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0日 第 2 期
总第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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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会:听取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展情况汇报并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等促消费举措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展情况汇报并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等促消费举措,部署做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出,去年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用力抓好政策落实,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充分释放各项政策集成效应,推动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有效增强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要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支持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竞相涌现,增加优质服务供给,解决好信用、标准、安全管理等问题,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要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制定和实施好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快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促进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持续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联动升级,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会议指出,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企业合法权益和群众切身利益,必须高度重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要加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紧盯重点地区加强督促指导,压实地方责任,统筹安排、尽快下达用于支持清欠的专项债券额度,更大发挥金融政策作用,健全清欠长效机制,加快清理存量、坚决遏制增量。要扎扎实实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继续组织实施好治理欠薪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欠薪单位责任,综合运用监测预警、督查考核、信用惩戒等措施深化源头治理,加强对困难农民工的临时救助,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决定,对《城市绿化条例》等9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乡镇煤矿管理条例》等2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指出,要与时俱进推动行政法规立改废释,稳妥做好新旧法规衔接过渡,完善配套机制和办法,增强政府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不断提高行政法规质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详解2026经济新图景 激发中国经济这片大海的巨大潜能

“2025年,面对国内外形势复杂深刻变化,全国上下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顺利完成,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韧性进一步彰显,民生政策更有温度,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答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在1月20日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是2025年全年经济数据公布后,国新办举行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与王昌林一同出席的还有3位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总结2025年经济发展成效之外,这场发布会更聚焦在2026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周陈表示,展望2026年,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态势将持续向好,消费与投资、科技与产业、城乡与区域都将释放出巨大发展潜能。他从点、线、面3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从点上看,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蔚然成势;从线上看,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加速融合;从面上看,动力源地区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已超17%,数字经济增加值有望达到49万亿元。目前,我国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周陈在今天的会上说,“我们将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充分激发这片大海中蕴藏的巨大潜能,变发展潜能为新的动能,变科技流量为新的经济增量。”

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当前国内还存在“供强需弱”的矛盾。对此,2026年宏观政策将如何施策?王昌林强调,重点要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把宏观政策的发力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市场运行的调控点放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王昌林介绍,今年,有关部门将研究制定出台2026-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提供强有力的创新举措和要素保障;同时,将研究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促进创新创业创造;还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实现从“卷价格”向“优价值”转变。

一直以来,我国都高度重视扩大内需工作,内需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与经济增长实现同步;全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52%。

下一步,我国将从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紧密结合3个方面重点发力,推动消费者增收。周陈透露,目前有关方面正研究制定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目的就是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优化消费供给。同时,我国还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等。

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记者注)政策。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约8400个设备更新项目,带动总投资超1万亿元,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8个百分点。此外,2025年有超3.6亿人次申领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6万亿元。

近日,2026年“两新”政策安排已对外发布,今年第一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计划也已下达。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司长王善成在今天的会上介绍,接下来,将进一步降低申报设备更新项目的投资门槛,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合理把握工作节奏,按季度分批次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资金,指导地方均衡有序支出补贴资金,做好跨周、跨月、跨季度平稳衔接。

“综合来看,2026年通过优化‘两新’政策的支持范围和补贴标准,完善各环节实施机制,加强项目和资金全链条管理,将进一步提升政策的准确性、便利性、有效性,持续放大‘两新’的政策效能。”王善成说。

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会上被着重提及。目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四梁八柱已基本建立,市场基础制度不断健全,市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统一大市场对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扩大内需、促进竞争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强。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相关工作时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王任飞在今天的会上表示,在制度建设上,将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加强法治保障;制定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明确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还要推动电力、交通运输、技术、数据四大领域统一市场率先突破,出台一批含金量高的政策举措;聚焦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地方政府采购招标、招商引资等重点问题,健全问题发现、线索核实、督促整改、约谈通报四项工作机制,以更大力度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

“只要我们充分挖掘经济潜能,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持续苦练内功,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有底气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王昌林说。

贾骥业

工信部:2025年工业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

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发展速度有目共睹;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钢铁、有色、电力、通信等重点行业……1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工业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年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我们对2026年保持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充满信心。”张云明说,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将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稳增长、强创新、促融合、优治理、防风险,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

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稳定;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2%、9.4%。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扎实推进,累计建成3.5万余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我们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张云明介绍,2025年,超大直径盾构机、重型燃气轮机等重大装备实现突破,人工智能为工业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1649万辆、同比增长28.2%;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行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

张云明表示,在人工智能驱动下,人形机器人产业超预期迭代演进,2025年国内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业界普遍认为,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产业蓄势待发、前景广阔。

“我们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推动惠企政策落实落地,全力营造‘一池活水’的企业发展环境。”张云明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初显,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重点行业竞争生态持续改善。5G和千兆光网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

积极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

“我们积极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向绿求新’取得积极成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说。

陶青介绍,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推进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在降碳减污中实现扩绿增长。比如,以氢为还原剂炼铁,能够从源头上降低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河北、广东等地百万吨级氢冶金项目陆续投产,相比传统工艺,每年可减少50%以上的碳排放。

“我国节能环保装备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陶青说,“十四五”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千余项节能降碳、节水减污等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开展重大环保技术装备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加强攻关突破和供需对接,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关键装备支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陶青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柔性制氢、微电网数智化运行等难点堵点,开发场景适配的关键节能环保装备和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装备研发推广机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促进先进适用技术装备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普及”,形成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模式创新的良性循环。

“我们将围绕工业绿色微电网、清洁低碳氢、节能环保装备等领域,制修订一批基础通用和技术规范标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守底线、创标杆,全面加强标准实施应用。”陶青说。

已启动第二阶段6G技术试验

“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谢存介绍,我国已建成5G基站483.8万座,全国所有乡镇以及95%的行政村已通5G,5G演进网络(5G-A)已覆盖超330个城市。全国2/3的地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并已在部分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建设。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智能算力规模超过1590EFLOPS(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位居全球前列。

建得好,也要用得好。数据显示,我国5G用户规模超12亿户,2025年12月份平均每个用户使用流量23GB;千兆宽带用户达2.4亿户。“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超2.3万个,“黑灯工厂”“无人矿山”“智慧港口”等新模式、新业态逐步壮大,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关键推动力。

“我们遵循‘商用一代、研发一代’的规律,持续推动信息通信技术能力稳步提升。”谢存说,目前,我国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全球占比达42%;6G研发已完成第一阶段技术试验,形成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近期已启动第二阶段6G技术试验。

谢存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在城市地区和重点场景部署5G-A网络和万兆光网,推动“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加强算力网络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加快推进6G技术研发,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6G的应用产业生态。加强下一代光通信、量子信息等研发布局。加快推进5G、工业互联网等深度融入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旅、教育、医疗等行业领域。

刘坤

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促内需一揽子政策

1月20日,财政部等部门发布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优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等六项政策。其中四项是支持民间投资的政策,另外两项是支持促进消费的政策。

“一季度是信贷量相对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抓紧把相关政策和银行信贷活动联系在一起,让政策能够更早地释放出效果。”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为了促消费,财政部等部门明确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此次优化主要包括:两项政策实施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底,增加经办机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新增了数字、绿色、零售3类重点领域,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由1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贴息上限提高至1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纳入贴息支持范围,取消领域限制等。

廖岷表示,此次将单户贷款额度由现有的1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贴息1个百分点,贴息1年,一家企业最多可享受贴息10万元。惠及的消费领域增加到11类,经办机构新增了银行监管评级3A及以上的全部城商行、省级农商行、省会城市农商行和外资银行,共约90多家,机构范围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这个对于发挥金融服务“毛细血管”作用、服务广大服务业经营主体非常有作用。

针对将信用卡纳入消费贷款贴息的呼声,这次也对政策进行了优化。廖岷说,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这次政策还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纳入了贴息支持范围。

针对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此次优化扩大了政策支持范围,由设备购置贷款拓展至设备更新项目相关的固定资产贷款,并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的、2026年起新发放的科技创新类贷款;同时,增加政策支持领域,增加经办银行,优化贴息流程等。

针对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明确政策支持范围为2026年1月1日起经办银行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贷款和中小微企业参与项目使用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支持领域包括重点产业链及上下游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

“这个是我们支持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的一项新政策。”廖岷表示,主要是对相关领域企业贷款予以贴息,重点包括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医疗装备、移动通讯设备等14个重点产业链及上下游产业,以及科技、物流、信息和软件等生产性服务领域,还有农林牧副渔等领域。贴息为贷款总额的1.5个百分点,最长贴息期2年,可享受贴息政策的单户贷款额度上限是5000万元。

此外,财政部等四部门明确,通过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设立专项担保计划,规模5000亿元,分两年实施。这一专项担保计划,将为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民间投资贷款提供担保,不仅支持用于场景拓展和升级改造的中长期贷款,也支持改扩建厂房、店面装修、经营周转等生产经营活动,并在分险比例、代偿上限、担保额度、担保费等方面进行政策加力。

廖岷表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传统业务主要是支小支农,这次新设的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支持对象增加了中型企业,并将此项担保计划支持的中小微企业单户授信的额度设定为2000万元,有了大幅提升,而且同步设置了更高的代偿上限和分险比例。

据悉,上述这些惠企利民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支出,在2026年的预算中做了充分安排。地方和经办机构可以积极开展业务,多做多得,企业和居民根据自己的生产和消费需要,也可以多贷多得。财政部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通过创新宏观调控,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全力以赴推动以上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李苑

央行将出台八项措施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

在日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澜表示,根据当前经济金融形势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将先行推出八项政策措施,旨在完善结构性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

一是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从目前的1.5%下调到1.25%,其他期限档次利率同步调整。

二是将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并单设民营企业再贷款。合并使用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额度,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总额度中单设一项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1万亿元,重点支持中小民营企业。

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并扩大支持范围。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4000亿元至1.2万亿元,并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领域。

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将此前已经设立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合并管理,合计提供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

五是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领域。纳入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更多具有碳减排效应的项目,引导银行支持全面绿色转型。

六是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结合健康产业认定标准,适时在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中纳入健康产业。

七是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将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30%,支持推动商办房地产市场去库存。

八是鼓励金融机构提升汇率避险服务水平。丰富汇率避险产品,为企业提供成本合理、灵活有效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

季晓莉

证监会确定2026年资本市场五方面工作任务 巩固市场稳中向好势头 坚决防止市场大起大落

1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召开2026年系统工作会议,总结2025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2026年工作。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部署了巩固市场稳中向好势头、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等五方面重点工作,强调严肃查处过度炒作乃至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止市场大起大落。

会议认为,2025年,资本市场在多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的严峻考验下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韧性和活力明显增强,包括: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稳市机制,中长期资金入市取得重要突破;加快构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开展打击私募基金违法违规专项工作,全年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701件,罚没款154.7亿元;推出科创板改革“1+6”政策举措,启用创业板第三套标准,启动公募基金改革,全年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回购合计2.68万亿元;全年IPO、再融资合计1.26万亿元,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各类债券16.3万亿元,平稳上市18个期货期权品种;联合最高法发布严格公正执法司法、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发布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意见;资本市场学会成立运行,市场舆论环境进一步净化。

会议强调,当前资本市场总体稳中向好,但仍然面临内外风险交织、新旧矛盾叠加的复杂严峻挑战。证监会系统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紧扣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高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和竞争力、吸引力,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

会议重点部署了五方面工作任务:

——坚持稳字当头,巩固市场稳中向好势头。全方位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及时做好逆周期调节,强化交易监管和信息披露监管,进一步维护交易公平性,严肃查处过度炒作乃至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止市场大起大落。继续深化公募基金改革,持续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方式,推出各类适配长期投资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积极引导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全力营造“长钱长投”的市场生态。

——坚持改革攻坚,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多层次股权市场包容性适应性,启动实施深化创业板改革,持续推动科创板改革落实落地,提高再融资便利性和灵活性,促进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推动债券市场提质量、调结构、扩总量,抓好商业不动产REITs试点平稳落地。稳步推进期货市场提质发展,加强期现联动监管。

——坚持依法从严,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进一步严肃市场纪律,坚决打击财务造假、操纵价格、内幕交易等恶性违法行为,畅通行政刑事衔接机制,推动更多特别代表人诉讼、先行赔付等典型案例落地。督促行业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完善私募基金监管体制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监管,提高线索发现能力和监管穿透力。

——坚持固本强基,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持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加快推动出台上市公司监管条例,全面落地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加强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行为约束,完善分红回购、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制度安排。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完善重组全链条监管,多措并举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坚持做强主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抓紧推动合格境外投资者优化方案落地,扩大期货特定品种开放范围,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性。完善境外上市法规制度,提升备案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透明度。增强开放环境下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会议还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证监会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抓实抓细中央巡视整改常态化长效化,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实效的鲜明导向,完善考核评价和督查督办机制,针对性完善有效预防和惩治资本市场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政策措施。

梁银妍

“稳”有支撑 “进”有动力——透视2025年国民经济“成绩单”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中国经济年报。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4018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三季度增长4.8%,四季度增长4.5%。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

“2025年,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我国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民经济运行顶压前行、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实现,‘十四五’胜利收官。”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表示。

我国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

140万亿元!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顶压前行的韧性、向新向优的活力。”康义表示。

——我国经济底盘更实、抗风险能力更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实现“四连跳”,先后迈上了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140万亿元的新台阶。这样大的经济体量,对应的是实打实的生产力,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站稳在1.4万亿斤的台阶,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提高到57.7%,网络基础设施是全球最大、覆盖最广,这些都是我国抵御风险、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和强大支撑。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步伐更稳。五年来,我国新质生产力稳步成长,创新指数排名首次晋升全球前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2%,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蓬勃兴起,赋能千行百业;能源供应清洁化、低碳化加速,新能源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民生保障有力,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我国为世界经济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和更广的合作空间。“十四五”时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全球供应链压舱护航,为动荡变革的世界经济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重要机遇,2025年货物进口规模再创新高,达到18.5万亿元,为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也在不断缩减,免签的“朋友圈”继续扩大,入境政策进一步优化,极大地便利了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中国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世界各国拓展了合作机遇。

康义表示,世界经贸秩序遭受重创,国内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然实现了“量的跨越”与“质的提升”,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在不稳定不确定环境下应变破局的能力和抗压耐压的韧性。

政策效应不断显现释放增长暖意

细看这份经济年报,国内需求持续恢复、外部需求有所改善。

向内看,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1202亿元,比上年增长3.7%,其中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5.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85186亿元,比上年下降3.8%,虽然房地产投资低位运行,但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8.4%、16.9%,显示复苏暖意。

向外看,202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54687亿元,比上年增长3.8%。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7.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7.3%,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保持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2025年,居民消费价格(CPI)与上年持平,其中12月CPI上涨0.8%,是2023年3月份以来最高涨幅,核心CPI连续4个月涨幅在1%以上。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2025年中国经济呈现‘生产平稳、出口坚韧、消费温和修复、投资调整’的清晰图景。”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告诉记者,这份经济年报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增长动能实现重要转换,消费与服务业成为核心引擎,出口展现出超预期韧性,但固定资产投资深度调整,形成了拖累。理解这种“动能转换”与“压力并存”的复杂格局,对于把握未来政策方向与经济走势至关重要。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2025年宏观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态势,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2025年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更加积极有力的宏观政策全面发力;二是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新质生产力领域增速明显领先,不仅带动经济持续转型升级,而且对整体经济增速有较强拉动作用;三是我国出口展现出很强韧性,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继续处于高位。

2025年我国经济能够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平稳增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区各部门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

“2025年,我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加大‘两重’项目建设力度,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康义表示,与此同时,更大力度提振服务消费,释放服务消费潜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稳定增长注入了“源头活水”;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市场竞争秩序,为物价合理回升、企业效益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消费领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升级态势明显,居民消费不仅在‘量’上有所回升,在‘质’上也实现持续改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姚东旻认为,政策举措对服务业的精准支持成效显著,推动服务消费释放更大潜力;宏观政策推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使升级类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在姚东旻看来,2025年我国投资总量有所下降,但结构性优化趋势凸显。一方面,制造业投资保持增长,反映出财政与金融政策在支持实体经济、推动设备更新和技改方面的精准性,确保了工业生产的韧性。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投资成为新增长极,宏观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持直接体现在投资流向上,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8.4%,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6.9%就是很好的例证。

“总的来看,尽管存在国内供强需弱的矛盾,去年以来,宏观政策的加力实施有效地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不断增强。”姚东旻说。

2026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有条件有支撑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今年的经济发展前景如何?

“尽管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稳定发展面临挑战,但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2026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有条件、有支撑。”康义说。

康义表示,从发展支撑来看,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将为经济平稳运行保驾护航。其中,促消费政策将继续显效,对消费增长形成支撑。今年,我国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继续实施并不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目前第一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已提前下达,同时还将逐步推进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

“新年伊始,连续两场国务院常务会议接力部署提振消费,释放出将扩大内需作为今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的强烈信号。”姚东旻告诉记者,当前经济形势下,扩内需是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必然选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迫切需要,也是稳定居民预期与增收信心的长效机制。

董忠云认为,1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聚焦“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旨在将增长动力从商品消费向更具潜力的文旅、养老等服务消费领域引导和升级;而此前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则为这一转型提供了直接的资金“活水”和政策“杠杆”。

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是扩大有效需求、创新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必须打破壁垒、配合联动,充分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姚东旻认为,要通过财政贴息直接降低消费成本和经营压力。同时,财政政策应引导金融资源向优质服务供给集聚,带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养老、托育、家政、文旅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信贷支持力度,并通过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针对服务性消费的专项产品。

“还要将财政资金的使用与金融服务的传导结合起来,确保补贴和信贷资源能够直达基层家庭和服务业企业,有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确保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真正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姚东旻说。

董忠云表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关键在于构建“财政引导、金融跟进”的联动机制。在需求侧,财政可在维持对实物消费一定补贴的前提下,向服务消费补贴加力倾斜;在供给侧,财政可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为文旅、养老等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增信,从而引导金融机构提升借贷意愿,稳定和扩大优质服务供给。

“当然,政策成功的关键还在于真正落地,要通过简化流程、强化管理和科学评估,确保协同红利切实转化为居民获得感与企业新动能。”董忠云说。

“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体系优势、人才资源优势等多种因素协同联动、系统集成形成强大合力的结果,这是一个大的逻辑,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康义表示,2026年各方面将瞄准目标,狠抓重点工程项目落地实施,有助于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伴随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加力,2026年我国消费将进一步提速,投资会止跌回稳。”王青建议,2026年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加快培育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尽快壮大新动能;另一方面,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切实加力,在新动能成长的过程中有效稳住老动能。

张思楠

权威视点
孙飞:展望“十五五”:推动科技金融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同频共振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强调创新驱动等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内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历史方位,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作为一项重要部署提出,与其他重大任务并列,构成新时代“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系统框架。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随着科技金融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科技金融将促进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循环。“十五五”时期,科技金融将加快构建与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适配的多层次生态体系,推动科技金融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同频共振,促进技术突破、产业升级与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科技金融要为前沿科技研发“雪中送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孙飞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科技金融要迎难而上、聚焦重点。”强化了对科技型企业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金融服务。

围绕这一要求,金融要通过制度、工具、服务等一系列创新,在科创企业初创、成长、成熟等全生命周期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新生态。

关键点在于,通过差异化的信贷支持政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科学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等制度设计,促进金融更好发挥血液滋养与桥梁纽带作用。

既为前沿科技研发“雪中送炭”,促进“实验室成果”变成“生产线产品”,助力产业做大做强;又能从产业发展的红利中获得回报,形成“金融支撑科技产业化、产业发展反哺金融”的正向循环。

加快健全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近年来,我国科技金融在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表现为产品供给方面的结构性不足等,其背后根源包括市场容错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与协同机制缺失、资本市场对科创领域的退出渠道不畅等。

孙飞表示,可聚焦深层次根源,在现行政策基础上精准发力。既要加快健全科技金融市场容错机制,完善风险补偿、风险分担配套政策,打消金融机构服务科创的后顾之忧,也要着力破除信息壁垒,搭建科技、产业、金融多方联动的信息共享与对接平台,推动各类金融业态协同发力、形成服务科创的合力。同时,需畅通资本市场退出渠道,优化科创板、北交所等市场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性安排,活跃市场化并购重组。可引导商业银行继续加大针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开发专门的信贷产品和风险管理技术,根据当地产业结构和企业特点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投贷联动等方式分散风险。鼓励科技保险创新,监管层面可建立科技保险量化指标考核体系,对科技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给予奖励,引导保险公司深入科技企业,扩大科技保险覆盖面。继续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扩大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规模,落实科创专项担保计划,适当提高财政对担保风险的分担比例。

“同时优化交易所转板制度安排。”孙飞说,在当前区域性股权市场—新三板—北交所—科创板/创业板转板实践的基础上,研究推进更大范围的更多链条的转板机制设计,促进形成交易所之间良性竞争,完善企业的“能上能下”机制。不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配套机制建设,如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加强科技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等,为金融机构精准识别科技型企业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提供抓手。

构建与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适配的多层次生态体系

展望“十五五”,孙飞表示,随着科技金融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将呈现出由点到面、由割裂到融合的转变,促进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循环。有几个趋势值得关注。

一是政策性与市场化工具深度协同,重点领域的“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更加完善。如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让利、让权”等制度设计,精准引导资金流向硬科技等关键领域及初创期、早中期科创企业。

二是金融服务全周期、接力式体系更加完善。围绕科技企业从种子期到成熟期的成长轨迹,VC/PE、信贷、证券市场在不同阶段的衔接更为紧密,以长周期陪伴助力科创企业完成规模扩张与产业升级。

三是金融机构利用科技赋能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利用AI大模型等技术赋能,突破标准化金融产品局限,为科技企业提供“一对一”专属方案,精准匹配不同赛道、不同阶段科创企业的差异化需求。

记者 刘慧

江宇:从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理论 走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路

2025年10月20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此,光明网采访业内权威专家,推出系列解读稿件,邀请专家围绕“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核心内容展开系统阐释、结合实践案例答疑解惑,为读者精准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背后的发展逻辑与实践路径。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研究员江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围绕“十五五”规划建议核心要义,结合《大道之行》系列丛书等实践范例,从思想引领、实践路径、使命担当三个维度,深入解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逻辑与实施路径。

思想引领:以马克思主义为“魂” 破除理论创新“伪命题”

在“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指引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有着诸多实践探索范例。《大道之行》系列丛书便是其中典型,江宇认为其具有两大核心特质。其一,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思想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丛书并非写八股文,不搞“复读机式创新”,而是紧密围绕中国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展开。如《大道之行》聚焦中国共产党如何避免官僚化、僵化、被利益集团控制等问题;《天下为公》则关注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解决干群关系、经济增长、全球发展等现实问题,与西方社会科学争夺阵地。

其二,富有斗争精神。江宇指出,当前不少理论文章存在“只栽花不栽刺”的现象,缺乏对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错误观点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丛书作者按照“做战士、不做绅士”的要求,敢于对西方社会科学中不符合事实、历史规律和中国实际的内容亮明观点、有理有据判,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江宇强调,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具备这种斗争精神,敢于批判现有知识体系。

实践路径:以中国实践为“基”突破理论提炼“短板”

“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同样需要扎根中国实践,避免“西方理论注脚化”“经验呈现碎片化”的短板。江宇以《大道之行》系列“实践 理论 实践”的研究逻辑为例,阐述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根基。

在选题机制上,《大道之行》系列丛书始终动态回应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例如,面对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研究未套用西方“产权私有化”理论,而是聚焦“党建引领集体经济”的中国实践——通过党组织将群众组织起来,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股权分配、监管机制中体现人民主体性,实现“适应市场经济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统一。江宇对比指出:“西方经济学以‘个体’为研究核心、以‘资本效率’为导向,而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才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若像部分研究那样,用‘缺乏退出权’解释农业集体化历史,本质是用西方理论比附中国现实,无法得出正确结论。”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生搬硬套”“指鹿为马”等现象,江宇以共同富裕研究为例进一步剖析:“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分配、消费是循环统一的,但有些研究将共同富裕割裂为‘发展型’与‘分配型’,实则是把分配与生产对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他强调,从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理论,必须打好 “历史、国情、理论” 三大基础——既要深刻理解新中国发展历程,又要把握当前阶段特征,更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吸收西方理论,才能形成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性成果。

使命担当:以高校学者为“力” 推进体系落地“见效”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高校、学者发挥‘主力军’作用,将理论创新转化为人才培养、实践指导的实效。” 江宇指出,高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重要力量,需重点突破“教材西化”“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

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上,江宇建议高校重构马克思主义学科知识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经济社会现实、中外历史与传统文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现代科技与产业常识”纳入核心课程,避免学生“只懂理论不懂现实、只知西方不知中国”。“马克思在创立理论时,既精通当时的科技前沿,又深入分析社会现实,今天培养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同样需要‘通古今、知中外、懂实践’的复合型知识结构。”他举例说明,若学者不了解现代农业技术、不熟悉乡村治理实践,就无法对“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提出有深度的理论阐释。

对于未来5—10年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里程碑”,江宇提出“三步走”目标:第一步是“马克思主义占领现实问题研究阵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形成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让马克思主义声音在智库决策、舆论关注中占据主导;第二步是“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基本概念与理论”,例如补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明确逻辑起点;第三步是“建成超越西方的完整知识体系”,实现概念、方法、立场的根本变革。“前两步是未来5—10年的重点,需要高校学者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持续深耕,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江宇最后强调,《大道之行》系列在“学理化阐释、大众化传播” 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其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浅显易懂、润物无声”的话语,既增强了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又提升了群众的理论认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象牙塔工程’,而是要让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指导中国发展,最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支撑,这是高校学者的神圣使命,更是伟大时代的必然要求。”

记者 刘晗旭

田轩:纵深推进资本市场投融资改革

2025年,中国资本市场迎来历史性突破,A股总市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全年成交额首次突破400万亿元,改革的实践成效在市场规模与交易活跃度上得到充分印证。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加速从单纯的融资平台向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枢纽转型。

融资端的制度包容性升级,成为构建创新资本生态闭环的关键支撑。注册制改革历经科创板试点、创业板推广到全市场覆盖的渐进式探索,在2025年迎来重要节点:各板块IPO审核周期显著缩短,实现了速度与质量的有机统一。科创板“1+6”改革的深化,重启未盈利科技型企业上市通道,技术创新潜力成为资本配置的重要考量,打破了传统盈利指标对创新型企业的束缚。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速完善,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效应。科创板上市公司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公司占比超80%,成为硬科技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北交所凭借差异化定位,成为中小企业上市的“首选地”,有效弥补了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服务的不足;再融资市场的“硬科技”导向同样鲜明,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本为科技产业攻关核心技术、扩大产能提供了有力支撑。

并购重组政策松绑,为产业整合注入了新的活力。国企主导的专业化整合成效显著,如电投产融注入核电资产、远达环保收购水电资产等案例,推动相关企业实现平台化转型,提升了产业集中度与核心竞争力。从标的选择来看,重组标的集中于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促进了技术、资本、产业的深度融合。

与融资端改革同频共振,投资端正通过持续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着力让长期资本发挥“压舱石”作用。“长钱入市”政策的深入推进,为硬科技产业注入了急需的“耐心资本”。2025年出台的《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从顶层设计层面引导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公募基金等加大权益配置。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全面建立3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破解了“短期考核束缚长期投资”的制度性难题。

尽管改革成效显著,但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亟待破解的问题与挑战。一方面,资金短期化、风险容忍度低等问题依然存在,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公募基金、保险资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A股流通市值占比不足20%,与成熟市场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硬科技企业由于盈利不确定性,仍面临融资渠道不畅、估值定价偏低等现实困境,如何平衡创新风险与资本回报,成为未来改革的关键命题。站在“十五五”的起点,资本市场需运用系统思维,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在直面挑战中迈向高质量发展。

完善“长钱长投”政策体系。健全针对公募基金、保险资金、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与考核体系,适当放宽其在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上的限制,引导资金向长期价值投资倾斜。积极推动更多长期资金入市,通过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提升其投资A股市场的积极性,逐步提高机构投资者持有A股流通市值占比,缩小与成熟市场的差距。

针对硬科技企业的发展困境,要建立差异化上市标准与融资渠道,允许未盈利但具有核心技术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在科创板等板块融资。探索多维度估值定价模型,综合考量技术壁垒、研发投入、专利数量、市场潜力等因素,破解估值定价难题。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配套措施,降低硬科技企业融资成本与风险,实现创新风险与资本回报的动态平衡。

持续净化市场生态。加强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信用档案,实施失信联合惩戒。加大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实现“零容忍”常态化。完善退市制度,对不符合持续上市条件的企业坚决予以退市,形成“有进有出”的良性循环。压实投资者保护机制,健全集体诉讼制度,简化投资者维权程序,提高维权效率,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提升投资者信心,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性和资源配置效率。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田轩

周莉萍:增强金融服务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要站稳人民立场,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普惠金融是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发展普惠金融是全球议题。一方面,普惠金融不是免费、免息的财政补贴,讲究有借有还,追求规模效应、标准化服务,在这一点上与普通的商业贷款没有区别。另一方面,普惠金融致力于为达不到传统金融服务门槛的特定群体提供最基本的金融服务,不能单纯以盈利性为目标,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例如,普惠金融客群的财务和信用等信息往往是非标准化的,一些小微企业缺乏完整规范的财务信息,没有可抵押的重资产,甚至可能只有一纸技术专利。又如,普惠金融重点服务的一些群体可能没有连续的工作经历、社保记录,无法形成完善的个人信用信息。需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环境共生共荣,让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走在世界前列,既充分利用发达的商业银行网络,将广泛的网点拓展至社区乡村;又利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优势,以手机银行、电子钱包等降低客户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为不同群体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如,数字人民币提供了银行账户之外的选择、硬钱包可以无网无电支付。从国际上看,我国普惠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持续下降,2025年6月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8%,大大低于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担保贷款利率,也低于美国社区银行普惠贷款平均利率。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依然面临压力挑战,服务供给还存在堵点卡点,一部分客群由于自身金融知识匮乏尚未享受到普惠金融红利,一部分客群面临过度负债的风险等。未来,可从以下方面着力,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和可及性。

一是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坚守定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融资成本低、自身数字化转型能力强,为实体经济提供“普”“惠”兼有的高质量服务。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对当地不同群体的金融需求较为了解,能以更低成本解决普惠金融服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能力较强,应继续对偏远地区、小微企业等领域发挥金融之外的补充作用。此外,还要持续提升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普惠功能。

二是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金融机构很难完全依靠市场化机制在提供“普”“惠”性质服务的同时,兼顾自身经营的商业可持续性。因此,世界各国的普惠金融发展都离不开政策支持。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以财政专项资金、中央银行再贷款等方式为普惠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的、批发性的流动性支持。完善普惠金融风险补偿、风险共担机制,督促财政风险补偿基金及时到位,落实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财政支持,加大对地方特色农业保险的补贴。

三是提升普惠金融科技水平。鼓励金融机构合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从数字化向数智化迈进,以技术带来的低搜寻成本优势,快速充分识别不同群体特征,开发个性化普惠金融产品。构建更加完善、覆盖更广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完善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数字信用基础设施,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和精准性,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

四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促进加快出台金融稳定法,制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明确普惠金融战略导向和监管职责。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门立法,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等新业态经营和监管法规,积极推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法治建设。完善与农地确权等价值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考虑农地抵押等行为的风险与农民权益的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部副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周莉萍

冯奎:财政如何更好支持服务消费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部署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明确推动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强调要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这一部署精准锚定当前稳经济的关键抓手——在消费结构向服务主导转型的当下,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已达46.1%,对消费增长贡献率超60%,其提振成效直接关系内需扩张质量与经济发展韧性,成为稳增长、惠民生的核心发力点。

但服务消费的有效激活非易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存款数据显示,2025年居民存款新增14.64万亿元,占全年人民币存款增量的55.4%,创下近六年新高,巨额资金沉淀至银行体系。从结构看,住户定期存款占比超七成,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同比也大幅增长,意味着居民更倾向于锁定长期收益或选择低风险理财。2025年11月末住户存款余额已达163.31万亿元,这也会直接影响服务消费潜力的释放。

面对这一问题,有专家建议:能否将此前用于汽车、家电等商品消费的国补资金,直接挪至服务消费领域?笔者认为这样做的效果有待研究。过去针对商品消费的国补,通常数千亿元规模,依托清晰的产销链条、量化的销量指标,短期刺激效果立竿见影,但这种模式与服务消费的内在属性不同,未必能直接运用。

两者的核心差异在于以下几方面。其一,消费形态不同。商品消费是有形、标准化的,产销主体明确,补贴可直接对接企业、绑定销量;而服务消费无形、场景多元,从普惠托育到基层医疗,从文旅体验到职业培训,需求分散且质量难以量化,精准触达消费端。

其二,政策效应不同。商品国补存在明显的短期刺激效应;而服务消费具有高频次、即时性特征,更加依赖长期供给能力建设,若优质服务供给跟不上,反而会影响后续消费意愿。

其三,资金需求不同。商品国补多为阶段性补助,而服务消费配套的公共服务建设,需要稳定、规模化的资金投入,地方财政紧平衡背景下,仅靠运用商品国补的存量资金,可能还不够支撑服务供给优化。

既然如此,那么激活服务消费的有效路径之一,可否在于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连续几年定向投于服务消费及配套公共服务领域。这并非被动的财政兜底,而是契合消费升级规律、破解资金沉淀问题的主动施策,其必要性有三方面。一是顺应消费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我国服务消费占比虽已达46.1%,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供给仍需进一步完善。通过赤字投入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能精准对接居民升级型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结构从商品主导向服务主导跨越,筑牢内需增长底座。

二是破解储蓄沉淀问题的关键抓手。居民高额存款本质是预防性储蓄,破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公共服务保障。赤字投入能完善社保与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住户存款中的沉淀部分,逐步转化为可持续的服务消费支出。

三是带动经济良性循环的有效路径。服务业劳动报酬占比高、就业吸纳能力强,赤字投入带动服务消费增长后,能直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通过“消费—就业—收入”的链条,进一步提振消费意愿,形成“赤字投入→服务升级→消费激活→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从可行性来看,当前适度扩大赤字投向服务消费,具备充足的安全边际与实施条件。其一,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末我国政府法定负债率为60%,低于100%的国际警戒线,财政扩张仍有充足空间。其二,资金来源支撑坚实。存款利率处于低位,融资成本可控,能有效保障赤字资金的筹措。其三,政策窗口期已然到来。2026年约32万亿元中长期定存将到期,利率下行将推动资金寻求新出路,此时通过赤字投入引导资金流向服务消费领域,能精准接住到期资金。

当然,赤字投入必须坚守定向、透明、绩效导向的原则。资金应重点投向普惠托育、基层医疗、职业培训、养老服务等短板领域,完善服务消费标准与信用体系,同步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构建“资金投入—供给升级—消费释放”的长效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审计评估体系,确保每一笔赤字资金都能切实提升服务供给质量,推动实现“财政花钱补短板、居民省钱敢消费”的目标。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 冯奎

陈小亮: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考量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明确要求,“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其中,“物价合理回升”首次与“经济稳定增长”并列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一新提法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

通过梳理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可以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物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2022年,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经济增长,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2023年至2024年,货币政策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增加了对物价的考量,要求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在此基础上,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鲜明地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既体现了宏观政策的一脉相承,也为科学把握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提供了重要指引。

锚定“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助于拓宽企业利润空间,为企业盈利和居民增收夯实基础。表面上看,物价低迷对消费者似乎是有利的,消费者可以用更少支出购买更多消费品。但事实并非简单如此。从长期视角来看,物价持续低迷对消费者不仅不是有利的,反而是有害的。如果物价持续低迷,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企业之间竞争加剧,部分企业甚至退出市场。这既会降低居民从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也可能会导致部分居民失去就业岗位。在此情形下,货币政策自然难以推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目标。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有利于及时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疏通以货币政策提振企业投资的传导机制。进一步看,企业盈利状况的改善能够为居民增收提供关键支撑,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进而疏通以货币政策提升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由此,货币政策能够在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同时,更有效地推动稳增长。

锚定“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利于降低实际融资成本和实际债务负担,提升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意愿。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是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物价水平持续低迷,哪怕名义利率和名义债务负担没有提高,企业和居民的实际融资成本和实际债务负担也会加重,进而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联储多次下调名义利率,但是仍然未能有效提振企业投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处于通缩状态。这不仅导致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居于高位,而且引发了“债务—通缩”恶性循环。由此表明,在物价相对低迷的宏观环境下,如果货币政策不重视推动“物价合理回升”,其稳增长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能够有效缓解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可以提升企业投资动机,激励企业尤其是部分面临融资压力和债务压力的企业提升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居民消费意愿。由此,同样可以使得货币政策更顺利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锚定“促进物价合理回升”,能够助力提振市场信心,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提供强劲内驱力。在“供强需弱”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企业继续加大对既有产品的投资,将可能加剧相关矛盾,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如果企业投资新产品,则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不仅如此,当企业本身债务负担较重时,物价低迷还会引发企业对未来实际债务负担和实际融资成本加重的预期,进一步削弱投资意愿。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着力推动物价水平尽快回归到合理水平,能够系统性地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企业家信心。企业部门的乐观预期将会带动居民收入预期向好,从而增强消费者信心。在良好预期的作用下,信心增强和需求扩大之间能够形成正向循环,为扭转“供强需弱”的局面注入动力。

在使用货币政策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重要问题。其一,要准确把握“合理”二字的深刻意蕴,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绝非要追求通货膨胀。关键要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稳妥推动物价回升到价格水平预期目标附近。其二,物价增速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增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包括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收入分配结构有待优化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只靠货币政策很难全面应对这些复杂成因。要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的协调配合,并强化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的统筹,消除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的结构性障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更好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重要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陈小亮

刘亭:“十五五”浙江制造业发展的五个取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刚刚结束的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亦提出,浙江“十五五”要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协同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支持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集群迈进。

从上到下,全社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是关键,而发展实体经济,绕不开制造业。就制造业而言,我认为,“十五五”及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有五大取向是越来越明了和坚定了。

第一个,数智化转型。在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文明以后,重中之重堪称足可标定一个新时代的锚定物,首推数智化信息科技及其广泛而深刻的应用。它是这样一种类似于“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泛在化高新科技,足可以渗透、颠覆、转变和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近乎所有领域。然传统制造和新兴制造的霄壤之分、云泥之别,亦全在于其智能化、智慧化赋能和增值应用的“一念之差”。“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频现“数智化”一词,在分述制造业、服务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甚至在大健康和文化产业时共计五次;建议还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这些都足以说明数智化转型的极其重要和紧迫。

第二个,服务化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提升制造业水平的意义,我在多年前参与宁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智能经济战略咨询委例会发言时,曾建议当地“在相关规划中要大力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我以宁波市产业竞争力见长的制造业为例,讲到“企业管理咨询就是一种生产性服务业”。还有产教融合,这也是为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服务的。要推进科技创新,就要有研发、专利、标准、品牌方面的系列服务;而金融、财务、审计、信用、法律等方面的商务服务业,更是须臾不可或缺。中小企业“上云”,进入工业互联网和产业物联网生态圈,没有相应的“云管端”服务怎么行?所有这些生产性服务跟不上去,形不成对制造环节的超前引领和有力支撑,您这个制造业,恐怕永远只能处在低水平。服务看似无形、空虚,实际上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它们是在“以无促有、以虚带实”。

“反弹琵琶是高手,千年功夫在诗外”,千万不要小看了生产性服务业,那可是高质量发展制造业的基石!要全力推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长足发展。怎么样来为一个庞大的制造能力,提供一个多层次、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强化这方面的功能和供给,极其关键、极其重要。

第三个,有机化重组。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几乎所有企业都能赚钱的短缺经济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当下产业竞争加剧,国际市场也是硝烟四起,以至于“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的同时,明确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一手抓负面因子的制衡与约束极为重要,但另一手更要顺应新形势下企业组织结构变动的客观大趋势,正面顺引企业间的有机化重组。具体来说,就是少数具有高端要素集聚力和配置力的企业,或规模意义上的大企业,转型或成长为强功能意义上的平台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个数不多,但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功能却极强,所能整合和带动的产业链成熟、中小企业众多。譬如提供前期研发设计服务的、提供后端品牌营销服务的,甚至是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纯粹为一线高品质制造提供管理服务的,都可以是少而精、能而美的平台企业。与此相适应的,必定是有机纳入上述产业链、生态圈的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也包括一些规模型的纯制造企业。

我曾多次和浙商制造业企业家交流,说是再也不能停留在“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小业主心态上了。除非您有“非遗传承”“独家秘笈”,撑个前店后厂的小作坊、小门面,那还是可以的。但您想再做大做多一点,就得认清当今生产力条件下企业分化的必然,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赛道,自觉嵌入某个最适合的产业链条或产业生态中,或成长为所谓的“专精特新”企业。当然,政府涉及市场监管方面的创新,要体现在对于平台企业可能发生的经营垄断、不当竞争和对中小微企业的过度“盘剥”上。而政府的“有为”,恰恰是为了让市场对于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发挥得更正常、更健康和更可持续。

第四个,国际化拓展。“十五五”规划建议已单列“大力提振消费”,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同时,相对于我们的制造业产能而言,还是要加大国际化拓展的力度。2025年前11月我国就实现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表明,尽管外部环境存在种种不确定性,只要我们努力提升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随着投资和产能的进一步“走出去”,中国制造业拓展全球市场空间还大有可为。

第五个,绿色化筑底。《增长的极限》警钟长鸣,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共识形成,“两山”理念的深入人心和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确立,加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的共同努力,正在引导人类社会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中国是个后发国家,但在进入现代化新征程的当下,我们要依靠科技的转化、治理的进步,包括全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来尽快真正地实现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绿色发展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底线和保障。制造业在促成人类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也要自觉地将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作为自身健康发展之必须,逐步内生并不断增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而不能将其消极地看作是对制造业发展不必要的约束和禁锢。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特邀委员 刘亭

郭迎锋:GDP140万亿意味着什么?

2025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4018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整体上,2025年5%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是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的结果。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用“稳、进、新、韧”四字对2025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了概括。尤其是“韧”字,体现了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依存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应变破局的能力和抗压耐压的韧性。

具体来看,在外部环境上,2025年全球经济复苏动能衰减,发达经济体增速均回落,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一步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国内则面临供强需弱矛盾、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债务化解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支撑和有效的宏观调控,展现出极强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稳定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保持增长的确定性力量。

GDP突破140万亿元,蕴含着我国经济结构“质优”的底色,正筑牢我国“十五五”经济增长的韧性根基。

首先是在动力结构上,新旧动能转换正持续向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正逐步成长为韧性增长的核心支撑力量。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4%,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高达11.1%,保持高位景气;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4%、9.2%,显著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3D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增加值分别增长52.5%、28%、25.1%。

其次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性进一步提升。2025年我国的货物出口总额增长6.1%,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2%,带动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9.4%。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增加值的高增速以及集成电路增加值10.9%的增速,与这些产品出口的强拉动密切相关。数据显示,计算机通讯电子、运输设备、仪器仪表等行业的出口交货值约占该行业营收的40%、20%和15%左右。

再者,我国的收入结构向好、向优发展,收入结构呈现多元支撑特征。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窄,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筑牢了韧性增长的根基。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0%,与GDP增速同步持平。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收入结构向优的基础正在夯实。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5.3%,以56.6%的占比成为增收主力;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5.0%,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增速达7.0%。

但同时,增长的挑战不容忽视。一是外部需求不确定性持续加剧,出口易受全球市场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外部因素冲击。二是“供强需弱”问题仍然存在,PPI、CPI、GDP平减指数等指标均有待提高,叠加房地产市场调整,会对居民消费意愿造成一定影响。三是民间投资活力、地方债务化解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破解。

2026年,我国需立足2025年经济发展所筑牢的发展根基,有效应对2026年潜在风险、巩固经济硬核韧性。

其一,应以激活内生动力夯实内需根基,巩固经济增长的韧性基础。在消费端,精准打通消费领域堵点卡点,聚焦房地产企稳和资本市场搞活,切实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同时,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在投资端,需持续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构建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格局。

其二,宏观政策层面,需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与有效性。在财政政策上,需用足用好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用好长期国债,重点投向为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短板、区域协调发展等关键领域。在货币政策上,应坚持适度宽松取向,通过靠前发力、精准滴灌的降准降息等工具合理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针对性缓解企业经营与地方债务偿付等问题,为经济运行营造适宜环境。

另外,在长远发展视角上,持续推动深层次改革,既是2026年,也是“十五五”时期我国需常抓不懈的政策基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郭迎锋

国研分析
服务消费“十四五”发展回顾与“十五五”展望

服务消费是促进民生改善的主要依托,也是居民消费升级的方向与主要增长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消费加快发展:“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消费比重将稳步提升,结构性增长空间将扩大,养老服务消费将加快扩容,个性化与情绪式服务需求将日益增长,休闲服务消费潜力将加速释放,服务消费效率将提升、场景与业态将持续创新。服务消费将成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服务消费比重将进一步提升

从国际上看,服务消费占比与人均GDP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据粤开证券研究院测算,人均GDP每提高1万美元,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可上升约1.4个百分点。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完成了增量消费升级,居民消费增速放缓,服务消费占比提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支出法GDP口径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平均值为61%。据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住户调查的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若按我国此口径与支出法GDP口径数值通常相差约10个百分点推算,我国支出法GDP口径的服务消费占比约为56%,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提升空间。“十五五”时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消费需求逐渐由物质满足层面更多转向精神消费层面,服务消费在整体消费中的比重将逐渐增加,成为内需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城镇化深入推进,开辟服务消费结构性增长空间

城市是现代经济的载体和消费升级的容器,而服务消费发展更加依赖于人口集中和城镇化推进,服务消费增长与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国际经验表明,服务消费占比与城镇化率呈正相关关系。这源于服务消费具有生产与消费在同一时空的特点,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能有效降低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的交易成本,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并催生规模效应,推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快速发展。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根据美国城市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化阶段划分标准,我国正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是《建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预计“十五五”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升至70%,进入城镇化后期阶段。更为关键的是,《建议》提出,“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这将推动更多的“家庭整体进城”并平等享有公共服务,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这种由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式迁移转变带来的服务消费增长,将是未来服务消费重要的结构性增量。

(三)老龄化程度加深,将推动养老服务消费扩容

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亿,占总人口的22%。预计到“十五五”末,这一群体规模将增至3.7亿,占比升至26.4%。根据日本社会发展经验,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医疗服务等养老消费规模扩大,占家庭消费的比重上升。据联合国人口司数据,1994—2014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从14.2%上升至26.2%。据日本总务省数据,在此期间,日本家庭医疗服务消费规模增长30.9%,占家庭服务消费总额的比重上升了1.3个百分点。据联合国人口司数据,2023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到14.3%,我国养老消费将进入扩容时期。根据2021年中国第五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全国有部分自理困难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超过3000万,形成了庞大的刚性照护需求。由于许多家庭难以独自承担长期照护的压力,将催生其对社会化、市场化专业服务的大量需求,将开辟医疗、照护、保健等养老服务消费的广阔空间。

(四)家庭结构小型化和单身经济崛起,个性化、情绪式服务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增长

家庭结构小型化和单身经济崛起,推动消费模式从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决策,加速转向以个人为中心的“悦己型”消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单身(一人户)家庭占比25.4%。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传统家庭内部的情感支持与陪伴功能相对弱化,是催生人们对个性化、情绪式服务的外部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国际经验看,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日本总务省数据,两国分别于1991年和2007年单身家庭比例达到25%,与现阶段我国的单身家庭比例相近,以情感陪伴为核心的宠物消费和以满足便利与独处需求的“一人食”经济均迎来快速发展。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91年美国宠物玩具消费比1984年提高42.6%。据日本总务省数据,2007年日本单身家庭餐食外部化率(餐饮消费/食品消费)为35.3%。“十五五”时期,家庭结构小型化、单身家庭比例上升将是重要特征,消费决策单位将进一步从家庭缩小至个体,消费动机将更聚焦于自我情感满足与生活品质提升,宠物服务、单人餐饮、个人娱乐等细分服务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五)居民闲暇时间有效配置,将推动文娱、旅游等休闲服务消费潜力加快释放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会更加重视闲暇生活质量,追求更高质量的精神满足,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活动日益融入日常生活,其消费增速与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将持续上升。根据OECD数据,人均GDP1万至2万美元时,美国、法国家庭文娱消费年平均增长10%。同时,文娱消费还呈现明显的“口红效应”,即经济增长承压时,小额的文娱消费在各收入群体中均保持较强韧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下行,日本内阁府国民生活民意调查显示,1990年,日本居民把“闲暇生活”放在首位,选择“闲暇”为生活重心的占比为37.2%,超过住宿、饮食、耐用消费品、衣着打扮。休闲消费是衡量社会文明与生活品质水平的重要标尺,其蓬勃发展的前提是经济基础与个人闲暇时间的双重保障。“十五五”时期,随着我国人均GDP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以及带薪错峰休假等举措的落地,我国将逐步具备进入“休闲时代”的经济与时间条件,观演、赛事、游戏、网络视听等休闲服务消费潜力将加快释放。

(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驱动服务消费效率提升、场景和业态创新

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特别是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智技术,正成为服务消费效率跃升与业态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深度处理与智能运用数字信息等技术进步,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服务供给效率与匹配精度,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沉浸式娱乐等多元化服务得以随时随地获取,服务消费市场的物理与内容边界将进一步拓展。智慧零售、智慧养老、智慧文旅等新场景不断涌现,将催生消费者个性化、小众化的新需求。服务与制造、农业等产业跨界融合,“文旅+康养”“体育+旅游”“数字+文化”等融合业态将成为新的增长点。国际经验表明,技术进步是服务消费扩张的关键驱动因素。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1980—1990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中的音视频、摄影及信息处理设备服务消费增长了2.5倍,个人消费支出整体增长了1.1倍。“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将持续优化现有服务流程,拓展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创造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陈丽芬

以脱贫攻坚创新成果促农业农村现代化

经过8年脱贫攻坚战的奋斗,我国2020年底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在之后的5年过渡期里,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我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迈入“十五五”时期,必须深刻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的重要意义,深入总结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取得的实践创新成果,为新征程上接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指引。

深刻认识历史意义和全球价值

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受生产力水平等多种因素制约,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几千年来始终为摆脱贫困艰难求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创造美好生活进行艰苦奋斗,促进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实现了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尽管如此,截至2012年底,现行扶贫标准下尚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0.2%,这成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大短板。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

经过8年奋斗,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党中央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十四五”以来,全国累计识别帮扶超700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持续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打赢脱贫攻坚战、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千年梦想、百年夙愿。

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与全球减贫进程艰难曲折的态势形成鲜明对照。2015年9月,联合国193个成员国通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确定为首要目标。我国加大力度落实此议程,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减贫目标。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按每人每天生活费2.15美元(2017年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2024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仍分别约为6.92亿人和8.5%;如果按照目前趋势,2030年全球贫困发生率预计为7.3%,无法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消除极端贫困目标。在全球减贫进展缓慢、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贫困人口增加的背景下,我国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伟大实践创造丰富经验成果

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不仅使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经济社会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取得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

坚持锚定目标分阶段有步骤精准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确定奋斗目标,一以贯之锚定目标团结奋进,是我们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我国现代化事业是这样推进的,消除绝对贫困也是这样实现的。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1986年首次制定年人均纯收入206元的扶贫标准,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5亿,1994年印发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入21世纪后,针对贫困问题呈现出的新特征,2001年将扶贫标准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865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9422.8万,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等。针对贫困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2011年将扶贫标准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2亿,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两不愁三保障”等阶段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创造性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理念,组织实施脱贫攻坚战。实践表明,按照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思路制定目标,精准施策、稳步推进,就能凝聚力量、鼓舞士气、走向胜利。

坚持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我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发展、居民增收,大部分贫困人口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但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人群和地区未能充分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帮助他们赶上来,既需要促进产业向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增强其“造血”能力,也需要从外部输入资源要素,为其提供助力。脱贫攻坚战期间,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东部9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万多亿元;等等。过渡期内,纵向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信贷投放、社会捐赠资金投入继续加力,仅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就达8505亿元。如此大力度的投入,对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实践表明,只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国家行动,就能集中力量,办好消除绝对贫困这样的大事。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更好发展,不仅需注重投资于物,帮助其建设基础设施和发展产业项目,而且需注重投资于人,帮助其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在投资于物方面,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建设交通运输网络,努力改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提升用电条件,加强通信设施建设。脱贫攻坚战期间,累计建成各类产业基地超过30万个,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1.2万个。过渡期内,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2个至3个特色主导产业。在投资于人方面,持续提升贫困地区学校、学位、师资、资助等保障能力,20多万名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全部返校就读,帮助800多万贫困家庭初高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培训、514万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重点高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70多万人;开展健康扶贫工程,把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重要举措,防止因病致贫返贫;大力推进就业扶贫,通过免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东西部扶贫协作劳务输出、扶贫车间和扶贫龙头企业吸纳、返乡创业带动、扶贫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形式,支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在本地或外出务工、创业;加大兜底保障力度,全国农村低保标准从2012年每人每年2068元提高到2024年的7128元。注重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袋也富脑袋,激励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改变命运。实践表明,投资于物能为改变落后面貌创造基本条件,投资于人能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把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实现集成增效。

坚持因地制宜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贫困地区大多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这是走传统发展路径的风险和挑战,但也是因地制宜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独特优势。因此,“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成为精准帮扶的重要举措。脱贫攻坚战期间,持续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不断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就地转为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同时,生态资源利用和生态产品溢价成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贫困群众通过发展木本油料等经济林种植及森林旅游拓宽增收渠道,良好的生态环境增强了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践表明,只要转变发展思路,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实现既增绿又增收。

坚持遵循规律统筹优化村镇布局。在自给自足、与外部极少联系的时代,人口聚居和村落布局以便于就地就近利用耕地、山林、河流等自然资源和防御外来侵袭为原则。当村落范围内人口总量增长,自然资源利用达到极限,这一地区可能会落入低水平均衡陷阱。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这种人口聚居和村落布局状况既不利于实现与外部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也不利于以可负担的成本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些地方还面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成为精准帮扶的重要举措。脱贫攻坚战期间,我国建设了3.5万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960多万扶贫对象搬离“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村落,其中不少是整村甚至整乡进行搬迁。如此规模的农户和村庄搬迁,使贫困地区的村落布局发生了明显改变,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实践表明,必须顺应人口聚居和村落布局底层逻辑的变化,对面临此类困境的农户和村庄进行搬迁,才能有效提升脱贫攻坚效率,取得更大效果。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借鉴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十五五”时期,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要充分运用脱贫攻坚创造的实践经验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

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分阶段有步骤推进。“三农”工作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抓手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到本世纪中叶还有5个五年规划期,应遵循阶梯式递进,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整体进展,科学确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分阶段的目标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把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论,高质量完成“十五五”时期、到2035年和到本世纪中叶逐步递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任务。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其他人群和地区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必须持续发力,帮助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从2026年起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继续精准监测、精准帮扶,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关键是要推动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更多依靠发展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分层分类帮扶脱贫农户,对于技能不足型脱贫户,重在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对于“等靠要”型脱贫户,重在完善激励机制,优化以奖代补、以工代赈制度;对于无劳动能力型脱贫户,重在做好兜底保障。要接续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分层分类确定国家和省级重点帮扶县,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帮扶县挖掘自身优势、提高内生发展能力,外部帮扶主体应充分利用资金、平台、人才等优势帮助这些地区消除制约发展的障碍。

统筹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顺应社会对多样化优质农产品的新需求,挖掘乡村多种功能,拓展现代农业和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思路。着力拓宽农业生产边界,提升多元食物供给能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加工转化和融合发展能力;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提高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切实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质效。既要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社会风尚文明度,又要准确把握乡村发展演变规律,提高乡村建设的前瞻性,科学编制县域内城、镇、村体系规划,强化县城综合服务中心和乡镇区域服务中心的功能,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吸引乡村人口和产业向中心村、集镇和县城周边集聚。要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202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2.34∶1,进一步缩小这个比值是关系促进共同富裕、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大事,必须将其放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突出位置。坚持增产增收一起抓、贸易生产相协调,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统筹做好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创业就业扶持,通过提高职业技能增强农民工适应就业市场变化的能力,通过做好用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带动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能力。同时,加大面向农民的再分配力度,可考虑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稳步提高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其他专项救助标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 叶兴庆

全球数智化转型浪潮下的中国中小制造企业数智化转型

人类社会已跨入数智化新时代。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和产业创新浪潮,都会重新定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到今天的数智化,生产方式变革和全球产业格局的重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展开。中小企业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占全球企业数量的90%以上,贡献了近一半的增加值,并提供了超过2/3的商业就业机会。如果全球近2亿家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驶入数智化新时代的生产力跃迁“快车道”,将会对蹒跚前行中的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新动能。有着超过6000万户中小企业的中国,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积极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数智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推进中小制造企业数智化转型升级的丰富实践,既是自身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探索,也有望为全球各方携手打造发展优先、普惠包容、创新驱动的“数智新世界”提供借鉴。

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掀起数智化转型新浪潮,全球制造业进入数智化转型加速期

近年来,随着数智化推进,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扩展现实、区块链、物联网、云和边缘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不断与实体工业融合,将人、机、物、系统无缝连接起来,并可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实现“万物互联”与“虚实共生”的工业元宇宙,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新制造和服务体系。尽管制造业数智化转型难度相对服务业更大,但得益于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所具备的广泛适应性、灵活性和自主化能力,制造业数智化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多个环节已取得新突破,全球制造业进入数智化转型加速期,数智化转型标杆案例不断涌现。

在研发设计环节,企业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模型,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极短时间内生成大量具备多样性甚至超越人类直觉的设计方案;基于虚拟设计与仿真技术,在产品实际投产前进行大量模拟测试,减少物理原型的制作次数与成本,以此提升方案验证效率。在生产制造环节,企业能够依托物联网、计算机辅助生产、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等技术工具,将生产计划精确管控至工序级,并根据实际生产状况动态调整,实现协同排产与柔性生产。在供应链管理环节,企业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从原材料采购、供应商协同、无人仓储与智能物流到全链条质量追溯的一体化计划与管理。

过去5年来,中国已建成3.5万家基础级、23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形成了14个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场景,培育“小轻快准”解决方案1万余个,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470台/万人,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另据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起的“灯塔工厂”项目调查,全球“灯塔工厂”已从2018年的9家增至2025年9月的201家,覆盖行业从8个扩展至35个,涉及先进制造、消费品和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美国制造商协会调查,超过1/3的企业已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生产制造,98%的企业将进一步增加人工智能投入。德国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2025年6月发布的《德国企业对人工智能依赖度提升》报告发现,2025年已有40.9%的德国企业在实际业务中使用人工智能,相较2024年提升了27%。

数智化转型将深刻改变国际产业分工格局

新兴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改变全球范围内的现有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更加分散的生产布局和更复杂的产业链结构驱动国际分工体系深度调整。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各类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相比于土地、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迅速提升;数字平台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和贸易组织形式之一。作为一种基于数智化技术的新型资源配置方式,数字平台为供需双方及相关经营主体提供了连接、交互、匹配与价值创造的载体。数字平台凭借其独特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行为,也深刻影响了平台企业所在国的经济结构、产业发展与增长模式,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新焦点;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和地区将逐渐占据产业链价值链上游,而传统依靠低成本劳动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或受到冲击。

中国中小制造企业数智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数智化转型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制造业,大多仍处于技术快速进步中,均需持续推动数智化转型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并非只有高技术、资本密集、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才需要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中低技术制造业也需要不断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生存。

推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是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培育增长新动能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设备远程运维等服务,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开辟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也使得制造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

推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中国制造业优势正面临挑战。一方面,以新兴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推动全球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中长期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做优做大做强数字经济,重塑数字经济时代的国家竞争力和国际新格局。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步升高、制造业成本逐步上升,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却日趋激烈。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数智化转型将成为中国制造业质量精进和智能创新的新征程。

推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中国制造业(包括生产制造环节所消耗的电力)的碳排放量在总体碳排放量中占比超过60%,是中国最大的碳排放来源。降低高耗能制造业碳排放量、实现“绿色制造”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一步。据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0年,各行各业受益于数字技术所减少的碳排放量预计将达121亿吨。其中,制造业通过数字化改造能够减少碳排放量27亿吨,减碳效果显著。

当前,中国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正走向深入。一些领先的大企业通常具备雄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实力,实施数智化转型相对容易,而多数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基础尚且薄弱,将成为下一阶段数智化转型的重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2027年,中国中小企业在IT投资和通信服务方面的预算将增加25%,转型投入势头强劲。

中小制造企业数智化转型事关制造强国目标实现,对中国尤为重要。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中国共有制造业企业404.8万家。一般认为,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例至少达到90%,其中绝大多数为小微制造企业。

中小制造企业是制造业供应链的决定因素,其数智化水平直接影响中国智能制造水平和产业体系转型升级。中小制造企业为高技术产业提供了大量基础零部件和配套产品,其成本、质量等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性能和竞争力。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较强竞争力,主要得益于其强大而完善的配套生产体系支撑。中小制造企业积累的大规模生产经验和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为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例如,智能手机生产所需的外壳、电池、线路板等大量零部件都依赖中小制造企业提供配套。

做强中小制造企业是提升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基础。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加剧。欧美日等经济体的企业不断推动其制造业全球布局的重新调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中国中小企业积极参与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2025年11月,中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平均研发投入超3000万元,有3000多家“小巨人”企业承担过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超六成“小巨人”企业深耕工业基础领域,近八成企业分布在重点产业链环节,九成企业至少为3家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直接配套。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课题组《发展中的中国中小制造企业数智化转型》研究报告的第一部分,作者:马名杰 戴建军 熊鸿儒 沈恒超 张鑫 左胜强 肖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课题组

宏观纵览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这一重要论述为未来我国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从注重规模和速度的外延式增长,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提升的历史性转变。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关键五年,在这一阶段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有机统一,不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遵循,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创造性运用与时代化拓展。它要求我们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更加聚焦发展的创新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优化体制机制,真正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对现代化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根据“十五五”时期应承担的历史任务作出的判断。“十五五”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决定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注重以下三点。

一是现代化目标的质变导向。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就是要将质置于量之前,标志着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在保持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内涵与效能。历史地看,我国已完成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而“十五五”将进一步推动从“一般性发展”向“质性发展”的跃升。

二是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历史深化。“十五五”规划建议在目标设置上突出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等性指标,体现了从物质文化需求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性进步。

三是现代化道路的文明自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其“质性”体现在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目标中。这种对现代化内涵的丰富与拓展,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单一物质主义逻辑,展现了文明多样性的历史自觉。

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制定和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就能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具体来看,要注重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夯实基础的质性导向。党的全面领导提供质性发展的根本保证,确保发展方向不偏、道路不变;人民至上确立质性发展的价值归宿,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明确质性发展的路径选择,通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动能转换;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质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优化质性发展的资源配置,形成“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统筹发展和安全牢质性发展的底线屏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二是实现目标的质性特征。“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体现了效率质性;“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体现了创新质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体现了文化质性;“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体现了分配质性;“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体现了生态质性;“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体现了安全质性。这一目标体系突破了单一经济维度的局限,构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质性发展框架。

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十五五”时期是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的关键阶段。因此,应把握以下三点。

一是现代化进程的阶梯递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定位,体现了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性和阶段性。“十五五”时期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既要巩固已有成果,又要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这种“阶梯式递进”的过程逻辑要求我们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消极等待,而要把握节奏、稳扎稳打。

二是质性转变的系统工程。质性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领域、各环节的协同推进:在经济领域,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科技领域,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在社会领域,从保障基本向品质提升转变;在生态领域,从污染防治向美丽中国转变;在治理领域,从管理控制向治理现代化转变。这些转变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三是制度成熟定型的过程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等目标,体现了制度建设从探索建立到成熟定型的过程逻辑。制度的质性提升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为此,需要注重以下三点。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和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目标,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本质。这种发展逻辑体现在:发展为了人民,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的;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是全面协调的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建议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经济发展强调质效双升,政治发展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发展强调文化自信,社会发展强调公平正义,生态发展强调美丽中国。这种全面性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经济导向,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规律。

三是文明创新的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其质性体现在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中心的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超越了西方物质主义的现代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超越了西方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消费主义的现代化,倡导绿色低碳。这种文明创新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十五五”时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历史逻辑看,这是现代化进程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跃迁;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到质量效益的系统转变;从过程逻辑看,这是现代化建设阶梯式递进的关键环节;从发展逻辑看,这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

这一质性征程的根本保证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根本动力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价值归宿在于人民至上,方法路径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在这场质性征程中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需要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是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实质改善、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生态文明的显著提升。这场“质性征程”将向世界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更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燕山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赵险峰

新发展模式支撑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变化,顺应大国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系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奠定坚实基础。

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大循环仍存在卡点堵点,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因应形势变化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强调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既有利于我国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也是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这是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眼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持续不足,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从2025年的2.4%降至2026年的0.5%,大幅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外部需求收缩压力持续加大,给我国外贸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各国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竞争更趋激烈,大国博弈的复杂性进一步凸显。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因素影响,难以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巨大,能够形成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与创新溢出效应,这是区别于依赖外需循环模式的中小经济体的核心特征,也是我们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坚实底气。通过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形成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以国内市场的稳定性对冲外需的不确定性,是我国增强经济抗外部冲击能力的战略选择。

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这一转变本质上是增长范式的系统性升级。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资本积累速度逐步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同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3万美元,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投资结构从投资于物为主向更多投资于人转变,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简单地扩大内需规模,而是顺应需求结构升级趋势,推动更多服务于人的投资和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提升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从而实现从依靠人口红利向依靠人才红利转变,形成“需求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这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前提基础。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是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顺畅衔接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是突出短板。内需不足会导致供给过剩、产能闲置,需要切实加以解决。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以需求为牵引,推动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精准适配,有利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一方面,国内需求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能够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供给侧的创新突破又能不断催生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内需增长空间,实现供需两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把握发展规律和内涵特质

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具有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并呈现出丰富的内涵特质。

内需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实现从依赖外需到内需主导的深刻转型。发达国家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经济增长依赖内需拉动的特征更加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大循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奇迹。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大国经济优势所在,内需已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13年至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93.1%。当然,内需和外需也并非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国内循环越顺畅就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同时对外开放在提升经济效率、转换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外需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要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相协同,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内需和外需良性互动。

消费拉动是大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方向。消费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内需最为关键的部分。观察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发现,消费率作为衡量消费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要指标,随着发展阶段变化呈现U型趋势。一国经济发展初期,消费率较高但属于生存型消费。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期,大规模投资往往阶段性抑制消费率增长,而待大规模建设完成后,消费率则重新步入上升通道。消费拉动型经济是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演进的共同方向,这一点在大国经济发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国际上,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时,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快速增强,而投资的拉动效应持续下降。比如,德国、日本分别于1979年、1981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最终消费率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拉动的重大变化。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正在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拉动,2013年至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55%,高于同期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16.9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十四五”时期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60%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凸显。当然,消费和投资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当期的需求和未来的供给,投资能否匹配消费,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需适应消费升级趋势,找准投资和消费的结合点,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内生增长是大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大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从来都不是依靠外部力量,而是依靠总供给体系和总需求体系在动态调整中不断适配、在相互作用中不断升级、在内外环境中不断平衡的内生动力。创新在推动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劳动投入增加、资本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发达经济体发展历程看,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驱动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正在由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转向依靠技术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创新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提升,2024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025年创新指数排名居全球第10位,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生增长注入了持久动力。

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发展活力

站上新起点,聚焦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既要统筹供给和需求、兼顾当前和长远、平衡投资和消费,还要创新政策手段方式、把握政策力度和节奏,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既注重资金投入,也注重投资环境建设,加快健全投资长效机制,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效益。一方面,着重优化投资结构。适应区域经济布局优化、人口结构和流动方向变化的需要,优化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基础教育、养老设施、住房保障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加大对消费新场景开发投资,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设施升级。另一方面,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进一步破除民间投资隐性壁垒,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打通堵点、难点、痛点,系统谋划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有关要求,扎实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稳定民营企业政策预期和发展信心。同时,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加强“硬投资”和“软建设”系统集成,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强化对政府投资决策的约束,加强全过程管理,提高政府投资效益。

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更好提振消费。加快完善“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政策环境,健全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全面激发城乡居民消费潜能。一是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二是持续消除消费后顾之忧。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教育、托育、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体系。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三是营造愿消费的环境。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创造良好消费环境。

坚持科技创新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改革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之举。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突出需求导向,强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全力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强化市场在研发攻关方向、技术路线选择方面的引导作用,发挥政府创新组织者和生态营造者作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同时,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以此增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郭春丽

协调投资消费关系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当前我国供需协同管理的财政政策探索

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是否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表明,经济运行存在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寄希望于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来实现新平衡,要么无法实现,要么耗时长且代价大。因此,需要政府从供需两侧进行适当调节。这是“有为政府”作用于宏观经济的重要表现,也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

“十四五”时期,积极财政政策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顶住风险挑战,拓展发展空间,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财政领域的生动实践,深化了积极财政政策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相辅相成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十四五”时期的实践经验,将为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财政面临的形势任务,更加有力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奠定基础。

加强供需协同管理已成为必然要求

一国的经济循环包括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主要受到全球供需关系等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脱钩断链现象频现,深刻影响国际大循环的畅通。这就进一步凸显了国内大循环对一国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性。

从国内大循环来看,一国的经济体主要由家庭、企业和政府组成。它们同时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其中,家庭是产品市场的主要需求方,也是要素市场(如劳动力、资本、数据等)的主要供给方;企业是产品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也是要素市场的主要需求方;政府既是公共产品和公共要素的主要供给者,同时也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需求者之一,政府还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主要调控者。一方面,政府消费、投资和转移支付行为直接影响整体经济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作用于价格机制、利率机制和汇率机制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并最终影响市场供需的总量和结构关系。因此,政府从供需两侧协同管理,是维持一个经济体健康稳定循环的必然要求。

当前供需不平衡既有短期特征更有长期性特征

一般认为,供需不平衡问题和经济波动主要是短期经济现象,因此只需要政府在短期内加大某一方向或供需两侧的调控力度,即可平滑短期经济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从当前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来看,它们既是短期供需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影响因素。

其一,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直接影响产品市场供给和要素市场需求变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提高了产品供给效率和汰换率,同时还直接影响就业市场的结构性供需关系及要素报酬,进而影响家庭收入和需求能力,在短期内加剧供需总量及结构矛盾。另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因而,它对未来产业结构和要素需求自然会产生系统性深远改变,从而对供需产生长期性影响。

其二,老龄化和少子化人口结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时期,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不同年龄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存在差异。人均寿命延长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直接影响与人口结构相关的产品市场。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变化,从而对未来经济循环产生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长期影响。

其三,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对经济循环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这直接影响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悲观预期。短期,对企业和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决策带来冲击;长期,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

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关键且必要

经济循环是市场经济供需互动的运转过程,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前提条件,也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宏微观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都表明,经济循环是一个复杂过程,无法通过计划和控制来实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涨落比较及时、准确、灵敏地反映供求关系变化,传递供求信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面对市场竞争,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在利益杠杆的作用下,积极调整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推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当然,正如现实所呈现的,市场存在着“失灵”现象。基于此,政府发挥“有为”作用便显得尤为关键且必要。一方面,直接发挥政府作为市场供需主体之一的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整个经济体的供需关系;另一方面,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调控体系包括税收政策、政府债券、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基本范畴。通过上述方式可以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引导作用等,进而调节市场供需,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因而,有效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必然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以“有效市场”为基础,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供需协同管理的重心在于协调投资—消费关系

当前,多因素叠加下供需矛盾的核心表现为总体消费不足和结构性供给差异的矛盾关系。一是全球经济疲软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影响经济增长预期,抑制消费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短期需求收缩和消费总量增长乏力。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生结构性的供需差异。新技术既提升原有产品生产能力,又催生新产品供给,这使得现实中并存两种反差明显的现象:部分产品供给过剩而需求减少导致供需矛盾,同时部分新技术产品通过创造新需求出现供需两旺。新技术引起的产业变革和就业市场变化,也对家庭收入和消费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口结构变化和新技术革命引起消费模式改变,带来新的投资—消费关系问题,如老龄化对应的银发经济的投资—消费关系变化等。

这些新的变化和趋势都表明,当前,供需协同管理的财政政策的重心在于协调好投资—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要健全预算制度,强化对财政政策的宏观指导,加强财政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其一,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来缓解部分商品的供需矛盾,同时继续鼓励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提升全社会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消费水平。其二,优化提升服务消费的财税支持政策。服务消费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需求增长方向,通过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加快培育服务消费和贸易新增长点,推动服务投资—消费的高质量内外循环。其三,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导向,通过惠民生促消费等政策体系,注重“投资于人”的积极财税政策效应。

供需协同管理的长期性要求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经济循环视角下,当前供需矛盾的长期性特征意味着不仅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短期性经济波动,更要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应对长期性供需问题。

一是积极探索适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财税制度。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长期性冲击,要以系统性思维推动财税体制与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深度适配,在激发新业态活力与实现财税贡献可持续增长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二是持续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经济循环的制度性梗阻。在巩固已有改革成果基础上,继续破除与新经济增长模式和新业态发展特征不相适应的财税制度障碍,通过持续深化财税体制保障经济长期良性循环。

三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紧紧围绕保持和增强中央调控能力,围绕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围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考虑多方面因素,加快推动建立适应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一方面,遵循受益范围、信息对称和激励相容原则,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结合税制改革稳步推进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让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不仅与供给侧和投资密切关联,更要让其与需求侧和消费相关联,形成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积极促进供需协同和经济循环的良好财政激励机制。此外,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研究完善差异化财税支持政策,加强对履行特定功能地区的财政支持,增强其财政保障能力。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财政系教授 谢贞发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把实体经济根基巩固好、壮大好,直接关系到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健性,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国实体经济的建设,涉及面广、精细化程度高,要善于运用统筹的思维处理好复杂的关系,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形成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一、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意义重大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体经济提供的是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物质技术基础。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既是当下发展所需,更是未来发展所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有助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增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特性,保持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提供坚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实体经济创造丰富物质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举措。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也面临供需循环不畅、发展质效有待提升等难题。推动实体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方面需要通过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增加优质供给,满足并引领消费升级;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巩固壮大实体经济,进而创造大量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从而牵引供给体系优化升级,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驱动,确保这三方面有扎实的依托至关重要。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由实体经济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提出攻关方向,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实体经济提供重要媒介,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实体经济企业本身的高水平发展就能够汇聚成实体经济的大发展。此外,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以及其他各类高技能人才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人力资源要素只有与实体经济融合,才能充分发挥效力。金融资源只有与实体经济更加紧密匹配,才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足够的耐心资本。

应对世界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深刻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引发的风险大幅上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需要持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以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效对冲外部风险,为宏观经济稳中有进提供不竭动力。实体经济具有体量大、覆盖面广的特征,把这种总量优势切实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优化结构,提升技术赋能效果,产业链供应链就更稳更扎实,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就越强,外部扰动产生的影响就会大大消减。

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需要正确处理三方面关系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不是短期内就能一蹴而就的任务,而是必须长期不懈加以推动的战略举措,要重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存量和增量、全局和区域三方面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双轮驱动”效率的高与低,直接决定了实体经济运行效果的好与坏。实体经济发展到今天,一些新领域新赛道加速涌现,只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动、高效配置,才能筑牢微观基础。但也要看到,越是新领域,越是高水平,在细分行业、个别环节出现“市场失灵”的概率就越大,放任不管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点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在政策制定和评估反馈等重要环节,要时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保根植于超大规模市场的实体经济稳健运行。

存量和增量的关系。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存、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特征,这就决定了无论产业政策,还是竞争政策,都要兼顾存量和增量。对于基础雄厚、量大面广、带动力强的传统产业,要着力在优化提升上下功夫,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鼓励经营主体按照市场需求以及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组织生产、开展技术改造。对于发展潜力大、技术创新快、市场空间广的新兴产业,应聚焦鼓励业态创新,探索优化产业生态的系统举措。存量和增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全局和区域的关系。实体经济发展是一个全局概念,要在顺应产业布局规律的前提下,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去做好经济布局和引导,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各类政策。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实体经济,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培育当地发展优势,深耕区域特色,形成与其他地区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局面。在夯实实体经济根基的过程中,需着重把握好全局与区域的关系,调动好地方积极性。

三、多措并举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具体路径上,要坚持体系化推动,站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度,谋划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具体举措,分门别类加以落实落细。

把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智能化瞄准的是技术升级趋势,绿色化聚焦的是低碳发展趋势,融合化盯住的是业态融合趋势,这些都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施策方向。要创造条件、聚拢资源,促进数字技术加快向实体经济领域赋能,扩大场景应用范围,及时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场景经验。在绿色化方向上,应倡导各地按照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找准自身节能降碳的发展路径,实现降碳与产业发展并重、相互促进。在有条件发展零碳园区的地方,政策可加大支持力度,助力经营主体打造一批标杆性园区。能源富集地区产业发展可以按照高载能、低排碳的方向设计减排路径,做好碳捕集、碳封存技术的试点应用与推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融合化方向上,应侧重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一二三产有机融合,形成一批可视化的融合案例,引导市场要素协同推进产业融合。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着眼于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市场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拓展资金渠道,加大技改投资支持力度,引导新增技改投资支持涉及行业整体提质升级的关键环节和领域。持续巩固产业门类齐全的优势,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给予差异化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按照集群化进行支持,不适合集群建设的按照“一企一策”开展精准支持。强化制造技术、平台、产业生态联动,以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做好技术、平台、企业、生态的串联。推动公平竞争引导举措落地见效,有效整治非理性竞争,发挥好市场价格调节供需的作用,实现产业布局与周边需求更好匹配。顺应产业转移规律,合理加以政策引导,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进一步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于新兴产业,当前主要任务是提升发展水平和质量,更好适应产业规模化发展需要。根据不同技术路线以及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实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供需基本平衡,产业、产量、产能动态匹配。组织企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协同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力求实现一个新的示范带动一片业态成长。对于未来产业,重点是前瞻布局,通过完善各类配套政策、环境实现新技术的突破并加速产业化。发挥好高水平实验室在技术研发领域的牵引带动作用,对关键环节进行中长期贷款支持。支持有基础有条件的企业围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开展前沿技术攻关,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决策部署,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进一步夯实服务业发展基础、提升发展效能,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助力。聚焦扩能提质,切实补齐服务业短板弱项,特别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水平。围绕工业转型升级必需的研发、商务服务等,推动工业支持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机构孵化有机衔接,共享发展资源,直接服务于工业生产。调动各方力量特别是专业协会力量,强化服务业标准、品牌建设,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发挥品牌带动作用,擦亮“中国服务”品牌。

发挥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保障作用。在实体经济配套体系建设中,基础设施的地位举足轻重。应构建长效机制,做好科技类新型基础设施的集约利用和高效共享,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创新活动,根据不同地域的创新需求,部署与之匹配的新型基础设施。发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需求、服务生产、催生新供给的作用,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好匹配衔接工作。优化物流体系功能,强化通达保障作用。夯实城市民生保障类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推动供水、供热、供电实现保障供应、快速反应,地下管廊有效助力城市生产生活品质提升、效率提升,实现“一举多得”。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魏琪嘉

金融透视
“十五五”开局金融创新之思考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期间,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已经迈入世界金融大国之列。党的二十大对金融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发展进入从“大”到“强”的战略转型新阶段。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正式提出“金融强国”的建设目标。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了未来五年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和方向。站在“十五五”规划起点,笔者就加快金融创新谈几点思考。

金融创新概念内涵界定

金融创新是指金融管理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各种金融要素实施创新组合,如在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组织和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性探索和改革。狭义的金融创新仅指微观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活动,即金融产品创新。广义的金融创新不仅包括金融产品创新,还涵盖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制度等各系统和环节的改革创新。金融创新类型可概括为金融制度创新、金融组织创新、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等。

金融制度创新旨在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运行风险和提高金融创新收益等。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可以突破原有制度约束,建立适合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的金融制度体系。金融制度创新在金融创新探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可以为各种金融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金融制度创新包含金融组织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制度创新和金融监管制度创新等诸多方面。

金融组织创新本身是作为与各种金融业务创新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而出现的,是金融制度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组织创新主要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门类的增加、跨国银行的发展、银行从专业化到综合化的转型升级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中涌现出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理财子公司等。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集银行、信托、租赁、保险、证券和担保等于一体的大型复合金融机构不断涌现,这种全能型、综合化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也推动了银行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

金融市场创新主要指市场结构的优化升级,如离岸金融市场(欧洲货币市场、亚洲美元市场等)、金融衍生市场、新兴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等。金融市场创新的本质是对市场要素的重新组合,它可以优化交易时间和空间,改变市场组织形式和制度规则,扩大市场规模,升级市场结构,增强市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金融交易频度等。金融市场开放可以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实现一体化,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欢迎境外金融机构来本国设立机构和开展金融业务。

金融产品创新是指作为金融交易的产品标的创新,这是其他各类金融创新活动的基础,表现为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技术创新等形式。金融工具创新是指金融机构开发各类新型金融产品,用于满足市场交易主体的各类需求。金融服务创新指金融机构推出新型的服务方式和手段。金融技术创新是指各类用于推动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创新的新技术应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支付和清算方式创新也日新月异。

把握金融创新的政策方向

金融创新位居金融发展的核心位置。纵观历次较大的金融创新浪潮,科学技术革命提高了金融信息传播速度和金融数据处理能力,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产生了新的融资技术和工具,开拓出新的金融市场,催生出大批新型金融业态,金融监管也在探索中不断创新,整个金融体系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伴随金融管制放松,促使金融机构规避和分散风险,则是金融创新的直接导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党中央高瞻远瞩擘画的金融发展蓝图,是金融领域开展金融创新的行动指南。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专题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出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积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等系列重要政策措施。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规划提出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央地监管协同,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保障金融稳健运行。

“十五五”开局金融创新思考

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际,金融领域需要加快推进改革创新,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让金融“活水”更好地滋养经济社会发展沃土。

一是加快金融制度创新,提升金融治理效能。完善党管金融的体制机制,强化金融行业党的建设,推动党建与金融工作深度融合,并从基本制度、合规风控、综合管理、专项管理、激励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加快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为核心,强化中央银行职能权威,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统筹金融开放与安全。通过制定金融法规等措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统一金融市场登记托管、结算清算规则制度,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机制等。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金融领域逐步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统筹国内金融工作和国际金融斗争。

二是加快金融市场创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让更多具备条件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通过完善基础制度(如信息披露、退市规则),让市场更透明、更可预期,保护投资者权益。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降低系统性风险,激发创新活力。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为市场参与者提供风险转移和对冲的工具,增强金融市场流动性。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扩大内地与境外金融市场(包括港澳市场)联通渠道与深度,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定价影响力和资源配置效率。

三是加快金融组织创新,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创业投资基金等各司其职,增强数字化经营服务能力,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依法保护广大储户、中小投资者和被保险人利益。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打造龙头券商引领行业发展、其他券商深耕细分市场的有序竞争格局。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契机,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

四是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科技金融产品创新,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促进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为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项目提供绿色信贷、债券、基金及碳排放权交易,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加快普惠金融产品创新,通过数字技术降低服务成本,精准覆盖小微企业、农户、低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稳定就业和市场主体。加快养老金融产品创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民生福祉。加快数字金融产品创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提升金融效能与包容性,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

《银行家》杂志主编 王力

一张蓝图绘到底:“十四五”科技金融发展成就回顾与展望

科技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抓手。“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政策顶层设计更加清晰,落地成效更加突出,为“十五五”期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提供了重要保障。

“十四五”期间科技金融顶层设计更加清晰

我国科技金融政策体系建设始于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积极开展科技信贷的联合通知》。经历多年的探索,在“十四五”期间形成了专项政策、综合政策、地方政策相协调的多层次政策体系,使得科技金融的顶层设计、引导方向、发展重点更加明确,也为科技金融创新提供了更好的政策保障环境。

首先,针对科技金融的专项政策不断完善。202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科技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旨在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全面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强度和水平。其中,围绕培育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市场生态,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针对科技金融运行全过程,强化了相关基础制度和机制建设。2025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从加强科技金融服务机制、产品体系、专业能力和风控能力建设出发,提出七方面20条措施,并指出银行业保险业要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实现专业化服务机制、产品体系、专业能力和风控能力不断完善,外部生态体系持续发展,科技信贷和科技保险扩面、提质、增效。2025年5月,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聚焦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战略部署,着力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重点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七个方面,提出15项科技金融政策举措。当然,还有一部分细分领域的专项政策,同样对科技金融创新起到重要作用。例如,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2025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实施2025年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政策的通知》等。

其次,就综合政策所涉及的科技金融相关内容来看,既有政策共性特征,也体现不同领域的特殊性。例如,2024年5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提出科技金融要迎难而上、聚焦重点,助力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2025年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的金融支持。

最后,许多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科技金融相关政策。例如,2024年7月上海市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促进本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以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企业为主体,围绕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一批以科技为核心的高质量上市公司群体。再如,2025年9月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关于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施方案(2025—2027年)》,将国家政策“本土化”与北京实践经验“制度化”相结合,着力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点问题,聚焦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债券发行等领域,推动北京加大引入科技金融增量投入。

“十四五”期间科技金融落地成效突出

总体上看,“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努力满足科技型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融资需求,取得了较好的服务效果。具有示范意义的是,相关部门自2024年以来积极推进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改革试点、科技企业并购贷款试点和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四项试点”,累计为科技领域新增投资超过万亿元。

首先,银行业成为毋庸置疑的科技金融服务“主力军”。“十四五”期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发挥重要引导作用。据统计,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年均增速均超20%。此外,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5年9月末,科技贷款同比增长11.8%,科技贷款新增额占全部贷款新增额的比重为30.5%;科技型中小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22.3%;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签约金额为2.6万亿元,发放贷款1.1万亿元。此外,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的通知》,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使银行可以与科技企业探索多元化合作,拓展投贷联动、股债联动等业务创新。

其次,资本市场成为充实科技金融服务的“生力军”。第一,科创债作为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呈现银行和非银机构等参与主体日益丰富的态势。Wind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共有1428只科创债正式发行,发行规模合计达1.58万亿元,发行数量及总规模相较2024年同期分别增长43.95%和74.94%。尤其是在2025年5月7日科创债新政出台之后,至2025年11月6日,包括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在内的科创债呈现强劲增长态势,累计发行1186只,占年内发行总量的77%;发行规模达1.38万亿元,占年内发行规模的81%。第二,就股票市场来看,据中国证监会统计,近年来新上市企业中九成以上都是科技企业或者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企业。目前A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1/4,已明显高于银行、非银金融、房地产行业市值合计占比。市值前50名公司中科技企业从“十三五”末的18家增加至当前的24家。第三,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有力支持了“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统计,截至2024年末,私募基金在投项目本金9.19万亿元(同比增长0.43%);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上市公司中,私募基金支持率分别高达92%、75%、95%,成为培育新兴产业的“孵化器”。其中,创业投资基金呈现“量增质升”态势,截至2024年末存续2.51万只(同比增7.46%),规模3.37万亿元(同比增3.97%),平均单只规模1.34亿元。到2025年上半年,创投基金进一步聚焦以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为代表的硬科技赛道,着力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再次,保险与担保等风险分担工具成为科技金融的风险“护航员”。一方面,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科技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0%,显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截至2025年9月,保险业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0万亿元,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支持创新应用项目3600个,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融资担保也为科技企业起到重要“增信”作用。2024年8月财政部会同科技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的通知》,着力解决项目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发展有潜力、知识产权价值高,但因缺少有效抵质押物、难以满足银行贷款条件的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最后,基于开放条件下的科技金融服务创新也在持续推进。近年来,国家外汇局不断升级推广科创类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的政策,提升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及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借用外债额度。据统计,截至2025年9月,通过丰富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累计协助办理企业近16万家,付汇已超过2.4万亿美元,获得融资超4300亿美元,其中七成为中小企业。

科技金融存在的问题、挑战与展望

“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金融探索虽然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具体而言,一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仍有待完善。例如,对于科研、技术、工程等不同层次的科技创新,还缺乏多样化、差异性的金融支持模式;对于非科技类企业的创新活动,也难以适用现有科技金融支持工具。同时,已有科技金融政策纷繁复杂,且涉及中央与地方不同部门,还需要加大政策协调与统筹力度。

二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于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具有不同的成功概率,其风险特征也千差万别,如果无法获取充分的数据、构建完善的评估模型等,金融机构就难以准确把握科技风险与科技企业信用,由此会严重影响科技金融服务的风险收益平衡。同时,现有的科技金融风险管理与分散模式仍显不足,难以形成高效的激励相容机制。要引导各方主体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科技金融创新,而不是仅依靠政策引导或补贴来驱动。

三是还需进一步提升科技金融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目前虽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科技金融供给体系,但不同机构、不同产品、不同市场的协同还有所不足,直接金融的支持能力还有待提升,也需要努力增加科技金融的“有效供给”。同时,科技企业自身在经营管理、信息透明等方面还有许多短板,同样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制约了金融“耐心资本”供给。总体看,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与技术路线内,需要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与金融需求的精准适配。

展望“十五五”,在国家着力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科技金融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提升,预计将形成制度、市场、机构、产品等多种要素更加完备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金融资源支持科技自立自强的效果进一步凸显,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的格局逐渐优化。与此同时,也需要加快科技金融体制改革与完善,有效控制潜在风险且避免“运动式”发展,实现科技金融的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协同发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十四五”绿色金融发展成就:从框架搭建到系统赋能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作为支撑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服务国家“双碳”目标的核心金融力量,绿色金融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从框架建立到系统完善的跨越式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市场规模全球领跑、产品创新持续涌现、区域实践各具特色、国际合作纵深推进,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绿色动能,也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构建垂直贯通、横向协同的制度体系

“十四五”期间,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始终坚持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国内统一与国际接轨相协调,逐步形成了涵盖政策引导、标准规范、激励约束、风险防控的全方位制度框架,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实现了从局部探索向系统布局的跃升。

第一,政策引导体系持续完善。

党中央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发展,将其作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密集出台一系列具有指导性、前瞻性的政策文件。2024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明确了绿色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和方向;4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全面布局新发展阶段下绿色金融推进安排。随后,《关于推动绿色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陆续出台,为绿色金融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政策协同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推动绿色金融与财政、产业、环保等政策形成合力。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倾斜;将绿色金融纳入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对金融机构支持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地方政府也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和专项政策,将绿色金融发展目标纳入金融发展规划、绿色低碳城市建设方案及区域发展战略。例如,上海市发布《关于加强上海金融业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推动和规范辖内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发展,以立法引领改革创新。此外,一批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制度安排、工具创新、监管机制优化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形成了项目库管理、标准体系本地化应用和政银企协同推进的综合机制,为全国绿色金融实践积累了经验。

第二,标准规范体系逐步健全。

标准统一是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十四五”期间,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在统筹推进的基础上实现重要突破,按照“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原则,逐步构建起以项目目录为基础、专门技术规范为支撑、行业和地方标准为补充的标准体系,实现了从分散到统一、从单一到多元的重要转变。202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统一了各类金融产品界定标准,首次实现了“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覆盖。

在转型金融标准方面,我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针对煤电、钢铁、建材、农业等重点高碳行业的转型需求,相关部门制定了专门的转型金融标准,并在20多个省市开展试用。截至2025年8月末,转型金融试地区完成转型贷款授信1250亿元,实际发放贷款670亿元,有效填补了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融资空白。同时,《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碳金融产品》等一系列标准的发布进一步完善了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防范“洗绿”“假转型”风险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信息披露与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强化。

信息披露是提升绿色金融透明度、防范环境风险的关键手段。“十四五”期间,我国逐步建立起覆盖金融机构和重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推动修订《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引导金融机构在可持续信息披露领域不断深化创新。2024年11月,财政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后又于2025年12月联合相关部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2025年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联合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进一步细化了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要点和工作流程。

在风险管理方面,金融机构逐步将环境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环境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机制。通过加强对企业客户的碳排放水平、环境合规情况、气候变化影响等因素的评估,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和风险管理措施。同时,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等地开展了中小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试点,通过金融手段推动中小企业向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型。

第四,国际合作纵深推进。

“十四五”期间,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推动国际标准互联互通,扩大绿色金融对外开放,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引领者。

在国际标准协调方面,我国依托二十国集团(G20)、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国际多边平台,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产品等领域的国际合作。2021年,中国与欧盟联合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CGT);2024年11月,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上,中国、欧盟和新加坡共同发布《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M-CGT),提升了国际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的可比性和兼容性。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通过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吸引境外保险公司、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和ESG基金等为国内绿色项目提供投融资和技术服务,进一步提升了绿色金融的开放水平。同时,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为共建国家绿色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此外,中英、中法、中德等双边合作也将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等作为重点议题推进,进一步深化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规模扩张、结构优化与工具创新协同推进

“十四五”期间,我国绿色金融在政策体系的有力支撑下,实现了市场规模快速扩张、支持领域持续拓宽、产品服务不断创新、区域实践亮点纷呈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第一,市场规模全球领跑,支持实体经济成效显著。

“十四五”以来,我国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规模全球领先,绿色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我国绿色信贷余额43.51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7.5%,前三季度新增绿色贷款6.47万亿元,“十四五”时期绿色贷款年均增速均超过20%;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我国绿色债券余额超2.2万亿元,同期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引导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超过1.38万亿元,有效撬动社会资金投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

从机构表现来看,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绿色金融业务,绿色信贷余额和绿色资产比重稳步提升,绿色金融已经从“特色业务”逐步转变为“主流业务板块”之一。据2025年上市银行半年报,截至2025年6月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行绿色贷款余额共计23.8万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如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也在加快推动绿色金融业务更上一个台阶。同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等加大对重大绿色项目和公益性绿色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通过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和增信服务,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

在资金投向方面,绿色金融资源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关键领域,有力支撑了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业全球领跑。“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清洁发电体系,每3度电中约有1度来自绿色电力,绿色金融在推进能源供给体系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资金保障和结构调整作用。

针对高碳行业转型和中小企业绿色化改造需求,“十四五”期间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方面的探索取得积极进展。各地通过建立转型融资主体库、明确技术改造路线、设置减排绩效要求等方式,引导金融资源支持高碳行业有序减排和工艺升级。例如,河北省的“碳中和挂钩”贷款将企业减碳量与贷款利率挂钩,激励企业主动减排。江苏省持续加大对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金融支持,将建立“1+N+N”转型金融支持体系,并将单列再贷款额度,对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转型融资主体库内企业和项目发放的、符合再贷款要求的转型金融贷款,优先提供再贷款政策支持。

第二,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速增效。

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十四五”期间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不断丰富,呈现出多层次、多工具协同的发展格局。在对公融资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租赁等主要绿色金融产品持续创新,融资期限结构和币种结构更加多样,服务对象在重点支持大型企业和重大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专精特新”企业、绿色科技企业等中小主体。同时,绿色资产证券化、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和贷款等较新型工具加快发展,整体上拓宽了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直接融资渠道,其中转型债券和可持续发展挂钩工具通过将资金成本与减排目标等关键绩效指标相联系,为高排放行业有序转型和强化减排激励约束提供了新的金融抓手。与此同时,依托全国碳市场启动,碳回购、碳质押、碳指数等碳金融工具探索提速,初步建立了以碳价为信号的资源配置机制。

在风险管理与长期资金配置领域,绿色保险在分散环境与气候风险、强化行为约束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截至2024年末,我国绿色保险保费收入达3331亿元,提供风险保障超330万亿元。绿色保险产品逐步从传统的资产损失补偿,扩展至新能源设备性能保证、环境污染责任、碳资产全周期管理、极端天气风险分担等,在分担绿色项目特有的技术和运营风险的同时,强化了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外部约束。保险资金也加大了对绿色产业和绿色基础设施的长期股权和债权投资,实现了“风险管理工具”和“长期资金来源”的双重功能。

在投资与零售服务领域,ESG理念在资本市场加快落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逐步被纳入投资决策框架。一批公募和私募基金产品将ESG表现作为重要考量,引导资金向环境绩效较好的上市公司集聚,推动企业提升环境与社会治理水平。部分金融机构探索个人碳账户、碳普惠平台等创新服务,尝试通过积分、费率优惠等方式引导居民消费和出行行为向绿色方向转变,绿色金融与绿色生活的连接度明显增强。

第三,区域实践各具特色,形成多元发展模式。

“十四五”期间,各地围绕自身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探索形成了多样化、差异化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初步构建起“金融生态成熟地区引领示范、产业升级地区加快转型、生态资源富集地区盘活自然资本”的格局。

金融生态较为成熟的地区注重提质扩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北京市着力发展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推动绿色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和高端绿色产业集群发展;上海市在绿色金融标准、ESG投资、转型金融等方面持续探索,开展跨境绿色资产交易,推动绿色金融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度融合;天津市依托滨海新区发展标准化绿色租赁,打造绿色租赁产业集群;浙江省依托数字化基础,构建项目库、碳账户等“数字绿金”基础设施,近三年绿色贷款年均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2025年第一季度余额达4.26万亿元,成为绿色金融综合改革的标杆省份。

产业结构调整压力较大的地区,聚焦高碳行业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山东省通过“技改专项贷”等工具支持传统制造业绿色智能化改造,引导资金向高效能、低排放技术改造项目集中;山西省探索县域公正转型机制,将煤炭资源型地区的减煤、稳煤与就业和民生保障统筹考虑,推动绿色金融与资源型经济转型结合;安徽省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助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河北省等地围绕钢铁、建材等行业制定转型金融技术目录,推动金融机构在“硬约束”和“软引导”下支持高碳行业减排。

生态资源富集地区,着力盘活自然资本和生态资产。福建省、湖北省等地以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碳汇等生态环境权益为抓手,将碳汇交易、生态补偿与金融工具相结合,探索“生态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的路径,推动“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经验总结与启示

综合来看,“十四五”期间,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也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为“十五五”期间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坚持政策引领与市场驱动相结合。通过顶层设计明确绿色金融发展方向和目标,完善政策激励约束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倾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金融机构、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政策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参与的良好发展格局。

二是坚持标准统一与创新包容相结合。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防范“洗绿”“假转型”风险,保障绿色金融健康发展;鼓励各地、各金融机构结合实际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包容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形成标准引领、创新赋能的发展模式。

三是坚持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相结合。立足我国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金融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推动国际标准互联互通,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升我国绿色金融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

四是坚持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相结合。聚焦清洁能源、节能环保、高碳行业转型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金融资源予以支持,实现重点突破;逐步扩大绿色金融覆盖范围,推动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深度融合,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国家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王遥

产业追踪
数字技术驱动下农业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摘要: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农业数字化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数据孤岛问题突出、农户数字技能不足等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农村数字基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农业数据共享机制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加强农户数字素养培育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涉农政策精准落地构建长效机制等创新策略。

关键词:农业产业链,数字技术,协同创新机制,乡村振兴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农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不仅催生出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新业态,更为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活力,为农业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带来新的机遇。然而,农业数字化转型仍面临诸多挑战,亟须深入研究数字技术驱动下农业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破解制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素。本研究将聚焦数字技术驱动下农业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立足其价值导向,剖析发展现状,探索创新策略,以期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1 数字技术驱动下农业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的价值导向

1.1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

数字技术为农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与动力。农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推动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助力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同时,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有效破解农村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发展瓶颈,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创造有利条件[1]。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1.2 优化产业链条配置,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基于数字技术重构农业产业链,能够实现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配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营效率。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农业生产环节能够实现精准种植、智能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工环节能够采用智能化设备、柔性化生产,提升产品附加值;流通环节能够利用供应链管理系统,优化库存管理,降低物流成本;销售环节能够依托电子商务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销售收益。数字技术驱动产业链优化重构,有利于农业综合效益的提升。

1.3 赋能农业经营主体,增强市场竞争实力

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有效赋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帮助其提升生产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能力、拓展市场营销渠道,增强市场竞争实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精准把握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精细化管理,降低经营成本,规避市场风险[2]。此外,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拓宽销售渠道,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提升产品知名度与美誉度,打造农业知名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实力。

2 数字技术驱动下农业产业链协同机制的发展现状

2.1 智慧农业技术落地,区域发展存在差距

我国农业数字化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智慧农业技术应用水平相对较高。这些地区加大了农业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农业生产精准化、农产品加工智能化、农业经营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然而,受制于经济基础、人才储备等因素,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业数字化进程相对滞后,智慧农业技术集成应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3]。农业数字化发展的区域差距制约了农业产业链的整体协同效应,亟须加大欠发达地区智慧农业发展支持力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数字鸿沟。

2.2 农业数据孤岛突出,产业协同效率受限

农业产业链涉及种植、养殖、加工、物流等多个环节,各环节主体的业务系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机制,导致数据孤岛问题突出。农业生产主体掌握的生产数据、加工企业掌握的加工数据、物流企业掌握的流通数据各自分散,未能实现互联互通、高效利用。数据孤岛的存在不仅影响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科学性,更制约了农业产业链的协同效率。打通农业产业链各环节数据壁垒,构建统一的农业大数据平台,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是提升产业链协同水平的关键所在。

2.3 农户数字技能不足,人才培养亟待加强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力量,其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直接关系着农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当前,农村普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应用场景单一等问题,广大农户数字意识不强、数字技能不足,难以有效运用数字技术指导农业生产实践。同时,农业数字化转型涉及农学、计算机、管理等多学科知识,复合型人才匮乏,专业人才培养供给不足,难以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步伐,大力开展农民数字技能培训,加强农业数字化人才培养,提升农业从业人员数字素养,是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2.4 涉农政策执行不均,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农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政策法规的有力保障。各级政府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受地方财力、政策落实机制等因素影响,涉农政策在不同区域的执行力度存在差异。财政资金倾斜不足、金融服务滞后等问题制约着农业数字化项目建设与推广应用[4]。同时,针对性的农业数字化法律法规缺失,数据产权、数据流通、数据安全等领域亟需规范。完善涉农政策体系,强化财政金融支持,健全法律法规保障,构建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机制,是新时期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3 数字技术驱动下农业产业链协同机制的创新策略

3.1 完善农村数字基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农业的基石。政府应制定农村网络建设专项规划,明确建设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财政资金要向农村网络建设倾斜,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村光纤网络、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同时,鼓励电信运营商加大农村网络投资力度,采取政府与企业合作模式,共同推进农村网络全覆盖。在网络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村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等特点,因地制宜选择接入技术[5]。针对边远山区等难以铺设光纤的地区,可采用卫星通信、无线微波等方式,确保农村百姓享受优质网络服务。此外,还要加强农村网络运维保障,建立健全网络故障报修、应急处置等机制,提高网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农村电商是数字技术赋能农业产业链的重要渠道。各地要高度重视农村电商发展,将其作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县域电商,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建设区域性电商产业园,引导电商企业和平台落地,打造农村电商集聚区。鼓励本地农产品品牌入驻电商平台,开设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专区。另一方面,要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在乡村建设一批农村电商服务站点,配备网络终端设备,提供农产品展示、网络营销、订单处理、物流配送等服务。同时,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育,定期开展农民电商培训,提高农民电商意识和技能。鼓励返乡农民工、大学生村官等投身农村电商创业,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电商经营。此外,还要强化农村电商扶持政策,在融资贷款、税收优惠、用地保障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营造良好的农村电商发展环境。

农业物联网是数字农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对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要将农业物联网建设作为数字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制定总体规划和建设标准,明确发展目标和建设重点。在关键农业产区率先部署农业物联网试点项目,重点建设智能农机、智慧大棚、智慧畜禽养殖等物联网应用系统,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监测、农机远程监控、病虫害预警等功能。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主体参与农业物联网建设,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6]。同时,加强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攻关,突破传感器、通信协议、数据处理等核心技术,提高农业物联网的适用性和可靠性。建立健全农业物联网数据管理制度,明确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等环节的规范要求,保障数据安全和农户权益。此外,要强化农业物联网人才培养,鼓励农业院校开设物联网工程专业,培养既懂农业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支持社会化的农业物联网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户提供物联网系统集成、运维管理等专业化服务,推动农业物联网向纵深发展。

3.2 构建农业数据共享机制,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

农业数据共享是提升农业产业链协同效率的关键。政府要牵头建立农业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分散在各部门、各环节的农业数据资源,实现数据互联互通、高效利用。平台建设要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明确数据采集、传输、存储、管理、应用等环节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确保数据质量和安全。要建立农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对敏感数据和涉密数据实行严格管控,对普适数据实行开放共享。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平台建设运营,引入市场化机制,提高平台运行效率。同时,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高校的合作,发挥其在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提升农业数据的应用价值。利用农业数据平台,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各环节可以实时共享信息,优化生产计划、调整经营策略,提高产业链协同效率。

农业数据标准是数据汇聚融合、共享开放的基础。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数据标准体系,制定农业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交换、应用等环节的标准规范。农业数据标准要与国际标准接轨,充分吸收国内外先进标准的内容,提高标准的通用性和互操作性。鼓励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参与标准制定,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在数据标准的基础上,要加强农业数据治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建立数据质量评估机制,定期开展数据质量检查,对错误数据及时更正,对缺失数据及时补充。同时,要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严格数据访问控制,防止数据泄露和非法利用。此外,要创新数据应用模式,鼓励开发面向农业生产经营的数据分析工具和决策支持系统,挖掘数据价值,服务农业现代化发展。

农业数据共享需要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政府要制定农业数据共享管理办法,明确数据共享的主体、内容、方式、权益等,为数据共享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农业数据共享利益分配机制,合理划分数据生产者、提供者、使用者的权益,让数据共享各方共同受益。对于承担数据汇聚任务的农业经营主体,可给予适当的补贴或奖励,减轻其数据采集和上报的成本负担。探索建立农业数据交易市场,培育数据交易中介机构,促进数据资源在市场中的优化配置。同时,加强数据共享的监管和考核,建立数据共享绩效评价体系,将数据共享情况纳入农业政策和项目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形成“数据敢共享、主动找共享”的良好氛围。此外,要注重发挥农业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的作用,建立行业数据共享自律机制,制定行业数据共享标准和规范,推动行业内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协同利用。支持探索农业数据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共享合作新模式,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的农业数据共享体系,全面提升农业产业链的协同效率和整体效能。

3.3 加强农户数字素养培育,完善农业人才培养体系

农业数字化离不开农民的广泛参与。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民数字素养培育,将其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大力开展信息技术应用培训。培训内容要贴近农民需求,重点围绕手机应用、农业信息化系统操作、数字化农机具使用等方面,提高农民运用数字技术指导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培训方式要灵活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农民培育平台,开发在线课程、视频教程等数字化培训资源。同时,发挥农广校、涉农院校、农技推广机构等的作用,组织专家学者、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教授农民数字技术。鼓励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与高校合作,建立数字农业实训基地,为农民提供实践锻炼机会。此外,要建立完善的农民数字素养评价体系,制定农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引导农民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提升数字素养。

数字农业发展需要一大批懂农业、知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农业高校要顺应数字农业发展趋势,加快学科专业调整,设置智慧农业、农业机器人等新兴专业,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课程建设,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新型农业人才。同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与农业科技企业、涉农机构合作共建农业数字化人才培养基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行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育人机制[7]。加大涉农紧缺人才引进力度,完善农业人才引进政策,为高层次农业数字化人才在工作、生活等方面提供优厚条件。建立健全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选派农业专家学者到基层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此外,还要强化农业数字化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完善职称评定、岗位晋升等激励机制,为农业数字化人才成长搭建广阔平台。

3.4 优化涉农政策精准落地,构建农业数字化长效机制

农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强有力的财政资金保障。政府要整合现有涉农资金,设立农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业物联网建设、智慧农业园区打造、农产品电商发展等关键领域。同时,创新财政支持方式,综合运用事前补助、事后奖补、以奖代补等措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直接投入的基础上,要更多运用“四两拨千斤”的办法,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农业数字化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农业数字化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产业资本参与农业数字化项目建设运营。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将农业数字化装备、系统平台等纳入政府采购范围,为农业数字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市场需求。此外,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农业数字化特点的信贷产品,破解农业数字化融资难题。

农业数字化发展需要科学的监测评估和动态优化机制。政府要建立农业数字化发展监测评估体系,围绕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产业发展等方面,设计一系列定量和定性指标,动态评估各地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监测评估要坚持常态化、制度化,有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监测评估的智能化水平,增强评估结果的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同时,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发布农业数字化发展评估报告,客观反映农业数字化发展现状和趋势。评估结果要作为完善农业数字化发展政策、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对评估结果好的地区,要总结推广其经验做法;对评估结果差的地区,要加大指导帮扶力度,推动其尽快改进提升。此外,要建立健全农业数字化发展的社会参与机制,畅通社会各界对农业数字化发展的意见反馈渠道,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农业数字化项目一般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政府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农业数字化领域的信贷投入,创新适应农业数字化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引导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加大对农业数字化重大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商业银行设立农业数字化信贷事业部,配备专职客户经理,提高信贷审批效率。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农业数字化设备保险、数据资产保险等创新产品,提供风险保障服务。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供应链金融模式,盘活农业数字化企业无形资产。加快建设农业信用信息系统,将农户数字化生产经营行为纳入征信范围,解决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不足问题。此外,要建立健全农业数字化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完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农业数字化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农业数字化金融知识普及,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构建完善的农业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未来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业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推进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巨大潜能,为实现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1]张宁.数字技术对农业产业链的优化与升级研究[J].当代农村财经,20253):44-49.

[2]蒋健,吴海涛.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和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1):168-181.

[3]刘学侠,徐文哲,温啸宇.数字经济赋能农村产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及优化路径[J].中国流通经济,2025391):14-24.

[4]马香品,杨秀花.数字经济驱动农业产业链建设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20247):11-13.

[5]王媛媛.数字经济驱动农业产业链升级路径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4357):1-4.

[6]缪文卿.数字农业的本质属性及其价值创造[J].行政与法,20241):106-118.

[7]李健.数字经济助力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理论机制与创新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233):80-8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郑憶迨

新质生产力驱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践路径探索

摘要:在全球经济与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正成为驱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及其在医药产业中的应用,分析了其内涵特征及其在推动产业创新和价值链优化中的作用。首先,界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强调其在促进医药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其次,剖析了医药产业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面临的顶层设计、要素、产业、创新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了健全政策体系、强化要素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加速科技融合等实践路径,以期为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1 引言

2023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其是指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024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因此,新质生产力已然成为推动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医药产业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尤为显著。医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不仅关系到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本文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分析新质生产力在医药产业的应用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从而为医药产业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医疗系统协同发展与治理等方面发力。这也为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导向。在全球医药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医药产业如何利用新质生产力实现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政策体系、要素优化、结构转型、科技创新等多个维度,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助力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期为我国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2 新质生产力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2.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点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内涵丰富且意义重大的经济概念,代表着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它应要依托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具有技术高、效能强、质量硬三重属性。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传统增长模式,更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它融合了数字化、智慧化、绿色化三大特征,既强调了技术的创新,又考虑了品质的全方位提升。接下来我们从“新”和“质”两个维度进行解读:

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上,这需要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角度去理解。其“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三个方面:新技术需要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新经济亟须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经济态势,新业态则强调数智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动力,依托技术的突破和革新为生产力进步注入强大动力。其核心主要体现在创新的推动作用,关键点在于实现核心技术和突破性技术的飞跃。这必将通过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实现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从而产生新的更为强劲的创新驱动力。

2.2 新质生产力与医药产业的关联性

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医药产业向高质量、高效率方向发展。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2.1 科技创新推动医药产业转型升级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在医药产业中,新技术的应用可以极大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例如,一些新的数智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药物的研发、疾病的诊治等领域,不仅提高了研发效率,还为患者提供了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医疗服务。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医药产业能够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对健康的需求,推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2.2 数字化转型优化医药产业链

新质生产力强调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而医药产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从研发、生产到流通和销售的全链条优化。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可以提高医药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减少药品流通过程中的费用和时间。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医药企业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优化库存管理,提升服务质量,从而在提升医药行业竞争优势的同时,让消费者享受到更便捷、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2.2.3 绿色化发展有助于提升医药产业可持续性

新质生产力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医药行业通过运用环保材料、节能工艺及清洁生产技术,有效降低了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绿色化发展不仅有助于医药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能够提高公众对医药企业的信任度,树立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此外,绿色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降低医药产业的长期运营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优势。

2.3 新质生产力对医药产业的创新驱动机制

2.3.1 科技创新引领:颠覆性技术与前沿技术的融合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在于科技革新,尤其在医药领域,突破性技术和尖端科技的运用将为产业升级提供核心动力。这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医药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各环节的深度融合。例如,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的药物设计可以加速新药的研发进程,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可以优化临床试验的管理和分析,物联网技术则可以提高药品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这些技术的融合不仅提高了医药产业的创新效率,也增强了产业的竞争力和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2.3.2 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数据已成为医药产业中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能力对于提升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服务质量至关重要。通过整合和分析患者数据、临床试验结果和市场反馈,医药企业能够更精准地识别未满足的医疗需求,优化研发方向,提高新药的市场成功率。同时,数字化转型还涉及医药供应链的优化。通过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企业能够降低库存成本,提高响应速度,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2.3.3 产业生态的智能化与网络化: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

新质生产力强调产业生态的智能化与网络化,这要求医药产业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医药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监管部门和患者等多方参与者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和优势互补。通过构建跨学科合作平台,推动知识共享和技术转移,加快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进程。例如,通过智能化的临床试验平台,可以提高试验的效率和质量;通过网络化的药品监管系统,可以加强药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种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不仅能够促进医药产业内部创新,还能够吸引更多的外部创新资源,为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 新质生产力驱动医药产业升级的现实困境

3.1 政策协同效应不足

在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政策环境的不完善和政策执行的不彻底构成了主要障碍。首先,政策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衔接,导致政策效应无法充分发挥。例如,尽管中央政府可能已经制定了有利于创新和科技发展的政策,但由于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和不足,这些政策并未能在地方层面得到有效实施。其次,政策的不连续性和不一致性也导致了企业在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上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医药企业对新质生产力投资的信心和决策。政策执行中的官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削弱了政策的激励效果,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最后,政策的落实情况也是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在医药产业中,部分政策在基层落实过程中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医药产业园区建设时,虽然出台了优惠政策,但在土地供应、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落实不到位,导致企业入驻困难。此外,一些鼓励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程序复杂、审核标准不明确导致企业难以真正受益。

3.2 要素支撑能力不强

医药行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技术进步、人才培育和资金援助这三个关键因素。技术层面上,医药产业的研发投入不足,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导致创新药物和高端医疗设备的开发进展缓慢。市场上药物重复度高,缺乏独特的品牌和创新品种,企业产品开发缺乏战略重点,被动跟随市场,导致产品重复及恶性竞争的情况突出,阻碍了真正的突破性创新。在人才培育方面,医药产业缺乏系统化的人才培养机制,特别是对于高端研发人才和复合型管理人才的培养不足,限制了医药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资金方面,医药产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近两年,创新药领域的投融资活跃度显著下降,资本紧缩进一步制约了国内研发进程。为应对这一难题,部分企业选择缩减研发开支,另一些企业则采取技术授权等方式缓解资金压力,极易带来创新成果流失的风险。

3.3 产业结构存在短板

我国医药产业在新质生产力赋能过程中,产业结构短板问题较为突出,集中表现在高端产品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脆弱、市场集中度不足三个方面。首先,国内医药市场虽规模庞大,但高端医药产品大多依赖进口,本土产品多局限于低端市场,同质化竞争激烈。其次,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的核心产品和技术研发能力不足,对外依赖性强,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卡脖子”风险。部分关键原材料、试剂耗材及科研仪器和制造装备依赖进口,自主可控能力不足,这种依赖威胁到产业链稳定性。最后,我国医药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产业集群发展不均衡,先发区域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后发区域存在重复建设和资源争夺现象。此外,缺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医药企业集群,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和市场影响力。这些问题的存在,共同限制了我国医药产业的整体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这些短板亟待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和推动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来加以解决。

3.4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脱节

在医药产业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节问题日益突出,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不足。尽管我国在基础研究和专利申请数量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由于缺乏有效对接机制,这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实际产业优势的难度较大。当前,产业发展模式仍以传统的低水平竞争为主,缺乏以创新为主导的发展策略,导致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推动力不足。此外,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率较低,许多科研成果未能满足市场需求,而且新药研发往往集中在“关注药物”而非“关注疾病”,进一步加剧了创新同质化现象。这种脱节限制了医药产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和长期竞争力的发展,急需通过搭建更为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优化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及加强政策支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以实现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新质生产力赋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4.1 健全政策体系,增强政策联动效能

为了应对政策联动效应不足的挑战,首要任务是构建一个既全面又协调的国家医药产业政策框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从以下几个关键点切入:首先,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清晰明确,确保它们与国家宏观战略及市场实际需求紧密相连,避免任何模糊性或矛盾情况出现。其次,要优化政策手段的搭配使用,如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研发资金支持等多种方式,形成一股强大的政策合力,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再次,加强政策之间的衔接与协同至关重要,应建立起跨部门的协作机制,保证政策在各级别、各领域间无缝对接,发挥最大效用。又次,建立有效的政策反馈系统亦不可忽视,通过定期审视政策实施效果,灵活调整不适应当前形势的措施,确保政策能真正激发医药产业的创新潜能和投资积极性。最后,政策导向还需侧重于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紧密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提升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力转化的效率,从而驱动医药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4.2 强化要素支撑,提升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

为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需要从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两个关键要素入手,通过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数据资源整合、医药科技体系创新等多维度的协同发力,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一,完善的创新药物产业人才培养机制。这要求不断调整和优化医药学科的专业设置,引入生物医药、健康医疗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培育具备现代生产技术和跨学科知识结构的创新人才。第二,增强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应用。鉴于数据在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需要全方位挖掘和构建医药数据资源,利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全面推进智能医疗服务、个人健康实时监控与评估等领域的智慧化服务和数字化消费。同时,建立医药数据共享平台,完善数据权益保护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智能模型提升对复杂医药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促进医药数据的共享与流通。此外,推动医药领域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多方协同,共建医药服务和科研平台。第三,构建医药科技创新体系,扩大和强化健康软件产业,提升高性能医疗设备和医用材料的自主研发和国际竞争力,致力于将医药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极。通过强化要素支撑,提升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水平,医药产业将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提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4.3 优化产业结构,稳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

为解决医院产业结构存在的短板问题,需要推动医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首先,减少对高端医药产品的进口依赖是关键一步,需要通过政策扶持和市场激励机制,发挥产业链上龙头企业的驱动作用,实施标杆引领促进工程。鼓励本土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医药产品,从而提升国内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其次,加强生物技术领域的核心产品和技术研发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重要途径。这要求我国医药企业投资关键技术研发,如生物制药和新型疫苗技术等,以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并确保在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三,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对于提高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和市场影响力至关重要。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帮助企业扩大规模、提升品牌影响力,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鼓励中小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差异化战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后,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进一步促进医药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优化。这涉及激励企业开展技术革新与产品优化,进而提升产业的集中度,淘汰那些无效低端的供给,并通过并购整合等途径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

4.4 加速科技融合,催化产业升级和创新进程

为了缓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实施策略应聚焦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框架,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途径,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并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紧密融合,从而提供专业的服务和支持,促进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同时作为桥梁,连接实验室和市场,帮助科研成果跨越从理论到实践的鸿沟,加速产业化的步伐。此外,鼓励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展开深入的合作,共同进行项目的研发和申报,从而减少研发成果与市场脱节的现象。通过这种协同创新,可以更快地将创新理念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政府的角色同样不可忽视,应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新药研发更加关注市场需求,减少同质化现象。政策应旨在提高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推动力,通过政策引导,促进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需求的有效对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科研人员和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手段。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可以保障创新者的权益,激发更多的创新活动。政府还可以通过政府采购、市场准入等政策手段,为创新型医药产品提供市场机会,从而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快速应用和商业化,推动医药产业的创新进程。

5 结语

新质生产力以其独特的创新驱动力和数字化转型能力,为医药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医药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政策联动不足、要素支撑能力薄弱、产业结构短板,以及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脱节等。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包括健全政策体系、强化要素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和加速科技融合等。这些策略的实施,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社会各方的联合努力与合作。只有通过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才能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进而推动医药产业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如何更有效地整合政策资源,提升政策的联动效能;如何构建更加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满足医药产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促进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为医药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案。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应持续关注新质生产力在医药产业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其对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应关注国际医药产业的发展趋势,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和做法,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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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郭琪

新能源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下加能站的战略布局与经营转型

摘要: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技术进步推动电池续航与充电速度显著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加速推进,但充电桩布局不均衡、氢能源成本高等问题仍制约行业发展。在此背景下,加能站的战略布局调整与经营转型迫在眉睫。加能站应拓展多元业务领域,精准布局充电桩与加氢站,结合非油品业务拓展,打造综合服务场所;优化网点布局规划,紧密结合新能源汽车使用特征,提升城市区域服务覆盖范围与偏远地区运营效率;加强与新能源车企、电池制造商等行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经营转型方面,创新管理运营模式,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优化人员管理;调整市场营销策略,制定个性化营销方案,拓展线上渠道;提升综合服务质量,保障充电安全,优化充电流程,营造优质服务环境。通过这些举措,加能站将更好地适应新能源时代需求,提升综合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能源行业,加能站,战略布局,经营转型

0 引言

在当今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新能源行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能源应用的核心领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技术的持续进步使其续航能力和充电速度显著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也日益提高。然而,新能源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加能站作为能源补给的重要场所,传统模式已难以满足新能源时代的需求,亟须通过战略布局调整与经营转型,实现从传统加油站向综合性能源补给站的转变。

1 新能源行业发展现状

当前,新能源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屡创新高。这得益于技术的持续进步,电池续航能力显著提升,充电速度也不断加快,使得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同时,新能源补给设施建设也在加速推进。充电桩的数量迅速增长,不仅广泛分布在城市的公共停车场、商业区等地,而且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桩布局也日益完善。此外,加氢站的建设也在部分地区逐步展开,为氢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2 加能站的战略布局调整策略

2.1 拓展多元业务领域

在新能源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加能站拓展多元业务领域是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加能站应深度涉足新能源补给业务,紧跟行业趋势,加大对充电桩和加氢站建设的投入。当前,中国加氢站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整体仍处于商业化初期。加氢站建设已从“示范探索”迈向“规模扩张”,但商业化仍需突破成本、技术和市场协同瓶颈。未来35年将是加能站的关键窗口期,需通过政策精准引导(如绿氢补贴)、技术国产替代、场景化聚焦(商用车先行),推动加氢站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例如,根据《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国家明确提出要加快加氢站的建设布局,推动氢能在交通、储能等领域的应用,为加氢站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引。加能站应抓住机遇,提前布局加氢站建设,特别是在氢能源汽车推广较为集中的区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率先开展加氢站的试点建设,逐步积累经验[1]

加能站不能忽视非油品业务的拓展潜力。加能站可以在站内便利店的商品种类上下功夫,除常见的食品饮料外,引入更多与汽车相关的商品,如汽车清洁用品、车载电子产品等,满足车主的多样化需求。同时,还可以结合当地消费特点,增加特色商品,像在旅游景区附近的加能站,提供当地特产、纪念品等。在服务方面,加能站可增设餐饮服务,打造舒适的就餐环境,提供快捷的简餐或特色小吃,让车主在加能间隙方便用餐。

2.2 优化网点布局规划

加能站优化网点布局规划,需紧密结合新能源汽车和氢能源汽车的使用特征与分布状况。在城市地区,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尤其是在大型社区、商业中心以及工业园区等区域,新能源汽车的使用频率极高。氢能源汽车也在逐步推广,特别是在一些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加氢站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加能站应重点针对这些区域进行布局优化。现有加能站需加大改造力度,合理规划空间,增加充电桩和加氢设备,并根据实际需求配备不同功率的充电设备和不同容量的加氢设备。例如,商业中心附近的加能站,可多配置快充桩和加氢设备,满足前来购物、办公人群短时间内补充电量和氢能源的需求;而在大型社区周边的加能站,除了设置快充桩和加氢设备满足应急需求外,还应布局一定数量的慢充桩,方便居民夜间长时间充电[2]

在偏远地区,新能源汽车和氢能源汽车的普及速度相对较慢,且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加能站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布局规划。一方面,可适当减少油品储存和供应设施的规模,因为油品需求在这些地区可能随着新能源汽车和氢能源汽车的逐步推广而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将节省下来的空间用于拓展其他功能,如建设综合性的休息服务区。休息服务区内可设置舒适的休息座椅、免费的无线网络以及充电接口和加氢接口,为长途驾驶的司机提供一个放松身心的场所。

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来看,加氢站的布局规划需要统筹考虑。在国内,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能源企业利用其在加油站网络布局上的优势,积极探索“油氢合建站”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能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还能降低建设成本。同时,各地政府也应结合《加氢站技术规范(2023版)》等标准,确保加氢站的选址、设计、建设符合安全、环保等要求。例如,加氢站应远离人口密集区和易燃易爆场所,确保安全距离。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加氢站建设的先进经验,推动加氢站的快速布局[3]

2.3 加强行业合作交流

在新能源行业迅速崛起下,加能站间加强行业合作交流显得尤为重要。与新能源车企开展合作,是加能站拓展业务、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加能站可与车企联合举办各类营销活动,在站内设置专门的新能源汽车展示区域,展示最新款车型的性能、特点和优势,为消费者提供直观的体验。比如,定期组织试驾活动,让消费者亲身感受新能源汽车的驾驶乐趣和科技魅力,增进他们对新能源汽车的了解和认可。

加能站与电池制造商合作,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电池回收利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加能站凭借其广泛的网点分布优势,能够在电池回收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加能站可与电池制造商建立合作机制,设立专门的废旧电池回收点,方便车主将废旧电池交回。电池制造商则负责对回收的电池进行专业的检测、拆解和再利用,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环境污染。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有助于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还能为加能站带来新的经济效益。例如,电池制造商可根据回收电池的数量和质量,给予加能站一定的经济补贴或其他形式的回报[4]

3 加能站的经营转型策略

3.1 创新管理运营模式

加能站的管理运营模式创新对其在新能源时代的发展至关重要。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是实现创新管理的核心。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加能站能够对各类设备进行全方位、实时的监控。以充电桩为例,智能化管理系统可实时监测充电桩的工作状态,包括充电功率、充电时长、设备温度等关键数据。一旦发现异常,系统能立即发出警报,通知工作人员及时处理,从而保障充电过程的安全与稳定,有效减少设备故障导致的服务中断。同时,通过收集和分析设备运行数据,加能站可以预测设备的维护周期,提前安排维护工作,降低设备故障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减少运营成本。在油品管理方面,智能化系统能精确监控油品库存,实现自动补货提醒,避免油品积压或缺货情况的发生,提高油品运营效率[5]

创新管理运营模式还需注重人员管理的优化。在新能源业务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员工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意识成为影响加能站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加能站应制定全面且系统的培训计划,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培训内容不仅涵盖新能源设备的操作与维护知识,如充电桩的正确使用方法、加氢站设备的安全注意事项等,还应包括客户服务技巧和新能源行业发展动态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培训,员工能够熟练掌握新能源设备的操作流程,及时为客户解决充电或加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3.2 调整市场营销策略

在新能源行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加能站需要深入洞察新能源车主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习惯,以此为依据制定精准且具有吸引力的个性化营销方案。对于新能源车主而言,充电成本和便捷性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加能站可以推出多样化的充电套餐,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例如,针对通勤距离固定、充电频率较高的车主,设计按月或按季度计费的套餐,提供一定的充电时长优惠或电量折扣,让车主在长期使用中节省充电成本。对于偶尔使用新能源汽车出行的用户,则可以推出按次计费的优惠套餐,如购买一定金额的充电服务可额外获赠充电时长,吸引他们进站充电。

在互联网时代,线上营销渠道的建设已成为加能站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加能站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影响力,定期发布有价值的内容,吸引潜在客户的关注。例如,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上分享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技巧、充电知识、加能站的优惠活动信息以及新能源行业的最新动态等。通过有趣、实用的内容,增强与用户的互动,建立起与用户之间的良好沟通桥梁,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用户忠诚度。同时,与地图导航、生活服务等平台合作也是扩大加能站曝光度的重要举措。地图导航平台对加能站的位置信息应进行准确、清晰的标注,并提供详细的服务介绍和用户评价,方便用户查找和选择。与生活服务平台合作,可以推出联合促销活动,如在平台上发放加能站的优惠券、开展限时折扣活动等,吸引更多新用户尝试使用加能站的服务[6]

随着氢能源汽车的逐步推广,加氢站的营销策略也应纳入加能站的整体营销规划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以支持加氢站的建设和运营。例如,通过加大补贴力度、支持加油(气)站与加氢站合建等措施加速发展。加能站可以利用这些政策优势,积极争取政府补贴和资金支持,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在推广手段方面,加能站可以与氢能源汽车制造商合作,开展联合营销活动。例如,在加能站内设置氢能源汽车展示区,举办试驾活动,提高消费者对氢能源汽车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此外,加能站还可以通过参与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项目,提升自身在氢能源领域的知名度。加氢站商业普及后,营销手段可以更加多样化。例如,推出加氢套餐,为高频用户和偶尔使用氢能源汽车的用户提供不同的优惠方案。同时,利用积分兑换系统,鼓励用户在加能站消费,增加用户黏性。

3.3 提升综合服务质量

在新能源时代,保障新能源补给服务质量是加能站提升综合服务水平的核心环节。加能站必须高度重视充电和加氢设备的维护管理,建立严格的设备巡检制度。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包括硬件设施的完整性、线路的安全性以及软件系统的稳定性等。在日常运营中,加能站利用智能监控系统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修复,确保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为车主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补给服务。优化充电流程也至关重要,加能站可以引入先进的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充电预约、快速结算等功能。车主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提前预约充电时间和充电桩,到达加能站后即可快速充电,减少等待时间。同时,提供多种支付方式,支持线上支付和无感支付,让车主在充电结束后能够便捷地完成结算,提升充电的整体效率。

4 结语

新能源行业的崛起为加能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者对能源补给设施的多样化需求,加能站必须积极调整战略布局,拓展多元业务领域,优化网点布局规划,并加强与新能源车企、电池制造商等行业主体的合作,以更好地适应新能源时代的发展趋势。在经营转型方面,加能站需要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创新管理运营模式,提升人员专业素质;制定精准的市场营销策略,拓展线上渠道,增强品牌影响力;同时,优化充电流程,保障充电安全,营造优质的服务环境,提升综合服务质量。通过这些举措,加能站不仅能够在新能源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将为推动新能源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贡献重要力量,助力全球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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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朝阳石油分公司 赵宏昌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政策因素研究

内容提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二者在资源整合、功能互补及价值链拓展等方面存在天然的联系。本文依据产业融合逻辑,全面分析二者协同发展的政策影响因素,重点探讨制度协同、投融资结构、人才支撑,以及监管体系等政策要素,并基于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希望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引言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产业融合潜力。文化产业将内容创造与文化传播作为核心,旅游产业则把空间流动与体验消费作为特征,二者在发展路径、资源需求及市场结构方面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借助政策引导实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高效协同,成为急需研究的现实课题。本文在梳理两大产业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策干预机制与制度基础,从系统视角给出可操作性的建议,希望能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内在联系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文化与旅游逐渐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此模式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驱动力。

(一)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融合

文化资源属于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文化遗产、传统艺术、历史遗址等均是构成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文化资源被充分挖掘和保护,文化活动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借助游客的参与和体验能让文化资源的影响力持续扩展。二者的融合形成跨领域的协同效应,带动经济的多维发展,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旅游产品的多样化提供保障,而旅游活动的增加则为文化资源的传播与保护提供资金和市场支持。此外,随着游客对于个性化及深度体验需求的不断增长,文化资源正持续转变为旅游消费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传统技艺、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逐渐融入旅游产品的设计中,使旅游活动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提升了游客的参与感和满意度。与此同时,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在旅游过程中得以塑造并传播,为目的地打造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文化资源借助与旅游场景的融合,实现了经济价值的转化,并强化文化的认同和传承,构建出具有韧性的地方文化生态。

(二)文化功能与旅游功能的协同

文化功能与旅游功能在诸多方面实现了良好的协同效应,文化功能并非仅局限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展示,而是能借助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极大地提高文化体验的丰富程度和深度,旅游功能也并非仅停留在景区的观光、休闲层面,还包含文化体验和教育功能,借助旅游活动把不同的文化形式融入游客的旅行过程中。协同发展促使文化和旅游产业在多个维度实现互补协作,优化游客的整体体验。文化功能的提升让旅游目的地更具特色,同时也为当地文化的传播搭建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旅游功能推动文化产业借助旅游市场获取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功能性的协同使文化和旅游两个产业在符合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推动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创新。随着文化旅游产品的多样化和市场化,文化与旅游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

(三)两大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与重组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价值链延伸与重组是二者协同发展的关键要点。在产业链上游,文化产业借助创意、设计和生产等环节为旅游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内容和活动形式;在产业链下游,旅游产业依靠市场化运作,把文化产品转变为可消费的服务与商品,构建完整的价值链。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两大产业的价值链在传统领域延伸,还在数字化和新媒体的帮助下开拓新的增长空间,推动产业模式的转型与升级。旅游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促使文化产业不断进行创新并调整其供给结构,提升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文化产业对旅游产业的支持,让旅游业形成更为丰富的主题和形态。双向价值链的延伸与重组,不仅提高两大产业的互动性,又使二者在全球化竞争中拥有更强的市场适应性和发展潜力。

二、影响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政策因素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不仅只依靠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政策环境也会对其产生深远影响。在两个产业的整合和发展过程中,各类政策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跨部门协调、投融资机制、人才培养、法规标准等方面,政策引导可以为产业协同提供必要制度保障,促使产业间资源有效整合并实现优化配置。

(一)跨部门政策协同的制度基础

跨部门政策协同的制度基础是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保障。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涉及众多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分工和协调极为重要,有效的政策协同可以促使各部门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形成推动产业发展的合力机制。制度基础的健全有利于规范各项政策的实施流程,保证各项政策顺利对接并发挥效力,借助跨部门协作,实现从宏观层面直至具体项目实施的全链条管理,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随着政策的逐渐成熟,跨部门合作成为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中的核心驱动力,为二者的深度融合奠定制度基础。

(二)投融资机制与财政政策的支持结构

有效的投融资体系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创新及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而财政政策的合理引导则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关部门与金融机构需借助创新的投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域,实现资本与项目的有效对接。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可借助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手段,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激励企业加大文化与旅游项目的投资力度。政策支持应朝着市场需求倾斜,保证资金流向有发展潜力的文化旅游项目,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良性循环。另外,完善的投融资机制和财政政策,能够解决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并推动两大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人才培养体系与专业教育资源建设

随着产业之间合作的不断深入,对于专业化且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对人才的要求,并非仅局限于传统的管理,以及技术层面,还覆盖文化创意、旅游策划、市场营销等多个方面的能力。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和专业教育资源是支撑两大产业发展的关键。在教育体系中,重视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的高素质人才,推动高校、职业培训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供需对接的良好循环。教育机构要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培训,还应强化实践经验的积累,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实际需求。有关部门依靠制定相关政策,激励企事业单位参与人才培养,并且提供相应的资助与奖励机制。借助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创新动力,推动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

(四)法规标准与行业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

法规标准与行业监管体系的完善情况,对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行业要实现健康发展,离不开规范的法律环境与高效的监管机制。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进行资源共享和互补的过程中,规范的法律框架可以有效地防止出现市场失灵及资源滥用的情况,有关部门需要及时出台和更新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为产业发展提供清晰明确的法律指引,并且借助健全的监管体系保证法律有执行力及适应性。例如,在开发文化旅游项目时,要遵循一定的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法律要求,而行业监管机构应当保证项目实施过程符合法律规定。行业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规范服务质量,提高市场的信任程度。监管体系应重视灵活性和前瞻性,及时应对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和挑战。凭借完善的法规和标准体系,可以确保产业规范运行,还可以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持。

三、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建议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离不开政策有效引导和支持,要推动两个产业融合,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制定符合市场需求和产业变化的政策。政策不仅要针对两大产业的具体联系与发展需求,又要考虑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框架。这样才能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配置,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构建高效的跨部门协调与统筹机制

为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需要构建高效的跨部门协调统筹机制,不同部门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协调机制可以保证各方资源和政策有效整合。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需政策综合调度,此调度要依靠跨部门紧密协作,如相关部门在项目审批、资金支持、资源配置等方面要同步开展工作,防止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跨部门协调不仅能整合各自资源,还能让政策实施更科学高效。在实际工作中,跨部门协调机制应建立在信息共享和目标共识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借助设立跨部门协调机构或者工作小组,统一安排文化和旅游领域的重大项目及政策。依靠高效的跨部门协调与统筹机制,有效整合政府、旅游行业力量,形成推动两大产业发展的合力。

(二)完善多元化的投融资政策支持体系

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资金短缺或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有关部门可以给出多种金融工具和支持政策,帮助产业项目获取所需资金。有关部门借助税收优惠、投资基金、项目补贴等方法,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投身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建设中。鉴于文化旅游项目的特殊性,投融资政策需更具灵活性与创新性,支持开发涉及文化创意产业、遗产保护项目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内的多元化项目。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以依靠设立产业发展基金,专门扶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项目,提供低息贷款及贴息资金,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此外,金融机构依据项目的市场潜力与文化价值,设计不同金融产品,有效拓宽资金来源,提高产业的资金支持程度。资金支持结构的完善,以及投融资体系的优化,可以切实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三)构建人才联合培养机制与资源共享平台

人才培养对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为提升两大产业的人才支撑能力,需要加强联合培养机制建设、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具有跨学科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政府应鼓励高等院校、职业教育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构建人才培养与输出的长效机制。在教育体系中,强化文化、旅游及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以满足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还可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促使教育资源和产业需求实现对接。基于此,建立人才资源共享平台,推动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人才流动与合作。该平台为文化和旅游产业提供人才对接,还可以提供政策支持、项目合作等服务,推进产业与人才的深度融合。行业内的企业和文化机构也应投身人才培养和资源共享,共同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人才队伍。

(四)推动法规体系整合与监管工具创新

要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需要持续完善法规体系并创新监管工具。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跨界融合,需要在现有的法规框架下做出适度调整与创新,以此满足产业发展的新要求。有关部门可借助整合文化、旅游、环境保护等领域现存的法规,构建有协调性与前瞻性的法律体系。在完善法规体系期间,强化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定,确保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同时,监管工具的创新非常关键。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过程中,传统监管方式可能难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务必要采用更为灵活且高效的监管手段,如借助大数据、信息化技术,提高监管部门对产业运行的监测能力,保证政策的实施成效。此外,还可以探索构建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对文化旅游项目审批、验收,以及后期运营整个过程的监管;凭借持续完善法规体系和创新监管工具,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四、结语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需要依靠多元政策要素的系统整合和有效落实,制度协调能力高低则决定跨部门合作是否顺畅,投融资机制灵活程度与项目运行能否持续关系密切,人才供给和教育资源建设影响产业融合内生动力,法规标准与监管手段保障产业生态规范运作。总而言之,只有在政策层面消除壁垒、提高协同效率,才可以实现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促使新型产业形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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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干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李湄

区域经济
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地区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大差异化政策支持力度,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振兴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民族地区多属于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既面临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也遭遇“数字鸿沟”与技术迭代的严峻挑战。“十五五”时期,如何让新质生产力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根深叶茂”,浇灌出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繁花硕果”,是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新质生产力是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强大引擎

新质生产力为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澎湃动能”。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往往伴随着生产力的重大变革。“十五五”时期的新质生产力,可助力解决民族地区“发展质量与效能”的问题,大力促进其跨越式发展。

新质生产力可助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换道超车”。传统工业化遵循梯度转移理论,民族地区多处于产业链末端,承接高耗能、低附加值产业。而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有利于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使边疆民族地区从开放末梢变成前沿枢纽。数智技术的普惠性、绿色转型的政策红利、新兴产业的空间重构,为民族地区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可能。通过技术扩散和产业溢出效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等新赛道上,地理距离被数据流动消解,资源禀赋被技术转移激活。民族地区凭借丰富的风光资源、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及后发优势,完全有条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与东部地区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实现领跑。这种生产力布局的重构,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战略契机。

新质生产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配备“全轮驱动”。民族地区关键矿产等战略资源丰富,发展新质生产力可提升资源自主可控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5G、人工智能、物联网在民族地区的深度普及,有利于推动各族群众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数字经济打破物理空间的阻隔,让边疆与内地在经济循环中深度交织;数字文化破除认知壁垒,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云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基于高科技的紧密连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深具韧性的社会纽带。

因地制宜构建民族地区“新质产业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忌“一哄而上、产能过剩”,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十五五”规划导向,民族地区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以下三个维度实现产业突围。

从“能源基地”向“算力高地”跃迁。“十五五”时期是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窗口期。西部民族地区拥有全国80%以上的风光资源,具备新能源资源的巨大比较优势。但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止步于“挖煤卖油”或简单的“发电输电”。要利用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气候与能源优势,承接国家升级版“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集群。通过将清洁能源就地转化为算力资源,打造“绿色算力”产业链和价值链,形成助力国家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的算力基地,让民族地区成为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

从“原始业态”向“数智产业”升级。民族地区是中华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特色农牧产品的原产地。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体现在利用现代生物育种、合成生物学等技术,对民族医药进行科学化解析与标准化生产;体现在利用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建立全流程追溯体系,让高原特色农产品卖出“数智价”。要利用新质生产力,将民族地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让“土特产”插上科技的翅膀。

从“景点旅游”向“数智文旅”迭代。民族地区的壮美山河与多彩文化是宝贵资源。在元宇宙、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加持下,“十五五”时期的文旅产业将发生质变。要推动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与重构,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游客在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中深度感知中华文化的魅力。这不仅有利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有利于通过现代技术讲好中华民族故事、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GDP增长,而是为了更好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算力换人力”“数智增价值”“绿色转金色”等路径,民族地区有望在“十五五”时期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点的共同富裕新路。

以“技术红利”弥合“数字鸿沟”,让新质生产力成为普惠生产力。在“十五五”时期,要高度警惕技术变革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分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对民族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通过“互联网+教育”,让北京、上海等较发达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及时输送到雪域高原、大漠边关,阻断返贫与贫困代际传递;通过远程“人工智能+医疗”,提升民族地区基层医疗水平,防范因病致贫。

完善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让群众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随着“资源输出”和“财政转移支付”模式的边际效应递减,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高质量高效能的新质生产力,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有效路径,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构建各民族“高质量发展利益共同体”。要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光伏、风电等项目开发,确保产业发展的红利更多留在当地,留给农牧民。

通过对口支援的“数智升级”,提升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民族地区不能再走简单承接落后产能转移的老路,必须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实现生产力迭代与生产关系重塑的双向奔赴。“十五五”时期的对口支援,应从“输血”充分转向“造血”,从单纯的资金项目援建转向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较发达地区应通过“候鸟式”柔性引才、东西部人才协作等机制,向民族地区开放技术专利、共享创新平台,帮助民族地区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本土人才队伍。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导、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程春华

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026年第2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章部署了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第一条就是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这就要求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新特征,因地制宜确立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发展目标,以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化城市体系是立足协调发展理念,针对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提出的新要求。随着我国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城市经济体量不断壮大,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呈现出新的特征,都市圈、城市群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体形态。

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是解决城市发展既有问题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稳步提高,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壮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我国城市发展在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是大中小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人口、资金以及各类创新要素向大城市不断集聚而中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二是城市新旧城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许多城市热衷于新城开发而老旧城区日渐衰落;三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仅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而且乡村公共资源配套与城市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四是城市新城区发展不充分,一些城市盲目扩大城区面积导致新城区产城融合不充分。以上问题都需要在城市发展存量提质增效阶段逐步解决,这就需要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科学确立不同层级城市的发展目标,为满足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保障。

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显著特点是创新,集聚资源的本质特征使得城市成为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尤其大城市拥有的创新资源多,大城市应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发挥科技研发与现代服务业的优势。创新资源转化为生产力需要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发达的制造业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基础,这就需要在大城市周边布局与该城市创新资源相匹配的制造业。很显然,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频繁互动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尤为重要,这就需要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大城市与相邻城市之间互联互通,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类要素提供空间载体。

我国城市空间分布的特征要求不断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地理幅员辽阔、文化源远流长,不同城市地理位置特征以及文化传统不尽相同,我国城市发展既需要考量不同区域资源禀赋条件的客观差异,也需要尊重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还需要考虑老少边山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通过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

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现实路径

现代化城市体系包含了不同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体系、要素资源流动体系以及公共资源共享体系,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有利于促进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通过优化产业分布促进区域联动。产业集聚是城市的本质特征,但是由于不同产业对资源要素的需求以及对价格敏感度存在较大差异,使得产业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布存在差异。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城市中心区域尤其是大城市中心城区土地价格不断上升,使得对土地要素价格较为敏感的制造业不断迁往城郊或者其他城市,高端服务业在城市中心区不断集聚。诸如金融、法律等知识生产型产业,更容易在大城市集聚。但是,不同产业并不是孤立发展的,制造业的发展需要生产性服务业不断赋能,而创新要素也需要在实体经济中寻找应用场景,服务业的发展也依赖于人口的集聚。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将会促进都市圈与城市群范围内产业分工与协作,既可以避免大城市由于土地要素价格上涨带来的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也能够促进大城市高端服务业持续赋能相邻中小城市的制造业,从而更大程度上促进区域联动。

以县城为链接点促进城乡融合。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收益存在较大差异,由于诸多生产要素在乡村取得的收益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各类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城乡之间的割裂并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这就需要在大城市与乡村之间找到能够让要素资源进行合理交互的“链接点”。很显然,县城是能够有效促进要素资源交互的最佳连接点。一是县城与乡村相比人口更为集中,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支撑,当各类服务业在县城集聚后,能够通过县城与乡村之间的交通联系向乡村进行扩散。二是县城中一般具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能够给各类要素资源带来较好的回报,从而能够承接大城市中向外迁移的制造业,也能够给到县城务工的农民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三是县城人口集聚程度高,公共服务运行的成本能够被收益所覆盖,使得县城能够为县域范围内的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乡村居民可以通过城乡公共交通享受县城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需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公共资源跨区域均等化。让处于不同层级城市以及乡村的居民能够享受到均等的公共资源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主要体现,因此,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的关键在于公共资源均等化。但是,公共资源很难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共资源依赖于既有的建筑空间分布,往往由于建筑的不可移动性而在某个区域固化,例如,基础教育资源由于校舍的不可移动性以及中小学生上学通勤时间的限制,导致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有限;另一方面,公共资源受制于行政体制的限制而无法跨区域流动,我国大多数教育、医疗资源均是由地方政府举办,由于编制、行政拨款等属地管理的特性,导致其很难跨区域流动。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可以通过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加强区域内城市之间的链接,让不同城市之间生活变得同城化,这能够较大程度上促进人才资源跨区域流动,让老百姓异地就医求学也变得更加容易。不仅如此,现代化城市体系之间数字技术设施互通互联还能够促进各类公共资源通过在线平台向其他城市扩散。

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重点工作

高标准规划建设若干都市圈。以大城市为中心,周边相邻若干中小城市组成的都市圈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体系的主要方面,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既可以利用大城市高端服务业的优势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也能够与都市圈内的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的产业体系。而且都市圈范围内的城市由于交通距离短、文化相近,使得建设都市圈的成本较低。高标准规划建设都市圈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带动都市圈发展的“火车头”是中心城市,这就需要梳理能够成为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清单,根据地理特征以及文化特征划定纳入都市圈发展的城市,合理规划中心城市的联动范围。二是要加强基础设施互通互联,要以就业生活同城化为目标优化基础设施,通过建设城际快速路、城际铁路等方式确保都市圈内城市都能纳入1.5小时通勤圈。三是大力推进各个领域准入标准互认互通,当前不同城市之间在户籍准入、医保结算、入学条件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较多的门槛,大力促进都市圈发展需要进一步解除都市圈范围内城市之间各个领域的限制性政策,促进人口在都市圈范围内自由流动。

以县城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县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牢牢抓住主导产业这个牛鼻子,县城中一定规模的主导产业不仅能够承接大城市外溢的各种资源,也能够为农村居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要根据当地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县城高质量发展需要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县域公路建设,不仅可以确保农村居民能够便捷地到县城就业就医或者消费,也能够确保农村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顺利送达农户,还能够促进农产品向县城集聚,便于农产品打开销路。推动县城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加大力度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供给,要继续鼓励师范生与医学生到县城就业并保障其晋升渠道,确保县域范围内的公共资源不萎缩。

以制度创新深化跨行政区合作。要加强区域之间行政合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不同层级城市之间错位发展,共同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例如,在大城市工业外迁的过程中,可以建立税收分享机制,让需要迁移的制造业能够在大城市附近的中小城市落地,既保障了大城市的税收,也为中小城市带来了新的产业。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还需要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沟通机制,通过建立都市圈或者城市群内城市联动发展管理小组等形式加强城市协同发展。

推动地方政府转变角色。在城市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政府部门统筹管理便于快速启动城市统一规划,并高效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城市建成区面积大幅扩大。在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阶段,由于不同城市发展目标定位不同,地方政府角色需要进行转变,有的城市需要在基础设施上多下功夫,而有的城市要控制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有的城市需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而有的城市要做好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工作。因此,地方政府要做好营商环境建设,在城市发展各类事项中“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切忌盲目提出经济发展指标,应根据当地特色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注重使用数字化技术促进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当前,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城市发展方式。比如,数字技术的应用让很多政务服务可以线上办理或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自助办理,使得政务服务得以跨空间、跨时间进行,大大地提升了城市管理部门的效率。再比如,数字医疗的发展使得很多人可以线上挂号、线上问诊、线上缴费,让医疗资源覆盖面不断上升,意味着在医疗等公共资源无法短期内大幅扩张的同时其服务能力得到提升。因此,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需要注重使用数字技术促进公共资源在不同层级城市之间共享、促进政府服务在不同城市之间互联互通。这就需要各类城市继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主动推动各行各业“智改数转”。

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经济增长研究院副院长 马骏

加快能级跃升 扩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影响力

经过多年的砥砺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就卓然,不仅汇集了外汇、股票、债券、期货、黄金等金融要素市场,也兼具金融产品登记、托管、结算、清算等重要基础设施。同时,作为中国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通过不断深化与境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主动对接国际金融规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和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布局。

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上海位列全球十大金融中心,在亚洲排名仅次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20256月,中央金融委员会发布《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金融监管总局与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方案》,作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和路径指南,为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提质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撑。

在实务层面,创新实践也在持续取得突破。自贸区离岸债券成功发行、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正式投入运营、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扩容,共同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迈入了更高能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金融中心的生态培育和机制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要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争取更大的定价权,更需要从产品多样性、机制成熟度、规则灵活度、机构参与度等多个维度探索创新深化改革,提升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

以机构参与度为例,若对标纽约、伦敦等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占比约为30%,而纽约超过70%,伦敦在50%以上;世界500强金融机构中,总部设在纽约的有11家,伦敦有7家,上海仅有3家。因此,通过高水平金融开放,进一步畅通金融要素的双向流动渠道,推动上海更深入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所在。

具体来看,笔者认为,上海可发挥背靠长三角的优势,结合区内在科技创新、制造业及对外贸易等领域的领先实力,在发展金融科技、构建离岸金融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和支持企业出海等四大领域提速快进,尤其是应以深化与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跨境协作、增强互联互通为主要发力点,在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创新发展优势的同时,不断吸纳海外金融市场的最佳实践,逐步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增强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话语权。

金融与科技双向赋能 深化“双中心”联动发展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科创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的重合度非常高。排名前10的全球科创中心很多也是国际金融中心,而全球的许多金融中心在科创领域也表现优异。

当前,上海正在积极推动“金融、科创双中心”的联动建设,这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通过加强金融资源配置,上海能够更好地支持科技产业、科创企业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升科创实力;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赋能和助力,科技创新可以大幅提升金融业的效率、能力和水平。

上海在科创中心建设方面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上海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创业生态圈之一,目前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三大产业已占上海全市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就独角兽企业的数量而言,上海在亚洲各城市中排名第二,在全球排名第四,为初创企业的发展初步打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体系。

在科技赋能金融方面,上海同样进展显著。近日发布的第3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38)对全球116个金融中心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上海金融科技排名上升9位,已迈入全球前十行列。

当然,上海在加强区域协同、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仍具提升空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研究数据发现,伦敦跨区域联合专利申请的比例达26%,而上海—苏州科技集群的跨区域联合专利申请占比仅为12%

实践证明,持续性的跨地区、跨学科的合作对于创新生态圈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一个全面和紧密协作的创新生态圈能够助力新创立产业部门所带来的效益实现自我强化,不仅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并加速创新,也有助于创新生态圈整体的稳健发展。

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服务创新科技的能力。以汇丰为例,其在2023年收购硅谷银行英国子公司的基础上,推出了汇丰科创金融服务,目前已经在英国、美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市场设立了专门的服务团队,为创投企业和基金提供支持。

在内地,汇丰同样设有服务科创企业的专属团队,并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创新。例如,2023年,汇丰对内地领先跨境电商数字科技公司豆沙包(Dowsure)进行了战略投资。双方通过深化合作,利用创新科技打造普及化的金融方案,帮助中小跨境商家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发展,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双向赋能。

科技创新需要金融的支撑,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进步的推动。金融科技不仅深刻影响着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模式,对国际金融中心提升自身竞争力也很关键。

作为一家全球性银行,汇丰集团一直关注前沿技术与金融场景的深度融合,持续探索区块链、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潜力。例如,近期与IBM公司合作,在金融市场应用量子计算方面取得领先全球的突破。该集团把结合量子与传统计算的创新方法,应用于欧洲债券交易数据分析,使预测债券交易是否以特定价格成交的准确率大幅提升了34%,为量子计算规模化解决现实中的商业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范例。

此外,汇丰集团近期还启动了面向企业客户的跨境代币化存款服务(Tokenised Deposit Service),帮助一家中国互联网巨头旗下实体机构完成首笔香港—新加坡之间的美元跨境转账。这项服务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将传统存款数字化,实现实时清算与追踪,进一步提升了跨境资金管理的安全性与效率。

无论是在科技金融还是金融科技领域,汇丰作为国际性银行在多个市场的探索、实践与经验,都可以为上海的金融市场发展提供参考,为“双中心”建设提供助力。

加码离岸金融建设 开辟高水平开放新通道

929日,上海市金融办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自贸离岸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标志着上海在构建境内离岸金融体系方面的又一进展。新措施明确了自贸离岸债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债券为方向,并规定发行需遵循“两头在外”的原则,即发行主体和投资主体均来自境外。

此前,已有两家金融机构在20257月成功发行了“两头在外”的自贸离岸债券。自贸离岸债的成功发行在中国的在岸和离岸债券市场之间架起了桥梁,在拓宽企业和机构融资渠道的同时,也为境外机构投资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新的交易场景。

建设境内离岸金融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服务的整体国际竞争力,也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在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通过境内离岸金融市场,连接全球人民币离岸交易网络,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频率,同时增强了监管层对离岸人民币的宏观调控能力。

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城市之一,自2002年起就已获准开展离岸银行业务。在2013年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后,依托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与“先行先试”,离岸金融发展更是稳步向前,逐步形成了离岸人民币债券、离岸银行业务、离岸经贸业务等多元化的离岸金融产品服务体系。

除了自贸离岸债的成功发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陆家嘴论坛上宣布的另一项开放政策举措——“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开展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也为离岸金融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试点方案落地后,试点银行对试点企业“免审单”结算,结算效率从23个工作日压缩至“秒级”,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同等时效。

在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方面,国际金融机构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以自贸离岸债为例,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凭借全球客户资源优势,帮助引入更多的境外发行者和投资者,提升市场交易的活跃度。而在离岸贸易服务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在贸易融资、外汇交易以及支付结算等服务领域均具有丰富的经验,对海外市场的交易规则也更为了解,这些经验能帮助国内企业在离岸贸易中更好地规避风险。

以汇丰为例,作为植根上海的国际银行,一直积极参与自贸区的各项金融创新,积极探索离岸贸易、跨境投融资、可持续金融等业务创新。汇丰上海临港新片区分行曾为一家世界500强高端精密医疗仪器集团在临港自贸区的各类贸易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包括各种资金流和货物流不匹配的离岸转手买卖和新型国际贸易,利用自贸区的外汇贸易便利化试点,为企业节省了约60%70%的文件准备时间,收付款时效也从原本的5个工作日缩短为1个工作日,基本对标了境外的一些自由贸易港的外汇收支流程。

加强“互联互通” 建设人民币国际化枢纽

成为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风险管理中心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一,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部署。通过银行间市场汇率定价、CIPS清算系统及多项“互联互通”机制等,上海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阵地,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核心流动性保障与市场基础。

作为全球最活跃的人民币在岸市场,上海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一直走在前列。2025年上半年,上海跨境人民币收支总额达16.2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5%,保持全国首位。9月,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上海落地,通过跨境数字支付、区块链服务、数字资产交易三大业务平台,为人民币在跨境支付、清算和流通方面提供便利,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除了金融基础设施与国际对接不断加强,各项促进双向投资的“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扩容,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助力。2014年“沪港通”起步后,深港通、债券通、沪伦通、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渐次落地,债券回购等多项促进境内外金融市场联通的举措近期也密集出台,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开放强化了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和吸引力,同时也提升了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奠定了基础。

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人民币资产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而中国庞大的国际贸易规模更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显著优势。近年来,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显著增强。

展望未来,上海可加强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合作和交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共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诸多离岸人民币中心里,中国香港的优势得天独厚,人民币流动性最好,总量最大。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中国香港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近日,香港金管局推出“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扩展合格资金的用途范围,以响应快速增长的离岸人民币融资需求。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沪港可以进一步加强合作,把上海的“在岸实力”与香港的“离岸优势”深度融合,共同促进人民币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跨境应用,并在连通境内境外两个市场方面继续作出更大贡献。

深化沪港金融中心合作 合力支持中企海外布局

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也是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作为内地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在跨境金融服务领域一直不断探索创新,为企业出海开辟安全便利的“新航道”。

在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的背景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通过在海外布局生产和销售,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此过程中,新一代出海的中资企业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已经超越了单一的融资要求,需要更全面、更多元并且能覆盖多个国际市场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多年来,依托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优势,上海已在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要素市场建设、跨境金融服务创新等领域进行了诸多先行先试,为中资企业拓展国际业务提供了便利。20254月发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在提高跨境结算效率、优化汇率避险服务、强化融资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提出了多项优化和创新措施。

笔者认为,在支持中企出海方面,除了提升服务能级,与亚洲、中东和欧美等地国际金融中心的联动也十分重要。尤其是中国香港,作为联动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不仅是内地企业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和国际化平台,也是内地企业海外拓展合作的关键伙伴。

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香港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成熟的融资平台和雄厚的资本池,在配套服务与人才制度等方面也具备优势,能够为企业投资并购提供多样化的融资解决方案。根据香港投资推广署的统计,仅2025年上半年,已协助286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区域总部、财资中心或离岸贸易公司,同比增长46%

过去几年中,沪港两地金融合作持续深化,20256月签署的《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旨在联手推动沪港国际金融中心错位发展,相互赋能。《行动方案》聚焦推进沪港两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金融服务体系,包括协同两地跨境离岸金融服务,鼓励在沪银行联合香港金融机构共同开展跨境银团贷款业务。通过更高效地连接沪港两地的金融机构、支付网络,以及资金管理体系等举措,合力助力企业“走出去”。

汇丰发源于中国香港和上海,在两地都具备深厚的基础。160年前,汇丰在这两个城市相继开业,名字HSBC中,H代表香港,S代表上海,这不仅是汇丰两地血脉的见证,也是汇丰致力搭建沪港合作桥梁的使命象征。

多年来汇丰不仅积极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多项政策试点,还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内地企业提供从贸易融资、资金管理、外汇管理到并购及债务资本市场服务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汇丰期待在《行动方案》的框架下,继续发挥自身在沪港两地的服务优势,为内地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重大演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肩负着探索金融改革开放之路、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笔者相信,随着高水平开放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将不断提升,吸引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境外投资者参与其中,推动其成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 王云峰

企业管理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路径研究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企业对信息高效处理和利用的需求。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论文阐述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概念与理论基础,分析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路径,为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高效、安全的档案管理提供了全面指导。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路径

1 引言

企业档案作为记录企业发展历程、承载核心知识与文化资产的重要载体,其信息化建设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深化知识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也在积极推动企业档案信息化建设。例如,《关于加强企业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强调了企业档案在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方针[1]。在此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不仅能够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精确性,还能促进档案信息的共享与协作,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做好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有助于其更好地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深入研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新一代ICT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对业务各个领域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变革和重塑,旨在创新、重构业务和管理模式,构建一个全感知、全联接、全场景、全智能的数字世界,以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业务增长与创新。它并非简单地将传统业务流程数字化,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运营方式、价值创造模式和与客户、合作伙伴的互动方式。

2.2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技术支撑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技术支撑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AI)与机器学习、物联网(IoT)、区块链以及移动技术。云计算提供了弹性计算资源和数据存储,支持高效的数据管理和处理,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灵活调配资源,降低IT基础设施成本;大数据分析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支持决策制定,帮助企业发现潜在的市场机会和风险;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算法提高业务流程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在档案分类、检索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物联网技术连接各种设备和传感器,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和监控,为档案管理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来源;区块链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透明度,增强信任机制,可用于档案的溯源和防伪;移动技术则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设备,提供随时随地的访问和交互能力,提升用户体验和工作效率。这些技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基础,推动企业在信息时代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加速业务优化升级和创新转型。

3 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现状及问题分析

3.1 现状概述

目前,我国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已初步建立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对部分档案进行数字化存储与检索,对档案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有些公司采用电子文件管理制度,把重要的文件,如合同、报告以及其他经常使用的文件数字化,这大大减少了文件的归档时间,减少了人事管理费用。随着信息科技深入企业运作,档案管理者对于电脑化的认知逐渐加深,并逐渐调适,逐步在日常工作中运用信息化手段,为档案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离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较高的不均衡性,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其信息化程度还不高,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模式依然存在,“信息孤岛”、“标准不一”与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究其原因,“信息孤岛”现象的产生,是与国企层级化、条块分割的体制机制特性紧密相关的。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内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部门职能体系,各部门在档案管理上往往各自为政,所采用的档案管理系统多为满足自身业务需求的“定制化”工具,缺乏统一的技术架构和数据接口。尽管数字化转型以打破行业壁垒、强化数据应用为重点,但这种去中心化的文件管理模式与转型需求明显不符,造成企业内部档案信息流通与共享困难,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缺乏有效的业务协同支撑。在标准不统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范围广泛,组织结构复杂,加之不同时期档案管理规范不断更新,导致分类、记录、归档标准不统一。有些企业没有推动档案信息化,没有把数据标准化和数字化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沿用传统的文件管理规范,这就造成了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之间文件数据格式的不一致,很难进行匹配。这既增加了档案信息集成的复杂性,也限制了档案数据价值的深层抽取,这与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管理目标相矛盾。

3.2 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目前面临多重挑战,存在诸多问题。第一,“信息孤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由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部门众多,且不同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引入不同的业务系统,如MESERPOA、财务共享系统等,这些系统各自形成了独立的数据标准,导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据统计,某国有集团企业内部存在超过30个不同的业务系统,各系统之间的数据标准不统一,使得跨部门协作效率低下,决策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受到严重影响。第二,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制约着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发展。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格式、结构和标准不一致,导致业务数据难以融合。例如,在国有金融企业中,信贷部门、风控部门和审计部门的档案数据标准存在差异,使得对企业客户的综合评估难以高效开展,影响了决策的有效性。第三,安全漏洞是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面临的重要问题。国有企业档案包含大量敏感信息,如商业秘密、核心技术资料等,一旦泄露将造成巨大损失。相关安全报告显示,国有企业信息系统中存在大量未修补的漏洞,这些漏洞可能被网络攻击者利用,从而威胁企业的信息安全。2023年,某国有能源企业的档案管理系统曾遭受黑客攻击,导致部分重要档案信息被窃取,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声誉和经济损失。第四,部分国有企业对档案管理信息化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足。一些国有企业仍将重点放在生产经营和市场拓展上,对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较少,导致信息化建设进展缓慢。据调查,约40%的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投入占企业信息化总投入的比例不足5%。第五,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素养有待提高。许多档案管理人员习惯于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对信息化技术的掌握不足,无法熟练运用档案管理系统进行操作和管理,影响了信息化系统的使用效果。

4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路径

4.1 战略规划与组织架构调整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战略规划与组织架构调整需要紧密结合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制定档案信息化战略时,应由企业高层领导、信息化技术专家和用户代表共同参与,明确档案信息化的发展目标和方向,确保其与企业总体战略一致。然后企业应围绕总体战略规划,制定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建设目标,并优先建设最急迫需要的系统和功能,以支撑企业的生产与营收目标。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战略规划的最佳实践,一是将档案资源进行全面数字化,确保所有档案文件以数字形式存储和管理。这不仅提高了档案的利用率,还便于长期保存和共享。二是通过业务系统数据归档和系统自动集成归档,实现档案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三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智慧档案管理平台,支持档案的收集、归档、日常管理、利用和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管理。这种平台可以集成第三方软硬件,简化档案管理工作。四是采用集中式存储和分布式共享的管理模式,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这种模式有助于实现档案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共享利用。

在组织架构调整方面,国有企业应通过优化组织架构来适应信息化需求,提升组织的灵活性和效率。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明确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战略,确定核心能力和所需的组织结构。首先,企业需要明确进行组织架构调整的目的和原因,这包括分析当前组织架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数字化转型对组织架构的具体要求。例如,传统国有企业可能因为部门间协作不足而难以适应数字化变革的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架构调整促进技术团队与业务团队的高效融合。其次,对企业现有的组织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包括人员配置、部门设置、工作流程等方面,以明确改进的方向。这一步骤有助于识别哪些部分需要优化或重新设计,从而更好地支持数字化转型。最后,根据调整目标和原则,制定详细的组织架构调整方案,明确调整内容和实施步骤。方案应考虑如何通过调整提升工作效率和部门间协作能力,并确保绩效考核机制能够激励员工提高工作效率。

4.2 技术选型与基础设施建设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无论是技术选择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要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所以本文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为基础,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技术。对于大数据量大的国企或区域性公司,可能更倾向于采用云计算技术搭建云平台,以其灵活可扩展性应对海量文档数据,同时借助云服务的共性功能打造“信息岛”,打破并实现跨地域档案的高效协同管理。同时以档案数据价值创造需求为背景,引入大数据分析工具,对档案中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处理,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对机密文档、重要技术文档等具有较高安全性的文档,构建可信的文档及文档流转机制,保证文档信息的不可篡改与可追踪性,以满足数字化转型对数据安全性的需求。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作为国有能源企业,其设备档案具有高度专业化、数量庞大和与生产场所密切相关的特点,对档案和现场设备的联网要求十分迫切。该公司的数据采集是基于放置在网站上的12 000个智能信号,其中包含了设备独特的识别码以及对应的文件索引信息。首先,对大量的核电厂设备进行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的数字化档案资源的规范化处理;其次,员工可利用移动终端对“智能盾”上的二维码进行扫描,利用WiFi 6网络实现对档案数据库的快速访问,获取相应设备的详细档案信息,同时将设备的实时运行数据通过网络返回到数据库中,实现对档案数据的动态更新。

该模型以二维码为感知层,以WiFi 6为通讯手段,打破档案信息与生产设备间的壁垒,实现二者的互联互通,实现档案信息在生产实践中的精准应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应根据不同的技术选择,构建适宜的软硬件环境,配置一定规模的服务器群,或者选择可靠的云计算服务商,保证存档数据在存储与计算方面的性能。为保证数据处理的高效性,设计强大的数据分析服务器及存储设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提升网络带宽与稳定度,满足海量文件数据的传输与访问需求,同时还要强化网络安全防护、防火墙、干扰检测系统等,保证文件信息的安全性。此外,还应充分考虑国企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制定分级管理制度,保证总部与分行间网络畅通,实现档案资料的充分交换,并符合相关要求,突破数字转型中的阶层壁垒[2]

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的规模与业务需要,保证基础设施的发展与稳定。以国家电网为例,它是一家覆盖全国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它拥有大量的文档和海量的数据,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网络建设和数据中心的投资。数据中心配备强大的服务器及海量存储设备,满足海量档案数据的存储与处理需要,全国范围内的网络基础设施保障了区域间、部门间档案信息的快速传递;为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业务协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在技术选择与基础设施建设上,也要建立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评估机制,定期调整技术方案与基础设施以适应技术发展与业务需求的变化,保证技术方案与基础设施总是能与数字化转型相适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5 实施策略与挑战应对

5.1 资源配置与预算管理

第一,人力资源。成立专门的项目团队,包括项目经理、IT技术人员、档案管理人员等,分配明确的职责和任务,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第二,财务资源。制定详细的预算计划,包括软件许可费用、硬件购置费用、培训费用、外部咨询费用等。定期审查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确保资金合理使用。第三,技术支持[4]。引入外部专家或顾问,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建立技术支持体系,确保系统运行中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5.2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第一,技术挑战。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主要挑战之一。企业需要建立先进的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应用自动化和智能化工具,如工作流程自动化、智能搜索和推荐、数据清理策略等,提高管理效率。第二,人员挑战。培训员工掌握系统的使用方法和维护技能,并定期更新系统,建立有效的故障排除机制。提升专业人员的数字素养,包括了解数据管理技术、数据隐私和安全以及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知识。第三,政策挑战。制定合适的政策法规,如数据隐私与保护政策、合规性审计和报告等,确保数字化档案管理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持续学习和更新知识,团队协作和跨职能合作,推广档案管理文化。

6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档案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战略规划、组织架构调整、技术选型与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标准化与整合、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以及人才培养与知识传承等多个方面。总之,通过系统的实施策略和有效的挑战应对措施,企业可以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优化决策过程,并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鑫子.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路径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509):157-159.

2】石佳璐.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路径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32621):51-54.

3】黄登.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路径探讨[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41404):56-58+61.

4】王雪.以档案信息化促进企业档案管理的时代转型[J].陕西档案,202404):40-41.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宁分公司助理馆员 阿金秀

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品牌营销路径研究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沟通方式以及获取信息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的快速传播以及多元化的传播路径,使得数字技术正不断应用于各行业,企业也逐渐明确了营销的需求以及创新的方向。本文分析了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品牌营销存在的认知不够、定价短板等问题,并提出对策,如构建全员营销体系、以技能赋能驱动的长效发展模式、全渠道交互与智能响应机制等,旨在推动品牌影响力的创新性发展,为管理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数字化,企业,品牌营销

品牌营销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传统的营销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消费者多元化的发展需求。因此,企业需要升级营销策略,以进一步适应市场环境。在数字化背景下,消费者能通过多样化的渠道获取信息,消费者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与个性化的趋势。如何利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实现品牌营销,成为企业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品牌营销的意义

(一)传播提效、互动增值与形式革新的协同发力

数字化环境不仅为品牌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平台,也对品牌的营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提升了传播速度、扩增了传播的面积。数字技术冲破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能降低品牌的成本、提升品牌的效率,使品牌的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全球化的传播效果。当前,微博、小红书、抖音等成为重要的传播渠道,不仅能吸引到更多粉丝,也能为品牌提供快速推广的机会,帮助品牌精准地掌握市场发展的动态。另一方面,既能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还能针对实时互动做出及时的反馈[1]。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互动能够有效塑造品牌的形象,进一步强化二者之间的联系,为品牌的核心价值提供有力的传播,同时还能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直播、自媒体、视频以及图文结合等多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不仅能为品牌提供创新的营销策略,还能吸引大量消费者的关注,视觉体验以及故事的描述等,为品牌增添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

(二)交互升级、数据赋能与移动互联拓界

数字化背景给品牌带来了多元化发展的机遇,直接影响着品牌的市场竞争力,给品牌的生存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还塑造了品牌的形象,提升了市场的占有率。首先,在用户的交互层面,社交平台为企业实现了实时的互动模式,既能传递品牌的理念,还能展现品牌的文化,为企业提供了讲述品牌故事的交互场景,使消费者对品牌的价值观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从而能形成积极的消费理念。社交平台为消费者和品牌构建了一个沟通交互的桥梁,使品牌改变了服务理念。其次,大数据的分析功能能够深入挖掘用户的浏览、购买的记录,从而构建用户画像,还能为用户制定一套个性化的营销策略,使该策略与消费者的兴趣相匹配,进一步增强品牌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大数据的分析功能还能对投放广告的渠道进行选择,不仅增强了广告的投放效果,还降低了广告的成本。最后,移动互联网为品牌开辟了市场通道,通过植入式的广告,有效增强了消费者的体验,提升了购买率,还能使品牌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

(三)开启品牌营销新维度

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品牌营销带来了崭新的形式。企业借助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为消费者打造了可感知、可参与的场景,让消费者能亲身感受品牌的魅力。企业根据品牌的核心价值设计沉浸式的场景,不仅能为品牌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还能带来技术层面的革新。在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中,消费者能通过视觉,感受品牌带来的独特魅力,了解品牌的价值,同时也能增强对品牌的情感认同,提高购买意愿,对品牌留下良好的印象。另外,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能强化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为品牌活动增添了趣味性。数字技术在提升品牌形象的同时,还能扩大市场的影响范围,为品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进而能为企业品牌制定一套高效的营销策略[2]

二、数字化背景下品牌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品牌管理者的认知短板

数字化信息的不断涌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使信息不再是单向的传递,而是多样化以及双向的传递。然而,部分品牌管理者还停留在老旧的思想上,对信息时代的发展特点并未充分理解,存在认知上的不足。在数字化浪潮下,企业能够实现信息的实时传播和与消费者的及时互动,需要逐渐转变思维模式,重新用创新的思维模式应对市场的变化。新媒体的传播特性方面未得到充分应用,会导致营销策略不能把握市场的发展趋势,从而在市场上错失良机。此外,由于品牌管理者对信息技术的认知比较薄弱,其主要表现为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层面。数字化的环境下,分析功能可以实现对消费者需求的精准掌握,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管理者没有接受相关技术的培训,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比较薄弱。数据的分析功能既需要专业的工具,也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的投入,但是如果出现技术的缺乏,很可能导致品牌不能及时且充分地应用这些技术,也不能通过数据分析掌握相关信息和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

(二)定价策略的转型与竞争压力

信息激增与传播的速度加快,不仅改变了获取信息的路径,还能使消费者针对品牌的价格进行比对。在数字化浪潮下,消费者对品牌价格的认知也得到了提升,重点关注品牌的服务以及定价方面。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品牌的价格也成了市场上的风向标,有些品牌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会通过较低的价格进行促销,市场上的一些份额也会因低价策略而被抢占,加剧了市场的竞争。互联网等购物渠道能使消费者掌握便捷的比价平台,方便了与其他品牌进行比对。在如此透明化的市场中,品牌也因竞争对手的低价战略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了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且冲破重围,品牌也需要将价格进行下调,以此能利用价格的调整在市场上取得短期的优势[3]。此外,大数据分析功能的应用,丰富了品牌的信息数据,智能化营销工具的应用,为品牌的市场趋势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价格竞争情况成为数据分析中的一个量化指标,品牌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逐渐走进了短期内的价格战争,并在价格方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反应。

(三)人才的短板以及策略的误区

在信息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以及形式发生了变化。营销人员要具有数字化的相关技能,如数据分析、内容创新等专业技术能力,这样才能完成数字环境背景下的营销任务。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者也可以针对信息的接收进行挑选,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创新战略性的营销手段,便不会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但是,有的企业忽视品牌创意的重要性,导致品牌缺乏创新的策略。

(四)互动中数据理性与人文温度的失衡困局

首先,由于信息的迅速传播以及零散化的特点,企业对于短期以及单向的传递方式尤为重视,通常会在媒体平台上发布一些广告,却对平台上的互动方式比较谨慎,担忧会对品牌造成负面信息的影响。因此,企业通常都选择保守的营销策略,以此来躲避在互动过程中造成的风险,失去和消费者进行深层次的互动机会。其次,消费者习惯在社交媒体以及在线互动平台上进行直接的交流,并将意见以及想法表达出来。企业在社交媒体以及在线互动等渠道,需要配备专业的人员,对消费者的兴趣以及需求重点进行关注和了解,为消费者带来良好的互动体验,但是这样就会投入大量的资源[4]。因为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企业不能及时响应消费者的反馈,导致在互动过程中变得单向,还不能实际地贴合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最后,大数据营销不仅能提升营销的效率,还能降低营销的成本,个性化的推送以及精准的定位能将更多的资源都放在消费者的需求上,有效避免了浪费,大幅度提升投资回报。但是,有的品牌往往忽略了和消费者之间的真实互动,过度依赖大数据,导致互动模式发生转变。

三、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品牌营销创新的路径

(一)全员营销体系的构建策略

首先,企业需要具备评估市场的能力,同时针对不同的岗位进行定制化的培训,还要对内部员工的培训进行检验,保证员工充分了解数字化营销手段的重要性并在实际的工作中落实。其次,要重视品牌创意的建设,对品牌的核心价值以及品牌定位进行明确,利用数字化平台进行传播。企业还要构建专业的管理团队,不仅需要制定品牌的传播策略,还需要管理品牌的形象,在数字化平台上进行推广。最后,强化品牌管理意识的同时建立奖励机制,如举行创意大赛或创新大赛等,在品牌内部创建开放性的平台,鼓励员工进行分享和讨论。企业要高度重视员工的分享,定期举行表彰大会,对品牌创新的营销策略进行分享,并对相关人员给予奖励,这样可以激励更多的员工都能参与进来。

(二)打造技术赋能的场景化营销体系

1.从数据画像到内容触达

企业对消费者的需求以及兴趣进行深入了解,同时定位目标群体,进而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首先,利用大数据的功能对消费者的兴趣以及购买情况等进行分析和挖掘,多维度创建更加全面的消费画像。其次,结合目标群体再次进行细分,针对消费群体差异性的需求,对品牌的产品以及服务开展差异化定制。因此,完整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系统至关重要,不仅能对消费者的购买记录进行实时掌握,还能得到实时的反馈[5]。人工智能技术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分析,从中精准得到消费者数据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实时监测,实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以及兴趣。

2.从内容触达到需求响应

在信息的传递层面,企业通过直播、视频以及自媒体等方式,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各种媒体技术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实行个性化的推送,能有效地提升信息的精准传递以及高效性,也能从中激发消费者的需求,进而提升了品牌的传播效果。为了深层次地了解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企业要对社交媒体的互动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为消费者构建便捷的渠道,通过线上互动答疑、抽奖等活动,对消费者的反馈进行不断的收集,进而做出优化的策略。企业对市场进行定期的调研,同时关注品牌的发展态势,了解竞争品牌的最新动态,从而及时对品牌营销策略进行调整和优化。

(三)构建技能赋能与长效发展

营销人员培训内容需要结合数字时代的发展特点。首先,针对信息化技能的实用性以及操作性重点进行关注,同时需要结合实际的案例以及操作演练等方式,这样能促进员工亲身体会数字化环境下为企业品牌带来的变化[6]。企业需要对员工的各项技能进行调查,针对员工的掌握情况开展相关的技能培训,必要时也可以和培训机构进行合作。其次,企业应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将数据信息和消费者的数据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企业级的数据视图,通过对数据信息进行共享,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进而实现了全域的数据融合应用。最后,制定专属的职责以及晋升的通道,促进员工发展。绩效考核能高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要对培训的目标以及评估的指标进行明确,根据评估的结果对培训计划以及内容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优化,同时构建员工的培训学习的档案,将培训的绩效结果以及变化详细地记录下来,为品牌提供有针对性的管理以及激励的手段。

(四)全渠道交互与智能响应

为了进一步优化品牌营销,企业要拓展社交平台、数字媒体等互动渠道,还要针对传统的线下营销模式进行转变,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营销方式,构建多渠道互动体系,有效地提升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增强与消费者的连接性。为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的体验,企业要不断优化售后的服务,有效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此外,企业可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与消费者建立情感共鸣,例如,通过讲述品牌故事、传播品牌文化等方式,逐渐引导消费者更深层次地了解品牌。同时,为了能保证消费者的互动能够得到及时回应,企业还要借助智能化的客服机器人,实现自动化的回复。对于简单以及常见的问题,企业预设标准化应答模板;对于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企业应设置客服团队,确保消费者能够得到及时响应。企业通过明确相关工作流程,并对回复的内容进行规范化设置,能确保专业客服回复的一致性,在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的同时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四、结语

企业的营销策略需要紧跟市场变化,不断探索新型营销路径,使品牌能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企业需要把握机遇,通过数字技术来加强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增强消费者的黏性,为品牌营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通过进一步的改进以及优化,强化营销管理,使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破局而立,从而赢得更多消费者的关注,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良燕,张天伦.从品牌资产到品牌力:数字时代的品牌管理创新[J/OL].系统管理学报,1-14[2025-05-13].

[2]李重庆.数字时代背景下艺术设计与品牌营销的创新融合探索[J].玩具世界,202406):179-181.

[3]刘璐,吴霄云.重创新塑品牌拓市场[N].南通日报,2025-05-12A01.

[4]赵楠.数字化时代企业品牌建设的创新路径[J].中国会展(中国会议),202508):137-139.

[5]李若冰.新媒体视域下皮具奢侈品品牌传播创新策略研究[J/OL].中国皮革,1-4[2025-05-13].

[6]刘智,夏岚,何永秋,等.“同航”企业文化品牌构建与管理创新实践[J].现代商贸工业,202512):55-58.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臧任祥 陈泽阳

企业财务管理与企业融资渠道问题探讨

摘要:本文围绕企业财务管理与融资渠道展开深入探讨,分析了当前企业在财务管理体系构建、融资渠道选择及二者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优化策略。研究发现,企业存在财务管理对融资决策支撑不足、传统融资渠道依赖度高、新型融资工具运用不充分等问题。通过完善财务管理体系、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强二者协同联动等措施,可有效提升企业融资效率与财务的稳健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企业财务管理,融资渠道,融资成本,融资风险

一、引言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国家战略实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一带一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战略的推进,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持续增长,融资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财务管理作为企业资金运作的核心环节,与融资渠道的选择、融资成本控制、风险防范等密切相关。然而,当前企业在财务管理与融资渠道方面仍有待完善之处,如财务管理对融资决策的前瞻性不足、融资渠道单一化、融资结构不合理等,这些问题制约了企业的资金运作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深入探讨企业财务管理与融资渠道问题,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对提升企业竞争力、保障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企业财务管理与融资渠道的关联性分析

(一)财务管理为融资决策提供核心支撑

财务管理通过财务分析、预算管理、风险评估等手段,为融资决策提供关键依据。科学的财务分析可评估企业的偿债能力、资金流动性及盈利能力,帮助企业确定合理的融资规模与结构;预算管理则基于企业战略规划与业务需求,精准预测资金缺口,指导融资计划的制定;风险评估能够识别融资过程中的利率、汇率、信用等风险,为风险防范策略提供支持。

(二)融资渠道影响财务管理目标实现

不同融资渠道的成本、期限、风险特性各异,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结构与运营成本。例如,债务融资比例过高会增加企业财务杠杆,提升偿债压力;股权融资虽无固定还款义务,但可能稀释股权控制权。合理的融资渠道选择有助于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实现财务管理的成本控制与价值最大化目标。

(三)二者协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财务管理与融资渠道的有效协同,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可增强企业信用评级,提升其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拓宽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多元化融资渠道的拓展,可为企业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并为财务管理优化创造条件,助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企业财务管理与融资渠道优化策略

(一)完善财务管理体系,强化融资决策支撑

1.提升财务分析的前瞻性

建立宏观经济与行业动态监测机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市场趋势进行预测。结合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评估不同融资方案的可行性与风险,为融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加强预算管理与融资计划协同

将融资计划纳入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根据项目进度与资金需求动态调整融资规模与期限。建立融资预算预警机制,提前规划资金缺口,确保融资与项目推进的无缝衔接。

3.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善融资风险管理制度,针对利率、汇率、信用等风险制定专项应对方案。推广金融衍生工具的应用,如通过利率互换、外汇期权等工具对冲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实时监控风险变化。

(二)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

1.加大直接融资比重

积极推动股权融资,通过IPO、增发、配股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吸引民营资本参与企业项目,优化股权结构。同时,利用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等债券市场工具,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2.创新融资模式

广资产证券化(ABS)、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新型融资工具,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资产负债率。例如,交通、能源类企业可通过REITs实现项目资产的证券化,拓宽长期资金来源。

3.优化融资期限结构

根据项目周期合理配置长短期资金,增加长期债券、融资租赁等中长期融资比例,减少期限错配风险。同时,灵活运用永续债、可转换债券等创新产品,优化债务结构。

(三)加强财务管理与融资渠道的协同联动

1.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

立投融资管理委员会,统筹财务、投融资、战略规划等部门资源,加强信息共享与决策协调。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实现融资需求、财务状况与市场环境的动态匹配。

2.完善融资决策评估体系

将财务成本、风险水平、资金使用效率等指标纳入融资决策评价标准,建立综合评估模型。在选择融资渠道时,优先考虑与企业财务战略相契合、成本可控、风险可承受的方案。

3.强化数字化管理赋能

用财务共享中心、业财一体化系统等数字化工具,实现融资流程的全链条管理。通过数据实时共享与分析,提升融资决策的精准性与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四)加强融资成本控制

1.合理选择融资方式

企业在选择融资方式时,要充分考虑融资成本。通过对不同融资方式的成本进行详细分析和比较,选择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例如,在利率较低的时期,企业可以适当增加债务融资比例;在资本市场较为活跃时,可选择股权融资。同时,要合理安排融资期限,避免因期限错配导致融资成本增加。

2.提高企业信用等级

良好的信用等级有助于企业获得较低的融资成本。企业应加强自身信用建设,规范财务管理,按时偿还债务,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通过提高信用等级,企业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时,能够获得更优惠的贷款利率和融资条件,降低融资成本。

3.优化融资流程

企业要加强与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的沟通与合作,优化融资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费用支出。在债券发行、股权融资等过程中,合理选择中介机构,降低中介服务费用。同时,提高融资效率,缩短融资周期,减少资金闲置成本。

(五)完善融资风险管理

1.建立融资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融资风险预警机制,通过设置一系列财务指标,如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等,对企业的融资风险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当指标出现异常时,及时采取措施调整融资策略,降低风险。同时,利用大数据和数据分析技术,对市场环境和行业趋势进行分析预测,提前识别潜在的融资风险。

2.合理安排融资规模和期限

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发展战略和资金需求,合理确定融资规模和期限。避免过度融资导致资金闲置浪费,增加财务成本,同时要确保融资期限与企业的资金回笼周期相匹配,避免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例如,对于短期的资金需求,可以选择短期贷款或商业信用等融资方式;对于长期的投资项目,则应选择长期债券、股权融资等方式。

3.加强风险应对与管理

企业应制定完善的融资风险应对预案,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利率风险,可以通过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对于汇率风险,可以采用外汇期权、外汇期货等方式进行对冲。同时,加强与债权人、投资者的沟通与协调,在面临风险时争取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共同应对风险。

四、结论

企业财务管理与融资渠道的优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当前,企业需针对财务管理体系不完善、融资渠道单一化、协同机制不足等问题,通过完善财务分析与预算管理、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强部门协同等措施,实现财务管理与融资决策的深度融合。未来,随着金融市场的改革深化与企业战略的转型推进,企业应持续创新财务管理模式,探索新型融资路径,提升资金运作效率与抗风险能力,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赵雪,王芳.企业财务管理与融资渠道问题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2117):136-137.

[2]张婷婷.企业财务管理与融资渠道问题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030):154-156.

[3]李文清.关于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融资问题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215):152-15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 周跃

企业采购环节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采购管理对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优化采购流程,可以让企业实现成本节约、风险降低、利润增长,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本文分析了企业采购环节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关键词:采购,财务管理

一、引言

采购环节在企业日常运营中处于关键地位,采购效率与成本管理,会直接对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盈利水平产生影响。在当下的企业运营管理工作中,采购是一项较为复杂的活动,而并非简单的商品采购环节。采购环节包括选择供应商、谈判商品的价格、签署合同、物流协调等多个步骤。为有效降低采购环节成本,提高采购效率,提升企业利润空间,需要对采购环节进行精细化管理。因此,企业应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确保采购流程的高效和低成本。

二、企业采购环节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未建立采购价格备案体系

目前,企业在采购管理中缺乏一套系统化的报价记录体系。在实际采购的过程中,往往只能在有紧急需求时才开始询问和比价,该举措不利于决策层决策,容易受到市场单价影响,增加购买成本。在投标过程中,企业往往将价格作为衡量竞争力的关键指标,认为价格越低越具有优势。但这种以价格为导向的采购策略,往往会忽视产品品质的重要性。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出现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而退货或换货的情况,影响货物的出库时间,为此甚至不得不更改生产流程。一旦生产进度出现变化,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出入库管理、销售、回款及企业信誉等造成影响。

(二)采购合同缺乏规范性

在当前的商业实践中,企业未设立专职法律顾问岗位。一旦采购协议出现问题,企业往往先通过网络平台下载采购协议处理的通用模板。而通用模板缺乏针对性,虽然包括经济契约等基础条款,但由于其形式单一、内容宽泛、条文表述不明确,不能充分适用于不同的购买行为。例如,在涉及技术需求等关键采购指标时,这些模板往往无法提供有效的参考和指导。此外,即使企业设有专门的法律顾问,在大部分情况下,也仍是聘用社会第三方人员解决此类问题。由于法律顾问属于企业外部人员,对企业内部项目无法进行全面透彻的了解,因此无法准确判断实际购买行为与合同条款之间是否一致。这种差距不仅影响合同的执行效果,还可能使公司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三)缺乏供应商准入机制,忽视采购人员重要性

企业未建立供应商准入机制,会降低零部件的采购效率,导致难以提高产品质量,售后无法保证。如果供应商无法及时提供物资,推迟产品的交付时间,会影响企业效益。在产品购买的过程中,还会因外部环境变动影响销售环节。此外,企业对于采购人员业务能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企业未能构建起一套科学且标准化的评价体系,这一缺陷可能对采购团队业务水平产生不利影响。在进行涉及高技术性零部件或设备的采购活动时,由于采购人员对实际需求的理解不够精确,常常会导致产品质量无法达到预期,进而引发退货率上升。最终采购量与原先的生产计划之间出现偏差,对公司的年度收益产生间接负面影响。

(四)采购人员专业技能水平不高

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尚未认识到采购人员的业务能力对公司运营的重要性,导致企业未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难以提高企业采购队伍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因此,在采购技术含量较高的装备或零件时,无法精准把握企业的实际需求,出现产品质量不合格等问题,在售后环节出现较高的退货率。这不仅会浪费企业的物力人力资源,同时还增加了采购风险。企业的生产计划一般由生产部门、销售部门和高层管理等共同商讨制定,缺乏采购部门参与。由于人工成本增加或材料成本变动等因素,导致采购实施难,甚至影响到采购价格,导致采购量的调整与原定的生产计划产生偏差,由此进一步影响销售量,对全年收益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

三、完善采购环节财务管理的对策

(一)加强采购环节审计

首先,做好审计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审计制度,明确审计标准,细化审计流程,使审计工作更加规范。为确保审计工作更加客观、系统,还应制定出具体的审计实施方案。为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可定期组织审计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确保审计工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其次,增强对采购人员的监督与管理。为进一步提高采购人员的业务技能与综合素养,可以建立奖惩机制,如果采购人员的采购行为优秀,可以按照规定对其进行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奖励,如果采购人员在采购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可依照规定对其进行严格处理。

最后,加强对供应商监督与管理。企业可以列举一份供应商黑、白名单,严格评估供应商的信用等级,及时断绝与不良供应商的合作,防止发生风险。与此同时,还应确保供应商在整个采购活动中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以维护供应链的稳定和企业的利益。

(二)强化采购合同管理

在企业采购管理中,可针对不同采购对象,制定专门的采购合同。邀请与采购需求直接相关的部门参与,确保合同的全面性和针对性。在已有基础条款的前提下,合同应进一步明确产品运输、产品收付款、产品质量标准及产品交货验收等环节的合作条款。制定采购计划时,应全面分析与判断潜在风险,确保采购工作的顺利推进。为更加合理的控制企业资金流动,对应付账款进行实时监督,防止由于过早支付造成资金流失,影响企业正常运营。应积极主动履行合同,严格审查发票内容。通过细致入微的管理措施,提升采购效率,降低风险,可以确保供应链稳定运行。

(三)完善供应商准入及评估制度

为确保合作伙伴的质量,企业可以对潜在供应商的经营范围、资质、价格、交货准时率及过往优秀案例进行全面评估,识别潜在的风险。通过综合评分和评估过程,企业能够判断新供应商是否有合作潜力。评估得分达到或超过预定标准的供应商,将被纳入合作伙伴名单。同时优化供应商绩效,为新供应商提供合作机会,防止市场垄断,可以确保货物供应的及时性和质量。

在采购过程中,企业应将性价比和品质作为核心的考量因素。采购部门应基于市场调查资料,建立定价记录系统,对多个供应商进行单独报价比较,以确保最终协议价格的合理性。此外,通过集成采购和统一谈判招标,追求规模效应。实现采购效益的最大化,确保供应链的稳定和高效。

(四)强化采购人员队伍的专业性建设

为提升企业采购队伍的专业素养,企业可以对现有采购人员进行深入培训,以增强其业务能力。这有助于采购人员在实际购买过程中,更准确地把握需求,辨别市场商品与材料两者间的区别,降低采购成本。除为员工组织企业内部培训活动外,还应为员工提供外出进修机会。员工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采购专业认证考试,提高理论认知,获取专业证书。鼓励员工积极参加工厂考察、国际展览会,及时把握市场动向,开阔眼界。采购人员通过向客户提供更准确的信息、进行市场深度研究,确保企业不脱离市场的步伐。

优化采购团队结构,保持采购活动的专业性和高效性。例如,在招聘新员工时,应优先考虑招聘具有采购从业经验的人才。目前,许多高校开设与采购相关的课程,接触过这类教育的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能够快速融入工作环境,为采购队伍的整体能力提升贡献力量。

四、结语

在企业运营的过程中,采购环节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确保企业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高效运作,企业必须分析采购特性,优化采购策略,更好地服务于生产环节。此外,制定标准化的采购合约,可以提高采购效率和质量,寻求能够共同成长的战略伙伴,有助于双方在长期合作中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贾继针.企业采购环节财务管理策略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212):106-108.

[2]胡彦梅.企业采购环节财务管理策略研究[J].商讯,202405):025-028.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黄婧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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