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6日 第 4 期
总第257
国研网首页     广告业务     联系合作     编辑信箱
财经纵览
权威视点
国研分析
宏观纵览
金融透视
产业追踪
区域经济
企业管理
财经纵览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经济主题记者会 凝心聚力,推动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

3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就发展改革、财政预算、商务、金融证券等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预计今年GDP增量超过6万亿元,“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世界第一,今年教育、卫生健康等财政支出将超12.4万亿元……会上公布的一组组数据,传递出振奋人心的信号。

实现今年经济增速目标有底气、有信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坚实的基础,体现在总量规模、创新能力、风险应对三个方面。”郑栅洁分析指出,从总量规模看,2025年经济总量超过140万亿元,迈上新台阶;从创新能力看,创新成果和重大突破全球瞩目,发展动能更足,这些创新成果也惠及人民群众生活;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坚定、灵活、有效应对了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这些优势,让我们有底气、有信心,应对各方面风险挑战和市场波动,实现既定目标、预期目标。

“预计今年GDP增量超过6万亿元,相当于一个发达经济体全年的GDP总量,这些为稳就业、惠民生、防风险提供有力支撑。”郑栅洁说。

实现预期目标,将从何处发力?郑栅洁表示,将从加力提升宏观经济调控效能、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力做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卡点堵点四方面发力。

郑栅洁表示,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五年内突破1万亿元。深化“人工智能+”行动,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这些年,我国财政政策始终坚持积极取向。去年首次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力。蓝佛安在会上表示,今年继续坚持“更加积极”的基调,在去年总量扩张的基础上,保持力度不减。

如何理解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蓝佛安概括为:既体现在资金规模上,政策力度给足;更体现在强化政策协同上,效应进一步放大。

在资金规模上,今年三个方面创了“新高”:支出总量创新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迈上30万亿元的新台阶;新增政府债券规模创新高,今年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近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创新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总量达到10.42万亿元,连续4年超过10万亿元。

政策协同方面,“今年创新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工具,抓住居民消费、民间投资两个关键,设计出一套机制”,“带动金融‘活水’和大规模社会资金,流向消费和实体经济”。

蓝佛安透露,把更多资金用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今年,全国科学技术支出安排近1.3万亿元,增长7.1%;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过12.4万亿元。财政既全力支持国家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也努力保障每个小家庭的生活蒸蒸日上。

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释放

“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生喜人变化。从规模看,消费市场稳居全球第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先后突破40万亿、50万亿元。从结构看,“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增至1.3万美元以上,商品消费等传统需求日益向新向优,更多绿色智能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特别是“乐购新春”特别活动等带动下,今年春节期间线下实体消费增速反超线上,这是近年来首次。

王文涛表示,商务部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力促消费、扩内需。商品消费方面,接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服务消费方面,聚焦交通、家政、网络视听、旅居、汽车后市场、入境消费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体育赛事、体验式服务3个潜力领域,完善专项支持政策,直接惠及消费者和经营者。

2025年,我国外贸顶压前行,稳中向好。货物进出口迈过45万亿元大关,增长3.8%,连续9年实现增长。我国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占比超过一半,占到了51.9%。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王文涛表示,今年将围绕贸易强国建设“三大支柱”,也就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统筹促稳和提质、统筹新兴和传统、统筹进口和出口、统筹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

为“十五五”开好局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

潘功胜说,2025年以来,人民银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数量、利率、结构等方面推出多项政策举措,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潘功胜表示,2026年,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地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集成、协同效应,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潘功胜表示,这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水平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

“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潘功胜说,中国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潘功胜介绍了重点领域风险化解的成效:2025年末,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相较2023年初均下降超过70%;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数量较峰值下降一半……

潘功胜表示,将继续把握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风险防范之间的动态平衡,有序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着力推动资本市场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

吴清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对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等作出重要部署。证监会将会同有关方面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聚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金融强国建设,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资本市场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努力实现五个方面新提升:一是市场更具韧性、更加稳健。二是制度更加包容、更加适配。三是上市公司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四是监管执法和投资者保护更加有力、更加有效。五是对外开放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防风险、强监管、促进高质量发展是资本市场的工作主线。新的一年,资本市场将如何做?吴清明确了五个着力点——

着力筑牢资本市场风险“防波堤”“防浪堤”;着力巩固和提升财务造假综合惩防效能;着力引导行业机构专注主业、规范发展;着力强化对新型业务的监管;着力扎牢织密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安全网”。

董蓓

向新 向智 向未来——聚焦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围绕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形势、国资央企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科技部部长阴和俊:

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

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全球第10位。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强度达到2.8%;基础研究投入接近2800亿元,比重达到7.08%,创历史新高。

阴和俊表示,我国科技成果大量涌现,人形机器人大放异彩,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创新药迅猛发展。科技赋能各行各业,有力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在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充分彰显。

“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应牢牢把握科技强国建设目标,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牢牢把握国际科技竞争态势,强化统筹谋划、系统布局。阴和俊表示,将重点抓好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生态等方面工作。

当前,科技创新正在为我国产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推动产业向新向好发展。“党中央一直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高度重视,作出系列战略部署,成效也十分明显。”阴和俊介绍,目前,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8%;在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跃居全球第1,北京排名第4,上海—苏州集群排名第6。

“十五五”时期,党中央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阴和俊表示:“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瞄准产业需求、产业发展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摆脱过去‘先有成果后转化’的惯性思维,加快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动的新格局,从而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阴和俊介绍了要重点抓好的几方面工作:一是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三是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四是支持地方先行先试。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

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制造业“双向奔赴”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的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李乐成介绍,2025年,我国全年工业增加值41.7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5%。我国工业体系门类齐全的优势、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李乐成用“向新”“向优”“向智”“向绿”四个词来描述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态势,并进一步解释道:“向新”即发展新动能强劲,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两位数增长,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前沿新兴领域发展迅速。“向优”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规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36.8%和17.1%。“向智”即数智制造日益增长,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培育出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260家高水平5G工厂。“向绿”即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步履稳健,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水耗持续降低,建成超过8000家国家绿色工厂。

近几年来,人工智能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李乐成列举了马年央视春晚人形机器人“组团炫技”的例子,展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成果。

“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李乐成介绍,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呈现三个亮点:一是中国的大模型走向世界,2025年中国企业推出的开源大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大幅度降低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降低了使用成本,增强了人工智能的普惠性;二是AI工具赋能生产,截至去年年底,我国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三是智能终端走进了人们的生活,AI眼镜、AI手机、AI电脑可谓潮品、爆款不断涌现,走进了千家万户。

李乐成表示,2026年,工信部将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制造业“双向奔赴”:依托产业优势,做优产品供给;立足场景优势,做深行业应用;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工智能为人所用、为人服务、为人所控。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玉卓:

三方面加力推动央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连续跃上了70万亿、80万亿、90万亿元三个大台阶,利润总额比上一个五年增长了56.2%,在质和量上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张玉卓把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归于深化改革。“‘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目标是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张玉卓进一步介绍,要在三个方面取得新突破:

一是在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上取得突破,即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二是在提升中央企业活力效率上取得突破。建立更加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进行长周期的管理,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三是在提升监管有效性上取得突破,实现“放得活”和“管得好”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国资央企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取得了积极成效。张玉卓介绍,国资央企一方面对传统产业进行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一方面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接续实施中央企业产业焕新、未来产业启航行动。三年来,中央企业累计投入7.4万亿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占总投资的比重提升至42%;去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达到12.3万亿元,形成5个万亿级规模产业。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央企业如何发力?张玉卓用“领跑”“赶超”“培育”三个词,概括国资央企将持续加力的三个方面:

领跑方面,主要包括新能源、航空航天等产业,下一步将推动这些领跑的产业在国际上持续建立优势;赶超方面,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培育方面,主要包括量子信息、核聚变、低空经济等。

张胜 李苑

万众一心 砥砺前行——聚焦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

3月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围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乡村全面振兴、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加快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交通运输服务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刘伟介绍,目前,全国每天高速公路上约3000万辆小客车通行,高铁发送旅客约1000万人次,民航运送200多万人次;全国每天有约1亿人乘坐地铁轨道交通,1亿人乘坐公共汽电车,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通勤出行;全国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平均每人每周收3件快递。

“十四五”期间,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交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突破90%,C919国产大飞机安全载客突破400万人次,自动化码头规模数量和技术水平领跑全球。

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主骨架建成率由90%提升至95%以上。针对服役时间长、建设标准低、安全韧性差的交通基础设施,推动更新和数智化改造。

“我们将更加突出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智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刘伟说,并持续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公路检测”等典型场景规模化应用,推动零碳运输走廊和场站建设。

此外,刘伟表示,今年将重点从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出行、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品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三个方面,办好交通为民实事。

“我们将积极培育银发列车、景区直通车、国内航空快线等服务品牌,全面完善小微型客车租赁网络布局建设。着力推动旅客联程运输,保障节日出行。”刘伟说,今年将进一步完善充电服务设施,推动服务区公厕适老化改造,进一步完善货车司机服务设施,更加注重农村公路的养护、运营。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

高水平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韩俊说,2025年我国粮食在高位上再获丰收,总产量达14298亿斤;粮食产量已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新台阶。

韩俊介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把“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作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预期目标。农业农村部门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高水平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

“我们主要是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韩俊说,一是保数量。要把产能提升作为首要任务,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稳产丰产。二是保质量。瞄准绿色优质这个方向,培育优良品种,集成推广绿色技术模式,提高产后加工处理水平,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适配性、有效性。三是保多样。树牢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现代渔业,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

此外,韩俊表示,“十五五”时期,要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聚集各种力量和资源,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更大成效。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特别是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和垃圾围村问题,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人居环境的舒适度。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持续推动农村移风易俗,提升精神文明水平。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推动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国运盛体育兴。近年来,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高涨,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不断升温。

高志丹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持续增多。群众体育活动丰富多元,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巴黎奥运会、哈尔滨亚冬会连创历史佳绩,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创新“一国两制”实践,体育产业规模逐年快速攀升……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锚定目标任务,奋力开启体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高志丹表示,在强化体育为民方面,将重点在强化供给、整合资源、区域平衡上发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体育需求,将更多的赛事活动、场地设施、服务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在深化竞技体育改革方面,将进一步深化竞技体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训练竞赛改革,建立新型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激励和淘汰机制;在繁荣体育文化方面,将强化体育的教育功能与价值,增强体育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力整治体育“饭圈”乱象,加强体育诚信和赛场文明建设。

“体育产业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高志丹表示,今后将加快研制进一步促进赛事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户外运动发展规划,深度融入“体验经济”;丰富赛事供给,有序引入国际高水平赛事,加大自主品牌赛事的培育力度,推动国内职业联赛健康发展;加快体育产业领域相关标准研制,加大专业人才培养。

刘坤 唐芊尔

增长目标留空间 宏观政策再加力——国新办举行吹风会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3月5日,李强总理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后,各方面反响热烈。同日,国新办举行吹风会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特别突出开好局、强创新、惠民生、可操作。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定为4.5%—5%。对此,沈丹阳表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实际上是两句话,即‘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一方面,既充分考虑今年要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又与2035年远景目标总体衔接,体现了‘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要求;另一方面,与我国增长潜力相匹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速也是最高的。”

沈丹阳强调,这一目标是一个区间目标,既为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留有空间,也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增长目标,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把精力聚焦到高质量发展上来。今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多变,经济运行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很可能比预料的多,提出这样的区间目标是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性留有余地。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表示,延续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取向,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形势有需要。今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很大,国内供强需弱的格局还在延续,存在一定的总需求缺口,所以需要加大政策调节力度,用宏观政策的确定性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二是政策有空间。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政府负债率尤其是中央政府负债率较低,货币政策的降准、降息还有条件。三是政策组合上还有创新余地。

“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了一揽子增量政策,今年的政策取向是这一调控思路的延续,而且更加注重预期管理,旨在通过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向社会传递出清晰有力的宏观政策信号。”陈昌盛说。

如何理解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陈昌盛介绍,首先,力度和规模比较大。今年赤字率延续了4%左右,是历史上较高水平,赤字规模增加2300亿元;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27万亿元,这些安排都体现了财政政策的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也延续了适度宽松的取向,强调要用好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还要加力扩围实施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努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其次,更加注重精准有效。在财政政策方面,特别强调要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把一些低效、花得不好的钱调出来,花到更有用的地方去。同时,要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产资源,把更多财政资金用于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货币政策也将优化结构性政策工具,强化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方面。最后,突出政策创新。除了政策工具的创新,也强调政策组合的创新。比如,新创设1000亿元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作用,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面,支持民间投资和扩大消费。再比如,强调发挥数据要素、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用,拓展信贷投放的渠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更多有力度、有温度的措施,并且把民生部分的位置往前提,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沈丹阳介绍,在教育方面,政府工作报告围绕提升教育公平与质量,对各学段、各类型的教育工作都作出安排。比如,今年将继续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幼儿园由此减少的收入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而且是中央财政出大头。为此,今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大幅度增长了37.8%。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惠及1.8亿老年人,中央财政将安排1.25万亿元补助资金,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提出稳妥有序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今年将实现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同时把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这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这将使更多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得到保障。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通过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和促消费政策并举来提振消费。沈丹阳表示,这一表述从大方向上回答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供强需弱”的问题。在具体措施上,形象地说,就是要用好“加、减、乘、除”四个方法。“加法”是要在需求侧通过增加收入来扩大需求、在供给侧增加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供给;“减法”是要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乘法”是通过财政金融协同联动,发挥乘数效应,更好带动居民消费;“除法”是要破除壁垒、清除障碍,进一步清理各类消费限制性措施,畅通消费循环。

张思楠

国家发展改革委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 宏伟蓝图转化为务实可行的施工图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共设18篇、62章、171节,分为三大板块,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20项主要指标,把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务实可行的施工图。”在国务院新闻办7日举行的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备说。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注重以改革创新的思路谋划重大载体抓手,进一步细化明确必要的定量要求和具体的工作部署。

“为顺应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大势,‘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将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单独成篇,并立足人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人口高质量发展单独成篇。”郑备说。

据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具有四方面突出特点:规划定位上,做好承前启后;发展导向上,紧扣高质量发展;任务安排上,强化务实管用;价值取向上,坚持人民至上。

主要指标是五年规划实施的关键牵引。“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将GDP增长目标设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好基础”。

郑备表示,这一指标目标的设置采用了定性表述中蕴含定量要求的方式,与“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目标相一致,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表述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

在民生福祉方面,“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共设置7项民生指标,占主要指标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重点关注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刘德春说,“一老一小”服务是广大群众非常关心的现实问题。“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专门用两章来阐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明确了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普惠托育、生育医疗服务5项工程建设任务。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袁达介绍,围绕优化供给结构、扩大国内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一系列任务举措,坚持将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相结合、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不断巩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郑备表示,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后,将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进一步健全规划实施全周期推进机制,做到各项任务举措有效落实、顺利实现目标指标。

顾阳 纪文慧

“量”上新台阶 “质”有新提升——预算报告解读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3月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预算报告”)。从“国家账本”中,既能看到宏观调控的积极有为,也能看到民生福祉的稳步提升。

三个“新高”体现力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今年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量”迈上新台阶,“质”也有新提升,效能更优、成色更足。

预算报告中一系列“创新高”的数字,充分体现了“更加积极”的政策取向。

支出总量创新高。今年赤字率继续按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达到5.89万亿元。加上财政收入、使用存量资金等,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迈上了30万亿元的新台阶。

新增政府债券规模创新高。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持续支持“两重”建设、“两新”工作等。总体看,今年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力度为近年来最大。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创新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总量达到10.42万亿元,连续4年超过10万亿元,地方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今年延续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凸显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导向。政策工具组合持续优化,统筹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资本补充类特别国债等多元化政策工具,聚焦‘两重’建设、‘两新’工作等关键领域,以精准化、定向式财政发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旭红表示。

强化政策协同效应

政策协同是今年财政政策的一大亮点。“今年宏观调控更加注重政策的协调,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说。

统计显示,从今年前2个月实施情况看,相关信贷投放总体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良好态势。

“国补”继续惠及广大消费者。按照预算报告,今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调整优化补贴范围和标准,继续支持汽车报废和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同时,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提升消费能力。推进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支持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选择部分城市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激发零售、餐饮、住宿、文娱旅游等领域消费潜力。

“今年预算报告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支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方面,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并通过优化补贴范围与标准,切实提升资金使用绩效与政策拉动效果。另一方面,明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姚东旻说,这些真金白银的托底举措,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民生保障成色十足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国家账本”中,蕴含着对民生福祉的全面细致关切与安排。

在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方面,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667亿元,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

在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方面,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教育支出安排1925亿元、增长5%。完善免费学前教育政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支持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扩大优质高校本科教育招生规模。

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方面,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提高24元,达到每人每年724元。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加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推进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整体来看,2026年预算通过扩大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构,在着力稳定经济增长、提振消费、夯实民生保障的同时,严守债务风险底线,以更加积极、精准、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坚实财政保障。”李旭红说。

曾金华

《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全景展现中国经济“稳”“进”“韧”

2025年,“十四五”圆满收官,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权威翔实的数据全景展现中国经济“稳”的格局、“进”的势头、“韧”的特性。

攻坚克难促发展,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

过去一年,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转型调整阵痛释放,结构性矛盾凸显,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难度加大。面对复杂局面,我国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顶住了压力、稳住了大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跃上新台阶,充分展现了强大的发展韧性、抗压能力和蓬勃的向新活力。

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5.0%,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40万亿元大关,圆满完成预期目标任务,“十四五”时期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四个大台阶。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5.0%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超过5万亿元。中国经济总量实现新突破,反映的是一个百万亿级经济体工农业生产能力的再提升、服务业发展活力的再释放,是亿万家庭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集中体现。

2025年,我国人均GDP达99665元,比上年增长5.1%,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3953美元,连续3年超过1.3万美元,人均发展水平取得新进步。

放眼全球,我国5.0%的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预计保持在30%左右,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和最强稳定锚。2025年,我国货物进口额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服务贸易总额超8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增长19.1%,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1万亿元。

向新提质增动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向优转型

过去一年,各方面统筹推进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向新提质、向优转型中不断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科技硬实力稳步跃升。研发经费投入稳步增长,202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8.1%,与GDP之比达2.80%,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得到提升,大国重器频频上新,“九天”无人机成功首飞,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创新生态,年末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增至16件。

产业向新积聚成势。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升至17.1%。高技术产品供给扩大、竞争力提升,服务机器人、存储芯片、3D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16.1%、22.8%、52.5%,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13.2%。

数字技术加快向生产生活渗透,带动数字产业、数字消费等领域蓬勃发展。2025年,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1.1%;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数控金属切削机床、5G智能手机等智能化产品产量分别增长86.5%、13.7%、12.5%。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消费新模式快速发展,海量订单在云端奔流,全年网上零售额近16万亿元,增长8.6%。

“从一张张算力网络搭建数字高速涌流,到一列列充电桩激活绿色能源动脉,再到智慧交通为立体交通网安上智能大脑,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盛来运说。2025年,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产量比上年增长13.5%,年末5G基站达484万个,互联网普及率升至80.1%。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90%,世界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不断延伸。

畅通循环应变局,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应对全球经贸发展变革的必然选择。过去一年,我国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做强国内大循环,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把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通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内需驱动力持续释放。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5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7%,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7.3%,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52.0%,比上年提高5.0个百分点。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扎实推进,物流体系迭代升级,各类商品和要素流动更加顺畅、配置更加高效。2025年,货物运输量、周转量分别比上年增长3.2%、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降至13.9%。在网络通信快速发展、电子函件替代加速背景下,邮政函件业务量有所下降,但行业结构加快升级,快递业务量突破1900亿件,带动邮政行业寄递业务总量增长11.8%。

盛来运指出,在国际环境的疾风骤雨中,我国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合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质量提升。

202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4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8%,成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一环”。服务贸易稳步扩大、结构优化,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长7.4%,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旅行服务出口分别增长10.5%、49.5%。外贸多元化不断拓展,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部进出口比重升至51.9%,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4项自贸协定。过境免签政策扩围,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全年通过免签入境外国人次比上年增长近五成,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增长近1倍。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董蓓

二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三个月降幅收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涨幅由上月的0.2%扩大至1.0%,为近两年来最高;同比涨幅由上月的0.2%扩大至1.3%,为近3年来最高;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8%。

CPI涨幅重回“1%”,主要是春节因素叠加消费需求恢复影响。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分析,从环比看,春节假期较长,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服务价格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其中,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1.1%、24.7%、15.8%和7.3%,4项合计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32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服务价格上涨1.6%,涨幅比上月扩大1.5个百分点,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75个百分点。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溟认为,服务价格上行既有节日因素的短期推动,也体现出居民线下消费意愿增强、服务业景气度回升的趋势性特征。

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上涨0.4%,已连续5个月上涨。其中,国际有色金属、原油价格上行拉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

从同比看,PPI下降0.9%,降幅比上月收窄0.5个百分点,已连续3个月降幅收窄。董莉娟表示,国内宏观政策集成效应持续显现,部分行业价格呈积极变化。随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相关行业价格同比上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带动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价格上涨4.9%。

熊丽

权威视点
张军扩:中国经济将迎来三大转变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今年经济工作的头号任务,中国将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用政策“组合拳”夯实开局基础,以新动能驱动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

全国两会即将开幕,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们表示,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产业布局从“补链强链”向“建链创链”转变、空间格局从“梯度发展”向“多极支撑”转变的鲜明特征,从而实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提升,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进一步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完善稳增长、扩内需政策需持续发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2025年,稳增长、促创新、扩内需政策“组合拳”取得了积极成效。2026年,完善稳增长、扩内需政策需从两方面持续发力。

一方面,扩消费政策要在继续鼓励物质性消费的同时,更加突出鼓励服务性消费,促进促消费与惠民生更好结合。另一方面,要更加着力解决制约消费和投资增长的深层问题。

经济发展将呈现“三个转变”鲜明特征

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张军扩表示,要切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扣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总要求,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进一步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首先,要坚持内需主导,促进总供求在更高水平上动态平衡。短期扩消费兼顾物质与服务消费,深化以旧换新、家装焕新等提振行动,释放文旅、康养、家政等服务消费潜力,推动促消费与惠民生深度融合。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加大“两重”建设投入,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消费与投资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

其次,要强化改革创新,不断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坚持改革攻坚,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以改革破除堵点、激发活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断优化与前沿创新相适应的体制环境和社会生态。

最后,要突出统筹协调,提升政策精准性与协同性。更好地统筹协调经济政策之间、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一致性,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守住民生底线。

记者 刘慧

尹振涛:构建金融与消费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专章部署“大力提振消费”,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在激发消费潜能、畅通经济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也是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深刻洞察金融与消费互动的内在逻辑,构建二者双向赋能、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是当前经济金融领域亟待回答的重大课题。

金融与消费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体

从再生产循环看,消费是金融价值实现的关键场域与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有机整体。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更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起点。金融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关键媒介,其重要功能在于跨期配置资源。一方面,金融通过信贷支持、支付结算等手段,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推动供给升级;另一方面,消费市场的繁荣是金融资产质量稳健的基础。没有消费环节的有效顺畅,金融循环就会中断,资金空转将导致风险积聚。更为重要的是,消费需求的升级方向,指引着金融资本流向的轨迹,是推动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信号。消费结构的每一次跃迁,都为金融服务打开了新的空间,成为金融创新发展的原动力。

从本质属性看,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消费是检验金融服务质效的试金石。消费是实体经济最直接、最广泛的终端体现。金融支持消费,本质上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具象化,而消费市场的变化更是倒逼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力量。随着居民消费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传统粗放的金融服务模式已难以适应,这迫使金融机构必须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定价能力、创新服务模式。消费升级引领了金融服务的升级方向,推动金融回归本源,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止金融脱实向虚,实现了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优化与质效的提升。

从价值取向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金融与消费良性互动的根本遵循。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金融对消费的支持,不仅涉及资金融通,更是关乎党的初心使命的重大命题。同时,亿万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与反馈,是校正金融发展航向的方向标。消费市场的普惠性需求,促使金融必须走普惠发展之路;消费者对权益保护的呼声,推动了金融治理体系的完善。这种互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与中国实际的深度融合,超越了西方“金融资本中心”的固有范式,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

金融与消费的良性互动被赋予鲜明的时代内涵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战略决策。在这一宏大战略框架下,金融与消费的良性互动,既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也是建设金融强国、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载体。

金融与消费良性互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一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消费作为内需体系的核心构成,其规模扩大与结构升级是打通内循环堵点的核心环节。金融通过精准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引导资金流向最具活力的消费领域,弥合城乡区域消费差距,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强劲动能。反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流通体系的完善以及消费潜能的释放,也为金融机构拓展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增强了金融体系的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使国内大循环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坚实依托。

消费升级是助推金融强国建设与金融转型的战略基石。强大的消费市场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经济基础。庞大且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能够催生出多样化的金融资产、复杂的交易场景和广阔的零售市场,这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金融机构的沃土。消费结构的变迁,正引领金融业发生深刻变革。例如,绿色消费的兴起推动了绿色信贷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投资的发展,数字消费的爆发加速了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迭代,养老消费的增长催生了养老金融体系的完善。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金融业转型升级的导航仪,推动金融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迈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消费环境建设是涵养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实践场域。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不仅需要在金融机构内部倡导,更需要在服务消费者的实践中践行。健康、诚信的消费环境是金融文化落地的土壤。在处理金融与消费关系时,是否坚持“以义取利”、是否做到“诚实守信”,直接检验着金融文化的成色。消费者的监督与选择,是倒逼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恪守职业道德的无形力量。构建良性互动的消费金融生态,就是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融入具体的业务流程与服务细节中,让金融文化在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中彰显价值。

多措并举,形成长效互动机制

构建金融与消费良性互动新格局,要求金融体系必须深化改革创新,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发力,既要发挥金融对消费的支持作用,也要重视消费对金融转型的反向驱动,形成长效互动机制。

第一,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消费金融体系,提升服务精准度。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传统消费,合理优化消费信贷产品,支持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更新换代;针对服务消费,加大对养老、健康、文旅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同时,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借助科技手段赋能消费场景,让金融服务无缝融入百姓生活。金融机构应敏锐捕捉消费升级信号,将其作为产品创新、流程再造的战略依据。通过消费端的需求倒逼金融端的能力建设,推动金融机构提升数字化运营水平、精细化风控能力和敏捷化响应速度,实现金融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动态平衡和良性互促。

第二,以普惠金融为抓手,增强消费公平性与金融可得性。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关注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和新市民的消费需求,通过移动支付、小额信贷等工具,打破金融服务壁垒。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是释放被抑制消费潜力的过程,更是金融业拓展长尾市场、实现可持续商业模式的转型过程。通过服务广大消费群体,金融机构能够积累更丰富的数据资产、构建更立体的客户画像,从而在降低服务成本的同时提升服务覆盖面,探索出一条商业可持续与普惠性兼顾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路径,彰显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第三,营造安全、便捷、诚信的金融消费环境,筑牢权益保护网与文化根基。消费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消费意愿,也是金融文化建设的窗口。金融部门要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规范金融营销行为。完善征信体系,推进信用基础设施建设,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这一过程不仅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需要,更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过程。金融机构要在服务中坚守“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底线,杜绝诱导性营销和过度授信,以稳健审慎的经营理念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通过构建诚信和谐的消费生态,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金融行业形象提升的双赢,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信用基础。

第四,强化宏观政策的协同配合,形成扩大消费与金融转型的合力。金融支持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财政、产业、就业等政策的协同联动。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配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夯实消费基础。同时,金融政策应与产业政策紧密配合,围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全周期的金融服务方案。通过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激发消费潜力,引导金融资源向国家战略需求集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尹振涛

孙立坚:与汇率波动共舞 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确定性

3月2日起,央行正式将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至0%。这不仅是央行工具箱的灵活切换,也体现着中国汇率管理理念的变化——从“管方向”到“降波动”,从“稳点位”到“稳预期”。

2026年开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出一波强势上涨态势。3月3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9088元,续创2023年5月4日以来新高;3月4日有所回调。

将时间轴拉长,此次将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至0%,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央行“逆周期调节”工具箱中的一次标准而精准的操作。理解其逻辑,需先看懂这个工具的本质:它是一把“调节企业购汇成本”的开关。当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企业加速购汇时,上调准备金率,能大幅增加银行远期售汇成本,进而传导给企业,有效抑制投机性购汇,为汇率“降温”。反之,当人民币升值趋势凸显时,下调准备金率,则能降低企业远期购汇成本,鼓励有真实需求的企业(如进口商)提前锁汇,从而增加远期市场美元买盘,为过快升值“踩刹车”。

此次调整,正是后一种情境的完美演绎。2026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在美联储降息预期和中国出口表现亮眼的支撑下快速走强,市场单边升值预期渐浓。此时下调准备金率,其直接效果是降低企业远期购汇报价中的加点。根据测算,以当前美元利率和汇率水平,这一调整理论上可使企业远期购汇成本直接下降约600个基点(即6%)。这既是对实体经济的精准支持,更是向市场释放明确的稳汇率信号,目的是让汇率波动更均衡、更市场化,而非改变其长期趋势。

可以明确的是,央行不会仅仅依赖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率这一件工具。未来的汇率管理,将是一个“多层次、市场化、预期引导与宏观审慎并重”的动态工具箱。从近期政策动向看,新工具已在路上。

一是本外币政策协同。就在宣布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前一天(2月26日),央行发布新规,为跨境人民币同业融资业务引入逆周期调节机制。这意味着,央行现在可以同时调节本币(人民币)和外币(美元)的跨境流动,协同维护汇率稳定,政策协同性大大增强。

二是丰富衍生品供给。针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长期限、高成本”避险难题,外管局正在推动银行开发人民币对外汇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及其组合产品。这些工具能为企业提供更灵活、成本更低的长期汇率风险管理方案,例如一家三年后需收汇的造船企业,未来有望用较低成本锁定汇率。

三是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这是最根本的结构性工具。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已近30%。当更多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企业和家庭对美元波动的敏感度自然下降,从源头上降低了汇率风险。

四是精细化预期管理。通过中间价、官方声明、逆周期因子微调等方式,可以向市场传递“稳预期、防超调”的信号。未来,中间价与市场预测的偏离,可能成为观察政策信号的日常风向标。

2026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主趋势,对市场主体而言,意味着主动、专业、中性的风险管理将成为生存与发展的必修课。

对企业而言,核心是强化“风险管理者”的角色。其一,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将汇率波动视为需要管理的“成本”,而非可以追逐的“利润”。在内部考核中,应考核“是否按制度对冲了风险敞口”,而非“套保交易的盈亏”。其二,善用政策红利,降低套保成本,当前央行已下调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率,企业应主动与银行沟通,评估并利用这一窗口期,对未来的购汇或结汇需求进行锁定。特别是进口商和有美元负债的企业(如航空、造纸),现在正是优化财务成本的良机。其三,分层对冲,简单有效:优先采用远期结售汇锁定确定性的收付汇成本;对于希望规避极端风险同时保留收益可能性的场景,可考虑外汇期权,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衍生品。其四,借力金融科技与政府服务,积极使用银行提供的线上化、免保证金套保服务;关注地方商务部门对“首办户”企业的补贴政策;参加外汇局举办的汇率避险培训。

对家庭而言,核心是平滑消费与资产价值波动,避免投机性换汇。对于留学、旅游等消费性需求,应采取“分批购汇、挂单交易”策略,将未来所需外币分2~3次购汇,或使用银行的挂单结售汇功能,避免一次性买在高点。对于持有外币存款,务必计算“实际收益率”。若美元存款利率为4.5%,但预期人民币升值2%,则实际收益仅约2.5%,可能低于境内稳健理财;且应优先选择短期限产品,保持灵活性。

2026年人民币汇率的温和升值,是由中国经济基本面与全球货币周期共同形成的趋势。央行调整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率,不是要扭转这个方向,而是增添必要的缓冲。

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运行正向更成熟、更弹性、更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对于社会大众而言,理解这一转变,远比猜测下一个汇率点位更重要。未来的财富管理,将越来越多地考验我们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追逐“确定性”的收益。学会与波动共舞,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确定性,这或许是汇率新趋势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

姚东旻:从预算报告中读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与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精准把握了当前经济形势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既着力稳定当前经济运行、提振市场预期,又着眼夯实长远发展根基,将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撑与制度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政策工具运用得当,调控精准有力,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引领下,2025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8.7万亿元,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压力,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提振内需方面,超长期特别国债以更大力度支持“两重”“两新”,带动汽车、家电、手机等数码产品、家装、电动自行车等销售额超过2.6万亿元,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1.8%,有效促进消费和投资市场的复苏。在民生领域,财政资金投向更加注重提振消费、人力资本投入和民生福祉改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达到4.34万亿元,婴幼儿育儿补贴安排约1000亿元,民生重点支出得到优先保障和持续加强。在科技创新领域,财政工作着力支持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央本级科技投入增长7.1%,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增长9.6%,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

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与政策制定紧扣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准锚定当前经济发展需求,以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核心,从支撑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筑牢安全底线多维度施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是扩大财政支出盘子,精准对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赤字规模预计达5.89万亿元,并计划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达4.4万亿元,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统筹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工具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为经济增长夯实资金支撑。二是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重点领域保障。坚持有保有压、突出重点,既着力破解短期需求不足问题,继续实施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扩内需政策,更着眼长远,集中财力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乡村全面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三是功能财政理念持续深化,政府债务管理提质增效。财政赤字规模与政府债务发行规模保持稳定并适度扩大,这既是对我国政府赤字空间与债务空间的科学认识,也是财政在紧平衡形势下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的必要举措,深刻反映了财政政策的功能性本质,说明赤字水平与政府债务规模已不再局限于保持固定的指标红线,而是更加注重其服务于经济稳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

未来,推动“十五五”规划顺利开局,关键在于提升财政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协同性。一是坚持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以投资于物为抓手,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与使用进度,支持“两重”项目建设和“两新”政策实施,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又要把资源更多投向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社会保障与就业创业支持投资等方面,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人民群众获得感。二是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合理安排债券发行,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更多社会投资,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导入实体经济,以公共投资的形式创造新的总需求。同时,央行需审慎确定流动性投放的时机,确保其与政府债券发行的时间间隔得当,既要避免与政府债券发行直接冲突,防止资金成本过低影响政府债券吸引力,又要确保流动性供给的及时性,以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利率的平稳。三是要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既要立足于我国财政金融体制的独特优势,用好用足可拓展的政府债务空间,将债务资源精准配置到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上,又要强化全流程管控,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姚东旻

施文泼:实施更加积极财政政策 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

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释放和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助力今年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

“十四五”以来,财政政策始终保持积极取向,力度更给力、工具更丰富、发力更精准、时机更灵活。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变化,我国实施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稳住了发展底盘、巩固了发展根基,为推动完成全年及“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2025年财政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新增政府债务规模11.86万亿元,远超前几年平均水平。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74万亿元,同比增长1%,财政支出强度不减,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有力,切实支撑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圆满完成。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增长5%,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

有力落实税费支持政策,持续提升税收服务发展大局能力,激发经营主体活力。2025年,我国继续实施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全年减税降费退税金额超2.8万亿元,持续减轻经营主体负担。同时,通过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深入推进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2025年,全国新设经营主体2574.5万户,经营主体呈现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长久动力。

大力支持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根基。2025年,中央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持续支持“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其中安排3000亿元用以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产品销售额超2.6万亿元,惠及超3.6亿人次。出台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通过降低离境退税起退点、调高现金退税限额、放宽商店备案条件并简化备案流程、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举措的落地实施,入境消费潜力有效激发。2025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5.9%,退税额同比增长95.8%。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万亿元,同比增长3.7%。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3,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投资结构也得到进一步调整优化,制造业投资保持增长,产业升级步伐加快。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支持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新动能。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一系列政策工具,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中安排科学技术支出3981亿元,增长10%;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12062亿元,增长4.8%。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等为代表的,包含多个税种、覆盖多个创新环节的税收支持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有效减轻企业科技创新负担。在财税政策的支持下,全社会研发投入快速增长。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达39262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首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企业占全社会经费投入的比重连续多年保持在75%以上,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增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我国已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全球创新的重要贡献者。

持续加强民生保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2025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卫生健康等民生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7%、教育支出增长3.2%、卫生健康支出增长5.7%,均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幅。2025年,我国实施了育儿补贴制度,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000亿元,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并对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这种大范围、普惠式、直接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对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内外部环境仍然复杂多变。为此,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笔者认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过增加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深化改革等举措,进一步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充分释放和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助力今年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充分考虑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的前提下,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综合运用好预算、债务、税收、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支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重点支出,加大对育幼、养老、健康、教育、科技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增强经济社会内生发展动力。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能。

完善税收制度政策,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费制度体系。扎实推动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平稳落地实施,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升税收政策确定性。持续完善优化税费政策,增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如在提振消费方面,适时评估总结近期开展的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成效,在此基础上完善管理机制,探索实施常态化的发票抽奖政策,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积极性,激发消费潜力。规范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健全地方税体系,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提高地方政府保障民生、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施文泼

管涛:财政金融协同 重点瞄准民间投资

2025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强调要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放大政策效能。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先后落地。如何看待本轮财政金融协同政策逻辑和政策重点?本文就此展开分析。

扩大内需是政策首要目标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放大政策效能”,与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一脉相承,保留了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加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的提法,将“有效性”替换成“协同性”,并强调“提升宏观治理效能”。在内外部环境严峻的背景下,财政金融协同是突破内外部约束、提高财政资金质效、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财政资金可以通过金融渠道与社会资本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小资金撬动大资本”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在优化结构方面各有所长,二者可以形成合力,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支持稳增长、调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5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决策部署,财政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持续加强协同配合。围绕促进居民消费,同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贷款和消费领域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财政贴息,7月国常会部署实施“双贴息”政策,8月财政部等多部门公布“双贴息”政策实施方案;为贯彻落实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人民银行于5月7日宣布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再贷款利率1.5%,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向服务消费重点领域提供信贷支持。围绕支持民间投资,2026年1月6日,财政部宣布延长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期限,至人民银行设备更新相关再贷款额度用完为止;5月7日,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总额度增至8000亿元,并下调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至1.5%,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向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领域提供信贷支持。

2025年,尽管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全年实际GDP增长5%,与上年增速持平,但消费和投资对GDP增速的合计拉动作用仅为3.37个百分点,创近3年来新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3%,创1998年以来新低。在此背景下,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经济工作重点任务首位。2026年1月9日,新年首场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2项支持促进消费和4项支持民间投资的政策。会议要求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联动,充分发挥政策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促消费、扩投资。

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促消费

加大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力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居民消费发挥了较大带动作用,但居民消费总体仍然较为疲弱,消费复苏基础尚不牢固,在金融数据中体现为居民部门信贷维持偏弱格局,居民贷款新增4417亿元,较过去5年均值少增5.06万亿元。因此,在2025年底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优化方案出台之后,2026年1月20日,财政部等三部门宣布优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如将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年底,将覆盖人群多、应用场景广泛的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纳入消费贷款贴息范围,取消了原有政策中对消费领域的限制,将每名借款人在一家经办机构单笔消费贴息上限从500元提高到3000元,并增加了个人消费贷款经办机构范围,以惠及城乡各类消费者。

加大“再贷款+财政贴息”力度,推动增加优质服务供给。近年来,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消费结构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2025年,我国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6.1%,较2020年增长3.5个百分点,但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偏低。进一步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增强服务消费供需适配是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2026年1月15日,人民银行宣布将适时在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中纳入健康产业,并将再贷款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25%。1月20日,财政部等四部门宣布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如将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年底,将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贴息金额从1万元相应提高到10万元;将数字、绿色、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纳入政策支持范围,惠及领域增加至11类,并增加了经办银行等。

支持民间投资成“重头戏”

2025年,民间投资下行压力显著加剧。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连续3年减少,降幅由前两年的0.4%、0.1%扩大至6.4%,较固定资产投资整体降幅高出2.6个百分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是制约民营企业盈利空间、导致投资意愿不足的主要因素。“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并提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在此背景下,2026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对民间投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第一,加大“再贷款+财政贴息”力度,强化对企业的激励作用。1月15日,人民银行宣布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下调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并在支农支小再贷款项下设立额度为1万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通过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1月20日,财政部等多部门宣布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将与设备更新项目相关的固定资产贷款,以及科技创新类贷款纳入贴息支持范围,并首次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为投向相关重点领域产业链及其上下游产业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本金提供1.5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第二,通过“专项担保+发债分险”,降低民营企业融资门槛。1月20日,财政部等四部门宣布首次设立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提高了授信担保额度、风险分担的比例和代偿上限,让银行敢贷、愿贷、多贷。同日,财政部宣布建立支持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与人民银行合并设立的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协同,共同为支持民营企业和股权投资机构发行债券提供增信支持,提升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增加对企业的融资支持。

第三,在政府债券发行领域进一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协同。2025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券发行增多,人民银行灵活开展买断式逆回购、国债买卖等操作,对提高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以合理成本顺利发行发挥了重要作用。2026年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有效投资政策措施,明确要求创新完善政策措施,加力提效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综合考虑基础货币投放需要、债券市场供求情况、收益率曲线形态变化等因素,灵活开展国债买卖操作,与其他流动性工具一起,保持流动性充裕,为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综上所述,2026年以来,在“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经济工作任务要求下,更大力度促进居民消费、激发民间投资成为财政金融协同重点。鉴于民间投资下行压力尤为突出,加大民营企业融资支持、缓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为本轮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重头戏。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财政金融协同举措有望与其他扩内需政策形成叠加效应,为“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更加稳定的内需环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密切跟踪实施进展与效果,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并依据群众和企业诉求动态优化调整相关政策,切实增强各方获得感。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管涛

国研分析
推动扩消费、强社保、稳股市的协同改革

消费不足与深层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有关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疫后复苏、回升向好,但也面临需求不足的严峻挑战。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率处于全球偏低水平。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很多,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较低且内部差距大、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滞后、不同阶层和群体收入差距较大、政府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还有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政策导向等。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和国有资本比重偏高对消费不足的影响值得深入分析。

GDP可分为消费和储蓄,与低消费相对应的是高储蓄。把高储蓄的起因说清楚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低消费。2022年我国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当年我国GDP总量为120万亿元,总储蓄55万亿元,储蓄率46%,相对应的消费率约为54%。其中企业部门储蓄27万亿元,居民部门储蓄27.6万亿元,大体上各占一半。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达到22.5%,从国际比较看是明显偏高。

企业储蓄率高与企业资本收益中分红少直接相关。2022年我国居民财产收入中只有10.2%来自于企业分红,低于全球55.7%的平均水平。进一步看,企业分红少与企业资本结构和资本收益分配方式有关。2022年国家资产负债表显示,政府部门拥有的股权总额为143万亿元,居民部门拥有股权总额为31万亿元,后者仅为前者的21%。

国有企业曾经长期不分红,2007年起推行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和国有资本治理体系改进,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分红增加,但仍有大量非上市的国有企业分红较少。国有资本收益较少用于分红,大部分留存企业成为储蓄并用于投资,同时国有股权占全社会股权的比例较高,这样就出现了全社会企业储蓄率偏高的状况。

再看居民储蓄,居民储蓄率也处在较高水平,但进入居民部门内部观察,把居民收入由高到低分组排序,就会发现主要是高收入群体的大量储蓄抬高了居民整体储蓄率。

有人认为,近些年我国每年新增十几万亿元储蓄,引导居民把这些储蓄转为消费就可以了。这显然是只看总量不看结构而引出的观点,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由此也可以引出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另一种思路。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既可以从直接提高消费水平入手,也可以从如何降低过高储蓄入手,高储蓄降下来了,消费比重也就相应提上去了。

现阶段有效扩大消费的重要突破口

从理论上说,养老保障体系应当起到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正向作用,但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这种正向作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我国不同群体间养老金领取水平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数据,2023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均养老金6243元/月,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为3270元/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5.5亿人,领取人数约有1.7亿人,其中95%是农村居民,是现阶段全国养老保障体系中收入较低、规模最大的部分,人均养老金仅约240元/月。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金领取水平过低,在多个方面不利于释放全社会消费潜能:直接制约1.7亿已经领取养老金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弱化3.8亿正在缴费群体的未来预期,促使其被动增加预防性储蓄;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养老负担,抑制有养老负担年轻群体的消费意愿。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口养老金不足的缺口,制约着中国一半左右人口的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容忽视的全局性影响。以此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扩消费、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较大规模划转国有资本充实养老基金的必要性

我国经济存在两个结构性现象:一是消费占GDP比重过低,存在一种结构性偏差,二是国有资本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这种“一低一高”现象之间是有深层逻辑关联的。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养老金资产积累严重不足,成为消费不足的重要起因。2022年,我国养老金资产占社会净资产的比例仅为2.1%,而主要发达国家则达到10%—30%的水平。从人均养老金资产看,则差距更大。

与养老金资产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积累。

我国政府部门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较高,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国有股权。2021年,我国国有资本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接近20%,而欧盟、日本和美国这一比重分别为5%、6%和0.2%。2023年,我国国有资本权益总额达102万亿元,国有金融资本权益总额为30.6万亿元,合计总量达到132.6万亿元。

历史沿革和理论分析都表明,相当部分的国有资本事实上是包括农村居民在内全国人民的养老金资产积累。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是由对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养老资产的隐形负债构成,这也是国有资本乃至政府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角度看,国有资本比重高、分红少,进而带动企业高储蓄,有助于短期内快速动员大量资金进行投资,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点要给予充分肯定。

但当消费比重明显偏低、出现结构性偏差,经济增长转入创新和消费驱动阶段后,就会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将国有资本收益用于储蓄和投资,还是通过必要的结构调整,转向支持消费?答案应当是确定的,这一转变势在必行。

养老基金对股市稳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从宏观角度讲,高储蓄的状况不改变,低消费状况也无从改变。从资本市场运行和发展的过程看,养老金资产属于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美国养老金入市后,美国股市的稳定性就明显提高了。我国决策层也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资本,壮大耐心资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和第二大债券市场,但股市的波动性比较强。这种短期剧烈波动与我国中长期资本占比过低直接相关。

如何解决划拨难题

有人对国有资本如何划拨有诸多疑虑,比如国有资本真正盈利并分红的并不多;一些领域的国有资本债务负担重,净资产规模尚不清晰;国有资本分属不同部门和机构管理,划拨社保基金会有阻力等。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简单地说,就是从已经上市流转的国有资本中划拨。目前A股市值已超110万亿元,初步估算国有资本市值在40%左右,可从中划拨20万亿元进入社保基金。被划拨的国有资本不改变部门或机构隶属关系,只是在已有部门和机构下新设养老基金,管理划拨后的国有资本,形成新的运营职能和目标。从资本市场看,只是一部分国有资本转为养老金资产,增加了更多的长期耐心资本。

改革的预期效果

消费,促进宏观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初步测算,在2026至2030年期间,新增需求8.3万亿元,每年大致拉动GDP增长0.3—0.5个百分点。在目前诸多消费刺激政策措施中,这项改革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应该是居前的,对稳增长具有关键作用。

强社保,推动建立实现全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的养老体系。以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领取人数18039万人为基数,叠加每年新增人数计算,五年内,如这部分群体养老金收入增加到1000元/月,2030年养老金收入较2025年时将增加2万亿元,大约增长4倍,城镇职工养老金与城乡居民养老金差距倍数从15∶1缩至3.5∶1左右。

稳股市,形成以养老金资产为主的大体量长期耐心资本,助推我国强大资本市场建设。国有资本划拨养老基金并较大比例地进入股票市场,预计将使我国股票市场上的养老金资产比重达到20%以上,机构投资者比重也会显著增加,缩小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的差距。

优国资,推动新时期国有资本职能转换和布局调整。进入创新和消费驱动阶段后,把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精神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国有资本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职能,形成国有资本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世锦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繁荣之根、安全之要。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和科技强国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研发投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及创新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为“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目标任务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十五五”要聚焦新型举国体制深化、前沿技术与应用技术协同,激发人才与市场活力,释放科技改革红利,支撑科技强国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世界发展史表明,大国的崛起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坚强支撑。经济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重要物质基础,科技进步则为国际竞争力提升提供重要驱动力。面向“十五五”,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产业升级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必然选择。这不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百年变局与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主动应对,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必由之路。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引擎。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科技创新,不仅可以孕育新产业、新业态,还将催生新模式;依靠科技创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培育壮大新动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成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有助于开辟人有我新、人无我有的新领域新赛道。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科技创新成为产业形态重构、生产力跃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目标,以数智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应对国际复杂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十四五”以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获得长足发展,科技创新成果丰硕,许多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跨越。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内外部环境,经济发展遭遇一些技术“卡脖子”制约,“有钱买不来技术”成为国人共识;唯有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自立为根、以自强为翼,不断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升级传统需求,培育新兴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方能在世界大变局中站稳脚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动力源。现代新国企,是国家战略力量的“引领者”;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力量,具备整合集聚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新技术迭代与应用场景等方面的优势;现代新国企,必须不断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国家队、产业发展领头羊、安全支撑主力军作用,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增强创新体系效能上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努力成为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从中国实际出发,要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探寻增长新动能新优势,实现发展方式新、技术业态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让发展成果更公平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成就与未来发展思路

新时代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重大创新成果井喷式涌现,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为“十五五”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础研究和原创能力不断提升。我国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的科技体系源头,加大扶持力度,努力实现“从0到1”的突破。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其中基础研究经费2497亿元,较2020年增长70%以上。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科技力量日益成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利器和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平台,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量子通信技术领先全球,商业航天、新型储能、低空飞行等新兴产业飞速发展。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近年来,我国相继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拥有自主研发的高性能芯片和操作系统,“嫦娥”揽月、“天和”驻空、“天问”探火、“北斗”闪耀、“地壳一号”挺进地球深处、“奋斗者”号探秘万米深海,一批闪耀着中国智慧、凝聚着中国科技力量的大国重器相继涌现。国产光刻机取得重大突破,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光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第四代核电机组等重大装备取得长足进展。

科技竞争力持续增强。完善创新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由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国上榜数量连续三年位居世界首位,2024年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475.6万件,位居全球第一。2025年,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跻身前10位。发布《国际科技合作倡议》,“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全面布局建设,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耀眼全球,支撑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效显著。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十三五”末增长4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20年的15.1%升至2024年的16.3%:“人工智能+”深入制造、金融、医疗等重点行业领域,赋能千行百业,形成经济增长新引擎;AI手机、人形机器人等智能终端快速迭代。科技活动分类评价体系逐步健全,以便使宝贵的科技资源发挥最大效益。科技创新让天更蓝、水更清,健康更有保障,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变革,基础研究是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是创新源头和知识生产起点,为新技术、新产业的诞生提供思想火花。产业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转化器”,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引擎,决定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速度与质量。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基础研究的突破为技术创新开拓新领域,也为高端人才培养提供土壤;产业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基础研究提供应用场景和资金反哺,并创造了吸引和集聚人才的高价值岗位;高水平人才的供给,驱动着基础研究的深化和产业技术的迭代。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和人力资本三者构成相互依存、协同演进的“三位一体”。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个涉及多层面、多维度的系统工程。要把握并处理好分工与协作、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的关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需要“国家队”,也离不开地方的落地落实。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要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能闭门造车,而要以开放的视野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在开放合作中增强竞争优势,在提升竞争力中加强开放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健全政策制定、任务分解、协调推动、落地落实、科学评估、整改提升等全链条协调机制,使好的政策成为助推器,产生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效。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任务与发展路径

科技自立,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科技自强,追求的是“好不好”的问题。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使我国的科技实力再上新台阶,让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一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突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强化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进展,产出更多标志性颠覆性的原创成果。科技成果的生命力在于应用。要加快创新性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形成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保障等深度融合。

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无缝对接。推动科技创新平台、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平台建设,优化布局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运用数智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在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培育创新文化,营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新路子。

三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用人,优化高校布局、统筹学科设置,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科技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实际贡献为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优化人才结构,加强人才协作,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引育并用好世界优秀人才。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基础。

四是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发挥我国应用场景的丰富优势,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提高人工智能治理能力。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形成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良好局面。引导地方立足资源禀赋锻造科技长板和产业特色,加强跨区域创新协同和产业联系;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

五是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释放科技改革红利。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就要打破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障碍,提高科技创新效能。要丰富政策工具箱,发挥财税、金融、产业、区域等相关政策的激励作用,促进科技与财税、金融、产业、教育、人才的高效协同。健全重大科技任务组织协调机制,推动科技力量、创新资源、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有机衔接。推动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成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普惠共享。共建科技创新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共创清洁和谐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范例。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擘画,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久久为功,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驱动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攀登新高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原副巡视员、研究员 周宏春

海南自贸港:持续开展高标准贸易自由化压力测试

摘要:本文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我国高标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压力测试场”展开系统论述。海南自贸港凭借其全岛封关、制度集成创新等优势,具备开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开放、数据流动等领域压力测试的有利条件。文章提出“三步走”负面清单压缩策略,并建议从风险管控、制度设计、场景构建等方面多措并举,将海南打造为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试验平台与制度型开放高地。

关键词:海南自由贸易港,压力测试场,CPTPP,贸易自由化,负面清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工作作出科学部署,提出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总体要求。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是我国推动区域合作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国扩大制度型开放的一项重点任务。面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加剧、多边主义和国际经济秩序遭受巨大冲击等严峻挑战,许多国家正在通过签署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寻求建立稳定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新动向更加凸显我国持续构建高水平自贸区网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未来五年,我国要在加入CPTPP、DEPA等高水平自贸安排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仍需破解其现有成员要价高、我方作出全面承诺的准备不足、缺乏高标准贸易自由化实践经验支撑、边境后议题改革尚有较大差距等诸多谈判难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为我国主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国家战略,随着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封关运作,即将进入贸易、投资、资金、人员、运输工具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制度由初步形成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具备对接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开展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的有利条件。“十五五”时期,着力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高标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高质量“压力测试场”,对于协同推进自贸区和自贸港两大开放战略不断走向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新态势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面临风险挑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加强伙伴国之间制度性合作,降低关税成本,维护和构建自由公平规则的重要性日趋凸显。根据JETRO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1月1日,全球已生效的FTA数量达407项,其中,2024年生效的自贸协定达到14项;参与方决定正式启动的FTA谈判新增12项。

从新增案例来看,新兴经济体的表现较为活跃,如阿联酋,在参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不断增加和区域外国家的双边FTA商签数量,在中东地区和新兴领域居领先水平。例如,阿联酋与印度签订《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合作。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也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如韩国大力推进FTA进程,已经与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建立了自由贸易安排,目前出口自由化覆盖率已经超过7成,仍在继续扩大FTA对象国范围;欧盟在以往已经积累的大量双边自贸安排基础上,正在和拉美地区主要大国参与的南方共同市场推进双方谈判;英国则在脱欧之后,希望构建覆盖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并在2023年正式加入CPTPP,创造了新成员和亚太以外经济体入围的两大新纪录。特朗普第二任执政伊始,美国也在迅速扩大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签署贸易协定。但这些协定是在美国政府推出“对等关税”单边贸易政策背景下,通过极限施压方式单方面要求对方降低美国产品关税、甚至承诺对美实行零关税和增加对美投资的苛刻条件基础上完成的,与多边框架内关于区域和双边自贸谈判的普遍规则相悖,属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极端表现。

二、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缔约国参与的FTA进程取得积极进展,2024年与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塞尔维亚的FTA协定相继生效。同年5月中国与萨尔瓦多启动谈判。2025年1月,中国和马尔代夫自贸协定生效;5月中国和东盟3.0版协定谈判全面完成。截至2025年9月底,中国签署的FTA协定达到23项,涉及30个国家/地区。按出口额计算,自贸协定覆盖率接近40%。其中,2022年正式生效的RCEP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实现新的突破,也为国内消费者分享自贸区红利带来新机遇。例如,在RCEP框架下,广西凭祥口岸实现东盟水果“零关税”快速通关。2021年9月,中国申请加入CPTPP,贸易自由化政策目标提升到新的高度。

CPTPP作为目前全球自由化水平最高的自贸安排之一,自生效以来,受到美国之外主要经济体的高度关注。英国加入其中,使成员由美国退出之后的11个增加到12个,其中包括了分别位居全球第四、第六、第九和第十三大经济体的日本、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进一步上升。除此之外,还有8个经济体正式申请加入;韩国、泰国等重要经济体也表达了申请加入的意愿。近期,作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欧盟也表达了深化和CPTPP双边合作的意向。

对中国而言,加入CPTPP谈判将是漫长而且十分艰难的过程。第一,根据CPTPP的规则,在正式启动谈判之前,需要和现有12个成员国逐一磋商获取认可。但中国和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之间的磋商,受美国因素牵制短期内难以取得实际进展。第二,加拿大、墨西哥、英国等重要成员与中国之间没有涉及自由贸易关系的政策实践,谈判要价会很高。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国目前的FTA实践中尚未积累关于100%零关税、投资和服务贸易高标准自由化的有效经验,作出符合协定标准的承诺存在较大难度。第四,协定涉及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诸多边境后制度与政策要求,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改革还在推进中。第五,在地缘冲突加剧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背景下,我国统筹高水平开放与安全的能力尚待进一步提升。

三、海南自贸港开展CPTPP压力测试的有利条件

鉴于我国在参与CPTTP谈判中面临的诸多困难,尤其是尚缺乏全面作出高标准承诺的实践经验支撑和充分准备,通过在具备条件的局部地区开展压力测试积累经验,对于我方做好预案,把握谈判主动权和实现预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在国内现有自贸试验区等自贸园区进行先行先试可以取得一些效果,但由于自贸试验区空间面积较小,没有全域物理围网条件,并不符合高水平货物贸易自由化所需要的场景要求,难以形成满足参加全球最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需要的实践经验和决策依据。

海南自贸港是我国最大的对外开放综合平台和特殊经济功能区。自开启自贸港封关运作准备工作以来,在推进对外开放领域已经取得了许多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地区经济发展和造福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引进国外未上市药品和医疗器械,试行“极简审批”制度创新,在国内属于首例。随着自贸港制度和政策体系逐步建成,海南自贸港将成为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资金、运输工具、人员自由便利和数据有序安全跨境流动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港。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主动和单边开放的特殊平台,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应低于我国参与的所有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全岛封关后形成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将为实行高水平货物贸易自由化制度奠定坚实基础。2025年以后,达到甚至超出CPTTP贸易自由化水平是海南自贸港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打造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举措。毫无疑问,海南自贸港将成为我国未来参与更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的“压力测试场”和推进器。

四、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差距与“三步走”优化路径

和货物贸易相比,我国在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领域面临的谈判压力更大。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服务业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能否达到CPTPP的自由化标准是关键。海南自贸港现行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和日本等CPTPP成员的不符措施表相比,存在以下几点差异。

一是海南自贸港负面清单并没有包括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形态。虽然CPTPP跨境服务贸易单独成章,服务业商业存在被放入投资章,但是投资和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不符措施被放在同一表内,和服务贸易有关的市场准入限制领域一目了然,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明显提升。

二是海南自贸港特别管理措施并未明确分可加严不可加严措施。区分不符措施的是否可加严是国际上自贸协定普遍适用的承诺方式,有利于尽可能减少不符措施的影响,杜绝不符措施调整的随意性,改善市场预期。

三是海南自贸港的特别管理措施在部分领域采用的是正面列表方式,仅列出该领域允许准入的条件。这种方法无法确保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非禁即入”的唯一性准入原则,容易造成例外措施适用范围扩大。

四是海南自贸港服务贸易没有水平部门措施,对涉及所有部门的公共服务属性和可能出现的新经济活动并未明确排除。这可能会增加准入条件限制和未知风险管控的不确定性。

五是海南自贸港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覆盖的行业领域明显多于CPTPP成员的不措施,尤其是在电信、金融、文化、教育、医疗等相关领域的自由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这是关于更高水平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压力测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了破解上述难点,海南自贸港可充分利用离岛等便于物理和电子隔离条件,在加强内容监管的基础上,通过缩减服务贸易和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为对接CPTPP自由化标准营造自主可控的压力测试场景。

五、多措并举打造高质量“压力测试场”

为将海南自贸港真正打造为对接CPTPP等高标准的“压力测试场”,必须从制度设计、风险管控、场景构建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既要“放得开”,也要“管得住”,通过精准施策与压力实测,为我国参与全球高水平经贸谈判积累经验、提供支撑。

(一)把握好“放得开”与“管得住”的辩证关系

压力测试的作用就是首先在总体可控的条件下,在局部范围和局部领域先行先试,探索“放得开”的实践路径、积累“管得住”的风险防范经验,为更大力度、更广范围和更高层次开放做好“管得住”的准备。涉及CPTPP谈判的压力测试,需要结合现有成员磋商阶段的关切和要价情况,制定预案和海南自贸港先行测试的内容清单,在具备条件的领域打造CPTTP的微缩版和样板间。协定谈判主管部门应充分总结海南自贸港高水平自由化制度建设实际经验,为谈判提供成功案例和实证支撑。

(二)创造高质量压力测试场景

对接CPTTP贸易自由化标准,需要进一步优化海南全岛封关后贸易自由便利制度和政策设计,绝大多数商品进口实行零关税,跨境服务贸易准入也要达到和CPTPP相近标准;建议“十五五”时期内,海南自贸港将“一线放开”的零关税覆盖率由目前的74%逐步提高到97%(2010年中国—新加坡货物贸易自由化中方承诺)以上水平;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十五五”期末降至与越南等新兴国家在CPTPP框架中的承诺水平。除此之外,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需要在总结准备工作期间试点经验基础上,对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进行全方位优化并逐步取消,允许再制造商品零关税进口,带动维护维修等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在实现自贸港制度建设目标的同时,打造我国更高水平贸易自由化政策的高质量压力测试场景。

(三)持续扩大压力测试重点领域

首先,海南自贸港需要通过资金自由便利制度建设为我国参与CPTPP金融服务自由化安排积累必要经验、提供谈判依据和筹码。建议逐步扩大多功能账户的覆盖面,允许自贸港内企业设立离岸账户,在加强“防火墙”功能和金融监管条件下,逐步形成双账户融通管理模式,创造更加便利企业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政策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在海南自贸港开展双向投资,构建跨境金融服务网络,为企业跨境结算和开展离岸贸易营造良好环境。建议大力提升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完善金融跨境交易平台,更加有效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

其次,深化和加强数字安全有序跨境流动试点,复制和推广海南儋州市“数字保税区”创新经验,逐步实现契合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向的全域性安全有序管理制度。

最后,海南自贸港需要在全面落实RCEP原产地规则和管理制度建设要求方面开展先行先试。在与海南加工增值30%以上商品免关税政策相关的原产地管理领域试行核定企业自主申报原产地管理制度,并在全岛封关后全面实行包括生产商和营销商(输往内地)在内的企业自主申报制度。

(四)不断增强压力测试风险管控能力

首先是制定海南自贸港关键核心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对涉及航天、深海科技、热带农业种质资源等领域的外国投资、现有实体对外投资和出口进行必要监管。

其次是加强重要资源、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建设,在明确需要重点关注的资源、来源地和运输通道等重要信息基础上,建立重点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国际供应链保障合作,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最后是健全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丰富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建立健全反垄断审查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体制。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 赵晋平

宏观纵览
消费增长,关键在新场景、新人群、新基建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年度工作首位,明确提出“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和促消费政策并举”。这意味着促消费思路的变化:从短期刺激,转向构建一个“新基建—新场景—新人群”三位一体、动态循环的内生增长生态系统。消费的新增长点,正深植于这一系统性的深刻重塑之中。

新场景: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供强需弱”——传统供给过剩与高品质、个性化需求未被满足并存。破解之道,在于以创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报告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消费落脚点正是催生一系列重塑生活方式、创造全新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智能、低空、银发是值得关注的三大潜力场景。

首先,智能经济视角下,AI从“工具”到“伙伴”,正重构生活服务链。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部署“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这标志着AI正从“助手”进化为深度嵌入消费全流程的“智能体”。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硬件普及正创造新的消费入口。2500亿元以旧换新国债政策将加速AI手机、AI PC、智能网联汽车等终端普及。这些设备集成感知、决策能力,催生跨境自由行、个人健康管理、车内“第三空间”办公娱乐等新场景。另一方面,智能体将重构服务供给,AI Agent能理解复杂意图、调用多类工具,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颠覆性转变。订餐、叫车、挂号都可能由AI代办,这背后是生活服务向“一站式”订阅制、场景化整合的跃迁,尤其利好文旅、医疗等服务消费扩容。

其次,低空经济正打开“地面消费”的天花板,拓展三维空间。政府工作报告将低空经济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之一,其意义远不止物流。它正将消费场景从二维推向三维。例如破解“最后一公里”,在山区、海岛、急症医疗等场景实现“分钟级”配送,激活特定区域的电商、生鲜、医药消费,创造原本不存在的需求;又如,空中游览催生新体验,eVTOL和直升机观光将自然景观转化为可付费的空中体验产品,带动景区门票、周边文创、高端住宿等链条消费。这要求配套建设起降点网络、低空航路,其本身就是新型消费基建。

最后,银发与健康经济则聚焦从“被照顾”到“主动消费”,激活服务蓝海。一方面是“一老”场景扩容。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提高养老金、扩大长护险覆盖(已达3亿人),直接降低了老年群体的预防性储蓄和照护成本,释放出的消费能力将精准流向老年旅游、适老化智能家居、健康管理等“银发经济”新场景。另一方面则是“一小”场景提质。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全面育儿补贴、普惠托育等政策,将显著减轻年轻家庭负担。这不仅将刺激母婴用品消费,更深层的是释放了父母的时间和精力,使其更愿意参与文旅、健身等发展型消费。

新人群:精准赋能潜力主体

消费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人,需将政策资源向最具消费潜力但受制约最深的群体倾斜。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制度性安排降低预防性储蓄,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

首先,对于“一老一小”相关群体,需破解最大的后顾之忧,释放刚性消费潜力。对于“老”:养老金上涨、长护险扩面、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构建了“收入有保障、照护有依靠”的安全网。这有助于缓解老年人对医疗、失能的担忧,使其更敢于将积蓄用于旅游、康养、社交等品质生活消费。数据显示,长护险已覆盖3亿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将提至73%,这意味着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将被纳入服务消费覆盖范围。

对于“小”:从“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到“全面实施育儿补贴”,从“普惠托育”到“多子女家庭住房支持”,政策形成了全链条成本分担机制。这将缓解年轻家庭面临的教育和住房挑战,提升其进行长期消费规划(如购车、换房、文旅)的信心和能力。这些政策释放的消费能力,将直接对接智能母婴产品、亲子文旅、教育服务等“新场景”。

其次,对于低收入群体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应筑牢增收基础,拓宽消费边界。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并将“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置于首位。增收是消费的基石,通过“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等,能够让更多劳动者共享增长成果。

同时,还应保障新就业形态的稳定性。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稳妥有序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这有助于解决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约1300万新就业群体的后顾之忧,稳定其收入预期,使其成为服务消费的稳定供给者与消费者,形成“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他们正是即时零售、智能终端、本地生活服务等“新场景”的核心用户与支撑者。

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真金白银”投入,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消费意愿会显著回升。对重点人群的精准赋能,本质上是在重塑消费的“人群基础”,这是消费可持续增长最深厚的土壤。

新基建:构建消费新增长的“数字底座”

新场景的落地、新人群的覆盖,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新基建”的部署来看,“数字—低空—数据”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智能化消费基础设施体系,正在形成。

首先,数字与智能基建,是消费的“算力引擎”与“数据燃料”。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与“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并列,构成智能消费的核心底座。同时,强大的、普惠的智算能力是AI应用普及的前提。这为AI手机、智能家居、自动驾驶等终端提供了云端“大脑”,确保消费者在任何角落都能获得流畅体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这意味着推动公共数据、行业数据的有序开放,为企业开发精准、个性化的消费AI应用(如个性化旅行规划、精准健康管理)提供“燃料”,加速“AI+消费”场景的百花齐放。

其次,低空基建正构建三维消费的“航路网”与“规则体系”。低空消费的规模化,关键在于安全、高效、便捷的空中基础设施和监管规则。一方面是物理设施网络,起降点、充电桩、低空智控平台,正是低空物流、空中游览等消费场景得以落地的“机场”和“服务站”。另一方面是软性规则与平台。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及各地“低空空域协同管理”试点,正在构建统一的空域划设标准、飞行审批平台和应急处置体系。这是低空消费安全、有序、可预期的“数字交规”,是消费信心建立的基础。

最后,传统基建的“消费化”升级。重大交通枢纽、能源基地等“两重”项目,在建成后通过改善物流效率、能源稳定性,为区域消费生态繁荣奠定基础。例如,高效的冷链物流设施,能够直接支撑生鲜电商和预制菜消费的爆发。

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10.5%,目标在“十五五”末达到12.5%。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每年数千亿规模的数字基建投资。同样,低空经济要“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其前提正是起降点、航路、空管平台等基建先行。这体现了“先造水源(技术/场景),再修河道(基建),终成水流(消费)”的政策逻辑。没有新基建,新场景就是空中楼阁;新基建的投入,正是为了系统性降低新消费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物理性可达成本”。

以“系统重塑”驱动消费内生增长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描绘的消费增长路径,是一场深刻的范式变革。它不依赖于短期、普惠的消费刺激,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新基建—新场景—新人群”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内生增长生态系统:

新基建(土壤与骨架)通过数字、低空、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为创新供给和普惠服务提供底层支撑,降低消费的时空与信息壁垒。

新场景(果实与呈现)依托新基建和技术创新,创造出智能、绿色、体验型的全新产品与服务,从供给端主动创造和引领需求,解决“供强需弱”的挑战。

新人群(根基与引擎)通过“投资于人”的民生工程,精准提升“一老一小”、低收入群体等潜力主体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

这三个维度紧密咬合、彼此赋能:强大的算力(新基建)支撑了AI健康助手(新场景),后者又服务于需要健康管理的老年人(新人群);低空航路(新基建)使得山区生鲜配送(新场景)成为可能,从而让那里的居民也能便捷网购(新人群消费);育儿补贴(新人群政策)释放了家庭消费能力,而智能母婴产品、普惠托育服务(新场景)正好承接了这笔新增支出。

最终,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一系统将通过“稳宏观”实现“促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消费根基。它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中国消费的潜力,不在于简单地“发钱促消费”,而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民生保障,系统性地激活人、赋能货、改造场,从而在复杂环境中开辟出一条更具韧性、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消费增长之路。消费的新增长点,就蕴藏在这场深刻的、系统性的转型升级之中。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 孙立坚

建立健全新需求与新供给的循环机制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深化对供给和需求的规律性认识,将更好实现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更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中供需两端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内市场供强需弱的矛盾突出,现有供给不适应新需求问题突出,必须深刻认识新需求和新供给的内涵及其内在关系,切实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新时代赋予供需体系新的内涵。新时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国内供需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供给主导的供需体系正在逐步解构,需求牵引和供给创造主导的良性互动体系正在形成,呈现出新需求引领供给升级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动态互动特点。

新需求意味着新样式新品质新体验需求释放。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从消费、投资到出口都展现出向新向优的加速升级态势。从消费看,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品质、更个性化、更多样化的需求,既要求产品和服务具有超出基本功能的高品质,也要求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独特乃至小众化的需求,还要依靠增加供给和丰富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比如,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出行的需要,还要求更加智能、绿色、安全,即市场更青睐续航里程长、智能安全的新能源汽车,甚至希望根据消费者喜好、习惯等进行定制化配置。虽然一些领域商品消费增速出现放缓,但文旅、托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比如,文旅消费不仅要提供可感可及的自然景观或文化感知,还需要纳入更多科技元素构建全范围的消费体验,包括通过沉浸式消费新场景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情绪价值。从投资看,我国在房地产、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部分领域的投资存量已有所过剩,但在与消费升级和民生保障等相关领域的新增投资依然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材料、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补短板的投资也有待加强。从出口看,传统货物贸易在产品和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加速推进市场多元化和贸易形态创新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拓展尚需新空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通过消费升级和新场景培育释放的新需求牵引着供给端的优化调整,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新供给意味着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供给涌现。相比原有的供给,新供给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跨界融合等手段,创造出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业态新模式,主动引爆需求革命。从新产品新服务看,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研创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如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云计算服务等逐步成为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从新业态看,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与新场景深度融合,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诸多智慧商圈新场景,将购物、娱乐、餐饮、文化体验融合,有效提升消费体验。从新模式看,新技术应用改造传统生产服务模式,可创造出驱动供需更好适配的新商业模式,如跨境电商、直播带货、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商业模式拓宽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使其更加便捷获得想要的商品和服务,使得长尾效应创造更多市场机会与企业价值。

新需求牵引和新供给创造引领供需双向互动。供给与需求之间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新需求倒逼新供给创新,新供给又创造新的需求。新需求不断释放牵引着供给体系做出适应性优化调整,新需求拔节生长将带动新供给不断创新;而创新催生的新供给能创造出新的需求,新供给的持续涌现也将激发潜在需求的充分释放,推动供给和需求实现动态适配和循环互动。从动态适配看,当消费者产生新的需求时,市场需求“订单”将驱动供给端研发创制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当供给端首创新产品新服务时,上市新品的功能价值将激活潜在市场需求,从而促进首发经济蓬勃发展,使新供给与激发的新需求相适配。从循环互动看,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将推动消费升级需求扩张,牵引供给端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并可大批量定制满足消费升级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端通过规模经济获利后将形成反哺机制,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获取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新服务,并不断将新产品推向市场、激发潜在需求,从而实现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循环互动和迭代升级,进而推动以最终消费为始终点的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亟须引导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当前,我国供强需弱矛盾仍然突出,主要表现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内卷式”竞争压力较大、经济循环仍存在堵点卡点,亟须改变供需失衡的局面。通过激发新需求、增加新供给,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实现供需再平衡和良性互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亟须释放新需求打开内需扩张空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有效需求不足,智能绿色等新需求潜力未充分释放。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相对偏低。2021——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均值分别为38.9%和41.7%。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0%以上,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则在30%以下。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68.0%,低于2019年2.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已从1990年的85%左右降至2025年的63.5%。长期看,“低消费、高投资”主导的内需结构可持续性偏弱,亟待优化调整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扩大服务消费、拓展入境消费,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拓展绿色消费、智能消费、首发经济、银发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全面激发新需求的潜力,通过释放更多新需求牵引供给创新,让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拥有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基础。

亟须创造新供给破解“内卷式”竞争。有效需求不足还表现为供给尤其是低端供给的相对过剩。随着需求结构变化,尤其在人口结构变化和碳达峰压力下,钢铁、水泥等一些传统行业产能已过峰值,还有一些产业产能接近达峰,部分新兴产业产能也出现相对过剩。市场机制下供求关系可以自我调整实现再平衡,但放任的市场出清可能对部分行业产生破坏性,可能招致行业企业“内卷式”竞争。近年来,我国部分行业领域已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实现了由“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但总体上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供给仍未能跟上消费升级的步伐。比如,我国在关键基础材料、关键核心装备、核心基础工艺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高端产品供给尚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又如,医疗、教育、养老等优质服务供给还不充分,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消费需求。供给端迫切需要加强产能治理,引导行业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丰富供给品类、提升供给质量,提供更加丰富、多样、便利的消费选择。

亟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经济循环。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供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供需适配仍面临不少卡点堵点,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还不高。目前,在部分领域仍然存在隐性市场准入退出限制、生产安全标准不一致、流通环节交易费用偏高、定价机制僵化等问题,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制度壁垒较多,行政干预、保护主义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导致市场分割的小循环依然存在,使得部分生产要素低效或无效配置。因此,着力培育新需求和创造新供给并实现良性互动,还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破除阻碍经济循环畅通的各种卡点堵点,构建供需互促、循环升级的完整内需市场体系,促使各类商品、服务、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畅通流动,更好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通过技术创新和场景开放,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互促,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多措并举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循环。统筹谋划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立健全新需求与新供给的循环机制,多措并举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投资于人促进就业增收,以制度创新加强消费激励,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为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坚持内需主导、创新驱动、民生为大的发展原则。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的关键在于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循环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紧扣改善民生福祉的需要,把发展重点放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上,尤其要放在激发居民新需求上。一是坚持内需主导。加快转变“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观念,发展不等于供给、不等于投资。需通过大力提振消费、促进就业增收、优化投资结构、完善社会保障、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点任务的落实,加力促进绿色、智能等新需求的充分释放,着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用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促进形成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构建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变“重生产、轻服务”的发展逻辑,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政策方针,减少政府干预,调整政绩考核指挥棒,进一步放开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市场准入;推进服务价格机制改革,减少行政管制措施;制定可持续的产业焕新计划,积极发展消费导向产业,打造服务消费场景,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形成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新供给。三是坚持民生为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认识发展的根本落脚点在民生。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就要强化民生导向,将惠民生和扩内需有效结合起来,更多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健康、教育、养老等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今后,需重点加大对环境、健康、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加大对大学、基础研究等创新领域的投资,加大对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投资;同时,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减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做实全民所有制,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更多资金和资源“投资于人”、服务民生。

以多业态融合场景塑造为抓手拓展内需新空间。需紧扣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改造提升需求场景、丰富民生领域应用场景,释放内需增长新空间。一是因地制宜打造消费新场景。鼓励加快补齐消费短板,因地制宜打造娱购、文旅、医养等多业态融合的消费场景,重点建设智慧商圈、智慧社区等一批显示度高的消费场景,推动商品消费扩容提质,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切实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二是盘活存量拓展投资新空间。通过高强度研发创新投入,引导经营主体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引导投资主体在产业更新、设备更新、城市更新、服务更新等领域扩大投资,不断提高投资效率。比如,通过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建设一批高标准的“好房子”,增加优质住房供应,满足“住有所居”和“住得更好”的目标。三是促进消费投资联动。通过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大与促消费、优供给、惠民生相关的投资,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着力发展消费导向的产业,增加与消费导向相关的产业领域投资,如加大与提升服务消费领域相关的投资,畅通“就业——收入——消费——投资”良性循环。

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抓手创造高质量新供给。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高端优质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要。一是加快培育科技创新支撑的新供给动力源。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持续补链强链拓链,打造自主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二是加快推进新技术转化为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综合整治一些行业的“内卷式”竞争,形成健康、可持续的产业发展生态。以新技术牵手新产业、新产业开辟新赛道,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加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进一步增加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生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市场化优质供给,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高层次需求。

以推进深层次改革为抓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围绕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深化市场管制、价格、财税等体制机制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秩序,畅通需求牵引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的传导机制,着力建设国内强大市场。一是放宽市场准入。破除消费领域制度性约束,系统清理制约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放宽教育、住房、医疗、养老、文娱等领域的消费限制。完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进一步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整治行业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以市场机制推动落后低效产能退出,促进产业良性竞争。二是放松行政价格管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理顺公共服务价格调整机制,优化水电气运等商品阶梯定价,减少部门间交叉补贴。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医生、护士、教师等工资水平,促进职工工资和物价合理回升。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调整“重生产、轻消费”的税制结构,将消费税下划地方,推进增值税征缴制度改革,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逐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充实社会保障账户;逐步提高失业、养老、生育补贴标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和资源支持贫困家庭、公共事业和环境保护。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 刘向东

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 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规模优势要转化为动能优势,关键在于打通消费与投资两大支柱,实现供需良性循环。“十五五”开局之年,必须在消费端精准施策、在投资端提质增效、在制度层面协同发力,形成“消费牵引供给、投资优化结构、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格局。

今年全国两会受到各方关注。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深刻转型的国内背景下实现稳健开局,事关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在更高水平上统筹促消费与扩投资,既是顺应国内外新形势新变化的主动选择,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国际市场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外部需求环境趋于复杂,我国经济发展必须更加坚定立足国内、深耕内需。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通过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和制度创新实现质的提升。在这一背景下,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不仅是短期稳增长的现实之策,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举。

从总量基础看,我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保持在50万亿元以上体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长期处于高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一半。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我国经济的最大底气。但规模优势要转化为动能优势,关键在于打通消费与投资两大支柱,实现供需良性循环。消费稳,则经济稳;投资优,则结构优;内需强,则底盘强。“十五五”开局之年,必须在消费端精准施策、在投资端提质增效、在制度层面协同发力,形成“消费牵引供给、投资优化结构、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格局。

在内外格局深刻变化中把握扩大内需的战略主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内外多重压力与结构转型叠加的新形势。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趋于波动。从内部看,国内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但居民预期偏弱、部分群体收入增长放缓、消费结构升级不均衡等问题仍然存在。从结构转型看,传统依赖基建和房地产拉动的投资模式空间收窄,新型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成为新的增长极。消费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服务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银发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如何把这些结构性变化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能,这是“十五五”开局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

“十五五”开局扩大内需的重点攻坚方向

扩大内需,核心在消费。消费既是最终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要从“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通消费”等方面综合发力。

第一,提升消费能力,夯实“能消费”基础。

收入是居民“能消费”的前提。必须把稳就业、促增收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一是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2025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保持在1200万人以上规模,但高质量就业仍需拓展。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创造更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就业岗位。完善灵活就业人员保障制度,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超过10亿人,但保障水平和结构仍需优化。提升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质量和可及性,有助于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居民消费信心。

第二,增强消费意愿,提振“敢消费”信心。

当前,部分居民消费意愿偏弱,与对收入预期、资产价格、经济前景的判断密切相关。一是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坚持“房住不炒”,通过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避免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冲击居民资产负债表。二是发挥政策工具精准刺激作用。持续优化和升级“两新”政策,深挖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潜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大税收减免、消费券、数字人民币红包等多种政策组合支持力度,精准激活消费需求。三是优化消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大对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行为的打击力度,推进信用体系建设,让居民“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第三,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

“十五五”时期,消费结构将更加注重品质化、个性化、绿色化,顺应居民消费升级方向,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增长点。一是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服务消费具有就业带动强、附加值高的特点,是未来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约45%,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重点推动文旅休闲、体育赛事、医疗健康、养老托育等领域供给扩容提质,积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二是推动数字消费规范健康发展。支持直播带货、跨境电商、数字内容产业等创新模式,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则。三是培育绿色消费。推广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节能建筑等产品,完善绿色产品认证和补贴政策。四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提升养老服务品质,开发适老化产品和智能设备,既满足老年人需求,也形成新的市场空间。同时,通过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优化假期安排等方式,释放时间型消费潜力。

第四,畅通流通体系,打通“通消费”堵点。

打通消费梗阻、畅通流通体系是释放需求潜力的重要保障。一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不合理准入限制,清理阻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二是推动城乡消费基础设施均衡布局。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健全物流配送网络,打通农村消费循环“最后一公里”,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三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通过城市更新、商圈改造、夜间经济发展等方式提升城市消费承载力。

统筹促消费与扩投资,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促消费与扩投资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关键在于统筹协调,形成协同效应。

第一,以促消费升级引领扩投资方向。

坚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推动消费投资联动升级。一方面,围绕新型消费完善投资布局。加大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文旅消费等领域的支持力度,推动智慧商圈、数字平台、沉浸式体验等新消费场景建设,提高供给体系对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需求的适配能力。另一方面,加快补齐服务消费短板,提高对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家政等民生类投资比重,既满足民生需求,又形成新的投资空间。

第二,以高质量投资创造新消费需求。

坚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推动投资为消费提供新产品新场景新空间。一是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布局。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快技术突破和产业集聚,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为消费市场不断注入新内容、新体验。二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和算力资源供给能力,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平台经济、数字生活等新消费应用场景提供坚实支撑。三是强化绿色低碳投资导向。完善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建筑等领域的产业链体系,通过提升绿色产品供给能力,带动绿色消费规模持续扩大,形成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四是激活民间投资活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稳定政策预期,创新投融资机制,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支持民营企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应用,以投资开拓消费新场景新空间。

第三,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并重。

扩大内需,根本在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相较于单纯扩大物质资本投入,更应重视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投入。一是加大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投入,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从源头提升消费能力。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增强居民安全感和预期稳定性,提升边际消费倾向。三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承载能力,让进城人口真正“留得下、稳得住、能消费”。

第四,强化政策协同与制度保障。

统筹促消费与扩投资,要注重宏观政策的系统性和协同性,避免政策分散发力、相互掣肘。一是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通过结构性减税降费、消费补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等措施形成政策合力,在稳定投资预期的同时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二是强化中央与地方政策联动,鼓励地方围绕产业基础和消费特点开展差异化探索,提升政策灵活性和针对性。三是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增强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信心。

把握节奏力度,在高质量发展框架下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不是简单地追求规模扩张,而是在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稳中求进,实现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要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在加大投资和刺激消费的同时,注重防范地方债务、金融风险和资产泡沫风险。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更多发挥引导和保障功能,避免过度干预。要注重长期制度建设,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使其成为长期战略支撑,而非阶段性政策工具。

“十五五”开局,是我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阶段。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统筹促消费与扩投资,不仅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现实选择,也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只要坚持系统谋划、协同推进,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就能够把内需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更加强劲、更加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南京财经大学校长、民革江苏省委会副主委 程永波

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作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进一步凸显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深刻把握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规律对于更好地完成“十五五”规划建议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刻把握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通常被理解为经济增长中除要素规模扩张之外的因素,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出要求,充分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质和量有机结合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实现经济质和量的统一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生产效率是经济质量的重要体现,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整体生产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改变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带来效率的改进,实现经济质量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从生产过程来看,经济数量和规模是由要素投入与生产效率共同决定的,投入增加和效率提高都能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相对于投入增加,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经济增长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我国经济转型必须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突出的创新内涵,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体现和要求。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新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提出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作为核心标志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创新的特点和质的要求。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发展更加高效的重要体现。全要素生产率在衡量效率方面更加综合和全面。首先,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整体性特征,与单要素效率、多要素效率不同,全要素生产率包括生产过程中全部要素,是经济整体效率的反映。其次,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综合性特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往往是不同生产要素效率改进以及生产要素之间协同的结果,代表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效果。第三,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系统性特征,除了受单要素效率的影响,还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市场效率、经济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体现了经济系统的整体发展。

二、全面理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活动的总体性指标,内涵较为丰富,影响因素则更为广泛,这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制与途径具有多层次性。在理论分析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技术效应、配置效应和结构效应,其中蕴含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三方面机制。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技术创新机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通过改变投入和产出比例关系,从而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从投入角度可以理解为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同样的产出;从产出角度则可以理解为用同样的投入生产更多的产出。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数据要素的引入,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投入产出关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深刻影响。无论是减少投入、增加产出,还是新技术、新要素的引入,都有赖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人力资源的积累,完善的创新体系和良好的创新生态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的基础,实现科技和管理现代化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支撑和主要途径。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要素配置机制。要素的高效配置能够在更大范围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进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要素的高效配置首先是最优配置,即要素的价值能够充分发挥,这一方面要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反对不正当竞争,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另一方面要完善要素的价格机制,充分反映要素的市场价值,体现要素的市场供需关系,切实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要素的高效配置还表现为要素流动的畅通性,消除市场和行政壁垒、完善流通基础设施、畅通要素流通等都是实现要素高效配置的重要途径。此外,市场广度也是影响要素配置的重要因素,在更大范围进行要素配置能够形成更多的市场机会,更好发挥要素的价值,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实现要素最优配置中具有重要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结构优化机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结构优化机制在企业层面主要表现为产品结构的优化,即通过提高高效率产品的比重,加强产品间的协同等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产业层面主要是内部结构的优化,通常产业高端环节高技术特征突出,生产效率较高,促进产业向高端环节发展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在宏观层面则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优化。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的生产效率普遍较高,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加快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产业发展呈现融合化特征,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造了新的条件。

三、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融入高质量发展全过程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进一步强化高质量发展基础的要求,而且是塑造新优势、增强发展动力的集中表现。“十五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要全面融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

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从历史上看,生产力的跃迁会带来经济发展 “质”和“量”的飞跃,极大提升经济整体效率。“十五五”时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相结合,体现了创新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导作用。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对于确立我国在技术前沿的引领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加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二是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加快创新资源和要素的培育,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促进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强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内容。“十五五”期间,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巩固提升重点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技术改造升级,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率将得到明显提升。二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代表了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完善产业生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创新和完善未来产业发展机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同时将加快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产业结构将持续优化。三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强化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区域经济布局将更加合理,区域发展将更加协调。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配置,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在要素配置方面,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形成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促进要素流动的高效畅通;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建设用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发挥要素资源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技术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吴滨

金融透视
绿色金融“五大支柱”稳步发展

2025年,我国绿色金融稳步发展,整体规模迈向50万亿元大关。本文以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五大支柱”为框架,回顾2025年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并对2026年作趋势展望。

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走向统

2025年是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迈向统一协同的关键一年。2025年3月,《绿色金融术语》标准正式发布,这是我国绿色金融领域首个国家标准,统一了绿色金融相关术语的定义和分类,为金融机构、企业和监管部门提供了清晰的技术指引;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金融“五篇大文章”总体统计制度(试行)》,提出要实现重点统计指标标准与口径统一的要求;6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不仅统一了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统计标准,还统一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绿色信贷的统计标准,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一年,转型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等前沿领域的标准探索也取得重要突破。转型金融目录的制定工作有序开展,首批四个行业的转型金融目录继续在地方试用,第二批七个行业的转型金融目录也开始拟定。不少地方结合地域特征制定转型金融地方标准,如江苏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覆盖石化、钢铁等八大行业)、广东省造纸行业转型金融实施指南、广州市转型金融实施指南等。据估计,截至2025年末,我国已有十余省市发布20余项转型金融目录。另外,为响应全球自然相关风险管理的趋势,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编制了《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目前正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用。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在修订《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预计将拓展为《金融机构可持续信息披露指南》;制定金融机构碳核算相关标准,为投融资碳排放提供测算依据。《债券发行人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价框架》国家标准的正式落地,将为债券市场提供统一的评价指引。

可持续信息披露制度加速建设

202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沪深北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财政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后,企业披露意愿显著提升。据商道融绿统计,2025年,有近2500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较往年有大幅增长,披露率约为46%。按沪深北交易所要求,部分A股上市公司从2025财年开始强制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按香港交易所要求,在港上市公司从2025财年开始也要强制披露部分气候相关信息。因此,2025年是上市公司积极“备考”的年份,沪深北交易所也及时出台多项具体指南文件,包括《总体要求与披露框架》《应对气候变化》两项正式文件和《污染物排放》《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三项征求意见文件;香港交易所则发布香港ESG报告守则与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标准之间的联结文件,帮助上市公司理解交易所的披露要求。

与此同时,财政部加速推动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2025年9月,财政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应用指南》,为准则落地提供了操作性指导;12月,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这意味着原定“到2027年出台基本准则和气候准则”的目标已提前两年完成,彰显了中国在可持续披露领域加速与国际接轨的雄心。

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数量增长的同时,报告质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第三方独立审验(或鉴证)是提高报告质量和增加披露可信度的重要手段,获得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特别是大型公司的青睐。据香港交易所统计,约七成大型上市公司在报告中采用第三方审验。相关标准和政策要求也在稳步推进。2025年7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了《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2026年1月,财政部正式印发了试行版本。而在中国香港市场,2025年3月,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布了《香港可持续鉴证准则第5000号》;12月,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就强制审验的安排征求市场意见。

碳减排支持工具扩大范围

激励约束机制是绿色金融政策的持续关注点。2025年1月,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和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加强绿色金融监管评价和激励约束。

作为支持“双碳”目标的重要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在2021年推出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是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政策,近年来持续发挥积极作用。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该工具累计支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超1.38万亿元,带动逾1.1万个项目。因为市场反应良好,该工具迎来重要扩容: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将《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中的17项子领域纳入试点,将6家在沪外资金融机构纳入支持范围;2026年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将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具有直接碳减排效应的项目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领域。

绿色外债业务试点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25年推出的一项创新政策,主要针对境内非金融企业从非居民融入本、外币资金且专项用于支持符合规定的绿色或低碳转型项目,允许这类项目更少占用企业全口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从而扩大投资绿色发展或低碳转型项目企业的跨境融资规模上限。目前,该政策正在上海、北京等16个省市开展业务试点。

2025年,厦门、深圳等多地政府推出了与ESG、绿色金融相关的激励措施。厦门鼓励企业和机构参与ESG披露和评级,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一定奖励;深圳试点推动中小企业编制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深圳前海管理局配套出台资金扶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试点企业给予每家10万元的奖励扶持。这些各具特色的地方政策是对全国层面的激励约束政策的有益补充。

绿色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2025年,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根据商道融绿统计,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我国广义的绿色金融市场规模达到48.55万亿元,全年预计迈向50万亿元大关。其中,绿色信贷余额为43.51万亿元,ESG公募基金规模为5344.57亿元,绿色债券市场存量为2.46万亿元,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市场存量为1517亿元,社会责任债券市场存量为3713亿元,可持续发展债券市场存量为160亿元,转型债券市场存量为714亿元,可持续理财产品市场存量近3000亿元,ESG股权基金规模约为6128亿元,绿色产业基金规模约5915亿元。从产品结构看,绿色贷款仍然发挥基石作用,占比超过80%,其次是债券市场,再次是ESG公募基金;从历史角度看,从2020年到2025年,我国广义的绿色金融市场规模扩大了三倍多。

2025年,在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绿色金融与绿色贸易、绿色消费、绿色工厂的结合越来越紧密。2025年10月,商务部印发《关于拓展绿色贸易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基于外贸产品碳足迹核算、碳标识认证结果等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出口信用保险支持,为绿色低碳产品出海护航。2025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用好绿色金融政策支持绿色工厂建设的通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绿色工厂项目建设信贷投放、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和转型债券。2026年1月,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标准的绿色消费贷款支持力度、为绿色消费提供保险保障、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2025年,全国碳市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功纳入钢铁、水泥、铝冶炼三大行业,覆盖的碳排放量占全国总量比例提升至60%以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市场(CCER)则加快制定和发布减排项目方法学,2025年合计发布油田气回收利用、规模化猪场粪污沼气回收利用工程等12项新方法学。随着碳市场规模扩大,金融机构参与其中的机会将逐渐增加。2025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要求稳慎推进金融机构探索开发与碳排放权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关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规范开展碳质押融资业务。

机构积极参与联合国倡议

2025年,中国继续在多边和双边框架下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中国在联合国、G20、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等重要国际平台继续积极发声,呼吁加强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在2025年4月的联合国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强调要坚守多边主义、深化国际合作。2025年9月,商务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宣布将在上海共建UNDP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中国与多个国家在绿色金融的合作持续深化,2025年1月,中英举行第十一次经济财金对话,加强绿色金融领域合作,新成立转型金融和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两个工作组;7月,中国与新加坡召开第三次绿色金融工作组会议,讨论可持续金融标准互操作性、绿色与转型金融产品创新、科技助力绿色金融及碳市场发展等三个议题;11月,中德举行第四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继续在中国人民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框架下深化合作,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强气候与自然相关风险管理。

中资机构也积极加强与联合国组织的绿色金融合作。2025年,威海银行、众安保险分别加入联合国负责任银行原则(PRB)和联合国可持续保险原则(PSI);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和广州期货交易所也先后加入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行动(UNSSE)。2025年6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FI)在苏州工业园区举办了亚太区圆桌论坛;12月,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行动在北京组织了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圆桌会议,与区域内的证券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就可持续披露准则与应用开展对话。

2026年展望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这奠定了绿色金融的发展基础,也指明了绿色金融的重点方向。

2026年也是“超级环境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7)和防治荒漠化大会(COP17)将同年举行,全球环境治理焦点汇聚。在此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将呈现三大趋势:一是转型金融将进入深化实践期,更多行业转型目录将出台,配套的金融产品、资产碳核算和转型风险管理工具需求将激增;二是生物多样性金融将从探索走向起步,ISSB预计将推动自然相关披露准则的制定,国内《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的试用经验将可能与之呼应;三是气候适应金融的重要性将大幅提升,引导资金支持基础设施韧性提升、农业适应改造等领域,防范物理风险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成为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必须直面并前瞻布局的新课题。

商道融绿董事长、UNEPFI中国代表 郭沛源;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安国俊

锚定“五度”发力点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要求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支持,明确提出要创新科技金融服务。

对金融机构来说,做好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的具体行动方案,也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实体经济的切入点,更是“十五五”时期业务拓展的重要发力点。

总的来看,金融机构要发挥专长、各司其职、协同发展,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找准方向,聚焦“五度”做好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金融强国。

做有精度的科技金融,服务科技自立自强

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也是“五篇大文章”中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重点提到的篇章,各大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做好科技金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支撑,也是实现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提高服务的精度,聚焦重点领域,发挥专长,提升服务质效。

总体上,提高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聚焦服务重点。将优势金融资源聚焦于服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重点领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国际竞争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转型都急需科技创新的支持。加大科技创新,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同时更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和“核心武器”。这些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金融的大力支持。

二是要创新产品服务。发挥不同机构的资源禀赋和业务优势,统筹运用股权、债权、信贷等多种手段,创新产品服务,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源围绕“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为科技型企业精准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尤其是股权投资机构要发挥好专业投研能力和机构平台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聚焦“专精特新”,创新产品服务,在助力科技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为投资人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畅通“募资—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2025年登陆科创板的影石创新、摩尔线程、沐曦股份等就是非常好的例证。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容错机制。科技项目或企业由于其发展初期以无形资产为主,早期需要持续大量的投入且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其投资具有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容错机制,设立尽职免责条款,化解“不敢投、不愿投”的问题。

做有亮度的绿色金融,服务全面绿色转型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了要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绿色金融是服务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

做有亮度的绿色金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内容上。

一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聚焦于金融服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助力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二是加大绿色转型重点领域支持力度。要加大对绿色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能源体系低碳转型、碳市场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支行,并单列信贷规模、制定差异化信贷审批流程和风控体系、降低贷款利率等。

三是加大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金融机构要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满足企业债权、股权等多类型、多期限、不同成本的产品需求,满足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绿色企业的融资需求。

四是推动绿色转型。一方面加大绿色低碳资产投资,降低资产组合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倡议绿色办公,推动自身运营绿色低碳转型,将ESG理念贯穿于运营的全流程中,更多采购绿色能源、提升ESG信息披露质量等。

五是提高服务精度,防范风险。强化企业环保信用数据采集,建立环境信用信息系统,并将企业环境信息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实现环保部门、金融机构、企业之间有关节能减排与金融信用信息的共享。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对绿色企业的精准画像,另一方面也能防范“漂绿”风险,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做有温度的普惠金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是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做有温度的普惠金融,主要在于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立足把“普”做大,把“惠”做实。重点在于要拓宽金融服务范围和对金融服务的包容性,提升金融的可得性;要以尽量优惠、可接受的价格满足金融服务需求。

二是聚焦重点,满足差异化需求。做好普惠金融,关键在于要紧紧围绕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等普惠金融重点领域,统筹发展与风险防控,完善信贷、保险、理财等普惠金融业务体系,创新产品服务,因企施策、因人定价,为有金融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价格合适的金融服务。以有温度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畅通小微企业发展壮大、乡村振兴的“血液循环”,筑牢共同富裕的基础。

三是统筹发展与风险防控。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和风险管理能力,关键在于推进与数字金融的有效融合,加快机构数字化转型。以更低的营销成本扩大普惠金融产品的覆盖率,同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降低普惠金融风险。

做有宽度的养老金融,抢抓老龄化发展机遇

发展养老金融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提振消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做好养老金融要抢抓养老金融“蓝海”先机,发挥产融优势,拓宽养老服务范围,构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聚焦当前我国养老金融的卡点堵点,做有宽度的养老金融,一方面体现在覆盖范围的“宽”,包括人口以及产业的覆盖范围;另一方面体现在养老金融产品服务的多样化,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金融需求。

一是紧随政策指引,丰富保险产品供给,提升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服务能力。

针对当前养老三支柱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一方面为养老金托管、养老金管理提供优质服务,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自身要主动发起企业年金计划,鼓励将全部员工纳入企业年金范围内。同时,针对当前养老金融产品服务不足的现状,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聚焦不同阶段、不同特征群体,丰富养老金融产品、养老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养老产品和服务需求。

二是加大养老金融供给力度,加大对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养老产业的支持力度。

一方面要扩大对养老机构、养老产业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要加大包括股权投资在内的耐心资本对养老产业的直接融资支持。

此外,要加大适老化改造力度,加快与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的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养老金融服务的宽度和深度,抢抓养老金融“蓝海”机遇。

做有速度的数字金融,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数字金融是提升金融服务效能的重要支撑。同时,数字金融也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其他金融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和平台支撑,通过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协同,赋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整体服务质效。

做好数字金融的关键在于要围绕全会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重大举措,提升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普惠化和高效化水平。

一是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为驱动力,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也要提升数据管理水平,畅通数据流通共享,打破“数据孤岛”和“数据竖井”,提升金融数据的流通效率以及价值。

二是做好数据采集应用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防止数据滥用和泄露风险。

三是鉴于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投入大等特点,金融机构要因企施策,选择数字化转型和系统投入重点,聚焦业务重点,加大投入,提升服务效率;同时也要立足合规底线,补足监管强制性要求的数字化弱项。

四是统筹创新与风险防范,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数字金融创新发展,强化数字金融风险防范。

结语

“十五五”时期,金融领域要立足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与风险防控,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明确方向,聚焦重点领域,特别是聚焦“五度”,以做好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为切入点,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目标,将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抓手以及“十五五”时期业务深耕的发力点。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及协同发展部副总监、民建中央第十二届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 涂武斌

资本市场投融资制度的“失配”与“适配”

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加快金融强国建设提出九项具体任务,包括“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证券资产化。”这两项任务均涉及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制度。因此,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在“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本文从三个方面就完善投融资制度的适配性进行探讨。

投融资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关系

直接融资并不必然导致二级市场流动性缺乏

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活动是证券发行活动,通常人们将其称为直接融资,投融资市场也被称为一级市场,以区别于以证券交易为主的二级市场。在一、二级市场的关系上,长期以来,许多人将二级市场股票指数的变动和一级市场的投融资活动挂钩,尤其是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直接挂钩,并将股票市场的下跌归因于IPO数量过多,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因IPO等直接融资受到较大限制。这一认识是导致直接融资尤其是IPO数量较少甚至特殊情况下暂停,资本市场投融资关系失配的一个重要原因,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投融资活动发展。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

第一,我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并不缺乏。仅从我国居民存款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之前,年度住户新增存款较为平稳,总数在5万亿元左右。2019年之后,年度新增存款规模稳步上升,2024年住户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51.25万亿元。2024年,我国名义GDP约为135万亿元,居民存款与GDP的比值高达112%。而我国资本市场中,A股的日均交易量长期在数千亿至万亿元之间,2024年A股日均成交量为1.06万亿元,2025年A股日均交易量为1.75万亿元。

第二,我国资本市场IPO融资金额并不足以造成二级市场流动性下降。纵观我国资本市场成立以来三十多年的IPO融资情况,1990年至2005年间,每年的IPO融资规模基本维持在百亿元水平,2005年后,缘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IPO融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2006年至2012年融资规模年均达到千亿元以上。2013年由于IPO暂停,融资额为零,2014年IPO融资额回升到640.65亿元。2016年至2019年IPO年融资额在1000亿元至3000亿元之间,2020年至2023年IPO年融资额在3000亿元至6000亿元之间,2024年IPO年融资额仅为673.53亿元,2025年截至12月19日,A股有106只新股上市,IPO融资额为1220亿元。可以看出,即使按照数额较高年份2022年的IPO融资额5896亿元计算,也只占居民存款151.25万亿元的0.029%,居民活期存款41.82万亿元的1.4%。

直接融资和二级市场是正向共生关系

实际上,直接融资的一级市场和证券交易的二级市场的确存在关联性,但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一级市场的直接融资与二级市场的证券交易,本质是“源头供给”与“流通增值”的正向共生关系。一级市场依赖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和估值实现融资落地,二级市场依赖一级市场的优质标的和企业成长实现价值提升,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完整链条。只有二者协同发展,才能实现资本市场的健康循环和长期稳定。

首先,一级市场融资依赖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与估值支撑。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决定了一级市场融资的可行性。二级市场交易活跃、证券变现能力强,投资者才愿意参与一级市场认购;二级市场流动性枯竭,一级市场融资会直接遇冷,甚至会发行失败。股市行情好,二级市场估值高、交易活跃,企业IPO和定增的发行规模与溢价率显著提升;而行情不好,企业会暂缓IPO或调低定增价格。二级市场的估值锚定一级市场的定价。一级市场融资的定价并非凭空确定,而是以二级市场同类公司的估值为核心参考。二级市场估值越高,企业在一级市场的融资溢价越高、募资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二级市场估值低迷会直接压缩一级市场融资空间。

其次,二级市场的健康发展依赖一级市场的“优质供给”。一方面,一级市场为二级市场输送优质标的,夯实二级市场根基。二级市场的核心资产是上市公司,而优质上市公司的源头是一级市场的IPO。如果一级市场能持续筛选出具备核心竞争力、稳定盈利能力的企业,会为二级市场注入“新鲜血液”,丰富投资标的、提升市场整体质量;若一级市场充斥劣质企业,会导致二级市场“劣币驱逐良币”,引发估值崩塌和投资者信心流失。另一方面,一级市场融资助力企业成长,反哺二级市场价值。企业通过一级市场融资获得资金后,若能有效投入生产经营,会推动业绩增长和内在价值提升,进而带动二级市场股价上涨,让二级市场投资者分享企业成长红利。

投融资适配性存在的问题

融资端存在的问题

投融资制度的适配性首先体现在融资端的适当性。但在实践中,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不正当融资,具体表现为不诚信融资、非理性融资以及只融资不回报。

一是不诚信融资。这种融资活动主要是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通过财务造假等欺诈手段进行虚假陈述,属于违法违规上市。二是非理性融资。主要是发行人过度融资,其融资的动机、目的和行为尽管没有违法,但发行人为了能够超额融资往往过度夸大项目,或者项目应分批次融资的进行一次性融资等。三是不回报融资。发行人无论发行股票还是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无论是采取首次公开发行还是再次公开发行,无论采取公开发行还是非公开的定向发行,其发行都只注重募集资金,不注重发行后对提供资金的投资者予以投资回报,极少分红或者不分红。

上述不当融资行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活动造成了显见的负面影响。

一是不当融资行为是对融资本质的扭曲。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是实现资金供需的高效匹配,本质是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导社会闲置资金流向具有成长性、创新性的优质企业与实体项目,最终达成“资金增值”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双向共赢,其核心逻辑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向,融资与价值创造的绑定关系。不当融资是融资方违背了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市场化原则,脱离真实经营需求,以投机、逐利、侵占等为目的开展的融资活动,背离融资本质。这一融资行为脱离实体价值创造,资源配置机制扭曲,风险与收益错配,破坏市场信任的基石。

二是不当融资行为破坏了资本市场投资生态,冲击了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正确投资理念。价值投资就是要认真分析所投企业的基本情况,注重企业价值判断,追逐企业的价值和潜力并以此作为投资逻辑进行投资;理性投资就是要使投资者不盲目轻信,不追涨杀跌,保持定力,按照自己的投资逻辑投资;长期投资就是要克服投资者的短视行为,防止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要对企业有足够的耐心,要和企业共同成长。不当融资行为扭曲了价值判断的基准,破坏市场的风险定价机制,侵蚀长期投资的信心与土壤,从而使正确的投资理念难以形成。

三是不当融资妨碍了一、二级市场的正向循环。不当融资以虚假估值、过度融资、资金挪用、利益输送等为典型,从定价机制、资源配置、投资者信心等多维度扭曲一、二级市场的资金与价值传导,最终导致市场资源错配、风险累积与生态恶化。不当融资的非法性、非适当性被揭示后会对二级市场形成冲击和干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一级市场的发行恶果在二级市场体现出来,从而妨碍了一、二级市场的良性循环。

投资端存在的问题

从投资端的角度看,证券投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当投资,体现为投资的不理性、忽视价值和短期投资三方面:

非理性投资。非理性投资的核心是投资决策脱离客观市场规律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受情绪、噪音信息等主观因素主导。具体有四种表现:一是跟风追涨杀跌。在证券发行阶段(如新股申购、定增配售),盲目跟随市场热度,新股发行时因“打新必赚”的惯性认知扎堆申购,不分析发行人基本面;上市后若股价短期暴涨则高位追入,若首日破发则恐慌抛售,忽视估值合理性和企业长期价值。二是迷信市场传言。决策依赖小道消息、非正规研报或市场情绪渲染,而非公开披露的招股书、财务报告等权威信息。三是忽视风险匹配。为追求高收益,投资超出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证券品种或者通过高杠杆参与证券发行、二级市场交易等。四是过度交易与投机。将证券发行融资视为短期博弈工具,在配售到上市的短周期内频繁换手,甚至通过融资融券加杠杆进行波段操作,交易逻辑与企业经营、行业前景无关,仅依赖股价短期波动套利。

非价值投资。非价值投资的本质是脱离企业内在价值,以短期价格波动或非核心要素作为投资依据,具体有四种表现:一是热衷概念题材,不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参与证券发行时,仅关注发行人或上市公司的热门概念和题材,忽略发行人或上市公司核心业务的盈利性、现金流状况和行业竞争力。二是迷信市值与规模,不关注企业估值,忽视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等能够反映企业价值的核心估值指标。三是依赖政策红利,忽视长期竞争力。仅因政策扶持方向而参与相关企业的融资,不分析和评估企业是否存在技术壁垒、品牌优势和客户黏性等。四是忽视现金流与盈利质量。只关注发行人的营收增长率等表面数据,忽略其盈利是否来自主营业务、现金流是否与利润匹配等。

非长期投资。非长期投资的核心是缺乏长期持有逻辑,以短期退出套利为目标,具体有四种表现:一是打新“快进快出”。参与新股申购的核心目的是上市后短期抛售套利,而非长期持有分享企业成长,不关注企业后续的业务拓展和业绩兑现等。二是定增投资“短期博弈”。参与定向增发时,仅瞄准定增股份的锁定期结束后的股价套利,而非基于企业长期发展规划。三是忽视长期资金匹配。使用短期资金参与具有长期属性的证券融资,导致投资行为被动短期化。四是缺乏长期跟踪与调整。投资后不持续跟踪发行人的经营动态、行业变化,也不根据企业基本面调整持股策略。

提升投融资适配性的着力点

树立正确的融资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监管层及资本市场在培育投资理念方面投入较多精力,着力引导投资者践行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但针对融资端的宣传教育工作相对滞后。我们认为,强化融资理念的普及教育,其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投资者教育。树立科学的融资观念、倡导正确的融资导向,是提升投融资制度适配性、保障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关键支撑。

科学的融资理念应聚焦诚信融资、理性融资与回报融资三大核心。其中,诚信融资要求发行人及保荐机构等中介主体在发行全流程中恪守诚信原则、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杜绝虚假陈述与欺诈发行行为;理性融资强调发行人所募集资金须与融资项目实际需求精准匹配,契合企业发展阶段的真实诉求,坚决摒弃刻意融资、过度融资等非理性行为;回报融资则要求发行人对募集资金秉持高度负责的态度,实现资金的合理高效运用,通过融资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力争为投资者创造合理回报,避免出现只融资不分红、重融资轻回报的失衡现象。

努力践行良好的投资理念

在资本市场中,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与长期投资是相互支撑的三大核心投资理念,共同构筑起高质量投资的底层逻辑。三者呈现“前提—方法—路径”的递进关系,唯有打通全链条认知,投资者才能规避投机陷阱,实现资产稳健增值。

理性投资是投资的前提,核心是摆脱情绪与认知偏差,以客观逻辑驱动决策,本质是克制贪婪、恐惧等人性弱点。以企业财报、行业数据等公开信息为决策锚点,拒绝内幕消息误导;承认“高收益伴有高风险”,警惕“无风险高回报”陷阱;在市场情绪极端时保持独立判断,不盲目跟从。实践中需建立“信息核查—风险评估—决策执行”的流程化机制,用制度约束情绪。理性投资是投资的基础保障,唯有理性,才能精准判断标的价值支撑价值投资,才能抵御波动坚守长期持有。

价值投资是理性投资在投资标的选择上的具体体现,核心是寻找“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标的,赚取价值回归或成长收益,而非博弈短期波动。其关键在于要聚焦企业基本面,锚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盈利稳定性及治理结构;坚持安全边际原则,优先选择价格低于价值的标的;清晰区分“价格”与“价值”,以基本面为投资和持有核心。价值投资是投资的核心方法。长期收益源于企业成长,价值投资正是筛选优质标的的标准。脱离价值锚定的长期持有易因标的恶化带来亏损,价值投资如果缺乏长期视角,则会错失复利红利。

长期投资是价值投资的必然延伸,核心是通过时间积累让企业价值增长与复利效应显现。它以“收益再投资”驱动财富叠加,契合企业长期成长周期,减少交易成本并平滑短期波动。长期投资实际上是选择与优质标的长期陪伴,绝非“盲目持有”,是基于价值判断的理性坚守。

把好入口、畅通出口

完善投融资制度的适配性,还应当在发行端和出口端两方面进一步加强监管,不但要提高发行融资的质量,把好发行上市的入口端,还要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出清力度,畅通市场退出机制。

一是进一步提高投融资质量,确保高质量的IPO和定向增发。具体体现为:(1)高质量的企业。发行人不但要有正确的融资理念,还应当在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上体现高质量。(2)高质量的审核。我国目前股票发行已全面实行注册制,但注册制并不意味着对股票发行质量的放任不管,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注册制审核就是要通过不断的问询使发行人通过全面的信息披露展示发行的企业质量和真实情况。(3)高质量的中介机构把关。投融资活动中的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要认真尽职调查、核对把关,忠实勤勉、归位尽责。

二是进一步加大市场出清力度。要在法律制度和监管实践中更加重视资本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与市场准入和投融资适配的市场出清机制。要加大上市公司退市监管力度,对不当融资行为实行零容忍,对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违法融资以及其他问题公司等在触及退市条件时坚决出清,实行“应退尽退”,以解决我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进口”“出口”两端失衡以及退市难问题,以此进一步改善我国资本市场投融资的适配性。

三是高质量的投资者保护。要切实维护好投资者在投融资活动中的合法权益。(1)要更加重视并发挥我国《证券法》中规定的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作用,加大对投资者保护机构的投入,增加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人才储备,丰富投资者保护的实践。(2)要进一步夯实法律和司法机构对投资者保护已有的特色制度安排,使特别代表人制度、先行赔付制度等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3)要进一步处理好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真正落实民事赔偿优先制度,高质量地实现投资者民事赔偿。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徐明

“十五五”期间资本市场建设方向探讨

十五五时期我国资本市场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并有望呈现长期”“稳进态势,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资本市场作为支持,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作为创新生态体系重要一环,对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与影响。

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十五时期到十四五时期,五年规划对资本市场的部署经历了从基础建设到高质量发展的探索过程,其间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基础核心制度不断优化,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在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十五五时期是资本市场进一步通过投融资综合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关于资本市场的定调与部署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20251028日,十五五规划建议发布,对十五五的历史定位、发展原则、发展目标、重点工作任务等问题做了系统阐述。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的背景下,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的发展目标,并在重点工作任务中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靠前位置。在金融发展方面,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具体到资本市场,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十五五期间在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目标下,在新国九条及资本市场“1+N”政策体系引导下,资本市场有望在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20251031日,证监会发布吴清主席的署名文章——《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围绕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定调,对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重点任务举措做出部署,涉及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长钱长投、提升市场监管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扩大市场对外开放等。笔者对十五五期间资本市场的主要建设方向进行探讨。

积极加强多元股权融资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股票发行制度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础制度之一。自1990年底A股市场成立以来,股票发行制度经历了由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注册制的发展历程。注册制改革背景下,首发上市条件进行了诸多优化,各板块市场根据自己的特有定位,制定了多套市值+财务的更加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20238月以来,伴随着二级市场表现承压、资本面趋紧,监管层采取举措进行一二级市场动态平衡,AIPO节奏有所放缓,审核节奏有所调整。20244月,新国九条出台,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提升主板、创业板上市标准,完善科创板科创属性评价标准,A股上市门槛进一步优化。2025年初以来,为加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相关政策举措持续出台,如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施意见》,债券市场推出科技板,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等。预计未来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股权融资举措仍有完善空间,尤其是涉及股票入口的股票发行制度,方向可能包括制定稳定的IPO监管审核政策,为市场化资本带来稳定预期;持续增强科创板、创业板上市标准对新质生产力的包容性,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在A股上市;打造一流投行,提升IPO服务的专业性、精准性、适配性;进一步完善证券监管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机制,加强对新质生产力企业的精准识别和服务能力等等。

提高存量上市公司质量。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石。除优化入口之外,上市后监管、畅通出口对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优化上市公司结构亦至关重要。在新国九条指引下,2024年诸多围绕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提升的举措出台,如并购六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等。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开展分红、回购、股权激励与员工持股、增持、并购重组等资本市场运作的活跃度明显提升。部分制度环节依然有优化空间,例如回报投资者方面,当前A股回报投资者的途径主要以分红为主,回购的规模虽有所提升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这与A股市场实施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回购制度有较大关系。循序渐进放松回购制度,对回购交易进行持续监管值得关注。畅通出口方面,A股市场已建立较为完善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但从以往的退市情况来看,在退市制度建设和实际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继续优化空间。如退市结构上,仍以强制退市为主;部分退市标准流程复杂,退市效率有待提升;退市面临相关方多重阻力;退市后企业处置问题等。20244月发布的新国九条在退市机制方面着墨较多,十五五期间在完善多元化的退市渠道、强化市场化导向的退市指标设计、优化监管权限配置和程序设置等方面值得关注。

推动长钱长投。长线资金对于平抑市场短期波动,发挥资本市场稳定器”“压舱石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000年以来,A股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长期资金投资体系,各类长线资金在政策指引下不断加大A股投资。社保基金方面,截至2024年底,全国社保基金持有A股流动市值约0.8万亿元,占全部A股流通市值的1.2%,全国社保基金投资A股和境外股票合计比例已经接近40%的政策上限。养老金方面,截至2024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持有A股流动市值约0.3万亿元,占其委托投资规模的比例约14%,距离30%的政策上限还有很大空间。保险基金方面,2025年二季度末,保险资金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配置规模为4.7万亿元,占可运用余额13%20249月以来,《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关于调整保险公司相关业务风险因子的通知》等推动长钱长投的政策举措先后出台,《方案》提出稳步提升全国社保基金股票类资产投资比例”“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A。中长线资金入市规模的提升离不开相关制度举措的落实,可能的方向包括,适度放宽部分达到投资上限的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的限制;发展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升第三支柱养老金规模;开放更多风险管理工具,便于长期投资者把控管理市场短期风险;提升长期资金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影响等。

通过加强市场监管进一步提升市场内在稳定性。2024年新国九条发布后,资本市场发展遵循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将防风险放在首要位置,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面对多重超预期风险挑战,证监会协同相关部门和市场主体加强政策、资金、预期等方面对冲,有效地抵御了市场剧烈波动与系统性风险发生。例如202547对等关税引发A股市场明显调整。当日,中央汇金、中国诚通、国新集团等在二级市场买入ETF,体现出汇金公司等机构在坚定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发展上,具备决心和资源,对于市场止跌企稳、减少非理性波动具有积极含义。笔者对2000年以来各五年计划/规划期间全市场表现进行分析,发现各五年规划期间A股整体呈现涨多跌少(五年累计收益率多数为正)、底部及指数中枢抬升(指数每轮周期低点持续提升)、波动性下降(年化波动率整体下降)的特征。十四五期间,在一系列稳市场举措出台的背景下,A股市场韧性和内在稳定性明显增强,上证综指年化波动率较十三五下降2.9个百分点至15.8%。在协同发力稳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未来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态势有望得到持续形成与不断巩固。

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对外开放放在更为靠前的位置。针对金融领域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等。相比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建议对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更加积极。2025年初以来,围绕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相关制度不断完善,《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优化工作方案》等先后出台。当前境外投资者持有A股市值已达3.4万亿元,成为市场的重要参与力量。但与历史水平相比,海外资金对于中资股仍明显低配,从制度层面提升外资对A股的认知与认可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外资通常可以分为配置盘、交易盘两大类。配置盘重视资产的安全性和长期稳定回报,一般包括海外养老金、保险资金、主权资金等。交易盘则交易短期行情、追求短期价差收益,一般包括中短线与对冲交易型资金。针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外资,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吸引策略。对于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配置盘,需要建立稳定、透明且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与公司治理水平,鼓励分红和回购。对于专注于中短期机会、追求绝对收益的交易盘,需要提供充足的资本市场深度和流动性,形成更多元化的投资者结构,避免单一群体的羊群效应;丰富风险管理工具,适当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满足对冲需求;提高交易便利性,完善融券机制,规范发展程序化交易等。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外资投资相关的税收政策,扩大投资范围,着重关注外资重仓行业,包括提高其信息交流透明度和及时性,将更多上市公司及指数产品纳入陆港通等。

十五五期间资本市场有望呈现长期”“稳进态势

从历史表现看,我国股市周期轮动较为频繁,长期投资氛围有待培养。展望十五五,在政府高度重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推进、我国基本面具备韧性与前景、国内外资金开启再配置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韧性与稳定性有望进一步增强,呈现长期”“稳进态势。

政策层面重视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在十五五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过程中有望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政策层面对资本市场关注度的提升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重要位置,而活跃、有竞争力的资本市场正日益成为推动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二是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当前我国有2亿多股票投资者、7亿多基金投资者,居民资产中股票基金等资产合计占比约15%,推动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对扩展居民收入来源,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强大的资本市场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是金融大国,资本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二,但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尚未与经济影响力匹配,A股总市值占GDP比例显著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因此,建设高质量的资本市场对于建设金融强国乃至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资产背后的基本面具备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等特征。宏观层面,战略规划引领和有效宏观调控相结合,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独特优势。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等经济发展目标。与此对应,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方面,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紧扣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更好助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良好开局积极贡献力量。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中长期规划与积极的逆周期政策相结合,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韧性与潜力,正确引导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产业层面,我国在需求与供给两端均展现出优势。需求端,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规模庞大、层次多样、潜力十足的国内市场,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创新空间。供给端,我国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优质的人才资源等优势。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5年全球第一,传统产业已具备先发优势地位,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微观层面,A股上市公司经历了2022—2024连续三年的盈利增速下滑,在宏观稳增长政策发力以及产业亮点增多的背景下,2025—2026A股非金融盈利增速有望持续改善。

全球货币体系重构与我国居民资产配置为A股提供充裕增量资金。内外部宏观与市场环境的变化,有望推动境内外资金对A股配置偏好和程度的提升。外部来看,全球货币体系重构推动全球资金再配置,A股重估可能仍在初期阶段。2025年以来,在经济、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元资产安全性降低,国际货币秩序加速重构。全球货币秩序重构或从两个方向促使全球资金再布局:一是多元化,投资者寻找除美元外的更多替代品;二是碎片化,以前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型资金转为各回各家。在此背景下,如果政策应对得当,人民币国际地位有望提升,人民币资产也有望受益于全球资金再配置,其资产重估仍在路上。内部来看,资金盛遇上资产荒A股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边际上升。一方面,2022年以来,在消费支出与购房需求下降的背景下,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规模大幅增长,2025年上半年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162万亿元。另一方面,过去三年各类高收益资产逐渐消失,居民可配置的适度高回报资产非常稀缺。与此同时,20249月以来,A股市场赚钱效应明显改善,股票市场的相对吸引力上升,展现出部分承接居民储蓄存款的潜力。尽管居民增配A股的资金规模有所提升,但根据总市值/储蓄存款这一指标来衡量的居民入市水平仍处在历史偏低位置,未来我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有望为A股带来更多增量资金。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资本市场

创新理论之父、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有五种形态,新产品、新市场、新工艺、新供应源、新组织形式。创新有两个重要主体,一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二是识别和定价风险、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二者共同推动创新过程,促进经济增长。熊彼特之后,作为其阐释者的阿吉翁,一方面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引入模型,指出创新成功的企业会将原来的企业排挤出市场,成为新的暂时垄断者;另一方面也假定了创新的不确定性,以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如果技术创新是内生于经济增长的,那就意味着,金融资本、政府政策,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参与者的最优化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基于熊彼特与阿吉翁的研究,创新是一个生态体系。企业家与金融家密切协作,推动创新过程,是创新的主体,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上游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人才与技术。下游的政策制度,提供坚实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作为创新生态体系的重要一环,对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与影响。金融是国之重器,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事关发展安全。不同类型的创新需要不同的金融支持,生产关系需要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根据技术的成熟度和发展阶段,创新可以分为追赶式创新和引领式创新。通常后发国家更容易进行的是追赶式创新,针对既有成熟技术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迭代赶超,这类创新的主体通常是大企业和大银行。引领式创新的特点决定了需要由风险偏好更高的风投资金来支持。创新始于科技、兴于产业、成于资本。资本市场在现代金融运行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具有独特的价值发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更加契合科技创新企业迭代快、前景广、风险高、轻资产的特征,能够有效促进创新资本形成,促进创新资源优化配置,赋能科技成果转化,稳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 李求索

产业追踪
“十五五”时期钢铁行业数智化转型展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对“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战略擘画。《建议》提出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围绕智能化,《建议》还提出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这些都为“十五五”时期钢铁行业数智化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钢铁行业数智化转型进程简析

“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普遍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和成果就是——数智化转型是推动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钢铁作为拥有较为完善的自动化、信息化基础的流程工业,当装备、工艺路线确定后,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数智化转型。结合日照、邯郸、唐山三个钢铁生产集中度较高区域的数智化统计样本预测,300万吨规模以上钢铁企业,“十四五”期间数智化转型成果显著,超80%完成两化融合。表现在80%的企业建成智能管控中心,90%的企业开展大数据模型应用,95%的企业把数智化转型列为企业发展战略。整体而言,信息化、自动化、集控超融合等进入中部深水区。

钢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工业,始终是数智化转型的主力军。2026年是落实“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钢铁行业数智化转型的具体方向和路径有哪些?数字化、智能化图谱重点在哪些场景呈现?本文将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导向、行业未来发展态势、企业具体需求等,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二、未来5年钢铁数智化十大展望

随着AI(人工智能,下同)技术的不断升级迭代,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企业愈加重视的背景下,企业级BI(商业智能,下同)已从最初的零星试点,逐步迈向深度融合阶段,企业设置数据作战室成为时尚。“AI+BI”被深度嵌入企业生产、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驱动业务流程向智能化升级,助力企业重塑市场核心竞争力,并在成本管控、效率提升、产品服务创新方面展现出新能量。全域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企业优化资源管理、创新运营模式的核心动力。通过融合DeepSeek等先进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全域感知网络、企业大脑中枢等数字化设施,提升企业在产线、经营、金融等方面的智慧化水平,大大提升了企业运营便捷度与效率。

(一)无纸化背后的流程上线逻辑

企业的运行是基于体系文件下的流程约束。无纸化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流程的线上传递与留存,以便于直观反映出每个节点的耗时与效率,终极目标是最大程度减少线下人的记录与传递,绝非节约几张纸这样简单。随着体系审核对电子记录的接纳,无纸化将成为重要发展趋势。

未来5年无纸化可以预见的应用场景有:无人计量小票、行政办公审批、财务报销、人员与车辆进出厂、备件维修进出厂、备件材料入出库、人员招聘报名表、监视装载业务、所有生产岗位记录等。

(二)“AI+BI”数据算力辅助生产

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AI+钢铁流程的智能化。钢铁流程以铁、钢、轧各单元实测数据为基础,搭建各单元预测模型。一种典型的应用就是机器人辅助转炉冶炼,通过收集每天三班的炉数、加合金与辅料数、吹氧与脱碳数值等,通过语音评判每个班的指标。这种以大模型和智能体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AI智能体,可让企业从局部优化迈向全局智能。通过智能体开发编排平台对接各类大模型,面向企业研发、业务、管理等全域诉求,构建任务型、场景化智能体,发挥智能体在规划、决策、多任务协作等方面的优势,促使AI应用价值在产业一线充分释放。

未来5年“大数据+机器学习”将在检化验数据、冶炼与轧制工艺性能预测、关键设备参数和操作参数改进、多部门协同快速迭代等方面逐步形成,并在质量精准预防管理、智能排产、工艺参数精准智控、设备故障诊断与预测维修、厂内外智慧物流等场景大面积呈现。

(三)大宗采购与AI耦合

采购、销售是企业运营的重要环节。未来,数据分析系统能够对生产、往来报表、运价调整等持续进行报表优化和数据验证,并自动完成以下任务:生产报表数据填报并转交生产部门;原料煤采购计划完成率相关报表开发;目前影响进度的问题集中播报。

(四)数据要素入资

尽管2023年国家推出了数据要素政策支持文件,当下数据要素仍然停留在资源化阶段。企业如何实现数据价值资本化,需要企业数字科技部门牵头。通过搭建数据基础设施,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治理,综合运用数据挖掘、分析手段,架起贯穿数据集、会计所、律师所、银行的桥梁,搭建供应链金融平台,助力银行产数授信价值体。在实施过程中要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对数据进行精准采集、深度分析、靶向运用。籍此推进部门间数据流通,增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数智化互动。

(五)切片、卷积算法在能源发电获得深度应用

以煤气调度为例,钢铁企业煤气是能源转化与梯级利用的中枢,其压力、流量和热值的稳定直接影响高炉、加热炉、锅炉发电等核心设备的顺行。煤气系统具有非线性、滞后、发散约束特性,模型算法要求高。传统机器学习中PIDSVM在小样本下难以处理高维度时序数据;随机森林可解释性优异,但对动态工况的实时响应不足;强化学习通过试错优化策略,但存在收敛速度慢、实际部署风险高等问题。

相比之下,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展现出独特优势:基于LSTMTransformer构建的时序预测模型,对煤气流量波动的预测精度高;CNN卷积层结合注意力机制聚焦关键影响因子,压力调节响应速度快。模型预测控制(MPC)作为经典控制算法,通过滚动优化与约束处理机制可确保阀门调节量在安全阈值内,并能够高精度控制煤气柜柜位。将深度学习预测与MPC控制精度相结合,形成“预测—优化—执行”闭环,发布抗干扰动态控制指令。Docker容器化部署可以将模型内算法通过容器编排与资源调度,将部署时间大大缩短。以上组合可以进一步挖掘数据关联规则,识别关键影响因子,优化控制策略,形成“感知—决策—执行”全流程智能执行体。

(六)可视化模型在钢轧产线获得普遍应用

可视化技术是一种越来越适配钢铁流程的工具,目前可视化技术在线材钩号识别、天车挂钩识别、板坯喷号识别、表面质量等领域获得成熟应用,未来将在板形识别优化、铸坯出钢定位替代人工方面获得更加广泛的应用。板形识别通过在剪切机顶部安装摄像机,采集中板尾部、头部图像,应用AI位置识别钢板头尾部形状,计算切割面积,根据厚度计算体积,根据密度计算重量,根据长度计算头尾切损,数据发送到PLC,在MES计算钢板头尾切损指标。可视化模型还可以解决装钢与出钢工序岗位工,在装钢操作室反复操作辊道按钮、观察铸坯在辊道上位置、调整辊道正反转等低效劳动的问题。

(七)集控模式占比上升

集控技术的核心目标是将整个产线的信息流、数据流、视频流进行全面整合,构建一个统一且高效的生产智控中枢,其实现依赖于高速网络通信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以及自动化轧制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将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环节的设备数据、操作指令、生产状态等信息进行集中采集、分析与处理。一方面,借助MES把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如坯料信息、轧制参数、设备运行状况等汇总到中央数据库,形成全面、实时的生产数据池;另一方面,利用高清摄像监控系统,将生产现场的视频画面传输至集中控制室,实现生产场景的可视化,把主线操作点放在热区、冷区集控室,把加热炉和公辅操作点放在另外两个功能相对单一的集控室。基于这些汇聚的信息,通过预设的自动化控制程序,实现自动装钢出钢、自动转钢、自动轧制等操作,从而减少人工干预,可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等新技术的强势推动,企业可以完成从产线的二级自动化控制到信息化的三级系统,再到以点带面、小单元到区域化的集控,及时发现和准确反馈生产流程中产品质量的变化,并针对发现的问题对全生产流程进行纠错和升级,促使产线向智能、精品、高效方向发展。以永锋临港、福建龙钢为代表的新建项目,已建成的项目集控潜力非常可观。随着行业的生产管控日趋信息化和智能化,对现有生产线上的操作室进行物理整合联网,对操作人员进行集中操作和管理,不仅可大幅提升工作效率,还可以为企业增效。以中厚板生产线为例,中厚板生产线正在从单元自动化控制向区域集控化控制发展,六安钢铁3500mm中厚板生产线把26个操作点浓缩为2个,做到了行业集控最大化,为实现整条产线远程单一集中控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代表了中厚板产线集控的发展方向。

(八)数智化员工存量变大

随着择业多元化,钢铁企业普遍面临招工难题。一方面,企业对人才有需求,另一方面寻找到有经验的员工难度加大,此外招到人才还存在留住人才等现实问题。未来5年,在完成业务网络化的基础上,如何再运用AI、智能体、算法、视觉识别等新兴技术,把重复的劳动交给机器人去做,把宝贵的人力资源置换出来,去干更有价值的事,这成为钢铁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不少企业提出数智员工“双百计划”。数智员工“双百计划”由数字人、智能人两部分组成,数字人主要是面向流程自动推送的软机器人,智能人则是植入智能算法与程序的硬机器人。该计划旨在通过软硬结合,实现高效协同、提升工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智能化转型。

未来5年可以预见,软机器人部署涵盖了移动审批、集中采购、电商统计、银企直连、金税四期、智能招聘等领域,并且逐年向算法节电、过程质量预判、报表无纸化、差旅费控、电子签章、备件材料计划AI查重、合同审计等方向发力。硬机器人除巩固扩大已有喷号、质检、测温、加渣、捞渣、巡检、焊接、打包、码垛等传统业务外,重点拓展环保智能化、无人驾驶、无人天车、智能盘库、智能冶炼等场景。

通过在系统、现场之间持续技术嫁接,不断编织“系统要全、应用要深、效果要好”的新一代钢铁流程智能工厂。形成从“人海战术”到智控布局、从单点突破到业态协同、从产品制造到过程智造的全域作业重塑,为传统制造业效能提升树立新标杆。

与此同时,数智化转型工程漫长,架构与流程治理是首要任务。企业除立足自身定位与业务特性,精确锚定数字化升级方位外,还要对数据基础设施构建、智能应用拓展、数字化人才培育等做好整体布局;从顶层视角出发,借“价值链”模式,把战略目标拆解到各增值环节和业务流程,引领数字化项目的规划搭建,推动战略规划、业务步骤、技术平台三者深度融合,为数智转型精准定向。

(九)六个信创元素进展不及预期,需要加大稳定性攻坚与用户引导

“十五五”期间可以预见,从政府到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转型是安全根基,它要与数字化、智能化等战略任务深度融合,成为推动企业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未来5年,虽然在PLCERP、数据库、IGBT、低纳米芯片、操作系统等6大关键环节重点发力,但是突破技术瓶颈、实现国产化依然任重道远。如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打造稳定可靠的信息技术、自动化编程与控制应用创新生态体系,是包括钢铁在内的相关行业需要携手努力的重要领域。

(十)企业治理体系维度与重心发生变迁

目前钢铁企业每年的体系审查,是以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能源为主,由于“十五五”数智化成熟度是衡量企业数智化转型成效与所处发展层级的关键指标,测量体系、两化体系将成为企业治理体系的两大抓手,每次体系审查也会成为专家的主要关注点。借助建立精准的成熟度评估指标体系,涵盖基础设施完善度、数据管理水准、智能应用广度深度、组织适配度等多个维度,化与测量体系可为助力消除短板,为后续转型策略与实施路径的优化调整提供有力依据。

三、结语

在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跳出行业辟蹊径”,对照标准,打造国家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无疑是企业努力的方向。未来5年,企业一方面要完成数智化规划、架构与流程治理,一方面要有意识成为AI型企业,挖掘提升企业数据价值。预计以2028年为分水岭,随着信创开展的生态化攻坚、AI应用研发、智能体、行业数智治理包、全域数字化转型载体、数智化成熟度提升等具体行动,企业的数智化转型图景将变得更加清晰。届时,竞争力较强的钢铁企业,其上游以BIP平台为标志、下游以智能化为底座的数智化体系架构,将成为行业主流。重视数智化、顺应数智化,用数智化思维考虑问题,全方位推进数智化转型,以打破业务壁垒、创新服务模式,已成为钢铁行业迎接数智时代、适应经济社会转型、持续推进“实数融合”的一道必答题。可以预见,未来5年,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合操并室、机器代人、视频治企、流程上线、数据决策”等操控、管控模式将逐渐成为钢铁行业的标配。

方同舟控股有限公司 张志杰 李雪坡

人工智能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趋势

当前,伴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未来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已成为全球各国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的战略聚焦点。

对我国而言,未来产业发展大幕已开、时不我待,是构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组成。从关键技术创新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到产业化爆发的前夜,其对于未来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正持续增强,并涵盖未来产业技术产业化和现有产业未来化两条核心路径。紧抓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对我国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是引领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核心驱动力,正通过技术产业化与现有产业未来化两条路径引领全球及我国未来产业发展。

从自身发展来看,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经济发展新增量。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受到全球各国广泛的关注,其发展潜力不容小觑,研究报告普遍显示,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增量。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截至2023年,人工智能技术已为全球经济贡献了超过13万亿美元的价值增值,预计到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15.7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30%。普华永道研究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推动全球经济规模增长15%,将有望为全球经济增长率增加额外的一个百分点,其经济价值与19世纪工业化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相当。

从历史视角看,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历经三次发展浪潮,当前浪潮最有望实现真正的产业化、规模化。人工智能的思想萌芽和学术概念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浪潮,其发展主线是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医疗诊断的MYCIN系统、地质勘探的PROSPECTOR系统等,但最终由于知识资源瓶颈、泛化能力不足、计算能力有限,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产业发展坠入低谷。人工智能的第二次发展浪潮源于连接主义的兴起和反向传播算法的突破,到20世纪80年代末,神经网络带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快速进步,在学术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样受限于计算资源有限、数据量不足等问题,人工智能在迈向产业化发展中陷入困境。进入到21世纪,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逐步成熟,加之计算能力、数据资源的飞跃式发展,人工智能迎来第三次发展浪潮。首先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2012年AlexNet在ImageNet竞赛中以15.3%的错误率取得冠军,其成绩较2011年25.8%的错误率大幅降低10.5个百分点,开启了深度学习在人工智能学术研究和应用创新的新篇章。其次是在专业应用方向带来能力跃升,如在2016年,由DeepMind公司开发的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标志着人工智能在部分专业应用领域已经超越了人类,面向特定领域的应用快速发展,苹果Siri、亚马逊Alexa等智能语音助手应运而生。最后是面向通用领域的应用加速产业化步伐,随着ChatGPT的推出,人工智能在语言理解、文本生成等任务上表现出了惊人的能力,已经可以为智能客服、机器翻译、文本创作等应用提供强大支持。从创新主体来看,当前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创新主体已经由高校、科研机构转向为行业企业,也预示了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新浪潮的来临。

从创新趋势来看,大模型和智能体有望催生发展新业态,构建形成全新的商业模式。当前,大模型在资金、算力的加持下快速发展,产品形态逐步成熟。据统计,2024年全球大模型产业链融资总额达4100亿元,为消费电子领域的20.5倍,其中OpenAI累计获得80亿美元融资,我国头部企业超50亿元。算力方面,据初步测算,头部AI模型训练算力需求每3~4个月将会翻一番。预计未来几年,以信息服务为主流的大模型服务将进一步走入人类生产生活中,成为新型的服务业态。除此之外,注重系统能力的智能体也有望带来新的市场空间,其面向对象、面向业务的服务模式在应用推广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发展潜力巨大。市场机构预计,到2028年我国AI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到85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0%。其中,数字人、智能系统等“软智能体”正进入创新快车道,有望带来全新的人工智能服务体验。AI汽车、人形机器人等“硬智能体”也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人形机器人在家政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的应用备受关注。

从融合发展来看,人工智能是技术与产业创新合剂。

融合性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时代特征。未来产业发展主要由前沿技术创新驱动,在既往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培育过程中,多为单一或少数的技术创新来驱动一个新产业的发展,这种模式在当下依然存在,但已不再是主流。多种技术的融合是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而在其中,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一般都将占据一席之地。2025年《未来产业新赛道研究报告》显示,与人工智能强相关的通用人工智能、高级别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算力芯片、元宇宙占据了十大赛道中的一半。

人工智能正驱动跨学科技术的协同创新,催生科学研究新范式。在生命科学领域,AI与CRISPR技术结合开发个性化基因治疗方案,如基因编辑公司Editas Medicine利用AI设计向导RNA,将基因编辑脱靶率降低至0.1%以下;AlphaFold2破解蛋白质折叠难题,已预测超2.3亿个蛋白质结构,带动新药研发周期大幅缩减。在量子计算领域,AI用于优化量子算法与量子纠错,推动量子计算机从实验原型向实用化迈进。在新材料研发方面,AI驱动的材料基因组计划通过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材料性能,大幅缩短新材料研发周期达2个月。

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赋能,加快推动其他产业智能化转型,催生产业发展新赛道。人工智能正从研发环节向生产、流通、服务全链条渗透,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在制造业领域,AI与物联网、大数据结合形成的智能工厂,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预测性维护与柔性化生产。在农业领域,AI驱动的精准农业系统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与智能传感器,实现了土壤墒情监测、病虫害预测与智能灌溉。在服务业领域,AI催生了无人零售、智慧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数字医疗、智慧交通等正在深刻改变原有的服务形态和运营模式。

人工智能引领未来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

从当前来看,技术创新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面临多方挑战、行业融合应用存在难点、综合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依然存在,需加强研判和积极应对。

一是技术创新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全球各国竞争的重点领域,加强核心技术创新是关键。构建完整高效的创新体系,是推动人工智能进一步创新发展,驱动人工智能与其他技术、行业融合发展的关键。从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创新看,可持续的模型迭代可能将面临挑战,创新的进程或将进入“S”形曲线的后半段,单纯依赖扩大模型参数规模和增加训练数据数量来提升性能的空间将逐渐减少。其中,对于高质量大规模数据集、高算力、高阶模型的需求都将影响到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创新迭代。寻找新的创新范式、技术体系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突破点。此外,为弥补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弥合区域间、主体间的创新能力差异也至关重要。当前,从整体上来看,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力量分散化问题依然存在。从区域布局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工智能创新能力建设方面走在前列,而中西部省份在高端人才储备、算力基础设施、应用场景打造等方面差距显著。从创新主体看,央企在算力基建、国企在行业数据积累上具有优势,民营企业则在算法迭代、场景创新上更具活力,两类主体的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步伐加快,系统性创新能力建设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做好创新资源整合,形成创新合力。

创新效率方面,算法、算力、数据技术的融合深度不足,制约创新效率。高校、科研机构主要聚焦于算法研究,其多以学术指标为导向,与产业实际需求可能有所脱节,对于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则不够突出。数据方面,数据安全与开放的平衡难题凸显,医疗、金融等领域数据因隐私保护法规限制,跨机构共享率不足,导致AI模型训练陷入“数据孤岛”困境,高质量大规模的训练数据集建设是重要难点。展望未来,面向人工智能系统性创新与应用,需要建立起涵盖算法、算力、数据的技术创新体系。

转化路径方面,技术转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开源生态建设滞后是关键瓶颈。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活跃度还远低于美国,核心算法框架仍依赖海外技术栈,自主开源项目发展仍不成熟。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产业化转化仍面临多方挑战,需打通从科研机构到企业再到用户的全流程创新链。

二是产业发展面临多方挑战。

企业是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的重要主体,人工智能引领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核心力量来自于企业。当前,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投入带来显著成本压力。据统计,2024年全球头部AI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达营收的35%,超传统科技企业2倍。随着模型复杂度的不断提升,大模型单次训练成本也水涨船高。成本压力给中小企业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带来挑战,不少企业面临“投入即亏损”的困境。这种成本压力将极大影响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领域初创公司的发展,也会影响大型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意愿。

商业模式不成熟同样制约产业化进程。当前多数人工智能企业采用“项目制”盈利模式,实施周期长,用户复购率低,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可持续的订阅制、平台化业务模式。大模型服务尚未形成清晰变现路径,往往存在用户数量多,但付费转化率不足的问题。此外,广告、API调用等传统互联网商业模式在企业级场景中适配性较差。

产品成熟度不足也导致市场信任度偏低。智能语音助手、服务机器人、智慧诊疗系统等产品在实际应用中的准确率、完成率均远低于实验室环境。人形机器人等新产品仍多应用于科研领域。与此同时,用户的使用习惯尚未完全建立,也同样增加了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对AI产品普遍还存在使用焦虑,主要担忧点包括数据隐私、算法偏见、服务不可靠等。市场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普遍存在顾虑过高和预期过高等现象,而人工智能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或许较难满足预期,这也将影响到市场应用的积极性。

三是行业融合应用存在难点。

人工智能最大的价值在于应用,推动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将能更大化地释放人工智能创新带来的价值。当前,主要难点在于技术融合应用的切入点难以挖掘,场景与业务的适配壁垒相对较高。例如,在工业领域,生产制造等核心场景精度高、容错率低,各细分行业的流程环节高度差异化,当前人工智能产品对行业专业知识理解不足,且本身在可靠性、可解释性方面难以胜任,无法在各种情境下都能持续提供准确、一致、真实的结果,因此导致难以规模化复制和推广。

数据壁垒也对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带来挑战。数据是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的基础,要实现技术融合、产业融合,需打破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生产中的数据壁垒,推动跨终端、跨环节、跨行业的有效共享。当前,围绕数据流通,存在两方面挑战。一是数据权属与标准尚未统一。多源数据因所有权模糊、格式不同、质量差异等原因难以互通、难以整合,即便是对于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政务数据,也难以实现跨区域的高效共享。数据共享方面“谁拥有、谁管理、谁受益”权属争议依然存在,数据产权界定也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机制。二是多主体间存在安全与隐私顾虑。特别是对于金融、医疗等行业,因合规要求,在数据开放和共享中意愿不强。对于企业而言,由于缺乏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和对数据服务商的信任,进而带来对数据泄露的恐惧,在数据开放及应用中存在较大顾虑。

四是综合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融合应用对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也给全社会的理解和认知带来挑战。当前,伦理和监管框架仍需完善,治理漏洞依然存在。算法偏见、数据隐私泄露等问题频繁发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企业为了谋求更大利益,通过算法对特定人群设置不同的服务价格,引发很多用户的不满。此外,人工智能系统对数据的需求量大,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也将导致个人隐私的泄露。目前,我国已出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文件,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正在积极探索。

全球治理协同机制也亟待建立。从当前来看,全球各国在人工智能战略和发展路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和竞争。今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中,美国副总统强调避免“过度监管”,这就与欧盟的主张存在分歧。主要创新国家、区域间在治理方面的分歧也将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特别是面向未来全球化的人工智能市场,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差异性,形成基于全球共识的治理协同体系。

社会普遍认知仍待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将加速数字世界向人类物理世界的融合渗透,建立普遍的对软件、人工智能的认知是全社会需要面临的重要任务。从当前来看,公众对人工智能决策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存在较大质疑,进而导致对人工智能公正性和可靠性的不信任,削弱了技术公信力。

进一步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的措施建议

为进一步挖掘人工智能创新价值,助力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建议从完善组织协调机制、强化公共服务能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加强国际深度合作四方面采取有力举措。

一是完善组织协调机制。

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建立国家人工智能发展局,统筹推进人工智能相关工作,协调其他部门开展业务协同。加快人工智能顶层设计,制定面向“十五五”及更长期的人工智能创新与发展规划,重点突出推动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更好发挥人工智能对未来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强化央地协同,支持和引导地方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综合治理新路径、新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示范推广。

二是强化公共服务能力。

部署国家人工智能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工程,打造面向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全社会人工智能创新及应用能力。构建国家算力资源池,整合东数西算工程资源,优化算力资源配置,集中力量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算力网络和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构建数据开放体系,支持各地方、各行业建设开放共享的公共数据服务平台。进一步加快开源开放生态建设,打造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成果开源,完善知识产权保障体系。

三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绘制人工智能创新及应用区域图谱,建立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人工智能综合发展三类区域协同体系。产业发展方面,支持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策源地,在模型、算力、数据、标准等方面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技术创新能力。融合发展方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场景示范,基于区域产业基础、资源条件等建设典型场景,以场景带动技术的融合应用和迭代创新,催生基于融合创新的新产品、新业态发展。综合发展方面,支持建设人工智能自主创新示范区,支持城市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建立“城市沙盒”,推动人工智能在城市全域的深度融合。

四是加强国际深度合作。

进一步深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国际合作,构建跨境协同生态,引导龙头企业加快全球人工智能创新资源的汇集及应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强调“发展优先、安全可控、包容共享”原则,推动形成全球共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等关键国际标准制定。研究发起全球人工智能赋能计划,分区域、分步骤推进面向全球的人工智能基础公共服务和基本市场服务供给,提升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供给和应用赋能主导权。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无线电管理、研究所未来产业研究中心所长 蒲松涛

“十五五”是迈向石化强国的关键五年

从“十三五”时期提出由石化大国向石化强国跨越的奋斗目标,基本设想是到2035年建成石化强国。经过两个五年的不断创新和接续奋斗,“十五五”到了持续发力的关键时期,石化行业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也到了强化原始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我国经济社会“十五五”所处的历史阶段、内外部环境与形势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十五五”是我国石化行业实现由大到强转型的关键五年,需以创新驱动和绿色低碳为双引擎,破解当前供需矛盾突出、效益下滑的困境,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十四五”时期石化行业成就斐然

“十四五”时期,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遭遇严重冲击,大国博弈加剧,区域动荡频发,能源价格高企,关税战贸易战四起,全球供应链断链风险加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稳定在30%左右,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

我国石化行业深刻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始终把创新作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配套轻工纺织等民生行业和高端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重要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重要支撑。石化行业自身在产业布局与结构优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绿色低碳转型、智慧化数字化升级,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和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与进步。

特别是为保障能源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及延长石油等能源骨干企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打赢“增储上产七年行动”攻坚战,深地和深海勘探技术相继取得万米突破,页岩油、页岩气勘探开采技术取得显著进步,页岩油气年产量近年稳居世界第二位;原油产量“十四五”实现“五连增”、保障了“七连增”,其中自2022年以来一直保持原油产量稳定在2亿吨以上;天然气产量实现年增量都在百亿立方米以上,确保了天然气年增量百亿立方米以上“九连增”,切实做到了“能源的饭碗”稳稳地端在自己手里。

另一份亮丽的成绩单是行业经济运行连创新高。石化行业多措并举应对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市场不旺、供强需弱、“内卷”加剧等诸多挑战,经济运行业绩创造了多个历史新高。2021年全行业实现利润1.1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比“十三五”的最高年份(8462亿元)高出37.2%;2022年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16.5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比“十三五”的最高年份(13.78万亿元)高出20%;2022年全行业实现进出口总额1.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比“十三五”的最高年份(7432.7亿美元)高出40.8%。经济总量再创新高:预计“十四五”全行业营业收入总量达到79万亿元,比“十三五”的62.8万亿元增加25.8%,实现利润总额(“十四五”预计4.65万亿元,“十三五”是3.51万亿元)增加32.5%,进出口总额(“十四五”预计4.73万亿美元,“十三五”是3.15万亿美元)增幅高达50.1%。

迎来石化强国建设的新阶段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与判断,是我们做好2026年稳增长和整个“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十五五”是实现石化强国的关键五年。从“十三五”时期提出由石化大国向石化强国跨越的奋斗目标,基本设想是到2035年与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步建成石化强国,经过“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五年规划的不断创新和接续奋斗,“十五五”到了持续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努力推动自主创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再上新台阶,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竞争力明显增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和现代石化产业集群取得新突破。“要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特别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应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前瞻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攻关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推动产业高端化升级,取得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突破,为石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新阶段面临新机遇

为应对近年来供过于求凸显的结构性矛盾、市场竞争加剧、效益持续下滑,跨国公司都在开展战略评估和重新定位,加快布局调整和战略重组,以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迎接新一轮经济周期和新发展机遇的到来。

特别是欧洲,作为世界化工产业的“强极”之一,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1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创新领先引领着全球石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巴斯夫、拜耳、索尔维、诺贝尔、英国石油、荷兰帝斯曼等耳熟能详的世界一流公司都诞生于欧洲。一直以来,欧盟化学工业的原始创新能力、高端化水平及核心竞争力都是全球领先的,如今受地缘政治和区域动荡影响,欧盟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往日的竞争力受到严重冲击。据欧盟化工理事会统计,欧盟化学品销售额的世界占比已由20年前的27%下降至2023年的约13%,叠加全球市场需求乏力、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多,以及东北亚、南亚和海湾地区的快速发展与北美综合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欧洲地区的石化化工公司都在加快布局调整和战略重组。巴斯夫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差异化管理,赢创聚焦新能源、生物基、循环经济“新三大战略”,壳牌对德国、荷兰、英国、新加坡等开展全球业务重组,陶氏宣布将关停位于德国、英国、阿根廷等地区的多套装置,还有英力士、道达尔、利安德巴塞尔等跨国巨头都已相继宣布业务重组与现有装置关停,涉及炼油、烯烃、聚烯烃、氯碱、环氧丙烷、苯酚、丙酮、聚醚多元醇、涂料等众多领域。目前的这种布局调整、业务调整和战略重组,是新世纪以来行业发展、市场竞争的结果,当前看对于规模化生产的大宗基础产品和通用材料来说是腾挪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对有些企业也许是机遇。

我们要关注这一趋势,在把握机遇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是跨国公司适应绿色低碳转型和未来竞争的要求,集聚核心资源主攻高端化、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战略转移,应予以关注并积极应对。

碳达峰碳中和对石化行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政策的转变将加快落后和低效产能有序退出,对先进装置和产能就是机遇。我们要正视资源能源现状,正视能耗量和碳排放量高的现实,在加大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的同时,加快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与绿电绿氢等新能源耦合发展、与生物基化学品耦合发展等新课题的创新与示范,突破一批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技术瓶颈,培育一批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等行业标杆,协同推进行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助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打造世界石化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的引领者。

坚定迈向石化强国

我国石化大国的地位日益巩固,影响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石化产业链稳定、供应链韧性的贡献越来越重要。但与美欧日等石化强国或地区相比,自主创新能力与水平、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高端化、国际化水平与效益水平,都存在明显差距。未来五至十年,我们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五个不动摇”:

一是坚定石化强国目标不动摇。2016年9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推动行业由石化大国向石化强国迈进的目标与方向,将其作为“十三五”行业发展核心导向。该行业规划是贯彻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重要文件,为石化强国建设奠定了关键基础。规划提出该目标的背景是,2010年我国石化产业的总体规模跃升为世界第二石化大国、第一化工大国,又经过了“十二五”五年的发展,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但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大而不强”的短板是明显的。因此,该规划提出了由石化大国向石化强国跨越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凝聚了行业共识,经过“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五年规划十年的时间,我国石化行业的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和数字化升级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相继取得突破并实现产业化,产业集中度、骨干企业竞争力及化工园区的管理水平,都实现了新的跨越。

“十五五”是由石化大国迈向石化强国的关键五年,如果错过了“十五五”的机遇期,就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和趋势来看,我们在实现石化强国目标的征途上将遇到更多新的困难,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因此,“十五五”时期一定要坚定石化强国的目标不动摇,围绕“创新一流、人才一流、高端化一流、国际化一流、竞争力一流”的石化强国目标,研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思路、重点任务目标和措施。

二是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一定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高质量发展的部署和要求,在当前行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内卷式”竞争加剧、效益持续下滑的状况下,必须转变过去拼规模、拼投资、拼资源的传统发展思路和发展理念,深刻认识并把握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与特点,深刻领会并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石化行业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也到了强化原始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刻,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统筹好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石化行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动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石化行业和石化企业历来重视创新,也取得了很多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为推动产业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始终是制约石化强国目标实现的最明显短板。“十五五”时期瞄准石化强国目标,要更加突出创新的核心地位,坚持“四个面向”,强化原始创新,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重点培育和建设好公共创新平台,为科技创新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创造条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培育更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要聚焦一批国际领先的自主创新成果取得重大突破,推动石化领域科技创新由跟随型向引领型转变,产业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特别是要把握住这次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我国石化产业成功走出“中等技术陷阱”,早日改变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技术依靠引进、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中等技术水平”窘境,为实现石化强国目标提供技术保障和创新支撑。

四是坚持强化转型升级不动摇。对石化行业来说,转型升级是一个永恒课题,石化行业和石化企业过去的实践和未来的发展都是在转型中发展、在升级中做强。

首先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石化行业的结构现状是以大宗基础产品和通用材料为主,以老旧石化装置和石化基地为主,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忽视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千万不能简单把传统产业当作落后产能淘汰掉,如果只考虑高精尖而忽视传统产业升级,不仅仅是顾此失彼的问题,也会造成高端产业和产品成为空中楼阁。

其次是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我国发展化学工业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严重稀缺,产业高质量发展受资源禀赋制约和环境约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对石化行业尤为重要。尤其是“双碳”战略目标的推进,石化行业在持续加大节能减排的同时,要加快原料结构和用能结构的调整,原料向轻质化转型、用能向清洁化转型,还要稳步推进重点产品和重点企业的碳减排,落实工业领域重点产品碳达峰实施方案,加大节能降碳技术和产品研发与推广应用,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持续打造绿色工厂、绿色设计、绿色化工园区、绿色产品和绿色供应链,大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循环生产方式、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和化工园区循环化改造,推动石化全行业和各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再次是数字化升级。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更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数字化、智慧化发展迅猛,数字技术正在成为第四次技术革命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创新的竞争高地。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通过数字化赋能石化行业特别是传统石化企业和石化基地转型升级,通过智能工厂、智慧车间、智慧园区等试点和示范,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数字化转型不仅成为改造提升传统石化产业的重要支点,而且成为助推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石化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五是坚持集群化方向不动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作出了部署。石化产业的园区化、基地化和炼化一体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化工园区“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南与2035中长期发展展望》在“十三五”化工园区发展“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管理规范、产业协同、集群发展”总方针的基础上,提出“十四五”化工园区组织实施“五项重点工程”、重点培育“五大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的思路和部署。“五大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的基本思路是:沿海以国务院规划布局的“七大石化基地(即长兴岛、曹妃甸、连云港、上海、宁波、古雷、大亚湾)”为主体,重点培育环渤海湾、杭州湾、海西湄洲湾、泛大亚湾等沿海四大石化产业集群;西北煤炭资源富集区域以国家布局的“四大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即鄂尔多斯、榆林、宁东、准东)”为主体,重点培育“能源金三角”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确立的规划目标是:“十四五”末“五大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初具轮廓,到2035年与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石化强国目标同步,建成“五大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

“十四五”规划发布后,各省区市相继开展化工园区的规范认定工作,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工作部署,组织开展智慧化工园区、绿色化工园区等建设工作,并同步推进化工园区产业提升创新工程、标准化工程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当前,在全国已规范认定的720多家化工园区中,智慧化工程、绿色化工程、标准化工程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化工园区的管理水平都上了大的台阶,产业提升创新工程、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和“五大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都稳步推进,与世界一流石化基地对标的具有综合竞争优势的70家化工园区呼之欲出。

“十五五”时期,要把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石化产业集群作为重中之重的目标加以重点部署,综合实力强、产业规模优势突出、管理水平高的石化基地和园区要全方位对标德国路德维希港、新加坡裕廊岛、比利时安特卫普、沙特朱拜勒工业城等国际一流的石化基地,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石化园区。环渤海湾、杭州湾、海西湄洲湾、泛大亚湾沿海“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以及“能源金三角”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要对标墨西哥湾、东京湾等湾区经济和产业集群模式,在湾区内基地与基地间、园区与园区间、企业与企业间,加强产业链协同、资源能源共享、平台共建、集群化发展方面的深入研究,既要统筹湾区内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又要立足自己的主导产业和未来竞争力做好差异化,尤其要避免低水平重复性建设,力争再经过五年的努力,“五大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产业链协同、集群化规模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都迈上新的台阶,为建设石化强国提供坚实基础。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 傅向升

区域经济
协同增强成渝地区区域创新策源功能

不久前召开的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将“全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置于2026年十项重点任务之首,明确提出要“协同增强区域创新策源功能”。从推动建设到能级提升,标志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在这一关键节点,协同增强区域创新策源功能,不仅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重庆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任务。从全国创新格局看,成渝地区是西部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区域,创新策源能力直接关系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动能培育。从区域发展需求看,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关键要以创新协同打破行政壁垒,让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形成创新合力。协同增强区域创新策源功能,需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打造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筑牢创新策源根基。战略科技力量是创新策源的“压舱石”。成渝地区需整合创新资源,推动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发力,为区域创新筑牢坚实根基。一是争取国家战略平台布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积极争取国家向成渝地区倾斜布局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重点围绕数智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等特色领域,统筹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夯实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基础,提升区域创新硬实力。二是深化校地院地协同攻关。发挥川渝两地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优势,支持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共建跨区域创新团队,围绕产业发展关键领域联合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三是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建立跨区域创新平台联盟,打通科技资源流通壁垒。实现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科技文献、试验检测数据等资源互联互通,健全资源共享激励机制,提高创新资源使用效率。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畅通创新要素流动。体制机制改革是释放创新活力的关键。要以改革破除行政壁垒,构建协同高效的创新治理体系,让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一是推进政策协同先行先试。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在成渝地区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即批准”、税收优惠叠加享受等政策试点。同步梳理成渝两地创新政策差异,推动科技、财税、金融等政策协同衔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二是健全人才协同发展体系。建立统一的人才评价和服务标准,打破地域、身份限制。探索“聘在高校、用在企业”“周末工程师”等柔性引才机制,完善住房、教育、医疗等配套服务,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打造区域人才高地。三是完善成果转化保障机制。构建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联动机制,加大侵权惩处力度。建立区域一体化技术交易市场和财税分享机制,推动创新成果在双城经济圈范围内高效转化,让创新价值充分释放。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策源成果转化效能。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是把创新策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核心路径。一是聚焦重点领域联合攻关。围绕共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建立跨区域重大科技任务联合攻关机制。靶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完善全链条转化服务体系。健全“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争取将新建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平台用地纳入科研用地管理。加快建设一批专业化孵化器、加速器,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三是培育创新型企业集群。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格局,让创新策源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构建开放协同创新网络,拓展创新策源辐射空间。创新策源功能的提升,离不开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要立足成渝地区区位优势,构建内外联动、全域协同的创新网络,拓展创新辐射范围。一是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载体,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交流合作。引进全球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本土创新成果走向国际市场,提升科技创新的国际化水平。二是联动国内创新协同发展。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主要创新极,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创新经验,推动创新政策互鉴、创新资源共享,形成全国科技创新“一盘棋”格局。三是推动毗邻地区先行示范。以川渝高竹新区等跨区域平台为试点,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探索创新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区域创新协同先行区,带动周边地区创新发展,放大创新策源辐射效应,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协同联动,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本文为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2024NDYB071成果)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伟 聂朝昭

更好发挥大湾区战略叠加效应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及粤港澳大湾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沿海率先发展战略等战略的叠加效应使大湾区成为创新、发展、开放、合作的一片热土。

重要使命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使其成为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之后的第三个区域重大战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加快培育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将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提供支撑,从而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粤港澳大湾区从珠三角城市群演变而来,由于城市数量比较多,城市规模比较大,城市比较密集,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聚集的人口多,是我国最有希望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的区域之一。之所以谓之大湾区,是因为要对标国际上的纽约、东京、旧金山三大湾区。这三大湾区在高科技产业聚集和高技术人才方面都居高位,粤港澳大湾区既存在差距,也具有超越的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跻身世界一流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使命。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设立的经济特区有两个在这一区域。深圳特区快速崛起,不到三十年,发展成为一个人口超千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深圳依托香港发展壮大,澳门离珠海很近,时至今日,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托显而易见,尤其是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使粤港澳三地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各市率先承接港澳和外资加工制造业转移而逐渐起步,并通过发展科技金融、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全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经过多年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合作格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引领大湾区对外开放发展中发挥着重要门户作用。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成为大湾区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显。深圳以其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优势,成为引领区域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的排头兵。广州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大湾区核心引擎。佛山走出了一条以内资为主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东莞则沿着“三来一补”的发展路径,成为以外资经济为主的国际制造业城市,进而基于良好的专业化基础提升自身的产业集群发展和创新发展能力。珠海、惠州、中山、江门等城市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成为在某些领域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城市。在这一分工格局下,尽管存在着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减弱、要素资源价格上升、区域竞争力加大等制约因素,但大湾区核心城市和其他功能性城市共同享有城市群集聚发展带来的规模经济红利和专业化分工红利,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了坚实基础。

率先发展

从渤海之滨到南海之畔,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压舱石、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近年来,党中央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扎实做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工作。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其中,广东肩负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只有不断推进产业升级与区域合作,才能促进城市能级的提升、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体制机制的完善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目标的实现。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广州和深圳作为两个人口超千万的国际化大都市,聚集了众多的高科技人才和高科技企业,无论是科技成果数量还是高科技产品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华为、比亚迪、大疆等企业,不仅科技研发力度不断加大,聚集了大量科技人才,而且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为其配套的前向后向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产业链不断延伸,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高科技产业集群。

广东要实现率先发展,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策源地。要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优先发展民生工程,提高居民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水平,建设生态安全、环境优美、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美丽湾区。

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和经济发达地区,一方面要支持粤北、粤西、粤东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由于地理区位、发展基础、发展政策等因素,在粤港澳大湾区周边,区域发展并不平衡。粤北地区由于地处山区,与大湾区在经济上存在较大差距。粤西和粤东地区虽然地处沿海,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与大湾区各市存在差距。因此,周边地区需要大湾区的引领带动。广州进一步拓展与粤东西北、湘南、桂东的经贸合作,成效十分明显;深圳着眼于自身能级的提升,积极拓展与粤东、闽西、赣南的经贸合作。

在全国层面,缩小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除国家组织的对口支援之外,粤港澳大湾区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也应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良好的营商环境、便利化的贸易条件、健全的司法制度与完善的法治体系被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开展交流与合作、集聚外部生产要素、参与国际竞争、体现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依托。

在区域对外开放中,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率先探索开放的新体制,培育能够有效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并为全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此外,自贸区之间在对外开放功能与试验领域的差异化发展,也为提升全国的开放水平创造了条件。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肖金成

城市工作规律性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对城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为我们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提供了科学指引。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主流城市经济学基于市场自发逻辑与先发优势,主导了全球学术话语。这一源于西方特定制度与发展经验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轨迹、文化底蕴与制度安排下的城市化进程时,往往显得解释力不足。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构建植根中国实践、兼具学术主体性与理论解释力的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为全球城市发展贡献新范式、推动人类城市知识革新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以制度优势、超大规模与文明根脉为独特基础。

先看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通过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与顶层设计,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努力平衡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突破西方“弱政府—强市场”的二元对立理论范式。“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与西方“资本优先”的逻辑形成鲜明区别,保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普惠性、战略性供给,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动态协同。

再看超大规模的城市体系。中国用40余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历程,建成了由22座超大特大城市引领、众多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同发展的巨型城市网络,城市常住人口与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迈上新台阶,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标志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世所罕见。这种超高速、超大体量的城市化,既带来人口大规模流动、资源配置空前复杂的挑战,也催生都市圈同城化、城市内涵式提升与治理模式创新的丰富实践,为构建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鲜活样本与问题场域。

接着看深厚文明的持续滋养。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天人合一”生态观、“民惟邦本”治理伦理以及“兼容并蓄”发展智慧构成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文化基因,深刻塑造中国城市的空间伦理、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与西方城市化中常见的资本扩张逻辑不同,中国的城市建设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历史文脉传承与社会网络维系,内嵌浓厚的共同体意识与人本关怀。这种将文化底蕴与社会价值系统性融入发展逻辑的实践,超越西方将文化视为次要变量的理论视野,为构建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独特的文明根脉。

另一方面,以“人民性发展”为目标、以“制度性集聚”“政治性均衡”为机制的概念性框架。

西方主流城市经济学理论植根于“强市场”假设,倾向于将政府角色简化为外生的“守夜人”或矫正“市场失灵”的被动干预者,其分析核心聚焦于市场自发的要素配置与空间均衡过程。这一范式在解释中国及其他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实践时,常呈现解释力不足与水土不服的困境,并难以内生化地处理一个战略性、引导性且深度介入发展的政府角色。

构建中国城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突破二元对立思维,全面确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实践、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统摄性核心目标,以“制度性集聚”与“政治性均衡”为两大基础性、协同性作用机制,系统阐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实践语境下的辩证统一与协同共生。

“人民性发展”确立价值灵魂与元目标。它深刻批判以资本利润最大化和空间扩张为核心的物本发展观,将发展的终极标准锚定于人民群众在教育、健康、就业、居住、环境及社会参与等维度的“可行能力”的全面提升。它并非附着于经济过程之外的伦理装饰,而是从根本上规定了城市经济活动的价值边界与归宿。一切经济增长、空间集聚与区域调整,其正当性与成效最终都需接受“是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标准的检验。在“人民性发展”目标引领下,“制度性集聚”与“政治性均衡”两大机制协同作用,分别回应“如何实现高效发展”与“如何实现共享发展”的核心问题。

“制度性集聚”机制聚焦于发展动力与效率提升。政府并非替代市场进行要素配置,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产业政策、国土空间规划、科技创新激励与营商环境系统优化等制度工具,积极塑造和引导生产要素向更具效率、更富创新潜能的领域与空间节点集聚。这一机制内嵌人民性要求:制度设计旨在使集聚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地转化为民众生活质量的同步提升,从而在源头上规避“只见城市扩张,不见民生改善”的扭曲发展,防范因纯粹市场集聚可能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与空间分异。

“政治性均衡”机制聚焦于发展格局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通过构建一套“市场初次配置与政府二次调节”相结合的双重均衡体系,在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初次配置效率优势的基础上,要求政府以财政转移支付、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组织对口支援等政治经济手段,对市场形成的空间格局进行有意识的、战略性的矫正与再平衡。其目的并非追求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发展可持续的范围内,并确保人民群众能够享有基本均等的发展权利与公共服务。

进一步看,“人民性发展”目标与“制度性集聚”“政治性均衡”两大机制,共同构成一个“目标统领—基础机制”的有机整体。其中,“人民性发展”是价值锚点,为两大基础机制注入灵魂、划定边界;“制度性集聚”侧重激发活力、提升效率,“政治性均衡”侧重调节秩序、保障公平,二者在动态平衡中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实践“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共建共享中激发增长动能”的闭环逻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邓智团

三个维度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

提要: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开放强省是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引擎。其中,科技创新是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也是常用常新的“常招”,创造了浙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民营经济是浙江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和最大资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底层支撑,稳住了浙江高质量发展基本盘;开放强省意味着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以此打开浙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万事干为先”!浙江省新春第一会发出了朴实无华的行动宣言。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浙江已经成功地探索出“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开放强省”三个维度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该模式通过推进“科技创新”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通过壮大“民营经济”稳住浙江高质量发展基本盘,通过拓展“开放强省”打开浙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因此,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重点在于“一张蓝图绘到底”,沿着“八八战略”开辟的赛道,把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开放强省三大引擎做大做强。

科技创新:创造浙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科技创新是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也是常用常新的“常招”。浙江在打造创新浙江上创造出了“澎湃的第一动力”,为全省域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厚重基石,也充分证明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在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上。

一是超常规科技投入和体系化布局,这是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实现实力、能力和效力三重跃升的硬条件。浙江通过超常规投入和体系化布局,实现了重大科创平台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浙江在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国家实验室、国家大科学装置和国际大科学计划均实现了“零”的突破。截至2025年,浙江已建成107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实现全省11个设区市全覆盖,重组认定了280家全省重点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由15家跃升至38家。在研发投入方面,浙江持续保持高强度。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3.3%左右。这种持续的高强度投入结出了丰硕成果:浙江区域创新能力已连续4年保持全国第4位。

二是坚持“国家战略、浙江需要”准则,持续拓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上的浙江路径,切实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浙江省政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规模居全国第一。同时,浙江重塑形成四类省科技计划,推行“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的协同攻关机制,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比如,之江实验室协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打造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三体计算星座”已实现星间组网突破;阿里巴巴开源的通义千问Qwen3模型性能全球领先。这些突破不仅提升了浙江的科技实力,也有力支撑了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这些成功实践,对于“十五五”时期浙江推进高质量发展依然是有效的、宝贵的,可以进一步开发、开拓。

三是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创新生态位上的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保持持续爆发成长状态。近些年来,浙江始终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市场经济活力足、经营主体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快的优势,加速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当前,浙江已经形成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人员、研发机构、承担科技项目、授权专利均占全省总数80%至90%的“5个百分之八九十”格局。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超80%,其中企业主导的占比70%以上。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有效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大大提高了创新效率。浙江的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企业群体持续不断壮大,截至2025年10月,浙江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74万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167家,均居全国第三,“铺天盖地”与“凿空一域”式的创新令人目不暇接。这种重视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尊重企业家创新精神,推进全生态位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创新生态模式,在“十五五”时期依然是浙江经济创新的动力源泉。

四是进一步夯实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快技术资本化与金融资本高能化的双向奔赴。浙江构建的以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为载体、科技金融为保障、科技服务为支撑的“三位一体”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体系,形成了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机制,为全国提供了重要经验。湖畔实验室作为浙江唯一一家由民营企业承担建设的省级实验室,通过产学研合作,在AI多癌早筛等多个领域取得创新突破,并快速将前沿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金融创新上,浙江积极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为企业创新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持。2026年,落实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力争新增无还本续贷5000亿元以上。这种模式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更加顺畅的路径,为“十五五”时期浙江高效率、规模化解决技术资本化、金融资本高能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民营经济:稳住浙江高质量发展基本盘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和最大资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底层支撑。截至2025年底,浙江省民营企业在册总量达376.89万户,占企业主体总量的91.9%,每千人拥有民营企业56.5户。在民营企业中,近年来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民营企业显示出迅猛扩张的势头。2025年底,浙江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民营企业达39.57万户,同比增长13.51%;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民营企业达26.13万户,同比增长12.53%。

民营经济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大众创新”的硕果。这种带有浓郁草根味道的市场力量,之所以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底层支撑,其关键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浙江的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创造良好预期。2025年,浙江深入实施《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深化“两个健康”集成改革,落实落细《浙江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推动“3个70%”“7个不准”等举措精准落地,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同时,还积极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2026年版)》明确提出,工贸财金联动支持企业稳产增效,力争为经营主体减负2500亿元以上。落实落细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力争新增无还本续贷5000亿元以上。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债融资,扩大绿色、科技创新等债券规模,力争发行额6600亿元以上。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上规升级,新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0家、“小巨人”企业300家,新认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1.2万家,力争新增“小升规”企业3000家左右,对重点支持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资金补助。这些精准有力的政策,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有力的政策支持,使其可以心无旁骛地加入高质量发展队伍。

二是因势利导推进民营经济向创新赛道全速切换,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浙江民营企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浙江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以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等多个前沿领域,浙江民营企业正展现出充沛的创新活力。以深度求索、宇树科技等创新企业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这些浙江民营企业厚积薄发、惊艳亮相,展现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

三是切实保护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韧性,褒奖其突出的经济贡献,敢于让民营经济担纲经济大省主力,鼓励民营经济扛起国家经济大梁。2025年上半年,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7%以上的生产总值、7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进出口、85%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2%,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0.3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77.7%,是工业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浙江民营经济展现出的“逆周期”调节能力,抗国际动荡风险水平,消化国内内卷化压力的韧性,正是“十五五”时期浙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开放强省:打开浙江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开放是浙江的鲜明标识。浙江的开放发展实践表明,高质量发展必须是开放型的发展。只有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才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才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2025年,浙江进出口总值达5.55万亿元,其中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元,达4.19万亿元,占全国份额的15.5%,稳居全国第二。开放强省在关键时期能起到高质量发展“稳定器”的作用。为此,我们建议:

一是持续推进浙江全域开放平台能级的提升,切实将“立足浙江”与“跳出浙江”深度融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深入实施国家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推动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区争先进位,加快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新一代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化全球数贸港。持续提升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等重大展会的影响力,为浙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高端平台。

二是持续增强国际物流枢纽功能,为开放强省创造便捷、好用、完善的软硬件实现条件。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2025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突破14亿吨,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未来,要进一步锻造宁波舟山港世界一流强港硬核力量。同时,提速推进义甬舟、金丽温开放大通道建设,深化金华(义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加快民航强省建设,着力构建辐射全国、畅达全球的航线网络。特别是深化“四港联动”,加强海铁、海河、江海联运,推动智慧物流云平台提能扩面,用好“浙江e港通”,全面提升港口货物进出口便利化程度。

三是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诚信浙江”,收获“信用红利”。积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全省域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先试改革,纵深推进高水平“信用浙江”建设,深入推进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建设,对标RCEP等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更大力度推进投资、贸易、资金、运输、要素资源、人员进出自由便利先行先试,全面释放制度开放新活力。

四是加快颠覆传统贸易模式,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先发优势”,释放数字贸易红利。积极推动“直播+平台+跨境电商”三位一体发展,加强海外仓布局建设,统筹推进企业“出海”保订单和海外产业链布局,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不断培育外贸新动能。这种基于品牌和创新的贸易模式,推动浙江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和“价值链全球化”跃升。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浙江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会理事长 房汉廷

企业管理
数字化时代电子烟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优化策略研究

一、前言

在数字化时代,电子烟制造企业面临原材料价格波动、人工成本上涨、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全面预算管理已成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保障现金流安全的关键手段。然而,当前电子烟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普遍存在预算编制滞后、业务部门参与度低、预算调整与执行脱节、资金预测失准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战略落地效果与资源配置效率。为此,本文提出一套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全面预算管理优化策略,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核心抓手,打通需求、采购、生产、库存、销售、资金全业务链路,实现业务、财务与资金一体化协同运作。

二、研究背景

2021年,全球电子烟监管尚处空白阶段,一次性小烟凭借低价、少维护及强替烟属性实现快速放量。例如,某企业顺势成立并专注于一次性产品领域,依托国内供应链优势,连续三年保持收入复合增长,现金流状况良好。彼时,市场需求旺盛,企业预算管理模式较为粗放,财务部门按产能即销量的思路线性外推数据,供应链部门与销售部门仅例行填报表格,预算逐渐沦为形式化的交卷工具。

2024年起,全球经济骤冷,同质化价格战使行业均价半年下滑近两成,滞销库存迅速增加且大部分为保质期一年的过时口味。更深层的危机在于信息割裂,财务部门不掌握实时采购底价,供应链无法依据销售节奏滚动排产,预算管理仍局限于年度静态框架。销售、采购、生产部门均不承担预算偏差责任,导致预算与业务、资金及绩效全面脱节。一次性电子烟极短的生命周期,使传统静态预算管理的滞后性被成倍放大,“无利润、无现金”的现象成为常态[1]。如何借助数字化手段重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以滚动预算替代年度预算、以实时数据中台打通需求、采购、生产、库存直至销售和资金全链路,以资金沙盘动态模拟现金流,成为近年来需求骤变、监管趋严背景下企业降本、去库存、保现金的核心命题。

三、电子烟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编制滞后,业务响应慢

2024年末,财务部门以ERP系统历史发生额为依据,仅用15天便完成“自上而下”预算方案锁定。预算编制逻辑高度依赖2024111月的高毛利区间数据,采用销量增则利润增的单变量推演模式,既未关注2024年末已显现的原材料二次涨价信号,也未针对一次性新品工艺复杂度升级进行人工系数修正。预算方案定稿两周后,市场端风云突变,海外渠道压价叠加口味迭代加速,行业平均出货价下探近一成,新品上市即遭遇“高销量、低毛利”的尴尬局面。销量曲线陡峭上扬的同时,单位人工成本却因多道新增检测工序而被拉高,整体利润空间被双向挤压。

滞后的静态预算在市场冲击下暴露出三重明显缺陷:在时间差方面,年度预算一次性锁定全年毛利假设,距离首次市场波动仅半个月便丧失指导价值。而新品45天的生命周期远短于预算365天的固定周期,形成计划尚未落地产品已过时的错配问题。变量缺位问题较为突出,预算模板仍以材料成本占比单一维度推导毛利,未考虑工艺复杂度提升带来的工费增长。当新品BOM中检测耗材与人工工序同步增加时,系统无法实时回写修正数据,导致预算端持续释放虚高的利润信号。反馈链断裂则加剧了管理被动局面,业务部门在1月下旬已察觉毛利恶化情况,但预算版本已封存,任何调整需经过部门提报、财务汇总、管理层审批的长流程,平均耗时15个工作日,远滞后于市场价格的日度波动。这使得企业仍按高毛利预期排产,次月即陷入增产不增利的困境,既占用现金流又推高存货贬值风险,预算滞后放大的业务响应迟滞,成为后续利润流失的初始诱因。

(二)预算主体错位,业务参与度低

在企业现行预算管理流程中,预算责任主体始终不明确。名义上,年度预算由财务部门统筹推进,但实际操作中财务部门更像是独自主导的组织者,各业务部门仅被动参与。供应链部门为避免缺料风险,不断提高安全库存系数,最终形成以库存替代采购的局面。生产部门则依据经验制定工时标准,未将新品工艺复杂度、换线损失等因素纳入预算假设。由于预算目标未与业务部门KPI挂钩,各部门普遍持有年底再解释差异的心态,导致预算会议沦为形式化流程。会上仅由销售部门宣读预测数据、供应链部门说明采购计划、生产部门汇报产能情况,经财务部门汇总后即确定预算方案,整个过程缺乏质疑、博弈与共识的形成[2]

由于20251月毛利骤降,这一错位机制立即被放大。销售部发现新品利润低于预期后,未下调预测反而抬高销量目标,试图以规模换取利润。生产部门面对工艺升级带来的额外人工成本,既无优化流程的动力,也无需承担超支责任,导致制造费用持续攀升,预算管理由此形成责任真空,业务部门认为预算管理归属财务部门,财务部门则认为预算管理应由业务部门负责,真正的经营风险在相互推诿中被系统性掩盖。按照制度要求,预算执行偏差超过5%时应触发预算修订,但销售部门担心下调目标影响季度奖金,选择等待市场回暖,供应链部门担心压缩采购量会触发供应商索赔,坚持按计划收货。预算主体错位不仅错失资源配置的关键时机,还将预算权威异化为免责工具,当各部门对预算数据缺乏关注时,预算便彻底丧失指挥功能。

(三)预算与资金脱节,现金流风险高

传统预算“重利润、轻现金”的状态,在外部环境突变时弊端凸显。202412月定稿的年度预算方案,对现金流的假设极其乐观,销售回款沿用60天账期的经验值,采购付款则按“预付40%、货到30%、验收30%”的节奏铺排,完全没有考虑需求下滑、渠道压款等风险因素。进入20251月,行业均价急跌,渠道商集体要求延长账期并分批提货。与此同时,上游供应商因原料涨价,坚持执行框架合同的预付款条款。销售、采购、资金三条曲线在时点上出现严重错位,现金流出提前、现金流入滞后,利润表却仍显示“正毛利”,误导管理层继续按原计划排产[3]

2月中旬,企业遭遇首次现金流危机,原料预付款一次性划出数千万元,而春节前后账面可用资金已逼近安全红线。由于预算体系中未设置12周滚动资金沙盘,财务部门无法提前量化销量、价格、账期三重恶化的叠加影响,只能临时启动高成本融资,其年化利率显著高于基准利率,同时还被迫放弃部分折扣采购机会,进一步推高材料成本。资金缺口出现后,企业才匆忙压缩费用、推迟技改、削减新品项目,陷入亡羊补牢式的应急循环。现金流风险因此持续放大,企业账面利润看似存在,但现金状况日益紧张,最终形成利润表盈利而现金流量表失血的异常局面。

(四)预算与绩效脱节,资源配置低效

预算与绩效脱节导致资源配置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年度预算确定后,各业务条线仅需在年末核算总体结果,对于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资源错配问题,缺乏及时的纠偏机制与干预措施。2025年新品矩阵中,高毛利口味因排产靠后持续缺货,低毛利口味却为“冲规模”被优先排产,造成毛利结构倒挂。在制造费用方面,预算沿用平均分摊逻辑,不论产线利用率高低,人工、折旧均按满产口径分摊,导致高利用率产线被过度摊销、低利用率产线成本虚高,最终整体制造费用率高出行业均值多个百分点。

绩效考核滞后进一步放大了预算浪费问题。预算节约或超支在季度绩效权重中仅占5%,且考核基数仍锁定年初目标,导致业务团队对节余预算缺乏动力,对超支后果也无压力。生产部门为达成产量KPI,宁愿牺牲换线效率、增加加班工时,也不愿缩减低毛利产品订单。销售部门为冲刺收入目标,持续追加低利润渠道订单,直接导致库存规模不断膨胀。资源错配在平均主义机制下持续放大,高毛利产能缺货、低毛利产品库存积压,部分产线全年利用率不足六成却仍承担满产折旧。预算与绩效脱节不仅侵蚀了利润,更拖慢了产品迭代速度,使企业在价格战中陷入“高周转、低回报”的恶性循环。

四、数字化时代电子烟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优化策略

(一)建立滚动预算机制,实现动态响应

传统年度固定预算模式在新品生命周期仅一两个月就已失效,为此,企业需要建立以月度滚算与季度复盘的双循环机制。每月第一周,销售部门汇总最新渠道订单、社媒热度及竞品定价信息形成需求初稿。供应链部门同步更新原料行情、排产瓶颈与换线损耗数据,形成供给修正稿。财务部门将两类数据导入统一模型,自动生成动态毛利表与现金流量表。预算调整仅设定三条硬性触发规则,即销量偏离阈值、原料价格波动超限及汇率跳动超幅,只要触发任一规则,企业需立即启动48小时快速调整程序,确保预算与市场及业务变化同步。

销售部门对需求偏差负主责,采购部门对库存水平负主责,生产部门对单位制费负主责。滚动周期被压缩到“周更新、月锁定”后,新品从立项到退市都能在预算窗口中完成至少一次完整迭代,即使市场价格突然跳水,也能在两周内把排产、锁料、促销方案全部重新对齐,避免“产品已退市、预算刚反应”的尴尬局面。

(二)建立预算文化,推动组织协同

即便系统具备先进性,若预算管理文化未能同步建设,最终也只会沦为闲置的管理工具,为此,企业要将预算工作坊转化为战略解码平台。在实际流程中,财务部门先明确市场趋势与资金管控底线,销售部门拆解渠道运营节奏,采购部门分析原料供应周期,生产部门梳理工艺瓶颈问题,各环节信息整合后形成统一的共识方案。每季度复盘阶段,先由业务部门主导说明预算偏差成因,财务部门再从资源配置视角补充分析,通过业务逻辑和数据支撑相结合的沟通模式,替代以往指责与推诿的低效沟通方式。

为实现语言统一的目标,企业应建立“一页纸预算”模板,即任何人汇报只能用一页PPT,左侧列明业务动作,右侧对应标注财务影响,以避免冗余表述,现场讨论仅聚焦下一步执行主体、完成时限及验证方式。当“预算即经营”的理念深入人心时,业务部门会从被动填报转向主动运用预算,跨部门协同也将依托实时数据与共同目标推进,而非依赖会议与邮件沟通。预算文化一旦扎根,系统只是加速器,真正的竞争力是人人心中的那张动态“作战图”。

(三)实施动态资金沙盘,保障现金流安全

现金流并非简单的回款与付款差额计算,而是随业务动态变化的核心管理工具。为此,企业要搭建12周滚动资金沙盘,将订单、回款、付款、退税四条资金流整合至同一时间轴,每当销售发生变更或采购价格调整时,系统便自动重新测算未来12周的现金流量峰值与谷值。沙盘内置三套压力情景,即销量骤降、原料涨价、账期拉长,随时可以查看最坏情况下第几周会出现缺口以及缺口规模[4]

一旦四周内预计触发安全红线,平台自动推送可选融资方案,如保理、票据、信用证按成本排序,财务部门通过勾选操作即可生成付款计划,有效避免临时筹措资金及承担高息融资的被动局面。滚动资金沙盘采用T+1更新机制,若当日确认渠道回款延后三天,系统会在次日自动将资金缺口时间前移三天,并重新发出风险预警。这一机制推动资金管理部门从被动的事后应急角色,转变为主动的事前预警角色。现金流管理模式也随之从月底报表分析,升级为每日决策支撑工具,组织整体应对资金风险的能力得到强化,资金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四)强化预算绩效联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将滚动预算目标直接写进平衡计分卡:销售、采购、生产各占权重,考核周期与预算滚动周期同步为月度。预算管控规则要清晰明确,节约奖励与超支扣减机制要同步落地。对于高毛利SKU,其超额利润可按既定比例返还业务团队,对于低毛利SKU,若出现预算超支则直接扣减当期绩效奖金。这一机制使预算结余转化为实际收益,能够增强业务团队的成本管控动力。

资源二次分配依据绩效结果实施。连续两个滚动周期表现突出的产线,可以优先获得技改资金与人工配额支持,连续出现预算超支的产线,需要提交专项改善计划,否则将暂停新品导入资格。通过构建预算、执行、考核、激励的管理闭环,推动产能、人工、资金等资源自动向高回报领域倾斜,实现资源配置从平均分配向精准投放转变。业务部门开始认识到预算并非财务部门施加的约束,而是争取资源的重要依据。当奖金发放、晋升机会、资源配置均与滚动预算目标联动时,预算才真正成为指导日常经营决策的核心工具。

五、结语

本文构建了数字化时代电子烟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化体系,围绕动态响应、组织协同、资金保障及绩效联动四个维度展开。通过建立月度滚算、季度复盘双循环机制,结合触发式快速调整规则,实现预算与市场变化实时适配。以预算工作坊和“一页纸预算”培育协同文化,打破部门壁垒,推动业务部门主动参与预算管理。搭建12周滚动资金沙盘,整合多维度资金流并预设压力情景,实现现金流事前预警与主动管控。将预算目标嵌入平衡计分卡,通过奖惩机制与资源二次分配联动,引导资源向高回报领域倾斜。该体系能够有效破解传统预算滞后、协同不足等问题,为电子烟企业提升预算效能与市场竞争力提供实践路径,具有行业应用价值。

引用

[1]林唐威.数字化时代大型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面临的困境及对策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504):143-145.

[2]丁燕玲.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实践探索[J].活力,20244224):31-33.

[3]牟财英.数字化背景下的集团公司财务全面预算管控[J].商讯,202421):53-56.

[4]颖昌.数字化背景下的全面预算管理[J].财富时代,202411):18-19.

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 黄嵩恒

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成本管理体系优化策略研究

一、前言

在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成本管理已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有效的成本管理措施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1]。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因技术密集、材料成本占比高、工艺复杂等特点,在成本管理方面临诸多独特挑战。本文围绕该类企业的成本管理体系展开研究,深入剖析其成本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旨在构建更适配碳纤维制品生产特性的成本管理模式,以提升成本管理效能,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为类似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二、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成本特征

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作为制造业中的特殊存在,诸多独有特性使其成本核算与管理面临与众不同的挑战。该类企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生产过程对技术要求极高。材料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大,且碳纤维等原材料价格昂贵。生产工艺复杂,以碳纤维自行车圈为例,其生产从碳丝到成品,主要包含织纱、备料、卷料、成型、机加、精细、涂装7个大工序,细分为100多道小工序,生产周期长达20多天。同时,定制化、小批量生产模式普遍存在,产品成型过程高度依赖模具,而模具共用性不高,只能满足小批量生产需求。此外,在成本构成上,料、工、费占比大致为111。在生产工序中,个别工序自动化程度较低,需要纯人工操作,大部分工序则需要设备与人工相互配合,且碳纤维制品对重量控制要求严格。这些特性使得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的成本管理难度远超一般制造业企业,因此其成本管理对企业发展影响较大。

三、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成本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成本规划环节的问题

1.标准成本建立困难

研发部门提供的初始BOM表准确性不足,难以作为可靠的标准成本基础。碳纤维制品生产工艺复杂,涉及的原材料种类繁多,且不同规格、型号的原材料性能差异较大,研发部门在制定BOM表时,由于对生产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导致BOM表中的原材料用量、规格等信息与实际生产需求存在偏差。例如,在某批次碳纤维自行车圈的生产中,研发部门提供的BOM表中预浸布用量为每只5,但实际生产中由于裁剪方式的不同,每只自行车圈实际消耗预浸布5.5,导致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出现较大差距。

2.动态适应性差

在生产过程中,静态的BOM和标准成本无法有效指导实际生产投入和成本控制。一方面,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生产参数波动难以适配。碳纤维制品对重量的控制要求很高,由于天气、湿度等环境因素造成树脂流失率波动,导致产成品克重超轻或超重,生产部门会根据后段品质检验结果快速做出反应,替换不同规格型号的预浸布,但静态的BOM和标准成本无法实时反映这一动态调整过程,难以有效指导实际生产投入与成本控制。另一方面,生产计划变更引发的物料调配难以系统追溯。由于修模、插单、订单取消等原因频繁变更生产计划,原订单物料可能先分配给其他的订单使用,挪料规格型号较多、过程复杂,其调配轨迹无法通过现有系统或BOM准确记录,导致物料流转与成本核算脱节,进一步削弱了静态数据对生产管理的支撑作用。

(二)成本核算环节的问题

1.“按单领料”核算模式失效

BOM数据不准确、物料频繁替换与挪用等因素影响,按生产订单领料难以严格执行,传统订单式材料成本归集方法失效,导致成本信息严重失真。同时,在小批量生产模式下,企业常将大订单拆为小订单,实际作业中,通常按天汇总不同规格预浸布并开领料单,前一日即集中领用次日各小订单所需的不同规格预浸布,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按单领料,进一步加剧了材料消耗与订单的对应关系模糊性,导致成本归集与实际生产场景脱节。

2.材料成本归集精度不足

对于不同规格型号但同质的原材料,其成本缺乏科学有效的机制精确、公平地分摊至具体产品。在碳纤维制品生产中,多种规格的预浸布虽然材质相同但价格有别,且可能混合使用,导致成本分摊成为难题。例如,两款碳纤维自行车圈生产均使用AB两种规格预浸布,因分摊方法不科学,容易造成两者材料成本核算失准。

(三)成本考核环节的问题

1.考核依据可靠性存疑

基于失真的成本核算数据开展部门、产品及订单成本考核,其公平性与激励效能被大幅削弱。由于核算数据无法真实反映实际成本,可能导致业绩优良的部门或个人未能获得合理奖励,而业绩欠佳者却得到激励,进而严重挫伤员工的工极性[2]。失真的成本核算数据不仅会扭曲考核结果,还会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误导。同时,这种不公平的考核氛围会逐渐降低员工的工作热情与责任感,部分员工可能因看不到努力与回报的正向关联,选择消极应付工作,进而形成恶性循环,阻碍企业整体成本管理水平的提升。

2.责任界定模糊

物料频繁替换与挪用,使得成本超支或节约的责任难以明确界定至具体环节或个人。当生产订单出现成本超支时,其成因可能涉及物料替换导致的成本增加,或物料挪用引发的浪费,但具体责任环节与人员难以厘清。例如,某订单成本超支,究竟源于生产部门未经审批擅自替换高价材料,还是仓库发料错误引发物料挪用,责任界定存在困难。责任界定模糊会直接导致成本管理陷入无人负责的困境,无法有效落实成本控制责任。一旦出现成本问题,各部门或人员容易相互推诿,难以形成有效的问题整改机制。长此以往,不仅会使成本超支问题反复出现,还会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为查明每次成本异常的原因,企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时间进行调查核实,却往往难以得出明确结论,既浪费了宝贵的管理资源,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成本管控漏洞,影响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与可持续发展。

(四)成本组织专业性的问题

1.生产数据源质量堪忧

生产人员对成本核算所需数据理解不充分,导致其提供的产量、工时、物料消耗等基础数据的准确性与及时性难以满足精细化核算要求。由于生产人员更关注生产进度与产品质量,对成本核算数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容易造成数据偏差或滞后。例如,生产部门上报的工时数据可能存在漏报、误报,进而影响人工成本核算。基础数据源质量不佳,直接导致后续成本核算结果失真,无法为企业成本管控提供可靠依据。若产量数据统计偏差,可能导致单位产品成本计算过高或过低,误导企业对产品盈利情况的判断,物料消耗数据滞后,则会导致成本核算无法及时反映物料使用情况,难以快速发现物料浪费问题。此外,数据偏差还会增加财务部门的复核工作量,财务人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生产部门核对、修正数据,既降低了工作效率,也进一步延长了成本核算周期,影响企业成本管理决策的时效性。

2.业财融合深度不够

财务人员对生产现场的实际流程、物料特性及技术细节掌握不足,制约了对成本动因的理解与核算方法的设计。财务人员因较少深入生产部门,对生产工艺、原材料特性等了解有限,导致其在设计成本核算方法时难以充分结合生产实际,造成核算方法与实际脱节。例如,财务人员若不了解预浸布的存储要求与使用特性,核算其成本时可能忽略因存储不当产生的损耗成本。业财融合不足会使成本核算无法精准捕捉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成本点,导致成本管控措施缺乏针对性。例如,财务人员不熟悉生产流程,可能无法准确划分各产品的共同成本,造成成本分摊不合理,不了解物料特性,则可能遗漏特殊物料的运输成本、维护成本等隐性支出,导致总成本核算不完整。同时,这种脱节还会影响财务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协同效率,当生产部门提出成本优化建议时,财务部门因不了解生产实际难以快速评估建议可行性。反之,财务部门制定的成本管控方案也可能因不符合生产需求而难以落地,阻碍企业整体成本管理目标的实现。

(五)成本管理信息化的问题

1.系统逻辑与实际脱节

现有ERPMES系统预设的标准BOM领料逻辑,与高度动态、物料可替换性强的实际生产场景不匹配,产品实际克重等关键业务数据未能有效采集或利用。按照IPO成本核算要求,需要对车间工序进行精细化核算,抓取各车间料工费金额并还原上道工序结转的料工费。但在传统系统核算逻辑下,多个车间均需执行领料、入库流程,不仅工作量大且无实质意义,还要进行复杂的成本还原处理。这种系统逻辑与实际的脱节,会显著增加财务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工作负担,原本可以通过系统自动完成的核算环节,因逻辑不匹配需要人工干预调整,既延长了成本核算周期,也提高了人为出错的概率。更关键的是,关键业务数据如产品实际克重无法有效采集,会导致成本核算基础数据不完整,难以精准核算单位产品成本,进而影响IPO申报中成本信息的真实性与合规性,可能对企业上市进程造成不利影响。

2.数据分析与利用不足

数据收集、整理及分析依赖人工操作,效率低下且易出错,未能为精细化成本管理提供有效支持。信息化系统选型过程中,国内主流ERP系统以金蝶、用友为主,仅用友U9C具备工序成本核算逻辑,而国内采用该核算方式的制造业企业极少。同时,数据分析与利用存在短板,大量数据依赖人工处理,难以支撑精细化管理。人工主导的数据处理模式,不仅无法及时挖掘数据背后的成本管控潜力,如难以快速识别物料消耗异常、工时效率偏低的环节,还会因数据处理延迟导致成本管控措施滞后。此外,受限于系统功能与企业应用现状,即便收集到海量生产与成本数据,也无法通过系统进行多维度、深层次分析,无法为管理层提供精准的成本优化建议,使得精细化成本管理沦为空谈,企业难以通过数据驱动实现成本降低与效率提升,在市场竞争中缺乏成本优势。

四、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成本管理体系优化策略

(一)成本规划环节的优化策略

1.组建跨团队提升BOM准确性

设立跨部门BOM审核小组,由研发、生产、财务等多部门人员共同参与,定期对BOM表进行审核与更新,以确保其准确性。研发部门提供初始BOM表后,生产部门根据生产经验提出修改意见,财务部门从成本核算角度进行审核。例如,每季度召开一次BOM审核会议,对过去一个季度生产中发现的BOM表问题进行汇总和修正,使BOM表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生产实际需求。

2.建立动态BOM管理机制

引入动态BOM管理系统,实时记录生产过程中的替换料、挪料情况,并自动更新BOM表,为成本规划提供动态、准确的基础数据。该系统可以与生产管理系统连接,当生产过程中发生物料替换或挪用时,系统能够自动记录相关信息,并及时更新BOM表中的物料信息和用量。例如,当生产部门将A料替换成B料时,系统会自动记录替换的数量、原因等信息,并更新该产品的BOM表,确保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二)成本核算环节的优化策略

1.制定适用于企业的领料方式

企业可以设置车间线边仓与规范,将整卷原材料从主仓库调拨至车间线边仓,作为生产领用的缓冲节点,车间根据实时生产需求从线边仓取用物料,日常账面按BOM标准用量扣减,月末对线边仓进行实物盘点,根据盘点结果通过补料单或退料单调整账面数量,确保账实一致,解决物料挪用导致的成本归集偏差,实现“按天领料”与“按单核算”的衔接。

2.优化材料成本归集机制

对于材料成本归集精度不足的问题,企业可以采用克重分摊法细化成本分摊。基于原材料高度可替换的特性,采用原材料使用分摊方式归集材料成本。抓取产品的克重数据作为分摊权数,将当月领用的不同规格型号但同质的原材料成本按该权数分摊到不同型号的产品上,以提高材料成本归集的精准度[3]。碳纤维制品有极高的检验标准和克重范围,作为分摊权数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且取数方便,可以清晰地追溯各产品对不同规格物料的真实消耗量,能够有效解决同质不同规格原材料混合使用时的成本归集难题。这种以重量为基准的成本分摊逻辑,摆脱了单纯按数量或金额分摊的局限性,能够如实反映物料在生产中的实际贡献度,确保同质不同规格原材料的成本能够按照实际消耗情况合理归属到具体产品,从根本上避免因分摊方法模糊导致的成本核算失准问题,显著提升材料成本归集的精准度与公平性。

(三)成本考核环节的优化策略

1.优化成本考核指标

以优化后的成本核算数据为基础,结合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数据,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本考核指标体系,增设单位克重成本、可控加工费用达成率以及投入产出率等指标,使其更贴合新核算方式下的业务管理重点。单位克重成本能够反映每克产品的成本情况,便于不同产品之间的成本比较,将单位克重成本作为考核生产部门的重要指标,促使其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单位克重的材料消耗。可控加工费用达成率则可以考核各部门对可控加工费用的控制情况,可引导生产部门管控全流程损耗,在提效同时强化成本管控系统性。将投入产出率纳入考核指标,能够直观衡量各车间原材料耗用情况,更好地降低原材料损耗,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及产品良品率[4]

2.明确成本责任界定

建立成本责任中心,明确各部门、各环节在成本管理中的职责,更清晰地界定生产执行环节的成本责任。例如,将物料使用效率纳入生产部门考核指标,将替换料审批流程规范化以追溯责任,将成本指标分解到具体岗位和个人,以确保责任到人。生产部门对物料的使用效率负责,当物料使用效率低于标准时,车间主任和相关操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替换料,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明确审批人和使用人,当因替换料导致成本超支时,能够追溯到具体责任人。

(四)成本组织专业性的优化策略

1.推进组织职能转变

一方面,加强对生产人员的成本管理培训,建立生产数据质量监控机制。通过培训,使生产人员了解成本核算的重要性,掌握正确的数据记录和上报方法。同时,设立专门的数据审核岗位,对生产部门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另一方面,将生产部门中涉及成本核算的关键数据统计职能划归财务部门,或设立由财务部门垂直管理的生产数据专员岗位,从而保证数据统计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提高数据质量。

2.深化业财融合

期组织财务人员深入生产现场,了解生产工艺、物料特性及实际流程。同步建立业财沟通机制,定期召开业财联席会议,加强财务与生产、研发等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共同解决成本管理中的问题。财务人员每月至少深入生产车间一次,观察生产过程,与生产人员交流,了解生产中的难点和问题。业财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各部门汇报成本管理工作情况,共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例如,财务人员在深入生产现场后,发现某道工序的物料浪费情况严重,通过与生产部门沟通,共同制定了改进措施,降低了物料消耗[5]

(五)成本管理信息化的优化策略

1.优化系统逻辑

根据实际生产场景,对现有ERPMES系统的BOM领料逻辑进行优化调整,开发或配置专门支持材料成本分摊法的功能模块,实现基于克重权数的材料成本自动化归集与分摊计算。利用用友U9C的工序成本核算逻辑,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碳纤维制品生产的特点。通过系统设置,自动抓取产品的克重数据,按照预设的分摊方法进行材料成本的归集和分摊,从而提高成本核算的效率和准确性。

2.加强数据分析与利用

利用优化后的信息化平台,提供灵活、多维度的成本分析报告,以支持精细化成本管理和决策。通过引入第三方分析报表,将ERPMES等多个系统的数据库打通,直接后台取数,根据使用者的需求,将加工处理后的数据展示在前台供使用者直接查询、使用,解决使用者需要跨多个系统查询、整合数据的繁琐操作。例如,管理层可以通过BI报表随时查询不同产品型号的成本构成、各工序的成本消耗情况等,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五、结语

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由于其技术密集、材料成本占比高、工艺复杂等特性,在成本管理方面面临着诸多独特的挑战。本文通过对碳纤维制品企业成本管理体系问题的分析,发现其在成本规划、核算、考核、组织专业性和信息化管理等环节存在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优化策略,从而有效解决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成本管理难题,提升成本管理效能。通过实施这些策略,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可以提高成本核算的准确性,明确成本责任,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同时满足IPO申报等合规要求,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碳纤维制品生产企业应持续关注成本管理的新动态、新方法,不断优化成本管理体系,以适应市场竞争形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引用

[1]陈金灼.基于精益思想的F项目施工成本管理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20.

[2]崔云超.我国制造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918):145-146.

[3]余在明.装备制造业应用标准成本管理体系的思路[J].产业创新研究,202422):145-147.

[4]李喆.制造业企业成本管理与成本核算的优化策略[J].乡镇企业导报,202510):150-152.

[5]刘畅.精益化管理下的制造业企业成本管理优化策略[J].营销界,202423):122-124.

厦门鸿基伟业复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文峰

新能源发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一、前言

在全球经济低碳转型的背景下,新能源发电行业作为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但部分企业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存在管理层对会计信息重视不足、信息传递不及时、核算流程标准化不足、财务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提高管理层对会计信息重视程度、建立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提升会计核算流程标准化程度、加强财务信息披露等策略,以期助力新能源发电企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二、研究背景

(一)新能源发电行业的特征

新能源,也称为非常规能源,通常指可以通过新技术系统开发和利用的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相比,一般是指那些尚未被大规模应用,且正在积极研究和开发的能源形式。新能源的范畴主要包括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发电企业项目具有前期投资大、分布广泛等特点。

在全球经济向低碳转型和环保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新能源发电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能源发电行业的快速扩张和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推动企业业务模式变革,并促进企业管理模式向高效化、集成化方向发展[1]。然而,尽管新能源发电行业整体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部分新能源发电企业仍然沿用传统管理模式,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融合程度不足,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不高,阻碍了成本效益的提升。

(二)新能源发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现状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在新能源发电企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企业内部管理、与外部沟通的基础,也是获得资本市场信任的关键。准确、及时的会计信息不仅能够支持管理层评估企业现状、分析现金流及制定决策,也能够帮助企业识别潜在风险[2],从而确保业务活动平稳运行。

然而,一些新能源发电企业的财务人员经验不足、能力薄弱,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和管理流程不健全,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不高,无法准确反映企业真实生产经营状况。此外,部分新能源发电企业内部信息传递不畅,导致财务部门确认成本与收入的时点常落后于实际业务,诱发成本跨期、收入确认不准确等问题。为此,本文深入分析新能源企业在会计信息质量提升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

三、新能源发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升面临的挑战

(一)管理层对会计信息不够重视

部分管理层未能意识到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日常管理之间的密切关联,例如,应付账款周转率较低,表明存在供应商疏于管理、供应商选择不当等问题,进而导致账期过长,增加了企业的坏账风险。同时,成本支出与预算计划不匹配可能预示着施工现场工作延误或者预算超支,从而导致资源浪费。上述问题不仅限制了管理层对潜在风险的洞察,也影响了决策的有效性。

以某风电企业为例,其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显示应付账款周转率较行业均值低30%,涉及5家设备供应商,共计860万元的款项逾期6个月以上。由于业务部门未及时跟进供应商管理,导致其中2家供应商因欠款问题暂停备件供应,进而使得1台风机停机维修延误。同时,财务报表中约1.2亿元的应收账款中,账龄超过1年的占比高达40%,市场营销部门未及时进行客户管理,3笔合计280万元款项最终形成坏账。此外,该企业某风电场扩建项目成本超预算180万元,财务数据已提示现场作业进度滞后2个月,但管理层未深入分析成本支出与预算方案的匹配问题,导致额外投入80万元赶工费,造成资源浪费。上述问题皆因管理层未细致解读月度财务数据,导致错失风险干预时机,也影响了后续项目的投资进度。

(二)信息传递不及时

各部门沟通不畅导致信息滞后的问题在新能源发电企业中较为突出,尤其表现为财务部门对现场作业情况缺乏了解,进而导致成本确认的准确性不足。首先,一些现场作业人员在物品验收后或领用后未及时将出入库记录报送至财务部门,导致财务部门成本确认时点晚于业务部门实际操作时点,有时甚至出现跨期问题。其次,为保证当年发生的成本在当期结转或者避免影响次年费用使用,部分现场作业人员提前确认工程量,导致财务部门成本确认时间早于实际作业时间,进而引发财务数据失真问题。最后,现场作业人员常在合同履约付款时才将相关发票与付款材料提交至财务部门,使得成本确认时间严重滞后。

以某风电开发企业为例,其风电场运维部门在第三季度采购并验收3批风机备件,费用合计86万元,但现场作业人员因日常运维任务繁重,未及时将出入库单据同步至财务部门,直至第四季度末财务部门清查时才补交相关材料,导致财务部门账面确认该批备件成本的时间较实际验收时间滞后3个多月,造成第三季度财务报表中运维成本数据偏低,影响了报表使用者对企业当期经营成本的准确判断。

(二)会计核算不准确

新能源发电企业存在财务核算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导致账务处理过程中出现多种错误。首先,一些财务人员专业水平较低,常常出现费用计算错误问题,或者对业务信息分析不准确,导致成本入账科目前后不一致。其次,部分新能源发电企业缺乏统一的会计核算体系,导致会计核算问题频繁发生。例如,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和残值确定标准不统一,以及管理费用细化程度不足,造成会计信息难以真实反映生产状况,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受到质疑。以某光伏电站企业为例,其财务人员因对风电运维业务理解不足,在处理6月份风机维修费用时,未核实该费用对应的运维标段,前期计入“生产成本—运维费”科目,后期同类费用则计入“管理费用—维修费”,导致同一业务成本入账科目混乱,月度财务报表中成本数据产生偏差。

此外,新能源发电企业业务变化也为会计处理带来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首先,随着新能源光伏企业的快速扩张,收购、并购活动增多,财务人员不仅要应对核算主体中股权变更带来的复杂性,还需要应对并购活动产生的账务处理问题和税务风险等,给会计核算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其次,光伏项目建设周期较短,加之带电试点标准不明确,常常无法准确界定试运行阶段与正式运营阶段,造成在建工程转固迟滞,影响了财务报表的准确性。最后,随着氢能项目的兴起,光伏制氢一体化复合项目逐渐增加,对氢能成本的核算要求更为严格,要求企业对氢能、光伏发电、储能等一体化复合项目中的子项目进行精确的成本分摊。尤其在光伏项目作为氢能备用电厂时,由于其无法自主盈利,需要在整体核算中慎重考虑成本分摊原则,以提高会计核算的准确性。

以某新能源集团为例,其收购一家地方光伏企业,财务人员在处理股权变更时,因未充分核查标的企业3个光伏电站的隐性负债,导致合并财务报表中负债少计1200万元。同时,收购前标的企业将500万元运维费用列报在“其他应收款”科目中,财务人员未及时进行调整,造成合并后当期利润虚增500万元。此外,该集团新建的100MW光伏项目,因带电试点标准不明确,试运行3个月后仍未确定正式运营阶段,5.2亿元在建工程未及时转固,导致每月少计提折旧130万元,季度财务报表中资产与利润数据失真。企业合并后,该集团旗下光伏制氢一体化项目,在会计核算时因未建立科学的成本分摊机制,将光伏电站作为备用电厂产生的800万元成本全部计入氢能业务,未考虑光伏发电自用部分,使得氢能单位成本虚高0.3/立方米,严重影响项目盈利分析与战略决策。

(三)财务报表信息披露不充分

部分新能源发电企业财务报表主要侧重于展示利润、成本情况,缺乏关于业务数量、成本对标、工程造价等关键数据的披露。此外,财务报表中通常不包括应收账款、应付账款账龄以及存货库龄等信息,而这些信息能够直观揭示新能源发电企业在合同履约、客户关系维护和供应商管理方面的情况,对全面反映企业运营状况至关重要。同时,这些信息缺失可能掩盖了新能源发电企业管理中的潜在问题,削弱了财务报表在风险管理和决策支持中的作用。

以某大型光伏电站企业为例,其财务报表仅披露营业收入(8.5亿元)、净利润(1.2亿元)及资产负债率(58%)等核心财务指标,未包含关键业务与细节信息。业务层面未披露各电站实际发电量(实际合计12亿千瓦时)、单位发电成本(平均0.32/千瓦时)及与行业标杆企业的成本对标数据,无法反映其生产效率水平,财务层面未披露1.5亿元合同负债对应的项目履约进度,以及0.6亿元存货(含光伏备件)的库龄分布(超2年备件占比为30%)。这些信息缺失导致管理层无法及时识别应收账款回收风险与存货积压问题,某合作方因其财务报表未体现合同履约滞后情况,暂缓后续2亿元合作项目。同时,投资者因无法判断新能源发电企业实际运营效率,对其估值结果产生质疑,削弱了财务报表在风险管理与决策支持中的核心作用。

四、新能源发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升策略

(一)提高管理层对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

为提升管理层对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新能源发电企业应采取多种措施。首先,简化财务信息呈现方式,通过分析报告和经营分析会,重点突出财务报表中反映企业管理问题的指标,不仅能够提高财务信息的可理解性,还能增强其价值导向,从而引起管理层更多关注。其次,设计管理层参与的财务报告解读和决策研讨会,着重强调会计信息在战略规划中的关键作用,使管理层认识到准确的财务信息如何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再次,建立激励机制,将会计信息的使用效果与管理层绩效挂钩,如将财务信息在客户管理和市场营销中的应用效果纳入考核指标。最后,新能源发电企业应培养专业的财务分析人员或聘请专业的财务分析团队,从数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并提出合理化建议[3]

(二)建立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保障成本核算的及时性

新能源发电企业建立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对确保业务信息及时反馈至财务部门至关重要。第一,新能源发电企业应引入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确保现场作业人员在物品验收或使用时可以通过系统实现出入库操作,使信息快速传递至财务部门。第二,制定明确的现场作业验收流程,尤其对长期工程项目,需要按照工程节点组织验收,并在对应期间进行准确的会计核算,以确保财务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第三,实施定期沟通和报告制度,鼓励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高频互动,财务部门每月对生产成本进行分析,现场作业人员同步确认数据。第四,完善考核机制,针对信息滞后导致的跨期费用或者延迟验收问题进行评估,从而强化员工责任意识。第五,开展系统化培训,帮助作业人员和财务人员形成统一的管理思维,促进作业计划与财务预算实现同步。第六,建立标准化信息传递流程,包含作业人员录入、管理人员确认、财务人员入账等一套连贯的工作流程,从而确保作业完成进度与成本核算进度保持一致。

(三)提高财务人员专业能力,完善会计核算流程

为提高会计核算准确性,新能源发电企业需要全面提升财务人员专业能力并完善会计核算流程。第一,通过系统化培训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确保其能够准确地进行费用计算和信息分析,以消除入账科目不一致的问题。第二,梳理会计核算环节,实施标准化操作流程,尤其在入库操作和会计核算过程中,提前设定统一的入账流程和科目[4]。第三,制作详细的业务操作手册或流程视频,以确保新员工也能够准确地进行入账操作。第四,引入智能化系统,将合同签订、采购、验收及财务入账各环节紧密连接,使合同信息、发票、付款等数据同步共享,从而减少人为失误和避免审核不当造成的错误[5]。第五,开展财务人员技能培训计划,不仅包括业务技能,还应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管理能力。针对新项目,财务人员需要深入介入项目可行性研究、建设、生产运行等环节,了解项目生产工艺流程、主要成本、原材料价格和产量等信息。针对不同项目的独特性,新能源发电企业应建立专门的跨职能小组,制定清晰的会计核算标准和流程,尤其在成本分摊和享受税收优惠方面,从而保障项目收益不断增长。

(四)完善财务报表披露制度,提高财务报表披露透明度

为提升会计核算准确性和提高财务报表全面性,新能源发电企业应完善财务报表披露制度,以确保重要信息的详细呈现。首先,针对供应商与客户的往来账目,财务报表应分别披露不同账龄,如1年以上、12年、2年以上等期间数据,以反映长期挂账情况,并督促业务部门及时清理长期账款。其次,加强与工程建设系统对接,按月度披露工程建设进度,以确保工程类财务报表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再次,针对性披露各类指标。对于存货类指标,存货管理报表应包括存货周转率、存货库龄等信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库存。对于生产类指标,直接在财务报表中体现,可以减少依赖暂估数据,从而避免差异累积。对于预算类指标,可以将各项成本费用的支出进度与预算进行对比,更准确地反映成本管理情况。最后,增加非财务指标的披露范围,提升财务报表的可理解性,使非财务背景人员更容易理解报表信息。

(五)强化信息系统集成建设,打通业财数据实时通道

首先,新能源发电企业应部署集成管理平台(如ERP系统),并重点开发与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工程管理系统、物资管理系统的数据接口,实现每一台风电机组的发电量、每一块光伏组件的运行状态、每一个在建项目的工程进度以及每一批备品备件的出入库记录,都能够自动、实时地转换为财务数据。其次,系统需要内置适配新能源业务的标准化核算规则引擎。针对光伏制氢等复合项目、收购并购产生的复杂股权结构以及在建工程转固时点模糊等行业特有难题,在系统中预先设置会计核算规则与成本分摊模型(如基于实际发电量的内部结算价格用于氢能项目的成本分摊)。当业务发生时,系统能够依据既定规则自动进行账务处理与报表合并,大幅减少人为判断错误与操纵空间,确保不同项目、不同业态下会计政策应用的一致性。最后,该系统应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功能,能够将海量的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深度融合,生成多维度财务报表。通过上述措施,实现对资产全生命周期效益的精准评价,为投资决策与运营优化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

(六)完善业财融合的内控体系,筑牢会计信息质量基础

首先,针对项目全生命周期设计关键控制活动。在项目开发与建设阶段,建立严格的预算审批与合同管理流程,财务人员需要提前介入技术经济评审,明确投资总额、付款节点与成本归集标准。在工程实施阶段,推行“里程碑”验收与财务同步入账机制,将工程进度、监理报告、财务付款强制关联,以确保在建工程成本的准确核算。其次,针对电站地域分散、现场作业独立的特点,强化资产与存货的闭环管理控制。建立远程监控与定期现场稽核相结合的资产盘点制度,利用RFID或无人机巡检技术对重要设备进行全方位监控。完善备品备件从需求提出、采购、验收入库、领用到消耗报废的全流程线上审批与跟踪,确保库存数据与财务账存实时联动,杜绝账实不符情况。最后,建立与业务变化同步更新的内控评估与修订机制。当新能源发电企业拓展储能、氢能等新业务,或商业模式发生变化时,内审与财务部门需要协同业务部门,及时评估新业务财务风险点,更新或补充相应的控制节点,如制定针对绿电交易、碳资产交易的专门核算与披露控制程序。

五、结语

新能源发电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措施。尽管目前新能源发电企业存在管理层忽视会计信息重要性、信息传递滞后、会计核算流程不规范以及财务披露不全面等问题,但通过提高管理层对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建立高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提升会计核算标准化水平、强化财务报表信息披露、加强信息系统集成建设以及完善内控体系等,可以显著提升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有用性。

引用

[1]何正虎.大数据背景下新能源企业业财融合问题和解决策略探讨[J].投资与创业,20243512):32-34.

[2]周莉虹.大数据时代新能源企业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型研究[J].现代企业文化,202427):28-30.

[3]杜纯勤,弥庆涛,胡月,等.新能源企业基于数智化平台的“集约共享、敏捷高效”财务管控体系构建[J].中国核电,20241703):351-357.

[4]徐凯月.新能源企业加强会计核算水平的策略研究[J].现代营销,202413):49-51.

[5]翁明珠.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财务核算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理财,202411):86-88.

国华(宁夏)新能源有限公司 罗欣桐

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优化路径研究

一、前言

本文聚焦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基于政策与实践,系统分析司库体系的内涵、建设现状及优化路径。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但仍存在顶层设计与战略融合不足、信息化系统碎片化、风险防控手段单一及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通过完善全流程制度体系、推动司库管理系统与业务数据互通、建立智能风险监测模型及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等措施,旨在优化国有企业司库体系,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研究背景

(一)司库体系概述

司库体系是企业依托资金管理中心,以财务管理系统等网络信息系统为平台,对所拥有和控制的金融资源进行实时监控、统筹调度和高效配置的管理体系,以资金集中和流动性管理为重点,提高资金营运效率、降低资金成本、防控资金风险。司库体系包括资金集中管理、预算管控、风险防控、金融资源调配等核心功能,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金融资源,实现资金运作的规范化、透明化与智能化[1]

从当前建设状况来看,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已经从探索阶段逐步进入全面推进阶段。部分领先企业已经完成司库管理系统的初步搭建,实现了资金集中管理和账户统一管控,但整体而言,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系统功能不完善、管理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例如,部分国有企业的司库管理系统仅具备基础的资金结算功能,尚未实现与业务系统的深度融合,难以满足集团化企业跨层级、跨地域的资金管理需求。

(二)政策支持情况

国务院国资委及地方国资委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其提供方向指引。20221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国资发财评[2022]1号),要求2024年中央企业基本建成司库体系,实现资金的可视、可控、可运营,并从战略定位、系统建设等维度提出要求。江苏省国资委发布苏国资[2024]6号等文件,明确省属企业需在2024年底前完成司库管理办法制定及系统初步建设,实现资金集中管理覆盖率不低于80%、银行账户在线监控率100%,并结合地方实际细化了目标任务与实施步骤,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支持体系,为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司库体系建设有助于国有企业实现管理升级与推进战略发展。通过资金集中管理机制,国有企业可以将分散的资金集中调配,如通过资金管理中心实现非上市公司资金集中,从而提升规模效应,降低融资成本。通过票据管理、债券发行等多元化资金运作,国有企业既能够利用商业汇票等工具提高资金收益,又能通过数据深度分析为投资决策提供资金预测与风险评估。在风险防控方面,依托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与内控制度,国有企业可以实时监控流动性、市场风险等,并在司库管理办法中明确银行账户、票据等业务风险的防控要求,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此外,推动管理架构优化与协同机制建立是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司库体系通过信息化系统集成实现资金与业务数据互通,能够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现代化治理水平。

三、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顶层设计不健全

部分国有企业在司库体系建设过程中,缺乏与企业整体战略的深度融合,司库体系建设往往被视为单纯的财务管理手段,未能从企业战略发展高度进行规划和设计。例如,一些国有企业在制定司库体系建设目标时,没有充分考虑企业业务布局、投资计划和融资需求,导致司库体系无法为企业战略实施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以能源类国企为例,若企业正在推进新能源项目全国性布局战略,需要大量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撑电站建设与电网铺设,但司库体系若仍聚焦短期资金管理,未提前搭建绿色信贷、产业基金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可能导致新能源项目因资金供给不足而被迫延缓落地。对于制造类国企而言,若其战略核心是拓展海外市场,而司库体系未同步建立多币种资金池、汇率风险对冲机制,将导致海外业务面临严重的汇率波动风险,甚至侵蚀海外市场利润。此外,战略融合缺失还可能导致司库体系与业务部门出现“两张皮”现象,业务部门按战略规划推进项目时,司库部门因未提前介入资金规划,只能被动应对资金需求,既无法保障资金的及时供给,也难以通过资金统筹实现降本增效,最终制约企业整体战略的落地速度与实施效果。

管理架构存在权责不清、协同不足的问题。在一些集团化企业中,司库管理职责分散在多个部门,如财务部门、资金部门、投融资部门等,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导致决策效率低下。例如,在资金调度过程中,可能需要多个部门审批,流程繁琐,影响资金使用效率。同时,由于职责划分不明确,容易出现管理漏洞和推诿扯皮现象。虽然一些国有企业制定了相关资金管理制度,但制度内容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例如,在账户管理、资金结算、票据管理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操作标准和流程规范,导致各下属企业管理方式不一致,难以实现集团化统一管理。国有企业可以在司库管理办法中明确从账户管理到资金安全管理的全流程制度体系,相比之下,部分企业的制度建设存在明显不足。

(二)信息化建设滞后

库管理系统功能模块单一,难以满足复杂的资金管理需求。许多国有企业的司库管理系统仅具备资金结算、账户管理等基础功能,缺乏资金预算管理、融资管理、风险管理等高级功能模块[2]。例如,在资金预算管理方面,系统无法实现预算编制、执行、分析的全过程管理,导致预算的准确性和执行力难以保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司库管理中的应用不足,影响资金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例如,在资金预测方面,缺乏对历史数据和市场信息的深度分析,预测结果准确性不高,在风险预警方面,未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智能预警模型,预警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有待提高。

各业务系统数据孤岛现象严重,无法实现数据实时共享与联动分析。司库管理系统与财务系统、业务系统、ERP系统等相互独立,数据无法实时传递和共享,导致管理层无法及时获取全面、准确的资金信息。例如,在进行资金分析时,需要从多个系统中提取数据,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以某装备制造类国企为例,其生产系统中已录入某生产线的原材料采购付款计划,但司库管理系统因未与生产系统联动,无法实时获取该信息,仍按常规资金储备规划调度资金,导致采购付款节点来临时出现资金周转紧张,不得不紧急拆借资金,额外产生数十万元利息成本。再如,某商贸类国企的ERP系统已经记录下游客户逾期未付的应收账款数据,但司库管理系统未能同步获取该信息,在评估客户信用风险并决定是否继续提供赊销支持时,仍基于历史正常数据进行判断,最终新增了一笔逾期账款,加剧了资金回收风险。此外,数据孤岛还导致集团层面的资金分析需要依赖人工整合多系统数据,原本可以实时生成的资金日报表,往往需要财务人员花费更长时间核对整理,严重滞后于管理层对资金的动态决策需求。

(三)风险管理机制薄弱

险识别、评估、预警等环节存在不足,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不完善。部分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全面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关键风险指标的监测不够全面和及时。例如,在市场风险方面,未能实时监控利率、汇率波动对企业资金的影响,在信用风险方面,缺乏对客户和供应商信用状况的动态评估。

对各类风险的防控手段单一,主要依靠传统的控制措施,缺乏多元化的风险应对策略。例如,在应对利率风险时,仅采用固定利率贷款的方式,未能合理运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对冲。应急管理机制不健全,面对突发风险事件难以快速响应和有效处置。部分国有企业尚未制定完善的风险应急预案,缺乏应急处理流程和责任分工,在遇到资金链紧张、银行账户被冻结等突发情况时,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可能导致风险扩大。

(四)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司库管理领域复合型人才稀缺,现有人员专业知识局限于传统财务领域,缺乏金融市场分析、风险管理、信息化系统操作等综合能力。司库体系建设需要既懂财务管理,又懂金融、信息技术和风险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然而,目前多数财务人员知识结构单一,难以满足司库体系建设和运营的需要。财务人员能力局限直接制约了司库体系功能的发挥,在金融市场分析层面,财务人员难以精准判断利率、汇率走势并制定适配的资金配置策略,导致资金收益难以实现最大化。在风险管理环节,财务人员无法熟练运用专业方法识别潜在风险点、构建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型,使得风险防控停留在表面。在信息化操作上,财务人员难以高效运用司库管理系统的高级功能,无法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为资金决策提供支撑,进而影响司库管理的精细化与智能化水平,无法充分释放司库体系对国有企业资金管理的价值。

部分国有企业对司库人才培养重视程度不足,培训体系不完善,难以满足司库体系建设需求。部分国有企业缺乏系统的人才培养计划,培训内容局限于传统财务知识,缺乏对新兴金融工具、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同时,部分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司库人才。培训体系的缺陷导致现有人员能力难以跟上司库体系发展步伐,无法适应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司库管理的新要求。而激励机制的缺失,不仅难以从外部吸引具备综合能力的专业人才加入,也无法激发内部人员提升专业素养的积极性,甚至导致有潜力的人才因发展空间有限、薪酬回报不符合预期而流失,进一步加剧了人才缺口问题。

四、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优化路径

(一)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战略引领

第一,制定司库体系建设总体规划,明确其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契合点。国有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制定司库体系建设的长期规划和短期目标,确保司库体系建设与企业战略发展相匹配[3]。例如,对于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应重点关注跨境资金管理、外汇风险管理等方面,对于多元化发展的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应注重支持不同业务板块的资金需求。

第二,国有企业应优化管理架构,清晰划分各部门、岗位权责,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成立专门的司库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司库体系建设和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明确司库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健全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例如,司库管理部门与业务部门应定期沟通,了解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以合理安排资金计划。

第三,健全制度体系,制定涵盖资金运作、风险管理、系统操作等全流程的管理制度与操作规范。例如,制定详细的司库管理办法,明确账户管理、资金集中管理、资金结算管理、票据管理、信用证管理等各项业务的操作流程和标准。同时,建立制度执行监督和考核机制,确保制度有效落实。

(二)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管理效能

加大技术投入,引入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智能化司库管理平台,提升资金管理的精准性与效率。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历史资金数据和市场信息进行分析,建立资金预测模型,以提高资金预测的准确性,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票据、信用证等业务的去中心化管理,以提高业务的安全性和透明度。技术的深度应用不仅能够提高管理效果,更能推动司库管理模式转型。大数据技术对多维度数据的整合分析能力,可以帮助国有企业捕捉资金流动的潜在规律,提前识别资金盈余或短缺趋势,为资金调度提供前瞻性支撑,避免因临时资金调配产生额外成本。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能够消除业务流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人为操作漏洞,降低票据伪造、信用欺诈等风险,同时缩短业务审批与流转周期,提升整体资金周转效率,让司库管理更具安全性与可控性。

在现有基础上升级司库管理系统,丰富功能模块,实现资金计划、结算、投融资等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增加资金预算管理、融资管理、风险管理、金融衍生业务管理等功能模块,实现资金管理全流程的信息化覆盖。例如,通过资金预算管理模块,实现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分析的全过程管理,从而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执行力。打破系统壁垒,推动司库管理系统与财务、业务等系统的数据互通与集成。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实现司库管理系统与财务系统、业务系统、ERP系统等的无缝对接,确保数据实时共享和同步更新[4]。数据互通与集成是释放信息化价值的关键环节,其核心作用在于消除“数据孤岛”导致的管理盲区。统一的数据平台能够实现各系统数据的实时联动,让司库管理数据与业务数据、财务核算数据保持高度一致,避免因数据不同步导致的决策偏差。同时,实时共享的数据可以支撑多维度交叉分析,例如,将司库资金数据与业务订单数据相结合,能够更精准地评估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与回报,为业务决策提供支撑。此外,数据集成还能减少人工数据录入与核对的工作量,降低数据错误率,提升整体管理效率,为司库体系发挥“资金中枢”作用奠定基础。

(三)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增强防控能力

一方面,完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构建覆盖各类风险的识别、评估模型。结合国有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全面的风险监测指标,包括流动性指标、偿债能力指标、市场风险指标等。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风险识别和评估模型,实现对风险的实时监测和预警。例如,当企业流动比率低于设定阈值时,系统自动发出预警信号。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等多元化方式对冲风险。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和应用,根据企业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状况,合理对冲市场风险。同时,建立健全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与应急预案,提升国有企业应对风险的韧性。制定详细的风险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处理流程、责任分工和应急措施。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国有企业应对突发风险事件的能力。例如,针对资金链紧张的情况,制定紧急融资方案和资金调配方案,确保企业正常运营。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制定司库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引进等方式,打造兼具财务、金融、技术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加强与高校、培训机构的合作,开展司库管理专业培训,提升现有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同时,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外部优秀司库人才加入企业。开展定向培养等项目,为司库体系建设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持[5]。与高校合作开展司库管理定向培养项目,从在校学生中选拔优秀人才进行重点培养,为国有企业储备后备力量。建立国有企业内部导师制度,由经验丰富的司库管理人员对新员工进行“传帮带”,从而加快新员工的成长。

为激发员工在司库管理工作中的学习热情与创新动力,国有企业需要构建科学完善的人才考核与激励机制。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将司库管理绩效指标全面纳入员工考核体系,细化考核维度,既涵盖资金管理效率、风险控制成效等量化成果,也包含流程优化建议、系统创新贡献等质性表现,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反映员工价值。另一方面,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在司库体系搭建、数字化升级、成本节约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及个人给予物质与精神奖励,形成正向激励导向。同时,国有企业要为员工规划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通过轮岗历练、专项培训、晋升倾斜等方式,支持员工提升司库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实现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的深度绑定。

五、结语

在政策支持下,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仍存在顶层设计与战略融合不足、信息化系统碎片化、风险防控能力薄弱及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通过制定与国有企业战略契合的总体规划、优化管理架构及健全全流程制度体系,进而强化顶层设计。提升管理智能化水平,升级司库管理系统、加强数据集成及技术创新。通过完善风险监测指标、创新对冲工具及建立应急机制,从而增强风险防控能力。依托复合型人才培养、考核激励及定向输送机制,可以夯实人才基础。综上,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需要以政策为引领,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系统性措施破解管理痛点,推动资金管理向价值创造转型,切实提高国有企业资金运营效率与风险抵御能力,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资金管理根基。

引用

[1]王娜.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研究[J].财经界,202511):36-38.

[2]王爽.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研究[J].市场周刊,20253811):37-40.

[3]张萌.国有企业司库管理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天津经济,202502):59-61.

[4]赵红海.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A企业为例[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502):35-37.

[5]郭媛.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相关难题与对策探讨[J].煤炭经济研究,202444S1):15-18.

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廖丽文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6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