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5日 第 6 期
总第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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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全国服务业大会4月7日至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作总结讲话。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自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服务业的认识,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

李强指出,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提升服务业数智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围绕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围绕研发设计专业化、高端化,加快壮大科技服务。围绕生产环节价值提升,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围绕市场价值实现,着力提升配套专业服务水平。

李强强调,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工作,深入把握产业演进趋势,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积极扩大开放,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各部门各地方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协调配合,努力探索创新,共同谱写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篇章。

丁薛祥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紧扣扩能提质扎实推进服务业发展重点任务。注重创新驱动,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加强数智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注重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注重民生需要,促进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注重增强活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扩大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上海市、湖南省有关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吴政隆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国办印发实施方案 提出12条具体举措 逐步形成统一的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提到,加快推进公共信用评价与市场化信用评价融合应用,鼓励经营主体在招标投标、商业往来等市场活动中,为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优惠或便利措施。

专家表示,政策鼓励在招标投标、商业往来等市场活动中为信用良好企业提供优惠,实质上是推动信用成为市场交易的“硬通货”。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企业良好的信用记录能直接带来更低的交易成本、更优的融资条件、更多的商业机会,并增强市场竞争力。这有助于降低全社会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体现。

实施方案共提出12条具体举措,其中“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制度框架”居于首位。根据实施方案,要更好发挥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在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公共信用评价和市场化信用评价相互融合,逐步形成统一的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综合评价处处长何玲表示,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公共信用评价与市场化信用评价相辅相成的关系,界定了二者的内涵和边界,将推动两类信息双向融合,助力实现政府更有为、市场更有效。

实施方案从完善公共信用评价体系、统一公共信用评价规则、统一行业信用评价管理、统一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公示渠道等方面部署了具体工作。

专家评价,这将从制度层面破除市场壁垒,化解各地各部门评价规则不一致、结果不互认的痛点,进而让信用良好的企业在融资、招投标等环节享受更多“信用红利”,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统一公共信用评价规则方面,实施方案提出,公共信用评价指标数据原则上应当来源于公共信用信息,可以视情将有关部门在履职过程中产生或获取的其他能够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指标数据范围。评价结果由高至低原则上划分为“A”“B”“C”“D”四级;评价结果采取分数制的,应明确四级对应的分数段。针对同一主体的两次评价间隔最长不超过一年,有条件的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评价频次。

专家表示,在评价规则上,实施方案统一了指标数据来源、结果等级及评价周期,并明确评价周期最长不超过一年,评价规则应当向社会公开,这将让企业清楚知道信用“好在哪、差在哪”。

实施方案还提出,加快推进公共信用评价与市场化信用评价融合应用,鼓励经营主体在招标投标、商业往来等市场活动中,为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优惠或便利措施。同时,更好发挥信用评价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鼓励金融机构依托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合理使用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完善授信、风险评价和息费定价模型。鼓励对信用评价等级较高的企业降低抵质押担保要求,逐步扩大信用贷款覆盖面、提升信用贷款比重。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团队首席分析师杨畅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有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不同区域、不同类别企业的整体信用水平,能够针对宏观信用水平的变化,实施相应的政策供给。通过对企业信用情况的精准刻画,有利于减少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与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

于祥明

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旨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

《工作方案》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聚焦服务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又围绕“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针对性支持家政、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发展,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

具体而言,《工作方案》从完善政策支持、创新消费场景、搭建平台载体、扩大对外开放、强化标准引领、优化消费环境6个方面,提出64条具体任务举措,围绕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文娱旅游、体育健康等传统服务消费领域,以及家政服务、网络视听、入境消费、演出服务等新增长点领域,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协同发力,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

记者获悉,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扎实推进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推动扩大服务消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大力提振消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出积极贡献。

洪剑儒

6部门发布指导意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覆盖国内2600万商家,服务全球32亿消费者,线上线下加速融合。2025年我国主要电商平台研发强度超8%,我国云计算、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3.6%,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电子商务根植于实体经济、成长于实体经济,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也是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近日,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5部门印发《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4月6日,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解读意见时指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初心使命和应有之义。2025年,我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9.9%,“电商+产业带”超2000个,赋能产业转型升级;36个“丝路电商”伙伴国遍布全球五大洲,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占货物进出口比重超6%,开放合作持续深化;带动就业规模增至7900万,快递业务量增长13.6%,辐射效应更加显著。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扩大电子商务制度型开放等重要部署,激发电子商务内生动力、创新潜力、开放活力,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见统筹促进与规范、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提出5方面16条举措,构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框架体系。

着力赋能增效,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助力中小企业转型,鼓励电子认证在电商领域规范化应用,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深化农村电商,拓展农村电商应用场景,推广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培育产业电商,促进产供链高效协同。

加强创新引领,助力实现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支持头部电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大力发展品质消费,实施品质电商培育行动,构建标准体系;积极打造融合载体,优化数字生活服务,推动即时零售融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推进高水平开放,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推动跨境电商综试区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丝路电商”朋友圈,深化政策交流、产业对接、地方合作和能力建设,增强伙伴国合作获得感;加快制度型开放,推动“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择优扩围,打造多地联动、梯次布局的电商开放格局;推动规则衔接。

营造良好生态,推动各方共赢发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电商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加强常态化监管,加强事前规范引导,加强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管理,研究制定直播电商合规发展指引;指导合规出海,制定电商企业出海指引。

加强支撑保障,通过优化金融产品供给、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加强人才精准培养等举措,持续夯实电子商务发展基础。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政策落实,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赋能产业、造福民生、惠及全球,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

张翼

两部门联合推动“银税互动”再升级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和规范“银税互动”工作的通知》,以更好发挥纳税缴费信用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发展。

2015年以来,两部门联合开展“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通过依法合规共享企业纳税信用信息,帮助银行精准为守信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促进企业诚信纳税。截至2025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累计通过“银税互动”机制为诚信纳税的小微企业发放贷款4517.72万笔、贷款金额15.7万亿元。

今年,两部门进一步优化机制举措,推动“银税互动”工作提质增效。税务部门本着“应接尽接”原则,与符合要求的银行建立省对省合作机制,并以试点方式探索“总对总”合作模式。同时,有序推进数据直连链路升级改造,保障信息安全高效流转,提升合作效率和规范化水平。规范银税数据提供内容和提供方式,进一步化解银税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银税数据协同与应用,及时化解银行涉税风险,支持银行为企业准确划型,向企业提供精准有效的信贷支持。

温源

人民银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3月31日,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一季度例会于3月26日召开。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与2025年第四季度例会相比,本次措辞上有所调整。在延续“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表述的同时,新增“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等内容。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认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世界经济动能疲弱,地缘冲突和经贸冲突多发频发,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有所分化,通胀走势和货币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仍面临供强需弱、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

在国内外宏观环境方面,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表述从上一季度的“贸易壁垒增多”转向“地缘冲突和经贸冲突多发频发”。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这对应了美伊冲突恶化以来,海外衰退预期对外需存在潜在长期冲击,原油等商品的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的物价管理也呈现一定挑战。下一阶段人民银行或更多关注对冲海外地缘风险、贸易冲突等因素对国内的输入性影响。

会议明确,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这与2025年四季度例会表述保持完全一致。

同时,会议研究了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本次例会重申,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综合运用多种工具,加强货币政策调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而在利率政策方面,一季度例会延续去年四季度例会表述,强调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同时提到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债市运行情况,关注长期收益率的变化。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维持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的基础上,本次例会新增“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这一表述。明明指出,“融资中间成本”是指企业或个人在获取融资过程中,除本金和利息之外的各类附加费用,是综合融资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相较于总量降息,类似于服务费、渠道费等费用可能会优先压降。

汇率方面,会议指出,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删除了前一季度例会中关于“防范汇率超调风险”的表述。

此外,会议强调,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银行资本实力。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工具管理,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持续做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切实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明明认为,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会议延续强调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整体服务实体经济的基调和方向没有变化。新提“优化工具管理”,可能对应后续存量工具的适时进退,结构性工具的定位也并非变相“放水”。

廖蒙

国家税务总局:一季度发票数据印证经济发展好、稳、优

4月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一季度,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费收入超过8.4万亿元。

数据显示,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开局好、基础稳、质量优的态势。

制造业发展量稳质升,“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至3月25日,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4%,占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29.2%。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3%,占制造业销售收入比重达46.5%。

新动能产业稳步发展,科技创新动能持续增强。1月1日至3月25日,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7%和15.8%;在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需求拉动下,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8.9%和40.7%。

服务消费活力释放,假日经济拉动效应明显。发票数据显示:1月1日至3月25日,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民宿服务、居民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3%和7.3%;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3%和14.1%。

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黄运介绍,下一步,税务部门将加力推进政策红利更好释放,助力新质生产力更好发展壮大。

一方面,税务部门将继续不折不扣落实好税费支持政策。依托税收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手段,持续开展政策精准推送,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度、申报便捷度和享受精准度。

另一方面,税务部门将持续严防严查骗享优惠政策。紧盯减免金额大、规模增长快、骗享风险高的政策,健全常态化风险扫描预警机制,既严防税务人员失职失责,又严查通过“假高新”“伪研发”等手段骗享优惠行为,坚决防止政策“红包”落入不法分子“腰包”。

据介绍,今年个税汇算已进行了一个月,超过7000万纳税人已依法申请退税,还有超过500万纳税人自行依法申报补税,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表示,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境外所得的纳税人,须就境内外全部所得在6月底前完成申报。税务部门将利用国际间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CRS)等信息数据,对境外所得申报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持续加强税收监管。

3月份CPI同比温和上涨、PPI环比涨幅创近4年新高——一季度物价走势向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春节长假后消费需求季节性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1%。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行、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上涨1.0%,连续6个月上涨;同比上涨0.5%,为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

CPI涨幅季节性回落

3月份,CPI同比继续保持温和上涨,涨幅略有回落至1.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2.2%,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8%,涨幅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上涨0.3%,涨幅比上月回落1.4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表示,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大大减轻了油价上涨对我国居民生活的影响。

3月份,CPI环比下降0.7%,主要受食品和服务价格季节性回落影响。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1.9%转为下降2.7%。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1.1%转为下降1.1%。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国内部分产品需求回升等影响,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

“3月CPI环比转降、同比涨幅回落,符合节后季节性规律。不过,当月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向国内传导,对整体CPI形成较为明显的推升作用。”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执行总监冯琳表示。

PPI同比增速转正

3月份,全国PPI同比由上月下降0.9%转为上涨0.5%,为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表示,本月PPI同比运行的主要特点:一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或降幅收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涨幅均比上月扩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由降转涨,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降幅均比上月收窄。二是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价格有所上行。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价格分别上涨5.2%和2.5%;新动能成长壮大,“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光纤制造价格上涨76.1%,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上涨21.1%,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价格上涨18.7%;绿色转型赋能发展,生物质燃料加工、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价格分别上涨6.1%和0.9%。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溟认为,PPI同比由负转正,主要动力来自国际能源市场的扰动与国内生产资料价格的回暖。国际原油价格在地缘政治风险推动下显著上涨,直接带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价格大幅攀升,并通过化工、冶金等环节形成链式传导效应。

3月份,PPI环比上涨1.0%,已连续6个月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为48个月以来最大涨幅。主要行业中,受国际原油等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快速上行,是PPI环比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3.6个百分点。

物价走势有望继续改善

一季度,CPI同比上涨0.9%,PPI同比下降0.6%。

“总体来看,一季度物价走势向好。”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3月份PPI—CPI“剪刀差”收窄,上下游盈利格局改善,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促进居民就业增收,加之全国两会后多部门协同发力,持续推动物价向合理水平回归,预计下一阶段物价形势将继续改善。

庞溟认为,展望下一阶段,随着春季消费需求逐步释放,部分食品价格可能企稳回升,叠加服务消费的持续恢复,CPI环比存在重新转正的可能。“五一”等节假日临近,服务性消费将迎来新一轮爆发,交通、旅游、餐饮价格有望企稳回升。同时,猪肉等核心食品项的去产能效果逐步显现,价格对CPI的负向贡献正趋于枯竭。从宏观视角看,在货币与财政政策协同发力下,消费物价将重拾温和上行节奏,与经济回升向好的大趋势保持同频共振。但考虑到能源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CPI走势仍将呈现温和波动,难以出现大幅上行。整体判断,短期内CPI环比或有望回正,全年同比涨幅保持温和运行仍是大概率。

冯琳表示,3月PPI较快上行,主要受输入性的供给冲击驱动,中上游价格涨势较强,但下游加工工业和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动能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冲击沿产业链向下传导需要一定时间,但更重要的是,当前房地产市场仍延续调整,消费、投资需求有待进一步提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仍待破解,导致更为接近终端需求的下游行业价格持续承压。在此背景下,需重点关注成本上涨而价格向终端传导不畅对下游行业利润的侵蚀。

熊丽

权威视点
王一鸣:中国经济已经在“再平衡”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保持了向上态势,实现了“十五五”“开门红”。

4月4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季度论坛(2026年第一季度)”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强调,政策发力和改革加力相结合,推动中国经济回稳向好。一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二是增强货币政策支持性功能,三是以深化改革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四是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五是多措并举推动物价回归合理区间。

中国经济已经在“再平衡”

2026年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能源价格冲击持续不断,全球航运网不畅,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实现了经济“开门红”。

王一鸣认为,中国经济开局良好得益于宏观政策提前发力:一是2026年初以来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靠前发力,提前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两重”项目预算支出,各级财政加快支出进度,支持项目早启动早实施。二是货币政策保持宽松,金融总量较快增长,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2%,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9%。三是地方政府以启动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契机,推动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开工建设,推动投资和经济企稳回升。

王一鸣提醒,2026年,中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一是中东战事延宕带来不确定性。二是全球贸易形势仍存不确定性。同时,中国国内经济运行仍面临挑战,“供强需弱”矛盾仍然突出:一是消费需求仍然偏弱,二是房地产市场尚未止跌回稳,三是民间投资仍然乏力,特别是“供强需弱”突出表现为供给端扩张速度明显快于需求端扩张速度。

王一鸣分析,“供强需弱”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观察:一是2012年后随着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需求侧扩张在减速,需求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

二是2020年世纪疫情对供需两侧都造成巨大冲击,但对需求侧冲击更大,加之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暴露,需求侧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扩张速度都明显放缓。

三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形成需求收缩效应,虽然近年来新兴产业增势强劲,但短期内仍难以抵补房地产调整形成的需求缺口。

四是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的资产减损,对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形成收缩效应,居民消费更趋谨慎。

五是地方政府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偿债压力增大,对投资需求形成影响。而且,化解存量隐性债务,要求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客观上会抑制投资需求扩张。

六是供给大于需求的“剩余”部分,主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但是随着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运行发生了多方面积极变化

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压力都不是“暂时的”,而是系统性矛盾的集中爆发。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内需依然疲弱,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持续不振和消费内生动力仍然不足,都是宏观政策对经济进行了兜底。

王一鸣分析,中国有效需求不足有体制机制因素,比如中国长期实行生产导向的财税体制,以增值税为主的生产环节税收占比较高,导致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消费,使得消费增长往往跟不上供给扩张。

“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短期可以依靠强化宏观政策力度,但根本上还是要从改革找出路,以改革破解难题。”王一鸣强调。

记者 孟凡君

王念:体验经济点亮消费新场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全年工作首位,并明确提出“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当前,以参与体验为核心的新型消费业态快速成长,体验经济正从一种新兴模式,跃升为引领消费市场变革的重要趋势,成为驱动消费提质扩容的强劲引擎。业内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刻洞察体验经济的发展脉络,精准捕捉蕴含的政策机遇,系统谋划进阶路径,对于持续释放其内需带动力、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具有深远意义。

规模扩张 转型加速

体验经济,已不再是消费升级的简单注脚,而是激发内需深层活力、构筑强大国内市场不可或缺的核心动力。其已经从前沿概念迅速成长为支撑消费大盘稳健前行的中坚力量,呈现规模迅猛扩张、领域广泛渗透、动能持续增强的蓬勃态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念认为,相较于传统服务,体验经济的独特性在于其高度的个性化、互动性与趣味性。其价值不仅在于服务本身,更源于消费者在心理、生理、智力与精神层面所获得的深度沉浸与积极回馈,这使其成为全球消费市场增长的主要源泉。

王念分析,我国体验经济正驶入发展快车道,加速增长拥有坚实的供需基础:一方面,居民收入与社保水平稳步提升,夯实了消费底气;另一方面,以年轻一代为主的庞大消费群体观念焕新,愈加愿意为即时幸福感与沉浸式体验买单。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极大加速了新风尚的普及,大量经营主体的踊跃创新,则为行业注入了不竭动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体验经济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我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高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增速领跑全球。“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消费GDP从1万美元增至1.3万美元,居民消费呈现趋势性变化。居民消费重心正向社交认同与自我实现迁移,为独特经历付费意愿显著增强。

数据印证了这一转向:2026年1月至2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远快于商品零售,其中旅游、文体休闲等体验式消费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这清晰表明,以文旅、演艺、体育、健康、教育等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内需最活跃的因素。

当然,也需清醒认识到,我国体验经济仍面临挑战:具有标杆意义的优质新业态、新模式供给仍显不足;部分领域存在同质化竞争与低水平重复建设;其对整体消费创新的辐射效应与可持续示范价值,尚有释放空间。

场景撬动 能级跃迁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消费工作的部署,标志着政策思路从短期刺激向内生增长长效机制构建的战略转变。这为体验经济突破瓶颈、实现能级跃迁开辟了新的机遇窗口。

王念认为,短期看,打造消费新场景的部署,为体验经济营造了良好的政策与创新环境,有利于众多小而美、功能全的市场化项目获得发展所需的空间与要素,从而孕育出更多源于市场、形态鲜活、内生动力强劲的新体验。中长期看,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影响力提升,消费新业态、新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将同步增强。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更侧重于质量、技术与文化的综合较量,并越发依赖独特而开创性的体验设计。因此,发展体验经济也是夯实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提升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战略支撑。

系统谋划 培育亮点

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是当前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关键。作为新增长点的重要载体之一,体验经济潜力的充分释放,亟需一套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2026年的政策布局,正展现出多措并举、综合发力的新气象。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与实施促消费政策并举,并首次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与打造消费新场景并列。这反映出政策重心正在转向通过优化供给与创新场景来创造和引领需求。此外,重点领域的开放与试点,为商业模式创新开拓了空间。例如,进一步强调要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落实带薪错峰休假等,通过完善制约体验消费的体制机制,有望激发社会资本在旅居、户外运动、研学等领域的投资热情,孕育出更灵活多元的体验产品。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规模化应用,是今年推动体验经济及培育新增长点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王念表示,应把握大势,将发展体验经济与“人工智能+”行动深度融合,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以包容审慎的监管支持首发经济、场景创新与IP跨界,为各类创新探索保驾护航。

展望未来,以系统思维破除障碍、优化生态,将持续激发体验经济澎湃动能,使其成为支撑经济长期向好的重要增长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坚实而持久的支撑。

记者 冯其予

锁凌燕:理赔应兼顾提效率与抗风险

保险业理赔服务持续升级,核心是夯实技术能力、摆正服务理念,在快捷与稳健、数据与安全、智能与温度之间找到平衡点。

保险的核心价值在于损失补偿和保障兜底,而理赔服务是这一价值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近期,多家保险公司陆续披露2025年理赔服务年报,从中可看出行业出现的深刻变化。

总体来看,保险业理赔服务呈现三大趋势:

一是小额案件理赔线上化、自动化,“线上报案”“远程查勘”“免垫付直赔”等流程术语成为多家公司年报中的高频词,充分体现出保险业数智化转型的成效——借助技术赋能的支撑,把大量高频、小额、标准化的风险事故,平移到智能化系统和预设理赔规则中处理,智能化、无纸化、标准化的流程更加快捷高效,也有助于控制理赔成本。

二是特大事故赔付集中化、快捷化,特别是波及面广、破坏力大的自然灾害事故,第一时间启动大灾应急机制已经是行业标准动作,险企大多会跨区域调集理赔力量进入灾区,面对通信中断、交通受阻等客观困难,主动采取简化证明、先行赔付、集中兑现等方式,让赔款尽快直达受灾客户账户。

三是民生保障给付主动化、无感化,特别是针对普惠型强的健康险等产品,通过开辟重疾赔付绿色通道、打造专属客户服务群、推行直赔不垫付等机制,让客户少跑路、少等待。一些头部公司还在数据平台支持下,主动靠前识别出险客户,为其提供免申请、免资料、免等待的无感赔付服务,并主动延伸服务,帮助客户排查其理赔可能触发的其他保单权益,例如可能的保费豁免条款等,真正实现“权益找人”。

理赔服务的转型提升,折射出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抓手。首先,来自新技术赋能的坚实支撑。以大模型、图像识别、生物特征识别、无人机与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使得保险业有条件摆脱传统的被动、人工、纸质理赔模式,转变为主动、自动、无感的新型模式。许多公司都在持续完善迭代智能理赔系统,实现赔案自动分类预审、自动判定损失原因与程度、智能识别欺诈等多环节智能化,还可以自动生成详尽的理赔依据说明书,以更好和客户进行沟通、减少纠纷。这些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理赔时效,有效降低了理赔成本。

其次,来自新发展理念的有力牵引。保险业对理赔服务体验的高度重视,深刻折射出其发展模式在由以业务为中心的“规模驱动”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驱动”转变。一方面,行业通过持续优化理赔流程、提升透明度,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将“好服务”打造为行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行业将理赔服务深度嵌入健康养老、防灾减灾等场景,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好地彰显了保险的功能与担当。

新趋势中也隐藏着挑战。比如,客户体验与风险控制的矛盾。道德风险和欺诈是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话题,若理赔流程过于繁琐、审核层层加码,势必会牺牲客户体验;但如果过于强调“快”“简”“易”,又很容易放松审查标准而诱发道德风险。又如,数据渴求与隐私安全的冲突。充分利用数智化的优势,势必需要大数据基础,特别是要求收集更多关于客户及风险载体的全维度信息,但这也带来数据采集边界、使用范围及安全保护的新挑战。

有鉴于此,保险业理赔服务持续升级,核心是夯实技术能力、摆正服务理念,在快捷与稳健、数据与安全、智能与温度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技术要被真正当作提升效率与风控水平的工具。保险公司应在深入理解客户与风险的基础上,打牢技术基础、完善算法模型、健全风控体系,将效率提升与守住风险底线统一起来。充分尊重客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坚持“最小必要、明示同意、用途限定”的原则,明确数据采集清单与保存期限,积极采用隐私计算、数据脱敏、访问控制等技术,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支持联合风控与精准服务,并向客户清晰、及时地说明理赔进度、所需材料及拒赔原因,切实保障其权益。在此基础上,平衡好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让平台和模型承担规则清晰、重复性高的任务,提升整体效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锁凌燕

田轩:跨境金融迈向体系化建设

“十四五”时期,我国跨境金融服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25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70.6万亿元,人民币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步入“十五五”,我国跨境金融服务正从政策便利化的单点探索,迈向体系化建设的深刻转型,成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引擎。

跨境金融的提质升级,首要体现在政策供给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配套的深刻转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加速落地、形成合力,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相关通知,优化净融出余额计算规则,将真实贸易融资等业务排除在外,拓宽了境内银行的展业空间,让跨境金融政策供给更具系统性、协同性和可操作性,为业务开展筑牢制度基石。

跨境金融服务模式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适配的全面升级,服务的精准度和实效性持续提升。越来越多金融机构不再满足于“企业提出需求、金融机构提供方案”的传统路径,而是主动将金融服务深度嵌入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为企业提供更加定制化的跨境金融解决方案,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出海发展各环节。如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动的“凭电子信息自动办理收付汇”模式,让中小微商户无需再提交纸质报关单,有力破解跨境电商“单证多、审核难”的痛点。

此外,我国金融领域不断深化制度型开放,实现了从通道建设到双向赋能的格局拓展。人民币国际化持续加速,推动跨境投融资从单点输出迈向双向协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中国银行在英国落地的两笔人民币“首发”业务,构建了“人民币融资+外资保险”的风险管理新模式,成为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双向发展的重要成果。未来,我国跨境金融开放将进一步向制度型、系统性、包容性发展,助力国际经贸合作提质增效,推动全球金融资源高效配置。

当前,跨境金融发展仍面临外部挑战与内在短板的双重考验。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分化,给金融机构跨境金融业务带来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从国内发展看,我国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仍存在本外币割裂、系统互联互通不足等问题,部分金融机构仍存在跨境服务能力不均衡、系统对接滞后、合规风控能力薄弱等短板,亟须通过机制创新与技术赋能加以破解。

推动跨境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关键节点,需严格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以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强化技术赋能,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跨境金融体系。

筑牢基础设施根基,加快构建“本外币一体化、境内外协同化、线上线下融合化”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进一步优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能,扩大参与机构范围,提升系统处理能力和效率,打通跨境资金流动“主动脉”。深化金融科技赋能,推动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在跨境结算、贸易融资、数字身份认证等场景落地应用,以技术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实现效率与安全的有机统一。提升服务精准适配能力,组建专业化跨境金融服务团队,深入研究不同行业出海企业需求,量身定制涵盖跨境结算、融资、风险管理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加强出海企业合规培训,引导企业规范开展跨境业务。健全风险防控,搭建全球化风险监测体系,动态评估汇率、利率等各类风险,加强与国际同业、监管机构信息共享,建立跨境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跨境金融政策配套的系统完善、服务质效的持续提升、开放水平的稳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跨境投融资渠道将更加多元,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向纵深拓展,成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田轩

王震: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紧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的重要制度安排。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失能人口增加、家庭护理功能弱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的重要制度安排。

在此之前,我国已在2016年、2019年分两批展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在试点探索实践的基础上,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构架既吸收了国际经验,又充分吸取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经验,紧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特征,体现出新制度、新气象。

第一,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安排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覆盖全民、统筹城乡。覆盖全民指的是所有符合条件的居民,不论年龄、是否退休,在职职工还是灵活就业人员、非就业的居民全部覆盖。统筹城乡指的是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安排不再区分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全部在一个基金池中,实现了城乡之间的互助共济。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来的一个现状是城乡之间分割、就业职工与非就业居民之间分割。不论是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分别在两个基金池中,难以实现统筹共济。城乡之间不同的制度安排有其历史必然性。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之间的统筹共济既有其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在于,就业职工与城乡非就业群体之间的共济必要性,能够促进实现社会保险的基本公平,实质性推动共同富裕。可行性在于,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7%,且随着经济发展还将进一步提高。在多数群体已经居住在城镇、就业人员以城镇非农就业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是有基础的。从各地试点实践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制度安排也是可行的。

第二,公平、适度、可持续的筹资与待遇机制。在筹资机制上,长期护理保险坚持量能筹资的基本原则,通过设计基准费率,以不同群体不同的缴费基数来体现不同的筹资贡献。相比于定额筹资,基准费率制的筹资机制更能体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其基本属性之一就是在筹资上体现纵向公平,收入高者贡献大。在0.3%的基准费率下,在职职工以其工资收入作为缴费基数;城乡居民以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缴费基数;退休职工以基本养老金作为缴费基数。通过不同的缴费基数设置来体现量能筹资的基本原则。

在待遇设置上,坚持适度原则,在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从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开始,优先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在具体待遇设置上,职工参保人按照总费用的70%、居民参保人按照总费用的50%进行保障。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制度的不断完善,可逐步覆盖中度失能人员。

在筹资与待遇上,坚持精算平衡的原则,立足解决社会急需、迫切的护理需求。这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已实现制度的长期可持续。

第三,服务保障为主的待遇给付方式。长期护理保险在待遇给付方式上,以向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的方式为主。在一些偏远地区护理服务供给跟不上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现金给付。以服务保障为主,主要考虑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目标是缓解失能人员的护理压力。

随着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核心家庭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模式。与此相对应,家庭的护理功能在不断弱化。同时,对于护理失能人员而言,专业化要求又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能人员家庭迫切需要专业化的护理服务。如果不能解决护理不足的问题,现金补贴也难以发挥缓解护理压力的作用。通过长期护理保险的战略性购买,一方面能够推动和支持护理服务行业的发展,解决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满足失能人员家庭对于护理服务的供给需求。

服务供给的模式主要包括机构护理服务、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机构护理是指在养老院、护理院等机构居住并接受护理服务;居家和社区护理是指失能人员居家或日间在社区护理站等接受的护理服务。考虑到一些失能人员尤其是老年失能人员“在地养老”“居家养老”的需求,长期护理保险在服务保障上也向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倾斜,支持发展提供上门服务的居家护理服务。当然,居家和社区护理也有利于促进家庭护理与社会化、专业化护理相结合,从而提高失能人员的护理质量。

第四,做好服务供给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稳健前行的关键。长期护理保险的基本作用是向参保失能人员提供合适的护理服务,当前,制约长期护理保险稳健发展的主要挑战也是护理服务的供给问题。长期护理服务供给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从业人员短缺的问题,既包括总量上的短缺,也包括质量上的短缺。在总量供给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失能失智人员已超4500万人,目前护工人数仍然存在较大缺口。社会化护工供给短缺给家庭护理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状况仍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双职工家庭,难以平衡工作与护理之间的冲突。同时,护理机构长期面临护工短缺问题。在质量上,现有护工的专业化水平还存在短板,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长期护理既包括基本的生活照护,也包括一些医疗护理项目,需要护理人员既具有专业的生活照护经验,也具有一定的医疗护理能力,还要具有一定的与失能人员沟通的能力。目前我国持证的养老护理员只有约50万人,护理院护工的流动性也非常高,难以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

要解决长期护理服务人员短缺的问题,一是要提高护工的专业化水平,加快长期照护师等专业化人才的培训与队伍建设;二是要合理配置资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及一些一级、二级医疗机构要针对居民健康需求变化,转型提供失能护理服务;三是加快智能化服务以及支持性辅助器具产业发展,通过技术替代解决人工短缺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王震

朱丹:扩能提质服务业 激活发展新动能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和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扩能提质服务业”作为全年工作重点之一,并首次提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日前召开的首次全国服务业大会,出台一系列举措扩能提质。由此不难看出,服务业发展被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十五五”时期,预计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迈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

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有利于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1.4%,同时,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约50%左右。此外,2025年我国服务消费占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成为扩内需的重要引擎。但也要看到,服务业发展的能级与质效仍有待提升。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进一步释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增长潜力和竞争力。

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已跃升为产业价值创造的重要引擎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十四五”期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27.57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42.18万亿元。其中,2025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1%,连续9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化动能。特别是技术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正推动相关产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未来生产性服务业需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提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的融合发展水平。

生活性服务业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既关乎民生福祉,又承载着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和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功能。当前,我国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人均GDP达13953美元,连续3年超过1.3万美元,服务消费发展空间广阔,尤其是体验式消费增长势头强劲。不过,“有需求、缺供给”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同时部分领域的准入壁垒和隐形门槛依然存在。因此,发展生活性服务业,需紧密围绕“投资于人”的要求,聚焦供需矛盾突出的领域,顺应消费升级方向,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转型发展。同时,进一步放宽和优化服务业市场准入,支持改善性服务供给增加,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机制,鼓励多元主体扩大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民生需求。

除挖掘内需潜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我国扩大开放正加速向服务业领域延伸。202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32.3%,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451.2亿元人民币;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稳步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8万亿元,达80823.1亿元,同比增长7.4%。我国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发展仍有不小的空间。未来可进一步以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引领,创新提升服务贸易水平,培育“中国服务”品牌,推动内需挖潜与对外开放双向赋能。

当前,服务业扩能提质亟须政策发力与改革加力相结合,以激活发展新动能和市场活力。近年来,国家已出台消费补贴、税费优惠、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支持政策。下一步,可健全服务业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构建多维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放宽市场准入,清理服务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创新适应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方式。此外,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财税、金融及要素保障力度,稳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强政策间协同配合,加快形成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 朱丹

郭迎锋:让消费的“假日效应”延续

今年清明假期多地创新推行春假连休,有效满足了居民踏青、出游、休闲等多元需求,不但释放了消费潜力,更为春季消费市场注入活力。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清明消费大数据,勾勒出消费回暖曲线,既展现了假期扩容对消费的撬动作用,也印证我国消费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持续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春假连休作为一项创新举措,首先带动消费市场整体稳中有升。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清明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8.4亿人次,日均预计超2.8亿人次,比2025年清明假期增长6%。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清明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2.4%,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0%、6.7%。线下商圈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印证春假连休能有效打通时间堵点,以“休闲时间的连续性”可推动线下消费场景回暖,尤其是商圈作为消费核心载体的作用持续凸显,为实体商业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商品消费领域,政策赋能叠加消费升级,“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推动智能消费成为亮眼增长点。在“以旧换新”的政策效应上,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5日,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累计收到补贴152.6万份,带动新车销售额2468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新产品销售6284.5万台,带动销售额2159.7亿元。在消费升级方面,品质化、智能化成为消费主流选择。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3.2倍,智能手表手环增长12.3%,折射出居民消费从“基本满足”向“追求优质”升级的趋势越来越显著,政策工具撬动了商品消费的扩容提质。

在服务消费上,则延续强势增长态势,成为假期消费的关键引擎。清明假期服务消费呈现了全方位的增长:商务部重点监测餐饮企业销售额增长3.9%,品质餐饮、踏青野餐、特色农家宴等场景备受追捧;重点平台酒店住宿消费增长2.6%,跨城出游人次同比增长15.1%,远程出行与本地休闲双向发力;主题乐园消费同比增长11.7%,亲子研学订单同比翻倍,家庭式、体验式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从餐饮住宿到文旅研学,服务消费的多元化增长,标志着假期消费正加速从物质消费为主,向体验型、服务型消费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假期消费的升温还带动了细分领域的协同增长,乡村消费成为新的亮点。相关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清明民宿订单同比增长25%,平均客单价上涨33%;四川省更因春假政策带动,民宿预订量同比大涨57%。民宿的激增,也带动了特色农产品销量提升,既激活了乡村消费市场,也助力乡村振兴。

前有春节9天长假、后有清明春假连休,这些假期经济催生的消费热潮,是制度创新、政策发力、供给优化、消费升级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更加有效推动消费持续回暖、实现内需稳步扩容,需要进一步聚焦“有闲”“有钱”“有意愿”三大核心问题。三者协同发力,既能避免消费复苏仅停留在节日短期效应,也能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首先,以假期制度创新,解决“有闲”问题,撬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如上所述,服务消费高度依赖时间支撑,踏青文旅、亲子研学、休闲体验等服务类消费,唯有充足的闲暇时间才能充分释放。后续需结合季节节律、居民需求,考虑因地制宜推广弹性春假、错峰连休等制度,持续激活近郊游、乡村游、品质休闲等服务消费场景,依托闲暇时间红利,推动消费结构持续向服务型消费转型,让服务消费成为内需增长的持久动力。

其次,多措并举,夯实“有钱”基础,筑牢消费增长的根本支撑。消费的核心底气源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唯有收入稳步增长,消费增长才能具备可持续性。一方面需全力稳就业。通过稳市场主体、培育新业态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保障居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另一方面需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稳步提升居民经营性、财产性收入,从收入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最后,强化保障,激发“有意愿”消费动力,消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提振消费意愿,关键要做好财富效应释放与民生兜底保障两大工作。在财富效应层面,需尽快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稳定居民家庭资产预期,依托资产价值修复并提振消费信心;在民生兜底层面,需持续完善社保、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减轻居民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负担,破除消费顾虑,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真正激活消费内生动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郭迎锋

韩旭东: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是连接城乡、贯通工农的关键枢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立足禀赋特色、锚定高质量根基,让县域经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既是时代赋予的发展命题,更是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的必由之路。

县域经济是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枢纽

县域经济是连接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城乡融合的深度和乡村振兴的成色。县域经济支撑力不足,则难以有效承接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外溢,也难以充分盘活乡村土地、生态、劳动力等资源资产,进而制约着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乡村振兴提质增效。以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本质上就是抓住了新时代城乡关系重构的枢纽环节。纵观各地实践,城乡融合成效显著、乡村振兴推进有力的地区,正是依托县域经济的强大,实现了城市与乡村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双向赋能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能够有效承接中心城市功能疏解与产业外溢,推动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向乡村有序下沉、向纵深延伸;另一方面,能够充分激活乡村存量资源,将生态价值、文化底蕴、劳动力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动能。唯有做大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才能真正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根基。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需要把握的原则

坚持立足禀赋、精准定位。从现实条件来看,我国县域数量众多、幅员辽阔,不同县域在自然资源、产业基础、文化底蕴、区位条件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性正是县域经济特色化发展的天然禀赋。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实现精准定位,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坚持产业为核、富民为本。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立身之本。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需聚焦核心优势,推动产业从“小散弱”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从单一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同时,要把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特色产业培育,带动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产业、强县产业,实现“兴业、强县、富民”有机统一,彰显县域经济的民生温度。

坚持协同联动、融入全局。县域经济不是封闭的“小循环”,而是融入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大循环”。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既要立足自身特色打造发展亮点,也要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主动融入区域发展大局,加强与周边县域、中心城市的协同协作,推动中心城市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环节与县域生产、加工、配套环节有效衔接,形成“城市引领、县域支撑、乡村联动”的协同发展格局。同时,以特色产业为纽带,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让城市资本、技术、人才向乡村下沉,让乡村土地、生态、劳动力等资源向产业转化,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

坚持绿色发展、守正创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必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摒弃粗放式发展模式,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立足生态禀赋,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文旅、低碳工业等绿色产业,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主动适应时代变化,创新发展路径、优化发展模式,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确保县域经济特色化发展行稳致远。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的实现路径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关键在于走好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不是盲目跟风、照搬照抄的“复制之路”,而是立足自身、精准发力的“实干之路”,关键要立足禀赋、精准施策,以产业链培育为核心,以创新驱动为引擎,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构建起特色鲜明、优势突出、韧性强劲的产业体系,为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找准发展定位,做好“土特产”文章。“土特产”承载着县域的自然禀赋、产业基因与文化底蕴,是县域经济特色化发展的根基所在、优势所在。做好“土特产”文章,首要任务是全面梳理县域自然资源禀赋、现有产业基础、地域文化特色,坚决摒弃“千县一面”的同质化发展误区,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农业主导型县域,聚焦优质粮油、特色种养等优势领域,持续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做强做优现代化农业大产业;对文旅融合型县域,要深度挖掘地域文化内涵与生态资源价值,打造特色鲜明的文旅IP,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对工业配套型县域,精准承接中心城市产业外溢,聚焦细分领域深耕细作,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让每个县域找准自身发展坐标、彰显独特发展魅力,方能筑牢特色化发展的坚实根基。

强化创新赋能,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深度融合,让特色产业有质有效、行稳致远。特色产业的持久活力,源于产业链的完整性、创新链的引领性、价值链的高端性,三者协同发力、有机融合,才能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链培育为抓手,打破“原料输出”的低端发展锁定,推动特色产业从单一生产环节向“研发—生产—加工—销售—服务”全链条延伸,不断拓宽产业边界、提升产业附加值;以创新链赋能为核心,构建“研发在都市、转化在县域”的协同创新机制,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先进科技成果在县域落地转化、产业化应用,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特色产业,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价值链提升为目标,推动特色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迁”转型,着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能级与发展质量双向提升、同步跃升。

优化要素保障,破除要素配置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特色化发展之路离不开人才、资金、土地、政策等关键要素的精准赋能,唯有打通要素流动堵点、破解要素制约难题,才能让县域发展动能充分释放。强化人才支撑,精准实施本土人才培育工程与在外人才回引计划,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吸引更多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人才扎根县域、服务县域;强化资金保障,整合各类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本下沉县域,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切实破解县域产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强化土地保障,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序盘活闲置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存量资源,优先保障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合理用地需求,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强化政策保障,结合县域发展实际出台差异化、精准化支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特色化发展保驾护航、赋能增效。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韩旭东

国研分析
如何扩大有效投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扩大有效投资”。有效投资是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扩大有效投资的意义,准确把握其重点方向,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对于扩大国内需求、做强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一、为什么要扩大有效投资

近年来,党中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不断深化对投资工作的认识,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扩大有效投资。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再次强调扩大有效投资,将其列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之一,并明确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既是在复杂经济形势下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的现实举措,也是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与安全,着力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作出的战略部署。

扩大内需的迫切需要。投资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长期供给结构、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需不足是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增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需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以及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建议》提出,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国家长期综合竞争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需要有高质量的投资项目作为支撑。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规模与结构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质与量。据相关测算,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要求未来十年经济保持合理可持续的增长。当前,我国投资于物仍有很大空间潜力,一方面,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投资不足,不少机器设备、基础设施有待更新升级;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推动大量新的投资需求快速涌现。此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共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关键矿产资源、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前沿科技等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亟待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并在前沿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商业应用与产业化等方面率先突破、形成优势。在此背景下,扩大有效投资成为实现增长目标、提升安全能力、赢得战略主动的内在要求。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投资兼具经济与社会属性。有效投资不仅能扩大需求、促进增长,还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相较于物质资本投入而言,我国在生育养育、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入与民生需求、人力资本积累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比不足,公共服务供给仍难以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建议》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迫切要求扩大具有社会效益的公共服务支出,更加注重“投资于人”。

二、准确把握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有效投资是指与总需求及其结构相适配、能促进并创造新需求的投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供需总量平衡;有利于推动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动态优化;有利于创造新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明确的是,有效投资不同于投资的有效性,前者侧重于供需关系与需求创造,后者侧重于投资结果。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扩大有效投资应聚焦以下重点方向:

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补短型投资。这类投资旨在满足当前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刚性需求,以及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安全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与人的全面发展和福祉提升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普惠性生育托育、高质量教育培训、均等化医疗卫生服务、多层次养老服务等,特别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传统乡村和欠发达地区。这类投资直接回应民生关切,提升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社会正外部性。第二,与提升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相关的投资,如攻克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难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保障粮食能源矿产资源安全、建设产业备份系统等。这类投资战略意义重大,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和确保国家经济社会运行安全的“压舱石”。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和我国海外利益拓展,保障海外投资项目与资产安全的投资需求日益迫切。

提升产业价值创造、增值和实现能力的升级型投资。这类投资旨在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与需求升级,推动现有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主要包括:关键领域制造能力提升投资,围绕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先进工艺、重大装备等开展技术攻关、研发与改造;产业绿色低碳与智能化转型投资,围绕“双碳”目标推进能源体系转型、工业流程循环化改造及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能级提升投资,以赋能制造业为目标,改进研发设计、物流运输、商务服务等领域的服务效率与流程。

提升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能力的创新型投资。这类投资旨在为了培育壮大新动能,通过创新增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主要包括:科技创新投资,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开展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投资,聚焦打造可落地场景、推动示范应用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投资,涉及技术集成、流程优化以实现规模化生产,以及组织变革、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开拓等方面。

三、建立完善扩大有效投资的机制

扩大有效投资作为实施扩大内需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不单是财政货币政策问题,而是涉及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投资理念转变、投资决策机制优化、政府职能转变的系统性工程。必须通过大力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释放有效投资需求的持久动力。

建立符合经济规律的投资决策机制。进行投资决策需要协同研判供需态势,前瞻分析重点领域总需求及结构演变趋势,同步加强投资与产能监测,依据全社会及重点行业供需平衡状况与发展趋势,统筹确定投资规模、结构与方向,合理把握“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重点,引导各类投资主体科学把握发展趋势,确保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在信息收集、需求分析、产能预警等方面的专业作用,及时发布权威供需信息、投资指南与风险提示。

完善政府投资和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的引导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建议》提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统筹用好各类政府投资,加强政府投资全过程管理;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政府投资是落实国家战略任务、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力政策工具,要继续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必须坚持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端发力,既推动政府投资提质增效,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着力做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又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民间投资发展,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

完善扩大投资的保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一是政策保障。强化政策引导,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积极培育投资增长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扩大新兴产业有效投资,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项目,努力保持投资平稳增长。二是财力保障。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撬动不同来源、不同特征的资金共同参与投资,形成支持项目建设和运营的金融合力。三是市场经济制度和营商环境保障。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着力打通制约扩大有效投资的堵点卡点,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赵勇

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2024年1月印发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系统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2024年,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

强化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

(一)毫不放松抓好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推动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在粮油主产县整建制推进集成配套增产技术。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中央财政安排1215亿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继续提高小麦、早籼稻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政策。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有序扩大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范围。2024年拨付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47亿元,支持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1521亿元,为1.47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万亿元。加强“菜篮子”产品应急保供基地建设,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稳定牛羊肉基础生产能力,各级财政共安排约67亿元资金支持肉牛和奶牛养殖主体,帮助其度过亏损期。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国务院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年)》,聚焦720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围绕粮食生产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部署9项支撑性重大工程,支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全力提升耕地质量,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将耕地保护纳入地方考核“一票否决”事项。落实“以补定占”,建立省级补充耕地指标动态监测平台,完善跨区域指标调剂机制,确保省域内年度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支持1.05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任务,统筹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超过1000万亩。深入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盐碱耕地治理工程,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加强耕地盐碱化防治。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增加农业创新工程投入。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开展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大力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持续加大薄弱环节农机装备研发攻关力度,建设“一大一小”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实施《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引领农机研产推用全链协同。

(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各地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加快推动防止返贫监测与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加强跨部门信息整合共享。不断优化监测方式,依靠农户自主申报、部门筛查预警和基层干部日常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监测识别。重点加强农村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患者监测预警,按规定及时落实医疗保障和救助政策。

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继续多渠道强化巩固衔接工作投入保障,2024年中央财政安排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770亿元,较2023年增加20亿元。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832平台”与脱贫地区共同打造“平台+政府+企业”产销对接模式,推动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升级发展。深入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在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全年吸纳330多万名低收入群众务工就业。开展消费帮扶“新春行动”“金秋行动”,推动建立产销对接关系和产业协作体系,全年消费帮扶总额超4500亿元。

深化重点区域帮扶。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等重点区域的帮扶力度。持续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和科技特派团选派,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向脱贫地区倾斜。深化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截至2024年10月底,东部8个省份向西部10个省份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28.9亿元,引导企业投资1409亿元,采购和销售农副产品1129亿元。

(三)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强化农村改革创新。推进安徽、湖南、广西第二轮土地延包整省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探索建立兼顾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调节机制。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严格控制农村集体经营风险。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垦改革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推动乡村产业加快发展。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加工协同发展,促进就近就地转化增值。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推进乡村旅游集聚区(村)建设,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通过政策拉动、典型带动、技术驱动、服务推动,加快推动智慧农业全面发展。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立足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对城镇、村庄、产业园区等空间布局的统筹,有序开展以乡镇为基本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因地制宜推进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和农村改厕。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实施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有序实施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设。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就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出部署。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培育储备三年行动。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增加优质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开展“大地流彩”等系列乡村文化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村跑、村舞、村超、“村BA”等群众性活动,进一步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四)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2024年7月,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力图进一步畅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渠道,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协调推进潜力地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培育形成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现代化都市圈,有效补齐城市安全韧性短板,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聚焦破除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市民化过程中的堵点卡点,有针对性地完善政策举措,促进这些群体加快融入城市。重点加快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放开放宽落户条件。中央财政安排400亿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用于增强各地区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财政保障能力,同时中央预算内投资、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财政补助资金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市倾斜。各地积极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以冀中南、皖北、鲁西南、豫东南、湘西南、粤西、川东等城镇化潜力较大的集中片区为重点,兼顾其他城镇化率低且人口规模大的县(市、区),通过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园区提级扩能、强化产业发展人才支撑、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等多项举措,加快构建产业梯度布局、人口就近就业、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不断完善都市圈发展规划与政策支持体系,南京、成都、福州、长株潭、西安、重庆等重点发展的都市圈发展规划均已印发实施。全面摸排“断头路”“瓶颈路”,滚动推进省际“断头路”畅通工程和“瓶颈路”拓宽工程,实施打通城际“断头路”行动计划等,有效改善都市圈内的交通连通性。积极推进都市圈城际快速通道建设,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支持,建设一批市域(郊)铁路、城际铁路和城市快速路,中心城市轨道向周边城镇延伸的规模和长度持续增加,加快形成通勤圈、产业圈、生活圈,有效提高同城化发展水平。

实施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以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的中心城区和影响面广的关键领域为重点,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抓好城市地下管网等“里子”工程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组织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全方位查找城市短板和隐患。2024年首批支持15个城市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重点向超大特大城市和长江经济带沿线大城市倾斜。中央财政拨付补助资金30亿元,支持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污水管网“厂网一体”建设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老旧片区更新改造等。大力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加快完善防洪排涝工程等体系,补齐城市安全韧性短板。全年全国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等开工建设和筹集180万套(间);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开工建设和筹集189万套。

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

(一)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安全

2024年全国粮食产量首次超过1.4万亿斤,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7.9亿亩,同比增长0.3%,连续5年保持增长,单产达到394.7公斤,同比增长1.3%,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80%。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高,耕地保护取得明显成效,累计保护黑土地超过4亿亩次。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5%,实现300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对国外同类产品的有效替代。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2%,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化肥农药施用持续减量增效,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处置率分别超过79%、88%、80%。农业社会化服务扩面提质,109.4万个经营性主体年服务面积超过21.4亿亩次,服务小农户9400多万户。

(二)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明显巩固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覆盖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因病、因灾、因产业失败、因就业不稳等返贫风险得到有效化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以来,540万名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风险,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得到巩固提升,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3个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1.7万亿元。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522元,比2023年实际增长6.5%,增速连续4年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超过3300万人,连续4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掌握技能的劳动力比例不断提升,易地搬迁脱贫劳动力就业率超过95%。

(三)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

村基础设施网络不断织密,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旅游景点、产业园区、资源矿产等农村地区主要经济节点的通硬化路问题基本解决。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超464万公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4%,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65%。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5%左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5%以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村医队伍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比例已经超过了45%。乡村文化产品供给更加丰富,乡村文明风尚深入人心,乡村治理效能不断增强,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城镇居民。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119元,实际增长6.3%,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高1.7个百分点。自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5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4,比2023年缩小0.05,自2008年以来连续17年缩小。

(五)新型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

2024年底,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0%,比2023年底提高0.84个百分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持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在大多数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已基本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待遇。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比例达到97%。

现阶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务依然艰巨,仍然有不少在城镇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完全市民化,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人口仍有差距。部分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缺口比较大,大量老旧公共设施需要更新完善,不少城中村、老旧小区需要改造。农业基础不稳固,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极端气候增多、国际粮食贸易供应风险上升给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就业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仍有一些短板,文明乡风建设任重道远。返贫致贫风险长期存在,一些脱贫地区帮扶产业“小散弱”特征明显,产业链条还不够健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加强统筹规划 高质量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动力基础和核心内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2023年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时期,要准确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随着国内外发展条件发生变化,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新旧动能的转换不仅需要产业结构调整,更需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转换。新型工业化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要实现从技术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转变,从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优势转变,从规模投资驱动向创新导向驱动转变,从供给带动转向供需良性互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实现四化协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型工业化。

一、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扎实推进产业创新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创新能力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并跑和领跑三跑并存,并跑、领跑日益增多,部分行业和企业进入技术前沿和无人区,迫切需要原创技术和新发展模式支撑。“十五五”时期,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作用,扎实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科技供给质量和引领产业创新能力。基础研究是重大科技创新的源头,重大科学研究成果将催生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随着前沿技术应用进入新阶段,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基础研究机制,支持前沿创新、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一要发挥基础研究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作用。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面临许多“卡脖子”困境,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制于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建立产学研合作凝练科学问题的机制,加强目标和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投入,围绕核心技术攻关需要开展科学研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和支持基础研究。二要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健全应用导向的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改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机制和选题机制,鼓励原创研究,处理好短期与长期效果的关系;建立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的常态化机制,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的作用,从企业和产业实践中凝练研究任务,有效发挥基础研究引领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三要推动前沿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鼓励耐心资本,加强对中试和初创企业的资金供给。培训和发挥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作用,提高成果转移转化的服务质量。发挥企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的作用,鼓励基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创业,为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扎实推进产业创新体系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业创新体系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要从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企业在产业创新中的主导作用。一要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作用。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引领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应用导向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二要优化和整合各类创新平台,提高共性技术供给能力,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我国目前已建立各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因各类平台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不同,需进一步明确其功能定位、分类施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与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和治理结构。应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责权利明晰、合作共享的机制,增强行业共性技术供给和技术创新服务能力。三要加强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为科技创新培育更多应用场景。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平台,进一步完善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以标准促进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因地因业制宜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体系,如加强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服务体系,尤其要加强中小企业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的专业服务业。

二、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自主可控与安全可靠

发展是安全的根基,要以发展保安全,以安全稳发展。我国是世界上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生产制造体系。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攻破了不少“卡脖子”技术,部分行业和领域已进入世界前列。面对美国的关税冲击和高水平科技的封锁打压,我国产业链显现出韧性和竞争力。新形势下,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实现供应链的安全可控,更要聚焦实体经济,构建结构优化、自主可控、持续健康稳定增长、具有新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十五五”时期要统筹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稳固存量,扩大增量,实现存量与增量相互促进和互补发展。传统产业是我国工业的主体。“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全球第一,其中80%是冶金、化工、机械、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同时,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改造升级带动了人工智能、工业母机和绿色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此,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其效率,筑牢工业根基。以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迭代升级,实现品牌化、高质量化、中高端化发展。加强中低端制造业在国内区域内梯度转移,防止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双空心”。进一步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规模化、集群式发展,形成竞争新优势,打造增长新引擎。发挥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提高效率的作用。超前谋划和部署未来产业,加速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在前沿领域形成领先优势,培育发展新赛道,掌握主动权。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健全制造业发展生态,实现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链条化发展。完善稳定制造业投资的机制,确保制造业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围绕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和延长制造业价值链,提高制造业综合增加值。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集中力量攻关,抢占战略制高点。在重点领域加强战略备份,防范极端情况,保障供应安全。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创新,聚焦重点产业链推进全链条技术攻关、成果应用,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有效发挥供应链领军企业的作用,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大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支持供应链龙头企业通过自身创新带动配套企业创新,提升供应链技术水平。坚持应用牵引、整机带动,重点组织和支持用户需求明确的重大关键核心部件、材料、软件和工艺的产学研用联合攻关,打通供应链的堵点和卡点。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组织行业上下游企业,围绕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

三、统筹供给与需求政策,更加重视需求侧政策,实现供需良性互动

在供给侧,从规模导向的投资模式,转向创新导向的发展模式,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一是培育各类先进生产要素,促进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新型工业化需要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要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培育适应新型工业化需要的多层次人才队伍。二是完善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和各类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平台,加强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三是以标准促进新技术的创造、应用和推广,进一步完善安全、环保、质量、能耗等标准体系,健全认证认可制度和检验检测体系,促进新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技术升级。四是适应创新链各环节需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五是增加有效供给,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目前,我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分布在不同层次,消费需求快速升级,呈多样化、个性化发展,对质量、安全和品质等方面的要求提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要面向多层次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使全体人民享受新型工业化的成果。

在需求侧,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潜力,为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条件。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新应用场景,提高创新规模效益。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健全鼓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招投标制度,以优化性价比为目标,防止非理性竞争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落实落细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政策,加强相关配套政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精准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如已实行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政策,促进了企业技改投资和居民消费。扩大内需与外需相结合,加强高水平对外开放,多元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对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出口,稳定外需增长。

四、统筹区域布局和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差别大,区域间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资源差距大与产业发展同质化并存倾向较为明显,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十五五”时期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因业、因时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统筹重大生产力战略布局,以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产业创新体系布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二是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与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相适应,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结合,因地制宜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防止地区分割和低水平重复。三是加强跨行政区划的区域资源整合,在更大范围构建优势产业创新集群。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不能自成体系,要在更大范围优化创新要素和资源配置。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入“扩围提质”的新阶段,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创新要素,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资源跨地区配置和优势互补,打造跨区域的优势产业创新集群。《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已有24个科技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连续三年保持全球第一。四是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开区等各类园区的作用,进行功能分工,完善区域创新生态,营造具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从产业集聚转向打造链条式产业集群和配套的产业生态。抓好“未来产业科技园试点”和“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发展生态,突破标志性技术,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五是转变靠批地和税收优惠吸引投资的传统发展模式,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的政策优惠。坚持场景导向和市场需求导向,建立允许试错和宽容失败的机制,发展耐心和长期资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五、统筹政府和市场,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实现新型工业化要转变技术跟踪阶段的工业化模式,探索赶超和引领阶段的发展模式。尤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技术迭代变化快、缺乏参照系,既不能完全靠政府规划促进发展,也难以完全靠市场力量驱动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用好“看不见的手”,同时发挥好有为政府作用,用好“看得见的手”,使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结合、相得益彰,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政府主要在公共性强、市场失效的领域加强政策引导,在重要战略领域发挥作用。探索前沿技术领域和技术封锁条件下战略领域的攻关模式,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在前沿技术领域,政府重点支持前端科技研发和培育应用场景,在部分领域可以发挥早期用户作用。在全球竞争激烈、技术被封锁的战略领域(如集成电路等领域),加强战略研究,精准选择突破口,采取非对称和换道超车战略,全链条推进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和产业化,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根据产业组织特点和市场化程度,建立透明可追溯的试错、容错机制,允许多种技术路线竞争,采取多种方式,分类组织实施。完善政策引导机制,建立长期稳定、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营造鼓励和保护创新、宽容失败的机制和氛围,以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进行长期创新投资。

加强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列为一项重大改革任务,强调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202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要进一步培育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引导其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筑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法治根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各种所有制、各种规模、各种技术路线的企业提供公平获得创新资源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力度,破除地方保护,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健全以标准为导向、优胜劣汰的市场出清机制。加强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保护创新者权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 吕薇

宏观纵览
发挥政策集成效应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为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部分存量政策存在的隐性壁垒与新增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卡点,是影响市场功能充分发挥、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重要制约因素。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兼顾,以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协同发力,推动存量政策增量政策系统集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扫清路障、筑牢根基。

推动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特征在于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有序性。长期以来,受发展阶段、管理体制等因素影响,一些地方和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不同程度存在着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行业垄断、歧视性准入等不符合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的内容。这些政策碎片化、壁垒化现象,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也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抑制了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削弱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

实现存量政策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是破解政策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路径,而其关键就在于统筹抓好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实现二者协同联动、一体发力。存量政策是历史形成的制度积淀,涵盖规章、规范性文件、产业政策、监管规则等各类制度供给,其中部分规定已不适应新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成为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沉睡藩篱”。对其进行全面清理,是“破”的环节,旨在消除既有制度障碍,为市场松绑减压,也是优化存量政策供给、盘活存量政策效能的基础前提。增量政策是面向未来发展的制度创新与规则供给,直接关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持续性,对其进行严格审查,是“立”的关口,旨在预防新的不当干预、市场分割和扭曲,确保政策出台既符合统一开放要求,也是规范增量政策设计、提升增量政策质量的关键保障。

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协同程度直接决定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成效。只清理存量而不审查增量,可能导致“前清后乱”,旧壁垒刚除,新壁垒又生,存量增量政策难以形成正向集成;只审查增量而忽视存量,则等于默认既有壁垒的合理性,无法彻底解决市场分割的顽疾,政策集成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将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有机结合、系统推进,真正实现存量优化、增量规范、前后衔接、同向发力,才能充分释放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效应,体现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治理智慧,是清除市场“血栓”、打通经济“血脉”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抓手。

以存量政策清理为基础,夯实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存量底座”

存量政策清理是实现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全面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存量政策,才能为增量政策精准落地、系统集成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存量政策清理工作涉及面广、历史情况复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精准识别、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确保清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对接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基层执行堵点,倾听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呼声,通过多元渠道捕捉诉求,让清理后的政策贴合需求、务实管用。

明确清理范围与重点。清理范围覆盖所有可能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等内容的现行有效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他政策措施。重点聚焦工程建设、招标投标、政府采购、资质许可、行业准入、标准计量、市场监管等领域,以及商品、服务、要素跨区域流动关键环节,特别关注以“软条款”“潜规则”变相限制外地企业竞争的行为。围绕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重点清理以地方补贴、税收返还、准入歧视等引发低水平同质竞争、区域壁垒的政策条款,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扫清制度障碍。

确立科学清理标准。核心标准是看其是否违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及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相关要求,聚焦合法性、合规性、竞争性、实效性统一评判。对标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清理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规则不符、变相增设准入门槛的政策措施,确保清理标准统一、尺度一致。

健全清理程序与机制。建立宏观管理部门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协同负责的清理工作责任制,采取“谁制定、谁清理”与第三方评估、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监督指导。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辅助筛查分析,提高清理效率和覆盖面。对清理出的问题政策,区分情形依法依规废止、修订或完善,建立清理结果公示和备案制度,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应清尽清,同时注重政策衔接,避免因简单清理导致管理真空或新的不确定性。

以增量政策审查为关键,把牢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增量关口”

增量政策审查是实现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新增政策是否与存量优化方向一致、是否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相容,是从源头避免政策冲突、提升集成质量的重要保障。相较于事后纠正市场分割和要素流动梗阻,事前预防能从源头降低改革成本,减少对经营主体的干扰。必须将审查关口前移,跳出“先出台、后整改”的被动模式,将审查嵌入增量政策立项、起草、审议全流程,强化事前核查和事中监督,及时阻断潜在市场壁垒苗头。

确立审查的权威性与前置性。凡涉及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及“一事一议”具体政策,起草制定阶段必须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审查结论作为政策出台的必要前置条件,未经审查或审查未通过的,不得提交审议或发布实施。强化制定机关审查主体责任,探索建立上级机关或独立监管机构对重大复杂政策的复核机制。

细化审查标准与清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严格对照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及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要求,制定清晰可操作的增量政策审查负面清单。清单明确严禁设置歧视性准入条件、严禁对外地经营者实行差别化待遇、严禁通过补贴政策引发“内卷式”竞争、严禁限制要素自由流动,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提供规则保障。对确需特殊管制、补贴的领域,充分论证、严格限制,符合公共利益外规定。

完善审查程序与动态评估机制。规范政策起草部门内部审查流程,明确审查机构、人员、职责和时限,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评估,提升专业性和公信力。完善公众参与和意见反馈机制,充分听取相关经营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外地企业诉求。政策出台后,建立定期评估机制,跟踪运行效果及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高效核查回应机制,将审查制度执行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形成有效约束。

以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协同联动,提升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整体效能

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二者协同联动是实现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核心要义。必须树立系统观念,构建协同增效、闭环运行的工作机制,打破“边清边增”的恶性循环,形成以清理为基础、以规范为核心、以预防为重点的治理格局,巩固清理成果、阻断新壁垒,确保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稳致远。

强化信息共享与成果互用,夯实政策集成基础。建立全国统一或区域联动的政策措施数据库,整合存量清理结果、增量审查信息、评估报告等资源,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将存量清理中发现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共性问题,作为增量审查的重要警示;将增量审查的规则标准,反向用于存量政策评估修订,形成制度优化良性循环,为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建设指引和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提供稳定支撑。

推动标准统一与程序衔接,强化政策集成刚性。逐步统一各地区、各部门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的核心标准、操作指南和评估方法,扩大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面,减少标准差异带来的市场扭曲。在程序上,将存量需修订政策直接纳入增量审查流程,将增量政策评估结果作为存量动态清理依据,实现闭环管理,确保存量与增量政策规则一致、方向协同、效果集成。加强跨区域政策协同审查,推动重点区域建立协同机制,破除区域性壁垒,促进商品要素跨区域顺畅流动,更好服务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注重制度统筹与能力共建,提升政策集成水平。将存量清理、增量审查统筹纳入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等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部门间、地区间协调联动,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掣肘。加强相关工作人员专业培训,培育熟悉法律、经济、公共管理的复合型队伍,鼓励学术界、研究机构开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营造社会共识与文化氛围,保障政策集成落地。加大宣传力度,阐释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协同、政策系统集成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意义,引导各级政府树立全国“一盘棋”理念。弘扬契约精神、规则意识,营造公平竞争、开放协作的市场文化,健全经营主体参与机制,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强大合力。

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袁红英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积极”强调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与主动作为,“有为”突出精准施策和效率提升,二者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宏观政策要突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围绕扩大内需、培育新质生产力、防范化解风险等重点任务,推动财政、货币、产业、改革等举措深度协同、形成合力,确保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把握历史、理论、现实逻辑的统一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针对经济运行供强需弱这一矛盾作出的重大部署。这一政策取向既是对过往宏观调控经验的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运用,更是对当前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和阶段性特征的精准回应,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从历史逻辑看,这是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的演进与升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深化认识、再以新认识指导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调整都适应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需求。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财政政策从适度从紧转为积极,搭配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下滑,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2015年为应对经济发展复杂局面,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随着供强需弱矛盾越发突出,宏观政策更加强调积极有为。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25年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作为重要政策取向,要求宏观政策不仅要保持必要力度,更要注重质量效益,不仅要应对短期波动,更要服务长期发展。这一转变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从理论逻辑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的融合创新。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顺畅运行的关键是生产资料生产(第Ⅰ部类)与消费资料生产(第Ⅱ部类)两大部类的比例协调。当前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一方面通过公共投资优化第Ⅰ部类产品的供给结构,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提振第Ⅱ部类产品的消费能力,这正是再生产理论的当代实践。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国家需要承担社会公共职能。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正是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科学引导资源配置,熨平经济波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现。从理论创新看,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发展指导原则上实现了多重统一,既坚持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设计相统一,又坚持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统一,还坚持总量调控与结构优化、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高质量发展相统一,彰显了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从现实逻辑看,这是破解发展难题、稳住经济大盘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主要受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交织叠加。在此背景下,单纯依赖外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既不现实也不可持续,必须依靠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通过政策协同发力,对冲外部风险,提振发展信心,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实现内部循环畅通,推动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

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这三个维度是衡量政策是否有为的重要标准。把协同性与前瞻性、针对性并列提出,更加凸显了宏观调控的系统集成性。在实践中,通过前瞻预判方向、有针对性地攻克难关、协同凝聚合力,方能更好实现从单点突破向系统赋能的治理效能提升。

前瞻性强调宏观政策要下好“先手棋”,要求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而非强刺激、大转向。政策制定时要更好预判经济运行趋势,提前采取措施,早识别、早应对、早处置,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例如,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靠前发力”,这一举措将每年债券发行时间提前3个至4个月,实现了年初即可形成实物工作量的政策目标。当前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显著提升,对政策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关注国内先行指标,还要跟踪全球经济走势;不仅要做好短期政策储备,还要谋划中长期政策布局;不仅要预判经济波动,还要防范系统性风险

针对性体现为发好宏观政策的“精准箭”,要求政策更加注重聚焦经济运行中的痛点精准滴灌。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措施。例如,针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推出支小再贷款政策;针对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政策针对性需进一步提升——不仅要针对“有没有”的问题,还要针对“好不好”的问题;不仅要针对短期需求,还要针对长期供给;不仅要针对实体企业,还要针对金融体系;等等。这需要更精准的政策工具设计、更细致的政策效果评估以及更灵活的政策调整机制。

协同性注重打好宏观政策的“组合拳”,要求政策更加注重系统优化。这也是当前宏观政策最需强化的环节。过去,我国宏观政策容易出现“孤岛效应”,导致政策效能削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正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协同性有着明确指向。一是政策目标协同,财政、金融、就业、产业等政策需统一服务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避免各自为政;二是政策工具协同,不同政策工具需互补使用,放大政策效能;三是政策时序协同,政策出台的时机与节奏需衔接,避免政策效应相互抵消;四是改革与政策协同,用改革的办法打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将政策效果转化为经济内生增长动能。未来要建立健全协同机制,优化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强化政策效果跟踪评估,确保宏观政策效能最大化。

推动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在不断完善和深化。其中,“积极”重在力度,要求财政政策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货币政策灵活运用降准降息等工具释放流动性;“有为”重在质效,要求政策聚焦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等关键领域,优化支出结构、创新工具组合、提升政策效率。“积极”是“有为”的基础,没有足够的政策力度,就无法有效对冲风险;“有为”是“积极”的保障,没有精准的方向和高效的执行,就可能累积风险隐患。“更加”并非简单的力度加码,而是质效的全面升级,追求政策力度的可持续性、政策目标的多元性以及政策机制的协同性。在实践中,要强化政策组合搭配,把握好政策时度效,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今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比上年增加2300亿元,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持相当规模的新增政府债务并适当调整结构,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两新”工作,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重点支持建设重大项目、置换隐性债务、消化政府拖欠账款等。同时,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此外,要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立足做强国内大循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要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消费持续增长。一方面,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切实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优化消费环境,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提升居民消费信心。投资是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载体,要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针对当前预期偏弱、市场内生动能不足的情况,要在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的同时,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进一步发挥中央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领域的作用,聚焦“两新”“两重”优化结构,撬动民间投资,提高投资效率。适应需求升级趋势,研究出台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为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提供强有力政策保障。

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需通过产业政策与宏观政策协同,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继续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方式,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级并购基金、政府投资基金等,支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扩能提质服务业,扩大重点领域服务业投资。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政策给力,也要改革发力。政策给力是稳预期、稳增长的坚实支撑,为改革攻坚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宏观环境。改革发力则是激活力、强动能的根本之策,将政策效果转化为经济增长内生动能。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深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杜飞轮;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曹玉瑾

建立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将更多金融活动、金融市场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这是“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战略举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在全球率先探索宏观审慎管理。新时代以来,我国以宏观审慎评估(MPA)为重要内容的政策框架日益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成效不断显现。当前,以金融强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对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建立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时代意义

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举措。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金融体系天然具有顺周期性特征,信用扩张与资产泡沫往往会产生自我强化效应,且金融机构通过同业交易、清算结算等形成复杂网络关联,风险传导极具隐蔽性。同时,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关系极易导致跨部门风险循环。随着金融创新持续深化,金融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显著增强。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能够将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境内金融与跨境金融等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实现风险的全链条追踪、穿透式监管,强化区域性、行业性风险预警,从而在源头上遏制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是实现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金融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安全有序是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前提。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正经历系统性重塑,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显著提升,这些外部因素可能从不同层面影响到我国金融安全。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跨境金融场景日益多元化,对跨境金融风险的识别与处置提出更高要求。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能够构建跨境金融风险管理协调机制,有效引导顺周期资本流向,确保汇率稳定与外汇市场平稳运行。同时,通过主动接轨国际宏观审慎管理规则,实现制度开放与风险防控的有机统一,既能够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全球竞争力,又能够为国家金融主权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中央银行制度作为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其核心职能的实现离不开健全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实践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共同构成中央银行现代治理的“双支柱”,兼顾币值稳定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是中央银行职能的核心体现。传统金融监管因为多头监管、权责重叠等问题,治理效能明显受限。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通过明确央行主导、多部门协同的治理架构,能够推动金融治理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防控、从碎片式监管转向系统性治理。

深刻把握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内在要求

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核心目标是维护整体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微观审慎监管重点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稳健运行不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旨在关注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具有全局性与系统性的鲜明特点。为实现这一核心目标,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需兼顾两方面具体目标:一是平抑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波动,通过逆周期调节熨平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错配;二是管控风险传染链条,锁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等关键节点,阻断风险跨领域传导,保障金融体系功能正常发挥。

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运行逻辑在于实现多主体、多政策、境内外的联动治理。一是实现监管主体的协同联动。在党中央领导下,构建中央银行牵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证监会等部门分工协作的宏观审慎管理协调机制,实现各监管主体在风险监测、政策制定、执行落实中的权责明晰与协同。二是推动政策工具的协同配合。统筹实现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衔接协同,形成跨部门政策合力。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协同,防范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相结合,提升风险化解效率;产业政策纳入宏观审慎监测指标体系,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三是实行境内外市场的协同防控。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运用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外汇风险准备金等工具,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冲击。

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施策路径在于实行差异化、精准化的风险管控模式。一是按机构类型实行差异化监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严格的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标准;对中小金融机构,重点强化流动性支持与常态化风险排查;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等新型金融主体,明确监管规则与准入标准。二是按风险领域实行分类管控。对信贷市场加强行业信贷集中度管控,对资本市场强化杠杆率管控,对外汇市场强化稳定市场汇率预期等。三是聚焦风险传染路径精准施策。针对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风险传染,优化流动性互助机制;针对房地产市场波动,实施差异化房贷审慎管理要求;针对跨境金融业务的跨境风险传导,强化跨境交易真实性审核与全流程风险监测。

建立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政策取向

实顶层制度根基,构建法治化权责体系。推动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相关法规,明确监管目标、主体、范围、工具等核心要素,同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配套法律,将宏观审慎要求纳入各金融领域的监管规范,确保合规性与标准化实施。厘清权责划分,确立中央银行统筹协调、各监管部门分工落实、地方政府属地负责的架构,压实中央银行统筹全局的核心职责,明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等机构的职责边界。

拓展综合监管范围,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一是实现主体全覆盖。全面评估和动态认定系统重要性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重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针对不同主体风险特征实施差异化宏观审慎政策。二是实现业态全覆盖。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可能衍生出的新型金融业态纳入框架,重点关注数字金融中的数据安全与算法风险,确保新兴领域风险可控。三是实现环节全覆盖。对信贷投放、同业交易、跨境投融资等全链条实施穿透式监管,追踪资金源头与风险敞口,建立涵盖事前识别、事中管控和事后处置的全流程机制。四是实现区域全覆盖。建立国家统筹与地方差异化实施相结合的机制,实现全国一盘棋、区域精准化。

健全多元工具体系,提升精准调控能力。优化传统核心工具,强化逆周期调节工具的运用以平抑金融周期波动,扩大系统重要性机构评估范围并识别风险节点。创新专项工具,对科创、绿色领域信贷实施差异化风险权重,对普惠服务成效显著的机构给予政策激励,为数字金融平台设立数据风险准备金,为跨境资本流动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管理工具,为应对区域性风险推出差异化信贷约束工具。优化工具运用机制,摒弃一刀切模式,根据风险状况、经济周期、区域差异灵活组合工具,同时建立工具有效性评估体系,定期评估政策成效,动态调整参数及适用范围。

强化协同联动机制,释放政策合力效能。第一,深化宏观+微观审慎融合。将宏观审慎评估结果与机构市场准入、监管评级等微观监管挂钩,将微观监管风险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依据,形成宏观定方向、微观抓落地的双层防护机制。第二,做实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协同。明确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的政策定位,建立常态化沟通与工具协调机制。第三,健全跨部门、跨层级协同。建立宏观审慎联席会议制度,统筹金融监管部门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的政策联动。深化央地协同,压实地方属地责任,推动政策向基层下沉。搭建统一风险信息平台,实现风险线索与监管数据共享。第四,统筹实现境内外监管协同。构建境内管控+跨境防控联动机制,实现开放与安全的统一。

夯实基础能力建设,筑牢现代化保障支撑。构建全域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全国统一的宏观审慎大数据平台,整合银行、证券、外汇、地方金融等全领域数据,统一数据口径与统计标准,提升数据质量与时效性,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强化金融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打造智能监管体系,构建系统性风险智能预警模型,实现风险实时监测与精准预警,依托区块链实现跨境交易全流程溯源,借助人工智能优化政策参数。健全风险预警与处置体系,构建涵盖宏观经济、金融机构、跨境金融等多维预警指标体系,明确阈值与分级标准,建立预警、研判、处置、复盘闭环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兼具宏观视野、专业素养、实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提升从业人员政策运用与风险研判能力。

融入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对接国际监管规则,结合国情推动国际规则本土化,避免盲目照搬照抄,同时推动本土制度国际化,形成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客观规律、又具有适合我国国情鲜明特色的监管框架。强化跨境审慎管理能力,灵活运用各类工具调控资本流动,维护外汇市场稳定,防范境外风险外溢与跨境套利行为。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郭威;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孙雪芬

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

面对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复杂形势,2025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中既有阵痛也有亮点。为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宏观经济治理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既要推动经济质升量增,也要为未来预留政策空间。一是财政金融协同发力,有效释放内需潜力。二是以高质量城市更新为抓手,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三是创新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加快修复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中的亮点与挑战

2025年我国GDP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顺利完成5.0%的增长目标,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部分领域供需关系有所改善,物价温和回升但仍低位运行,供给优化快于需求扩张。当前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坚期,传统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长放缓,但服务消费、高技术产业投资等新兴动能积厚成势,有利于增强经济上行动力。

供给优化快于需求扩张。2025年7月以来,政府各部门通过调研座谈、协会倡议等多种方式,积极推进光伏、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等领域“反内卷”,带动供给优化快于需求扩张。在供强需弱的格局下,本轮“反内卷”推动上游行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明显改善,但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提振作用较为有限。生产端价格修复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在2025年同比增长0.6%,企业增收不增利困境有所改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PPI降幅收窄向CPI增幅扩大的传导效应减弱,原因在于企业为了维护市场份额,通常不会大幅涨价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为巩固物价回暖势头,2026年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加力扩大有效需求,有望推动经济“体温”回升。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消费结构正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传统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呈阶段性负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韧性。

一是商品零售有所增长,服务消费韧性显现。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达到50.1万亿元,增长3.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持续发挥了经济发展主引擎的作用。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和家具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20.9%和14.6%,乘用车零售量增加了3.8%。考虑到近两年普通耐用消费品需求释放较为充分,2026年以旧换新政策支持范围进一步拓展至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培育智能消费新增长点。服务消费呈现较强韧性,2025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增速连续4个月回升且快于商品零售,主要得益于文化体育、网络影视等消费新业态较为活跃。2026年将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推动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二是三大投资同步减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2.2%,制造业投资增长0.6%,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7.2%,这是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阵痛。为缓解基础设施投资下行压力,2025年第四季度我国设立5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同时中央财政从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安排5000亿元用于补充地方财力,加力支持经济大省重大项目建设。民营企业是制造业发展的主力军,受资本回报率下降、经营预期偏弱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同时,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实现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1—11月,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4.1%,占全部服务业投资的比重为5.4%,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9.6%,保持较强韧性和活力。

以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持续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2026年,我国经济政策取向从“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转向“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其意义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中美经济金融周期转向预留政策空间。若美国经济复苏超预期、通胀出现反弹,美联储可能推迟降息甚至重启加息。为避免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扩大,近期货币政策调控思路从总量刺激转向结构优化,通过结构性降息既推动落实国内重点发展任务,又为未来不确定性留出政策空间。二是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动态平衡。在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的同时,要警惕政府债务扩张对中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以及宏观杠杆率攀升加剧宏观金融脆弱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估算,我国政府债务增长与实物资产形成之间的匹配度较高,债务可持续性更多面临流动性风险而非资不抵债风险。未来随着债务资金从“投资于物”更多转向“投资于人”,如何实现当期政府债务扩张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跨周期平衡,成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三是兼顾短期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逆周期调节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而跨周期调节则以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规划,兼顾经济短期的周期性波动与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以物价低迷成因为例,既有供强需弱、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周期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人口少子老龄化、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技术进步引起结构性失业等结构性因素。因此,仅靠短期需求刺激政策难以有效提振物价,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协同推进短期宏观调控和中长期改革治理。

第一,财政金融协同发力,有效释放内需潜力。近期多部门联合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一方面,通过优化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加力提振消费。考虑到消费贷款贴息的受益群体是有借贷意愿且满足授信要求的消费者,而中低收入群体往往因借贷意愿不强、偿债能力不足,难以享受贷款贴息政策,建议对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和长期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发放限定使用期限的数字消费红包,释放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激发民间投资。考虑到目前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存量资本规模已经较大,仅靠财政资金继续加大资本投入已不现实,建议探索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注资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范围,以减轻地方财政出资压力。

第二,以高质量城市更新为抓手,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随着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进入存量提质阶段,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改造、老旧厂房改造、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成为稳投资、促消费的关键载体。其一,目前老旧小区改造主要由财政资金支持,建议通过盘活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居民出资参与改造,在稳投资的同时提振家居建材、绿色智能消费。其二,靠前谋划跨区域、跨行业、综合性重大工程项目,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对于重点省份化债成效较好的市县,在严控新增隐性债务的前提下,优先支持产业带动性强、就业乘数高的基建投资。其三,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城市更新,探索“前期投资基金化、中期建设信贷化、后期运营证券化”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模式,建立科学的定价机制、稳定的回报机制、灵活的退出机制,增强民间投资信心和活力。

第三,创新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加快修复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将政府部门存量财富向居民和企业部门适度转移,是激发消费和投资内生动能的有效举措。建议中央财政抓住低利率窗口期增发国债,锚定名义经济增长目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在结构上更多向中低收入群体和服务业经营主体倾斜,货币政策同步创造有利环境降低财政资金成本。一是加快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就业容量大、供需矛盾突出的行业领域,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加大职业技能和创新创业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与就业岗位的适配度。引导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多元化配置,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回购、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制度安排。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托育、教育、医疗及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增加财政投入,划转更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充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力度,缓解消费的后顾之忧。三是设立清欠专项再贷款。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定向支持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激励国有企业带头解开“连环套”。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曹婧

金融透视
“十五五”如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是“金融强国”首次被纳入国家五年规划,标志着金融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其中,提出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体系等。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就是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以金融本源、规律和价值为内核,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导向,以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为建设核心,以金融理论创新、金融体制创新、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制度创新、金融监管创新助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旨。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时代演变、把握发展变革,以深邃的系统思维、宏阔的全球视野、前瞻的战略眼光,牢牢把握新趋势、不断适应新变化、有效解决新问题,推动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重大布局、改革创新与实践探索,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金融基石。

金融强国建设战略地位实现历史性突破。随着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金融强国的战略地位实现历史性跃升、战略方略日益清晰、战略作用日趋显著,更在整体强国建设全局工作中被摆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金融系统性、基础性、支撑性、全局性作用持续增强,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关键战略提供高效赋能、协同支撑。

金融法治建设日益完善。金融法治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安全运行、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性制度保障。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夯实金融强国建设的法律制度根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现代基础性金融法律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规章为支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全面形成了金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新格局。在金融法治实践中,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现代金融监管以及金融机构内控合规等关键领域的法律体系、执行机制、运行制度不断完善,为新时代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支撑,不断开创中国金融法治建设新局面。

金融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始终坚持将金融安全作为贯穿政治、经济、科技、网络、生态等各领域安全的主线,始终坚持增强金融体系的政治性、独立性与韧性,通过强化金融治理能力、维护金融体系韧性、掌握金融战略主动权,有效抵御金融威胁、金融制裁、金融侵袭等外部金融冲击与制度性风险,不断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金融防洪堤”,使得我国金融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金融风险治理能力大幅提升。坚持以全局思维、前瞻性眼光和有效工具不断聚焦金融风险变化方向、识别金融风险来源、应对金融风险冲击、解决金融风险难题、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构建起多层次、全链条的风险防控治理机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护物价与市场稳定;改革创新汇率形成机制,应对外汇、外债和资本外逃风险;持续攻坚银行不良资产等重点领域,提升金融机构健康度。这些系统性举措,标志着我国金融风险治理已进入制度化、能力化建设的新阶段。

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迈向新台阶。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是不断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自加入WTO以来,我国持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创新,不断深入探索“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推动金融市场实现更高水平制度型双向开放。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已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第三。随着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为我国融入并塑造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提供了更加稳固、包容、韧性的开放新格局。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面临的挑战

在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进程中,需清醒认识到一些深层次、结构性挑战。当前,金融供给体系质效仍需提高、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仍需加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适应性、协同性亟待增强。这些挑战系统性强、关联度高、影响深远,必须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扎实攻克关键挑战,推动中国特色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金融供给体系质效仍需提高。当前,我国金融供给体系在适配性、精准性与供给效率等方面仍存在改善空间,包括供需结构匹配、多层次市场协同及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关键维度。从结构层面看,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失衡、直接融资内部股权与债权比例失调、间接融资中大型银行与中小金融机构功能互补不足,以及银行信贷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之间的错配,这一系列金融结构性问题构成了深层次矛盾。为此,必须着力破解这些金融供给结构性阻碍,推动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领域,构建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金融供给体系,形成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供给新格局。

金融对外开放难以满足金融安全要求。金融对外开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挑战。随着金融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开放范围扩大和深度加深,跨境贸易、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联动所引发的风险传导效应和风险积累效应日益凸显,可能诱发银行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金融安全问题。特别是在短期国际资本大进大出产生冲击的情境下,容易加剧国际头寸结构性扭曲,致使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对外汇市场、利率市场和资本市场产生冲击,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与金融市场整体稳定。同时,在开放环境中,金融基础设施也面临支付清算安全、数据跨境治理、数据安全治理等新型挑战。如何在深化金融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构建与金融对外开放相匹配的风险监测与安全处置体系,已成为统筹金融开放与安全的关键之举。

金融监管体系发展滞后。在金融领域创新迭起、新业态层出不穷、新形势变化多端的情形下,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在适应性、协同性与前瞻性上面临严峻挑战。“松—紧”循环的监管周期难以动态兼顾金融效率与风险防控,而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和过程监管为代表的碎片化监管格局,也制约了金融监管合力与效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随着第三方支付、股权众筹、数字货币、智能投顾等金融科技迅猛发展,因部分新业态游离于现行监管框架之外,从而出现监管漏洞、监管缺失;同时,金融科技带来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产生的聚合效应、交织效应和溢出效应,更使得风险传递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结构更复杂,更容易产生金融系统性风险。因此,构建与金融发展阶段相匹配、与金融创新要求相适应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统筹金融发展与稳定的关键所在。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举措

在新形势新任务下,要以顺应大时代大潮流之魄力、以通晓古今中外变化之实力、以提挈思想先声之择力,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事业的方方面面,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来攻坚克难,不断谋划好金融发展事业的总体布局,改革好金融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落到位置,努力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加强对金融需求管理、调整,引导金融需求主动与金融供给相匹配,切实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扩大金融业务服务范围,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优化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增加长期资本供给。优化利率结构,推动存贷款市场、货币市场利率改革,不断拓宽利率市场化形成渠道、健全市场化利率的市场化机制,发挥信贷市场融资优势。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完善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服务功能,健全证券交易所梯度培育机制,发展多层次高标准股权市场,建立健全期货市场,增强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形成“银行—证券—信托—保险—股权—期权”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相互协调的金融发展格局,不断增强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做强做优金融“五篇大文章”。发挥好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赋能优势,推进数字—技术—金融—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支持原始创新全生命周期发展的科技金融模式,构建全流程的风投创投生态链;强化绿色金融优化减污降碳协同发展功能,积极开展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金融信息披露体系建设,持续丰富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供给体系建设,构建全方位、多维度的绿色金融体系;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养老金融与数字金融,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等领域,促进数字技术创新与金融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变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和业态,实现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构建高标准高层次金融开放制度。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健全汇率形成机制。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适当放松外汇管制幅度、拓宽外汇管制区间,让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反映外汇市场供需变动,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决定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完善外汇市场体系。构建国际化标准化的跨境资本流动交易规则,对接国际法律法规,建立跨境资本流动交易、清算制度,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基本制度保障。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适度增加外汇储备资金是应对外汇市场波动风险的有效方式,通过购买国际市场国债、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丝路基金强度的方式,实现多元化外汇储备,促进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减少因单边汇率波动造成外汇储备损失。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渐进式、合理化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通过提高跨境融资便利化水平、强化金融信息服务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健全税收优惠与汇兑安排等系统性措施,既引导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又有序支持实体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稳步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水平与韧性,保障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稳步有序进行。

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建立监管协调联动机制。统筹规划金融监管主要框架、运用标准、数据采集、运用系统、反馈系统等,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智技术,推动金融综合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形成信息共建、共享、共用、共治的局面。建立多元化金融监管体系。鼓励和支持包含金融服务机构、金融协会、科研院所、媒体及个人参与金融系统综合监管,以构建适应金融创新跨行业、跨区域、新技术业务特征的多元金融系统监管体系。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在银行业领域,重点关注银行机构在债权债务方面的相互关联性、企业等第三方同银行机构关联性,以及社会公众敏感性等,使银行保持审慎经营态势。在金融开放领域,也可通过采取严密监测离岸金融市场、离岸金融机构的方式加强离岸金融中心监管,监管高风险机构和跨境资本动向,防止资本外逃。

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副研究员 谢贤君;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智库中心主任、研究员 任晓刚

商业银行高质量国际化:新阶段、新范式

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与银行业改革开放,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重要节点国家都有网点布局,初步形成了覆盖全球的经营网络。当前,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服务企业出海以及银行自身可持续发展都对商业银行海外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随着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加大了银行海外业务的风险敞口,海外机构风险管理面临严峻形势。这些对中国商业银行高质量推进国际化经营提出了新课题。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牵引。金融强国建设要求建立强大的金融机构,而强大的金融机构应当具备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由布广度向服务深度跃升,构建相对国际同业的竞争优势,即在金融市场上具有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标准制定能力和定价能力。对标这些要求,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任务还很艰巨。同时,强大的货币也是金融强国的关键要素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强大货币的必然选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历史使命,也是促进自身发展的重要机遇,商业银行应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企业出海形态的结构性演变。中国企业出海从早期以资源能源企业和工程承包企业为主向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以及数字产业拓展,从以大型企业为主转向不同规模企业全面出海。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25年12月末,中国当年开展对外投资的企业高达11048家,比2024年增加了1648家,比2023年增加了3135家。与此同时,中资企业出海面临的挑战也在升级,如环境、社会责任与治理(ESG)合规要求、东道国不同的监管要求、安全审查等等,跨境经营成本显著增加。

境内盈利压力的外溢效应。目前国内银行普遍面临利差不断缩小、盈利能力承压的境况,而不少海外同业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则保持着较好的盈利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市场相对中国市场而言,利差水平较高,金融需求较为旺盛。伴随企业“走出去”与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境外市场呈现较多机会,对于出海客户较多、资产规模较大、产品创新能力较强、风险管理水平较高和国际化经营基础较好的商业银行而言,推进境内外一体化及高质量国际化可以有效对冲国内盈利压力。

全球经营环境的风险转换。商业银行海外经营面临更为突出的信用风险、国别风险、操作风险、汇率风险、洗钱风险、法律风险和监管风险。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成为企业境内外经营的最大变量,也是商业银行境内外业务的最大风险来源,如在美以伊冲突中花旗银行中东机构遭袭。商业银行对于地缘政治风险要有底线思维,管控好相关风险并为客户提供好风险管理产品成为银行海外经营的优先事项。

综上,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适应新阶段的经营环境变化,着力构建“规模扩张”与“风险可控”的动态平衡机制。为此,应从三个方面入手,即进一步优化境外机构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强化全球风险管理。

机构布局优化:动态适配战略

一定数量的境外机构布局是高质量国际化的基本要求,地理分布的广泛性能够保证对企业服务的可达性和及时性。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布局既要考虑短期商业因素,也要结合长期战略性考量。同时,不同区位的海外机构基于不同功能需要进行差异化管理。

经营网络的精准增量与战略补位。中国商业银行已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初步构建全球化经营网络,但仍未能充分满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要,与美国同业相比也仍有差距,机构布设仍需有精准增量。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会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境外物理网点。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在全球66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机构,2026年1月在伦敦成立证券公司的申请获得批准,同时宣布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国际金融科技城(GIFTCity)设立一家新的分支机构,专门从事股票、衍生品等金融工具的交易。西班牙桑坦德银行于2026年2月3日宣布,已经达成收购美国伟伯斯特银行(WebsterBank)的协议,旨在增强其在美竞争力。同理,中资银行亦可在中资企业多、潜在业务量较大、国别风险较小且前期已经进入的国家增设机构,持续深耕成熟市场;另一方面,为配合国家战略要求,在机构布设仍然空白的国家可先采用代表处模式进行探索,条件成熟时再进行升级。

现存机构的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银行如花旗、汇丰、桑坦德银行会根据机构的竞争能力和盈利状况进行增减调整,强化重点区域的业务板块和网点布局,而在商业可持续性较弱地区进行收缩。如2025年,汇丰银行宣布将在德国的托管业务出售给法国巴黎银行,从而将证券服务重心放在自身更有竞争力的亚洲和中东地区。我国银行应根据不同境外机构的不同战略目标和地缘政治因素定期评估、动态调整海外机构的业务板块或经营规模,同时推动不同银行之间发挥协同效应,进行专业化分工,保证出海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避免机构过于集中导致业务过于分散。

管理体制的适度改革与效率提升。近年来,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有大行在境外机构管理体系上进行了改革探索,充分发挥重要子行或分行区域总部的作用,提升了管理效率。未来仍需进一步优化区域总部的授权制度、产品开发创新制度、人事制度、薪酬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同时构建“总行外派骨干+属地精英”双轨团队,建设数字化平台(如AI风控系统),压缩决策链条,提升响应速度。

综合服务能力提升:构建差异化优势

商业银行高质量国际化还体现为综合服务能力,即所提供产品与服务的丰富性、创新性、独特性、价格的合理性以及流程的简便性,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突出的竞争力。目前,我国银行的自身优势尚未充分发挥,未能充分满足客户需求。对此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咨询服务:突出分层化、个性化。银行境外机构往往成为企业出海寻求的首要咨询对象。然而,目前的咨询服务主要是对大客户的免费增值服务,还停留在对驻在国主要情况的简单介绍层面,对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出海经历的企业难以提供个性化的实用建议。银行可以提供分层咨询服务,对头部企业升级咨询内容,在必要情况下对个性化需求强、专业性水平高、复杂程度高的咨询服务适当收取费用。同时,主动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首次出海的中小企业提供普惠性咨询服务。

人民币业务:积极打通跨境循环。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贸易地位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根据SWIFT数据,2025年末人民币国际结算占比为2.73%,仅在全球主要货币中排第6位,2026年1月有所上升,占比为3.13%,排名第5位。国内大型商业银行拥有品种丰富、功能完善、境内境外一体、线上线下融合的人民币产品体系,开展人民币业务具有显著优势。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公告整理,到2026年2月末,央行先后授权39家境外银行机构为人民币清算行,其中35家为5家大型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获得清算行地位的银行应主动作为,推出基于人民币的支付清算、债券承销、汇率避险等系列产品,同时积极承担人民币业务推广工作,在与中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但尚未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国家,境内外机构应协调行动推进人民币业务试点。

风险管理产品:丰富品种、拓展自营交易。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外汇管制风险、信用风险将增加,企业财产物理风险和员工人身风险也将增加。为此,银行应联合其他金融机构针对企业跨境经营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设计相应产品。一方面,推出使用灵活简便、价格合适的产品,特别是适合中小企业的风险管理产品。另一方面,向客户特别是中小企业做好宣介与使用培训工作。同时,适当开展各种具有风险管理功能的衍生品自营交易,提升银行自营业务能力和市场敏感度。此外在国际黄金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债券市场主动作为,在为客户提供更多交易机会的同时锻造自身投资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

特色产品:进行差异化竞争。总体来看,目前中资银行海外机构现有产品还略显单薄,主要集中在传统业务领域,且特色化不足。应针对不同地区的海外机构推出差异化产品,如在国际金融中心主打金融市场业务、公司金融业务、财富管理业务,而在中资企业较多的市场则主打公司金融业务以及面向企业员工的个人金融业务。

当然,提升综合服务能力还要发挥银行不同牌照子公司、境内外机构的协同作用,发挥我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优势,为客户提供更多跨市场、跨监管司法权、跨币种、跨期限的产品和服务。据报道,最近桑坦德银行先后与万事达、维萨等组织合作开发用于消费者购物的智能体,摩根大通等银行也加大了AI应用。中国商业银行可将AI等数智化手段有效应用于跨境金融服务。

全球风险管理强化:地缘政治应对框架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高度重视银行海外机构的风险管理,2023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办法》为银行加强国别风险管理提供了指导。我国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也在海外合规风险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建立海外审批中心和等级行制度,并定期组织海外机构员工回国接受风险培训。越来越多的银行以IT系统建设为引领,建立既有共性又有差别的风险管理体系。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是商业银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当前国际环境风高浪急的背景下,做好境外机构的风险管理尤其重要。

进行风险排查,做好压力测试。当前全球不稳定因素较多,贸易战、关税战、“脱钩断链”、金融制裁以及各种战争冲突接连不断,要充分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及其对企业投资、国际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的影响,进行不同区域、不同客户、不同产品、不同会计科目以及机构人员的风险排查,并树立底线思维,做好极端小概率事件发生情景下的压力测试。

重视地缘政治风险研究,加强国别风险管理。国外银行高度重视地缘政治风险研究,如摩根大通银行于2025年5月成立了地缘政治中心,邀请著名外交问题专家领衔跟踪地缘政治风险,发布相关分析报告,为客户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建议我国商业银行总行研究机构与属地研究部门加强合作,及时发布更有前瞻性、趋势性和操作性的分析报告。此外,强化总行研究部门与海外机构研究人员联动,以灵活的机制安排保障国别风险研究力量。各银行还应在监管部门《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办法》基础上,制定适应本行实际情况的管理办法。

利用AI科技手段,优化合规管理。随着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合规风险越来越突出。银行境外机构往往将大量人力财力用于合规管理,面临较大的合规成本,这种做法既不利于经营效率的提高,也不能确保取得良好成效。为此,建议强化科技手段在合规领域的深度应用,如利用AI技术来识别和管控风险,在降低合规成本的同时,提升合规风险智能监测与管控效果。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欧明刚

数字化时代的金融服务生态重构

数字化3.0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数据被正式确立为关键生产要素,并开始在金融体系中扮演“新资本”的角色。在新政策推动下,数据资产入表与融资的突破性进展,为金融生态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抵押品”和“信用锚”。近几年,商业银行开始积极探索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可交易、可质押的金融资产,打通了“资源—资产—资金”的转换通道。

这种转变对行业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重构了商业银行的信用评估逻辑。企业的融资能力不再仅取决于厂房设备的残值,还取决于其数字化生存能力和数据治理质量。例如,银行开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即到即审”绿色通道,单设专项融资规模,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在此过程中,银行的角色从单纯的资金提供方,延伸为数据资产的评估者和交易撮合者,与数据交易所、律所、评估机构建立深度连接,形成“数据+金融”的新生态。这种基于数据要素的价值转化,正是《银行业保险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中提到的“推动资源配置更加优化”的具体实践。

价值链的解构与重组

随着数字技术的渗透,传统全能银行构建的从产品设计、风险定价、资金批发到终端销售整条价值链的模式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在新的范式下,核心资产从物理网点转变为应用程序接口(API)与信任链,触达方式从客户到店转变为服务嵌入,风控逻辑从依赖财务报表转变为基于行为数据。金融服务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场所”,而是一种“行为”,无缝嵌入到用户的数字生活中。例如,大型国有银行凭借资金与技术优势,正在向“银行即服务”(BaaS)平台演进,工、农、中、建四大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AUM)合计占比近70%,显示出头部效应的加剧。而中小银行则放弃全能化战略,转而在细分领域通过极致的响应速度和定制化服务建立“护城河”。这种行业格局的分化与重组,正是数字化时代生态进化的必然结果。

开放API驱动下的场景金融与生态共生

第一,开放银行的技术底座与标准博弈。开放银行是实现金融生态重构的关键路径,其核心在于通过API将银行的底层服务能力封装成标准化的模块,输出给第三方合作伙伴。为了避免“数据孤岛”和接口混乱,监管部门与行业组织在2024年至2025年大力推动API标准的统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在2025年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明确了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的规范与安全技术要求。中国银联开放平台也持续更新OpenAPI网关,发布了2024年标准声明,推动跨境业务认证与商户入网接口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不同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之间的互联互通铺平了道路,使得金融服务能够像积木一样被灵活“组装”。

然而,开放API也意味着银行的安全边界从内部局域网延伸到了不可控的互联网环境,因此安全与信任的重塑成为生态合作的前提。全球支付巨头Stripe的实践表明,开放银行的安全性必须建立在强客户认证(SCA)和令牌化技术之上。用户在授权第三方应用访问其银行账户时,不再提供银行密码,而是通过API获取一个有时效限制、权限受控的令牌。这种机制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同时,实现了数据的可携带性。只有解决了安全与信任问题,开放银行才能真正从概念走向落地,成为连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

第二,“技术流”与“绿色流”:垂直领域的生态深耕。在开放API的支撑下,商业银行不再追求大而全的流量入口,而是深耕特定的产业生态,通过独特的数据模型构建竞争优势。在科技金融领域,某银行打破了传统信贷看重资金流(财务报表)的惯性,创新性地引入了“技术流”评价体系。该体系系统考察企业的知识产权数量、发明专利含金量、研发团队实力、产学研合作情况等非财务指标,并将其量化为信贷依据。为了获取这些数据,银行通过API对接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火炬中心等政府数据源,甚至引入了卫星遥感影像来评估农业科创企业的资产状况,这一模式在该行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数据生态合作,银行可以有效识别并服务那些传统风控眼中的“高风险”客户,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科技创新的根部。

同样,在实现“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金融的数字化闭环也正在形成。绿色金融的难点在于环境效益的量化与监测,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分行建立的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接口改造,实现了辖区内银行绿色信贷数据的全量上报与统计。某商业银行依托“行融平台”为分布式光伏项目打造专属融资通道,实现了首笔碳排放挂钩贷款和绿证挂钩贷款;银行的API直接对接企业的碳排放监测系统,贷款利率随企业减排效果动态调整。

第三,嵌入式金融:从“流量变现”到“全生命周期服务”。嵌入式金融是开放银行的高级形态,它将金融服务彻底“隐形化”,融入非金融场景中,实现了从流量变现到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跨越。在养老金融领域,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单一的养老金产品已无法满足需求。中国人寿通过“保险+服务”的模式,构建了“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养老生态。

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嵌入式金融不仅解决了融资难题,还降低了操作门槛。世界银行曾指出,电商平台如MercadoLibre、阿里巴巴等,利用商家在平台上的交易历史、物流数据直接授信。在这种模式下,信贷不再是一个需要层层审批的独立环节,而是供应链采购中的一个“即时选项”。这种基于场景的无感授信,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体现了数字金融在普惠领域的巨大潜力。

“五大监管”体系下的风险防控与未来展望

第一,监管科技与“五大监管”的全面落地。随着金融服务生态的变革,传统基于机构的监管模式也面临巨大挑战。为此,监管部门提出了“五大监管”理念: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以应对新的风险形态。其中,穿透式监管成为应对开放环境下多层嵌套、隐匿风险的核心武器。监管部门持续升级现场检查分析系统(EAST),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穿透复杂的股权结构和资金流向,识别潜在的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2025年,一些省金融监管局举办了EAST系统穿透式监管建模竞赛,旨在培养既懂代码又懂业务的复合型监管人才,这标志着监管手段从“翻账本”向“跑模型、查数据”的根本性转变。

监管的数字化武装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体现在实战案例中。在针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监管中,监管层运用穿透式手段,解构了某上市公司长达4年的造假链条,实现了对实控人及中介机构的精准追责。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强调要保障金融监管措施“长牙带刺”、落地见效,通过建立人民法院案例库,录入金融相关案例130多件,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统一了裁判尺度,为市场提供了清晰的规则预期。这种司法与监管的协同,为开放金融生态中的纠纷解决和风险处置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第二,开放环境下的新型风险与防控。尽管开放API提升了效率,但也可能引入外部风险。如果嵌入金融服务的电商平台或SaaS厂商发生数据泄露,风险会瞬间传导至银行体系。《方案》特别强调“数字风险防控”,要求银行在与第三方合作时,必须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和实时的风险监测系统。在数据要素开发利用过程中,如何平衡价值挖掘与隐私保护是永恒的难题。银行需要采用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在“数据不出域”的前提下实现联合建模,确保数据安全。

展望未来,2026年至2030年,中国金融服务生态将呈现出更加智能化的趋势。根据毕马威的预测,生成式AI将从辅助工具变为决策核心,未来的银行APP可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属的“金融AI助理”。这个智能体将通过API连接各类生活服务和投资产品,自动为用户进行资产配置、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

数字化时代的金融服务生态重构,是一场涉及技术架构、业务模式、监管逻辑的全方位变革。从《方案》的顶层设计,到一些银行“技术流”的微观实践,再到“五大监管”的制度护航,中国金融业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蜕变。唯有拥抱开放,打破“围墙”,深耕场景,利用数据要素挖掘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金融机构方能在新的行业格局中找到立足之地。

宁波财经学院副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赵越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学院 包彻

全球货币格局多极化演进与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稳定性下降、约束机制不足、风险外溢加剧等多重挑战,全球货币格局日益向多极化演进。在这一背景下,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均衡、稳定方向发展,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着力点。

全球货币格局正向多极化方向演进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国际主导货币的更替反映的是国际格局、国家竞争力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单一货币主导体系并非不可撼动,其内生的激励失衡将不断积蓄重构动力。当前,美元主导地位仍然存在,但其主导性相较过去已有所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正呈现由单一主导向多极并存演进的趋势。

1.从历史上看,全球货币格局呈现“单一主导”到“多元并存”交替演进的长期规律。18世纪末,荷兰盾在阿姆斯特丹银行违背全额准备金原则、第四次英荷战争导致财政透支加剧后,迅速失去国际信用,英镑替代荷兰盾成为主导货币。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经济实力上升、纽约金融市场扩张、美元信用基础增强,美元开始与英镑并列竞争。二战后,英镑货币信用被结构性重估,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进一步被确立主导地位。每当单一主导货币不能满足全球清偿能力和保持币值长期基本稳定时,国际货币体系就会更迭,而这背后则受到各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综合国力以及金融市场深度、货币网络效应等多重因素影响。

2.从理论视角看,单一主导货币存在的激励失衡是全球货币格局演进的内生动力。国际主导货币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但现实中承担这一职能的仍是一国主权货币。这意味着,单一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生缺乏对称的激励相容机制,并会持续积累体系变革动力。主导货币发行国获得更多收益却承担较少外部约束,其他国家承担更多风险却缺少足够制度影响力,这种权责不对等决定了单一主导体系难以长期维持稳定均衡。一方面,主导货币发行国享有“过度特权”,有激励利用本币国际地位服务本国增长、财政融资和金融扩张目标,通过货币政策外溢、资产定价主导和支付清算控制转嫁国内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全球安全资产供给主要依赖主导货币国通过持续扩张主权债务的方式实现,这将内生地导致主导货币国主权债务持续攀升、财政可持续性恶化。国际市场对违约与通胀风险的重新定价将不可避免地减弱其安全资产属性与过度特权,在外部冲击或政策拐点作用下,国际货币体系将走向重构。

3.当前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格局正在重复这一历史逻辑。一方面,美国较高的通胀预期限制了利率下行,使其不得不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发行新债,进而面临越来越高的财政付息负担和财政赤字压力。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1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接近39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25%,远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0%的门槛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到2030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超过7%,财政状况或比意大利和希腊等公共财政脆弱国家更为严峻。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多次利用美元对其他主权国家实施金融制裁,这种行为愈发动摇其他国家对美元信用的信心。不论是主要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在加快“去美元化”进程以做好“两手准备”。黄金替代美债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官方储备资产,外国央行持有的黄金市值已达4万亿美元,超过非美官方持有的美国国债市值。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搭建自主跨境金融基础设施,试图降低对美元基础设施的依赖,金砖国家、东盟国家内部也在推动贸易的双边本币结算。尽管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短期内美元地位会显著下降,但随着世界各国对储备资产安全性、支付清算自主性和跨境金融韧性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最深刻的调整与重构期。

多极化全球货币格局形成需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往往伴随全球金融治理调整与完善。现有国际治理与协调机制改革滞后,突出矛盾集中体现为主导货币发行国权责失衡、主导货币风险全球外溢,以及跨境支付体系的安全性下降。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稳定、公平、有韧性的方向演进,关键在于重构权责匹配关系、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完善跨境支付体系。

1.推动主导货币发行国权责匹配,缓解国际主导货币公共产品属性与主权属性之间的矛盾。国际主导货币兼具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和主权货币属性,在由单一主导向多极货币并存演进的过渡阶段,全球金融治理改革重点要解决主导货币发行国权利与责任不匹配的问题。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并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大,大量流动性外溢并推高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此后随着美国通胀攀升,美联储又在18个月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从0—0.25%快速提高至5.25%—5.5%,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汇率承压和债务风险上升,斯里兰卡、加纳等国甚至出现债务违约。这反映在美元主导情况下,美国可通过“美元潮汐”转嫁自身经济风险,而金融缓冲能力较弱的新兴经济体将受到更大冲击。

推动主导货币发行国权责匹配,既要强化其财政纪律、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责任,也要完善多边监督、政策外溢评估和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增强对主导货币发行国政策外溢的监督和纠偏能力,防止其将国内问题外部化。这需要持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核心治理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使其决策结构和机制能够充分匹配地缘经济、贸易、政治变化的新格局,重点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话语权,以适应多种储备货币并存的新现实。

2.健全全球金融稳定与风险分担机制,降低主导货币风险的全球外溢效应。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演进的过渡阶段,全球金融市场能否保持稳定,不仅取决于主导货币发行国权责关系能否改善,也取决于国际金融冲击发生时,其他国家能否通过多层次安全网和更有效的处置机制,阻止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围绕全球金融安全网持续推进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区域金融安排和双边流动性支持相互补充的多层次框架。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发挥核心作用;在区域层面,有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清迈倡议多边化安排、拉美储备基金、阿拉伯货币基金等机制提供支撑。中国人民银行也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也要看到,全球金融稳定与风险分担机制仍存在资源统筹不足、区域衔接不畅、危机处置效率不高等挑战。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危机救助和流动性支持的资源充足性、及时性和可预期性。另一方面,要推动区域金融安排、双边互换网络和跨境宏观审慎协调更好衔接,增强对资本跨境流动波动、外债风险和流动性冲击的缓冲能力。同时,还应完善债务重组、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置机制,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由重事后救助进一步转向事前预警、事中协调和事后修复相结合,切实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的整体抗冲击能力。

3.完善跨境支付治理,增强多元支付网络的安全性和韧性。近年来,在地缘政治冲突上升和国家安全泛化背景下,美元及相关支付清算基础设施越来越容易被工具化、武器化。2022年俄乌冲突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的美元储备资产,并将部分俄银行剔除出SWIFT系统,凸显出主导货币和支付体系被政治化、制裁化的现实风险,也加剧了各国对主导货币资产安全性和支付体系中立性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本币结算安排、区域支付网络和替代性清算基础设施加速发展,国际社会对建设更加安全、高效、中立的多元支付网络形成更强共识。

为了适配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变革需要,跨境支付体系要逐步朝着多元化、数字化、互操作方向发展,降低对单一通道、单一基础设施和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这首先要求各国在主要国际货币间达成共识,限制将金融支付系统用作地缘政治博弈工具,保护全球基本经贸活动的中立支付通道。同时,加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提升物理系统的接入兼容性和标准规则的对接协同性,降低多重价值标准以及汇率波动带来的额外的支付成本。

人民币将在多极货币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在货币领域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此情况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在于为全球提供稳定的流动性、安全的价值锚、中立的支付结算通道,持续增强人民币体系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1.完善人民币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基础。在多极货币格局演进过程中,人民币的货币地位不仅取决于我国经济实力和贸易规模,也取决于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制度安排、政策框架的信任程度。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对我国汇率机制、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国际投融资安排存在一定误读,一些观点片面夸大行政干预色彩,削弱了国际使用者和投资者对人民币制度中立性、政策稳定性和治理可预期性的认知。归根到底,人民币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可使用”,还要“可信任”。

具体可从制度优化入手,持续增强市场信心。一是完善人民币政策框架和市场化调控传导机制,增强在岸与离岸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预期引导和风险隔离,提升人民币政策体系的透明度、可理解性和可预期性。二是更好发挥商业银行、清算机构和经营主体在规则沟通中的桥梁作用,加强与境外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常态化交流,提升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制度安排和监管标准的认知与认同。三是统筹做好内外部宏观政策协调,增强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逐步形成注重外溢影响管理、不搞竞争性贬值、不转嫁内部矛盾的政策信用,使国际市场形成对人民币体系稳定、审慎、负责任的整体预期。

2.建立常态化货币合作机制,增强人民币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长期坚持资本项目稳慎开放,这是统筹内外均衡、维护金融安全的制度安排。在这一前提下,需进一步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流动性支持和安全资产供给机制,提升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稳定性的预期。

具体可在坚持稳慎开放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常态化货币合作机制,为人民币国际使用提供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安全支撑。一是健全央行间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常态化货币互换安排,结合双边贸易、投资联系和风险状况,优化互换规模和期限设计,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促进人民币在区域内形成更加顺畅的使用环。二是在常态化互换基础上,逐步完善临时互换和流动性补充安排,发挥人民币在应对区域性流动性冲击中的稳定器作用。三是做深离岸人民币国债和优质资产供给,逐步提升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管理和避险配置功能,为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更扎实的市场基础。

3.拓展人民币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使用场景,增强极货币体系中的支撑作用。多极货币体系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某种货币在贸易与投资结算和跨境支付中的使用规模,更取决于其能否在多边和区域合作框架下持续提供中立的支付安排、融资服务、资产供给和制度性公共产品。人民币国际化要在多极货币格局中形成稳定支撑,还需要更进一步融入多边开发融资、区域金融合作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在这方面,具体可把人民币国际化与区域和多边合作更紧密结合起来。一是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离岸人民币市场和区域金融合作平台协同发展,逐步形成“支付—融资—投资—储备”相互支撑的制度化使用链条。二是依托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合作、上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等平台,稳步扩大人民币在官方结算、债券发行、基础设施融资、项目贷款中的使用,推动人民币由支付结算工具向投融资工具拓展。三是支持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区域投融资平台和境外优质主体更多使用人民币清算、投资和融资,增强人民币在中长期资本供给和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4.提升我国在核心议题中的影响力和议题设置能力,增强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主动性。当前我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份额、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平台上也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但一些国家频繁通过概念泛化、标准扩张和叙事先行等方式,在全球金融治理平台上设置对自身有利、对我及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话语框架,客观上压缩了推动核心议题改革的空间。

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大背景下,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政策选择亟待深入研究。可鼓励金融机构、研究机构、智库平台协同参与,在规则研究、标准比较、案例积累、共识塑造等方面形成合力,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更强的专业话语支撑。围绕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权责失衡、风险外溢、代表性不足等突出问题提出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中国主张,通过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载体提升国际传播和多边能见度,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主动性和引领力。

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工商银行党委深改办主任 杨赫

产业追踪
锂电新能源产业政策与锂产业未来趋势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锂电产业政策体系历经二十余年演进,已从初期的培育引导阶段转向以创新驱动与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系统梳理了政策从“补贴拉动规模”到“机制塑造生态”的转变逻辑,分析当前产业在技术迭代、绿色循环、国际布局等方面面临的深层次变革。未来产业竞争的关键,在于将制造规模优势转化为技术标准与产业生态优势,通过强化资源韧性、深化创新协同,在全球绿色能源体系中确立可持续的竞争力。

锂,被誉为“白色石油”,是能源转型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战略资源,是新能源产业和储能产业的核心基石。经过二十余年发展,我国不仅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锂电产业链,更在市场规模与制造环节确立了显著优势。这一成就的背后,是一套与时俱进、精准发力的产业政策体系的持续护航。从“十五”期间的初步布局,到“十四五”期间的系统推进,我国锂电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推动了技术进步、市场培育与规模增长。

然而,站在由“大”到“强”的转折点上,产业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复杂化:国内层面,早期政策激励下的快速扩张导致部分领域的结构性过剩,而锂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依然是整个产业链最根本的弱点;国际层面,大国在绿色产业上的角力不断升级,美国等国家、欧洲等地区通过《大而美法案》(DBBB)、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规则,试图重构供应链格局,这对我国“走出去”构成了严峻考验。因此,系统梳理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精准研判下一阶段发展重心,对于产业有效应对风险、渡过行业起伏、实现长远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锂电新能源产业政策演进

我国锂电产业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紧密呼应产业发展阶段,呈现清晰的阶段性迭代特征,其核心驱动从“创造市场”转向“规范市场”,最终聚焦于“塑造健康产业生态”。

1.政策孕育与萌芽期(2001-2012年)

此阶段政策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确立国家战略方向。以2001年启动的“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为代表,确立了以混合动力、纯电动、燃料电池汽车为“三纵”,以电池、电机、电控为“三横”的核心技术框架。“三纵三横”技术框架的提出,为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路径奠定了清晰基调。

随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纯电驱动”的战略取向,并设定了量化的产销目标——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标志着产业完成了从科研项目到国家战略的关键身份转换。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是以研发支持和顶层设计为主,为后续爆发增长积蓄了初步的技术力量与产业共识。

2.政策强刺激与爆发增长期(2013-2018年)

此阶段以高额购置补贴为核心政策工具,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催熟了消费市场,从早期的“十城千辆”示范推广工程,到覆盖全国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强有力的经济激励使得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指数级增长,并于2015年跃居全球第一位。

随着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政策也开始注重“扶优扶强”,通过动态调整补贴技术指标(如续航里程、能量密度等),引导产品技术升级。2017年,推出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双积分”政策),标志着政策重心开始从直接财政刺激向建立市场化长效机制过渡,推动企业内生发展动力转变。这一阶段快速做大了产业规模,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引力。

3.政策调整与成熟期(2019-2023年)

此阶段随着补贴全面退坡,产业政策重心转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软环境”。政策支持重点从整车购置环节,大幅向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等短板领域倾斜。同时,随着首批动力电池进入报废期,《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出台,初步构建了电池回收利用管理体系。

2020年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为产业中长期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强调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构建新型产业生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及深化开放合作。这一阶段,安全监管、质量提升、规范行业秩序也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

4.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深化期(2024年至今)

当前,政策导向呈现出鲜明的“精准化”与“系统化”特征。其目标不再是笼统的“发展”,而是指向“优质发展”。

一是通过硬性指标引导产业升级。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为代表,政策显著提高了在技术创新、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要求,并明确了研发投入强度(≥3%)、产能利用率(≥50%)等量化指标,引导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精准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是通过多维度政策构建系统保障。在需求侧,国务院印发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通过鼓励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旨在稳定和升级市场需求。在战略基础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2025年施行)从法律层面确立储能地位。

进入2025年,政策体系在资源安全与产业协同方面继续深化,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文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印发的《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等文件,将着力点进一步深化至强化供应链韧性、发展循环经济、推动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等领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于7月1日正式实施,强化了战略性矿产资源(包括锂)的安全保障与合理开发利用;国务院审议通过《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着力构建全链条、可追溯的高效回收网络;《有色金属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则明确要求有序布局碳酸锂等项目,推动锂行业绿色化与数字化升级。

这些举措标志着我国锂电产业政策体系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的全面深化与精细化管理新阶段。

现行锂电产业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

相互衔接、多措并举的锂电产业政策体系,共同塑造着产业的新生态:

1.产业规划与规范类政策:设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与“路标”

以《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为代表的政策,通过设置技术、能耗、研发等多维度硬性指标,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加速低效产能出清,推动资源向具备技术、质量、品牌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

2.消费鼓励与市场拉动类政策:从“补贴刺激”到“环境营造”

在补贴退出后,政策工具已从单纯的现金补贴,优化为涵盖车辆购置税减免、路权优待、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等一揽子措施。比如,将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延续至2027年12月31日,并设置了分年度递减的减免额度(2024-2025年全额免征,2026-2027年减半征收),给予了市场明确的政策预期,有效稳定了消费信心。

各地政府继续在路权(如公交车道通行、停车费减免)、牌照指标等方面给予新能源汽车倾斜。国家大力推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在公务用车、城市公交、出租、环卫、邮政快递等领域加快电动化替代,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支撑。

这些政策共同作用,降低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提升使用便利性,从而构建一个不依赖财政强刺激的内生和可持续的消费生态。

3.基础设施与配套支撑类政策:为产业发展铺好“路”与“网”

政策着力构建“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智能高效”的智能充电网络,并鼓励反向充电(V2G)、光储充放等新模式。这不仅是解决“充电焦虑”的民生工程,更是将新能源汽车从孤立交通工具改造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分布式储能单元和调节节点的战略布局。

这些配套政策的深化实施,逐步推动“车能路云”深度融合,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体验,为产业长期发展夯实基础。

4.资源利用与绿色循环类政策:保障资源安全,赢得绿色未来

面对上游资源约束和下游报废压力,此类政策聚焦于保障供应链安全与推动全产业链绿色转型。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支持国内资源科学开发;另一方面,以强制性回收率指标(如锂≥90%、镍钴锰≥98%)为核心,强力构建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

特别是202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着力通过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并推动完善相关行政法规与标准体系,标志着电池回收从初期的网络构建步入规范化、透明化、法治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废旧电池变废为宝,产业链从“开采—制造—使用—废弃”的单线消耗模式,转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模式,将回收利用从环保诉求提升为保障原材料安全、降低全链碳排的核心产业能力,以有效应对国际绿色壁垒。

我国锂电发展趋势展望

我国锂电产业正步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攻坚期。未来,我国锂电产业将呈现以下关键趋势:

1.技术路线趋于多元化与迭代加速

以固态(半固态)电池为代表的下一代技术,已成为全球研发与产业化的绝对焦点。固态电池凭借其高安全性和高能量密度的潜力,业界预计将于几年后率先在高端市场实现商业化应用,但要真正普及还需攻克材料与工艺的最后难关。

与此同时,电池正极材料体系也在革新。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在理论上的储能能力远超现有材料,能显著提升电池续航,但其应用同样受限于稳定性和寿命等问题的解决。

总体来说,电池技术的突破将同时在新材料体系创新与系统集成技术优化(如CTB/CTC)两个方向上持续迭代。

2.产业链垂直整合与协同深化

为应对价格波动和保障供应安全,上下游通过长协、合资、参股等方式进行的纵向一体化整合将成为头部企业的“标准动作”。竞争不再是单个企业间的比拼,而是以头部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生态圈”之间的对抗,覆盖从矿产到回收的全价值链。

这种模式将塑造出更加稳定、高效、富有韧性的产业生态联盟,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控制与价值管理能力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3.绿色低碳与循环经济成为发展主线

“双碳”目标约束和CBAM等外部压力,将倒逼锂电产业全面绿色转型。产业绿色化将贯穿从矿石绿色开采、清洁能源供电生产,到电池梯次利用与高效回收的每一个环节。

“零碳工厂”和基于区块链的“电池护照”将从概念走向普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不再只是加分项,而将成为企业进入国际供应链、获取融资和赢得市场的“准入证”。

4.应用场景持续拓宽与价值挖掘

新能源汽车仍是锂电池最主要的市场,但以电力系统储能为代表的第二赛道正在急速打开。随着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比例越来越高,长时储能的技术路线备受关注。此外,电动船舶、eVTOL飞行器、机器人等新兴场景,也为锂电技术提供了高端新市场。锂电池的价值将从单纯的能源载体,升级为支撑智能电网、智慧交通、智能制造等复杂系统的关键部件。

5.国际化布局从资源获取转向本地化运营

企业的国际化将从简单的出口产品、购买资源,升级为在欧洲、美国、东南亚等关键市场建设本地化生产基地,并带动国内设备、技术、管理标准的输出。

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更是中国锂电产业在技术、制造和品牌上的硬实力表现。这既是应对贸易壁垒的需要,也是中国锂电产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真正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必经之路。

6.行业竞争从价格导向转向综合实力竞争

在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单纯依靠规模扩张和价格战的竞争模式难以为继。未来的竞争,是技术原创能力、供应链韧性、品牌价值、循环体系闭环效率和国际化运营能力的复合型竞争。

具备核心技术、可持续商业模式和良好社会责任的优质企业,将通过构建强大的产业生态圈,建立起长期、稳固的竞争优势,引领行业走向健康、有序的高质量发展轨道。

结论

我国锂电新能源产业政策历经二十余年探索与实践,已从初期的研发引导、中期的市场培育,演进至今已形成目标清晰、工具多元、覆盖完整、注重长效的高质量发展支持体系。当前,政策全面转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安全可控与开放合作,精准回应了产业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与外部挑战。

展望未来,我国锂电产业既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大的应用市场和活跃的创新体系,也面临着资源、技术、环境、国际规则等多重考验。唯有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动态平衡,我国锂电产业才能不断巩固并提升全球竞争力,既要做好产品的供应者,更要成为先进技术的输出者、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产业生态的引领者。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莫子璇 周轩宇 崔妍

人工智能终端产业活力激发、趋势洞察与对策建议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商用进程持续加速,终端产品成为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的关键载体,人工智能终端已成为全球终端产业格局的新增长极。本文基于实地调研,从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类别和市场潜力出发,阐述了人工智能终端的发展现状,并从产业内涵、技术发展、市场策略三个维度描述了当前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趋势。建议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加快产学研转化,以及加速市场推广等三方面持续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

AI技术深度赋能重塑全球智能终端产业格局,AI终端产品成为消费者感知AI能力重要抓手,AI终端产业内涵与边界不断拓宽,整体活力持续提升。经分析发现,当前AI终端行业呈现出跨领域融合不断深化、技术创新到落地应用转换加速、国内外市场“双车道”并行发展三大趋势,建议从技术融合创新、产学研转化加速,以及构建阶梯性产品体系等角度推进AI终端产业进一步发展。

人工智能终端产业的范畴持续扩大,深度激发电子信息产业新活力

人工智能终端类别和形态不断拓展,行业发展迈入标准化阶段

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呈蓬勃发展态势,产品类别和形态的不断迭代加速了标准化工作推进。一是AI技术深度赋能传统智能终端产品,手机、PC、视听设备、可穿戴产品,以及智能网联汽车等在AI技术加持下实现功能跃迁升级;传音控股等老牌厂商布局AI眼镜赛道,将传统移动终端技术优势延伸至新兴AI终端领域;行业展会上,各类AI终端产品开始市场化推广,显著提升消费者智能感知体验。二是AI技术深度重构终端形态,AI技术持续发展催生出虚拟现实设备、脑机接口设备、人形机器人等具有全新形态、功能和用途的AI终端,不仅突破传统终端的物理边界,更以沉浸式交互、神经信号控制、类人任务执行等创新功能,开辟出工业巡检、医疗康复、家庭服务等多元应用场景。三是行业标准化进程逐步启动,预计2025年,在技术迭代与标准完善的双重驱动下,AI终端产业将迎来更高速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打造跨设备互联技术,构建AI终端协同生态。

人工智能终端驱动电子信息领域存量激活与增量开拓

人工智能技术正成为电子信息领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加速刺激消费电子产业发展。一方面,AI技术引入改变了传统消费电子品类长期增长乏力局面,带来行业需求复苏。Canalys数据显示,2024年第三季度,全球AI PC出货量达1330万台,环比增长49%,占PC总出货量20%;我国AI手机出货量同比激增591%,渗透率从2023年的3%增至22%。另一方面,AI技术催生AI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新兴消费电子终端品类迅速崛起,为行业增长注入新活力。近年来,Rokid、雷鸟创新、大朋VRXR硬件厂商,苹果、华为、小米、OPPO等智能终端厂商,Meta、谷歌、百度等互联网科技巨头纷纷布局AI眼镜赛道。根据WellsennXR数据,2025年一季度,全球AI眼镜市场销量达到60万台,同比增长216%,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同时,人形机器人正借助AI大模型在家庭服务、医疗陪护等消费级场景加速落地,立讯精密、蓝思科技、歌尔股份等消费电子龙头企业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研发。据摩根士丹利发布的《人形机器人100:绘制人形机器人价值链图谱》,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120亿元,仅组装环节即可为头部企业带来超60亿元的市值增量。

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

“跨界布局+底层技术融合”成为产业新范式

AI技术的渗透性发展正推动传统行业与新兴科技行业打破壁垒,形成“跨界布局+技术融合”的产业新范式,终端产业竞争格局进一步被重塑。一方面,AI技术深度赋能催生了一批与传统行业强相关的新型AI终端,“传统产业+AI”终端成为众厂商竞相布局赛道。以智能座舱为例,宝马、大众等传统车企以及小米、华为等跨界巨头,围绕AI语音交互、辅助驾驶等技术进行深度布局,智能座舱成为传统汽车行业与消费电子行业竞合焦点。另一方面,部分企业以自身优势技术为突破点向AI领域倾斜,通过底层技术的跨领域融合实现行业赛道转换成为新趋势。根据赴深圳实地调研,激光雷达领域领先企业速腾聚创通过激光雷达与机器人零部件的深度融合,在其传统优势产品业务基础上开始向机器人产业发展,加速公司AI驱动进程。

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加速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

随着AI技术与消费电子产品的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终端产品正加速由单点技术创新向系统集成与场景验证阶段迈进。以人形机器人为例,一是核心技术体系初步成型。通用人形机器人的组成部分可分为大脑、小脑和本体,其对应核心技术体系分别为具身智能大模型、运动控制系统、灵巧手,及传感器等机械实体。2025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在具身智能大模型、运动控制算法、核心部件等技术领域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智元机器人发布首个通用具身基座大模型GO-1;宇树科技的G1机器人成功完成全球首个原地侧空翻动作,刷新了机器人运动控制技术的纪录。二是人形机器人产品在多领域加速落地应用。家庭服务领域,乐聚机器人与海尔联合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Kuavo,可完成洗衣、浇花、晾衣服等任务;越疆科技灵巧手可完成倒牛奶、烤面包等100多种复杂任务;智慧养老领域,杭州智元研究院研发的“髋部助行外骨骼”设备通过意图检测和人机交互技术帮助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走向户外。

国内外市场并行发力呈现“双车道”发展态势

目前,国内AI终端企业在市场发展策略上呈现内外双车道发展态势。一是“由内而外”布局策略,即部分头部企业依托成熟产品线与用户基础率先扎根国内市场,并通过AI技术赋能加速实现产品迭代升级,逐步辐射海外市场。例如,科大讯飞聚焦办公场景,推出AI翻译机、智能办公本等产品,深度绑定B端用户需求;华为、小米通过“手机+AIoT”生态,将AI能力辐射至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进一步深化国内用户产品生态。二是“由外而内”布局策略,部分企业从海外用户需求入手,自研特色算法,率先实现产品海外高覆盖率,反哺国内市场。例如,实地调研的AI翻译企业时空壶通过瞄准海外移民群体翻译需求,针对性研发多语种、多口音翻译算法,在北美等海外市场实现高市占率,并逐渐反向拓展国内政企市场。

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措施建议

持续推动技术融合创新,构建综合性产业技术布局

一是加强AI基础技术创新,重点对理论算法、开发软件、基础硬件等领域进行强化布局,综合AI大模型厂商、应用开发厂商、AI终端厂商等多方需求打造全链条技术攻关体系。二是加快优势技术长板AI赋能。围绕传统行业、优势行业技术长板加速融合技术创新,设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应用”等专项,重点推进传统产品人工智能迭代升级以及新型AI终端应用创新。

完善标准制定工作,加快产学研转化应用

一是加速标准分级工作推进。联合政府机构、企业、科研院所等多方力量,面向不同AI终端细分领域建立标准化、规范化产业生态,扩大标准影响力。二是鼓励新型AI终端应用落地。加速AI新技术产学研转化过程,加快AI终端迭代更新,针对赋能产品和创新产品积极开展多场景应用验证,精选适用产品简化应用落地全环节流程。

构建特质化阶梯性产品体系,实现差异化竞争

一是明确用户群体实现定制化设计。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用户打造个性化内容生成功能,依据具体应用场景构建定制化智能助手;根据消费级、企业级不同用户需求,通过整合划分私域知识库保障不同级别用户隐私安全。二是针对不同需求打造阶梯产品体系。通过端云协同、算力分级适配等技术实现产品差异化技术架构,平衡产品性能与成本,通过阶梯化产品体系覆盖不同消费层级,实行产品差异化推广策略。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工程师 刘恩稷 李想;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张甜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赵燕

影视产业数字生态体系创新与实践研究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正加速推动影视产业范式重构,构建高效、协同、可持续的数字生态体系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生态体系理论,系统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影视内容创作、宣发机制重构及产业链贯通等方面的赋能逻辑,提出由核心层、支撑层、外围层构成的数字生态体系三层架构。在此基础上,探讨平台机制、技术路径与价值共创的实践逻辑,进一步提出以人机协同共创、产学研用互促和开放融合共生为导向的三大创新路径,从而推动我国影视产业的数字生态构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影视产业,数字生态体系,人机协同

本文系2025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生成式AI驱动齐鲁文化影视生产智能生态构建与山东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5DWYJ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3年以来,以ChatGPTSora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GAI)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纲领性文件,为各行业智能化升级确立了明确目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截至20256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达5.15亿人,普及率为36.5%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内容生成、模式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展现出多重优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GAI技术正迅速渗透到影视内容创意、生产、宣发、消费等全产业链环节,成为推进影视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一、GAI赋能影视产业数字生态体系作用机理

GAI技术与影视产业的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产业的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为实现经济增长与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GAI技术使影视数字生态在创意生成、生产制作、传播消费与价值衍生等环节均呈现出新特征。

1.算法与数据重塑影视内容创作。生态体系的基本特征在于多元主体之间的连接关系与资源集聚能力。在GAI技术背景下,算法与数据已由辅助资源转变为核心生产要素。在策划阶段,编剧和策划团队利用大语言模型(LLM)进行剧本结构优化、角色小传生成及多线叙事推演,大幅缩短了创意孵化周期。在视觉开发阶段,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文生图工具被广泛应用于概念设计、分镜头脚本绘制。传统需要数周完成的美术概念图,现在通过Prompt提示词工程可在数小时内生成多种风格方案,供导演决策。Sora等文生视频模型的出现,更是让“文字直接生成样片”成为可能,极大地降低了前期预览的成本。

2.智能平台革新影视宣发范式。GAI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加速推动影视宣发由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向以平台为核心的动态交互机制转型。智能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内容资源与传播链条的系统整合,在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等环节发挥枢纽作用[1]AI可以自动截取影片高光时刻,快速生成海量短视频预告片、海报及多语言宣传文案,适应不同社交媒体的传播调性。依托算法模型的精密计算能力与网络结构的规模效应,平台在连接影视企业、GAI技术公司以及外部创新主体的基础之上,构建起兼具开放性与协同性的商业生态体系,显著增强了系统整体的创新力与传播效能。

3.AIGC技术贯通影视全产业链。随着影视产业从传统制片迈向数字化与智能化阶段,GAI技术已广泛嵌入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底层能力,GAI技术正驱动内容生产、组织结构与产业协同模式的重构。在后期制作环节,AI辅助的自动剪辑、智能调色以及场景重建等技术,使得特效制作不再单纯依赖庞大的人力堆叠,而是转向算力和算法的并联协同模式,实现了影视工业系统与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

二、GAI驱动下影视产业数字生态体系构建实践

GAI技术正在加快影视产业的结构调整与系统转型,推动内容生产、平台分发和消费机制的深度变革。GAI技术不仅带来了工具层面的革新,更为产业数字生态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路径。

1.影视产业数字生态体系构建比较。传统影视产业生态体系与GAI技术驱动下的数字生态体系在多个维度存在差异。前者以人工经验与线性流程为主导,技术渗透度低,协作模式封闭,内容供给以统一化产品为主;后者则依托算法模型、数据资源与算力基础构建分布式协同机制,实现内容生成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高频动态匹配。在组织结构方面,以虚拟协作与远程部署替代传统实体集中模式;在生产流程方面,智能脚本生成、自动剪辑与语义识别等工具重塑内容创作方式;在价值实现方面,平台方通过个性化推荐与多端传播构建差异化的用户体验路径,提高内容分发效率,增强用户黏性。以用户为中心的多边市场结构逐步取代以内容为中心的单边供给结构,数字生态体系的核心机制由内容控制转向用户交互驱动。

在影视领域,产业边界相对模糊,内容产品迭代速度较快,用户行为差异显著,数字生态体系的构建需要兼顾平台治理与创作自由之间的平衡。要形成稳定、高效且持续出新的运行格局,需要在整体结构上明确GAI所处的位置,将模型、数据、算力等技术资源嵌入项目开发、生产管理和发行决策等关键环节之中,使其成为贯通创作、制作和流通的基础,而不是游离于产业之外的附属工具。围绕此目标,可以从规则安排、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等层面同时发力。在规则层面,为算法推荐、数据采集使用、版权归属等设定清晰边界,让创作者、平台和用户能够判断各自权利与责任,减少创作活动中的制度不确定;在基础设施层面,通过公共数据平台、算力集群和通用模型接口的开放,降低中小机构和独立创作者使用GAI工具的门槛,避免关键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头部平台;在人才层面,推动高校、行业组织与企业联合开展培养计划,使创作者既能理解影像叙事和审美传统,又能掌握基本的技术原理,将工具转化为扩展创作能力的手段。

2.影视产业数字生态体系的三层架构。影视产业智能化转型已成为国家推动高质量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GAI技术为该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撑,并构成数字生态体系构建的现实契机。依托GAI技术,影视产业在技术赋能下正在形成以创作者、制作机构、技术平台和多类利益相关方为构成单元的价值协同网络。各类主体通过协同创新、战略合作与资源整合等方式推动产业组织形式与运作机制的重构,实现跨边界协作与产业方向的动态调整。

核心层围绕GAI创新应用形成体系内的循环机制,强调人机协同、技术集成与内容供给的动态联动。基础支撑来源于GAI模型与影视资源的融合能力,内生动力则表现为具备技术与艺术复合能力的人才体系。例如,光线传媒与追光动画等企业,通过建立内部AI资产库,将过往几十年积累的动画模型数据化,训练专有模型以辅助新角色的表情绑定与动作生成,实现了核心资产的复用与增值。

支撑层构成生态体系内外循环的中介机制,通过品牌建设与技术嵌入构建生态主体间的协作桥梁。在品牌体系构建方面,具有文化辨识度的原创IP为生态体系提供价值锚点[2]。在GAI技术支持下,传统文化资源可拓展为具有互动性、沉浸感与媒介延展性的内容产品,形成多维度用户连接机制。以阿里云、腾讯云为代表的云厂商提供底层算力,而垂直领域的AI工具则嵌入制作流程,成为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

外围层为影视产业数字生态体系的有效运转提供制度边界与资源支撑,主要由政策体系、价值网络与商业模式三大维度构成。在政策支持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制定专项扶持政策、设立发展引导基金以及建设技术基础设施,为GAI技术与影视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方向引导与制度保障。北京、上海等地已设立数字影视制作基地,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并推进行业标准与技术规范的制定,逐步构建起具备前瞻性的制度生态。同时,行业协会与研究机构通过制定伦理规范、建立发展指标体系,为生态体系提供信息流通通道与行为约束机制,提升系统透明度与治理能力。

3.GAI赋能影视产业数字化实践案例。GAI技术在影视产业中的应用不断拓展,已从早期的辅助创作工具发展为嵌入式系统解决方案。相关实践涵盖AI生成动画、剧本辅助写作、智能特效制作、AI配音与多语种口型同步等多个环节,体现了技术工具与文化表达之间的深层互动。例如,在微短剧《神女杂货铺》及相关宣发中引入的数字人“果果”,不同于传统的CG角色,而是由AIGC技术驱动的智能体。在剧集播出期间,该数字人能够在社交媒体上以角色口吻回复观众评论,甚至生成番外短视频。这种应用打破了“第四面墙”,将观众从单纯的接受者转化为生态体系中的互动参与者,极大地提升了用户的沉浸感与黏性。

在动画与视觉特效领域,创作团队在前期美术设计阶段就能快速生成多版方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人工筛选和修改。在中后期合成阶段,重复度较高的画面由工具自动生成和匹配,关键镜头仍然由核心主创把关,既保留了风格控制权,又让旧项目中的素材真正变成可反复调用的资产,核心资源的使用效率可明显提升。GAI并非简单取代某个工种,而是被嵌入具体业务链条之中,与既有的创作经验和组织结构发生磨合。一方面,工具降低了试错成本,承担了部分重复性劳动,让创作者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叙事设计和风格把握上;另一方面,数据和算法被进一步引入内容生产现场,什么样的内容被生产出来和被看到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规则与专业判断之间的协调。数字生态体系的运行状况也不再只取决于单个项目的成败,而是取决于各类应用如何被整合进长期稳定的生产和运营机制之中。

三、GAI推动影视产业数字生态体系创新路径

GAI技术已成为推动影视产业数字生态体系重构的关键力量。在系统构建过程中,需要调动生态体系中各类主体的创新能力,形成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以影视产业为应用场景,以平台机制、资本运作、商业模式和行业标准为协同要素的复合体系。

1.构建人机协同平台,形成创意共同体。数字生态体系须具备持续演化与结构性增值的能力。GAI推动影视内容智能化生成,为产业链各环节间的高效联动提供了技术支撑。内容生成与传播方式的深度重构,为平台型企业整合创意资源、优化用户体验提供了发展契机[3]。通过构建人机协同平台,重塑创作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角色关系,依托开放接口与反馈机制,形成动态互动的创意共同体,从而提升内容分发的个性化与精准度。以用户价值为导向的内容生产体系,将使平台在引导消费趋势、优化资源配置与提升市场弹性等方面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人机协同平台不应只停留在工具汇总的层面,而要成为创意流动和反馈汇聚的中枢。一端连接编剧、导演、美术、后期等专业团队,提供脚本生成、分镜预演、样片合成等服务;另一端面向不同圈层的观众,收集观看时长、互动评论、二创内容等多种反馈。创作团队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快速生成多版方案,并通过小规模放映或线上测试了解受众反应,再据此调整节奏、人物和视觉风格。观众从单向的收看者变成参与筛选和改写的成员,围绕作品形成的讨论和二创活动,也反过来为平台带来新的流量入口和内容储备。

2.构建产学研用互促机制,推动文化与技术双向耦合。实现数字生态体系的创新,需要打通产业、学术、技术与应用环节之间的壁垒,形成系统联动的互促机制。GAI技术能够对影视资源配置结构、生产流程与市场反馈逻辑进行深度干预。通过引导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与应用平台的协作,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结构,推进文化内容资源、专业人才与数字平台的有机整合,增强影视内容的公共文化属性与市场竞争能力。

该模式以重点剧集、动画长片或城市影像工程为牵引,由制作机构牵头,高校和科研团队参与前期调研与文本开发,技术企业负责模型训练与工具部署,平台方提供测试场景和用户数据的整理能力。项目推进时,研究者可以持续跟踪算法介入对叙事结构和受众构成的影响,适时提出调整建议,企业则在实践中检验相关理论与技术方案的有效性。

3.强化开放融合机制,推动生态共生体系构建。数字生态体系必须具备开放性结构与模块化特征,以适应影视产业链条各环节的重构需求。剧本创作、虚拟拍摄、后期特效等模块可在生态框架中实现分布式协作。通过建立跨平台API接口与共享数据标准,促进各类企业在生产、营销、消费与衍生开发环节实现资源协同与功能互补。模块之间在技术上保持独立性,在策略上保持联动性,有利于提升生态系统的响应速度与资源匹配效率。

在开放融合的格局下,不同规模、不同专长的主体可以在同一套基础设施上找到各自位置。一些公司专注于文本分析和剧本开发,一些团队专攻资产管理和视效生成,另有机构侧重用户研究和数据分析,通过统一的接口接入项目,根据需要灵活组合。中小企业无须自建完整系统,就能依托公共标准和云端服务参与大型项目,头部平台也可以在不锁定单一供应商的前提下,引入多种技术路线以分散风险。随着合作网络的扩展,产业内部在面对技术迭代或消费偏好变化时,可以通过调整模块组合与合作伙伴结构来完成自我修复和优化,从而在更长周期内保持影视产业数字生态体系的韧性与成长空间。

参考文献:

[1]刘瑞生,陈欣欣.网络数字生态赋能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导向、维度与路径[J].中国编辑,202403):11-18.

[2]占晶晶,崔岩.数字技术重塑全球产业链群生态体系的创新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2201):119-126.

[3]田浩.新闻生态调控:数字时代主流媒体的行动创新与知识体系构建[J].传媒观察,202508):43-51.

青岛电影学院新闻传媒学院院长 别君红;青岛电影学院新闻传媒学院讲师 李阳琳

区域经济
青春经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变量

近年来,从咖啡茶饮、国潮文创、演艺会展,到二次元消费、夜间经济、社群商业,再到Citywalk、沉浸式体验、平台内容创业,青春经济正在成为推动消费创新、业态更新和城市活力提升的重要力量。

青春经济, 是青年群体以其特有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习惯,对经济运行方式和城市发展逻辑产生重塑作用的过程。它是以青年为核心变量、以需求升级为起点、以场景创新为载体、以产业延展为结果的一种综合性经济形态。换言之,青春经济既是一种消费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城市发展现象。它反映的是青年群体在收入水平、审美偏好、社交结构、精神需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后,对市场供给和城市空间所提出的新要求。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青春经济的兴起,本质上是青年需求对供给体系的重构。传统消费更多强调功能满足和价格比较,消费决策主要围绕“是否需要”和“是否划算”展开;而在青春经济条件下,青年消费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对情绪价值、身份认同、文化归属和社交互动的综合追求。许多青年购买的已不只是商品本身,更是商品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审美表达和圈层认同。消费从满足基本需要,逐步转向表达个性、建构自我和连接社群。由此,商品供给也不再局限于标准化生产,而是加快向个性化、体验化、内容化和场景化方向演进。青春经济之“新”,不只在于消费对象更新了,更在于消费逻辑变了、供给方式变了,市场组织形式也随之变了。

青春经济成为城市“动力转换器”

青年人集聚与流动,为青春经济提供了持续的需求基础。超大城市之所以能够孕育青春经济,根本上是因为其对青年具有较强吸引力。青年是最具流动性、创新性和消费意愿的群体,他们进入城市,不只是带来了劳动力,也带来了新的消费观念、文化偏好和生活方式。持续吸引青年、集聚青年,既意味着人才竞争优势,也意味着消费结构升级优势。哪里能够更好满足青年需要,哪里就更能占据未来城市竞争的主动。

收入结构与消费升级相互叠加,为青春经济提供了现实支撑。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青年群体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流动较快、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青年,对消费品质、消费审美和消费体验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年群体既关注商品本身的质量,也更加重视消费过程中的参与感、愉悦感和认同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带有内容属性、文化属性、社交属性的新消费形态不断涌现,并逐步从边缘走向主流。

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发展,为青春经济提供了新的组织方式。与以往相比,当代青年深度嵌入数字生活场景之中,线上浏览、社交互动、内容种草、即时下单、线下打卡已经构成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消费不再只是市场交易行为,更成为一种内容传播行为和社会互动行为。平台不仅是销售渠道,也是青年发现兴趣、连接群体、形成趋势的重要场域。许多看似偶然走红的消费热点,背后其实都存在着内容平台、社交网络、圈层传播和线下场景共同发力的机制。青春经济之所以具有更强扩散力和更快迭代速度,与这种数字化组织方式密切相关。

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变化,是青春经济持续扩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当前,青年群体在婚恋观念、居住方式、工作节奏、社交模式等方面都呈现出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特征。单身化、小家庭化、弹性化工作、圈层化社交等趋势,使青年消费越来越呈现出小规模、高频率、强体验、重陪伴的特点。许多新兴消费之所以兴起,并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传统意义上的“硬需求”,而是因为它们回应了青年在快节奏城市生活中对于情绪修复、关系维系、自我表达和精神慰藉的深层需要。

青春经济对城市发展并非只是“锦上添花”,而是越来越具有“动力转换器”的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青年是新型消费的重要主体,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推动者。培育青春经济,能够有效激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和文化消费潜力,增强城市消费市场的韧性与活力。其次,它有助于促进产业创新。青春经济不只是卖商品,还能带动设计、传媒、文旅、演艺、会展、体育、数字创意等多个行业联动发展,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最后,它有助于增强城市吸引力。对今天的大城市而言,真正决定竞争力的,已经不只是楼宇和资本,还包括是否拥有开放包容的青年文化、便捷友好的生活环境和充满活力的创新场景。青春经济越繁荣,越说明这座城市能够接住青年、成就青年。

培育青春经济提升城市吸引力

注重从产品供给转向生活方式供给。推动青春经济发展,不能只停留在提供更多商品和服务上,而要更加注重打造能够承载青年生活方式的综合场景。要围绕青年社交、学习、工作、休闲、文化体验等多重需求,推动商业空间、公共空间和文化空间复合发展,让城市成为青年愿意停留、乐于参与、能够创造的生活共同体。

注重从短期热度转向长期生态。推动青春经济发展,不能依赖少数热点事件和个别网红项目,而要形成可持续的青年友好型生态体系。要鼓励品牌创新、内容创新和模式创新,培育一批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本土青年品牌、文化IP和消费场景,增强城市新消费的内生增长能力。

注重从消费扩张转向创新创业联动。青年不仅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和创业者。要把青春经济与青年创业、数字创意、文化生产、科技应用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支持青年在内容生产、设计研发、平台服务、文化传播等领域大胆探索,使青春经济成为培育新职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土壤。

注重从市场现象转向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培育青春经济,最终不是为了制造表面繁荣,而是为了增强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承载力和发展支持力。要统筹推进青年住房保障、就业服务、公共文化供给、社区融合、交通便利和社会参与机制建设,让青年在城市中不仅“能消费”,更“能扎根”“能成长”“能实现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化与城市治理研究室副主任 樊豪斌

上海:以耐心资本培育新质生产力 以产业定力助力科技创新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耐心资本的核心不是看金融规模,而重在以制度供给重塑资本的时间结构,把金融中心的流量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力。

历史警示

1975年前后,美国纽约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催生对城市资源配置影响深远的财政控制机制。比如,设立财政控制委员会重点治理信用修复和预算约束,不断压缩产业发展的政策空间,不断强化资源配置沿着可度量的短期目标前进。

更深层的变化,体现在资本的时间偏好上。金融化常常首先表现为“周转更快、持有更短”。例如,美国股票市场平均持有周期,由20世纪中叶前后的约7至8年,大幅缩至不足1年甚至数月。

这一时间结构的剧烈收缩揭示深刻的机制性矛盾:资本越是按更短的周期来衡量收益,就越倾向于选择流动性更高、更易定价、更快兑现的资产形态。而先进制造与硬科技研发天然具有更高不确定性,需要更长周期和更强组织协同。在这样的时间结构下,金融表面繁荣,产业基础却不断减弱,最终削弱城市经济的产业支撑和抗风险能力。

现实抉择

“十五五”时期,上海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提出了清晰的结构优化目标,如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0%以上等。这都表明不是简单做大金融规模,而是通过产业组织和制度创新,把更多资本引向更长周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资本更多转向长期价值创造。

第一,以明确的产业布局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坚持以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保持产业发展的战略定力。

第二,系统化构建适应硬科技发展规律的金融生态。上海金融市场已具备世界级要素集聚能力,但核心在于如何让金融血脉更多流向硬科技的长期试错、原始创新的持续投入,并进一步把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部署转化为具体制度,支持股权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构建全周期、多元化、接力式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一方面,可通过国有资本和制度安排,考量长期价值和产业贡献,推动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未来产业基金、科创母基金、创业引导基金等更好发挥培育孵化、产业投资、并购整合、补链强链等作用;另一方面,可不断完善覆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壮大等关键环节的金融支持链条,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硬科技”的功能导向,引导更多资金流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

第三,形成更清晰的现代化产业组织框架。构建“2+3+6+6”现代化产业体系,既突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牵引作用,也强调六大新兴支柱产业集群的支撑功能,并对未来产业作出前瞻布局。这意味着上海不是把金融资源投向抽象的产业升级,而是让资本配置更紧密对接清晰的产业方向和长周期的发展目标,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理念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护航。

发展路径

首先,把握效率与公平关系。培育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求技术先进性,也要求发展成果共享性。通过城市更新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等措施,上海在发展硬科技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劳动者技能提升与权益保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有机统一。

其次,平衡市场与政府关系。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进而确保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大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

再次,统筹产业安全与城市承载能力建设。强调“新空间”“高品质”“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等,要求耐心资本不仅服务产业发展,也要更好支撑数据港、新型基础设施、城市生命线等关键领域。

总之,上海通过“十五五”规划的系统性制度供给,正在重塑资本的时间结构、涵养资本的战略耐心、夯实产业的发展定力,培育与科创中心、金融中心相匹配的源头活水,必将为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注入持续动力。

上海大学法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羚

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新定位的双重逻辑分析

摘要:本文聚焦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新定位,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只有深入理解“一点两地”新定位的双重逻辑,才能充分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彰显我国发展模式优越性重要载体的地位,充分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承担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党的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到实践中的先行示范地的战略意义,充分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在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新定位,现实逻辑,理论逻辑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事关整个发展全局,在保持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2023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赋予了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这一意义深远的全新战略定位与重大历史使命。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承载着扩大内需、协同发展和制度创新的历史重任,更是全面开放的最佳抓手,事关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在国家大局中举足轻重。明晰大湾区的战略定位是湾区发展的基础和方向,从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五大战略定位,到“一点两地”新定位,三者聚于一身,再显先行者的不拔之志与使命担当。新定位的赋予不仅着眼于粤港澳大湾区与全国发展大局,还有着更深的期待与嘱托,要深入领会总书记赋予的新使命新定位,用好大湾区先天优势、独特优势和叠加优势,进一步加强与港澳的密切沟通,携手加快建设世界级的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

新形势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新的战略定位,准确认识和理解新的战略定位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理解其背后的双重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到四个充分认识:充分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彰显我国发展模式优越性重要载体的地位;充分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承担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党的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实践中的先行示范地的战略意义;充分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在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站在这样的高度、带着这样的认识才可以更加深入地领会和理解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新定位的重要意义。

二、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新定位的现实逻辑

1.新定位出自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阶段的判断、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以贯之的要求

20205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确立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在这样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大湾区新的定位,这一定位结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走在前列、打造国际一流湾区一以贯之的要求,对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一以贯之的要求,对大湾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一以贯之的要求。

2.新定位源自《纲要》发展目标两步走的时间节点

从自身建设阶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从基本形成走向全面建成新阶段。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是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泉。发展湾区经济具有“四个有利于”的重大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至今,有三个关键的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2017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见证下,粤港澳三方在香港签署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第二个时间点是2019年,2019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纲要》,提出要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对湾区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第三个时间点是2023年,这个时间点来自《纲要》中设定的分两步走的发展目标——到2022年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到2035年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1]。从两步走的目标设定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现在从基本形成迈向了全面建成的新阶段,2023年是湾区建设迈向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时间节点,新的阶段必然有新的要求,在新征程起步的关键时段,习近平总书记对下一步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并给予了新的战略定位,我们要深刻把握好这一时间节点,准确认识新的历史阶段新的要求,扛起时代使命,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3.新定位内生于粤港澳大湾区具备的独特优势和叠加优势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进程,最发达区域往往集中于湾区板块,湾区以其较强的产业带动能力、财富集聚功能以及资源配置手段,成为引领全球变革、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核心动力,全球六成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湾区板块,这也是国家如此重视湾区建设的原因所在。在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明晰定位是核心、是关键,无论是2019年提出的五大战略定位还是2023年的“一点两地”新定位,其根本目的都是要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利用其独特优势及叠加优势,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维度最广、经济脉动最为蓬勃的区域之一,包括了我国发展潜力最好的城市。诞生之初,便拥有庞大的人口和经济体量,“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使大湾区形成了多元制度格局,有助于港澳利用其制度优势与内地城市互补、辐射珠三角城市,进而带动整个大湾区的发展,同时也为大湾区对接国际规则提供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先天的区位及腹地优势,“两个大局”下厚植的走在前列的基础,历史传承下来的先行先试基因,岭南文化背景下的开放包容敢为天下先,诸多独特优势和叠加优势让大湾区必须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与厚望,这是责任也是担当。

4.新定位来自大湾区建设第一阶段成就的事实支撑与带来信心的同构与互动

大湾区建设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是能承担新使命定位的底气所在、信心所在,是新定位提出的“实践基石”。“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湾区建设成效显著,完成了《纲要》中“到2022年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这一近期发展目标,阶段性成效显著。

举广东全省之力推进湾区建设,大湾区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大湾区总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朝着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不断迈进。2024年大湾区经济总量超14万亿元,远超旧金山湾区,与总量最大湾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占经济比重列国际四大湾区第二位,地均GDP产出增速列国际四大湾区首位,增长速度快于国际其他三大湾区。

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在不断提升。《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世界有5大科技集群,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排名第二。根据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统计,大湾区22家企业上榜,占四大湾区总量的四分之一,全球200强科研机构数量位列四大湾区第二,比纽约湾区少4家。独角兽企业数量增长最快,从2019年的16家增长到2024年的106家。

重大平台建设迈上新台阶。20219月,发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20226月,出台《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20238月,出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赋予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重大平台新使命新作为新机遇。这些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了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初步形成了以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为主干架的创新协调发展格局,构建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衔接规则、对接机制;大湾区内各行业的融通、各要素的高效流动,在更高起点上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三、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新定位的理论逻辑

1.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

从理论体系演进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在新时代提出新定位使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引,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必须有机衔接这一新定位,回应重大时代课题,才能够进一步发挥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建立在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的,在非均衡理论中融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指导中国实践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

按照非均衡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核心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大力发展增长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虑长期趋势,无论循环累积因果论还是核心-边缘论,都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实现一体联动经济全面发展。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背后就是非均衡理论所要揭示的这一基本事实,这一基本事实再结合对我国区域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的重要判断,融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讲“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平均发展、同构发展,而是优势互补的差别化协调发展”;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到“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在20198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又讲到“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从这几个代表性论述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在非均衡理论中融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再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

国家区域发展格局战略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战略防备为主的均衡发展阶段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东部率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阶段,到党的十八大之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过程。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并重发展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战略,区域发展格局进入到平衡发展阶段,为平衡工业发展战略,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2]

改革开放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由平衡发展转入非均衡发展,标志性的转变是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这是增长极理论在我国的重要实践与应用。增长极理论是最著名的区域非均衡理论,许多国家或地区都会直接和间接地将其作为制定区域发展和城市定位的重要理论依据。“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判断新形势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非均衡发展思想。在非均衡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较短的时期内快速推动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几十年来我国的东部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带动落后区域协调发展的成绩仍不显著,区域经济差距在扩大,特别是中部地区。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国家逐渐意识到平衡发展战略讲究了公平,但忽视了效率,非均衡发展突出了效率却未能兼顾公平,所以渐渐将战略转向了非均衡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实现区域经济在非均衡条件下的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我们熟悉的传统的“四大板块”战略逐渐形成,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此基础上,中央深化细化区域战略,开始关注增长极。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等成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传统四大板块区域战略深化为“四大板块加增长极”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的核心是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粤港澳大湾区有四个中心城市构建起的三大极点带动格局:第一个是深港极点,辐射带动东莞、惠州协同发展;第二个是澳珠极点,引领中山、江门两座城市;第三个是广佛极点,推动肇庆实现联动发展。当大湾区实现协同发展后,将形成强大的增长极,巨大的辐射动力器,辐射带动广东欠发达城市,甚至延伸至福建、广西、海南和江西等,影响到整个战略发展全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缩影展现在世界面前。

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中还蕴含着一个现实,即增长极中也有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内部也各自存在着发达和不发达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形态非常复杂,发展阶段可以分为三个梯队:四个中心城市为第一梯队;珠海、东莞、中山和佛山为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为三个后发城市,惠州、江门和肇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极点城市发展效果显著,但是,城市群中的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相差较远,城市间差异较大。

按照增长极理论,发展初期,大力发展增长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虑长期趋势,都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减少区域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实现一体联动经济全面发展。按照《纲要》的目标设定,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已经迈向了新的历史起点,从基本形成走向全面建成,所以,在新的历史阶段,应充分考虑城市群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给予后发城市以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

20221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转变,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判断,可以这样说,既积累了宝贵经验,又有着惨痛教训,精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败兴衰,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

党的十九大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重新提炼了社会主要矛盾。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我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其背后的基本是生产力的质变,导致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集中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为党带领人民制定发展方略、开展经济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为明确当前的中心任务、首要任务和战略选择提供了基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为解决这样的社会主要矛盾,时代选择是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战略作为是新发展格局。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选择。恩格斯曾经这样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里的经常变化指的是会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经常改革指的就是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作出的战略调整。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原理,以一种变化发展的动态视角根据矛盾的转化而进行的战略改革调整。

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概括了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基本矛盾表述“需要”和“生产(或发展)”两极是一致的。从“需要”一极来看,人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始终是现代化推进的中心课题,在当前集中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从“生产”来看,社会主要矛盾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表述变化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当前的发力点和亟待完善的相应空间。说明了“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发展任务仍然很重”。

其次,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化的演进历程中,中国经济体系需实现对传统数量型增长路径依赖的深度超越,探索适配新时代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方式,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新驱动以及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缓解社会主要矛盾以达成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增进的有机统一。这是高质量发展成为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首要任务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再一次变化,是总书记强调“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最后,新发展格局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动战略布局。改革开放后,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精准施策,凭借赖国际大循环开启国内市场化改革,构建内部市场化大循环”这一外向型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实现了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

随着世界格局的复杂变化,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总体结构、治理体系以及运行规律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外向型发展战略所依托的基础也随之被彻底改变。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战略内在局限性渐次凸显,党中央敏锐洞察到单纯外向型发展战略潜在的系统性症结,并自2006年起便对这些战略进行了不懈的调整与优化。可以说,2020年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深度探究与动态调适后,对既往政策构思与战略理念的系统性升华。这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不仅是对过往发展路径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精准把握,它清晰地勾勒出了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3]

其背后变动的底层逻辑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的需求日益增长,深层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衍生的各种问题,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国内大循环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发展格局是主动的战略选择,是适应矛盾新变化、发展进程大跨越的新调整,是主动作为,是面向未来的长远战略和谋划。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内在地催生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适应矛盾变化,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这样说,“一点两地”中的三个关键词都和社会主要矛盾有着内在逻辑关系,都源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源于生产力的质变。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M].人民出版社,2009.

[2]孙兴昌,杨宁.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主要特征与经验启示[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2406):3-9.

[3]刘元春.双循环新格局是处理内外矛盾新变化的必然之举[J].中国经济评论,202002):14-17.

中共肇庆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 杨薇

企业管理
企业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路径探究

摘要: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智能技术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对于企业而言,财务管理是日常运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推动财务管理向数智化方向转型,更是企业提升整体运营效率,为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的关键举措。本文分析了企业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与重要性,深入剖析企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类难题,提出了强化顶层设计、构建适配技术架构、推动人才组织变革、健全安全合规体系、构建业财协同机制、健全评估体系等对策,旨在推进企业财务管理顺利实现数智化转型。

关键词:企业,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的数智化转型迫在眉睫。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环节,其数智化水平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战略执行能力。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存在诸多痛点:财务数据分散,容易形成“数据孤岛”;核算流程烦琐,依赖人工操作容易导致效率低下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数智化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探究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的可靠路径,能够助力其在数字化浪潮中提升核心竞争力。

一、企业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的驱动因素

企业推进财务管理数智化,本质是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必然选择。从外部看,政策引导与技术发展是关键推力。国家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企业财务等核心业务领域的数智化升级,这为企业转型提供了方向指引。同时,成熟的技术也让转型有了落地基础。云计算能把分散的财务数据集中存储,还能根据企业需求灵活调整存储规模;大数据技术能打通财务与业务系统间的数据隔阂,让数据流转更顺畅;智能技术则能替代人工处理部分核算、预测工作。这些技术组合起来,让财务数智化从想法变成了可行方案。

二、企业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性

(一)提升财务管理效率与准确性

在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下,财务人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处理基础核算、报表编制等重复性工作,效率低下且易出错。数智化转型引入财务机器人、自动化流程等先进技术,能够自动完成发票识别、记账、结账等任务,极大地减少人工干预。财务机器人可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财务数据,将财务人员从烦琐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专注于更具价值的财务分析、战略规划等工作。以某大型制造企业为例,实施数智化财务管理后,财务结账时间从原来的5个工作日缩短至1个工作日,财务报表的准确率也大幅度提高,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二)助力企业科学决策

数智化转型让企业能够实时收集、整合各业务环节的财务与非财务数据,并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企业管理层可借助可视化的财务看板,随时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关键信息,对市场变化、业务趋势做出快速准确判断——通过对历史销售数据、市场趋势的分析,预测产品未来销量,为制定生产计划、库存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分析成本结构,找出成本控制的关键点,制定更合理的成本策略。

(三)增强企业风险防控能力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面临着财务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诸多风险。数智化财务管理通过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实时监控企业财务指标和业务数据,能够及时发现潜在风险点,并发出预警信号。系统可对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运营能力等关键财务指标进行动态监测,一旦指标偏离正常范围,即刻预警,提醒企业采取措施防范风险。企业通过对供应商、客户的信用数据进行分析,评估信用风险,合理制定信用制度,降低坏账损失。某金融企业采用数智化风险防控系统后,风险识别时间从原来的一周缩短至实时,风险损失率大幅度降低,有效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三、企业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一)观念与认知滞后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观念与认知的局限性,这一问题将贯穿转型的全流程。部分企业的管理层将数智化简单等同于“系统上线”,认为采购一套财务软件即可完成转型,忽视流程重构与数据治理的重要性。比如,某企业投入千万元引进了ERP系统,但因未优化报销流程,员工还是要通过线下提交纸质单据来报销,系统沦为了“电子记账本”,转型效果大打折扣。还有的企业管理者将数智化转型视为“技术部门的事”,财务部门只是使用者,导致系统功能与财务实际需求脱节。例如,某企业智能分析模块因未征求财务人员意见,生成的报表指标与要求不符,最终不得不被弃用。

(二)技术与架构壁垒

在系统整合方面,“系统孤岛”在部分企业中比较常见,尤其是发展时间久、子公司多的大型企业,往往有好几套财务系统。这些系统可能是不同时期、不同部门各自引进的,接口对不上、数据格式不统一。在技术适配方面,市场上销售的通用财务软件很难满足所有企业的特殊需求。比如,有些企业有多层法人结构,对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权限管控要求特别细;有些企业经营的是特殊业务,核算规则跟普通企业不一样,存在二次开发问题,需要额外投资。在技术迭代方面,智能技术更新速度快,但部分企业内部流程烦琐,比如审批环节多、采购周期长,最终确定方案、采购到位,技术可能已经落后了。

(三)人才与组织障碍

人才短缺与组织机制僵化是现代企业转型的深层瓶颈,直接影响转型的推进效率与效果。财务人员虽熟悉财务专业知识,但缺乏数据分析、系统架构、AI工具应用等技能,而IT人员又不懂财务业务,存在“财务不懂技术、技术不懂财务”的问题,复合型人才缺口大。财务共享中心招聘财务数据分析师时,同时具备中级会计师资格与Python数据分析能力的应聘者较少。外部引进对部分企业来说也面临一些困难,数智化人才更倾向于薪酬灵活的互联网企业,部分企业的薪酬体系与晋升机制对复合型人才的吸引力不足[1]。组织架构与流程惯性也会阻碍转型。部分传统企业的“金字塔式”架构层级多、决策慢,数智化转型需要跨部门协同,但部门壁垒问题导致合作困难。

(四)安全与合规风险

任何企业的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都无法回避安全与合规风险。由于网络的开放性,数据的云端存储会面临黑客攻击风险。某财务云平台曾遭遇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导致2小时无法访问。内部权限管理漏洞也会导致数据泄露,有的企业因财务人员越权访问,使核心成本数据外泄给了竞争对手。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加密不足,也可能被拦截篡改。

合规性风险贯穿企业转型的全流程。一方面,系统功能要符合国资监管要求,如财务数据需要满足国资委“三重一大”决策追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核算等特殊需求。另一方面,数据处理需要遵守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都对财务数据的收集、使用、存储有严格规定。例如,某国企因在境外服务器存储财务数据,违反数据出境管理规定,受到行政处罚。

(五)业务与财务之间存在协同壁垒

在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中,不同部门间的协调问题成为重要阻碍。业务部门更关注市场拓展和业绩增长,对财务数智化的需求更多的是简化财务流程,而财务部门侧重数据安全与风险管控,双方对系统功能的认知不一致。智能采购财务系统经常会因为分歧导致开发延期。从数据流转来看,部分企业未建立“业务—财务”数据实时同步机制,业务数据仍需要通过人工录入或Excel表格传递至财务系统,不仅存在数据滞后问题,也会因人工操作出现数据偏差。

(六)数智化转型成效评估缺失

部分企业在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中,存在评估不足的问题。由于缺乏科学的成效评估体系,评估指标单一,部分企业仅以“财务处理效率”作为核心指标,忽视了对战略层面价值的评估。评估方法往往也缺乏系统性,部分企业采用阶段性总结报告的方式进行评估,未建立动态的评估机制,多依赖人工统计数据,如通过财务人员填写问卷、汇总Excel表格获取转型成效信息,不仅效率低,还易出现数据主观偏差。此外,评估结果未与转型优化形成闭环,部分企业即使发现转型存在问题,也因缺乏明确的责任部门和整改时限,导致问题长期存在,甚至问题会持续影响战略决策效率。

四、企业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对策

(一)强化顶层设计与观念革新

破解观念与认知障碍需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战略—文化—培训”三位一体的推动机制。

在战略层面,企业应将财务数智化转型纳入最高层次的发展规划,明确转型目标和责任主体,成立由最高层领导牵头的转型领导小组,财务、IT、业务部门等各负责人共同参与,并定期召开推进会。

在文化层面,企业要培育“数智化思维”,通过内部宣传、案例分享、标杆学习等方式转变认知——组织财务人员参观转型标杆企业,直观感受数智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在内部期刊、公众号开设“数智化专栏”,解读技术应用场景;邀请行业专家开展讲座,帮助企业员工培养数智化意识。

培训体系要分层、分类,覆盖全员——针对管理层,开展“数智化领导力”培训;针对财务骨干,开设“财务数据分析”“智能工具应用”等实战课程;针对基层员工,则要开展基础的操作培训,采用“线上课程+实操演练”的模式,确保人人都能学会。

(二)构建适配的技术架构体系

突破技术壁垒需要分步骤搭建灵活适配的技术架构。

首先,要推进系统整合与数据中台建设,打破“信息孤岛”。企业要对现有系统进行梳理分类,核心财务系统(如ERP)保留并升级,老旧冗余系统逐步淘汰,以财务数据中台为数据整合的“枢纽”,实现数据清洗、标准化、存储与共享。

其次,选择适配企业管理需求的技术方案。企业要优先采用“模块化、可扩展”的云原生架构,既能满足当前需求,又为未来功能扩展预留空间。

最后,建立技术迭代机制,保持系统先进性。企业可采用“长期合作+自主研发”的模式,与头部科技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获取最新技术支持;组建内部IT团队,负责系统日常维护与开发,并建立技术评估机制,每年对标行业领先实践,评估现有系统的不足,确保财务系统功能不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三)推动人才与组织变革

解决人才与组织障碍要从“人才培养—架构调整—机制创新”三方面发力。人才体系建设要坚持“引育结合”,扩大复合型人才供给。在引进方面,企业优化招聘标准,将数智化技能纳入财务岗位要求,对关键岗位要加大投入力度,确保团队能力的快速提升。在培养方面,企业构建“财务+数智化”双轨培训体系,选拔优秀青年财务人员进行轮岗培养(如在IT部门实习3个月、在业务部门挂职半年),并将培养结果与岗位晋升、薪酬调整挂钩,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2]

组织架构方面,为适配数智化职能,企业要设立财务共享中心,把核算、报销这些流程固定、重复的业务集中起来处理,提高效率,减少重复劳动。企业在各个业务部门中设置专门的业务财务岗位,让财务人员直接进入业务端,负责对接数据、给业务提供支持,并关注业务中的财务风险。企业应成立战略财务团队,专门管理集团资金,为管理层决策提供参考。通过一系列调整,财务人员不再只是算账,而是帮助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企业要调整绩效考核指标,增加数智化相关指标,如推动数智化流程的进度、用新系统解决问题等,让这部分占比提高。企业可以设立数智化专项奖励,如果员工能够提出有用的转型建议,或者开发出能够实际应用的工具,就额外给予奖励。企业还要建立容错机制,鼓励员工大胆尝试,消除员工的后顾之忧。

(四)健全安全与合规体系

防范安全与合规风险可以从技术、制度和监督等方面入手。在技术层面,企业要强化全流程安全管控,保障数据安全。在存储环节,企业应采用“本地+云端”双备份的模式,核心财务数据在企业自建服务器与合规云平台同步存储,确保数据不会因单一故障丢失。在传输环节,企业应采用加密技术(如SSL/TLS协议),对敏感数据(如资金信息)进行脱敏处理。在访问环节,企业实施“最小权限+动态授权”管理,根据岗位需要分配权限。

在制度层面,企业要完善合规管理流程,建立数据分类分级制度,对财务数据按敏感程度分类,实施差异化管控;针对数据出境、跨境传输等特殊场景,建立专项审批流程,确保符合监管要求。

在审计监督层面,企业要强化全周期风险防控,引入“数智化审计”工具,通过AI算法实时监测财务系统的操作日志、数据变更记录,自动识别异常行为,确保转型不偏离合规轨道。

(五)构建业务财务协同融合机制

针对业务财务的协同壁垒,企业要从组织架构、流程设计两方面入手,实现协同发展。在组织架构层面,企业可以设“业务财务联络岗”,选择那些既懂财务知识、又了解业务逻辑的员工,分配他们到各个业务部门中,把业务部门对财务数智化的需求反馈给财务端,把财务端的业务数据标准传递给业务部门。财务部门要牵头每个月开一次“业务—财务协同会”,共同商议当前数智化系统能否适配业务需求,有问题当场沟通调整,确保两边目标一致。

企业要重新梳理“业务到财务”的数据流转路径,明确业务数据该在哪个节点采集、要传到哪里去。以销售业务为例,销售部门签完订单后,需要在企业OA系统里把订单金额、客户信息这些数据录进去。系统自动把这些信息同步到财务系统,并且触发“应收账款预登记”功能。这样不用人工再录一遍,既减少了出错的可能,也能让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实时对齐。

(六)建立健全评估体系

为解决成效评估缺失问题,企业要建立多维评估指标体系,并配套动态评估机制。

首先,从战略、运营、风险三个方面设计可量化的指标——战略维度注意和企业整体目标挂钩,比如转型后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支撑程度,能否及时提供跨境财务数据;运营维度要盯着流程优化的效果,比如发票审核时间缩短了多少、人工核算工作量减少了多少;风险维度要关注预警相关指标,比如系统识别合规风险的准确率、风险预警的及时率,这样评估才全面。

其次,建立评估机制,形成动态监测和定期评估。数智化工具自动采集数据、分析指标变化,实时监测流程效率,每个季度或半年进行一次定期评估,汇总这段时间的整体情况。最后,要形成“评估—整改—优化”的闭环。评估出哪里存在问题,比如某类业务数据同步延迟,就针对性改进流程,改完之后再评估效果,有问题再调整,确保转型始终贴合企业的实际需求[3]

五、结语

企业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是顺应数字经济趋势、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只有遵循战略引领、数据驱动、循序渐进、安全合规的原则,才能确保顺利转型。尽管转型面临多重挑战,但企业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构建适配技术架构、推动人才组织变革、健全安全合规体系、构建业财协同机制、健全评估体系等,这样才能将这些挑战逐步化解,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1]陈萌萌.数智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财务转型的路径[J].商业观察,20251121):48-51.

[2]王靖靖.数智化时代企业财务管理职能的转型探究[J].中国市场,202521):171-174.

[3]刘雷.国有企业改革中财务管理数智化转型的动因、效果及路径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520):157-160.

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卢林林

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摘要: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制造业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已成为必然要求。会计核算贯穿于整个经济活动,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如何增强会计核算能力成为制造业企业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简述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阐述了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的价值,提出会计核算的优化措施,为改善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现状提供参考。

关键词: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完善措施

如今,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在不断更新和优化,只有认真做好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了解会计核算的内容及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帮助制造业企业更加精准地了解生产经营现状,掌握企业的资金情况,更好地配置资源,促使制造业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占据优势,促进企业发展。

一、会计核算基本内容

会计核算是企业财务工作的基础,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对企业的业务往来、资产管理、资金运营等活动进行记录、确认、整合及报告的工作。会计核算可以及时发现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因素,为管理者提出控制风险建议。

二、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及时性原则

会计核算工作要遵循及时性原则,对财务周期内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入账、结账,并及时编制财务报告,直观、清晰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客观性原则

会计工作要根据企业的业务实际情况,客观反映企业的运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总体上,客观是指会计工作的可靠性、真实性,是会计工作的高标准和高要求的体现。从会计的角度来看,会计的主要目的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只有通过会计核算才能准确地反映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财务情况,是所有企业的法定义务[1]

(三)可比性原则

会计工作要按照规定的方法和原则进行,确保各项指标的口径统一,并且能够互相比较,从而了解其市场地位、存在的缺陷,并制定更加科学的战略目标。由于企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企业的经营状况日趋复杂,因此在编制财务报表时,需要企业管理层和会计人员进行大量的判断和评估。

三、新经济形势下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的价值

第一,新经济形势下,制造业企业开展会计核算工作可以帮助企业控制风险。企业将会计核算制度体系引入其中,能更好地实现对企业内部资金的管理,还能提升企业的风险控制效果。企业通过不断优化会计核算制度,能够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拥有良好的运行状态。

第二,新经济形势下开展制造业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目标。社会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经济信息化及科学化建设更加完善,为企业实现快速稳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重要保障,让企业的资产管理更加顺利,促进市场经济及人力资源实现了紧密连接。会计核算管理制度的正确落实和严格实施能让企业的变革更加顺利,让各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促使企业在当前市场环境中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第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会计核算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能够在规定的会计期间,使用正确的会计核算方法,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原始记录和凭证进行记载,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客观、真实的数据。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活动质量,也为强化制造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充分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及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成果,为企业筹资、投资、经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第四,提高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加强企业的会计核算,对于防范生产经营中的风险,提高企业的财务预警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企业的会计工作可以为生产成本、计划、分析、考核等内控工作提供依据。通过分析企业发展的各种经济指标、财务指标,制造业企业可以及时发现企业的经营风险,有效促进企业的生产以及提升运营决策的效率,预防和消除企业运营中的管理风险,从而保证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中的问题

(一)会计核算理念滞后

在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活动中,部分管理层没有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分析,所采用的方法与现实不符,造成会计工作的随意性,从而降低了工作效率[3]。另外,部分管理者和核算人员容易被利益诱惑,随意变更财务报表,影响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从而阻碍企业的发展。此外,部分企业的管理者会计观念薄弱,对会计工作的重视程度较低,没有专人对会计工作进行监督,从而影响了会计的效果,也不利于企业根据财务状况制定发展战略。

(二)会计核算制度体系不完善,缺乏明确的制度指引

完善的会计核算制度体系是实施会计核算规范化管理的关键,也有利于约束人员行为。然而,部分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制度体系并不完善,导致实际会计核算工作缺乏制度指引。一是现行制度不具有可行性,原因在于企业对其更新不足,造成不符合企业当前的财务、业务管理的情况。二是制度内容有所欠缺,并未对会计核算工作进行全面覆盖。比如,规范化账务处理的内容有所欠缺,部分会计人员往往凭借主观经验及判断进行账务处理,既无法真实、准确地反映企业的实际财务、业务情况,也加大了后续的工作量。三是制度执行不力,难以发挥制度的指导、规范与约束作用。比如,尽管部分企业建立了会计核算监督制度,但企业监督管理更加倾向于生产和销售,对相关制度的执行有所忽视。

(三)会计信息化建设不足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下,信息化手段能够大幅度缩减工作量,提升工作效率,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然而,在实际情况中,部分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只能实现财务数据之间的简单计算,本质上还是停留在人工计算阶段,不仅会造成企业会计核算失真,还会增加工作难度,降低数据的准确性及真实性。此外,部分制造业企业虽已建立了ERP系统,但由于缺少相关培训,系统维护不及时,财务模块开发不足,会计核算电算化停留在初始结算,无法实现高效管理数据[4]。同时,各部门接口不畅,所使用的电子权限有限,导致各部门在数据分享时存在壁垒,无法实现共同使用相同数据的目标,仍采用线下表格的形式进行沟通交流。这样不仅会增加数据的不准确性,还会导致业财融合困难,不利于企业做好会计核算工作。

(四)会计核算方法规范性不足,加大企业管理难度

不同核算内容所适用的会计核算方法有所差异,部分制造业企业应用的会计核算方法并不规范,加大了企业规范性管理难度。以研发项目成本费用核算为例,在会计口径、税法口径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口径下,研发项目成本费用归集与加计扣除要求是不同的——会计口径下研发项目建设中的各项成本费用支出均可归集为研发成本费用,但税法口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口径下的成本费用归集范围较小,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企业要基于对不同口径费用归集要求来确定费用化支出与资本性支出,以便于强化核算质量,并享受政策红利。部分制造业企业在研发项目成本费用核算中对于研究阶段、开发阶段的区分有所不足,容易混淆费用化支出与资本性支出,运用单一核算方法对其进行分配,无法做到成本费用的合理归集。

(五)信息沟通不畅,缺乏专业核算人员

部分制造业企业引进信息化系统,提升了财务管理效率。一方面,部分制造业企业信息化运行中存在信息收集不全面、传递不及时、系统未能高度集成等问题,影响了会计核算规范化水平的提高。部分管理层未能认识到信息化建设为企业带来的效益,不了解各部门的信息化建设需求。部分制造业企业引进的信息化系统与业务发展不匹配,致使成本核算信息化系统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制造业企业仅运用信息化系统完成一些简单的信息收集、财务报表编制等工作,不能深入挖掘财务信息的深层含义,无法将会计信息化与会计核算工作相融合,影响了成本核算的整体成效。另一方面,部分会计人员只是掌握了一些基础的核算理论知识和方法,不了解金融知识、法律知识、税收知识、国家宏观发展形势等内容,未能深入业务活动,影响了会计核算数据的精准性。

五、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优化措施

(一)增强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意识

为了取得较好的效果,制造业企业必须加强对会计工作的关注。一是企业管理人员要深入企业内部,为员工讲解与会计相关的知识,增强所有员工的会计观念,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到会计核算的重要性,才能保证会计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加强与企业主管交流,增强税收宣传意识,掌握最新的税法、会计准则,按照规定和标准进行工作,使会计工作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会计工作并非仅仅是一个财务部门的工作,需要所有部门都要参与进来,才能使会计工作更好地进行。三是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建立科学规范的会计核算工作制度,对各项业务的成本进行有效控制,使企业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完善会计核算规范化管理相关制度,强调制度指引,做好制度约束

随着政策的不断更新及企业管理变革的持续推进,制造业企业会计核算需求日益提升。为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工作,制造业企业应当遵循动态性、持续性原则,完善会计核算规范化管理相关制度:一方面要根据内外环境变化更新、细化制度内容;另一方面要对制度执行情况,尤其是制度在基层的落实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强调制度指引,并做好制度约束。内部控制是会计核算工作有序开展的基本保障,制造业企业应从会计核算对于内部控制的需求出发,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在控制环境方面,深化企业全员内部会计控制意识,按照不相容岗位相分离、权责制衡的要求合理划分会计核算相关权责,使不同管理层级、各部门人员明确自身在会计核算中的责任义务,学会运用内部控制思想处理各项会计核算事务;在风险评估方面,组建专业的风险评估团队,运用定性、定量法评估会计核算中的风险,形成风险清单,特别是要做好对会计信息安全风险的评估,深入挖掘形成相关风险的深层次原因,为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措施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内部监督方面,充分发挥财务部门及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能优势,对会计核算中的关键流程及环节进行重点监督,并鼓励人员举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推进会计核算监督常态化;在信息与沟通方面,在内部沟通中注重横向与纵向的沟通效率及质量,横向上加强会计核算人员与其他部门人员的沟通交流,了解实际业务情况,及时就核算异常情况进行商议与处理,纵向上畅通上下级间的沟通渠道,确保会计信息的高效传递与反馈;在外部沟通中,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如实披露会计信息,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三)深入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

第一,制造业企业应意识到电子化手段给财务工作带来的便捷性与安全性,聘请专业的系统研发团队,开发更多财务模块,增加更多线上功能,并开展ERP系统培训会,增强各部门人员对该系统的了解,保障会计核算信息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第二,制造业企业需要加强会计核算信息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以ERP系统为中心,了解业务部门的主要内容,不断加强业财融合,统一管理信息的集成与分析;同时,应建立会计核算共享数据库,保障企业各部门人员所获得的数据统一且准确,减少因信息偏差造成的财务损失。制造业企业还应结合财务部门与各部门的目标异同点,在ERP系统的加持下,减少“信息孤岛”现象,不断促进各部门协同开展工作,保障企业实现发展目标。第三,制造业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财务安全管理体系,对研发团队提出使用需求,不断完善ERP系统。首先,要建立系统身份识别功能,防止非企业人员随意登录系统查看信息,对不同层级的人员设置电子权限,保障会计核算信息的安全性。其次,定期进行系统维护、升级更新以及修补漏洞,不断优化系统参数,确保系统的安全系数有所增加。最后,还需要做好定期备份工作,建立线上线下档案管理库,同步更新、同步储存,避免因信息丢失而无法开展工作的情况,持续增强会计核算信息的安全性。通过以上措施,制造业企业能够避免信息被泄露、被盗取的风险,为会计核算信息的安全性提供保障。

(四)优化会计核算方法,合理归集各项成本费用,降低管理难度

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制造业企业生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会计核算作为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做出改变。制造业企业需要对现行会计核算方法进行优化,以推进会计核算的规范化管理。成本核算在企业会计核算中占据重要地位。面对成本构成复杂化的情况,制造业企业可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视角进行成本核算,通过对各项成本费用的合理归集降低管理难度。在研发设计环节,对于符合国家“三新”标准的产品研发项目,制造业企业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归集研发成本费用并进行加计扣除。比如,在会计口径下,从实际研发项目管理需求出发,确定研发成本费用归集范围及具体的核算方法;在税法口径下,不将研发活动所占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的租赁费用、管理人员费用等纳入研发成本费用核算行列;在生产环节中,考虑引入作业成本核算法。制造业企业基于对成本动因、作业动因的深入分析,区分增值与非增值作业,同时将工作重心转移至作业上,以作业为成本核算对象,按照企业生产制造中的实际资源消耗情况,对产品制造费用进行合理分配,从而提高成本核算质量。

(五)构建成本核算信息化系统,做好成本核算人才培养工作

一方面,成本核算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单靠传统的核算方法会影响工作效率和数据的准确性。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构建成本核算信息化系统。制造业企业应根据业务模式、生产流程等实际情况,引进合适的信息化系统;将ERP系统、内部OA系统、采购系统进行有效集成,优化资源配置,协助管理层收集信息,及时调整经营管理策略。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应当加大会计核算人才培养力度,定期组织开展内部培训活动,促使核算人员掌握金融知识、法律知识等基础的理论知识,全面学习业务模式、生产流程;加强业财部门的沟通联系,确保数据实时传递,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六、结语

总之,有效开展制造业企业的会计核算管理工作,能够帮助企业更加精准地了解企业发展现状、财务收入及财务支出情况,分析企业的收益及未来发展趋势,帮助企业有序开展各类经济活动,推动制造业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乔璐.制造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205):126-128

[2]施卫茹.试论汽车制造企业会计核算规范化管理措施[J]商讯,202017):58-59

[3]周银欢.浅析制造业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措施[J].当代会计,202010):115-116

[4]朱兵华.探讨制造业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措施[J].商讯,202211):84-87.

河南中原特钢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朱莉杰

煤炭企业销售环节精细化管理路径探讨

摘要:煤炭是关键性资源,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了实现对煤炭销售环节风险的有力控制,煤炭企业应加强对销售数据的严格管控,实现对销售环节的精细化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煤炭企业销售成本管理意识不足、成本控制手段欠缺、成本核算分析不到位等常见问题,提出了完善成本控制意识、构建完善的考核制度、搭建良好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创新销售渠道等应对策略,旨在推动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煤炭企业,销售,精细化管理,运营管理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煤炭企业不断落实节能减排,进一步优化煤炭企业的能源整体消费结构。这种情况不仅会增加市场拓展的阻力,还会使许多传统的销售路径面临较大的困难。对此,在实际销售阶段,煤炭企业为了保证运行稳定,应抓住机遇,制定科学合理的策略,保证资源效益最大化。此外,为了提升煤炭销售环节的整体效率,煤炭企业还应充分认识到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将精细化管理和销售的整个流程融合起来,优化销售流程,进一步压缩整个销售环节的成本,为煤炭资源销售体系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一、煤炭企业销售环节精细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销售成本管理意识不足

煤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部分销售人员缺乏成本管理意识,很容易影响企业成本管控的实际成效。部分煤炭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成本精细化管理的关键价值,反而长时间忽视销售环节成本,大大降低了资源配置环节的整体效率,从而引发资源浪费的问题。在实际销售环节中,如果资金周转不到位或者产品质量非常低,销售环节就会出现成本增加的问题,导致成本管理陷入被动局面。再加上部分基层人员对成本管理缺乏基本认知,许多基层员工将成本控制简单认为是财务部门或部分高层的专属任务,无法将成本节约意识和日常的一线操作结合起来,难以保证企业推行的成本管控措施得以实施。这样不仅会削弱企业自身的经济利润,还可能会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1]

(二)成本控制手段缺乏

部分煤炭企业在销售环节,成本管控手段没有落实到位,普遍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许多企业往往将成本控制的重心设置在生产阶段,但在技术创新和流程创新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不仅不利于销售成本的优化,还会增加后续的管理难度。煤炭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应始终将资源开采作为重要内容,对陈旧的技术进行创新,同时规范煤炭一线操作,否则将会引发较大的安全问题。在当前的成本控制体系中,相关人员难以将技术和全流程管理结合起来。技术的迭代升级将会进一步推动资源开采和加工转化等环节的发展,成本控制可以保证企业资源效能的最大化。部分煤炭企业在保证销售渠道优化和技术赋能的前提下,普遍存在忽视系统性问题。这种路径依赖不仅不利于企业解决市场波动问题,还会瓦解企业的竞争壁垒。

(三)成本核算分析不到位

一般来说,煤炭企业的成本核算通常与财务部门挂钩,同时由财务人员负责对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进行成本归集,对煤炭资源产品的实际成本进行量化,为成本核算和管理提供基准数据。但是,部分煤炭企业当前的机制普遍存在功能性缺陷,财务人员往往更看重基础成本计算,无法赋予核算分析相应的战略地位。这种价值认知产生的偏差问题,会导致核算工作只停留在单纯的数据汇总层面,难以充分释放出真正有效的管理价值。部分煤炭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数据分析较薄弱且只停留在静态层面,难以及时识别生产和销售环节中的成本漏损位置,为制定销售决策提供风险预判。部分煤炭企业在实际运行阶段,缺乏标准的成本控制,容易导致资源配置出现盲目性,大大降低了销售环节的成本[2]

(四)材料管理问题

在煤炭行业的发展阶段,产量规模与生产材料呈正相关,材料管理逐渐成为成本控制的关键节点。随着近些年产品数量的暴增,产品质量滑坡的问题愈发严峻,大大降低了当前市场的接纳程度,致使销售总量出现萎缩。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材料必然出现非计划性闲置和浪费等问题,甚至会增加销售成本的整体压力。当前,由于市场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多数企业未能根据实际情况构建动态性的生产响应机制,在采购、仓储和调配等多个阶段没有形成科学的规划手段。如果企业长时间忽视生产材料质量和生产成本控制,将不利于企业建立完善的销售体系,进而实现成本效益和销售规模的进一步优化。但事实上,多数煤矿企业往往受粗放管理理念的影响,过于固守传统的管理模式,将材料管理放置于仓储中,不仅没有构建观测质量波动和材料损耗的预警机制,也没能将市场需求变量和材料周转模型结合起来,最终导致企业经营业绩出现下滑,以及材料浪费和销售成本增加的问题。

二、煤炭企业销售环节精细化管理的路径

在煤炭企业精细化管理模式的落实阶段,应合理利用各种有效手段,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创新销售模式,以最大程度保障煤炭企业销售环节的顺利开展,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一)完善成本控制意识

煤炭企业应认识到,精细化管理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成本治理体系,将成本控制提升到战略地位。这既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效能的优化,也是保障销售体系稳定发展的基础。当前,煤炭行业普遍面临着运营成本较高的问题,生产、销售等环节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成本控制不仅可以有效保障煤炭企业的稳定运行,还能促进煤炭企业内生动力的提升。煤炭企业应将成本优化理念和日常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各个岗位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制度设计阶段,设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支成本控制队伍,根据科学核算机制对浪费点进行精准识别和科学核算。煤炭企业应通过该机制明确定位管理决策的基准坐标,同时对成本岗位的权责边界和工作重点明确划分,通过可量化的管理制度提升核算精度。成本控制管理体系的构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制定阶梯式控制目标对整个过程进行约束。第二,通过规范化的制度和专业人员本身的技术,实现对销售成本的控制。业财结合的治理手段能够大大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通过管理协同效应的释放,为煤炭销售的精细化管理提供支持,进而推动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完善的考核制度

对煤炭销售管理人员而言,突破传统的粗放式运营,转向规范化和个性化的治理模式,再次构建管理拓扑,将大幅度提升销售系统的整体效能。在整个实践阶段,煤炭企业应搭建双轮驱动机制,将激励机制和考核体系挂钩,从而搭建一个管理全面落地的支撑骨架,便于员工精准锚定职责边界。此外,在实际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煤炭企业可以促使组织目标和个人行为形成价值协同。在整个销售环节中,应从人力资源配置、渠道维护等多个角度出发,积极培育销售队伍的相关能力,包括成本控制的主动性、业务素养等。在具体的考核阶段,相关人员应了解具体的考核指标,充分激发客体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确保员工由被动执行转向主动创造,为销售环节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人力条件。煤炭企业应对不同岗位的特点和员工的工作能力进行多个角度的评价,如果销售目标达成,相关人员需要通过构建物质奖励和标杆示范体系,引导员工的工作意识从任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同时对任务不达标的员工实行结构化约束。这种激励机制结合考核制度的体系,将有利于企业构建组织学习的反馈回路,实现销售成本和组织效能提升的有效循环[3]

(三)搭建良好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

为了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煤炭企业应精准搭建完善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进一步优化客户关系,提升煤炭销售的整体效能。在煤炭企业的运营阶段,相关人员应建立专职的客户征信机构,对客户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信用评估。此外,相关人员还可积极与不同部门展开协同合作,从多维度验证客户画像,从根本上避免因用户信息失真而导致评估和分类出现问题。相关人员应建立完善的顶层治理结构,由董事会对框架下设置的客户信用管理委员会进行监督,对整个流程的信用风险态势进行定期审计,依据标准化的规则制定风险控制方案,由财务、法务和风险控制三个部门搭建三维审查机制,对不同客户的信用敞口进行测试,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持,进而降低其战略误判率。从技术赋能的角度出发,煤炭企业还需要建立智能化、信息化平台,借助大数据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实现ERP系统的深度融合,取代传统的评价方式。煤炭企业通过实时数据构建征信架构,强化信息时效性和数据完整性的双重验证机制,一方面能够消除销售人员的主观风险,通过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动态监督客户信用,另一方面能够大大降低坏账风险,将客户关系管理从经验判断升至数据驱动范式,进一步确保销售收入的增长。

(四)创新销售渠道

煤炭企业要搭建多个维、深度协同的销售生态网络,从而满足当前市场的动态化需求。相关人员应通过渠道拓扑优化,提升煤炭销售的效能,重塑销售成本结构。鉴于消费者认知路径的碎片化特征,企业必须解决传统销售漏洞,根据不同渠道的获客成本与价值贡献率建立弹性分销矩阵。煤炭企业应以企业资源禀赋为基准实施渠道适配战略,在控制交易成本的同时完成销售管理从粗放向精准的范式转换。数字化转型构成该进程的核心引擎,通过部署集成化销售系统,构建品牌商、经销商与终端客户的数字孪生体,在云端完成需求信号的实时捕获与资源精准匹配。系统借助区块链式分布式架构,能够使多方主体在共享数据池中开展生产性交互。相关品牌单位可对渠道库存水位进行动态化监控,经销商可获得智能补货预测,终端客户可实现需求定制化响应,三方在降低信息摩擦成本的过程中形成价值共生体。特别是DMS系统,煤炭企业可通过契约数字化重构厂商关系,将机械式的供应链协作升维为神经网络的脉冲响应模式。经销商订单流、企业产能数据与客户信用档案在算法驱动下能够自主耦合,既通过减少牛鞭效应强化渠道黏性,更以需求驱动的敏捷响应机制取代经验式销售决策。全链路数字化渗透不仅压缩了传统渠道的履约成本,更在销售渠道的每个触点沉淀数据资产,最终通过渠道效能可视化、客户需求显性化、决策机制智能化三维变革,为煤炭销售渠道的搭建提供数据支撑。

(五)加强物料管理

煤炭企业实施精细化管理必须将物料治理升维至战略中枢地位,通过重构“物料代谢网络”实现销售成本的结构性优化。在生产环节中,煤炭企业存在部分材料价值流失现象,即大量辅助材料未能进入有效转化通道,冗余库存既降低了流动性资本又触发了隐性损耗机制。此类资源错配同步增加了生产与销售的复合成本压力。一般情况下,为仓储系统持续承载非常规滞压负荷,物料周转速率与生产脉冲的相位偏移,将导致供应链能效衰减,最终在销售成本中内化为显著的隐性材料负担,从市场波动频谱与生产共振参数的角度逆向解构,运用关键性识别矩阵对材料实施差异化流动管控。执行中枢需驱动采购体系开展深度市场感知,建立融合价格波动模态、质量演化轨迹、供应商业态的评估架构。基于市场态势映射的物料配置系统,不仅能够促使物料利用率突破传统阈值,还能通过剥离非价值库存实现销售成本流的发展。

(六)健全成本管理体系

煤炭销售精细化管理应以成本治理架构为战略支点,成本管理体系能够通过价值传导的三维拓扑重构企业竞争内核,在整个过程的传导链条中能够形成自组织演进机制。煤炭企业应构建时空双维的控制论模型,纵向覆盖过程追踪和绩效稽核的全周期闭环,横向约束各环节资源耗散并形成负反馈调节回路。成本管理体系实施需要双重制度锚定,面向市场维度建立弹性响应函数,使生产计划成为需求波动的微分映射,通过价格机制调整边际成本与市场均衡的相位关系;对政策维度则需解构法规变迁的隐性成本拓扑,持续优化质量成本参数以维持合规性稳态,确保销售效率始终贴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前沿。人力资本层面须为成本管理人员设计带约束曲面的考核网络,当成本波动处于可控区间时激活复合激励模态,在超阈值波动时启动责任追溯链,从而促使员工行为从机械执行向价值创造的范式跃迁,结构化制度安排实质完成了对粗放管理的超循环扬弃。通过将制度摩擦成本转化为治理动能、外部性约束内化为组织记忆,实现风险控制精度的提升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构筑起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韧性基体。煤炭企业需从制度、能力和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体系化治理,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情境下,更需要健全的管理体系打破传统能源企业依赖路径,转变传统粗放的管理模式,重新构建创新的、先进的负熵通路,保证企业从被动发展转向积极应对市场波动情况的反馈对象,进而主动塑造创新型的产业生态,推动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七)完善煤炭销售风险审核制度

在发展阶段,煤炭企业需要搭建复合型风险治理结构,从而解决多个维度的问题。煤炭企业运营的发展,需要构建动态性的风险审核,煤炭企业通过预警机制和契约治理体系相结合,从而贯穿整个销售过程的风险控制。在识别风险的过程中,相关人员一般采用专业化的风险扫描矩阵,通过认证风险评估师进行压力测试和脆弱性测试,合理应用风险热力图谱技术,第一时间对潜在风险进行分级预警;同时,还需要借助缓释策略,设计出基于制度性适配层面,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风险控制方案,经合规性验证后形成可行性共识。如果过程中发生内生性复杂风险,相关人员应开启风险治理共同机制,将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企业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技术储备和场景数据,通过内外技术和智慧相融合,从而实现风险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三、结语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给煤炭企业带来机遇和挑战。销售环节是煤炭企业的重要环节,如果出现人员、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比如管理人员意识淡薄、销售人员素质有待提升等,将极不利于煤炭企业构建完善的市场格局。煤炭企业应对销售渠道进行创新,合理应用信息技术对煤炭销售进行精细化管理,完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对不同客户关系进行优化,并融合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员工个人素质,推动煤炭企业销售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刘军.煤炭销售精细化管理路径与建议研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204):61-63.

[2]高元凯.煤炭销售精细化管理路径与建议分析[J].中国科技投资,202406):79-81.

[3]马晓翠,张复振.精细化管理的煤炭企业销售模式创新实践与思考[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408):88-90.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运销分公司 尚林瑛

大数据驱动石油企业采办物资管理升级

石油企业作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力量,其采办与物资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生产运营的效率和效益。采办环节涉及资金规模大、物资种类多,物资管理覆盖从采购到消耗的全流程,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会导致成本上升或生产中断。传统模式下,石油企业采办与物资管理多依赖人工经验和分散系统,存在数据不通、响应滞后等问题,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数据整合、分析预测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现,为石油企业突破管理瓶颈、实现提质增效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围绕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石油企业大数据采办与物资管理展开研究,分析传统模式的问题,探索可行策略,为石油企业优化管理、提升竞争力提供参考。

大数据赋能:重构采办与物资管理价值逻辑

石油企业开展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大数据采办与物资管理,对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石油企业物资种类繁多、采购量大,传统管理模式下易出现过度采购或采购不足的情况。通过大数据技术,石油企业可对历史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和生产需求数据进行深度分析,精准预测不同时期、不同环节的物资需求,从而合理安排采购量和采购时间。这既能避免因物资积压造成的资金占用,也能防止因物资短缺影响生产进度,让资源得到更高效地利用,从根本上降低运营成本。

其二,能够增强供应链韧性。石油行业受市场价格波动、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较大,供应链稳定性面临诸多挑战。大数据采办与物资管理可实时收集和分析市场动态、供应商信息、物流状况等数据,帮助石油企业及时掌握供应链各环节的变化。当出现原材料价格上涨、供应商供货延迟等突发情况时,石油企业能快速调整采购策略,寻找替代供应商或优化物流路线,减少外部因素对供应链的冲击,保障物资的稳定供应,提升石油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

其三,可助力石油企业实现科学决策。在采办与物资管理过程中,石油企业需要面对大量复杂信息,传统决策方式多依赖经验,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大数据技术能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整合和量化分析,为石油企业提供数据支持下的决策建议。例如,通过分析供应商的历史供货质量、价格、交货及时性等数据,石油企业可科学评估供应商的综合实力,选择更优质的合作伙伴;通过分析不同采购方案的成本和效益,石油企业能选出最优方案,提升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推动采办与物资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传统模式桎梏:采办与物资管理的核心痛点解析

当前部分石油企业在采办与物资管理中面临诸多传统困境,突出表现为数据孤岛显著、流程响应迟缓、数据分析深度不足和协同管理水平不高四大核心痛点。

一些石油企业数据孤岛现象显著,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部门管理壁垒导致数据割裂。一些石油企业组织架构复杂,采办、仓储、生产等部门各有独立数据系统,数据采集标准不一,采办合同、库存台账、物资消耗等数据分散存储,采办部门的供应商信息难以被仓储部门实时获取,增加入库检验的重复核对工作,增加管理成本。二是数据流转存在断裂。一些石油企业物资从采购到消耗的全流程中,数据传递依赖人工录入或纸质单据,易出现误差和滞后,生产车间的物资需求变化无法及时同步至采办部门,导致采购计划与实际需求脱节,无法形成完整数据链条,制约提质增效。

部分石油企业流程响应速度迟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审批环节繁琐。传统采办流程中,部分石油企业从基层单位提出需求到完成采购,需经过多级审批,每一级都依赖人工传递纸质单据或在不同系统重复录入信息,以钻井设备紧急采购为例,需求单需经过车间、分厂、总部采办部门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处理时间少则一两天、多则一周以上,影响物资供应及时性。二是对动态变化应对滞后。石油市场价格波动频繁,物资供应受地缘政治、物流等因素影响大,但石油企业采办部门获取市场信息渠道有限,多依赖定期报表或供应商反馈,难以及时掌握价格变动和库存情况,调整采购计划耗时较长,可能增加成本或导致生产停摆,影响效益提升。

一些石油企业数据分析深度不足,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数据利用停留在表面。石油企业积累大量采办数据,如采购数量、金额、供应商名称等,但分析多为简单统计汇总,仅能反映过去操作情况,无法揭示数据背后的规律,如不同季节物资需求差异、供应商报价与产品质量关联等,不能为采办决策提供有效支持。二是缺乏多维度数据整合分析。采办与物资管理涉及市场价格、生产计划、库存状态、供应商信誉等多方面数据,一些石油企业传统的分析方法将这些数据割裂,分析库存时不结合未来生产需求和市场供应,评估供应商时忽视交货准时率和售后服务,导致采办计划与实际需求脱节,无法平衡成本与效益,制约提质增效。

部分石油企业协同管理水平不高,主要有两方面表现。一是部门间目标不一致。采办部门追求采购成本最低,倾向批量采购;仓储部门关注库存空间和管理成本,希望减少积压;生产部门要求物资随用随到,保障生产。这种目标差异导致采办部门大批量采购的物资可能因生产计划调整而长期积压,占用资金并增加仓储成本,与提质增效整体目标相悖。二是信息传递低效。部分石油企业部门间沟通依赖线下会议、邮件或电话,信息传递存在滞后和失真,生产部门临时调整物资需求通过邮件告知采办部门时,若采办人员未及时查看或理解偏差,会导致采购物资不符合需求;仓储部门库存数据更新不及时,使采办部门无法掌握准确库存数据,造成重复采购或采购不足,影响整体运营效率。

破题路径:大数据驱动采办与物资管理提质增效策略

石油企业可通过四大关键策略构建大数据驱动的采办与物资管理体系,实现提质增效。

打破数据孤岛壁垒

石油企业要打破数据孤岛壁垒,需从数据整合和标准统一两方面入手,这两方面相互支撑,缺一不可。一是建立一体化数据平台。石油企业可整合采办、仓储、生产等部门的独立系统,将分散的采办合同、库存台账、物资消耗等数据集中存储。平台要支持实时数据更新,让仓储部门能随时调取采办部门的供应商信息,减少入库检验的重复核对工作;采办部门也能及时获取生产车间的物资需求变化,避免采购计划与实际需求脱节。这种全流程数据贯通,能让石油企业清晰掌握物资流转的每个环节,为优化管理提供完整数据支撑。二是统一数据采集标准。石油企业要制定覆盖数据格式、指标定义、录入规范的统一标准,确保各部门采集的数据可直接对接。比如对供应商信息,明确需包含资质、报价、交货记录等核心字段;对库存数据,统一计量单位和盘点周期,要求每日更新一次关键物资库存。标准统一后,数据无需多次转换就能直接使用,既减少人工处理的误差,又提高数据流转效率,从根本上消除“数据壁垒”。数据能顺畅流转,石油企业才能基于完整、准确的数据开展后续的分析和决策,真正为提质增效奠定数据基础。

提升流程响应效率

石油企业提升流程响应效率,需从简化审批和动态应对两方面发力,这两方面共同作用,能让采办流程更敏捷。石油企业需优化采办审批流程,可将传统的多级人工审批转为数字化流转,在大数据平台中设置智能审批规则,明确各岗位的审批时限。基层单位提出需求后,系统自动匹配权限,将数据推送至对应审批节点,减少人工传递的时间成本。对紧急采购,如遇钻井设备的突发需求,可预设快速通道,缩短审批环节至3个以内,让需求单在12天内完成流转,确保物资及时供应。审批流程简化后,石油企业就能将更多精力放在应对外部变化上。这类流程优化可缩短常规采购周期。在此基础上,石油企业还要建立动态响应机制,以快速应对市场和供应端的动态变化。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抓取市场价格、供应商库存、物流状态等信息,构建预警模型,设置价格波动5%、交货延迟2天等预警线。当原材料价格波动超过预设阈值,或供应商出现供货延迟风险时,系统自动提醒采办部门。采办部门可依据这些数据快速调整策略,比如转向价格更低的供应商,或更换更稳定的物流路线,避免因信息滞后导致成本增加或生产停摆。审批高效加上应对及时,能让流程响应速度真正跟上市场变化节奏,为提质增效提供流程保障。

深化数据分析应用

石油企业深化数据分析应用,可从挖掘数据规律和整合多维度数据两方面推进,让数据发挥更大价值。一是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石油企业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近3年的历史采办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比如通过算法找出不同季节的物资需求波动规律,计算出各季度的需求系数;或分析供应商报价与产品质量的关联关系,确定合理的价格区间。基于这些规律,石油企业能提前调整采购计划,在需求旺季前储备适量物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供应商,让每一笔采购都精准匹配实际需求,提升物资库存周转率。二是整合多维度数据进行分析。石油企业要将市场价格、生产计划、库存状态、供应商信誉等数据纳入统一分析模型,设置成本、效率、质量等评估维度。分析库存时,结合未来3个月的生产需求和市场供应趋势,确定合理的库存阈值;评估供应商时,综合考量其交货准时率、售后服务质量等指标,而非仅看报价。这种多维度分析能让采办计划更贴合实际,既避免过量采购造成的资金占用,又防止采购不足影响生产。通过规律挖掘和多维度整合,石油企业能让数据真正成为决策的依据,实现成本与效益的最优平衡,推动提质增效落地。

强化协同管理能力

石油企业强化协同管理能力,需从统一部门目标和高效传递信息两方面着手,这两方面相互促进,能提升整体协作水平。石油企业需协调部门目标与整体目标,通过大数据平台让各部门清晰了解提质增效的整体目标,在制定部门计划时相互衔接,要求每月召开一次跨部门协调会。采办部门在批量采购前,需参考仓储部门的库存空间和生产部门的需求计划,避免物资积压;仓储部门要根据生产进度调整库存布局,方便物资快速调配,将物资出库时间压缩至2小时内;生产部门则要提前反馈需求变化,为采办部门留足调整时间。各部门行动围绕共同目标展开,才能形成合力,避免各自为战。目标统一后,石油企业还需建立高效的信息传递渠道,确保信息高效传递,避免协同流于形式。可在大数据平台中设置共享模块,实时展示采办进度、库存余量、生产需求等信息,要求关键数据变更后10分钟内同步。生产部门调整需求后,数据实时同步至采办和仓储部门;仓储部门更新库存数据,采办部门能立即查看。这种即时传递方式减少线下沟通的滞后和失真,比如采办部门可依据最新库存数据避免重复采购,生产部门也能根据采办进度安排生产。目标一致加上信息畅通,能让各环节协同更顺畅,显著提升整体运营效率,提高跨部门协作效率,为提质增效提供协同保障。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曹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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