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十五五”金融规划的思考
编者按：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由15个部分构成，分为三大板块，共61条，约2万字，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提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为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将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对“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深入解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方向和政策重点。
在党的坚强领导与科学规划引领下，我国“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成绩斐然，举世瞩目。金融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大幅提高，改革开放迈出坚实步伐。“十四五”期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接近47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规模连续20年保持全球第一。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加有力，五年来银行业、保险业通过多种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新增资金170万亿元；交易所市场股权债券融资合计达57.5万亿元，直接融资比重较“十三五”末提高2.8%。金融资源加速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科研技术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年均分别增长27.2%和21.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6万亿元，是“十三五”末的2.3倍。金融支撑民生保障作用凸显，近五年保险业累计赔付9万亿元，农业保险覆盖面广泛，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准备金达11万亿元。宏观审慎管理和监管改革显现成效，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持续化解，高风险中小机构大幅缩减，不少省份实现了高风险机构“动态清零”，资本市场波动率较前期下降，金融体系总体稳健。总体来看，“十四五”时期在金融体制改革、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风险等方面的成功实践，离不开战略规划的科学引领和宏观调控的有效配合，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着眼未来，“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金融业需要更好地支撑和引领实体经济，在总结“十四五”金融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基础上，我们应当提前谋划金融改革发展的战略举措。
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对内对外开放提升自身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并在支持增长的同时维护系统安全。这一本质逻辑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要求金融走中国特色高质量发展之路，与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同频共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基本遵循奠定了金融服务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金融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八个坚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最大制度优势，保证了金融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金融发展更加注重普惠性和共享性，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则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金融活则经济活，经济强则金融强；坚持风险防控作为永恒主题则确保金融稳定不偏离可持续发展的底线。这些原则性的逻辑要求，为“十五五”时期金融更好支持经济发展指明了根本路径。
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在对国家战略和发展重点的精准服务上。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金融将更多资源配置到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大力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金融要顺应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在支持“国之大者”上主动担当作为，通过资金引导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时，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培育新动能新优势，金融作为资源配置枢纽，应通过创新服务和产品，支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为未来增长夯实基础。
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逻辑还体现在发展与安全并重、效率与稳健兼顾的辩证统一。高速增长必须建立在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之上，否则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意味着，在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的同时，必须把风险防控作为永恒主题贯穿金融工作的始终，既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又要保持金融体系自身健康；既要服务国内发展需求，又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平衡好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因此，“十五五”金融规划必须在发展中防风险、在稳定中谋创新。通过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跨周期调节机制，在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防范资产泡沫和债务风险。
构建适配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机制的制度安排
面向“十五五”，为了更好发挥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我国需要构建高度适配发展需求的金融支持机制。应立足中国金融体系的独特国情，统筹当前金融结构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地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机制安排。
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这既是长期形成的结构特点，也与我国居民高储蓄率、风险偏好低的行为模式相契合。当前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重约为90%，银行在资金规模、网络覆盖、风险控制等方面优势明显，是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力军。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能照搬西方资本市场主导模式，而应充分发挥银行体系的主渠道作用，在坚守间接融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优化金融理念、机制、产品和风控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一是提升银行服务创新发展的能力。引导银行将服务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作为战略任务，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针对轻资产、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开发匹配其需求的信贷产品和服务，建立多维度的风险评估体系，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评估企业科技能力、创新潜力和市场前景，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通过这些机制创新，让银行“敢贷、会贷”，更有效地支持创新型企业成长。
二是完善投贷联动机制。科技型企业常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漫长过程，既需要股权资本“耐心”陪伴成长，又需要信贷资金解决阶段性资金周转的问题。银行可在政策允许下，通过设立投资子公司等方式开展股权投资，与信贷支持相结合。通过投贷联动，一方面银行可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股权增值收益，另一方面贷款支持可满足企业现金流需求，从而降低单一融资方式风险，实现银行与企业的长期共赢发展。
三是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政府投资基金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十五五”期间应构建更高效的政府基金管理体系，明确功能定位，注重中长期价值投资，发展“耐心资本”，引导资金投向战略性、牵引性的重大创新项目。同时，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完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加强投后管理和产业协同，避免“重投轻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是畅通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继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等多层次市场，支持更多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等新型融资工具，扩大债券市场融资空间。健全科技型企业信息披露和信用评价机制，提高市场透明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应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通过税收优惠、政府引导基金等措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创新领域，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和退出通道，提升民间投资的回报预期和容忍度。
五是强化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在加快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同步完善监管制度，防范金融风险累积。“十五五”时期应继续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补齐监管短板，在审慎监管前提下鼓励适度创新。要处理好激发活力和维护稳定的关系，做到“既活又稳”。既要通过市场机制为金融体系注入活力，又要通过有效监管防止金融“脱实向虚”和各种风险滋生。政府部门应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新兴金融业态设定清晰规矩，并严格、公平执法，确保所有市场主体“有动力也守规矩”，在提升创新动力的同时筑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深入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力态势，服务经济社会全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十五五”时期，金融业肩负着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使命，需要在多个重点领域全面发力，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已明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构建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这“五大重点领域”既是当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攻方向。
科技金融在五篇大文章中居于首位，对于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具有先导意义。“十五五”时期应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投入力度，完善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金融支持。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印发了《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引导金融机构全面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增加了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支持银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债券市场推出“科技板”，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并配套风险分担工具，提振了银行放贷意愿和企业融资信心。资本市场方面已有近300家主体发行约6000亿元科技创新债券，为科技企业拓宽了直接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挑战：不少银行对轻资产、缺乏抵押的科创企业仍存在“不敢贷、不会贷”问题；风险投资市场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程度偏低。为此，“十五五”规划中需针对性完善科技金融体制机制，例如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健全创投退出机制等，真正让金融资本“敢投”“愿投”硬科技领域，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绿色金融是服务“双碳”战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金融取得高速发展，绿色贷款余额从不足12万亿元增至2024年底的36.6万亿元，年均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增速。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市场规模亦迅速扩大。进入“十五五”，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支持经济向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全社会绿色投资，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投向清洁能源、绿色基建、节能环保等领域，同时关注高碳产业的转型金融需求，帮助传统产业平稳实现低碳转型。另一方面，要健全绿色金融标准和信息披露体系，强化对金融机构环境和气候风险的监管，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向碳减排效益高的项目倾斜。在未来，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进程加快，绿色金融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成为全球绿色金融的引领者之一。
普惠金融旨在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公平性，让中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都能获得有效的金融支持。“十四五”时期我国普惠金融取得显著进展：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20%，有力支持了创业就业和乡村振兴；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网络逐步健全，数字技术帮助偏远地区居民享受便捷的支付和信贷服务。然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十五五”期间，应继续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一方面，鼓励大型银行深化普惠金融事业部改革，提高对小微企业的贷款的占比，并通过内部考核激励“敢贷愿贷”。另一方面，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发展互联网银行、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等，让金融机构以更低成本获取小微客户、评估信用风险，从而扩大对普惠客群的信贷供给。此外，还应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和担保增信体系，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基金，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真正为共同富裕提供金融助力。
养老金融是金融体系的有机构成。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在当下以及未来发展中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养老金融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加快构建，个人养老金制度于2022年11月启动试点并在2024年底推广至全国，标志着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框架基本形成。在“十五五”时期，养老金融需在广度和深度上同步推进：一方面扩广度，提高个人养老金的参保率和覆盖率，鼓励更多年轻劳动者提前储蓄养老，通过税收优惠等激励吸引参保；另一方面深挖度，开发更多适合老年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同时，加强养老基金的专业化投资运营，确保养老金保值增值和安全稳健。监管层也需健全养老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保护好亿万养老资金的安全，为积极应对老龄化、保障人民养老生活提供坚实支撑。
数字金融是金融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催生新业态等显著优势。“十四五”以来，我国数字支付、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多年居世界首位，网络借贷、智能投顾、区块链贸易融资等不断涌现。同时，央行数字货币研发试点取得积极进展。2025年6月，人民银行宣布将在上海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推进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和金融市场业务发展。在“十五五”期间，数字人民币有望进入更加广泛的试点和应用阶段，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并提升交易便利性。各大金融机构也将加快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改造传统业务流程，发展线上化、智能化的金融产品，以更好地服务客户和防控风险。当然，数字金融快速发展也对监管提出新挑战。面对互联网金融、新型支付等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点，需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筑牢安全底线。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科技手段，防范网络安全、数据隐私、金融欺诈等方面风险，推动数字金融“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结语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五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金融行业作为国民经济血脉，应始终秉持“金融为民”的初心使命，以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实体经济为己任，坚定不移地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导向，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金融行业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着力破解结构性矛盾，推动金融体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健全风险防控机制等举措，金融业正以更稳健的步伐、更高效的运作，为实体经济提供精准滴灌式的支持。与此同时，深层次聚焦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力态势，服务经济社会全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提供强劲支撑。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金融业必将以无畏的勇气破局开路，以坚定的信念砥砺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阔征程中，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金融篇章。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表明我国坚定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决心和信心。科技金融作为连接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源的关键纽带，其发展质效直接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成效。为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七部门于2025年5月联合印发《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重点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方面提出15条政策举措，旨在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服务，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体系。
科技金融发展已取得积极进展
发展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一是缓解企业融资难题。科技创新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等特点，从基础研究突破到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落地，全链条各环节均面临持续性资金需求。科技金融通过构建多元化资本供给体系，精准匹配科技创新不同阶段资金需求，为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提供资金支持。
二是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核心技术攻关过程通常伴随技术研发失败、市场前景不确定性等多重风险，成为制约资本参与的主要障碍之一。科技金融通过构建科技保险、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池等多元化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健全风险收益共担机制，营造科技创新良好生态，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顾虑。
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堵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速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科技金融作为贯通科技、产业、资本的重要桥梁纽带，助力形成“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产业升级—迭代创新”的良性生态循环，既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已形成“政策引领定向、机构创新赋能”的双轮驱动格局。从顶层设计看，科技金融发展已被提升至战略高度，2024年以来，《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已形成覆盖信贷、债券、创投等多渠道、全周期的政策支持矩阵。从政策实践看，各类支持举措逐步落地、效能凸显。科技部发布《“创新积分制”工作指引（2.0版）（全国试行版）》，推动创新积分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施。中国人民银行增加3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由5000亿元增加至8000亿元，再贷款利率从1.75%下调至1.5%，持续支持“两新”政策实施。中国证监会加大力度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积极稳妥推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新的案例落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立足区域发展禀赋，因地制宜出台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项实施方案与指导意见，夯实科技金融央地协同发展基础。
从间接融资看，商业银行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近年来，商业银行成立各具特色的科技金融专门机构，优化考核机制，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人才贷、积分贷等定制化产品。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末，大中型银行已经在总行和省级分行层面均设立了专门的科技金融部门，并在全国设立科技支行2178家。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达27.54万家，获贷率为50.3%，比2024年同期高2.8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3.56万亿元，同比增长22.3%，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8个百分点。
从直接融资看，资本市场与债券市场共同发力，不断丰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工具。一方面，通过科创板深化改革、北交所特色发展等方式布局赋能科技型中小企业。科创板以服务硬科技企业为核心定位，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10月末，科创板上市企业已达592家，累计募集资金超9000亿元。北交所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成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上市公司已达279家，中小企业占比近八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一半，精准满足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债券市场“科技板”正式落地满半年，加快资金流向科创领域。截至2025年10月末，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1186只，占年内发行总量的77%；发行规模达1.38万亿元，占年内发行规模的81%。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规模实力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扎实推进，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全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其中，“小巨人”企业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数量的3.5%，营业收入占比达9.6%，利润占比达13.7%，成为引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赋能科技金融发展的路径与场景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产业和科技企业倾斜，但传统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在适配科技产业和科技企业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局限。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成为破解科技金融发展瓶颈的关键突破口。具体来看，银行业以数字技术为抓手，打破传统信贷对实物抵押担保的路径依赖，建立“数据驱动、技术赋能”的科创服务体系，实现深化业务渠道、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的目标。证券业推动数字化转型从零售经纪业务向全领域延伸，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提供差异化融资服务，形成“线上化、数字化、生态化”服务体系。保险业借助数字化转型强化风险管控与产品创新能力，在提升服务质效与价值创造的同时，为科技企业发展注入更多耐心资本。
我国融资体系长期以来以间接融资为主，如何让商业银行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是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重点与难点。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银行业主要有三个应用场景。一是构建科技型企业评估模型，引入专利、科研投入、股权融资等非财务指标，整合企业基本面、研发投入和质量、人才梯队等多维度信息，开发专属评分卡和模型，以“技术流”评价体系赋能客户识别、客户评价、客户触达与客户服务等环节。二是提升风险防控质效，依靠数字技术建立全流程穿透式智能化的智慧风控体系，实现对信贷资金流向的动态监测和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实时预警。三是构建线上场景化服务生态与精准对接体系，依托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数据中台，深度挖掘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推出诸如“科技e贷”等一系列数字化金融产品，实现金融供给与科创需求的高效适配。
数字技术赋能科技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传统科技金融服务短板，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技术是万能的，数字技术赋能科技金融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仍面临一系列难点。
一是数字技术应用并未明显降低科技企业与间接融资服务的匹配难度。科技企业普遍呈现高风险、高门槛、难估值、难抵押等特点，普遍表现出“轻资产、重智产”运营模式，大数据、知识产权、技术算法及运营能力等无形资产难以量化估值和交易流转，不能满足传统信贷业务风控要求。虽然部分“技术流”评估模型正在通过增加考量指标、调整权重配比、强化数据分析等方式增加科技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但仍面临科技企业“数据挖掘”难度大、中小型及早期科技企业数据质量差等问题，单纯通过丰富数据维度、优化模型算法、深化技术应用等难以破解科技企业需求与金融服务供给的错配问题。
二是数字技术赋能在产品研发、运营管理等“内核”机制方面作用受限。当前银行机构数字化转型多以个人金融服务为突破口，产业数字金融成为短板，对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的应用更多停留在服务线上化，尚未在拓客、风控、研发等领域出现突破性变革，更难以重塑组织架构、运营管理等体制机制。受传统条线化组织架构影响，银行机构现有人员能力边界多局限于单一业务领域，尚不能整合不同数字技术工具在适配金融场景中的应用，业务与技术能力仍有割裂。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例，尽管部分银行机构在产品开发阶段尝试建立跨部门敏捷组织，以突破条线壁垒适配技术发展需求，但受架构惯性强、部门权责边界固化等因素制约，该模式尚未得以规模化推广。
三是数字技术在助力构建跨业态的成熟合作生态方面仍存壁垒。目前一些国有金融机构发挥集团优势，通过募资撮合、投贷联动等模式发挥合力，通过共建平台搭建“股债贷保”一站式服务体系。但跨集团的合作方式仍主要是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的单点式合作，“股贷债保租”等综合化服务主要停留在“信息共享、客户共用”的弱联动阶段，数字技术应用尚未突破机构间壁垒，缺乏具有行业认可、成体系、成规模的相关平台或渠道，难以实现不同业态金融机构间“功能互补、产品组合”强联动。
四是数字技术应用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挑战。相较于传统金融科技聚焦系统安全和数据传输等常规风险，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科技金融场景中的应用还面临业务连续性保障、外部攻击（如数据注入、数据污染等干扰模型判断的恶意行为）、算法黑箱（不可解释性、低透明度）、数据泄露、隐私保护、责任界定（如模型误判后的追责主体认定）及道德约束等方面的新挑战。同时，数字技术支持科技金融进一步“下沉”至规模更小、阶段更早的科技企业，但其信贷业务尚未经历经济周期检验，可能积累潜在风险，放大金融系统中不良资产规模。无论是技术发展中的固有问题还是赋能业务衍生问题，都对科技金融的监管提出更多要求。
推动数字技术更好赋能科技金融发展的建议
要更好发挥数字技术作用，赋能科技金融提质增效，服务科技自立自强，不仅需要技术不断进步、应用不断深化，也需要建立健全与之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技术应用效能，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
一是丰富中小科技企业数据供给，缓解信息不对称。有效落实《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推动构建部省联动、大中小企业融通、重点场景供需适配、公共服务保障有力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上云”比例，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驱动的产业链“链式”转型，提升中小企业数据管理、利用及共享能力，加强中小企业数据资源供给与价值开发。建议在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等园区设立专门数据接口和服务窗口，整合有关科技企业信息，为金融机构提供便捷、统一、全面的数据支持。
二是提升金融机构技术应用水平，强化服务能力。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重塑科技企业金融服务体系，推广基于大数据的企业画像，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量化企业的“专利价值、研发投入强度、团队背景、股权融资历史、上下游合作稳定性”等软信息，生成更精准的企业评分。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科技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管理，以数字化手段创新授信前风险评估，丰富授信后对科技企业经营管理的介入方式、管理模式和评估方式。
三是打通金融业态间合作壁垒，构建协同生态。探索“投贷联动”的数字化协同模式，打通股权投资机构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壁垒，为企业提供“股权+债权”的组合融资。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加强风险管理能力，优化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承担风险有关机制。
四是完善适应性监管制度，提升数字监管能力。建议构建公开、统一的人工智能治理架构辅助测评机制，明确风险测评指标与责任归属，消除金融机构因责权不清产生的顾虑，进一步调动金融机构服务积极性。建议在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试点构建科创企业行为数据集，并由监管部门牵头、大型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参与，结合宏观经济指标、行业景气指数及海量企业非财务数据，模拟科创企业生命周期及重点风险场景，训练具有参考意义的动态风险评分系统，实时监测有关风险。
深圳香蜜湖国际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 石锦建；深圳香蜜湖国际金融科技研究院 黄丽娜 郁思琪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历史方位，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作为一项重要部署正式提出，与“制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案”“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拓展‘人工智能+’”等重大任务并列，构成新时代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系统框架。其核心要义在于：以制度供给创新为牵引，以金融功能再造为路径，以服务新质生产力生成为根本指向，构建与颠覆性技术演进规律、高成长科创企业生命周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组织方式深度适配的现代科技金融体系。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科技金融已形成多层次的政策框架与初步服务体系：央行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北京证券交易所主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其中“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突出，科创板坚守“硬科技”定位；地方政府普遍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银行机构试点“技术流”评价体系。但要看到，实践中传统金融逻辑与科技创新规律之间仍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
期限错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技型企业成果转化阶段的融资瓶颈。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是一个经历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中试验证、规模化生产等的长周期过程，而商业银行对企业贷款的期限以短期为主、中长期为辅，风险投资多聚焦Pre-IPO轮次，早期天使投资的规模有限且地域集中。调研显示，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与“首贷难”。而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中试”阶段，风险投资往往止步，银行信贷又未覆盖，导致大量具有产业化潜力的技术成果滞留于“纸面专利”，难以跨越从0到1的重要关口。
估值机制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估的准确性。传统信贷依赖抵押物与历史现金流，而科创企业核心资产是知识产权、技术团队、数据资产等轻资产。现在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流程虽已显著优化，但实践中仍存在“材料复杂、往返跑”的体验痛点；评估标准不一，不同机构估值差异大、费用偏高，增加了融资门槛与成本；交易活跃度不足、跨区域流转不畅与变现难仍是制约因素。虽然全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规模与覆盖面保持增长态势，但结构性瓶颈并未根本破除。尤其AI大模型、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其技术价值尚无成熟市场定价锚点，金融机构面临“看不懂、不敢贷、不会评”的系统性能力短板。
风险容忍机制尚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耐心资本的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是高失败率的探索活动，但现行监管考核、国有资本投资绩效评价、银行尽职免责等制度，仍隐含“零容忍”倾向。尽管2025年多项政策已加速构建容错机制——如财政部推动保险资金全面建立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金融监管总局通过持仓时间差异化设置风险因子以培育耐心资本——但在实操中仍存在考核周期过短、责任认定刚性等问题，与半导体、生物医药等产业10年以上回报周期不相匹配，制度性容错空间有待从“原则倡导”全面落地为“操作细则”。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多点突现、交叉融合、加速迭代等特征。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竞相涌现，单一技术突破已让位于系统性创新生态构建。此时，若科技金融服务仍囿于碎片化的工具修补，而非推动金融功能、组织形态、治理规则的整体性进化，则不仅难以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跃升，反而可能因资源配置扭曲，加剧区域间、产业间创新马太效应。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作为一项重要战略部署正式提出，正是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有利条件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需要建立在坚实的战略共识、技术条件与实践土壤之上，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监管到市场，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突破的有利条件。
一是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逐步细化，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五篇大文章”作为新时代金融工作的行动纲领，已由宏观倡导进入纵深实施阶段。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科技金融”置于“五篇大文章”首位。2025年《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发布，推动构建与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体系。更为关键的是，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作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重要内容，体现出其本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金融科技应用持续深化，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金融与技术的“双轮驱动”正在加速重塑服务模式。AI大模型、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正从“辅助工具”升级为“底层架构”。具体表现为：首先，风控模型智能化，一些银行基于“技术流”评价体系，引入创新积分、研发投入等非财务指标，将企业技术水平、市场前景、产业链数据等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其次，服务场景嵌入化，一些地方支持以融资租赁直连科研设备与实验室建设场景，叠加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跨境供应链金融等工具，形成“贷+保+租”的组合式、场景化服务供给；最后，基础设施平台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通过“征信链”、地方信用与金融数据平台、跨区域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等，推进科技金融信息的跨机构、跨区域共享与协同，在重点区域率先打破“数据孤岛”。
三是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经验做法。近年来，各地紧扣自身禀赋，在“五篇大文章”框架下开展特色实践，比如广东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省”，将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数字金融协同推进，重点支持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北京大力支持北交所深化改革，探索提升企业上市融资与债券融资衔接效率的综合服务机制，强化资本市场对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赋能；广西将“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做为“十五五”时期深化财税金融改革的关键抓手。这些实践虽路径各异，但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科技金融创新必须扎根于区域创新生态，拒绝“一刀切”模板。
如何创新科技金融服务
面向“十五五”，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亟须超越技术改良层面，构建以“耐心资本”为基石、“制度包容”为保障、“生态协同”为路径的系统框架。
夯实耐心资本发展基础。耐心资本是与科技创新长周期、高风险、高回报特性相匹配的资本形态，夯实耐心资本的发展基础极为重要。一是期限结构再造。探索设立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家级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加快构建“直投+子基金+S基金”多元协同机制；研究延长科创类子基金存续期限、完善早期项目容错与退出安排；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通过股权直投、FOF、S基金等方式加大科技领域配置力度。二是风险分担重构。推广“政银担基”四位一体风险共担机制，强化省级再担保机构分险托底功能，并建立与代偿率挂钩的动态资本补充机制；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健全尽职免责细则，将代偿率容忍度与资本充足水平、项目分类管理相匹配；试点“科技保险+信贷”联动。三是退出渠道拓维。除首次公开发行（IPO）外，大力拓展并购重组、S基金转让、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多元退出路径。
完善“制度包容”保障体系。一是进一步完善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央地协同的统筹机制，强化现有“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框架运行效能，统筹顶层设计、标准制定与跨区域重大事项协调，避免政策“碎片化”。完善激励相容的政策工具箱，阶段性提升科技创新再贷款年度新增额度，将支持范围从“高新技术企业”扩展至“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步提高5年以上科技信用贷款财政贴息比例，并增设“首贷激励”专项补贴；将科技贷款增速、首贷户占比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设立新质生产力导向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品类，定向支持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坚持“穿透式监管”原则，推动监管科技与风控模型深度融合；加快建成国家级科技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确保风险提示非形式化、可理解、可追溯。二是稳步推进监管沙盒试点扩围。在严守持牌监管底线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前提下，适度深化对人工智能、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在金融持牌业务场景中应用效能的验证；支持持牌机构围绕真实贸易背景、确权清晰的知识产权质押、财政科研资金闭环管理等合规路径，探索审慎可行的服务模式升级；同步完善沙盒退出评估机制与跨部门协同监管规则，强化“技术适配性、模型可解释性、数据安全性、消费者权益保障”四维评估标准。三是优化考核评价机制。探索建立科技贷款不良率差异化容忍机制，研究制定区域科技信贷风险评估模型，综合考量辖区科技型企业占比、中试项目覆盖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等结构性指标，动态核定科技贷款不良率容忍区间；同步强化银行“技术流”风控能力建设、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完善与尽职免责实施细则落地。对国有创投基金，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周期的分类分层考核体系，弱化以短期财务指标为主的刚性考核，显著提升对“技术成果转化率”“带动社会资本跟投规模及撬动倍数”“被投企业后续融资完成率（尤其B轮及以后）”“培育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数量”“服务国家战略产业补链强链项目数”等核心长期效能指标的考核比重；同步健全尽职免责与容错机制，切实激发“敢投、愿投、能投”的内生动力。四是强化法治供给与制度试验协同。在明确技术产权质押登记效力、数据资产确权交易规则、跨境科技投融资便利化条款基础上，授权地方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联合设立区域性科技金融创新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在真实市场环境中测试新型业务模式，并设置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
深化生态协同机制建设。一是与教育链协同。支持高校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设立“科技金融微专业”；依托国家实验室、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遴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具有成果转化经验的院士与持牌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科创投行负责人，共建“科技金融联合导师团”，实行模块化授课与项目制指导；配套建立基于科研成果质量、技术成熟度、团队持续产出能力等多维指标的信用评估模型，提升对原始创新主体的金融可及性。二是与产业链协同。依托动态更新的重点产业链“图谱”，构建“链主企业牵头—配套中小科技企业参与—金融机构精准赋能”的闭环协同机制。推动银行机构基于真实贸易背景与订单履约数据，探索“订单融资+设备融资租赁+研发贷”组合服务模式，实现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闭环耦合。三是与人才链协同。在推广“人才贷”等专属信贷产品基础上，将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职称聘任文件、科研项目立项书等多维权威凭证纳入信用评估体系，推动建立跨部门互认的人才信用档案；创新“股权激励贷款”模式，引入第三方估值机构对未上市科技企业期权/限制性股票进行公允价值建模，并嵌入动态质押率调整机制，配套开发覆盖行权周期的多阶段风控模型，防范估值波动与流动性错配风险。四是与数据链协同。建设具备多源异构数据融合能力的科技金融数据中枢——不仅纳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企认定、专利授权、招投标等结构化政务数据，更接入科技企业用电量、社保缴纳人数、发票流、供应链票据等非结构化经营数据，通过联邦学习与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制定统一数据接口规范与脱敏分级标准，向持牌金融机构开放经治理的标签化数据服务（如“研发投入强度”“技术成熟度指数”“科创成长性评分”），支撑其训练差异化风控模型，实质性破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何德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张雪兰
| 产业追踪 内容提要：为提升银发经济视角下康养文旅产业的发展水平，本文围绕康养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重重挑战和有效发展模式展开一系列分析。结果表明，在银发经济的赋能下，康养文旅产业具有拓展市场规模、需求多元化等发展机遇，但同样也面临着供需错配问题突出、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不完善、专业人才匮乏、标准规范和协同机制有待完善等难题。实践证明，只有采取打造差异产品矩阵、构建全链服务网络、培育复合人才队伍、筑牢产业发展根基等策略，才能真正提升康养文旅产业的服务质量，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目标。 引言 随着我国银发群体规模的逐渐扩大，银发经济正逐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群体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逐步升级至健康养老、文化体验、休闲旅游等层面。康养文旅产业是深度融合养老产业和文旅产业的重要桥梁，不仅能满足老年群体在健康和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需求，更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因此，本文探讨在银发经济视角下推动康养文旅产业的健康发展路径，以期促进康养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一、银发经济视角下康养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生活需求 首先，老年群体高度注重疾病预防、康养护理、养生保健，而康养文旅产业在对医疗资源紧密融合后，还引进了养生理念，将旅游和健康服务相关联，以契合老年人在健康管理层面的需求。其次，采取集体出游、文化体验、兴趣社群等手段，为老年人打造更好的交流平台，缓解他们的孤独感，深化其在社会中的归属感，使其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逐步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最后，康养文旅产业能够创设个性化旅游线路、完善老年群体服务设施、提供多样化体验项目，满足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以便老年人在休闲度假中获得身心的双重满足。 （二）助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 康养文旅产业作为银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关乎着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效能。一方面，康养文旅产业在对住宿、餐饮、交通、医疗、文化等多元化元素进行深度整合后，能带动相关产业需求的增长，逐步扩大消费规模；还会创造服务、医护、运营管理等岗位，为社会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无形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康养文旅产业的飞速发展突破了养老产业、文旅产业、医疗健康产业之间的壁垒，凭借资源整合和重构功能，既拓展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又衍生出全新的医疗康养、文化旅居、智慧养老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成功转型。 （三）促进社会和谐 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康养文旅产业在对老年群体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重新定位后，有效缓解了养老资源的供需矛盾。其一，组织开展文化体验、技能学习、志愿服务等活动，为老年人创造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使其不仅能掌握全新的专业知识，还能充分展现自身价值。其二，采取亲子旅居、家庭主题活动等方式，为不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提供家人集体出行的场景，便于年轻群体深刻理解老年人的需求和价值，同样使老年人也能更好地参与现代生活，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其三，在康养文旅产业飞速发展的环境下，老年群体需求备受关注，逐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不仅能提升老年群体在生活中的幸福感，还能增强社会在老龄化问题中的集体应对意识，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银发经济视角下康养文旅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供需错配问题突出 现如今，虽然银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康养文旅产业面临供需错配的难题，已经阻碍其高质量发展进程。例如，部分企业仍采用传统文旅开发模式，盲目叠加养老设施和旅游景点，忽略了年龄、健康状况、消费能力的差异性，无法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化需求。 （二）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不完善 康养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服务配套体系的支持，但现有硬件设施适配性不足和服务体系专业化较低，已经阻碍了产业升级进程。具体来说，一些文旅景区、酒店、交通枢纽的设施设计，侧重于中青年群体，未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生理特征，影响了老年群体的出行体验，削弱了其主动参与康养文旅活动的意愿。此外，服务人员专业素养和老年群体需求差距较大，部分从业人员仅限于基础旅游服务技能层面，缺乏老年心理学、基础医疗护理、应急处理等专业知识的储备。 （三）专业人才匮乏 专业人才匮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前市场培养人才速度无法紧随产业发展趋势，一些高校设置的专业不符合产业实际需求，缺乏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使得康养文旅产业的专业人才数量不足。二是一些企业在导游、保洁等基础岗位投入大量人力资源，缺乏熟悉老年消费市场、具备产业整合能力、精通智能康养设备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三是部分从业人员并未参与过系统培训活动，在整个服务环节经常会出现应对失当、关怀不足等问题，影响了服务质量和老年群体的体验感。 （四）标准规范和协同机制有待完善 在银发经济视角下，康养文旅产业的发展面临标准体系建设落后和协同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方面，行业内部缺少涵盖服务流程、设施配置、专业人员资质等层面的规范指引，使得不同市场主体在服务供给中没有可参照的标准。当前，康养文旅产业缺乏全国统一且科学完善的行业标准，不仅对消费者的选择判断造成影响，还阻碍产业规模化、品质化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产业涉及的服务内容多元化，但现有跨领域协作机制存在衔接流程不清晰、信息共享不及时的问题，尤其缺乏完善的动态监测和反馈机制，无法第一时间响应服务过程的细节优化和问题语境，影响了产业服务品质的提升和消费者体验的稳定性。 三、银发经济视角下康养文旅产业发展的具体策略 （一）深耕需求分层，打造差异产品矩阵 为打破康养文旅产业供需错配的困境，需要全面了解老年群体的差异需求，采取精准画像和细分市场定位的手段，创建差异化产品矩阵，进而保证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具体来说，引进大数据分析技术，搭建包含老年群体需求的数据库，对市场的核心诉求进行精准识别，以创设适配不同需求的产品。同时，在产品模块中融入健康管理、文化浸润、社交互动等要素，逐步拥有涵盖全年龄段、全健康状态的产品体系，真正提升供给和需求的匹配效率，充分发挥银发群体的消费潜能。 以“泰康之家”的康养文旅产品体系为例，其依托深度需求分层机制，搭建了涵盖活力老人、需协助老人、失能失智老人的差异化矩阵。活力老人：强调以社交和自我实现为核心需求，推出文化旅居和兴趣社群融合的产品。与当地博物馆、景区等文化机构达成长期合作，规划出科学合理的旅游线路，其中还增设了面对面教学、老年大学书画交流等活动，以满足老年人文化体验的需求；组织在摄影、舞蹈、太极等领域建成兴趣社群，定期开展短途周边游活动，逐步深化老年群体的归属感。需协助老人：聚集安全边界和健康监测的需求，尽可能地选择交通便利、医疗资源密集的目的地。整个行程还搭配了专业护理人员和急救设备，特别是还在住宿酒店的房间内安装了防滑地板、紧急呼叫按钮，以应对突发状况。失能失智老人：侧重于医疗护理和亲情陪伴的需求。在和当地医院达成长期合作机制后，联手创设了绿色转诊通道，并且在周边的疗养基地开设了康复护理中心，提供专业褥疮护理、康复训练等服务；推出了“亲子陪伴套餐”，激励子女能够陪伴同行，不仅满足老人医疗方面的需求，还能缓解其孤独。 （二）完善设施建设，构建全链服务网络 为提升康养文旅产业的服务质量，保证老年群体出行的安全性、体验的舒适性，应该适当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以搭建覆盖全链条的服务网络体系。一方面，设施的完善涉及交通、住宿、景区等领域的硬件升级，并且能够综合考量老年群体的使用习惯，规避因过于智能化产生的操作障碍。另一方面，在搭建全链条服务网络体系后，应该突破碎片化服务模式的局限性，紧密结合交通接驳、健康监测、医疗支持、应急响应等环节，逐步形成包含出行前规划、途中照料、返程跟踪的服务体系。 以“康养旅居”的建设为例，其充分呈现了设施完善和全链服务网络融合的优势。具体来说，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在关键位置增设了不锈钢扶手和休息驿站；在住宿客房内安装防滑地板、床边扶手、智能夜灯，特别是还在卫生间搭配了可以升降的淋浴椅和紧急呼叫按钮；在景区内开放了无障碍接驳车，车内还专门设置了爱心专座和安全约束带；面向视力退化的老年人，采取了放大景区指示牌字体、融入语音导览系统的措施。此外，搭建全链服务网络体系，开发出智慧服务平台，便于老年人在子女或者是社区人员的帮助下，录入自身健康信息、饮食偏好等，自动生成个性化的行程方案；在高铁站到景区途中设置了无障碍专车接驳，并且还在景区内部设置了医疗服务站，定期为老年人提供免费健康监测服务；面向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老年人，开设文化体验、餐饮配送、洗衣保洁等增值服务项目，实现定制化服务。 （三）构建协同机制，培育复合人才队伍 创建多方协同机制，培育复合人才队伍，以满足产业在康养和文旅层面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其一，高校可以设置交叉专业，邀请企业参与课程设计环节，保证理论教学和实践技能相衔接。其二，行业协会深度整合医疗、文旅等领域的专家资源，大力开发标准化培训课程，为从业人员提供强化自身技能的机会。其三，有关部门可以实施补贴、职称评定等政策，增加人才流入数量。其四，企业则要搭建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和职业晋升机制，使岗位更具吸引力。 以康养文旅职业教育集团实践活动为例，其引进多方协同机制，成功培育了复合人才队伍，促进人才定制化培养和精准化输送目标的实现。一是在培养体系协同层面，高校创设了涵盖旅游管理、康养服务、交叉技能模块的课程内容，且定期邀请企业高管和医院专家参与授课，为学生创造进入企业实习的机会，使其参与老人活动方案制定、日常健康监测等环节，真正提升学生将来在岗位中的适配性。二是在培训资源协同层面，企业依托线上形式开发出“康养文旅云课堂”，详细收集了上百节课程，便于从业人员在其中免费学习；线下则定期组织开展“金牌管家”特训营活动，并采用理论和模拟实操融合的培训模式。三是在激励机制协同层面，有关部门面向社会发放了人才补贴，企业则创设了“星级服务师”晋升通道，有效吸引人才涌入。 （四）完善标准监管，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为保证康养文旅产业发展过程的规范性，时刻维护老年群体的权益，要创建完善的标准规范和监管机制，逐步推动产业成功转型，增强消费者的信任程度。具体而言，标准规范应涵盖产品、服务、安全维度，而监管机制则要搭建包含政府主导、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治理模式，从源头抵制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现象，还能依托正向激励机制，带动企业持续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推动康养文旅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康养文旅服务规范和监管试点”的实践活动为例，其成功搭建了行业标准监管体系，产业发展也逐步规范化。一方面，标准规范建立方面，当地推出了《康养文旅服务规范》地方标准。一是在产品分类和资质要求模块，细化康养文旅项目为健康疗养型、文化体验型、休闲旅居型，要求医疗康养项目合作资源资质要在二级以上。二是服务流程标准，为每一位老年人创建涵盖健康状况、饮食禁忌、紧急联系人的档案。三是安全保障标准，要求住宿环境搭配完善的防滑地板、紧急呼叫系统等设施。另一方面，监管机制的创新，搭建了“三色动态监管”模式，采取企业自主申报、部门联合检查、调查游客满意度等手段，对企业进行科学合理的评分。尤其是“银发维权直通车”的开放，提高了老年人投诉的便捷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伴随银发经济的持续发展，康养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既能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需求，更能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突显出探索发展路径的重要性和价值。展望未来，康养文旅产业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还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只有持续深化多元主体协同效能，不断探索和科技、文化、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途径，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更好地高质量发展。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讲师、博士 郭美含 ※ 在全球勘探活动低迷背景下，我国石油公司坚定落实“七年行动计划”，全国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连续6年实现年增超1.2万亿立方米，丰硕的勘探成果充分展现了我国石油公司的理论自信和技术实力，也为全球油气勘探增添了一抹亮色 ※ 21世纪以来，天然气开发紧跟勘探步伐，全力推进常规、非常规气藏快速建产和效益开发，天然气产量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24年全国天然气产量达2464亿立方米，连续8年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不仅有力保供了国内天然气消费，而且巩固了我国全球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地位 ※ 我国四大石油公司在推动天然气开发技术进步和产能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2024年产气占比96%，多元化开发主体有效提升了我国天然气的供给韧性 ※ 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川渝、海域四大供气区的建成，既满足了区域性消费需求，又提升了全国性保供的互联互促韧性，2024年四大气区产量占全国84.7%，成为我国天然气生产与供给的核心基地 ※ 一系列大中型气田的建成，有效拉动海域天然气产量快速上升，2024年达到250亿立方米，较2018年增长73%，海域有望成为我国天然气开发的重要接替领域 我国天然气产业起步较晚，大规模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克拉2整装气田的探明和建产，以及普光、涪陵等特大型常规和非常规气田的相继投产，全国天然气产量快速上升，逐步形成了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川渝、海域四大供气区。同时，配套建成投运西气东输、川气东送等大型跨区域天然气管道，以及中亚、中俄、中缅等跨国管道，沿海LNG接收站和地下储气库建设也快速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全产业链呈现蓬勃发展态势。2024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4261亿立方米，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达到8.8%，预计2025年消费量持续2%～3%的增长，天然气已成为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和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我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既与世界天然气供需格局息息相关，又坚持我国自身特色，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结构优势。特别是过去五年，面对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中东冲突、贸易摩擦等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天然气产业坚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产供储销贸全产业链齐发力、稳发展，真正实现了“风景这边独好”。 逆全球趋势持续加大勘探投资力度，天然气多领域获重大发现 石油价格下跌和能源转型导致全球油气勘探投资腰斩，前沿领域高风险勘探活动节奏放缓，大型油气发现偏少，勘探新增油气可采储量下降（图1）。全球勘探活动低迷背景下，我国石油公司坚定落实“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七年行动计划”（简称“七年行动计划”），2019年以来，持续加大勘探投资力度，2024年全国勘探投资总额近900亿元，较“七年行动计划”实施前的2018年增长41.3%，较阶段历史最低的2016年增长70.5%（图2、图3），同时，加强地质理论认识创新，推动天然气在深层超深层、海域、非常规、新区新领域、成熟探区等五大领域相继获多项勘探重大突破，全国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连续6年实现年增超1.2万亿立方米，丰硕的勘探成果充分展现了我国石油公司的理论自信和技术实力，也为全球油气勘探增添了一抹亮色。 
1.常规天然气勘探集中于西部叠合盆地 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相继获得多个勘探新突破。四川盆地二叠系—三叠系海相碳酸盐岩展现万亿立方米资源阵地，其中合川—潼南茅二段、綦江地区、川东北茅二段相控岩溶新领域、龙门山推覆体下盘栖霞组等均获重大勘探突破；德阳—安岳裂陷槽周缘震旦系—下古生界呈现万亿立方米增储潜力，大探1井在灯影组、威寒1井在宝塔组取得新突破，灯影组有利区和奥陶系有利区资源量合计超万亿立方米。准噶尔盆地南缘2021年呼探1井在清水河组钻遇超高压、中含凝析油凝析气藏，2023年呼101井在喀拉扎组和清水河组试获高产油气流，落实了准南缘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资源规模。塔里木盆地库车山前带、塔西南和顺北新区获重大突破，2022年克探1井获战略突破，实现了“克拉之下找克拉”的梦想；2022年库车坳陷上三叠统提出断控型致密砂岩气藏模式，由避开断裂到打断裂，在南斜坡带部署迪北5井获得工业气流，落实库车北部侏罗系阿合组有利区天然气资源量超万亿立方米；顺北4号、8号断裂通过勘探开发一体化实现两年快速探明。 2.非常规天然气渐成勘探增储主力 致密气在鄂尔多斯盆地获勘探重大突破，其中太原组灰岩发现横山气田，整体形成万亿立方米储量接替区；鄂北新召古生界按照“一体化西拓、勘探南北扩大”的思路获重大商业发现，2024年提交探明储量，培育了杭锦旗探区第二个千亿立方米探明储量规模阵地；本溪组海相砂岩2022年首次在海相砂岩气藏新增控制储量千亿立方米；鄂北东胜气田独贵—十里加汗区带新层系勘探获重要突破。页岩气在四川盆地连续获得多个重大发现，其中资201井在寒武系页岩获高产气流，评价有利区资源量超万亿立方米；川东南丁页11HF等一批常压页岩气井获工业气流，实现阳春沟常压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首个商业发现的大型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万亿立方米。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进入快车道，鄂尔多斯盆地探明3个千亿立方米级深层煤层气大气田，探明地质储量突破5000亿立方米。四川盆地川南大安地区龙潭组深层实施的嘉探1H井获工业突破，初步评价煤层气资源量超万亿立方米。 3.海域深水深层成为勘探新亮点 琼东南盆地探获全球首个超深水超浅层千亿立方米大气田—陵水36-1气田，推动“南海万亿大气区”建设完成最后一块拼图；海南岛东南部海域深水区深层发现宝岛21-1气田。渤海中生界火山岩、南海涠西南花岗岩低位潜山、海中凹陷陡坡带、白云凹陷深水深层抱球虫混积岩等新领域风险勘探接连获得突破，展现良好油气勘探前景。 常非并进，天然气开发连续八年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 我国天然气气藏类型多、分布层系多、地域分布广，进入21世纪以来，天然气开发紧跟勘探步伐，全力推进常规、非常规气藏快速建产和效益开发，天然气产量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24年全国天然气产量达2464亿立方米，连续8年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不仅有力保供了国内天然气消费，而且巩固了我国全球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地位（图4）。四大石油公司在推动天然气开发技术进步和产能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2024年产气占比96%，其中中国石油1586亿立方米、中国石化396亿立方米、中国海油278亿立方米、延长石油105亿立方米，多元化开发主体有效提升了我国天然气的供给韧性。同时，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川渝、海域四大供气区的建成，既满足了区域性消费需求，又提升了全国性保供的互联互促韧性。2024年四大气区产量占全国84.7%，成为我国天然气生产与供给的主力阵地。 
1.陆上常规气田持续稳产上产，稳居供气核心地位 陆上常规气田是我国天然气开发的基石，大部分气田建成投产早、规模大、开发时间较长，目前大多数已进入开发中后期，为了夯实供气基础，各大石油公司进一步加强老气田精细描述和综合调整，四川盆地安岳、普光、元坝等海相碳酸盐岩气田产量持续保持稳定；塔里木盆地克拉—克深气田、博孜—大北气田、玉东1气藏持续保持稳产。同时，加快天然气新增探明储量动用，加大新区产能建设力度，推进塔里木盆地库车克拉—克深气田、四川盆地川西气田、渡口河—七里北气田等规模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常规气产量稳中有升，2024年产量达到1378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56%左右，继续保持核心供气地位。 2.非常规气开发活跃，已成为天然气上产主阵地 2024年全国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超1000亿立方米，占总产量的44.3%，致密气和页岩气是近年来非常规开发领域的活跃分子。致密气在我国投入开发较早，基本集中于鄂尔多斯、四川盆地，相继建成了苏里格、大牛地、东胜、天府等大中型气田；目前大部分气田已进入开发中后期。为了减缓开发递减，各大石油公司积极开展气田精细开发调整，分级分类控递减，并推进气田全流程数智化管理，2024年全国致密气产量提升至676亿立方米，相较于2018年的345亿立方米，几乎翻番。页岩气最早的商业开发始于四川盆地的涪陵气田，该气田2014年正式投产，2018年3月累计建成年产能1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千万吨级大油田。涪陵气田是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同时也是全球除北美之外最大的页岩气田。涪陵气田成功实现商业开发后，四川盆地又相继发现和建成了威荣、川南等大中型页岩气田，开发层系也逐步向深层、新层系扩展。2024年，全国页岩气产量达到250亿立方米，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其中长宁—威远、涪陵和昭通三个海相页岩气示范区建设持续巩固，年产量达到170亿立方米，占全国页岩气产量的66%，深层页岩气在泸州、渝西取得新突破，产量规模提升至40亿立方米/年。我国煤层气开发较早，但受限于地质禀赋、技术等因素，产量增长缓慢，2024年全国煤层气产量166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总产量的6.7%。值得一提的是，近年鄂尔多斯盆地在深层煤层气开发领域实现新突破，2024年产量已达27亿立方米，预计深层将成为未来煤层气增产新亮点。 3.海域开发潜力大，有望成为产量接替重要阵地 我国深海天然气资源丰富，资源探明率低，特别是南海深水区探明率不足10%，未来勘探开发潜力巨大。近几年渤海、南海、东海实施多项开发重大建设工程，相继建成多个大中型气田。其中，2023年投产的渤中19-6气田，是我国东部第一个大型整装千亿立方米大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该项目已完成一期、二期建设和投运，累产气超过520亿立方米。南海“深海一号”是海洋石油工业自主挺进深海的里程碑式项目，标志着我国从装备技术到勘探开发能力全面实现从300米到1500米超深水的跨越。“深海一号”平台2021年6月正式投产，目前已完成一期、二期开发，投产后高峰年产量达到45亿立方米。一系列大中型气田的建成，有效拉动海域天然气产量快速上升，2024年达250亿立方米，较2018年增长73%。海域已成为我国天然气开发的重要接替领域。 消费增长强劲，中国仍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国天然气消费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消费也只呈现短暂波动，而后继续回归快速上升轨道。过去十年间，天然气消费在工业、商业、发电、化工和居民生活用气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图5），2024年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突破4000亿立方米，达到4261亿立方米，相比于2014年增长2391亿立方米，是2014年的2.3倍，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四大用气结构全面增长，其中城市燃气受益于城镇化建设提速和经济稳定发展，用气总量快速增长，2024年城燃用气1606亿立方米，占总消费量的37.7%；工业燃料用气1610亿立方米，占总消费量的37.8%；发电用气表现亮眼，随着新增装机的投运，发电用气快速增长，2024年发电用气量724亿立方米，占总消费量的17%；化工原料受政策趋严限制，用气需求较为平稳，整体规模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占比稳中有降，2024年化工用气320亿立方米，占总消费量的7.5%。我国天然气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既得益于经济的平稳运行，也受益于能源清洁低碳化进程加速。 
国内强劲的消费需求拉动进口天然气同步增长，2024年全国进口天然气1797亿立方米，进口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对外依存度42.2%。其中，LNG仍是进口主力，全年进口量1073亿立方米（7657万吨），占全球LNG产能的19.1%。LNG气源结构呈多元化态势，卡塔尔、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为主要进口来源国。其中，从澳大利亚进口LNG最多，进口量2619万吨；其次为卡塔尔，进口量1835万吨。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中美贸易战导致进口美国LNG贸易直接归零，但国内天然气市场供应平稳未受影响，充分证明多元化进口策略在保障我国供气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进口管道气主要来源于中亚、中俄、中缅三个战略通道，2024年进口管道气771亿立方米。其中，中缅管线自投运以来，受气源、气价等影响，一直未达到设计的100亿立方米/年管输量，2024年进口气34.6亿立方米。未来，随着全球天然气“美气西运、俄气东移”供需格局的深度调整，管道气进口规模仍有扩大潜力。 输储配一张网基本形成，全国联调联运能力大幅提升 我国天然气管网已初步形成了“西气东输、海气登陆、就近供应、北气南下”的总体供气格局，全国天然气管道、LNG接收站和地下储气库一张网基本形成。2024年底，全国累计建成投产天然气管道里程12.4万公里，其中，国家管网集团管道以国家干线及支线管网为主，总输气能力超过4600亿立方米/年，其管道总里程数约为5.9万公里，已建成西北、东北、西南和海上进口天然气“四大战略通道”和“三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的天然气管道以省内支线及资源上载管线为主。全国建成LNG接收站共31座（含转运站），接收能力15420万吨/年。已建成LNG储罐146个，总罐容2385万立方米。同时，储气库建设加速推进，2024年地下储气库设计工作气量达402亿立方米，有效工作气量约268亿立方米，达到全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6.2%，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但总体发展势头良好。随着全国天然气管网、储气调峰设施的建成和互联互通，天然气一次管输能力突破4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可按照市场和用户需求变化实现灵活调配，整体保供能力大幅提升。 核心法律出台为天然气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02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以下简称《能源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共同构成了我国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的基础性、支柱性法律框架。其中，《能源法》作为我国首部综合性能源基本法，具有里程碑意义，有效填补了该领域顶层设计的法律空白。《能源法》对油气上游产业提出了明确的总体要求：强化勘探开发力度，驱动科技创新与市场化改革，以实现油气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高质量支撑。在法律实施层面，该法明确提出“石油、天然气开发坚持陆上与海上并重，鼓励规模化开发致密油气、页岩油、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这一表述进一步明晰了油气上游产业发展的核心方向，标志着相关领域的法律根基得到实质性巩固，制度支撑体系更加健全有力。《能源法》的出台对天然气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意味着，接下来在战略规划、市场建设及天然气储备应急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措施并开展落实。同年出台的《天然气利用管理办法》则进一步规范了我国在天然气利用方向、消费结构优化、保障供气安全等领域的行为规范。 结语 “七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天然气产业表现强劲，韧性十足且独具特色：一是在资源保障方面，深层超深层、海域、非常规勘探屡获突破，海相碳酸盐气、致密气、页岩气、煤层气开发多头并进，推动国内天然气产量快速上升；同时，天然气进口规模、稳定性、安全性大幅提升，联合国内自产气有力保障了市场需求，多元化、平稳化已成为我国天然气资源供给的显著特征。二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互联互通，大幅提高流转效率。全国干线管道互联率已达92%，沿海LNG接收站基本布局完成，储气库调峰能力显著改善，为系统调峰和应急处置提供了坚实基础。三是在技术创新方面，超万米深地钻探技术、175兆帕电动压裂装备、海底地震勘探系统、1422毫米管道内检测器等重大装备与技术实现国产化突破，人工智能推动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转型。四是在体制创新与市场活力释放方面，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制度不断深化，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矿权登记企业数量增至70家以上，多元竞争格局初步形成。“X+1+X”市场体系建设在产业链各环节取得显著进展，LNG进口主体数量翻倍，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向社会资本开放；“全国一张网”架构基本建成，运销分离与公平开放全面推进，托运商数量大幅增长，中小主体参与度显著提升，跨省管道“一区一价”定价机制全面实施，管网调度与互联互通效率不断提升；上海、重庆等天然气交易中心有效提升了天然气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能力。 总体来看，我国天然气产业正处在从规模化发展向高质量转型的关键阶段，特别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裹挟天然气供需格局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各大石油公司坚定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大力实施“七年行动计划”，在天然气勘探开发、输配储体系建设、销售利用、国际贸易等全产业链各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既保障了国家经济发展用气需求，也给平淡发展的全球天然气版图增添了一抹亮丽的中国色！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首席专家 朱学谦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基于此，立足于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演进趋势，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系统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瓶颈，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旨在为我国低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与有效的实践指引。 关键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产业，价值意蕴，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也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工作重心。在人工智能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不仅关系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释放，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支点，亟须加强系统研究与战略布局。 一、人工智能时代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 低空经济作为一种以空域资源开发为核心、依托技术突破与产业协同的复合型经济形态，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2]。人工智能赋能下的低空经济产业，其高质量发展，不仅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也承载着社会与战略层面的深远意义。 （一）有助于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 低空经济涵盖无人机、通用航空、低空物流、空中交通管理等多个细分领域，具有覆盖面广、应用场景丰富、产业延展性强等特点。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低空经济的发展正不断突破传统航空业的边界，从过去以运输和作业为主，逐步扩展到智能巡检、农业植保、应急救援、快递配送、文旅拍摄等多元应用场景。人工智能的加入，使飞行器具备自主飞行、环境识别、智能调度等能力，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和安全水平，也推动整个行业向“智能化、网络化、精细化”方向转型升级。这一进程不仅延长了传统航空产业链条，形成了涵盖硬件制造、软件系统、运营服务、数据应用等环节的完整生态，还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例如，低空物流的发展促进了智能仓储、数据处理、云平台服务等关联行业的成长，也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等注入了新的增长点。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和经济相对薄弱地区，低空经济为当地提供了产业转型和招商引资的新机会，成为拉动区域经济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 （二）有利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的融合发展，为新技术落地提供了丰富的实际场景，有效促进了智能算法、传感器技术、路径规划、自动控制等关键技术的迭代和完善。在低空飞行器运行中，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提升了自主飞行和环境感知的能力，也优化了飞行路径选择、任务调度与实时应变能力，提高了运行效率和安全性。同时，智能系统对海量飞行数据的分析与处理，为行业提供了更精准的决策支持，推动了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的持续创新。这一融合趋势也促使低空经济上下游各环节加快技术升级，增强协同能力。制造端需要适配新一代智能芯片与高性能控制系统，软件开发方则需提供更稳定的算法模型和数据处理平台，运营端也在探索更加高效的任务执行与管理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技术壁垒被打破，不同行业之间的资源整合更加紧密，推动形成了“技术共建、成果共享”的发展格局。此外，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缩短了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实际应用的转化周期，提高了技术成果的落地效率。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也增强了产业对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为低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与活力。 （三）能够提升公共服务与治理水平 低空经济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应急救援、城市管理、农业监测和医疗配送等方面优势突出。以应急救援为例，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能够在灾害发生后快速抵达现场，进行空中勘查、信息传输和物资投送，大大提高了反应速度和救援效率。在城市管理中，低空技术可用于高空巡查、交通监测、环境执法等日常事务，提升了管理的精准性与覆盖面；在农业领域，低空飞行设备配合遥感技术，可实现大范围农田的精准监测与病虫害预警，为农业精细化管理提供有力支持；医疗配送方面，无人机可在偏远或交通不畅地区快速投递药品和检验样本，缓解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升了医疗响应能力。通过这些实际应用，低空经济推动了传统服务模式向“空地一体化”或“低空立体化”转变，实现了更高效的资源调配与服务供给。与此同时，相关技术的发展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也在不断提升城市运行的智能化水平，增强了社会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有助于推进公共治理体系更加精细、灵活与高效。 二、人工智能时代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的深度融合为相关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应用场景，提升了技术效率，并推动了新兴服务模式的发展，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核心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政策法规体系不够完善以及产业链协同不足等问题，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低空经济的健康、有序和高质量发展，亟须通过多方协同努力加以破解与优化。 （一）技术体系尚不成熟 目前，低空飞行器在智能导航、避障系统、数据处理等关键环节仍面临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进而制约了其在更大范围内的应用。特别是在复杂环境下，飞行器的自主导航和避障能力尚未完全成熟，无法在各种恶劣天气和地形条件下保持稳定飞行。这种不稳定性不仅增加了飞行事故的风险，还降低了公众对低空飞行器应用的信任度。与此同时，低空飞行器在数据处理方面的效率和精准度也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大规模数据实时处理和分析的过程中，技术的瓶颈限制了飞行器执行任务的能力。此外，当前低空经济产业的技术标准并不统一，不同企业在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标准差异较大，这导致了系统兼容性和协同运行的困难。各企业独立制定的技术方案和接口规范，往往无法与其他厂商的设备和系统实现无缝对接，从而影响了整个产业链的协作效率。在此背景下，不同设备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受到限制，进而阻碍了低空经济产业的整体发展。为了突破这一困境，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行业内的标准化和统一，才能有效推动低空经济的规模化应用，并实现跨企业、跨行业的协同发展。 （二）政策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低空空域的开放和管理机制仍处于初步阶段，相关法规标准尚不健全，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尚不完善[3]。尤其是在飞行审批、航线规划、安全监管等方面，现有的规则存在一定的空白或执行不力的情况，导致低空飞行活动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面临不确定性。由于低空空域涉及多个领域的利益，包括航空、交通、地方政府等，各方协调不够，造成了低空飞行的监管难度加大，管理层面的不统一也影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此外，低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飞行器的使用、航空器与空域之间的协同管理等问题还未得到全面有效的解决，这进一步增加了飞行操作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另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低空经济中的应用日益深入，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低空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会收集大量的地理信息、图像数据和实时监控数据，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和监管机制，可能会引发数据泄露或滥用等问题。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带来了算法偏见和决策不透明等潜在风险，对社会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产业链协同不足 目前，低空经济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依赖进口，制约了我国低空经济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特别是在飞行器的智能化、自动控制、数据处理等高端技术领域，许多核心组件仍需从国外采购，这不仅增加了产业链的脆弱性，还使我国在全球供应链波动和外部技术封锁面前面临一定风险。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使得低空经济产业在技术突破、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相对滞后，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与此同时，低空经济行业中的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积累和资金投入的双重压力。由于低空飞行器的研发周期较长、技术门槛高，企业在研发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储备，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和技术团队，导致其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和技术的缺口限制了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拓展，许多中小企业难以承受高额的研发投入，也无法在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定上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使其发展前景受到较大限制。 三、人工智能时代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关系我国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问题，是必须紧紧抓住的战略制高点[4]。这一论述鲜明揭示了人工智能不仅是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也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人工智能时代，结合低空经济的当前发展环境，提出持续推动其发展的行动要领[5]，以确保低空经济能够在创新和可持续性上取得长足进步。 （一）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应加大对低空经济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特别是在智能导航、避障系统、飞行控制、数据处理等核心技术领域，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增强自主研发能力。随着低空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创新和突破将成为推动产业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国家应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加强对低空经济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并鼓励相关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应推动企业技术由引进转向自主研发，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增强行业整体的自主可控性。 为了更好地推动技术进步，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至关重要。通过平台的建设，科研机构、企业和高校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强大的技术攻关合力，促进低空经济领域关键技术的快速突破。通过合作创新，不仅可以提升各方的研发能力，还能推动技术的转化应用，加速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此外，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帮助它们克服技术创新中的困难，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多方协同合作与共同努力，我国有望在低空经济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健全低空经济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管理机制 政府应加强低空空域管理，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推动低空空域的科学开放与合理规划，以确保低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合理的空域资源分配将有助于提升飞行效率，减少飞行冲突，保障飞行安全。政府应加强对低空空域的管理，制定适应市场发展的开放政策，并为低空飞行活动提供更加明确的规范。此外，飞行审批、航线规划和安全监管等方面的法规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应建立健全飞行审批流程，确保低空飞行活动安全可控，避免因管理不当引发安全隐患。同时，要加强空域内的安全监管，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保障低空经济的顺利运行。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也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低空飞行过程中，政府应对低空经济应用中的数据处理、存储和传输等环节制定严格的法律要求，防止个人信息泄露或滥用，提升公众对低空经济的信任。 （三）促进产业协同与跨领域合作 低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飞行器制造企业在技术上的突破，还需要与物流、农业、城市管理、应急救援等多个行业形成有效的协同效应。各个行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将有助于推动低空经济的全面发展。例如，在物流行业中，低空飞行器可以实现快速配送，尤其是在偏远地区，能够大大提高配送效率；而在农业领域，低空飞行器可以通过精准喷洒农药、播种等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在城市管理方面，低空飞行器能够为交通监控、环境监测等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低空经济的高效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推动产业链的建设。首先，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低空经济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各行业之间的协同创新提供政策保障。通过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行业组织合作，共同攻克技术难题，推动低空经济的技术进步。其次，企业应发挥创新主体作用，推动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在低空经济的产业链中，飞行器制造企业不仅要专注于飞行器本身的技术提升，还应与物流公司、农业生产企业、城市管理部门等进行深度合作，共同开发出更符合各行业需求的应用场景与解决方案。最后，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通过加强对低空经济的普及与宣传，提升公众对其认识和接受度。同时，各类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可以搭建平台，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经验交流。通过多方共同努力，低空经济的各个环节能够实现高效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链的有机整合，从而实现从生产到应用的无缝对接，为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低空经济，不仅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也提升了社会服务效率与治理水平。这一融合进程丰富了产业内涵，推动了转型升级。未来，应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技术攻关能力，促进多领域协同，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与坚实可靠的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8. [2]谢捷，陈柳钦.低空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制与路径[J].沿海企业与科技，2025（1）：7-13. [3]卫静，姚雪冰，陈旭辉，等.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J].通信企业管理，2025（2）：6-10. [4]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19. [5]王世泰，谭冲.低空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理、核心要义及行动要领[J].企业科技与发展，2025（1）：29-35. 中共株洲市委党校 李青利 | 区域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25年11月7日至8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考察，强调要“久久为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全流程协作，有效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一重要论述，为新阶段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对于准确把握新阶段粤港澳合作的着力点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1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拉近粤港澳合作的空间距离 以交通、信息、能源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粤港澳深度合作的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凭借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多层次立体化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通关便利化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现代水利基础设施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尤其是在交通基础设施和通关便利化基础设施建设上，更是让大湾区民众切身感受到空间距离的拉近。 近年来，随着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等相继建成通车，广深港高铁、莞惠城际等轨道交通网络持续加密，以及“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政策的顺利实施，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网络正在加速升级。去年1月至10月，珠江口跨江跨海通道（黄埔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车流量共计1.37亿车次，同比增长10.52％。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过2800公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500公里，“1小时生活圈”加速扩围。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密集机场群，其中包括广州、深圳、香港三座国际枢纽型机场。大湾区还有成熟的港口，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客货运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一个涵盖陆海空，跨境跨江跨海的互联互通立体化交通网络正在形成。 在跨境通关基础设施上，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应用，大湾区跨境口岸通关效率显著提升。“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已在横琴口岸全面实施，旅客“在一个大厅、排一次队”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十五运”期间，针对公路自行车赛和马拉松赛等两项跨境赛事，深圳海关、拱北海关创新采用前置查验、全程封闭、无感通关等模式，实现了跨境“无感通关”。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拉近了粤港澳的时空距离，也重塑了区域经济地理格局，为要素高效流动、产业协同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基础设施“硬联通”仍是粤港澳合作的重点，随着深江铁路、狮子洋通道、莲花山过江通道、深珠通道等重大工程的建设完成，珠江口两岸的联通，100公里黄金内湾的联通将会更加便利高效，一个内联外通、便捷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速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具备更为扎实的硬件条件。 2 以协同创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当前，全球竞争的本质是科技与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定位之一就是“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粤港澳三地资源、创新禀赋各异，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澳门的特色学科资源、广深的科技创新与产业配套能力，在国家政策、创新平台、优势互补、产学研协同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建成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与能力。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个大湾区重大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粤港澳三地在重大科技创新集群建设、跨境科研合作机制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等方面全面发力。在重大科技创新集群建设上，大湾区已布局多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科技集群，形成了覆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产业支撑的完整产业链。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9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超越东京—横滨集群，位居全球榜首。在跨境科研合作机制上，粤港澳大湾区已构建起一个层次清晰、类型多样的科技研发体系。目前，大湾区已布局9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2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33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 在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上，截至2025年6月，大湾区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81.7万件，占全国总量的约1/6；2025年上半年湾区内创新主体提交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1.35万件，同比增长超过30％；2025年11月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共达成投资和贸易项目2073个、投资和贸易金额2.03万亿元。联合科技创新带动的产业技术创新正在让大湾区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兴业的“引力场”。 面向未来，粤港澳深度合作应瞄准世界科技最前沿，加大对重大前沿科技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前瞻性布局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发挥港澳国际化和“超级联络人”优势，不断完善科技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国际化科研环境和一流开放创新生态，推动大湾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全力打造国际科创中心。 3 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破制度壁垒，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片独特的区域——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国际上没有先例。 这就决定了推进粤港澳深度合作需要突破体制机制性约束，通过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破制度壁垒，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区域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便有关于促进要素便捷流动、优化配置，加强政策协调和规划衔接等方面的要求。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这就意味着包括规则、规范、标准、惯例等区域发展层面的具体制度，以及区域协调、区域融合、区域治理层面的体制机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粤港澳深度合作的重要前提。 近年来，大湾区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如为推进湾区的“标准”衔接，粤港澳三地累计发布262项“湾区标准”，覆盖交通、中医药、养老服务等36个领域。为推进湾区的人才合作、职业认可，人社部、广东、香港、澳门四方签署《共建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度合作备忘录》，目前超8000名港澳专业人才在粤执业，纳入广东省就业登记管理的港澳居民超16万人。为促进跨境经济民生融合，“跨境理财通”“港澳药械通”“湾事通”“湾区社保通”等相继落地，“跨境理财通”业务规模突破1200亿元，“港澳药械通”惠及患者超万人，岭南通与八达通、澳门通实现了互联互通。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当地有序衔接澳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医疗等先行试点各项政策基本落地，已有近2.8万澳门居民在合作区生活就业。 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可破解“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壁垒。通过系列推进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人员货物往来便利化、社会民生便利化举措，打通大湾区各类要素跨境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提升人员车辆往来、货物通关、资金跨境、数据安全传输等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充分释放大湾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大湾区在全球范围集聚和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的能力。 面向未来，粤港澳深度合作还应继续强化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尤其是注重加强在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全流程协作，有效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为服务粤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激发统一大市场经济活力，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创造优越的制度条件。 4 以粤港澳民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优质生活圈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从社会民生角度切入，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实现生活日常的融入，让大湾区居民在日常交往交流交融中建立生活共同体，是粤港澳深度合作的另一关键着力点。 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多项便利港澳民众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如在内地就业的港澳人士可缴存住房公积金，享有与内地居民同等待遇；在内地居住并符合资格的港澳居民可申请领取居住证，在内地的居住地依法享有三项权利、六项基本公共服务及九项便利，涵盖就业、教育、医疗、旅游、金融等范畴；自2020年1月1日起，在内地就业、居住和就读的港澳居民可依法在内地参加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享受与内地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险待遇。政策举措涉及教育、就业、居住、医疗、养老、旅游、社保等诸多民生范畴，为大湾区打造优质生活圈创设了政策前提。 粤港澳三地近年在就业创业、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各领域的合作，使得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加快形成。目前，有超过20万港澳居民在广东工作，港澳居民在广东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超过35万人次；大湾区建成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体系，累计孵化港澳项目近4000个；在持续的“北上”消费潮推动下，港澳居民北上日益频繁，2025年上半年，香港入境旅客达2400万人次，澳门入境旅客1921.9万人次，同比增长14.9％。这些都可以看见蕴藏在民间的对于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的强大动力。 三江汇集，八口入海。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一个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正在这片土地上加速崛起。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港澳与内地经贸、科技、人文等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政策措施。”面向未来，应通过完善、优化各类便利化措施，持续推动粤港澳三地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让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前景光明，任重道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要求，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努力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新中国成立以来粤港澳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22VMZ007）阶段性成果。】 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教授 张龙平；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余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深化跨行政区合作。从发展实践看，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本质上是要素流动不畅、功能分工割裂、边界制约协同所致，推动区域之间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实现优势互补和区域联动发展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深化，我国区域联动发展呈现出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拓展的联动发展格局，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层级、网络化的“点—线—面”区域联动格局加快形成 从区域联动的空间形态看，“点—点联动”是最基础，也是最为活跃的形态，主要表现为重点城市之间的高频互动与功能协同。在全国尺度上，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通过产业分工深化、创新资源共享和要素跨区域流动，逐步构建起覆盖全国的“点对点”联动网络。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上海市数据局联合上海财经大学笔者团队，已连续六年开展“上海与全国城市间区域联动指数”研究，覆盖148个样本城市，系统刻画了上海与全国主要城市区域联动水平。最新发布的2025年上海与全国主要城市的联动发展结果显示，在与上海联动水平最强的前十名城市中，北京、广州均位居前列；成都、武汉、重庆、天津、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也稳居前20，充分体现出中心城市之间联动强度高的特点。随着联动层级不断提升，国家中心城市逐步由单点带动向网络协同转变，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发挥引领作用。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核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功能互补，构建起梯度清晰、协同有序的城市群联动体系，在全国空间范围上呈现出“大钻石菱形”网络格局。这种点状联动不仅显著提升了区域整体竞争力，也为促进区域发展协调性提供了重要支撑。 如果说“点—点联动”解决的是城市间和城市群的协同问题，那么“点—线联动”则着力于通过通道和走廊，打通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脉络。近年来，我国依托自然地理格局和重大基础设施，逐步形成了以江海联动、江河联动为纽带的区域联动体系。前者以长江口区域为例，上海、苏州、南通是长江口区域的重要城市，从区域联动水平看，上海与苏州的联动强度长期位居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京；上海与南通的联动水平也稳居前十，充分体现出江海联动对区域协同发展的显著带动作用。江河联动则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上海与南昌、武汉、长沙、成都、重庆等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保持较高水平的区域联动，其联动水平均处于样本城市的前25%。在这一过程中，流域不再只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单元，而是逐步转化为功能互联、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这种以“线”为纽带的联动方式，有效缓解了区域发展中的断层问题，增强了区域整体的连通性和协调性。 在点与线联动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区域联动正向“点—线—面联动”转变，表现为跨区域、跨板块的整体协同发展。其核心特征是突破单一城市群或区域范围，在更广阔空间中统筹资源配置与功能布局。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点—线—面”联动正在加快成形。以西安、重庆、成都、武汉、郑州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为引领，通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郑（州）西（安）地区双城合作带、长江经济带以及西成高铁、京广线等重要通道和平台的联结，中西部地区逐步构建起多节点支撑、相互联通的“小钻石菱形”网络联动结构。这一结构不仅有利于强化中西部区域内部的协同发展能力，加快培育中西部增长极，更是打造陆港型全球城市区域和向西向陆开放的空间基础。另一方面，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的联动持续深化，跨板块协调发展机制不断完善。随着区域重大战略协同推进以及对口合作、对口支援、对口协作等机制逐步常态化，各板块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更加清晰，比较优势得到更好发挥，区域间正在由竞争向竞合和区域联动发展转变，形成了优势互补、协调并进的整体发展态势。 深化区域联动发展，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 区域联动是在更大空间尺度上统筹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分工，通过协同发展放大整体效能，实现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随着区域联动不断深化，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联动发展格局，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以深化跨行政区合作为抓手，夯实区域联动的制度基础。一方面，应从小尺度、可操作的省域毗邻地区入手，探索跨区域联动发展的有效路径。通过共编规划、共建园区、共推项目，在毗邻区率先实现产业布局、空间开发和公共服务的协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跨省域规划衔接、政策协同和项目共建方面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小切口跨区域合作在推动更大空间联动中的示范意义。另一方面，要创新区域合作模式，深化飞地合作、“蛙跳”合作等机制，推动资源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同时，持续完善对口合作、对口支援和对口协作机制，引导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优势互补，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赋能，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撑。 以畅通要素流动通道为突破口，破解区域联动的现实梗阻。一方面，应围绕城市群和都市圈，加强跨区域交通走廊、综合枢纽和多式联运体系的系统衔接，推动基础设施协同布局，着力消除“断头路”“瓶颈段”等制约联动效能的基础堵点。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推进产业准入、市场监管、要素交易等规则对接和政策协同，逐步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使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愿流动、易流动、优配置”。此外，应紧扣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实际需求，重点推进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医疗服务异地协作和社会保障跨区域衔接，探索公共服务在城市群和都市圈等更大范围内的统一标准和互认机制。 以功能协同和分工优化为导向，提升区域发展的整体效能。一方面，应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比较优势，明确在区域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形成错位发展、协同配合的格局。发达地区重点强化创新策源、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功能，欠发达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展配套产业，实现嵌入式发展和能力提升。另一方面，要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的跨区域协同布局，增强产业体系的韧性和安全性。以区域联动将分散增长点整合为协同增长极，推动区域发展由局部突破向整体提升转变。 以协同治理为保障，推动区域联动走深走实。一方面，应健全跨区域协调的组织和运行机制。探索建立城市群联盟、毗邻区协同发展联盟等常态化协作平台，明确联动事项清单和分工机制，在重大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布局和重要政策出台前开展联合研究和协商，避免事后反复协调、被动调整。另一方面，要完善利益协调和责任共担机制，增强区域联动的内生动力。通过在产业共建、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供给中探索成本共担、收益共享、风险共管的制度安排，稳定区域合作预期，实现区域联动的互利共赢。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学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玄泽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面对城市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生活新需求，要以高效能治理为支撑，高质量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 一、坚持以人为本，培育绿色生活新风尚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仅意味着要通过城市现代化来服务人民，还应推动人民城市人民建。坚持以人为本，培育绿色生活新风尚是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精神内核，通过了解民情、吸纳民意、汇聚民智，推动城市发展以人民为中心。 第一，强化教育引导，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改变公众认知是培育绿色生活新风尚的基础。一是在基层社区开展以“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宣讲活动，结合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等居民日常生活场景进行常态化宣传，大力培育社区环保风尚。二是实施家校联动教育，在学前阶段与中小学阶段开展绿植领养、环保手工等趣味实践活动，鼓励高校培育绿色技术、生态城市规划等方向的专业型人才。三是充分利用博物馆、科技馆等场馆，多种渠道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 第二，进一步畅通公众参与和监督渠道。只有形成政府和公众的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将城市绿色发展蓝图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一是搭建多元便捷的数字化智慧平台，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参与过程的透明度。二是开展“绿色社区”创建活动，通过居民议事会等形式进行民主协商，共同决策社区的绿化建设、节能改造等事宜，实现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微观落地。三是支持环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优化政策环境，建立制度化的沟通与磋商机制，鼓励环保社会组织积极探索城市绿色建设创新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优化城市绿色资源配置上的协同共治效果。 二、创新治理格局，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创新治理格局是增强城市发展活力和动力的内在要求。 第一，竞争有序、配置高效的市场体系是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一是营造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完善绿色标准体系，充分发挥绿色标准的制度保障、技术方向指导、市场牵引作用，加快推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二是科学合理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更好地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领域集聚。三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多样化、可持续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畅通绿色低碳产品产供销链条，着力营造绿色低碳发展环境。 第二，聚焦核心领域，推进科技创新赋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十五五”时期，唯有坚定不移走好科技创新之路，才能不断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是实现工业领域节能降耗与资源循环利用，加大对氢能、生物质能等创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钢铁、化工、水泥等传统高耗能产业从“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驱动型”。二是搭建城市级数字孪生平台，促进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城市治理领域感知监测、数据采集、分析决策等方面的应用，实现数字技术和城市治理的良性互动。三是推动高质量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打造高品质城市绿色建筑群，大力推广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 三、以系统观念优化绿色空间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系统观念、坚持科学治理，进行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第一，科学规划推进城市建设提质增效。推进城市建设提质增效不仅是衡量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还是优化城市绿色空间布局的战略支点。一是在规划理念上，要确保城市绿色工程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使绿色转型成果惠及城市中的所有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将包容共享的理念深植于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全过程。二是在规划设计上，强化系统性引领，优化城市设计，促进能源、交通等系统的协同规划与整合，实现资源的梯级利用与循环再生。针对老旧小区进行适老化与绿色化改造，全面升级水电管网与排水系统，充分利用现有空间，通过见缝插绿和立面增绿的方式，增加绿化面积，打造全新宜居社区空间。 第二，坚持发展绿色低碳交通网络。实现交通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是优化城市绿色空间布局的重要途径。一是推动清洁能源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与创新，既要针对“用能终端”不同车型的电动化采取分场景、差异化的推进策略，还要在“能源源头”同步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二是公共交通系统的优化与提升。公共交通在城市绿色低碳交通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要结合不同城市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效率、高覆盖率、高吸引力的公共交通系统。三是慢行交通系统的构建与完善。通过设置专用道、绿道等物理隔离以及规范非机动车管理等措施，为步行和自行车等慢行交通提供独立、安全的通行空间，同时通过规划建设充足的遮阴绿化和休憩设施，提升慢行交通的舒适度，营造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 第三，开展城市绿色生态修复工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优化城市绿色空间布局的必然选择。一是实施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从工业污染管控和生活污水治理两方面协同推进污染物排放源头控制，构建全方位、智慧化的“人防+技防”监管网络，改善水环境，推进水生态系统重建。二是实施城市植被恢复工程，在保护原有植物的基础上，选用适合当地生长的水生植物等，并在一些节点位置增加观赏性景观植物的比例，丰富城市季相景观。三是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优化城市生态廊道，通过整合公园、湿地、林地等，提升城市生态系统连通性、互补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JW01-03阶段性成果） 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立群；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高璐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都对城市工作作了安排部署。在新阶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刻把握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的内在要求，培育城市创新生态、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强化城市文化滋养，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 新时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提高到2024年的67%，城镇人口由7.2亿增加到9.4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发达国家长时间才实现的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承载能力不断增强，城市发展能级全面提升，城市环境治理卓有成效，宜业宜居水平稳步提高。但是，城市的快速扩张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病”。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压缩传统产业发展空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降低城市对优质劳动力的吸引力，基础设施水平落后严重影响城市经济循环畅通。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意味着对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出了更高更深刻的要求。“提质”意味着城市发展的结构优化、城市功能的系统升级，需要强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能力作支撑：“增效”意味着必须用更少的资源成本、更小的环境代价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社会效益和生态成果等，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精细化城市治理来实现。可以说，无论是解决“城市病”问题，还是实现“提质增效”要求，都意味着城市发展必须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活力，实现城市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城市工作必须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作为最终标准。目前，人民群众对于城市生活的现实需要，已经变化为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全方位需求。经济方面，人们期待城市能够提供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的就业环境，期待城市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消费场域。政治方面，人们期待深度参与城市治理建设进程，希望能够将自己对城市的期待愿望转化成美好实际。社会方面，人们期待公平的社会保障、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普惠的基础民生服务和可及的多样化社会服务。文化方面，人们渴望城市能够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和高品质的文艺活动，希望能够保护好传承好城市的独特历史文脉、建筑风格与地域文化。生态文明方面，人们希望生活在“森林城市”“花园城市”中，期待生产生活环境的空间规划更加科学合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城市生活的这些现实需要，就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核心任务。只有持续增强城市发展的动力活力，才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城市打造成为一个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拥有归属感的美好家园。 做好改革创新大文章 持续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必须做好改革创新大文章。在“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的新阶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关注内涵培育、创新驱动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增强其内生动力与活力的关键。 培育创新生态，持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精准把握城市的禀赋特征和产业基础，培育特色产业，营造科技发展的创新生态，锻造新的城市竞争力。以西安为例，要充分立足科教资源丰富、传统工业底蕴深厚的城市发展实际，充分发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双中心”城市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产业布局，优先发展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数智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构建创新平台体系；构建产业生态体系，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合作；构建要素支撑体系，发挥各类要素的支撑作用；构建制度环境体系，提供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有效制度供给。 优化发展环境，破解制约城市动力活力的关键难题。一是要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坚持精准引才、柔性用才、系统育才、用心留才，围绕本地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精准绘制“人才地图”。二是要营造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三是要营造“宜居乐业”的城市环境，关注“一老一小”，强化民生保障，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等。 强化文化滋养，将文化势能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一是善用城市自身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蕴涵的优秀文化资源，以现代创意和数字技术赋能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历史积淀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当代标识。二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将文化元素融入旅游体验全链条，挖掘城市街巷、工业遗产中的文化要素，打造新型文化旅游空间，发展“文旅＋”新业态，探索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三是提升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增加市民文化生活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推动文化惠民工程等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让文化成果更好地惠及于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西安交通大学 刘源 郝雨欣 | 企业管理 摘要：在城投公司不断推进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财务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影响其高质量运营的重要因素。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财务风险识别与管控的必要性，搭建涵盖风险类型、成因及特点在内的基本框架，并从项目分类管控、内部管理优化及外部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文章细致梳理实际操作环节，强调动态识别及多元应对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价值，力求为城投公司提升资金调度效率提供思路。 关键词：城投公司，财务风险识别，管控策略 0 引言 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城投公司的经营方式正从“依赖政府信用”慢慢转向“以项目收益为导向”，这也使其财务稳定性所依赖的基础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识别负债积压、回款拖延、成本超支等关键风险点，是提升管理效率的重点。也正因为如此，建立清晰有效的风险识别方法，并形成灵活应对的管控方式，已成为保障城投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1 城投公司财务风险识别与管控的必要性 1.1 扩大资金规模 当前，项目储备数量不断增加，城投公司在基础设施、民生配套等领域的资金需求持续扩大[1]。在实际运营中，公司频繁出现长期负债集中到期、现金流压力加剧、融资成本上升等问题，导致资金调配失衡，由此将引发一系列潜在风险。识别资金扩张过程中的关键风险节点，有助于厘清投资回报及资金来源的关系，从而压实债务合理性。公司在管控路径选择中应关注闭合项目资金、匹配偿债节奏及协调融资结构等方面问题，以防止资金错配对整体财务安全造成冲击。扩展资金规模行为本质上存在延迟性风险，若缺乏动态预警则将削弱公司对风险变化趋势的感知力。 1.2 财务信息分散 在复杂业务并行、项目类型多样的财务环境下，财务信息集中程度直接影响风险识别的效率。当前，城投公司普遍存在信息流不畅、数据口径不一致以及财务数据更新滞后问题，容易导致财务管理出现盲区，使风险预判难以精准响应。在多项目、多主体同时运作的情况下，各业务板块在核算口径、报表格式及成本归集方式上存在差异，将造成数据对接效率低下。一旦缺乏统一信息归集逻辑，资产负债状态、资金流动路径及项目盈亏表现就将难以形成有效联动，随之增加财务风险的潜伏性。公司加强风险识别的首要前提在于夯实基础数据的完整性，保障关键指标的交叉验证[2]。 1.3 市场制度欠缺 城投公司长期以政策性职能为主，市场化运作逻辑尚未完全建立，导致财务风险识别方式仍存在路径依赖。项目选择、资金投向、成本控制等关键环节受行政主导倾向影响较大，缺乏真实评估市场反馈与盈利能力。在此结构下，风险识别往往滞后于业务变化，容易产生投资失衡、收益脱节等问题。一旦缺乏市场价格制度约束，财务决策就将缺少客观参考，进而削弱成本控制及回报评估的准确性。管控层面往往依赖传统指标判断，缺乏风险信号的多维度综合分析，使防范措施滞后于风险暴露。因此，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需依赖信息透明、价值导向明确的运作逻辑，否则财务运行将长期处于外部调控与内部评估割裂的状态。 2 城投公司财务风险的理论框架 2.1 财务风险定义与分类 财务风险指的是企业在筹集资金、日常运营或收益分配过程中，因为外部环境变化或者内部决策失误，可能出现资产亏损、现金流断裂或还债能力下降等不确定性问题[3]。同时，财务风险一般会根据来源来分类，如融资风险、流动性风险、投资回报风险、负债结构风险与信用风险等。在实际操作中，这些不同类型的风险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融资条件一旦变差将会加大偿债压力影响资金流动，回款若不及时也可能打乱投资安排导致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所以，把不同类型的风险划分清楚是提升城投公司财务风险识别能力的基础。分类明确有助于聚焦重点，把握容易出问题的环节使财务管理更有针对性。 2.2 城投公司财务风险的特殊性 城投公司带有明显的政策属性，主要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这使其在财务结构、资金来源及运作方式上与一般市场化企业有很大不同。在项目运作中，城投公司收入大多来自政府回购或财政补贴，现金流不稳定，回款进度容易受到行政流程与政策调整的影响。另外，部分公益性项目本身回报率低、现金流也不稳定，这就使财务预测与资金安排变得更复杂。正因如此，城投公司在识别财务风险时需要重点关注项目与资金之间是否匹配、资金来源是否稳定，避免判断不准造成大的资金缺口。所以，城投公司在做风险识别和管控时，要从自身的业务特点和融资方式出发，找出那些专属的风险点。 2.3 财务风险成因分析 对城投公司而言，风险根源主要集中在三方面：融资方式依赖集中、投资收益周期偏长、财务管控基础薄弱。融资方面，长期使用间接融资方式容易积压利息支出及还本压力，一旦融资环境变化就将增加续贷与转贷难度，使财务稳定性受限；投资方面，部分公益性项目缺乏稳定的资金回报，容易造成收支结构长期失衡，而回款路径不明确、现金流预测不准，也会导致短期资金调度频繁失控；内部管理方面，部分财务数据反应滞后、预算执行不严、成本核算粗放，致使管理层难以基于准确数据作出有效决策。在此基础上，城投公司清晰归纳这些成因有利于明确财务风险管控中的关注重点，从而提高前端预判与中端干预的主动性。 3 城投公司财务风险识别与管控的策略研究 3.1 风险识别策略 城投公司在财务管理中，风险识别是管控工作的起点，关键在于及时关注内外部变化，判断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财务稳定，并明确其表现方式与潜在影响。城投公司在识别风险时，要重点关注市场、信用、流动性等方面，还需根据项目结构、资金安排及财务数据实行综合分析[4]。市场风险是风险识别工作的重点，这就要求财务人员对宏观经济走势、资本市场动向及投资者情绪保持高度敏感。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如利率上调或信用预期变化，融资难度及资金成本往往就会随之上升。若财务人员没能及时识别这些信号，将影响融资计划的合理性，甚至还可能将成本压力一层层传导出去。因此，风险识别是提高管控效率的前提，把市场风险识别清楚能为后续的资金安排及财务调度提供明确参考，同时提高城投公司整体的财务安全能力。在债券发行筹备期间，相关工作人员可根据既定融资目标对市场风险展开常态化识别。在临近债券窗口期时，相关工作人员密切跟踪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每天汇总并分析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信息、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及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动情况能形成利率敏感性判断。由于近期市场利率呈现上行趋势，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对比历史融资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能够初步测算利率上行可能增加的边际成本，并据此调整预期发行时间。在信息收集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还应同步参考证券公司及金融机构对债市走向的研究数据，强化对利率变动节奏的识别能力。在分析市场对城投公司信誉认知情况时，相关工作人员需定期浏览金融平台、信用评级公告及投资者评论。当发现有部分机构对城投类平台公司的再融资能力提出审慎观点，相关工作人员要立即组织专题会商，梳理公司近期财务数据及债务到期安排，并整理其中涉及偿债能力的数据内容做好信息说明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信用质疑。这一过程能展现风险识别深度嵌入在城投公司日常工作中的价值，反映出财务风险管控从感知到判断、从判断到分析全过程要有明确的数据支撑，避免决策基于过时信息而产生误判。 3.2 风险管控策略 3.2.1 分类管控项目风险 在财务风险识别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将项目全过程划分为前期筹备、立项审批、实施执行等阶段，并分别识别各阶段可能存在的关键财务风险点。这种方式有助于相关工作人员在项目推进中同步识别资金安排、合规审批、质量控制等环节可能引发的成本偏差或支出失衡问题，明确风险发生的表现形式，为制定后续响应措施提供明确方向。 首先，在项目前期阶段，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围绕市场调研任务、分工收集区域产业数据、政策趋势及周边竞争项目情况，利用第三方咨询报告与线上数据库交叉比对分析口径，明确市场需求强度及投资回报预期差异。针对数据不一致问题，相关工作人员需组织专题会议核查数据出处，剔除逻辑冲突项保证项目前景判断不依赖主观倾向。其次，在可行性分析环节，相关工作人员应逐一展开梳理技术条件、资源配套及土地规划情况，联合财务团队测算关键经济指标，构建“收益—成本”测算模型反复调整投入边界，保证方案可支撑后续融资安排。最后，在项目执行阶段，相关工作人员应定期汇报现场进度情况，如果发现某标段受天气影响工期滞后，就需立即核对施工单位提交的进度调整申请，确认调整理由及配套措施，并在财务预算中重新测算阶段性资金拨付安排，避免阶段性现金缺口影响后续节点。在质量管理中，技术人员与财务人员联合开展专项巡检能对发现的关键工序隐蔽项目拍照存档并进行书面反馈，防止后期质量返工造成资金二次浪费。在整个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围绕分类管控项目风险要求，将风险识别延伸至具体操作流程，力求将项目各阶段的风险节点精准对应到实际财务安排，能够有效提升项目全过程的风险管控效能。 3.2.2 优化内部管理制度 在风险类型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城投公司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结构，对于提升风险预判精度具有现实意义。引入评估指标与判断标准可将主观判断转化为可量化的风险信号，有利于在管理过程中提前调整预算安排或决策方向，避免风险积压扩散[5]。 在组织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期间，相关工作人员可根据以往年度的经营数据和近期重点项目的财务动态，梳理出影响面较大的风险类型，涵盖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并按板块划分风险关注点。为提升判断的准确性，相关工作人员可引入多指标评分法，分别设定市场利率变动幅度、项目资金周转周期、债务集中度及融资成本增幅等不同维度的评估因子，并对每类风险打分处理。在分析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利用财务软件中的动态报表功能生成趋势图能够反映风险指标过去6个月的变化轨迹，以辅助判断风险走向是否有加剧迹象。在进一步明确影响原因后，相关工作人员需将评分汇总情况反馈给管理层，建议重新安排合作方的回款计划，并在后续合同签订中增加信用调查环节。评估结束后，相关工作人员可将评估结果纳入部门内部审阅档案，作为季度会议中的参考数据来源，从而为下一阶段的风险识别工作提供依据。 3.2.3 强化外部协同与政策响应 城投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规划城市发展、调整财政政策及项目审批节奏等外部变量，均可能对资金安排、项目周期及偿债节奏产生直接影响。有效开展财务风险识别工作离不开动态感知外部环境，强化外部协同是提升风险管控灵敏度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若信息传递不畅、沟通反馈滞后，将削弱对风险的预判能力。因此，城投公司与政策制定部门以及业务审批单位保持常态联络，有助于促进信息同步为财务调整提供前置依据。 在预算安排阶段，相关工作人员依据上季度数据草拟年度资金统筹方案后，组织人员可提前与发改、财政、住建等职能部门对接联络计划，明确沟通事项并提交交流议题清单。沟通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需主动就地方财政资金投向、重点基础设施投资节奏及土地出让金拨付计划等关键内容开展询问，详细记录每一项内容的发布时间点及变动趋势。若拟发布政策存在调整可能，相关工作人员需结合公司项目排期对照现有债务分析其到期安排，如果原定的资金回笼节点与政策调控预期存在时间错配，就容易形成短期资金缺口风险。随后，相关工作人员利用会议纪要形式反馈至财务部，并建议将部分高杠杆项目暂缓推进，保证现金流安全边界。在向主管部门反馈企业运营困难时，相关工作人员可明确提出受市场影响较大的回款压力，并递交书面材料说明当前融资安排存在的瓶颈。在正式联席会议中，相关工作人员基于前期数据及市场走势分析提出建议方案，获得相关部门支持后应及时反馈至公司管理层，调整下季度债务发行节奏。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实时掌握政策动态并提前规划应对措施能够增强对外部风险因子的反馈能力，使财务风险管控更加贴合政策现实。 4 结语 在市场波动交织的财务环境中，城投公司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关键主体，其财务风险管理能力直接关系到项目运转效率。风险识别是一种前置性的战略意识，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在实际操作中融合信息分析、结构审视及判断能力。完善识别逻辑、优化内部管理及外部协同模式能够有效应对项目周期错配、信用预期变动及资金链紧张等风险挑战。未来，财务风险管控应服务于企业战略节奏，为城投公司在公共属性与市场逻辑并行中把握发展主动权。 参考文献 [1]沈晶.城投公司财务风险识别与防控策略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5（10）：142-144. [2]王金丽.城投公司融资结构与财务风险控制分析[J].财讯，2025（10）：73-75. [3]邹婕.浅析城投公司作为城中村专项借款平台的财务风险与管理举措[J].商讯，2025（5）：37-39. [4]段长娟.城投公司财务风险及防范措施[J].财讯，2024（24）：71-74. [5]罗经鹏.城投公司财务风险及防范策略[J].财经界，2024（6）：114-116. 成都市简州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李阳 摘要：在国企改革持续深化与经济结构加速转型的当下，国有企业借助投资并购进行资源整合、推动产业升级和增强核心竞争力，已成关键发展途径。但由于体制机制的限制以及市场环境的复杂多变，国企投资并购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多重挑战。本文致力于全面分析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主要类别和重要价值，通过剖析投资并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这项研究旨在为国有企业优化投资并购决策、提高并购成功率提供实际操作上的指导，同时为健全国企改革配套机制、促进国有资本高效运转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关键词：国有企业，投资并购，风险挑战，应对策略，协同效应 0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其投资并购活动对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意义重大。通过投资并购，国企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核心竞争力，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国企投资并购以促进产业升级。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能源领域国企借并购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国务院国资委亦强调国企要聚焦主责主业，以并购整合资源，提升国有经济整体实力。从宏观看，国企投资并购能引导资源向新兴产业与高附加值领域流动，助力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新兴产业的壮大，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从微观而言，并购是国企实现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可助其获取技术、人才与市场渠道，扩大规模、提升份额、实现协同效应，增强盈利与抗风险能力。 1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核心价值与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并购互补性企业，可整合闲置资产如厂房、设备，盘活人力资源，避免资源浪费，提升资产利用效率，进而增强经营效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让资源向高效领域集中。推动产业升级是另一核心价值，面对经济转型需求，国有企业借助并购向新兴产业、高附加值领域倾斜资源，能够优化产业结构。例如，能源领域国企在“双碳”目标下，通过并购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可以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并购高新技术企业则能引入先进技术与创新理念，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此外，投资并购能显著增强市场竞争力。企业通过并购同行业企业可扩大规模、提升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经济以降低成本，增强产品价格优势；获取目标企业的技术、品牌、渠道等资源，能强化核心竞争力，巩固市场地位。在国际竞争中，跨国并购有助于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渠道，提升国际竞争力，为“走出去”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2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主要划分类型 2.1 横向并购 横向并购指同行业国企间的并购，核心是通过整合生产设备、技术与人才实现规模经济，实现降本增效，如通过统一采购压减成本、聚合研发加速创新，进而提升竞争力。横向并购还能减少行业内耗、提高市场集中度，但需警惕垄断风险，若并购后企业占据过高市场份额，可能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国企开展横向并购时，需严守反垄断法规，平衡规模扩张与市场竞争秩序。 2.2 纵向并购 纵向并购是国企沿产业链上下游开展的并购，聚焦延伸产业链、强化资源控制，从而提升协同效应与产业链掌控力。例如，钢铁企业并购铁矿石企业，可稳定原材料供应、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纵向并购的核心优势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将上下游纳入体系，减少信息不对称、谈判成本与合同风险，提升供应链响应速度。同时，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可实现研产销协同，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地位，增强整体竞争力。 2.3 混合并购 混合并购指国企并购不同行业、领域的企业，核心是通过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开辟新市场与利润增长点。例如，传统制造国企并购科技企业，既能分享科技行业高增长红利，又能摆脱单一行业依赖，提升抗风险能力。混合并购可推动跨行业资源互补，如将强品牌渠道与先进技术结合，打造竞争力产品、开拓新市场，但需应对行业差异带来的整合难题。因此，国企需提前评估自身实力，制定科学并购与整合计划，保障并购成效。 3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面临的核心挑战 3.1 体制机制：存在运行障碍制约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体现在多个维度。产权结构上，国有股占比较大的格局普遍存在，决策链条冗长，多层级审批流程难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常错失并购窗口期，且单一产权易引发股东利益协调难题，加剧并购不确定性；公司治理层面，虽持续推进改革，但部分企业仍存在董事会与经理层权责模糊、激励与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制约了决策效率与风险应对能力[1]。同时，并购后的资源整合更显复杂，财务、人力、业务等要素融合会受体制特性制约：人力资源整合中员工安置与薪酬调整易引发抵触；业务整合面临流程不兼容与渠道冲突；企业文化差异尤为突出，层级纪律导向与创新自由导向的碰撞，会阻碍内部协作，削弱组织凝聚力，最终影响整体运营效率。 3.2 财务风险：面临资金隐患考验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中的财务风险贯穿于并购全流程。估值环节易因信息不对称陷入困境，目标企业可能隐瞒不利信息或虚报财务数据，加之估值方法选择不当，常导致估值偏高或偏低，而估值过高会加重财务负担，收益难抵成本；过低则可能引发目标企业抵触，阻碍并购进程。融资层面的风险同样突出，并购所需资金规模较大，而国有企业多依赖银行贷款等传统渠道，融资额度与条件受限明显。若选择高息贷款或发债融资，会提高成本并加重利息负担，一旦经营不及预期，还可能因偿债能力不足引发资金链断裂，尤其在市场利率波动时，融资难度与风险会进一步攀升。支付方式选择也暗藏风险，现金支付虽流程简单，但短期内大额支出可能造成企业资金紧张，同时增加出售方税负进而影响其配合度；股权支付会改变原有股权结构，稀释老股东控制权，甚至因股本扩张拉低每股收益，损害市场形象；混合支付若比例失衡，则可能造成企业同时面临资金压力与股权稀释的双重困境。 3.3 法政环境：伴随合规变动影响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面临的法律与政策风险显著影响并购进程。例如，反垄断审查标准不明确时，企业难预判并购是否触发调查，增加交易不确定性；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模糊则可能引发权属纠纷，直接造成经济损失。环保、行业准入等政策收紧时，若目标企业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极易导致项目受阻。而政策的调整会加剧不确定性，企业如果无法预判未来走向会影响其并购决策。 3.4 整合实践：面临文化资源阻隔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中的文化与整合风险贯穿于并购后运营全过程，企业文化差异常引发深层矛盾。国企注重层级秩序与纪律规范，而被并购的企业多强调创新灵活与效率优先，这种价值观、管理模式及沟通风格的冲突，易导致员工协作受阻、误解频发，甚至引发核心人才流失，进而动摇企业运营根基。若文化融合滞后，“貌合神离”的状态会持续消耗组织活力，削弱团队凝聚力。业务整合的复杂性同样会构成严峻挑战，在流程层面，双方业务链条、操作标准的差异可能导致衔接不畅，生产工艺、质量管控体系的兼容问题需长期磨合，否则难以释放协同效能；在市场渠道整合中，重叠区域的资源内耗与空白领域的拓展失衡，可能引发客户流失与市场份额萎缩。此外，人员配置、技术适配及品牌管理的整合短板会进一步放大整合难度，任何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并购目标偏离预期。 4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优化策略 4.1 战略引领：明确并购规划与核心目标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首要前提是制定与整体战略深度匹配的并购规划，这要求企业清晰认知自身战略定位、核心竞争力及发展目标。企业战略是并购规划的核心依托，若以产业升级为战略方向，并购规划需聚焦具备先进技术与创新能力的标的。同时，并购规划需动态呼应市场环境与行业趋势。面对数字化转型浪潮，传统国企需敏锐捕捉技术变革信号，将并购目标转向数字化领域企业，以加速自身转型进程[2]。明确并购目标与筛选标准是成功关键，国有企业需依据战略需求构建多维度筛选体系。在财务层面，需评估目标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及资产质量，规避不良资产风险；在市场维度，应优先选择高市场份额、强品牌影响力、技术领先或拥有独特商业模式的企业，这类标的能带来协同效应，其先进技术、完善渠道与稳定客户群可实现资源互补，巩固并购方市场地位。此外，国有企业需考察管理团队的专业能力与协作精神，以及企业文化契合度，这会直接影响并购后整合效率与运营稳定性，确保双方在管理与文化层面能有效融合。 4.2 风险前置：深化尽职调查与科学评估 尽职调查是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关键环节，需从财务、法律、业务多维度展开，为决策提供精准依据。财务调查要核查财务报表真实性，分析应收账款账龄、坏账及存货、固定资产状况，关注现金流结构与税务合规性，全面评估资金流动性与潜在风险；法律调查聚焦合规性，审查未决诉讼、知识产权纠纷等法律风险，核实重大合同效力及公司治理运作情况，避免并购后陷入法律纠纷；业务调查则需解析目标企业业务模式、市场竞争力及产品前景，研判客户群体、供应链稳定性与协同效应潜力，为后续整合奠定基础。风险评估需基于尽职调查结果构建科学体系，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剖析财务、法律、市场等风险[3]。财务风险可通过指标分析识别盈利、偿债隐患；法律风险需评估纠纷严重程度与发生概率。针对不同风险需制定动态应对策略：财务风险可通过并购后成本优化、融资计划调整化解；法律风险可协商责任划分或要求担保；市场风险可依托资源整合强化品牌与渠道。整个过程需根据并购各阶段新情况持续调整策略，确保风险可控，保障并购目标得以实现。 4.3 资金保障：优化融资渠道与支付方案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高效推进，需以融资与支付策略的优化为支撑。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布局可有效降低成本与风险，银行贷款凭借额度大、利率稳的优势成为常用选择，企业可依还款能力和项目需求定额度、期限，通过沟通争取优惠条件，大型项目采用银团贷款分散风险；债券融资借助企业债、公司债等工具，结合市场与自身财务制定方案，提升信用评级以吸引投资者、降低成本；股权融资通过发股、引战投补充资本金，优化资本结构，还能借力外部资源，但需把控股权比例防稀释；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产业基金等渠道也可探索，分别实现资产变现、减资金占用、整合资源的效果[4]。支付方式选择需适配自身与并购目标，现金支付虽能快速成交、让对方股东即时获得回报，但对流动性要求高，易致资金紧张，需有充足储备或融资计划；股权支付可减现金压力、实现利益捆绑助整合，却可能改变股权结构、稀释控制权，需审慎评估并制定调整方案；混合支付融合两者优势，可灵活平衡现金需求与股权稀释，比例依并购价、双方财务及市场环境确定；分期付款则能缓解一次性支付压力，对赌协议可据目标企业未来业绩调价款，兼具激励与风险保障作用[5]。国有企业综合运用这些策略，可为并购活动提供坚实支撑。 4.4 效能释放：强化整合策略与协同效应实现 国有企业并购后需通过系统整合释放协同效应，文化与业务资源整合是核心抓手。文化整合需先以问卷、访谈等方式深挖双方文化特质与冲突根源，结合历史背景、管理模式等因素制定策略。若并购方文化优势显著，可采用替代模式逐步渗透；双方文化各有特色且差异较小时，宜通过双向融合形成新体系；行业差异大导致文化难融合时，可保持独立但需强化业务沟通。无论何种模式，均需通过培训、团队活动及内部宣传传递文化理念，鼓励员工参与建设，增强认同感。业务与资源整合需多维发力，业务层面聚焦战略目标，剥离非核心业务，优化生产与销售流程以降本增效，整合渠道与客户资源扩大市场覆盖[6]。资源整合涵盖人力、技术与财务：在人力方面，需妥善安置员工，以合理薪酬与竞聘培训优化配置；技术上聚合研发力量，共享平台加速创新；财务需统一制度，强化预算与风控。此外，在整合过程中，国有企业应成立专项小组，统筹计划制定、进度监督与矛盾协调，定期评估调整策略，确保协同效应落地。 5 结语 本文围绕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实践场景，通过梳理并购类型与战略意义，系统剖析了国有企业投资并购面临的风险，并从战略规划、风险防控、资源配置及整合管理四个维度提出应对路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的成功实现，需构建“事前精准研判—事中动态管控—事后深度融合”的全流程管理体系，这一结论为破解并购实践中“重规模扩张、轻质量提升”的困局提供了思路。本文对地方国有企业与中央企业在并购策略选择上的差异未作深入对比，且为在涉及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并购模式的创新进行了探讨，后续研究可结合具体行业案例，进一步开展分类别的实证分析，同时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并购尽职调查中的应用路径，以此为国有企业并购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周磊.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投资并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4（20）：123-124. [2]黄仕平.深改背景下国有企业投资并购民营企业的策略[J].财经界，2024（26）：27-29. [3]吴泽鸿.新形势下国企对外投资并购的风险及对策[J].现代企业文化，2024（17）：58-60. [4]刘磊.关于国有企业并购民营企业的风险分析及防范策略研究[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2（17）：141-143. [5]陈佩.国企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投资并购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2（3）：70-71. [6]徐恒鹏.国有企业股权投资领域风险防控的若干思考[J].西部财会，2024（6）：37-39. 河南航空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济师 王晓夏 摘要：当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面临着成本上升与利润下降的双重压力，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存在成本控制滞后、部门协同不足、缺乏市场导向等问题，制约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文章以目标成本管理作为切入点，对企业成本管理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从目标成本管理的重要意义、构建原则、实施路径、优化策略等维度展开论述，提出了基于全生命周期的成本管控、跨部门协同机制、价值链优化、动态调整体系、激励文化建设等具体措施，构建了系统完善的目标成本管理框架，以期为企业管理者制定成本战略、提升成本管控能力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目标成本管理，价值链，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企业竞争力 0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以及技术变革不断深入，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成本管理成了决定企业生存下去的关键要素。而目标成本管理则是一种前瞻性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模式着重以市场为依据来确定成本目标，把成本控制融入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形成跨部门的协作机制，为企业建立持续竞争优势提供了有效路径。深入探究目标成本管理的施行架构及其改良策略，对提升企业成本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目标成本管理的重要性与意义 1.1 对企业成本控制能力的提升 目标成本管理改变了传统成本核算的被动模式，企业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开始设定成本目标，将成本控制贯穿于整个生产经营过程。成本控制从事后核算转向事前规划，企业各部门围绕既定的成本目标协同工作：研发部门在设计产品时就要考虑材料成本、采购部门要根据目标成本选择供应商、生产部门需要优化工艺流程降低制造费用。目标成本管理建立了明确的成本责任体系，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的成本指标，管理者能够及时发现成本偏差并采取纠正措施。企业在执行过程中不断积累成本数据，形成了动态的成本信息库，为后续的成本决策提供依据。成本控制能力的提升体现在企业能够精准预测产品成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持续优化成本结构，实现成本的可控性与可预见性。 1.2 对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增强 目标成本管理使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价格优势，企业根据市场可接受的价格倒推产品成本，确保产品定价既有竞争力又能保障合理利润。市场导向的成本管理模式让企业更加关注客户需求，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基础上控制成本，避免过度设计造成的资源浪费。企业在成本管理过程中通过深入分析竞争对手的成本结构，找出自身的成本优势领域，集中资源强化核心竞争力。目标成本管理还可以推动企业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当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企业能够迅速调整成本结构，保持价格竞争优势。产品成本的有效控制为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定价空间，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的市场策略灵活调整价格，在价格战中保持主导地位，同时还能投入更多资源用于产品创新与服务提升。 1.3 对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支撑 目标成本管理为企业战略规划提供了可靠的成本信息基础，管理层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能够准确评估不同方案的成本影响，选择最优的战略路径。企业在进行产业链延伸或市场扩张时，目标成本管理帮助评估新业务的盈利能力，避免盲目投资带来的资源浪费。长期的成本数据积累形成了企业独特的成本管理经验，这些经验成为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企业在行业内建立持续的竞争优势[1]。目标成本管理促进了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的完善，各部门在共同的成本目标下协作，打破了部门壁垒、提高了组织效率。企业在追求成本优化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管理方法，培养了一批精通成本管理的专业人才，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确保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成本领先优势。 2 目标成本管理视域下企业成本管理框架的构建原则 企业在形成成本管理框架的时候，要遵照一定的原则体系，以保证框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一是全面性原则，要求成本管理框架要涵盖企业价值链的全部环节，从产品研发到售后服务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包含在成本管理范围内，不能有管理盲区。框架设计务必兼顾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统筹管理、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的综合控制，确保成本信息的完备性。二是动态性原则，强调成本管理框架必须符合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按照竞争状况来调节成本目的，依照技术发展更新成本标准，保持框架的灵活度和适应能力。成本管理框架要创建起定时评价机制，按照执行效果不断改善管理流程，实现持续改进。三是协同性原则，要求各个部门围绕统一的成本目标展开工作：研发部门在设计阶段就应把制造成本纳入考量范畴、采购部门要配合生产部门削减物料成本、销售部门反馈市场信息指导成本决策。通过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来保证成本数据的及时传递，防止“信息孤岛”引发的决策错误。四是客户导向原则，将市场需求作为成本管理的出发点，企业分析客户的价值诉求，找出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区间，从而确定产品的目标成本。成本管理框架重视客户反馈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基于客户满意度调整成本投入重点，在控制总成本的前提下优化资源配置。企业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创建的成本管理框架，可以有效地平衡成本控制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实现成本管理效益最大化。 3 目标成本管理在企业中的实施路径 3.1 目标成本的制定与分解 企业首先调研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水平，分析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确定产品的市场定位价格，从这个价格中扣除必要的利润后得出允许成本。基于这一市场导向的市场价格倒推法让成本管理从源头开始就具有市场竞争力，企业不再是先生产后定价，而是先确定价格再控制成本。在确定允许成本的基础上，成本削减目标的设定需要考虑企业现有的成本水平，分析各项成本的压缩空间，制定切实可行的削减计划。为确保目标的有效执行，企业要将总体目标成本分解到各个成本责任中心，研发中心承担设计成本目标、生产中心负责制造成本控制、采购中心管理原材料成本[2]。这种成本责任中心的划分打破了传统的职能边界，形成了以成本管理为核心的组织结构。同时，企业应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各责任中心的成本指标，当原材料价格上涨时适当调整采购成本目标，同时要求其他环节加大成本压缩力度，保证总体目标的实现。 3.2 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 产品成本的形成贯穿于从设计到报废的整个生命周期，企业需要在各个阶段实施针对性的成本管理策略。首先，设计阶段决定了产品成本的基本框架，设计人员在方案制定时就要考虑材料选择、工艺难度、装配复杂度对成本的影响，将成本意识融入设计理念。成本筑入要求设计团队与成本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在保证产品功能的前提下选择性价比最优的设计方案，避免过度设计造成的成本浪费。这是因为设计阶段的成本优化往往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旦进入生产阶段再调整设计将付出高昂代价[3]。其次，生产阶段的成本管理重点在于提高生产效率，企业推行精益生产理念，识别生产流程中的各种浪费现象，包括库存积压、搬运等待、不良品返工等非增值活动。生产现场的持续改善活动让员工参与到成本控制中来，一线工人最了解生产中的浪费点，他们提出的改进建议往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最后，售后阶段的成本管理需要平衡质量投入与客户满意度，企业分析质量成本的构成包括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失败成本、外部失败成本，找出最优的质量成本组合。研究表明，适度增加预防成本能够大幅降低失败成本、提高产品可靠性、减少售后维修费用，同时提升客户体验。为支撑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的持续改进，企业建立全生命周期成本数据库，积累各阶段的成本信息，为新产品开发提供成本预测依据，实现成本管理的知识传承与经验积累。 3.3 跨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 目标成本管理打破了部门间的壁垒，具体表现为研发部门在设计新产品时主动邀请采购、生产、销售部门参与评审，共同评估设计方案的可行性与成本影响。在此过程中，采购部门提前介入研发过程，提供供应商的技术能力信息与材料价格趋势，帮助设计人员选择性价比最优的材料方案[4]。同时，生产部门从制造工艺角度提出设计优化建议，避免设计方案在生产环节出现成本超支。销售部门反馈市场需求变化与竞争对手动态，引导研发方向与成本投入重点。为保障协同效果，部门间应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每周召开成本协调会议，及时解决跨部门的成本管理问题。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实现了成本数据的实时共享，各部门在统一的信息平台上查看成本执行情况，发现偏差立即预警。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工程类企业中的应用，使设计、施工、运维各环节的成本信息实现可视化管理，提高了成本预测的准确性。此外，信息系统自动采集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数据，减少了人工统计的误差，提高了成本核算的效率。数据分析工具能够帮助管理者从海量成本数据中发现规律，识别成本异常点，为成本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4 目标成本管理的优化策略 4.1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控 企业运用作业成本法深入分析内部价值链各环节的成本构成，将传统的按部门核算转变为按作业活动核算，识别出真正的成本动因。作业成本法揭示了间接费用的实际消耗路径，管理者发现某些看似简单的作业实际消耗了大量资源，而某些复杂作业的成本却被高估。企业可以根据作业成本分析结果重新设计业务流程，合并相似作业、消除无价值作业，优化作业执行方式。成本动因分析帮助企业找到成本控制的关键点，比如减少设备调试次数、降低质检频率但不影响质量、优化仓储布局减短搬运距离[5]。外部价值链管理延伸到供应商端，企业与核心供应商建立成本信息共享机制，共同分析材料成本构成，寻找降本空间，供应商能在早期参与产品开发，提供专业建议优化设计方案，实现成本在源头的控制。企业与客户共同创造价值，深入了解客户的使用场景，剔除客户不需要的功能，将资源集中在客户真正看重的价值点上，客户参与产品测试反馈使用体验，企业能据此调整产品设计与成本配置，避免过度质量造成的成本浪费。 4.2 动态成本调整与风险应对 企业建立成本弹性管理体系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将成本结构划分为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两大类，提高变动成本比重以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原材料价格上涨时企业启动替代材料方案，生产部门快速切换工艺流程、采购部门调整供应商结构，确保总成本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市场需求下降时企业调整生产计划，降低产能利用率但保持核心生产能力，避免固定成本摊销过高影响盈利能力。成本结构的弹性设计使企业在市场繁荣期快速扩大生产规模，在市场低迷期及时收缩成本支出。企业构建成本绩效实时监控系统，各生产环节安装数据采集设备，自动记录材料消耗、工时投入、能源使用等成本要素。监控系统设置多级预警阈值，成本偏差超过5%时发出黄色预警、超过10%时触发红色警报，管理层立即介入分析原因制定对策。成本数据的可视化展示使管理者随时掌握成本执行情况，每日成本报表、每周趋势分析、每月深度报告形成完整的监控体系。预警机制不仅关注成本超支，也重视成本节约过度可能带来的质量风险，确保成本优化不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 4.3 激励机制与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将成本管理纳入员工绩效考核体系，每位员工都有明确的成本责任指标：生产工人关注材料利用率、技术人员负责工艺改进降本、管理人员承担部门整体成本目标。绩效考核不仅考察成本节约的绝对数值，更注重成本改善的持续性，鼓励员工提出长期有效的成本优化方案，可以实行成本节约奖励制度将节约金额的一定比例返还给员工，激发全员参与成本管理的积极性。企业还应定期开展成本管理培训，让员工理解成本构成原理，掌握成本分析方法，从被动执行转变为主动思考成本问题，在班组之间开展成本竞赛活动，分享优秀的成本管理经验，形成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良好氛围。创新文化能推动成本优化从简单的费用压缩转向价值创造，员工不再满足于减少浪费，而是思考如何用创新方法实现成本突破。技术创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大幅降低了制造成本。管理创新则优化了组织流程、减少了管理层级、提高了决策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企业应鼓励跨部门创新团队的组建，打破思维定式，从不同角度寻找成本优化机会，通过创新失败容错机制让员工敢于尝试新方法，即使短期内成本增加，只要长期有利于成本优化就给予支持，营造勇于创新的企业文化氛围。 5 结语 目标成本管理为企业构建了市场导向的成本控制体系，通过事前规划、过程控制、动态调整的管理模式，实现了成本管理从局部优化向系统优化的转变。企业在实施目标成本管理过程中，需要坚持全面性、动态性、协同性原则，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成本管控机制，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基于价值链的成本优化路径。未来，企业应进一步完善成本绩效评价体系，强化创新驱动的成本优化理念，培育全员参与的成本管理文化。企业需将目标成本管理理念深度融入企业运营体系，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成本领先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期待更多企业能够结合自身特点，探索适合的目标成本管理模式，推动成本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军军.目标成本管理视角下的企业成本管理探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4（1）：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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