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传统服务业量大面广，其改造提升既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可借鉴的意义。为此，结合国际知识研究和传播的有关需要，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组成课题组，对浙江省嵊州市小吃产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进行了调研。
嵊州市位于浙江省中部，文化底蕴深厚，诞生了诸多小吃品种，近年来获得“浙江小吃文化之乡”、“中国小吃文化名城”以及浙江省唯一的“小笼包之乡”等称号。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嵊州市正努力打造全国领先的小吃产业集群。为了实现市内外年产值“双百亿”目标，嵊州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涵盖品牌建设、市场拓展、产品质量提升、产业链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嵊州小吃从业者已超过10万人，嵊州市几乎每7人中就有1人从事小吃有关工作，3万余家门店遍布全国各地，市内外小吃产业年经济效益超过100亿元。
一是政府做好顶层设计。嵊州市高度重视小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嵊州小吃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市商务局设立专门办公室，负责政策制定、行业标准确立以及产业协调等工作。同时，市政府推动成立嵊州市小吃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支持。当地政府积极推动标准化建设，2023年，嵊州市地方小吃“创富增收”模式探索被列入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六项嵊州小吃团体标准发布，为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嵊”字为核心启动了“大嵊归来”品牌工程，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编制了《嵊州小吃名录》，推动小吃非遗申报，并举办了小吃文化节等活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产业相结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当地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技术支持等方式，助力小吃产业的规范化和高质量发展。
二是促进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提升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加强管理与技术人才培训，培育高素质的产业队伍；推广品牌连锁经营模式，提升市场竞争力。此外，政府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促进小吃产业集群化发展。三江街道、甘霖镇、黄泽镇等地已建成小吃产业园，打造集产品展示、标准化生产、线上线下销售为一体的嵊州小吃产业化园区，推动地方特色美食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借助数字营销和电商平台，突破地域限制，扩大市场份额。嵊州市小吃产业正迈向现代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道路。
三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嵊州市小吃产业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市场潜力，但其产业链仍面临供应链波动、标准化程度不高、物流配送效率不足等挑战。为推动小吃产业高质量发展，嵊州市推动原材料供应链的稳定与升级，充分利用省级粮食产业融合发展集成创新示范建设项目，以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构建“国企＋民间资本＋合作社＋种粮户”模式，推动原材料基地建设。探索订单农业模式，小吃企业与种粮户或合作社共建优质稻米、年糕、榨面等原材料生产基地，提升供应链稳定性。鼓励企业引进智能化设备，如自动蒸制、速冻、包装流水线等，提高生产效率，并通过大数据和AI分析优化加工流程，减少人工成本。推动数字化供应链管理，采用智能分拣系统、冷链运输等技术，提高物流配送效率。例如，小吃企业可引入大数据分析，实现库存预测和自动补货，减少食材浪费。同时，政府可引导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中心，支持小吃企业进行预制食品配送，拓展B2B市场，如餐饮连锁企业、商超等，实现规模化供应。
四是用地方标准和品牌建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嵊州市以创建区域性集体品牌为核心，确立了“统一品牌标准、服务标准、名称标准”的发展路径，并将“培育名品、名师、名店”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自2018年起，正式启动“嵊州小吃”统一标准门户形象标识建设，重点从门店标识设计、餐具款式、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标准化塑造，使嵊州小吃形成高度统一的品牌形象。目前，全国已建立6000余家标准统一的门店。嵊州市已发布“速冻小笼包”“年糕”“榨面”“糟肉”等团体标准，确保食品质量。与科研院所合作，建立食品检测实验室，推动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对接。商超与新零售领域，通过盒马、永辉等大型商超销售预包装小吃产品，并借助智能售货机拓展“即买即食”消费场景。推动地理标志认证，鼓励企业申请“嵊州小吃”区域品牌，增强产品溢价能力。同时，通过文化推广和品牌营销，将嵊州小吃与地方文化、旅游资源结合，吸引更多消费者。
五是以小吃为龙头带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嵊州小吃不仅是地方特色美食，更能够与农业、文旅产业实现融合发展。依托嵊州本地特色农产品，推动小吃与农业的联动发展，使嵊州小吃成为地方农产品的最佳宣传载体。同时，结合地方旅游资源，精心规划美食旅游路线，让游客在体验嵊州小吃的同时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与历史，提升游客的综合消费体验。在品牌传播方面，嵊州持续深化小吃系列宣传活动，并鼓励小吃企业与厨具行业深度合作，推动餐饮供应链一体化升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推广模式，提升嵊州小吃的市场认知度与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扩大嵊州小吃的社会认知度，政府和相关机构积极组织各类美食文化活动，推动嵊州小吃进入高校、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嵊州小吃产业的繁荣不仅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也带动了农村产业链的升级。通过原料的产业化加工，小吃产业有效促进了农业现代化，为低收入农户提供了新的增收渠道。例如，二分田年糕厂实施“订单式”收购模式，2023年向当地合作社社员收购年糕专用稻谷4623吨，加工并销售年糕1000吨，直接联结农户2000户，使得每户农民的年均增收显著提高，每亩地的平均收益增加240元。
嵊州小吃产业的成功转型，证明了无论多么传统的产业，只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用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的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都能够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获得新生。
第一，从地方发展战略角度认识传统产业升级。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推动地方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发展。通过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嵊州市推动了小吃产业与农业、文旅产业的融合，形成了“美食＋文旅”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小吃文化的吸引力，还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第二，传统产业必须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嵊州市注重小吃产业的品牌化，通过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了小吃品牌的知名度。同时，采用现代化经营方式，如连锁经营和品牌注册等，提升市场认知度。嵊州市政府鼓励企业申请注册“嵊州小吃”集体商标，提供一次性50万元补助，以增强品牌认知度，提高市场竞争力。该政策有助于促进区域品牌建设，提高产业附加值，增强本地小吃的市场认同度。政府还推动企业进入高校、5A级景区、机场、高铁站等重要场所，对智能售货机、档口、门店等业态的投资给予50%的补助。这一措施有助于小吃品牌扩大市场覆盖面。此外，政府支持品牌宣传推广，对品牌推介活动按实际支出给予全额补助。这一政策为小吃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营销支持，有助于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渗透率。
第三，用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这个最有力的要素。政府推动了小吃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致力于打造“嵊州小吃共富数字大脑”，构建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包括生产、销售、冷链、物流及品牌建设。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紧密配合，确保小吃产业高效运作，实现管理部门、从业者和服务商的联通。这一数字化平台为企业提供了支持，促进了小吃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嵊州市还推动了智能设备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
第四，财政和金融支持是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要支撑。为了推动小吃产业的标准化和现代化，政府支持企业购置设备，对年度设备投入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提供15%的补贴。这一政策降低了企业升级成本，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嵊州市提供设备购置补贴、品牌宣传支持、食品安全认证奖励等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嵊州市政府通过“一户一策”普惠金融方案为小吃企业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嵊州农商银行已累计为小吃从业者发放贷款4.66亿元。
一是加快品牌塑造和创新升级。嵊州市小吃产业应持续推进品牌升级，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与规范化服务用语，维护小吃公共品牌形象。通过系统化的品牌建设，特别是在营销策略上注重创新亮点。对于具备潜力的特色小吃品牌，有条件的可以申请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增强其文化附加值。进一步明确品牌产权及运营主体的责任，建立品牌使用权竞争机制，引导市场主体优胜劣汰，从而激发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展市场与加速国际化。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小吃产业的国际化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嵊州市应紧跟市场动态与消费趋势，培育具备高辨识度的本土小吃品牌。建议地方政府和企业携手参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推广活动，打造嵊州小吃的国际化形象，推动本地特色美食走向全球。
三是加快提升供应链效率。为了提高生产与运营的效率，嵊州市小吃产业应推动生产经营主体转变经营模式，倡导横向合作，尤其是连锁经营、集中采购与统一配送等方式的推广。着力打造可复制的盈利模式，打造行业标准化的直营店铺样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在各县市的布局与推广。进一步细分市场目标，精准吸引各类消费群体，进而提升品牌市场占有率。最终，推广标准化连锁经营和加盟体系，形成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是履行好社会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小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通过完善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等资源，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地方政府应鼓励并支持企业与教育机构合作，共同开展企业家研修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具备研发、生产、市场营销等综合能力的管理人才。
摘要：“十四五”时期，我国儿童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儿童事业发展正面临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等新形势，这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十五五”时期推动儿童事业发展，必须抓好机遇、应对挑战。文章就“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我国儿童事业发展展开前瞻思考，包括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儿童发展服务体系、构建儿童优先的财政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儿童事业是长远事业、赢得未来的事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十四五”时期我国儿童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即将开启的“十五五”时期，应突出“投资于人”，继续将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事业，推动儿童事业迈向更高水平，夯实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推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举措落地生根。
“十四五”时期我国儿童事业成就斐然
“十四五”期间，一系列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推动儿童事业全面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相继出台，儿童生存和发展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新时代儿童事业取得新成绩。
（一）儿童健康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制定《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2023—2027年）》，开展孕产期妊娠风险筛查评估，强化危重新生儿救治网络，落实出生缺陷三级防控措施，加强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和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推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0—6岁儿童健康管理项目，强化儿童营养喂养与运动指导。聚焦“小眼镜”、“小胖墩”、心理健康等儿童健康问题集中发力，推进防、筛、诊、治一条龙服务。截至2024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为14.3/10万、4.0‰，比2020年分别下降2.6/10万、1.4个千分点。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5.6‰，比2020年下降1.9个千分点。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我国儿童健康核心指标持续向好，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妇幼健康高绩效的十个国家之一。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十部委联合制定并发布《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引导医疗机构引入儿童视角。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及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快，儿科医疗服务资源扩容，分级诊疗不断推进，基层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增强，城乡差距缩小。截至2023年末，全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增至23.4万人，比2020年增加7.06万人，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1.02名，比2020年增加0.38名。全国8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儿童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已经覆盖了所有市县，2024年全国70%的卫生院已经和上级医院建立了远程医疗协作关系。自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以来，儿童参保人数稳中有升，2023年参保儿童为2.56亿人，比2020年增加0.1亿人。
国家实施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分别惠及近2000万名婴幼儿和近3200万名学生，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和学生营养不良率显著下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防控被纳入了“健康中国”战略，儿童近视防控取得进展，全国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5.4%。儿童心理健康服务起步发展，在地市、县两级设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辅导中心，在全国1600余家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儿童心理保健服务。
（二）儿童教育体系日益完善，教育公平显著改善
儿童各阶段教育持续提升，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学前教育进一步优供给、强保障、促发展、提质量，构建起覆盖城乡、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2024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92.00%，相比2020年提高了6.8个百分点，比“十四五”规划目标高出2个百分点。普惠性幼儿园数量占全国幼儿园总数量的87.26%，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91.61%，相比2020年提高了6.87个百分点，比规划目标高出6.61个百分点。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全国幼儿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经费为10931.33元，比2020年的9410.76元增长16.2%。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
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发展。2024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90%，相比2020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2023年，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8427亿元，占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为44.0%。全国普通小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3057.14元，比2020年的12330.58元增长5.9%；全国普通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8257.34元，比2020年的17803.60元增长2.6%。2024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308.83万人，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含政府购买服务）的比例为96.8%，相比2020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高中阶段教育建设全面加强。2024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92.00%，比2020年提高0.8个百分点，提前达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全国共有高中阶段学校2.5万所，其中普通高中学校1.58万所，中等职业学校6862所。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4581.68万人。全国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分别为19460.69元和17869.01元，相比2020年的18671.83元和17446.93元分别增长了4.2%和2.4%。
特殊教育资源逐步扩充。2024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396所，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在校生91.59万人，特殊教育专任教师8.13万人；比5年前分别增加152所（6.8%）、3.51万人（4.0%）、1.51万人（22.8%）。
（三）儿童福利政策体系构建取得显著进展，特殊儿童群体关爱得到强化
“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福利保障范围不断拓展，服务对象从传统的孤儿、弃婴逐步扩大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儿童福利保障标准不断提升。聚焦特殊儿童群体需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民政部等21部门联合印发《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等专项文件，针对困境、留守、流动儿童和特殊儿童等群体细化服务措施，推动福利服务从补缺型向普惠型发展，体现了政策精准化与均等化的双重导向。
通过不断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各类特殊困难儿童保障水平均有提升。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13.1万名孤儿纳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集中养育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的月均保障标准分别从2020年的1611.3元和1184.3元，提高到目前的2010.6元和1547.2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围持续扩大，覆盖人数从2021年的27.4万增至41.4万，月均保障标准达到1535.4元。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儿童福利资金支出从2020年的68.2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111.3亿元，增幅达63.2%。全国注册登记的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服务机构数量从2020年的760个增加至2023年的990个，增幅达30.3%。其中，儿童福利机构数量从508个变为472个（降幅7.1%），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从252个变为518个（增幅105.6%）。
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实现全覆盖。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配备4.3万名儿童督导员和58.3万名儿童主任，建立起延伸到村居的关爱服务网络。
（四）加大生育支持政策力度，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逐步构建
托育服务政策体系日益完善。202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构建普惠托育服务政策框架。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1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重点领域，设定2025年每千人口4.5个托位的量化目标。在支持保障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发布的《“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中央财政补助机制，按每个新增普惠托位1万元标准支持，并向中西部和脱贫地区倾斜。202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对3岁以下婴幼儿发放生育补贴，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各地设立育儿假提供法律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化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十四五”期间，托育服务供给能力实现快速提升。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为2.03个，截至2024年底这一指标数达到4.08个，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达到98.5%，托位数连续3年增长率超过20%。目前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近10万个，提供托位约480万个。托育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教育部在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职业本科教育三个层次增设了婴幼儿托育相关专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发布了保育师、育婴员、婴幼儿发展引导员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截至2023年底，全国托育服务行业全职从业人员达到112.4万人，其中保育人员56.6万人，为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五）儿童优先原则不断落实，儿童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尊重、关爱、服务、保护儿童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示范”的任务并列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从社会政策友好、公共服务友好、权利保障友好、成长空间友好、发展环境友好五大领域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目前，全国已经评选出116个儿童友好试点城市。
儿童成长的精神文化环境持续优化。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细化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儿童个人信息保护、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等政策措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网底进一步织密织牢。儿童参与社会实践基地进一步拓展，全国博物馆达到7046个，科技馆703个，青少年科技馆站519个，实现对儿童免费或优惠开放。强化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监管，全链条治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安全隐患，儿童产品、用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六）儿童保护进一步加强，儿童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儿童权益法律保护体系持续完善。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进一步凸显政府责任，增加了政府保护、网络保护专章，进一步明确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六大保护领域，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刑法修正案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健全完善少年审判工作机制，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全面加强。截至2023年末，全国共设立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2384个、少年法庭2181个。最高人民法院整合分设在不同部门的少年审判工作职能，建立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的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注意，不是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自上而下推动少年审判专门机构的发展以及专业审判人才的培养。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能力持续提升。截至2023年末，共设立法律援助机构3066个，比2022年末增加47个。2023年，未成年人得到法律援助19.8万人次，比2020年增加7.8万人次；2.3万名未成年人得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系统提供的司法救助，增加3449人。在执法方面，相关部门加大了对侵害儿童权益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针对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7156人，提起公诉74476人，相比2020年分别上升47.1%、30.0%。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连续两年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拐卖儿童犯罪案件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破拐卖妇女儿童现案、积案550余起。2024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施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持续净化未成年人上网环境。
“十四五”时期我国儿童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
“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儿童事业发展道路，值得总结和发扬。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儿童事业发展道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儿童事业，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连续三次将保障儿童合法权益写进党的报告，彰显了党对保障儿童权益一以贯之的坚定承诺和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十四五”时期，将儿童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儿童工作的决策部署，确保发展方向与党的宗旨高度一致。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儿童成长全过程，通过思政课、实践活动等方式筑牢理想信念根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重点保障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医疗、教育、营养改善需求。落实“五育并举”，推进素质教育，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健康权、参与权，注重心理健康和创新能力培养。在儿童健康、教育、福利等领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拓展保障范围，优化儿童发展环境，确保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分享中国减贫、妇幼健康等经验，推动全球儿童事业发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权益保障和全面发展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儿童事业发展道路。
（二）坚持规划引领，促进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党和国家将儿童事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保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
统筹推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列出专节部署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国务院颁布实施第四个周期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在健康、安全、教育、福利、家庭、环境和法律保护等七个领域共设置了70项主要目标和89项策略措施，明确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的保障目标及策略措施。法律法规层面，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强制报告制度，确立国家监护制度，标志着立法理念从“被动救济”向“主动保护”转变。202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是我国首部针对3—6岁儿童的学前教育专项法律，明确学前教育的公益普惠属性，保障适龄儿童平等入园权利。各级政府将促进儿童发展作为履行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职责，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部门专项规划、政府重要议事日程、部门职责、政府预算、民生实事项目等，坚持儿童教育的优先发展，推进儿童健康服务的优先供给，努力实现儿童福利的优先保障，从根本上保证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全方位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
（三）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儿童事业发展
儿童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校社协同共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学校、家庭、社会要紧密合作、同向发力”“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全社会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界都要重视培育未来、创造未来的工作，关心爱护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办实事，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这些重要论述既是思想引领，也是方法指导。“十四五”期间，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责、多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儿童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在儿童事业发展中的职责分工，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2023年，民政部联合14部门印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困境儿童保障制度，不断增进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福祉。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2025年，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新增普惠性托位66万个。制定托育服务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地方层面如上海、江苏已先行制定托育服务条例，完善0—3岁儿童托育服务法律体系。民政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加强儿童专门机构建设（如民政部设儿童福利司、最高人民检察院设未成年人检察厅、最高人民法院设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等），提升儿童工作的专业化和统筹力度。从规划到立法再到服务条例，相互配套，为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指导。
（四）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全面推动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儿童健康领域，建成覆盖全国所有市县的儿童远程医疗网络，以技术创新突破城乡医疗资源局限。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广大农村儿童，有力缩小了城乡儿童营养差距。强化儿童营养喂养与运动指导，推动形成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开放托育市场，壮大儿童托育服务供给力量，实现托育服务供给能力快速提升，满足社会托育需求。在儿童教育领域，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普惠园覆盖率超出规划目标，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财政经费投入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提高，加快实现让每个儿童平等享有优质教育资源。扩充特殊教育资源，保障特殊儿童群体发展权益。在儿童福利与保护领域，拓展儿童福利范围，提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增加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加快培养专业人才，更好地保障困境儿童权益，让困境儿童共享发展成果。
我国儿童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我国儿童事业发展正面临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等新形势，这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十五五”时期推动儿童事业发展，必须抓好机遇、应对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十五五”期间，儿童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政府、社会、学校与家庭的共同努力，充分利用机遇，积极应对挑战，为儿童创造一个健康、快乐、全面发展的成长环境。
1.“投资于人”的政策理念助推儿童事业发展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投资于人”，而儿童时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阶段，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状况能够为儿童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使其在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更具竞争力。儿童的发展也必将带来丰厚的回报，包括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因此，在“投资于人”的政策引导下，政府、社会和家庭应共同努力，加大对儿童发展的投资力度，完善相关政策和措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实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国家提出建设“健康中国2030”和教育强国战略，确保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了健康、教育、福利、法律保护等领域的重点任务，为儿童全面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减轻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推动素质教育改革，为儿童腾出更多时间发展兴趣、增强体魄。我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强化了儿童权益保护，明确了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责任。
随着经济水平提升，政府持续加大对教育、医疗、儿童福利等领域的投入。例如，免费学前教育逐步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化持续推进。基础设施不断升级，城乡学校硬件设施改善，儿童医院、图书馆、科技馆等公共服务网络扩展，为儿童提供了更优质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2.新型城镇化为儿童事业均衡发展提供了宝贵窗口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2.57%上升至2024年的67%，总体上仍以年均大于1%的速度增长（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我国提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解决流动儿童问题、推动儿童事业均衡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流动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其根源在于相关制度建设尚未赶上高速的人口流动变化。“十五五”期间，应着力解决流动儿童所面临的医疗、教育和福利等领域的制度性壁垒，推动流动儿童教育“两为主”政策（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办学校为主），构建城乡融合的儿童保障体系，实现人口流动与公共政策联动。同时，持续推进和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将极大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3.科技快速发展赋能儿童事业
人工智能、脑科学等技术的深化应用为儿童事业带来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机遇。教育领域，数字化教育普及，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教育模式变革，在线课程、智慧课堂等让优质教育资源突破地域限制，惠及偏远地区儿童。个性化学习得到支持和拓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因材施教，精准识别儿童学习需求，提升教育公平与效率。科技素养培养日益深入，编程、机器人等科技教育进入中小学课程，为儿童适应未来数字社会奠定基础。健康领域，智能监测设备可以极大提高儿童常见疾病的早期发现率；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食材溯源，保障儿童食品安全。儿童安全领域，利用GPS等技术开发“留守儿童安全守护系统”，极大降低儿童意外走失概率，物联网应急系统在灾害发生时提前预警并快速响应，保障儿童生命安全。
4.整合利用少子化带来的可用资源
“十五五”期间，14岁及以下儿童人口占比预计将持续下降，原有的“按人头计算”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财政投入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富余。通过资源整合和统筹使用，可以扩大可用资源总量，有助于达到人力资本培养和儿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5.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第三次分配被列入基础性制度安排，将公益慈善纳入国家基础性制度安排。社会力量将在儿童发展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公益项目、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为儿童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
（二）面临的挑战
1.人口结构调整带来资源竞争与服务需求结构变化，儿童事业面临提质升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2023年为902万，比2016年减少了近900万人。2024年出生人口为954万，略有回升，但也仅比2023年多50万人。少子化趋势对我国儿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涉及养育、教育、家庭结构和社会资源配置。少子化趋势导致儿童总数下降，“城区挤、乡村空”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农村幼儿园和乡镇小学面临生源不足、资源闲置的问题。同时，随着城市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以及“少而精”育儿理念的普及，优质教育、高端医疗的需求显著增加，城乡、区域间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可能加剧。此外，特殊儿童群体的服务需求强烈，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占比上升，需要更加精细化的儿童福利服务与保障措施。
同时，在健康领域，流动儿童医疗保险漏保、断保现象比较普遍，降低了他们的卫生服务获得水平。在教育领域，流动儿童在户籍入学、异地升学等环节面临制度性壁垒。一些流动儿童仍然被迫就读于民办学校。根据考生需要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这一严格要求，许多农民工随迁子女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就学，进入高中后也不得不返回户籍所在地接受教育、参加考试。这种矛盾导致部分回流学生产生了适应困难等问题，造成学习成绩下降和辍学率上升。
2.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新的儿童身心健康问题
我国5岁以下儿童健康状况取得了显著改善，儿童主要疾病负担由传染性疾病转向伤害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儿童肥胖、近视、心理健康等问题。2024年，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19%。如果不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预计到2030年，我国成年人中超重肥胖率将升至70.5%，学龄儿童（7—17岁）中超重肥胖率达到31.8%。同时，儿童视力不良问题依然严峻，近视出现低龄化趋势，小学阶段近视率攀升速度较快。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早重视，及早预防控制。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同样面临急剧上升的压力。2022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发现，我国儿童在抑郁风险和焦虑风险上有着相对较高的检出率。14.9%的儿童属于轻度抑郁风险，4.9%属于重度抑郁风险。在焦虑风险检出率上，22.7%的儿童属于轻度焦虑风险，6.0%属于中度焦虑风险，2.5%属于重度焦虑风险.心理健康作为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尽管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但目前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仍有待健全、城乡配置不均衡、基层服务能力不足、医保覆盖有限。许多地区缺乏足够的专业心理健康服务人员，心理健康干预的可及性较低。尤其是在基层医疗机构和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服务的覆盖面极为有限。
3.欠发达农村地区儿童相关公共服务供给仍显不足
根据全国“七普”数据，全国共有2.98亿儿童，按常住口径36.9%在农村，大概有1.1亿农村儿童。“十四五”期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剩下8%还未入园的适龄幼儿主要分布在偏远农村和牧区。同时，现已入园的一部分农村幼儿接受的是一年的学前教育。城乡义务教育质量差距突出，农村小学净入学率虽超过99%，但优质师资占比不足城市小学的1/3，素质教育拓展能力显著滞后。
儿童早期发展方面，基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的脱贫地区儿童大调查的数据显示，脱贫地区0—3岁儿童发展迟缓率的比例较高，和城市儿童仍然有很大差距。脱贫农村家庭儿童早期养育水平低，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家长缺乏对基本的早期养育和看护照料的认识和技巧。同时，当前托育服务供给机构主要分布在城市，农村早期养育服务缺乏。目前仅有少数社会组织在欠发达地区进行相关服务提供的项目试点，缺乏政府提供的系统性儿童早期公共服务。随着经济和就业结构的加速转型，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崛起，儿童早期的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培养显得尤为重要。而当前我国的儿童早期发展恰恰是相对的“短板”，与应对未来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等的挑战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福利领域，当前农村儿童保护专业社会力量较为短缺，我国农村地区现有的服务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覆盖范围不足以辐射全体农村儿童。按照每个社工站配备3—8名社工测算，我国农村地区社工站的专业人员总需求量为8万—25万，目前全国共有10.8万驻站社工，虽然已达到服务供给的“低限”，但距离总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4.儿童事业的制度性保障有待加强
在国家战略层面，尽管当前已制定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纳入了一些重要的儿童发展指标，但分散在各章节，并未统一。未来仍然需要将儿童发展置于更加重要和突出的战略位置，并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
儿童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近50万人，城乡低保覆盖儿童近700万人，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村贫困线边缘群体家庭子女基本生活、就医、就业等方面保障能力不足。一些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农村儿童伤害死亡率和致残率均明显高于城市儿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需要机制干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留守家庭、离异家庭、流动式家庭、单亲家庭出现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儿童网络保护面临挑战。儿童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网上低俗、违法及不良信息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隐私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些儿童沉迷网络游戏、短视频等。
财政投入向低龄儿童倾斜的力度有待加强。0—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投入尚未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财政支持缺乏制度性保障。国际研究表明，儿童早期能力发展的短板会影响其学龄阶段的学习能力、健康状况，甚至成年后的就业竞争力。对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投入不足可能会导致儿童发展的基础不牢固。
儿童工作的多部门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各部门各单位虽按照各自职能履行职责，但整体上还有待形成横向联合、相互沟通、密切合作的工作格局，工作链条和合力需要进一步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专业性不强。在具体执行效能方面，存在信息化程度不高、人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执行效能不足等问题。
“十五五”时期推动我国儿童事业发展的前瞻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十五五”时期，应考虑将儿童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指标体系，将儿童发展水平作为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评价维度。构建儿童优先的资源配置和保障机制，加大财政投入，进一步向儿童发展特别是儿童早期发展倾斜。
（一）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儿童发展服务体系
1.实施“生命最初1000天”国家工程
将“生命最初1000天营养健康行动”等相关政策举措整合拓展，进一步加强孕前优生、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等，将围孕期妇女叶酸发放及婴幼儿营养包发放范围扩大至城乡全域，开展孕妇营养包项目，逐步提高生育补贴标准。
2.建立多元普惠、城乡兼顾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加强农村地区普惠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养育分级补贴制度。结合农村实际，在居住相对集中的搬迁点或乡镇、社区建设早期照护服务中心；在居住分散的地区，通过家访入户的方式将儿童养育指导服务送入家庭，扩大农村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覆盖面。争取“十五五”期末实现3岁以下农村普惠婴幼儿照护服务覆盖率50%。
3.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均衡发展
不断拓展免费教育范围，提高义务教育年限。推动综合高中建设，完善课程体系与升学衔接机制，增强学生多元发展能力。通过师资培训、教育信息化等手段，支持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建立农村生均经费不低于城市的保障标准。加强财政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乡村教师补贴预算，改善乡村办学条件，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和吸引力。针对一些偏远地区集中办学后学生上学不便和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设立低收入和困难家庭学生专项生活补贴。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特大城市落户、入学门槛，配套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钱随人走”的机制。加快异地中高考改革，为流动人口子女创造公平升学环境。推广“教育券”制度，允许跨区域选择优质教育资源。
4.实施健康儿童计划，筑牢全民健康根基
逐步建立健全儿童专属医保体系，将门诊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至85%，将儿童特大病基本医疗免费制度的建立提上日程，减轻家庭医疗负担。实施“健康校园2030”计划，安排专项财政资金，为全国中小学配备专职校医和营养师，提升校园健康管理水平。推进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学龄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按照每生每天5元的标准提供补助，确保幼儿营养均衡。实施儿童心理健康行动计划，构建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和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设立专项资金，建立全国性的儿童心理健康监测网络，推动心理辅导站县域全覆盖，保障每所学校至少配备1名专职心理教师，建立心理家访入户干预机制，为学生和家庭提供精准心理健康服务。
5.强化保障，筑牢儿童关爱保护体系
建立专项保障机制，系统完善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服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人身安全保护以及法定监护责任六大体系，全面提升困境儿童福利水平和保障标准。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专业社会力量融入基层，共同构建儿童社会保护网络。完善儿童主任制度体系，单列专项资金用于专业化培训，提高其工作能力，并将相关补贴纳入财政支出预算。建设智能信息化平台，加强对儿童关爱工作的大数据收集和信息化管理。
6.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完善家庭监护支持制度
强化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联动的儿童发展支持网络形成的巨大合力，将协同育人机制贯穿儿童健康、安全、教育、福利和法律保护的全过程。重点加强对家庭监护的支持与干预，针对监护不力、缺失或侵害等问题，建立由政府主导、学校和社区协同的监护支持制度，提升家庭监护意识和能力，帮助家庭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确保每个儿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二）构建儿童优先的财政支持体系
1.加大儿童发展投入，优先向儿童早期倾斜
将0—3岁儿童早期发展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范围，专门设置“0—3岁儿童早期发展资金”，“十五五”时期预算目标不低于中央转移支付总额的1%。在构建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和分层分类帮扶政策和机制中，重点支持儿童早期发展。
2.探索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
通过中央投入的支持引导，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加大投资力度，积极整合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等。同时加强资金审批和监管，落实监督机制，定期开展审计工作，力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3.健全儿童事业多元投入机制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儿童事业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公益项目、鼓励社会捐赠等方式，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吸引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投入资金，参与儿童教育、健康及福利等领域的服务和项目建设，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格局，为儿童事业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保障。
（三）构建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1.完善立法保障
推动托育服务法、儿童福利法、学生营养法等专项立法。
2.加强规划引领
将加大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投入纳入“十五五”规划，制定针对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发展专项规划。
3.探索建立国家儿童发展综合事务机构
统筹0—17岁跨越各发展阶段的儿童事务，主要职责包括：儿童相关政策的制定、跨部门协调，以及政策的系统性推进、定期督查和绩效评估，推动儿童发展公共服务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可持续发展。
4.制定儿童发展支出核算方案
推动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研究制定儿童发展支出核算方案。通过单列“儿童发展支出”核算科目的方式，将与儿童发展相关的财政投入和支出，以及相关的市场投资和消费（如照护服务消费）进行单独核算。
5.加强监测评估
在《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监测评估基础上，研究制定“儿童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评价结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并作为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审批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张来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方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杜智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研究院早期养育研究室副主任 刘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 丁玲；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副主任 董雪洁
| 宏观纵览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作出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未来五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攻方向，扎实有效推动各项任务加快落实。 一、深刻把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这一重要论述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对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立柱架梁”到“积厚成势”提出了系统完备的方法论，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统一市场基础制度，有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高效运行的必要前提。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健全与之相适应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只有不断提高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才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防止制度差异造成的资源错配，增强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减少不确定性风险，进而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必须着眼于破解规则碎片化困局，加大高水平制度供给、强化制度刚性约束，以制度建设促进市场统一和规模提升，在更大范围内深化分工协作、促进充分竞争，实现市场整体运行效率的提升。 （二）统一市场基础设施，有利于打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是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畅通的现实需要。市场基础设施是市场活动顺利开展的物质支撑，是市场无形之手更好发挥作用的有形底座。只有推动交通物流、数据信息、交易场所、监管平台等市场基础设施统一高效联通，才能打破地理阻碍、畅通流动渠道，推动实现供需匹配、要素获取和技术扩散，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统一市场基础设施，必须着眼于打破区域限制，促进各类区域市场交易规则充分衔接，推动交通物流设施互联互通，实现数字基础设施开放共享，使市场基础设施成为经济循环的“高速公路”。 （三）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是各地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是真正约束地方政府正确处理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关系，防止“政策竞赛”扭曲市场机制的务实之举。只有明确地方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红线和行为底线，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必须着眼于实现政府行为边界清晰、规则一致，加快制定招商引资等统一规范、设置优惠政策禁区、建立合规审查机制，坚决防止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确保经济促进行为坚守公平竞争底线。 （四）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有利于更好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是激发全国统一大市场微观活力的重要保障。各类经营主体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微观基础，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生动力源泉。只有加快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才能更好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吸引更多市场力量参与经济活动。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必须着眼于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制定统一清晰的监管规则、裁量尺度，不断提高监管执法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着力优化监管方式、提升治理能力，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 （五）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有利于经营主体高效获取生产要素，是提高全国统一大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举措。要素资源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要素资源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应当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功能。只有建设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才能畅通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渠道，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全面融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推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必须着眼于有效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消除城乡、区域、行业壁垒，扩大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范围，完善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市场产权和交易规则，更好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组合要素资源、驱动价值创造的作用。 （六）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有利于推动我国市场内外联通，是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不是搞区域自我小循环，也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的大市场。只有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才能有效增强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和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效应，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必须着眼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着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动力引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在开放发展中争取战略主动。 二、充分认识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顶层设计、加快区域协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扎实成效。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实施，竞争政策框架基本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健全，有效降低了市场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设施联通性不断增强，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持续优化，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取得明显进展，有效提升了市场循环效能；要素资源流动更加通畅，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向深入，有效破除了一批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商品服务市场建设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加快完善、质量标准供给水平显著提高，有效支撑了扩大国内需求；公平统一市场监管格局加快形成，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强化、市场公平秩序进一步提升，有效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破除市场和区域壁垒取得积极进展，及时纠治了一批市场垄断、地方保护典型问题，有效保障了企业经营自主权。总体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破除经济循环卡点堵点的过程，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间还不长，探索市场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一些碎片化、不衔接的制度规则，部分地方还存在行政干预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充分调动地方发展积极性，为我国创造增长奇迹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过度竞争和地方保护现象；发现和培育新的要素资源市场，还面临确权、运行等制度短板；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时期，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重点解决。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都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先决条件和基础支撑；应对复杂变化的外部环境、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也需要以强大国内市场保障经济合理增长和安全发展。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不断深入，许多问题已经解决，目前仍然存在的卡点堵点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涉及中央和地方事权、政府和市场关系、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在“十五五”时期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向关键环节发力，确保破除卡点堵点取得显著成效。 三、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的重点任务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建议》部署，按照“五统一、一开放”的要求，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聚焦重点难点、强化刚性约束、加强协调配合，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 （一）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构建统一的经营主体登记管理法律制度，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社会信用和监管制度，构建覆盖各类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机制，构建清晰的分类信息披露制度框架。完善兼并重组制度，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优化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规则。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逐步规范标准制定管理。 （二）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强化制度刚性约束，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立法工作，健全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竞争行为治理规则，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纵深推进政策措施清理工作，强化对行政性垄断的监管执法。深入推进招标投标制度改革，严格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加强对中标结果的公平性审查，实现全流程全链条监管。切实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健全招商引资、财政奖补等制度规则，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 （三）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企业过度低价竞争的合规引导和监管规范。加强质量监管，完善质量安全风险管理、监督抽查、缺陷召回等制度，强化质量安全源头治理、高风险产品评估监测、重点工业产品质量追溯。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深入治理网售假冒伪劣等突出问题，防止低价竞争挤压优质产品生存空间。加强价格监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提升产品品质、反对劣质低价，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四）推进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深入推进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明确基础性通用性监管规则，强化新经济新业态监管制度供给。加快推动行政执法尺度统一，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管理，推动行政执法标准跨区域衔接，加强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衔接。夯实基层基础，统筹监管力量和执法资源，探索分层分级优化市场监管职能配置和事权划分。适应市场发展趋势、创新监管方式，加快推进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执法，一体推进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强化监管技术支撑和条件保障。 （五）推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完善多式联运等重点领域标准。高标准联通商贸流通设施，加快线下商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健全跨区域规则协调和互认机制，解决数据不互通、单证不统一等流通障碍。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打通“公转铁”、内河航运、国际物流等卡点堵点，提高物流组织化程度和效率。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促进内外贸规则规制、标准认证衔接，推动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大力畅通出口转内销渠道，降低企业内外市场转换制度成本。 （六）更好调动各方面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积极性。优化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精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一体完善公平竞争审查的正向激励与刚性约束制度体系，推动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纳入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等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逐步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 罗文 收入分配问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居于重要位置，它连接着初次分配领域的就业扩大和工资增长、再分配领域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第三次分配领域的公益慈善事业。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部署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任务，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一重要部署，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指明了前进方向，对于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具有重大意义。 一、收入分配现状和破局目标 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经历过收入差距从扩大到缩小的变化，对应着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转折。总体来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例如，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城乡收入比率，以及刻画整体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之前达到最高点；而反映国民收入要素分配倾斜度的指标，如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以及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等则达到最低点。这一时期恰好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高度重合，其间我国的劳动者工资提高、家庭收入增长以及全体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主要得益于做大“蛋糕”效应。与此同时，表现出来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可以被视为一种先富与后富之间的时滞现象。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为高质量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一种体现，初次分配领域的分好“蛋糕”效应更为凸显，再分配领域也取得卓著的成效。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城镇就业更加充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明显提升；通过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力度彰显，并于2020年如期完成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持续扩大，进城居住和务工的政策环境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为全体居民提供了更多更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 无论从各类指标的读数还是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来看，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总体呈现逐步改善的态势。从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来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2007年的最高点3.14下降到2024年的2.3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最高点0.491下降到2024年的0.465。从资金流量表来看，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从2007年的最低点49.1%提高到2023年的53.6%；住户收入在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从2008年的最低点55.5%提高到2023年的61.2%。 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仍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的一种体现，需要继续付出巨大的努力。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部署，改善收入分配相关指标，应该成为明显缩小收入差距的直接目标，并据此确立政策着眼点和着力点。例如，一般认为城乡收入比率至少要在2.00以下、基尼系数要在0.4以下，才能说一个社会具有比较均等的收入分配格局。按照这样的标准，2024年我国的城乡收入比率（2.34）和基尼系数（0.465）偏高，应在各自的基数上继续降低。至于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以及住户收入在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差异，并没有公认的目标基准，但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这两个指标的改善幅度尚不够显著，迄今尚未回升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水平，且在国际比较中，如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偏低，因此仍有明显提升的必要。 二、现行收入差距的成因分析 特定的收入分配格局，既是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现象，通常具有相当鲜明的发展阶段特征。例如，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旨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行为和经济活动，通常伴随着金融深化和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换句话说，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本身就意味着资本替代劳动，资本密集型设备、机器或机器人冲击劳动者就业岗位。事实上，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共性特征，许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时期，都曾经历过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情况。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在1990年到2007年期间，OECD国家的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份额下降，主要与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有关。 对我国而言，收入不平等现象应该放到经济发展的背景中来认识。首先，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通常伴随着一个资本深化的过程，即以机器、设备、基础设施为表现形态的物质资本增长，快于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要素报酬会向资本倾斜，进而表现为劳动者报酬和住户部门份额的下降趋势。其次，随着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人力资本得到更高的回报，产生了一种以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为分水岭，劳动者就业质量和工资收入的分化趋势。最后，旨在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创新活动，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竞争主体依各自的市场表现，获得创新成功的收益，或遭受创新失败的损失，如果在受损经营主体就业的劳动者未能得到充分的兜底保障，他们的就业、收入和生活水平便会受到负面冲击。 城乡收入差距同样是一种发展现象。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以农业占主导的农村经济，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生产要素向外转移的过程，这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最集中地表现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同时得以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和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可能由于各种因素受到阻碍，或者产生不协调现象，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滞后于非农产业的情形，导致务农收益偏低，最终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例如，2024年占劳动力总数22.2%的农业劳动力，仅生产了占GDP比重6.8%的农业增加值，这展示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的事实，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务农收入无法实现同非农产业收入的同步提高。同年在农户可支配收入中，来自务农等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仅为33.9%，显著低于工资性收入的比重42.4%。 基尼系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主要由农村收入差距、城镇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三部分构成，在统计意义上相对完整地反映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长期以来，城乡收入比率是整体收入差距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因素。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收入差距达到最高点之前，城乡收入比率的变化同基尼系数保持高度一致。然而，在收入分配趋于改善，两个指标均开始降低后的十余年里，城乡收入差距的降幅更大，且呈现出继续缩小的趋势。同时，基尼系数降幅相对小，在降低到2015年的低点0.462后，便处于相对徘徊的态势，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不再以同样的程度带动整体收入分配的改善。 如果农村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均比整体收入差距的缩小更为显著，我们即可在统计意义上作出判断：城镇收入差距相对有所扩大，并且成为整体收入差距的更主要贡献因素。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印证了我国整体收入分配在城乡之间的这种分化趋势，提供了城镇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的定量依据。可以说，近年来城镇收入分配改善不像在农村和城乡之间那样明显，这与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特别是人工智能冲击岗位，以及平台就业中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充分均有密切关系。如果不能有效应对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在收入分配上作出更大的政策努力，人工智能的广泛渗透将不可避免地加剧这种局面。 我国存在的收入差距是发展阶段的产物，具有其形成的根源和逻辑，随着发展阶段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背景和现状也会发生变化。形成怎样的收入分配格局，与制度建设的支点和政策实施的取向分不开。例如，过去十余年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份额有所回升，正是由于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既改变了要素禀赋和相对价格，也改变了政策倾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向“三农”倾斜的巨大政策力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是农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动力。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也对城乡普通劳动者及其家庭收入的增长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着力点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基础性任务，要求构建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制度体系，显著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水平。“十五五”期间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应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的同步发力、协调配套为重点，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推动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下面分别从三个主要分配领域着眼，揭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政策着力点。 首先，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协同推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相关制度完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针对广泛存在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加快完善劳动立法和执法，推进包括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劳动合同、工资集体协商等在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注重消除就业的年龄歧视，确保在人工智能深入渗透的条件下，不使新就业形态同非正规就业画等号。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体制改革，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下，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防止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方向相背离，挖掘非农劳动力供给潜力，扩大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开启新市民的消费需求。以劳动力市场“一老一小”（大龄劳动者和青年）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把技能培训贯穿于劳动就业的全生命周期，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水平和配置效率。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 其次，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制度形式，加大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更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国内外经验和教训均表明，仅靠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并不足以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也很难把基尼系数降低到0.4以下。基于正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取向，从实施再分配出发完善社会政策和推动制度建设，是分好“蛋糕”的重要一环。例如，OECD国家在进行再分配之前的基尼系数平均为0.473，在实施再分配之后下降到0.324，不平等程度下降31.4%。发挥好再分配的保障性作用，合理调节并逐步缩小城乡、区域、行业、人群收入差距，需要优化税制结构，完善地方税、直接税体系，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再分配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既体现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之中，也体现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方面。这包括：以生育、养育、教育为核心的人口支持政策；以教育、培训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以提高就业质量为核心的公共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养老、助老和发展银发经济等举措为核心的应对老龄化政策；以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保障性住房政策等，增强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调节器”功能。此外，要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关心关爱困难、弱势群体。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优化转移支付结构，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距。 最后，创造激励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鼓励先富带后富促共富，倡导各类主体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推动形成发展向善的社会风气。发挥好第三次分配的补充性作用，需要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通过完善慈善领域制度，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培育和规范发展慈善组织，强化对慈善活动的监督管理，引导好、守护好每一份爱心善意。虽然慈善捐款、志愿者活动以及企业公益活动等，并不会在规模和比例意义上显著改善收入分配，但第三次分配的意义更主要在于各种善举汇聚形成的社会风气，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坚实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引领。例如，面对人工智能既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也可能造成技术性失业的“双刃剑”效应，向善的社会风气有利于引导投资者、研发机构、科技企业等各主体，超越局部和短期利益取向，推动科技向善、创新向善、智能向善，确保技术进步为人类造福、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深层次“对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蔡昉 “十五五”时期，国内外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开放工作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领跑全球开放发展的决心和意志，更体现了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为我国“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充分认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我们的开放是“跟跑”，现在我们的开放是要“领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专章作了部署，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推动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要充分认识“十五五”时期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坚定开放信心，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一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法宝。“十四五”时期以来，自贸区（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取得积极成效，先后推出110余项专项对接措施，复制推广107项，涉及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企改革、环境标准、劳动保护等诸多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问题；我国经贸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在202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累计吸收外资7200多亿美元，提前半年完成“十四五”时期的预期目标，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超过1/3；对外投资年均增速超过5%，稳居全球前三。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是中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佐证，也为“十五五”时期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助力相关领域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机遇。“十四五”时期以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作出了积极贡献。“十四五”时期，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将超过15万亿美元，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有序扩大自主开放以及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建交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宣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已成功举办7届进口博览会，多途径推动世界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以自身开放促进共同发展，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十五五”时期，尽管国内外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没有变，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没有变，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确定性必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新机遇。 三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十四五”时期以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对外投资累计为东道国纳税3000多亿美元，带动了当地大量就业，促进了当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全球市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我国已为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中国生产的风电光伏产品，仅过去一年就为全球减排二氧化碳26.5亿吨。我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成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实施了一批“小而美”项目，为当地创造了税收，带动了就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十五五”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等综合优势将更加凸显，坐拥未来十多年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8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仅传统产业未来5年就会新增10万亿元左右的市场空间，新兴产业领域也会催生数个万亿级甚至更大规模的市场，这些都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在拓展国际循环上取得更大成绩，让世界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开放发展红利，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准确把握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部署 关于“十五五”时期的对外开放工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并从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作了具体部署。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部署，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开花，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 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当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贯穿于“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过程全领域。当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经贸规则呈现出很多新变化新特征。“十五五”时期，要在更多领域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全面参与绿色经贸、数字贸易、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产供链韧性等新领域规则制定，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进程，持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力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取得突破，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贸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二是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扩大自主开放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式，对外体现为坚持和推动多边、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对内体现在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上。“十五五”时期，要在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推进多边、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的同时，继续推进各类高水平开放试点试验，带动全国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要有序推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取得良好成效，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更大力度开展制度型开放试验，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优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在服务业领域准入准营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压力测试。要聚焦打造开放高地，在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部分地区数字自贸区（港）等探索的基础上，围绕人才、数据、技术等高端要素资源集聚和高效配置，谋划和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要围绕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跨境支付等领域推进金融开放创新。 三是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时期，要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为重点，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要优化升级货物贸易，积极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鼓励服务贸易出口，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要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要提升贸易促进平台功能，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加大力度扩大进口，既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机制。 四是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既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国际产供链合作的重要方式。“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擦亮“投资中国”品牌，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落实好“准入又准营”，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国民待遇，推动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要落实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持续清理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性措施，确保开放举措落地实施。要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推动互联网、教育、文化等领域有序开放。要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提升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稳妥有序开展境外投资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五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和顶层设计。“十五五”时期，要继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范围，提升合作层次。要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强化合作规划统筹管理。要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完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要提升中欧（亚）班列发展水平，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要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新空间。要完善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加强海外利益保护。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务实成效，为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崔卫杰 在平衡财政向功能财政转型的背景下，有必要将健康税、健康领域财政支出等功能性财政工具，作为实施“投资于人”战略的重要切入点，进一步优化健康财税政策，为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今年，“投资于人”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不久前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作出具体部署。 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通过优化健康财政政策，能够为提升我国人口健康水平、改善劳动供给质量提供坚实支撑，也是落实“投资于人”战略的重要途径。 健康财政政策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 当前，全球性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下降，使得经济发展由依赖传统要素投入与物质资本积累，转向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模式。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人民群众对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投资于人”相继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由物质繁荣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型。相较于“投资于物”，“投资于人”侧重长期回报和可持续增长，具有丰富内涵，不仅强调教育培训、技能提升、健康保障等投入，也注重通过制度创新营造激励创新的社会环境。通过教育强国建设、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社会保障网络等，构建贯穿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发展体系，以教育公平、健康普惠和社会参与为支撑，促进创新活力的持续释放。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路径。 健康经济学将公民健康视为特殊的人力资本存量，健康损失即为人力资本折旧，旨在促进全民健康的财政政策则可视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在财政政策经历从平衡财政向功能财政转型的背景下，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各国秉持健康理念，出台并完善健康财政政策，如通过出台健康税、健康领域财政支出等典型的功能性财政工具，构建健康财政政策体系，引导居民健康消费行为，强化拓展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升劳动供给质量。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健康财政政策作为实施“投资于人”战略的重要切入点，进一步优化我国健康财税政策，为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健康税成为财政和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调控工具 当前，健康税已成为多国重要的健康促进政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相关数据，截至2022年，各成员国健康税（包括烟草税、酒精税和含糖饮料税）收入平均占各国税收收入的2.24%、占各国生产总值（GDP）的0.74%。健康税既能创造财政收入，又能改善公众健康状况，已成为各国财政和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调控工具。 具体来看，在烟草税领域，澳大利亚和法国以高烟草税著称。澳大利亚烟草税采用从量税，且税制每年根据通胀率调整。今年9月起，对于每支烟草含量不超过0.8克的普通香烟，每支征税约1.5澳元；对于非支装或每支烟草含量超过0.8克的香烟，每千克征税约2397澳元。澳大利亚烟草税控烟效果显著，过去十年间，该国公民吸烟率下降超过40%，并且收入稳定，约占该国GDP的0.7%。法国自2012年起持续提高烟草税，一包售价约11.5欧元的香烟含特定消费税约6.3欧元。2012年—2022年，法国烟草税收入占其总税收的比重稳定在1%—2%之间。在酒精税领域，智利实施分级税率的从价税，酒精浓度30%及以上的饮料适用31.5%税率，低于30%的则适用20.5%税率。新西兰除常规酒精税外，还对进口酒征收“等价消费税”，即100%的从价税。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的酒精税收入占GDP的比重均超过0.6%，不仅有效抑制高风险饮酒行为，还筹集到大量财政收入。近年来，含糖饮料税成为了健康税体系中最具创新性的税种。少数国家采用从价计征的方式，如印度自2017年起对含糖饮料征收40%的从价税，卡塔尔自2019年起对能量饮料征收等价消费税。大部分国家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如爱尔兰自2018年起对每百毫升含糖量5克—8克的饮料每升征收0.2美元的消费税；对每百毫升含糖量超过8克的饮料每升征收0.3美元的消费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自2015年起征收每盎司1美分的含糖饮料税；费城也从2017年起对含糖饮料征税，每盎司1.5美分，开征后第一年，费城及周边城镇的含糖饮料消费量骤降38%，含糖饮料税在引导健康消费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墨西哥自2014年起对含糖饮料征收每升1比索的特别税，开征后含糖饮料消费量下降约10%，儿童肥胖率增速明显放缓。此外，墨西哥还对每百克热量超过275卡路里的“垃圾食品”征收8%的特别税。英国于2018年推出软饮料行业税，采取三级税率，对每百毫升饮料中含糖量未超过5克的软饮料免税；对每百毫升超过5克的征税18便士；对每百毫升超过8克的征税24便士。2018年，英国的含糖饮料税收入为1.54亿英镑，主要用于资助儿童体育、营养与教育等相关工作。法国自2012年起征收含糖饮料税，该税收收入被纳入国民医疗保险计划，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支出。 各国还通过加大健康领域财政支出力度促进国民健康。如澳大利亚2023年—2024年公共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高达54亿澳元，支出覆盖范围广泛，其中疫苗接种支出24亿澳元，占比44%左右。新加坡通过国家免疫规划体系，将儿童和成人疫苗接种作为促进全民公共健康的重要手段，筹资模式为政府补贴、储蓄和保险相结合。 优化健康财政政策，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 当前，我国征收的健康税主要是烟、酒类消费税。历经多次改革，居民消费烟、酒类产品的成本大幅提升，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控烟与抑制酒精危害的目标。同时，我国不断加大健康领域财政支出力度，逐步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体系。为进一步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相关部署，笔者认为，应持续优化健康财政政策，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 完善健康税收体系。国际经验表明，健康税收入稳定，且有效引导健康消费行为。结合我国健康税主要集中于烟、酒相关的消费税领域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一是进一步优化烟、酒类消费税税率结构。数据显示，我国卷烟的税额占其零售价格的比重约为50%，低于世卫组织推荐的75%标准。酒精制品的税额占其零售价格的比重也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对此，不妨探讨烟、酒类消费税税率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优化，以更好发挥健康税引导健康消费行为的功能。如我国现行卷烟消费税实行以从价税为主、从量税为辅的混合税制，若仅单纯提高从价税，吸烟者可能会替代性地使用低价卷烟，难以实现控烟的政策效果，所以应适当增加从量税比重，避免出现替代效应。二是审慎推动烟、酒类消费税改革。目前，烟、酒类消费税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卷烟、电子烟除生产环节外还在批发环节征税。虽然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是明确的改革方向，但考虑到产烟大省、产酒大省的税收利益，以及征管效率等问题，应审慎推进烟、酒类消费税后移征收，适合在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的可予以调整，不适合的可继续在生产环节征收，不搞“一刀切”。三是审慎开征新型健康税种。当前，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社会上对是否引入含糖饮料税的讨论有很多，笔者认为，贸然开征新税种，可能不利于消费市场稳定，引发舆情，若经研究后确有必要开征新税种，也应强化舆论引导，着力提升公众对高糖高脂食品有害性的认知。 适当增加健康领域财政支出。当前，我国健康领域的财政支出仍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问题。笔者建议，一是强化健康优先导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关注财政支出的长期效益，进一步提高卫生健康支出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比重，包括扩大公共卫生体系投资、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助标准、推进重大慢病防控专项资金制度化等。二是将健康因素纳入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目前，我国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仍以经济产出和项目执行效率为主，缺乏对健康收益和人力资本提升等的考量。应引入健康相关评价指标，将公共财政支出对居民健康水平提升、疾病负担降低、健康寿命延长等指标的改善程度纳入绩效评价范畴。同时，可借鉴OECD国家经验，开展健康财政支出绩效评估试点，强化数据监测与信息公开，确保财政资源精准投向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等领域，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的长期效益。三是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在健康领域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当前，公共卫生服务存在地方财政负担偏重、区域投入差距明显等问题，基层健康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有必要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基本医疗服务、慢病管理、健康教育等公共品的供给，并通过转移支付机制，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专项补助，推动公共卫生健康区域间协调发展。 引导健康行为和支持健康产业发展。通过财税政策可有效引导居民健康生活，以及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向医疗健康领域，这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建议，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强公众健康意识。现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涵盖大病医疗项目，为进一步体现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可考虑借鉴国外经验，将预防性健康体检、商业健康保险支出等纳入扣除范围，鼓励居民定期体检和购买保险。此举不仅减轻个人负担，还有助于降低公共卫生体系压力，提升整体人口健康水平。二是精准有效支持健康产业，推动企业创新与服务升级。企业是“投资于人”战略的重要实施主体。对于从事卫生健康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企业，应提供精准有效的财税支持政策。如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前提下，落实并进一步优化新药研发、数字健康平台建设等项目适用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于提供健康管理、康复服务、老年照护等社会性服务的企业，落实并进一步优化现行的增值税、所得税政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何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贾致博 | 金融透视 要推动数字金融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十五五”时期必须着力夯实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充分释放金融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构建与之相应的智能金融监管体系，并积极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等前沿领域布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强调“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同时将“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列为重点任务。当前，各国将数字金融视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重要突破口。同时，科技竞争的不断加剧也进一步凸显了健全金融支撑体系的战略意义。在此背景下，数字金融凭借其为科技创新提供适配融资、构建安全可靠金融基础设施，并在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等前沿规则制定中争取主动的能力，正成为各国竞相布局的战略高地。 我国数字金融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了规模性扩张，但仍面临金融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不充分、服务实体经济深度不足等挑战。面对新形势，要推动数字金融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十五五”时期必须着力夯实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充分释放金融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构建与之相应的智能金融监管体系，并积极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等前沿领域布局。 “十四五”时期数字金融发展回顾 我国数字金融市场在“十四五”期间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根据中国银行研究院报告，截至2023年12月末，我国数字金融市场规模达到41.7万亿元，占全球数字金融市场规模的15.6%，居全球第一位。这一时期我国数字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数字金融业态日益丰富，形成多元发展格局 “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金融已初步构建起涵盖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字货币、数字证券、数字保险与数字理财等多个领域的完整业态体系。在移动支付领域，我国在渗透率与交易规模方面均位居全球前列。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末，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6%；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10.29亿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9.74亿人，网上零售额、移动支付普及率稳居全球第一。在数字信贷方面，以消费金融、网络小额贷款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依托流量与数据优势迅速切入市场。它们通过降低获客成本、优化审批流程，显著提升了对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足的长尾客户的服务能力。在数字货币领域，数字人民币试点稳步推进。中国人民银行于2024年9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截至2024年末，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覆盖全国17个省（区、市），涵盖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据《时事报告》2024年10月刊文披露，截至2024年7月末，数字人民币应用程序（App）累计开立个人钱包1.8亿个，试点地区累计交易金额7.3万亿元。数字理财方面，余额宝等货币基金产品通过线上平台销售，降低了理财门槛，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这些创新致力于使金融服务更加触手可及，数字金融的服务对象群体和辐射半径显著拓展。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夯实，筑牢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底座 在2023年中国5G发展大会上，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领导宣布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在2025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末，全国5G基站总数达459.8万个，千兆光网实现“县县通”，网络覆盖的广度与深度同步拓展。同时，根据推进我国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IPv6发展报告（2025）》，我国在网络规模、用户规模与流量规模等关键指标上均位居全球首位，技术体系、产业生态与应用能力持续完善，整体发展态势稳健向好。上述进展共同构建了高速、稳定、泛在的网络环境，为数字金融业务的高频交互与实时响应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此基础上，金融科技的新基建与自主创新能力并驾齐驱。一方面，金融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另一方面，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已不断增强。根据《金融科技行业2023年专利分析白皮书》，2018年末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我国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以44.3%的份额高居全球第一，成为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已在金融领域得到日益广泛的落地应用，并渗透到智能风控、数字客服、流程自动化等实际业务中，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与风险管理水平。这一系列进展的宏观成效，体现在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持续增长。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与国家发展改革委2025年7月公布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2020年的7.8%提升至2024年的10.4%，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设定的10%预期目标，数字技术对金融的支撑作用已显著增强。 数据要素市场加速培育，激活金融发展新动能 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报告（2021-2022）》，并结合2025年全国数据工作会议披露的信息，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已从2021年的815亿元快速增长至2024年的超1600亿元。在银行业，金融数据能力建设已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根据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中国金融数据能力发展指数，2024年我国银行业数据能力总指数达到185.76点。这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20年至2021年是基础构建期，在政策推动下，指数同比增长42.23%，初步建立了数据能力基本框架；2021年至2023年进入调整巩固期，发展重点从速度转向质量，着力推进数据标准统一和合规体系建设，指数年均增速放缓至7.13%；2023年至2024年迈入创新驱动期，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隐私计算等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数据与业务场景深度融合，指数同比增速回升至13.79%，标志着银行业数据能力建设进入价值实现阶段。 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正从多维度驱动金融创新。在信贷领域，金融机构积极探索数据资产在融资中的应用，以破解科技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的瓶颈。市场上已出现以数据资产作为核心质押物的融资产品，例如结合数字人民币发放的贷款，也有银行以数据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为质押，向企业提供授信支持。这些实践不仅验证了数据资产的可质押性与价值潜力，也标志着企业数据正从基础资源向核心资本跨越。在信托服务方向，创新同样持续推进。全国首单专注于企业交易结算场景的“数据资产服务信托”已成功落地，借助信托制度特有的财产独立与风险隔离功能，为数据资产的合规登记、价值评估、流转管理与权益分配构建起可信架构，这一模式为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与价值实现开辟了新路径。 强化监管科技应用，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金融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初步建立起与金融科技发展相适应的监管规则与机制，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监管部门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显著提升监管效能，推动风险防控从事后响应向实时监测、智能预警转变。 例如，在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领域，监管部门通过“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系统”运用图计算、网络关联分析等技术，实现跨机构资金往来的全天候监测与穿透式追踪。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中国反洗钱报告》，截止2023年末，反洗钱数据采集已覆盖银行、证券、保险、支付机构等22个行业，接入机构达4428家。数字人民币等新兴业务也被纳入报送范围，数据接口与校验机制同步升级，以应对新型金融业务风险。 在金融机构动态风险监管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积极引入动态风险画像模型，推动监管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具体实践中，国家相关监管部门正通过“一表通”等创新数据报送体系，探索实现指标数据与明细数据的有效对应，这为整合多维度数据、形成精准机构风险画像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监管机制创新方面，我国持续优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推动形成包容审慎的新型监管模式。根据国家金融科技风险监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0月末，相关监管工具已累计推出445项创新应用，完成测试205项，涵盖数字信贷、智能风控、区块链金融等重点领域，显著增强了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稳健性与业务合规水平。 “十五五”数字金融发展的战略定位进阶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既面临重要机遇，也面对诸多挑战。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要让数字金融从过去提升金融效率的辅助工具，转变为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运行的核心基础设施。从发展机遇来看，数字金融正在从外围辅助角色向中心主导力量转变。首先，数实结合的深入推进正在重塑传统金融信用体系。通过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金融机构能够精准洞察产业链上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推动金融服务从依赖核心企业主体信用的传统模式，转向基于实际交易数据与数字信用的新型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产业链上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其次，技术发展和政策支持形成了双重推动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成熟和国产化，为金融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基础，同时国家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将数字技术应用到风险控制、信贷决策等核心业务中，推动金融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发展。再次，数字金融正在成为落实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工具。通过其可定制、可追踪的特点，数字金融能够把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普惠金融等国家政策目标，直接融入具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中。最后，数字人民币不仅用于国内支付，其跨境支付功能的完善，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体系建设、提升人民币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机遇面前，我们也要清醒认识面临的挑战。外部环境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布局数字金融的步伐加快，新一轮制度设计与基础设施构建已经启动。美国通过《负责任金融创新法案》试图强化其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制度优势；欧盟积极推进数字欧元战略；日本、新加坡等国加紧布局央行数字货币与多边清算平台。全球范围内，以法定数字货币和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架构竞争加速展开，推动全球金融体系从以美元为核心的集中式结构，向多元化、科技驱动的新格局演化。内部发展方面，我国数字金融面临多重挑战：金融基础设施的底层技术自主性不足；数据要素配置机制不畅制约金融服务效能；算法歧视、模型共振等新型风险与传统金融风险交织叠加，对现有监管体系构成严峻考验。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十五五”时期数字金融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战略转变。第一，要深化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金融服务要从过去侧重消费互联网的场景对接，转向与产业互联网的深度结合。金融机构要深入了解产业链各环节的需求，基于真实的交易数据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第二，要筑牢安全基础，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必须把底层技术自主创新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位，着力构建以数字人民币为核心的自主支付体系，打造全国产化的金融核心系统，确保金融体系在复杂外部环境下的安全稳定运行。第三，要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利用数字金融可编程、可量化的技术特点，将绿色发展、普惠金融等国家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的金融业务规则，通过差异化的定价和服务，引导金融资源更精准地配置到重点领域，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十五五”数字金融发展的路径 筑牢自主可控技术底座，夯实数字金融发展根基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金融的技术驱动呈现应用创新强、底层技术弱的特征。“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并强调“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与“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在此战略指引下，必须协同推进软硬件攻关与智能算力建设，系统增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整体能力与安全韧性。 在“硬”的方面，需要围绕“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这一方向，集中力量实现金融级高端芯片的自主突破，重点研发适用于高频交易、风险模拟及加密解密等场景的高性能计算芯片。同时，也要着力发展用于数据中心和边缘计算节点的专用硬件设备。应鼓励“政产学研用”联合体进行重点突破，以逐步降低对单一外部供应链的依赖。 在“软”的方面，“十五五”时期应聚焦构建自主可控的软件生态与核心能力，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突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基础层面，需重点突破分布式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底层软件，以筑牢自主可控的根基。要大力投入AI算法、大数据模型与量子密码等前沿技术的研发，为智慧金融注入创新动力。保障层面，必须将安全与隐私保护贯穿始终，通过隐私计算等技术构建可信数据环境。最后，通过推动云原生架构、技术标准与开源生态的建设，整合产业力量，系统提升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韧性、智能与协同效率。 在“智”的方面，积极响应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号召，推动算力与算法的深度融合。单纯追求算力规模可能难以完全满足下一阶段的发展需求。“十五五”时期，要着力优化国家算力网络体系，建设面向金融行业的智能算力调度平台和高质量金融语料库。重点突破金融大模型在复杂逻辑推理、业务可解释性、监管合规性等方面的技术瓶颈，推动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向核心决策系统演进，实现金融智能的转变。 激活金融领域数据要素价值，构建高效流通生态 “十四五”期间，我国基本解决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身份认定”问题，“数据二十条”的出台和数据资产“入表”的探索，标志着数据要素化进程进入了制度化轨道。然而，当前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仍面临“确权难、定价难、流通难、互信难”等多重梗阻。“十五五”规划建议专节部署“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出“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为此，新时期的核心任务是从制度、市场与技术三方面协同发力，打通数据流动的关键堵点，释放其乘数效应。 制度层面，核心任务是构建清晰、有序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应加快建立覆盖数据产权认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国家层面法规框架，明确各方主体在数据持有、加工、使用与经营中的权利与责任，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数据权益配置方案。同时，进一步完善金融数据管理制度，包括分类分级标准、敏感信息识别、授权使用机制、有条件共享开放及收益分配规则，为数据合规流动与价值释放提供制度保障。 市场层面，关键是形成全国统一、多层次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要支持北京、上海、深圳等主要数据交易所在规则、技术、标准等方面深化探索，提升服务能级，并率先实现互联互通，推动形成业务协同、规则互认的市场网络，逐步消除区域性规则壁垒。重点发展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争议仲裁等市场服务机构。鼓励发展数据信贷、数据信托、数据保险等创新业务，探索基于数据未来收益权的融资模式，让数据不仅可交易，更能“可融资”“可投资”，真正成为资本化的生产要素。 技术层面，应以“可信流通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为突破口，加快推进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新型计算模式的落地。通过在数据源头完成计算分析，从物理上杜绝原始数据的转移与泄露；同时依托加密、脱敏等技术，实现在不暴露原始信息的前提下支持数据的合规使用，推动数据价值的流动而非信息本身的转移。还需建立覆盖数据全流程的监控与溯源机制，确保数据流通可管可控可计量，实现流通行为可信可追溯。在此基础上，打通金融、产业、政务等各类数据壁垒，释放数据要素的巨大价值。“十五五”期间，应推动“数据要素×金融服务”深化。围绕普惠信贷、智能风控、精准营销、保险创新、财富管理、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数据深度赋能的标杆应用场景和创新产品服务，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度和效率。 拓展服务共创模式，提升数实融合金融服务质效 “十四五”时期，数字金融服务以场景连接为主要特征，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技术将金融服务嵌入电商、出行、生活缴费等外部场景，实现渠道延伸。“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并将“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列为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在此指引下，服务模式将向生态共创升级，金融机构与产业各方共同构建价值共生、能力共享的数字生态。 一方面，深化数实融合，重塑产业金融服务范式。金融机构要从产业的外部服务者转变为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参与者和共建者。通过与核心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园区的深度合作，基于真实的产业链数据和实时交易信息，构建新型数字供应链金融模式。这种模式不再依赖单一核心企业信用，而是建立在全链条数据可信、资产可视、资金可管的基础上，实现对产业链末梢小微企业的精准服务，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应更好地服务社会目标实现，特别是在绿色金融、养老金融与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实现价值创造。需要突破传统财务指标，建立对社会价值和环境影响的量化评估体系。例如，利用物联网、卫星遥感、大数据等技术，对绿色项目的碳减排效果进行监测和核证，并据此调整融资条件；开发与老年人健康状况、护理需求相匹配的保险和财富管理产品。通过与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的协同创新，数字金融将有望成为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完善金融智能监管体系，筑牢系统性风险屏障 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带来新型风险，对监管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初步建立监管科技体系，推出监管沙盒等机制，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转变。“十五五”时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业务决策中承担更核心的角色，监管体系需进一步向智能化、穿透式、自适应方向演进，以构建与数字金融发展相匹配的现代金融监管能力。对此，“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置于关键位置，明确提出“强化央地监管协同，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保障金融稳健运行”，为构建新一代金融监管体系指明了方向。 第一，完善算法治理体系。监管范围要从金融机构扩展至承担核心决策功能的算法系统。在现有通用备案基础上，探索建立针对信贷审批、量化交易等高风险金融算法的专项评级与压力测试机制，构建覆盖算法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框架，特别要防范算法偏见、算法合谋和模型共振等新型风险。 第二，完善动态适应性监管。面对快速演进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改进静态规则监管方式，更多采用原则导向和结果导向的监管模式。为金融机构的算法应用设定明确的监管目标和底线要求，允许其在框架内自主探索实施路径，通过持续监测结果评估合规性。这要求监管机构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和风险研判能力。 第三，加强跨境监管协同。数字金融风险具有跨境传导特性。我国监管机构应更深入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关于数字货币、跨境数据流动、金融科技监管的规则制定，推动监管标准国际趋同，与主要经济体建立常态化跨境监管合作与信息共享机制，共同应对洗钱、网络攻击和监管套利等全球性挑战，为我国数字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 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拓展跨境支付新格局 数字人民币稳步发展不仅是金融科技领域的重要进步，更是在数字经济时代维护国际支付体系公平性的重要举措。“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将“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和“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列为重点任务，央行也强调需“有序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并“加强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广应用”。“十五五”时期，我国应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广度与深度，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构建以数字人民币为核心、商业银行深度参与的现代化支付生态。 商业银行作为数字人民币运营体系的重要节点，应积极拓展其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金融等关键场景的应用，强化账户服务、清算结算支持和场景创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同时，要加快推进与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国际合作机制，推动数字人民币标准与国际体系有序衔接。 通过强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数字货币枢纽功能，总结与香港等金融中心互联互通的经验，稳步推进我国数字货币标准与国际体系的对接。要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合作，探索建立基于数字人民币的区域性支付网络。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推动形成以主权数字货币为核心、各类数字货币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以期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新的实现路径，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卫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文 内容提要：绿色金融是我国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旨在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生态环保领域，助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和丰富，以生态环境为导向的开发（EOD）模式、生态环保公募REITs、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绿色ABS）较为典型。本文以三者为例，介绍我国绿色金融模式创新成效，并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以期为“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助力“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相应参考。 绿色金融是我国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旨在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生态环保领域，助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和丰富，除了传统的绿色金融产品，新型绿色金融模式也持续涌现，以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生态环保公募REITs、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绿色ABS）较为典型。这三种模式从不同维度破解生态治理投入大、周期长、融资难的问题。其中，EOD模式依托产业反哺生态逻辑，统筹环境治理与关联产业开发；生态环保公募REITs盘活存量环保资产，激活社会资本参与；绿色ABS通过基础资产创新，拓宽中小企业绿色融资渠道。这些创新模式体现了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从政策框架建构到市场化实践的纵深突破，验证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可行性。本文以三者为例，介绍我国绿色金融模式创新与成效，以期为“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助力“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相应参考。 EOD模式 （一）基本内涵 2020年印发的《关于推荐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项目的通知》为理解EOD模式提供了关键支撑。EOD模式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为基础，以特色产业运营为支撑，以区域综合开发为载体，采取产业链延伸、联合经营、组合开发等方式，推动公益性较强、收益性差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收益较好的关联产业有效融合，统筹推进，一体化实施，将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内部化，是一种创新性的项目组织实施方式。 （二）相关政策 我国《“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探索环境治理项目与经营开发项目组合开发模式，奠定了生态治理与产业联动的基础理念。2018年6月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倡导创新环境治理模式。同年8月，《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提出探索开展EOD模式，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与生态旅游、城镇开发等产业融合发展，在不同领域打造标杆示范项目。 2020—2021年，EOD模式进一步落地，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相关项目并试点实施。2020年3月，《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印发，要求创新环境治理模式，对工业污染地块，鼓励采用环境修复与开发建设协同的模式。同年9月，《关于推荐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项目的通知》印发，向全国各地征集备选项目。2021年4月，《关于同意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试点的通知》印发，确定了36个项目开展EOD模式试点工作，提出要积极探索生态环境治理与资源、产业开发一体化实施经验模式。同年9月，《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印发，将EOD模式与多样化生态补偿关联。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印发，提出社会资本可采取生态保护修复与产业导入的方式发展适宜产业。 2022—2025年，EOD模式进一步深化，标准化操作体系逐步形成，对项目质量把控更加严格。2022年3月，《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试行）》印发，明确了入库项目的范围和要求。2023年12月，《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实施导则（试行）》印发，要求规范推进EOD模式，强化项目谋划，加强跟踪调度，强化风险防控等。2024年9月，《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提出推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等模式创新。同年10月，《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出台，提出加强对EOD项目信贷支持力度，优化项目贷款条件，提高项目融资效率。2025年2月，《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工作的通知》印发，要求各地严格贯彻落实《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实施导则（试行）》，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三）实践成效 据生态环境部统计数据，2021—2022年，我国开始分批组织开展EOD模式试点，先后公示94个试点项目。截至2023年底，生态环境部累计向金融机构推送229个EOD项目，总投资9718亿元，融资需求6828亿元，已获授信2012亿元。2024年累计向金融机构推送257个项目，已发放贷款约660亿元。 （四）问题与建议 EOD模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项目收益不确定与风险管理两方面。一方面，关联产业与生态发展的结合存在不确定性，且产业收益需要反哺前期生态环境治理投入，部分项目的收益支撑力度不够。另一方面，项目执行和风险管控存在挑战。EOD项目通常周期长、涉及主体较多（包括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对整合协调要求较高，考验项目实施主体的跨领域管理能力。此外，有的项目还可能面临土地合规使用、债务风险防控等合规性风险。 为此，一要强化产业研究与规划基础。在项目谋划阶段，深入开展产业可行性研究，结合地方资源禀赋和市场潜力选择关联产业，科学设计更加稳健的收益反哺模式。二要提升项目管理能力。需要培育或引入具备生态环境治理、产业运营等整合协调能力的专业实施主体。三要完善政策配套与风险管理机制。细化项目合规操作的具体指引，建立覆盖项目的监测评估和风险预警体系，积极探索合规可行的多元化收益来源。 生态环保公募REITs （一）基本内涵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本质是通过证券化手段将不动产资产转化为流动性金融产品的投融资工具。我国现行REITs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即基础设施REITs。依据《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申报要求》框定的底层资产范畴，具体可划分为13类，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基础设施、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园区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租赁住房、水利设施、文化旅游基础设施、消费基础设施、养老设施，以及符合国家重大战略、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要求的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生态环保公募REITs是指以生态环保设施为底层资产的基础设施REITs，包括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环境基础设施、固废危废医废处理环境基础设施、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础设施项目。生态环保公募REITs通过证券化方式激活环境治理设施的资本价值，为生态环保基建提供长效资金支持。 （二）相关政策 我国生态环保公募REITs2020年启动试点，政策优先支持污染治理类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明确将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固废危废处理纳入试点范围。2021—2022年，相关政策导向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相衔接，同时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扩大覆盖领域。2023年以来，生态环保公募REITs政策体系更加完善，一方面推动常态化发行，将生态环保列为重点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央企绿色债券、民间投资激励等配套政策拓展生态环保公募REITs参与主体，强化绿色转型金融工具属性。整体政策演进呈现出从项目试点到系统构建、从单领域到多主体协同的深化路径。 （三）实践成效 目前我国共发行两单生态环保领域公募REITs，即中航首钢绿能REIT（固废处理类）与富国首创水务REIT（污染治理类）。中航首钢绿能REIT底层资产为固废处理项目组合，包含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项目、北京首钢餐厨垃圾收运处一体化项目（一期）以及北京首钢鲁家山残渣暂存场项目。项目主体业务涵盖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与厨余垃圾收运处置。收益来源于提供垃圾处理服务，收取垃圾收运处置费以及销售焚烧发电产生的电力。该基金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2—2024年，中航首钢绿能REIT运营面临下行压力。富国首创水务REIT运作方式为契约型封闭式，底层资产由两个污染治理项目组成：一是合肥市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的PPP项目，运营方在特许经营期内通过收取污水处理服务费覆盖建设运营成本及税费。二是深圳市福永、松岗、公明水质净化厂的项目，同样以污水处理服务费作为收益来源。该基金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2—2024年，基金收益增加，但底层资产存在分化趋势。 （四）问题与建议 生态环保公募REITs在推动环保基础设施市场化融资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存在问题。一是估值压力与底层资产脆弱性问题。特许经营权类资产的价值可能随剩余经营期限缩短而自然衰减，容易影响投资者预期，产生估值压力。首钢绿能REIT的收入下滑，也反映出区域政策调整对特定项目现金流的影响。二是部分项目收益存在结构性问题。虽然核心业务如污水处理费通常稳定，但容易出现依赖单一收入来源或受到非核心业务波动的影响，如首创水务深圳项目的渗滤液处理收入锐减，可能削弱整体现金流稳定性。三是制度构建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生态环保公募REITs配套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税收政策方面仍有优化空间。同时，涉及特许经营权转让的法律实施细则和产权界定仍需进一步明确。 为此，一要强化项目筛选与风险管理。慎重评估项目市场容量、竞争格局及长期政策环境对项目现金流的潜在影响，优先选择收益模式清晰、抗干扰能力强的资产；二要提升资产运营水平与收益稳定性。鼓励运营管理机构优化成本控制，积极拓展与核心环保设施相关的增值服务，减少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增强现金流收益的稳定性；三要推动完善配套政策。应加快研究出台针对生态环保公募REITs全周期的支持政策，降低各环节税负，提升产品吸引力。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操作指引，明确权属变更流程与保障机制。 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绿色ABS） （一）基本内涵 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绿色ABS）是资产证券化工具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将符合国家绿色标准且能产生可预测现金流的底层资产与收益权经过设计打包发行，进行证券融资。绿色ABS可以盘活存量绿色资产，为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同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低碳领域。201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化业务问答（一）、（二）》对绿色资产支持证券作出的认定标准，可作为理解绿色ABS内涵的参考。具体而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以认定为绿色资产支持证券：①基础资产属于绿色产业领域。70%以上入池基础资产现金流源自绿色项目收入或为绿色项目融资所形成的债权，循环购买资产须持续符合绿色标准。②资金用于绿色产业领域。70%以上的募集资金投向绿色项目建设、运营或偿还绿色贷款。③原始权益人主营业务属于绿色产业领域。主营绿色产业且营收占比大于或等于50%，或绿色业务为第一支柱（占到总收入和总利润的30%以上）时，取得的资金可不对应具体绿色项目，但应主要（所得资金总额70%以上的金额）用于原始权益人绿色产业领域的业务发展。 （二）相关政策 2015年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鼓励对绿色信贷资产实行证券化。2016年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常态化发展，提升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流动性并强化信息披露。2017年印发的《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参照绿色公司债券要求执行。同年，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鼓励企业发行与各类环境权益挂钩的结构性债务融资工具，鼓励以绿色项目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持的绿色资产支持票据等符合国家绿色产业政策的创新产品。 近年来，我国绿色资产证券化政策密集发行且不断深化。2024年3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大力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和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同年5月，《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印发，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绿色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同年8月，《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鼓励对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项目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探索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路径。同年10月，《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印发，强调要支持发行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盘活存量资产并开发多元金融产品。2025年6月，《关于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的通知》提到要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明确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产品的新旧标准衔接规则。 （三）实践成效 据中央结算公司相关年度的资产证券化发展报告数据，2022—2024年，我国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较为活跃，产品数量与发行规模先升后降，市场结构有所变化，交易所绿色ABS占比持续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银行间绿色ABN占比在2023年下降，2024年小幅回升但未超过交易所发行规模，绿色信贷ABS份额整体提升。可见，交易所市场逐步成为绿色ABS的主要发行渠道，银行间ABN比重收缩，信贷ABS扩容。在市场结构优化过程中，创新产品成为突破增长瓶颈的关键动力。尽管2023—2024年发行规模有所回落，但具有模式突破价值的绿色ABS产品加速出现。如“海通恒信26号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为全国首单“绿色+低碳转型挂钩”资产证券化产品；“泰康资产—中电投租赁1号碳中和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是首单由保险资管公司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吉利—易易互联1期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为全国首单换电业务收益权ABS；“深圳担保集团—南山区—中小微企业19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碳资产）”为全国首单中小企业碳资产证券化产品。 （四）问题与建议 绿色ABS在支持绿色产业融资方面展现出潜力，但其发展仍面临挑战。首先，市场深度与广度略显不足。绿色ABS产品创新虽持续涌现，但较之于整个ABS市场来说，其发行规模较小且近年有所波动，2024年规模同比下降。同时，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可能制约产品吸引力与定价效率，限制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其次，环境效益的认定方式和信息披露有待强化。虽有《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等相关标准，但在实操中，部分项目环境效益量化和标准化披露仍显薄弱，存在“洗绿”风险，可能影响投资者信心和产品绿色公信力；最后，创新产品的风险管理复杂度较高。随着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债权、换电设施收益权等基础资产类型不断拓展创新，其估值方法、现金流预测的可靠性面临更大挑战，需要更加精细、完善的风险管理方法。 为此，一要提升市场流动性与参与度，进一步推动做市商机制，吸引长期投资者参与。鼓励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探索产品创新，以增强对不同风险偏好资金的吸引力；二要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标准。推动绿色ABS环境效益量化指标体系的建立，可要求发行人定期披露资金投向与环境改善成效，并通过独立第三方评估来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可信度；三要完善创新产品的风险管理机制。针对碳排放权、新型收益权等复杂底层资产，加快制订估值指引与现金流评估方法，同时加强监管协调，为市场健康发展提供稳定预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林永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昱杉 202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目标、任务等做出系统阐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等。对此，笔者对新质生产力内涵、我国具备的基础和条件等进行分析和总结，重点对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的差距进行剖析，从创业投资功能、资本市场作用、中长期资金体系、科技金融监管体制、科技金融生态圈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刻时代内涵和重大战略意义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2024年新质生产力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等多份重要文件中出现新质生产力。《建议》再次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十五五”期间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时期。 新质生产力回答了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怎么办等重大理论问题。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摆脱对传统增长路径的依赖，即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回答在新阶段中国经济靠什么增长这一根本问题。当前各国都在加大对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制造、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布局，能否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综合国力。《建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有利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在关键技术方面形成主动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为首要任务，并就“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做出具体部署，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已具备重要基础、蕴含巨大动能。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正逐步从过去的创新“追赶者”向“引领者”转变。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首次进入全球前十（第10位），较2020年提升25位。从科研资金投入看，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3.6万亿元，总量居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强度（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2.68%，超过欧盟平均水平。从产出端看，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商标申请量等细分知识产权指标全球第一，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是全球专利申请、科技创新热点区域。根据《2024年中美独角兽企业公司发展分析报告》，截至2024年4月30日，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为637家，仅低于美国（763家），位居全球第二（见图1）。根据《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5年）》，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286.6万辆，占全球销量比重提升至70.5%。 
新质生产力对中国金融业提出新要求 新质生产力是深刻的生产力方式变革，对金融服务也提出了新要求。《建议》提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在科技金融组织、授信流程、定制化产品及服务创新方面进行了诸多新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初步形成包含信贷、债券、股票、创业投资等在内的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资本市场“含科”增强，科技信贷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定制化科技金融产品不断涌现、科技金融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中国证监会吴清主席在2025年9月22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25年9月末，A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已超过1/4，显著高于银行、非银金融与房地产行业的市值总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自2021年推出以来，累计发行1.77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已超过3.56万亿元，连续3年增速超过20%，获贷率为50.3%，相比2021年提高了8.5个百分点（见图2）。但总的来看，金融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还存在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各环节存在瓶颈。创业投资是企业最早期的外部资金来源和价值发现者，有利于解决科技企业在“死亡之谷”阶段的融资难题。这一融资模式是美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最为重要的经验。根据《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风险投资报告》显示，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创业投资大国，2024年创业投资规模位居全球第三，但近三年来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各环节均遭遇发展瓶颈。一是募资规模收缩。根据《中国风险投资发展年度报告（2025）》，自2021年起，中国风险投资基金募资规模持续三年下滑，并在2024年降至约4000亿元。二是投资规模下降。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股权投资投资案例数量为8408起，同比下降10.4%（见图3）；投资金额6381亿元，同比下降7.9%。三是资金来源较为单一，市场化资金来源不足。2024年机构有限合伙人（LP）出资1.27万亿元，连续四年下滑，外资和险资出资规模下降最为明显。国有资本成为主要出资人。2024年，国有LP出资占比约88.8%，其中政府资金出资占比达52.5%。四是退出难问题显现，影响资本循环流动。2024年全市场退出事件同比减少11.6%，退出金额同比下降46.9%。五是对种子期、初创期科创企业的关注与投入不足。投中研究院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中投资早期阶段占比仅约为22.5%（其中种子期、初创期投资金额占比分别为6.83%、15.66%），扩张期投资占据主导地位，规模占比为43.53%。 
资本市场融资比重偏低，难以满足科创企业融资需求。资本市场可显著提升科技企业的市场信誉度，创造财富示范效应，激励更多的创业创新。美国是重视发展资本市场的典型代表，德国和日本重视通过“全能银行”和“主办银行”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股权资金。“十四五”期间，我国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升，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不断增强，但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之间还存在差距。资本市场融资比重偏低，既不利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利于缓释宏观经济高杠杆带来的金融风险，更难以满足科创企业快速发展的融资需求。我国资本市场功能发挥不足的原因较为复杂，既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晚、市场成熟度不够有关，也与我国是新兴市场国家，股市波动大，相关制度存在短板等有关。 耐心资本供给明显不足，“长钱长投”机制不完善。科技型企业从创立到成长为行业领军者通常需要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对长期稳定资金需求极为迫切，但我国耐心资本供给明显不足。一是养老金规模不足，对资本市场的参与程度较低。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2023年我国养老金第一、第二、第三支柱规模分别约为7.82、5.75和0.03万亿元，养老金资产规模合计约1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约为11.5%，低于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美国等国家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2022年，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美国养老金资产与GDP比重分别为131.4%、85.2%、83.7%和78.7%。从投资角度看，我国社保基金创投基金投资占全部投资比例远未达政策上限。从发达国家看，美国各类捐赠基金配置私募股权的比例平均约为28%，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约为30%（见表1）。二是政府引导投资基金杠杆撬动作用发挥不足。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4年末，我国累计设立政府引导基金2178只，总目标规模约12.84万亿元，已认缴规模约7.70万亿。但杠杆撬动作用不足，一些地方政府投资基金定位不清，出现资金闲置等现象。例如，2025年某省审计报告称，因前期手续不到位等原因，2025年14只基金长期闲置，涉及金额28.85亿元。三是“长钱长投”机制不完善。例如，部分上市公司质量不佳，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行为时有发生，影响了长期资金“留下来”的信心。股票市场波动率高于成熟市场，缺乏稳定回报环境。保险资金和企业年金具有负债久期长、规模庞大的特点，是天然的长期资本，但在实际操作中，为了满足年度收益考核指标、财务业绩披露需求，导致“长钱短投”，难以践行跨周期投资。国有创投机构受到传统国资考核体系的制约，在投资决策时不得不优先考虑资金的安全性。一些地方要求一定比例的属地投资，返投制度容易造成多只基金争抢同一优质项目的情况。 
银行支持科技企业存在风险管理、资本占用及考核机制等配套问题。以银行体系为主导是我国金融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具有规模体量大、政策响应动力强等特点，但难以适应科技企业高投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成长特点。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加快科技金融布局，围绕科创企业“轻资产、高投入、成长快”的融资特征，通过打造科技金融专门队伍、专门产品、专门政策、专门机构、专门考评、专门流程“六专”机制，以适应科技企业融资需要。但总的来看，银行支持科技企业融资始终存在在风险管理、资本占用及考核机制等配套问题。从债务资金的本质特征看，其与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之间存在天然的“风险错配”“抵押物错配”和“期限错配”矛盾。即传统银行信贷以居民储蓄存款为经营起点，要求安全稳健的回报，难以适应科技创新高风险、高失败率、高回报特征。科技企业的核心资产是知识产权、技术和人力资本，缺乏厂房、设备等传统抵押物，难以满足银行风控要求。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商业化，企业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数年时间，而传统的债权资金期限较短，无法匹配科技企业的漫长成长周期。未来，需要在尊重上述规律前提下，通过适度、适当地创新性设计以缓解上述矛盾。 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若干建议 更好发挥创业投资早期价值发现功能，引导资金投向早期项目。一是扩大创业投资资金来源。适度放松风险资本来源的限制，鼓励更多资金尤其是高净值个人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引导央国企围绕其主业及上下游行业设立10年以上的产业基金，匹配硬科技项目周期。二是研究制定鼓励私募股权基金“投早、投长”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考虑根据投资年限长度的不同，实行递减税率。例如，持有股权超过5年的，实行增值税减半征收。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吸引国际知名风投机构参与国内市场。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开放平台，推动跨境风险投资基金互认，引入先进管理经验与投资标准，提升行业整体水平。四是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统筹产业基金发展，规避各级政府的引导基金过散、过小的问题，可以在风险分担、债务债券处置方式更好发挥作用。提高政府引导基金失败的容忍度，对投早、投小的基金设置差异化考核周期（如延长至10年），允许部分项目亏损。 发挥资本市场“创新示范”作用，打造投融资功能更加协调的资本市场。《建议》明确提出“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这为未来资本市场加大对新质生产力支持力度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我国科创板和创业板已开放未盈利企业通道，但在盈利企业包容性、行业适配灵活性及审核效率等方面存在差距，可推广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扩大科创板、创业板对新兴行业的覆盖范围。完善私募股权退出机制，推进“反向挂钩”政策优化、实物分配股票试点，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畅通资金退出渠道。优化投资者结构，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吸引保险、养老基金等更多中长期资金参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大对欺诈发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财务造假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加大退市力度。明确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定位，优化新三板挂牌、信息披露、交易制度，畅通三板、四板对接机制。 形成多层次长期资金供应体系，健全长钱长投机制。从美国经验看，其耐心资本来源较为丰富，主要包括捐赠基金、家族基金、保险资金、养老基金及主权基金等，而我国仅主要依靠政府基金来源，包含保险资金在内的各类社会化资金来源不足。为此，建议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培育包含社会资本、保险、银行、社保、母基金在内的各类中长期资金供应体系。我国已形成庞大的民间财富，但其长期沉淀于房地产等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及可投资资产持续增长以及资管新规发布和落地，人们对于财富传承与风险隔离的需求也持续增长，家族信托凭借其独有的制度优势，过去十多年间经历了显著增长。2025年末，预计将突破13000亿元，相比2015年增长100倍。未来可引导家族信托更多投资于科技型非上市企业，设计税收减负方式，鼓励其长期投资于科技创新企业（如针对投资十年以上）。鼓励大公司、大企业开展公司风险投资，为初创企业提供多渠道中长期投资。二是健全长钱长投机制。有序拓宽养老金长期资金的投资范围，稳妥放松投资限制，提高权益投资比重；强化对长期价值投资的引导和考核。夯实长周期考核机制，引入跨周期评价。指导各类市场化投资机构采取长短结合的考核方式，加大长期考核权重，弱化短期业绩排名压力。三是加强长期投资业绩考核，培育长期投资文化。延长考核周期，设置3—5年滚动考核，引入跨周期评价。建立薪酬递延支持与风险追索机制。 构建激励约束相容的科技金融监管机制，提高银行机构参与积极性。一是探索专户科技贷款运营机制。在银行内部设立银行账户和科技账户两个类别，要求科技贷款专户只能发放科技贷款且进行独立的不良资产核算。二是修改完善相关监管考核机制，引导银行更好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对大型机构在一定范围内降低银行持有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建立尽职免责清单，明确尽职认定标准和免责情形，消除银行后顾之忧。三是优化风险缓释与分担机制。设立覆盖广泛的风险补偿基金和引导基金，为金融机构开展科技业务提供增信安排。更好发挥政府科技担保作用，聚焦重点领域，差异化设立担保比例。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担保比例最高可达85%。2023年，日本政策性金融公司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担保比例提升至90%。借鉴上述经验，对国家重点发展行业和企业进一步提高政府担保比例。 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促进政策、产业和资本高效对接。科技金融是世界性难题，企业在跨越“死亡之谷”过程中失败率高、风险大，要形成“政、银、企、研”多方参与、协同发力的科技金融生态圈，实现政策、产业、资本的高效对接。一是强化信息共享，促进产业和金融双向奔赴。建议政府部门组织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制定“产业链图谱”，因地制宜完善重点产业链图谱，为金融机构深入判断产业前景和市场潜力创造条件。二是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构建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补偿机制。强化政府资金引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合作机制，强化对科技创新“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投资；健全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进一步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增信、引导和撬动作用。三是优化国有资本投资运作方式、改革绩效考核等方式，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金在支持科技创新、推动并购重组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四是加快知识产权市场培育，帮助金融机构解决知识产权质押业务面临的评估技术复杂、风险大、流转难等问题。五是强化央地协同，解决部分产业投资重复建设等问题。例如，可考虑明确基础研究中央负担70%以上、应用研究央地共担、产业化开发以地方为主。六是构建信用基础设施，推动全国一体化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交易和评估体系建设，解决“估值难”问题。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陈卫东；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金融团队主管 李佩珈 | 产业追踪 摘要：随着“双碳”目标的稳步推进，加快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光伏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从光伏产业发展概述、重要作用以及山西省光伏产业发展的思考等方面展开论述，指出进一步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山西省努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发展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能源转型 0 引言 太阳能光伏产业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太阳能在成本方面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已在许多国家显现。2023年，有数据显示，从装机容量来看，全球光伏发电已高于水电。我国对光伏产业予以高度重视，近年来，光伏产业良好发展态势得到持续保持，产业规模得到不断增长。我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持续引领，对于世界能源转型、气候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1]。 1 光伏产业发展概述 立足于半导体技术与新能源需求基础上，光伏产业为当今世界上一种发展速度最快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融合发展、迅速兴起的朝阳产业。由于光伏的能源产出远大于其能源消耗，因此，有清洁能源“放大器”和“搬运工”的美誉。 从国际来看，近年来，世界上多个国家相继推出各种政策措施，光伏技术运用大力推动，国际光伏产业得到迅猛发展。有数据显示，世界上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自2019—2023年，年平均增长率28%。光伏产业在今后的10年，还会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据估算，2044年全球发电量中，超过50%将是光伏发电。 从我国来看，作为实现制造强国和能源革命的重大关键领域，长期以来，我国对光伏产业予以高度关注，光伏产业链基本完善，已然是端到端自主可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光伏产品名列走俏海外的“新三样”之一。从产量产能来看，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等在国际上所占比例都超过80%，光伏装机规模、新增总装机容量连续多年位列世界首位[2]。 2 光伏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2.1 节能减排作用 由于光伏发电的特点是零消耗、零污染、零排放，因此，发展光伏产业是助力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以山西大同熊猫光伏电站，世界上第一个造型为熊猫的光伏电站为例，将在25年电站运行周期中实现32亿kW·h光伏发电量，与节省105.6万t煤炭使用量相当，粉尘、二氧化碳分别减少1 600万t、2.6万t，节能减排成效明显[3]。 2.2 保障能源安全作用 根据我国实际资源禀赋，短期内以煤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不容易改变。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出发，我国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到2050年，有数据显示，我国最大电源将是光伏发电，光伏发电总装机规模将为5 000 GW，在当年我国用电量中，其所占比例大致为40%左右。因此，光伏产业发展对于助力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4]。 2.3 融合发展作用 随着技术进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促进光伏发电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使光伏可以实现高比例部署、应用于更多领域，例如：工业、交通、建筑、农业等，使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而在诸多领域的应用，又将使光伏市场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在有机融合、相互促进下，将会形成生产端与应用端“双赢”的局面。 2.4 辐射带动作用 光伏产业链比较长，涵盖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装备、材料、器件等诸多环节，快速发展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将对其关联产业发展起到辐射拉动作用。此外，光伏产业还将带动地方相关产业协同发展，赋能区域经济增长。 3 山西省光伏产业发展的思考 3.1 太阳能资源丰富 在我国范围内，山西省太阳能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属于光资源高值区。以山西省北部二类资源区为例，有数据显示，该区域年可利用日照小时数处于1350～1570 h区间内，相较于我国保障小时数1 400 h而言，年平均可利用日照小时数是比较高的[5]。 3.2 光伏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山西省对发展光伏产业予以高度重视，将光伏产业链列入十六条省级重点产业链之中，加快打造千亿级光伏产业集群，大力推进光伏产业融合集群发展。2023年，有数据显示，光伏产业链累计营收同比增加达49%，达到201.9亿元，产品销往多个国家[6]。 3.3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质效提升 作为首批10大重点产业链之一，山西新能源汽车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从新能源汽车消费总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来看，都呈现稳中有增向好态势。例如，在城市客运领域，到2023年末，城市公交车和巡游出租车中，新能源车分别为1.46万辆和2.69万辆，占比分别为95.65%和64.62%，两项占比在全国均排名前列。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累计建成6.36万台，同国家建设要求相比，提早2年完成，充电桩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得到全覆盖[7]。 3.4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提速提效 山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持续提速提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色动能。从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规模以及发电量来看，分别由2019年33.9%增加为2024年上半年47.2%，由2019年18.1%增加为2024年上半年28.2%，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规模以及发电量不断增长。2023年，山西新能源外送电量同比增加14.95%，达95.86亿kW·h[8]。 3.5 能源低碳转型加快推进 积极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近年来，山西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得到大力发展。例如：作为我国推进“双碳”目标布局的十二个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之一，在山西大同，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基地项目正加快建设。该项目建成后，270亿kW·h/a的清洁电力将可向京津冀输送。又如：加速推进26个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再如：高速公路沿线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容量为215.6 MW，发电累计达1.6亿kW·h。在新能源赛道上，传统能源大省正快速奔跑。 3.6 加快布局光伏产业链 近年来，光伏产业在山西得到加速发展，光伏产业生态链快速形成。在省级光伏产业链上，现有链上企业十八户，和“链主”企业三户。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N型TOPCon高效光伏电池组件制造商，中来股份也是使GW级量产TOPCon光伏电池得到实现的首个中国企业。山西中来已跻身我国行业效率第一梯队，电池量产效率由25.2%，增加到26.5%，并有望向行业排名第一冲击。作为“链主”企业，中来积极推动相关单位发起成立产业联盟，推动产业一体化发展，以使产业整体竞争力得到提升[9]。 作为世界上高质量组件供应商，晋能科技着力打造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光伏制造企业以及清洁能源提供商，积极推动以低的成本、大的规模，将光伏技术应用于终端，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在行业内获得高度认可。将技术迭代确定为核心战略，从技术、成本等方面形成，在世界上均具竞争力的光伏电池及组件生产能力。积极融入高速公路产业布局，助力打造山西高速公路分布式光伏项目[10]。 潞安太阳能连续多年名列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之中，其产品在不同场景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大型地面项目、工商业以及居民屋顶项目等，其发电性能的优异和稳定，于电站终端得到体现。其产品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畅销，出口创汇连着5年长治市排名首位。2021年，有数据显示，其电池出货量在世界上名列第5位[11]。 4 结语 山西省对发展光伏产业予以高度重视，具有资源、区位、产业基础等方面优势，光伏产业快速发展，涵盖“多晶硅-单晶硅片-电池-组件”的光伏产业链条已初步形成，产业活力得到持续增强，区域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光伏产业发展态势强劲。进一步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必将为山西省努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发展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区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管克江.全球光伏产业加速发展[N].人民日报，2024-01-31（015）. [2]叶子.中国光伏产业领跑全球惠及世界[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04-10（005）. [3]曹婷婷.追光逐日向阳而生：山西加快布局光伏产业链[J].记者观察，2023（11）：8-10. [4]夏宾.到2050年光伏将成为中国第一大电源[J].超硬材料工程，2019，31（6）：66. [5]冯振华，贾振华.山西省光伏产业链发展的思考[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3，13（11）：46-48. [6]李学林.聚链成群塑造新质生产力[N].山西日报，2024-04-01（010）. [7]陈力方.交能融合向“绿”而行[N].山西日报，2024-09-23（004）. [8]张毅.努力在能源革命中走在前列争当示范[N].山西日报，2024-09-16（001）. [9]山西中来：电池量产效率有望冲击行业第一[N].山西经济日报，2024-03-28（005）. [10]晋帅妮，范瑞芳，刘夏.追光逐电新赛道[N].山西日报，2023-10-23（003）. [11]刘业飞.链接世界共创未来[N].山西经济日报，2023-11-30（002）. 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 靳杰 摘要：本文系统地阐述了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构建基础，深入剖析了知识图谱在钢铁行业的构建过程，从生产管理、市场预测、创新研发以及绿色转型等方面探讨了知识图谱在钢铁行业的多元化应用场景，并对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推广应用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技术挑战、政策与标准、合作与共享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钢铁行业，信息技术，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钢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其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制造水平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稳定与繁荣。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钢铁企业面临着数据孤岛、信息碎片化、决策效率低下等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钢铁行业知识的系统化、智能化管理与应用，成为了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新兴的数据组织形式，以其强大的语义表达能力和结构化数据管理能力，为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它通过构建行业领域内实体、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网络，不仅能够实现海量、异构数据的整合与融合，还能支持复杂的查询推理，为企业的智能决策、生产管理、市场开拓等提供有力支持。 通过探讨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构建基础、构建过程及应用场景，激发更多关于钢铁行业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的思考与实践，可促进钢铁行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行业向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 1.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构建基础 1.1 定义与分类 知识图谱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一种比较普遍被接受的定义为“知识图谱本质上是一种语义网络，网络中的结点代表实体或者概念，边代表实体/概念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一种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使用图作为媒介来组织与利用大规模不同类型的数据，并表达明确的通用或领域知识。” 从覆盖的领域来看，知识图谱可以分为通用知识图谱和行业知识图谱。通用知识图谱强调的是广度，即更多的实体，通常难以形成完整的全局性的本体规范。行业知识图谱主要用于辅助各种复杂的分析应用及决策支持场景，它需要考虑领域中的典型业务场景及参与人员的背景和交互方式，因而需要完备性和严格且丰富的模式定义，并保证对应的实例知识具有丰富的维度，即一定的深度。 三元组是知识图谱的一种通用表示方式，即主语→谓语→宾语，主语通过谓语和任何宾语联系起来，其中的谓语展现了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关系。 1.2 数据收集与处理 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构建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内部数据：包括生产数据、销售数据、财务数据等，这些数据是构建知识图谱的基础。 （2）行业公开数据：如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统计数据等，这些数据可以为知识图谱提供行业背景和趋势分析。 （3）互联网数据：通过爬虫等技术手段从互联网上抓取与钢铁行业相关的新闻、论坛讨论、技术文档等数据。 收集到的原始数据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才能用于知识图谱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数据清洗：去除重复、错误、无关的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数据整合：将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数据格式和标准。 （3）数据转换：将清洗和整合后的数据转换为知识图谱所需的数据结构，如实体、属性和关系等。 1.3 关键技术 知识图谱的整体技术路线，遵循“采集”、“加工”、“存储”、“计算”、“应用”的方式进行，利用互联网采集、数据库采集、数据仓库对接等，将内外部数据进行采集加工，整理汇总成行业智慧大脑，并进行分析计算，支撑上层更多的智能化应用，如图1所示。 （1）知识建模。联合行业专家和业务人员，按照业务体系和知识体系，构建本体知识图谱。 
（2）知识获取。按照概念图谱，针对不同数据源，对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抓取。 （3）知识融合。通过实体合并、概念合并、关系抽取等算法指导、融合知识，构建实例图谱。 （4）知识存储与图分析计算。将融合完成的知识图谱，持久化到图数据库，提高知识的查询效率。 （5）知识计算。通过复杂网络计算的相关算法，进行图分析和图计算，如：最短路径、最小生成树等。 （6）知识应用。通过知识图谱，支撑更多智能化应用，包括语义检索、智能问答、知识推荐等。 2.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 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需求分析、本体设计、图谱构建等多个关键步骤。 2.1 需求分析 （1）明确目标 首先，需要明确构建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目标，如提高生产效率、优化市场预测、支持产品研发、推动绿色转型等。这些目标将指导后续的本体设计和图谱构建工作。 （2）确定需求范围 分析钢铁行业的业务流程和数据来源，确定需要纳入知识图谱的数据范围，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产品销售、市场趋势、竞争对手信息等。 （3）识别关键实体和关系 根据业务需求，识别出钢铁行业中的关键实体（如钢材种类、生产设备、供应商、客户等）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供应关系、生产关系、市场关联等）。 2.2 本体设计 （1）概念定义 在本体设计阶段，需要对钢铁行业中的关键概念明确定义，包括实体的属性、分类以及实体之间的关系等。这有助于确保知识图谱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2）本体层次结构 设计合理的本体层次结构，将实体按照类别、属性等进行分类和组织。例如，可以将钢材种类按照用途、成分等属性进行分类，形成层次化的知识结构。 （3）关系定义 定义实体之间的关系类型，如供应关系、生产关系、市场关联等，并明确这些关系的方向和属性。这有助于在图谱构建阶段准确地表示实体之间的联系。 2.3 图谱构建 （1）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收集来自钢铁行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数据源，包括结构化数据（如数据库记录）、半结构化数据（如网页信息）和非结构化数据（如文本报告）。对数据进行清洗、去重、格式标准化等预处理操作，确保数据质量。 （2）知识抽取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从预处理后的数据中抽取实体、属性和关系等知识要素。这包括实体抽取（如识别出具体的钢材种类）、属性抽取（如抽取钢材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等属性）和关系抽取（如识别出供应商与钢材种类之间的供应关系）。 （3）知识融合 将从不同数据源抽取出的知识进行整合和统一处理，解决数据冗余、冲突和不一致等问题。通过实体链接和知识合并等技术手段，确保知识图谱中的实体和关系具有唯一性和一致性。 （4）知识存储与查询 选择合适的存储方式（如图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等）来存储知识图谱数据。设计高效的查询接口和算法，支持对知识图谱的快速检索和分析。同时，建立知识图谱的更新机制，确保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5）质量评估与优化 对构建好的知识图谱进行质量评估，包括实体覆盖率、关系准确率、查询效率等指标。根据评估结果对图谱进行优化和改进，提高图谱的质量和可用性。 3.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应用场景 知识图谱在钢铁行业的应用涵盖了生产管理、市场预测、创新研发和绿色转型等多个方面，不仅提高了钢铁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还推动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 3.1 生产管理 （1）智能调度与优化 智能调度：钢铁生产涉及多个复杂工序，如炼铁、炼钢、轧钢等。知识图谱可以分析各工序间的因果变化关系，实现生产流程的智能化调度。通过分析生产数据，知识图谱能迅速识别瓶颈环节，优化生产排程，提高生产效率。 参数优化：借助知识图谱，企业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众多影响因子中找出满足优化目标的操作参数。例如，在炼钢过程中，通过知识图谱分析炉温、原料配比、吹氧时间等参数，实现最佳工艺条件的选择，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 （2）设备运维与故障预测 设备运维：建立设备知识图谱，记录设备的型号、性能参数、历史故障记录等信息，实现设备的智能运维。通过实时监测设备运行数据，知识图谱可以预测潜在故障，提前安排维修，减少停机时间。 故障诊断：当设备出现故障时，知识图谱可以快速关联故障现象、原因及解决方案，辅助技术人员快速定位问题，提高故障处理效率。 3.2 市场预测 （1）需求预测 市场趋势分析：基于历史销售数据、宏观经济指标、政策变动等信息，知识图谱可以构建市场需求预测模型。通过分析不同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预测未来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为企业制定生产计划和市场策略提供依据。 客户画像：通过整合客户购买记录、偏好、反馈等信息，知识图谱可以构建客户画像，帮助企业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实现精准营销。 （2）竞争分析 竞争对手监测：知识图谱可以实时监测竞争对手的市场动态、产品发布、价格变动等信息，为企业提供竞争情报支持。通过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企业可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竞争策略。 3.3 创新研发 （1）材料研发 基于知识图谱，企业可以整合不同材料的物理性能、化学性质、加工性能等信息，为新材料研发提供数据支持。 （2）工艺优化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知识图谱可以分析不同工艺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帮助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 （3）技术研发 通过整合行业内的技术专利、科研成果等信息，知识图谱可以帮助企业了解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发现技术空白点和创新点，有助于企业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3.4 绿色转型 （1）环保政策分析 整合国家及地方环保政策、法规、标准等信息，构建环保政策知识图谱。企业可以通过分析政策知识图谱，了解环保政策的变化趋势和具体要求，为绿色转型提供政策指导。 （2）节能减排 能源管理：通过建立能源知识图谱，企业可以实时监测能源消耗情况，分析能源使用效率，发现节能潜力。通过优化能源配置和使用方式，企业可以降低能耗成本，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废弃物处理：知识图谱可以分析废弃物产生的原因、种类、数量等信息，为企业提供废弃物处理方案。通过优化废弃物处理流程和技术手段，企业可以减少废弃物产生量，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 4.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推广应用思考 钢铁行业知识图谱的推广应用需要从技术、政策、合作和人才等多个方面入手，形成全方位的支持体系。通过克服技术挑战、争取政策支持、加强合作与共享，以及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措施的实施，推动钢铁行业知识图谱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 4.1 技术挑战 （1）数据整合难度 钢铁行业数据分散在多个系统和部门中，格式多样，整合难度大：此外，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缺失、错误等问题，影响知识图谱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知识抽取与表示 如何从海量数据中自动、准确地抽取出实体、关系和属性，并以合适的方式表示出来，是构建高质量知识图谱的关键挑战。 （3）实时性与动态性 钢铁行业生产过程中的数据需要实时更新，以支持快速决策和优化。同时，行业环境和技术不断变化，知识图谱需要具有动态更新的能力。 4.2 政策与标准 （1）政策支持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钢铁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推动知识图谱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政策支持可以包括资金补贴、税收优惠、项目支持等多种形式，以降低企业的转型成本和风险。 （2）标准制定 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钢铁行业数据的采集、存储、交换和使用，为知识图谱的构建和应用奠定基础。建立知识图谱构建和应用的标准体系，包括知识表示、抽取、融合、推理等方面的标准，确保不同企业构建的知识图谱具有可比性和互操作性。 4.3 合作与共享 （1）开放共享平台 搭建开放共享的知识图谱平台，为钢铁企业提供数据共享、知识查询、模型训练等服务。通过平台化运作，促进知识图谱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持续优化。 （2）跨界合作 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科技公司等外部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展知识图谱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通过跨界合作，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推动钢铁行业知识图谱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4.4 人才培养 （1）加强专业教育 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加强知识图谱技术的教育和培训，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通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2）在职培训 对钢铁企业的员工进行在职培训，提升其知识图谱技术的应用能力。通过定期组织培训、研讨会等活动，分享最新的技术进展和应用案例，激发员工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5.结语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图谱的构建和应用将更加高效和智能化。通过构建钢铁行业知识图谱，可以实现对钢铁企业内部和外部数据的全面整合与标准化处理，打破信息孤岛，提高数据的可利用性。同时，钢铁企业可以更好地管理和利用自身的数据资源，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王蕾 王璇；方同舟控股数科公司 王毅 张志杰 摘要：为了探究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联机制，本文分析了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的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结构、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控等方面，同时探讨了这种需求变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分析认为，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方向和产业互动关系，深刻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构成与演进。应该从产业协同、供给调控、公共服务配套和融合模式创新等方面入手，推动区域经济结构适应房地产需求变化实现优化升级。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需求，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配置 引言： 房地产市场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需求变化不仅反映居民生活需求的调整，更会通过产业链条传导至经济系统的多个层面。理解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的内在逻辑，及其对区域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把握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节奏。本文重点剖析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的驱动因素，明确人口结构、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控如何共同塑造需求特征。在此基础上，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探讨需求变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作用路径。最后围绕产业协同、供给调控、公共服务和融合模式提出优化建议，为区域经济结构与房地产市场的协调发展提供思路。 1.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的驱动因素 1.1 人口结构变化 人口结构的多元变动从根本上重塑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形成显著的需求差序，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直接扩大了城镇住房的刚性需求，而人口持续外流的中小城镇则面临住房空置率上升的压力。年龄结构的代际差异进一步细化需求维度，青年群体进入婚恋阶段时，对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紧凑型住宅需求迫切，其决策更注重通勤成本与就业机会的匹配；中年群体随着家庭财富积累，开始追求居住空间的舒适性与功能性，对户型格局、社区环境的要求显著提高；老年群体的居住需求则逐渐向医疗资源可达性、社区适老化设施倾斜，这种转变正推动养老住宅从概念走向规模化供给[1]。家庭形态的多样化也带来需求分化，独居青年的小户型偏好、多子女家庭的大户型需求、隔代共居家庭的功能分区诉求，共同构成了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复杂面相，这些结构性变化相互叠加，持续推动着住房产品供给的迭代升级。 1.2 经济增长与波动 经济运行的动态特征通过收入预期、消费能力和产业布局多方面影响房地产需求。经济稳步增长阶段，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不仅增强购房支付能力，更推动需求从“有无”向“优劣”转变，住房不再仅是居住载体，更成为品质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种消费升级带动了绿色建筑、智慧社区等高品质住宅的需求增长。经济波动期的需求变化呈现明显分层，高收入群体受周期影响较小，其改善型需求相对稳定；中等收入群体则更易推迟购房计划，需求弹性较大；低收入群体的刚需释放则与社会保障政策的托底力度密切相关。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区域产业布局调整，进一步加剧需求的空间分化，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区域因就业岗位优质化吸引高收入群体，推高改善型住宅需求；而传统制造业转型地区则可能因就业结构调整，出现住房需求的阶段性波动，这种与产业升级同步的需求变化，使得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经济烙印。 1.3 政策调控影响 政策调控通过系统性工具组合引导房地产需求的合理释放。土地政策作为空间调控的基础手段，其供应规模与规划用途直接锚定需求方向，城市核心区商服用地供应缩减会推高商业地产的稀缺性，而新兴片区住宅用地的有序投放则能提前布局人口导入带来的居住需求。金融政策通过调节资金成本影响需求释放节奏，首套房贷款利率的适度下调可降低刚需群体的入市门槛，而二套房信贷条件的收紧则能抑制投机性购房，这种差异化调控既保障了合理需求，又避免了市场过热。税收政策侧重通过利益调节引导长期需求，交易环节税费的减免可激活二手房市场流通，而持有环节税收的试点则能减少闲置住房，促进存量资源优化配置。各类政策并非孤立作用，土地规划与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的衔接、金融与税收政策的协同发力，形成了兼顾短期稳定与长期健康的需求调控体系，其效果会随市场环境变化呈现动态调整特征。 2.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2.1 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 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消长直接牵动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节奏。当市场对住宅需求攀升时，建筑产业链条从上游的规划设计、建材生产到下游的施工建设、装饰装修均会呈现扩张态势。规划设计机构会加大对户型优化、绿色建筑技术的研发投入，建材企业则会根据需求调整产品结构，新型环保材料的生产比重上升，传统建材则需通过技术改造提升竞争力[2]。施工企业为赶工期可能扩大用工规模，带动建筑劳务市场的活跃，而装饰装修行业会因个性化需求增长催生设计定制化服务，推动行业从粗放施工向精细化服务转型。 房地产服务行业的业态演变同样显著。住房需求多元化促使租赁市场细分，长租公寓、短租民宿等业态应运而生，带动房屋托管、租赁经纪等专业服务的发展。房地产评估、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因交易频次增加而拓展业务范围，从单一的价格评估延伸至资产配置建议，形成更完善的服务链条。 土地资源的配置逻辑随需求变化重构。住宅需求集中的区域，土地出让更倾向于居住用地，配套的商业服务用地比例相应调整，推动社区商业、邻里中心等便民服务业集聚。若市场对产业地产需求上升，土地规划会向工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倾斜，引导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向特定区域集聚，形成与房地产需求匹配的产业空间布局。这种土地资源的再分配直接改变区域产业的空间分布，进而影响整体产业结构的构成比例。 2.2 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间接影响 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通过消费传导机制间接重塑区域产业生态。居民购房行为往往伴随一系列衍生消费，装修环节带动的不仅是建材销售，还包括智能家居系统、定制家具的普及，这类需求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个性化转型。家居软装市场随之兴起，窗帘、灯具等产品的设计感与文化内涵成为竞争焦点，促使传统轻工业从批量生产转向创意设计驱动。社区周边的生活服务业也会因入住率提升而升级，生鲜零售、家政服务、社区医疗等业态从零散分布走向连锁化、品牌化，形成与居住需求适配的服务业体系。 人才流动的方向受房地产需求格局影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高品质住宅集中的区域通常配套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这类区域对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人才集聚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智力支撑，软件开发、数字经济等产业得以快速成长，而人才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会辐射至传统产业，促使制造业引入自动化生产线、服务业探索数字化转型。同时，人才居住需求催生的教育配套升级，又会带动职业培训、高等教育等行业发展，形成“人才集聚—产业升级—服务完善”的良性循环。 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也会因房地产需求变化发生偏转。市场需求旺盛时，金融机构倾向于增加房地产开发贷款与按揭贷款投放，这类信贷资源的集中可能挤压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融资成本上升，被迫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对资金的依赖。而当市场需求转向租赁、康养等新业态时，金融工具会随之创新，租赁权质押融资、康养地产资产证券化等模式出现，引导资金流向新兴服务产业，间接推动产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3]。这种资金的流动效应会通过利率、信贷规模等渠道渗透到各产业领域，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隐性推手。 3.适应房地产需求变化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的建议 3.1 推动产业结构与房地产需求协同升级 推动产业结构与房地产需求协同升级，需建立动态适配的产业布局调整机制。在刚需住房集中的区域，应聚焦生活性服务业的精细化发展，除了常规的商超、餐饮业态，还可规划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整合家政服务、生鲜配送、老年日间照料等功能，形成15分钟生活圈。这类区域的轻工业发展应侧重与居民日常消费相关的食品加工、小型家电制造等，通过建设标准化厂房、提供产业链配套服务，吸引中小企业集聚，让产业发展直接对接居住需求[4]。针对改善型住房占比高的区域，可依托其环境优势打造产业生态圈，比如引入健康管理机构、高端康养社区，同步配套康复器械研发、健康食品生产等关联产业，通过举办健康产业论坛、设立产业扶持基金，吸引专业人才和企业入驻。 新兴产业与房地产的融合需要突破物理空间的局限。在科创企业密集的区域，可采用“职住平衡”规划理念，将产业园区与人才公寓有机结合，通过建设共享实验室、会议中心、商业步行街，缩短工作与生活的空间距离。开发商可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在社区内嵌入科创孵化器，为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和技术支持，形成“居住空间-创业空间-服务空间”的三维联动。在文旅资源富集的区域，房地产开发可融入地方文化元素，比如在建筑风格上借鉴传统民居特色，在社区内规划非遗工坊、民俗体验馆，同时配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吸引文创企业、设计工作室入驻，让居住者既能享受文化氛围，又能参与文化创作，实现房地产与文化产业的共生共荣。 3.2 构建与需求匹配的房地产供给调控机制 构建与需求匹配的房地产供给调控机制，首先要完善土地供应的精准调控体系。这需要建立涵盖人口自然增长、跨区域流动、家庭结构变化等要素的动态监测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预判不同区域的住房需求总量与结构。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新区，可采取“弹性供地”模式，先按基准需求出让部分土地，剩余土地根据实际入住率分阶段供应，避免出现“空城”现象；在人口外流的老旧城区，则应减少商品住宅用地供应，将闲置土地优先转化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或生态绿地[5]。土地供应结构需与需求类型挂钩，刚需集中区域应提高中小户型住宅用地比例，确保其占比不低于70%；改善型需求突出的区域可适当增加低容积率地块供应，预留社区公园、运动场地等配套空间。 房地产产品供给结构的优化需覆盖全需求链条。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应通过政策激励开发商建设长租公寓，允许将闲置商业用房、工业厂房改建为租赁住房，同时规范租赁市场管理，明确租金涨幅上限和租期保障。对于老年群体，要强制要求新建住宅预留适老化改造空间，在社区内配建老年活动中心、医疗服务站，支持专业养老机构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保障性住房供给需与市场需求衔接，采取“实物配租+货币补贴”并行模式，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分级设定补贴标准，确保中低收入群体“住有所居”。为保障供给质量，需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从项目规划阶段就明确配套设施标准，施工过程中开展动态巡查，竣工后组织专业机构进行达标验收，对不符合需求的项目责令整改，通过供给端的精细化管理，实现房地产市场供需的动态平衡。 3.3 完善区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 完善区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需构建全域联动的交通网络体系。在城市核心区，应重点推进轨道交通网络加密，优化站点周边步行系统，实现“地铁+公交+共享单车”的无缝换乘；在近郊区域，加快建设快速公交走廊，增加早晚高峰班次，缩短与中心城区的通勤时间；在城乡结合部，推进农村公路升级改造，连接主要居民点与城市公交枢纽，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同时，要同步布局智慧交通系统，通过实时路况监测、智能信号调控提升通行效率，在大型社区周边建设立体停车场、充电桩集群，满足新能源汽车普及带来的需求。水电燃气等基础设施需超前规划，在新建居住区推行智能计量系统，实现远程抄表和故障预警，老旧小区则应加快管网改造，降低漏损率，保障供应稳定性。 公共服务配套的完善要聚焦均等化与品质化。教育资源配置需打破区域壁垒，推进集团化办学模式，让优质学校带动薄弱学校发展，实行教师轮岗制度，促进师资力量均衡分布；在新建居住区，按人口规模配建幼儿园、中小学，确保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同时引入多元化办学主体，发展普惠性民办教育。医疗服务体系应构建分级诊疗网络，在社区设立标准化卫生服务中心，配备全科医生和基础医疗设备，与大型医院建立转诊通道；老年人口较多的区域，可在社区嵌入护理站，提供上门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通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协同完善，既能提升房地产的居住价值，又能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区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3.4 创新房地产与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模式 创新房地产与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模式，需深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实践应用。在项目筛选阶段，优先选择运营成熟、现金流稳定的优质资产，如产业园区、商业综合体、长租公寓等，通过专业机构评估确定资产价值，再拆分为标准化信托份额面向社会发行[6]。建立多层次的投资者参与机制，允许个人投资者、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各类主体入市，同时设立风险准备金，应对租金波动、资产贬值等潜在风险。监管部门需制定明确的信息披露规则，要求运营方定期公布租金收入、支出明细等数据，保障投资者知情权。 特色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要深度挖掘区域资源禀赋。在生态优势突出的山区，可开发康养旅居综合体，依托自然景观建设森林步道、温泉疗养中心，配套中医理疗馆、健康管理学院，吸引中老年群体短期旅居或长期定居，同时带动当地有机农业、生态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在历史文化名城的老城区，采用“微改造”模式开发文化主题社区，保留古建筑风貌的同时，将民居改造为精品民宿、非遗工作室，引入文化创意企业运营，举办民俗节庆活动，让传统文化在居住空间中得以传承。在产业转型示范区，可将闲置厂房改造为“工业记忆”主题社区，保留机床、管道等工业元素作为景观，配套工业设计中心、创客空间，吸引年轻创业者入驻，形成“工业遗产保护-创新创业-居住生活”的融合业态。 结语： 综上所述，房地产市场需求变化是人口结构、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控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既体现在对产业结构的直接塑造，也通过关联效应间接改变区域经济的构成与运行方式。适应这种变化，需要从产业协同升级、供给机制调整、公共服务完善和融合模式创新等方面采取系统性措施。通过构建房地产市场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在动态调整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是未来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持续关注和实践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陈晨.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J].中国商界，2025（07）：26-27. [2]周华东，陈萌，高玲玲.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分析——兼论房地产市场的影响[J].开发研究，2020（05）：39-46. [3]张贺.我国房地产产业对整体经济产业结构影响机制的研究[J].社会科学家，2020（11）：99-104. [4]陈晟.破解结构失衡促进房地产经济健康发展[J].中国房地产，2018（08）：29-31. [5]江圣文.关于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中国产经，2025（08）：89-91. [6]杨振.房地产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对策[J].商业2.0，2025（11）：37-39. 汉中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许世斌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迎来诸多发展机遇。我国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中国经济建设注入更多活力。本文阐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可行性，提出了数字经济赋能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对策，以期为相关学者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数字经济，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全面推进文化产业的建设与管理，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计划。根据发展需求，我国大力推进经济数字化开发，着重建设数字中国，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并且将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变革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与产业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创新，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我国根据数字经济的特点，提出了“传统设计+互联网”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建设，使文化创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 （一）产品具有无形的价值导向 文化创意产业主要通过理念与价值的输出获取效益，具有无形化、象征性的特征。所以，文化创意的产品通常有很强的渗透性，附带很高的文化属性和附加价值，能够广泛覆盖各个领域。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包含很多无形资产，如知识、技术、文化等，这些无形资产就是该产业的核心生产要素[1]。从本质上分析，文化创意产业是人类精神文化与思想观念的产物，在现代技术和工艺加工的作用下，形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通过此类产品的销售，获取经济效益。这些产品本身附带文化属性或精神内核，所以具有无形价值导向的特点。 （二）产业具有多样越界的特性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是经济发展的中高阶产物。它不仅蕴含丰富的知识内涵，也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就是“创意”。在传统的工业生产中，产品形式单一，无法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尤其随着购买力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者对多样化产品形式的需求大幅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将丰富的知识文化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整合，结合信息时代特征，采用多样且个性的表现形式，能够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2]。文创产品存在横向差异和纵向差异。所谓纵向差异，就是同类产品具有原创特征，工艺水平与艺术价值各有不同；所谓横向差异，就是不同类别产品有明显差异。消费者在购买文创产品时，可以根据自身购买习惯、审美诉求等进行产品选择，满足了多元化、个性化的购买需求。不仅如此，文化创意产业也具有越界性的特点，产业助力功能较强，既能够独立塑造产业，也能够通过营销、设计等手段促进多个产业协同发展。 （三）组织具有经济个体协同性 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主要源于设计师的创意水平和生产商的工艺水平，通常由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进行设计。所以，文化创意企业普遍比较灵活，且大型企业数量较少，能够展现出明显的个人风格特色，呈现出网络化的特点。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成熟的现代市场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数字经济的支撑下，个体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有助于规模效应的形成，使产业体系逐渐迈入成熟[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逐渐成为人们精神文化娱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呈现出跨国、跨商业、跨领域的特点，并且组成产业集群，在产业组织形式上具有个体协同效应。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传统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也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二、数字经济赋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可行性 （一）数字经济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供需错配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迎来了诸多发展机遇。数字经济具有数据驱动、高创新性、跨界融合、网络效应等特征，这些特征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相契合。数字经济将数据引申为新的产业生产要素，不会受到传统要素的限制，具有可共享和可复制的特性，使文化创意产业获得更多活力和生机，增加了产业发展的可行性[4]。在数字技术应用下，文化创意产品采用数字化的呈现方式、网络化的营销方式和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提升了产品生产、设计、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便捷性，也增加了产品形式的多样性。数字技术能够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使人才、技术、资本等不受时空和环境的限制，满足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基本需求。搭建数字平台有助于资源整合，使文化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运营生产[5]。主要通过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采用数字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制作消费者画像，然后进行精准推送，使消费者获取更多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信息，有效降低供需错配的情况，使市场效率大幅提升。 （二）数字经济转变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融合 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下，文化产品的形式不断创新，吸引了更多生产要素的投入，使产业链得到重构和强化[6]。在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产业链模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包括数据渗透、平台互动、技术融合等，使文化产品相关环节发生变化，包括生产、设计、营销等环节，给文化产品增添了更多附加价值与市场竞争力[7]。例如，在数字技术发展下，音乐、游戏、影视等文化产业的制作方式和消费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可以进行在线制作，使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市场随之扩大，增加了产业收益。数字经济发展也带动了产业链的融合，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下，将现代服务业、制造业、文化产业等融合起来，使产业生态系统不断扩大，促进新业态的滋生。例如，数字互动技术的出现，使视频网站增加了社交和文化服务属性，增加了文化服务业态在文化产业中的占比，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不仅如此，数字技术也可以与智能制造结合，创造更加多元、丰富的消费场景，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三）数字经济提升生产效率，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效率。在引入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后，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可能性，也提高了生产的可行性。从实际生产情况来看，数据代表着文化软实力，是支撑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基础要素[8]。采用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能够深入了解市场走势和消费倾向，然后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产品设计和广告投放。这样在增加产品创意的同时，也能够增强营销效果，使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9]。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为产业宏观调控提供了技术支持，满足了产业精准数据分析的需求，为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增添了产业发展的活力。在这一背景下，政府也开始引入数字技术强化市场监管工作，提升了政府的市场引导能力，实现了多元化的文化保护，使文化价值与社会效益能够同步提升。所以，采用数字经济赋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模式具有很高的可行性，有助于把握文化市场变化趋势，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三、数字经济赋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稳定产业发展环境 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数字技术基础设施运用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数字化能力，确保产业适应数字经济时代。[10]在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效率会大幅度提升，为产业资源提供共享平台，并且扩大消费渠道，创设更加丰富的消费场景，以满足群众多元的消费需求。例如，使用云计算技术能够优化产业服务，降低产业生产成本，使产品性能不断改善。大数据技术则用于数据采集与分析，根据消费者行为偏好进行产品设计与推送，提升产品营销水平。此外，人工智能、5G、VR等技术的应用，都能够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优化文化产品供给 为实现数字经济赋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要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打造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供给模式。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从生产、传播、消费等多个环节入手，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产品形式并提升产品质量[11]。例如，在影视产品制作中，可以应用数字技术，让画面效果更加丰富，给观众带来丰富多元的观看体验。数字化转型也能够提升文化创意产品的吸引力和服务水平，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下，产品会增加互动、共享等属性。例如，在游戏开发方面，采用数字技术能够增加游戏的娱乐性，使游戏画面更加精美，并且丰富游戏交互形式，满足不同游戏用户端的需求，灵活多样地在游戏中融入文化元素，展现游戏的文化创意属性，进而吸引更多玩家。在传统文创产业发展过程中，结合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转型策略，使文化产品供给形式更加丰富。例如，在德化白瓷产业发展过程中，采用“区块链+陶瓷产业”的发展模式，全面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将大师IP与数字藏品结合，利用数字平台扩大宣传范围，提升产品宣传效果，吸引更多消费者。不仅如此，现代技术也能够激发设计师的创作灵感，使产品不断创新。消费者通过购买精美的文化产品，能够了解相关的文化底蕴，这不仅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满足了文化传承的需求。 （三）加强数字人才教育培养，构建优质人才体系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的发展需要优秀人才的支撑。所以，要实现数字经济赋能文化创意产业，就要培养更多优秀的数字人才，包括数字技术人才、数字创意人才、数字管理人才等。一方面，加强高校的培养，促进校企合作，根据企业需求培育专业人才。高校可以结合产业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专业建设，引入丰富的文化资源，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使各个专业的人才能够掌握多种知识技术，成为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推进企业培训。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中小微企业都要注重人才的引进，并且组织开展丰富的人才培训与技术交流活动。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能要求，积极引入数字技术，并结合实际开展专题培训活动，不断增强员工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打造高效专业的数字化人才队伍，构建优质的人才体系，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四）出台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健全数字经济法律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促进数字经济赋能文化创意产业，政府需要出台有效的引领政策。首先，加强法律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的监管与评估机制，依法维护市场秩序，杜绝垄断、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并且根据数字经济时代的特点，重点保护知识产权与信息安全，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的权益。例如，根据实际需求制定《数字文化产业促进法》，在法律法规中明确文化创意产业的具体内容、范围和类型等，并且说明数字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相关从业者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其次，为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需要加强数字文化品牌建设，投入更多资金资源。例如，可以设立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化建设的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活动，促进数字技术在各类文化产业中的应用。与此同时，在金融、税收等方面也要提供支持，确保数字经济赋能的过程中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并且通过激励政策提升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例如，结合实际发展情况，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税收减免、资金补助等优惠政策。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企业的发展步伐会不断加快，为文化创意产业注入更多活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的方式，能够提升产业的发展效率，使产业获得更多效益。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通过引入数字技术，能够促进产业生产模式和经营形式的创新，也能够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服务水平，推动文化创意产品不断创新；通过建设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改善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更多发展保障；培养优秀的数字人才，打造完善的人才体系；政府则要加强政策引导，提供法律法规支撑，使产业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方晓芸.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J].中国电子商情，2025（5）：106-108. [2]何林洁，旷丽萍，黄雪雯，等.“互联网+”时代下黔南州水族马尾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探究[J].染整技术，2025，47（1）：110-113. [3]韩若冰.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化发展及其向度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49-59. [4]曹雨婷.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长沙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国际公关，2024（20）：116-118. [5]李贞，梁丰.文化创意产业数据资产估值与数据要素市场实现机理研究[J].中国市场，2024（29）：48-52. [6]刘馨嵘，韩嫣婕.文化创意产业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4（18）：80-82. [7]王梦倩.数字经济背景下郑州纺织服装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研究[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4，4（15）：3-5. [8]王莹.技术创新视阈下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化转型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4（13）：115-117. [9]闫雪梅.数字化赋能广西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耦合与跃迁路径[J].沿海企业与科技，2024，29（3）：118-123. [10]郭艳.数字赋能文化创意产业的机理、现实及实现路径[J].海南开放大学学报，2024，25（1）：37-43. [11]韩若冰.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化发展及其向度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49-59. 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 周娜 | 区域经济 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牵引 开创成都都市圈协同治理新格局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开展成都市等10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层面对近年来成都改革实践的充分肯定，更是中央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时期落下的战略性先手棋。 “十五五”新征程即将开启，成都是我国超大城市、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必须站位全局、勇担使命，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根本牵引，深刻领悟并创造性落实中央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要义，全面贯彻省委关于纵深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的系列部署，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破解协同治理难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强劲的区域引擎。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都市圈协同治理的“牛鼻子”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的获批，标志着成都都市圈的发展进入一个以深层制度创新驱动高质量一体化的新阶段。这意味着，协同治理的重心必须从过去侧重于基础设施“硬联通”和部分政策“软联通”，向彻底打通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转变。 这一转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意义。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重塑协同治理价值导向的根本遵循。传统的区域合作有时会陷入“会议多、实效少”“规划多、落地难”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协同发展的价值衡量标准不够清晰、刚性。中央反复强调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素市场化改革正是将这一宏大要求具体化为都市圈协同治理的“指挥棒”。它要求我们，所有协同举措的成效，最终要以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都市圈内高效配置、自由流动为衡量标准，推动治理体系进一步走向务实。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破解协同治理深层矛盾的锐利武器。要素跨区域流动面临的“玻璃门”“旋转门”，其根源在于深植于行政区划背后的行政壁垒、部门利益分割和体制机制隔阂。推动土地、数据、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无异于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革命”。它要求我们，必须勇于打破行政区划对土地指标、能耗指标的固化分割，必须强力打通各部门的数据资源，必须建立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都能平等获取、公平使用要素资源的规则体系。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创新协同治理实现路径的核心密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方法论，在于用市场化的机制和逻辑来破解长期依靠行政命令难以根治的治理难题。通过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创新设计跨区域合作的税收分成、价值溢出补偿等利益分享机制，重塑地方政府的内在激励与行为模式，使其从被动的协同参与者转变为主动的发展共建者。同时，它也为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通过市场化渠道深度参与治理开辟了广阔空间，推动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优势叠加、良性互动的共生治理生态。 构建“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攻坚格局 过去五年，成都都市圈在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为“十五五”时期承接国家试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跨区域协同领导体制上，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率先成立四川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创新构建“领导小组统筹、省直部门指导、同城化办公室协调、四市主体推进、专项合作组联动”的工作机制。这一体制有效畅通了省市之间的纵向衔接与成德眉资四市之间的横向沟通，初步形成“全省一盘棋、都市圈一股劲”的推进格局。 在跨部门规划协同上，成德眉资四市共同构建了以《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为纲领、以《成都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为基础、配套多个专项规划的“1+1+N”规划体系。这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都市圈层面的“共绘一张图”，为各类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布局提供了顶层、统一的遵循，强制要求不同城市对应的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部门在统一的蓝图下对接标准、协同项目，从源头上打破了部门壁垒。 在跨组织政策协同上，一系列市场导向的改革举措激发了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在土地要素方面，创新实施跨市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本要素方面，健全都市圈农村产权有形交易市场，实现32个涉农县（市、区）全覆盖，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分别在德阳、眉山、资阳设立分所，有效盘活乡村“沉睡”资产。在规则“软联通”方面，四市人大常委会积极探索协同立法新模式新路径，已在营商环境、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实现突破，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了法治保障。同时，公积金异地贷款、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民生政策的落地，以及共促地域历史文化认同，都极大地增强了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归属感。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成都都市圈必须前瞻把握中央战略意图，将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与“十五五”规划的系统实施深度融合，着力在跨区域、跨部门、跨组织三个维度上协同发力，构建“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攻坚格局。 深化跨区域治理，构建利益共同体。一要创新利益分配机制。率先探索制定跨区域合作利益分享指南，明确飞地经济、园区共建等模式的税收分成、经济指标核算规则，建立区域发展补偿基金。二要推进规则标准一体化。全面梳理并协同修订四市在市场监管、资质互认、环保等领域的差异性政策，共建“一套标准”管市场。三要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将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成效、跨区域合作项目质量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指标，形成有力导向。 打通跨部门边界，提升协同效能。一要实施“数据融通”工程。依托四川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都市圈级“数据大脑”，为要素配置和政策制定提供支撑。二要开展“流程再造”攻坚。围绕“一件事一次办”，重构跨部门、跨城市审批服务流程，实现真正的业务协同。三要强化协调机构权威。提升四川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跨部门协调中的权威性，建立重大事项督办问责机制。 激活跨组织网络，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一要搭建制度化政企对话平台。建立成都都市圈政企协商会等机制，共商规则、共解难题。二要培育区域性社会组织。支持跨市域的产业链联盟、创新共同体等发展，赋予其在标准制定、行业自律等方面的职能。三要创新公众参与方式。运用数字化手段开展线上听证、民意调查，提升决策透明度和公众认同感。 “十五五”规划的宏伟画卷正徐徐展开，成都都市圈的协同治理也已从搭建“四梁八柱”的1.0阶段，迈入系统集成、机制优化的“精装修”2.0阶段。我们唯有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发扬敢闯敢试的精神，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不断完善跨区域统筹、跨部门协同、跨组织共治的“三位一体”机制，才能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将成都都市圈真正打造成为全国范围内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活力迸发、发展成果共享的现代化都市圈典范。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 王芳;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同城化研究所 毛杰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行科学研判，作出了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与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的重大判断。这一判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智慧。 “变”是时代常态，“不变”是定力基石。准确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就是要既保持清醒头脑、增强风险意识，做到未雨绸缪，又坚定战略自信、保持历史耐心。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变”与“不变”，对于明确发展定位、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及科学规划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不变 《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传统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机遇与不确定性并存。这种“变”，体现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复杂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现实映照，也是我们谋划未来发展必须把握的时代背景。 变局之中，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诸多战略性有利条件没有改变，核心体现为“定力不变”。这一根本定力，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强大的生命力与巨大的优越性，能够有效抵御各类风险挑战，为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大局中坚定保持战略定力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制度保障。二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依旧稳固，拥有极为广阔的战略缓冲与发展空间。三是已成功构建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不断得以增强。四是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的优势持续释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这种定力，是我们在风云变幻中保持战略稳定的基石，也是扎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要支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湖南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省份，也面临着内部结构调整及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带来的多重考验。在此背景下，应进一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结合自身产业特点，持续巩固工程机械、轨道交通、中小航空发动机等领域的竞争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优化开放型经济布局。同时，着力扩大内需，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将外部环境的压力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之中保持初心使命不变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特征和内涵经历了深刻的转变。该阶段的发展更注重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创新的第一动力作用更加凸显，社会建设从满足基本需求转向追求更高品质，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这些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尽管发展阶段和内涵在深化演进，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中心任务没有改变。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贯性和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坚定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无论发展阶段如何变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动摇，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不能偏离，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能忘却。这种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的方法论、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原则，确保了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彰显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应深入理解发展内涵的深刻变化，将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融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具体来看，应聚焦《建议》所提出的重点任务，着力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进展，持续优化传统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依托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重要平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在新征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改善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让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 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中保持斗争精神不变 《建议》明确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除了国际层面的风险，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重点领域改革任务艰巨，科技创新、农业农村、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领域存在短板，财政金融、房地产等风险隐患不容忽视，社会治理面临新课题。这种“情势之变”，是前进道路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体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考验。 面对风险挑战，我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主动精神没有变。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凝结出的宝贵经验，是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政治要求和方法遵循。《建议》号召全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作为、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念。这种斗争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而进行的积极能动实践。它要求我们既要敢于直面矛盾，与一切阻碍改革发展稳定的顽瘴痼疾作斗争，与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作斗争；也要善于讲究斗争策略和方法，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 湖南素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传统，面对新挑战，必须进一步发扬斗争精神，主动担当作为。湖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良好作风。从选拔任用在改革、发展、稳定等关键领域，以及在应对紧急、困难、危险、重大任务中能够勇挑重担、取得显著成效的杰出代表，树立鼓励担当、崇尚实干的鲜明导向，有效激励广大干部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到主动前往上海、北京、西安、武汉等地开展招才引智活动，以最大诚意广纳天下英才，为湖南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集聚智力资源，种种务实举措，正是湖南在风险挑战面前发挥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的生动体现，深刻诠释了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实践要求。 【本文为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逻辑、伟大实践及经验启示研究”（23YBQ029）阶段性成果】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 周耀杭；湖南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艾医卫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六个强省”，即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智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这是立足新的历史起点、结合河南禀赋优势、契合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的系统性战略抉择。“十五五”时期，全省上下要埋头苦干、砥砺奋进，以建设“六个强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深刻理解“六个强省”建设的重大意义 “六个强省”建设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多个关键领域，是相互支撑、深度融合、协同发力的有机整体，将厚植现代化河南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推进“十五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六个强省”建设通过多维协同发力、系统集成赋能，激活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动能，打造驱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建设农业强省，河南将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同时，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制造强省，河南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强产业大文章；建设科教强省，河南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建设数智强省，河南将以数智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建设交通强省，河南将打造“空铁水公”高效衔接的安全化、智慧化、绿色化交通运输网络；建设文旅强省，河南将围绕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壮大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建设具有河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抓手。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当前形势下，河南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新赛道新业态培育滞后等一系列挑战。“六个强省”建设全方位锚定了河南产业发展的特色优势与核心矛盾，牵住这个“牛鼻子”，建设具有河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有了抓手。建设农业强省、制造强省、文旅强省覆盖了具有河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将围绕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建设具有河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方向。建设科教强省要求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设数智强省要求促进实体经济和数智经济深度融合，为建设具有河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动能。建设交通强省要求立足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提升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能级，降低物流成本，为建设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保障。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农业、工业、服务业都可以通过科技赋能，催生发展新质生产力。“六个强省”建设紧扣河南资源禀赋优势，涵盖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交通物流、文化旅游等关键领域，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精准落地的载体。建设农业强省、制造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既包括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又涵盖新兴产业的培育，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是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建设科教强省、数智强省是河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选择。 加快河南全面崛起的主支撑。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强调这一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对河南而言，全面崛起意味着要通过多个领域的同步发展，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六个强省”建设抓住影响区域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领域进行集中突破，构建起支撑河南全面崛起的“四梁八柱”。农业、制造业、交通、文旅在河南具备一定基础和优势，但长期以来产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突出，整体竞争力不强。建设农业强省、制造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是发展优势产业、提高区域产业整体水平的关键，有利于推动河南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提升区域竞争力。科教、数智之于区域发展的动力引擎作用凸显，建设科教强省、数智强省是河南补齐短板弱项、引领未来的关键，是抢占区域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 2 充分认识“六个强省”建设的基础优势与发展潜能 河南在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智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六个强省”建设中，具有坚实稳固的发展基础与互促共进的整体优势，蕴藏着广阔的发展潜能与空间。 从农业看，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核心区，以不到全国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近10%的粮食、1/4的小麦，粮食总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每年外调原粮及制成品600亿斤以上，油料、食用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97%，切实扛稳了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在此基础上，河南持续推动农业产业链提质增效，培育出双汇、三全、思念等一批国民品牌，涌现出锅圈食汇、千味央厨等新消费品牌以及酸辣粉、辣条、茶饮品等新兴产品，形成从原料生产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加速从“中原粮仓”向“国人厨房”“世界餐桌”迈进。依托坚实的基础，河南蕴藏着向现代化大农业跃升的潜力，在种业创新上，中原农谷集聚了67家省级以上科研平台和16位院士领衔的研发团队，每年为全国提供优质种子45亿斤，助力“中原粮仓”装上更多“河南芯”。在智慧农业上，多光谱监测、北斗导航播种、无人机植保等技术广泛应用，推动传统农业生产向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转型。河南积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由产量高地向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和价值链高地迈进，实现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根本性转变。 从制造看，河南工业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工业经济总量稳居中西部省份第一位，规上工业企业达2.66万家，培育了51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41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从原材料供应到终端产品制造的全链条配套能力。经过多年发展，河南打造了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新型材料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多个具有竞争力的千亿级产业链，郑南商许超硬材料集群、洛阳现代农机装备集群成功创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电力、盾构、农机和矿山等装备水平领跑全国，郑煤机、中国一拖、洛阳轴承等自主装备填补了行业空白，神舟飞船、国产航母、C919大飞机等国家重大工程中都留下河南制造的印记，充分彰显了工业大省挑大梁的硬核实力。雄厚的产业基础、持续的科技创新以及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为河南产业提质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支撑。传统产业方面，河南积极推动钢铁、冶金、铸造等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新兴产业方面，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链群加速跃升，2024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占规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24.8%、14%，较“十三五”末分别提高2.4个和2.9个百分点。未来产业方面，河南推动卓益得、优必选等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落地，建成全国第三、中部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聚焦6大方向建设了2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随着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河南制造业正不断夯实发展根基，朝着制造强省建设目标稳步迈进。 从科教看，全省拥有178所高等院校、320.3万在校生，完善的教育体系和庞大的人才储备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十四五”时期，全省高校累计培养毕业生420万名，省内重点产业新增从业人员中70%以上来自省内高校，充分彰显了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作为科研主阵地，河南高校已建设各类国家级科研平台41个、省部级科研平台1000余个，牵头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5个，参建省实验室22个，与企业共建研发中心2560个，筑牢产业创新底座。在现有优势基础上，河南持续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不断释放产科教融合发展潜力。全省已选派626名“科技副总”服务企业，建设了92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247个现代产业学院、235个工匠实验室，在职业院校推行“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现场工程师等校企“双元”人才培养模式，前瞻设置新兴交叉急需特需学科专业，打造“环郑大科创圈”，构建起教育培育人才、人才投身科研、科研促进教育的良性循环。依托坚实的教育根基、丰富的人才资源、完善的创新生态，河南正加速推动人才红利与创新红利深度融合，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为科教强省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从数智看，河南数字基建规模与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24年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超2万亿元，居中部前列。河南成功创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等载体，郑州数据交易中心交易额突破42亿元，手机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三，超聚变AI服务器国内市场份额第一，汉威气体传感器市场占有率全国领先，阿帕斯等大模型通过备案，展现出强劲的产业竞争力。数智赋能加速渗透，已建设省级智能车间、工厂1685个，打造数字领航企业36个、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269个，建成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49个，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覆盖率达93.1%。面向未来，河南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完整的产业体系，为数智技术在智能制造、数字农业、智慧文旅等领域的全链条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带来巨大的增量空间。在数据要素价值化方面，河南通过实施“数据要素×”行动，推动数据要素在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等领域释放乘数效应，加快数据从资源向价值的跃迁；在人工智能赋能方面，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重点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规模化落地，持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坚实的数字基础、海量的数据资源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加快建设数字河南、打造数智强省筑牢发展根基。 从交通看，河南地处中原，承东启西、连南贯北，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交通强省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河南已在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形高铁网，全国“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中五条穿豫而过，51条国道通达全国；2024年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突破80万吨，国际货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五；中欧班列（郑州）累计开行超16000列，郑州航空港区建成内陆首个国际公路运输集结中心；平顶山港开港运营，黄金水道全线贯通。铁路、公路、民航、水运协同发力，使河南成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随着“米+井+人”综合运输通道日益完善，以及多式联运“一单制”等创新模式推广，河南正加速将枢纽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依托郑州、洛阳等6个枢纽经济先行区，河南积极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制鞋等枢纽偏好型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冷链物流、跨境物流等特色业态，凭借物流时效快、成本优的独特优势和多式联运的高效衔接，加速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资源，拓展枢纽经济的价值空间。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河南将加快推进交通强省建设，织密综合交通网络，提升枢纽功能，为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战略支撑。 从文旅看，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底蕴深厚，文化旅游资源富集，享有“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的盛誉。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洛阳龙门石窟的千年佛影到开封清明上河园的宋韵盛景、老君山的云海金顶，丰富的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共同绘就了“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的文旅名片。近年来，河南文旅频频出圈。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成为文化地标，洛阳汉服经济激活古城“潮”文化，万岁山武侠城沉浸式江湖体验让游客化身“剧中人”，“奇妙游”系列节目让千年文化焕发新生。这些创新实践成功将“老家河南”等超级IP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体验，带动郑州、开封、洛阳、安阳等城市跻身全国文旅“顶流”。当前，河南正通过融合创新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一方面，河南积极推动文旅与教科农体交等11个行业跨界联动，催生120多个“文旅+百业”新业态新场景，如信阳茶旅融合、“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胖东来等。另一方面，科技与创意深度融合为文旅注入新动能，如殷墟博物馆AR技术让甲骨文“活”起来、洛阳古墓博物馆夜游剧本杀等。河南以“文旅+”打破边界，加速从文旅资源大省向文旅强省、世界文化旅游目的地跨越。 3 聚焦重点纵深推进“六个强省”建设 “十五五”时期，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找准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充分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强化融合联动，创新发展举措，聚焦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六个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农业，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积极践行大农业观，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催生农业新质生产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农业。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积极发展智慧农业、设施农业，促进现代农机、植保无人机等农业装备创新应用，推行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更好发挥中原农谷、国家农高区等平台引领作用，吸引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化，推广节水农业、循环农业、碳汇农业，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发展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坚持“有标采标、无标创标、全程贯标”，推动现代化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评估，持续开展全域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构建食用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体系。突出“豫农优品”公用品牌引领，推动乡村富民产业链群建设，扶优培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支持“新农人”拓展新品牌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壮大“豫字号”农业品牌矩阵，全力提升河南农业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原字号”“老字号”产业，强化科技支撑、数智赋能、绿色转型，全链条推动钢铁、煤炭、化工、有色、食品、轻纺、建筑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积极培育历史经典产业，打造一批标志性新产品，激发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字号”产业，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有序布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前沿新材料、新一代信息网络等未来产业，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强新赛道培育，推动形成一批高成长、链条长、裂变快的细分产业赛道。塑造“外字号”产业新优势，积极应对国际贸易结构新变化，更好发挥河南开放通道与平台优势，调整优化产品结构，促进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出口，有序推动豫企“出海”，完善企业出海服务网络，支持企业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打造河南智造出口品牌，提升买全球、卖全球质效。 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科教强省。发挥河南科研资源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探索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路径新模式，加快构建需求牵引研发、研发驱动产业、产业反哺创新的良性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发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城市、国家高新区等载体牵引作用，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提质科技创新平台，促进创新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健全“产业立题、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创新“实验室+产业化公司”等成果转化模式，完善丰富中试平台体系，完善三级技术转移服务网络。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设立产学研合作平台，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组织科研项目，常态化实施重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揭榜挂帅”，依托重大科研项目、重大科研平台等引育高端人才，培育壮大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科技型企业家、高科技创业者等群体，鼓励科研团队和优秀人才创业，优化初创企业发展环境，培育科技金融生态，引育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促进实体经济与数智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数智强省。发挥河南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用好后发优势，推进数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互促共进、数字化产业与产业数字化协同演进，以数智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用好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区块链发展先导区、国家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郑州数据交易中心等平台，汇聚数据要素资源和数智技术资源，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行动，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依托行业优势引导大模型场景化落地，建设重点领域垂直大模型，积极培育壮大数据产业，鼓励探索“垂直大模型+行业数据集”模式，培育壮大平台经济。深化数智场景对接，围绕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数字消费、智慧文旅、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应用场景，定期梳理数智场景清单、数智能力清单，常态化开展企业数智化诊断，加快推进规上企业数智化场景全覆盖。强化数智底座，加快布局以算力为核心的新一代数智基础设施，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打造面向中部、辐射全国的算力调度枢纽和算力高地，建设全国重要的信息通信枢纽和信息集散中心。 提升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能级，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发挥区位、交通、物流等综合优势，立足贯通大通道、建强大枢纽，打造“空铁公水”高效衔接的安全化、数智化、绿色化交通运输网络，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提升综合交通枢纽能级。提升“两高两航”，聚焦联网补网强链，完善高铁网，优化高速公路网，织密航空网，拓展航运网，突出“空高联运”“铁水联运”等，探索多式联运新模式，带动枢纽偏好型产业集聚发展。深化“四港联动”，以航空港区为核心动力源，加快空港、铁路港、公路港、出海港联动发展，一体化打造大通道、大口岸、大物流、大产业，复制“双枢纽”模式，打造“Y”字形全货运国际航空网络，构建“全球快货物流圈”，加密中欧班列直达线路，推进新陆港建设和班列货物集疏分拨节点规划建设，依托国际公路运输（TIR）网络打造亚欧“第四物流通道”，突破河海联运，打通郑州经沙颍河转运出海网络，建设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 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加快建设文旅强省。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文化与科技融合，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创新“老家河南”等传统文化IP宣传推广，发挥“奇妙游”等新IP牵引作用，用好胖东来等新消费品牌，讲好河南故事，提升影响力、吸引力。培育文旅产业链群，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丰富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做优做强特色文创，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推进数智技术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等，建设大遗址保护利用走廊，支持二里头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建好用好黄河、大运河、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支持龙门石窟、殷墟甲骨文等打造世界文化地标，深入挖掘河洛文化、黄帝文化等的文化精髓和多种价值，推动优秀文化活化故事化，创新推动国际传播，积极发展入境游，提升全球影响力。 河南日报社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 企业管理 摘要：在数字化浪潮奔涌、价值竞争白热化的当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正经历从“核算型”向“价值创造型”的脱胎换骨。当前，企业价值创造深陷战略财务“两张皮”、工具应用“碎片化”、风险防控“慢半拍”、资源配置“低效能”的困局，构建系统化价值管理体系迫在眉睫。论文立足战略财务深度融合视角，采用理论剖析与案例实证相结合的方式，提出“战略-工具-风险-资源”四维价值创造路径：以战略目标为纲，推动财务业务同频共振；善用管理会计利器，优化决策支撑；实施动态风险管控，守护价值可持续；整合各方资源，提升配置效能。研究表明，该路径能显著提升企业经济增加值（EVA）与长期价值创造能力，为数字化时代财务管理转型提供了理论扎实、实操性强的范例。 关键词：价值创造，财务管理，战略融合，EVA 1 引言 伴随数字化转型浪潮席卷而来，企业变革升级刻不容缓。财务管理作为企业运营的“中枢神经”，其转型成效关乎数字化战略能否落地生根。EVA虽然是国资委参考跨国企业成功经验，在国内率先引进对国有企业进行考核的指标，但是，鉴于其科学性，其他类型的企业完全有必要借鉴。本文深度挖掘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价值创造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致力于为企业财务升级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通过明晰财务管理在职能定位、流程优化、工具应用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变革创新，助力企业在数字化时代抢占先机，提升核心竞争力，从容应对内外部环境的风云变幻与重重挑战[1]。 2 企业财务管理价值创造的现状 在当下经济浪潮中，企业在财务管理价值创造领域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征。 资本结构是企业价值提升的关键。有智慧的企业会依照行业特性、自身发展阶段和市场变化，在股权与债权资本间巧妙配置，降低成本，实现价值跃升；部分企业因风险预估不准或决策机制有缺陷，融资时莽撞，陷入债务违约或股权过度稀释困境。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是企业稳健发展的根基。企业会搭建成本核算体系，借助预算管理工具分配资源，但预算编制不科学、执行缺乏刚性、考核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使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在价值创造上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投资决策对企业的价值增长至关重要。明智的企业运用专业手段评估项目，重视风险，多元化投资组合分散风险；有些企业受乐观情绪影响，风险评估敷衍，后续跟踪不力，导致投资失败、回报率不佳。资产管理关乎企业运营效率提升。企业制定信用政策加速应收账款回款，引入先进模式降低存货仓储成本，关注固定资产利用效率并适时更新改造，然而部分企业管理系统漏洞、流程混乱，导致资产流失、运营效率下滑，资产管理价值大打折扣。 财务分析与绩效评价如同企业“体检报告”，能帮助企业了解经营状况。不少企业强化财务分析与绩效考核，依据EVA等指标评估各部门、各业务单元业绩，激励员工为提升企业价值共同努力，推动企业整体向增加经济增加值、创造更多价值的方向迈进。企业综合运用了多种分析方法，并结合非财务指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但分析方法单一、指标权重不合理、评价结果应用不足等问题，使其参考价值降低，难以助力企业提升财务管理价值创造能力。 3 企业价值创造的财务管理困境 3.1 战略目标与财务执行脱节 一方面，预算编制与战略规划常“各自为政”。预算多依赖历史数据调整，未紧扣战略规划的长期方向与市场布局，导致资源难以精准投放关键项目，战略落地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财务指标“顾此失彼”，侧重短期成果，却忽视客户终身价值、知识产权等长期驱动力。忽视客户终身价值，令精准客户策略无从谈起，错失盈利良机；知识产权价值体现不足，致使研发决策缺乏依据，削弱企业竞争力和长远价值增长能力。 3.2 管理工具滞后于价值管理需求 企业价值创造模式日益复杂多元，传统财务工具难以满足深入分析需要。多数企业仍过度依赖传统财务报表作决策。此报表仅为历史财务“镜鉴”，对预测未来价值、评估无形资产作用有限。当下，价值创造多倚重品牌、数字资产等无形资产，但因缺乏作业成本法（ABC）、价值链分析等利器，其价值贡献过程如“雾里看花”。作业成本法精算成本，价值链分析洞察增值环节，能锁定关键驱动力。然而多数企业未能广泛应用，导致无形资产管理“隔靴搔痒”，无法释放其价值潜能。 3.3 风险管控与价值创造失衡 部分企业风险“因小失大”，因避险心切，策略过度保守，为创新设障，错失高回报拓展良机。惧数字化项目风险而裹足不前，反而丧失市场优势，价值创造能力滑坡。另一些企业则“尾大不掉”，为短期规模与业绩扩张行激进策略，忽视风险敞口，如盲目举债并购，忽视整合风险，不仅未能实现规模经济与协同增值，反而累及经营，严重损害财务健康与价值根基。 3.4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合理配置资源乃高效价值创造之本，然而不少企业此环节效率不彰。数据显示，A股上市公司平均资本成本（WACC）达8.2%，但部分企业投资回报率（ROI）仅6.5%，揭示其“本末倒置”：投资决策忽视资本成本与回报匹配，导致投入产出失衡，资源大量虚耗。存量资产盘活亦显不足。大量固定资产、库存闲置，“坐困愁城”，未能及时处置或租赁变现，徒增成本与风险。研发投入更是“杯水车薪”。虽投入重金研发，却因市场需求把握失准、部门协同不畅，成果难有效商业转化，回报不及预期，拖累整体投入产出效率，制约企业价值跃升。 4 财务管理价值创造乏力的深层原因 4.1 战略导向偏差：短期业绩与长期价值 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企业管理层与股东间信息不对称、利益诉求相悖，这种矛盾极易诱发管理层的短视行为。管理层往往紧盯每股收益（EPS）等短期财务指标，因其直接关乎薪酬与晋升，却对经济增加值（EVA）等反映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指标置若罔闻。例如，为粉饰当期利润，管理层不惜削减研发投入、延迟设备维护，虽能让报表数据一时光鲜亮丽，却严重损害企业创新活力与持续经营根基。绩效考核体系的漏洞更是雪上加霜，多数企业未将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评分、客户留存率等可持续价值指标纳入考核，致使管理层缺乏动力平衡短期业绩与长期价值，使企业在战略层面偏离价值创造核心目标[2]。 4.2 管理体系割裂：财务与业务“数据孤岛” 财务与业务系统各自为政，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拦路虎”。实务中，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与业务系统数据无法互通的情况屡见不鲜。从组织层面看，财务与业务部门考核目标南辕北辙，加剧了这种割裂。财务部门以降本增效为首要任务，业务部门却为抢占市场份额，不断加大营销与库存投入，双方目标相悖，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导致企业无法从全局视角优化资源配置，严重制约价值创造效率，业财不融合，企业靠财务管理创造价值就是一纸空文。 4.3 风险评估机制缺失：价值波动的量化盲区 企业若缺乏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就如同在价值波动的海洋中失去航标，陷入量化盲区。许多企业尚未搭建风险价值（VaR）模型，无法精准量化各类风险对企业价值的潜在冲击。某金融企业在债券投资决策时，因未充分考量利率风险，在市场利率波动时损失惨重。究其根源，在于企业风险管理文化存在偏差，“因噎废食”的风险规避思维占主导，过度强调降低风险，却忽视风险中潜藏的价值机遇。真正的风险管理应是“趋利避害”的风险价值管理，通过科学评估、合理担险，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动态平衡，挖掘风险背后的价值创造空间，但多数企业尚未完成这种思维转变。 4.4 资源整合能力不足：资本与资产的协同短板 企业资源整合能力欠缺，直接导致资本与资产协同效率低下。部分集团企业内部资金拆借利率竟高于市场水平，致使资金在子公司间难以合理流转，出现“旱涝不均”的尴尬局面，极大降低资金使用效率。究其原因，一是缺乏财务共享中心等动态资源调度平台，无法实现资金集中管理与高效调配；二是缺少实物期权法等科学价值评估模型，难以准确衡量资产潜在价值，导致企业在资源配置时难以作出最优决策，无法充分发挥资本与资产的协同优势，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瓶颈。 5 路径构建：价值创造导向的企业财务管理创新体系 5.1 战略财务融合：从“事后核算”到“事前建模” 传统财务管理往往侧重于“事后核算”，对企业战略的支撑作用有限。而战略财务融合强调将财务管理前置，实现“事前建模”，使财务目标与企业战略深度契合。战略地图与平衡计分卡结合，是实现企业财务管理价值创造落地的关键工具。它能将营收增长等财务目标，抽丝剥茧，拆解为客户维度（如NPS）、内部流程维度（如研发周期）等，令行禁止，使各部门职责清晰，形成协同合力。此外，企业还可定期组织战略财务复盘，因地制宜，依据实际经营调整模型，确保财务规划随市而动、紧贴战略[3]。 典型案例：阿里巴巴则凭借数字化优势，打造出全球领先的财务中台体系。阿里巴巴通过整合零散财务数据，搭建客户生命周期价值（LTV）预测等实时分析模型，实现了业务前端到财务后端的全链路价值洞察。这一体系不仅显著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更让预算编制周期从数月大幅缩短至数周。阿里巴巴ESG报告显示，财务中台建设使资金周转率提升35%，预算编制效率提高60%，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显著增强企业资源配置的精准度。 5.2 管理工具创新：构建价值量化体系 管理工具推陈出新，是价值创造的关键。主管部门或者企业集团应构建价值量化体系，让企业洞若观火，清晰衡量经营成果。 民营或其他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借用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考核指标，推行EVA考核是重要一环。通过调整会计处理（如研发费用资本化），能去伪存真，更真实体现价值创造能力，避免急功近利低估长期价值。同时，企业也可以引入数字孪生技术，赋能决策强大模拟分析。更进一步，企业可将数字孪生与AI算法结合，实现未卜先知的智能趋势预测。此外，实施EVA考核，各种类型的企业可建立分级机制，因材施教，对不同业务部门制定差异化目标，充分激发各团队活力。 典型案例：海尔集团推行的“人单合一”模式，堪称管理变革的典范。该模式打破陈规，摒弃传统科层制架构，将财务创新深度融入业务场景。通过构建边际贡献核算体系，企业能精准度量每个小微团队的经济增加值（EVA），实现员工绩效与用户价值的直接挂钩。这种将市场压力层层传导至最小经营单元的做法，极大激发了组织活力。数据显示，2023年海尔集团净利润增长率高达18.5%，远超行业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充分彰显了价值驱动型财务管理对经营业绩的强劲提升作用。 5.3 全面风险管控：价值波动的动态对冲 企业经营暗流涌动，风险无处不在。全面风险管控目标在于动态对冲价值波动，保驾护航企业行稳致远。企业通过建立VaR与情景分析模型，帮助企业胸中有数，量化风险，预案在先。实践中，可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如影随形实时监控指标。例如，紧盯汇率、利率、大宗商品价格以防市场风险；追踪碳排放、环保法规、社会舆情以控ESG风险。指标越限，系统当机立断发出预警并提供应对预案。同时，借力使力，企业应加强与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合作，集思广益获取专业评估与建议[4]。 5.4 动态资源配置：资本与资产的价值协同 合理配置资源是价值创造的根基。动态资源配置强调资本与资产珠联璧合，实现企业价值协同。企业运用波士顿矩阵与财务沙盘，企业能对业务精挑细选。同时，企业也可以搭建内部资本市场，通过资金池管理，盘活资金，效率倍增。为进一步提升效率，企业也可以建立投资项目后评价机制。项目完成后深度复盘，对比实际收益与预期差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后续决策提供借鉴。内部资本市场中，企业可引入市场化资金定价，实施按劳分配，根据业务单元风险和需求制定合理内部利率，奖勤罚懒，以激励各部门高效用资。 对比传统与创新财务管理模式的成效，价值创造导向的优势一目了然。Wind数据库对50家样本企业2022—2024年的数据分析表明，采用价值创造模式的企业平均EVA增长率达8.7%，较传统模式的3.2%大幅提升；通过优化融资结构，资本成本从7.5%降至6.1%；在研发投入转化率方面，价值创造模式企业以42%的成绩远超传统模式的25%，充分证明精准资源配置对创新驱动的关键支撑作用[5]。 总之，企业通过构建实施以价值创造导向的财务管理创新路径，必然可以到达理想的彼岸。该创新路径共四大核心环节：其中，战略财务融合是基石、管理工具创新是引擎、全面风险管控是护城河、动态资源配置是枢纽。这四大路径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共同驱动财务管理从核算型向战略型、价值创造型转型升级，为企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6 结语 现代企业价值创造的本质，在于战略融合、工具创新、风险管控与资源优化的协同发力。研究表明：战略融合是根基；通过业财深度交融，企业可打破部门壁垒，破除条块分割，实现资源配置与业务目标的动态契合；工具创新是支撑，是破局关键；风险管控与资源优化则是保障，是固本之基。价值创造既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也是应对复杂挑战的核心能力。企业需以战略为引领，以数据为纽带，以协同为手段，构建“战略-业务-财务”三位一体的价值生态体系。未来，随着技术与政策的演进，财务管理将不再局限于“账房先生”的角色，而是蜕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擎”。企业价值创造将面临两大趋势：一是数字化转型向纵深推进，AI、区块链等技术将重塑财务职能，重构管理范式。财务人员需从“核算者”转型为“数据架构师”，通过算法模型优化资源配置，释放数据价值。二是ESG与财务价值加速整合，“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金融与碳资产管理的结合将成为新方向。未来需构建“财务价值-ESG绩效”双轨评价体系，推动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平衡共生。 参考文献： [1]郑蕾.关于业财融合模式下的企业财务价值创造探讨[J].质量与市场，2023（18）：61-63. [2]姚燕.基于内部价值链分析的业财融合模式实施路径——以L集团为例[D].呼和浩特：内蒙古财经大学，2023：1-78. [3]詹璐瑶.基于SRWS框架的业财融合模式及应用研究——以Y公司为例[D].杭州：浙江财经大学，2022：1-85. [4]叶鲁健.制造型企业基于项目管理的业财融合模式应用研究——以A制造企业为例[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21：1-71. [5]杨婧.数字化转型背景下L集团业财融合模式及路径研究[D].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22：1-70. 青岛建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会计师 于元友 关于财务管理如何在企业降本增效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思考 摘要：降本增效已成为企业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职能，在降本增效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剖析了财务管理在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成本控制、提升资金效率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并总结了财务管理在保障降本增效过程中应坚持的系统协同、数据驱动、合规审慎、持续改进四大原则。同时，文章还就全面预算、成本分析、数字赋能、税务筹划四项具体实施策略进行了阐述。从而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健前行，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财务管理，降本增效，资源配置，成本控制，数字化转型，税务筹划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企业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压力持续攀升，处于这样的背景形势下，怎样在保障产品与服务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削减运营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能，已成为摆在企业管理者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诸多核心职能中的一个，在企业降本增效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关键作用，高效合理的财务统筹，可经由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增强成本控制效果、提升资金周转能力等手段，为企业的降本增效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一、财务管理在企业降本增效中的多维作用 （一）优化资源配置与资本结构 财务管理在推动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时，一定要秉持系统思维，统筹照顾各业务环节，助力各部门同步行动。降本增效并非某部门或环节的独立戏份，而是需要全员加入、上下配合的系统工程，财务管理得充分考虑业务的特点跟需求，制定降本增效方案时，要防止掉进局部优化的陷阱。不能为了让库存达到最小化，而对生产计划的执行以及产品交付的及时性产生影响，引起客户的满意度下降。财务管理也应主动跟业务部门洽谈，掌握其痛点与需求，给予专业性强的支持协助，促进业务与财务融合，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与协调机制，打破数据隔阂，迅速找出并处理降本增效过程中的问题，造就协同高效的降本增效联合力量，保障降本增效行动收获实际成效。 （二）强化成本控制与流程优化 降本增效的重点在于“降本”，而成本控制是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责和专业优势。财务管理要转变观念，不能仅停留在事后核算，而是要做好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将成本管理前移。通过构建标准成本体系，细化成本核算对象，实现精细化管理，挖掘降本空间。在采购环节，通过集中采购、战略寻源等方式，发挥规模效应，提高议价能力，降低采购成本。在生产环节，借鉴精益生产等先进管理理念，优化生产流程，减少浪费，提高生产效率。在销售与客户服务环节，优化人员配置，加强费用管理，控制差旅、业务招待等支出。同时，财务管理还要通过对标先进、持续优化的方式，推动业务流程再造[1]。 （三）提升资金效率与风险防控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高效的资金管理是降本增效的关键一环。财务管理要加强资金的统一管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建立资金池，整合分散资金，统筹调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资金沉淀。合理制定资金预算，严格资金审批流程，遏制非经营性支出，降低资金占用成本。同时，要平衡好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内部借款、票据融资等方式，盘活沉淀资金，创造价值。财务管理还肩负着防范化解财务风险的重任。要加强资金监管，严控货币资金流向，杜绝资金挪用，确保资金安全。通过动态跟踪应收账款的账龄分布、客户信用状况，有效防范坏账风险。合理控制负债规模，优化负债结构，保持良好的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性比率，提高企业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财务管理保障降本增效的核心原则 （一）系统协同原则 财务管理在降本增效实践中，应构建完善的协同机制，确保各项措施能够有机衔接、相互促进。要建立跨部门的降本增效工作小组，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定期召开协调会议，及时解决执行过程中的冲突和问题。同时，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将降本增效目标纳入各部门绩效考核体系，通过目标分解和责任落实，激发各层级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具体操作中，财务管理要注重平衡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的关系，避免为了短期降本而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不仅关注成本降低的绝对数值，更要关注效率提升、质量改善等综合指标，确保降本增效措施能够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二）数据驱动原则 在数字时代，数据已成为企业的战略资源，也是财务管理推动降本增效的关键抓手。财务管理要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浪潮，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的无缝对接、实时共享，建立数据贯通、业财融合的管理体系。要善于运用大数据分析等工具，探索数据背后隐藏的规律和价值，为管理决策提供洞见和依据。通过数字化成本管理平台，财务管理可以实现成本的可视化呈现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成本异常并分析原因，为优化资源配置、降本提质提供有力抓手[2]。在预算管理、风险控制、绩效评价等方面，数字化工具也大有可为，通过算法模型和数据分析，提高预测的精准性，实现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 （三）合规审慎原则 合规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财务管理的底线要求。在推进降本增效的过程中，财务管理必须坚持合规审慎原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确保企业经营合法合规。财务管理要强化税务筹划和税务风险管控，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实现合法节税，降低企业税负成本。但同时要审慎评估税务风险，严格履行纳税义务，杜绝偷税漏税、虚开发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在资金管理、融资决策等方面，财务管理也要把好合规关，加强资金审批和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资金挪用、违规担保等风险。要建立健全财务内控体系，强化财务人员的合规意识和职业操守，将合规要求嵌入到业务流程中，形成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检查的闭环管理机制，筑牢企业降本增效的合规防线。 （四）持续改进原则 降本增效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完善。财务管理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必须坚持持续改进原则，建立常态化的优化机制，持续挖掘降本增效新动能。一方面，要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和降本增效实践情况，定期评估总结现有措施的效果，及时优化调整，对标先进找差距，改进提升落后环节，形成良性迭代、螺旋上升的改进机制[3]。另一方面，要树立创新意识，主动学习和引进先进理念、技术和模式，如精益管理、数字化工具等，为降本增效注入新动力。要鼓励全员参与持续改进，营造勇于变革、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氛围。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财务管理更要紧跟时代步伐，加快数字化转型，运用云计算、RPA等新技术新工具赋能降本增效，推动管理升级和效率提升，助力企业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 三、财务管理推动降本增效的实施策略 （一）全面预算：精准规划与动态调整并行 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支撑，它借助对企业各类经济活动开展事前的规划与管控，切实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在编制预算时，财务管理人员要深入剖析企业内外部环境，精准把控收入、成本、投资等关键要素的变动走势，且要与企业发展战略紧密挂钩，保证预算目标既科学又可行。预算执行进程中还需搭建动态监控机制，经过对实际业绩和预算指标开展对比分析，及时找出偏离预算的异常情形，认真剖析缘由，并采取有效的纠错手段，同时要重点关注资金预算的执行情况，建立资金预警机制。当实际资金流与预算出现较大偏差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通过调整支付节奏、优化收款策略等方式，保障资金供需平衡，保障预算执行达成有效目标。企业应当努力掌握先进的预算管理知识，例如零基预算、滚动预算等样式，持续优化预算编制和执行的流程，增进预算管理的精细水平，为降本增效举措提供坚实后盾。 （二）成本分析：识别关键动因，实施靶向管理 成本分析在降本增效里是关键环节，它凭借对企业运营过程中各项成本进行归集、分配以及核算，呈现成本的组成及走势，为成本管理的优化提供支撑。财务管理人员要运用先进的成本分析手段，像作业成本法（ABC）这种把传统以部门作为核算对象的成本分配方式，转变为以作业活动作为核算对象，更精准地表现不同产品、服务的成本情形，给管理层的决策提供更详实可靠的资讯。在识别出高成本的业务流程和关键成本驱动因子后，管理者要从生产工艺优化工作、供应链管理事务、库存控制事宜等方面切入，制订专门的降本办法，以优化生产工艺流程为途径，降低返工情况和废品比例；加强跟供应商的战略携手合作，构建长久稳定的供货关系，降低采购支出；优化库存管理手段，加快存货周转速度，削减资金占用情况[4]。 （三）数字赋能：深化信息集成，提升运营效率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重要驱动力。财务管理要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积极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动财务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提升运营管理效率。一方面，要加快财务信息化建设步伐，通过部署ERP、供应链管理、大司库等系统，实现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的实时共享和集成，减少信息孤岛，提高财务核算的自动化水平，从而降低人工成本，提升财务工作效率。在资金管理数字化方面，要构建智能化资金管理平台，通过银企直连、资金池管理、票据池等数字化工具，实现资金的集中统一管理和智能调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资金需求预测模型，精准预判资金缺口，优化融资时点和规模，降低资金成本。另一方面，要创新数字化运营模式，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销售预测、生产排程、库存管理等业务流程进行优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浪费。同时，积极引入RPA等自动化工具，将财务人员从繁琐的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价值分析和决策支持等高附加值工作中，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四）税务筹划：合理利用政策，实现合规节税 在日益复杂的税收环境下，税务成本已成为影响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之一。财务管理需要加强税务筹划，在严格遵守税法、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税负，实现合规节税。这就要求财务人员密切关注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及时掌握各项税收优惠措施，如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并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合理运用税收筹划手段，在不同纳税方式、税收政策中进行优化选择，实现企业税负的最小化。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税务风险的防控，建立健全的税务风险管理体系，加强税务流程的内部控制，规范发票管理和纳税申报，确保各项税务工作合法合规，有效规避税务风险和处罚。此外，在企业投融资、兼并重组等重大经营决策中，财务管理还应提前介入，充分评估和论证不同方案的税务影响，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5]。 结束语 财务管理是企业降本增效的重要推手和践行者。只有树立“大财务”理念，将财务管理贯穿于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并坚持系统协同、数据驱动、合规审慎、持续改进等原则，通过全面预算、成本分析、数字赋能、税务筹划等具体策略，才能为企业降本增效提供坚实支撑，助力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稳健前行。未来，财务管理将不再局限于事后核算，而是要转型为业务发展的价值创造者和赋能者。唯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财务管理才能在企业降本增效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仲崇玉.企业财务管理存在问题与降本增效实施建议[J].现代企业，2025（04）：187-189. [2]王小霞.企业降本增效秘籍——核算与预算一体化管理[J].中国商界，2025（04）：94-95. [3]宁静知.优化财务管理推动制造企业降本增效的策略研究[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5（04）：136-138. [4]郭芸.新时期国有企业降本增效工作的管理策略[J].价值工程，2025，44（03）：62-65. [5]王婷.业财融合视域下企业降本增效的策略探究[J].投资与创业，2024，35（23）：136-138. 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侯煜程 摘要：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决定企业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员工满意与忠诚的重要因素。要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解决好员工的差异化管理、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人才培养和留住等问题。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采取有效的人才战略。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发展，可持续发展，角色 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要求企业在维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重视环保、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进行有效的人事管理，不但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还可以加强员工对企业的文化认同，为企业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 （一）人才战略规划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源，不仅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更是驱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通过对人才的精确规划，企业可以预先发现并培育核心人才，保证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具备必要的技术与管理技能，这样的人才战略规划，既可以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又可以保证企业发展的需要。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应对市场变化与挑战的重要手段，是确保企业持续竞争、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高效激励机制提升员工工作动力 一个企业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就需要建立完善员工的激励制度。企业利用多种不同奖励的办法，可以使员工的工作热情得以提高，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和岗位重要性，增强员工的荣誉感和归属感，提高员工的工作生产效率。企业不仅需要实施物质奖励，还应给予员工精神上的奖励和对他们的培训以及升职的规划。能够引入并留住优秀的员工，并有效地调动团队的凝聚力，增强效率。只有合理的激励制度才能够让每一个员工明白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对企业重要性，企业才能够长久稳定地发展下去[1]。 （三）培养企业文化促进组织发展 在企业文化构建与培养过程中，企业人才资源管理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企业文化和气氛直接影响了员工的行为习惯，同时也直接影响企业组织的效率及成效。强化企业文化，培养员工对企业的价值理念、奋斗目标和活力的动力源等，增强员工对组织的忠实度和奉献精神。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有助于激励员工团队合作精神的培育，增强人才的创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巧性，从而稳固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文化已成为企业组织凝聚力及稳定性的最重要保障。 二、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挑战 （一）人才流动性高，企业稳定性受影响 企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大量人才流出的问题。当市场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压力增加时，企业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吸引及长期保有优质人才？人才过度流失会带来招聘成本的增加、知识及技能流失，比如当一家科技或创新驱动型企业的主要岗位人才大量离开时，企业的研发水平、产品线竞争力有可能受到致命打击。人员不断更换也可能对企业稳定发展、工作效能带来破坏，并间接影响企业文化和长期的发展。 （二）员工激励机制不完善，缺乏长期吸引力 在很多企业，由于传统的激励方式无法满足员工长远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其缺乏工作热情和创造力。许多企业的激励手段比较单一，主要以物质奖励（奖金、奖品）作为激励员工的手段，而忽略了员工的精神需求，如职业发展、职务晋升、个人成长等。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手段，企业员工的忠诚度、归属感会降低，从而影响到企业的长期发展。另外，很多企业在制定激励制度时，没有考虑到不同人群的需要，造成了一些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很好发挥[2]。 （三）人力资源规划滞后，缺乏前瞻性 很多企业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的时候，都没有对人力资源进行前瞻性的规划，造成了企业在成长中，人力资源分配无法与市场需求、科技进步相适应。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落后，导致了企业难以快速地对人才结构进行合理的配置，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比如，当产业转型升级或者是科技创新的时候，企业就需要有更多专门的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专业人员来进行补充，否则会出现人才匮乏的局面。 （四）企业文化建设薄弱，员工凝聚力不足 企业文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很多企业却忽略了对企业文化的培养，造成了企业缺乏凝聚力、向心力。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灵魂，同时也是一个人的归属感、认同感的源泉。企业若不能在日常经营中形成积极的文化氛围，就会降低员工的认同度，从而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忠诚度。企业文化的弱化也会造成员工间的交流和配合不力，缺少团队合作，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总体工作效率和创新水平。 三、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促进措施 （一）优化人才招聘机制，吸引高素质人才 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对人才的选拔机制进行持续的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个企业要想长久的发展，就需要拥有一支高质量的核心人才队伍，而这支队伍的引进工作将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能否取得竞争优势。企业通过建立科学、准确的用人机制来保证人才的引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首先，从企业的发展需要出发，制定出一套科学的用人准则，这一标准应该包含多方面的因素，如技能要求、专业背景、个人品质，而非只限于学业和工作经历。同时，企业可由多元的评价准则，吸引具有创意思维、团队协作能力及管理潜质的人才，对于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创新水平、提高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技术创新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线上招贤和关系网络开始成为企业挖掘高科技高端人才的主要途径。企业通过数据分析、机器学习技术对海量的求职简历进行人才筛选。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招聘平台等渠道更深入地了解求职者，进而更加掌握求职者的工作意向，增加与未来岗位申请者的互动，这不仅可以提升企业选拔人才的效率，还可以提升企业在同行业内的地位，以便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最后，还要重视提高企业内部的组织品牌形象，以此提升企业与人才之间的竞争力。企业可以通过打造强大的组织文化、薪酬体系，以及积极关注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吸引各路精英来发展，这种品牌的影响不但可以提升企业在人才市场中的特色化，还可以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降低人员的流失率，从而实现企业长久的良性发展[3]。 （二）加强员工培训与发展，提升员工能力 企业的持续发展，除了依靠吸引外来的高素质人才外，也离不开企业内部人员的素质提高。所以，如何提高企业的人才培养和发展水平，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一系列的培训与职业规划，使企业能够持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与整体素质，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首先，企业需要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能够满足不同工作岗位需要的人才培养制度。根据员工成长的不同时期，可以为其量身定做适合自己的培训计划。比如，新进人员可以从入职培训中了解企业的文化、业务流程；对中层人员进行管理技巧、交流技巧等方面的训练；高级管理人员可能会学习一些高级的课程，如战略计划、领导能力，这样，企业就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其次，企业要鼓励员工自主学习、终生学习。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科技日新月异，产业瞬息万变，对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可以通过网络课程、行业讲座、专业书籍等方式，为员工提供自学的机会，这样，企业就可以培育出不断学习的人才，既可以帮助员工实现自身的职业成长，又可以为企业的创新与长远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推动力。最后，企业也应对员工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为员工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渠道，为其提供成长动力。比如，可以采取内部提拔和轮岗等方式，使职工在各个岗位上获得工作经验，从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样的职业发展计划，不但可以提升员工的工作热情与忠诚，而且有助于企业对人才进行最优分配，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员工动力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员工的积极性和对企业的忠诚，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员工的绩效与其所得到的激励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合适的激励制度，既可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又可以促进企业的整体效益和可持续发展。首先，对员工的奖励是最直观的。企业应当依据其工作业绩、对企业的贡献，并结合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建立一套合理的薪资制度。建立业绩评价体系，使企业能够对员工的业绩进行公正的评价，并对其进行物质奖励。同时，企业也可以针对不同的工作岗位，制定相应的岗位补贴和奖励制度，使其能够在工作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其次，奖励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上的，精神方面的奖励也一样有意义，企业要了解职工的精神需求和工作满意度，例如可以举行表扬大会表彰优秀工人并对他们给予表扬，增强自尊心和归属感，并为企业员工创造更多的成长和发展机会，让员工有能力并且有资格参与到决策中去并承担更加重要的职责和工作，从而加强和提高他们的工作满足度和工作责任感；更要努力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构建起健康、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和企业文化，借助增进人员凝聚力和组织间合作、促进创新分享等方法充分发挥员工才能，从而提高工作水平；为了增强员工的干劲和动力，企业还可以采取灵活的工作时间、优化工作环境、设立各种福利措施等方式来增加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降低流失率，保障企业今后的长久高效发展[4]。 （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员工凝聚力 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企业人力资源是促使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员工凝聚力，促进团队合作精神，从而促进企业长期持续发展。首先，建立企业的经营理念，同时将其在每个员工心中扎根。企业的经营理念是诚信经营、真诚守信、创新、团队精神、社会责任感，这不仅是企业的精神，也引导着每位员工的行为规范。通过举办企业文化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让员工更好地了解认同企业的文化，对形成团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再将企业文化融入个人生活中，形成团队精神。通过集体活动、团队建设等方式加深员工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形成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增强团队合作性。比如通过企业每年定期的团队建设活动或开展的各职能部门之间的项目合作进行沟通学习，丰富和提高员工们的工作信息沟通，达到提高工作的效能。其次，企业需注重对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将企业价值观渗透到员工的生活工作中，通过参与社区服务项目等公益活动、环境保护活动等激发员工的社会奉献精神，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员工在提高工作技术水平的同时提升其对企业的认同感及责任心，形成更加稳定的工作集体，使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总之，在科学技术手段与理念方法下，企业可以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最终实现企业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出现人员流动、人际关系变化等问题。因此，企业需要不断完善人力资本战略并提高相关能力，以强化企业长远发展能力，在当前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人力资源管理仍是推动企业实现永续经营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曹旻.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促进通信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5（02）：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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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贺文.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J].现代商业研究，2024（20）：137-139. 贵州锦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谭舒尹 摘要：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企业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一背景下，提高企业工商管理水平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文章探讨了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如何通过加强大数据应用、优化决策分析、实现智能化决策、倡导创新思维以及推动转型升级等路径，提升工商管理水平，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 关键词：数字经济，企业，工商管理水平，发展路径 一、引言 数字经济是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深度改变了传统生产经营方式与经济格局。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工商管理的传统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急需转型升级。 二、数字经济环境对企业工商管理的影响 （一）市场环境的变化 1.消费者需求多样化与个性化。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依托各类数字技术，企业可广泛收集各项数据信息，分析客户需求，建立用户画像，提供针对性服务。这种变化要求企业在工商管理过程中，更加注重市场细分和消费者行为研究，以便更好地把握市场趋势和消费者心理。 2.市场竞争加剧。数字经济环境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降低了行业进入门槛，使得新企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传统企业也在积极转型升级，提升自身竞争力。这种竞争态势要求企业在工商管理过程中，更加注重战略规划和市场定位，以差异化竞争策略赢得市场优势。3.全球化与本地化并存。数字经济促进了全球市场的融合与互通，企业面临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竞争，还有来自全球市场的挑战。同时，本地化需求也日益凸显，企业需要在全球化与本地化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满足全球市场的共性需求，又要关注特定市场的个性化需求。 （二）技术手段的创新 1.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有着广泛应用，包括数据收集、分析与决策支持等方面，通过市场分析、客户分析等，为工商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应用于生产、营销、供应链等多个环节，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2.云计算与物联网的普及。云计算和物联网为企业活动提供了高效平台。企业可以通过云计算平台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降低运营成本；物联网技术可实现设备远程监控和管理，提升效率。 （三）竞争态势的加剧 1.替代式竞争与跨界竞争。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局限于传统行业内部，而是出现了替代式竞争和跨界竞争的现象。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不同行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企业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关注潜在竞争对手的动态，及时调整自身战略。 2.用户价值主导。在数字经济时代，用户价值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企业要始终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不断改进和提升产品服务质量，争取市场份额。这种变化要求企业在工商管理过程中，更加注重用户体验和反馈，以便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策略。 （四）企业内部管理的变革 1.组织结构优化。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生产经营节奏明显加快，需要层次更加简单、沟通更加高效的组织机构。传统的层级式组织结构逐渐被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所取代，以便更好地促进信息交流和决策效率。 2.人才管理创新。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高端人才在企业的作用更加突出。企业要通过外部引进、内部培养方式，并健全完善管理激励机制，打造人才发展体系。同时，还需要关注员工的职业发展和成长需求，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三、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工商管理现状 （一）缺乏数字化管理理念 从数字化管理理念的角度来看，许多企业依然固步自封于传统的工商管理框架之中，未能充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深远意义和迫切需求。企业管理层对于数字经济的认知不足，导致其在制定战略规划时缺乏前瞻性和创新性，难以准确把握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同时，企业内部也普遍缺乏一种鼓励创新、勇于尝试的数字化文化氛围，员工对于数字化管理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不高，进一步制约了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二）缺乏数字化管理技术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为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管理工具和手段。然而，许多企业由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或技术储备有限等原因，难以有效引进和应用这些先进技术。这不仅限制了企业获取和利用数据资源的能力，企业管理效率也停留在较低的水平。 （三）缺乏数字化管理人才 数字化转型需要一支具备数字化技能、创新思维和跨界能力的专业团队来推动和实施。然而，当前市场上数字化管理人才供不应求，企业往往难以吸引和留住这些稀缺资源。同时，企业内部现有管理人员在数字化管理方面的能力和素养也普遍不足，难以满足数字化转型的需求。这种人才短缺的状况不仅加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度，也使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提高企业工商管理水平的路径 （一）加强大数据应用，优化决策分析 1.企业应致力于建立完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这意味着要构建一个覆盖全业务流程的数据网络，确保从市场趋势、客户行为、供应链动态到内部运营效率等多个维度的数据都能被及时、准确地收集。同时，引入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和工具，如分布式计算、实时流处理以及高效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以实现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清洗、整合和转换。在这个过程中，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同样重要，企业需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数据的合法合规使用，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 2.培养和引进数据分析人才是企业深化大数据应用的关键。企业应构建一支由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师、数据工程师等多元化人才组成的团队，通过内部培训、外部招聘和校企合作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团队的专业技能和业务理解能力。同时，建立学习型组织文化，鼓励团队成员持续学习最新的数据分析技术和方法，分享成功案例和最佳实践。为了激发数据分析人才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企业还应实施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将数据分析成果与团队和个人的绩效挂钩，并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 3.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政府牵头搭建产学研用完整体系，引导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务实合作，共同攻坚行业技术难题，不断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加强与科研单位的合作，可有效加速大数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进程，还能推动行业标准的制定和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合作过程中，企业应积极分享自身的数据资源和业务需求，与科研机构共同攻克技术难题和突破创新瓶颈，实现互利共赢。 （二）实现智能化决策，提升管理效率 1.信息化建设是企业实现智能化决策的基础。企业需积极拥抱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通过引进和集成这些先进技术，构建起高效、安全、可扩展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企业应着力打造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内部管理与外部运营的全面数字化，为智能化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和技术保障。 2.数据驱动决策是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关键环节。企业应建立完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确保能够实时、准确地捕获各类业务数据和市场信息。随后，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和算法，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揭示市场趋势和潜在机遇。基于数据分析的结果，企业可以更加科学、精准地制定战略规划和经营决策，实现决策的智能化和高效化。 3.为了培养企业的智能化决策能力，企业还需在人才建设方面下足功夫。一方面，通过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员工的数字化素养和数据分析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智能化决策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吝高薪积极引入行业领军数字化人才，提高企业数字化应用水平。这些专业人才不仅具备丰富的数据分析经验和先进的决策理念，还能为企业带来前沿的技术和工具，推动智能化决策在企业内部的深入应用。 4.跨界合作也是企业实现智能化决策的重要途径。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务实合作，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技术优势，加速智能化决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同时，跨界合作还有助于企业拓展视野、拓宽思路，为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更多的灵感和创意。 5.为了充分发挥智能化决策的优势，企业还需优化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建议企业采取扁平化组织机构，减少层次优化结构，提高沟通和管理效率；优化管理流程则可以简化决策流程中的繁琐环节和冗余步骤，缩短决策周期并降低决策成本。这些措施将为企业的智能化决策提供更加灵活和高效的运行环境，推动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中保持领先地位。 （三）倡导创新思维，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1.企业需要深刻认识到创新思维的核心价值，并将其内化为企业文化的核心要素。通过树立创新理念，企业能够激发全体员工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鼓励他们勇于挑战传统、突破常规。为了培育这种创新文化，企业应构建开放、包容的工作环境，允许并鼓励员工提出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即使这些想法在初期可能显得不切实际或存在风险。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勇于创新、取得成果的团队和个人给予充分的认可和奖励，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浓厚的创新氛围。 2.推动管理模式的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企业应积极引入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企业特色的管理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应注重优化管理流程，减少冗余环节，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引入信息化手段，实现企业内部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共享，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跨部门协作。同时，注重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协作精神，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管理创新实践，共同推动企业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 3.加强技术创新与应用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企业要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力度，强化投入力度，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同致力于攻关行业技术难关，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运用新技术赋能企业生产经营、内部管理等活动，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响应速度。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实现业务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的持续拓展。 4.促进业务模式创新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企业应密切关注新兴市场的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业务布局和产品结构，以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通过跨界合作、平台化运营等方式创新商业模式，拓展企业的盈利空间。例如，通过搭建电商平台、开展共享经济等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通过与其他行业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发新市场、新产品等。这些创新举措将有助于企业在新兴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并实现业务的快速增长。 5.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推动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要围绕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业内知识技能，加强现有人才队伍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信息化水平。同时着力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信息化能力和业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助力企业转型。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信息化技术人才，为企业注入更多活力。同时健全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畅通人才晋升通道和激励机制，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最终实现以高质量人才队伍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五、结论 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提高企业工商管理水平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通过加强大数据应用、优化决策分析、实现智能化决策、倡导创新思维以及加强人才培养与制度建设等路径，企业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工商管理水平，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治，陈曦.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J].科学决策，2023（06）：92-116. [2]能正德，顾晓青.财务柔性、投资效率与企业价值——基于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流通经济，2022（01）：80-91. [3]罗丕.工商管理创新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发展对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3（05）：109-111. 北京交通大学 魏谦智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