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常态化实施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机制，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科技金融作为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之首，近年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同时，在支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之下，科技金融发展还存在许多痛点与难点，亟待通过精准施策、加快改革予以破除。
从货币金融政策角度看，当前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至1.2万亿元，并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领域。另外，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合计提供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
从银行信贷角度看，根据统计，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达27.5万家，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3.63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增速高于各项贷款13.6个百分点；获得贷款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26.54万家，本外币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18.61万亿元，同比增长7.5%，增速高于各项贷款1.3个百分点。同时，2025年12月31日施行《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管理办法》后，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已在2026年初陆续落地“首单”业务。
从资本市场角度看，一是2025年科创债市场迎来跨越式发展，资金投向进一步聚焦硬科技前沿领域。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债市“科技板”新政口径下共发行科创债1683只，涉及发行人792家，总规模达1.87万亿元。二是股票市场服务科创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据Wind统计，2025年共有116家企业成功登陆A股市场，首发募集资金合计达1317.71亿元，其中约九成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另外，截至2025年底科创板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上市600家，总市值超10万亿元，IPO和再融资募集资金合计超1.1万亿元。三是创业投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一是近年来科技保险发展迅速。据统计，2024年全国科技保险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保障超过9万亿元，险资投资科技企业超过6000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科技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0%，大幅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二是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增信分险作用进一步凸显。2024年起实施的“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通过提高风险分担和补偿力度，支持4万户中小科创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超过1700亿元，广泛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其次，是金融产品动态匹配难题。科创活动的复杂性通常带来不同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需求的多元化与差异化，与之相应的金融产品设计却往往基于标准化原则，并且在分业监管的格局下难以实现各类产品的交叉融合，在不同约束条件下也难以简单拉长产品久期。同时从存量角度看，当前我国间接融资仍占据主导地位，占比超65%，而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特性天然适配股权融资，这也产生了内在的金融资源错配矛盾。同时，面向支持科创的耐心资本总体看还相对不足，耐心资本供给主体比较单一。尤其是受到金融生态和投资环境的影响，各类资本可能更倾向于短期回报项目，使得科创早期的高风险阶段始终面临资本供给严重不足问题。
最后，则是金融服务激励约束难题。科技金融创新面临的核心困境之一，是各类金融机构在支持科技创新过程中，激励不足与约束过强并存，导致金融服务“不敢、不愿、不会”。一方面，由于通常缺乏与风险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定价机制，使得潜在风险主要由单一金融机构承担，缺乏高效的多方共担机制。另一方面，现有各类考核方式也难以保障设计和应用较高风险的科技金融创新产品。例如就银行看，科技企业高风险、高回报特性与银行固定收益模式存在根本矛盾；银行内部的绩效考核、责任追究、不良容忍度等机制存在短期化特征。就投资基金看，如何合理定价退出、退出渠道是否合规合法、国有资产投资是否达到保值增值规定等问题，制约了国有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和风险承受力。
首先，着力解决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科技金融风险分析与识别能力。一是打通数据孤岛，融合企业的科研项目、专利成果、税收和信用记录等数据，构筑完善、多元的科技金融数据服务生态，加快建设高效、标准、统一的科技企业信用信息库，更好地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相关业务。二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技术，推动行业机构共同攻关，不断优化科技金融风险与信用评估模式与方法，更好地动态跟踪研判科技企业信用特点与科创活动成功概率，实现从“看过去”到“看未来”，从“看资产”到“看技术”的评估范式转变。三是推动培养科技金融复合型专业人才，尤其应重视细分科技领域和不同金融领域的垂直交叉型人才。
其次，全力推动科技金融从“抵押逻辑”向“技术信用逻辑”转变。在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目标之下，逐渐强化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理念，促使金融真正成为激活科技创新的“新引擎”。例如，在初创期重点围绕企业无抵押物、无现金流问题，推动政府引导基金“投早投小”、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研发费用补贴等的结合；在成长期针对企业资金需求爆发、技术转化压力大，推动“投贷联动”机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创新积分制”授信的结合；在成熟期则围绕企业扩张并购、国际化需求，充分利用科创板与北交所上市融资、并购贷款和科技创新债券；在转型期面对企业技术迭代风险，提供科技保险托底、再融资支持和产业链综合金融工具。此外，要全面发挥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的变革力量，打造更加智能、高效、动态协同的科技金融资源供给体系，更好地匹配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
最后，加快构建“激励相容”的科技金融体制机制。一是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如优化政府性风险支持模式，创新风险共担和补偿机制，打造政府、银行、股权、保险、担保等多方分担体系，降低个别机构在支持科技型企业时面临的多重风险。二是重构考核评价体系，如针对银行注重单笔贷款考核、短期业绩导向问题，探索建立科技贷款组合考核机制，实施差异化不良容忍度，对科技金融创新业务给予适度监管宽容，并且落实尽职免责负面清单。针对国有投资基金的考核与保值刚性约束，探索推动长周期业绩评价模式创新，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容错机制。针对保险机构的产品开发动力不足、风险定价难等问题，持续优化偿付能力监管要求，建立科技保险专项考核激励等。三是优化政策环境，充分发挥政府在打通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最后一公里”方面的积极作用，努力搭建政策平台、服务平台，促使科技金融的供给与需求更有效对接、不断提升适配性。
“十五五”时期中小银行错位发展的战略选择与实施路径
推动中小银行错位发展，首要任务是引导其回归本源、明确定位。中小银行的本源使命是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在“十五五”时期，中小银行必须摒弃盲目扩张和跨界经营的冲动，聚焦本地市场，深耕细分领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最具比较优势的业务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这一重要部署不仅为破解当前金融业同质化竞争和“内卷”问题指明了方向，更为中小银行在新时代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银行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支持中小微企业、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使命。在“十五五”时期，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准定位、实现错位发展，已成为中小银行亟待破解的战略课题。
一、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一）同质化竞争挤压盈利空间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出现了较为突出的同质化竞争现象。大型商业银行凭借资金成本优势大举下沉，将业务延伸至县域及乡镇市场；而部分中小银行却偏离服务本地初衷，热衷于拓展大客户和跨区域经营。这种“大行做小微、小行做大户”的错位现象，导致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同一赛道激烈竞争。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2%，虽环比企稳，但同比仍下降11.5个基点。城商行净息差跌至1.57%，处于较低水平。在利差收窄的同时，运营成本和风险管理压力不断上升，中小银行的盈利空间被严重挤压。2025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净利润1.2万亿元，较2024年同期下降1.19%，反映出行业盈利能力持续承压。
（二）传统优势受到侵蚀
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中小银行长期依托的“人缘、地缘”优势正在被快速削弱。大型商业银行利用强大的科技实力和数据能力，通过线上渠道实现了对基层市场的精准渗透；互联网金融机构则凭借便捷的用户体验和灵活的产品设计，在年轻客群中建立了广泛影响力。
与此同时，中小银行零售业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消费信贷需求增长放缓、客户资源分流、资产质量承压等多重压力叠加，导致零售业务利润空间大幅收缩。数据表明，部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零售金融营收占比已从2020年的57.7%下降至2025年上半年的43.6%，反映出其零售转型战略遭遇重大挫折。
（三）资本约束与风险压力并存
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为15.58%，较上年末下降0.16个百分点。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保持在17.99%和13.4%较为稳健的水平，相比之下，部分中小银行因盈利能力有限、资本补充渠道狭窄，面临较大的资本约束压力。
资产质量方面，202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升至3.5万亿元，不良率为1.52%，呈现上升态势。分机构类型看，城商行不良率为1.79%，农商行不良率为2.86%，明显高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21%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1.22%。受经济结构转型深化、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等外部环境影响，部分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面临更大挑战。
二、中小银行错位发展的战略逻辑与核心要义
（一）回归本源：明确市场定位
推动中小银行错位发展，首要任务是引导其回归本源、明确定位。中小银行的本源使命是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在“十五五”时期，中小银行必须摒弃盲目扩张和跨界经营的冲动，聚焦本地市场，深耕细分领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最具比较优势的业务方向。
城商行应当立足城市经济发展需要，重点服务本地中小企业和居民；农商行则应坚守“三农”和小微企业服务定位，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村镇银行应专注于服务县域和乡镇基层市场。通过明确不同类型中小银行的市场定位和业务边界，可以有效避免资源浪费和无序竞争。
（二）差异竞争：构建特色服务体系
错位发展的核心在于差异化竞争，而差异化的关键在于找准自身的比较优势，构建独特的服务体系。中小银行应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思想，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决策机制和服务流程。利用扎根本地的优势，深入了解区域产业结构、企业经营状况和居民金融需求，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解决方案。
在产品设计上，应当结合本地产业特点，开发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在业务模式上，应当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模式，既要加强数字化建设，提升线上服务能力，又要发挥网点贴近客户的优势，提供有温度的线下服务。
（三）能力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中小银行错位发展，需要以系统性的能力建设作为支撑。数字化能力建设是重中之重，中小银行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提升客户识别、产品创新、风险管理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同样不可忽视，要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升风险预警的前瞻性和风险处置的有效性。人才队伍建设是长期战略，要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完善激励机制。
（四）治理优化：构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是中小银行稳健发展的基石。要优化股权结构，引导实力强劲、理念先进的战略投资者入股；要健全“两会一层”治理架构，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要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避免短期行为和过度冒险；要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完善公司治理，为中小银行的错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中小银行错位发展的实施路径
（一）深耕“五篇大文章”，打造特色业务品牌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这为中小银行指明了业务发展方向。但中小银行不应“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结合自身实际，有选择性地深耕重点领域，形成差异化的业务布局。
普惠金融是中小银行的优势所在。相对于大型商业银行，中小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应当将普惠金融作为核心业务方向。一方面，要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针对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融资特点，开发纯信用、快审批、低成本的贷款产品。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构建线上化、智能化的普惠金融服务平台，降低服务成本，扩大服务覆盖面。
科技金融是重要的发展方向。虽然中小银行在服务大型科技企业方面能力有限，但可以聚焦于本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探索“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服务模式。在具体举措上，应组建专业的科技金融服务团队，提升对科技企业的识别和评价能力。对于具备条件的中小银行，可考虑设立科技支行或特色网点，为科创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绿色金融前景广阔。在“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领域有着重大的发展潜力。中小银行应当结合本地产业禀赋，支持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和绿色产业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可以重点支持生态农业、清洁能源、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探索“绿色+普惠”的特色发展模式。
养老金融是新兴蓝海。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金融需求快速增长。中小银行应积极布局养老金融，不仅要开发养老储蓄、养老理财等个人养老金融产品，还要关注养老产业金融服务，支持养老机构、养老地产、医养结合等项目发展。
数字金融是转型抓手。数字金融既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也是提升其他四篇大文章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中小银行要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一把手工程”，从战略层面系统推进。要建设数字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产品创新体系、风险管理体系和运营管理体系，全面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
（二）立足区域经济，构建产业金融生态
中小银行的最大优势在于扎根本地，对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有着深刻理解。“十五五”时期，中小银行应当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深度融入区域产业生态，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金融服务体系。
首先，要深入研究本地产业结构和发展趋势，明确重点支持的产业方向。对于传统优势产业，要支持其转型升级。对于新兴产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对于特色产业，打造专业化的服务方案。例如，地处制造业集聚区的城商行可重点布局先进制造业，打造专属产品体系；地处农业大县的农商行，则可打造特色农业金融品牌。
其次，要创新产业金融服务模式。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以核心企业为抓手，为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探索产业链金融，针对区域产业集群的特点，提供批量化、标准化的金融产品；推进园区金融，在产业园区、开发区设立特色支行，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
再次，要构建产业金融服务生态。加强与地方政府、产业协会、龙头企业、金融科技公司等各方合作，整合资源，形成服务合力。参与政府引导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项目，借助外部增信机制降低服务成本和风险。与产业互联网平台、电商平台等合作，拓展场景金融，提升客户触达能力。
（三）推进协同发展，形成良性竞合格局
错位发展不是孤立发展，而是要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形成良性的竞合格局。“十五五”时期，应当推动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银行机构开展多层次的协同合作。
在大中小银行之间，应建立“梯度分明、功能互补”的合作关系。大型商业银行应发挥资金、技术、品牌等优势，通过转贷款、科技输出、人才培训等方式，支持中小银行能力建设。中小银行则可以发挥客户资源和本地服务优势，与大型商业银行在客户推荐、联合营销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在中小银行之间，要加强横向合作与资源共享。可以通过银行联盟、合作平台等方式，在系统建设、产品研发、风险管理等方面开展协同，降低单家银行的成本和风险。特别是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小银行可探索联合投入、共建共享的模式，解决单家银行投入不足、能力有限的问题。
在银行与非银机构之间，要构建开放合作的金融生态。与保险、证券、基金等机构合作，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开放合作，拓展服务边界，提升服务效能。
（四）深化改革化险，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风险化解是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十五五”时期，要继续坚持“兼并重组、减量提质”的改革思路，稳妥有序推进中小银行风险化解工作。2025年，中小银行整合浪潮持续推进，全年有159家农村商业银行、303家村镇银行、2家省级农信联社、4家城商行完成了机构整合。
对于高风险机构，要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对于问题严重、难以独立生存的机构，要推动兼并重组，通过吸收合并、新设合并等方式，优化机构布局，提升整体实力。对于问题相对较轻、有救助价值的机构，要加大资本补充、不良资产处置、公司治理改善等力度，帮助其恢复正常经营。对于已经资不抵债、无法持续经营的机构，要依法有序退出市场，切实保护存款人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
在改革化险过程中，要注重标本兼治。既要解决当前的风险问题，更要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中小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继续推进省联社改革，理顺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完善村镇银行监管机制，压实主发起行责任；同时，加快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风险处置机制，提高处置效率。
与此同时，要持续加大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力度，拓宽不良贷款处置渠道。2025年，银行业资本补充需求居高不下，“二永债”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拓宽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上市融资、发行资本补充工具。鼓励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注资等方式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推动银行通过利润留存、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内源性方式积累资本。充足的资本是中小银行抵御风险、支持实体经济的基础。
拓宽中小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渠道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盘活存量资产的关键之举。近期监管部门通过扩大不良贷款转让试点范围、鼓励开展资产证券化等手段，为中小银行“松绑减负”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不仅有助于中小银行加快风险出清，优化资产质量，更能腾挪出信贷空间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未来，应进一步拓展试点范围，允许更多的中小银行参与转让，同时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扩大受让主体，并优化相关税收配套，切实提升处置效率，助力中小银行轻装上阵，实现稳健发展。
四、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
（一）完善监管政策，引导错位发展
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明确各类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和业务边界，建立差异化的监管指标体系。对城商行、农商行强化属地经营要求，可设定跨区域业务比例上限，引导其聚焦本地市场。对大型银行则要强化系统重要性监管，引导其更多承担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等政策性任务。
完善监管评价机制，弱化规模导向，强化质量效益考核。在市场准入、业务资质、监管评级等方面给予专注主业、服务本地的中小银行更多政策支持。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定期对金融机构的主业集中度、公司治理效能、差异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监管政策挂钩。
加强监管协调，防止监管套利和无序竞争。对于跨区域经营、跨市场业务、金融创新等要加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确保监管全覆盖、无盲区。同时，优化监管方式，避免“一刀切”，给予中小银行更多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
（二）加大政策支持，优化发展环境
财政政策方面，要加大对“三农”和普惠业务的支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风险补偿、融资担保等方式，降低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成本和风险。
货币政策方面，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中小银行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继续完善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中小银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优化存款准备金率、宏观审慎评估等政策参数，对服务本地、专注主业的中小银行给予政策倾斜。
产业政策方面，要加强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区域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金融支持的重点和方向，为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指引。支持中小银行参与政府主导的重大项目、产业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建立政银企合作机制，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三）推动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水平
要加大对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支持金融科技企业与中小银行合作，为中小银行提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服务。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向中小银行开放技术平台和系统接口，推动技术资源共享。支持中小银行联合建设共享平台，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
要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为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数据支撑。推动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单位向中小银行开放企业经营、纳税、社保、水电气等信息，帮助中小银行完善客户画像、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建立区域性的信用信息平台，推动银行间信息共享，防范多头借贷、过度授信等风险。
要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支持高校、专业智库开展针对中小银行的数字化人才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数字化素养。鼓励中小银行引进数字化人才，优化人才结构。支持银行业协会、中小银行联盟等行业组织开展数字化转型经验交流和最佳实践推广，促进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提升。
（四）强化行业自律，营造良性生态
银行业协会、中小银行联盟等行业组织可充分发挥自律、协调、服务功能，推动行业规范发展。制定行业自律公约，规范竞争行为，防止恶性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建立行业信息共享机制，定期发布行业发展报告、最佳实践案例等，为会员机构提供参考。组织开展业务培训、经验交流、专题研讨等活动，促进行业能力提升。
要建立行业信用约束机制，对违反自律规则、扰乱市场秩序的机构进行约束和惩戒。协助监管部门做好政策宣传和市场沟通，推动监管政策有效落地。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向监管部门反映行业诉求，争取政策支持。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 曾刚
摘要：构建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的关键举措。历经数十年的跨越式发展，我国债券市场成果丰硕，但对照多层次的建设目标，在结构均衡性、资源配置有效性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在风险定价和价值发现方面的核心效能仍有待提升。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新起点，债券市场可从完善分层分类监管、畅通投融资良性循环等方面着手，夯实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评级机构也需加强角色转型，以专业服务赋能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建设，助力金融强国战略实施。
关键词：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产品创新，结构优化
多层次债券市场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中央层面高度重视债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通过顶层设计为债券市场持续注入改革动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债券市场进入体系化建设新阶段。
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的内涵与建设方向
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的建设核心在于构建匹配国家战略导向、实体经济多元融资需求与投资者多样化风险偏好的市场生态，通过市场分层、产品分层的系统性设计，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债券融资支持体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建设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未来发展方向将聚焦结构优化与功能深化，从战略导向、服务主体、产品创新和投资者结构等维度协同推进。
（一）战略导向持续强化，服务重点领域融资需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的实施，需要大量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债券市场的发展将更加注重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创新政策的协同，以科创债、乡村振兴债、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债券等为代表的创新产品有望扩容，成为定向支持重点领域的关键抓手。同时，债券市场也将进一步拓展对消费升级、文化发展、体育产业等民生领域的融资服务，支持扩大内需战略，更有效推动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精准对接，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引擎作用。
（二）服务主体有序拓展，扩大融资服务覆盖面
发行主体是债券市场的核心参与者，尽管目前市场存量发行人超过7000家，但主体性质仍以评级为中高等级的国企、央企为主，融资结构分布不均衡。围绕多层次债券市场的发展目标，债券融资服务需从传统高信用等级主体出发，稳步有序地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等创新成长型主体拓展，扩大直接融资的覆盖面，助力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在推进过程中，应充分发挥银行间与交易所市场的功能互补、各有侧重的优势，通过加强两个市场的互联互通，引导不同类型主体根据自身特征选择合适的融资平台，提升债券市场融资效率和服务质效。
（三）产品创新持续深化，健全多层次产品体系
丰富的产品体系是提升债券市场融资服务效能的重要抓手，通过产品创新可更好地匹配发行人的特征，提升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多元化融资需求的适配性和可得性。后续债券市场需增强对不同特征发行主体，特别是成长型、创新型企业融资需求的适配性，探索高收益债券、中小微企业集合债券等更能包容信用风险的融资工具，并依托结构化产品盘活存量资产，逐步形成覆盖不同期限、风险与收益特征的产品库，以满足各类主体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在深化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债券市场的关键基础设施，也需持续优化评级方法和技术，强化风险揭示与预警功能，推动创新产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健发展。
（四）投资者结构趋于多元，投资生态持续优化
健康多元的投资者结构是债券市场功能深化和稳定运行的基础。在此方向下，债券市场需构建包含传统配置型资金、长期耐心资本及专业高风险投资者在内的多层次体系，以形成风险偏好多元、投资策略互补的投资者群体。形成与各类发行主体及产品相匹配、风险承受能力分层的投资者结构，可为投资端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和合理的价格发现，拓展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
当前债券市场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历经数十年探索，我国债券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融资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越来越重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但也需注意，债券市场在扩容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制约了其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的充分发挥，也给信用评级等中介服务带来了挑战。
（一）债券市场融资结构失衡，风险谱系不完整
从债券发行情况来看，不同类型、行业企业内部存在结构失衡现象。分等级来看，债券市场发行人信用级别普遍在AA级以上，信用级别分布集中于高等级，低级别主体较少，信用序列未能形成有效梯度。
从企业性质来看，国企在债券融资中占据着主体地位，2025年新发公司类信用债1中九成以上的资金流向国企，民企融资占比仅为2%，且主要为高等级头部民企（见图1）。这可能与信用债市场存在发行门槛、民企外部支持相对较弱、市场风险偏好较低等有关，也反映出制度设计层面对民企融资的包容性不足。民企在债券市场融资难度客观上高于国企，且相同资质民企信用风险溢价相对国企偏高，年内AAA级民企债券平均发行利率较同级别国企高37个基点（BP），表明市场对相同信用等级、不同所有制企业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存在差异。这种定价的结构性扭曲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于资源配置功能。
从行业来看，综合、电力生产与供应、建筑、交通运输、化工等传统行业融资较为活跃，而电子、信息技术、医药、汽车等高技术新兴产业融资占比仅1%，融资规模相对较小，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资金需求尚不匹配。在结构失衡的市场环境下，处于发展初期的新兴产业主体难以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这在客观上导致评级机构的服务对象范围较窄，评级业务空间亦受限。
（二）投资者结构较为单一，风险偏好趋同
债券市场风险偏好高度集中于高信用等级债券，信用下沉相对受限，对于中低信用等级债券普遍存在规避心态，导致有关债券缺少与之匹配的投资者群体，信用债投资者结构呈现出扁平化特征。根据公开数据统计，信用债投资者主要为非法人产品和商业银行，二者持有信用债规模占比在85%以上，其他持有人还包括证券公司、政策性银行、保险机构、境外机构和信用社等，整体呈明显的风险规避特征（见图2）。目前市场尚未形成按照风险识别、承担、处置能力合理分层的投资者结构，不利于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主体融资需要，投资者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同质化的风险偏好也使得低级别债券交易数据、估值方法等积累有限，这也可能影响债券风险定价的有效性，造成债券价格与真实价格存在偏离。市场风险定价曲线不够完善，整体来看对弱资质债券融资定价的有效性有待提升。
（三）创新产品与工具供给不足，风险缓释机制不健全
现阶段债券市场的债务融资工具存在一定同质化的特征。债券产品主要锚定传统行业，契合中小企业和成长型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等特点的结构化融资产品、股债结合产品等类型工具创新不足。债券产品与企业融资需求不匹配也制约有关企业进入债市融资。尽管目前科创债、绿色债券等产品已实现快速发展，但整体创新覆盖面与落地效能仍有提升空间。同时，风险对冲工具的使用存在不足。从目前情况来看，2025年新发行的主要品种信用债2中约9%的债券附有担保增信条款，发行人级别多为AA+与AA级（见图3），分担工具的应用比例不高，风险分担效应有限或制约投资端积极性，限制了投资者向信用风险下沉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削弱了债券市场支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功能发挥。
（四）市场基础设施尚待继续优化，与多层次市场适配性仍有提升空间
我国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均已探索对发行人实行分类管理、实施差异化的管理规则。不过由于市场发行人资质较为集中，目前对发行人的分类管理仍不够精细，且有关规则更多聚焦于发行材料要求、信息披露要求等，存在准入管理方面整体仍比较严格、企业违约处置规则趋同等问题，分类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仍有提升空间。整体而言，现阶段发行、信息披露、违约处置等环节的配套制度更多地将债券市场置于统一的框架之下加以管理，尚未充分考虑多层次发行主体的差异化需求，现有规则与实践对发行主体，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适配性有待加强。同时支撑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的信用评级、法律规范、会计制度、税收政策等配套制度体系也有待协同完善，以增强制度环境对市场化、多元化发展的支撑能力，推动债券市场向更广维度、更深层次可持续发展。
新形势下信用评级服务的转型要求
当前债券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制约了市场功能的发挥，也对信用评级服务的传统定位和服务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解决融资结构失衡、风险定价机制不完善、市场基础设施有待优化等问题，评级行业需重新审视自身在债券市场生态中的定位与价值，推动评估视角、服务模式和市场角色的全面升级，以适应新形势下的转型要求。
（一）信用评估视角的转变
多层次债券市场的发展，要求信用评级的评估视角从单纯的风险识别逐步转向风险评估与价值发现并重，为疏通融资渠道、完善定价体系奠定基础。当前债券市场结构性失衡的突出表现，在于大量具备成长潜力的科技创新型中小民营企业，其核心技术与商业模式往往蕴含发展潜力和长期价值，但在发展规模与短期财务指标上缺乏优势，总体债券融资比重较低，融资渠道相对受限，其风险特质难以在传统信用评估框架中被有效识别。为契合多层次债券市场服务更广泛主体的发展方向，信用评级需超越以历史财务数据为主的传统框架，将评估重心从单纯的风险识别向兼顾价值发现转变。为此，评级机构需强化对发行人技术创新性、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及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分析，建立更能考量其成长特征的信用评级体系。通过为这些具备非传统优势的主体提供更为公允、更为精细化的信用评估，评级机构可助力市场更准确地识别其真实信用资质与投资价值，从而有效支持融资渠道的畅通，为建立完整的风险定价曲线奠定基础。
（二）信用评级服务的拓展
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的持续深化需依托于投资端的多元化拓展，目前投资者正从传统的银行、保险等追求稳健收益的机构逐步向各类资管产品、私募及对冲基金等多元主体延伸。不同主体的风险偏好、投资策略及风控要求差异显著。这一结构性变化将推动市场对信用分析的需求发生转变，从基础的风险识别，转向相对价值比较、组合策略构建及精细化定价。在此趋势下，评级行业需超越传统结论性信用风险揭示的局限，构建适配差异化决策场景的服务体系，推动其业务类型向风险预警、行业比较、指数化跟踪、债券估值等方面进一步拓展。通过评级行业提供可量化、可验证的多维决策服务，持续拓宽评级服务的边界，可提升信用信息在整个市场中的转化效率与应用价值。
（三）信用评级定位的转型
在债券市场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要求下，评级机构需从信用中介向市场生态共建者转型。随着债券市场规模扩大、产品创新加速及信用事件常态化，传统信用评级在应对信息不对称、提升定价效率方面已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要系统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满足多层次市场的定价与风控需求，仍需多方协作，进一步推进信用信息服务、动态风险监测等基础性制度的完善与升级。在此背景下，评级机构深度参与市场制度共建具备现实必要性，应将自身的专业分析能力、数据积累优势及信用研判视角，转化为服务市场稳健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保障，协同监管部门、投资者、发行人等多方主体，降低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沟通成本与信任成本，强化风险抵御能力，为债券市场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提供支持。
健全多层次债券市场与提升评级服务质效的协同路径
针对上述结构性矛盾与评级服务转型要求，需从债券市场制度体系、投融资循环、评级服务与市场生态四方面协同发力，探索健全多层次债券市场与提升评级服务质效的路径。
（一）推动建立“分层分类”的债券市场制度体系
为促进债券市场向多层有序、功能互补的市场结构转变，应着力构建分层分类的债券市场制度体系，针对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和风险特征的企业，探索差异化的准入标准、融资工具以及相关的配套机制。
一是在现有债券市场范围内细化规则，实施分层准入标准和分类监管规则。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优化准入标准。例如，对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的要求予以适当放宽，特别是对于一些处于成长期、潜力较大但短期盈利能力偏弱的民营企业与科技创新主体提供更加包容的直接融资渠道。在此过程中，可充分发挥信用评级在差异化规则中的参考作用，对信用等级较高的发行主体或成熟产品，可适度简化发行流程并实施更具灵活性的信息披露要求；对信用资质相对较弱或结构较为复杂的融资工具，则需强化对持续风险跟踪、风险预警的全过程监督，并确保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有效衔接。
二是积极拓展市场层次，探索设立中国特色高收益债券市场。建议明确高收益债板块服务于专精特新等成长型企业的定位，依托高收益债、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品种，与传统债券市场的规则体系进行区分，建立与其风险特征相匹配的发行、信披、交易及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等配套支持，为有潜力但信用资质偏弱的企业提供融资场所，拓宽民营、科创类企业的融资路径，提升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量和效果。
（二）畅通债券投融资循环以释放市场活力
构建运行有序的多层次市场体系，需要从发行、交易、增信等维度多措并举，促进资金等要素自由流通，提高市场的活力。
1.加大债券市场对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融资倾斜力度
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充分利用科创债、绿色债券等创新产品，加强股债结合类产品、浮息债券等创新产品推广，依托资产支持证券、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产品支持存量资产盘活。在此过程中，支持债券融资意愿较强的几类企业加大融资力度。例如，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与高信用等级企业、可转债活跃的成长型企业等，提高债券融资的适配性。
2.引入多元投资资金，培育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
继续鼓励商业银行、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加强重点领域债券投资，推行中长期投资业绩考核，并引入更多具有风险识别能力的专业机构投资者，通过税收优惠、风险权重调整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强相关领域的债券投资；同时积极发展指数化产品，加快信用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扩容，提升信用债的投资热度和市场流动性。
3.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活跃衍生品市场，完善定价基础
一方面，可针对重点领域设立国家、省级融资担保基金，由其发挥再担保职能，鼓励政策性担保机构、地方担保机构、互助性担保机构联合运作，推广央地合作增信模式。在担保费率的定价上，可引入信用评级作为定价参考，根据企业信用等级、所属行业、债券期限等因素设置差异化、弹性化的费率，推动担保费率合理化；另一方面，支持企业充分利用信用违约互换（CDS）、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等信用保护工具进行债券融资，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风险缓释工具，提升风险定价效率与风险管理能力，进而实现投资意愿与融资渠道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推动构建适配多层次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服务体系
债券市场的多层次发展对评级服务的适配性提出更高要求，评级行业需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评级质量和服务水平。
1.聚焦国家战略导向，推动评级理念、技术与方法的革新，构建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
立足于债券市场融资需求，评级行业需围绕科创、绿色领域及民营、中小微企业构建更能刻画企业成长性与风险特征的评级方法体系，加强对相关领域评级方法、创新融资工具及信用风险等方面的研究，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为债券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深化科技在信用评级服务中的应用
进一步结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深化信用风险预警与评级体系研发，有效地提升评级预警能力，及时为投资者等市场各参与方管理信用风险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还可鼓励和支持评级机构探索量化技术的产品化输出。例如，开发动态信用风险指数、开展第三方估值服务等，拓展专业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3.积极参与债券市场基础制度标准的共建
基于信用信息的积累与风险评估的实践经验，评级行业可重点从三方面着手参与制度标准的共建。在信用信息共享方面，协同建立跨机构、跨市场的标准化核心数据交互机制，提升信息流转效率与质量；在风险监测方面，联合有关部门或机构建立覆盖重点行业与区域的常态化信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增强对市场风险的动态跟踪与应对能力。在信息披露方面，可协同参与针对新兴债券品种、中小企业发行人等重点对象的信息披露细则修订，助力系统提升市场透明度与信息可比性，为债券市场稳健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四）培育信用为本、权责清晰的债券市场良好生态
伴随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的持续深化，信用风险亦会呈现多层次分化的特征，而有效区分和甄别这些风险则需依托于以信用为基础、权责清晰的债券市场生态。
一是大力倡导理性投资，持续加强投资者教育。客观而言，我国债券市场信用风险总体平稳可控。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统计，2025年我国公募公司类信用债市场违约率为0.27%，明显低于穆迪所公布的同期美国公司债市场1.30%的违约率。因此，应引导投资者全面、客观地看待债券市场风险，避免因个别风险事件被过度渲染而引发非理性波动；同时，推动媒体与专业机构提供更理性、深入的市场分析，营造注重长期价值、倡导理性投资的良好市场环境。
二是必须将信用建设与契约精神落到实处，在风险管理的全链条中压实各方责任。在发行环节，通过严格发行准入、完善信息披露和落实适当性管理，从源头上确保发行人与投资者的适配性。在存续期间，强化中介机构内的持续督导、信用跟踪等职责，动态跟踪风险变化。风险处置方面，监管部门应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推动司法、行政、市场等多方力量予以联合惩戒，同时畅通市场化、法治化的违约处置路径，筑牢市场的信用根基，推动债券市场长期稳健发展。
注：
1.数据统计范围为2025年1—11月。
2.包括超短融、短融、中期票据、定向工具、企业债、公司债等。
参考文献
[1]步艳红.债市高质量发展：优化结构增功能，二级市场促活跃[J].金融市场研究，2025（8）.
[2]戴晓枫，周美玲.债券市场“科技板”促进信用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债券，2025（10）.DOI：10.3969/j.issn.2095-3585.2025.10.021.
[3]黄轶，叶奕，杨一成，等.商业银行助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新金融，2025（2）.
[4]刘爽，祁畅，李奕澎，等.建设国际一流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J].债券，2024（11）.DOI：10.3969/j.issn.2095-3585.2024.11.014.
[5]闫衍.中小企业资本市场融资问题及发展建议[J].金融理论探索，2023（3）.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 袁海霞；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谭畅；中诚信国际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卢菱歌
2025年12月22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印发了《银行业保险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给我国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也为未来五年我国银行业保险业推进数字金融领域下智能监管和合规体系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对我国银行业保险业与时俱进地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和完善相关的配套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迈向深水区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技术应用深度渗透。首先，大部分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把数字化转型提升到战略层面并加大投入力度，在组织结构、人员配置等方面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数字化转型新思维。其次，线上业务已是当前银行服务客户的主要场景，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的交易量持续增长，部分银行的线上业务占比已达95%以上。最后，通过开放银行模式，许多金融服务被广泛应用到电子商务、民生、教育等各类场景中，实现了金融就在生活中的全新体验。
从技术应用层面来讲，大数据、AI、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已经被运用于前期的信贷审批、后期的客户服务及风险防控等业务环节之中。银行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多维数据融入模型中，对小微企业进行立体画像和深度分析，形成较准确的风险评级报告，从而高效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另外，多家银行完成了核心系统的云迁移，通过云计算技术来支撑海量数据的实时处理及高效分析。部分头部银行还对量子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开展了研判布局，从而提升金融系统的安全系数和综合处理效率。
保险业数智化转型加速，生态协同成为新趋势。AI技术的快速更迭使得我国保险行业的研发投入不断加大。据艾瑞咨询测算，2025年中国保险业科技总投入或超670亿元，大数据、AI、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投入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2.5%。此外，AI技术已应用于保险行业的诸多核心业务中，如AI技术应用于核保环节，可对非结构化医疗信息等快速解析，并在短时间内准确完成保险责任认定工作。在理赔环节，通过AI智能报案、AI自动化审核及AI赔付系统与区块链技术结合的方式将理赔过程进行可溯管理，对于反欺诈智能系统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同时，保险业数字化转型正在从单点技术突破转变为跨界生态协同，多家头部险企陆续与医疗、科技、康养等领域的企业跨界携手，共同打造“保险+服务+生态”的全新模式，让保险服务由原来的“事后赔付”迈向“事前预防、事中管理”的全流程服务新时代。然而，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也面临数据互通壁垒、算法合规风险等挑战，对监管体系的适应性提出了新考验。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金融监管面临的核心挑战
第一，监管滞后于业务创新。具体来看，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主要基于线下检查、事后处罚，对新业务很难做到实时监控和精准化监管。例如，开放银行模式下，银行业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开展数据共享、业务合作愈加频繁，资金流及风险传导的路径更为复杂，传统监管手段存在无法及时穿透识别风险的局限性。另外，智能投顾业务模型的“黑箱性”使得监管方较难穿透识别产品底层风险和模型逻辑，难以及时识别算法偏见等问题。
第二，数据治理体系不完善。目前金融行业的数据治理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数据标准不一致问题，各家银行和保险公司因为数据格式和口径不同而导致数据无法互通互用，对跨机构或跨领域的数据流通形成约束，无法为监管部门提供完整和丰富的风险全景图；二是数据质量问题，部分金融机构存在信息不全或者信息出错、重复的问题，给监管部门的数据分析造成干扰；三是数据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压力大，导致部分金融机构对内部数据共享存在顾虑，使得监管部门得不到及时准确的监管数据。另外，随着当前跨境数据流动逐渐增多，也给数据监管方带来较大的压力与挑战。
第三，智能监管体系尚未成型。一是监管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部分地区的监管系统算力不足、技术架构老化，无法满足海量金融数据的实时计算和智能分析。二是监管技术工具的研发、运用还不深入，使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实现风险预警及精准识别的应用仍较少。同时，监管队伍缺少数字化人才，既懂金融监管又能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稀缺，限制了智能监管体系的建设与实施。
第四，跨部门监管协同仍存在梗阻。例如，互联网保险业务既涉及保险领域，又涉及互联网、支付等多个领域，目前很难对整个业务链条进行全覆盖式监管。此外，虚拟货币交易、跨境数字金融等业务对跨部门跨地区协同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监管协同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监管科技赋能智能合规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第一，依托智能技术重构监管模式，实现从事后到事前的转型。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搭建“实时监测、智能预警、精准处置”的新型监管模式，支撑数字化业务发展。针对风险监测，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的支持下，对金融机构的交易信息、客户信息、资金动向等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建立动态的风险评估模型，并能够实时监测可疑交易和异常行为并及时预警。
第二，构建标准化数据治理体系，筑牢监管数据基础。围绕数据要素开发，健全以监管科技为基础的金融数据治理体系。一是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统一金融机构数据采集、存储、共享、使用的标准，实现金融机构间、不同领域间的跨机构跨领域数据互联互认互通。建议监管部门通过牵头搭建金融数据共享平台，应用隐私计算如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技术，在保障数据隐私前提下完成监管数据的安全共享、联合分析，解决数据“可用不可见”问题。二是通过大数据技术打造数据质量控制体系，使金融机构报送的数据能够做到自动校验、自动清洗和自动修正，提高监管数据质量，从而给智能监管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第三，强化监管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智能监管支撑能力。加快构建“算力+算法+人才”三位一体的监管科技平台。一方面，通过夯实算力支撑底座，在算力上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基础，打造绿色高效的监管数据中心，增强大型金融机构对于大规模金融数据的处理及安全存储能力，满足日常实时监管、批量运算等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加大算法研发投入力度，大力培育适配于金融监管场景的各类智能算法模型，提高监管的准确度和预见性。同时，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培养具备多技能复合型的监管人才，强化监管人员对监管科技手段的认知及运用能力。
第四，搭建跨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消除监管盲区。健全完善以监管科技为纽带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推动监管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协作联动。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协同平台，把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数据纳入协同平台中，实现监管数据的实时共享、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执法行动的协同，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展对跨界金融业务的全流程监管，明确各自监管职责，防止出现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例如，针对互联网金融、跨境数字金融等跨界业务，基于协同平台，在不同部门间实现交易数据的同步分析，从而及时掌握多跨域的风险传导路径，形成联合风控监管措施。
腾讯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高伟俊；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杭州城西科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蒋张瑶
| 产业追踪 摘要：本文探讨低空经济政策与市场协同对物流产业升级的影响。在政策支持强化、市场主体多元化、应用场景持续拓展的背景下，低空经济在政策协同、基础设施、技术标准及市场认知方面有待优化。通过完善政策机制、加强基建、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升市场接受度等对策，可促进物流产业智能化、高效化升级。 关键词：低空经济，物流产业升级，政策协同，市场参与，对策 1、低空经济政策与市场协同在物流产业的现状 1.1 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自2021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低空经济纳入“推进综合交通统筹融合发展”范畴以来，国家对低空经济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其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其作为国民经济新增长引擎。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如海南省发布《海南省低空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明确产业发展目标与路径；四川省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低空经济，支持相关产业集群发展。这些政策涵盖产业规划、空域管理、技术创新、资金支持等多个方面，为低空经济在物流领域的应用筑牢了政策根基。 1.2 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多元 电商与物流巨头率先布局低空物流领域。京东物流凭借稳定可靠的飞控与指控系统研发能力，不断拓展无人机物流应用场景；顺丰无人机在偏远山区农产品配送中展现强大潜力，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美团等企业也积极探索无人机配送服务，满足城市即时配送需求。除头部企业外，众多中小创新企业也纷纷投身其中，聚焦低空物流技术研发、设备制造、运营服务等细分领域，提供特色化产品与服务。 此外，传统航空企业、科技公司、高校及科研机构等也通过产学研合作，为低空经济与物流融合提供技术支撑与人才保障，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1.3 应用场景逐步拓展 在快递配送领域，低空物流凭借“点对点”运输模式，有效绕过地面交通拥堵，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配送效率。尤其在城市核心区域及交通繁忙时段，无人机配送优势凸显。农产品运输方面，对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低空物流可实现快速运输，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助力农产品上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医疗物资运输中，在应对紧急救援、偏远地区医疗物资补给等场景时，低空物流能够确保药品、医疗器械等及时送达，挽救生命。此外，低空物流在基建材料运输、应急物资调配等领域也开始崭露头角，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2、低空经济政策与市场协同推动物流产业升级面临的困境 2.1 政策落实与协调存在障碍 尽管国家与地方出台诸多利好政策，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依然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部门协调不畅等问题。各地区对于低空经济的态度与政策细则存在差异，无人机飞行的法律法规在禁飞区域、飞行高度、飞行时段等规定上不尽相同，导致企业跨区域运营面临困难。同时，低空物流运行涉及民航局、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多个部门，部门间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不完善，物流无人机运营许可资质审批、航线和空域批准流程繁琐，影响企业运营效率与积极性。 2.2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低空物流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起降点、中转站、充电站、综合补给站等设施建设不足，限制了其规模化发展。目前，我国在低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缺乏统一规划与标准，建设进度缓慢。在城市中，受土地资源紧张、城市规划限制等因素影响，难以大规模布局低空物流基础设施；在偏远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条件限制，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成本高。此外，统一、高效、智能的空中交通调度系统尚未完全建立，无法满足多批次无人机同时运行的需求，从而影响低空物流运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2.3 技术瓶颈制约发展 虽然低空物流技术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技术瓶颈。无人机续航能力有限，难以满足长距离物流运输需求；载重能力不足，限制运输货物种类与数量。自主导航与避障技术尚不完善，在复杂环境下，无人机飞行安全存在隐患。同时，低空通信技术稳定性也有待提高，信号中断、延迟等问题影响无人机远程操控与数据传输。此外，新能源在低空物流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电池技术、氢材料、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面临成本高、能量转换效率低等问题，制约了低空物流绿色化、可持续发展。 2.4 市场认知与接受度较低 社会公众对低空物流认知有限，存在信息不对称、安全疑虑等问题。部分公众对无人机配送的安全性、可靠性存疑，担心无人机坠落伤人、货物损坏丢失等情况发生。同时，低空物流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音等问题，也可能引发周边居民不满。市场主体对低空物流商业模式与投资回报预期尚不明晰，部分企业担心前期投人大、市场培育周期长，导致投资意愿不足。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低空经济项目的推进效率与社会接受程度，阻碍产业规模化发展。 3、推动低空经济政策与市场协同促进物流产业升级的对策 3.1 完善政策落实与协调机制 建立健全政策落实监督评估机制，明确各部门在低空经济发展中的职责分工，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与评估，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搭建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协同工作平台，简化物流无人机运营许可资质审批流程，优化航线和空域审批机制，探索建立空域动态分配制度，提高审批效率。推动各地区低空经济政策统一与衔接，制定全国统一的低空经济发展规划与技术标准，减少区域政策差异对企业运营的阻碍，为低空物流产业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3.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低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将其纳入地方城市规划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制定统一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通过PPP模式等吸引企业参与起降点、中转站、充电站等设施建设运营。加快建设智能空中交通调度系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低空飞行器的精准调度与管理，提高空域资源利用效率。在城市规划中，预留低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结合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布局低空物流枢纽与配送节点；在偏远地区，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因地制宜建设简易低空物流基础设施，完善物流网络覆盖。 3.3 强化技术创新突破 加大对低空物流关键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引导科研力量聚焦自主飞行平台核心组件、自主导航控制系统、新能源装置等关键技术研发。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多学科、跨领域技术融合创新，如融合通信技术、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无人机性能与智能化水平。设立国家级低空物流技术创新中心，汇聚行业顶尖人才与技术资源，开展前沿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我国低空物流技术的国际竞争力[1]。 3.4 提升市场认知与接受度 加强对低空物流的宣传推广，通过举办各种行业展会、科普活动、示范项目展示等活动，向社会公众普及低空物流知识，宣传其安全性、高效性与环保性，消除公众疑虑。利用媒体平台，广泛宣传低空物流成功案例与实际应用成果，提高社会的关注度与认可度。针对市场主体，开展商业模式培训与投资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明晰低空物流商业模式与投资回报路径，提高投资信心。鼓励企业探索多样化商业模式，如与电商、快递企业合作开展联合运营，提供定制化物流服务等，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动低空物流市场规模扩大[2]。 参考文献： [1]朱克力.低空经济发展重在全链路协同创新[J].中国网信，2025（04）：70-72. [2]张龙枝.低空物流应用场景及应用市场分析[J].中国航务周刊，2025（13）：62-64.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杨彦同 摘要：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谋篇布局之年。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交汇点，总结过往发展经验和取得成绩，对于行业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此，从产业布局、品种结构、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国际化、兼并重组等多个维度全面总结钢铁行业“十四五”发展成绩，以期为钢铁行业长远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钢铁行业，产业布局，绿色低碳，国际化，兼并重组 一、深化转型升级，布局和结构持续优化 “十四五”期间，国家通过产能置换、环保标准等政策引导钢铁行业优化布局，沿海钢铁基地建设进一步加快，基本形成了北重南轻、东多西少，以及大型钢铁基地沿海沿江布局基本完成的格局。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我国单体粗钢产量/产能在200万吨以上的沿海、沿江钢铁生产基地达到44个，合计粗钢产能约3亿吨，约占全国总产量/产能的27%。 在产业布局优化的同时，我国钢材品种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高端供给能力大幅提升。2024年，制造业用钢占比达到50%，较2020年的42%提升了8个百分点，同期建筑业用钢占比持续下降。板带材产品持续快速增长，中厚宽钢带产量与消费量超越钢筋，成为第一大钢铁品种，2024年电工钢产量达到1616万吨（见下页图1），较2020年增长48%，其中取向电工钢产量295.2万吨，国标口径高磁极化取向电工钢产量占比达到72%，≤0.2mm取向电工钢产量占比为14%，国标口径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占比31%。 
二、技术创新发力，提升行业竞争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均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重要举措，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创新能力随之持续增强，2024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GDP的2.68%。 在此背景下，中国钢铁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24年，中钢协重点统计企业研发费用达到1565亿元，较2020年的1118亿元增加40%，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达到2.72%，较2020年的2.17%提升了0.55个百分点。高端钢材产品研发不断取得开创性、突破性成就，中国宝武、鞍钢集团、首钢集团、河钢集团、湖南钢铁集团、中信泰富特钢等主要钢铁企业纷纷推出“全球首发”产品，涵盖汽车、石化、建筑、工程机械、船舶海工、轨道交通等众多领域。一系列全球首发产品不仅填补了高端材料领域的多项空白，还推动了产品向高强、高韧、绿色方向升级，为制造业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材料基础。2021年至2024年，钢铁行业有12个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2个一等奖、10个二等奖）、2个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440个项目荣获冶金科学技术奖。同时，累计发布近900项标准（含国际、国家及团体标准），支撑高端产品与国际接轨。 随着5G、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钢铁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深度驱动着钢铁产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评估报告（2024年）》，重点钢铁企业的机器人应用密度达65台（套）/万人，其中第一梯队企业为230台（套）/万人，95%的企业将数字化转型战略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中，82.9%的企业已建设智能集控中心，探索开展大数据模型应用，63.4%的企业运用三维可视化仿真系统来建设数字化工厂，智能管控向纵深发展。截至2024年底，我国钢铁工业已有32个智能制造示范工厂、69个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南京钢铁入选国家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项目培育名单。2025年1月，首钢冷轧成为全国钢铁行业第3家、全球钢铁行业第7家“灯塔工厂”。 三、绿色治理体系完善，减污降碳成效显著 在政策引导和资源约束下，中国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主要体现为超低排放改造取得卓越成效，极致能效工程稳步推进，绿色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推动钢铁行业实现协同减污降碳，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 作为国家“十四五”102项重大工程之一，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的投入已超3100亿元，共有219家钢铁企业（截至2025年10月底）完成或部分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其中，165家钢铁企业完成全工序超低排放改造，涉及粗钢产能约6.63亿吨，54家钢铁企业完成部分工序超低排放改造公示，涉及粗钢产能约1.88亿吨。 超低排放改造有力支撑了空气质量改善、推动行业提质升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2024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重点统计企业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0.19kg/t，较2020年下降34.5%；吨钢烟粉尘排放量0.21kg/t，较2020年下降36.4%；吨钢氮氧化物排放量0.35kg/t，较2020年下降39.7%（见图2）。吨钢耗新水量降至2.32m3，水重复利用率达98.2%，废水污染物排放强度连续五年下降，多项节水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极致能效工程稳步推进。四批申报“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厂”培育企业共143家，涉及产能约7.5亿吨，为全行业达到节能目标、实现降本增效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2024年能效标杆培育企业数据显示，平均每千万吨产能年节能量10.5万吨标准煤。据此推算，全行业2024年实现总节能量约1050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2750万吨或种植约5.7亿棵成年树木的年碳汇量。截至2025年11月中旬，全国共有21家企业完成极致能效验收公示，10家企业以“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企业”进行公示，11家企业以“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工序/设备”进行公示。 绿色治理体系逐步完善。钢铁行业已建立涵盖生产工艺、资源利用、污染物产生等环节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全生命周期绿色产品评价，推动绿色设计和产品认证。钢铁全产业链EPD平台发布300份环境产品声明，编制《低碳排放钢标准》及23个低碳产品，与家电、汽车行业实现碳排放数据互认，构建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体系。与此同时，ESG信息披露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监管机构为主导、多层次标准并存的框架体系，沪、深、北三大交易所正式实行《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强制45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钢铁企业持续加强ESG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2024年钢铁上市公司ESG报告的披露率已实现100%，且平均报告篇幅相较于三年前增加了约20%。 四、内外同步发力，铁素资源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铁资源开发计划”，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一方面，加快推进国内铁矿项目建设，国内重点铁矿项目由55项增加至60项，铁精矿产能合计达到1.83亿吨，其中已开工项目20项，建成后可形成铁精矿产能约7300万吨。2024年国内铁精粉产量达3.0亿吨，较2020年增长11.0%。另一方面，海外权益矿项目加速落地，铁资源保障新模式初步构建，有效降低对外依存度。2025年当地时间11月11日，由中国宝武等企业参与开发的最大海外权益矿开发项目——西芒杜铁矿项目正式投产，全部建成后铁矿石年产量可达1.2亿吨。据有关资料，截至2024年底，我国企业投资海外铁矿在产项目共16个，权益矿产能约1.48亿吨，在建拟建海外权益矿产能约2.11亿吨。 五、走出去步伐加快，国际产能合作迈上新台阶 “十四五”以来，我国钢铁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通过海外投资建厂、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等方式，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底，中国钢铁企业海外建成钢铁产能约3000万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非洲和中东欧等地区。这些项目体现了中国钢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钢铁产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宝钢股份于2023年与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沙特阿美集团合作成立大型钢铁合资公司，计划建设全球首家绿色低碳全流程厚板工厂，年设计产能250万吨直接还原铁和150万吨厚板。河钢集团4.6亿美元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并且在半年时间内实现盈利，使这家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重获新生。2023年9月，印尼德信钢铁举行一期扩建主体工程竣工，形成700万吨产能规模，成为中国在海外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单体钢铁企业。青山集团在津巴布韦投资的鼎森钢铁公司曼希泽钢铁厂于2024年6月实现一期高炉投产，年产能达到60万吨，2025年8月决定增加57亿元投资，以将年产能扩大至120万吨。新兴铸管在埃及投资的25万吨铸管项目于2024年4月30日举行开工奠基仪式。攀华集团在菲律宾建设的100万吨/年镀锌和彩涂卷产能即将投产，未来年产能计划进一步扩大至1000万吨。红星中源集团在尼日利亚奥贡州投资32亿元建设1450mm热轧卷板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 六、兼并重组纵深推进，行业集中度有所提升 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是国家政策导向之一，加之钢铁行业竞争激烈程度日益加剧，进入存量优化、减量提质发展阶段，行业兼并重组纵深推进，推动产业布局不断优化。“十四五”期间，中国宝武重组新钢、战略投资山钢、控股重钢，构建了国内沿江沿海“弯弓搭箭”的区域布局，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钢铁企业宝钢股份以90亿元收购马钢有限49%股权；鞍钢重组凌钢，粗钢年产能达到7000万吨级；中信泰富特钢与南钢强强联合，形成3000万吨级的专业化特钢航母，实现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优特钢棒线材和高附加值钢板产量全球第一；建龙集团正式接手西宁特钢管理权；敬业集团先后收购广东粤北联合钢铁公司、河北华西特钢、连云港兴鑫钢铁、日钢营口中板。 随着兼并重组步伐的加快，钢铁行业集中度有所提升。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钢铁行业CR（集中度）10达到43%，较“十三五”末分别提高4.4个百分点，同期CR4提升4.6个百分点至26.9%。2025年，钢铁行业共有16家企业成功上榜《财富》世界500强，其中中国钢企独占12席，较“十三五”末增加5席，展现出中国钢企在全球舞台上的强劲实力与重要地位。 “十四五”即将收官，中国钢铁行业以粗钢产量10亿吨，板材消费占比超过50%，“手撕钢”“蝉翼钢”等一系列突破性产品问世，以及全世界最清洁生产体系，交出一份既有质的飞跃又有系统能力提升的时代答卷，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凡是未来，皆有可期。“十五五”钢铁行业蓝图待展，站在历史新起点，中国钢铁行业将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创新驱动产品升级和发展动能，以绿色转型引领发展方向，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制造强国贡献钢铁力量。 参考文献 [1]赵民革.锚定重点任务聚力攻坚克难共筑和合共赢钢铁产业“生态圈”——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六届十一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钢铁业，2025（7）：8-16. [2]本报评论员.攀高五年，中国钢铁新模样！[N].中国冶金报，2025-10-22（001）. [3]王小兰.“十四五”以来中国钢铁的绿色之路[J].环境工程，2023，41（S2）：1196-1199+1202. [4]张剑，王成，武兴.“十五五”钢铁行业发展趋势展望[J].冶金管理，2025（1）：4-14. [5]赵磊，唐尧，高雨萌.我国钢铁工业布局、组织结构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J].冶金管理，2025（8）：4-9.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胡艳平 关键词：新能源企业，出海，境内外投融资，汇率风险，锂矿石，内保外贷，套期保值 近年来，我国企业加速出海，尤以新能源、电动汽车等企业为代表。这些企业在国内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布局海外投资。美国荣鼎集团发布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新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约160亿美元，超过同期国内投资的150亿美元。这是近10年有统计记录以来，我国新能源企业海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国内投资额。与此同时，我国新能源企业出海已逐渐步入“深水区”，出海方式日趋多元，涵盖海外建厂、技术输出、渠道建设、外债融资、股权收购及资本运作等。这些举措不仅旨在提升销量，更是应对各类突发风险的重要策略。本文以大型新能源企业A集团公司为例，深入分析其融资与境外投资风险，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A集团公司境内外融资情况 A集团公司是一家大型新能源制造企业，长期专注于新能源汽车供应链配套的锂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截至2024年年底，A集团公司境内外关联公司达到近百家，在财务、采购、销售、投资等方面实施集团化管理。其中，财务由集团本部集中管理，资金实施统一调配；锂矿石等原材料由集团本部采购，原材料或半成品分配至各子公司，各子公司根据市场价格核算采购成本；锂产品海外销售经由集团本部与国外子公司签署销售合同后，再由国外子公司对外向第三方销售，锂产品的国内销售由境内各子公司负责；海外投资则依托境外另一家子公司开展，以资本金增资的方式逐步汇出海外投资款项。 在境内银行机构融资方面，截至2024年年底，A集团公司共获得境内银行机构授信总额逾100亿元，企业用信比例超过40%，担保方式均为信用方式。从银行机构介入情况来看，其授信银行数量逐年增加。截至目前，A集团公司信贷业务主要涉及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短期借款、应付票据、保函、信用证。中长期流动性贷款余额和固定投资贷款余额均接近百亿元，在用信余额中占比超过60%。 在本外币资金池方面，A集团公司已申办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主办银行为某国有银行。2023年，其利用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同境外所属B公司签署贷款协议。截至2024年，A集团公司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项下跨境人民币收支近百亿元，主要为外债资金用于境内日常生产经营周转。同期，A集团公司获批办理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集中境外放款和外债额度），合作银行为C行、D行和E行，均为国有商业银行省级分行，其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项下境外放款和外债跨境收支合计超过5000万美元。 A集团公司境内外投融资风险 尽管A集团公司境内外融资方式已相对成熟，但仍面临多重风险。 首先，其外部压力显著。 一是锂矿资源较大程度依赖海外，国别政治风险逐渐上升为第一风险。A集团公司在全球多个国家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大部分锂原料来源于境外。由于进口国政府更换频繁，加之投资目的国政府架构、监管体系、行业政策不同，其海外投资面临诸多不可控因素，一旦出现“黑天鹅”事件，国别政治风险将上升为“第一风险”。近年来，多国普遍收紧外资审查政策：一些国家或与美国共建“矿物安全伙伴关系”，或推行锂资源国有化战略，禁止向私营企业授予新的锂矿特许权，甚至提高锂矿外资准入门槛，进一步加剧了A集团公司的海外运营风险。 二是锂产品价格在底部徘徊，锂价低迷摊薄公司利润。2021年至今，锂产品价格呈现回落态势。A集团公司受行业市场供需失衡影响，锂矿原材料和锂盐价格跌势明显。以2024年年底进出口数据为例，该集团锂矿进口单价同比下降超过60%，氢氧化锂出口单价同比下降超过50%，且出口量远大于进口量。同期，受锂价低迷影响，公司毛利率大幅下跌，其股票价格相应走低，短期出现较大波动。未来锂产品的销量有望受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等行业市场需求的驱动增长，但如果锂价持续下跌，可能对该集团的业务、财务及经营业绩造成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 三是境外产业投资逐渐增多，汇率波动背景下财务风险增加。随着公司全球化布局推进，A集团公司境外产业投资逐渐增多。现已累计汇出对外直接投资款项超过10亿美元，近3年对外长期股权投资占总资产超过10%，近3年年均收支逆差在5亿美元以上。因其产业链上下游经营环境有较强的一致性，其外部投资和内部经营的相关性将进一步加大财务指标波动，尤其是汇率波动将导致海外并购成本上升。未来，如果人民币汇率呈走低趋势，会对集团利润率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影响货币及其他以外汇计价的资产及负债价值。 其次，该集团公司内部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一是企业拉长出口应收账款回款时限，跨境结算业务暗藏风险。一方面，受业务考核指标影响，企业拉长了出口应收账款回款时限。A集团公司所在地区跨境收支总额中占比较大，对地方经济金融考核指标的贡献度相对较大。在存贷利差空间进一步压缩的背景下，银行受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考核指标驱动，不断加大对A集团公司的营销力度，多家银行以成本价的方式向A集团公司扩大授信规模。为配合地方政府和银行完成任务，企业通过调整付款方式、付款期限等方式拉长境外子公司回款时限，客观上形成外汇资金滞留境外的局面。 另一方面，A集团公司外汇业务本币化趋势明显，易通过多本币资金池和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形成资金“空转”。2022年起，A集团公司跨境收支总额中人民币总额占比增加近20个百分点。2024年年底，经常项目跨境结算人民币占比超过30%，资本项目跨境结算人民币占比超过60%。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资金中，有较大比例是企业拉长出口应收账款回款时限后再以外债形式调回的资金。 二是在境外设立投资和贸易平台公司，企业境外资金管理有较大难度。一方面，境外投资平台对下层级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作为投资平台，境外子公司自有资金主要来源于境内ODI汇出的资金。境外子公司早期提供的财务资助到期后，收回本息又投入到新的锂矿项目。在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涉外服务大环境下，对于企业能否做到ODI资本金专款专用、确保资金最终用途，对多层架构企业开展“长臂管辖”存在较大难度。 另一方面，境外利润分红直接用于解决境外建设需求。A集团公司自2011年起，开启海外投资步伐。截至2024年，现有境外关联公司中仅三家企业持有分红。未来5～10年，该集团公司仍有较大海外建设资金需求，有可能以境外未分配利润为海外锂矿建设“造血”，将长期形成单个企业项下资本净流出的现象。 三是集团公司整体债务规模扩张较快，未来境外银团贷款或引发大额内保外贷。一方面，A集团公司总体债务规模上升较快。2021年至2024年，其有息负债余额年均增加60%，2024年年底超过百亿元，资产负债率逼近50%。为支持境外业务拓展，截至2024年，A集团公司境外债务余额折合人民币近50亿元。若未来A集团公司依靠债务杠杆加大资本支出，将使有息负债金额和资产负债率逐步升高，一旦期限错配容易面临较大资金偿付压力。 新能源企业在加速出海过程中，可综合运用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等金融工具锁定汇率、对冲风险，并结合全球资金池管理，构建多层次汇率风险防控体系，保障海外收益稳健，提升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未来或引发大额内保外贷。为减少境内监管部门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前置审批，A集团公司拟借鉴同行做法与境外金融机构接洽，考虑以B公司作为借贷主体申请银团贷款，意向获取至少1亿美元融资额度，申办短期流动性贷款、过桥贷款、预付款融资业务，贷款资金最终用途为支持海外锂矿项目建设。届时，需要境内母公司A集团公司履行担保职责，未来可能构成大额内保外贷业务。一旦市场发生突然转向，A集团公司需履行担保职责垫付资金，将构成潜在大额跨境资金流出风险。 最后，A集团公司风险溢出效应也较为明显。 一是银行产业贷款集中度较高，行业性风险较大。截至2024年，A集团公司所在地锂电产业在当地银行机构的贷款余额占全辖区贷款总额的比例超过6%。其中，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六家银行的锂电产业贷款余额占总额超过90%。六大银行中，除建设银行外，锂电产业贷款高度集中在头部企业，锂电产业贷款占其贷款余额的比例均超过10%，最高超过20%。在此情况下，若出现国际贸易形势变化、国家锂电产业政策调整等情况，将导致企业经营发生重大变化。 二是授信额度使用率低，银行运营风险增加。截至2024年，A集团公司所在地各银行机构为锂电产业提供授信额度超过200亿元，但实际贷款余额为100亿元左右，用信转化率为40%，存在60%授信额度未充分使用的情况。银行为A集团公司提供授信额度大部分为信用承诺，长期贷款在总用信中占比超过60%，需占用银行较大经济资本，授信产品类型的不同风险权重也有差异。这无疑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成本，增加了资本运营风险。 对冲风险举措 A集团公司祭出风险对冲“组合拳”，以应对各类风险。 一是汇率套保策略转向灵活、多元，更加注重对避险背景的考量，对避险时机、避险方式的选择。对出口订单高、长期合作的老客户采用固定的方式，根据出口合同变化，及时与银行签订远期结汇合约，将结汇汇率提前“锚定”；对新客户、财务背景不稳定、现金流不充分的出口合作方，选择将外汇敞口按时间或比例分层，不同层级采用不同汇率对冲工具；对于地缘政治事件频发、政局不稳、金融形势动荡的区域，采用滚动对冲的方式进行应对，动态调整汇率避险套保对冲比例和期限，定期（按月或按季）滚动履行外汇衍生品合约。 二是改进财务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会计核算体系，通过精准、精细、灵活的会计策略稳定财务指标。 三是提升汇率避险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及时性。A集团公司汇率风险管理董事会是“最终决策者”，负责批准外汇衍生品种类，审核公司年度套期保值产品交易预算；财务部门负责监测、分析外汇市场行情，准确及时识别风险，有针对性地制定、调整或改变套期保值产品；业务部门根据公司境外出口、进口、投资、应收应付账款等存在的风险，针对性地提出相关需求；法务内审负责做好套期保值产品盈亏、审计和信息披露工作。可以看出，A集团公司部门间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层级清晰，更加符合先进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 四是对套期保值产品管理、交易、监测权限实行差异化授权。对财务部主管和财务总监设立不同的套期保值授权金额，充分比较不同银行询价信息，并择低、择优成交。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相关套期保值交易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审计，直接向董事会出具独立的审计报告，并在审计基础上开展有效的风险评估和监控。 五是制定应急管理风险预案和突发情况止损机制，有效提升对套期保值产品交易因“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出现重大亏损时的应急处置能力。 应对汇率风险建议 在新能源企业加速出海的新格局下，对汇率风险管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已成为企业从“走出去”迈向“走得稳”的必由之路。针对新能源企业出海如何有效应对汇率风险，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大型新能源企业应构建科学、有效、精准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一方面，须充分发挥公司董事会在外汇衍生品策略制定、预算管理措施制定等方面的决策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应综合考虑各子公司的经营特点、进出口结构和管理水平，实施差异化授权，适度提升其在外汇套期保值交易中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可针对不同细分市场，进行区域风险分级管理，合理选择结算币种；同时，应加强应收账款回收效率与流动性头寸监控，同步推进外汇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调整，合理控制汇率风险敞口，并动态优化衍生品对冲策略，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第二，中小新能源企业应选择简易灵活的避险策略。在企业出海过程中，中小新能源企业应以“保值”为核心、而非追求“增值”，审慎开展外汇避险业务，避免使用结构复杂的衍生品；应大力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提升本币在计价和结算中的主导地位；落实汇率避险常态化机制，细化内部风险管理框架，明确职责分工，合理设定外汇敞口限额，并适度提高敞口对冲比例；重点关注汇率风险锁定后主业闭环经营利润的稳定性，不以关键节点套保的盈亏作为财务考核依据；灵活选择远期合约和买入期权，有效锁定外汇风险，降低敞口暴露，兼顾成本效益。 第三，商业银行应持续优化报价、服务和产品设计机制。商业银行应组建高水平外汇专家团队，及时为客户解读外汇市场走势、提供趋势研判，并量身定制汇率避险综合解决方案；同时协助新能源企业提升财务人员的外汇专业能力，降低避险成本。此外，应加快汇率避险业务数字化转型，开发在线外汇电子交易平台，支持客户发起询价、点击成交、委托挂单及夜盘交易，提升询价、锁价成交效率，更好满足新能源企业临时性、紧急性的避险需求。 第四，监管部门应强化本外币协同监管和风险前瞻性管理。外汇管理局可协同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部门，关注本外币跨境业务的合规风险，探索制定新能源企业大额资金本外币协同跨境结算操作指引，细化事前报备、沟通协调、业务办理及后续跟进等环节的要求和注意事项，明确“汇政银企”机制下各方职责。同时，联合金融稳定部门，支持重点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对大型新能源企业整体业务的综合研判与协同监管，对发现的汇率避险工作中的“一味追涨杀跌”或“赌博行为”及时纠偏，倡导稳健避险策略。 第五，行业协会可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共建新能源企业出海汇率风险支持体系。一方面，组织培训、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另一方面，提供定制化风险评估、套保策略及合规咨询，共同提升行业风险管理水平。此外，还可联动海外商会、多边金融机构等，构建多层次全球风险协同网络，为企业提供应急流动性支持，切实增强其国际化经营的韧性。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王大贤 | 区域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海洋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要地，海洋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是更好服务海洋强国战略的政治任务和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必然要求。向新出发，坚持陆海统筹向海图强，要紧紧把握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带来的新机遇，绘制出海南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聚集地、海洋国际合作高地“三地建设”胜景。 着力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把装备制造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着力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坚持“科技强海”，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从依海而生、靠海吃海，到向海而兴、科技兴海，海南的开放发展为“科技强海”积累了经验。科技强海，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入海”。 一要继续推进科技人才强海，打造深海科技人才策源地。要继续建设好深海科创平台三亚海洋实验室等平台，吸引更多深海产学研一体化的“国家队”“主力军”进驻，有效引进国外先进的深海科技力量，培育更多深海科技人才，策动和引发深海科学发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二要继续推进科技装备强海，建设深海科技重大装备创新策源地。从“奋斗者”号、“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到“深海一号”能源站、“探索一号”“探索二号”“探索三号”科考船，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国重器相继入列，在全球载人深潜次数上位列首位。要以深海重大工程为龙头，推进深水水下采油关键装备不断国产化，扎实推进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三亚深海科考码头建设。要推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与深海装备技术平台融合，推进深海生产智能化、安全化，持续打造深海科技重大装备创新高地。 三要继续推进科技基地强海，建设深海科技力量策源地。当前，要集中力量发挥好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深海科技板块的策源功能，持续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核心引擎，加快建设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一场多址多功能”体系、“共享航次”服务平台、深海领域研究基地；从长期看，要从“全海深”迈向“全海域”，变“蓝色国土”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深海硅谷”，把“海南全域”建设成为深海科技力量的战略场域。 着力打造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 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资源融通，抓好海洋开发，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建设海洋强省。海南“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再造一个‘海上海南’任务过半”列入主要目标；海南“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以建设国家深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核心承载地为牵引，发展深海智能装备制造等产业。着力打造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坚持“产业兴海”、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重要支撑和抓手。为此，须以“产业兴海”掘金“深蓝”，形成海洋产业发展“聚宝盆”，把海南加快建设成为“6+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聚集地。 一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主导产业聚集地，着力发展深海油气、海洋新能源、高端装备、旅游、渔业、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在深海油气产业上，发挥海南自主可控的深海油气开发能力，推动包括全球首个超深水超浅层大型气田陵水36-1气田在内的海洋油气增储上产，同时谋划开展海底综合管廊建设，解决油气增储带来的运输与消纳问题，推动深海油气产业持续发展。在海洋新能源产业上，主要是依托海洋新能源多能互补多业融合示范工程，完善海上风电智能运维数字孪生体系。在高端装备产业上，主要是继续打造深海高端装备制造千亿级集群，推动深海油气、海洋新能源等产业形成全产业链。在海洋旅游产业上，要落实好《海南省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不断丰富国际旅游消费供给。在渔业产业上，推进深海智能网箱建设，加速传统渔业转型升级，扩大“蓝色粮仓”。在现代服务业上，发挥独特优势，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运输与物流服务等服务上形成案例，打造现代海洋服务业典范。 二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未来产业聚集地。要“向海问药”，着力打造海洋生物制造产业，推进海洋生物制造的迭代升级、深海生物医药研发与合成酶工程技术攻关，建设配套的海洋生物资源数据库；着力打造海底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依托政策优势与《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行动方案（2026—2028年）》顶层设计，向数图强，在三亚、海口建设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要着力打造人工智能海洋大模型，积极运用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发布的海境·区域海洋环境应用AI大模型等新一代一体化工具“智”观海洋；推进量子技术与船舶通信、海上应急保障等场景深度融合，深化海洋量子应用。 三要加快建设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与海上救援两大基地。要加快推进面向国际海底区域多种资源的研究开发和有关深远海高技术发展前沿计划的系统部署，加强国家平台建设，构建进军深海大洋的支撑保障体系，促进深远海资源开发和深远海高技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加快推进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建设；要加强海上救援基地建设，为海洋运输、海洋旅游等产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着力打造海洋国际合作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13”重要讲话中指出，海南是海洋大省，要坚定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着力打造海洋国际合作高地是开放活海、生态护海、协作富海的发力点。要打通融合发展新路径，不断扩大“开放融海”朋友圈。要发挥海洋水域广阔、资源众多和交通区位等优势，在科学考察、防灾减灾、应急救援、海洋生态保护等领域，继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蓝色伙伴关系；以“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等国际大科学计划为抓手，推动海洋科技与规则双向开放，建立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开放型海洋经济合作新体制。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不断培育壮大海南“向海图强”产业链，促进自贸港封关的政策之利转变为产业发展之利，必能推动海南海洋经济从“规模增长”向“质量跃升”转型升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海南海洋强省篇章。 【本文系2023年海南省马工程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重要论述的学理性研究》（2023HNMGC01）、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研究》（22BDJ003）阶段成果】 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海南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赵福生 王善 文章导读 在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整体布局中，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空间单元，正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力、拓展内需空间的关键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在这一总体要求下，通过健全县域商业体系、优化商业供给结构，增强县域对人口、产业和消费的承载与集聚能力，能够把分散的乡村消费需求有效组织起来，为乡村消费持续释放提供稳定载体和现实支撑。 意义：增强国内大循环稳定性和韧性 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476元，比上年增长4.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5869元，增长3.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259元，增长5.1%，乡村消费展现出积极的活力。发展县域商业、激发乡村消费需求，不仅是应对当前国内需求不足、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举措，更是夯实扩大内需基础、增强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长远之策。 从经济运行逻辑看，消费既是生产的起点，也是经济循环的最终落脚点。2025年，全国乡村常住人口为45109万人。乡村人口规模大、覆盖范围广，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乡村消费这一“潜力变量”有效转化为“现实增量”，有利于畅通“消费—生产—收入—再消费”的良性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和韧性。 从空间结构和要素配置看，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主战场和关键节点，居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的关键连接位置，是各类资源要素配置和双向流动的重要平台。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呈现以大城市和都市圈为核心的集聚特征，人口、产业和商业资源持续向大城市集中，县域商业功能相对弱化，难以形成对人口和消费的有效承载。但随着交通条件改善、数字技术普及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大城市所具备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正在加快向县域延伸。县域经济不再只是大城市发展的“附属空间”，而是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补充力量，与大城市形成分工协作、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 从发展阶段和现代化目标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我国消费结构已由“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够不够”，服务型、品质型、绿色型消费需求加快增长。乡村消费不再只是补齐基本供给短板，而是成为承载消费结构升级、服务消费扩展和新型消费培育的重要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以县域为载体推动商业体系完善和供给能力提升，既有助于把财政投入从单纯“补短板”转向通过市场化方式激发内生发展潜力，实现从“输血式”投入向“造血式”发展的转变，也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改善基层群众的生活品质。 路径：从被动释放转向主动扩展 从经济运行机理看，乡村消费潜力能否有效释放，既取决于居民收入和消费意愿，也取决于商业体系是否健全、供给结构是否匹配、消费环境是否完善。以县域商业为抓手统筹城乡消费，既是补齐短板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以县域为枢纽激活要素配置，夯实乡村消费释放的基础条件。发展县域商业，首先在于以县域为枢纽激活人口、资本和公共服务等关键要素配置，为乡村消费需求转化提供现实承载。县域居于城乡之间，是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的重要连接点，既能够承接城市资源向乡村延伸，也能够将分散的乡村需求有效集聚起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断增强，但与之相适应的商业设施、公共服务和消费环境建设仍相对滞后，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领域供给不足，物流配送和金融服务可及性不高，制约了消费需求本地实现。通过健全县域商业体系，完善商贸网点布局、物流配送体系和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升消费供给的可达性和便利性，使不断增长的消费意愿具备现实转化条件。以县域商业为载体推进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能够有效缓解消费能力提升与消费环境支撑不足之间的矛盾，为乡村消费扩容提质夯实基础支撑。 以县域商业联通产业体系，拓展乡村消费供给的广度与深度。县域商业不仅是消费终端，更是连接乡村产业与市场的重要纽带，是拓展乡村消费供给空间的关键抓手。当前，乡村消费结构正加快由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对供给的多样性、品质性和体验性提出更高要求。但从现实看，县域和乡村商业供给仍以传统零售和初级产品为主，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业态单一、同质化程度较高，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难以有效衔接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依托县域商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乡村资源和特色产业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供给，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商贸流通、农村电商和农文旅融合等业态，延伸产业链条、丰富消费内容，既可以提升供给质量，也能够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从而缓解消费需求升级与供给体系对接不充分的问题。 以消费场景和业态创新为牵引，推动新需求引领新供给。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发展县域商业必须更加注重消费场景塑造和业态创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乡村居民对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智能消费的需求日益增强，对商品质量、服务体验和消费场景提出更高期待。但如果供给仍停留在单一商品销售层面，缺乏复合型、体验式消费场景，就容易出现“想升级、买不到、体验差”的问题。依托县域商业体系，推动生活性服务业下沉乡村，发展即时零售、以旧换新、绿色智能产品和多元化服务供给，通过持续打造稳定、多样、可感可及的消费场景，有助于把潜在需求转化为持续消费，推动乡村消费由被动释放向主动扩展转变。 以县域为单元完善制度和环境，促进消费与发展成果共享。拉动乡村消费，不仅要通过商业体系“搭台”，更要依托制度和环境建设“托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转化为居民可持续的消费能力。从现实情况看，一些促消费举措偏重短期补贴和项目投入，对商业体系建设、消费场景培育和长期运营机制关注不足，财政投入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期化倾向，政策传导“最后一公里”不够顺畅，制约了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县域作为基本治理单元，在完善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加强金融支持和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改善消费环境，有助于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增强消费信心和安全感。以县域商业发展带动就业和收入增长，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实现利益共享，能够形成“收入提升—消费扩大—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消费持续增长提供长效支撑。 实践：有效承载和系统激发 实践表明，乡村消费需求并非“没有”，而是长期缺乏有效承载和系统激发的路径。通过发展县域商业，完善商业网络、畅通物流体系、对接消费升级、培育多元场景，能够把分散的消费意愿组织起来、把升级的消费需求承接下来，从而推动乡村消费由潜在需求向现实消费有效转化。笔者试举几例，探析发展县域商业提振乡村消费的具体实践。 以数字化和服务业态激活乡村消费需求。浙江磐安县通过推进县域商业数字化改造，整合本地商超、电商平台和快递资源，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同时引导商业主体向综合服务转型，发展餐饮、文旅、康养等新型业态。在此基础上，县域商业不仅提供商品供给，还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使服务消费和体验消费成为新的增长点。实践表明，当县域商业能够对接消费升级趋势，把“想升级”的需求转化为“买得到、体验好”的供给时，乡村消费就会从以商品消费为主，逐步向商品与服务并重转变。 以县域商业网络助力乡村居民“买得到、送得及时”。在宁夏彭阳县，受制于商业网点分散和物流成本偏高，部分消费意愿难以及时转化为现实消费。近年来，彭阳县以县城为核心，系统推进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络建设，改造县城商贸中心，建设乡镇商贸综合体，并推动村级便民服务网点与快递、电商融合发展，同时实行“统仓共配”的物流模式，显著提升配送效率、降低流通成本。随着商业网络和物流体系逐步完善，家电下乡、生活服务和日用品消费明显增长，原本被“买不便、送不快”抑制的乡村消费需求得以集中释放，显示出乡村消费的真实潜力。 以产业联动带动乡村消费场景、提升本地消费活跃度。安徽金寨县依托本地特色农产品和产业基础，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和县域商贸流通体系，既畅通了农产品上行渠道，也把商业资源更多留在县域内部。同时，通过在县城和重点乡镇打造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消费场景，增强了县域对人口和消费的吸附能力。随着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和收入增长，本地消费意愿不断增强，消费场景的完善又进一步促进消费回流和扩容，形成了“产业发展—收入提升—消费增长”的良性循环。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俞剑；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 汪锋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行部署，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按照“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打造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西部先行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聚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优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两个维度，夯实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制度基础。一是协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聚焦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标准、执法司法、授权确权、保护管理、社会共治、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能力支撑7个方面，协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争取更多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市等示范创建对象。二是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协同制定市场准入服务规程，合作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持续完善市场准入效能评估体系。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深入实施，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指引。加快共建“信用成渝”，建立覆盖各类社会主体的信用体系，完善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统一市场基础设施。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做好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的设施覆盖。一是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第四极”。发挥“一大四小”和“2+2+8”机场群作用，实现干支联动与客货并举，打造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加快成渝中线高铁等川渝大通道建设，规划出渝、出川干线高铁项目，布局川渝节点城市城际铁路，推动高铁货运班列开行。推动成渝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加强渝西与川南、渝东北与川东北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二是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协同建设。统筹建设川渝干线光缆网络，促进骨干节点向全互联组网发展，优化高性能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公共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平台建设，逐步实现数据中心跨域直连和算力资源调度。 统一政府行为尺度。从理念协同、招商合作、采购规范三方面着手，推动政府行为尺度的一致性。一是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协同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优化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二是协同开展招商引资工作。顺应国家产业导向政策，共同梳理招商引资重点领域，在许可范围内统一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标准。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避免恶性竞争和资源内耗。三是共同规范政府采购招标行为。持续开展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形成常态化的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机制。迭代升级地方政府采购平台，提升采购信息透明度，推进智慧监管建设。畅通权利救济渠道，实现“有诉必应”，优化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推进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协同建设，规范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的执法监督。一方面，完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制度。推动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联合制定工作，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定期联合出台川渝市场监管领域依法免予行政处罚清单。联合制定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持续完善川渝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常见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因素积分制规则，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经验做法。另一方面，协同推动市场监管联合执法。加快推动川渝两地执法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推动行政执法标准跨区域衔接。推进川渝一体化的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加强网络交易执法协查及网络交易平台企业合规管理。 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夯实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的要素支撑。一是共建要素配置数字化平台。加强川渝两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推动川渝两地要素“一本账”“一组库”“一平台”建设。二是畅通要素流动渠道。用好土地配置自主权，依规跨省统筹建设用地指标，探索在重庆都市圈、万达开地区、川南渝西地区试点实施建设用地指标、收储和出让统一管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居住证互通、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等改革工作，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数据中心集群、天府数据中心集群建设，畅通数据要素流动。共建川渝一体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健全资源市场化交易机制和绿色要素交易机制。三是共推要素创新性配置。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领域新业态，以现代产业园区为载体，通过打造新场景加快要素创新性配置。 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速形成国内大循环关键节点，促进对内对外开放，加强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内外联动。一方面，深化跨区域市场监管协同联动。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监管合作的基础，探索与西部其他省市构建多层次、多维度、多领域的政策协调机制，推动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公平竞争审查互认、监管执法同案同标、质量标准统一制定等。另一方面，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加快推动川渝市场监管制度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探索多式联运标准规则、自贸试验区跨境监管规范。共同建设立体高效的开放通道体系，协同强化境外货物组织力度，做强中欧班列（成渝），拓展中新、中越、中老、中缅国际大通道，探索江海直达运输模式，建设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联合实施外商投资保护措施，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25ZXZD06成果） 重庆工商大学 刘晗 | 企业管理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新兴模式，正展现强大生命力与发展潜力。在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品牌战略是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在国际市场脱颖而出的关键策略。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品牌建设面临的品牌定位不清晰、品牌认知度较低、品牌传播不精准等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品牌知识产权保护、以数据驱动精准定位、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举措，以提升企业竞争力、树立品牌形象，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品牌战略，品牌建设，品牌定位 跨境电商在数字化浪潮下迅猛发展。我国跨境电商发展速度尤为瞩目，呈现较快增长并逐步趋向平稳的发展态势。2022年，我国跨境电商品牌进入出海3.0时代，跨境电商企业开始着眼于品牌长期经营和价值提升。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自主品牌出口额同比增加0.8%，占全部出口额的21.8%。目前，全球跨境电商呈现多元化市场扩张、技术深度赋能以及合规化转型的三大核心趋势，因而品牌化战略成为促进跨境电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品牌建设的作用 在当前国际政治及经济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跨境电商及其品牌建设对我国贸易企业转型发展、贸易结构提质升级以及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全球电商销售额达到4.12万亿美元，比2023年增长15%，其中持续盈利的跨境电商企业绝大多数是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这意味着品牌化战略已经成为跨境电商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品牌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一）构建产品差异化定位，提升消费者信任度 品牌是用于识别跨境电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并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区分的标志。海外调研显示，73%的消费者更倾向购买有明确品牌标识的产品。跨境电商企业通过品牌建设，构建产品差异化定位，可以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使消费者消除线上跨境交易中对产品或服务的“陌生感”。一旦消费者对某一品牌产生信任，他们更愿意购买该品牌的产品并推荐给他人，从而促进品牌推广和传播。 （二）减少价格敏感度，增加产品溢价能力 跨境电商企业通过品牌建设，使产品或服务品牌化。品牌化产品或服务可以降低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从而产生品牌溢价。品牌溢价是指，品牌通过提高其在市场上的知名度、信誉度以及忠诚度，使其产品或服务能够在价格上超出一般的同类产品或服务，从而获取额外利润的能力。当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信任并对其产生价值认同后，他们愿意为品牌支付更高的价格，即品牌溢价。自主品牌产品或服务的溢价率多为30%～50%。跨境电商企业通过品牌建设，以品牌赋能产品溢价能力，可以带来稳定的利润来源和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降低获客成本，增强消费者黏性 跨境电商作为新型国际贸易模式，以互联网为载体，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获取、处理潜在消费者信息，不仅降低了搜索成本，而且降低了交易双方的沟通成本和贸易过程中的协调成本，总体获客成本降低。跨境电商企业在品牌建设中，运用各种渠道并结合品牌故事、品牌价值观等，构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信任与情感依赖，可以系统性提升消费者复购率与平台活跃度，以高活跃度、高留存率、高转化率提升消费者对品牌或者对企业的产品与服务的依赖程度，从而增强消费者黏性。 （四）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竞争力 品牌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通过战略策划与布局，和消费者建立独特的情感链接，形成企业独一无二的无形资产。品牌建设通过构建差异化价值壁垒、降低消费者的决策成本，形成的品牌资产积累可以增强企业在市场波动与技术迭代中的抗风险能力，有助于抵御市场波动和政策风险。哈佛商学院研究表明，强势品牌企业的股东回报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30%—50%。品牌化形成的品牌壁垒构成了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 二、数字经济时代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跨境电商企业正处于结构性转折期，从以往低价竞争转向生态竞争。如果中小跨境电商企业没有强烈的品牌意识，不重视品牌建设，会严重制约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要赢得国际市场竞争，必然要走品牌化经营道路，向国际集群品牌化方向发展。因而，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必须从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着重分析当前自身品牌建设中的缺陷与问题。 （一）品牌定位不清晰，难以吸引目标消费者群体 品牌定位明确了企业所处的环境氛围，指明了企业进入市场、开拓市场的方向，是企业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也是品牌建设的基石。品牌定位拟进入、拟开拓市场是跨境电商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须优先确定的。清晰的品牌定位是跨境电商企业在国际市场立足并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当前，部分企业还沿袭传统的粗放铺货模式，即主要依赖产品低价和多SKU抢占市场。由于没有明确的品牌定位，无法准确传达品牌的核心价值和独特卖点，企业也无法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导致品牌形象模糊，难以吸引目标消费者群体。这些企业往往产品同质化严重，竞争力不断下降，企业利润下滑。 （二）品牌认知度较低，难以培养忠诚的消费者群体 当前，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包括出口跨境电商、进口跨境电商、跨境电商服务商三大类型，且主要分布于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和广州等电子商务发达的地区。在出口跨境电商企业中，许多企业虽然拥有一定的产品销量，但企业的关注点依然聚焦在低成本、低价格和高销售量上。因而，这些企业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高，消费者往往只关注其产品的价格和基本功能，对品牌缺乏深入了解和情感认同。面对产品选择时，消费者可能会选择自己更为熟悉的品牌，因而不利于跨境电商企业培养忠诚的消费者群体。例如安徽省淮北市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主要依赖于杭州等地的外部服务商进行跨境销售，且出口的主要是土特产、纺织服装等初加工产品。这些产品的特色不够突出，不具备较高的附加值，产品优势不足以使国外消费者关注其品牌，无法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三）品牌传播不精准，难以有效扩大影响力 目前，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在品牌传播方面，已经逐步向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拓展。一些发达地区的跨境电商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分析，精准进行消费者画像，运用短视频、社交媒体、直播带货等方式，通过产品使用场景化展现产品特点与卖点，刺激消费者产生强烈的购买欲望，提升转化率。随着针对性的多渠道品牌传播，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并逐步向品牌化、高附加值产品迈进。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由于资金有限而且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品牌传播渠道相对单一，缺乏多样化的品牌传播与推广手段，不能针对不同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的消费者进行市场细分，使得品牌信息与品牌形象不能精准地传达给目标受众，因而难以有效扩大品牌影响力。 （四）品牌建设人才缺乏，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跨境电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不仅有来自国内同行的竞争，还有来自国际知名品牌的竞争，但人才竞争始终是跨境电商企业的竞争核心。因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跨境电商必须培育能够满足跨境电商品牌化建设需求的高质量人才。据估计，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人才缺口约为450万人，且这一人才缺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以安徽省淮北市为例，由于本地缺乏成熟的跨境电商服务生态，相应的品牌建设与传播专业人才短缺，企业只能依赖合肥、杭州等外部服务商。在本土培育的高质量、高技能专业人才还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企业品牌建设难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品牌建设策略 中小跨境电商企业面对的是境外企业和个人消费者。虽然跨境电商大幅度缩短了企业与消费者的心理距离和时间距离，但在品牌影响力不足的情况下，境外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很容易产生消费迁移。所以，品牌建设已经成为关乎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生存与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中小跨境电商企业通过打造独特的品牌形象、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不仅能够增强消费者黏性、有效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与忠诚度，还能突破价格困境，获取更高的品牌溢价与市场份额。因而，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必须针对品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自身品牌建设。 （一）数据驱动精准定位，锚定品牌核心价值 跨境电商通过数字技术先进性和链条跨国性等特征扩大了价值链的范围，并实现了供应链价值创造活动的线上重构[1]。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可以帮助跨境电商企业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需求和竞争状况，优化供应链管理与品牌定位。通过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手段收集并分析消费者行为数据，了解其文化背景、消费习惯等，为消费者的内容偏好“打上标签”[2]，从而精准定位目标消费者；通过数据分析，在品牌文化与内涵上寻找与目标市场人文情怀的契合点和突破点，结合自身产品特点和优势，明确品牌定位并提炼品牌的核心价值。作为品牌资产主体部分的品牌核心价值，是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一切价值活动的中心点，能够让消费者识别并记住品牌的个性与利益点，是驱动消费者爱上一个品牌的主要力量，有助于打造具有独特个性的品牌形象。例如，艾多美以大众精品切入国际市场，Supernot以极简设计和高生产力工具吸引专业消费者，花西子借助东方美学打入欧美市场。 （二）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优化消费者品牌体验 产品质量是品牌的基础。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要加强产品质量管理，确保产品符合国际标准和目标市场的要求。这是建立品牌信任、避免退货纠纷和市场差评的关键。同时，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要注重提升服务水平，提供优质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增强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如确保快速响应消费者查询、提供方便的退货和售后服务；提供可靠的物流服务，确保产品及时送达；提供多语言消费者支持，简化购物流程，提升整体购物体验等。各项服务不适应或者未能充分考虑国际市场的特殊要求，如语言沟通、售后服务、退换货政策等，导致消费者体验不佳，不利于品牌传播与影响力的提升。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消费者旅程地图，识别消费者关键触点的体验优化机会，不断改进、优化品牌体验的过程与结果，使消费者自发成为品牌的传播者；可以在海外仓设立品牌展销专区，优化供应链全链路的透明化服务，提升品牌履约效率，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优化消费者品牌体验，使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关系型营销关系。 （三）多渠道整合营销与传播，构建品牌情感共鸣 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要利用线上线下多渠道整合营销与传播，传递品牌文化，与消费者建立品牌情感共鸣。一是要充分利用适合目标市场的国际知名社交媒体平台，定期发布内容与粉丝互动，开展品牌推广活动。从本地化运营的视角讲述品牌故事，通过“体验店+直播”“短视频+直播”、社群营销等方式与消费者进行互动交流，传递品牌文化与品牌价值观，穿透目标市场的文化壁垒，建立与消费者的情感联系，并逐步让消费者与品牌之间产生情感共鸣，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在跨境电商平台开展品牌海外信息流广告推广计划，增加信息流广告投放量，带动这些广告受众在信息流内容下达成转化[3]。这样既增强了品牌曝光度，又提升了品牌影响力。三是与境外市场网红和KOL（关键意见领袖）合作，借助他们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提高品牌认知度与信任度。四是优化网站以提高搜索引擎排名，或与其他品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进行品牌传播与推广。五是积极参加各类国际电商展会和行业活动，展示企业品牌和产品，拓展国际市场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 （四）加强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品牌监测机制 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在品牌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合规性问题，遵守目标市场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在目标市场申请商标注册和专利保护，防止品牌被侵权和仿冒，同时建立品牌监测机制，利用专业的知识产权监测工具，实时监控电商平台、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线上渠道，及时发现侵权行为，通过设立关键词预警，一旦出现侵权信息，系统自动推送提醒。对品牌在重点目标市场上的使用情况，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开展线下市场巡查，也可以委托当地市场调研机构或合作伙伴进行线下监测，扩大监测范围，对监测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和风险并预警，对品牌侵权行为正确进行处理，以维护品牌形象与合法权益，进而提升品牌价值和打造可持续的品牌竞争力。同时，企业还可以定期复盘品牌侵权案例，总结经验，优化品牌监测和应对策略。 （五）塑造联合品牌抱团出海，优化品牌生态圈 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在品牌建设和日常经营中的主要困境是资金缺乏，没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自身的品牌化建设。特别是以出口农产品为主的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由于其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附加值低、产品创新不易，无法与竞争对手形成品牌差异化优势。针对这种情况，政府或行业协会应牵头把本地区出口同质化农产品的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联合起来，共享资源和信息，开展技术研发合作和市场拓展合作[4]，以团体力量建设农产品联合品牌，突出联合品牌形象和品牌定位差异化，从而抱团实现品牌出海。品牌抱团出海要注意品牌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互动与相互关系，即进行品牌生态圈的优化，如完善服务、优化物流与供应链等。优化品牌生态圈是提升行业竞争力，推动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增长的关键。 （六）培育品牌建设专业人才，提供可持续人才支撑 为满足跨境电商发展人才需求，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自身要多措并举培育专业人才，为中小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长期发展的可持续人才支撑。一是要基于国内外市场的品牌建设现状及问题，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计划，并在数量、质量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目标和落实措施。二是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培育作用，以“政策驱动+校企联动+实战赋能”为核心，解决跨境电商品牌建设人才的“数量不足”与“质量不匹配”的双重困境。三是外部引进与内部培育相结合，加强国内外优秀人才交流，不拘一格降人才。四是要打破现行人才供求方面的信息壁垒，保障供求双方信息完全共享。 四、结语 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企业应积极应对挑战，采取品牌建设策略。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跨境电商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还需要不断创新品牌建设思路和方法，以适应市场需求。跨境电商企业要深入研究如何通过内容创新、消费者体验升级和数据技术赋能等构建品牌壁垒，获取品牌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刘康杰.供应链能力对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运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路径分析与组态效应的双重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4（22）：181-184. [2]曾伏娥，曾怡萱，王雪莹，等.信息流平台的营销曝光效果研究：基于关键意见领袖营销沟通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24（06）：174-192. [3]曾伏娥，张天祐，叶敏.信息流广告的种草效应与加热效应[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06）：34-46. [4]白东北，张营营，王珏.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创新要素流动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21（02）：63-79.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杜红艳 摘要：强化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通过强化内部控制管理，企业可以更好地进行全面深化管理机制改革。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内控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内部控制活动管理缺乏控制等问题，提出了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优化策略，如优化内控制度建设、加强企业内部活动管理与控制、完善内部风险体系、构建信息反馈机制、完善内控监督管理体系等，以期促进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实现高质量管理。 关键词：现代企业，内部控制，运营管理，流程再造，财务风险防范 在现代化环境中，企业若想实现生存和发展，必须确保内部经营管理活动的合规性。这有助于企业稳定经营、有效防范风险，防止企业财产遭受损失，推动运营效益的提升。对现代企业而言，强化内部控制管理，能够确保企业建立合法合规的运营管理体系，树立较强的风险预防意识与合规意识，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因此，企业内部控制工作需以高质量管理为目标，并根据实际经营管理情况，不断完善内部控制。 一、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必要性 （一）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在现代企业运营中，内部控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推动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首先，企业基于内控管理要求修订内部监督和审计制度，完善的监督和审计机制能够增强全体员工的自我监督意识。其次，企业按照内控管理目标，制定相应的激励制度，能够确保各项管理制度充分落实到日常工作中。最后，企业以内控管理为导向，完善内部控制管理手册，能够进一步提升全体员工对内控管理的理解，使其在后续经营管理中配合管理者，不断完善内控相关制度，保证企业经营管理的稳定性[1]。 （二）强化生产经营管理 现阶段，企业若想保证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必须强化内部控制管理。首先，企业依托内部控制制度来规范各项活动的运行与管理流程，可以促使业务及财务活动均能在规范的制度下有序进行。其次，企业借助内部控制的监督管理，可以监督和控制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及时发现并制止各种不合规行为，如收入未及时入账、凭证不完善等。最后，内部控制管理人员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制定风险管理机制，可以确保企业更好地应对风险和竞争。 （三）保障企业利益和价值 内部控制不仅是规范企业管理行为的工具，更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有效手段。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管理者按照国家规定的内控基本规范，结合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对各项管理制度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为保证企业利益、提升经营管理价值奠定基础。其次，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企业可以依靠内部控制防范各种违规行为，提升其内在价值。最后，管理人员提升对内控审计管理的重视程度，可以增强审计管理的独立性，充分保证审计结果的真实性、客观性，反映企业真实的效益增减情况，管理者可以据此制定针对性的措施[2]。 二、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内控制度建设不够完善 现代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管理的过程中，常常依赖硬性的口头命令来部署相关工作，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导致难以发挥内部控制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未能进一步完善，部分企业只是简单地提出内控制度的基础管理内容，缺乏切合实际的管理条例；员工对内部控制并不了解，在日常工作中难以约束自身行为；内控制度的合理性不足，无法作为日常工作的指导制度，最终造成内部控制的管理效果不佳。 （二）内部控制活动管理缺乏控制 内部控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能够助力企业控制各项管理活动。然而，现实中部分企业并未将内部控制管理深度融入经营活动，不仅降低了内控管理效果，还影响了经营活动的运营效益。部分企业缺乏独立审计管理机构，将审计工作合并到财务部门。企业内部控制对供应商管理存在不足，没有根据内控管理要求建立供应商准入机制，导致供应商质量下降。企业对预算管理活动的控制效果往往难以达到预期。部分企业将预算管理责任仅分配给财务部门，导致其他部门在此过程中容易忽视自身应承担的职责。 （三）内控风险管理意识待加强 内部控制对提升现代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部分企业受思想意识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显著提高内部风险预防的实际效果。更为严重的是，部分企业采取了错误的风险预防策略，导致管理人员对风险状况产生错误判断，进而降低了整体的内控风险管控水平。风险管理意识不足的问题体现在：员工缺乏风险识别能力，即使出现风险问题也无法准确识别；风险预防机制建设不健全，风险问题大多是事后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内控体系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成效；缺乏完整、有效的风险评估报告支撑风险管理，导致企业制定的风险应对措施效果不佳。 （四）信息沟通与改进不足 在信息高度共享的现代社会，部分企业因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导致内部控制信息阻塞。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共享，降低了决策的时效性。内部控制流程未能基于信息化系统进行调整，信息数据无法及时传递到内控管理部门，导致内控管理人员无法及时查看其他部门产生的信息数据。部分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采用自上而下的沟通渠道，自下而上的沟通阻碍较多，如管理系统缺乏信息接口、管理人员无法及时收到汇报信息等。反馈机制未能有效落实，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五）内控监督效果不佳 虽然现代企业根据内部控制管理要求建立了监督管理机制，但其实际运行效果未能达到预期标准。究其原因，在于部分企业监督管理力量薄弱，日常工作主要依靠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控制。由于监督管理委员会无法深入基层管理工作，难以及时发现业务与财务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部分企业的监督管理不到位，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内部控制部门虽承担着跨部门开展监督检查的重要职责，但因企业未明确规定内部控制部门的监督检查权限，导致跨部门协作面临制度性障碍，难以全面掌握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另外，企业并未针对监督管理结果制定相应措施，容易导致内控制度流于形式。 三、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优化策略 （一）优化内控制度建设 首先，基于发展目标完善内控制度。现代企业可以将构建高质量管理组织结构作为目标，按照内控基本要求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例如，企业可以构建垂直的管理关系和平行的协作关系，对企业自上而下的管理结构作出说明，并划分相应的职责，确保管理人员能够清楚自身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职能和作用。同时，企业要精心规划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例如，在成本管控工作中，由业务部门担当主导角色，财务部门发挥辅助作用并提供相应的建议[3]。在编制经营预算时，财务部门发挥主导作用，业务部门发挥辅助作用并提供所需材料，以推动内控制度的完善。其次，引导员工学习并遵守内控制度。管理人员应以身作则，遵守企业制定的内控管理制度，在工作中避免主观思想凌驾于内控管理制度之上，真正发挥内控制度的作用。同时，企业可以面向全体员工开展内控管理制度解读会议，为员工讲解内控制度条例设置的作用及目标，使员工明白每一项制度深层次的含义，加深员工对制度的理解，并在后期工作中严格遵守管理制度。再次，加大内控制度执行力度。只有充分落实内部控制制度，才能发挥其作用。企业应制定措施并加大执行力度，采用激励机制，将制度执行与员工绩效相挂钩，提升内控制度的执行成效，并按照工作成果实施相应的奖罚措施。例如，采购人员未按照内控审计制度的要求执行采购活动时，若出现凭证缺失等问题，则不予报销相关费用，以此实现内控管理目的。最后，补充内控制度。随着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的深度融入，内部控制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此，企业应补充相应的内控制度，便于企业统一管理。例如，在内控审计制度中明确数字化操作流程的审核方式、监督控制手段，设置审计工作的范围。同时，在内控风险管理制度中增加数字化系统运行、操作风险识别内容，将数字化相关活动纳入内控风险管理范围，提高内部控制风险识别的全面性。 （二）加强企业内部活动管理与控制 第一，加强审计独立性管理。现代企业在内部控制过程中，若要切实提升内控管理的质量，就必须确保审计工作具备高度的独立性，不能与其他部门交叉，也不能将审计岗位设置于财务部门内。现代企业应把审计机构置于内部董事会的直接管辖之下，使其地位凌驾于其他各职能部门，充分维护审计活动的独立性，进而保障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在实际工作中，独立审计直接受管理者领导，工作报告及反馈问题与管理人员对接。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审计虽然受企业领导直接管理，但其本质还是遵守国家规定的内控相关管理制度，在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的同时，保证内控管理合法合规。第二，基于内控加强供应商管理。现代企业需要借助内部控制优化供应商管理，提升供应商质量，为后期建立供应商协同管理机制奠定基础。管理人员应按照企业经营需求，设置供应商准入标准。在签订供应商合作合同时，需要由内控管理部门、审计部门及财务部门共同审核，确定供应商资质、信用情况等。签订合作协议后，内控管理部门应定期开展供应商考核和评价活动，从供货效率、货品质量、售后服务质量、付款方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以提升企业供应商管理质量。第三，加强企业预算控制。为确保内部控制对预算管理的控制作用，企业应明确预算管理工作的责任体系，确保每一位负责人都能在此过程中发挥最大作用。企业在全面预算管理阶段应设置相应的负责人，例如，在预算计划、预算编制、考核评价、信息反馈等环节统一协调预算管理，内控管理人员按照各环节对应的责任人，落实相应的内控管理工作。同时，由管理人员牵头，人力资源部门组织解读全面预算管理相关理论，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将理论融入经营管理发展过程，使全体员工正确认识全面预算管理工具，以便在后续工作中发挥自身职能和作用，增强企业全面预算应用效果[4]。 （三）完善内部风险体系 首先，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内部控制管理部门应联合风险管理人员，结合企业经营内容制定风险清单，将内外部可能发生的风险问题罗列出来，以便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发现经营管理中潜在的风险问题，提升员工的风险识别能力与反应速度。以内部常见的合同风险为例，在合同签订之前，负责合同管理的相关人员需全面了解潜在的法律法规风险、财务报表等资料，掌握客户的基本情况，检查合同内容，避免出现模糊或存在争议的条例，防止后期与客户产生纠纷。当合同正式签订后，必须严格按照合同内容履行职责，避免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而在合同签订后，通过一系列分析，识别其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并在后期合同管理中采取措施予以防范。另外，现代企业应尝试引进数字化风险预警技术，并将其嵌入内部控制或者财务管理系统中，辅助风险管理人员自动识别风险，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反馈给风险管理人员，便于其及时锁定风险，确定风险成因。其次，建立风险预防机制。企业需要严格细化风险管理职责，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基层员工都应按照自身职责，承担相应的风险防范责任。例如，企业可以建立风险预防的三道防线，各部门工作人员作为风险预防的第一道防线，职能部门负责人作为风险预防的第二道防线，内控审计与风险管理部门作为第三道防线，以此夯实企业风险防范的基础工作。另外，企业可以依靠信息技术，在内部管理系统中嵌入风险预防模型，建立覆盖经营管理活动全过程的风险防控体系，及时将风险问题反馈到管理部门。再次，完善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理人员需要制订完善的评估方案，其内容应包括内控风险评估目标、内控风险识别范围、识别方法、识别成果、控制建议、实施计划，以提升风险预防的可行性，降低企业内部控制风险。最后，强化风险应对措施。企业的风险应对措施，应充分贴合内部控制管理问题。例如，针对权责不清晰引发的风险，管理人员需要建立决策机制、责任管理机制、授权机制等；针对岗位职责不分离引发的风险，企业需按照内部控制要求建立岗位分离机制，从而降低内部管理中存在的风险[5]。 （四）构建信息反馈机制 第一，调整内控管理流程。企业可以按照内部活动，调整内部控制流程。例如，采购付款流程以往是直接通过财务部门确认后执行，内部控制只是后期的检查审核手段。如今企业可以将采购及付款手续直接提交到内控管理部门，待审核通过后交由财务部门确认批复资金，以此规范事前管理行为。第二，优化信息沟通机制。企业应利用信息技术，将内部控制管理系统与财务系统、业务系统等其他职能部门管理系统对接，支撑企业内部各项信息数据的交流和传递。这不仅能提升内部控制效率，还能确保上下级之间顺利沟通交流，促进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从而更好地支撑管理层的决策。第三，建立反馈机制。企业应在内部控制管理过程中定期组织内控评价活动，主要是针对内部控制环境优化、风险控制、活动管理、审计监督、信息交流等工作，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到对应的管理部门，并针对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从而达到强化内部控制管理的目的。同时，企业需要与频繁出现问题的部门进行沟通交流，采用面谈的方式了解部门的工作内容，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共同制定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限期整改，提升内部沟通交流的效率。 （五）完善内控监督管理体系 第一，建立监督协同机制，形成监督合力。现代企业在运营管理过程中，还应与业务、财务等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将其作为日常监督管理的主体，进一步深化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监督作用，从而形成上下一致的监督管理目标，进一步增强企业内部控制监督的管理效果。同时，现代企业应基于信息技术，建立内部控制共享机制，确保监督管理关键信息在企业之间的流通，提高问题部门工作改进效率。第二，深化专项监督责任，发挥监管作用。现代企业内部监督管理委员会、内部控制以及内部审计等部门，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在日常工作中针对业务及财务管理问题，制定常态化的专项监督计划。其中，常态化监督管理应由内部控制部门负责，根据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深入监督各项经济活动，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专项监督机制由内部审计部门负责，按照内控反馈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审计方案，并将其提交管理层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组织有关人员开展审计工作，基于结果编制专项审计报告，反馈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竞争态势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现代企业需要强化内部控制管理，确保企业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均在规范的内部控制体系下有序推进。因此，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显得至关重要。未来，企业可以通过优化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建立现代审计体系、完善内部风险体系、构建信息反馈机制，逐步提升企业内控管理水平，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艳华.企业内部控制审计存在的风险及应对策略分析[J].商场现代化，2023（22）：129-131. [2]尤妹燕.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活力，2023，41（17）：100-102. [3]李萌.内部审计在企业内部控制中的作用探讨[J].商场现代化，2023（15）：95-97. [4]边静.论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J].中国市场，2022（33）：104-106. [5]郭锦.现代企业强化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路径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2（23）：70-72.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田雷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现代企业对精细化管理与高效决策的需求日益提升，而传统财务管理模式明显难以适应企业的这一现实需求。业财融合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主流趋势，以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三流合一”为核心，助力企业突破传统财务的事后核算局限，将财务管理节点嵌入业务全流程，持续提升管理效能。本文分析了企业管理中业财融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动业财融合的实施路径，以期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业财融合，企业，财务管理，风险防控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快速发展，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尤其是电线电缆及上下游产业、核电军工装备等领域的集团化管理企业，不仅身处技术门槛高、资质壁垒严、政策导向强的特殊行业环境，还兼具“长链条、重资产、强监管”的行业属性。这使企业对成本归集、资源调配、风险监控的要求尤为严格。业财融合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核心在于突破业务与财务之间的壁垒，将财务管理触角延伸至业务前端，让数据共享、流程协同、价值共创成为现实，进而稳步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对于电线电缆及上下游产业、核电军工装备等领域的集团化管理企业而言，为推动战略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必要深入研究业财融合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一、财务管理视角下企业业财融合的重要性 （一）提升决策质量 在传统管理模式下，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存在明显的职能壁垒。业务部门主要关注运营指标，如市场占有率、销售订单量、生产效率等；财务部门则侧重收入确认、成本核算、利润率等财务结果。数据体系的割裂，导致企业决策层难以立足于全局视角，对前端运营动态、后端财务表现展开多维度分析，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1]。业财融合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主流趋势，能有效突破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中台与标准化指标体系，可彻底打通业务流与财务流的固有数据壁垒，促进各部门信息互联互通，使业财联动分析成为可能，进而为决策提供更全面、准确的信息支持，进一步提升决策质量。以销售决策为例，企业可聚焦销售侧，分别整合客户画像、订单转化率、市场趋势等业务数据，以及财务侧的单品成本、资金周转率、边际贡献等财务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可视化工具深入挖掘上述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并结合数据反馈，合理调整现有定价策略、渠道政策、资源投放方向，确保同步达成销售规模扩张与盈利质量提升的目标。以业财融合为支撑的决策模式，核心在于将财务指标深度嵌入业务全流程。这一模式不仅能有效规避“规模扩张与利润增长失衡”的潜在经营风险，还能依托数据驱动实施精细化管理，助力企业真正实现“规模增长有质量、运营效率可持续”，构建良性发展格局。 （二）优化资源配置 企业的资金、人力、技术等资源始终处于有限供给状态，这种客观存在的资源约束性，决定了若要实现经营价值最大化，必须对资源进行高效配置。在运营管理进程中，企业应积极构建业财融合模式，以业务需求为导向，依据财务分析结果，为资源分配提供参考依据。在传统资源分配模式下，企业对历史经验的依赖度较高，且存在部门博弈现象；由于量化评估不到位，加之缺乏动态调整机制，极易造成资源错配、重复投入的情况[2]。业财融合强调业务与财务协同管理，将资源分配升级至战略高度，以战略为导向进行精细化配置资源，从而助力企业摆脱粗放式管理局限，彻底消除资源隐性浪费，确保每一笔投入都“用在刀刃上”，精准支撑企业价值创造。以预算编制为例，财务部门需深入分析业务部门的战略规划，包括市场开拓计划、产品研发路线图等，充分把握其深层资源需求。随后，依托财务模型对不同资源配置方案进行模拟，从战略匹配度、财务可行性、风险回报比等维度展开对比分析，最终确定最优资源配置方案。上述预算编制过程，既与企业战略目标深度契合，又充分保障了资金安排的稳健性，使资源配置的整体效能显著提升。 二、财务管理视角下企业业财融合存在的问题 在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各行业企业对业财融合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期望通过深入推动业财融合，持续提升自身管理效率，高质量实现战略目标。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企业却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 （一）组织架构协同机制缺失 企业财务部门的复合型人才储备存在不足，现有人员对业务逻辑缺乏深入了解，且数据分析能力、跨部门协同意识较为薄弱，难以充分适应业财融合的深层需求；业务部门人员受绩效导向影响，未深刻认识到业财融合的战略价值，认为此举会增加工作负担，加之资源分配、考核标准的差异，极易产生消极抵触情绪，导致业财融合难以顺利落地[3]。 （二）“数据孤岛”现象突出 部分中小型企业资金条件有限，面对高昂的软硬件采购成本与实施成本，难免会望而却步。不少企业虽已搭建业财一体化ERP平台，但因各部门数据标准不统一、系统结构异构，大幅度增加了数据清洗与流程整合的难度，导致平台应用效能未能充分发挥，部门壁垒、“数据孤岛”现象依旧存在。 （三）业财融合人才储备不足 为提升财务人员的业财融合能力，企业普遍采用业务部门轮岗的实践方式。然而，由于缺乏标准化的岗位交接流程，且过渡期配套支持不到位，轮岗人员与原岗位工作衔接出现断层，直接影响业务运营的连续性。此外，部分企业虽设定了明确的培养目标，却忽视了员工的实际学习能力与业务复杂度，导致目标与能力错位，反而催生员工消极应付心态，大幅度削弱培训成效。 三、财务管理视角下企业业财融合的策略 （一）加强预算管理 对于电线电缆及上下游产业、核电军工装备等领域的企业而言，基于业财融合视角开展财务管理工作，预算管理是核心抓手之一。根源在于，此类企业兼具产业链长、项目周期复杂、资金密集的典型特征，沿用以财务为主导的预算管理模式，难以充分适应其实际业务需求[4]。 业财融合下的预算管理，核心在于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深度协同。通过整合业务流与资金流信息，彻底突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为业务规划与资源配置提供依据。以电线电缆行业为例，作为典型的“料重工轻”型制造业，铜、铝等大宗原材料成本占比高达70%以上。其价格若出现大幅度波动，势必对企业成本控制体系造成严重冲击，进而显著降低企业整体盈利水平。 基于此，企业在开展预算管理工作时，应将侧重点放在原材料成本控制上，依托业财融合机制，围绕原材料价格波动建立动态管控体系，确保利润目标顺利实现。具体而言，采购部门需实时追踪国内外期货市场主力合约走势，多维度分析市场供需并合理预测价格趋势；生产部门需负责结合订单计划、设备效能，细化产能利用率、耗用标准等关键数据；财务部门需综合考量资金成本、账期结构、采购规模三大要素，科学测算最佳采购周期，进而制定切实可行的库存策略。通过上述预算管理流程，当原材料价格高位波动时，企业可通过延长采购周期、降低采购频次控制原材料库存成本，待价格低位时进行阶梯式储备，在保障生产连续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减少资金占用，真正实现精细化预算管控，稳步扩大利润空间。 （二）加强成本管理 在电线电缆、核电军工等领域，因材料标准高、工艺要求严格、生产周期长，成本管理工作十分复杂。在业财融合背景下，相关企业开展成本管理时，应主动突破传统核算边界，将侧重点转移至研发设计、采购仓储、生产制造、质量检测、物流维护等价值链全流程；同时积极引入作业成本法、目标成本法、价值工程等先进管理工具，构建精细化的成本管控模式，为战略定价决策、供应链协同优化及成本竞争力提供可靠依据[5]。以核电装备制造业为例，该领域涉及特种材料、复杂工艺，且定制化生产周期长，行业企业普遍面临高精度成本归集难题。以核岛设备为例，单台设备通常由数万个精密零部件组成，仅依靠传统分摊法难以精准匹配资源消耗逻辑，极易因低估关键部件成本、高估通用部件成本，影响最终的报价决策与供应链议价效果。 深入推进业财融合，可从根本上规避上述问题。核电装备制造企业在进行成本管理时，可以引入作业成本法，围绕质量检测、无损探伤、工艺验证等辅助作业逐一核算成本，精准识别高成本环节与成本异常点，并深入剖析具体成因。在此基础上，通过优化工艺参数、引入自动化设备、建立标准作业成本库等措施，合理调控环节成本，助力企业节约直接成本、提升隐性效益。 （三）加强绩效管理 基于业财融合背景的绩效管理，呈现出动态化、战略化特征。特别在电线电缆、核电军工等行业，此类行业兼具资金密集、技术门槛高的属性，这一特征体现得尤为突出。上述行业企业在开展绩效管理时，应科学统筹短期财务指标（如现金流量、营收增长率、成本利润率）与长期竞争力建设（如技术壁垒构建、供应链韧性、专利储备量）的辩证关系，主动引入平衡计分卡策略，聚焦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成长四大维度，并通过深度战略协同，使绩效管理形成完整的动态闭环。 以某电线电缆企业为例，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在绩效管理中以财务、运营、战略为核心，构建了三维考核体系。其中，在财务维度，企业聚焦净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现金周转天数等效益指标；在运营维度，企业侧重单位产能能耗、设备综合效率、订单交付准时率、生产计划达成率等过程管控指标；在战略维度，企业则设置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核心技术专利增长率、新材料研发成果转化率等前瞻性指标。依托该考核体系，企业不仅能稳步提升当期经济效益，还能有力推动生产工艺革新与产品技术升级，为攻克特种电缆、高压电缆高端市场、打造差异化核心优势奠定基础。 （四）加强风险管理 电线电缆、核电军工行业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面临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核心工艺技术泄密、重大专项交付违约等独特风险。这些风险不仅严重削弱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与技术竞争优势，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市场信誉。为有效应对上述风险，企业需立足业财融合视角，以数据为驱动构建智能化、前瞻性风控体系，打通业务流与财务流的“数据壁垒”，实时监测各项风险指标，实现风险信号的自动识别、动态评估与分级预警，推动风险防控与价值创造有机统一。 以价格风险管理为例，这是电线电缆及上下游领域企业的重要课题，直接关系其成本管控能力、盈利稳定性与市场竞争力。电线电缆企业面对铜、铝等大宗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以及上下游产业需求周期性变化带来的定价压力，其在进行价格风险管理时，需聚焦采购、生产、库存、销售全链条，构建智能化价格风险管理体系，科学运用期货套保、弹性定制、成本传导等工具，有效对冲价格风险，才能助力企业精准把握市场窗口期，获取理想经济收益。 再如技术风险管理，作为军工装备领域企业的核心管控环节，企业应依托现有业财系统，将密级管理制度深度嵌入其中，以智能风控为引擎，实现业务流与资金流的协同管控。某军工装备集团在业财系统中部署“科研经费智能风控模块”，基于历史科研项目数据，设置绝密、机密、秘密三个等级的支出模型。当系统识别到项目支出偏离基线值或累计偏差超预算时，会自动发布预警，中止当前及关联账户的付款流程，锁定相关预算科目，并提醒财务部门细致核查项目。 （五）优化组织架构 在深入推动业财融合的过程中，企业应基于现有组织架构，整合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力量，推动财务职能延伸。落实到实践中，企业需从内部选拔财务专业能力过硬、业务理解能力强且具备数据分析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组建独立的业财融合团队。团队成员需深入销售、生产、供应链等业务前端，深度参与市场拓展、生产排期、采购决策等关键环节。如此，财务人员可实时捕捉业务动态，通过对各项财务数据精准识别业务痛点与潜在风险，真正实现业务与财务的深度协同，推动企业决策效率稳步提升、运营风险降至最低，助力企业价值增长。 以销售环节为例，业财融合团队可围绕客户全生命周期价值、产品组合边际贡献、区域市场ROI等维度，搭建智能化客户盈利分析模型；同时主动与市场部门协作，充分掌握终端市场需求与竞争对手动态，针对性建立动态定价支持体系。依托该体系，对客户订单毛利率、资金占用成本、服务投入产出比等关键指标进行动态追踪，为定价策略制定、促销活动设计、客户分级管理提供可靠依据，推动企业盈利水平显著提升。 （六）建设信息系统 在业财融合视角下，信息系统是核心基础设施，对整合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促进跨部门数据实时共享、动态监控与协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企业需主动引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业财一体化ERP平台，并在平台内增设销售、采购、生产、库存、财务等功能模块，以支持数据整合、流程协同与智能分析，为业财融合提供强有力的数字化支撑。若技术条件允许，企业可引入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用于完成银企自动对账、费用报销、往来账款管理等重复性财务工作，既能减轻财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将其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又能使其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业务单元盈利分析、经营决策支持、现金流预测等价值型工作，助力企业价值创造。 （七）加强人才培养 “人”是业财融合的中坚力量，其专业复合能力与跨部门协同效率，直接关系到业财融合的整体成效。基于此，企业必须在人才培养上多下功夫，分批次安排财务人员到销售、生产、供应链等业务部门轮岗。每个轮岗周期需设置硬性目标，例如独立完成2份业务分析报告、识别并推动实施2个降本增效项目、优化1个关键业务流程、开发1个业财分析工具等，确保财务人员通过轮岗实践，充分掌握各业务单元的基础运作流程。同时，企业需定期开展专项培训，组织财务人员系统性学习《业务驱动的财务分析》《非财务经理的财务管理》等课程，并采用案例研讨、业务场景模拟等形式，帮助财务人员深入了解业务逻辑、掌握业务语言，牢固树立业财协同思维，稳步提升其业财融合能力，成长为懂业务、精财务的复合型人才，为企业价值创造贡献力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业财融合是主流趋势，其核心在于打破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固有壁垒，实现数据信息的共建共享与互联互通，进而有效提升决策质量、优化资源配置。企业需要深刻认识业财融合的重要意义，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将业财融合理念贯穿于预算编制、成本管控、绩效评价、风险管理等全流程，推动财务与业务数据实时共享，促进流程高效协同与价值深度融合。同时，通过优化组织架构、建设信息系统、加强人才培养等措施，构建业财融合的长效实施路径，推动财务管理逐步摆脱“事后核算”局限，向“价值创造”转型，助力企业提升运营效率与战略执行力。 参考文献： [1]杨辉.业财融合视角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思路[J].中国产经，2025（04）：134-136. [2]李美玲.业财融合下企业财务管理转型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会计师，2025（04）：28-30. [3]康海燕，肖航，郭亚敬.业财融合视角下企业财务会计信息化建设策略探究[J].投资与创业，2025，36（04）：34-36. [4]贾晓巍.基于业财融合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转型路径探讨[J].财富时代，2025（01）：108-109. [5]林琳，丁玥，张艺淳.管理视角下财务共享与业财融合协同机制构建策略[J].中国商人，2025（02）：122-124.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王艳 摘要：本文立足国有企业金融风险防控的现实需求，结合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技术应用背景，系统分析合同管理优化的实施路径及其对金融风险防控的经济效应传导机制。合同管理优化通过“制度规范—技术赋能—数据驱动”三重协同构建合同全生命周期智能管控体系，从成本控制、风险缓释、效率提升三个维度实现“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追溯”的金融风险防控闭环，为国有企业降低资产损失、提升运营效益提供核心支撑，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关键词：国有企业，合同管理，金融风险，经济效应 一、引言 根据《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371.9万亿元、负债总额241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102万亿元。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其资产规模日益壮大，金融风险防控能力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有资产安全与宏观经济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持续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 合同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法定载体，贯穿于物资采购、销售、投融资等全业务链条，既是价值交换的凭证，也是风险传导的主要通道。合同管理是国有企业防范经营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国务院国资委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国资发法规规〔2021〕80号）中明确提出，深化合同管理等重点领域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实现法律合规风险在线识别、分析、评估、防控。 然而，传统合同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国企因合同管理漏洞引发的金融风险事件居高不下，其中虚假贸易合同导致的国有资产损失、应收账款逾期率因履约监控缺失而升高等问题频发。同时，国企法务人员配置普遍不足，传统人工审核模式导致审批周期长，风险识别滞后性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依托数字化技术实现合同管理优化，成为国企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的必然选择。 二、合同管理优化与金融风险防控的理论机制 （一）核心概念界定 1.合同管理优化。国有企业为了提高合同管理的效率、降低风险，通过数字化技术应用与管理机制创新，实现合同从“资质审核—文本生成—审批签署—履约监控—归档分析—争议处理”全生命周期的标准化、智能化管理升级，核心特征体现为风险预判前置化、流程协同一体化、决策支撑数据化，从而更好地支持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战略实施。 2.金融风险防控。通过一系列措施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及损失。常见的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等，这些风险贯穿于合同的全生命周期。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全球化布局中，除了传统金融风险，还面临供应链金融融资性贸易风险、绿色转型资产重估与合规风险等新兴风险。本文从合同管理优化微观角度，探讨国企金融风险防控路径。 （二）理论基础：合同管理与金融风险的内在关联 合同管理优化助力国企防控金融风险，是横跨多学科的系统工程： 从法经济学视角看，合同以法律形式界定产权与风险边界，是金融交易的“法律载体”与风险分配工具，合同条款设计嵌入交易成本理论，权衡“法律可预测性”与“谈判成本”。 从信息经济学视角看，信息不对称与契约不完全性是风险根源，合同管理体系不够优化、合同范本体系不全、合同条款不合理[1]等缺陷易触发金融风险。合同管理可升级为信息载体，通过数据科学手段实现风险信号前置化，打破传统风控的“事后补救”困境，且良好的动态协商或再缔约机制，可通过利益责任的再平衡维持项目平稳、有效运营[2]。 从组织行为学视角看，执行偏差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合同管理可融合组织行为学和行为经济学，通过流程设计和技术约束减少非理性行为风险。 从机制设计理论看，合同条款设计可结合博弈论与激励机制理论，将金融风险转化为可量化、可分摊的参数变量，实现从“零和博弈”到“合作博弈”。 （三）作用机制：合同管理优化如何防控金融风险 合同管理覆盖“合同订立—履行—变更—终止—争议解决”全流程，通过规范合同行为、强化过程控制、完善事后救济，构建“风险预防—风险缓释—风险吸收”的全链条管理体系： 1.事前阶段：风险“识别—预防”机制。通过交易对手风险前置识别、合同条款风险预演、金融条款标准化方式，将合同审查从法律合规升级为金融风控，实现风险信号前置化、风险条款刚性化、风险敞口可算化。通过合同签订前的尽职调查，确保交易对手具备履约能力，为风险定价提供依据，将潜在的金融风险转化为可量化的违约责任。 2.事中阶段：风险“监测—控制”机制。通过资金流向穿透监测、履约异常动态预警、实时计算合同风险敞口，将合同转化为实时风险传感器，实现风险事件实时感知、资金流动实时拦截、金融敞口实时对冲。数字化手段可自动记录履约节点、发现执行偏差，“调整机制”与担保增信能应对市场变化，提升风险承受能力。 3.事后阶段：风险“追责—迭代”机制。通过违约损失精准归因、合同行为审计追责、风控模型闭环迭代等方式，将违约事件转化为风控系统进化动力，实现从个案追责到系统升级的闭环。同时，合同管理流程优化结合内部控制体系可避免人为操作失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强化合同管理全过程的数据分析与利用，提高合同管理风险防控水平[3]。 三、国企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优化的路径 （一）国企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 1.国企合同管理存在共性问题。合同管理制度不健全或制度执行不到位、管理流程不规范（越权审批、履行缺乏跟踪）、信息化水平滞后（人工为主、数据分散）、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评估机制缺失、调研审查不充分）。 2.因功能定位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国企问题各有侧重点。公益类国企聚焦决策流程复杂、风险控制过度、激励机制不足；商业类国企突出合规意识薄弱、短期利益导向、内部管控松散等。不同行业的国企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金融类国企受高风险、强监管影响，专业人才短缺制约管理水平；建筑类国企因项目周期长、风险点多，存在合同条款不明确、履约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二）国企合同管理优化的路径 合同管理优化通过“三重赋能”提升国有企业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1.制度赋能。建立统一的合同编码规则、标准化文本库、分级审批权限体系，将风控要求嵌入合同管理；构建全生命周期流程，各阶段落实尽职调查、双重审查、动态监控等措施。 2.技术赋能。推进数字化转型，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构建智能化管理体系，实现风险点的自动识别与实时预警。 3.数据赋能。整合多维度数据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形成“制度规范技术、技术生成数据、数据优化制度”的协同效应。 1.分类分级制度设计 （1）公益类国企。以社会效益为导向，简化决策流程、建立快速通道，按风险等级实行差异化审批。 （2）商业类国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建立市场化定价机制与激励约束机制，对创新业务给予风险容忍度。 （3）分级管理。依据合同金额、风险等级等明确管理与授权体系，落实审批权限与责任，加强组织保障和人才培养。 2.行业与规模适配路径 （1）全链条数字化重构路径：适用于业务规模大、产业链长的大型综合型国企。建立“集团总部—二级单位—三级机构—项目单元”四级管理体系，实现合同数据纵向贯通，实现链上企业对合同履约信息全程、实时、可视化交互和共享[4]；通过接口对接财务、采购等系统，实现横向集成；落地全生命周期管控，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合同生命周期内各环节有效的动态管理[5]，整合信用指标建立白名单、提供智能起草工具、对接物联网追踪履约、用区块链技术确保合同数据不可篡改。 （2）AI精准赋能路径：适用于专业领域突出、风险集中行业的国企。开发基于大模型的智能审核模型，覆盖核心业务合同风险识别；利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合作方关系网络，排查隐性关联交易；部署OCR与文本结构识别技术，实现不同版本合同的毫秒级差异比对，集成多系统构建智慧管理模式。 （3）跨部门协同升级路径：适用于管理基础较好、需快速见效的国企。建立“法务—财务—业务”三方会审制度，分工评估履约、资金、合规风险；在现有管理系统中嵌入风控插件，压缩风险识别时间（如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嵌入启信慧眼功能规避融资性贸易风险）；将合同风险检出率、标准化文本使用率纳入部门KPI考核，建立“AI+人工”双审激励制度。 四、合同管理优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中国电信：通过“智慧合同”系统实现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15秒内完成机器审核，人工补充审核后每年节约2.2万人天；电子化签约提升效率59%，信用管理功能每年节省14.4万人天；按60%应用率计算，每年节省人力成本约540万元、资源成本约3456万元。 广东电网：2021年建设“知识+数据+AI”驱动的数智合同管理数字化平台，合同从起草到审批结束平均用时同比减少6.78%，从项目采购开始到合同审批结束平均用时同比减少7.8天，财务单据的平均审核效率提升17.6%，2022年智能识别风险点9万余个。 （一）成本节约：多维成本的系统性降低 1.直接运营成本节约。合同电子化实现“无纸办公”与流程简化，可节约打印、邮寄成本和合同用印成本；通过系统集成减少人工录入环节，节省人力成本和资源消耗成本。 2.管理人工成本优化。AI工具替代重复性劳动，提高问答准确率，替代部分常规咨询工作量，显著提升人均效能，节省人工成本。 3.隐性风险成本控制。通过风险前置识别减少损失，应用智能信用审核后，降低合作方违约率。 （二）风险缓释：防控能力的层级式提升 1.风险识别率显著提高：数字化系统实现风险点的全面覆盖与精准识别。通过数据可视化预警，缩短关键指标异常识别响应时间。 2.资金安全保障增强：履约监控与应收账款管理能力提升，通过履约全景视图，缩短应收账款回款周期，降低逾期率；借助股权穿透功能，识别假冒合作方，避免损失。 3.合规风险降低：大数据分析功能可预测合同履约风险，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损失。 （三）效率提升：运营效能的突破性改善 1.审批流程加速。协同机制创新与智能工具应用大幅缩短审批周期。 2.决策效率优化。数据可视化提供精准决策支撑，基于合同数据的投入产出比分析，优化业务板块资源配置，提升投资回报率。 3.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标准化与智能化释放管理资源，法务人员减轻重复性审核工作量，从而提升高风险合同研判时间占比；通过合同数据与供应链数据的联动分析，优化供应商结构，降低采购成本。 五、结语 合同管理优化通过“数字化体系构建—智能化工具应用—协同机制创新”的递进式路径，对金融风险防控产生“成本节约—风险缓释—效率提升”的三维经济效应，其中技术赋能是核心驱动要素，制度保障是基础支撑，数据协同是关键纽带。而国有企业合同管理的优化实施路径，取决于企业所处行业特性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金融风险防控的经济效应产生不同的效果。 建议相关部门针对不同类别的国企完善合同管理的顶层设计，健全法规体系；完善国企合同管理的监管制度，建立合同管理的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对国企合同管理情况进行评估。随着智能技术的普及，监管部门也要同步创新监管方式，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不同行业国企合同管理的分类指导，规范合同管理系统的技术要求和数据标准，推广行业优秀实践案例和管理模式。 随着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国企更加注重对合同管理和风险防控的要求，合同管理不再仅仅是“签字盖章”的事务性工作，而是国企治理能力现代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和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管理工作逐渐从传统人工管理向数字化、智能化、战略化方向全面升级。 参考文献： [1]解新生，张尚，宋奇瑶，等.我国建设工程合同管理的研究进展综述——基于十年文献的统计分析[J].工程经济，2019，29（11）：40-45. [2]王远胜，周中举.论政府实施部门PPP项目合同风险管理——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8（4）：99-105. [3]程平，姜亭杉，冯珺.基于财务云平台的合同管理内部控制优化研究——以重庆海事局为例[J].会计之友，2017（14）：127-131. [4]孙浩，张瑞.合同管理视角下物资采购服务供应链业务流程优化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2（22）：31-35. [5]李加宏，赵鹏，杨瑞娟，等.科研院所合同信息化协同管理平台的构建[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8，37（4）：292-295+312. 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王文锦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6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