期目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赵振华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边界持续拓展、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内需、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面对消费提质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课题，传统的、同质化的服务供给模式已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验经济作为服务消费的重要内容，正演进为释放消费潜能、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对情绪式、体验式服务作出重要部署，释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深刻把握体验经济的内涵特征，因地制宜培育体验经济新增长点，对于构建完整内需体系、释放服务消费新潜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体验经济内涵丰富 体验经济的兴起，并非偶然的市场现象，而是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消费逻辑的质变。长期以来，人们的消费更多聚焦于产品的功能属性和服务的实用价值。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加，消费需求开始从拥有物质向丰富精神跃迁，从标准化服务向个性化、沉浸式体验转变。这一转变，既折射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多元，也体现了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 与传统消费不同，体验经济更加强调消费者的情感参与、价值认同和意义共创，更加凸显服务“非标准化”带来的稀缺性和情感溢价。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共创者。当消费者在互动式消费中获得参与感、在沉浸式演艺中实现文化共鸣、在个性化旅游中产生情感投射时，消费的不再仅仅是某种功能性产品，而是一段特定的生命体验，其本质是在服务中融入“人”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这种价值创造方式，为服务业摆脱低水平重复建设、破解“鲍莫尔悖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体验经济也是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在服务领域深度融合的产物，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在服务消费中的生动实践。一方面，数字技术为体验经济提供了基础支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使得沉浸式场景的构建成为可能，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拓展了服务的边界和空间。另一方面，体验经济反哺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人机交互、内容生成和情感计算需求，牵引数字技术向更人性化、更有温度的方向演进。技术驱动和体验驱动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动服务消费不断升级。 综合来看，从“买物品”到“买体验”，体验经济表面上是消费形态的迭代，实则是跳出传统服务消费逻辑，在人工智能加速渗透的时代，凸显人自身所创造的、不可被算法替代的体验价值，折射出中国大市场的生机与韧性。这就要求相关政策重心从单一的“技术赋能”转向强调更全面的“体验价值创造”，不仅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更要下大气力培育体验场景、支持原创内容开发、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推动服务供给向场景式、沉浸式、互动式跃升，形成更多有质量、有人文价值的服务体验。 正视多重制约因素 眼下，我国体验经济正在蓬勃发展，覆盖文旅、康养等多个领域，业态边界持续拓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呈现“量增”“质升”并进的良好态势。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体验经济发展仍面临着供需结构错配、支撑能力不足、行业规范滞后等多重制约。 一方面，供给端有效性不足问题凸显。目前，一些体验业态仍处于浅层场景复制和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之中。文旅领域，千篇一律的古镇商业街、流水线式的网红打卡点数量依然不少；零售领域，一些“沉浸式体验店”名不副实，缺乏实质内容。这类项目大多“形式大于内容”，未能触及消费者在个性化、精神层面及深层次审美上的重要诉求。总体来看，体验经济的有效供给仍显不足，特别是面向银发群体、亲子家庭以及广阔下沉市场的体验产品较为短缺，具有原创性、本土化特质的高附加值体验依然较少，一定程度上形成“低端供给过剩、高端需求尚未满足”的结构性矛盾。 另一方面，行业治理标准的缺失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许多新兴体验业态迭代较快，而现有行业标准、服务规范及监管体系相对滞后，导致虚假宣传、服务质量缩水、安全保障缺位等乱象在部分领域频发。这不仅直接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容易引发人们对体验消费的疑虑，制约体验经济的长效健康发展。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在提升供给质量的同时，强化对体验消费的监管和治理。 着眼关键领域发力 体验经济一头连着服务消费扩容提质，一头连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发展新起点，着眼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聚焦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挖掘体验经济新潜能，激发内需增长新活力。 坚持文化引领，提升体验经济内涵品质。体验经济的竞争力，体现在文化软实力上，也体现在满足人类情感需求能力等方面。成功的体验项目，往往能够将地域文化精髓、民族历史记忆与现代审美表达有机融合，通过故事化、仪式化的表现手段让消费者在互动中产生深度情感共鸣。没有文化内涵支撑的体验，注定是苍白且不可持续的。在实践中，应鼓励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打造一批具有文化辨识度和情感穿透力的体验产品。比如，可依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打造具有历史穿越感的沉浸式文化空间，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传承在民间的非遗手艺，通过数字化交互手段走近大众，实现传统文化可触可感。 融合技术创新，培育体验经济强劲动能。聚焦银发经济、首发经济、冰雪经济等潜力赛道，深入洞察细分人群画像，通过大数据算法精准识别不同年龄、地域、文化背景消费者的需求，开发一批兼具定制化、场景化、情感化特征的服务产品。在银发经济领域，可利用智能传感器与情感计算技术，开发陪伴型交互产品，打造集生理监测、心理慰藉与社交互动于一体的智慧适老体验空间。在首发经济中，可鼓励品牌利用数字化手段构建“限时体验场”，将产品发布转化为沉浸式的品牌价值体验之旅。在冰雪经济中，则可通过虚拟仿真与竞技互动，降低参与门槛，让冰雪体验不受时空局限。通过这些精准画像与赛道深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品牌。同时，加速数字技术与体验消费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扩展现实等新技术切实引入到教育、医疗、文娱、会展等体验场景中，孵化出AI智慧康养、全息沉浸演艺等新业态，为体验经济筑牢技术底座，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体验。 优化发展环境，增强体验消费增长潜力。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和创新突破，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流向轻资产、高成长、强内容的优质体验项目。在硬件支撑和环境营造方面，要持续完善智能基础设施配套，构建全方位、多层级的体验消费支撑体系。城市层面，应优化空间布局，加快推进社区嵌入式体验性服务设施建设，可考虑打造“体验友好型社区生活圈”，提升体验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度。乡村层面，则需借力乡村全面振兴，补齐县域体验服务设施短板，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通过支持农村电商、远程医疗、在线农技等新业态，激活广袤乡野的体验经济潜力。 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体验服务个性化水平。聚焦养老、文旅等生活性服务业，更好地兼顾优化普惠性基础服务与提升中高端品质体验，实现分层分类的个性化供给。在民生保障领域，要确保普惠性服务“保基本、有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消费升级领域，则应鼓励经营主体精准对接个性化、定制化体验诉求。积极推广“人工智能+服务”模式，破除优质体验资源在区域间流动的障碍，扩大高品质体验消费的覆盖面。相关部门要强化监管责任，加快完善体验经济标准体系，特别是在养老、托育、社区服务等民生关切的消费领域，抓紧制定相关质量评价指标。提高个性化和品牌化水平，持续向市场输送高质量、可信赖的体验产品，推动体验经济量质齐升，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新潜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魏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共同服务于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大局。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收支活动引导资源配置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管理撬动社会资源，有效扩大财政政策的实施效能。二者实现政策协同，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系统韧性，而且能推动形成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民生福祉改善的合力。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以宏观政策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 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 今年的财政政策主要聚焦扩大内需、稳定增长、优化结构、防范风险，从规模、结构、管理、改革等维度发力，推动政策效能持续释放。 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立足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情况，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27万亿元，充分体现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赤字规模同步扩大至5.89万亿元，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这一举措强化了逆周期调节力度，能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统筹处理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10.42万亿元，连续4年稳定在10万亿元以上。持续加大对基层的财力支持，有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新增政府债券总规模达11.89万亿元，形成了包括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在内的多元融资体系，不仅为当前扩大内需、稳定增长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为经济中长期发展注入了动能。 持续优化支出结构，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在财政支出总量既定的前提下，优化支出结构是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的题中之义。通过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着力打破“基数+增长”的支出固化格局，将更多财政资源向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倾斜，是今年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指向。例如，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7081亿元、教育支出45766亿元等，充分体现了坚持创新驱动和投资于人的导向，有助于在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同时，增加居民收入，提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强化财政科学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防范化解财政风险。面对财政收入增长承压、刚性支出需求加大的双重压力，强化财政科学管理至关重要。一方面，强化预算约束，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通过清理低效项目、取消无效补贴和整合碎片化资金，持续压减低效无效支出。另一方面，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完善专项债券项目负面清单管理，在赋予地方政府适度自主权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确保债券资金投向合规、使用高效。积极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风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财政安全屏障。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在保持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前提下，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多渠道拓展财政收入来源，这能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和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提供资金保障。在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拓展地方税源，缓解地方财政困难。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不仅有助于解决税收归宿与收入归属相背离的问题，还能促进消费地政府优化营商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税源，增加地方财力。 货币政策精准有力—— 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 2026年我国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聚焦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靶向应对周期性需求收缩和结构性供需错配，为“十五五”开局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围绕2026年经济增长4.5%至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的预期目标，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契合当前有效需求偏弱、物价总体低位运行的经济形势，凸显了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推动物价合理回升、提振消费信心的导向。在总量调控上，综合运用短中长期相结合的货币政策工具，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相机调整，通过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投放均衡适度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速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类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渠道，确保宏观调控意图有效传递至经营主体，为政策落地见效提供保障。 结构性工具精准发力，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按照“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的原则，引导资金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一方面，通过发行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力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优化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与管理，完善实施方式，在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长期、低成本资金的基础上，提升政策的传导效能。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中长期信贷投放，强化对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的金融支持，通过充分激活民间投资和社会资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此外，在科技创新领域，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作用，拓宽科技企业融资渠道，有效破解融资难题。 筑牢金融风险防线，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强化债券、外汇、货币、票据、黄金等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加强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风险监测预警，积极稳妥化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具体而言，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助于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多渠道加大资本补充力度，稳妥处置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加强金融监管协同，积极推动风险治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转变。针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充实其风险处置的资源和手段，有序推进高风险机构处置。 强化政策协同—— 放大财政资金乘数效应 推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增效，实现财政资金牵引金融资源、政策工具同向发力，有助于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 一方面，要强化政策工具联动。通过贴息、担保、风险共担等方式，推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发力，能够有效放大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效应。今年创新性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通过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等降低融资成本和门槛，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同步推出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优化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等政策，有力提振消费预期。这些举措让财政政策的“精准性”与货币政策的“流动性”形成互补，使其在扩大内需、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中实现同向联合发力。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公债统筹财政和金融运行的纽带作用。公债连接着财政收支和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点。今年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精准衔接的重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方面，2025年财政部提前下达部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通过优化债务重组置换、加大财政支持等举措，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与之配套，央行继续做好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合理把控信贷投放节奏，分类有序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向发力、联防联控，能有效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为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筑牢财政金融保障。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财政税务学院院长 连俊华 经济韧性是大国必备的战略能力，不仅关乎能否有效抵御各类风险，也关乎能否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强，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要求江苏在增强经济韧性上持续用力。这不仅是对江苏提出的重要要求，更是对经济工作作出的重要部署。要深刻认识持续增强经济韧性背后的战略意义及其支撑因素，练好内功、做强自身，真抓实干持续增强经济韧性，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增强经济韧性是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举措 经济韧性通常指的是一个经济体面对各类冲击时保持稳定运行的能力，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即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中断或自然灾害等冲击时，表现出较强的抗压性和缓冲能力，能够有效避免经济失速和大幅收缩。二是经济的内生成长性，即微观主体具有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并推动经济实现稳定发展，特别是在各类冲击过后，经济不仅能恢复至原有水平，更能借此推进结构调整、技术革新与制度完善，跃升至更高发展能级。这两项能力互为支撑、缺一不可，是经济稳定运行和向新向优发展的重要基础。强大的经济韧性会向市场传递出明确、稳定和持久的向好发展信号，在宏观层面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在微观层面牵引各类主体作出更为理性化、长期化的经济决策，为经济稳定运行和向新向优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一旦这种“经济韧性—市场信心—正向行为”的传导机制得以确认，还会产生自我强化的正向反馈效应，将进一步夯实经济基本盘，继而持续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韧性水平。 对我国来说，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背景下，持续增强经济韧性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经济范畴，是保障发展安全、拓展发展空间、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举措，也是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具备的战略能力。“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持续加大的大国博弈压力和内部稳增长、促升级压力，都迫切要求把持续增强经济韧性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从国际看，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风险积累，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韧性，将很难抵御各类外部冲击和打压。从国内看，目前国内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任务较重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矛盾发生转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发的非经济领域风险也比较突出，这些都将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在此背景下，只有持续提升经济韧性，才能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和向新向优发展，确保经受得住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经济韧性本质上是经济基本面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现 经济韧性是经济基本面在应对和抵御各类冲击时的集中体现。所谓“基本面”，指的是经济的长期表现和发展潜力，主要由制度、要素和市场三大因素构成。这三大因素相互关联、叠加融合，共同塑造了经济体应对冲击的底层逻辑和能力储备，成为决定经济韧性的三大支柱。就我国而言，不管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还是世纪疫情，都表现出了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大国经济特征，正是三大支柱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制度层面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韧性的核心支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已经成功实施了十四个跨越经济周期的五年规划（计划），确保国家发展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前瞻性，从战略层面稳定并引领市场预期。同时，我们科学把握和动态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破除妨碍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有效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为持续增强经济韧性凝聚起更强大的合力。 从要素层面看，总量充裕且不断丰富升级的生产要素是我国经济韧性的基础支柱。我国已经培养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高素质工程师、科学家和熟练技工群体，以“人才红利”接续“人口红利”，这为我国在应对外部技术封锁时提供了更强的自主攻关和替代能力。同时，我国还以战略主动精神提升经济内在成长性，将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纳入新型要素范畴，着力激发新兴领域发展活力，接续培育大国经济新增长点。 从市场层面看，强大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纵深所在，也是经济韧性的关键支柱。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即便面临外部需求收缩的风险，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也能够为企业提供足够的战略纵深和腾挪空间，让企业有机会生存、调整并寻找新出路。特别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进一步消除市场内部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各类冲击能在更大范围内被分散和消化。 除了与基本面直接相关的三大支柱外，还有三大因素深刻影响着经济韧性。其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为持续增强我国经济韧性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在这一力量推动下，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攻克各类“卡脖子”问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创造中国经济新奇迹的道路上蹄疾奋进。其二，社会韧性与经济韧性相互影响、互为支撑。从世界现代化历程来看，一些国家为了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通过建设社会福利体系提升社会韧性，从而保持工业化进程不被中断。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稳步提升，形成了较强的社会韧性，为持续增强经济韧性提供重要支撑。其三，在开放条件下，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经济韧性。目前，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与多数经济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格局，成为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实践中，任何国家的单方面脱钩、断链行为都将给其自身带来反噬，深度互嵌的经贸关系实质上发挥了强大的相互制约与平衡作用。 综合施策持续增强经济韧性 增强经济韧性是一项涉及发展理念、体制机制、政策协同、微观行为的复杂系统工程，既要立足战略全局做好顶层设计，也要立足地方实际抓好推进落实。但是，与经济增长等即期见效的“显绩”不同，增强经济韧性是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只有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的思想前提，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突出实干精神，练好内功、做强自我，才能更有效地增强我国经济韧性，更好赢得未来发展的战略主动。 总体思路上，要聚焦经济韧性的三大支柱，长短结合统筹打好“突围战”和“强基战”。在打好“突围战”方面，着眼于现阶段面临的各类“卡脖子”问题，进一步用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实现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超前部署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技术研发项目，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打好“强基战”方面，从增强中长期发展内生动力的战略高度，持续推进各项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工作。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二是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加快开启增长“第二曲线”，持续做强做优做大经济新动能。三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具体实践方面，要鼓励和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坚持全国一盘棋，形成协同发力格局。经济大省经济体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能力强、开放程度高，是我国经济韧性的关键性依托。支持经济大省在“稳”的基础上“进”，特别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为此，经济大省既要聚焦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也要聚焦经济的内生成长性，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共同富裕等关键方面进一步持续探索，有效激发各类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动力，协同提升经济韧性。其他地方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找准在全国大局中的定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各展所长，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持续增强经济韧性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黄卫挺 | 金融透视 本文认为，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原因在于，从国内层面看，可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居民财富的枢纽功能，从国际层面看，可抓住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机遇，增强中国金融国际竞争力。文章还指出，“十五五”资本市场创新与改革包括四项重点，分别为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推动证券行业聚焦主业、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以及统筹安全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金融创新与改革的重点在资本市场。面对“十五五”新格局，中国资本市场将肩负起三大战略使命：一是引领科技突围培育新质生产力；二是更好服务居民财富保值增值；三是助力提升中国金融国际影响力。展望“十五五”，资本市场创新与改革或将聚焦四大维度。一是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二是打造强大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三是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四是统筹安全与发展，有效应对监管新挑战，监管执法更加有效、更具震慑力。 资本市场改革何以重要 国内层面：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居民财富的枢纽功能 企业端：资本市场是新质生产力最适配的融资引擎 我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已发生深刻转变，高度依赖房地产红利的“土地财政”模式不可持续，而“新质生产力”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在土地财政模式下，我国融资体系长期以间接融资方式为主，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重视科技创新，与高度依赖抵质押的间接融资相比，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方式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加适配。资本市场能够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功能，更精准匹配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需求。在跨期配置方面，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多种金融工具，能够容忍企业短期内的亏损和不确定性，形成与科技企业发展周期相匹配的资金供给，填补科创企业融资的“麦克米伦缺口”。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在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方面作用显著，一批“硬科技”企业陆续登陆A股。2025年，共有116家企业在A股上市，合计募资1317.7亿元。其中，科创板和创业板新上市企业合计募资约633.7亿元，占全年IPO募资总额的48.1%。 居民端：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居民财富的“蓄水池”功能 房地产投资属性的下降推动中国居民部门财富的再平衡。在过去“土地财政”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家庭部门对房地产投资形成过度偏好，但当前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进程放缓，房地产已不再适合作为核心配置资产。此外，消费需求的低迷与“安全”资产收益率下行带来居民超额储蓄增加，这部分财富有待激活并配置到权益市场。一方面，降息周期下“安全”资产的收益率下行，居民可获得的稳健回报持续收窄。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结构不断完善，权益类资产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承接居民财富保值增值需求的条件。2025年，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沪深300指数涨幅分别为18.4%、29.9%和17.7%，股票、基金和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金融资产，有望成为居民资产配置的重要方向。提振资本市场有助于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现状，更好发挥居民财富的“蓄水池”功能。 国际层面：抓住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机遇，增强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自1992年起步，历经“沪深港通”启动及外资持股限制取消等探索，现已迈入侧重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随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并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健全以及与香港市场合作的深化，开放成效显著，有900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持股市值合计为1434.6亿元人民币，境外资金通过沪股通、深股通净流入规模总体呈持续增长态势，外资持有境内股票和债券规模分别达3.5万亿和3.8万亿元人民币。 全球资产配置进入关键调整窗口期，中国资本市场正迎来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机遇。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期货交易额位居全球前列，且资本市场流动性强、估值低、潜力大，为更高水平开放、吸引长期资本奠定了坚实基础。COFER数据显示，美元作为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自2000年后持续下降，2025年第一季度已降至57.7%。同时，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关税政策冲击美元信用体系。2025年，美国出现股、债、汇“三杀”局面，进一步削弱了美元资产的国际避险属性。相比之下，人民币资产具备明显优势。一是科技创新正成为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的核心变量。本土AI企业正加速推动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的商业化落地，重塑高端制造生态。二是人民币币值波动性较低，具备较强的风险分散功能，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因此，在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下，中国资本市场应把握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机遇，从而助力增强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 “十五五”资本市场创新与改革的四项重点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融资端 第一，优化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提高金融支持科技企业的包容性、适应性。发行与上市制度应更贴合科技企业的成长路径，强化对企业研发投入、核心专利、技术突破等创新属性的评价导向，推动更多掌握关键技术的“硬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第二，完善退市制度与公司治理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承担融资功能的同时，还应确保投资者持有的资产具备可预期性与持续成长性。一方面，深化A股退市制度改革。一是强化多维退市标准，重点在财务、交易、违法违规等维度完善退市规则。二是加大对虚假披露和重大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形成高压震慑效应，提升市场诚信水平。三是完善交易所内部转板机制，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间的互联互通与协同发展。另一方面，持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进一步压实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现金分红及股票回购等方面的责任，形成稳健的投资回报预期。 第三，推动债市“科技板”常态化、制度化建设，丰富科创债券产品体系，完善配套机制，提升科技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一是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长期科创债，缓解期限错配问题。二是引入政策性担保与信用缓释工具，通过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等方式降低债券违约风险。三是通过完善债券市场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配套制度，提高债券定价能力和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 投资端 第一，优化制度安排，更大力度培育耐心资本。一是深化中长期资金的考核评价制度和容错机制改革，包括推行全生命周期差异化考核机制，对早期科创项目设置分级亏损容忍区间等措施。二是扎实推进公募基金改革，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推动指数化投资高质量发展，完善证券基金产品设计，加大长期配置工具供给。三是针对社保、保险等资金特点，优化入市政策安排，提高各类中长期资金投资A股规模和比例。四是积极打造对于中长期资金真正具备吸引力的市场环境。 第二，完善创投资本退出机制，拓展多元化退出路径。一是深化并购重组，推动产业链整合与头部企业高质量发展。落实并完善“并购六条”配套机制，在估值定价、审核流程、支付工具等方面进一步打通堵点，提升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包容度，推动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落地。二是拓宽企业境外上市渠道，鼓励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当前，港股新增IPO企业中内地企业占比处于高位，2025年占比接近90%，以TMT行业为主。三是完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非现金分配机制，促进“投资—退出—再投资”良性循环。加快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功能升级，强化与产权交易所、S基金市场的互联互通。 第三，提升市场吸引力，强化A股财富效应。例如，提供更多优质上市标的，巩固投资者长期投资信心。通过提高新股发行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助力优质企业A股上市，以及吸引红筹股回归A股等。 推动证券行业聚焦主业，加强功能性作用发挥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为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发展道路。 第一，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服务实体经济融资方面，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成为联结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赋能者。服务居民财富管理方面，通过持续优化以投资者为本的经纪业务范式，构建基于“产品供给、资产配置、持续服务”理念的财富管理链条。服务中长期资金方面，逐步向综合化资本中介模式升级，围绕机构客户形成以投资研究、交易系统、托管外包、资金募集、资本中介、基金评价等业务模块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第二，加强业务规范指引，推动行业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发展”逐步转型。一方面，推动证券行业持续加强财富管理、资管、机构业务模式创新，规范融资融券、衍生品重点业务发展，增强证券行业运行稳定性。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行业机构错位发展。鼓励头部证券公司做大做强，全面完善各条业务线，加强综合服务能力，做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压舱石；引导中小证券公司寻求差异化发展，立足自身禀赋，集中优势资源，通过深耕区域化或特色化业务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 第三，开展跨境业务创新试点，鼓励优质证券公司开展国际化经营。一是提高跨境注资额度上限，根据证券公司境外业务规模、合规评级等指标实行差异化额度管理，支持优质证券公司扩大境外资本金补充力度。二是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全面强化境外子公司并表监管。三是支持有条件的证券公司自主打造覆盖多市场、多品种的全球交易平台，实现股票、债券、衍生品等跨境金融产品的一体化交易、清算与托管功能，持续提升境内外客户跨境业务服务能力。 第四，加强数字发展战略前瞻性指引，推动金融科技与证券业务深度融合。一是引导证券公司制定清晰数字化转型战略，明确数字化转型规划和建设目标。二是支持证券公司加大金融科技投入，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探索量子、光子计算等先进技术，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创新升级现有服务产品和模式，提升客户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的服务质效。三是以数字技术加强证券公司的数据治理和风险管理。 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高水平开放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吴清，2025）。立足新发展阶段，抓住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增强资本市场的定价权、话语权，助力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 第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一是持续完善QFII准入、交易和运作机制，提升投资便利性。二是拓展互联互通标的，有序扩大外资投资范围。三是丰富A股市场优质上市公司标的，在高水平开放中展现更强的吸引力。四是对接国际制度标准，逐步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在信息披露、交易、监管等方面接轨。五是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与监管体系，提升境外上市备案效率、优化信息披露和风控机制，深化内地与香港市场互联互通，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第二，以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抓手，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在国际制度对接方面率先开展试点。一是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尤其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通过不断丰富人民币资产交易品种，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资产中的定价权和影响力。二是推动“上海金”“上海油”等“上海价格”在国际市场的应用，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大宗商品定价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三是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在国际制度对接方面率先开展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型开放经验，为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奠定基础。 统筹安全与发展，有效应对监管新挑战 “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将更加聚焦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定做好防风险、强监管的工作主线。 在防风险方面，第一，防范股市大幅波动风险。例如丰富逆周期调节工具箱，支持中央汇金公司更好地发挥类“平准基金”作用。第二，防范数字技术带来的金融风险。例如严格管理智能投顾、直播荐股等依托数字技术的新型金融活动，强化对证券投资顾问等业务的准入审核和执业监督；针对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算法偏见、解释性不足以及放大顺周期风险等问题，持续优化技术方案。第三，防范资本市场开放“水土不服”的风险。借鉴国际制度安排时，须充分论证与我国资本市场的适配性。 在强监管方面，第一，完善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健全投资者保护体系。严格打击财务造假、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对违法行为的精准打击和惩戒力度，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第二，发展与应用监管科技，建设统一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风险监测的实时性、穿透性、智能化与精准化水平，实现“以数据监管数据、以技术监管技术”。第三，深化跨领域、跨区域监管合作，建立跨境监管信息共享平台。一是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安全高效的跨境信息交换系统，实现监管数据的实时共享和交叉验证。二是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监测和跨境监管合作。三是建立跨境联合执法工作机制，明确执法权限与责任分配，制定清晰的跨境案件调查协作流程，提高跨境执法效率。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章俊；中国银河证券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 吴京 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是打通科技创新到产业体系升级链路的新型政策工具，是重要且稀缺的创新资源。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央企国企带头开放应用场景”“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做好场景生态建设的金融赋能工作，是以场景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场景生态建设总体可分为场景培育、场景开放以及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三个发展阶段，通过金融赋能，可为场景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堵点卡点问题带来金融解决方案。 场景培育阶段做好金融激励 场景培育阶段主要是做好场景资源的优化供给，是场景生态建设的启动与筑基阶段，是决定政府与市场主体是否实质性推动场景生态建设的关键一环。场景培育有两类实施路径：一是由政府鼓励国有企事业单位开放应用场景，中小企业揭榜挂帅，以场景落地驱动产业优化升级；二是由专精特新企业提出技术迭代所需的场景验证需求，政府联合相关单位搭建场景试验平台。在场景培育阶段，需运用财政金融工具激励国有企事业单位加强场景开放意愿，保证场景供给规模；同时依托金融的量化评价功能对中小企业的场景验证需求开展遴选，推动场景资源实现优化供给。 场景资源供给意愿不足，是场景培育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高价值应用场景多集中在公共事业单位及大型国有企业，而场景资源培育往往伴随风险敞口扩大、管理成本攀升，成本与收益的期限错配会导致主体供给意愿偏低。对此，政府应完善投融资机制，运用财政金融激励政策提升场景供给力度。针对数据与资产流失风险，设立场景培育保险基金，通过金融机构让利和财政补贴，强化场景培育风险管控；同时由政府牵头依托现有数据交易平台，搭建基于隐私计算的场景数据交易所，在保障各方数据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价值共享，并通过明晰的收益分配与确权机制降低企业对场景培育的投资风险。针对成本收益期限错配问题，金融机构可联合场景培育主体，基于场景商业化收益权设立资产支持证券等专项融资工具，由金融平台提供估值、交易、结算服务，从而前移收益补偿，缓解企业前期投入压力，激励相关企业主动培育场景资源，为后续创新力量融入打下坚实基础。 完善中小企业场景需求的优化供给机制，是场景培育阶段需重点突破的核心任务。场景是重要且稀缺的创新资源，其稀缺性体现在由政府与国企主导的场景供给规模，难以匹配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技术价值转化需求。应运用金融量化功能开展场景培育评价，对中小企业提出的场景需求进行整合归纳并进行商业价值评估，筛选出具有市场潜力的创新技术与产品，培育对应场景资源。非标场景量化工作可借鉴金融市场量化投资理论，将发展前景、适用领域、社会价值等因素转化为可量化的价值指标与风险指标，引导要素资源向高价值场景流动，实现对场景培育的科学遴选，让真正拥有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获得参与机会。 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差异，是场景培育相关政策落实过程中各地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客观因素。有关机构可设立场景培育专项引导基金，对欠发达地区实施精准资金支持与政策倾斜；政策性银行可因地制宜设立场景培育专项信贷额度，激励地方政府加快场景培育进程。场景建设先行地区可充分发挥试验示范作用，向培育滞后地区输出金融赋能经验，在场景项目风险管控、资金运作等方面开展共享协作，提升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协同决策能力，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协助挖掘高价值场景资源。 场景开放阶段做好金融创新 场景开放是在完成场景培育基础上，打破资源壁垒、面向多元主体开放场景资源的发展阶段，也是场景生态建设中开展新产品与新技术商业化验证的核心环节。场景开放阶段，关键在于创新场景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实现场景资源公平高效配置。金融机构可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做好场景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与融资模式创新，并在政府财政牵引与金融政策协同下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为场景开放提供充足且适配的资金供给。 建立场景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场景开放阶段金融创新的必然要求。针对技术要素，金融机构可联合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基于技术的场景适配性、边际收益与技术迭代周期等指标，构建专利价值的现金流折现模型，对企业用于场景验证的核心技术进行价值评估；针对数据要素，金融机构可通过数据资产确权后的收益权证券化设计，结合场景数据的流通频次、应用价值与隐私保护成本，形成数据要素的市场化定价机制。通过运用标准化定价体系对同一场景不同企业主体展开精准评估，可推动场景资源配置由行政主导向市场评价转变，实现场景资源的公平高效配置。 加大创新融资模式供给是场景开放阶段金融创新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场景开放进程的推进，技术价值的商业化风险会逐步降低，相关无形资产得到持续积累。金融机构应深化数据信用、技术信用与场景信用的融合应用，结合区域禀赋与产业属性，对不同类型场景设计差异化的融资方案：对技术资本密集、研发迭代投入大的新领域新赛道场景，可深化数据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推行投贷联动模式，通过技术资产证券化来适配长期资金需求；对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业态应用场景，金融机构除做好融资模式创新外，还应关注产业链协同难、回报周期长等问题。金融机构可将产业链中场景开放企业作为枢纽实现资金流与数据流整合，除为链上关联主体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外，还可依托信用传导构建链上企业利益协同与风险共担机制，有效降低产业链整体融资成本与风险，同时将创新金融支持政策与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绑定，为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奠定基础。 做好融资模式创新的同时还需强化多元投资主体协同。首先，通过政企联合发布需求导向场景清单，基于价值量化体系实施“揭榜挂帅”，可有效缓解早期投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社会资本提供清晰的技术应用场景与产业价值锚点，使相关投资机构可以精准评估风险与收益。其次，政府可将部分场景专项财政资金直接注入场景建设项目并提供信用担保，依托政府信用示范效应引导社会资本与金融机构协同投资，同时设立场景培育专项奖励基金，对参与场景开放并落实投资的金融机构给予奖励或补贴，以财政资金为杠杆撬动社会资本规模化投入场景建设领域，从而加快技术从实验室到商业化落地验证进程。最后，鼓励保险机构在场景开放阶段创新业务模式，做好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发展的风险管控工作，切实维护多元投资主体资本安全。 新场景大规模应用阶段做好金融保障 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是在场景培育和开放基础上，相关技术经场景验证迭代升级后，具备规模化落地条件与市场化推广基础，从而发展为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成熟应用场景，是场景生态建设的闭环阶段，直接决定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进程。应以市场化金融支持体系建设作为主要发力点，提升应用场景保障能力。此外，需依托数字金融发展驱动场景创新，以场景创新促进市场准入制度完善，为场景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全面保障。 新场景大规模应用需依托长期资金，以保障产能扩建与市场扩张。为此，需构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金融支持体系，提供大规模、低成本、可持续的资金支持，通过产业基金扶持、风险补偿机制等多元手段，精准对接科技企业新场景规模化应用的资本需求。产能扩建的金融支持应更强调普惠性、系统性与协同性，推动金融资源从赋能单一场景技术供给企业转向对全产业链进行赋能发展。该阶段的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方式应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在市场准入政策层面做好引导工作。 新场景大规模应用需以数字金融为支撑，推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当前，场景资源供给多采用“招商大会+场景清单发布+企业应标”的模式，通过政企面对面对接的方式推动场景供需匹配。这一模式在场景培育初期快速激活了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但难以实现跨区域要素的高效流转与最优配置。为此，政府应从场景资源的直接供给者转向场景生态的顶层设计者与规则制定者。随着数字金融相关技术与场景经济深度融合，需要政府构建全国一体化的场景培育数字化平台。该平台可突破地域限制，整合全国的场景需求清单与企业供给能力，并依托大数据算法实现场景需求与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的精准匹配，提升场景培育的效率与质量。在平台建设中，区块链技术的嵌入可实现参与主体信用信息、合作数据的上链存证，保障场景建设全流程的真实性与可追溯性。其去中心化特征可破解地域空间限制，以数字金融创新推动场景制度改革。智能合约技术可重构场景合作中的金融契约关系，优化各地方场景资金结算、风险分担等环节的运作机制，为要素资源高效流转提供坚实保障。 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顾宁；农村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闯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是党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时期，我们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不断开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进一步增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统筹谋划，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竞争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赋予上海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历史使命。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等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投资者，影响国际定价体系；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把我们对金融强国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从历史经验看，大国崛起通常也是金融影响力、货币话语权的崛起。国际金融中心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扮演着资源配置枢纽、规则制定权高地、货币国际化引擎等重要角色，是国家竞争力在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博弈更趋复杂激烈。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就是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快打造服务支撑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枢纽与功能高地。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放在”，更加自觉地从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谋划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寄予厚望。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上海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共建“一带一路”，强调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加强全过程风险防控，更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这为新征程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擘画了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将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写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中央先后出台支持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的意见、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重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任务。上海禀赋独特、底蕴深厚、开放包容、善作善成，在金融强国宏伟征程上有条件、有责任为国担当、勇为尖兵。我们要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底考察上海时，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正确、步伐稳健、前景光明。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正确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有力指导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起步探索阶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战略目标，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形式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确立为国家战略。从那时起，国家把金融领域的众多改革探索放在上海，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等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相继在上海建成，涵盖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商品期货市场、贵金属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完整金融市场体系初步构建。 加速发展阶段。200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总体目标。这一时期，上海清算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海保交所、上海票交所、中信登等金融基础设施在沪建立，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沪港通”“沪伦通”相继开通，上海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深化提升阶段。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要求上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四大功能”。上海坚决听从党中央号令，勇挑最重担子，敢啃最难啃的骨头，“十四五”以来金融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持续提升。一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金融市场功能持续健全，上交所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设置科创成长层。场内现货黄金交易量、航运指数期货成交量居全球首位，股票总市值、债券市场规模、商品类衍生品成交量位居世界前列。2025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4059万亿元，继续位居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前列。金融产品供给日益丰富，30年期国债期货、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上市，原油期权等多个国际化品种境外交易者可直接参与交易。金融机构加快集聚，国泰海通证券重组更名上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正式开业，持牌金融机构增加到1813家。金融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跑出加速度，上海黄金交易所启用香港国际板指定仓库，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覆盖124个国家和地区。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一步提升。政策体系加快完善，推出股权投资“32条”、“浦江之光”行动升级版、并购重组行动方案、中小企业融资支持若干措施、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产品服务更加多样，推出“沪科积分贷”、转型金融贷款、商业养老金等产品服务，超200万个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落地。服务机制不断健全，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和股权投资、并购、金融科技等各类集聚区，发布绿色融资租赁地方标准和转型金融目录。服务效率持续提升，依托大数据赋能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精准画像”，业务办理时长明显缩短。截至2025年末，上海市“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9%，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募资规模2024年、2025年分别同比增长43%、48%。三是金融开放枢纽门户地位进一步强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步伐加快，债券通“南向通”“互换通”开通，沪港、中新、中巴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互通启动。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出台实施跨境金融“18条”，上海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占全国总量的46%。离岸金融业务加快探索，开展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自贸离岸债成功发行。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行动方案联合签署。四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生态进一步优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协调推进机制落地运行，中国资本市场学会、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在沪成立。《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修订发布，绿色金融、自由贸易账户、自贸离岸债等浦东新区法规相继颁布。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处置工作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 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成效为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十五五”时期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牵引，以提高金融国际化为突破口，以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重点，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五个中心”建设协同联动，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到2030年基本建成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风险管理中心，为2035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强枢纽，推动金融双向开放迈出新步伐。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和共建“一带一路”。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配合深化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出更多面向国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提升再保险、航运保险承保能力和服务水平。深化投融资和跨境结算便利化。支持金融机构拓展全球服务网络，集聚跨境银团贷款中心和业务，深化自由贸易账户功能，优化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管理，提升企业集团财资中心等总部经济能级。探索离岸金融服务。加强离岸金融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稳步推进自贸离岸债等业务发展。 夯基础，推动金融体系建设跃上新台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全面提升现代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健全功能强大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多层次股权市场高质量发展，强化债券市场功能，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持续推动货币、外汇等市场发展。形成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建立完善货币价格指标体系，优化债券及基金产品结构，推动更多期货及衍生品上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打造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集聚高能级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加快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增强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培育和引进专业服务机构。完善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强化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保障功能，推进自主可控的支付体系建设，加快金融基础设施业务创新，深化信托登记制度试点。 秉初心，推动金融服务质效赢得新提升。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用于经济民生关键领域，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加快构建全周期、多元化、接力式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推动科创板和债券市场“科技板”发展，支持市场化并购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发展，丰富科技信贷产品，支持科技保险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优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促进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发展，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约束机制。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普惠金融重点领域产品服务，健全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加强普惠保险体系建设。健全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相适应的养老金融体系。加快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支持养老金融产品设计和投资管理，提升金融服务适老化水平。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支持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沪发展，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吸引集聚金融科技主体。 守底线，推动金融安全水平实现新跨越。全面强化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优化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央地协同，加强市委金融委成员单位工作统筹，加强区域内金融监管力量配备。加强监测预警。加快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深化监管科技应用，更好实现金融风险早期识别预警。抓好风险处置。着力压降存量风险，坚决遏制增量风险，持续做好“失联”“空壳”以及严重违规经营的地方金融组织清理清退工作。 优生态，推动金融营商环境焕发新气象。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金融营商环境，持续提升上海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话语权。加强金融法治保障，推动制定金融领域浦东新区法规，提升金融司法效率和公信力，提升金融仲裁服务能级。深化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为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个人征信产品。健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提升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素养、金融安全意识、金融健康意识，增强辨别风险、防范风险、依法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深化境内外金融交流合作，高水平举办陆家嘴论坛，推动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打造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持续优化“上海金才”行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智库建设，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金融人才集聚平台和多元共治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金融系统树立鲜明价值导向，引导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 越是形势复杂多变，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加强上海金融系统党的各方面建设，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特点的党建新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吴伟 | 产业追踪 摘要：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稳定发展对经济社会全局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房地产政策调控为核心，梳理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演进历程，从市场供需、价格走势、行业结构等维度分析调控政策实施效果，剖析当前调控中存在的短期化倾向、区域适配性不足等问题，并结合行业发展新趋势，从长效机制构建、区域差异化调控、多元供给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房地产稳定发展的政策建议，旨在为推动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房地产，政策调控，长效机制 1 研究背景 房地产是典型的民生产业，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在促进居民住有所居的同时，对拉动经济增长以及维护国家金融市场安全均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实行房改制度后，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化的推进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些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供求结构不平衡、“炒房团”的盛行等现象，导致房地产行业发展缺乏持续动力且累积了一定量的风险隐患，影响了房地产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保证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平稳运行，国家相继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以引导和约束房地产行业发展，从早期的需求端抑制到近年来的“因城施策”“租购并举”，调控体系不断完善，调控手段日益多元。文章对房地产政策调控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房地产政策调控的实施效果分析 2.1 市场供需结构得到初步优化 由于对需求端的有效调控，以限购令为代表的楼市政策遏制了投资客及二套以上购房者入市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投机性购房需求；而房贷利率提高以及信贷收紧则间接影响投资客的资金来源，通过银行贷款渠道进行房地产投机也受到严格控制，导致一线与部分二线城市中的投资客数量大幅减少，投机性购房比重进一步降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房屋的需求逐步转变为刚性和改善性的消费形态，这也导致了新房市场上自住群体的比例有所上升，其中尤其以换房族为主力军，而在二手住宅市场上的需求则主要来自首次置业者或改善型家庭。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政策成效显著，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持续下降，库存压力明显缓解。 2.2 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 经历了多次调控，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总体房价增幅开始趋缓，并向稳中略降的方向发展。相较于市场火热时期的大幅攀升，在调控之下，全国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同比增速大幅度下降，整个市场转变为正常、理性的状态。一线城市的房价基本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其涨跌幅度也一直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二线城市的房价则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其中热点的二线城市房价仍保持温和上升的趋势，而非热点的二线城市整体来看房价仍处在较为平稳的状态；三、四线城市的价格经过去库存阶段的自我调节和修复后，逐步回归理性，部分人口流出较多的三、四线城市房价出现适度回调，市场价格与价值的匹配度不断提升。 2.3 行业风险防控取得一定成效 金融端调控政策的执行可以有效防止房地产行业风险传递到金融领域。一方面，“三条红线”的发布促使企业融资总量得到较好地控制，尤其是高杠杆企业的债务扩张步伐显著放缓；另一方面，随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实行，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业务占比较之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系统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地方政府还积极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风险处置工作，推动优质房企对出险房企的项目进行并购重组，有效保障了“保交楼”目标的实现，维护了购房者权益和市场稳定。 2.4 调控政策存在的局限性 尽管房地产政策调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调控政策短视化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出现了针对短期内房价上涨过快而进行紧急干预的现象。二是政策针对性不强，部分地区未能真正落实“一城一策”，而是照搬其他地区的做法或盲目跟进，造成一些城市的政策有效性不高甚至出现负效应的问题。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对保障房建设的重视远不能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基本居住需要；市场化商品房供应中不同产品类型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且在租金市场的规范管理以及配套设施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四是长效机制还未建立，如房产税、不动产登记系统等还在试点阶段，相关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调控政策的协同性不足，影响了调控效果的持续性。 3 促进房地产稳定发展的政策建议 3.1 构建协同高效的长效调控机制 长效调控机制是实现房地产稳定发展的核心保障，需从制度层面统筹推进各项政策协同发力。一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进程及税收改革试点，确立征收范围、适用税率等基本内容；发挥好房地产税对收入再分配以及抑制投资性和投机性的功能作用，让市场形成稳定的长期预期。二是健全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使我国各地区间住房信息互联共享，通过该系统分析市场的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调控。三是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统计调查样本量，增加相关统计调查指标（如房价指数、成交量变化幅度、去化周期、资产负债率），根据这些指标建立一套完善的预警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作出准确判断与预测，做到早发现、早应对，防止房地产市场的大涨大跌现象发生。 3.2 实施差异化的区域调控政策 基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性特征，应进一步深化“因城施策”，实施差异化的区域调控政策。一线及热点二线城市的调控要以保持房价平稳为主要目标，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房供应力度，完善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他非热点二、三线城市要依据当地市场需求变化适时适度放开限购限贷政策，促进合理住房消费需求释放，防止出现房价快速下行的风险。三、四线城市需综合考虑常住人口净流入与本地户籍居民家庭数量等因素，在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基础上适当减少商品住宅用地出让面积，避免土地资源浪费造成楼市供大于求现象，特别是人口持续外流的三、四线城市更要加速消化现有存量房源，同时依托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型消费增加、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等方式吸纳外来人口落户定居，夯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此外，还应该建立健全区域调控政策评价体系，定期开展相关地区的调控政策效果评估工作，指导地方政府及时优化调整政策。 3.3 完善多元化的住房供给体系 优化住房供给结构是实现房地产稳定发展的关键举措，需构建“市场为主导、政府保基本”的多元化住房供给体系。一是积极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二是在保持现有土地供应量的基础上，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的类型和品质，在保证基本居住功能的前提下，增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及高档住宅的比例，同时提高多层低密度建筑的比例，以更好地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三是在确保完成年度棚户区改造任务的同时，进一步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建设，探索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尽快研究制定《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意见》，落实中央提出的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市情的住房租赁法律框架的要求，提高租赁住房的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四是稳步推进共有产权房制度，合理确定政府与购房人的产权比例，降低购房门槛，满足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3.4 强化房地产行业风险防控 防范化解房地产行业风险是实现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需从企业、金融、市场等多维度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一是继续稳妥推进重点企业风险处置工作，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以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为目标，按照“一企一策”的要求制订完善相关方案；因城施策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持续优化行业资源配置，有效改善资产负债状况，积极组织破产重整；对资产优良但存在短期流动性问题的企业给予流动性的临时性支持；严格依法依规履行股东职责，推动重大事项决策协调机制更加高效顺畅；督促房企合理使用各类融资工具，避免盲目投资和激进扩张导致新的债务风险产生。二是进一步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强化银行保险机构信贷管理主体责任；坚决查处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的与中介机构合作规避调控措施的行为，严禁提供首付贷或变相首付贷产品以及挪用消费贷款用于支付首付款，严格落实商业银行信用业务穿透式风险管理要求；密切关注房企经营情况变化，及时调整授信额度，加大不良清收处置力度。 3.5 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 适应行业发展新形势，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是促进房地产业发展长期稳定的治本之举。一要指导企业改变“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经营模式，加大发展绿色建筑、智慧社区等领域力度，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价值。二要支持房地产与其他产业融合创新，鼓励企业参与旧城改造、健康养老住宅建设、产业园开发建设，扩大经营规模，在更多领域开拓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三要加强行业人才培养工作，打造一支具有专业知识水平、富有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队伍，满足行业转型升级需求。四要加速推进房地产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应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房地产全链条服务的效能和服务质量，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满意度。 4 结束语 我国房地产政策调控经过多年实践，在优化市场供需结构、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防范行业风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房地产行业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调控政策仍存在短期化倾向、区域适配性不足、长效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调控效果的持续性。未来，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房地产市场必须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基本定位和方向指引，继续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加强分类指导与精准施策；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加大土地供应力度、调整供地结构等措施有效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量，并着力提高居住品质及环境水平，充分发挥房地产行业在保障民生、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田树武.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效果评估与优化策略研究[J].住宅与房地产，2024（30）：104-106. [2]杨济海，谭政勋.中国房价未来走势与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J].特区经济，2025（6）：61-66. [3]朱培玲.财政税收政策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经济的影响分析[J].商讯，2020（34）：157-158. [4]吴义东，王亦欣.“三道红线”政策调控下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化解路径研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25，41（3）：48-56，127-128. [5]王文涛.新时期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分析与研究[J].北方金融，2023（9）：101-108. 泰安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 邹慧娟 在“双碳”战略与保有量激增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后市场万亿级新蓝海呼之欲出。然而人才、标准、数据三大瓶颈凸显，亟需政府、行业、企业三方协同破题。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新能源后市场服务需求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逐步成为行业发展的新焦点。为充分了解新能源汽车后市场发展情况，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究中心团队实地走访多地主机厂售后部门、第三方连锁机构、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深入洞察市场主体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核心挑战与发展机遇。 一、中国新能源汽车后市场发展现状 （一）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步入生态化发展新阶段。 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正步入规模化发展的黄金期。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与政策双轮驱动下，新能源汽车后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服务生态不断成熟。根据赛迪顾问调研统计，2024年，中国汽车后市场总体规模达到6.7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板块突破1.9万亿元，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燃油车板块，已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服务模式来看，随着市场需求分层与技术迭代加速，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模式呈现数字化、绿色化、生态化特征。在数字化方面，维修保养等传统领域积极转型，车联网数据服务、智能检测等新兴市场加快发展，通过远程诊断、智能调度和基于数据的个性化保险产品提升服务效率与用户体验；在绿色化方面，动力电池回收等服务加快发展，电池回收体系逐步完善，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与低碳运营；在生态化方面，主机厂、第三方服务商、专业技术公司等多方主体协同布局，初步形成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推动后市场从“单一维修”向“立体服务”生态演进，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支撑。 （二）市场格局加速重构，多元主体竞合态势明显。 相较于传统汽车后市场，新能源汽车后市场竞争重心正从资源规模向生态协同与数据能力迁移，多元主体在竞合中重塑行业生态。具体看来，传统4S店集团主导模式持续松动，主机厂更多选择依托原厂配件、技术及车联网数据构建服务闭环。大型独立售后集团加快转型步伐，凭借自身网点与客户基础加速拓展新能源汽车专项业务。天猫养车、途虎等互联网平台以流量、数字化与标准化能力推动行业转型，加速抢占市场。此外，一批专注于三电维修、智能驾驶标定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崭露头角，凭借核心能力切入细分市场，打破原有垄断格局。 （三）产业链与政策双轮驱动，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从产业链来看，围绕新能源汽车后市场的供应链与服务链已经驶向快车道，主机厂、零部件供应商与服务商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初步形成，各类主体通过数据共享、标准共建等方式，持续丰富行业生态。具体看来，在动力电池领域，已初步构建“生产-回收-再生”闭环体系，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在充换电服务领域，已形成企业间协作共建新模式，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在金融服务领域，金融服务机构推出多项新能源汽车后市场专属产品，为行业发展提供保障。从政策来看，2025年3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售后维修服务能力技术要求》，进一步引导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向规范化发展。行业协会组织制定多项团体标准，也已覆盖动力电池检测、二手车评估等重点领域。同时，各地政府将充换电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为后市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中国新能源汽车后市场发展面临的三个挑战 （一）技术人才结构性短缺制约服务能力提升。 中国新能源汽车后市场目前仍面临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特别是在三电系统维修、智能网联技术等专业领域存在人才缺口。调研中，超过六成的维修企业反映新能源汽车维修技师招聘难的情况，其中在三、四线城市更为明显。造成该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现有职业教育体系仍以传统汽车维修为主，针对新能源汽车核心系统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实训条件有待完善，导致人才培养进度滞后于市场发展需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质量。 （二）行业标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标准体系建设滞后于市场整体发展速度，特别是在关键服务领域缺乏统一规范。具体看来，在电池评估与二手车流通方面，动力电池健康度评估存在多种检测标准并行的情况，导致检测结果可比性不足，影响消费者对评估结果的信任度。同时，二手车因缺乏权威的电池衰减评估标准，车辆保值率普遍低于传统燃油车。在维修服务方面，不同服务商采用的工艺流程和配件标准方面差异较大，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权益难以有效保障。此类标准体系不完善的状况，不仅制约行业规范化发展，也可能影响整体服务体验与市场诚信水平。 （三）数据壁垒制约后市场服务协同与创新。 当前新能源汽车后市场面临显著的数据流通壁垒，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车辆运行数据、电池状态数据等关键信息被各主机厂高度垄断，形成数据孤岛，导致第三方服务机构难以获取完整的车辆全生命周期数据。二是数据标准不统一、接口不开放，使得保险、金融等衍生服务难以基于数据进行精准定价和产品创新。三是现有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尚未完全适应新能源汽车数据特征，在数据权属界定、跨境传输、隐私保护等方面存在制度空白。 三、推动新能源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加快完善新能源汽车后市场人才培养体系。 紧密围绕行业紧缺岗位，加速构建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重点针对动力电池故障诊断与回收利用、车联网数据安全与运维、智能驾驶系统校准与维修等前沿领域，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引导企业与职业院校携手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基于真实工作场景的电池拆检、电控系统仿真诊断等专业技能训练，加强定向人才培养与技术培训的深度融合。同时，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构建覆盖主要技术岗位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推动形成与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技术变革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供给体系。 （二）健全标准体系与行业发展环境。 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标准化建设，研究制定推动二手车鉴定评估统一规范。构建全国统一的动力电池编码与溯源管理体系，明确动力电池健康度检测标准及估值方法，实现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数据的精细化管理。持续优化充电设施运营服务标准体系，明确大功率充电、V2G等新技术的安全性与应用规范，促进新技术的标准化发展。强化行业监管与信用体系建设，支持行业协会构建维修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推广标准化服务流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和退出机制，规范市场秩序。 （三）以数据共享推动新能源汽车后市场协同创新。 完善新能源汽车数据分类分级标准、权属界定规范及跨区域传输制度，加快构建安全与流通并重的数据治理体系。基于现行的国家级新能源汽车数据共享平台，完善数据采集、传输及接口标准化体系。推动建立行业统一的车辆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整车制造企业在遵守相关规定的条件下，有序地向授权维修商、电池回收企业、保险公司等市场参与者开放车辆运行数据、电池状态和维修历史等关键信息。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过数据共享进行协同研发，利用数据互联提升产业链的协同水平，提升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整体服务效能。 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 张业佳；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 徐墨娴 摘要：文化事业的发展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国家软实力的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因此需要不断挖掘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分析其对数字文化产业的影响，才能为数字文化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但在当前的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核心机制创新不足、融合程度不高，人才短缺、制度不完善等。因此，需要针对当前在制度、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详细分析，同时不断创新和改进发展策略，促进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涉及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文化行业亦是如此。因此，为了保持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还需要与新质生产力融合，突破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不断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一、对数字文化产业的影响 （一）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作为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对推动生产技术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既能够丰富数字文化产品的内涵，又能够起到良好价值观导向的作用。在内容创作方面，应与研发、运营等环节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完整、可靠的协同闭环，保证内容的创作质量。通过借助新质生产力，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可以有效地提升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效率，促使数字文化产业得到质的飞跃。例如，可以通过相关算法促进音频、文本、图像等的快速生成，进而有效提升数字文化的创作速度，丰富数字文化产业内容，实现数字文化产业的多样化发展。 （二）促进数字文化产业跨界融合 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数字文化产业实现跨行业、跨地域交流，有利于实现协同创新。从深远意义上讲，新质生产力还能促进数字文化走向国际化，鼓励国内数字文化企业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数字文化。此外，借助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拓展数字化项目的合作渠道，同时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全球数字文化贸易规则的不断优化。 （三）为数字文化产业提供发展动力 通过新质生产力可以为相关数字文化产业提供强有力的版权保护功能，明确相关标准以及数字版权保护方案，从而激励更多的创作者投入到文化生产与创新中去，最终实现数字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此外，通过智能化的管理还能够有效提升用户体验，让更多用户乐于参与其中。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也进一步实现了数字文化行业的成本控制，使其最终实现良性循环。 二、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核心机制创新和融合程度不高 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中，新质生产力在核心机制方面的创新、融合程度较低。一是因为使用的高端芯片存在被其他国家限制进口的问题，导致我国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受阻，生产的产品在交互、数据等方面存在风险。如某家影视公司想要拍摄3D系列的影视作品，需要应用数字化技术渲染制成，但是因多数依赖进口，所以国内的制作成本较高，不利于企业节省成本，在同行业竞争中落后于国外企业。二是与文化的融合程度较低，虽然目前市面上有诸多企业标榜自己拥有数字化技术，可以深度融合文化内容，但是在成品上仅通过3D建模技术生成，未能更深入地融合体现文化的独特性、传承性、历史性，所以不能充分展现传统文化、城市文化的魅力。三是适配周期较长。目前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技术更新迭代的周期较快，然而文化产品从研发到制作，再到完整呈现，整个流程周期较长，与数字化技术的更新周期形成错位，无法适配发展节奏，导致目前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二）产业结构不能平衡发展 目前，我国的数字化产业呈现集群化的特性，即头部企业占据主要的资源优势，在内容创作上具有明显的主导性，导致处于中间位置的企业难以凭借自身创作存活。并且当前原创性的内容越来越少，市场上同质化的内容越来越多，容易形成模板化现象，难以保证创作质量，这说明当前数字化产业结构已经处于失衡状态。在实际中，常出现协调不均的情况，如数字化技术难以满足创作要求，产品与创作要求不符等。种种现象说明目前数字化产业亟需一个标准，才能合理平衡产业结构。 （三）欠缺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数字化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应地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来支持技术发展。但是目前数字化行业内的从业人数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欠缺具有高素养、高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如在开展艺术设计时，要求从业人员既要具备较强的绘画设计能力，同时还要具有较强的编程能力，才能有效地设计文化产品[1]。但是该类型人才属于稀缺人才，并且就目前的培训体系来看，院校内的数字化专业偏向理论化教学，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弱。企业内的员工培训不够完善，专业能力难以有效提升。所以在长期欠缺复合型人才的情况下，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人才基础愈发薄弱，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欠缺政策制度和治理能力 在政策方面，目前针对数字化产业制定的政策，总是从宏观角度阐述，未能关注该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对于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难以通过政策实际解决。在治理方面，由于数字化产业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复制性，所以会出现被窃取的问题，产权人在通过法律维权时，常常遇到难以取证的问题，如数字藏品规则不明确等，容易导致数字文化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原创者的创作激情。并且这体现出数字化产业的数据安全问题堪忧，企业数据涉及公民隐私权，若发生泄露，容易产生纠纷。 （五）文化赋值程度不高 在当前创作的数字文化产品中，可以看到许多产品的画面、外观风格十分绚丽，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诸多产品的深层文化价值不高。如某些二次元的数字文化产品，因属于亚文化范畴，所以在外观创作上存在低俗倾向，不符合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对青少年存在错误的引导。而非遗系列的数字文化产品，虽然具备较高的文化价值，但是缺乏足够的生产规模，市场需求较少，难以持续发展。 三、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策略 （一）强化技术，夯实基础 基于当前数字文化产业面临的技术“卡脖子”、适配滞后等问题，需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突破技术瓶颈，为产业发展筑牢技术根基，可从三方面推进： 一是攻克关键技术壁垒。针对高端芯片依赖进口导致的产品交互风险、制作成本高企问题，联合科研机构与头部企业设立“数字文化技术攻关专项”，重点研发适配文化创作的国产化芯片、高效渲染算法等，降低3D影视制作、数字藏品开发等场景的技术成本，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率。 二是缩短技术与产品适配周期。建立“技术—产品”动态适配机制，鼓励技术研发企业与文化创作团队提前对接[2]。例如，在数字化技术迭代前，通过行业协会发布技术更新预告，引导文化企业同步调整产品研发节奏；同时开发轻量化文化创作工具（如AI辅助设计插件），减少技术更新对现有创作流程的冲击，实现技术与产品的同步发展。 三是深化技术与文化融合深度。针对当前3D建模仅停留在“形式复刻”的问题，开发文化元素智能提取技术。例如，通过AI算法解析传统建筑的榫卯结构、非遗技艺的核心纹样，将文化内涵转化为数字化参数，融入数字产品创作中，避免仅停留在外观模拟，真正实现“技术承载文化”[3]。 （二）产业优化，完善体系 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以新质生产力为纽带整合产业资源，解决结构失衡、同质化等问题，构建良性产业生态： 一是优化产业资源分配结构。针对头部企业垄断资源、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的问题，依托大数据建立“数字文化产业资源对接平台”，将头部企业的闲置技术资源（如渲染服务器、创作工具）低价开放给中小企业；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头部企业参与“中小企业孵化计划”，例如杭州在《数字文化产业扶持政策》中增设“头部带中小”专项补贴，对带动中小企业开发原创产品的头部企业，额外给予税收减免，平衡产业结构。 二是遏制同质化与保护原创。一方面，通过AI内容监测系统对市场上的数字产品进行相似度排查，对同质化严重的产品限制上架；另一方面，完善针对数字产品的版权保护体系[4]，例如借鉴成都“区块链+版权保护”模式，对数字文化产品的创作过程、内容元素进行全程上链存证，实现“创作即确权”，同时打通“监测—下架—追责”全流程，降低原创者维权成本。 三是推动跨领域与国际化协同。借助新质生产力搭建“数字文化产业国际合作平台”，整合国内文化资源与国外技术、渠道资源，例如推动国产数字游戏与海外VR设备厂商合作，实现内容与硬件的适配；同时依托跨境电商平台建立“数字文化产品出海通道”，对出海的原创产品给予物流、关税补贴，助力国内企业参与全球数字文化贸易。 （三）培育人才，夯实基础 当前，复合型人才是该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掌握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与文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资源，所以企业需要将培育此类人才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鼓励并协助自身培育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一是需要在高校内加强实践课程，重点增设人工智能应用、大数据分析、数字内容制作等新质生产力相关课程。整合校本资源，能帮助学生直接接触数字化技术，从而充分了解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作方式。例如，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与海信集团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整合校本资源，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设立“海洋旅游策划”专业，让学生能够通过该专业学习海洋运营、海洋牧场等工作内容和技能。除此之外，该学校与企业已建立人才输送机制，该专业的学生有机会进入企业内部参观。二是需要打造高端人才引进计划，有目的地从全国、全球范围内搜罗相关专业人才，为高端人才解决住行问题，以留住人才。如为企业提供办公场地、设备共享等服务，让企业能够更轻松地招聘到高质量的人才，特别是新质生产力领域的高质量人才[5]。除此之外，数字化企业可以在企业内部专门设立奖项、奖金，用于鼓励员工创新数字文化产业，尤其是针对新质生产力技术应用、产品创新的成果。例如，奖金激励会促使员工主动参与技术培训，从而有利于提高其专业水平。 （四）完善政策，提供保障 由于数字化产品具有较强的复制性，导致许多企业的产品容易流失，需借助新质生产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细则，为数字文化产业的原创性提供保障。例如，2023年深圳某数字藏品公司开发的“非遗剪纸数字藏品”，被多家平台未经授权复制发行，导致该公司直接损失超500万元。针对此类问题，深圳市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出“数字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方案”： 1.技术层面。通过AI图像识别与区块链结合，对数字藏品的图案、纹理、metadata信息进行专属编码，即使被篡改也能通过区块链溯源找到原始确权信息。 2.政策层面。在《深圳市数字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中明确“数字藏品确权流程”“侵权赔偿标准”，同时建立“知识产权快速维权通道”，对数字文化产品侵权案件实行“72小时立案、15天审结”，大幅缩短维权周期。 3.执行层面。联合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对侵权平台采取“下架产品+罚款+信用惩戒”的组合处罚。2023年通过该方案已处理数字文化侵权案件32起，为企业挽回损失超2000万元。 该案例表明，借助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特性（如区块链溯源、AI监测），可解决数字文化产品“确权难、取证难、维权慢”的痛点，而配套政策的完善则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制度保障，真正激发原创企业的创作热情，这也为其他地区制定数字文化知识产权政策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制度”双轨模式。 （五）深化内涵，提升价值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宣传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力，倡导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技艺。在此背景下，数字化产业应与传统文化机构大力合作，用更为先进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产品。一方面体现在形式融合上，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呈现传统文化。例如，故宫博物院中藏有许多我国的文化瑰宝，通过与数字化技术融合，以AI短视频的形式，可以立体地呈现“文物故事”，如《千里江山图》数字展览等，向观众充分展示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历史。除了传统文化之外，还需要与当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创新展示这些文化的独特魅力。如通过VR虚拟技术创设“红色之旅”项目，用户通过佩戴VR设备，可以看到许多革命旧址，听到许多动人的革命故事。另一方面体现在产品内涵上，需要规范数字化产品的价值导向。如在对抖音短视频的管理中，应相关网络监管部门要求，抖音平台采取AI审核、人工审核、自主举报三种措施同步进行的监管方案，识别平台中存在风险的视频、图文信息，避免传播负面的价值观。另外，需要关注非遗传承方面的数字化产品开发，注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再创造项目。通过使用3D建模技术，为贵州苗绣赋能，使得该项非遗技术的知名度显著提升。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需要经过长期的规划和漫长的社会实践，才能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面对当前存在的各项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等主体建立良好的协同机制，共同提出解决方案，才能不断地披荆斩棘，为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更宽广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张振鹏.中国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及其结构形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1（2）：56-68. [2]郭新茹，唐悦民.新质生产力驱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健全的创新路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5）：123-135. [3]邵明华，高洋.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驱动路线与行动框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3）：89-102. [4]陈思涵，谢雪芳.AIGC驱动下的数字文化消费：挑战与对策[J].当代传播，2024（2）：78-89. [5]余宇新，李煜鑫.区块链技术促进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J].上海经济研究，2023，45（11）：98-115. 中共建湖县委党校讲师 徐晓磊 | 区域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地跨湖北、湖南、江西三个中部省份。我省应立足本省实际，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加快推动与湖北、湖南的协作从“物理对接”变成“化学融合”，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局中展现江西的作为和贡献。 首先，破除行政壁垒，在制度创新中释放要素市场活力。一要深化跨省合作机制。赣鄂湘三省应联合制定实施协同发展年度工作要点，建立健全重点产业链、区域创新体系、跨区域生态补偿等重点领域协同机制；推进赣鄂湘市场监管协同，落实打击侵权假冒、经营主体跨省迁移登记等合作协议，为要素自由流动清除制度障碍。二要健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是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地区协同治污的关键制度安排。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长江、黄河干流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成，各地基本建立覆盖辖区内重点河流的跨区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跨流域重大引调水工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稳步推进，森林、草原、大气、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生态环境要素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得到有益探索。”我省要推动长江赣鄂皖段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专项行动常态化，落实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让“谁受益、谁补偿”从原则变为可操作、可监督的制度安排。三要推进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深化长江中游城市群多式联运协作，推动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城市形成物流运输“一盘棋”。以“十五五”时期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契机，加快完善铁水联运核心功能和服务设施，降低跨省物流成本，让交通“硬联通”支撑要素“软流动”。 其次，链接科创资源，在协同创新中锻造产业核心竞争力。城市群要协同发展，创新是重要的动力来源。我省应主动融入、借力发展，走出一条“研发在外地、转化在江西”的协同创新路子。一要推广“研发飞地”模式，支持企业在南昌、武汉、长沙等地布局“人才飞地”，推动赣鄂湘三省高校专家团队深入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让“科学家+企业家”的创新模式成为常态。二要依托特色产业找准分工定位。我省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稀土、铜、锂等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为发展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应做深做精新材料、新能源等配套链条，与鄂湘形成产业互补格局。我省印发的《关于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实施方案》明确：“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行动，优化集群规划布局，完善集群治理模式，重点在铜、锂电、光伏、航空、电子信息等领域打造一批跨区域的先进制造业链群，构建先进制造业集群梯次发展体系。”这为我省产业分工提供了清晰路径。三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构建“大研发”体系，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布局建设中试验证平台，发展壮大懂科技懂产业的技术经理人队伍；探索推行“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新型孵化模式，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把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最大增量”。 再次，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在市场互通中构建协同发展新生态。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必须在数据要素流通上率先突破，以“数”赋能、以“智”提质。一要共建数据要素流通生态圈。深化赣鄂湘数据领域合作，探索跨省数据交易、算力调度机制，让数据要素充分流动、高效配置。二要推动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改造步伐，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施设备、工艺、流程全方位技术改造，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在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领域，加快“智改数转”步伐，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科研生产能力，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三要构建跨区域文旅合作新格局。文旅融合是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增长点。推动赣鄂湘三省旅游资源共享、客源互送，打造“长江中游旅游黄金线路”，将“过路客”变为“过夜客”。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讲师 郭欣 以一体化发展强化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核心是把握区域、科技产业、创新生态层面的协同逻辑，推动科创中心走向系统性整体跃升，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将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区域，是“十五五”时期我国以一体化发展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的重要战略举措。国际科创中心从以往核心城市主导的单点突破，转变为以城市群为依托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旨在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把握战略意义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是国际科创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在于孕育并发展壮大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与发展新理念。一体化发展通过打破行政壁垒，从三大维度强化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 其一，是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有示范引领意义。建设科技强国本质上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既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也要依托高能级平台统筹创新要素。以一体化发展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有利于推动创新活动从点状分散转向系统集成，促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战略科技力量、高端人才队伍在更大空间尺度上优化配置，从而通过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优势互补的国家创新体系，为科技强国建设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战略支撑。 其二，是提升全球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具有优势放大意义。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正由单一城市转向城市群创新体系竞争。国际科创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决定着国家在全球创新链中的位势与科技竞争话语权。一体化发展一方面通过协同集聚效应，促进全球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形成世界级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和人才高地；另一方面通过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创新成果扩散与区域能级跃升，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其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具有创新转化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的跃升，离不开“基础研究-实验开发-产业化应用”的有效贯通。单一城市的资源禀赋，难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实现“四链”深度耦合。一体化发展能够凝聚创新合力，通过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跨区域协同，构建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引领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理解内在逻辑 以一体化发展强化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核心是把握区域、科技产业、创新生态层面的协同逻辑，推动科创中心走向系统性整体跃升。 第一重逻辑是区域一体化发展。核心是以制度协同打破行政壁垒，通过空间重组，将核心城市主导的“点状增长极”，扩容提质为依托城市群的“区域创新联合体”，构建出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空间发展格局，提升创新策源功能。实践中，虽然长三角地区建设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形成“1+1+N”跨区域协同机制，合肥、张江“两心共创”，建设“科创飞地”、跨省域高新区，但行政边界壁垒仍然存在，区域内创新分工有待优化，跨区域的基础研究协同机制尚未健全，科研基础设施及研发资源分散、共享不足，跨区域、跨学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协同不足，前沿领域的原创性突破不多。 第二重逻辑是科技产业一体化发展。重点在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解决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如何从源头创新走向现实生产力的问题，形成从“0到1”到“1到N”的完整转化体系。近年来，虽然长三角地区实行跨区域联合攻关机制，长三角技术交易市场联盟发挥实效，在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但城市间产业仍存在同质化竞争，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凸显，领军型科创企业缺失，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原始创新向产业竞争优势转化不充分，企业需求与科研供给间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第三重逻辑是创新生态一体化发展。国际科创中心的实质是要素高效流动、主体深度协同、网络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政产学研金服用”深度融合的创新共同体，为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发挥提供保障。虽然长三角地区政府已联合出台系列科创协同政策，共建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科技园区与成果转化基金，建立“跨省通办”机制，但当前协同多聚焦研发和产业端，存在高端创新人才分布不均衡、早期科技金融支撑不足、知识产权跨域保护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适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创新生态尚未形成。 实现更深层次发展 立足“十五五”关键时期，在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基础上，应以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导向，促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一轮发展。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增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以一体化发展强化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根本在于建强战略科技力量，夯实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基础。优化科创中心功能布局，推动城市群间形成错位协同、联动高效的策源网络。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战略导向，推动学科间深度交叉融合，为原创性、引领性突破创造条件。落实新型举国体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基础研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协同联动，提升有组织科研和体系化攻关能力。顺应科研范式变革趋势，以科学智能赋能战略科技力量跃升。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要以原创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成效来检验。依托区域协同一体化，聚焦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将中心城市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长三角整体产业竞争优势。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体系，加强企业牵头组建场景驱动、任务牵引的区域创新联合体，提升科技企业创新能级。健全成果跨区域高效转化机制，完善转化基金、技术经理人、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等支撑体系；健全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试点建设科技商学院，搭建高校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并建设AI智能体，实现成果与需求精准对接。 健全科技创新协同体制机制，优化创新生态。体制机制决定区域协同创新深度，创新生态建设影响区域协同效能。完善长三角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以联席会商、政策互认和联合立法等举措破解行政壁垒。推进长三角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发展。破除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障碍，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大力发展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营造更具吸引力、竞争力和包容性的开放创新生态。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夏子叶；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杨国梁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塑造长远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北京以原始创新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亦庄国家信创园考察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北京要发挥自身优势，在这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这一重要指示为首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找准坐标、明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放眼世界，科技竞争风起云涌，未来产业蓄势待发；环顾国内，创新版图加速重构，发展机遇稍纵即逝。谁在原始创新上率先突破，谁就能在未来产业赛道上掌握主动、赢得未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资源最为密集、创新要素最为集中的城市，应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原始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 原始创新是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的根基所在 未来产业代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塑造长远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作为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源头活水，只有厚植基础研究沃土，筑牢原始创新根基，才能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原始创新决定未来产业“从无到有”。回顾科技发展史，每一次产业变革的起点，都是源于基础研究的持续积累与关键理论的重大突破。原始创新通过打破既有知识边界，开辟全新技术空间，使产业“从无到有”成为可能，是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的核心驱动力。 原始创新决定未来产业“从弱到强”。未来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一场技术范式与创新能力的较量。一项重大原始创新不仅能够催生一个新兴领域，决定着产业“有没有”，更通过持续迭代升级推动未来产业走向成熟，决定着产业“强不强”。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的今天，只有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上持续突破，才能推动未来产业从“弱”到“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 原始创新决定未来发展“由谁主导”。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大国科技竞争已从产品竞争、企业竞争，上升为创新生态与制度能力的系统性竞争。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是布局未来产业中赢得竞争优势、把握战略主动的关键所在。只有实现关键领域自主突破，从技术源头上掌握话语权，才能在产业演进中把握主导权。 北京厚植原始创新的战略优势与坚实基础 推动原始创新，既需要前沿科技探索的勇气，也离不开系统完备的创新资源与制度环境。近年来，北京市不断厚植原始创新战略优势，为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集群，构筑原始创新的知识供给源动力。北京拥有3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占全国总数的近四分之一，居全国首位，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应用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集聚优势，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从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到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北京承担了大量国家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形成了面向科学前沿的持续知识供给能力。这种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的高等教育体系，也使北京成为区别于国内其他创新型城市的关键优势，为原始创新提供了持续动力。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布局，形成原始创新的策源高地。北京集聚了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核心的高能级创新平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据枢纽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集中布局，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促进各类优质创新资源要素空间汇聚，使北京成为关键领域科学发现与技术突破的重要策源地。 高层次人才聚集效应显著，夯实原始创新的根基。人才是创新发展所有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原始创新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截至2025年底，在京两院院士数量880余人，占全国总数的46%，凸显了北京在国家高端科技人才版图中的突出优势，不仅造就了科技创新的“尖兵”，也形成了引领产业升级的“引擎”。 研发投入强度国际领先，稳定原始创新的资本力量。原始创新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特征，需要长期资本、战略资本、耐心资本提供稳定支撑。近年来，北京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投入结构看，北京基础研究经费占R&D（研发）比重长期保持在16%左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北京充分发挥市级产业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正在逐步形成以“耐心资本”为特征的长期资金供给机制，为原始创新保驾护航。 科技创新制度供给持续优化，增强原始创新承载能力。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为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缓冲空间”，是保障原始创新持续涌现的重要条件。北京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科研评价方面探索“代表作制度”和长周期评价机制，引导科研人员“坐住冷板凳、甘于十年磨一剑”；在项目组织方面试点“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为颠覆性创新留出空间；在创新应用方面提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加速科技成果“从1到10”在京落地。制度供给的持续优化，增强了原始创新的承载能力。 以原始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原始创新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未来产业发展，需要跨越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制度保障等多个环节，打通从“科学发现”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 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夯实未来产业的“源头根基”。基础研究布局直接关系到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谁能率先在基础科学领域实现突破，谁就能在未来产业赛道上占据先机。基础研究的布局应坚持重点突破与自由探索相结合，既不能分散配置、平均用力，也不能简单追逐短期热点。一方面，需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关键领域，提升基础研究的针对性与引领性，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也要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鼓励科研人员开展“从0到1”的原创研究，为“奇思妙想”提供成长土壤，给予科研人员更长期、更稳定的支持。 集合优势创新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往往涉及多学科交叉、多主体协同，靠单打独斗难以实现突破，需要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推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形成协同发力的创新格局。在投入机制上，应立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实际需要，探索建立由中央、地方、企业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体系。在组织方式上，应依托重大科技项目，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将分散的创新力量汇聚成“大兵团作战”的攻坚合力。 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通“从研到用”的“最后一公里”。原始创新成果只有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科技成果到产业化应用，中间存在着概念验证缺位、中试能力不足、转化链条断裂等各种可能性。跨越这道鸿沟，在人才层面，需要构建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推动科研人员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平台层面，需要强化公共服务载体建设，为科技成果提供从“样品”到“产品”的加速通道。在评价激励层面，需要将成果转化成效作为项目评审、机构评估和人才评价改革的重要导向，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收益分配机制，让科研人员能够在成果转化中获得合理回报，激发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厚植未来产业成长沃土。原始创新与未来产业孕育发展的长周期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需要一套能够承载长期投入、包容探索失败的制度保障体系。需要用好科研评价的“指挥棒”，改革依赖短期成果的考核机制，更加注重研究的原创性与长期价值，引导科研人员围绕基础研究潜心攻关、久久为功。需要找到资金供给的“稳定器”，大力发展科技金融，通过政府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构建覆盖创新全链条的长期资金供给体系，为原始创新提供更多“耐心资本”。需要构建社会文化的“包容场”。创新从来不是一路坦途，每一次重大突破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无数次“试错”。只有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让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得到支持，才能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超林 崔佳琦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推动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能级再跃升 构筑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之一。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的获批，正是这一战略部署的重要落子。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推动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能级再跃升，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力。 制度筑基，构建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四梁八柱”。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前沿阵地，要适应国际经济治理格局的演变发展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动态化、标准化、国际化、法治化的国际贸易规则对标制度机制。要借鉴近年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最新成果、典型实践案例和改革试点有效经验，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开展大胆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更高标准自贸试验区。要探索建立片区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综保区货物“即到即登即入”、企业登记“数智表单”、跨境电商进出口退货“一站式”监管服务、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集成创新等新模式，发挥制度的引领规范作用。要修订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建设飞地园区、建立碳资产监测监管模式，创新生态环境正负面清单，实施多联运输“就近审核”“就网审核”，简化银行业保险行业市场准入，推进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全方位构筑自贸试验区制度“四梁八柱”。 积聚资本，激活产业发展“一池春水”。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和政策红利，让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成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强磁场”。要立足产业发展布局，为自贸试验区资本运作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产业支撑，推动内蒙古与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东北三省等区域形成“功能互补、产业协同”，助力产业转型发展。要采取“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自由贸易”政策组合拳，切实为国内国际经营主体减负松绑、降低成本。要通过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定进出口征税商品目录和货物流通税收等政策，降低原材料进口及企业运营成本，吸引高新技术、现代物流及离岸贸易等产业集聚。依托呼和浩特、满洲里、二连浩特三个片区，立足各自区位与产业优势，努力建成投资贸易便利、创新生态良好、优势产业集聚、国际交往活跃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 完善格局，打通双循环大动脉。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看，未来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将与其他区域形成“错位互补、链条联动”的新格局。呼和浩特片区可凭借“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的独特政策优势，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和长三角地区高端产业集群，筑牢产业技术根基，积极培育现代服务业，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枢纽。满洲里片区可凭借开放政策和通道优势，通过重点发展落地加工、跨境旅游等特色产业，打造辐射东北亚和欧洲的重要窗口。二连浩特片区可凭借各类开放平台优势，重点发展一般贸易、服务贸易等特色产业，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示范样板。 优化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一流营商环境是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支撑，也是决定自贸试验区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要把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核心竞争力，推动诚信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建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自由便利、公平有序的市场化营商环境，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开放融通的国际化营商环境，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全国一流的生态环境，以不断优化的营商“软环境”增添自贸试验区国际化成色。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借鉴和汲取海南自贸港以及其他自贸试验区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修改完善相关政策举措，努力打造投资贸易新高地。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内蒙古“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照日格图 | 企业管理 摘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室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提升档案信息化水平。这为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企业需紧跟政策导向，主动拥抱变革。基于此，本文首先对企业档案管理进行了阐释，接着分别探讨了大数据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构建的特点和提升策略，以期为企业提供具有实操性的指导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构建，对策分析 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指引下，我国正在全力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数字化转型。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其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不仅是自身数字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国家信息化战略实施成效的关键指标之一。因此，加速构建面向大数据的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体系，对于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推进国家信息化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档案管理概述 企业档案管理是指对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等各项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进行系统收集、科学分类、妥善保管和有效利用的过程。它不仅是企业知识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1]。 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涵盖档案的生成、积累、归档、鉴定、保管、利用及销毁等多个环节，要求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确保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安全性。通过建立健全的档案管理制度，采用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手段，企业能够有效提升档案管理的效率和水平，为企业的决策支持、业务开展、风险管理及合规审查等提供坚实的信息支撑，进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大数据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构建的特点分析 （一）管理模式精细化 在大数据时代，企业档案管理实现了从粗放到精细化的管理模式转型。这一转型不仅赋予了档案管理更高的精准性和效率，还极大地丰富了档案资源的内涵与外延。如今，企业的档案资源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纸质文档，而是涵盖了文档、数据、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了企业的运营细节与历史变迁。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应用，使得档案管理的精确度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对档案信息进行细致的分类和标签化处理，企业构建了一个条理清晰、易于检索的档案管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提高了信息的可访问性和可利用性，还使得企业在日常运营决策和应对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定位并获取所需的关键信息，从而大幅提升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更重要的是，精细化管理模式还推动了档案管理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迈进。借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企业档案管理实现了质的飞跃。智能识别技术能够自动识别并提取档案中的关键信息，自动分类技术则能够根据预设的规则，将档案信息归类到相应的目录下，高效归档技术则确保了档案信息的及时存储与整理。此外，定期备份和清理功能的实现，进一步提升了档案管理的效率，有效保障了档案信息的安全性。 （二）档案资源共享化 在大数据的推动下，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的构建展现出了档案资源共享的鲜明特征。这一趋势标志着档案管理正在逐步跨越传统界限，迈向一个更加开放与互联的新阶段。档案资源共享化不仅深刻改变了档案管理的传统模式，还极大地拓宽了档案信息的价值维度与应用范畴。如今，档案信息不再被个别部门或岗位所独占，而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在企业内部实现广泛流通与共享。这种变化不仅提升了信息的透明度与流动性，使得任何一位员工，无论身处何地、担任何种职务，都能轻松获取所需的档案资料，还极大地便利了信息的检索与利用过程，加速了决策流程，为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与解决业务难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档案资源共享化也为企业内部的协同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往，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往往阻碍了项目的顺利开展与业务的高效推进。而今，随着档案资源的全面共享，不同部门间的信息流通变得更加顺畅，团队间的合作壁垒被有效打破。无论是跨部门项目的协同推进，还是跨领域研究的深入探索，都能得益于档案信息的即时共享与充分利用，从而激发更强的团队凝聚力与创新能力[2]。这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更在无形中促进了企业文化的融合与升级，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服务模式精准化 首先，服务模式精准化体现在对多元化用户需求的精准响应上。在大数据技术的强大支持下，企业能够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如员工、管理层，以及外部合作伙伴，根据其特定的需求与权限级别，灵活设计并提供个性化的档案管理服务方案。这种定制化的服务提升了信息获取的便捷性，确保了信息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使得用户能够迅速触及与其工作紧密相关的档案资料，从而在日常工作中实现信息的无缝对接与高效利用。其次，服务模式精准化体现在信息检索的高效性与智能化上。借助先进的高级搜索与智能过滤功能，用户能够在海量的数据资源中轻松实现精准定位。无论是通过关键词的精确匹配、时间范围的灵活筛选，还是基于特定属性的细致查找，系统都能迅速锁定目标信息，极大地缩短信息检索的时间成本，提升工作效率。最后，服务模式精准化的深层次体现，在于企业对用户需求的深度洞察与前瞻性预测。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企业能够深入挖掘用户的行为模式与潜在需求，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预判并主动适应用户的档案管理需求变化。这种基于数据的预见性服务，增强了用户的满意度与忠诚度，为企业档案管理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 （四）管理技术高新化 高新化的管理技术正在重塑档案管理的面貌，显著提升其效率与质量。在这一变革中，企业档案管理采纳了尖端的数据存储与处理手段。如云计算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广泛运用，大幅提升了档案的存储能力，使得企业能够高效地处理和分析海量的档案信息。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为企业的决策过程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数据支撑，使得决策更加科学、精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加速了档案管理的高效化进程。借助自动分类、文档识别等智能化手段，档案管理中的许多烦琐、重复性工作得到自动化处理，大大减轻了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此外，自动化工作流程的引入使得档案管理的各个环节更加流畅、更具协同性。从档案的收集、整理、存储到利用，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无缝对接，进一步提升了档案管理的整体效能。而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企业档案管理系统也紧跟时代步伐，实现了对移动设备的全面支持。员工只需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即可随时随地访问所需的档案信息，进行查阅、编辑或共享等操作。这种移动化的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工作的灵活性，还促进了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推动了企业整体运营效率的提升。可以说，管理技术的高新化正在引领档案管理向更加智能化、高效化、便捷化的方向发展，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五）档案价值数智化 在大数据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展现出智慧化的趋势。一方面，通过集成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和挖掘技术，企业档案管理得以深入剖析档案数据，精准提炼关键信息和潜在趋势。这些宝贵的数据洞察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助力企业优化业务流程，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档案管理的价值维度。另一方面，智能算法的引入使企业能够实时监控档案数据的动态变化，如同为档案管理安装了安全警报系统，有效识别并预警潜在的安全风险。这一功能在确保敏感信息在存储、传输过程中的绝对安全与合规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维护了企业的良好声誉，保障了合法权益，还满足了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为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3]。此外，数字化档案以其易于备份、存储和检索的特性，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丢失的风险，同时也大幅减少了对纸质档案的依赖，简化了档案管理流程，提升了工作效率。这种转变有助于企业节约资源成本，更在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球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数智化档案管理无疑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更加环保、高效的档案管理新方案。它不仅能够满足企业对于信息管理的需求，还能在保护地球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贡献力量。 三、大数据背景下提升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的策略分析 （一）规范信息化建设标准，确保数据质量 数据作为信息化管理的核心要素，其质量直接关系到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业务流程的高效运行。因此，确立一套完善的信息化建设标准是推进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前提。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首先要明确并统一数据标准和元数据管理规范，包括为各类数据设定清晰的命名规则、格式标准、计量单位和数据类型，同时构建元数据字典，详细记录数据的含义、来源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标准化管理有助于提升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读性，减少因数据格式混乱或含义不明而导致的误解和错误。其次，建立全面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是规范信息化建设标准的关键一环。该体系应涵盖数据质量检测、清洗、修正和持续监控等多个环节，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企业可以借助先进的自动化工具和流程，高效识别并处理数据质量问题，从而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可靠性。再者，在推进信息化建设标准的过程中，企业需确保数据的存储、传输和处理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如数据加密、访问权限控制，以及审计日志记录等，有效防范数据泄露和非法访问的风险。这有助于保护企业的商业机密和客户隐私，提升企业的信誉和竞争力。 （二）树立信息化管理意识，提高管理效率 要想在大数据时代强化企业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企业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均需深刻认识到，档案信息不仅是企业历史的记录，更是驱动决策智能化、运营精细化和风险防控前瞻性的宝贵资源。只有当企业从上至下均将信息化管理视为提升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才能为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铺设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此，企业应注重内部文化氛围的营造，通过多元化的教育途径和宣传手段，持续增强员工对信息化管理的认知与认同。管理层可依托专题讲座、工作坊等形式，深入浅出地阐释信息化管理的战略意义与实践路径，同时分享行业内外的成功案例，以生动实例激发员工的参与热情。同时，构建信息化管理激励机制，对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表现突出的个人或团队给予表彰与奖励，进一步激发全员参与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企业应建立健全的信息化管理规章制度，明确数据安全管理、合规操作、信息分类与归档等关键环节的标准与流程，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在清晰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这些政策的制定为员工提供了行动指南，也强化了档案管理的规范性与系统性[4]。 （三）构筑人才梯队，夯实信息化基础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随着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其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具备高超信息化管理能力与扎实专业知识的人才，成为推动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升级、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因此，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信息化管理人才梯队，是提升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战略之一。这需要企业从多方面入手：第一，构建一套完善的培训机制。持续为员工提供涵盖信息化管理基础知识、前沿技术动态、最佳实践案例等内容的培训课程，确保员工的知识体系能够紧跟信息化发展的步伐，使其具备应对复杂信息化环境的能力[5]。第二，推行导师制度。通过资深信息化管理专家与新员工的结对帮扶，实现知识与经验的有效传承。在导师的指导下，新员工能够更快地融入团队，从实战中汲取宝贵经验，加速个人成长。第三，鼓励员工积极参与信息化管理相关专业认证和资格考试。这不仅是对员工个人能力的一种认可，更是提升其职业竞争力、激发其学习热情的有效途径。通过考取专业证书，员工能够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拓宽视野，为企业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四、结束语 从管理模式精细化、资源共享化、服务精准化、技术高新化，以及档案价值数智化等趋势中不难发现，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正在逐步迈向成熟阶段。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企业还需从标准化建设入手，保障数据质量。同时，强化信息化管理意识，提高工作效率。此外，企业更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为信息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叶瑞艳，孙健，曾丽花.大数据平台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应用[J].信息系统工程，2020，（06）：86-89. [2]刘建慧.档案管理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思考[J].数字技术与应用，2023，41（02）：91-93. [3]蔡雅君.大数据时代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J].中外企业文化，2024，（03）：82-84. [4]邹惠琳.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障碍及优化策略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0，（21）：46-47. [5]刘子仪.档案信息化：探索企业档案管理新路径[J].现代班组，2024，（14）：32-34. 山东财经大学 彭楷雯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已然成为企业管理与决策重要支撑工具，会计管理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核心环节，在大数据环境下面临信息安全、数据质量、管理模式转型等多重风险。本文旨在系统分析大数据背景下企业会计管理风险的表现与根源，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建设、信息技术手段和内部控制优化来强化风险防控，并且提出有针对性控制与应对对策，期望为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大数据，会计管理，风险控制，内部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企业管理方式和决策模式，海量多源且实时的数据给会计信息采集处理分析带来新契机，同时推动财务管理走向数字化与智能化，不过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开放性和复杂性特点，让企业会计管理的风险类型变得更加多样且传导速度更快，传统会计核算和监督体系已经难以适应现代企业的数字化需求，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实现会计管理信息安全、风险防控与价值提升，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管理的共同关注焦点[1]。 1.大数据时代企业会计管理的特征与机遇 1.1 信息资源化与智能化趋势 在大数据环境当中企业会计信息慢慢呈现资源化和智能化特征，财务数据不再仅局限于内部账务信息而是融合市场、供应链及客户行为等多维数据，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数据采集、分析与决策实现自动化与可视化，智能算法能够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实时监控与预测从而为企业提供科学决策支持，这大幅提升了企业会计管理工作的精准性与实际效率。 1.2 管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 大数据使会计管理模式从传统核算型朝着智能化和管理型转变，财务活动不再只局限于事后记录，而是能通过数据分析实现事前预测和事中控制，企业依靠财务共享平台、云端系统以及智能报表达成业务与财务的深度融合，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提高了管理透明度和响应速度，让会计职能从单纯核算支持转向战略价值创造。 1.3 风险防控的新挑战 在大数据环境背景之下信息共享与系统互联让会计管理面临新的风险形态，数据泄露、系统攻击以及算法偏差等问题有可能致使财务信息失真进而影响企业决策可靠性，同时过度依赖自动化工具容易削弱财务人员专业判断并增加操作风险，企业要是缺乏完善的安全防护与监管机制风险就容易在数据流转中扩散形成系统性隐患[2]。 2.大数据时代企业会计管理面临的主要风险 2.1 数据安全风险 在大数据环境中，会计信息的存储与传输需要依靠网络平台，如果安全防护方面比较薄弱，就特别容易出现数据泄露、篡改或者非法利用情况。黑客攻击、系统存在漏洞以及内部权限管理失控等状况，都会对财务信息安全造成威胁，部分企业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数据备份与容灾建设工作，一旦系统遭受破坏，就会导致信息丢失以及经营风险扩大。 2.2 信息失真与决策风险 大数据的来源十分广泛而且相当复杂，如果数据采集过程不规范或者清洗不充分，就容易导致信息出现偏差。会计系统当中一旦存在虚假、冗余或者失效的数据，财务分析得出的结果就会失去准确性，进而影响经营决策的科学性。智能算法如果设计得不够恰当，也有可能放大误差，造成预算、投资等决策出现失衡状况，从而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以及资源浪费。 2.3 内部控制失效风险 在大数据环境中会计业务流程自动化程度提高，将人工审核当作核心的传统内部控制体系渐弱，如果企业忽略系统逻辑方面的风险防范工作，缺少有效的程序审计以及数据追溯相关机制，就容易在内部控制当中出现一些控制盲区。与此同时，信息系统权限设置存在不当或者监管机制缺失，也有可能会导致违规操作和数据篡改情况发生，进而削弱内部控制工作的有效性。 2.4 人员素质与技术风险 大数据应用方面要求会计人员具备数据分析、系统操作以及风险识别等综合能力，可部分财务人员依旧停留在传统核算思维里，还缺乏信息技术与数据管理相关知识，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与此同时企业若在技术投入不足或者系统维护不完善的状况下运行，会计信息系统就容易出现故障与误判的情况，增加了财务管理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暴露程度。 3.大数据时代会计管理风险控制的优化路径 3.1 强化数据安全体系建设 在大数据环境当中企业要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对财务信息进行分级授权以及访问控制防止非法操作，通过加密技术、身份验证还有防火墙等手段提升数据传输与存储安全性，同时定期开展安全审计和系统漏洞排查完善备份机制，确保会计数据的完整性以及持续可用性能得到保障。 3.2 完善内部控制与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需要在大数据环境当中重新构建内部控制体系，借助ERP、财务共享平台等信息化手段达成业务流程自动化监控和可追溯性，结合数据分析技术来建立风险识别与预警模型，针对异常交易、资金流以及预算偏差展开实时监测与分析，依靠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以此提升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3.3 提升会计人员的数据能力与风险意识 在大数据大背景之下会计人员需要具备数据分析与风险识别复合能力，企业应该通过系统培训以及实践指导提升员工在信息系统操作、数据挖掘和安全防护方面水平。与此同时要强化职业道德与风险意识教育，建立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以此促使会计人员主动学习新技术，增强在数字化环境中风险防控能力与专业判断力。 3.4 推动会计管理数字化转型 大数据促使会计管理从人工核算向智能化决策方向转变，企业需要积极引入云计算、人工智能与RPA技术，以此实现报账、审核以及预算管理的自动化与可视化。与此同时构建以数据为核心的财务决策支持系统，使财务职能从“记录信息”转变为“创造价值”，达成业务协同、风险可控以及管理效能提升的目标，推动企业迈向智慧财务的全新阶段。 3.5 加强外部监管与标准体系建设 在大数据环境当中企业会计管理需外部制度和行业标准共同约束，政府部门要完善数据安全会计信息化及内部控制等相关法规，建立起统一的数据接口与审计方面的标准。行业协会应推动信息披露与风险评估实现规范化，引导企业定期开展数据安全审查与合规审计工作，从外部制度层面强化会计风险防控系统性与权威性[3]。 4.案例与实践启示 某餐饮企业在大数据环境里，通过搭建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和集中数据分析系统，达成了成本、收入、税务以及供应链数据的实时汇总和监控。该企业在食材采购环节，借助数据对供应商报价、交货、损耗和退货做综合分析，有效让食材浪费率降低了大概20%，在财务报表生成和审计环节，利用自动化报表工具把月度报表生成时间从原先的5天缩短到了2天，使决策响应变得更迅速，在税务和合规风险控制方面，通过系统自动识别异常交易，减少了因人工错报或者疏漏而引发税务处罚的风险。由此可见，在大数据背景之下，会计管理优化不只是技术投入，更是流程变革和风险机制的重构。 5.总结 大数据时代给企业会计管理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机遇和挑战，风险防控不能只局限在财务层面而要上升为企业战略层次的系统工程，企业通过强化数据安全、优化内部控制、培养复合型财务人才和推动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与决策科学性，未来企业要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建设双重驱动下构建智能化、透明化、可持续的会计管理体系，实现从信息管理向数据价值管理的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1]刘树全.论大数据时代下企业会计管理中风险控制及对策[J].中国经贸，2024（10）. [2]李姗.论大数据时代下企业会计管理中风险控制及对策[J].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经济管理，2022（12）：3. [3]田绪超，韩靖.论大数据时代下企业会计管理中风险控制及对策[J].中国市场，2022（28）：151-153. 沈阳副食富华餐饮有限公司 马莹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供应链金融的本质，即通过银行对产业链进行整体信用评估，将传统针对单一企业的风险管理方式升级为覆盖全链条的风险管控机制；其次，指出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小型物流企业在供应链金融体系中的融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说明供应链作为主导全球的产业组织形式，核心企业需掌握高级别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包括在上下端企业形成有效伙伴关系及提高供应链效率和质量；旨在为中小物流企业融资模式的优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环境，中小物流企业，融资模式，探讨 一、引言 供应链金融是指由物流和金融相融合所产生的一种包含金融服务在内的供应链服务活动，不再仅从借款方单方面财务状况或行业地位考量，更不单纯依靠对其独立的评估来进行贷方定位，更多地关注实际情况中的商业交易环境。在供应链环节中要寻找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核心企业作为切入点，从而能够向整个链条上的所有环节提供金融借款服务。总的来说，供应链金融的服务特征包括：可以对信用贷款有效规避信用贷款风险；能够实现银行与企业双赢；能够便利小型物流进行融资处理。 二、模式发展分析 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敢于改变信贷评价标准，这与以往必须以实物/不动产作为质押才能获得贷款的规定有本质区别。而是以交易过程中的商品质量保证，符合质押要求、具有质量保证且处在交易程序中的商品作为评判基准。这种新的信贷方式将整个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供应、生产、销售、储存看作一个流动性的有机整体，以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为其提供支持，从而使得整个流通过程中的商品流通达到“最简单、最短、最经济”的状态。 开展供应链金融环境下中小物流企业融资模式探讨，需针对物流的运作流程，推进物流金融发展。所谓物流金融，是在利用物流所产生的价值进行利用的基础上，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一种融资服务，即“物流金融”。通过“物流金融”的服务，微小规模企业可以利用自身原料或市场产品进行抵押贷款，解决自身扩大规模的生产和流动的平衡及发展问题，而且可以盘活一些呆滞资金，使得金融更加顺利地进行，减少转账的几率，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现阶段我国主要的物流金融模式有两种，第一是代理汇款模式，主要为顾客缴纳货物款项；第二是仓库模式。一般来说，物流金融形式有代垫货款、仓单质押、保兑仓模式三种。 银行作为最主要的提供者，有意愿也正在积极地融入物流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当前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为物流公司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一是以仓单（存货）为证发放贷款；二是以融通仓的形式促进资金周转；三是运用银行保理形式。 整合仓库业务，将货物运输和财务管理于一体，可为大型企业提供更优质的物流服务，也能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弥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现金短缺。而保理则是企业出售商品时，供货商普遍采用信用销售或单据交付的形式进行商品交易，由专业保理机构承接其应收账款的收购业务。这类机构为供货商提供包括融资贷款、客户信用调查、销售账目维护、信用风险担保以及账款催收等在内的全方位金融配套服务。 完善并深化相关法规体系，打造有利于物流金融发展的政策环境。建立企业信用评估机制，以此为基础构建高效的风险防控体系。在实际操作层面，为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需严格审核物流企业提供的抵押担保物、保证金有哪些种类，全面了解其尺寸、品质、原价、折旧价值、市场覆盖率、经销商等情况，还要查看资料原件，辨别真假，实施严格监督。要完善行业行为，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框架，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三、中小物流企业的物流金融模式与发展 中小型物流企业的物流金融模式主要有：利用应付账款贷款；利用存货贷款，即保证金贷款和流通仓库贷款等服务形式。公司为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的供应链贷款平台服务，不仅能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还能借助其数量的庞大与统计原理，帮助银行将贷款业务风险系数降到最低。 对于小型物流企业而言，“物流银行”的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物流银行能够以标准化、有序、信息化的方式为生产商和分销商提供金融贷款支持和财务处理支持，从而帮助企业提高销售水平，促进产品快速流通，扩大市场份额。 通过构建物流银行业务模式可以支持统一进行整合式融资、财务结算、货品物流、仓库监控等供应链金融服务，帮助企业在短期内拓展全国销售渠道。在此基础上，增加企业现金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优化流程，提高销售额，增强企业优势。同时，物流银行可以通过物资抵押贷款解决公司因备货所造成的资金困境，促进产品销量的增加。全洲物流港推出的物流金融业务凭借其显著优势获得市场认可，该服务不仅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更以低于常规融资渠道50%以上的成本优势吸引众多中小商贸企业。目前，这项创新金融服务已成为入驻园区中小企业优先考虑的融资解决方案之一。 四、新思路 物流金融领域的创新举措显著增强了中小型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同时有力促进了物流行业向现代化方向转型升级。新型物流金融服务的问世有效解决了企业资金周转难题，为规模较小的物流企业开辟了多元化的资金获取途径。 新型物流金融服务能够让小微企业用库存商品或者正在销售的商品作为担保物进行融资，盘活了沉睡的资金，提高了资金的灵活性，降低了交易的风险。通过完善且创新的管理制度能够有效控制潜在风险，以此激发小微企业的发展活力。 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推动物流企业的资金业务走向国际化的道路，解决中国物流小微企业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要搭建并完善电子商务平台及物流运输网络，提升资本价值，以此推动中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加速缩小中国物流产业服务能力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 金融电子化的发展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享受金融服务的一切，包括股票业务、投资以及国际化金融一体化等。此外，还促进了物流金融资金获取的多元化，提高了小微货代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现代物流体系的崛起促使银行业发展，推动了金融业及其监管、组织发生了改革和创新。应该积极开展物流银行金融服务活动，推进第三物流企业的健康成长；创新金融工具，构建物流银行相关业务，借助科学的信息技术帮助物流企业赢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减轻产品供应销售的成本压力，实现时间与经济双丰收的目标。 而对小型运输企业来讲，就要具备相应的数据收集、处理以及管理能力，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交易费用的同时维持物流和金融的统一性。为了使得应付账款贷款、订单借款、存货质押贷款有机融合，可以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服务，需要设立有效的系统来降低物流借贷中的风险，防范和分散物流借贷中风险的发生。 针对中小型物流公司的贷款困难问题，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共信任体系，增强公共信用的效价与信任度；二是建立完善中小型物流公司的间接借贷市场构架；三是不断加强与改进中小型物流公司的直接贷款机制。与此同时，努力鼓励并监管非正规金融发展，以拓宽中小型物流公司的融资渠道。 五、结束语 在供应链金融环境下开展中小物流企业融资业务，小型物流企业与中型物流企业应将重心放在提高自身内部管理水平上，采用合理的融资手段，选择恰当的资本结构。当然还有国内数量较多的银行对中小物流企业融资有政策和产品响应，但尚未有相关专门对应服务于中小物流企业的相关融资产品。 参考文献： [1]宋华著.供应链金融[M].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008-013. [2]丁汀，李雪梅.供应链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优势分析[J].物流技术，2009（07）：073-075+082. [3]张文春.供应链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路径分析[J].商业时代，2010（26）：085+116. [4]郑兴东，丁增稳.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破冰现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3）：026-028. 暨南大学 戴千妮 本文旨在优化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体系以提升管理效率。通过分析当前国有企业在考核指标、流程、结果应用、主体多元性及反馈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动态平衡指标体系、规范透明考核流程、拓展结果应用深度广度、建立多元化考核主体结构及完善反馈机制的具体策略。这些措施有助于形成协同效应，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下，绩效管理作为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和运营效率的重要手段，其体系建设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日益受到关注。当前，国有企业在绩效考核方面普遍存在指标单一、流程不透明、结果应用不足等问题，影响了绩效管理的导向作用与激励功能。绩效考核体系的优化不仅是管理工具的升级，更是推动国有企业管理效率提升的重要机制。通过科学的指标体系、规范的执行流程和有效的结果应用，能够在组织运行、资源配置和员工行为等多个层面形成协同效应，从而系统性地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为此，有必要从指标体系、执行机制与结果运用三方面入手，系统优化绩效考核体系，探索其对管理效率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绩效考核体系的优化是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和运营效率的关键环节。然而，当前国有企业在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涵盖考核指标设计、考核流程规范性、考核结果应用、考核主体多元性以及考核反馈机制等各个环节，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绩效管理的导向作用与激励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 考核指标设计缺乏动态性与平衡性 考核指标设计是绩效考核体系中的核心环节。然而，当前部分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指标仍存在静态化和失衡的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不断变化，但考核指标却未能及时更新以适应这些变化，导致指标与企业战略目标之间的脱节[1]。 另一方面，考核指标中的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之间缺乏平衡，过度关注短期财务成果，而忽视了技术创新、员工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的重要性。这种失衡使得企业员工在追求绩效目标时，过度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可持续性，从而影响了企业整体战略的实施效果。 考核流程规范性不足 绩效考核流程的规范性是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公正的基础，但目前仍有部分国有企业的考核流程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比如，考核过程缺乏明确的流程指引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导致在考核实施过程中，不同部门或不同考核人员的操作方式存在差异，容易引发主观判断和随意性。 此外，考核流程中的信息沟通机制不完善，员工在考核过程中往往缺乏参与感和知情权，无法及时了解考核标准和进度，这不仅影响了员工对考核结果的接受度，也降低了考核的激励效果。 考核结果应用范围有限 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是实现绩效管理闭环的关键环节，但当前一些国有企业在考核结果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比如，考核结果主要用于员工的薪酬调整和职位晋升，而在员工培训、职业发展规划以及企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应用却相对较少。这种单一的应用方式使得考核结果的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无法有效促进员工的个人成长和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考核结果在企业战略调整和决策支持方面的应用也较为薄弱，未能为企业管理层提供全面、准确的绩效反馈信息，从而影响了企业战略的动态调整和优化。 考核主体单一化 在绩效考核体系中，考核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确保考核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至关重要。然而，当前部分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主体较为单一，往往以直接上级为主，缺乏来自同事、下属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多元评价视角[2]。这种单一的考核主体结构容易导致考核结果受到主观偏见和局部视角的影响，无法全面反映员工的实际工作表现和贡献。 此外，单一的考核主体也难以满足企业内部不同层级和不同岗位员工的差异化考核需求，从而影响了绩效考核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考核反馈机制不完善 绩效考核反馈机制是帮助员工了解自身工作表现、发现不足并改进的重要环节，但目前部分国有企业的考核反馈机制仍然存在问题。比如，考核反馈不及时，考核结束后员工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获得反馈信息，这使得反馈机制的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及时指导员工改进工作。同时，反馈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建设性，往往只是对考核结果的简单告知，而未深入分析员工的具体表现和存在的问题，更缺乏对员工未来发展的指导建议。这种不完善的反馈机制不仅无法有效促进员工的成长和发展，也削弱了绩效考核的激励作用，难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优化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体系的具体策略 针对绩效考核体系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应从考核指标设计、考核流程规范、考核结果应用、考核主体多元化以及考核反馈机制等多方面入手，通过构建动态平衡的指标体系、规范透明的考核流程、深化结果应用、多元化的考核主体以及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全面提升绩效考核体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 构建动态平衡的考核指标体系 为解决考核指标设计缺乏动态性与平衡性的问题，国有企业应构建动态平衡的考核指标体系[3]。一方面，引入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企业战略目标的变化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定期对考核指标进行评估与更新，确保指标与企业战略紧密衔接。另一方面，优化指标结构，平衡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比重，增加技术创新、员工满意度、客户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的权重，引导员工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可持续性。 同时，引入平衡计分卡理念，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的指标，形成全面、系统的考核指标体系，以更好地反映企业的整体绩效和员工的综合贡献。 规范透明的考核流程设计 针对考核流程不规范的问题，国有企业应注重规范透明的考核流程设计。制定详细的考核流程指引，明确考核的各个环节和操作步骤，包括考核目标设定、考核实施、考核结果评定以及考核结果反馈等，确保考核过程的标准化和一致性。同时，建立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通过内部信息系统、公告栏等多种渠道，及时向员工公开考核标准、考核进度以及考核结果，增强员工对考核过程的参与感和知情权[4]。 此外，可指定内部审计部门或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考核流程进行监督和评估，确保考核过程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提升员工对考核结果的认可度。 拓展考核结果应用的深度与广度 针对考核结果应用范围的问题，国有企业应拓展考核结果应用的深度与广度。除了用于薪酬调整和职位晋升外，还应将考核结果与员工培训、职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根据员工的考核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帮助员工提升技能和能力，促进其职业发展。同时，将考核结果作为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根据部门或员工的绩效表现，合理分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绩效结果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运营中的问题和潜在机会，让考核结果为企业的战略调整和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决策依据，从而推动企业战略的动态优化。 构建多元化的考核主体 针对考核主体单一化的问题，国有企业应建立多元化的考核主体结构。引入360度绩效考核方法，将直接上级、同事、下属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客户、供应商等）纳入考核主体范围，从多个角度对员工进行评价，以获得更全面、客观的考核结果。通过多元化的考核主体，不仅可以减少主观偏见和局部视角的影响，还能够满足企业内部不同层级和岗位员工的差异化考核需求，提升考核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同时，建立考核主体培训机制，对各考核主体进行专业培训，使其了解考核标准和方法，提高考核主体的评价能力和公正性，确保考核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多元化考核主体的实施过程中，国有企业可以进一步细化各主体的考核权重，根据不同岗位和层级的特点，合理分配直接上级、同事、下属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评价比重。例如，对于与客户接触频繁的岗位，客户评价的权重可以适当提高；对于团队协作要求较高的岗位，同事和下属的评价则更具参考价值。 此外，企业还可以建立考核主体的动态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各考核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和完善考核标准与方法。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增强考核主体的责任感和参与度，还能够使考核体系更加贴合企业实际运营需求，从而更好地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建立及时有效的考核反馈机制 针对考核反馈的问题，国有企业应建立及时有效的考核反馈机制。建立快速反馈通道，确保在考核结束后能够及时向员工反馈考核结果，避免因反馈延迟而降低反馈信息的价值。同时，优化反馈内容，将考核结果与员工的具体工作表现相结合，深入分析员工的优势和不足，并提供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和未来发展方向[5]。 此外，应建立反馈沟通机制，鼓励员工与考核主体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使员工能够充分理解考核结果，并针对反馈意见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建议，从而增强员工对考核反馈的接受度和认同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员工的持续改进和成长。 结语 优化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体系是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和运营效率的关键。通过系统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实施针对性策略，能够有效提升绩效管理的科学性和激励功能。未来，国有企业应持续关注市场变化与内部需求，动态调整绩效考核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马根青.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考核管理体系的构建路径[J].四川劳动保障，2024，（04）：114-115. [2]李媛媛.效率驱动的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和绩效考核优化策略[J].今日财富，2023，（22）：122-124. [3]阮丽娟.从财务管理视角设计国有企业KPI绩效考核体系[J].财务管理研究，2023，（09）：160-164. [4]刘骐源.国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体系的优化[J].人才资源开发，2023，（13）：85-86. [5]孙洁.探究国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体系构建问题与策略[J].商讯，2022，（27）：84-87.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 石柳清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6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