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 第 3 期
总第256
国研网首页     广告业务     联系合作     编辑信箱
财经纵览
权威视点
国研分析
宏观纵览
金融透视
产业追踪
区域经济
企业管理
财经纵览
国常会:对抓紧做好春节假期后政府工作作出部署,研究推进银发经济和养老服务发展有关工作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2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抓紧做好春节假期后政府工作作出部署。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务院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瞄准全年目标任务,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尤其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着力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按照职责分工尽快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推进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以创新的思路优化管理和服务,支持地方和企业积极探索打造新增长点,多到一线了解企业诉求和群众急难愁盼,拿出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进民生福祉。

会议研究推进银发经济和养老服务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我国银发经济潜力很大,要完善支持举措、强化政策落实,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有力支撑。要进一步释放银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发挥消费补贴等政策牵引作用,打造一批银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要推动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提质扩面,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好保障老有所养。要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及时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严厉打击虚假宣传、非法集资和养老诈骗等行为,切实维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基层处于火灾防控的第一线、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最前沿,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健全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机制。要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加强基层消防监督检查,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夯实火灾防控基础。要筑牢消防安全人民防线,广泛宣传普及消防安全知识,针对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提升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治水思路,进一步强化系统观念和法治思维,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区域共治,统筹做好水资源保护、开发、利用、节约及水害防治等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央农办详解中央一号文件:促进农民增收 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公布,这是“十五五”时期首个中央一号文件。2月4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中央一号文件内容作权威解读。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今年“三农”领域的重大任务和重点工作。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在会上介绍,中央一号文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项重点任务、两大支撑保障”。

具体而言,“四项重点任务”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积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结合实际、精准施策,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

“两大支撑保障”则指向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激发乡村振兴的动力和活力。

韩文秀特别指出,中央一号文件坚持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相结合,既突出年度性,部署2026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又明确“十五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战略性、方向性要求。

首提常态化精准帮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已结束,今年是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的第一年。

发布会上,韩文秀在回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明确,过渡期任务已圆满完成,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继续压紧压实责任,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确保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党中央已经明确常态化帮扶的总体要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进行系统部署。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各项配套政策正在抓紧制定出台。韩文秀进一步阐释了文件中常态化帮扶的四方面设计安排。

一是对帮扶对象实行动态管理。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覆盖全体农村人口,只要有风险即可纳入监测帮扶。需合理确定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监测,健全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风险消除后实行动态退出,不固化身份标签。对于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经综合评估后实行分类管理,对于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要继续实施帮扶。

二是帮扶方式突出精准高效。强化开发式帮扶,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推动帮扶政策协同集成,着力增强内生动力,防止“大水漫灌”和一味“等靠要”,避免出现政策“悬崖效应”。产业帮扶重点要优化方式,加强产业统筹规划和长期培育,不搞“一窝蜂”,防止大起大落。就业帮扶需强化有组织的劳务输出,用好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就业渠道,稳定就业规模。

三是帮扶区域注重分层分类。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单元,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一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继续在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给予集中支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等政策,推动这些地区整体发展,缩小发展差距。

四是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不搞急转弯、急刹车,保持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规模以及省市两级投入资金规模稳定。同时,继续实行五级书记抓、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等有效体制机制和做法,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

向科技要产能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三农”工作的底线任务。韩文秀介绍,我国粮食连续多年丰产丰收,202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508.9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粮食稳产丰产基础坚实,但供需总体仍处紧平衡状态,粮食安全这根弦必须始终要绷紧。

基于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着眼于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强调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对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出部署。韩文秀重点强调了文件部署粮食安全的重点工作:紧抓粮食生产、推动产能提升、强化防灾减灾。

科技是推动产能提升的重要动力。韩文秀明确提出要向科技要产能,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进一步介绍,围绕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文件部署了三方面举措。

一是强化集成创新。重点是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统筹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深化农业科研院所改革,整合各级各类优势科研资源,解决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等问题。更加强调企业主体地位,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科技领军企业,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融合。聚焦种子、农机等关键领域攻关,加快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加快补上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短板。

二是拓展应用场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

三是促进成果转化。坚持需求导向、应用导向,围绕产业急需、农民急盼,加快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熟化转化,解决农民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同时,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而现代化是农业的出路所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作为“三农”的发展目标之一。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不是指生产经营规模越大越好,而是强调农业内涵要更丰富、产业体系要更完整、产品附加值要更高。”祝卫东表示。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祝卫东从三方面进行了展开:一是农林牧渔并举,推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支持更新改造,升级技术装备,提升产出多样性和资源利用率;二是产销贯通,促进农产品多样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三是农文旅融合,适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发展。

一揽子政策促增收

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积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列为重点任务,提出一揽子增收措施。

祝卫东详细介绍,一是稳定农民务农种粮收益。统筹用好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防止谷贱伤农。价格方面,用好最低收购价、目标价格等政策工具,统筹做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补贴方面,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及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鼓励地方开展粮油种植专项贷款贴息试点;保险方面,强化稻谷、小麦、玉米、大豆保险保障,支持发展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提高保险理赔效率。

二是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支持各地依托本地特色资源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强化产业项目统筹规划,避免同质化、内卷式竞争。促进产业融合,丰富产业形态,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针对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要完善政策体系和标准体系。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

三是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大头,要统筹做好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对于外出务工者,落实农民工稳岗就业支持政策,支持重点行业企业稳定和拓展农民工就业岗位,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培训项目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对于返乡回乡人员,要通过以工代赈、创业扶持等措施,开辟就近就地就业门路。

四是盘活用好农村闲置资源资产。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用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加快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增加农民集体资产收益。依法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益,多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时守好相关底线和红线,严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于建设商品住房,严查严防违法违规购买农房宅基地,加强农房租赁规范管理。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当前各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正陆续到期。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妥善解决延包中的矛盾纠纷,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顺利延包。规范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加强长时间大面积流转土地风险监测预警。

韩文秀表示,土地二轮延包试点正有序推进、逐步推开,今年将在除了贵州、西藏之外的29个省(区、市)全面开展整省试点。政策总原则是“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顺利延包;对确需调整的特殊情形,要依法依规从严掌握,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个别农户之间适当调整。

韩文秀强调,要规范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制度,平等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不能通过下指标、定任务、搞考核等方式硬推土地流转,更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搞整村整乡流转。

李莎

五部门发文推动低空经济“新基建”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网信办、中国民航局、国家空管委办公室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信息通信业能力建设 支撑低空基础设施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在持续提升信息通信业技术基础能力、产业供给能力、网络支撑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为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意见》要求,到2027年,全国低空公共航路地面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率不低于90%,多元融合感知方案进一步完善成熟,低空导航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研制不少于10项信息类基础设施标准,面向城市治理、物流运输、文旅等领域形成一批典型低空应用场景。

以上目标充分考虑了当前我国低空通信、监视、导航、智能网联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信息通信企业正在积极开展基于5G/5G-A技术的低空通信、感知等实践探索,形成低空物流配送、水域巡检、警务安防等典型应用场景,但仍面临应用需求待挖掘、技术标准待成熟、产业生态待完善等挑战。

在提升网络支撑能力方面,《意见》要求,面向300米以下低空航路沿线、低空应用热点区域,充分利用现有5G等移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按需推动低空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同时结合低空应用发展规模和场景需求,可综合采用地面移动通信、专用网络、卫星通信等方式,以满足不同飞行范围、不同飞行高度、不同应用场景的业务需求。

在产业供给能力提升上,《意见》提出,积极推进5G-A产业发展,进一步升级完善现有地面基站设施功能,加快通感融合等技术产业成熟,逐步降低设备成本。加强低空装备与低空信息通信的融合创新与设备研发,推进5G/5G RedCap模组与低空航空器的适配验证。探索低空通信、导航、监视功能融合模组研发,加速技术和产业成熟。

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是此次政策的重点发力方向。《意见》要求,面向低空应用场景,开展电信业务准入、设备管理、服务监督、互联互通、应急通信、网络和数据安全等监管体系研究,加强监管能力体系建设,规划无人机专用号段,推动“一机一码一号”能力建设,探索标识解析在无人机领域的应用,形成无人机通信资源精细化管理。

值得关注的是,“一机一码一号”为政府文件首次对无人机提出的能力要求,即每架合规无人机对应唯一设备识别码、唯一专用号段号码,形成“设备身份—通信标识—运营主体”的绑定关系,实现无人机从生产、登记、飞行、运维到报废的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从根源上改变当前部分无人机“身份不明,责任不清”的现状,为行业监管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独立分析师付亮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一机一码一号”将构建起无人机“源头可查,过程可控,责任可究”的监管体系,通过唯一标识实现对无人机飞行轨迹、通信数据、运营主体的实时监测,联动无线电管理机构的干扰查处、应急处置能力,达成“管得住,用得好,保安全”的监管目标。这一举措既是落实《意见》“规范行业管理”任务的核心抓手,也是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付亮表示,此次五部门联合发文,标志着我国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迈入统筹推进、标准引领的新阶段,为相关产业链快速发展奠定坚实政策基础。

李雁争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高水平市场监管服务高质量发展

2月5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市场监管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邓志勇介绍,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着力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有力维护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支撑经济增长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多项举措优化消费环境

“经营主体是经济回升向好的重要微观基础,近年来,我们始终把服务经营主体发展作为重要职责。”邓志勇说。

完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深化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大力推进企业迁移、个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出一揽子帮扶纾困的政策措施……各项政策举措的落地实施促进了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25年,全国新设经营主体2574.5万户,在营活跃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8%,占全部企业的比重提高了4.7个百分点。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坚决依法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突出问题,营造良好消费氛围。2025年,市场监管系统共接收投诉举报264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3.5亿元,全年共召回消费品823.6万件,统一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3683吨。

“2025年我们启动了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邓志勇介绍,在激发消费潜能方面,发布家电、家具、服装等大宗消费品以及体育健身、文化旅游、餐饮等服务消费国家标准210余项;相关部门建成充电基础设施1932.5万个,县乡村商业物流配送网点达到3万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8132个,不断丰富消费场景。

在改善消费体验方面,联合发起“异地异店退换货倡议”,在消费查台公示线下无理由退货单位21.4万家,规制恶意索赔、防范制度滥用;制定《关于深入推进消费纠纷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促进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全国12315投诉公示平台的公示率上升到98.4%。

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既要搭建好制度规则,更要大力破除地方保护、及时纠正不当干预市场竞争行为,推动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说。

过去一年,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整治滥用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项行动,立案调查、办结案件数量同比分别上升34%和32%。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重要政策措施开展审查,修改调整1.2万余件,有力保障相关重大政策措施符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要求,政府行为尺度更加统一规范。

拆掉了“篱笆墙”,才好修“快车道”。姚雷介绍,今年将继续发力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组织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废除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同时,深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健全重要政策措施审查机制,严格限制例外规定适用,坚决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

近年来,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极大便利了百姓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非理性竞争等问题。对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司长朱剑桥指出,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平台经济领域突出问题,部署开展了约谈整改和排查整治,有力纠治“仅退款”“强制运费险”“全网最低价”等规则滥用、规则制定不合理以及执行不透明等问题。

针对假冒伪劣、虚假营销等直播电商突出问题,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了专项整治,集中发布了四批30件直播电商领域的典型案例。同时,着力规范外卖平台非理性竞争,针对去年以来外卖行业出现的“口水仗”“补贴战”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问题,对主要外卖平台企业加强调研指导,及时开展行政约谈、划出监管红线,推动外卖平台规范促销、理性竞争、守法经营。

鲁元珍

人民银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国民经济延续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顺利实现。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2月10日,人民银行发布202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其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执行好存量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又推出一揽子货币金融政策组合,强化逆周期调节,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2025年,人民银行多措并举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方面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强项目储备和信贷投放,充分满足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另一方面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下行。包括下调政策利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有力支持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此外,也在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丰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包括,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各3000亿元,创设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2000亿元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

从金融总量、价格、结构等多个角度观察,2025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已逐步显现。

具体来看,金融总量保持较快增长,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分别增长8.3%和8.5%,明显高于名义GDP增速。人民币贷款还原地方化债影响后也在7%左右,信贷支持力度持续较强。

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下行,2025年12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约为3.1%左右。信贷结构也在持续优化,2025年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1.5%、20.2%、10.9%、50.5%、14.1%,重点领域贷款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汇率也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基本稳定,2025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盘价为6.9890元,较2024年末升值4.4%,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7.99,较2024年末贬值3.4%。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仍存在供强需弱等挑战。

人民银行称,下阶段,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同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框架,强化人民银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另外,将有序扩大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覆盖面。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有效落实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强化预期引导,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此外,还将拓展丰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完善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业内专家表示,上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累积效应,存量政策效果还会持续显现。2026年初,人民银行又推出了一揽子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货币金融举措,这些增量政策也会和存量政策发挥协同效应,进一步为实体经济平稳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刘四红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显著增长

国家税务总局2月24日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全国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与上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13.7%,消费市场火爆、亮点纷呈,消费品智能化绿色化特征明显,旅游游览及文化消费需求旺盛,冰雪经济带动相关省份旅游服务快速增长,餐饮消费升温,商品零售保持增长。

在“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春节假期,消费者“焕新”热情有效激发,更青睐高品质、高技术含量的智能化产品,包括扫地机器人、投屏电视等在内的日用家电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充换电设施日益完善,为居民出行提供绿色服务,春节假期机动车充电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163.9%。

文旅市场火热,冰雪游、海南游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超长春节假期促进居民旅游消费需求释放,旅游相关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9.6%。冰雪经济快速发展,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等地旅游相关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合计同比增长62.4%。海南自贸港迎来“封关”后的首个长假,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海南景区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0.9%。春节假期,线上音乐、视频等娱乐消费和文艺场馆表演等消费需求上升,数字文化服务、艺术表演场馆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8%、136.6%。

餐饮消费升温,零售服务为百姓购物提供便利。春节假期,餐饮消费市场火热,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饭店家宴订单火爆,餐饮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2%。其中,正餐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6.5%,为家庭团聚增添浓浓年味;小吃服务增幅走高,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2.1%。百货零售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9.3%,互联网零售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4%,为新春佳节购物提供便利。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介绍,春节假期全国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幅较高,主要受三重因素影响:一是超长假期带动居民消费热情高涨,二是“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带动消费增加,三是部分城市试点有奖发票激发消费热情。春节假期消费火热彰显了我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为今年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奠定了基础、注入了信心。

陈晨

从春节消费看中国经济潜能

特色年俗受热捧,机器人融入生活场景,“反向过年”不再小众……刚刚过去的“最长春节假期”,消费市场“马力十足”,展现出不少新亮点,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

文化赋能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加明显。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在浓厚的新春氛围下,体验传统年俗、观赏非遗代表性项目、购买国潮服饰、赠送文创礼物成为春节消费的主旋律。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非遗+市集”团购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764%,打铁花、火龙、川剧等经典非遗表演同比增长87%、49%、46%。广东汕头的英歌舞、河北正定的灯会、陕西榆林的秧歌展演等特色活动,成为游客心中的“年味顶流”。各地民俗活动传承创新、新春节庆商品花样翻新、文创产品打动人心,春节传统文化正以多元创新融入当代生活,也给未来消费升级提供了广阔想象空间。

科技优势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春晚舞台上,技能飞跃进步的人形机器人大放异彩。舞台下,机器人正在刷新各地消费者的体验。在苏州吴中区,会舞狮、会写福字的机器人给传统年货大集带来新鲜感;在北京海淀区,新春科技庙会设立了人形机器人互动专区,拉动中关村商圈客流量增长86.3%。AI更是成为生活得力助手,在上海南京西路,有商家推出AI试衣镜,消费者站在镜前便能瞬间“试穿”新年穿搭。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塑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通过媒介传播、亲友聚会等方式实现裂变式普及。近年来,我国科技进步成果不断向消费领域渗透,未来将会有更多科技新品以更短的周期进入百姓生活,带来更为显著的消费增量。

消费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这个假期,消费市场展现不少鲜明特点。一是父母前往子女工作城市“反向过年”的现象增多,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尤为明显。这也给相关城市带来消费新空间,适老化的交通方式、民宿酒店、文旅产品、商业保险等颇具潜力。二是年轻人渐成年货购买主力,带动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改变。小份装、精包装是首选,预制菜、半成品广受欢迎,“95后”“00后”还喜欢全球精选、网上下单、即买即送,年货消费的城乡差别正在消弭。三是逐渐从实物消费迈向服务消费、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智能产品、健康年货、宠物服务、旅游出行都较为火爆。这说明,现如今的消费者不是不愿花钱,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不仅想买好东西、好服务,还想走得更远、体验更新、玩得更潮。这也启示各行各业,未来需要真正在创新产品与服务、满足多元需求、引领消费潮流上下功夫。

透过春节消费这扇窗口,我们不仅看到了数字的增长,更感受到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韧性与潜能的体现。春节消费的火热离不开政策托举、供需更为适配的“双向奔赴”。总结经验,在提振消费上出实招新招,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有效结合,必将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金观平

1月核心CPI同比上涨0.8% 物价运行呈低位温和回升态势

价运行呈低位温和回升态势。国家统计局2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CPI同比上涨0.2%,同比涨幅较2025年12月回落0.6个百分点;核心CPI同比上涨0.8%,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分类别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7%,影响CPI同比下降约0.1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分析称,2025年1月为春节月份,食品和部分服务价格上涨较多,导致2025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带动2026年1月同比涨幅回落较多。

除了春节错月因素,能源价格同比降幅扩大也是CPI同比涨幅回落的原因之一。1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5.0%,对CPI同比的下拉影响比2025年12月增加约0.06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下降11.4%,降幅比2025年12月扩大3.0个百分点。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温和上涨,体现出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恢复。数据显示,1月核心CPI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3%,环比涨幅为近6个月最高。

“促消费政策推动耐用消费品价格走高,是近期核心CPI涨幅较高的主要支撑。”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数据显示,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2.6%,涨幅比2025年12月扩大0.1个百分点。

1月,PPI环比上涨0.4%,涨幅比2025年12月扩大0.2个百分点,实现了连续4个月上涨。PPI同比下降1.4%,降幅比2025年12月收窄0.5个百分点,实现连续2个月同比降幅收窄。

究其原因,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主要是重点行业产能治理成效持续显现、部分行业供需结构有所改善、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带动相关行业价格上涨等。

展望下一阶段,温彬认为,PPI方面,外部价格下行冲击有望缓解,国内需求成为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再加上基数走低影响,未来数月PPI跌幅收窄将是主要趋势。2月,在春节因素影响下,CPI同比增速有望显著回升。

陈芳

权威视点
孙飞:强制披露“首考”在即 绿色金融落地提速

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推动了绿色金融市场蓬勃发展。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4.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2%,全年增加7.72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贷款合计占比超过六成。

尽管绿色金融发展较为迅速,但政策落地还存在协同不够等难点问题。近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可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稳步扩大企业环境信息半强制、强制披露范围,完善碳核算与国家级数据平台建设,健全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促进金融“五篇大文章”协同发展。

绿色金融市场蓬勃发展

“我国作为全球绿色金融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近年来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孙飞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

从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顶层设计,到2025年《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落地实施;从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起步规范,到2025年《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实现各类绿色金融产品标准统一;从早期上市公司零散自愿的ESG披露,到2024年沪深北交易所《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财政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等披露新规出台;从地方碳交易试点探索,到2021年全国碳市场启动及2025年的行业扩容,“一系列政策落地推动了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规模均居世界前列,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稳定可靠的金融保障。”孙飞说。

2024年12月,财政部等九部门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正逐步完善。2026年1月,三大交易所发布新修订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涵盖应对气候变化、污染物排放、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具体指南,为企业高质量信息披露提供详细“说明书”。

细则有待完善,政策协同不够

孙飞在调研中了解到,绿色金融政策落地存在的难点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考核与激励约束等配套细则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绿色金融在激励约束、绩效评价、尽职免责等方面的配套规则尚有优化空间,实施中缺乏统一、量化、可审计的考核标准,政策执行存在目标模糊、自由裁量空间偏大等问题。调研发现,不同银行执行力度差异明显,部分中小银行甚至出现数据报送不规范、标准理解偏差等问题,影响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与有效性。

第二,政策协同不够。绿色金融政策落实往往涉及金融、产业、环保等多领域,实践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壁垒和协调难题。对金融机构而言,想获得企业的真实环保信息,往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调查,不仅增加了判断难度,还可能导致部分金融机构因成本问题放弃。对企业而言,相关环境信息常需多头报送,合规负担较重。此外,部分地方绿色金融政策有同质化现象,甚至脱离本地禀赋盲目推进,支持项目经济效益偏弱,既造成金融资源低效配置,也累积潜在金融风险。

第三,产品创新特别是转型金融产品创新存在短板。当前传统重工业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成本高、融资渠道窄等问题,但适配转型需求的股权类产品、转型保险、增信工具等创新产品供给相对不足,高碳行业低碳转型资金缺口较大。此外,受绿色项目周期长、收益不确定等因素制约,部分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产品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不足。

第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待提升。企业真实、全面、及时的信息披露是绿色金融发挥支持作用的前提。近年来,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已取得较大进步,但由于绿色业务短期内难以给企业带来较高收益,很多企业把环境披露当作单纯的成本和负担,披露内容多以描述性披露为主,偏重于宣传各自业绩和环保、社会责任成绩,对一些负面指标鲜少涉及,信息有效性不足。

政策将更注重精准落地

绿色金融被纳入金融“五篇大文章”“双碳”与美丽中国建设核心部署,明确其服务全面绿色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定位。

对于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优化方向,孙飞表示,围绕“乘势而上、先立后破”的要求,绿色金融政策将更注重精准落地、系统协同、提质增效,进而推动绿色金融市场从“规模扩张”迈向“质效双升”。可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加快细化可量化、可审计、可追责的绩效评价与尽职免责机制,尤其是明确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差异化考核要求。

“同时,稳步扩大企业环境信息半强制、强制披露范围,统一企业环保数据的报送口径与标准,实现金融、产业、环保等部门间数据高效互认。从根本上降低金融机构的尽调成本与企业的合规负担,破解信息孤岛。”孙飞说,依托全国碳市场完善市场化碳定价机制,推动碳价有效传导至投融资决策,引导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

记者 刘慧

田轩:促进银行理财业高质量发展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25年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29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数字不仅彰显了行业发展的强劲韧性,更折射出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的深刻变革。在股债市场波动加剧与存款利率持续下行的双重背景下,银行理财正告别规模扩张的粗放模式,通过多元举措加速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财富管理服务体系,如何在坚守稳健底色的同时增强收益弹性,成为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核心命题。

理财公司与中小银行的深度合作,正成为重塑资管行业生态、激活理财市场增量的重要突破口。随着行业转型深化,银行理财打破母行代销“一亩三分地”的步伐持续加快。2025年,全国32家理财公司中,31家已突破母行代销限制,全市场593家机构实现跨行代销,跨机构协同的市场格局加速形成。此外,从城市商业银行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理财公司的合作触角不断延伸,县域市场成为这一趋势的主战场。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为例,依托深厚的本地信任基础和客群资源,主推契合县域居民风险偏好的“固收+”、最短持有期等产品,帮助理财公司拓宽了服务半径,将专业理财服务送到县域群众身边,也为中小银行带来实实在在的中间业务收入,更有效提升了客户黏性,实现合作双方互利共赢。

渠道的多元化布局离不开制度层面的坚实支撑,内控完善成为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理财公司已成为市场绝对主力,截至2025年末,理财公司存续产品3.37万只,存续规模达30.71万亿元,占据市场92.25%的份额,其净值化运作的规范性与透明度直接关乎投资者信心根基。《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等监管文件通过明确权责划分、强化风险隔离与信息披露要求,为净值化运作筑牢制度堤坝。

制度筑牢根基,投研则成为行业差异化竞争的核心引擎。面对“资产荒”与低利率挑战,头部机构正系统性构建投研能力。一方面,搭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投研组织架构,加速招募具有公募基金研究、FOF(基金中的基金)组合管理及多资产配置经验的专业人才,着力补足权益投研短板;另一方面,依托AI驱动的智能投研平台,实现宏观研判、信用评级与组合回测的自动化迭代,提升决策效率与精准度。

尽管行业在渠道、内控、投研、产品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在转型过程中仍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在渠道端,代销渠道竞争加剧与合作协同不足,中小银行虽具备下沉市场的客户渠道及信任度优势,但理财公司与代销行之间存在客群需求匹配度不足的问题,部分产品与客群风险偏好、收益预期脱节。在风险管控端,尽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已建立“防火墙”机制,但跨渠道代销与多资产配置仍可能带来风险传导隐患,内控与风险管理压力持续存在。在产品端,优质高息资产供给短缺与“固收+”产品策略同质化并存,多资产多策略布局尚不成熟,权益类资产配置能力较弱,导致产品结构单一与客户需求错配,难以充分平衡稳健性与收益弹性;在投研端,体系化建设滞后,专业人才储备、市场化激励机制与全流程投研架构仍需完善。面对这些挑战,银行理财业需以守正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渠道建设上,深化理财公司与代销机构的“双向奔赴”,建立客群数据共享与服务经验互通机制,通过客群分层营销与场景化服务,激活县域、农村等下沉市场潜力,构建差异化渠道网络,实现中间业务增收与渠道扩面双赢。在投研能力上,需搭建从宏观配置、行业研究到资产选择的全流程投研体系,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打造专业化投研团队,强化多资产多策略布局能力。在产品创新方面,要持续丰富“固收+”产品策略内容,通过FOF、跨境配置、多资产组合等方式分散风险,在控制波动的前提下增强收益弹性。在投资者教育方面,应积极传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理念,引导客户从“保本依赖”转向“接受净值波动、追求稳健增值”的理性理财认知。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田轩

锁凌燕:发挥好普惠保险“稳定器”作用

一段时间以来,普惠型家财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截至2025年底,累计落地项目数量已经超过40个。在北京,“普惠家财保”开办一年已累计服务超30万户家庭,提供风险保障额超万亿元;在深圳,“惠家保”落地百日即受理报案280起、赔付金额37.73万元……普惠型家财险正积极发挥保险业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减震器”功能作用。

所谓普惠型家财险,主要有三大特征:

一是普适。保障范围涉及家庭普遍面临的各类财产、意外与责任风险,从火灾、洪涝等传统“大风险”事件,到家庭管道渗漏、自有电动车自燃等“高频小痛点”“电诈损失”等新型“隐雷区”都在范围内,其保障范围广、适用性强。消费者范围则谋求覆盖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群体,以尽可能实现广覆盖,重在通过创新营销方案,包括开拓线上渠道、开展场景式营销等方式,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及触达率。

二是包容。经营理念立足机会平等要求,以可负担、可持续的定价为有风险管理与保障需求的各类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通过增强数智化风控和风险减量等能力建设来提质增效,以谋求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长期平衡,避免依赖外部输血,确保服务模式可复制、能延续。

三是开放。产品简单易懂,参与门槛低,促进了多元主体协同共建。例如,北京普惠家财保“农房版”专属产品,将财政补贴支持的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投保入口整合纳入投保平台,增强了服务便捷性,也有效衔接了国家政策性保险资源、拓展了风险保障维度。

普惠型家财险从早期的探路试水到今天的推广深耕,反映出市场对相关保障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实惠亲民的价格门槛、简便易行的投保流程、通俗易懂的保障条款、数智化赋能的高效运营模式,成功激活了以往难以覆盖的产品市场与细分人群,减轻了广大家庭的后顾之忧,也有助于减少预防性储蓄。更进一步通过提升保险保障的家庭渗透度,保险机构可以触达长尾客群以积累海量、多维的基础数据资产,为精算定价与行业风控模型迭代提供坚实的底座,从而有条件促进风险管理和减量。

例如,北京在推广普惠型家财险的同时,上线“家庭风险减量智慧管理系统”,以整合行业承保理赔、风险减量服务、自然灾害等多维度历史数据,为做好风险减量服务提供更加科学、精准的依据。通过持续扩展外部数据,该系统能够为城市交通优化、老旧小区改造、物业安全巡检等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继而形成事前预警、事中干预、损后补偿的风险管理完整链条。

正因为此,普惠型家财险的未来纵深发展,不仅是商业模式的迭代,更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需要更多借鉴“枫桥经验”中“源头治理、关口前移”的理念重塑经营逻辑。

更积极地向“主动治理”转型,以克服供需匹配挑战。普惠型家财险为降低参与门槛,势必要平衡好标准化的简单性与消费者“千人千面”的多元性。“枫桥经验”的重要方法是依靠群众、分类施策。普惠型家财险可以考虑更多利用模块化设计,在默认基本选项基础上,为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组合以更好满足其需求。通过持续的消费者教育,引导公众将降低风险的各类举措视为家庭财产安全的“前置防线”,而保险只是“事后兜底”的善后机制,从而在社会意识层面筑牢风险治理的根基。

更积极地构建智能风控体系,以克服信息不对称挑战。普惠型家财险因其“普”与“惠”的特点,会面对海量碎片化理赔案件,也将触达大量缺乏历史数据的“白户”群体,这使得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成为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保险公司须加速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的全流程风控体系,通过差异化产品和定价平衡“低保费”与“高赔付”的矛盾,完善定损与异常行为预警体系等,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筑牢风险防线。

更积极地打通数据壁垒,以克服风控瓶颈挑战。可以在隐私安全和合规前提下,搭建跨部门数据安全交互平台,通过多源数据融合,构建更加精准的社会风险治理图谱,让保险成为社会安全运行的“传感器”,将更多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锁凌燕

房连泉:实现养老金融供需精准高效匹配

养老是国之大计,金融是国之重器。《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精准匹配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阶段、不同人群养老金融需求”作出部署。发展养老金融是促进中国特色金融和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良性循环的关键着力点。只有适应时代要求创新思路,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转变,才能更好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金融需求。

从不同阶段看,养老金融不是老年金融,而是延伸至中年时期甚至青年时期的长期资金储备和财富规划。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下,越早储备、越长储备获得的回报越丰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商业养老保险等方式备老,“30岁规划60岁生活”成为新趋势。同时,“退而不休”渐成常态,不少老年人退休后仍从事灵活就业或志愿服务,“养老+就业”等的金融需求与日俱增,涵盖养老金领取、养老信托、投资理财等多个场景。

从不同人群看,养老金融需求呈现多层次、个性化与多元化特征。不同职业背景、地域分布、家庭结构的老年人在风险偏好、流动性需求、传承规划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比如高净值人群追求资产保值增值与高品质养老服务,中等收入群体关注稳健收益与医疗康养结合,而低收入群体则更需要基础养老金与基本生活保障。加之就业结构深刻调整,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群体不断壮大,对养老金融服务的流动性、便捷性需求不断增加,呼唤更具包容性和适配性的金融解决方案。

此外,养老金融正融入越来越多综合保障需求元素。比如老年人不仅关注养老资金安全与收益稳定,还更重视健康风险、照护风险等的整体应对和解决,因此失能护理、慢性病管理、医养结合等养老服务在金融领域的整合成为迫切需求。同时,伴随金融产品的复杂化与市场波动,老年群体对金融知识普及、金融素养提升等方面的需求也在增长,弥合数字鸿沟等安全诉求同步上升,亟须提供持续的支持和服务。

面对需求端的变化,当前养老金融供给还存在堵点卡点。其一,产品同质化与服务断层。养老金融产品多以储蓄、理财、保险、基金等形式存在,侧重投资属性而忽视服务整合。不同金融机构产品功能重叠,养老规划、资产配置、健康管理、遗产传承等未能有效衔接。其二,养老金融教育不足,公众认知水平低。既存在“看不懂、不敢投”的现象,也存在“重储蓄、轻规划”的认知局限。虽有养老焦虑,却未能转化为科学的财富规划与投资行动。其三,供需结构不平衡,适老化水平不高。不少产品仍局限于传统理财,期限偏短、领取设计僵化,与养老资金储备的长期性、流动性要求不符。其四,存在协同欠佳与数据壁垒的问题。养老金融涉及金融、医疗、社保、民政等多领域,行业间数据共享难、标准不统一,制约了综合解决方案的落地实施。

为此,发展养老金融需从交易思维转向服务思维,从单一资金管理转向全要素资源整合,嵌入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响应养老生活具象需求,实现养老金融供需精准高效匹配。

构建分层分类的政策支持与产品体系。大力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提升税收优惠政策力度,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建立差异化激励机制。开发期限更长的养老储蓄、理财和专属养老保险,以及能够将储蓄转化为终身稳定现金流的年金产品。

创新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支持金融机构依托客户大数据绘制养老全生命周期图谱,提供从早期规划、中期积累到晚期领取的动态规划方案。鼓励银行、保险、基金公司联合养老社区、医疗机构等组建服务联盟,实现金融产品和实体服务的一键对接。

系统提升全民养老金融素养。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开发智能养老规划工具,提供个性化养老方案模拟与风险预警服务。开展常态化、公益性养老金融普及,帮助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理解制度、评估风险、制定计划。

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之间有序互联互通。整合社保、财税、商业保险等渠道数据,搭建一体化养老金融信息管理平台,统一涉老服务标准与数据交换规则。探索设立区域性养老金融创新试验区,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试点跨行业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 房连泉

冯奎:县城游火了,“家门口”的情绪经济如何可持续

刚刚过去的2026年春节假期,是我国首个9天超长假期。多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全国千余个县城酒店订单大幅增长,非景区县城住宿增幅超60%,安徽临泉县等多个人口大县预订量翻倍,十多个文化特色县域增长更超过400%。许多人就近选择“家门口”的古村、老街、民俗场景,这些地方的乡土年俗、地方戏曲、非遗体验成为消费热点。这一变化反映的是团圆情绪、归属情绪、乡土情绪、放松情绪等一系列情绪的集中满足,是典型的情绪驱动型消费。

“家门口”的情绪经济在春节集中爆发,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假期延长降低了长途出行成本,为情绪释放提供了时间条件;消费券与文旅活动刺激,放大了节日消费情绪;各地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场景,提升了情绪消费的供给水平;高铁线通达县城、租车方式便利化,这些条件改善都让就近情绪消费变得更加便捷,情绪经济得以更集中地实现。

“家门口”的情绪经济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刻的一些背景。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70%,近年来,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大城市化、郊区化、县城再中心化、逆城镇化等多种人口流动形态“交叉”或并行。不少人一年到头生活在大城市,对城市拥挤生活有些倦怠,对田园、乡土、社区生活的情绪需求显著上升。同时,消费偏好从标准化转向差异化、特色化,“乡土本色”被重新激活,乡愁从抽象情感转化为可消费、可体验的情绪产品。在收入预期趋于理性、出境游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家门口”匹配了居民安全情绪、稳定情绪、实惠情绪,成为情绪经济的最佳载体。

那么,在春节假期之后,“家门口”的情绪经济是否能继续维持热度呢?须知,春节期间“家门口”的情绪经济具有瞬时性、集中性、季节性特征。其一,它高度依赖春节长假与节日仪式感,日常时间结构难以支撑大规模情绪集中释放。其二,它由补偿性消费、节日性情绪驱动,与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关联度并不太高,全年缺乏稳定购买力的可持续支撑。其三,人口外流地区平时人气不足,缺少常态化客流,难以延续节日情绪氛围。其四,有的县域城与乡村的文旅行给多围绕节日场景设计,常态化业态、运营能力、服务配套不足,无法持续承接情绪消费需求。其五,消费政策刺激、活动造势均为短期手段,不足以长期维持情绪。其六,城乡要素流动仍待进一步畅通,资本、人才、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稳定下沉,才能将短期情绪热度转化为长期发展动力。

“家门口”的情绪经济尽管难以全年保持高热度态势,但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通过集中的情绪释放与人气聚集,让小城、小镇、小乡村被看见、被关注、被激活,为地方注入活力。对比其他经济体大量小城镇与农村持续衰败的困境,我国通过“春节”这样一个超级IP,实现千镇万村低成本、大规模的情绪激活与带动,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

让“家门口”的情绪经济一直维持极高热度是不现实的,合理的预期目标是尽可能让它从短期脉冲变得更长效一些。能做的事似乎也有不少,比如说,可以优化假期结构,一年中增加几个分散式小长假,为情绪消费提供更稳定、更均衡的时间条件,避免情绪集中透支。再者,要推动支持政策常态化,将文旅支持政策、税收优惠从节日集中投放,转为持续性业态培育,稳定市场预期与消费情绪。另外,应补齐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提升消费体验与承载能力,让情绪消费有载体、有品质、能延续。还有,需激活乡贤资源,吸引人才、资本、技术返乡,增强地方人气与内生动力,持续营造稳定的生活与消费情绪。更深入一点来讲,“家门口”的情绪经济本质需要激活乡村要素,为此就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以宅基地改革盘活闲置资源,打通要素下乡通道,让资源活起来、人气聚起来,如此则可为情绪经济提供长期支撑。

从经济角度看,“家门口”的情绪经济,是内需潜力散点式、情绪型释放的体现;从社会现象看,它是城乡居民追求归属感和美好体验的直接反映;从区域发展特色看,它小而灵活、小而温暖,虽不决定经济总量,却对提升生活品质、稳定社会情绪、优化空间格局具有独特作用。春节这几天“家门口”的情绪经济现在主要靠“过大年”来激发;一年到头的活力则需靠要素流动和产业支撑,这样才能让“家门口”的烟火气从节日景象,变为城乡融合发展、人来人往的日常风景。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 冯奎

王振:加快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向世界级产业创新带迈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强调“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是经济发展最活跃、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劲的区域之一,区域空间覆盖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镇江、泰州、扬州等9个城市。活跃的大城市、活跃的中小城市、活跃的开发区构成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的创新基底。

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崛起及产业创新升级过程中,都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产业带或创新集聚区,如美国波士顿128公路、美国硅谷、日本太平洋沿岸工业带等。今天的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密集的现代化高铁和高速公路,繁忙的长江航运和国际航运路线,串联出世界级交通物流网络;密植的高水平开发区和一流科技创新平台,加自贸试验区引领的开放型创新,推动“世界工厂”向世界级产业集群加速迈进。“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加速重塑,科技竞争成为主要角力场。建设一条创新产业集聚度高、创新策源功能性强、创新生态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创新走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

第一,提升沿沪宁产业创新的战略功能定位。

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进入“第二个五年”的全面发力阶段,有必要把深化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要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共筑科技创新策源地、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共育国际一流创新生态,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加快向世界级产业创新带迈进。

具体而言,应聚力打造世界级产业创新带的三大核心功能:汇聚更多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科技创新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协同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带功能;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增强高端产业引领带动功能;共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共推创新要素畅通流动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共谋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增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孕育带动功能。

第二,构建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协同推进体系。

目前,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还处于构建跨区域协同推进体系的起步阶段。可积极借鉴G60科创走廊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重点搭建三大协同推进子系统:

一是建立健全政府间协同推进体系。在江苏省和上海市层面,由相关部门联合出台支持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的配套政策,并设置工作专班,协调相关城市,协调省市层面相关部门。在“八市一区”层面,推动各地成立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领导小组并专设推进办公室,加强城市间、部门间的协调能力。

二是构建创新主体联盟体系。“政府搭台、联盟唱戏,头部牵头、链条共振”是G60科创走廊的重要发展经验。“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发挥行业头部企业、重点科研院所的引领带动作用,做深做实产业联盟、产学研创新联盟、园区联盟以及产业、科技、金融跨界联盟,继而联合构建跨区域合作体系。

三是搭建高能级创新服务平台共建共享体系。具体包括创新孵化转化服务平台、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资源要素交易服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平台、人才培养引进服务平台、战略决策咨询服务平台等,并争取一些特定领域的专项政策支持和赋能,建设具有先行探路、引领示范功能的创新服务平台,强化跨区域服务功能、线上服务功能、资源动员功能和国际化服务功能。

第三,强化改革赋能发区域一体化基础动能。

深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建设区域一体化市场。加快推进重点城市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消除地方性特别保护政策或措施,让要素畅通流动。加强要素交易市场一体化建设,可由上海交易集团牵头,推动各城市要素交易平台深度链接和数据共享,梳理形成要素交易市场的标准、规则统一体系。

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顺应人口跨区域流动、产业跨区域布局、创新跨区域协同的大趋势,率先在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衔接、政策协同、标准趋同,重点领域包括教育、劳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等。

加快实现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高水平互联互通。硬件方面,应按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加快推进重大通道建设,强化多式联运线路拓展,优化供应链资源布局;软件方面,应促进交通物流信息平台的跨区域、跨行业共建共享,积极推广国内国际一体化的国际物流服务模式,提高物流效率和供应链稳定性。

第四,充分发挥普陀起点优势,增强上海的引领服务功能。

普陀是上海连接长三角的“西大堂”,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承载区。下一步,有必要加强政策集聚力,以加快建设世界级产业创新带为战略导向,通过系统化专项政策支持等,增强普陀的政策牵引力和协调力,加快形成与G60科创走廊同频共振、两翼齐飞的新格局。

同时,积极支持普陀新建或提升一批市级创新服务平台。精准对接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的高端产业集聚优势和未来产业布局趋势,优先新建一批市级新兴产业研究院(研究中心)、概念验证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等平台;充分发挥普陀要素交易机构集聚的平台优势,打造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建设重要承载区;增强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会客厅功能,改造提升上海西站与真如城市副中心,汇聚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的共商平台、展示平台、金融服务平台、基金平台、智库平台及各个联盟平台。

此外,还可进一步提升“创新飞地”集聚功能。通过构建合作共赢的政策机制,提供智能化、绿色化的承载空间,探索实践“飞地孵化”“离岸创新”等新模式,吸引各地的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和园区入驻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上海社会科学院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王振

邹红:持续拓展消费增长新动能新空间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介绍,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这一历史性突破,既彰显了我国消费市场的韧性与活力,也反映出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更加稳固。

当前,我国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增长态势持续向好,消费增长动能加快向多领域延伸。2025年,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对汽车、家电、数码等大宗耐用品消费形成明显拉动,相关销售额超2.6万亿元。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快于商品零售额,其中文体休闲、旅游出行和健康等服务呈现两位数增长。线上服务消费增长22%,低空旅游等新业态加快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场景进一步涌现。下沉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5.3%,农村旅游消费增速不断增加。然而,伴随着消费“量”的增长和“质”的升级,消费结构性分化、制度性约束与供给短板问题日益突出。耐用品消费增长动能趋弱,新型和服务消费潜力在不同群体之间释放不均,县域和乡村仍存在有需求、少场景的供需错配,有待通过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持续拓展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动能、新空间。

从以旧换新耐用品补贴政策成效看,2025年不同品类拉动效果呈现明显分化: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0.9%,而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约11.0%。政策对家电、汽车的额外消费拉动系数相较2024年明显回落,须进一步优化补贴商品支持范围、补贴标准与实施机制,将促消费重点由耐用品向服务消费拓展,由“补商品”向“补服务”转变。服务消费具有高频、难以储存等特征,消费补贴、消费贴息等政策范围向服务扩围,有利于增加百姓获得感,也有助于形成稳定持久的消费增量。同时,还需注重服务补贴的结构优化和场景协同,推动餐饮、文旅、住宿休闲等多元场景联动发力。各地通过餐饮券、文旅券等服务型消费补贴加快促进消费。例如,2026年全国春节文化和旅游消费月预计发放超3.6亿元相关补贴,将进一步带动客流和消费活跃度提升。

技术赋能是消费提质的“硬支撑”。科技创新推动产品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数字定制服务进一步满足细分市场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在产品迭代的基础上,新场景的打造重塑消费“软环境”。业态创新融合提升消费体验、激发消费意愿并衍生新的消费需求。近年来,针对青年群体偏好情绪价值与体验消费的特点,各地持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消费新空间。如“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品美食”等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成为新潮流。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制度型开放有利于为消费扩容提供新空间。当前,通过实行扩大免签范围、优化离境退税等举措,也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掘入境消费潜力。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通过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加大社保帮扶力度,构建中低收入群体的长效增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流通是从生产到消费的必要环节,要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就得着力打通消费堵点。通过标准互认、物流“一单制”等措施,推动消费要素自由流动,打破区域壁垒与市场分割。实践中,一些地区推行物流“一单制”试点,企业仅凭一份多式联运单覆盖全程,提升了调配运力和物流效率,让商品和服务更便捷地触达消费者。同时,也要看到,当前下沉市场的商业硬件设施仍存在明显不足:中西部县域冷链覆盖率不足40%,超过50%的县城没有大型商业综合体,这些“有钱无处花”的供需错配,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只有补齐配套商业设施,才能把收入增长和流通便利真正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推动下沉市场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增量空间。

站在新起点,应把促消费与惠民生更好结合,将政策资源向服务供给和居民日常所需倾斜,让老百姓更敢消费、更愿消费、更能消费,推动消费潜力真正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内需根基。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邹红

王春蕊:以文旅协同激发京津冀消费活力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文旅产业因高关联度、强融合性、广辐射性等特质,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引擎。京津冀地域相连、文脉相通、人缘相亲,为文旅协同奠定了坚实基础。河北要依托富集的文旅资源、畅达的交通网络、深厚的产业基础,精准锚定京津消费需求,丰富消费业态,创新协同范式,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文旅协同从“物理连接”向“化学融合”转变,把协同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注入新动能。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丰富引客入冀消费业态

河北文旅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产业基础较好,在承接京津文旅消费外溢中具备错位发展、互补共兴的先天条件。要紧扣京津市场周末游、康养游、体验游核心需求,着力培育一批体验式、沉浸式、交互式融合消费业态。

深耕“文旅+康养”。随着京津地区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高品质、专业化的康养服务需求日益旺盛。要紧跟康养消费升级趋势,整合医疗、养老、旅游资源,开发候鸟式养老、旅居式康养等复合型产品,打造一批集休闲度假、医疗护理、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康养旅游基地,让“养老在河北”成为京津康养消费的重要选择。

壮大“文旅+特色产业”。把握县域游消费新趋势,结合各地产业特点开发兼具实用性与地域辨识度的文旅商品,依托产业集聚区培育雕刻艺术、中医药膳、羊绒文创等主题文旅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产业文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产区+景区”改造,推动生产基地向旅游景区转型,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

做强“文旅+赛会”。持续提升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品质,高水平举办国际冰雪赛事。结合山地、草原、湖泊等地形特征,策划特色体育赛事,吸引京津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主动对接京津会展资源,联合举办高水平展会,以展促旅、以会引客,配套完善餐饮、住宿、购物等消费服务,推动赛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依托立体化快速通勤优势,构建跨区域文旅新格局

京津冀地区拥有密集的交通网络,为文旅协同提供了硬核支撑。河北要充分发挥区位和交通优势,推动文旅空间格局从“放射状”向“网络状”迈进,着力打造跨区域文旅新优势。

依托高铁“通勤圈”,打造京津冀轨道风景线。充分利用京雄、京唐、京保、京张等高铁线路,探索在旅游旺季和周末开行主题文旅专列,推出“高铁+景区+住宿”一体化套餐,吸引京津游客“乘着高铁游河北”。择优建设一批“高铁候车厅+旅游集散中心”,实现高铁与景区直通车、汽车租赁的无缝接驳,将“快达”与“慢游”有机结合。

依托高速公路“一张网”,构建自驾游风景廊道。满足京津居民周末休闲自驾游需求,依托张承高速、沿海高速、太行山高速等,串联沿线山地、草原、海滨、湖泊等自然景观以及长城、古镇等人文资源,联合京津共同建设主题风景道。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向“旅游驿站”转型,引入地方特产专柜、非遗体验项目,将服务区打造成为游客的消费节点,培育发展“过路经济”“后备箱经济”。

依托世界级机场群“大枢纽”,拓展入境游市场。主动承接京津入境客流,推动河北入境旅游资源深度融入京津冀航空网络。在用好现有入境游精品线路基础上,推动承德避暑山庄、山海关、正定古城等优质资源深度嵌入北京主推的入境游线路。联合航空公司、在线旅行平台推出“机票+高铁票+景区门票”组合产品,提升河北文旅的国际曝光度和吸引力。

以数字技术赋能消费升级,塑造文旅协同新范式

数字技术是打破行政壁垒、重构文旅空间、提升消费体验的有效引擎。要以数字化手段破解跨区域消费堵点,通过数据互通串联三地资源,以场景共创贯通消费链条,在深度融合中激发消费活力。

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运用元宇宙、人工智能、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联合京津对长城、大运河等重点文保单位进行数字化保护与展示。开发“指尖上的燕赵”非遗数字馆,多维度展示京剧、评剧、皮影、剪纸等非遗项目,打造“可参与、可体验、可带走”的数字化消费新场景。

畅通数字化消费通道。持续升级“乐游京津冀一码通”平台,整合三地景区预约、酒店预订、交通查询、购物支付等全链条服务,破解游客跨区域游览面临的多次注册、反复购票、支付切换等问题。在重点景区、交通枢纽推广刷脸入园、无感支付、智能电子导览等应用,推动消费端数字化贯通,实现预约旅游、消费服务的便利高效。

推动惠民政策跨域通用。深化京津冀旅游一卡通与社保卡功能融合,整合三地景区、博物馆、剧院、体育场馆等消费场景,拓展“卡码合一”应用场景。探索建立“券随人走、跨省通用”机制,推动文旅消费券、惠民卡、积分权益互联互通,以政策叠加效应释放跨区域消费潜力。

强化公共服务协同,营造优质暖心消费环境

公共服务协同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文旅消费满意度的关键一环。要持续优化文旅消费环境,推动服务供给从“单向供给”向“共享互通”转变,从“优”向“暖”跃升。

营造有温度的服务环境。实施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加快推进重点景区旅游厕所智能化改造、多语种导览标识系统完善、无障碍设施全覆盖、自驾游充电桩加密布局,提升景区多语种解说、国际支付、外文标识等国际化服务水平。常态化开展旅游志愿者服务行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救助等贴心服务,让热情服务成为河北文旅的亮丽名片。

打造共享互惠的人文环境。推动三地文化场馆资源共享、展览互换、演出互动,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文化惠民成果。依托三地公共文化场馆,共同策划推出“京津冀文博打卡地图”“跟着展览游河北”等主题线路,联合三地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推出特色临展,吸引跨域观展客流,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构筑安心放心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跨区域投诉处理、联合执法、信用监管等机制,推动三地12345热线与文旅专席“一键互转”,实现游客投诉限时办结。推动三地文旅企业信用信息共享,营造公平有序、安全放心的跨区域文旅消费环境,让游客游得安心、买得放心、玩得舒心。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 王春蕊

国研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升华与实践智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既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土壤,又孕育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崭新实践,是理论创新与实践智慧的结晶,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展望“十五五”,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主旋律,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内在要求,必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修补性治理”向“内在性增长”跨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理念不断丰富、完善和升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体现在“两山”理念上。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意志的确立,展示了“两山”理念的内涵丰富、党的指导思想、国家意志的升华。

从演进过程看,生态文明理念经历不断丰富、完善和升华过程。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等系列文章被汇编成《之江新语》一书:“两山”理论是其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同志对基层实践的精准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的诸多场合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论述并丰富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与内涵,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不仅科学阐述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还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深刻道理。

从认识逻辑看,生态文明理念逐步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完成了从实践总结到国家意志的升华。2015年3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写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原则,标志着这一理念进入国家治理顶层设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提出;同年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法律地位。2021年11月,我们党将“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至此,生态文明理念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国家的意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成为全体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自觉行动。

从实践逻辑看,生态文明理念,既来自于我国的生动实践,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话语体系。近年来,我国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城乡规划建设、产业发展、民生福祉,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生态文明理念植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发展实际,是具有中国气派的科学理念,不仅回应时代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也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两个结合”的结晶,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

示范创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落地

政策引导与规范。为提高示范创建和创新基地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生态环境部先后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复核工作规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评估技术导则”,修订“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指标”“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管理规程(试行)”等文件,要求坚持制度引领、规划先行、权责统一、典型示范、公众参与等原则,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试点先行示范引领。我国启动了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为核心的示范创建体系,以引领生态文明理念落地落实。《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等中央文件,均将“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建设‘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列为重要任务。2017-2025年,生态环境部组织7批示范创建工作,累计命名572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240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示范区和实践创新基地并非简单的“挂牌表彰”,而是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推动发展方式、生活方式、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实现天蓝、地绿、水清的人居环境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的有机统一。

示范创建和“两山”基地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生态质量“指标”持续跃升:示范创建将生态质量改善作为“硬杠杠”,推动生态环境“家底”不断增厚;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普遍居于省级行政区内前列。近一半实践创新基地生态状况达到“优”级,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率先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处于各省(区、市)领先水平。一批资源消耗持续降低、低碳水平稳步提升的典型案例,夯实了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各具特色的“两山”转化模式初步形成,生动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演绎了“颜值变价值”的蝶变过程。现将“两山”转化的特色模式分别介绍如下。

以护绿为特色,筑牢生态基底,释放良好生态红利。“护绿”的核心在于坚守生态环境底线,以高质量生态基底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只有守护好“绿水青山”,才会有“金山银山”。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新需求,须让山川秀美,让河水清澈,让蓝天绿地交相辉映,让生态惠民、生态富民落到实处。若脱离生态环境保护谈发展,不仅会透支自然本底,更会让经济发展失去可持续基础。

对山清水秀的原生态区域,要维系山川秀美、河水清澈、蓝天白云的自然本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预留空间;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等区域,依托财政转移支付、横向生态补偿等制度安排,将生态保护成效转化为稳定的财政收入与就业机会。对受到污染或生态退化区域,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协同推进,推动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同步推进。在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中,通过对森林、草原等的生态管护措施实现“生态收益”。

以修复为重点,修复生态伤疤,夯实发展基础。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必要修复,既不能无视,也不能过度修复;关键是以发展的思路和方法推进生态修复,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让退化的生态系统重新焕发生机,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创造竞争优势。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经过三代人60余年奋斗,将荒原变为了林海,创造了生态修复的典范。辽宁大洼、江苏贾汪、山西沁源等地通过矿山复垦将塌陷区“生态伤疤”转化为农业种植、生态旅游发展场所。福建省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和永春的“全域生态综合体”、云南省洱源的洱海保护“七大行动”、浙江省德清的“九法治水”等,均形成各具特色的修复模式。中新天津生态城,通过生态修复、产城融合发展,将盐碱滩涂打造为宜业宜居的生态新城。生态修复后加载文化元素还可以打造特色品牌,如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遗产品牌、福建泉州鲤城“古泉州(刺桐)史迹”的文旅融合、新疆特克斯“世界喀拉峻·中国八卦城”的特色IP等。技术进步与工艺创新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支撑,不仅可以将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还能提升生态产品科技含量与附加值。

以增绿为途径,扩大生态增量,培育发展动能。“增绿”的核心是提高木本草本植被覆盖率,充分发挥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的“四库”功能,增加自然生态资本积累,实现生态增量向经济增量的转化。“三北”工程持续推进大规模植树造林,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等,不仅控制沙漠化的侵入,还筑牢了北方生态屏障。古库布其沙漠、甘肃省八步沙林场、山西省右玉县等地通过长期添绿、增绿、补绿,实现了“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逆转。甘肃省民勤县、山西省右玉县等,均创造了荒原变林海、沙地变绿洲、青山变金山的人间奇迹。而“沙戈荒”成为我国北方地区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基地。重庆市巫山县依托山地立体气候特点,发展气候经济,形成了“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生态品牌—生态效益”的良性循环。贵州省毕节石漠化地区创造了“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脚搭台子”的立体经果林模式,既治理了石漠化问题,又带动农民就业、增加收入。对于土壤污染地区,通过种植能源植物,既可吸收土壤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和二氧化碳,又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收到了降碳减污“一举多得”的效果。

以运维为手段,深耕生态优势,培育产业优势。核心是聚焦“精耕细作”,精准挖掘生态资源的独特价值;通过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提升生态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财富的高效转化,让生态优势成为产业核心竞争力。在农业领域,浙江省安吉县、四川省稻城、云南省元阳县等地推动绿色有机农业、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发展了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浙江安吉变“靠山吃山”为“养山富山”,全县财政收入中绿色收入占比越来越大。在产业升级领域,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做“减法”,换取生态质量与经济效益“加法”,实现环太湖地区的绿色发展。贵州省贵阳乌当区以“生态+”融合为路径,构建“百姓富、生态美”的生态健康之区。在特色产业领域,吉林省集安市构建人参研发、种植、加工、营销全产业链。发展旅游业,则需要研究新形势下需求侧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什么新需求,提供什么样的生态产品和服务才能满足需求侧变化。要研究为什么浙江省安吉县全域乡村旅游、吉林省抚松县冰雪旅游等,能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而有些地方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是发展生态旅游业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以绿碳为载体,激活碳汇潜力,实现生态价值。内涵是通过海洋、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将减碳的成效转化为经济收益。海洋生态系统、沿海滩涂植被是地球上最密集的碳汇载体之一,保护修复是激活碳汇潜力的重要抓手。我国沿海的海草床、红树林、滨海盐沼等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全国红树林面积增长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广东省湛江市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退塘还林+生态补偿”机制,成为濒危鸟类重要越冬地;海南省东寨港运用“海漂垃圾拦截网+底栖生物增殖放流”技术,提升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其红树林修复项目产生的5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成功交易,不仅恢复了红树林生态,还能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滨海盐沼湿地中的芦苇、碱蓬等植物,不仅能捕获与封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还能净化水质、维系生物多样性,形成“降碳—生态—增收”的良性循环。通过“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等建设,整治修复海岸线与滨海湿地,可显著提升碳汇能力。山东长岛县以“固藻集鱼”模式建设海洋牧场,通过人工鱼礁投放、藻类移植,实现纯天然养殖,形成“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的美好生态。

对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简要评述及其展望

生态环境保护者、生态产品提供者只有有了收益,才能提升生态产品生产和供应的积极性,生态环境质量才能得到真正改善。将优良的生态环境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关键在于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以市场价格计入地方生产总值核算,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机统一。《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规定,生态产品即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的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等三种类型。通过生态系统价值核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使其经济价值显性化。发展有机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要提升产品特性和质量档次,丰富文化和情感价值等内涵。如陕西安康的茶农因茶兴业、因茶致富;吉林查干湖渔场实现了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业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江西婺源县将古村落保护与生态旅游结合,形成“最美乡村”品牌。要以品牌为抓手整合生态产品和服务,减少生态产品形状、品质的雷同,避免“内卷”。

从资金来源角度看,包括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横向生态补偿、损害赔偿等方式,主要有政府付费、公众付费、公益组织付费及多元付费等类型。一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作为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资金,主要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损失补偿费、育林费、林业基金、造林专项资金、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资源综合利用基金、清洁生产基金、环保产业基金等。二是横向生态补偿。需要厘清补偿理由、对象、补偿数量及方式。对受益主体明确的生态产品,应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对承担国家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责任的核心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的生态补偿,以国家转移支付方式为主。对不同行业间、河流上下游间、流域间的生态补偿。以新安江—千岛湖、赤水河流域联合补偿等为典型案例。三是拓展资金渠道,形成有利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财税政策和绿色金融制度。如浙江的“‘两山’合作社”、福建的“生态银行”、江西的“古屋贷”等模式。四是市场机制。以碳汇市场为例,以数据监测和分析为基础,市场交易前提是所有权确定、市场价值标准化,以反映市场供求、稀缺程度、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成本等,使绿水青山保护者和美丽中国建设者有所得,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十五五”绿色发展蓝图已经擘画,目标任务已经明确: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战斗号角已经吹响,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修补性治理”到“内生性增长”跨越,从“理论共识”向“制度安排”跃升,砥砺前行,久久为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原副巡视员、研究员 周宏春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论述,为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新形势下的战略选择

(一)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

物质资本投资为经济发展筑牢硬件基础。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达4.8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70%以上;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同期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9万公里,继续保持全球第一。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拉动效应显著,如哈大高铁开通后,沿线沈阳、长春、大连等城市GDP年均增长超过3%,带动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升级与人口集聚。但随着投资规模扩大,物质资本投资边际效益递减问题凸显。调研显示,部分三四线城市存在“重建设、轻运营”倾向,造成财政资源低效使用。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显示,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33.7%提升至2020年的36.8%,2024年进一步增加。根据人民日报消息,我国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000万人,农业领域累计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超过900万人次,推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2024年提升至63%,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二)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支撑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两类投资协同发力。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核心特征,其发展既需要超算中心、P3实验室、洁净厂房等“硬支撑”,更需要具备交叉学科背景、工程化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复合型人才“软支撑”。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算法研发与算力基础设施需深度协同:例如某国家级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投入8.2亿元建设千卡GPU集群(物质投资),但因掌握深度学习框架、联邦学习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数量不足,2024年实际算力利用率仅58%,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后通过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开展“算力应用人才专项培养计划”,6个月内算力利用率提升至75%,验证了两类投资协同的重要性。

(三)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与产业变革的战略需要

人口老龄化加速倒逼人力资本投资升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5.6%。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传统“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经济增长动力需转向“人才红利”驱动。与此同时,新型基础设施加速布局,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24年我国5G基站总数达425.1万个,数据中心机架规模超880万标准机架,为智能制造、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新业态提供底层支撑,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激增。而技能人才短缺成为产业变革的主要制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一些岗位的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达2.5,即1名高技能人才对应2.5个岗位需求。

(四)促进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

城乡人力资本配置不均衡扩大了发展差距。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乡村(不含镇区)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为76.2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6%)9.77个百分点,更低于城镇平均水平(92.6%)16.37个百分点。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限制了农村青少年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进一步固化了区域人力资本差距。从区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区虽建成高速公路、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但因本地化技术团队不足,部分新能源基地产能利用率不足70%,影响了其与东部地区的均衡发展。浙江“山海协作工程”提供了协同发展的范例,该工程在推进山区26县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同时,实施“县乡医护人员定向培养计划”,定向培养本土化全科医生和护理人员。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面临的突出挑战

(一)投资结构失衡,出现重物质轻人力倾向

物质资本投资占比显著高于人力资本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测算,2024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约18.5%,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4%。202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7.2%,人力资本相关投资占比合计仅11.2%,低于物质资本投资占比7.3个百分点。地方政府与企业投资偏好加剧结构失衡。有的地方政府受“短期政绩导向”影响,更倾向于投资能快速形成“看得见、摸得着”成果的基础设施项目;有的企业过于追求短期产能扩张,忽视人才培养长期价值。调研发现,有的地方政府的产业扶持资金中,90%以上用于厂房补贴、设备购置奖励,用于人才引进、员工培训的不足10%。如某新能源企业2023年投入12亿元建设智能生产线,未同步开展员工技能培训,导致2024年该生产线开工率长期低于65%,“物质资本闲置”与“人力资本短缺”同时阶段性存在。

(二)协同机制有待完善,两类投资“各自为战”

统筹协调不足。当前,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物质资本投资项目审批与管理,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人力资本投资相关工作,部门间缺乏统一的统筹协调机制,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绩效评估各成体系,易出现“规划不同步、建设不同步、见效不同步”的情况。以某市集成电路产业园为例,2022—2024年投入18亿元建设标准厂房、净化车间,但未同步规划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或人才引进配套设施,导致2024年园区企业投产时面临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人才缺口,部分生产线闲置3个月以上。而且,评价体系对人力资本配套指标考虑不足。现有产业园区评价标准仍以“投资额、亩均税收、建设速度”为核心指标,较少纳入“人才配套率”“技能匹配度”等人力资本相关指标。

(三)区域城乡差距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不均衡

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持续拉大。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显示,2022年我国乡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7年,低于城镇平均水平(11.61年)2.24年;2020年全国人力资本总量中,城镇占86.7%,农村仅占13.3%;城镇人均人力资本达363.7万元,农村仅108.2万元。2011—2020年,城镇人力资本总量年均增长率为9.1%,农村仅2%,差距呈扩大趋势。同时,区域人力资本投资分化明显。该报告显示,2022年东部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8年,高于中部地区(10.2年)1.6年、西部地区(9.8年)2年;东部地区人均人力资本为421.5万元,远高于中部地区(286.3万元)、西部地区(245.7万元)。中西部地区通过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但人力资本投资滞后导致部分基础设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四)激励机制不足,投资于人缺乏内在动力

业参与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不高。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外部性强、回报周期长、收益不确定性高等特点,调研发现,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培训后人才流失”顾虑,主动投入意愿不足。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但有效的成本分担与风险补偿机制仍待完善。金融支持与考核导向制约投资规模。传统金融机构依赖固定资产抵押模式,而人力资本属于无形资产,难以估值与变现,导致金融支持不足。同时,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物质项目相关指标(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项目开工率)权重达60%,人力资本相关指标(如技能人才培养数量、职业培训覆盖率等)权重不足20%,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投资于人的积极性。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协同模式

德国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院校参与”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深度协同。在该模式下,企业不仅投入资金建设实训车间,还承担70%的实训课程教学,院校则负责30%的理论课程教学;政府通过“税收减免+补贴”激励企业参与,企业用于职业培训的支出可享受税收抵免,对培训人数超过100人的企业额外给予补贴。这种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岗位需求与人才培养直接对接。如某汽车制造企业在建设新生产线时,同步与当地职业院校合作开设智能装备运维“订单班”,根据生产线技术要求设计课程体系,学生毕业后直接上岗。这种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于:需明确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主体地位,建立成本共担、收益共享的激励机制。

(二)新加坡:“数字基建+数字人才”超前协同模式

新加坡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实现了数字基建与数字人才的超前协同,为我国布局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借鉴。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在规划5G基站、数据中心等数字基建时,会提前两年启动数字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政府+企业”共建的新加坡理工大学(原新加坡科技学院)定向培养人工智能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专业人才,课程设置直接对接数字基建运营需求,企业技术专家全程参与教学,确保人才技能与设备操作、系统维护等需求无缝衔接。其“政府+企业”共建基金模式极具参考价值:基金由政府出资60%、企业出资40%,资金主要用于院校数字技能课程开发、实训设备采购和学员生活补助,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提出培训方向,确保人才培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我国在推进数字基建建设时,可借鉴这一模式,由地方政府联合本地数字产业龙头企业设立专项人才培养基金,将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投入按比例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同时要求数字基建项目投资方从项目总投资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用于人才培训,形成“基建超前规划—人才同步培养—产业快速落地”的良性循环。

(三)日本:应对老龄化的“民生设施+专业人才”协同模式

日本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构建了“设施建设—人才培养—资金保障”的闭环体系。日本厚生劳动省规定,养老机构建设项目必须配套专业护理人才培养计划,每建成1所养老机构需同步培养20名护理员,同时通过“护理保险制度”整合个人缴费、企业缴费、政府补贴。这一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在于,需建立民生设施与人才需求的前置对接机制。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存在养老设施、医疗设备建成后因缺乏专业人才而闲置的问题,其根源在于项目规划阶段未考虑人才配套。可借鉴日本经验,在民生类物质投资项目的审批环节,将人才培养方案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必备内容,对未制定人才配套方案的项目不予审批。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投资结构,建立差异化协同配比机制

国家层面出台两类投资协同发展指引,明确不同地区的差异化配比方向,乡村振兴项目优先保障技能培训经费投入,重点培育本土实用型人才。设立中央财政专项引导基金,通过基础指标与典型协同项目综合考量分配资金,重点倾斜协同潜力大的薄弱地区。采用“以奖代补”,按后期绩效兑现资金,确保使用效益。搭建全国两类投资协同监测平台,动态跟踪核心指标并定期发布排名,对投资结构失衡地区采取约谈、暂停资金拨付等措施,倒逼地方优化投入。

(二)健全协同机制,破解“各自为战”壁垒

省级层面设立两类投资协同机制,整合多部门数据与资源,构建省市县三级协同体系,定期召开推进会,解决协同问题。所有重大物质投资项目立项前需开展人力资本适配性评估,由第三方机构分析人才供需情况,评估不通过不得进入审批流程;同时将人力资本配套纳入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项目设计、验收至运营全程核查相关落实情况。修订产业园区评价办法,增加人才配套、技能匹配等指标权重,对协同示范园区给予奖励并优先推荐创新平台,对排名靠后园区要求限期整改。

(三)聚焦均衡发展,实施差异化补短板行动

乡村地区推广“一乡一品一校”模式,围绕主导产业建设实训基地,联合职业院校开设定制课程,中央与地方财政分别补贴学员培训、基地建设及师资配备,形成产业、培训与就业的闭环。中西部地区对重大项目实行物质投资与人才培育捆绑政策,项目方提取资金用于本地人才培养或引进,中央财政给予配套补贴。东北地区实施设备焕新与人才回流双轮计划,对更新设备企业给予补贴并要求同步开展员工培训,为返乡技能人才提供创业就业补贴、子女入学及就业推荐等支持,建设区域技能人才市场、搭建对接平台。

(四)强化激励保障,激发投资于人内在动力

完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分担与风险补偿机制,对企业开展技能培训给予税收抵免,与院校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给予财政补贴。创新人力资本金融支持工具,出台评估指引,明确可量化指标作为贷款质押依据,在人力资本密集地区试点“人力资本证券化”,政府设立风险补偿基金,鼓励商业银行开发技能人才信用贷并给予利率优惠。优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导向,将两类投资协同发展纳入考核体系,提升人力资本相关指标权重,对考核优秀地区给予财政倾斜,对落后地区进行约谈并暂停专项申报资格,同时将协同成效纳入领导干部个人考核。

(五)创新培养模式,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实效

推行“嵌入式”技能培训模式,依托企业系统开发微课程模块并嵌入工作流程,员工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并计入档案。在短视频平台开设“技能直播间”,邀请专家直播教学,平台给予流量扶持并对授课时长达标的专家给予奖励,推动在规模以上企业广泛覆盖。搭建全国技能积分银行,个人参与培训、获取证书、竞赛获奖等可累积积分,积分可兑换公共服务;建成信息系统,实现积分跨区域跨部门互认。

(六)强化能力建设,夯实协同发展基础

加强投资协同管理人才培养,在重点高校开设相关专业方向,中央财政补贴学费,对基层就业达标毕业生代偿助学贷款,定期组织地方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并邀请专家讲解案例。支持行业组织发挥桥梁作用,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头部企业牵头组建新质生产力人才联盟,负责标准制定、课程开发与认证,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给予经费支持。建立两类投资协同监测评估体系,由多部门联合组建监测评估中心,并监测关键指标,定期发布发展报告,每年组织第三方机构评估政策效果,根据评估结果推广有效政策、修订或废止失效或过时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佐军

在我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持续深化垃圾分类工作

垃圾分类是一项细致活,要像绣花一样兼具细心、耐心与巧心,保持战略定力和工作韧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走得远、走得长久。

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在城市治理上要倡导下“绣花功夫”,垃圾分类工作要持续推进,不能紧一阵松一阵,要持续抓好落实。这表明,持续深化城市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不断提升居民参与度与获得感,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城市居民的日常行为习惯,构建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培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尚”,既是生态文明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号召,也是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我国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并后续全面推进这项工作,时机选择恰当。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格局下,遵循生态环境保护规律、碳达峰碳中和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我国对垃圾分类行动作出统筹部署,明确总体目标并规划实现路径,不断完善法治建设,升级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工作体系,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向深入。经过几年努力,相当多的城市已建成基本完备的垃圾分类装备体系、垃圾清扫和管理评价体系、垃圾分类打分评价和奖惩体系、垃圾转运和分类处理体系、资金筹集和经济激励体系,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市容市貌与城市风尚大幅改观。

持续深化垃圾分类工作,需把握好时间节奏,保持必要的历史耐心。尽管短期成效显著,但持久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既要明确工作目标、把控时间节奏,也需要持续投入人力财力,推动各方面工作不断深化。在推进方式上,应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不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不简单用智慧化分类方式替代群众的行为自觉。未来,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建设和垃圾分类工作的要求上来,坚定工作信心、保持工作定力,着力解决思想认识不到位、行动时紧时松等问题,健全全天候、系统性、现代化的垃圾分类体系和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塑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新范式。

持续深化垃圾分类工作,需统筹推进规划编制与法治建设。科学开展垃圾分类规划,既要将其纳入“美丽城市”“无废城市”建设的整体布局统筹谋划,也要统筹好城市与农村垃圾分类的要求和方式,统筹好一般工业垃圾与生活垃圾的处置,统筹好可回收资源与不可回收资源的分类处置,统筹好垃圾回收、焚烧、填埋、危险废物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各地可在《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的指导下,制定类似于“水十条”“土十条”的“垃圾十条”行动方案,科学谋划2030年、2035年垃圾分类工作目标,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循环经济、节能减碳各项工作。在法治建设方面,国家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地方制定法规规章时,要针对垃圾投放、清扫、运输、处置等各个环节,加强规范要求、信息共享、经济激励、信用管理、安全保障等具体制度建设。对于农村垃圾分类,可建立垃圾收集“门前三包”、按户考评、垃圾处理收费及特殊困难户收费减免等制度。有了法治保障,才能实现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推动这项工作走得更规范、更长远。

持续深化垃圾分类工作,需完善协同推进与工作考核的体制机制。在协同推进方面,可借鉴江苏扬州、湖南宁乡等地的成熟经验,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带动社区广泛参与,尤其要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效能,通过扎实的群众工作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群众的自觉坚持和坚定信念;要层层抓落实,为市、区县、乡镇、社区四级建立垃圾分类责任清单,理顺商务、住建、环卫、民政、城管等部门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职责,整合废品回收、小区物业回收、环卫垃圾收集、自治组织工作及政策支撑等各类体系;要健全部门间、机构间的协同推进机制,实现目标协同、政策协调、区域联动、部门协作,确保各方面同心、同向、同行推进城市垃圾分类工作。在工作考核方面,要在固体废物治理行动计划框架内,落实垃圾分类推进党政同责制度,做到管业务必须管垃圾分类、管行业必须管垃圾分类、管环保必须管垃圾分类,实现垃圾分类“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可借鉴上海、北京等地的成熟经验,建立区域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实施工作考核与财政奖惩机制,层层传导压力,倒逼各区域、各部门、各单位将垃圾分类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持续深化垃圾分类工作,需建立健全促进城市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垃圾分类是一项细致活,要像绣花一样兼具细心、耐心与巧心,保持战略定力和工作韧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走得远、走得长久。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健全各方支持、综合成本较低的长效机制。

在模式选择上,我国城市垃圾分类模式既要借鉴学习,更要自主探索,形成长效管理模式。在吸收国际有益经验的同时,更要立足我国城市实际情况,运用中国思维、中国方法,尤其是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解决本土垃圾分类现实问题。无论是采用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四分法”,干垃圾、湿垃圾、其他垃圾的“三分法”,还是干垃圾与湿垃圾的“两分法”,都必须符合实际、简单易行、管理成本最低,并与后端垃圾处置方式有效衔接,唯有如此,才能保持垃圾分类全链条衔接顺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垃圾分类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开展什么样的垃圾分类、怎样开展垃圾分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征程深入推进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回归初心本源,要充分发挥居民参与的主体作用,综合运用示范倡导、督促引导、表彰奖励、告诫处罚等多种方式,培养居民自觉养成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活方式。

在科学管理上,要以务实态度和合理方法推进垃圾分类,不搞面子工程,不盲目增加财政负担购置、配备豪华智慧化垃圾分类设施;要因地制宜,采用差异化方法推进不同地区及城乡垃圾分类工作,实现管理绩效最优化;要创新管理手段,以数字化赋能垃圾分类,对城市垃圾实行智慧化管理,推动城市垃圾优化利用、最优处置;要创新管理政策,如征收跨区域垃圾处理生态补偿费、推进不同属性垃圾协同处置,实现垃圾分类与科学处置综合效益最大化;要建立产业协同耦合机制,推动垃圾回收与资源再生利用、资源能源回收产业有机融合。唯有如此,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才能持久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彰显垃圾分类的中国特色、中国气质与中国风范,为走好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贡献垃圾分类工作的独特力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常纪文

宏观纵览
更好发挥战略叠加效应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下简称“四大战略”),政策出发点及实施重点各不相同,但都从全域一盘棋视角统筹国土空间发展、着眼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在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和生产力空间布局上具有战略一致性。

从目标协同、政策衔接、功能互促等六方面更好发挥战略叠加效应,既符合四大战略持续深化实施、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的阶段特征与政策实践,也是我国空间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更有利于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目标协同

在战略导向上增强叠加效应

从不同战略的目标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旨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分别着眼探索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可持续发展路径、跨行政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丰富发展“一国两制”实践、保护发展母亲河长江与黄河。主体功能区战略旨在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确立主体功能差异化引导国土空间保护发展。新型城镇化战略旨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格局和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不同战略的政策目标各有侧重,但顺应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总体趋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又紧密协同、相互关联。

增强在战略目标上的叠加效应,既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不同战略目标的实现,更是服务支撑国家发展大局全局战略愿景的需要。一方面,推进实现不同战略目标之间有机衔接互促。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盘。区域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提供示范引领。主体功能区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提供更加优化的空间发展引导。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提供疏密有致的人口和要素承载的空间支撑。

另一方面,跳出不同战略各自目标所向,从国家发展全局大局着眼断增强战略目标的相互支撑,切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战略部署上提高战略目标趋同性和一致性,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总体需要。

政策衔接

在制定实施上增强叠加效应

四大战略在政策支撑保障体系上均有完善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安排。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政策着力点上,侧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优惠、人才引育等政策设计,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更好协调区际利益关系等。区域重大战略侧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资源要素配置、扩大对外开放等领域配套出台更有针对性引导政策,旨在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提升重大战略区域的综合影响力竞争力和示范带动作用。主体功能区战略侧重根据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实行差别化的土地、产业、投资政策等,引导形成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新型城镇化战略侧重通过优化完善财政、土地、人口等方面政策,引导人口和经济要素向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优势地区集聚,促进城镇建设与人口就业、产业发展相匹配。不同战略在政策设计、工具选择和传导路径方面有所差别,但都是通过加强政策的分类化、激励性、保障性作用积极引导各类要素合理有效配置。

增强政策叠加效应,有利于促进不同战略框架下各项政策相互衔接、协同配合,在国民经济宏观治理层面放大政策的引导作用和乘数效应。

在实践中,要强化顶层设计层面战略规划及政策研究制定统筹,加强各项政策之间梳理比较和实施效果评估,做好存量政策、增量政策的衔接,增强不同战略框架下各类引导性政策、激励性政策、支持性政策、约束性政策等之间的集成效果,减少政策之间出现对冲、抵消、碎片化和同质化竞争等现象,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阻碍政策衔接的行为倾向,不断增强宏观层面战略政策取向的协调性、一致性和集成叠加效应。

功能互促

在优势发挥上增强叠加效应

从不同战略实施的功能上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注重切实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区域重大战略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探索优化开发模式、一体化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及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在大江大河保护治理等方面的先行示范作用,增强和发挥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引领功能。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增强不同类型地区在农产品供给、生态涵养、城镇化建设发展等方面的功能,统筹能源资源安全、文化保护传承、边疆安全等空间安排,增强空间发展差异化引导功能。新型城镇化战略侧重提升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优势地区的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对人口和资源要素集聚的引导功能。

在实践中,各地区落实四大战略过程中,需要统筹考虑叠加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促进协调功能、区域重大战略实施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示范引领功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战略性保障功能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人口和资源要素配置功能,通过叠加不同战略功能因地制宜激发内在发展优势及潜能。如,对于具有生态或能源资源等特色条件、处于区域重大战略实施范围且综合承载力不高的欠发达地区,需要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培育形成内生增长动力,既要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积极承担战略保障功能,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的政策需要,也要集聚与承载力相适应、产业就业相匹配的人口和经济要素,增强在全国生产力布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作用。

空间联动

在优化布局上增强叠加效应

四大战略基于不同尺度国土空间均对生产力优化布局进行战略安排。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为基本框架,兼顾省区、跨区域联结型地区、特殊类型地区、海洋等其他空间单元,差异化引导区域发展和促进区域协调联动。区域重大战略既有对京津冀三地、长三角三省一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九市这样高质量发展动力区域的空间战略统筹,也有对长江沿江11省市和黄河干支流流经的9省区相关行政区域这样流域空间的生产力布局安排。主体功能区战略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推动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和城镇化格局,从而确定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整体格局。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促进城市群发展为抓手形成“两横三纵”战略格局,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构建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从四大战略统筹实施看,应以不同战略实施的空间单元为基底,进一步围绕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完善重大生产力布局等方面促进在空间上叠加、联动和整合,深化细化优化空间发展结构,既要有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空间布局安排,也要有提高经济效率为导向的人口和经济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的空间引导,还要有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等约束性国土空间保护格局,以及促进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空间之间开放联动的空间组织行为,切实提高空间治理效能,促进全域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改革集成

在机制创新上增强叠加效应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协调发展机制有利于平衡不同区域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对建立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区域互助、区际利益补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政策调控、区域发展保障等八个方面机制作出了系统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的重大体制机制安排作出了部署。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涉及户籍、土地、城市更新、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相关战略涉及体制机制改革的领域、方向和路径不尽相同,但都旨在围绕协调区际利益关系、促进资源要素配置等打破体制机制障碍。

深化实施四大战略过程中,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逐步推动从单个战略框架下改革突破向四大战略统筹实施框架下改革的联动、集成和深化,找准体制机制改革发力点,有利于增强改革的深度、力度和宽度,提高体制机制改革的综合成效,促进各类要素跨区域合理有序流动。

在实践中,要兼顾不同战略的改革方向、路径和不同区域之间利益关系,增强四大战略实施过程中改革方案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探索建立健全跨战略、跨部门、跨区域改革协同的推进长效机制,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一域和全局、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共性与个性、发展和安全等关系,从更加系统施策的视角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破一域而利全局的改革突破口,持续增强改革的协同、联动和集成效应,为构建更加高效协调、健康可持续的区际利益关系提供制度性保障。

任务统筹

在举措落地上增强叠加效应

四大战略实施过程中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对外开放合作和民生发展等经济社会各领域任务。对于战略叠加的地区,在推进实施四大战略过程中,不同程度上会存在相关重点任务举措的叠加。相关责任主体在推进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建立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加强不同战略之间任务举措的统筹实施,有利于更加有效有力集中政策资源及人力、物力、财力等推动相关任务落地落实见效,切实发挥和增强战略叠加效应。

在实践层面,推动不同战略框架下统筹相关任务举措实施,并非简单地实现资源集中、进度同步和平行落地,更需要战略实施层面在组织领导、政策保障、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明确相关责任主体的事权分工,更加充分地整合、配置不同战略框架下的政策资源,既增强同一领域任务举措落地实施的叠加增效作用,也增进不同领域任务举措落地实施之间的协同互促,更好统筹区域战略深化实施,促进区域联动融合发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研究员 张燕;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助理研究员 王琛

形成“放得活”“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作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这既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协同发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彰显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把握。

对经济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始终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发展阶段的现实条件,通过改革持续调整生产关系,保障政府与市场关系相互调适,实现“放”与“管”之间动态平衡,逐步形成与经济发展动态适配的经济体制和治理体系。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缓解商品短缺矛盾,我国推进以“放开”经营主体为重点的改革,推行农村改革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大幅减少对生产和销售的计划干预,但市场监督管理的体系尚未建立,因此容易出现“一放就乱”的局部市场问题。1992年开始,为了顺应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民营经济崭露头角的发展趋势,我国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强调“放活”经营主体,又以分税制、货币政策等手段努力调控宏观经济,在管理宏观经济和激发微观活力上进行了一定探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面对经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不断深化的现实需求,我国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推进了相关工作,改革开放初期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问题得到一定解决。但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统筹好“放”和“管”等是市场经济永恒的话题,既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转换逐步优化,也要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不断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大台阶,意味着我国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复杂程度逐步提升;整体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稳定发展期,意味着我国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意味着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这些生产力领域的条件变化,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创造了良好环境,亦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继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将“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作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重要任务。

“管得好”相较“管得住”,看似一字之差,实则对我国经济治理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强调治理要更加体现依法治国,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逐步实现向“制度型治理”跃升;这意味着治理要更加精准灵活,既避免“市场失灵”,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逐步实现由“堵”向“疏”的转变;这也指向治理要更加具有前瞻性,逐步转向事前源头预防、事中评估调整、事后协同治理相结合,更着眼于增强经济系统的自身发展韧性。

着眼目标统筹好三个关系

根据公共政策理论,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包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收入再分配、稳定经济运行和增长等,近年来各国也将保障安全作为经济治理的重要维度。因此,针对这四个方面,“管得好”相较“管得住”,在经济治理的理念上也实现了新的转变。

从提升效率角度看,“管得住”更多强调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纠正过度竞争、垄断等市场失灵问题;而“管得好”则进一步要求在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的同时,通过精准调控和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从促进公平角度看,“管得住”更多强调通过治理不正当竞争、规范收入分配等,守住市场和社会的公平底线;而“管得好”则进一步要求在实现基本公平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为经营主体和社会各类群体构建机会均等的公平体系。

从维护稳定的角度看,“管得住”更多强调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确保经济大盘不出现大的波动;而“管得好”则进一步要求通过精准调控和合规性监管,提升经济体系应对冲击的适应和修复能力以及长期竞争力。

从保障安全的角度看,“管得住”更多强调通过严格监管和管控,守住安全红线;而“管得好”则进一步要求协同好“守牢底线”和“促进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并在开放中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与此同时,在实践中,着眼于维护经济秩序和优化经济治理,切实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还要注重统筹好三个关系。

统筹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效率和公平是经济治理追求的两大目标,统筹好二者关系是“放得活”与“管得好”的重要要求。“放得活”重点要提升效率,通过简政放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大胆探索、积极竞争,以更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管得好”重点要守护公平,完善监管规则,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同时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弥补市场自发调节的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统筹好创新和稳定的关系。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稳定是持续发展的前提,稳定和创新的平衡是“放得活”与“管得好”的实践要求。“放得活”重点要激发创新,放宽对新兴领域、新业态的准入限制,给予创新主体更大的试错空间,鼓励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释放创新创造的活力。“管得好”则强调筑牢稳定底线,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对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提前预判、及时干预;同时,妥善处理创新带来的利益分配调整,保障社会大局稳定。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也是“放得活”与“管得好”的底线要求。“放得活”的重点在于放开有利于增强发展动能的领域,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外开放合作,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更高质量的发展。“管得好”的重点则在于守好安全红线,聚焦关键领域,强化底线思维,完善安全防控体系;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防范外部风险输入,确保发展不偏离安全轨道。

全方位维护良好经济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放”的目的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管”的本质要求是建设法治经济。近一段时期,我国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经营主体预期不稳,进而容易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亦对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出了新要求。应尽快从宏观经济治理、中观产业促进以及微观秩序维护三个层面着手,逐步形成市场活力迸发、竞争公平有序、收入分配合理、安全韧性强劲的经济秩序。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要注重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协同性。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放得活”和“管得好”的关键支撑。要统筹好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强化对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的应对。要促进宏观政策工具的“靶向施治”,构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相协同的调控模式,准确把握宏观政策实施的时、度、效,避免政策的滞后效应和过度反应。要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促进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政策协同,强化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协同,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注重政策传导机制建设,不断提升宏观调控效能,有效激发微观市场活力。

在产业发展促进中,要注重治理的引导性、公平性、包容性。促进产业发展,既要“放得活”,充分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和竞争活力;又要“管得好”,通过科学有效的治理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推动产业政策逐步向功能性转变,向有利于营商环境改善转变。要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鼓励发展新商业模式,为产业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留足空间。同时,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构建“政策+服务+创新+金融+人才”协同支撑体系,打通企业发展中的堵点,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长效机制。

在市场秩序维护中,要注重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市场秩序是经济活力的保障,维护市场秩序是“放得活”和“管得好”的重要体现。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要规范市场领域执法司法行为,明确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在新业态新领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监管,提升监管适应性和实际效能。推动市场监管转向“常态化治理”,建立涵盖源头治理、早期纠正、恢复处置的全流程防控机制,完善信用监管机制,构建智慧监管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让规范市场行为成为共识,让公平竞争成为常态,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 曾铮

多维度评估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合理性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水平既关乎财政可持续,也影响经济发展的质与效,因此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至关重要。

关于我国宏观税负的口径和内涵

一定时期内一国(地区)新创造的经济价值要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宏观税负反映政府所得份额占比,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在新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也从收入层面上反映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程度。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且拥有矿藏、水流等大量自然资源。因此,我国政府既可以像西方国家政府那样基于管理者身份取得税收收入,也可以基于所有者身份从其拥有的资源资产中获取收入,具体表现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和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

从我国政府收入类型以及预算管理体制的角度看,我国宏观税负可分为三个口径,即小口径、中口径以及大口径(全口径)宏观税负。

小口径宏观税负具体是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它反映了政府以税收形式取得的收入。相比较而言,税收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其收入来源更加广泛、收入规模更大、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强,因此小口径宏观税负对于全口径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与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口径宏观税负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基于收入与支出的关系,目前我国将政府收入分列四本预算进行核算,分别为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其中,将普遍征收、统筹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税收收入及部分非税收入列入一般公共预算;将向特定对象征收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且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入,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将向国有企业收取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且主要用于国有企业的收入,列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向城镇就业人员和居民征缴的社会保险缴款且专项用于社会保险支出的收入,列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可以看出,在四本预算中,只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统筹使用,而其他三本预算中的收入均具有“专款专用”性质,因此,中口径宏观税负反映了一定时期内,政府为提供公共服务所占用的资金份额占比。

大口径宏观税负,也称全口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从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新创造经济价值中取得的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我国预算法的规定,财政资金可在四本预算间调入调出,大口径宏观税负是剔除重复计算后,四本预算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

当前我国各口径宏观税负均处于历史低点

自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各口径宏观税负在短暂微降之后,持续上升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小口径宏观税负2012年升至最高点,为18.68%;中口径宏观税负在2015年达到最高点,为22.1%;大口径宏观税负在2013年升至最高点,为35.72%。此后受各种因素影响,各口径宏观税负持续下降至今。2024年,大、中、小口径宏观税负分别为28.21%、16.28%和12.97%,均为近十年来的低点,其中,小口径宏观税负仅比1994年高出2.43个百分点。

宏观税负的持续走低,不但削弱了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支撑力度,也对财政可持续带来挑战。2012—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与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差值从4.7%扩大至8.13%,财政紧平衡特征愈加明显。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财政收支矛盾加大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债务余额逐年增加,还本付息支出压力不断加大,财政可持续问题日趋突出。

我国宏观税负持续走低的原因分析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持续走低的背后,既有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而主动减税降费的因素,也受近期价格低位运行的影响,还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传统财源增长放缓、新动能尚未形成稳定财源的形势有关。

一是减税降费拉低中小口径宏观税负。自2012年以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国家税务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2025年上半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6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底将达到18.2万亿元,其规模相当于2024年全部税收收入,年均拉低小口径宏观税负1.4个百分点。

二是我国价格低位运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税收收入与价格关系密切。2022年10月以来,我国PPI持续走低,连续38个月为负增长。有学者测算,PPI每下降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下降1.5—1.6个百分点。因此,价格持续下行从而显著拉低了小口径宏观税负。

三是我国房地产业深度调整,影响传统财源的收入贡献能力。健康发展的房地产业不仅能够产生大量房地产行业相关税收收入,影响小口径宏观税负,还能带来规模可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进而影响大口径宏观税负。此外,房地产产业链长、关联行业多,其深度调整还间接影响建筑、建材、家居等相关行业的税收贡献能力,形成连锁和放大效应,构成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要财源。然而,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深度调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等关键指标连续三年负增长,且降幅呈扩大趋势,导致包括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税收的下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从2021年的8.5万亿元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4.9万亿元,累计降幅达42.4%,明显拉低了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及耕地占用税等收入,从2021年的2.1万亿元降低至2024年的1.85万亿元,4年累计降幅达11.9%,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最高点的19.7%(2019年)降至2023年的16.2%,拉低了小口径宏观税负。

四是新兴经济业态的财政贡献能力尚未充分释放。近年来,我国新兴经济业态蓬勃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但受税收优惠政策、征管等因素影响,其财税贡献未能同步增长。比如,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展,但因其适用诸多税收优惠政策,这些产业的发展并未同步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其中,受新能源汽车车购税减免政策影响,2023年车购税减收1150亿元,相当于当年车辆购置税税收收入总额(2681亿元)的42.9%;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已接近50%,燃油汽车市场也因此受到影响,导致成品油和小汽车消费税收入下降,2023年,成品油、小汽车消费税收入分别下降3%和9.9%。

保持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相关思考

必须完整、全面、综合理解宏观税负水平。各口径宏观税负所覆盖的政府收入类型不同,所承载的信息和使用场合也不同。其中,相比大、中口径,小口径宏观税负更适合用于评价我国政府收入的稳定性以及财源的广泛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府收入的质量;中口径宏观税负反映了政府可统筹使用的财力,更适合用于评估政府收入对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撑能力;大口径宏观税负全面反映了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占有情况,因此更适用于评估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大口径宏观税负与政府初次收入分配占比和再分配占比的核算口径均不同。因此,在使用宏观税负指标分析财政问题时,要视具体情况,采用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并且,在评估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时,不仅要单独看各口径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更要将三口径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起来考虑,因为后者能够反映我国宏观税负的结构。

必须多维度评估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性。评价一国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既要看该国政府职能范围,又要考虑该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特点,还要考虑一定时期内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策导向和施政重点,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财政支出压力和政府债务融资的空间大小。因此,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性具有鲜明的国情和历史阶段性特征。

就我国当前发展情况而言,评估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需要参考以下基准:

一是宏观税负水平是否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税收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宏观税负水平过高影响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效率,过低不利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提升宏观治理能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尤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元目标背景下,评估宏观税负是否合理不但要考虑对经济“量”之增长的影响,更要考虑对经济“质”之提升的影响,在确保宏观税负总水平合理的同时,也要考虑宏观税负水平结构是否合理。

二是宏观税负水平是否能够支撑民生改善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实施。目前,我国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已超70%,民生支出刚性和“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征共同决定了我国应保持一定的财政收入规模和宏观税负水平,以保障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同时,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实施也需要必要的财力保障。因此,能够有力支撑民生改善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是判定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的依据之一。

三是宏观税负水平是否能够为更加有力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支撑。尽管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是判定财政政策是否“积极”的主要指标,但宏观税负水平影响财政支出总量以及政府债务的未来融资空间。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力程度、持续时间也是确定宏观税负水平合理性的因素之一。

四是宏观税负水平是否有利于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财政可持续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对财政可持续性提出更高要求,必须为发挥财政政策效能、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财力保障。宏观税负水平是影响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因此,能否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是判定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考量因素。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梁季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谋划推动市场监管工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方位,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2026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和重点任务。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战略部署上来,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谋划推动市场监管工作,不断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大力量。

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推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我们深刻认识到,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变局的坚实依托。在大国博弈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解决好一系列内外叠加的矛盾问题,归集到一点就是要苦练内功,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不确定性。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好统筹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放大我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在更大范围内深化分工协作、促进充分竞争,实现市场整体运行效率的提升。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力破除市场准入退出、企业跨区域迁移等方面障碍壁垒,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防止不当行政干预,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功能。同时,也要通过正确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竞争生态,推动市场健康有序运行。

推动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协同发力。注重强化监管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聚焦产业发展需要优化监管措施,避免出台带来收缩效应的政策,为新技术新模式留足发展空间。同时,也要通过改革创新优化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更加精准高效防范化解风险。

推动优化供给和扩大需求相互促进。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和政策引导,推动提升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品质、加强品牌建设,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同时,要通过优化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等方式,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实现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

充分运用质量技术基础手段,持续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2026年经济工作的思路、任务、政策。我们深刻认识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赖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正是完成这一过程的重要依托和载体,而市场监管部门主管的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技术工具,贯通产业发展全过程,是推动技术迭代和产业链高端化、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重要支撑要素,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而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监管部门要以“质量三强一基”为抓手,深入落实质量强国战略、持续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以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更好适配新质生产力需求。

发挥质量在促进企业做强做大中的作用,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加大对领军标杆企业的培育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强质量创新投入,构建以提质增效为导向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强化质量控制等,提高产品质量先进性和可靠性。鼓励企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推广应用先进质量体系认证,健全企业首席质量官等制度,推进质量管理全流程数智化,带动企业质量水平全面提升。

发挥质量在支撑产业建圈强链中的作用,深入推进质量强链。持续实施质量强链重大标志性项目,聚焦产业链技术迭代和质量升级堵点难点,开展先进共性技术研发攻关和应用验证,增强产业链韧性和核心竞争力。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推动构建质量管理协同、质量资源共享、技术优势互补的良好产业生态。

发挥质量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深入推进质量强县。推动县级城市立足自身定位和资源要素优势,制定实施质量发展战略,健全质量促进政策措施,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导入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推动城市管理理念、方法、模式创新,促进城市精细化、品质化、智能化发展,增强区域质量发展新优势。

发挥质量在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大力实施计量强基工程,建立一批高准确性、高稳定性的新一代国家计量基准。深化国家标准化发展和改革,以高水平标准助力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快提升检验检测和认证能力,为优质产品供给提供坚实技术基础。加快建设质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面向企业和市场提供一站式、一体化服务,推动计量溯源、检测认证等先进质量要素向培育新质生产力聚集。

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微观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积极务实的目标导向,着力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增强居民和企业的获得感。我们深刻认识到,经营主体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微观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其活力的有效激发、发展动力的充分释放,对于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场监管部门要着眼于经营主体的全生命周期,多措并举引导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更好激发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不断提高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常态化开展经营主体发展质量评价,全面反映和客观评价经营主体发展状况,引导和激励各类经营主体坚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法律法规,推动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小个专”党建工作。

有效减轻经营主体负担。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设立收费项目,强化乱收费行为惩戒曝光,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坚持强化执法监督和优化监管方式并重,深化双随机监管与跨部门综合监管等监管模式有效结合,大力推行服务型执法。健全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进一步畅通经营主体问题反映渠道,及时推动解决经营活动中面临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制度性障碍。

持续加大助企帮扶力度。精准滴灌企业需求,不断健全完善全生命周期政策措施靠前服务体系。深入推进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做大做优个体工商户服务平台,强化各地区各部门协调联动,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发展服务体系。加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提高市场准入准营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要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是有成本的。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容易出现安全支出减少、管理投入下降等问题,导致制度规定不落实、保障措施不到位、设备维护不及时、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不惜以非法手段牟取利益。因此,越是在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越是需要我们坚持严的基调、筑牢严的底线,下大气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将守牢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底线,作为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下最大气力抓紧抓实抓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持源头严防。严把经营主体许可准入关,加大现场核查和实质性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证后抽查,确保获证主体持续保持许可条件。严把产品市场准入关,持续做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及时将重点高风险品种纳入生产许可证、强制性标准、强制性认证管理,从源头防范劣质产品流入市场。

坚持过程严管。综合运用日常巡查、体系检查、飞行检查等手段,强化对重点品类、重点企业的监督约束。推动风险清单化管理,全面排查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关键点位,督促经营主体严格做好过程控制。持续提升抽检监测靶向性和覆盖面,确保将风险有效纳入监管视野。

坚持责任严抓。完善责任体系,全面梳理“三品一特”安全监管制度机制,加快补齐空白短板,避免职责模糊、职能交叉、责任落空。强化责任监督,用足用好风险提示、约谈、挂牌督办等手段,加强常态化提醒和督促调度,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严肃责任追究,推动依法依规履职尽责。

坚持违法严惩。加大案件查处和曝光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有影响力、震慑力的大案要案,曝光一批打击效果显著、社会反响良好的典型案例。统筹用好处罚到人、吊销证照、从业禁止、惩罚性赔偿等措施,多措并举提高违法成本。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强化联合惩戒、行刑衔接,进一步放大震慑效果。

深化市场监管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于我有利外部环境的重要举措。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计量、标准、合格评定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以及市场准入、竞争规则、知识产权等监管政策,已日益成为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关键内容,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序推进市场监管规则同国际先进水平深度对接,推动形成开放透明、公平包容和非歧视性的国际经贸环境,为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

强化规则标准“软联通”。持续健全完善“软联通”机制平台,加快推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对接。依托我国优势产业和技术,务实推进一批援外合作项目,按照“一国一策”原则积极推动我国计量、标准和合格评定等走出去,建设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强化部门、地方、企业联动,着力构建多方协同的“软联通”工作格局。

充实监管政策“工具箱”。持续健全境外反垄断风险预警防范处置机制,强化与主要司法辖区执法机构沟通协调,稳妥有序推进涉外垄断问题线索核查。进一步健全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体系,主动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国际规则研判和安全性评估,及时反映我国关切,减少潜在不利影响。

拓展国际组织“朋友圈”。强化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统筹协调能力,积极争取更多国家支持我国提案。持续深化与欧美国家合作,推动与非洲、拉美和周边国家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拓展竞争规则、合格评定、标准化等领域伙伴关系网络。

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久久为功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研究制定好“十五五”规划,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编制国家和地方“十五五”规划及专项规划,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确定奋斗目标,一以贯之锚定目标团结奋进,是我们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当前,与超大规模市场的监管需求相比,我们在能力建设方面还有一些短板和不足,编制五年规划有利于在跨年度的中长期周期内,前瞻性系统性谋划实施打基础利长远的建设任务。市场监管部门要将规划编制实施作为夯实监管根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认真谋划“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改革、重大项目,以高质量规划引领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实现系统性提升。

进一步提高法治监管能力水平。加快重点领域立法进程,尽快补足法律短板空白,确保各项工作有法可依、于法有据。根据市场发展变化和监管实际需要,及时修订废止不合理条款,提升法律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做到宽严相济、过罚相当。持续加强执法条件保障,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

进一步提高信用监管能力水平。加快推进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加大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力度,健全信用激励惩戒措施,引导经营主体诚信经营、守信践诺。强化经营主体信用合规管理,科学开展信用评价,深入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提高监管执法针对性、靶向性。持续优化信用修复机制,助力经营主体便捷高效重塑信用。

进一步提高智慧监管能力水平。加快推动实施“互联网+AI监管”,加强对重点业态、重点企业远程实时监测,增强非现场监管风险识别能力。加强重要领域全国统一信息系统建设,开展登记、信用、股权、交易等多维数据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和动态关联,增强穿透式监管深度和精度。加大智慧监管基础设施投入,提升数据存储、运算和安全防护能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 罗文

金融透视
明晰金融支持消费的重点与路径

全方位扩大内需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头戏,提振消费是做好这一工作的关键抓手。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离不开金融对消费的支持和服务,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在实践中,应聚焦消费重点领域加大金融支持、创新金融产品,持续推动消费领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从而有效激发消费潜能,充分发挥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理解金融和消费的互动关系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关键媒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应用场景等,可以激发消费意愿,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同时,消费的增长则可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消费与金融相互促进、相互赋能。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消费是实体经济最直接广泛的终端体现。金融的功能、效率和服务创新决定着消费的深度与活力,可在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一,优化资源配置。金融是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良性互动的重要枢纽,既能高效引导储蓄向长期投资转化,也能精准地为居民消费提供信贷支持,其运行效率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内需潜力能否充分释放。其二,降低消费门槛。分期付款、以旧换新等政策,能够把大额支出拆解为小额支付,直接降低消费者的短期支出压力,解决消费中的资金问题,让更多人能买得起商品和服务,促使潜在需求变成实际购买力。其三,提升支付便利性。高效的数字支付服务体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精简交易流程,通过消除支付环节的隐性壁垒,显著降低消费者的决策门槛,让线上消费体验更加顺畅快捷,有效激发即时消费意愿。其四,稳定社会预期。金融既可以通过创造信用直接提升居民购买力,也可以通过完善保险保障稳定居民的未来预期,有效释放即期消费能力,还能够通过资金配置与风险管理功能向供给侧传递市场信号,稳定企业预期,为生产提供导向,间接引导产业提质增效。此外,金融在促进公平正义、提升人力资本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普惠金融帮助低收入群体和小微经营者获得创收资金,教育金融帮助个人提升技能以增加未来收入,这些举措共同增强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无论是满足消费升级需求,还是支持经营主体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都需要构建强大、高效、普惠的金融体系,实现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

反过来看,消费升级不仅是结果,也是倒逼并引导金融服务体系创新与优化的重要动力。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既呼唤更高质量的消费品供给和更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也客观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创新其产品、服务和模式,以更好适应新型消费需求,在持续激发消费潜力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目前,聚焦重点消费场景,金融机构正持续推进支付便利化建设,并通过数字技术在金融场景应用创新,为客户提供综合融资、支付结算、财富管理等精准高效的全方位服务。然而,针对数字消费、情绪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兴领域的消费场景开发尚显滞后,难以完全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沉浸式体验的需求,亟须探索开发更灵活的金融产品,以更好地匹配消费升级新趋势。

更进一步看,金融与消费的深度协同与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向新向优发展。短期来看,金融工具的精准发力,能够有效刺激消费需求并快速提振市场信心。如,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将资金限定在特定消费领域,并直接转化为当期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大幅提升政策资金的转换效率与乘数效应。长期来看,绿色消费、服务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体系通过创新不断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促使企业产出更多优质产品满足消费需求。综合来看,金融为消费提质扩容释放源源不断的“推动力”,消费为金融优化服务提供强劲持久的“加速度”,这种由消费升级牵引金融创新、金融支持助推产品升级的良性循环,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关键领域提升服务效能

实现金融和消费的“双向奔赴”,关键在于发挥好金融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提升其服务效能。在实践中,应敏锐把握消费升级趋势,将金融资源配置到最能激发消费活力、最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领域,不断提升金融支持消费的适配性、有效性。

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支撑消费结构升级。当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如,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振,大宗消费潜力释放仍受制约,新型消费的供需匹配度不够高等。有效破解这些问题,客观上要求金融提供更具差异化、场景化、便捷化的支持方案。聚焦大宗消费,可针对重点商圈、商户集群开发场景定制化产品,如优化汽车消费金融服务、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等。聚焦绿色消费,可开发推广绿色消费信贷、低碳信用卡等产品,对绿色产品和服务实行增值税减免等。聚焦服务消费,可针对教育、医疗、养老、文旅、体育等服务消费领域,灵活调整产品结构,探索提供功能化、场景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聚焦数字消费,可围绕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智能化产品,开发涵盖购买、使用、售后全链条的金融服务,持续丰富数字消费新场景,激发潜在的数字消费需求。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保障功能。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体系稳健高效运行的底层支撑,无论是扫码支付,还是小微企业贷款,这些日常与消费息息相关的金融场景的顺畅运转,都离不开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持。因而,必须加强统筹规划与监管,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消费的质量和效率。一方面,推进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绿色金融、人民币跨境支付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大力推动信息网络、大数据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立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信用评价和金融风控模型,统筹提升预警预防、风险研判、应急处理能力,切实增强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的安全韧性。同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与建设规划,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为金融体系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强化普惠金融供给,助力消费能力提升。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目前,其覆盖面不够广、涉及范围不够宽的问题仍然存在,尚需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重点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比如,针对新市民金融服务的空白点,可围绕其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开发专属信贷、保险和理财产品,运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评估信用,努力解决贷款难问题。又如,针对县域乡村消费金融服务网点少、服务水平不高等痛点,可通过完善县域金融基础设施,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开展整村授信,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再如,针对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与灵活就业特点不匹配问题,可为灵活就业群体设计有利于熨平收入波动的金融产品,增强其消费信心和能力。

此外,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重点服务的对象。这些经营主体广泛分布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旅交通等与消费直接相关的行业,是我国消费品生产和流通的主体,在满足居民消费需求、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等方面展现出蓬勃活力。同时,受限于规模小、融资途径单一等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部分企业尚面临一些融资难题,发展预期和信心受到影响。这直接削弱其扩大生产与创新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有必要加力推出金融支持的增量政策。如推广随借随还贷款模式和线上续贷产品、运用大数据风控降低对抵押担保的依赖、提供科技金融支持等,帮助其盘活资金、扩大经营,使其在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方面持续发挥关键作用。

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政策支撑

充分发挥金融支持消费的效能,不能仅靠金融机构单打独斗,还需要配套的体制机制作为支撑,通过整合多维举措,形成合力以提振消费并激发市场活力。

一方面,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建立健全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推行“监管沙盒”机制,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健全完善金融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畅通金融消费维权渠道,健全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另一方面,健全风险防控体制机制。完善适应科技创新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坚持科技向善,防范数据安全、算法歧视、过度借贷等风险。依托数字技术,建立基于用户真实消费能力和需求的多维度风控模型,帮助金融机构优化风控策略,降低信用贷款违约风险。推动金融机构提高前瞻性风险管理能力,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守牢风险底线。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与此同时,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必须坚持金融与财政、货币、产业、消费等政策协同,多管齐下、同向发力。在财政政策方面,可考虑优化消费券发放机制,科学合理设定使用门槛、优惠力度,丰富消费券发放形式和渠道;在货币政策方面,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合理设立、增加贷款额度,确保资金精准投向普惠小微、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在产业政策方面,深度对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建立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融资需求清单,持续深化产融合作;在消费政策方面,进一步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完善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消费的法治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尹振涛

践行金融为民:“十四五”普惠金融发展成就回顾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谱写中国式普惠金融篇章卓有成效的五年。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始终践行政治性和人民性,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创了中国式普惠金融经营模式,发挥了普惠金融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为“十五五”时期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普惠金融政策保障体系日臻完善

“十四五”时期,我国以“十四五”规划为引领,着力增强金融普惠性,聚焦民营小微、“三农”、民生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核心任务与实施路径,为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保障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行动指南与制度保障。

“十四五”时期,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指导文件,形成了顶层设计清晰、政策协同有力、监管框架健全、风险防控有效的发展格局,对开展普惠金融实践提供了有效指导。在中央层面,2023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在未来五年基本建成高质量的普惠金融体系,努力实现基础金融服务更加普及、经营主体融资更加便利、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更加有力、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机制更加健全、金融风险防控更加有效、普惠金融配套机制更加完善的目标。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提出要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多层次普惠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优化普惠重点领域产品服务供给。

在部门层面,2021年11月,财政部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政策的通知》,明确自2022年起组织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政策。2023年9月,财政部公布《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提升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政策质效。2024年5月,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推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着力完善普惠保险制度规则,并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2025年6月,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与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发布《银行业保险业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未来五年基本建成高质量综合普惠金融体系,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迈上新台阶,并提出优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巩固提升普惠信贷体系和能力、加强普惠保险体系建设三项重点任务。

此外,各地方也立足本地实际,出台了普惠金融相关实施细则。例如,河南省出台的《河南银行业保险业加力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四川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出台的《关于印发落实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等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发布,形成了以中央顶层设计为引领、部门规章文件为支撑、地方实施细则为补充的普惠金融政策保障体系,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操作指引、激励约束机制、监管框架与风险防控体系,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重点领域金融服务可得性大幅提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普惠金融覆盖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基础金融服务更加普及。中小微企业、“三农”组织等重点对象金融服务可得性有了较大提升,信贷产品不断丰富,授信户数大幅增长,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落地见效,实现了从“扩面增量”到“提质增效”的跨越,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撑。

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持续改善。一是融资规模大幅增长,信贷可得性显著增强。“十四五”时期,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大幅增长。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数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从2020年末的15.3万亿元增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的36.5万亿元,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末,普惠小微授信户数已超6000万户,覆盖约三分之一的经营主体,是2020年末(3228万户)的约1.86倍,为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资金支持。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占比从2020年末的20.1%提升至2024年末的27.3%,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抵押担保难题。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为50.3%,高新技术企业获贷率为57.6%,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显著提升。二是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经营负担明显减轻。“十四五”时期,我国建立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统筹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和银行放贷难的问题,引导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不断下降。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2020年末的5.08%降至2025年6月的3.48%,累计降幅达1.6个百分点,直接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对稳就业、稳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三是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能够满足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优化新三板融资机制和并购重组机制,完善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试点,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募投管退”机制,解决成长期中小微企业资金缺乏问题。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更加有力。“十四五”时期,全国城镇地区实现了银行机构100%覆盖,乡村地区银行机构覆盖率达97.9%,全国建成近80万个助农取款服务点,行政村基本实现金融服务全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共同构建多层次、多渠道防贫返贫机制,引导信贷流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户、因病因灾因事致贫人员,成功助力国家脱贫攻坚取得圆满胜利。截至2025年6月末,过渡期以来全国累计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超3900亿元,支持脱贫户发展生产经营项目,实现了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应贷尽贷”目标。此外,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信贷投放力度,引导更多普惠型信贷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普惠型涉农贷款规模显著增长,从2020年末的不足10万亿元稳步增长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的14.1万亿元,让落后农村转变为金融环境、生态环境“双优”的美丽乡村,普惠金融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持和贡献巨大。

金融服务民生领域质量持续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不断加强金融对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助学贷款有关政策,创新针对新市民的专属金融产品,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加强网点的智能化、适老化和无障碍设施建设,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体验。此外,大力发展普惠保险,发挥其保障民生的作用。聚焦重点人群、关键领域,推动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惠民保)发展,完善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健康保险的运行机制;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创新天气指数保险、价格保险等产品,发展面向农户的意外险、定期寿险业务,提高农户抵御风险能力;对低收入群体、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给予保费补贴或费率优惠,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新步伐

金融机构分层供给体系成型。“十四五”时期,大型国有银行业务下沉,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完成了从“粗放式供给”向“精准化滴灌”的转变,实现了网点布局、供给规模、服务效率的系统性跃升。中小型商业银行深耕本地,聚焦小微企业,关注社区需求,形成差异化金融服务定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进展。

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落地。“十四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推动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通过健全容错安排和风险缓释机制,增强敢贷信心;强化正向激励和评估考核,激发愿贷动力;做好资金保障和渠道建设,夯实能贷基础;推动科技赋能和产品创新,提升会贷水平,着力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意愿、能力和可持续性。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1万亿元,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全面落地见效。

产品服务供给与需求适配得到了有效解决。“十四五”时期,金融机构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围绕小微企业、“三农”组织、科创企业等重点对象的差异化需求,开启信贷产品创新模式,推出了场景化、定制化、综合化服务,普惠金融产品的易用性、安全性持续提升,在供给适配性、供给效率、供给质量和供需动态平衡等多重维度取得重要进展,有效解决了供给与需求的错配问题,实现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巨大转变。

金融机构数字化经营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十四五”时期,金融机构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手段,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增强数字化经营服务能力,改进授信审批和风险管理模型,推动普惠金融从“线下为主”向“数字驱动”转型升级,数字银行、手机银行已经成为普惠金融服务主渠道,数字金融触达能力和可得性实现质的飞跃,有效破解了传统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金融风险防控和监管成效显著

“十四五”时期,金融风险防控和监管成效显著,建立了省、市、县三级“防非打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机制,“金监工程”全面上线,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防控能力持续提升,风险监测预警机制不断完善,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又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屏障。

非法业务和不法机构清理整顿收效显著。“十四五”时期,金融监管部门会同司法部门在清除整顿违规业务和非法机构过程中取得历史性突破,“校园贷”和“现金贷”基本绝迹,全国近5000家P2P网贷机构已全部停业,非法网络借贷业务全部归零,不法贷款中介的整治工作接续展开,优化了民间借款市场环境,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金融风险化解工作有序展开。“十四五”时期,开启了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清理整顿工作,加强集中统一管理,重塑经营机制,推动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从“规模扩张”向“质量优先”转型发展,形成资本充足、治理完善、内控严密的金融风险化解体系,为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机制更加健全

建起统一高效的“大消保”治理框架。“十四五”时期,我国成立了金融监管总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实现“一行一局一会”协同监管,开启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化推进的治理进程,提升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水平和国民金融素养,形成了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保护框架体系。

金融消费者教育普及成效斐然。“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深化金融消费者普及教育,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选择适配金融产品的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明显增强,实现了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风险防范能力的全面提升,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体系。

特殊群体保护机制全面升级。“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强化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建立全国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监管联席会议制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得到了全面升级,拓展了金融消费者投诉渠道,建立了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维护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五年。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普惠金融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高质量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为核心目标,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单一信贷向“信贷+保险+理财+资本市场”综合服务转变,从机构主导向“数字驱动+生态协同”模式转变,普惠金融将向智能化、场景化方向发展,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安全的金融服务,服务可得性、覆盖面、满意度将进一步提升,接续完成从“量增面扩”到“质效双升”的战略转型。

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覆盖广泛、结构合理、服务高效、竞争有序的现代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不仅在规模和覆盖面上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更在质量和效率上实现质的飞跃,成为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柱,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强劲动能,助力共同富裕迈上新台阶,为全球普惠金融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地方金融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 顾雷

“十四五”数字金融发展的系统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数字金融发展从“立柱架梁”迈向“积厚成势”的关键五年。在顶层战略的清晰指引下,市场主体活力迸发,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合,完成了一场以提升效率、扩展边界、深化普惠和重构风控为核心的系统性变革。数字金融已从一种补充性的服务渠道,全面演进为驱动现代金融体系变革、重塑金融业态、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设施与关键生产力。

顶层设计与战略演进:

从“鼓励创新”到“规范引领”的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数字金融的发展逻辑经历了深刻而主动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数字化与金融发展进行战略性绑定,明确提出“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这标志着数字金融的发展从早期追求规模扩张与效率提升,转向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创新与规范、聚焦普惠与公平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政策演进呈现出清晰的“三步走”递进路径。首先是鼓励创新与试点探索。通过设立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监管沙箱”),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为新技术、新模式提供风险可控的“试验田”,允许“试错”,激发了市场巨大的创新潜能。其次是进入规范发展与重点整治阶段。针对支付垄断、网络小贷无序扩张、平台企业金融业务不规范等问题,国家果断出台《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划定业务红线,有效防止了资本无序扩张,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最后是体系化建设与生态培育。强调科技伦理、数据安全、公平竞争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推动建立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协同发力,构建了涵盖“监管沙箱”、行业标准、消费者权益保护、反垄断审查等在内的新型监管框架,确保创新始终在安全合规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服务模式革命:

从“渠道迁移”到“业态重塑”的全面创新

数字金融的成就绝非将传统业务简单“上网”,而是通过技术内核驱动,对金融服务的产品逻辑、服务流程和客户体验进行了根本性重塑,催生了全新的金融业态。

在支付清算领域,我国建成了全球领先、高效普惠的移动支付体系。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已深度嵌入社会肌理,覆盖从大型商超到街头菜摊的各类消费场景,移动支付普及率超过86%,位居全球首位。更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是数字人民币(e-CNY)的研发与试点。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数字人民币兼具账户与价值特征,在提升支付体系效率、维护货币主权与金融安全、促进金融普惠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截至2025年11月,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34.8亿笔,累计交易金额16.7万亿元,交易金额、笔数均实现指数级增长,并成功应用于北京冬奥会等国际活动场景,在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乡村振兴、跨境结算等多领域形成了覆盖线上线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标志着数字人民币已在全球央行数字货币中处于领跑态势。

在信贷服务领域,数字技术缓解了传统模式下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缺信息、缺抵押”的核心痛点。以网商银行、微众银行及国有大行的数字金融部门为代表,信贷机构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构建了全新的智能风控模型。例如,通过分析企业的交易流水、水电缴费情况、物流信息、税务数据、供应链状况等数百乃至数千维度的替代性数据,而非依赖传统的财务报表和抵押物,实现了对市场主体经营状况的精准“数字画像”。这使得“310模式”(三分钟申贷、一秒钟放款、全程零人工干预)的纯线上信贷服务成为现实。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突破36.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覆盖超6000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切实将金融活水精准引向经济神经最末梢。

在财富管理与保险领域,数字金融极大地降低了服务门槛并提升了个性化服务水平。理财子公司和基金公司通过线上平台,将曾经面向高净值客户的资产配置服务,以更低的门槛(如1元起投)向广大普通投资者开放,推动了“普惠理财”时代的到来。智能投顾系统能够根据用户的风险偏好、生命周期目标提供自动化、低成本的资产配置建议。在保险领域,互联网保险产品如“百万医疗险”和城市定制型“惠民保”爆发式增长,“惠民保”已在百余个城市落地,参保人数已增长至过亿,触达了既往缺乏充足商业医疗保险保障的群体。

普惠金融深化:

从“形式覆盖”到“实质受益”的深刻转变

“十四五”时期数字金融成为推进普惠金融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历史性贡献在于不仅实现了地理与人群的“普”及,更致力于让服务变得实惠、便捷、可负担,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首先,数字金融彻底弥合了城乡金融服务的地理鸿沟。偏远地区的农户无需长途跋涉前往物理网点,通过一部智能手机即可获得存取款、转账、贷款、购买理财和保险等基础及进阶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平均每个乡镇有银行网点3个,乡镇银行网点覆盖率约为97.9%。数字金融将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转变为“零距离”触达的现实。其次,数字金融精准聚焦并有效服务了曾被传统金融忽视的长尾客户群。例如,除了惠及中小微企业,数字技术还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乡村经济发展,为农户提供服务。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卫星遥感影像识别地块面积、监测作物长势,结合气象、交易数据,为农户提供精准的信贷额度与合理的保险产品,让农田里的水稻、果树成为可信的“数字资产”和“动态抵押物”。此外,针对超过3亿的“新市民”群体(进城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流动性强、抵押物少的特点,数字金融为其提供了适合其特点的金融产品,助力其安居乐业。最后,数字金融显著推动了金融服务降本增效。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因线下网点的轻量化、自动化流程的普及而大幅降低,这部分红利通过更低的利率、费率等形式反哺给客户。从用户端看,获取金融服务的显性成本(如交通、时间等)和隐性成本(如复杂的申请流程、信息不对称等)均大幅下降,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与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

风控与治理升级:

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智能”的监管新范式

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新型、复杂风险,我国的金融治理体系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了同步甚至前瞻性的升级。监管科技(RegTech)的广泛应用构成了第一道防线。监管机构建设了大规模、跨部门、全天候的数据监测平台,能够实时追踪资金流向、识别异常交易模式,对潜在的非法集资、洗钱等风险苗头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创新监管工具如“监管沙箱”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了安全的测试环境,实现了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鼓励创新。数据治理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的施行,金融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和传输被套上“紧箍咒”。金融机构必须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需获得用户明确授权。严惩数据滥用、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行为成为监管常态,推动行业建立起更为审慎、合规的数据文化,夯实了数字金融的信任基石。针对特定领域的风险开展了果断有效的专项整治。例如,对网络平台企业金融业务的监管,明确了其全部金融活动须持牌经营、合规展业的要求,纠正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基本实现了“所有金融业务都纳入监管”的目标。对支付市场“断直连”的深化,则进一步厘清了清算职责,将数据与交易分离,保障了支付市场的公平竞争与系统稳定。

基础设施与生态建设:

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支撑”的协同进化

数字金融领域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底层技术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和开放生态的构建。“十四五”时期,金融技术基础设施自主可控能力显著增强。分布式数据库、云计算技术在核心业务系统中的广泛应用,使金融机构能够从容应对瞬时高并发交易,系统可用性达到99.99%以上。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完成了核心系统从集中式到分布式架构的转型,摆脱了对国外IOE(IBM、Oracle、EMC)架构的依赖,从根本上提升了技术韧性和业务连续性能力。开放银行生态从概念走向成熟。通过标准化应用程序编程(API)接口,金融服务无缝嵌入各类政务服务、产业互联网、消费场景之中。用户可以在电商平台直接申请供应链贷款,在政务App办理社保金融业务,在出行软件中一键购买保险,金融与实体经济场景实现了无缝融合与价值共创。标准化与安全体系建设同步推进。金融行业发布了一系列金融科技应用规范与技术标准,涵盖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多个领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技术说明书”。全行业对网络安全的投入持续加大,建立了多层次纵深防御体系,成功抵御了多次大规模网络攻击,确保了金融这一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

国际影响力:

从“学习借鉴”到“经验输出”的角色转变

我国的数字金融实践,特别是移动支付的普惠实践和数字人民币的顶层设计,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跨越式发展金融服务的“中国方案”。国际清算银行(BIS)、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其报告中多次引用中国案例,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成功典范。我国也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等国际组织的数字金融规则讨论,从过去的规则“接受者”逐渐转变为重要的“影响者”和“贡献者”,推动建立公平、包容的国际数字金融治理体系。

综上所述,“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其本质是一场以技术为驱动、以普惠为导向、以治理为保障的深刻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不仅在工具层面提升了效率,更在战略层面重塑了金融服务的价值观,使其更加公平、包容、高效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展望“十五五”,数字金融的发展将面临数据要素产权与流通、算法公平与伦理、数字鸿沟新形态(如老年人数字适配)、跨境数据流动与监管协调等更深层次的挑战。未来的发展重点必将从规模扩张转向深度赋能,即更精准地支持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领域;从功能创新转向治理完善,构建覆盖技术、数据、算法的全方位伦理与治理框架;从国内实践转向全球协作,在开放中推动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数字金融新秩序,并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中国数字金融的下一篇章,将是深化融合、强化治理与引领规则的辉煌篇章。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泽坤

产业追踪
多举措进一步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文旅产业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在赋能文化内涵、丰富智能化体验程度、提升数字化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公共政策等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坚持以文化赋能文旅产业,实现差异化协调发展。通过数智赋能增强旅游产品的深层文化表达,提升文旅公共配套服务智能化水平。完善文旅产业经营主体结构,增强发展实力。通过各项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完善文化设施及高端演艺资源的市场化发展机制,进一步提升政府引领文旅产业高标准发展的水平。

关键词:文旅产业,文化赋能,数智服务,高质量发展

近几年文旅市场发展成就斐然,带动第三产业提质发展效果显著,对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要实现文旅产业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在赋能文化内涵、丰富智能化体验程度、提升数字化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公共政策等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亟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一、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一)文化赋能文旅产业的能力亟需全面提升

1.目前文旅产业发展普遍存在重流量,轻文化内涵现象

以文化为魂赋能文旅产业的能力不足。受网红经济影响,旅游不再是出行,而是“出片”;景区不再是提供风景,而是提供打卡修图背景,处处都是“想你的风吹到了……”,文旅市场低质量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除传统著名文化旅游景区外,文旅资源的文化赋能普遍不足,文化内涵未得到充分开发,体现不了应有的市场价值。文旅产品设计的精细化程度和艺术美感不足,对游客的文化吸引力欠缺。用数字技术实现对文化资源的深度表达能力不足,大多停留在简单的“扫码上传”看介绍的阶段。

2.文创产品开发良莠不齐,失去地方特色

为满足文旅市场快速发展需求,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制作已走向工厂流水线化。曾经在古镇能买到的手工艺人亲手制作的特色旅游纪念品,近几年已很难发现,到处充斥的是来自义乌的批量手工艺小商品。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的制作、传承和展示没能得到充分地保护和开发,使旅游的区域文化魅力大打折扣。

(二)文旅产业智能化配套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1.公共文化服务展馆智能化水平普遍不足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艺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展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亟需进一步全面提升。全息影像、智能穿戴、3D裸眼技术的应用尚未得到普及,游客的高科技、智能化、沉浸式观展体验尚未得到充分满足。与文旅配套的公益性演绎活动还处于起步阶段,数量不足、内容单一。与展馆内容相配套的旅拍产品的开发设计尚未充分挖掘,与展馆内容有关的研学体验活动有待得到更全面地重视和推广。

2.文旅信息查询数字化程度较低

有关文旅的各项数据大多分散在政府部门、交通部门、景区、酒店及OTA平台等不同数据库中,文旅大数据标准和规范尚不统一、缺少有机整合,无法真正做到多平台协同运营、精准服务。酒店智慧化程度还普遍停留在机器人送餐、智能窗帘和智能马桶等层面,无法全面地满足游客的最基本信息需求。

(三)文旅产业友好型公共政策亟需进一步制定和完善

1.扎堆出游现象尚未从制度设计上得到根本解决

一到长假就堵在路上,堵在景区,旅游体验感差的现象,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带薪年假和全勤奖之间的矛盾,亟需从政策和法规层面进行破解,以便创造出更多的假期时间,稀释休假人流,释放更多消费潜能。

2.对文旅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旅专项发展资金不足,金融创新产品欠缺,多方资本入场共同促进文旅产业发展的局面尚未形成。政府层面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宣传推广机制,导致部分文旅产品宣传力度不足,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发展。

3.高端公共文化资源助力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成熟

质演艺团体与地方文旅企业的融合机制尚未形成,许多人气较旺的旅游区和商业街成为网红歌手或者带货主播直播现场,旅游区和商业街的文化艺术内涵得不到丰富和提升。

4.文旅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水平亟需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我国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部分地区仍存在交通不便、景区公共设施不足等问题。景区无公共交通或者公共交通班次少、停运早的问题仍存在,迫切需要将公共交通最后一米延伸到景区门口。此外,文化旅游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导游的文化底蕴及服务水平尚需进一步提高,以满足游客不断提升的文化旅游需求。

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迎来新时代新机遇

(一)文化赋能文旅产业在国家层面得到高度重视

2025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下文简称“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将文旅产业培育为国家支柱产业”。在9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国务院《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下文简称“工作情况报告”)再度指出:“提升旅游发展的文化内涵。坚持以文化为魂引领旅游发展”,将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高度。

(二)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大

国务院在“工作情况报告”中重点提到,“推动文化、旅游与科技融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中国旅游研究院编写的《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20242025》分析指出,目前我国文旅产业发展即将进入“文旅30”时代。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就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通过AI赋能、持续的科技创新,引领文旅产业转型升级,逐步发展成为以科技为引擎的国家支柱产业。在2025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人机共舞”、机器人迎宾、导览、讲解成为常态,各种新型VR和智能穿戴设备纷纷亮相。科技的深度介入将文旅产业带入智能时代,情绪价值的提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支持文旅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不断推陈出新

文旅融合发展的统筹部署、协同推进机制进一步完善。由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各部门积极配合的大旅游工作格局已形成。文旅融合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新型监管机制进一步建立并完善。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同“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的功能整合提上日程。跨部门跨区域协作执法对文旅活动突出问题的打击提速增力。对文旅产业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中国旅游产业基金正加速重组,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

三、多举措进一步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以文化赋能文旅产业,实现差异化协调发展

1.在国家层面为文化赋能文旅产业制定总体标准

中华文化是在统一中华文明根基上的百花齐放,其呈现出来的差异性,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多姿。建议国家文化旅游管理部门依据地区文旅资源特色,尽快出台文化赋能文旅产业总体指导方针,建立地域文化资料库,为文化赋能文旅产品提供智力支持。通过制定负面清单及基本准入门槛,树立文化赋能红线意识,从宏观角度对文化赋能文旅产业进行指导和监督。依据总体指导方针,避免同质化现象的大量出现。遵循基本准入门槛限定,防范利用文旅产业发展热点,滋生新型腐败

2.组建专业团队打造区域文旅精品

建议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成立“文旅产业研究中心”,推动艺术与科技跨界培养文旅专业人才,组建跨学科专业团队打造区域文旅精品。加大对地方手工艺品制作技术的抢救和保护,通过市场化运作推动传统手工艺品实现市场价值。重视新晋网红打卡地的流量经济价值,依据打卡人群的年龄和消费习惯,整合周边文旅资源,赋能打卡地一定的文化内涵,开发文创衍生品,突出差异性,打造独特性。

(二)进一步推进智慧文旅建设

1.数智赋能提升文旅公共配套服务智能化水平

进一步推动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北斗导航等现代通信信息技术在文旅产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提升文旅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将分散在政府部门、交通部门、景区、酒店及携程、美团等OTA平台的所有文旅数据进行有机整合[1],制定标准统一、多语种的文旅大数据共享平台。数据共享平台可查询旅游景区实时路况信息,沿途充电桩、共享单/电车的分布以及景区沿线便利店、公厕、急救站的位置和实时使用情况。通过全境数字票务简化入园手续,实时监控游客密集度,在高峰期合理分散人流,提高旅游体验舒适度。在机场、车站、客运集散地和酒店大堂,设立同步数据共享平台,方便游客及时调整出游计划。增加景区便利化手机充电设备的安装使用,提供更多便捷自助餐饮服务,在有条件的景区提供无人机外卖服务。将公共交通最后一米延伸到景区门口,增加旅游专班车次,根据季节需要适时调整运营时间。

2.数智赋能实现对文化资源的深层体验和表达

将文化资源由基础的“数字化保存”上升到有血有肉的“活化利用”阶段,数字化展示不再停留在“扫码上传”看介绍的阶段。[2]通过挖掘每一项文化资源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象征意义以及传承历程,提升对文化资源的深层表达和体验。促进智能穿戴、VR全景、裸眼全息景观在各类文化场馆的广泛运用。观众通过扫码或智能穿戴,能近距离全方位欣赏文物细节,还能亲自参与文物现场制作,与虚拟人物合影对话。通过触觉、嗅觉、味觉全面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读者在图书馆戴上智能眼镜,就能和作者、和书中人物来一场心灵对话。进一步培育云旅游、云直播,直播销售文创产品,让百姓足不出户即可观看更多的精彩赛事和文旅活动。通过“云直播”扩大宣传力度,提高线下二次消费概率。

(三)完善文旅产业经营主体结构增强发展实力

1.培育头部和骨干企业带领文旅产业提质提升发展

培育壮大文旅产业的头部和骨干企业,推动跨区域、跨层级专业化整合,打造产业优势品牌和核心IP产品。持续推进国有旅游景区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相分离[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新股权激励机制。对已具备一定发展规模的文旅骨干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和鼓励,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强强联合,形成规模效益。

2.激励中小微企业进军文旅产业带动创新发展

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依法依规投资文旅产业,丰文旅产业主体经营结构。[4]通过政策资金支持和容错机制设立,激励中小微企业承担文旅产品孵化功能。完善对原创文旅产品的专利保护机制,激发创新积极性。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微文旅企业给予申报科技型企业资格。

(四)完善文化设施及高端演艺资源的市场化发展机制

1.统筹提升文化设施的市场化运行能力

造高质量文创产品,将主题旅拍、真人演艺和虚拟互动等活动引入各类文化场馆,丰富文旅产品种类,吸引不同人群进场消费。支持体育场馆全面融合文化内涵要素,提升城市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的文化氛围,打造多景观、多业态、综合化消费场所。夏季增加露天广场公益电影播放量,围绕露天广场布局地摊经济。冬季可将公益电影播放移至商场大厅。在商场大厅开展麻将、扑克及中国象棋市民大赛,以民间赛事带动周边消费。

2.完善公共文化演艺资源的市场化运营机制

推进地方高端公共文化演艺资源同当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演艺资源的市场化运营机制。高端演艺融入地方文旅,让高端艺术走上街头巷尾,成为文化赋能的主力军,既能提升地方文旅市场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内涵,营造高端大气的文旅市场氛围,又能践行高雅艺术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赢。

(五)进一步完善政府引领文旅产业高标准发展职能

1.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升政府的服务监管能力

化文旅项目审批流程,进一步打破壁垒,推动文旅发展要素合理流动。完善文旅行业组织建设,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沟通和监管服务搭建桥梁。鼓励文体旅设施探索常态化延时、错时、夜间开放策略,推出周末、周中特价活动,稀释长假过度拥挤人流。加快解决带薪休假问题,进一步优化调休制度。数字赋能精准监管,不断提升服务水准。在景区广泛设置与文旅大数据平台联网的电子投诉屏,方便游客针对景区的服务、物价、卫生、安全问题以及导游的违规行为及时进行投诉和反馈。

2.政府持续发力扩大宣传力度

将文旅产品的宣传和推广纳入政府常态化工作范围,并列为绩效考核范畴。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制定年度文旅产品推广计划及考核指标,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主要依据季节变化及节假日消费习惯,以每周一(若干)品、每月一(若干)品等不同方式,在地方文旅网站和旅游OTA平台集中进行全方位宣传和推广。对自媒体的同步宣传进行官方点赞和转发,扩大宣传力度和影响力。

3.强化金融政策保障

设立文旅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放大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持。组建文旅金融服务中心,开发文旅金融产品。全面推广文旅资产证券化试点,推行以PPP(公私合营)模式支持文体旅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

4.高度重视文旅活动场所的安全防范

一步建立健全文旅活动安全保障制度,细化安全规范,完善各级安全责任制,制定严格的追责机制。除专业人员外,动员更多社会力量有偿或无偿参与对文旅活动场所的安全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预警和报警系统,为人们参与体验各项文旅活动提供稳固的安全保护屏障。

参考文献

[1]李媛媛.文化和旅游资源将借助数字技术“活起来”[N].中国证券报,20220121

[2]韩洁.文化传承视角下非遗旅游资源的数字化保护[N].中国旅游报,20240627

[3]崔冬梅.促进文旅消费,推进国有景区“三权分置”改革!山东推出12条措施促进文旅产业发展[N].齐鲁网,20210308

[4]韩洁,张莹莹,宾阳,等.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激发民营文旅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N].文旅中国,20230328

辽宁社会科学院 郭印

信息通信赋能海洋经济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自然资源部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海洋经济产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8%,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正以其广泛的渗透性、显著的溢出效应和强大的赋能作用为海洋经济的传统业态重塑与新兴模式创新注入前所未有的动能。信息通信技术能够有效提升海洋资源的开发效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并深刻变革海洋治理模式,将成为推动海洋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核心路径。

信息通信赋能海洋经济的前景广阔,但其进程并非一蹴而就。当前,我国在该领域仍处于融合应用的初级阶段,面临着技术、产业和体制机制等多重挑战。因此,系统梳理其发展现状,精准识别其关键问题,并提出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信息通信业赋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

政策支持体系初步构建与发展成效显现

“十四五”期间,国家与地方层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为信息通信技术与海洋经济的融合提供了明确的导向与有力的保障。国家层面,《“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专章强调“推动海洋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标志着智慧海洋建设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级。地方层面,沿海省市如山东省“智慧海洋”工程、福建省“数字海洋”战略等,均将海洋信息基础设施与典型应用场景建设作为实施重点。

政策驱动下信息通信赋能海洋经济的成效已初步显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覆盖能力持续增强。地方政府探索多种政策路径,如《山东省“5G蓝海宽带海疆”建设方案》推动涉海场景5G信号升格提速,为涉海产业发展构建坚实信息底座;《海南省海洋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20242030年)》中持续加强海洋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海洋算力大模型建设、构建海洋政务平台等。当前,沿海地区已实现重点近海区域、核心港口及航道的5G网络连片覆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船舶定位、渔业监管等领域的应用深化,与天通卫星通信等共同构建了初具规模的“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络,为深远海活动提供了基础通信保障。

二是智慧海洋应用场景示范效应突出。在“5G+智慧海洋”领域,涌现出一批标杆性应用。例如,海洋牧场通过部署水下高清视频与多参数传感器,依托5G网络实现水体环境、生物活动等数据的实时回传与智能分析,达成了精准投喂与病害预警。全国首个智能化大型生态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耕海1号”融入人工智能和5G通信等技术,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生态养殖,每年可产鱼15万公斤。在智慧渔港,综合利用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构建了覆盖渔船进出港管理、渔获物溯源、安全生产监控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体系。青岛西海岸新区通过61路高点监控全覆盖300公里海岸线,实现对2000多艘渔船的100%动态监测,并利用智能设备精细化管控人、车、船进出港。

三是数据驱动的海洋治理能力初步形成。部分沿海地区开始构建海洋大数据平台,整合海洋环境、生态、气象与船舶AIS多源异构数据。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模型,在海洋灾害预警(如风暴潮、赤潮)、渔业资源评估与海洋生态红线监管等方面,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国家海洋大数据服务平台(海洋云)已经投入使用,未来在整合与其享海洋数据、提供标准化数据产品与服务和支撑国际合作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赋能的关键维度与未来的发力方向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的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连接、算力与智慧”三个关键维度。连接是基础,核心在于解决从近岸到远海、从海面到水下全空间范围的高质量网络接入问题。算力是引擎,表现为面向海洋场景的边缘计算与云计算设施,为处理海量、高频的海洋观测数据提供支持。智慧是归宿,即通过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算法,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洞察与决策能力。

未来,为深化赋能效果,政策与产业层面需在以下两个方向协同发力。

政策端,亟须弥补在数据标准、共享机制与安全法规方面的短板。加快制定统一的海洋数据元数据、接口与安全标准,破除“数据孤岛”。同时,明确数据权属、开放与隐私保护的边界,并建立跨部门(海事、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的协同治理机制。

产业端,应鼓励共性技术突破与商业模式创新。引导市场主体攻关水下无线通信、耐腐蚀传感器芯片等关键技术。同时,探索“平台即服务(PaaS)”“数据价值化”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激活市场内生动力。

信息通信业赋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实瓶颈

信息通信技术的赋能进程,在客观上亦暴露并放大了我国海洋经济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

海洋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存在短板

我国在部分高端海洋传感器、核心工业软件、水下通信芯片等领域的自给率偏低,存在“卡脖子”风险,如海工装备国产配套率不足20%80%以上的深海技术与装备依赖进口,装备国产化和产业化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这一短板直接制约了我国在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建设中的自主性与话语权,也限制了海洋装备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传统产业与ICT的融合深度不足

舶制造、海洋运输、港口物流等传统海洋产业,其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水平呈现不均衡态势。大量中小型船舶的导航与运维系统仍较为落后,港口内部物流的自动化调度与全局优化能力有待加强。ICT技术与这些产业的融合多停留在单点技术应用或管理信息化的层面,未能深入业务流程引发全链条的协同优化与模式重构。同时,ICT技术对产业链上中下游全链路覆盖能力弱,未能对传统海洋产业形成体系化、系统化和流程化支撑。

支撑新兴产业发展的ICT基础薄弱

海洋生物医药、深海勘探开发、海水综合利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高度依赖复杂海洋流体、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精准模拟与预测,这需要海洋数字孪生平台和高性能计算能力的强力支撑。目前,我国在此领域的模型算法、软件平台和算力基础设施积累不足,难以有效满足新兴产业对高精度、实时性海洋环境信息的迫切需求。

数据壁垒与复合型人才短缺并存

海洋技术与ICT深度融合具有典型的技术知识密集型特征,涉海数据在部门、机构与企业间形成壁垒,缺乏有效的共享流通机制,导致数据价值难以充分释放。与此同时,既精通海洋科学专业知识,又掌握信息通信技术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未形成满足新时期科技创新需求的海洋人才队伍体系,成为制约技术落地与创新突破的核心瓶颈之一。

信息通信赋能海洋经济的对策建议

面向“十五五”,《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继续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作为未来五年的战略任务,为充分发挥信息通信技术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需要从技术创新、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四个维度系统布局。

强化科技创新,构筑自主可控的海洋信息技术体系

一是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设立国家科技专项,采取“揭榜挂帅”等机制,集中力量攻克智能海洋传感器、深远海通信、海洋人工智能算法、低功耗海洋物联网等“卡脖子”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二是前瞻布局前沿颠覆性技术。密切跟踪量子导航、6G太赫兹通信、海洋元宇宙等前沿技术在海洋领域的应用前景,部署一批先导性研究项目,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

深化产业融合,驱动传统升级与新兴培育并举

一是推动传统产业全链条智能化改造。在船舶领域,推广基于“北斗+5G+AI”的智能船舶系统,实现智能航行、能效管理与远程运维。在港口领域,全面建设“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无人驾驶集卡、自动化岸桥和智能堆场等协同作业,实现全域智能化调度与绿色能源管控。

二是培育基于数据要素的海洋新业态。依托海洋大数据平台,培育海洋环境权益交易(如蓝碳)、海洋装备预测性维护、海洋文旅沉浸式体验等新兴服务业态。利用AI加速海洋药物分子的虚拟筛选与设计,提升海水淡化厂的智能运维水平与能耗效率。

夯实数字底座,建设“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

一是持续扩大网络覆盖纵深。推动5G-A/6G技术由近岸向远海延伸,加速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部署与应用,构建全域覆盖、随遇接入、弹性可扩展的海洋网络能力。

二是统筹建设国家级海洋大数据中心。整合各部门、各地方的涉海数据资源,构建国家级、区域级一体化的海洋大数据中心与云服务平台,向社会提供标准化、高质量的数据产品与算力服务。

完善治理体系,优化融合发展生态

一是健全标准规范与安全保障体系。加快研制海洋信息领域的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及应用服务标准。建立覆盖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与监管预警体系。

二是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支持高校设立“海洋信息工程”等交叉学科,鼓励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吸纳全球“海洋+ICT”领域的顶尖专家与团队。

三是深化海洋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UN Decade of Ocean Science)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在全球海洋观测、气候变化、公海治理等领域主动发起或深度参与国际合作项目,贡献中国智慧,共享发展成果。

本研究系统分析了信息通信技术赋能海洋经济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表明,ICT赋能正从局部应用走向系统集成,成为驱动海洋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力量。展望未来,推动信息通信与海洋经济的深度融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在技术层面实现突破,更要在产业生态、政策环境与国际合作层面进行协同创新,真正释放数字技术对海洋经济的放大、叠加与倍增效应,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数字基石。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 左淑慧;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吴新宇

中国铜加工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在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需求端增速远低于供应端,企业生存环境持续承压,经营风险日益加剧。随着中国高端制造业崛起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铜加工行业也将迎来深刻变革。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铜加工产业随着经济增长而飞速发展。铜加工材产量从2005年的489.2万吨增长至2024年的2125万吨,增幅超过334%,年均增长率约为8%。目前,我国铜加工材产量约占全球的40%,稳居世界第一位。

目前我国铜加工产业格局

根据企业在上下游中的整合度,目前我国铜加工企业可分为三类:综合性铜加工企业:江西铜业、铜陵有色等企业,通过前向一体化发展铜加工;格力电器等企业,通过后向一体化发展铜加工。细分领域铜加工企业:楚江新材、众源新材、博威合金等企业,深耕铜板带市场,在资本市场支持下持续优化产品结构;精达股份、长城科技、金杯股份等企业,占据漆包线市场大部分份额,充分利用资本优势,快速扩大扁线产能,实现进口替代。随着新能源市场火热,铜箔行业涌现出如铜冠铜箔、嘉元科技、德福科技等一大批企业,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崛起提供助燃剂。多品类铜加工企业:金田铜业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铜加工产品,且各产品市场份额均位于行业前列。

铜原料属于高流动性资产,铜加工产业基本不存在“原料魔咒”,企业更靠近长三角、珠三角等消费集中区域。2024年,江西、浙江、江苏铜加工材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54%(江西27%、浙江14%、江苏13%)。近年来,江西铜业、金田铜业等企业已陆续布局广东市场,同时广东本土企业也开始涉足铜加工行业。

铜加工产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产品同质化,竞争“内卷化”

中国铜加工行业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978年,初步发展阶段;1978年—2000年,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产业过剩与转型升级阶段。

经过长期发展,铜加工行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布局,但也存在产业发展结构失衡、产能利用不足、利润率偏低等问题,直接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竞争陷入“内卷化”。

这一现象在中低端产品领域尤为突出,已成为制约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重要障碍。目前,80%以上的中低端产能集中在房地产、传统家电等成熟领域,进一步加剧了细分市场的同质化竞争,产能全面过剩。而高端差异化产品(如5G基站用高精度电子铜带、动力电池用极薄铜箔、航空航天用异形铜管等产品)则长期依赖进口或被少数头部企业垄断,国产化率不足30%,形成“低端内卷、高端失守”的失衡格局。

2.经营风险扩大,营业周期长、资产负债率高

近年来,受市场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下游需求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铜加工行业经营风险持续扩大,“营业周期长”与“资产负债率高”两大痛点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大了行业整体运营压力。

铜加工企业普遍采用账期收款模式,账期多为16个月,且多数产品账期超2个月。下游企业借助产业链优势,不断延长账期,通过利用供应链公司采购,并采用“白条”式票据(迪链、美意单)付款。铜加工行业龙头上市公司的营业周期为90120天,存货周转率为10%左右,周转效率偏低,严重考验公司的现金流管理能力,一旦产业链链主企业遭遇兑付危机,将对行业造成覆灭式打击。低周转还会造成资产负债率攀升,部分头部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阶段性为负,甚至远超经营利润规模。

铜加工产业的发展趋势

1.产品高端化

从大型飞机、航空母舰到高端芯片等重要领域的发展中,铜加工产业清晰见证了我国高端制造业从最初的“跟随模仿”逐步迈向“行业引领”的显著转变。而高端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对铜加工产品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

面对这一需求,铜加工产业充分发挥自身在基础产业领域的产能优势、雄厚的技术人才储备,以及产业集群带来的协同效应。同时,借助人工智能的强大算力和广泛的应用场景,持续攻克技术难关,推动铜加工产品向高端化迈进。

具体来看,复合铜箔(广泛应用于锂电池集流体领域)、高强高导铜合金(主要用于AI服务器散热系统)、超细晶铜合金(量子计算领域关键材料)等前沿产品,正快速走向经济化批量生产阶段,为高端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行业领先地位提供了坚实支撑。

2.生产全面数字化,实现柔性生产

积极构建智能制造的基础应用体系,深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目前,众多行业龙头企业已经成功上线并运行制造执行系统(MES)、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及仓库管理系统(WMS)等关键数字化工具,这些系统的部署和应用筑牢了坚固的数字化底座。

以数字化底座为基础,借助AI大模型、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结合智能体(Agent)的深度应用,将应用场景作为大模型落地载体,利用AI强大的逻辑运算能力优化生产端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和响应速度。同时,通过对市场需求信息、政策导向、产业前沿发展动态等数据进行集成分析,选择合适的研发方向,配置相应研发资源,确保研发活动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通过上述各个环节的反复迭代和持续优化,实现柔性生产的战略目标。不仅可以灵活应对市场变化,还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3.废铜直接利用比例增加,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废铜直接利用可有效降低铜产品生命周期能耗,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但现阶段废铜直接利用率不足30%,废铜回收商出售给冶炼厂的意愿更强。

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反向开票”政策,逐步解决长期困扰废铜回收行业的税务问题。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资源循环行业国家队,对废铜回收行业健康发展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政策的出台和国家队的加入,为废铜的流通注入了强心剂。

根据物质流模型测算,预计2030年国内废铜回收量可达650万吨。庞大的市场将从回收系统网络、复杂废料分选技术、环保技术等方面,驱动废铜回收利用能力提升:促进废铜高效分拣,推动短流程工艺规模化,提高废铜直接利用比例,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4.加快资本化进程,兼并加速

铜加工行业“低周转、高负债率”的模式,在强周期时尚能维持。当市场周期性变化或产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时,原本潜藏于供应链各环节的风险因素会逐渐凸显,转化为显性风险。这种风险显性化过程,极有可能触发应收账款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对企业资金链和整体运营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

市场信心匮乏时,行业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上游行业倾向自保,采取更为严格的收款政策;下游行业则遭遇债务收缩、支付能力下降等问题,经营压力进一步增加、财务风险加剧。企业将出现严重分化,最终形成“胜者通吃”的局面。产业链上下游资本化进程加速,行业借助资本化兼并重组,优化行业结构。

5.全球化与区域化融合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但全球化仍然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凭借其卓越的质量和性价比,已赢得了全球市场的广泛认可。

铜加工企业的海外业务从出口的低投入模式,转向跨国并购(海亮收购KME)、海外全资办厂(海亮印尼投资铜箔工厂)。随着行业壮大,制造精度和复杂度提升,逐步形成“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全球价值链布局模式。随着下游产业集群的形成,铜加工企业围绕产业链布局,呈现鲜明的区域化特征。

结语

当前,中国铜加工行业呈现规模全球领先、结构深度调整、技术加速突破、竞争“内卷化”的格局。在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需求端增速远低于供应端,企业生存环境持续承压,经营风险日益加剧。

随着中国高端制造业崛起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铜加工行业也将迎来深刻变革。未来,行业产品高端化趋势会更加凸显,工业4.0的柔性生产有望落地实践;废铜资源流动性将逐步提升,回收利用技术持续优化,废铜直接利用比例也将随之提高;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本化进程将加速推进,行业将借助资本化兼并重组进一步优化结构。尽管当前“逆全球化”现象显现,但铜加工行业仍将朝着“全球化与区域化协同”的方向发展。

铜陵有色股份铜冠电工有限公司 汪从霖

区域经济
当好服务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桥头堡”着力打造产业协同“新引擎”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要求“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十二届市委八次全会进一步提出“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明确要求“推进G60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2026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围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积极部署深化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

从经济地理学视角看,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既是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增长走廊”,也是创新要素、资本与高端产业沿交通廊道集聚与扩散的重要载体。2025年,这里以不到全国0.6%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国约11.85%的GDP,成为创新密度最高、产业能级最强、要素配置效率最优的区域之一。将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扩围至长三角,为深化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指明了前进方向。

因何而为

在超大城市与城市群深度互动的发展阶段,核心城区唯有嵌入国家级创新轴带和产业分工体系,才能在要素重新配置与产业梯度演进中持续放大比较优势。

普陀区作为上海连接长三角的“西大堂”,地处G2、G42高速进入上海的门户节点,承担着典型的“枢纽节点型城区”功能。在区域协同发展框架下,普陀既是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承接点,也是上海高端服务功能向长三角腹地辐射的重要转换平台。服务好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是在“西大堂”这一关键节点实现要素集散、功能耦合与价值放大的内在要求,是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助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一招。

锚定国家战略,扛起沿沪宁“始发站”担当,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必然。在国家战略布局中,普陀具有得天独厚的“十大优势”:身处国际化大都市的人才优势、资金优势、市场优势、五个国际中心建设的优势,身处上海中心城区的土地要素资源优势、蓝绿生态资源优势、配套服务优势,身处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起点的区位优势、集聚优势、先发优势等。这些优势相互叠加、协同放大,共同构成服务好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的坚实基础和独特竞争力。

区位决定的“引力场”优势。普陀位于上海中心城区西北部,是沪宁高速等多条交通干线进入上海的中心节点,上海西站铁路枢纽是“轨道上的长三角”中的重要一环。从区域空间结构看,普陀处于沪宁发展轴线与上海核心功能区的交会点,是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等沪宁沿线城市对接上海资源的“首站”,具有显著的门户节点和通道枢纽效应。这种地理交会的特征,使普陀成为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要素进入上海、辐射长三角的“放大器”。依托区位优势,普陀区充分发挥“引力场”功能,会同沿线城市梳理资源、需求、合作“三张清单”,持续加强供需资源的对接,引导各类要素高效配置、高效流动。

功能赋予的“智汇源”角色。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特别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本质上依赖于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配置与跨区域扩散,需要既具有资源密度又联通广阔腹地的功能性节点作为支撑。置于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的空间分工体系中,普陀承担着典型的“智汇源”功能:一方面,将上海高端服务、创新资源向沿线城市辐射;另一方面,将长三角雄厚的制造能力、市场潜力与上海在科技、金融、平台和制度等方面的功能优势对接。

生态构建的“孵化器”功能。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最终成果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关键在于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转化通道,推动知识要素由“实验室”向“生产线”高效流动。基于这一认识,普陀以“为国担当、勇为尖兵”的使命感、责任感,主动探索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比如,开展“种子计划”,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畅通小微科创企业技术成果转化渠道,为企业建起沿沪宁“生产线”;推动高质量孵化器建设,发起成立“沿沪宁协同孵化联盟”。聚焦科创和产业深度融合,旨在构建“科学家敢干、资本敢投、企业敢闯、政府敢支持”的良好生态,让科创成果惠及更多区域、更多企业。

战略融合的“服务中心”价值。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创新策源地,也是高端要素配置和多中心协同的重要枢纽。其发展能够通过功能外溢,带动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内涵式发展。在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框架下,上海的金融优势可以为沿线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上海的贸易便利化和航运网络可以助力“上海设计+沿线制造”的产品高效通达全球,上海的市场规模和开放平台可以成为长三角新产品、新技术的首发地和应用场。

如何而为

立足战略定位,既要当好上海服务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的“桥头堡”,将上海的创新资源、高端服务向沿线城市辐射,也要做好沿线城市对接上海的“中转站”,让长三角的产业优势、市场需求与上海的功能优势精准对接,更要成为区域协同创新的“发动机”,以制度创新破解跨区域协作中的行政壁垒,推动形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生态体系,为深化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注入内生动力。

第一,搭建“线上+线下”融合平台,着力打造要素配置“强磁场”。

从协同创新与平台经济视角看,平台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要素匹配效率、放大协同效应的关键基础设施。“十五五”时期,应着力构建线上线下双轮驱动、虚实结合的立体化服务平台体系,推动创新资源找得到、对得上、谈得拢、落得下,加快要素跨区域高效配置。

线上“创新集市”:一键速配,破解对接难题。针对高校院所与企业间长期存在的“技术难对接、需求难匹配”痛点,开发运营“沿沪宁协同创新集市”微信小程序,汇聚展示沿线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专利资源以及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改进等需求,推动供需对接与匹配,降低搜寻成本与对接门槛。

线下“协同中心”:一站服务,筑牢实体支撑。在沪宁高速入城口,启用“沿沪宁协同创新中心”,集中提供政策咨询、人才服务、金融对接、政务帮办、出海服务等核心功能,成为沪宁沿线城市企业、机构对接上海资源的综合服务前台。实体平台与线上平台数据互通、功能互补,形成“线上匹配意向、线下深度洽谈、全程专业服务”闭环机制,增强对协同项目落地的支撑能力。

专业“技术经理人”:穿针引线,推动合作落地。从成果转化机制来看,专业化服务主体是推动合作从意愿走向落地的关键环节。为此,普陀培育了一支近百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这些“科技红娘”不仅精通技术,更熟悉市场与政策。在线上初步匹配后,主动介入提供技术可行性评估、商业谈判辅导、合同签署协助等后续服务。

第二,聚焦“链主引领”与“集群共建”,着力打造产业协同“新引擎”。

产业协同是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的核心,关键在于基于比较优势推进产业链分工合作,避免同质化竞争。“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发挥上海在研发、设计、品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与沿线城市共建产业“链式联盟”,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区域间深度协作,共同提升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

赋能本土“链主”,强化辐射带动。围绕产业链高端环节和关键节点,支持区域内具有技术优势和产业整合能力的企业成长为“链主”,优化跨区域布局,带动产业链整体协同升级。比如,支持形成“研发设计在普陀、核心制造在沿线、市场应用在全国”的康复机器人产业协作模式,增强对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引领力以及对沿线地区的带动力。

引入外部“龙头”,链接全球资源。利用在市场、金融、物流、人才等方面的强大“磁吸效应”,积极引入国内外龙头企业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功能平台落户上海,并引导其将生产制造、配套环节布局在沿沪宁地区。通过龙头企业的全球网络和资源配置能力,推动沿沪宁产业链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区域产业能级和开放水平的同步提升,助力“长三角制造”向“长三角智造”和“长三角品牌”跃升。

共建开放“场景”,加速创新应用。应用场景是连接技术创新和市场价值的关键环节,一个发力重点是积极为沿线的新技术、新产品提供首试首用的“场景实验室”。比如,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健康等领域,开放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商业消费等场景,支持沿线企业联合攻关形成的解决方案在上海率先应用、迭代升级;通过举办沿沪宁产业对话论坛、创新成果交易会,发布“坐着高铁游中国”“沿着沪宁去旅行”等文旅商融合品牌,促进区域市场互通和消费联动,为创新产品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三,构建“四链融合”发展生态,着力打造协同创新“动力源”。

协同创新的深度与可持续性,根本上取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运行效率。“十五五”时期,应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持续释放区域协同创新动能。

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围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环节,加快完善“企业出题、院所解题、政府搭台”的“揭榜挂帅”机制,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发布重大技术需求榜单。

强化资金链对产业链的支撑作用。资金配置效率直接影响创新活动的持续性,应以沿沪宁产业基金矩阵为切入点,构建涵盖投融资、产业链、政府资源的三维服务生态,以金融“活水”畅通资本流动,以资本链接撬动资源链接、价值链接,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优渥土壤与澎湃动能。

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有机衔接。人才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塑造区域竞争优势的战略支点。一方面,围绕沿沪宁科创合作实际需求,定制短期人才公寓免租、科研对接通道等专项服务,切实降低人才跨区域流动与协作成本;另一方面,探索沿沪宁人才库共建计划,推动高层次人才信息共享、联合培养与柔性流动,促进人才资源在区域内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通过构建“政策吸引—平台集聚—流动赋能”的人才服务闭环,打通从人才引进到创新产出的全链条,为区域协同创新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撑。

优化跨域政务与市场服务环境。通过设立“远程虚拟窗口”,实现企业异地申报、咨询、帮办,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与沿线城市加强政策协同,在市场准入、标准互认、监管执法、数据互通等方面寻求共识,营造规则统一、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区域市场环境,为要素自由流动和协同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十五五”时期,我们要以“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神状态,服务好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与沿线城市同心同向、聚力前行,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和产业协作持续深化,共同将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打造成为赋能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金边走廊”和强劲引擎。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书记 胡广杰

持续激发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动能

全面深化与京津的协同联动,协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衔接堵点断点,推动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从“物理整合”向“化学反应”转变

积极与京津携手深化改革,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产学研用融合等方面聚力攻坚,不断破除壁垒、释放动能,为长效推进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共同探索“创新核+转化走廊+产业基地”协作模式,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成果落地转化

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的必然要求。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战略机遇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面对新形势新使命,河北省要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持续激发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动能,加速关键领域攻坚突破,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作出河北贡献。

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经过多年接续奋斗,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正向着全域协同、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方向纵深推进。产业协同作为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正由集聚成势、建链成群向创新引领、能级跃升的更高形态全面升级,对协同发展质量、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提出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要全面深化与京津的协同联动,协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衔接堵点断点,推动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从“物理整合”向“化学反应”转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提供强劲动能。

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是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的必然要求。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深刻重塑,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焦点。京津冀作为全国创新资源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肩负着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重大使命。河北省要立足区域功能定位,与京津携手构建优势互补、梯次布局、深度耦合的协同创新体系和产业协作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创新能级与产业发展质量,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中作出更大贡献。

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是推动河北省转型升级、重塑竞争优势的有效举措。“十五五”时期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任务艰巨紧迫。唯有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全面对接京津创新源头、产业生态、市场资源和政策优势,以协同创新补齐科技短板,以产业协作完善链条布局,才能借力发展、借势跃升,切实把区域协同发展机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塑区域竞争新优势提供坚实支撑。

准确把握加强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的实践要求

一步深化改革,健全促进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的体制机制。改革是破解协同发展瓶颈、激发内生动力的根本途径。只有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打通束缚跨区域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的堵点卡点,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深度耦合,才能让创新活力充分释放、产业动能持续涌流。要积极与京津携手深化改革,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产学研用融合等方面聚力攻坚,不断破除壁垒、释放动能,为长效推进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营造护航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的营商环境。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只有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竞争,促进要素自由顺畅流动,全面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供需对接水平和成果转化效能,才能让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获得持久动力。要主动对接京津,优化公平竞争环境,畅通区域市场循环,以一流营商环境承接京津创新资源和产业外溢,实现发展能级整体跃升。

强化优势互补,找准赋能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的同频共振点。协同和协作,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基于功能互补的协调配合。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不同,优势各异。北京创新资源富集,天津先进制造基础雄厚,河北资源丰富、产业配套完备,三地互补性强、协作潜力巨大。三地要立足比较优势,找准各方诉求交汇点、利益契合点,构建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凝聚协同发展的强大合力。河北省要主动对接北京科技成果转化、天津产业配套需求,借力提升创新能力与产业层级,与京津共同构建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格局。

优化政策供给,完善适配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的政策体系。科学精准、协同适配的政策供给,能够为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保驾护航、赋能增效。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聚焦创新链产业链融合、要素顺畅流动、项目共建共享等关键环节,强化与京津政策衔接配套、协同联动,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等领域政策统一性、协调性,增强对高端创新要素的吸引力、承载力、集聚力,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高效转化落地,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建设优质平台,打造支撑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的高能级载体。优质平台载体是集聚创新资源、深化产业协作、放大协同效应的关键支撑。建强用好各类平台,让协同创新有阵地、产业协作有抓手、动能培育有载体,才能推动要素高效集聚、成果加快转化、链条深度协同。要围绕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联合京津打造创新走廊、科创飞地、合作园区、创新联合体、产业联盟等多元平台,充分发挥平台在研发、转化、孵化、配套等方面的枢纽功能,促进创新要素高效对接、各环节深度协同,不断提升承接京津创新资源外溢和产业转移能力。

抓住关键聚力攻坚,充分释放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潜力

以“六链五群”建设为契机,在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培育上实现突破。完善重点产业链图谱,精准梳理卡点堵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招商精准度。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共同探索“创新核+转化走廊+产业基地”协作模式,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成果落地转化。依托商协会、产业联盟深化与京津联合招商,以标志性重大项目牵引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健全跨区域产业集群协同培育机制,提升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生物医药、电力装备、安全应急装备等产业集群发展水平,打造京津冀北斗时空产业集群,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以服务和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为支撑,在重点区域深度联动上实现突破。培育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联合开展区域技术攻关,协同强化产学研合作,打造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核心区。发挥好北京市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通武廊、房涿涞等跨界地区先行示范作用,推进规划一体、政策同标、利益共享。强化节点城市产业支撑作用,依托唐山、保定、张家口、廊坊等城市,打造精品钢材、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绿色算力、电子信息等特色产业高地。主动融入京津走廊,加快建设京雄走廊,着力打造京保石、京唐秦、京张承产业带和沿海经济带,构建梯次配套、串珠成链的产业发展格局。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石家庄都市圈与首都都市圈高效衔接。

以雄安新区为战略载体,在打造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引擎上实现突破。高标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稳步推进央企、高校、科研院所疏解落地,加快建设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等科创平台,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重要支点。携手京津完善产业链分工协作体系,推进特色产业园区共建,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雄安新区及周边转化落地。强化雄安新区与保定、廊坊、沧州等周边区域联动发展,支持周边地区承接中试孵化和生产制造功能,建设一批成果转化和制造业协作基地。

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在规则协同与要素畅通上实现突破。携手京津扩大资质资格互认范围,推进行政许可结果互认清单式管理,统一企业开办、变更、注销流程标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共建京津冀技术交易、人才交流等重点平台,推动技术成果、产业资本、高端人才高效配置。健全跨区域监管联动、信用联合奖惩、产权协同保护机制,以统一规范、高效协同的市场治理体系,为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以关键领域改革攻坚为抓手,在政策协同上实现突破。聚焦跨区域协作中的利益分配、成本分担、要素流动等问题开展试点攻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完善市场机制,激活协同发展内生动力。构建高效顺畅的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机制,推动技术交易平台数据互通共享。强化与京津政策协同,围绕成果转化、产业协作、要素保障形成政策合力。

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黄贺林 高智

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对策研究

摘要: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持续推进,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实现融合发展,已成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江苏沿海港口坐拥独特区位优势与丰富自然资源,为其与上海航运中心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二者具备共同提升区域航运能力的潜力。本文分析了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的实际状况,探讨了区域竞争与合作平衡、基础设施与服务功能衔接等层面面临的系列挑战,并提出优化区域合作模式与机制、提升港口协同运营与服务能力的相关策略。通过落实这些策略,可有效推动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提升区域港口整体竞争力,助力长三角地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运枢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关键词:江苏沿海港口,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区域合作,协同运营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的融合发展,既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节点,江苏沿海港口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还具备丰富的资源禀赋,这为其与上海航运中心协同发展、共同提升区域航运能力提供了潜在可能。然而,当前在平衡区域竞争与合作、衔接基础设施与服务功能等方面,二者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找准合作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提升港口协同运营与服务能力,已成为实现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基础与潜力

1.江苏沿海港口的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

江苏沿海港口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之处,地理位置优越。其北接渤海湾,南邻长江三角洲,东临黄海,西靠苏北平原,是连接我国南北、贯通内陆与海洋的重要交通枢纽。独特的区位条件使其在区域经济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能够有效承接南北物流往来,推动区域间经济交流与合作。

同时,江苏沿海港口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广阔的海岸线、深水良港及丰富的海洋资源等。连云港、盐城港、南通港等港口,依托天然深水航道与优良港口条件,具备发展大型化、专业化港口的自然基础。江苏沿海地区还构建了相对完善的交通网络,公路、铁路、内河航道与港口紧密衔接,形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港口集疏运提供有力保障。

这些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为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使其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与上海航运中心协同发展的目标,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

2.上海航运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

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在航运领域的影响力与辐射力显著。上海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拥有先进的港口设施、高效的运营管理及完善的航运服务体系,在集装箱运输、邮轮经济、航运金融、海事仲裁等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吸引了大量航运企业及相关服务机构集聚。

上海航运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在航运服务功能拓展与延伸上,上海在航运金融、海事仲裁、航运信息等高端航运服务领域优势突出。其先进的服务理念与成熟的业务模式,可为江苏沿海港口提供借鉴与指导,推动江苏沿海港口从传统装卸运输向综合航运服务转型。二是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层面,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龙头,其航运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对周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著。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的融合发展,能够更高效地承接上海产业转移,推动区域间产业协同与经济一体化,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

二、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

1.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平衡难题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的融合发展面临一大核心挑战,即平衡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一方面,随着我国沿海港口快速发展,港口间竞争日趋激烈。江苏沿海港口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面对上海港等国内先进港口的竞争压力,又要应对周边港口的挑战。这种竞争态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内部的合作意愿与协同发展积极性。另一方面,区域合作机制不完善,也是限制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缺乏具备统一规划与协调功能的机构,导致港口建设、航线布局、物流配送等领域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分散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削弱了区域整体竞争力。

此外,区域内的政策差异与利益分配问题,同样加大了合作难度。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策导向不同,使得港口合作项目实施中,各方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例如,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航运服务市场开放等方面,均需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才能实现有效合作。因此,如何在激烈区域竞争中找准合作切入点,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并平衡各方利益,已成为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2.基础设施与服务功能的衔接障碍

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还面临基础设施及服务功能衔接不畅的难题。

在基础设施方面,尽管江苏沿海港口近年来在港口建设上取得显著进展,但与上海港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上海港拥有先进的港口设施与高效的物流配送系统,可充分满足大型船舶停靠与装卸需求;而江苏沿海部分港口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深水航道、大型泊位等关键设施存在欠缺,这对其与上海港的协同发展形成了制约。此外,港口间的交通连接不够顺畅,公路、铁路等集疏运网络在衔接环节存在瓶颈,影响了货物快速转运与流通效率。

在服务功能层面,上海航运中心在航运金融、海事仲裁、航运信息等高端航运服务领域优势明显,江苏沿海港口则在这些领域的服务功能相对滞后。这种服务功能差异,使得江苏沿海港口在与上海港协同发展过程中,难以形成有效的互补与协同效应。例如,在航运金融服务方面,上海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与专业的金融服务机构,能为航运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产品与服务;而江苏沿海港口的金融服务能力较弱,无法满足航运企业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功能水平,实现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在基础设施及服务功能上的有效衔接,是推动二者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的策略与路径

1.优化区域合作模式与机制

在推进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优化区域合作模式与机制是实现协同共进的核心。区域合作需向纵深推进,突破现有壁垒,构建更高效、灵活的合作机制,以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与要素自由流动。首先,建立区域港口合作联盟是优化合作模式的重要举措。通过联盟形式,可整合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联盟可定期召开会议,共同商议港口发展战略、航线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问题,形成统一的发展规划与行动方案。

2.提升港口协同运营与服务能力

提升港口协同运营与服务能力,是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途径。港口的协同运营能力与服务能力,与港口的效率及竞争力紧密关联,唯有提升这两方面能力,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区域港口协同发展。

就港口协同运营而言,强化港口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基础。江苏沿海港口需与上海港共同规划、建设港口基础设施,如深水航道、大型泊位及集疏运网络等。例如,可通过共建共享优化港口间的交通连接,提升货物转运效率;同时,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港口运营的智能化管理,构建统一的港口信息管理系统,对港口物流信息进行实时跟踪与共享,进而提高港口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

在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江苏沿海港口应积极借鉴上海航运中心的先进经验,拓展并提升自身服务功能。上海航运中心在航运金融、海事仲裁、航运信息等高端航运服务领域优势显著,江苏沿海港口可与上海港开展合作,引入专业服务团队与先进服务理念,提升自身在这些领域的服务能力。比如,通过与上海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航运金融服务创新,为航运企业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此外,港口还可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围绕港口运营与服务开展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提高港口的科技含量与服务水平。

通过提升港口协同运营与服务能力,江苏沿海港口能更好地与上海航运中心实现融合发展,提升区域港口整体竞争力,推动长三角地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运枢纽。

四、结语

未来,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开展融合发展的前景广阔。伴随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持续推进,区域内各领域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为港口融合发展营造优质外部环境。通过优化区域合作模式与相关机制,可有效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与要素自由流通,为融合发展进程筑牢坚实基础。同时,提升港口协同运营能力与服务能力,不仅有助于提高港口效率与竞争力,还能推动区域港口从传统装卸运输业务向综合航运服务转型。在此过程中,需政府、企业与社会协同发力,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技术创新、聚焦人才培养,促成江苏沿海港口与上海航运中心协同发展,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周宇琴,刘晓佳,刘博威.“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沿海港口竞争力分析[J].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254602):58-67

[2]孙蓉蓉,李南,王筑城.沿海港口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506):30-32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吴蓉蓉

企业管理
ESG投入对重污染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摘要:针对重污染企业这一主体,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入对于环境成本内部化所具备的调节效应,成为本研究深入研讨的核心内容。以理论分析同实证研究相融合的途径,对企业如何运用ESG投入对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调节进行分析。经过研究得出,合理程度的ESG投入能够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环境绩效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重污染行业,ESG投入,环境成本内部化,调节效应

基金项目:陕西会计学会科研课题“‘双碳’背景下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建设研究”(skx202309

当前,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逐渐严峻的态势,在此情形下,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关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论题。重污染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所在,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传统模式下的企业成本核算行为,常常忽视了环境成本,最终使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却对环境保护。而环境成本内部化也对企业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企业要把生产经营进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成本融入内部成本核算体系中,从而促使企业能够采用更为环保的生产方式以及管理策略。

一、ESG投入对重污染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调节的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全民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重污染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基于此,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投入对于重污染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调节的影响因素值得深入探讨。

(一)企业规模

在经济实力以及资源调配能力层面,大型企业普遍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特质,对于ESG投入所需的更高成本具备承担能力。大型企业在市场范围内影响力显著,对自身社会形象与声誉颇为重视,促使其在环境成本内部化方面拥有更强劲的动力。反观小型企业,受资金局限性影响,大规模ESG投入的实施面临困境,在环境成本内部化调节作用的发挥上相对薄弱。

(二)行业特性

ESG投入需求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难度,受不同重污染企业生产工艺及环境影响程度差异的影响。化工行业生产工艺复杂性高,环境污染风险处于较高水平,此类企业需投入更多资源在环境治理及风险管理方面。因此,ESG投入对其环境成本内部化调节作用更为突出。与之相对,部分传统制造业对环境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ESG投入调节效应呈现相对弱势状态。

(三)政策环境

政府实施的环保政策与法规对企业的ESG投入和环境成本内部化具有显著的引导作用。严格的环保政策与法规能够促使重污染企业加大ESG投入,以符合环境标准要求,并推动企业将环境成本予以内部化;相反,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企业对ESG投入重视程度不足,进而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产生一定负面影响[1]

二、ESG投入对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正向调节作用

目前,环保意识呈递增态势,环境法规也趋严格。在此情境下,重污染企业面临着环境严重污染的问题。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增加ESG投入,特别是加大环保技术研发领域重点投入,已成为其寻求可持续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途径,助力企业技术创新。

(一)技术创新效应

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时,着重强调ESG理念,需要兼顾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以及企业发展。对重污染企业来讲,在ESG框架里,环保技术研发投入毫无疑义是核心环节。重污染企业在此领域加大资金、人力及物力投入,一场静悄悄的技术革命便会在企业内部悄然开启。

新环保技术具备资源高效利用与污染物低排放的能力。在传统生产模式下,资源浪费现象普遍存在,而先进环保技术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改进设备性能等途径,能够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和循环利用,从而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以化工生产领域为例,采用新型催化剂和先进的反应工艺可以大幅提高原材料的转化率,减少副产物的生成,从根本上降低资源消耗。

新环保技术在污染物排放降低领域成效显著。环保标准持续提升的情形下,重污染企业所面临的污染物排放限制趋严。新环保技术助力企业精准管控污染物产生与排放,将其排放量控制于极低程度。以电力行业为例,对燃煤锅炉实施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借助高效除尘、脱硫、脱硝等设备,可使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浓度大幅下降,远低于国家既定排放标准。

重污染企业因环境污染所承担成本的削减,是这些环保技术造就的直接效益。就污水处理而言,以往重污染企业运用的污水处理技术,可能存在效率欠佳的情况,需要耗费大量药剂与能源,且处理后的水质常常难以契合严苛的排放标准,使企业需要支付高昂的废水处理费用以及因超标排放而面临的罚款。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如膜生物反应器(MBR)技术的采用,不仅能够提升污水的处理效率,使出水水质达到更高标准,还可降低药剂使用量与能源消耗,进而显著降低废水处理成本。与此同时,减少对水资源的污染,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废气处理层面,研发高效废气净化设备具有重要地位。传统的废气处理设备往往存在净化效率低、运行成本高等问题。而新型废气净化设备,如低温等离子体废气处理设备,利用高压电离技术,能够高效分解和去除废气中的有害物质,如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相较于传统处理方式,此设备不仅具备更高净化效率,且运行成本更低,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废气排放达标成本。

技术创新引发的效应,绝非仅局限于环境治理成本的降低。在产品层面,企业通过研发环保技术,能够开发出更具环保性与高效性的产品,以满足市场对绿色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以汽车制造企业为例,其通过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发,推出零排放或低排放的电动汽车,不仅顺应了环保要求,还吸引了众多注重环保的消费者,有效扩大了市场份额。

在企业管理层面,技术革新使企业构建起更为科学且高效的环境管理体系。凭借对先进监测器械与管理软件的引入,企业得以实时把控生产进程里的环境数据,及时发现环境问题并加以解决,从而提升精细化程度。技术革新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展开合作,形成了知识共享与技术交流的局面,培育了一批具备高素养的环保技术人才,从而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企业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中,技术革新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撑。所谓环境成本内部化,即企业有必要把环境治理成本融入产品成本,此举无疑使企业生产成本攀升。通过技术革新,企业能够有效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控制产品成本的上扬幅度,甚至通过提升生产效能与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整体成本的下降。由此,企业得以在市场竞争中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产品及服务,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

(二)管理优化效应

在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ESG投入所涉范畴绝非仅局限于表层环保项目的投入。对于重污染企业而言,ESG投入还包括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层面的深度投入。该投入并非单纯的资金堆砌,而是凭借系统性、科学性兼具的管理方式,为企业架构起一道稳固的绿色屏障。

在重污染企业环境管理方面,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可助力企业精确识别潜在环境风险。潜在环境风险隐匿之处众多,从生产环节中的原材料采购、运输、生产期间的排放控制,直至产品最终处置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成为环境风险的爆发点。借助全面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能够对这些潜在风险展开逐一排查,并利用科学方式实施量化评估,最终为企业制订具备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提供坚实有力的依据。

在提升环境管理效率与效果方面,完善环境管理体系所具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尤为显著。通过建立科学且规范的环境管理制度与流程,环境管理要求得以融入企业日常运营中。这些制度与流程明确了各部门、各岗位在环境管理中的职责与权限,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范及执行标准,使环境管理不再局限于某部门或个人的单独行动,而转变为企业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2]

(三)声誉提升效应

积极的ESG投入不仅是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提升企业环境声誉及社会形象的关键路径。在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严峻挑战,公众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消费者与投资者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表现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产品或服务的基本功能,而是更倾向于支持那些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

良好的声誉在企业吸引投资和优化资本结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资本市场中,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的考量范围内。在他们看来,对环境责任予以重视的企业,经营策略通常更稳健,发展眼光往往更具长远性。这类企业获得投资者青睐的概率更高,能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在融资过程中,部分金融机构在评估对企业贷款申请时,会特别关注其ESG表现。环保表现优异的企业,不仅在贷款提供方面更易获得优先支持,还能享受优惠的贷款利率,以此达成政府对企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鼓励和支持目的。

企业所获得的一系列间接经济效益,得益于因ESG投入而提升的声誉效应,此点尤为关键。企业承担环境成本的意愿与能力增强,在面对环保法规要求或市场绿色需求时更为从容,同时,环境成本内部化得以实现。具体而言,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将环境成本纳入其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可以为构建绿色、循环且低碳的经济体系贡献力量[3]

三、ESG投入对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负向调节作用

对于企业,特别是处于重污染企业而言,ESG投入虽被视作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但实际上,其实施过程却是一场需要审慎权衡的严峻挑战。

(一)短期成本压力

重污染企业所涉ESG投入,全面且深入,使企业生产成本显著提升。企业自原材料采购绿色化起,历经生产流程低碳改造,乃至废弃物循环利用,再至污染排放严格控制,每一环节皆伴随成本攀升。企业财务状况受此影响,压力不容小觑。此压力在财务报表上呈现为利润空间压缩,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可能使资金链紧张。

对于资金实力薄弱且盈利能力有限的中小型重污染企业而言,过高的ESG投入成为导致面临困境的关键因素。面临资金流动性枯竭风险,它们难以按时支付供应商款项,维持日常运营现金流也存在困难,甚至影响员工薪酬的正常发放,使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打击。

对于部分企业而言,面临这种严峻的财务压力,它们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企业深知ESG投入对其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绿色品牌、赢取市场信任的关键所在。然而,短期内成本压力巨大,企业难以承受。在此背景下,某些企业可能选择权宜之计,通过延缓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来缓解当前的资金困境。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在环境治理直接投入方面有所减少,如推迟环保设备更新换代、降低污染治理标准等,极端情况下,甚至忽视环保法规要求,以污染环境换取短期经济利益。这种短视行为虽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短期成本压力,实则透支企业未来。从长远视角看,其不仅损害企业品牌形象,降低市场竞争力,还可能受到政府监管部门严厉处罚,甚至引发企业生存危机。如何在ESG投入与企业可持续发展间寻得平衡点,成为所有重污染企业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投资替代效应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ESG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众多企业出于对自身形象提升的目的,同时为契合时代发展趋向并符合监管规定要求,纷纷加大在ESG领域的资源投入。

ESG层面,重污染企业注入过量资源,其引发的结果必然是流向其他领域的资源呈现缩减态势。而这些领域如生产设备更新、市场拓展等,同样关乎企业的长远发展。

对于企业而言,保持生产效率以及技术领先地位,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是一种关键方式。先进且具备高效性的生产设备,能够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进而使企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以汽车制造企业为例,若长期不对生产线上老旧的冲压设备加以更新,可能会致使冲压出的汽车零部件精度不足,这不仅会对整车质量造成影响,还会因次品频繁出现,使生产成本增加,生产效率降低。市场拓展作为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增加销售收入的重要途径,凭借开拓新市场、开发新客户群体,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业务机会,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像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若未能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便可能错失庞大的发展机遇,被竞争对手抢占先机[4]

当企业将过多资源投入ESG领域,造成生产设备更新以及市场拓展等方面的投资被削减时,便会引发一种投资替代效应。此效应如同多米诺骨牌,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企业生产效率因生产设备未获及时更新而逐步下滑,产品质量或出现波动,难以契合市场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市场拓展进程趋缓,企业涉足新市场领域、获取新客户群体存在困难,市场份额或遭竞争对手逐步侵吞。生产效率的降低连同市场竞争力的显著削弱,致使企业在应对环境成本时显得力不从心。

四、结束语

在全球范围内,ESG理念已获得广泛关注并得以推广。ESG投入涵盖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方面的资源投入,体现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社会责任担当。对重污染行业企业来讲,ESG投入的强化,不但有益于企业环境绩效与社会形象的提升,而且可能在环境成本内部化方面产生关键的调节效用。未来,需要对该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更好地支持和促进重污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窦晓庆.ESG整合与可持续发展下的财务信息披露重构:会计框架的范式革新[J].纳税,202518):52-54.

[2]周冬君.ESG视角下纺织科技企业价值创造路径[J].绿色财会,20256):40-43.

[3]王颖君.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当代经理人,20243):69-84.

[4]吕靖烨,刘蓉.ESG表现、投资效率与企业绩效[J].经济界,20232):47-56.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副教授 韩磊

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财务管理策略研究

摘要:随着复杂多变的环境和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国有企业需要突破传统财务管理的短效性局限,革新财务理念、创新管理工具,以实现经济价值创造和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度耦合。文章主要阐述财务管理在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的核心价值,深入分析当前国有企业在推动财务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度融合过程中面临的现实瓶颈与突出问题;并针对这些痛点难点,提出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研究旨在助力国有企业构建适配战略需求的新型财务治理模式,强化其战略前瞻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同时,为国有资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统筹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提供科学决策参考,对引导国有企业完善绿色绩效管理体系、提升资源配置与战略目标的匹配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可持续发展,融合实践

随着国家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亟须同步提升其生态效益和社会价值。财务管理作为国有企业战略落地的核心支撑系统,其管理导向与方法工具的转型升级不仅关乎国有资本配置效能,还影响着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进程[1]。现阶段,虽然不少国有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承担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其财务管理机制和可持续发展要素的系统性融合仍面临较多挑战,而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技术层面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对管理理念创新、组织机制适配等深层次问题探讨较少。在此背景下,以国有企业战略转型中的特殊定位为着眼点,剖析财务管理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在逻辑关联,并系统探索两者协同创新路径,能够帮助国有企业重塑战略型财务管理模式,并为其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

一、财务管理对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在国家“双碳”目标纵深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完善与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深度调整的多重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承载国家战略、引领产业升级、履行社会责任的核心载体,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不仅面临传统业务与新兴业态协同不足导致的资源高效整合难,还需应对内外部环境交织的复合型风险,更存在产业与金融协同不足的短板,而财务管理作为国有企业战略落地的“核心引擎”与“价值中枢”,其通过机制创新、工具升级与流程优化,能够精准破解上述难题,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一)财务管理在战略资源配置中扮演“调控中枢”角色

国有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并精准配置、动态优化资本要素。财务管理体系的核心职能,如资本预算管理、投资决策评估能系统地统筹绿色创新、生态治理等战略领域的资源投入,以推动传统业务的转型,实现与新兴业态培育的结构平衡。实践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调整资金分配优先级,使生产要素流向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高价值领域,同时,通过强化项目全周期成本效益分析,保证经营稳健,促进与长期战略目标的衔接[2]。正是由于财务管理能主动调控资源配置,成为连接企业宏观战略和微观运营的关键枢纽,才能够为国有企业实现经济效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融合提供机制保障

(二)财务管理在风险防控中发挥“防火墙”功能

随着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持续深化,环境规制趋严、社会责任履行要求提升等新型风险,正逐步成为影响其战略有效落地的关键变量。财务管理可以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识别框架、建立科学的压力测试机制,高效识别环保合规成本波动、低碳转型投入回报周期等不确定因素,并对这些影响企业价值的潜在因素进行前瞻性评估。财务管理还可以将碳排放权交易成本、生态修复支出等非财务指标纳入风险预警模型,动态调整高污染、高耗能项目的经济可行性,防止战略实施出现“短视化”决策倾向。财务管理还可以运用现金流管理工具为突发事件建立应急储备,构建战略推进的韧性缓冲带。这种体系化设计的风险防控机制,不但让国有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增强,还可以通过制度约束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渗透到企业的经营末梢。

(三)财务管理在产融协同中彰显“纽带”效应

国有企业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时,常受到资金需求周期长、社会效益显性化滞后等现实情况的约束。财务管理能够创新融资渠道设计与资本运作模式,将产业转型需求和资本市场供给有效衔接起来,如发行绿色债券、开发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融资工具等,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清洁能源、生态修复等领域。企业还可以通过优化资本成本核算、完善投后绩效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强化资本方对可持续发展项目的价值认同。这种双向赋能机制,能够拓宽国有企业战略实施的资源边界,通过市场化手段让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共生循环,为国有企业构建多方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筑牢底层支撑。

二、财务管理适应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瓶颈

在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财务管理作为核心支撑体系,其效能直接关系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风险防控能力与长期价值创造。然而,当前不少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却面临着与战略发展节奏不协调、适配性不足等现实困境,难以充分发挥战略引领与价值保障作用。

(一)数字化转型滞后于战略需求

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时,部分企业存在数据治理体系碎片化、技术工具应用层级浅表化等问题,导致数字化赋能效果未能得以充分发挥[3]。同时,由于部分国有企业缺乏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环境成本测算和项目效益评估存在脱节,财务决策难以兼顾经济性和可持续性目标。滞后的数字化能力,不但使战略资源配置不够科学,还可能因信息不对称导致重复投资或者资源闲置风险,从而制约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和战略需求的深度协同。

(二)预算管理与战略目标脱节

预算管理是财务管理的核心手段之一,应紧密承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长期规划,然而,部分国有企业在预算编制中仍延续短期绩效导向的固有逻辑。在预算分配环节,财务部门往往优先保障传统业务的稳定运营,导致绿色技术研发、循环经济试点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投入额度预留不足。这种“重短期效益、轻长期布局”的倾向,使得预算资源难以有效匹配并支撑企业的结构性转型需求。例如,企业在建设新能源运输车队时,虽然将设备采购纳入资本预算,但是并没有对其后续的维护成本、碳减排效益的持续性评估设立专项预算科目,就可能导致其在执行战略后因为后续的资金缺口问题被迫放慢速度。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将战略目标转化为预算指标的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在社会责任成本量化、环境风险对冲这些新兴领域缺乏可行的预算映射路径,导致在资源配置和战略方向融合过程中产生隐性偏差。

(三)业财融合深度不足且智能化水平偏低

财务管理要深度嵌入企业战略落地的全周期流程,而这一目标实现的核心前提,在于国有企业将业财融合从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真正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然而,当前部分国有企业仍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业务流程与财务管控仍处于“两张皮”状态,部门间数据不通、目标不一,难以形成战略层面的有效协同。另一方面,财务数据分析大多靠人工经验判断,智能化预警模型和绿色绩效评价工具还没普及,这直接导致环境成本波动、政策合规风险等关键变量就难以及时反馈到决策端。这种薄弱的业财协同机制,不仅造成资源配置低效、资金使用效益下降,还会因信息传递滞后,大幅增加企业在战略执行过程中的试错成本,甚至可能导致战略偏离预设轨道,影响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

(四)财务管理中ESG管理体系尚未健全

财务管理体系重构价值评价标准需要融入ESG 理念,但大部分国有企业还处在探索阶段。例如,在跨境运输业务中,虽引入了新能源船舶,但没有在财务核算中单独归集航线优化减少碳排放的效应,且缺乏对供应商环境合规水平的分级评估机制,导致企业ESG绩效量化困难、绿色供应链管理流于形式。由于企业未将ESG指标嵌入投融资决策、风险预警等财务管理全流程中,加上环境成本内部化核算、社会责任支出效益分析等模块建设落后,使得ESG信息的披露标准化程度不高,外部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易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成效产生认识偏差,间接削弱了绿色金融工具的应用质效。这种机制上的不足会阻碍财务管理向价值共创升级,也可能影响国有企业可持续战略的公信力和资源吸引力。

三、实现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财务管理策略选择

现阶段,国有企业若要在发展中兼顾高质量与可持续性,创新财务管理模式、优化财务管理策略已成为其突破瓶颈,也是实现企业长远目标的迫切需求。下文将聚焦构建协同管理平台、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深化业财融合与AI技术赋能、建立ESG导向评价体系四大核心维度,系统阐述国有企业如何通过财务管理升级,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并明确具体的策略选择路径。

(一)构建“战略+财务”数字化协同平台

首先,国有企业应从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顶层设计环节发力,将财务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双向衔接纳入核心规划。在绿色运输网络的设计阶段,可将碳减排指标、资源循环利用率等关键生态指标嵌入财务系统的战略地图,以实现资金投放方向与生态治理目标的同步校准。其次,推动业财流程可视化重构,打破部门间信息孤岛[4]。如通过打通采购、仓储、运输等核心业务节点的数据链路,能够实时监控环保设备投入产出比、新能源车辆运维成本等关键参数,进而为动态优化资源调配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在将采购、仓储、运输等业务节点的数据链路打通后,财务部门就能实时监控环保设备投入产出比、新能源车辆运维成本等关键参数从而动态优化资源调配。最后,对智能决策系统进行迭代升级优化。例如,在现有智能决策系统中引入环境成本模拟、政策合规预警等算法模型,当企业决策时,系统能够自动匹配历史数据和政策补贴标准等参数,生成多情景损益预判,帮助管理层平衡短期支出与长期收益。

(二)推行战略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

首先,国有企业应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进行多维度拆解与深度解码,构建分层级、可量化的预算映射体系,将宏观战略目标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的具体任务目标,确保战略方向与预算执行紧密衔接。例如,企业可以将“绿色园区认证率提升30%”的战略诉求转化为分布式能源系统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更新等多个维度的具体预算科目,推动战略内涵转化为可执行的资源配置方案。其次,企业可以建立预算资源的动态弹性配置机制,设置战略专项准备资金池,确保资源能够快速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该机制能够在重点领域灵活调节投入强度,既及时缓解短期业务波动压力,又确保低碳转型等长期战略的连贯性,通过资金供给与战略需求的双向动态适配,避免资源配置固化对可持续发展路径的阻滞,从而增强战略执行的敏捷性与韧性。再次,企业可以构建战略执行风险的穿透式监控网络,将环境合规成本、社会责任纠纷等非财务风险因子纳入预算预警阈值,例如,在冷链运输线路拓展中,可实时追踪各地区环保法规变动,及时冻结高违规风险区域的设备采购预算,从而降低战略决策失败的可能性。最后,企业还可以打通横向组织决策流程,建立预算调整联席审批机制[5]。在决策环节,可加强业务、财务、采购及技术等部门协同联动,同步评估技术迭代速度与补贴退坡影响等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制订分阶段预算释放方案,确保资源投入精准契合战略窗口期。

(三)深化业财融合组织与机制创新并强化AI赋能

首先,重组跨部门协同管理架构。企业可以建立由财务、运营、ESG等关键职能部门组成的战略协同小组,协同解决经济效益、合规约束及社会效益等多元目标诉求,同步校准创新业务,实现战略执行过程的动态优化,确保资源配置有效兼顾发展动能与价值底线,最终形成业务扩张与绿色转型目标协同互促的良性循环。其次,推进端到端流程智能化再造。企业应把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业务流程,如在仓储选址评估时,利用财务系统自动关联土地修复成本、区域碳配额价格等数据,同步生成综合效益分析报告,引导决策朝着生态友好型方案倾斜。再次,深入应用AI工具来辅助决策。企业可以开发绿色投资优先级评估、环境风险模拟推演等专用模块,例如在制定不同包装材料循环利用方案的决策环节,利用AI模型综合计算采购成本节约、碳排放减少、客户满意度提升等交叉影响指标,以提供最优资源分配建议。最后,构建业财复合能力体系。企业可以构建“财务+业务+可持续发展”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轮岗实训夯实实操能力、案例研讨深化专业认知,切实强化财务人员的战略执行能力。

(四)建立ESG导向的财务评价体系提升企业绿色绩效

首先,设计多层级ESG财务指标评价体系,企业可以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管理工具。例如,在跨境物流业务中,可建立“碳排放强度/营收比”“社区投诉事件损失率”等可量化指标,并将ESG绩效与财务报表项目直接挂钩,为资源配置提供清晰导向。其次,重点推进核心业务流程的绿色改造。企业在绿色改造过程中,注重将ESG成本归入价值评估标准。例如,在车辆全生命周期成本测算中,需同步新增传统柴油车碳税支出和电动卡车绿电补贴收益等核算内容,以翔实数据引导采购朝着清洁化方案倾斜。再次,构建标准化ESG信息披露机制框架。企业通过分层设置指标阈值与披露深度,建立信息披露有效性校验模型,实现企业核心价值要素披露与市场敏感信息保护的动态平衡。最后,建立可持续发展绩效奖惩关联机制。企业将ESG 指标纳入预算考核与薪酬激励体系,通过利益绑定促使ESG理念从战略宣言变成全员行动准则。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应在财务管理体系中系统构建起“战略牵引、价值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融合机制,在借助战略顶层设计把绿色转型需求转化为资源配置逻辑的同时,深入推进业财融合创新,构建以ESG为导向的财务评价体系,促使财务决策从成本控制升级为价值共创,助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周漫茜.ESG框架下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责任履行研究[J].上海企业,20258):146-148.

[2]朱婧.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国有企业战略管理研究[J].中国产经,202514):164-166.

[3]李娜.大数据背景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路径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2522):161-164.

[4]宋海青.新经济时代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转型升级[J].现代企业,20257):168-170.

[5]王倩.国有企业财务战略管理转型的价值与实施路径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511):145-147.

广西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高级会计师、中级经济师 梁丽芳

科技初创企业内部财务控制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企业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大,相对于成熟的企业,初创企业往往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业务开拓能力有限、企业经营风险高等问题,再加上企业研发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科技初创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更加平稳健康地发展,初创企业有必要根据企业实际经营情况,重视内部财务控制问题,建立有效的内部财务控制架构和体系,防范企业财务风险,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科技初创企业,内部财务控制,问题,优化路径

在科技创新浪潮中,初创企业凭借其敏捷性与创新活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其内部管理尤其是财务控制环节往往存在明显短板,如制度缺失、权责不清、监督乏力及风险意识薄弱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科技初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入分析科技初创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的典型问题,探索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不仅对提升企业自身治理水平与抗风险能力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也能为构建健康稳定的创新创业生态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价值。

一、科技初创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理论概述

在现代企业治理框架中,内部财务控制是保障资产安全、提升信息质量、防范经营风险的核心机制。对科技初创企业而言,有效的内部财务控制不仅是企业生存的基础,更是支撑其高速成长、吸引战略投资的关键基石。本部分将从理论层面系统梳理内部财务控制的内涵与要素,结合科技初创企业高成长、高不确定性的特点,探讨科创企业的定义与特征、内部财务控制的内涵和目标,为后续深入分析实际问题及构建优化路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分析框架。

(一)科技初创企业的定义与特征

依据企业演进的基本规律,组织发展通常依次经历初创、成长、成熟与衰退四个主要阶段。科技初创企业作为一类特殊的经济实体,通常指成立时间较短、仍处于早期运营状态且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组织类型。这类企业虽具备较强的创新活性和成长潜力,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尚未形成稳定的资源基础和运作体系,其发展路径充满不确定性。与已步入成熟阶段的企业相比,科技初创企业受限于资金、人才和组织能力等多重约束,普遍面临融资渠道狭窄、高端人才储备不足、核心业务推进滞缓以及市场认知与接受度有限等现实挑战,亟须通过战略聚焦、资源整合与外部合作等方式突破发展瓶颈。

具体而言,初创企业表现出以下几方面典型特征。首先,经营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该类企业能否顺利实现技术成果的产品化与商业化,其产品能否得到用户认可,以及能否快速占领市场并实现增长,均存在较大变数。其次,财务脆弱性较为突出。麦肯锡的相关研究强调,初创企业常因资金紧张、管理层财务专业能力欠缺,加之市场拓展阻力较大,导致营业收入有限、现金流紧张、盈利能力薄弱,从而显著降低其成功概率,难以在竞争中稳定生存[1]。最后,内部管理体系尚不健全。受制于规模较小及管理者认知局限,该类企业普遍缺乏科学的治理结构、清晰的市场策略和成熟的组织文化,易引发管理混乱,从而加剧运营风险。

区别于传统初创企业,科技初创企业更加侧重于以核心技术为驱动,开展研发、生产与技术服务活动,展现出更强的创新活力和应变能力。然而,正因其依赖前沿技术的特性,加之研发过程的不确定性、盈利模式的波动性以及战略方向可能存在的模糊性,许多科技初创企业难以持续维持其创新能力,最终因竞争力衰竭而退出市场[2]

(二)内部财务控制的内涵与目标

内部财务控制构成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财务计划有效落实及支持公司治理的关键机制。该控制机制主要针对企业实际经营者,旨在规范管理层与执行层之间的权责关系。其核心目标包括对企业财务活动实施监督、保障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并制订与企业战略相符的经济政策、管理措施及操作流程[3]

从出资者视角看,内部财务控制致力于实现企业财务价值与成本效益的最大化。通过系统实施内部控制手段,可显著降低财务操作的盲目性与随意性,确保资金筹集、投放及利润分配严格遵循财务预算,从而有效控制经营成本,防范效能低下及目标偏离风险。具体而言,内部财务控制的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建立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组织架构

企业通过建立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适合企业特点和经营环境的组织架构,系统化管理财务风险,确保业务流程合规、资产安全及财务资料真实完整。有效的内部财务控制能显著防范资金挪用、欺诈与决策失误,保障经营效率与合规性,为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稳健发展构筑坚实“防火墙”。

2.纠正财务错误和杜绝财务舞弊

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是纠正财务错误、杜绝财务舞弊的核心机制。其通过一系列严谨的制度、流程与方法,从事前预防、事中发现到事后纠正,全方位保障财务健康。在纠正财务错误方面,内部控制体系依靠严格的复核与核对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记账差错、疏漏或计算错误,确保账实相符与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在杜绝财务舞弊方面,内部控制体系形成有效制衡,从根源上遏制单人舞弊的空间,公司通过定期与不定期的审查,对舞弊行为形成强大威慑,构建企业内部“不能腐、不敢腐”的防范体系。一个有效运行的内部控制体系不仅是企业财务报告的“校准器”,更是资产安全的“守护神”,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信任基础。

3.实现财务管理政策和目标

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通过标准化流程、明确权责划分和有效监督机制,为财务管理政策与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坚实保障。它确保了资金安全、信息真实与合规经营,降低了运营风险与潜在损失,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可执行、可监控、可考核的具体行动,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最终达成财务绩效目标的核心管理工具。

二、科技初创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初创企业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然而企业在追逐技术突破与市场扩张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内部财务控制管理体系的建设,导致其面临较高的运营风险。许多初创企业因缺乏规范的财务制度、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专业的财务人才,普遍存在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预算管理缺失、财务信息失真及资产安全受威胁等问题,不仅制约了企业的稳健经营和融资能力,甚至可能引发生存危机。因此,系统研究科技初创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管理存在的问题,探寻其成因与对策,对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内部财务控制环境有待完善

建立健全内部财务控制体系需要全员参与及跨部门协作。科技初创企业受业务规模与资金条件限制,往往尚未配备专职会计人员执行资本预算与财务分析职能,财务团队专业素质整体薄弱。现有会计岗位多局限于账务处理、纳税申报、年度审计及会计核算等基础工作,缺乏有效的财务监督与约束机制,导致财务功能未能充分融入经营决策体系,参谋支持作用有限。此外,在激烈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管理层常过度聚焦产品开发与市场生存,忽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职务分离控制未落实、财务授权审批流于形式、预算控制覆盖不全面、货币资金管控力度不足等问题较为普遍。

(二)对内部财务控制的认识存在偏差

内部财务控制作为支撑企业战略落地、护航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管理机制,其通过系统性地规划与执行财务活动、厘清部门权责、促进协同配合与流程改进,有助于增强业务运作的规范性、安全性及效能。但科技初创企业普遍存在“重技术研发、轻内部控制”的倾向,往往仅将财务内控视作常规性会计操作,未能全面发挥其在风险抵御与价值创造方面的系统性功能,无形中加剧了企业整体面临的财务风险。

(三)财务风险管理能力薄弱

财务风险识别与评估是内部控制的核心环节,科技初创企业多未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其薄弱点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资金管理能力欠缺。企业成立时间短、资源基础弱、融资渠道窄,加之研发活动投入大、周期长、结果不确定性高,使得资金使用与管理难度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企业。第二,应收账款风险意识不足。为维持生存,企业往往过度迁就客户需求,忽视信用管理与对应收账款的风险管控,导致回款压力持续积累。

(四)成本控制机制不健全

有效的成本管理对企业稳健经营至关重要。科技初创企业受制于人员精简、业务繁杂及专业化水平有限,常出现成本控制缺位、核算准确性低、管理规范性不足等问题。部分科技初创企业为追求短期营收,盲目承接订单且生产安排缺乏计划性,导致成本急剧上升、管控压力倍增,不仅制约企业发展,甚至危及企业生存。科技初创企业还面临研发投入带来的特殊风险,若不能精准研判研发项目的可行性与收益性,盲目进行大规模研发投入极易引发成本失控,直接冲击企业的生存基础。

三、科技初创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的优化路径

建立并完善内部财务控制体系是科技初创企业改革和提升管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环节。科技初创企业应立足自身的产业技术特征与发展阶段,切实提高对内部控制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建立健全的制度、规范的流程和清晰的职责划分,构建起科学且有效的财务内控机制,从而将各类财务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为企业的稳健发展和持续创新提供坚实保障。

(一)构建完善的信息系统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各行各业迈向数字化与智能化。完善的信息系统可显著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实现对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动态监控[4]。高效的信息管理体系不仅是保障企业数据安全性与可靠性的关键基础,更在人力资源有限的科技初创企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它能够显著减少烦琐的人工操作环节,实现财务及经营数据从采集、存储到传输与应用的全流程精准化管理。通过制订清晰的系统操作规范与标准化流程,使每一位员工明确自身权责边界,有效加强部门间的协作沟通与信息整合共享。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财务管理的效率与透明度,也增强了企业整体运作的规范性和跨部门协同能力,从而为企业的稳健发展和决策支持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二)加强货币资金控制

货币资金控制是内部财务控制的核心环节,其流动性是企业稳健运行的重要保障。货币资金控制的关键在于确保资金流动的连续性与合理性,严格管控收支环节,实施授权审批、不相容岗位分离等控制措施,并建立定期稽核机制以保障资金安全[5]。此外,管理者借此可实时掌握现金状况,提升决策时效,防范现金流断裂风险。科技初创企业需要特别关注研发资金的管控:决策层应审定研发立项;技术部门负责可行性论证;财务部门需完整记录、严格审核研发支出,跟踪经费使用并开展投入产出分析,以实现对研发进程的有效控制。

(三)实施筹资会计控制

筹资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其重点在于确定资金合理的规模与结构,选择适宜的融资方式,以降低资金成本、防控财务风险。融资旨在获取正向现金流,支撑业务健康发展。科技初创企业普遍面临现金流出大、流入少的情况,因此常需借助外部融资。科技初创企业可凭借创业团队的技术积淀、产品创新性与市场潜力,争取种子轮、天使轮及VC融资等股权融资,但同时应防范恶意收购导致的控制权变更。企业需在融资成本与股权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审慎选择融资方式,以控制经营风险。

(四)强化实物资产控制

实物资产作为企业的重要资本组成部分,其有效管理与严格控制在保障企业资产安全、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对实物资产的全流程管控尤为必要,企业应从采购、领用、发出、盘点、保管及处置等多个环节识别关键控制点,并建立授权审批、记录核查、岗位分离与相互制约等制度与规范,从而全面保护包括生产设备、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类生产资料,有效防范资产被盗、异常损毁或流失风险。对于科技初创企业而言,实物资产管理需更加注重根据资产的特性和具体用途实施分类保管,尤其与研发相关的核心设备和关键物资,应严格限定接触权限,仅允许经审批人员操作和使用,以最大限度避免损坏和意外发生。此外,企业应建立健全定期安全检查机制,持续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还应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资产结构,实施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实物盘点制度,及时掌握资产的实有数量、使用状态和存放情况,确保财务账簿与实物资产之间的完全一致,为企业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五)规范采购付款与销售收款控制

针对企业采购,重点是采购决策,强调不应由任何个人单独决定采购品种、供应商和采购价格,形成采购决策环节的制约监督机制。对于采购付款,科技初创企业要根据企业的资金情况,合理安排供应商付款,争取较好的付款条件,缓解资金压力。针对企业销售,加强合同订立的法律风险控制,以及商品发出和应收账款的会计控制,防止销售过程中的舞弊行为,避免和减少坏账损失。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在成立初期,现金不充裕,如果企业不能有效管理应收账款,容易产生烂账或者坏账,甚至会直接伤及企业的经济利益,导致企业在流动资金上出现巨大问题。

(六)严格成本费用控制

企业成本管控是经营管理的核心环节之一,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对生产经营中发生的各项成本支出进行规范、约束和调节,使其符合预设成本目标,并及时纠正偏差,防止实际支出超出预算范围,从而将成本支出严格控制在计划之内。成本控制涵盖直接材料、人工成本以及与运营相关的各类费用。企业需完善财务管理工作,清晰地记录各项成本支出,并评估其合理性与有效性。针对科技初创企业,成本费用控制通常包括三个基本步骤。首先,建立科学的成本费用标准体系。依据企业运营特点制定成本标准,明确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项成本费用类别,制订费用框架体系,以提升控制实效。其次,责任到人。通过建立相应的组织架构与责任机制,由财务部门牵头建立控制框架,并在各费用发生点建立成本费用控制责任制,定岗、定人、明确具体的职责,并通过定期检查核实结果。最后,及时反馈信息。构建成本控制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准确地掌控成本费用标准与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之间的差异,适时地采取措施调整,组织协调企业财务活动,完成成本费用计划。

四、结束语

财务管理工作离不开内部财务控制,内部财务控制对于企业管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实现内部财务控制的全面落实,提升企业的生产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确保企业平稳发展。科技初创企业有着技术特点鲜明和企业规模尚小的双重特点,要根据自身企业的特点,形成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内部财务控制路径,降低经营风险问题的发生,保障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推动企业效益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王鹍.初创企业XN公司内部财务控制体系研究[D].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0.

[2]李婧雯,石静.技术型初创企业的潜力发展方向识别研究:以商汤科技为例[J].现代情报,20225):98-109.

[3]毛明福.公司内部会计控制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38):162-163.

[4]梁勇.加强企业财务内部控制.防范企业财务风险[J].经管空间,201411):38-39.

[5]王秀欢.公司内部财务控制优化研究:以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例[J].财税金融,202212):246-247.

深圳迪科力合科技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胡芳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6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