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治理加速推进与我国“双碳”目标深化落地的背景下，气候风险管理已成为衡量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议题，更是金融系统维护长期稳定、服务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国内外监管机构密集出台政策，从框架搭建、风险量化、信息披露等维度构建系统性规则体系，国内金融机构逐步启动气候风险管理框架建设。
当前，气候变化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潜在威胁逐渐暴露和扩大。气候风险是指由气候变化引发的一系列潜在威胁，主要通过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种路径对金融系统产生影响。物理风险表现为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飓风）和长期气候变化（如海平面上升、气温升高）导致的资产价值损失。转型风险则源于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技术变革和市场偏好转变可能导致的高碳资产搁浅和信用风险上升。银行主要面临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体现为授信企业生存能力、偿贷能力和抵押品价值的变化。保险公司主要面临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包括保险赔付频率和概率的上升、高碳资产的减值等。
海外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建立气候风险管理团队、开发气候风险度量工具、调整经营策略等方式应对气候风险。其中，海外银行业主要聚焦气候变化对贷款组合违约率的影响，通过自主研发或与外部合作的方式搭建气候风险评估模型，在监测风险的基础上将气候因素嵌入信贷决策中。海外保险业关注气候变化对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的影响，保险业务主要覆盖财产险（含农业险）、寿险和健康险，通过确定管理目标、制定承保政策、采取限制性措施等方式开展气候风险管理；投资业务主要通过气候情景分析，评估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的影响性。
自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首次将环境风险纳入信贷资产质量压力测试以来，相关政策要求不断强化。2022年，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进一步要求金融机构从战略层面管理气候风险，鼓励开展压力测试。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将气候风险纳入宏观审慎管理。2025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强调压力测试、情景分析应与全面风险管理有效衔接。2025年，财政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征求意见稿）》，从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角度，对企业及金融机构的气候风险管理实践给予指导。总体而言，我国管理部门正系统性地将气候风险融入金融监管，推动金融机构提升相关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为绿色转型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在气候风险管理实践指导和披露标准日益完善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持续完善气候风险管理框架，积极开展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本部分对港股和A股上市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了抽样分析，覆盖20家中资商业银行与10家中资保险公司。
样本内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建立气候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将气候风险贯穿于业务全流程。调研结果显示，逾70%的样本机构已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风险管理体系；逾80%的样本机构已明确识别、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从具体机构类型来看，54%的样本商业银行、60%的样本保险公司已探索开展气候情景分析以识别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见图1）。
样本内的商业银行大多针对火电、钢铁、煤炭等高碳行业加强风险管理，通过专项压力测试分析客户的中长期经营风险，并调整投融资策略，对高排放行业实施融资限制，借助转型金融工具等创新产品支持绿色行业，推动资金流向清洁能源、低碳制造等领域。相较于转型风险，银行受物理风险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对物理风险的主要形式、分布形态、影响程度、控制和缓释措施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
财产险、巨灾险等险种正是对气候物理风险的专业化管理，其经营逻辑从根源上围绕气候风险构建。因此，在这些险种的业务管理中，物理风险因素并非额外叠加的考量，而是已经贯穿于整体业务流程。在实践中，从灾害预警、区域风险评估，到理赔准备金计提、保费动态调整，保险公司实际上已通过情景分析等方法评估气候变化对相关险种赔付频率和概率的影响，尝试对气候物理风险进行定价，并探索风险减量等缓释措施。相较而言，转型风险管理由于涉及政策调整、技术变革和市场偏好转变等复杂因素，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部分头部保险公司开始探索投资业务气候风险管理路径，对股票、债券、房地产投资及高碳行业资产开展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以探索评估投资资产面临的转型风险。
调研显示，我国金融机构的气候风险财务影响评估、情景分析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在量化物理风险敞口时，金融机构难以详细掌握其持有资产所涉及企业的历史灾害记录、资产的地理分布信息及气象数据，有效测算物理风险暴露程度的难度较大；在评估转型风险敞口时，各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仍然存在口径不完全统一、数据标准化不足等问题。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1联合专业研究机构，持续更新并发布气候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情景，为金融机构开展压力测试提供统一的参考数据，但相关数据的颗粒度较粗，对我国实际情况的考虑尚不充分。整体来看，气候风险量化评估需要整合宏观气候数据、微观企业碳排放数据、资产地理分布数据等多维度信息，相关数据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气候风险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具有特殊性。气候风险属于低频高损事件，未被纳入传统的风险预警模型框架，对财务指标的影响模式尚未形成共识。同时，气候风险时间跨度长，需要评估长期影响，且具有非线性和系统性特征，其长期影响的量化预测缺乏成熟的技术路径。从样本金融机构的披露实践来看，仅42%的样本机构描述气候风险对其在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的影响；35%的样本机构描述气候风险在短期、中期及长期的影响。上述披露情况反映了金融机构缺乏统一、高效的气候风险评估框架与计量工具，其财务影响评估落地存在挑战。
当前气候风险管理在金融机构核心业务环节与风险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尚处于探索初期。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多服务于披露需求，尚未完全融入金融机构日常运营和战略制定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同时，披露存在“框架完善、深度不足”问题，部分机构未结合自身业务特点、资产结构制定差异化管理措施，而是套用通用模板开展披露，导致披露内容未能真实反映风险差异。此外，气候风险分析结果和产品设计、战略决策的融合程度有待加深，尚未应用于产品定价和创新中。
金融机构碳核算是气候相关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中的难点。针对上述难点，中债估值中心立足金融基础设施使命，根据我国管理部门发布的企业碳核算指南、各类国家标准，运用数智化技术整合企业信息，发布中债金融机构碳核算支持工具，覆盖超过1万家发债主体和上市公司的碳排放数据及行业公共参数，为金融机构获取碳核算数据提供支持，提升数据获取效率。建议进一步深入应用相关成果，推动行业统一气候风险评估数据口径。
目前，部分金融机构已在专业机构的支持下，开发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指标，并积累了相关方法和数据。中债估值中心也已联合专业机构开展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评估研究，为行业提供可复用的方法论成果。在此基础上，建议在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搭建行业协同平台，对气候风险评估的情景选择、情景参数设置和模拟结果、压力传导机制等方面进行统一指导，提升全行业气候风险管理的效率与一致性。
建议金融机构进一步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管理”，构建贴合自身业务的气候风险管理体系，推动气候风险分析与业务全流程融合。可探索针对不同业务线制定差异化管理方案，参考压力测试结论调整资产配置比例，有序降低资产组合碳排放，探索将气候风险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结果融入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1.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NGFS）是由8家央行及监管机构于2017年发起的全球性合作平台，核心旨在推动金融体系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动员绿色低碳投资。
[1]刘桂平.努力提高金融体系气候风险管理能力[J].中国金融，2022（5）.
[2]宋鹏，张淼，邓含睿.金融市场气候风险管理实践与研究现状[J].债券，2023（11）.DOI：10.3969/j.issn.2095-3585.2023.11.015.
[3]孙天琦，苗萌萌.金融业管理和应对气候风险的思考[J].中国金融，2023（16）.
[4]张舒涵，任秋潇.气候风险管理的国际实践与启示[J].中国金融，2025（12）.
[5]周舟.巴塞尔委员会气候风险相关监管要求综述[J].债券，2024（8）.DOI：10.3969/j.issn.2095-3585.2024.08.013.
中债估值中心副总经理 林劼；中债估值中心可持续金融部副总经理 周舟；中央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绿色金融创新中心高级副经理 梁臻颢；中债估值中心可持续金融部高级副经理 王玮璇
“十五五”期间的银行监管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防风险并重
近日，《“十五五”规划建议》解读及银行业“十五五”发展展望研讨会在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以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成功举行。研讨会由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浦江银行业论坛主办、亚联咨询协办，《中国金融》杂志提供媒体支持。上百位来自银行业、证券公司及知名研究机构的权威专家和战略研究条线负责人，共同探索银行业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和战略蓝图。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从“十五五”期间银行业监管环境视角出发，结合近期金融领域学习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金融街论坛相关监管部门领导的发声情况，对“十五五”期间的金融改革和监管政策做了深入而全面的分享。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金融风险防控压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下，理解并把握监管导向对于银行业机构的战略规划和业务布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十五五”规划的战略转变与核心要义
（一）规划建议的分析
四中全会公报以及“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了下阶段国家战略推进和和政策着力的重点。这些表述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换，更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发展形势的深刻洞察。
首先，未来更加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稳”字当头成为工作的首要原则，要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这一要求的提出，既是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积极回应，也是为未来发展夯实基础的战略选择。
其次，首次增加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表述，以强大国内市场为主，充分表明了应对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的坚定决心。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再次，“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2035年远景目标前置到“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要求，表明早日实现这一愿望的意愿更加迫切。这不仅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为金融服务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明确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五”规划首次在基本原则中明确指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的进一步深化。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维护安全和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导向
在主要目标方面，“十五五”规划整体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特别增加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的要求，突出强调科技兴国战略。重点任务更加突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一转变意味着，粗放式的规模扩张已不再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质量、效率和创新将成为衡量发展成效的关键指标。
二、银行业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
（一）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
“十五五”期间金融业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始终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这是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银行业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在“十五五”时期，银行业需要同步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与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从近期2025金融街论坛传递的政策信号来看，金融监管总局将着力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推动构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融资期限与产业发展匹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的金融服务新模式。这就要求银行业机构必须更加精准地把握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特征，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二）银行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十五五”期间，银行业机构应根据区域产业体系发展特色产业金融业务，这既是差异化竞争的需要，也是服务地方经济的必然要求。
第一，发展支持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的科技金融业务。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发展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完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机制，通过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方式，破解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难题。
从实践来看，科技金融已成为银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银行业机构在加大科技信贷投放的同时，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深耕新兴产业，有力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银行机构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区域产业特色，找准科技金融的切入点，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业务。
第二，围绕惠民生和促消费拓展业务空间。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前置的背景下，银行业应更加积极地服务民生需求，支持居民消费升级。这包括：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创新消费金融产品，支持新型消费、绿色消费；加强养老金融服务，满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多元化养老需求等。
第三，深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银行业服务“三农”的重大机遇。其中，区域性中小银行应发挥扎根基层的优势，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支持农业现代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及美丽乡村建设。
第四，促进双向贸易和投资。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下，银行业应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便利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五，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银行业应加大对绿色产业、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第六，服务区域协调发展。银行业机构应结合区域发展战略，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
三、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
（一）加快金融强国建设的目标
从近期金融监管部门学习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相关信息来看，加快金融强国建设是“十五五”期间金融工作的核心任务，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门就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出重要部署，为“十五五”时期的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预计“十五五”时期，金融监管部门将牢牢把握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
（二）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系统性风险
在防风险方面，主要是防范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领域是当前金融风险相对集中的区域，必须高度重视、妥善处置。具体来看：
房地产领域，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2025年以来，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白名单”项目审批通过贷款超5万亿元，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银行业应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优化房地产金融服务，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地方政府债务方面，统筹做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十五五”时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将有大突破，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密切配合，通过多种方式稳妥化解存量债务，严控增量债务，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
中小金融机构方面，将继续稳妥有序推进兼并重组、减量提质。近年来，通过综合运用在线修复、兼并重组和市场退出等方式，高风险中小银行数量较峰值明显压降，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显收敛。“十五五”时期，这一工作将继续深入推进，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和资本补充力度，丰富处置资源和手段，保障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三）强监管降低经营层面风险
强监管主要是指降低金融机构经营层面的风险，这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预计金融监管部门将持续提升金融监管效能，加强多边和双边协调，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具体而言，监管部门将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苦练内功、降本增效，坚决纠正无序竞争行为，切实维护健康公平的金融秩序。这就要求银行业机构必须摒弃短期行为和规模冲动，真正将风险管理摆在首位，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四、银行监管的三个重大导向
聚焦到银行业领域，从近期金融监管总局领导在金融街论坛上的相关讲话分析来看，“十五五”期间，银行监管导向将主要聚焦于经济金融适配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等三个方面。
（一）提高经济金融适配性
提高经济金融适配性，核心在于实现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精准对接。一是促进金融高效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这要求银行业机构深入研究现代产业体系的特征和融资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二是有力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银行业应围绕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等领域的金融支持。三是积极推动金融服务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包括发展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绿色金融等，让金融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大众。
（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激发金融活力、提升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第一，引导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机构找准定位、专注主业、错位竞争，实现特色化经营、差异化发展。在“十五五”时期，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将日益完善，大型机构主力军和压舱石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中小机构服务当地、特色发展取得实效。
预计监管部门将引导银行业机构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市场定位和服务对象，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路径，避免同质化竞争，共同构筑多元有序、健康持续的金融生态。这对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引导金融机构筑牢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苦练内功、降本增效。在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粗放经营转向精细管理。要加强成本管控，提高运营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
第三，坚决纠正无序竞争行为，切实维护健康、公平的金融秩序。无序竞争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增加金融风险。监管部门将加大对违规经营行为的查处力度，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四，开拓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新局面。要不断提高中资机构跨国经营管理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
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十五五”时期，这一要求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一，筑牢风险防控的坚固屏障。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提高风险早期识别和处置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第二，稳妥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减量提质。这是优化金融机构布局、提升金融体系稳健性的重要举措。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中小金融机构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第三，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和资本补充力度。要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丰富处置工具，提高处置效率。同时，要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四，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助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两个领域是当前金融风险的重点，必须统筹施策、标本兼治。
第五，加强多边和双边协调，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外溢性，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第六，多措并举，持续提升金融监管效能。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强化监管协同，提高监管的前瞻性、精准性、有效性。
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金融风险防控压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下，银行业机构应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十五五”期间监管政策导向，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防范化解风险为底线，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 曾刚
消费金融的新时代背景
社会经济转型与消费大国愿景
2025年6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第十六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我国正整体迈向高收入国家，消费升级需求旺盛，既有衣食住行等传统消费，更有智能终端、文化IP等新兴消费。目前，我国正在加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我国在“制造大国”的坚实基础上成长为超大体量的“消费大国”。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加速推进的关键阶段，消费升级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消费金融作为连接消费与金融的桥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从传统的单一消费信贷模式，向多元化的消费金融服务体系转变，满足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的融资需求，助力消费升级。
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政策指引，强调金融机构要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为关键驱动，持续深化金融数字化转型。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些政策为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有力的支持，也为消费金融业务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然而，消费金融机构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等。
消费金融下半场的核心特性
消费金融的下半场业务具有独特的核心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影响着其运营模式和发展路径。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消费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是资产质量，包括狭义的资产质量以及资产结构和变化趋势；其次是资产规模，包括生息资产、非生息资产以及变化趋势，进而衍生至客户规模、获客能力等方面；再次是合规与品牌，包括客户服务能力、市场口碑、监管评级、信息安全等方面；最后是综合成本，包括核销成本、资金成本、营销成本、数据成本、IT成本、管理成本等。在当前的消费金融市场环境中，核心竞争力的四个方面都受到了空前的压力。该压力来自两大方面，分别称之为客群下沉和场景驱动。各要素的关系如图1所示，其中“+”和“-”分别表示上一元素对下一元素影响的增加或者减少。
客群下沉带来的压力
消费金融企业的客群下沉有其必然性。首先，下沉市场的拓展成为消费金融发展的必然路径，随着一二线城市的市场逐渐饱和，消费金融机构纷纷将目光投向三四线城市及以下地区，以挖掘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
其次，平台集中化与竞争加剧，大型互联网平台凭借流量优势和数据资源，纷纷布局消费金融业务，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最后，大量银行机构纷纷进入消费金融市场，利用其已有的资金、成本、渠道优势占据了市场的头部客群，而消费金融公司只能被动地进一步下探底层客群。
客群下沉带来了如下三方面压力。
资产质量承压。如图1中的11-5-1链路，客群的下沉必然带来风控难度的增加，对于大量白户、多头、轻微逾期等客群，如何深度理解并把控好风险水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风控难度的增加必然会对资产质量产生影响，无论是不良率水平上升还是资产结构合理性的下降都会直接影响消费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谨慎起见，消费金融机构通常会收紧风控策略，这也会进一步影响资产规模。
综合成本进一步增加。如图1中的11-5-1-4和11-5-4链路，风控难度的增加带来资产质量的下降，维持不良率水平必然带来核销成本的上升，同时，要提升对下沉客群的风险把控，需要更多的“坏样本”，也需要更多的数据源来对下沉客群进行描述，数据成本也会进一步提升，相应的特征工程、模型开发、策略迭代、资产监控、贷中调整等动作都要求更加频繁和高效，这都提高了综合成本，从而影响消费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消保压力倍增。消费金融机构必须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既是市场竞争的需要又是监管重点监督的领域，而下沉的客群对维护良好的消保指标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如图1中的11-6-3链路，下沉客群必然带来更多的逾期业务，进而推高催收业务量和催收难度，催收领域是消保投诉的重灾区，会直接影响合规与品牌，进而影响核心竞争力。另外，如图1中的11-6-5-4链路，在监管部门持续强化消费者保护的大环境下，消费金融企业承受了巨大压力，在选择客户时也会考虑潜在投诉率的影响，希望在风控环节过滤掉高投诉率的客群，这会进一步增加风控难度，进而增加风控环节的数据资源和服务的开销，如此又会影响到综合成本。
场景驱动带来的压力
消费金融市场发展到现阶段，业务场景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即大量交易的背景是明确的即时用款场景。这一趋势的由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现金贷的业务增量红利逐步消失。随着互联网金融十余年的市场教育和业务推广，线上借现金的客群规模基本见顶，增长和退出数量维持平衡，消费金融企业甚至大型互联网平台在这个客群上都陷入存量博弈的状态，无法支持大规模业务发展。二是部分大型互联网平台利用其用户产品日活量超高且对用户生活场景渗透深入的优势，将其广泛触达的用户支付场景金融化，带来了大量消费金融业务的增长，例如，某互联网平台在外卖场景上推出的“月付”产品就具有典型的场景特色且交易量巨大。三是消费金融企业对线上业务营销获客的探索逐步走进深水区，即从传统的展示广告、搜索广告、信息流投放的获客方式进入到广泛嵌入外部业务场景的获客方式，包括和一些垂类互联网平台合作开发垂类金融业务场景，甚至有些消费金融企业构建自己的用户产品场景（如线上商城等）进而自己培养私域的消费金融业务场景和潜在客群。
场景化为消费金融业务的增长提供的一条有效的路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笔均放款金额显著下降。线上场景的业务背景通常是小额交易，以某“月付”为例，杭银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银消金”）在近期一个月的放款笔数达到近八千万笔，笔均不到40元。在这八千万笔放款中，10元以下的占比最多，约为32%；10—20元段的占比位列第二，为25%；20—30元段的占比排第三，约为15%；超过200元的放款约有150万笔，占比不到2%（见图2）。而通常像现金贷这类非场景化的线上消费金融业务，贷款笔均基本在三四千元。
如图1中的10-8-2链路，笔均放款的大幅降低对资产规模的提升的贡献为负值，但每笔业务的交易核验、风险控制、账务处理、数据支撑、客户服务以及征信、反洗钱、监管报送等业务过程并不会因为笔均的降低而有所不同，所以就要求消费金融企业单笔业务处理的成本要大幅降低才能在这类业务领域中有所收益。
交易量大幅攀升且对交易时效性要求非常高。如图1中的10-7-2链路，在笔均放款金额呈现数量级下降的情况下，要支撑资产规模水平维持现状甚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更高数量级的交易量来支撑。如图3所示，从杭银消金近些年的交易量变化可知，该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与此同时，服务这类场景化的消费金融交易并不容易。相比于现金贷的业务场景，在小时级的时间窗口内完成业务处理是能完全满足业务需求的，甚至有些业务可以是24小时的时间窗口。而在即时支付的场景下，交易效率必须非常高，通常在几秒甚至零点几秒内要完成，否则就会影响客户体验，如果持续多笔交易超过时效要求没有完成，通常平台会进行熔断操作。在要求高时效性的同时，风控过程还不能放松，在一笔5秒时效要求的放款业务中，查询外部数据源如征信报告就要花1.5秒，而接下来，庞大的数据加工、数万维的特征计算、大量的模型预测、复杂的策略交互等过程基本在3秒内要完成，交易处理、账务操作、支付调用等过程要在几百毫秒内完成，能否提升系统整体的计算效率，在整体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多留出几十毫秒来给风控，在相同的风控时间内多计算一些数据特征、多跑一些策略和模型，就成了控制风险提升盈利水平必须争夺的关键阵地。而且随着业务的发展，单笔交易时效性的要求还在持续压缩，对毫秒级计算效率的争夺是个持续的过程。这就要求消费金融企业的系统能力和计算密度水平能够持续地提升。
系统的功能迭代速度要求更高。如图1中的10-9-4链路，在场景中获客需要对不同场景的业务流程进行适配，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客群和不同的消费金融服务需求，所以营销方式和产品匹配也各有不同，在众多场景的对接过程中必然要求信息系统的功能能够快速变化以适应场景特性。以杭银消金的实际情况来看，一年大约有7000个版本需要发布上线，平均每天就要发20多个系统版本。同时高频、高时效的大规模交易量的压力下，对系统的稳定性水平又带来了更高的要求，而快速变化的系统功能又会大大影响系统稳定性水平，这就引出了“成本—质量—时间”的三角悖论，即在成本、质量和时间组成的三角形中，“按下”两个点总会导致另一个点“翘起来”，而在场景化的消费金融业务中，系统质量是“生命”，不能保证稳定性就无法做这个业务，时间是业务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快速迭代，保障所需功能快速上线才能匹配业务发展目标，这就必然导致成本上升，进而影响消费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打破信息系统工程中的这个成本、质量、时间三角悖论成了支撑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IT成本的影响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众多场景的高频交易流量的发生时间完全不一致且没有持续性，流量的表现上就是波峰非常明显，不定期的流量洪峰尖刺反复出现，如果为了应对流量洪峰而配置更高的计算资源则是一笔很大的投入，如果不能配置足够多的资源，在流量洪峰来到的时候又不能满足单笔交易的时效性要求，或者为了满足时效性的要求而减少风控过程的计算时间，都将带来进一步的损失，如何做好“销峰填谷”也同样是一个重要课题。
科技赋能：消费金融的关键驱动力
消费金融下半场的特性带给消费金融企业持续的竞争压力，从系统的视角上看这也是正常现象，根据熵增定律，在一个孤立系统中，系统的熵（用来衡量系统混乱程度的物理量）总是会自发地朝着增加的方向发展，即从有序走向无序，且该过程不可逆。这个原理说明，企业如果不紧跟市场变化引入“熵减”能力，其竞争力都会逐步衰退，所以如何引入“负熵”则是一个关键问题。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方向，即数字金融——建设金融强国的底座和核心驱动力。根据《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及《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数字金融的战略地位已经明确——为其他四篇大文章提供底层支撑。数字金融的发展目标是到2027年底，基本建成与数字经济高度适配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数字金融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其核心内涵不仅包括技术应用，更涉及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再造。通过数字金融建设引入“熵减”提效赋能消金机构，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如图4所示。
数字金融赋能风控
金融科技的一大重要应用就是在风控领域，同时现在的消费金融业务的风控实务也是构建在科技能力的基础之上，几乎不存在不依赖科技资源来做消费金融风控的可能性。这就决定了金融科技能力是风控水平的上限，没有强有力的科技赋能无法实现好的风控效果。如何度量科技能力对风控业务的支撑水平？笔者的思考和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海量离线数据的分析使用效率、数据质量和数据治理能力。大数据是量化风控的基础原材料，数据质量是高质量模型和策略分析的前提，大数据平台基于数据血缘分析、多表关联核对、单表规则核验，保障核心数据资产的质量水平。模型和策略专家在日常工作中产生海量临时数据，导致“数据悬河”的问题突出，通过对数据资产冷热分层、自动压缩和治理处置等技术赋能，实现常态化数据分类处置，同时解决数据持续膨胀导致的存储和计算成本飙升的难题。
大规模离、在线特征持续挖掘的效率、质量和计算性能。风控特征变量是风控的核心生产要素，其规模、质量是影响模型性能和策略效果的关键因素，杭银消金的实践是通过特征平台进行赋能，实现对数万维离线和在线特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及特征血缘和特征稳定性监控等能力。创新的具有人行特征离线和在线一体化开发框架和特征仿真计算能力，实现了特征开发需求交付效率的数倍提升，有效解决具有人行特征的离线和在线二次开发的效率和一致性问题，为模型和策略效果的离在线一致性提供良好保障。
在上百个不同产品与场景中实现差异化响应和实时决策的极致性能。场景化的消费金融业务模式决定了客群、产品、场景和风控策略都有巨大的差异性，完善的风控决策引擎实现上百个差异化策略的高频迭代和运行，特征分类分级计算框架实现由上百个异构数据源衍生的万维特征的毫秒级计算，精细化任务分级调度能力实现对不同响应时效的流量进行差异化资源分配，保障各场景决策时效的达标率，助力业务争取更多流量。
风控要素全生命周期的异动感知和快速归因能力。风险感知是个系统工程，其效果好坏依赖于高时效的大数据实时分析能力。风控决策的结果由客群、策略、模型、特征变量、历史信息、三方数据和承载各要素系统等多要素综合决策，在上百个产品场景、上百套策略、上百个模型、几万维特征、上百个三方数据源的体系下，有着复杂的要素依赖关系和团队协作关系。通过引入新型数据分析引擎，并实现多引擎协同工作，带来了查询加速能力，实时感知各要素的关键业务和技术指标趋势变化和异动，通过构建各要素双向血缘图谱和关联要素指标变化，快速辅助问题归因，解决过往问题发现周期长，协同团队角色多，定位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有效减少生产风险敞口。在实现风险快速感知的同时，也推动了日常策略分析效率成倍提升，大大提升了风控专家的工作效率，进而保障了资产质量水平。
数字金融赋能消保
数字金融的一大发展动力来自技术进步，尤其近年来大语言模型能力的迅速提升和在业务场景中的实践应用取得了众多的实际效果。在消保领域，通过利用大语言模型的能力，实时分析客户拨打客服电话的内容，能够很好地识别客户诉求、意图以及情绪，在大量的客服电话中准确找出具有高投诉意向的事件，结合客户业务情况进行风险预警和处置提示，使消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看到潜在的投诉风险在哪里，并能主动触达潜在投诉倾向比较高的客户，迅速协商化解投诉。
数字金融赋能高频实时交易
在杭银消金整体的消费金融交易中，高时效、高并发的交易占绝大部分，能否很好地支撑高时效、高并发交易顺利完成，保证SLA水平，同时降低科技成本，对业务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数字金融能力赋能，解决了三个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流量的波峰尖刺，一旦出现，体系内自动进行优先级排序，低优先级交易给高优先级交易让路；其次是单笔交易的计算密度问题，平均每笔交易背后都有三四千次的系统微服务调用运算来支撑；最后是整体科技成本大幅降低，尤其是交易量放大后带来的衍生数据量指数级放大，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了大幅的压降。
数字金融赋能系统功能快速迭代
信息系统的功能开发周期是个典型的工程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受限于开发资源，所以通常的解决方式就是加班赶工，但实际上效果有限，基本达到20%左右时就很难再有大幅提升，同时还会带来代码质量不高、测试覆盖不充分等潜在的成本。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功能开发速度，同时不影响质量不增加成本，笔者的思考和实践是要从整体工艺上进行变革。当然，生产工艺的变革是个复杂的问题，就如同流水线替代手工作坊的变革，不仅是开发方式、使用工具上的变革，更是设计理念、工程方法、协作方式乃至思想理念、企业文化层面的变革。
数字金融能力建设的实践和思考
数字金融能力建设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工程。站在消费金融领域的科技能力建设的角度，要做好该工作必须切实重视工程哲学。
哲学上的思辨如本体论、认识论为我们构建了认知的边界，我们平时觉得哲学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远是因为我们探索的脚步远没有到达认知的边界，当少数人试图瞭望这个边界的时候，他自然会见到先哲们的背影。同样在工程领域，数字金融能力建设远非是技术性的开发工作可比，需要对很多既有的认知和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进行深入的思考与重构。
系统化思维很重要，靠整体能力解决个体问题。我们经常为生产环境上出现Bug而烦恼，无论是通过技术手段加强走查、测试还是通过管理手段进行考核奖励抑或做人员调整，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从理论上可以证明，Bug是必然存在的，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与Bug和谐共处的生产环境？因为我们要杜绝的是其出现后产生的生产问题，而不一定是其本身。当任何一个系统出现Bug时，我们是否有能力实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甚至及时自愈，或在问题发生的局部进行分流、降级，使问题的影响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和时间窗口内，让Bug带来的生产问题极小化。再进一步说，我们能否在Bug没有发生之前就能预测到其发生的可能？当然这个能力绝不是产生Bug的这个系统自己能具备的，这是一个企业级的体系化能力，所以当我们把目光都集中于功能开发、代码质量、程序员水平、测试覆盖度的时候，是否还有资源对企业级的整体能力建设进行投入。正如前一段时间印巴空战的事实告诉我们，飞行员的空中格斗已经是历史了，现代化的空战飞行员根本不见面，都是体系化的整体能力对抗。
创新来源于对旧事物的深度思考。数字金融的建设者面临的具体工作就是解决各种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是创新，因为老方法通常是无效的，如果老方法有效你面对的问题大概率就不存在了。同样，解决方案是否有创新性是能否解决问题的关键，创新不代表标新立异，而是来源于第一性原理，对事物本质的思考，看到其核心特征以及关键假设，并在新环境、新视野下对其进行重新构建。所以通常来说轻而易举拿出来的解决方案都很难解决真正的问题。
快速不是跳跃而是持续。在工程建设领域，最快的取得成效的模式是在既定的方向上持续前进、不断积累，这就要求建设者要有长远的视野，有明确的规划方向。当然，越是长远的目标越难以清晰，所以还需要有明确的价值观来帮助进行工程规划上的决策，避免由于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带来规划路径上的摇摆。
最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技术能力爆发的时代，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技术是不可忽视的动力源，以笔者所在公司的实践经验来看，已经应用和验证了不少大模型相关的项目，后续在业务应用领域，在工程建设方法论的创新上，在架构方法论新工具的建设上都将引入大模型的技术，赋能架构工具的创新，进而赋能工程方法论的创新，更好地支撑数字金融能力建设的落地。
杭银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TO 石杰
| 产业追踪 乡村振兴战略下“体农旅”产业综合体融合发展运行机制研究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体农旅”产业，推动农业与体育、旅游深度融合，形成农业综合体新业态。但受体制机制障碍、融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因素制约，“体农旅”产业综合体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应立足资源禀赋，把握发展机遇，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创新融合发展路径，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产业链条有机衔接、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品牌营销联动的运行机制，推动“体农旅”产业综合体高质量发展。同时，还需加强规划引领，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强化人才支撑，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为“体农旅”产业综合体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乡村振兴，“体农旅”产业综合体，融合发展，运行机制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各地积极探索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发展“体农旅”产业综合体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发挥体育、农业、旅游等产业综合优势，打造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体育健身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产业综合体，有利于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本研究拟通过分析“体农旅”产业综合体融合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构建其融合发展运行机制，为“体农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1 “体农旅”产业综合体融合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1 政策支持为“体农旅”产业综合体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把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新业态，推动产业与文旅、教育、康养等深度融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从规划、财政、用地等方面为“体农旅”产业综合体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各级政策的密集出台和有力执行为“体农旅”产业综合体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了发展机遇。政策利好的释放必将推动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1.2 市场需求增长为“体农旅”产业综合体发展注入动力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人们对优质农产品、休闲旅游、健身运动的需求持续增加，为“体农旅”产业综合体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消费结构加速升级，大健康、大文旅等新兴消费蓬勃发展，绿色食品、休闲度假、运动健身等消费意愿不断增强。人们更加注重身心健康，对高品质生活方式的追求日益强烈[1]。与此同时，各地大力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有效拉动了市场需求，为“体农旅”产业综合体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将为产业发展提供增长动力。 1.3 资源禀赋为“体农旅”产业综合体发展奠定基础 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乡土文化底蕴深厚，是发展“体农旅”产业综合体的独特优势。农业资源方面，各具特色的种植业、养殖业资源为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旅游资源方面，秀美山水、红色遗存、非遗文化、特色民俗等，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宝贵财富。体育资源方面，广袤的田野山林、纵横的河湖水系，为开展山地马拉松、自行车骑行、水上运动等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丰富的农业文化旅游资源与体育运动资源交融并蓄，为“体农旅”产业综合体构建了广阔的发展平台，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1.4 融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体农旅”产业综合体发展 “体农旅”产业综合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同质化竞争严重，特色化发展不足。部分项目硬件投入过度，软实力培育滞后。产业联动不紧密，协同效应有限。商业模式单一，创新动力不强。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不高，高素质人才缺乏。不同类型项目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只有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才能实现“体农旅”产业综合体高质量发展。 1.5 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体农旅”产业综合体发展 “体农旅”产业综合体涉及部门多、领域广，体制机制障碍突出。顶层设计不够完善，部门间协调联动乏力。行政审批繁琐，市场化改革滞后。扶持政策碎片化严重，针对性不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配套设施建设滞后。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不够，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规划引领，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扶持政策，完善公共服务，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只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制度环境，才能为产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2 构建“体农旅”产业综合体融合发展运行机制 产业融合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体农旅”产业综合体涉及主体众多、链条复杂，亟需建立健全融合发展运行机制。只有多措并举、系统推进，才能形成融合发展强大合力。 2.1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 推动“体农旅”产业深度融合关键在于发挥各类主体作用，形成协同推进、互利共赢的良性局面。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和政策引导，优化顶层设计，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同时，要创新管理方式，建立健全部门协调、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技术、人才投入，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努力实现提质增效[2]。农民是“体农旅”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要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就业增收等多种方式调动其积极性，让农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社会组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参与，加强监督评价，推动形成政府、企业、农民、社会组织共建共享、协调联动的发展新格局。 2.2 构建产业链条有机衔接机制 产业融合的核心是推动农业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贯通，实现产业链条纵向延伸、横向拓展。①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以农业产业化为抓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打造融合发展全产业链。②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其通过订单农业、农超对接等方式，带动中小经营主体融入产业链条，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③创新发展模式，延伸拓展产业链条，积极发展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推进“体农旅+”多业态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交叉融合，不断催生新的增长点。通过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产业链条有机衔接机制，不断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 2.3 构建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 “体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如何协调好各方利益是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首要任务是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坚持效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让参与各方获得合理收益。可采取土地流转、村企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以土地、劳动、资金等要素参与产业发展，享受红利分成。建立科学合理的利润分配制度，调动社会资本投资产业发展的积极性。针对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风险，要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引入保险、担保等手段，有效降低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因素带来的损失风险。同时，要健全矛盾调处机制，搭建政府、企业、农民、社会组织等各方沟通协商平台，及时化解产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形成各尽其责、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2.4 构建品牌营销联动机制 品牌是“体农旅”产业综合体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品牌引领，加强整体营销。首要任务是整合区域内优质农产品、旅游景点、体育赛事等资源，打造叫得响、有影响的区域公用品牌，塑造产业综合体整体形象。在营销推广上，要与时俱进，创新理念，积极运用短视频、直播、VR等新媒体营销手段，借力网红、直播达人等，多渠道、多方式开展立体化营销，讲好“体农旅”故事，提升产业知名度和美誉度[3]。同时，要树立标杆意识，打造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精品项目，通过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发挥品牌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形成“一地一品”“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促进产业整体跃升。品牌营销要坚持统筹联动，各方协同发力，形成合力，营造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3 推动“体农旅”产业综合体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融合发展是“体农旅”产业综合体的本质要求。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政策支持不足等问题。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发展环境、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3.1 完善规划引领，科学编制“体农旅”产业发展规划 “体农旅”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但仍存在产业定位不清晰、发展路径不明确等问题。推动“体农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是加强规划引领，科学编制产业发展规划。一方面，要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充分考虑产业基础、市场需求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产业发展定位，避免盲目跟风、同质化竞争。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找准产业发展瓶颈制约，明确发展目标任务，突出规划的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坚持规划引领，以规划带动项目布局、要素配置、政策供给，提高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防止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编制规划要坚持开门问策，注重吸收各方意见建议，提高规划的民主性和透明度。在规划实施中，要加强监督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增强规划的动态性、弹性和适应性，使其成为推动“体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3.2 创新体制机制，破除“体农旅”产业融合发展障碍 制度型交易成本高是制约“体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瓶颈所在。破解发展难题，关键在于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破除障碍。第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审慎包容监管方式。第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为产业发展提供用地保障[4]。第三，强化政策引导扶持，在规划、土地、金融、人才等方面给予倾斜，健全普惠性、差别化政策体系。第四，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发展红利。第五，健全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加强社会资本与产业发展有效对接，加快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为“体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3.3 加大政策扶持，优化“体农旅”产业发展环境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着力优化“体农旅”产业发展软硬环境。在用地保障上，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宅基地，保障“体农旅”产业发展用地需求。在财政金融支持上，整合涉农资金，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设立“体农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一批带动性强、示范作用好的项目。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破解“体农旅”产业融资难题。在人才培养上，支持高校、职业院校设置相关专业，加强实用型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完善自驾游营地、房车露营地等配套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优质旅游体验。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构建“体农旅”产业发展利益共同体。 3.4 强化人才支撑，提升“体农旅”产业发展专业化水平 人才是推动“体农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要加快构建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产业发展的专业化水平。①加强需求导向，根据“体农旅”产业发展特点和人才需求，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重点加强现代农业经营管理、休闲农业策划、乡村旅游服务与管理等紧缺人才培养。支持在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实训基地。②完善人才引进政策，畅通人才引进绿色通道，采取项目引才、以商招商等方式，大力引进农业科技人才、文旅策划人才、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等。针对高层次人才，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配套保障。③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采取“农民田间学校”“农民工学院”等方式，大力开展农民教育培训，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同时，以乡土人才为基础，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农民”，让其成为“体农旅”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3.5 营造良好氛围，凝聚“体农旅”产业发展合力 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体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氛围，是加快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一，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体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政策举措，讲好“体农旅”发展故事，传播正能量，提振发展信心。要充分利用重要时间节点，举办具有地域特色的节庆会展活动，增强公众对“体农旅”产业的了解和参与热情[5]。其二，要搭建各方参与的平台载体，成立“体农旅”产业发展联盟，畅通政企、企企、企农对接渠道，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跨区域协作，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发展合力。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体农旅”产业发展，发挥智库、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等组织在决策咨询、标准制定、行业自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吸引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体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持续努力。 参考文献： [1]闫紫洋，佟东.乡村振兴下的产村融合路径优化策略研究[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5，33（2）：48-58. [2]王艳琼，张亚文，谭燕玲，等.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价值、模式与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5（2）：79-85. [3]李伟.新乡贤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逻辑与困境纾解[J].农业经济，2025（2）：73-75. [4]杨晓丹.文体旅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研究[J].农业经济，2025（2）：142-144. [5]张昌爱.乡村振兴背景下体育赛事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J].中国商论，2025，34（3）：78-81.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林波 摘要：传统食品行业作为文化遗产载体与民生保障基础，在数字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双重转型压力下，正经历着生产要素重组与技术迭代的变革。行业面临着传统工艺效率瓶颈、技术适配断层、制度供给滞后等系统性矛盾，这些矛盾实质是产业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技术经济范式与制度环境非同步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衡。因此，本文就传统食品行业现代化转型的效应传导展开探讨，以期为破解传统产业升级中的代际公平与效率权衡难题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传统食品，现代化转型，经济效应 食品工业作为基础民生行业，在数字化转型下传统生产模式与新兴消费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表现为工艺标准化程度不足、技术渗透效率低下以及制度供给滞后等多维困境。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产业升级过程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调整未能有效匹配技术经济范式的演进速率，导致转型过程中出现效率损失与价值耗散的复合效应。因此，本文将剖析传统食品行业现代化转型的复合作用机理，探索技术渗透、制度创新与文化传承的协同路径，以期为实现产业升级的边际效益最大化提供决策依据。 1 传统食品行业与现代化转型现状 1.1 工艺传承与生产效率矛盾 传统食品行业的竞争力植根于独特工艺与文化遗产，但手工生产模式与现代工业效率要求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手工技艺的非标准化特征导致生产流程难以复制，在原料配比、工序时长和环境温湿度等关键环节依赖工匠经验判断，这种生产方式的随机性严重制约产能稳定性。以传统发酵食品为例，天然菌群培育周期受气候条件制约，难以适配现代化连续生产线的节奏要求，造成设备利用率不足与库存周转率低下的双重效率损耗。同时，传统食品行业中的非遗技艺传承需要保持生产流程的纯粹性，而工业化改造必然涉及工艺流程解构重组。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调味品行业，机械力替代传统石磨工艺虽能提升出油率，但导致风味物质氧化程度改变，造成产品特质流失。企业面临两难选择，完全保留传统工艺将丧失规模经济优势，彻底工业化改造则可能消解产品的文化溢价基础[1]。 1.2 技术渗透与产业适配困境 新兴技术向传统食品行业渗透的适配性障碍主要表现在技术移植中的系统性摩擦，如智能装备在面点制作中，机械臂难以模拟手工揉面的力度变化曲线，导致面团筋度形成不足，这反映出传统经验参数数字化建模的技术瓶颈。生物技术改造方面，酶制剂替代传统发酵工艺可缩短生产周期，但会破坏菌群共生体系，影响代谢产物多样性，造成风味层次的扁平化。同时，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采集模块多针对标准化流程设计，难以有效捕捉传统工艺中的隐性知识要素，如在酿酒行业，老师傅通过观察酒醅颜色变化判断发酵程度，这种经验判断涉及多维感官信息的综合处理，现有传感器技术尚无法完全量化转化。而技术改造的边际效益呈非线性特征，当自动化率超过临界值后，设备维护成本增速高于效率增益，形成技术过载现象。 1.3 制度环境与转型成本约束 制度环境滞后形成的转型成本构成显著约束，体现为政策工具与产业变革的节奏错配，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在维护传统工艺纯正性的同时，形成技术迭代的制度性壁垒。如部分传统糕点制作规范限定了使用特定器具，阻碍自动化设备的合规性应用。在质量标准层面，现有体系更多关注卫生指标，对传统工艺改造后的产品特质缺乏评估维度，导致创新产品面临认证困境[2]。转型成本的制度性放大效应在环保领域较为突出。传统食品加工产生的废水中有机物浓度显著高于普通工业废水，现有污水处理技术改造成本高昂，碳关税机制的实施加重了成本负担，以肉制品加工业为例，传统烟熏工艺的碳排放强度较新型电热工艺高出37%，但风味保持度差异使得技术替代面临市场接受度风险。 2 现代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维度 2.1 生产效率跃迁效应 传统食品行业的现代化转型通过技术革新优化了生产流程效率。在面点制造领域，面团发酵环节的智能化改造突破了传统工艺的环境依赖，恒温恒湿控制系统的应用使发酵条件趋于稳定，大幅降低因温湿度波动导致的批次质量差异。这种精准调控减少了原料浪费，还通过能源管理优化实现生产能耗的持续下降。而生产周期的缩短效应体现在发酵类食品中，如酱油酿造通过控温发酵技术替代传统露天晾晒工艺，利用微生物活性调控加速代谢进程，在保证风味物质生成的前提下压缩生产周期。效率提升的深层价值在于增强供应链响应能力，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产能配置，避免因生产周期过长导致的库存积压或供应短缺。技术渗透还重构了生产函数，将不可控的自然变量转化为可调节的技术参数，形成从经验主导型向数据驱动型的生产模式转变[3]。 2.2 市场价值重塑效应 现代化转型推动传统食品从基础消费品向文化载体的价值升级。老字号品牌通过数字化技术强化文化叙事能力，如在包装设计中融入传统制作工艺的全息投影，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转化为市场溢价空间，这种价值重塑的本质是消费者对产品文化属性的支付意愿提升，电商平台上具有文化叙事能力的产品复购率高于普通商品。在跨境贸易领域，供应链数字化改造构建起从原料溯源到终端配送的可视化体系，解决国际市场的质量信任壁垒，使传统调味品出口单价实现突破性增长。柔性生产技术的应用拓展了价值边界，通过风味物质分析技术开发梯度化产品，如针对不同地区饮食偏好调整辣度等级，成功突破地域口味限制进入新兴市场。 2.3 社会福利增值效应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公共健康效益。具体而言，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从原料种植到零售终端的全链条信息透明化，大幅缩短食品安全事件的追溯响应时间，这种风险控制能力的提升降低了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概率，还通过质量信号传递增强消费者信心，形成质量投入与市场回报的正向循环。而就业结构的优化重构具有社会公平价值，自动化设备替代重复性劳动岗位，催生出设备运维、数据分析等高技能职位，推动从业人员从体力劳动向技术服务的职业转型。环境效益方面，清洁生产技术的普及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如烘焙余热回收系统将工艺废热转化为供暖能源，同步实现碳排放削减与社区环境质量改善。文化传承维度，传统工艺的数字化建档解决技艺断代风险，师徒制培训结合虚拟仿真技术，提升技艺传承效率并扩大传播范围[4]。 2.4 产业生态协同效应 中央厨房模式的推广重构了食品产业价值网络，通过集中化加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跃升。①标准化半成品生产减少了前端原料损耗，动态库存管理系统优化物流配送效率，形成从田间到餐桌的协同增益。这种模式催生新型产业分工，上游种植端根据加工需求进行订单式生产，降低市场波动导致的资源错配风险。技术扩散效应加速行业整体转型，龙头企业智能化改造形成的技术方案通过设备供应商向中小企业溢出，如调味品产业集群中首个数字化示范项目落地后，带动周边企业自动化普及率快速提升。②生态协同还体现在跨产业融合上，食品加工废料的资源化利用与生物质能源产业形成循环经济闭环，豆制品加工产生的豆渣转化为蛋白饲料即典型例证。这种协同发展模式增强产业生态韧性，使传统食品行业在原材料价格波动与市场需求变化中保持稳定供给能力。 3 现代化转型的优化路径设计 3.1 技术创新适配路径 传统食品行业的技术创新需建立与传统工艺兼容性评估机制，其关键在于筛选可提升效率但不过度破坏工艺本质的技术方案，如在腌制类食品生产中，采用变频控温技术替代恒温发酵设备，既保持菌群活性动态调节能力，又避免了传统地窖存储的空间限制。技术适配的关键在于参数转化，将老师傅的经验判断转化为可量化的控制指标，如通过传感器捕捉酱醅色泽变化数据，建立色度值与发酵程度的关联模型。模块化改造策略能有效降低转型风险，将智能化设备设计为可拆卸组件，保留传统工艺核心环节的手工操作部分。技术研发多聚焦传统工艺要素的数字化解构标准，建立涵盖原料特性、工艺参数、环境变量等多维度的数据库，为技术移植提供基础支撑[5]。 3.2 制度供给创新路径 传统食品行业的制度创新需聚焦工艺保护与技术革新的动态平衡。针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体系，应建立“核心工艺锁定+辅助技术开放”的弹性规则。以传统酿造食品为例，可将自然发酵周期、本土菌群培育等核心要素设为不可变更指标，并允许灭菌、灌装等辅助环节的技术升级。环保政策设计应区分食品加工与普通工业的排放特征，如对发酵类废水中的有机物含量设定分级处理标准，配套专项技改补贴。针对中小型传统食品企业，可创新工艺环保认证制度，对保留非遗技艺但完成清洁化改造的生产单元给予碳排放配额奖励。知识产权保护需突破传统配方确权困境，采用区块链技术对工艺改良过程进行全周期存证，既保障企业创新收益，又实现技术外溢的可控性。在政策工具协同方面，可将非遗传承人补贴与智能化改造税收优惠捆绑实施，引导企业在技术升级中主动承担文化传承责任。 3.3 要素配置优化路径 要素重构须实现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的深度融合。人力资本方面，可构建工艺大师与食品工程师的复合团队，通过沉浸式工作坊促进技艺传承与技术创新对话，在发酵食品领域，这种协同机制已显现价值，工程师将老师傅的闻香识酵经验转化为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指标，开发出兼具传统风味与稳定性的智能控温系统。而数据要素配置应聚焦原料-工艺-市场的全链整合，建立特色农产品品质数据库，如针对不同产区大豆的蛋白含量波动，动态调整豆腐生产的凝固剂添加算法。通过构建工匠技艺数据化沉淀、智能系统动态优化及市场反馈即时响应的闭环，最终形成传统食品行业特有的要素增值路径。 4 结论 本文揭示了传统食品行业现代化转型的复合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其数字化转型过程本质上是技术经济范式与制度环境协同演化的动态均衡过程，其经济效应呈现多维特色，生产效率跃迁机制，重构了产业价值网络，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且传统产业的升级路径需突破单纯技术移植的思维局限，应构建包含文化要素保护、渐进式制度调适与数据资产整合的协同框架。因此，传统食品行业应重点监测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升级速率与技术替代强度的匹配关系，防范要素错配引发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实现产业升级与社会效益的良性互构。 参考文献： [1]宿志红.以更规范严谨标准促进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N].中国市场监管报，2025-02-13（5）. [2]刘彤.“人工智能+消费”助力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N].中国食品报，2025-02-12（1）. [3]李春莲.多元化重组助推传统行业焕发新生机[N].证券日报，2024-12-25（A04）. [4]单菊芬.数字化转型对传统行业的影响[N].市场信息报，2024-12-18（13）. [5]刘艳.数字化应用赋能传统行业转型升级[N].科技日报，2023-12-08（8）. 中原科技学院、许昌市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发展研究院助教 王硕尊 刘庆鹤 摘要：在运行商品房预售过程中存在预售条件不统一、实房与期房质量存在差异、违规预售、资金链锻炼容易烂尾、问题原因涉及政府、开发商、消费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同时，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实施推动了我国房地产行业近30年的快速发展。比如信息不畅，个别合同条款不对等，存在很大的资金隐患。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结合现有房屋销售体系的优势，积极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品房预售经验，不断完善我国商品房预售体系。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商品房预售制度，包括逐步改善商品房预售条件，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职能部门加强预售监管，完善预售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风险保障机制，对商品房预售款实行第三方托管的预售模式。 关键词：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现房销售，预售条件，改革 基金项目：2022年度铜陵职业技术学院院级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完善我国商品房预售制度研究”（编号：tlpt2022HK007）。 引言： 中国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得益于我国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其中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由以前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无偿使用、无限期使用，不可流转转变为有偿使用、有限期使用、可流转，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分房政策到后来的住房商品化的政策。在推动住房商品化的改革过程中，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就需要建设大量的商品房，建设大量的商品房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此时，商品房预售制度应运而生[1]。 1.我国商品房预售制度的设立背景 我国在1995年法律层面推出的商品房预售体系，与城镇化住宅政策改革、地产市场的壮大以及房地产法律体系的构建紧密相连。 我国以往的城镇住宅建设，都是由政府主导分配，在一定时期内，大多数城镇的住房需求都是由福利公房来解决的，但存在居住水平低、国家财政包袱沉重、分配不公等问题。1998年我国全面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市场化改革全面提速，缓解当时老百姓的住房短缺问题，就需要大量建设和供应商品房。引入商品房预售机制，在我国房地产领域加速资金集聚、推动市场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职能。 1986年和1989年，上海市和深圳市先后出台地方性的“商品房预售制度”及规定。一九九四年七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5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正式实施，该法首次借鉴香港地区“卖楼花”的预售制度，并将商品房预售条件纳入法律体系，使商品房预售制度成为国家法律层面政策，为我国房地产业长远发展保驾护航。同年11月，建设部颁布《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商品房预售管理的有关规定。站在宏观视角考量，我国推行商品房预售制度，既是房地产市场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亦是住房体制改革的必经环节。 商品房预售制度的设立大大缓解了我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我国房地产市场商品房销售面积自2000年的1.86亿平方米，在2021年飙升至17.92亿平方米的历史峰值，经过20年的发展，增长近10倍，2000年到2023年累计销售商品房面积247亿平方米，从1978年末到2023年末，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6.7平方米增加到40平方米，我国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的居住生活条件。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颁布至今的30年来看，商品房预售制度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实践中，商品房预售制度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存在一些弊端。 2.商品房预售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商品房预售制度设立近30年来，运行过程中主要有四个方面问题比较突出，简单来说：预售条件各地标准执行不统一；消费者拿到手的房子与预售宣传存在差距；当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途搁浅，购房者面临收房无望的困境；房企在销售过程中存在一些违规行为。 2.1 预售条件中关于25%的标准和形象进度各地执行不统一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中第五条地三款规定关于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其中关于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包含哪些内容条文含糊不清，并未给出明确解释，各地在执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时，进一步细化了预售的条件，增加了工程进度形象的具体条件，但各城市之间仍存在差异。比如上海市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较早提出这个问题，上海市政府做出了明确答复，开发项目预售条件的形象进度要求：7层及以下的房建项目，要求完成基础工程并施工至主体结构封顶才可以预售；8层及以上的房建项目，要求完成基础工程并施工至主体结构2/3以上（不得少于7层）才可以预售。即使放在现在来看，当时上海的规定也是很严格的，很有前瞻性的。厦门市在2002年和2014两版的预售规定中，就存在较大的差异。 2.2 交付的房子与消费者心中的期房存在多方面差异 购房者购买预售商品房时，主要是通过宣传图纸、楼书、项目沙盘、样板房等来了解户型和空间结构；至于房屋质量，有些楼盘可以进入工地实地查勘，对于尚未建造的楼层，则无法查勘。交房时，有些消费者则发现交付的房子与心中的期房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在房屋质量方面，房屋户型、建筑面积方面，规划设计方面，采光噪声方面。 2.3 预售资金监管缺失导致项目烂尾，消费者无法拿房 观察全国各地区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措施，执行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现行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体系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2]。我国预售资金监管机制缺乏主动性，未及时向社会公开信息，导致购房者无法准确掌握购房资金是否全部投入建设项目。其次，对于预售资金是否流向建设单位和农民工工资等方面，目前尚无明确的监管办法。再次，当前房地产开发商的预售资金监管额度普遍较低，难以承担项目建设的全部费用，当房企资金链断裂时；难以保证工程的顺利完工和交付，从而使消费者失去金钱和合法权益。频繁出现开发商利用非法途径将预售款项转移至其他项目开发，而对此类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却不够严厉，最终，资金链断裂，留下一栋未完工的大楼。 2.4 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违规预售商品房行为 一些开发商在未取得预售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预售活动，有的甚至以预售为主要手段，挂号码。收取买家定金、预付款及其他各类款项。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房屋产权初次登记之前，就已经出售了自己的住房，或者通过返本销售和售后租赁的方式来预售商品房。比如学区归属、地铁规划问题等等，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夸大其词、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 2.5 预售模式下高负债高周转的房企运营风险高 房地产企业采用高周转的扩张方式在短期内可能取得不错的效果，但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却是不利的。一方面，过度追求高周转率可能导致企业为达标而忽视质量，盲目加快施工速度，进而缩短建设周期，这将对工程品质造成不利影响[3]。另一方面，企业的高效周转，这就要求房地产企业具有较高的运营管理能力，高周转的经营方式让房地产公司的资金链变得非常紧张，一旦某个项目的资金流转出现障碍，将发生连锁反应，压垮房地产开发公司。 3.预售制度实际运行中产生问题的深层分析 3.1 信息差问题 在房屋建设尚未完工的状态下，预售模式便已启动，买家在了解房产信息时，只能依赖开发商发布的宣传材料和口头上的承诺。这种情况往往使得开发商有机会故意隐藏信息或对买家进行误导，从而提高了买家购买到不理想房产的可能性。 3.2 不平等的合同内容 在预售房屋的过程中，开发商常常会与买家签订包含预售条款的合同，而这些合同条款往往对买家不利。开发商凭借自身的有利位置，设置诸多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使得买家在合同签订之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 3.3 资金安全隐患 买家在购房过程中，一般需要先行支付一部分定金或首期款，待房屋交付时再支付剩余款项。若开发商在建设过程中遭遇问题，导致无法按期交房或者房屋存在质量问题，买家可能会遭遇资金损失的风险。 3.4 维权的复杂性 当开发商出现违约或违反合同的行为时，买家通常需要诉诸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是，预售合同中的复杂条款、法律程序的繁琐性以及所需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常常使得买家维权之路变得异常艰难，不得不承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3.5 房地产行业面临资金筹集困境与高成本挑战 房地产领域的企业在筹集资金时，主要途径是依赖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而其他如债券发行、信托计划、股权融资以及海外资本等多元化的融资手段使用比例偏低[4]。这种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结构，使得房地产行业在资金供应链上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度过高，一旦遭遇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或市场波动，企业资金链很可能会出现断裂，进而干扰企业的稳定经营和行业的整体发展。 4.完善我国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对策建议 4.1 制度优化：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采用分级预售制度。按工程进度分阶段预售：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如地基完成、主体封顶等）分阶段发放预售许可，降低“未动工先预售”的风险。 实行差异化准入门槛。对开发商实施信用评级制度，高信用企业可适当放宽预售条件，低信用或高负债企业需提高自有资金比例（如不低于40%）或禁止预售。 加强预售资金穿透式监管。利用区块链技术对预售资金流向进行全程可追溯管理，确保资金仅用于项目建设、税费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构建完善预售资金的管理体系，保证预售款项专一使用，避免开发商擅自挪用预售资金造成工程中断[5]。同时，吸纳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对预售资金实施监控，以增强监管过程的透明性与公平性。 实行动态拨付机制。将资金拨付与工程进度、质量验收挂钩，引入第三方监理机构确认进度后分批放款。 4.2 监管升级：构建多方协同监管网络 明确责任主体与问责机制，银行责任需要深度绑定：监管银行需对预售资金使用承担连带责任，若因失职导致资金挪用，需按比例赔偿购房者损失。落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将预售资金监管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对烂尾项目高发地区实行问责。 启动机智化监督系统，打造全国一体化数据交流中心：整合住建、银行、税务等部门数据，实时公开项目预售资金余额、工程进度及开发商信用状况，供公众查询。设立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房企负债率、销售回款率等指标，对高风险项目提前预警并冻结资金拨付。 推动行业自律与诚信建设。建立行业规范：鼓励房地产行业组织建立自律机制，制定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引导开发商合法合规经营。加强信息公开：要求开发商公开项目信息，包括项目规划、施工进度、质量情况等，提高透明度，便于购房者了解项目情况。建立信用体系：建立房地产企业信用体系，记录开发商的经营行为、履约情况等，作为市场准入和后续监管的重要依据[6]。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开发商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如无证销售、虚假宣传、违规收费等，维护市场秩序和购房者权益。 建立投诉处理机制。畅通投诉渠道，如设立投诉热线、在线投诉平台等，及时受理和处理购房者的投诉，确保投诉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4.3 风险防控：完善市场退出与兜底机制 强制保险与担保制度。项目完工保险：要求开发商为预售项目购买强制保险，若烂尾则由保险公司赔付购房者首付款及利息。国有担保介入，为优选项目保驾护航，有效缓解购房者担忧[7]。 市场化风险化解工具。房地产纾困基金：由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专项用于盘活烂尾项目，优先保障购房者权益。并购重组激励：对承接烂尾项目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政策，加速行业出清。 4.4 权益保障：重构购房者保护框架 购房者“双重保护”机制。优先受偿权立法：在法律框架内，购房者债权被确立为优于工程款及抵押权的地位，从而保障了在项目破产情形下，购房者能够优先取得房产所有权或获得相应的赔偿。退款选择权：若项目延期交付超过约定期限（如1年），购房者有权要求全额退款并索赔。 标准化合同与透明化销售。全国统一合同范本：强制要求使用标准化预售合同，明确交房时间、质量标准、违约责任等条款，减少合同纠纷，禁止开发商单方面免责。销售过程全记录：要求售楼处全程录音录像，确保销售承诺可追溯，避免虚假宣传[8]。强对预售合同条款的审查，禁止捆绑销售、捂盘惜售等不公平行为，确保购房者享有公平的交易环境[9]。 加大宣传力度，借助传媒和网络平台，全面提升购房者的风险辨识和法律自保能力。提供法律咨询。鼓励购房者寻求专业律师或法律顾问的帮助，了解购房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和应对措施。 4.5 长效机制：推动预售向现房销售过渡 分步试点现房销售。一二线城市先行，在北上广深等供需平衡的城市试点现房销售，逐步减少预售比例。信用激励机制：对现房销售房企给予融资利率优惠、土地竞拍加分等政策支持。逐步推进现房销售试点是保障购房者权益、降低购房风险、推动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探索“预售+共有产权”模式。政府参股监管，对预售项目，政府以土地或资金入股并参与监管，项目交付后退出或转为共有产权房，降低购房者风险[10]。 结语： 居所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基础需求之一，而商品房的买卖体系直接关联着无数家庭的直接利益。我国实行的商品房预售机制已有超过30年的历史，它在加速行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完善我国商品房预售制度，结合现房销售制度的优势，通过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商品房预售方面的经验，提出具体改进措施。当然，商品房预售制度改革涉及多方利益，需要事先预评估，先行试点，再总结经验，稳步推进，这也将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王璐璐.山西省商品房预售行政监管问题研究[D].山西：太原理工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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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董鹏斌.保交楼背景下我国商品房预售制度的现实挑战与续造路径[J].西南金融，2023（11）：19-31.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讲师 左斌峰 | 区域经济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政策，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均取得重大进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为“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持续缩小、区域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逐步成型，有力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发展差距持续缩小。“十四五”时期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区域板块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发展势头更加鲜明，四大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近，区域城乡发展差距显著缩小。东部地区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东北地区统筹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取得切实成效。 区域重大战略先行示范，区域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元三大关键节点，预计将在“十四五”收官的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正在成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沿长江、黄河，一南一北两条轴带横贯东中西部，谱写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篇章；海南自由贸易港即将封关运行、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 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落地，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显著优化。立足各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比较优势，优化农业、生态和城镇空间，推动形成了“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加强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产品主产区建设，筑牢“三区四带”生态安全屏障。瞄准“多规合一”方向，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顺利出台，省市县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全部批复实施，专项规划、详细规划有序衔接，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一张蓝图”已经成型。围绕重点海域，深入挖掘海洋资源潜力，持续激发海洋经济活力，实施“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海洋经济规模和发展质量稳步提高，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局面加速形成。 新型城镇化战略系统推进，人民至上立场更加彰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显著加速，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条件持续放宽，非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扩大，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口分别达到67%和9.4亿人。“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19个城市群承载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我国城市在全球的影响力、竞争力不断提高。城乡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水平显著提高，城乡产业体系联动融合发展格局逐渐形成。 2.“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的动荡变革期，这对“十五五”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 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促进区域相对平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确保在2035年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必然前提。作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与发展目标，协同推进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和引导后发地区培育主导产业，在加快推动整体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着力增强不同区域发展能力、稳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并最终实现相对平衡的发展。 在找准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因地制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各地产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发展禀赋和发展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培育不可能选择同一产业、立足同一模式、依赖同一路径，必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引导各地找准自身比较优势。在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时，做到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着力构建因地制宜的产业分工格局和生产力布局。 在高水平区域联动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就要求我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具体机理看，完整产业体系的维持和壮大，需要一定的产业数量作为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地方都要追求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实际上，国家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源于区域产业的互补性。只有在高水平区域联动过程中，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形成各有优势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才能夯实完整产业体系的运行基础。 在高标准一体化基础上实施差异化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重要底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在“十五五”时期进入加速期。然而，大量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证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此背景下，加快建立健全差异化的区域政策体系，帮助各地更好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3.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方法路径 促进“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和精准思维，既着眼整体需要，完善制度机制设计，又立足问题导向，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 统筹深化三大改革，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加快推动国土空间规划法立法进程，建立资源要素跨区域调节机制，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叠加效应。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聚焦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中长期存在和反复出现的典型难题，深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引导各地更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 统筹推进三大领域，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效抓手。强化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对接，统筹布局通信、能源、物流等基础设施的跨区域联通工作，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着力消除国家公路网省际瓶颈路段，打通跨省航道主要瓶颈和碍航节点，推动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强化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梳理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进程中的典型难点，建立“产业难题—地区需要—技术力量”的深度匹配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引导激励各类科研机构长期关注并有效攻克普遍难题。强化区域生态环境联保共治。建立权责清单制度，明确跨区域治理责任，科学探索跨区域生态补偿基金设立办法，鼓励地区积极主动参与跨区域生态保护。同时健全跨区域联合监管制度，统一执法标准流程，强化执行保障。 统筹优化三大机制，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优化地方考核机制。依据不同类型国土空间的功能定位，结合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的实际特征，科学合理设计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差异化的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优化区域合作机制。在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流域经济等领域，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引导地方主动破除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并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机制。针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与具体难点，加快完善地方参与区域合作和区域战略的法律体系，明确地方在区域合作和区域战略中的义务与责任，不断健全区域规划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蔡之兵 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空间载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当前，我国县域经济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变革期和加速期，亟须以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域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地理区位等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模式变革和产业能级跃升，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特色发展道路，不断提升县域产业竞争力和综合经济实力。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培育县域新质生产力。实体经济是应对经济领域各种风险挑战的物质基础，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可以让传统产业获得新的动能、实现转型升级，还能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一要夯实传统产业“底盘”。瞄准国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聚焦县域优势特色产业，积极探索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路径，加快构建以新材料、清洁能源为主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冶金化工、建筑建材、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传统产业扩绿增效，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发展水平。以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制造，推动工业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促进县域内支柱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二要扩大新兴产业“增量”。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把构建新兴产业集群同发展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县域内绿电、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综合优势，坚持指标争取、企业引进、能源输出消纳同步推进，推动生产力不断“焕新”，加速引领产业腾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科技、低能耗的高端新兴产业转型，提升发展“能级”。三要丰富文旅场景“业态”。抢抓文旅消费井喷发展态势，统筹推进城市核心商圈、特色街区、乡镇商贸中心等场景建设，大力发展休闲度假、生态康养、农耕体验、研学旅游等特色项目，促进“文旅+”提档升级。深入实施“放心消费行动”，创新性推出一批互动性文旅活动，举办一批高层次节会赛事，不断提升消费层次，引爆消费热点。四要厚植经营主体发展“根基”。深化科技创新型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助力更多优质骨干企业升规入库，不断凸显成长型企业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积极促进大中小企业组团发展，打造上下游产业合作和利益开发共同体，让下游企业依托链主企业成长，让小企业围绕大企业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壮大县域新质生产力。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利于提升经营主体发展预期，带动民间就业和消费，促进形成县域关联产业供需互促、产销共进的良性循环。要精准绘制招商图谱。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链，制定完善资源招商图谱、产业链招商图谱和招商引资工作清单、投资机会清单、产业政策清单，保持分片包抓、全员招商的顶格攻坚态势，持续增强专业招商能力、项目承接能力和全周期服务能力，着力引进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和细分领域配套企业，推动“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取得实效。要专班运作产业项目。保持“深度关联”的发展思维，围绕项目发展规划、功能配套，谋划引进一批含新量、含绿量高的产业项目，构建完整的产业链生态。探索实行集中办公、联合攻坚、专班推进的重要项目协调服务保障机制，努力形成更多实际投资量和实物工作量，支撑带动县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激发园区发展活力。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全面推行“管委会+公司”“标准地+厂房”模式，不断完善能耗、用地、电力、资金、供水等要素协调保障服务，增强园区综合承载能力。积极构建完善以绩效工资制为核心的薪酬制度，持续推进“僵尸企业”处置行动，盘活低效僵尸企业，为产业发展聚要素、拓空间、增动能。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眼项目建设堵点和经营主体痛点问题，深化“市县同权”改革，加快推进首位产业骨干企业全生命周期“不来即享”、政务服务“异地通办”等一批重点事项改革，全面落实惠企政策，精准快速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类困难，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用心帮助企业减负增效，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 不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县域新质生产力。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举措。要厚植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动工业产业首位发展，重点拓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关联型、资金密集型领域，以工业突破转型带动实体经济发展壮大。在坚决守牢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基础上，以现代都市型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为引领，因地制宜打造绿色精细高效农业，提升农业产业比较效益。盘活乡村地区生态资源，赋予城镇更多生态功能和价值，拓宽“两山”双向转化通道，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增值。要深化示范创建。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县域环境卫生整治和“八改”工程，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推动社会文明程度、城市形象品质实现更大跃升。要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必然要求。着眼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既重视“看得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关注“看不见”的融合制度环境建设，实现功能互补、产业延伸和服务配套。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城市更新的格局，推动城乡共同繁荣进步。 西北工业大学 王云祥 蒲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为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并指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海南自贸港一直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2025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强调，“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思想方法，深刻领会并灵活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坚持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 深化制度集成创新 系统思维，就是要把一切事物及工作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其结构和功能作为整体，从而系统地认识和把握、分析和处理。而创新思维强调突破传统框架和常规思维模式，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坚持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率先在制度创新上实现突破，变“碎片化”探索为“集成型”构建。如推动知识产权“五合一”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率先通过类案集中指定管辖、“海陆空”三域全覆盖、设立海事刑事审判庭三项举措，整合海事司法资源，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单个领域、单项改革的简单加总。应进一步运用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统筹推进制度集成创新工作，实现时间、空间、实践层面“三维共进”。在时间维度上，要注重前瞻性思考。目前海南自贸港已陆续发布20余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可梳理既有的创新成果，总结现阶段的成功经验，将成熟的经验做法及时固化为法律制度。在空间维度上，注重全局性谋划，统筹调度、优化配置自贸港建设中的各项资源、要素。一方面，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在服务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进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形成有机统一的“1＋N”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深入推进自贸港内各区域的制度互通、资源共享，尤其是要打破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界限和壁垒，推动制度创新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在实践维度上，注重整体性推进，激发各类主体制度创新活力，共同服务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 坚持战略思维和历史思维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战略思维，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历史思维，则要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善于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由内观之，海南岛自秦汉时期便是海上丝路的重要门户，唐宋时期海南岛更成为联通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键枢纽。开放已深深根植于海南岛的历史血脉。由外观之，世界经贸规则正朝着更高标准的自由化、便利化、创新化方向演进。海南自贸港坚持战略思维和历史思维，依托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截至2024年底，已有30余项试点任务在海南落地实施。 坚持战略思维和历史思维，系统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一是“立足周边”。海南位于RCEP的中心区域，是我国与东盟开放互通的战略支点。应充分发挥其地缘优势和政策红利，更加主动地适应和融入以RCEP为载体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二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海南自贸港作为21世纪海上丝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应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构建制度化、常态化的互联互通机制，形成区域和全球自贸区开放网络。三是“放眼全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海南自贸港应持续推动“五个联通”倡议落地落实，以“海南方案”助推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 坚持法治思维 发展多元解纷机制 法治思维就是运用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法律规范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形成结论的思想认识活动及其过程。建设国际化、高标准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提升海南自贸港法治软实力和全球吸引力的关键举措。目前，海南自贸港坚持法治思维，积极探索国际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已取得显著成效。例如，成立海南自贸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深入推进“立案、审判、执行”一体化机制、“诉讼、调解、仲裁”三位一体制度，实质化解国际商事纠纷；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若干规定》，引入自贸港临时仲裁制度，为商事纠纷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与国际接轨的仲裁解纷服务；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商事调解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商事调解组织登记管理办法》，进一步提升自贸港纠纷预防法治化水平。 下一步，仍需构建与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一方面，应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着力提升司法审判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审判机制。另一方面，应当大力支持仲裁、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机制发展，完善司法确认制度、特邀调解制度、第三方调处化解机制，培育本土高水平仲裁、调解品牌。 坚持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 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坚持辩证思维，要求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变化，承认、分析、解决矛盾，善于抓住要点、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坚持底线思维，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凡事做最坏打算、向最优看齐。自贸港高度开放的特性既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决定了其面临的风险更具关联性、传导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封关运作在即，海南自贸港统筹发展与安全，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反走私条例（试行）》，规范人员、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等要素进出自贸港和岛内市场流通的各个环节；依托EF账户业务以及自贸港资金流监测平台，实现对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有效监测与预警；印发《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快推进诚信自贸港建设的重点举措》，加强经营主体信用建设，搭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系统指标体系，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数据出境安全管理要求，强化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 下一步，可进一步增强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将风险防控贯穿于自贸港建设的全过程、各领域，树立风险防控制度红线，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系统性风险防控体系。第一，防患于未然，精准识别数据跨境流动、离岸金融、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潜在风险并建立预防机制。第二，遏患于已然，充分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手段，实现风险的早期干预与精准控制。第三，绳愆以铸鉴，明确风险防控的责任主体、处置程序和安全红线，确保在自贸港扩大开放的进程中，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们应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中锚点定位，坚持科学思想方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海南贡献。 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琦；海南大学法学院 刘译林 “四个放在”：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时代使命与历史担当 “四个放在”是上海在具体谋划和确定未来发展目标时始终坚持的工作基点。深化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于落实“五个中心”重大使命、顺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辐射带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是上海承担的最为重要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一直在服务全局中发展自己，一直以中央对上海的战略定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遵循。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对上海提出新的战略擘画，要求上海聚焦建设“五个中心”的重要使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这就意味着，上海要率先以“五个中心”建设推动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并以强大的经济与创新势能，带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发展。深化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是上海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是推动上海实现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的核心引擎。上海唯有坚定不移地将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才能真正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贡献无可替代的“上海智慧”与“上海方案”。 ——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是推动我国下好先手棋、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下，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布局深刻调整。以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向主权国家积极协同的经济全球化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是推动全球化的权力重心从企业向国家转移，以国家战略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去风险化”。在此背景下，全球经贸规则从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向现在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转变，进一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一定地理空间实现相对集聚。要适应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就要把握国际规则竞争的主动权，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成为重要整合者。深化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就是在全球创新版图重构、全球经贸规则重建、全球经济布局重塑中下好先手棋、把握发展主动权，推动中国从过去全球循环中的重要被整合者变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重要整合者的必然选择。 ——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这是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两个大局”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此，中央作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国际科创中心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布局，也是国际竞争的重点。比如，纽约打造“全球创新之都”，伦敦打造“英国和国际的创意产业和新的知识型经济中心”，东京提出“以东京未来创新型产业为支撑带动日本整体经济发展”，巴黎提出“再工业化且发展新的创新领域”等。上海是我国规划建设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一，也是第一个规划建设的国际科创中心，肩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使命。深化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是上海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发挥和拓展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功能的内在要求。 ——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备受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地区依托创新资源集聚、创新产业集群跨区域共建等优势，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取得显著成效。“2023中国百强产业集群”显示，长三角地区集聚了47个产业集群，占全国百强产业集群的近二分之一。2024年工信部公布的300个全国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长三角有72个，占全国的24%。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地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实现强强联合，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推进跨区域共建共享，有序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使长三角真正成为区域发展共同体”。为此，上海要当好龙头，不断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通过强大的创新策源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助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四个第一”：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领域与重要突破点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考察上海时强调，上海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上海要推动科学规律、技术、产业和理念的新突破，努力实现“四个第一”。 ——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出发点 没有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国际科创中心就无法实现“四个第一”。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是系统性地布局基础研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优化创新生态、集聚顶尖人才的过程，这些布局的直接产出，就是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和发展新理念。可以说，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是国际科创中心成为“四个第一”的基础能力和必要条件。 “十四五”时期，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一直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主线，系统布局谋划，取得显著成绩。通过积极筹建国家实验室，布局张江科学城等核心承载区，为基础研究奠定物质基础；聚焦三大先导产业，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计划，推动了“九期一”等创新药物的诞生；建设“大零号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等创新集聚区，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上海硅巷”等创新模式探索，推动成为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布局“十五五”，深化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要以此为着眼点，围绕“策源”这一核心要义，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源头”和推动创新发展的“驱动力”。 ——聚焦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两大主攻方向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源头活水，关键核心技术是贯通“科学—产业”的桥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主要强国的崛起往往离不开“双轮驱动”。例如，英国依靠牛顿的经典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史蒂文森的“火箭号”蒸汽机车、巴贝奇的分析机等理论与技术的创新，最早实现工业化。美国借助冯·诺依曼计算机存储器结构、晶体管、互联网技术与生物制药创新等，迅速确立了其全球科技与经济领先地位。 近年来，上海基础研究实力显著增强，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比如，2024年，上海科学家在《细胞》《自然》《科学》三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58篇，在全国占到约三分之一。三大先导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性成果，集成电路领域的高端通用图形芯片实现量产，打破了GPU长期进口依赖的困境；生物医药领域解决“救命药”“卡脖子”问题，8个1类新药上市；人工智能领域在核心算法与算力上实现突破，支撑大模型自主可控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上海与国际标杆对比还有不小差距。比如，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不足、顶尖科技奖和新领域原创理论稀缺、核心技术和核心设备受制于人等。为此，我们要抓住裉节问题，围绕重点领域，持续深化突破。在基础研究领域，要“深化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在关键核心技术上，要“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三大先导产业重点领域全力攻坚”。 为了更好支持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上海在全国开展了多项首创性探索。2024年，上海成立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致力于推动上海“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探索战略科学家主导的人才遴选和评价模式，以“选人而非选项目”的方式支持“十年磨一剑”的优秀科学家。未来要加快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特别注意战略科学家的选题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防止基础研究与技术的脱节；要总结好美国HHMI的“跟人走”资助机制、挪威“先锋研究者计划”的无约束资助机制等经验，推动基础研究先行区“长周期管理”有效落地。 为推动三大先导产业核心技术攻坚突破，上海积极探索“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聚焦三大先导产业的重点领域设立科技专项等。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作用。国际经验表明，由政府组织产业力量研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例如，1987年，美国国防部牵头，联合国家实验室、大学、半导体制造公司等共同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盟（SEMATECH），联合攻关半导体制造和半导体设备制造，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世界半导体市场的领先位置作出巨大贡献。 ——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为落脚点 科技创新的价值需要依托企业来实现，没有一批创新引擎企业，科创中心就难以形成全球影响力。美国正是因为苹果、谷歌、特斯拉等科技巨头引领了全球科技创新的潮流，才能够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和关键节点。深化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要以企业为落脚点，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形成一批创新引擎企业。 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为，企业是科技创新需求提出的主体，是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的主体，是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但目前上海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还不够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世界级的本土科技龙头企业和能够带动整个产业链创新的“引擎”型企业。上海要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目标，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为重要抓手，推进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增进不同类型企业的整体创新活力。同时，要以高标准经贸规则谈判所涉及的竞争中立原则为指引，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国企改革。 将本土科技型骨干企业和创新引擎企业培育为世界一流企业，不能以利润总额、营业收入等为主要评价指标，而是必须着眼于为世界、为人类社会解决某些重要问题，或者比别人解决得更好。这也意味着对科技创新的评价，必须将长期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等纳入评价框架。也正因为如此，企业家一定要有梦想，企业一定要有科技向善的使命。在具体工作中，我们需避免“重引进、轻培育”“重后期、轻前期”“重本体、轻溢出”三种倾向。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强对本土初创企业的孵化和培育，引导资金“投早、投小”，重视企业对产业链的带动及知识溢出效应。 “两个导向”：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活力之源与体制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针对我国科技创新组织化协同化程度不高，科技资源分散、重复等问题，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化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要坚持“两个导向”，聚焦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瓶颈，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 生态是科技创新的大环境，一流生态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厚植“基底”。从基本概念来看，科技创新的“生态”要具备三大基本要素：一是“物种”，包括创业者、企业家、企业；二是“网链”，包括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供应链等；三是“养分”，由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公共机构提供人才、资金、服务等创新要素。徐汇“模速空间”形成的“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邻居就是合伙人”的良好生态，不仅将企业、产业链集中在物理空间范围内，还以会议等多元形式为上下游企业提供服务。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就是要通过构建要素完备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推动实现“四个第一”。 ——培养“科学家+创业者”复合型人才体系，支撑生态“物种”的多样性 上海一直存在“科研强、转化弱”的短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传统科学家精于技术研发但缺乏市场敏感度，创业者熟悉商业逻辑却难深耕硬科技，导致大量专利“沉睡在论文里”。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其重点并非在于培养兼具技术原创力与商业落地能力、能精准识别市场需求、推动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而是要构建一个让科学家和创业者、企业家间实现良性互动和利益共享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体系，让科学家能够安心科研，让创业者和企业家能够潜心经营。为此，上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其重点不是锻造“通才”，而是让“专才”在一个协同创新网络中通过复合型人才体系发挥作用。 上海创智学院是教育部和上海市联合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一个新平台，坚持“超常规师资聚合、超维度产教融合、超前沿资源赋能”的核心逻辑，全力构建“理论突破—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培养体系。上海可以建立更多类似“创智学院”的新型教育机构和研发机构，创新“科学家与企业家联合授课”机制，采用“实验室研发+创投路演+市场验证”三阶段培养模式，推广“科学家－投资人－创业者联合培养计划”，让研究者和学生直面真实产业问题，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到产业的对接。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保持生态“网链”的循环流通 “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价值链”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架构，共同构成生态的“网链”。构建一流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需要推动生态“网链”的“动态耦合、精准连接、闭环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打通四链的关键驱动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是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通过产业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其底层逻辑是推动学术到产业的转化，破解“死亡之谷”难题。上海在生命科学、商业航天、核聚变等高风险领域的“死亡之谷”难题凸显，主要是相关领域研发周期较长，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引导资金投入。为此，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是深化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路径。 加强长三角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跨区域协同是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突破口。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需要创新治理范式，构建“政府—市场”协同体。尤其是，政府要转变角色，从“管理者”变为“创新合伙人”。通过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等最大限度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优化全链条创新资源供给和利用效率，形成与企业、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共同投入资源、共享信息、共创价值的协同创新发展格局。长三角“三省一市”从2025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这是全国首个以区域协同立法形式推动科技创新的法规。从“共识”到“共法”，这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跨区域协同发展是一个积极而重要的探索。 ——健全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将生态“养分”转化为创新动能 “养分”是生态系统的血液和氧气，科技创新的生态系统本质就是“养分驱动的价值循环系统”。一流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需要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公共机构提供人才、资金、服务等创新要素的“滋养”，金融是驱动“养分”成为科技创新发展动能的核心引擎。 近年来，上海科技信贷规模不断提升，资金资源向科技创新倾斜。截至2025年6月末，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28.9%、19.7%、14.9%。但上海依然面临资金供给与科创企业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明显不足。上海要不断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打造全球风险投资集聚地，引导资金投早、投小。例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通过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在国家信用背书下，通过资本市场发债融资，借助商业银行采取“转贷”机制，专门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此外，要创新数据共享机制，跨部门整合企业的信用数据，向金融机构开放，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难风险。2025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多项支持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上海要抓住先行先试的机会，更好推进国际科创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联动发展。 深化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需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面对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深层矛盾，上海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创新要素活力。同时，国际科创中心作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战略引擎，离不开与其他四个中心的联动发展。一方面，科技创新通过技术突破为其他四个中心注入创新动能；另一方面，四个中心为国际科创中心提供应用场景和资源反哺，比如金融为科技创新提供资本支持，航运需求牵引技术迭代。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智库课题组 执笔人：贾晗睿 刘志广 | 企业管理 一、前言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金融经济环境中，企业投资活动既充满机遇，又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金融市场波动、宏观政策调整、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都使得企业投资决策的难度不断加大，而风险防控作为企业投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有效性直接关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本文围绕企业投资现状、风险类型、防控意义、面临困境及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探讨，希望为企业投资决策和风险防控提供有益参考。 二、金融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现状 （一）全球金融市场动态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受贸易摩擦、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以及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在股票市场方面，各大指数频繁震荡，投资者情绪起伏较大。例如，美股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涨后，因通胀数据超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等因素，多次出现大幅回调。欧洲股市则受到能源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等问题的困扰，整体表现较为低迷。债券市场同样不平静，各国国债收益率波动加剧，信用债市场的违约风险有所上升，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增加。外汇市场也呈现出剧烈波动的特点，美元指数在美联储加息的推动下一度走强，使得非美货币承压，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给跨国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带来了汇率风险。此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受供需关系等因素影响，原油、金属、农产品等价格大幅上涨后又出现回落，不仅影响了相关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也给企业的投资决策带来了不确定性。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通过税收调整、财政支出等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当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如降低企业税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会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企业盈利预期，同时带动相关行业需求增长，从而刺激企业增加投资。相反，当政府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时，企业税负增加，市场需求可能受到抑制，企业投资意愿会下降。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通过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当中央银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时，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这会刺激企业扩大投资规模。而当中央银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量时，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融资难度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投资需求。 （三）企业投资趋势 在金融经济的影响下，企业投资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一方面，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和数字化转型加速，企业对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纷纷加大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投资力度，以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另一方面，绿色投资成为企业投资的重要方向。在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推动下，环保、新能源、节能减排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企业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如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等项目，不仅能够响应国家政策，还能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 三、企业投资主要风险类型 （一）市场波动风险 市场波动风险源于供求关系、价格水平和竞争格局的变化，消费者偏好、收入水平等因素改变市场需求，若企业产品或服务跟不上需求变化，会出现销售业绩差、库存积压等问题，拉低投资回报。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波动也直接影响企业成本与收入，例如，制造业企业原材料涨价而产品价格难涨时，利润会被压缩。产品价格大跌但成本高时，企业可能亏损，而新竞争者加入、技术升级等改变竞争态势，若企业没及时应对，市场份额会受挤压，影响投资效益。 （二）政策调整风险 政策调整风险来自国家宏观政策、行业政策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财政、货币政策转向会影响企业融资环境和市场需求。比如，房地产政策变动，可能让房企投资经营风险陡增，不少企业因此资金紧张、项目停滞。行业政策对企业投资影响更直接，包括准入标准提高、税收政策变化等，若企业投资项目不符合新要求，可能面临停工、罚款甚至取缔。国际贸易政策变动，如贸易摩擦、关税调整，会影响跨国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和海外投资收益。 （三）资金链断裂风险 资金链断裂风险直接关乎企业生存，多因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周转出现问题，主要是企业过度依赖单一外部融资。当融资环境变化时，如银行收紧信贷，企业很难获得足够资金，影响投资项目推进，投资项目收益可能不及预期，企业无法偿还债务、维持运营，会陷入资金周转困境。此外，企业盲目采取业务多元化或大规模投资，可能导致资金被过度占用，市场变化时资金难以回笼，也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 （四）经营管理风险 经营管理风险因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引发。一是决策机制不科学。投资决策缺乏充分调研，盲目跟风，会导致项目选择失误。二是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生产管理等环节可能出现资金挪用、成本失控等问题，影响项目运营。三是人力资源管理不到位。缺高素质人才，员工积极性低，会降低企业创新能力和运营效率。四是企业文化不佳。员工缺乏凝聚力和责任感，制度执行力下降，投资计划难以落实，都会增加投资风险。 四、金融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风险防控的意义 （一）保障企业资产安全 保障企业资产安全是企业投资风险防控的重要意义。企业资产涵盖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是其生存发展的根基。企业投资过程中，市场波动可能使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价格下跌，政策调整可能导致项目停滞、前期投入无法收回，资金链断裂还可能让资产被抵押或拍卖。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能够帮助企业识别评估各类风险，并采取对应措施降低损失，比如，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可避开高风险项目，优化投资组合能分散风险，加强资金管理能保障资金链稳定。如此一来，企业可避免因投资风险造成的资产流失，为正常运营筑牢基础。 （二）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效的投资风险防控措施能够助力企业提升竞争力。合理投资可让企业抓住发展机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强市场影响力。比如，企业投资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能够推出契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风险防控使企业面对市场变化和不确定性时，能够保持稳定运营。市场波动、政策调整时，有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的企业能及时应对，减少影响，维持市场份额，而风险防控能力弱的企业易陷入困境，竞争力下降。此外，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能提高企业形象，赢得各方支持，为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企业投资风险防控的重要意义。企业可持续发展需兼顾当前盈利增长与未来长期稳定发展，还要考量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投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能够助力企业拓展业务、实现产业升级，若投资风险未得到有效控制，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甚至导致破产。风险防控措施能帮助企业规避潜在风险，保障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实现回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且，通过风险防控，企业能更好应对挑战，适应市场变化，调整经营和投资方向，保持活力与创新力。 五、金融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风险防控面临的困境 （一）不重视投资风险管理 在金融经济背景下，部分企业对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是企业投资风险防控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一些企业过于追求短期投资收益，将重点放在如何寻找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上，而忽视了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些企业认为风险防控会增加成本，影响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对风险防控工作缺乏足够的投入和关注[1]。企业管理层风险意识淡薄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一些企业管理层缺乏对投资风险的认识和理解，没有意识到风险的客观性和危害性，投资决策时往往凭经验和感觉，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和分析。他们认为只要投资项目有前景，就可以大胆投入，而不考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应对措施，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容易导致企业在投资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 （二）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 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是企业投资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许多企业虽然意识到了风险防控的重要性，但缺乏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导致风险防控工作无法有效开展。风险防控机制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风险监控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或不完善都会影响风险防控的效果。比如，在风险识别环节，一些企业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不能及时、全面地识别投资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往往只关注表面的、常见的风险，而忽视了潜在的、隐蔽的风险，导致风险防控工作存在漏洞。 （三）专业风险防控人才匮乏 专业风险防控人才匮乏是制约企业投资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因素。风险防控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从业人员具备扎实的金融、经济、法律、管理等知识，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风险判断能力。然而，目前许多企业缺乏专业人才，导致风险防控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不高。一方面，由于风险防控工作的专业性较强，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市场上专业的风险防控人才供给不足。许多高校虽然开设了相关专业，但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实践经验，不能满足企业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对风险防控人才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机制。企业在招聘时，往往更注重业务人才和技术人才，而对风险防控人才的招聘标准和待遇较低，难以吸引优秀的专业人才加入。 （四）信息不对称加剧投资难度 信息不对称是企业投资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会加大投资难度。投资过程中，企业对投资对象、市场参与者等信息掌握不充分、不准确，进而影响决策科学性。企业投资项目或其他企业时，需了解对方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市场前景，但对方可能隐瞒不利信息、夸大优势，导致企业获取的信息不真实，决策易出现偏差。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如果难以及时全面掌握供求、价格、竞争等情况，尤其是金融市场信息复杂，判断失误概率可能会显著增加。 六、金融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风险防控策略 （一）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 企业构建风险评估体系需以系统性思维为核心，从组织架构到技术工具形成闭环。在组织层面，成立独立的风险评估委员会，成员除财务、市场、法律专业人员外，还需纳入行业分析师与数据建模专家，确保风险评估兼具专业性与前瞻性。委员会需制定《风险评估操作手册》，明确各环节权责。例如，市场组负责收集产业链上下游数据，法务组聚焦政策合规性审查，财务组主导现金流风险测算[2]。技术层面引入量化建模工具，结合蒙特卡洛模拟与压力测试构建动态评估模型，将宏观经济指标、行业景气度、企业财务比率等参数纳入模型，通过历史数据回测确定权重。例如，测算新能源项目风险时，需输入原材料价格波动率、补贴政策存续期、技术迭代速度等变量，生成5年周期内的风险概率分布曲线。定性评估采用德尔菲法，邀请10位以上行业专家匿名打分，对政策窗口期、技术替代风险等不可量化因素进行研判，最终形成“定量+定性”的综合风险评估结果。 （二）优化投资组合 优化投资组合需基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结合企业风险偏好构建动态平衡机制，通过风险容忍度测试确定核心参数，包括最大可承受亏损率、流动性要求、投资回收期等。例如，保守型企业可将年度亏损容忍度设定在5%以内，流动性资产占比不低于30%，以此为基础划分资产池，分为安全垫资产（国债、货币基金等）、增值型资产（行业龙头股票、成熟项目股权）、成长型资产（初创企业股权、研发项目），三者初始配比可设定为4∶4∶2。行业配置采用“赛道分层”策略，将行业分为基础层（能源、基建）、周期层（钢铁、化工）、成长层（数字经济、生物科技），通过分析产业链传导系数，确定各层级资产的相关性。例如，基建投资与钢铁行业的相关系数达0.7，配置时需控制两者合计占比不超过40%，避免系统性风险集中。区域配置兼顾政策红利与市场成熟度，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成熟市场保持60%仓位，在中西部新兴市场布局30%，预留10%应对跨境投资机会，如东南亚新能源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并购机遇等[3]。建立组合再平衡机制，设定季度调整窗口，当某类资产实际占比偏离目标值5%以上时启动调仓。例如，成长型资产因市场热炒占比升至35%，需减持部分股权转而增持安全垫资产。引入“风险预算”管理理念，将年度风险额度按项目贡献度分配，高收益项目可获得更高风险配额，但单项目风险敞口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通过夏普比率、信息比率等指标每月评估组合绩效，剔除连续两个季度低于行业基准的资产，确保资源向高效领域集中。 （三）强化风险防控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需构建“选、育、用、留”全链条，打造专业化风险管理团队。招聘环节实施“双轨制”，社会招聘侧重3～5年风险管理经验的从业者，要求具备FRM或CAMS（反洗钱师）等资质，且参与过完整的项目风险管控案例。校园招聘面向“风险管理+行业”复合专业学生，通过实习考核筛选具有数据敏感性与逻辑分析能力的储备人才。员工入职后开展“3+6+12”培养计划，前3个月进行基础知识培训，涵盖金融工具、合规法规、风险模型等，6个月项目跟岗，参与风险评估全流程，12个月独立负责中小型项目风险监控，通过阶梯式成长积累实战经验[4]。此外，建立内部知识传递机制，编制《风险防控案例集》，收录企业历史风险事件的处置过程与经验教训，每季度更新行业典型案例，如某跨境并购项目因忽视政策风险导致损失的深度复盘。推行“风险官轮岗制”，让核心人员在市场部、财务部、法务部轮岗6个月，全面理解业务流程中的风险节点。与高校共建“风险管理实验室”，引入彭博终端、Wind风险数据库等工具，开展模拟投资风险管控竞赛，提升员工实操能力。 （四）加强市场信息动态监测 企业构建信息监测体系需实现“广度覆盖+深度挖掘+实时响应”，搭建多维度信息采集网络。除与行业协会、券商研究所合作外，接入卫星遥感数据监测基建项目开工率，利用海关大数据追踪进出口商品流向，通过企业征信平台获取上下游客户信用变动。针对跨境投资项目，需建立海外信息站，聘请当地咨询机构提供政策解读与市场调研，如在东南亚市场监测劳工法规变动与汇率波动。在数据处理环节引入边缘计算节点，在全球主要市场部署本地化服务器，将信息处理延迟控制在15分钟以内。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析政策文件、新闻报道中的隐性风险，例如，通过分析央行货币政策报告的措辞变化，预判利率调整概率。构建核心指标监测看板，实时显示关键参数，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行业库存周转率、竞争对手产能利用率等。每个指标设置三级预警阈值，一级预警触发部门联动分析，二级预警启动风险评估会议，三级预警直接推送至决策层。信息应用机制需渗透到投资全流程，在项目立项阶段，信息团队需提交《市场风险画像报告》，包含目标市场的政策窗口期、需求弹性系数、替代产品威胁等。投资实施阶段每日生成《风险监测简报》，重点跟踪现金流偏差率与市场份额变动。退出阶段开展信息回溯分析，总结信息预测与实际结果的偏差原因。 七、结语 总之，在复杂的金融经济环境中，企业投资与风险防控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为投资筑牢防线，优化投资组合配置实现风险与收益平衡，强化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撑，加强信息监测确保决策精准。企业唯有将这些策略贯穿投资全流程，才能在市场波动中稳健前行，既抓住科技升级、绿色发展等机遇，又能有效规避各类风险，最终实现资产安全、竞争力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等多重目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 引用 [1]岳媛.金融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与风险防控研究[J].市场瞭望，2025（09）：31-33. [2]杜康黎.金融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与风险防控策略研究[J].投资与合作，2024（10）：36-38. [3]齐亚博.金融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与风险防控[J].今日财富（中国知识产权），2023（11）：38-40. [4]张静.金融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与风险防控措施[J].商业观察，2023，9（16）：57-60+64. 长春人文学院 刘岩 一、前言 在全球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正面临重要挑战与机遇。为了更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动并增强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实施财务战略转型变得至关重要。然而，国有企业在推动财务战略转型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多种风险与考验。因此，精确识别并有效管理这些风险，是保障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成功的核心要素。本文聚焦探讨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过程中风险识别与防控的方法，以期为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带来创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助力国有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研究概述 （一）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的背景和意义 在全球经济融合及国内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作为国民经济中坚力量的国有企业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革挑战。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快速的技术革新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传统财务管理方式已无法满足国有企业发展需求。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可以显著提高企业财务管理能力，并为其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财务战略转型，国有企业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减少财务风险，从而强化市场竞争力。同时，财务战略转型促使国有企业创新财务管理方法，引入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增强财务管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程度，对于国有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此外，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也是对国家战略部署的积极响应。 （二）财务风险识别与防控在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中的重要性 国有企业在财务战略转型期间，准确的财务风险识别与有效的防控措施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首先，财务风险识别是确保财务战略转型成功的前提条件。在财务战略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可能遭遇诸如市场波动、信用危机、流动性紧张等多重风险，精确的风险识别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防控策略，保障财务转型战略顺利实施。其次，财务风险防控是支撑财务战略转型的重要保障。财务战略转型需要大量投入，包括资金、人力资源和物资。若没有健全的风险防控机制，一旦风险爆发，可能会导致重大损失，甚至使财务战略转型计划功亏一篑。因此，国有企业强化财务风险防控，维持稳定运营，是确保财务战略转型成功的核心要素。最后，财务风险识别与防控也是优化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途径[1]。 三、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中的风险识别 （一）管理体系僵化 国有企业在财务战略转型的过程中，管理体系僵化成为显著的风险点。在传统模式下，国有企业通常依赖固定的流程和规则管理财务活动，难以快速适应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现代企业需要灵活且高效的财务管理机制以支持其战略调整。然而，当前国有企业管理体系往往存在决策过程冗长、信息流通不畅及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由于层级过多，决策往往需要经过多个审批环节，从而延误了最佳时机，信息传递链条过长，可能导致关键信息失真或延迟送达，而资源配置不合理可能造成资金浪费或错配。 （二）财务人员专业素养不高 财务人员作为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力量，其专业水平直接决定财务战略转型成功与否。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国有企业面临财务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一些财务人员可能缺乏系统的培训和实践经验，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财务管理任务。例如，在面对国际会计准则转换、复杂税务规划或者新兴金融工具的应用时，可能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过于强调短期绩效指标，而忽略了对员工长期职业发展的投资，导致财务人员缺乏持续学习的动力。此外，一些财务人员的思想观念较为保守，未能充分理解并适应客户的需求变化和服务要求。特别是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国有企业对数据驱动型决策的需求日益增长，但部分财务人员对此类技能准备不足。 （三）风险管控意识薄弱 国有企业在财务战略转型过程中，管理层和财务人员风险意识淡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部分国有企业在日常运营中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体系，对潜在风险因素重视不够。当面临市场波动、政策变动或其他不确定性时，如果不能及时识别并采取措施，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声誉损害。此外，一些国有企业可能存在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态，认为只要维持现状就不会出现问题，这种态度极易使其在遇到突发状况时措手不及。即使意识到风险的存在，由于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国有企业往往难以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加剧了风险的影响范围和程度[2]。 （四）智能化进程缓慢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推动着财务管理向智能化方向迈进，但对于部分国有企业而言，这一进程显得尤为迟缓。目前，部分国有企业仍停留在信息化初级阶段，即简单地将手工操作转化为电子形式，而没有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也没有充分利用智能技术来改进工作流程。例如，在预算编制、成本控制、资金调度等关键领域，仍然依赖传统的纸质文件和人工处理方式，不仅降低了工作效率，还容易引发人为错误。同时，由于缺乏对智能技术的深刻理解和应用场景的探索，国有企业在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和协同办公方面遇到了较大困难。例如，不同业务系统的兼容性差、数据格式不统一等问题，都制约了智能技术的有效应用。 （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外政策法规频繁调整，对国有企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原材料价格波动加剧、汇率变动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国有企业的成本结构和利润空间，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样促使其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寻找新的增长点。面对这样的局面，国有企业必须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确保财务规划与宏观经济趋势吻合。同时，政府出台的新政策如减税降费、环保标准提升等也会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迫使其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寻求最优解。 （六）内部沟通与协作障碍 内部沟通与协作障碍是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中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部门隔阂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财务部门在制定和执行策略时获取其他部门必要信息时受阻，从而影响决策质量。同时，若各部门之间合作不佳，也可能导致财务部门在资源分配和风险控制上遭遇难题，增加了财务战略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为了有效应对这种风险，国有企业应致力于构建更为开放透明的交流平台，鼓励不同部门间的信息流通与协同工作。此外，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全体员工对财务战略转型的认识及参与热情，有助于强化团队的协调性。 （七）政策法规适应性挑战 国有企业在财务战略转型过程中，适应政策法规变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国有企业面临的法律环境日益复杂。财务战略转型通常需要依据新的法规框架，要求国有企业能够迅速且准确地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同时，政策法规的不确定性为国有企业带来了潜在的法律风险。如果对新法规的理解不够准确或执行不力，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在合规方面出现问题，甚至引发法律争议，严重影响企业声誉及正常运营。此外，政策法规的频繁变动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现有财务策略不再适用，迫使企业不断调整和优化，进而增加转型成本。因此，在财务战略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必须密切关注政策法规的变化，强化合规管理，确保所有财务活动符合法律规范，并建立灵活的战略调整机制，从而减少相关风险。 四、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中的风险防控策略 （一）强化财务人员风险意识 国有企业在财务战略转型中，强化财务人员风险意识是防控风险的重要任务。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日益复杂多样，要求管理层和财务人员不仅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必须深刻认识到财务风险管理对企业稳定运营的重要性。因此，国有企业应定期组织针对不同层级员工的风险管理培训，不仅限于理论学习，更应包括实际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以提高其对潜在风险的识别水平和应对能力。此外，通过建立内部交流平台，鼓励员工分享经验教训，以促进团队整体风险意识的提升。同时，管理层应以身作则，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并将风险控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激励全体员工积极参与风险管理工作。 （二）建立健全财务风险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的财务风险管理机制对于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至关重要。这一过程需从信息透明化开始，确保所有与财务活动相关的信息都能及时准确地被披露，让管理层和财务人员能够全面掌握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为此，国有企业可以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系统，如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实现数据自动化收集与处理，减少人为错误的同时提高效率。同时，推行有效的监管制度，如实施财务总监委派制，确保财务活动受到严格的监督。此外，围绕财务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可以进一步加强对财务行为的合规性检查，确保每一项财务决策都经过深思熟虑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善的财务风险管理机制不仅能帮助国有企业规避潜在风险，还能增强投资者信心，为其赢得更好的市场形象和发展机遇。 （三）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 国有企业在财务战略转型过程中，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是提升财务风险防控能力的关键环节。首先，国有企业应重视现有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为其创造更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例如，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员工参加国内外高水平的专业培训课程或学术会议，以拓宽视野、更新知识结构。其次，增加教研经费投入，鼓励财务人员参与科研项目，探索新的财务管理方法和技术，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有企业发展需求。再次，积极吸引外部优秀人才，特别是那些拥有国际化背景或是擅长特定领域（如金融衍生品、跨境投资等）的专业人才，为国有企业注入新鲜血液。最后，为了留住这些宝贵的人才资源，国有企业还需完善薪酬福利体系，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激发其创造力和积极性[3]。 （四）推进财务管理智能化 推进财务管理智能化是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财务工作效率和准确性，进而增强国有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具体来说，国有企业应加大对智能财务系统的研发投入，选择适合自身业务特点的软件解决方案，如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仅可以简化日常财务流程，还能实现更加精准的数据处理和报表生成。与此同时，借助智能化手段进行全流程监控，有助于发现并纠正潜在问题，降低因操作失误而导致的风险。另外，智能化工具还可以辅助管理层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决策，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分析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为战略规划提供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行智能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也需要注意保护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确保系统安全可靠[4]。 （五）完善审计与监管制度 完善审计与监管制度是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保证财务活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强化内外部审计结合，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内部审计部门应保持独立地位，不受其他部门干扰，严格按照既定标准执行审计任务。外部审计需聘请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定期审核，以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5]。另一方面，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网络，防止权力滥用和违规操作行为的发生。此外，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给予严厉处罚，起到警示作用。完善的审计与监管制度不仅能够帮助国有企业识别和防范财务风险，还能够提升其社会信誉度，增强市场竞争力。 （六）建立科学的财务风险评估机制 建立科学的财务风险评估机制是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中实现精准识别并防控风险的核心要素。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要建立一套债务风险量化评估体系，通过综合考量债务规模、结构、期限等因素，精确衡量当前债务水平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实施分类监控策略，根据不同类型债务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措施，确保每笔债务风险都在可控范围内。此外，探索建立“1+N”债务风险预警监控体系，即以一个核心指标为基础，辅以多个指标共同构成的监测框架，实时跟踪各项财务数据变化趋势，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加以解决。科学的财务风险评估机制不仅能够帮助国有企业准确把握自身的财务健康状况，合理调整负债结构，避免过度杠杆化带来的不利后果，而且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适应力。 （七）加强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 国有企业在财务战略转型过程中，增强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成为风险防范的核心部分。内部控制不仅涉及国有企业财务运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也是确保转型目标顺利达成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清晰界定管理层的职责权限，以保证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通过细化财务审批程序、加强预算执行监控等措施，可以有效控制内部风险，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在复杂多变的法律环境中，合规管理是国有企业稳定前行的关键。面对持续更新的法律法规，国有企业应设立常态化的合规审查机制，确保所有财务活动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通过加强合规培训，提升全体员工的合规意识，形成全面覆盖的合规文化。此外，国有企业还应强化内部审计和监督工作，定期检查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的实施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的智能化和精准化，从而提高风险防控的效率和效果。 （八）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国有企业在财务战略转型过程中，优化资本结构以减少财务风险成为一项重要的措施。国有企业应全面考虑自身经营状态、市场环境和行业特性，科学设定债务与股权融资的比例，从而形成稳定且灵活的资本结构。通过调整资本结构，国有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平衡资金成本和财务风险，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务支持。执行这一策略时，国有企业需提升债务融资效果，合理管理债务规模，并优化债务期限，以减轻还款压力和违约风险。同时，国有企业应开拓股权融资途径，引入更多社会资本，增强资本基础和抗风险能力。此外，国有企业还应强化资金管理和流动性风险控制，确保拥有足够的现金流应对突发事件。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降低成本，国有企业能够进一步提升财务稳定性，为成功实现财务战略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五、结语 国有企业在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及确保长期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实施财务战略转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此期间，确立风险识别和防控措施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文详尽剖析了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转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发现其管理架构、财会团队专业水平、风险意识、智能化进度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等都可能隐藏不确定性。鉴于此，国有企业需提升财务人员风险认知，构建完善的财务风险管理体系，注重专业人才培养与吸引，加快推进财务管理智能化，优化内部审计和监督流程，建立合理的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并优化资本结构。唯有如此，国有企业才能在财务战略转型期间精准辨识和控制风险，保障转型工作平稳推进，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引用 [1]林雪池.关于国有企业财务战略规避经营风险的探讨[J].现代营销，2022（16）：25-27. [2]王嫣娜.从风险管控视角分析国有企业财务战略管理体系构建[J].财会学习，2023（17）：4-6. [3]余兴君.国有企业财务战略管控经营风险的策略探析[J].财经界，2024（07）：119-121. [4]姚艳霞.数字化时代国企财务战略创新研究[J].商业2.0，2024（33）：126-128. [5]王芳.国有企业强化财务战略管理的意义与建议[J].上海商业，2022（10）：111-113.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滕孝双 一、前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速度逐步加快，企业对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若因管理不当发生安全事故，不仅影响自身正常经营，降低经济效益，还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及破坏环境。因此，安全管理是保障企业有序经营的基础，企业需完善管理制度。为此，本文基于企业开展安全管理的重要性，针对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的对策，以供参考。 二、企业开展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首先，企业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存在较多危险因素，通过制定规范的安全管理措施、完善安全操作规程、配备安全防护设备等，可有效降低安全事故概率，切实保障员工生命安全。其次，企业发生安全事故往往伴随较为高昂的经济代价，可以从间接损失和直接损失两方面体现。其中，间接损失主要包括市场份额下降、工期延误、客户流失等，直接损失包括事故发生后对受害者的赔偿、设备维修、订单违约等费用。而拥有良好的安全管理措施，可保证企业持续经营、有序生产，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最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旨在规范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因此，企业开展安全管理工作，是遵守法律法规的必然要求。若企业违反相关规定造成安全事故，不仅会面临法律制裁，如停产、罚款等，严重时企业负责人可能还会面临刑事处罚。而合规开展安全管理的企业，能够有效规避此类风险，保障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为企业实现长久发展奠定基础[1]。 三、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安全投入资金不足 部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为了节省成本，忽视对安全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如生产型企业的安全防护栏损坏未及时维修、消防设施过期未更换、电气设备老化未升级改造等。这些不符合安全管理标准的设备设施，不仅无法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的防护作用，可能还会因外部因素影响导致安全事故。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先进安全技术被广泛应用。然而，部分企业为寻求短期经济效益，缩减在安全技术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依旧使用老旧的安全设备、安全技术，使企业难以适应安全管理的要求。此外，应急救援工作是发生安全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但部分企业在应急救援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缺乏必备的应急物资和设备，如急救药品、应急照明、救援工具等。对急救培训、演练重视程度不高，导致员工应急救援能力薄弱，无法在事故发生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可能扩大事故影响，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二）员工安全意识淡薄 企业安全管理的核心、在于员工，但部分员工安全意识淡薄，没有树立正确的安全理念，导致在日常工作中因操作失误、防护装备穿戴不齐等问题造成安全事故。部分企业在开展安全培训工作时，形式较为单一，内容枯燥，以理论知识讲解为主，难以激发员工的学习兴趣。并且，培训过程缺乏案例分析，导致员工难以深入理解知识含义，无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一些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并未充分利用各类渠道开展安全管理宣传工作，如内部刊物、宣传栏、公众号等，员工缺乏接触、学习安全知识的平台，导致其对安全事故的危害性认知不足，难以察觉工作流程中的安全隐患。此外，部分企业对新员工的入职安全教育培训不够重视，培训内容简单且时间过短，新员工在未全方位掌握企业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匆忙上岗，提高了安全事故发生概率[2]。 （三）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第一，很多企业未根据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制定安全管理制度，而是借鉴其他企业的制度模板，导致安全管理制度难以契合企业自身生产工艺、行业特点以及员工情况。以特殊行业企业为例，在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时，参考普通企业的通用模板，未将化学制品生产过程中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特殊风险明确标注，导致制度无法有效指导实际工作。第二，随着技术进步、法律法规更新，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不断变化。但部分企业未能及时修订安全管理制度，生产流程可能存在违规风险。第三，即使企业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但在落实过程中，也会存在问题。比如，管理人员对安全管理重视程度不高，对违规行为不闻不问，员工对安全管理制度缺乏敬畏，存在侥幸心理，导致安全管理制度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安全管理监督不到位 目前，部分企业设立了内部安全管理部门，但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职责划分不清晰，也未设定相应监督标准。安全管理人员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时，往往凭借个人经验进行判断，存在检查不深入、不全面等问题，对于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也没有制定长期跟踪机制，无法根本解决安全隐患。部分企业对政府部门的安全检查依赖性较强，认为只要政府不开展监察工作，企业安全管理工作就可以放松，缺乏自我监督管理意识，导致安全管理水平无法提升。 四、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的对策 （一）加大资金投入 首先，企业应制定详细的安全设施、设备更新计划，根据设备磨损程度、使用年限、技术先进性等因素，合理安排资金分配。定期对安全护栏、消防设备、电气设备等关键安全设备进行维护检查，及时更换损坏、过期的设备。积极引进智能化安全管理设施，如高精度气体检测仪器、智能化火灾报警系统、自动化安全防护装置等，以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其次，企业需设立安全技术专项研发资金，鼓励内部技术人员积极开展创新研究，并与科研机构、高校等实现长期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应用，加强技术推广，以降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最后，企业应加大应急救援工作资金投入，配备先进的应急物资设备，如急救药品、应急照明、救援工具等，定期对救援设备进行维护更新，确保其性能始终处于良好状态。企业需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定期开展实战演练，提高救援人员的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响应能力以及现场处置能力。此外，企业还需建立应急救援物资管理制度，确保在发生安全事故后，应急物资能迅速调配至事故现场，将事故危害降至最低[3]。 （二）增强员工安全意识 为有效提升员工安全意识，企业需结合自身经营情况、生产工艺等，创新安全管理培训模式，有效调动员工学习积极性。在培训方面，企业应在传统课堂知识讲授基础上，增加模拟事故场景、现场实操演练、直播互动教学等培训模式。以机械制造型企业为例，需组织员工模拟生产操作，进行设备安全操作讲解，使员工在实践过程中加深理论知识理解，掌握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技巧，也可利用VR（虚拟现实）技术，让员工沉浸式感受爆炸、火灾等事故场景，增强其对安全事故的认知。在安全意识宣传方面，企业应充分利用各类宣传渠道，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工作，扩大宣传效果。线下宣传时，企业可制作安全管理、安全事故相关海报，张贴在企业楼梯间、宣传栏等，在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放安全警示标语和科普视频。线上宣传时，企业可在抖音、微信等知名社交媒体上创建官方账号，持续推送安全事故案例、安全知识、安全提示等内容。项目开工前，利用微信群及时发布安全温馨提示和相关通知，增强员工安全意识，营造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在新员工培训方面，企业应为其提供规范的入职安全教育，丰富培训内容，详细介绍企业安全规章制度，并带领其参观企业安全文化展区、安全设施设备等，观看企业安全宣传片，使其对企业安全管理理念了解更加深入、全面。新员工入职后，企业应为其配备经验丰富的导师，进行一对一指导，并对其设备操作规范、安全知识掌握进行严格考核，确保其满足岗位需求，尽快适应工作岗位。 （三）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企业应组织工作经验丰富、业务能力较强的员工组成安全管理团队，结合企业经营情况、生产工艺、作业环境、设备设施以及员工特点等因素，开展全方位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例如，化工企业需根据日常生产所接触的化学品特性，制定详细的运输、存储、使用、应急处理制度，建筑工程类企业需结合不同施工环节，明确动火作业、高空作业、基坑作业等专项安全规范。通过制定针对性较强的安全管理制度，精准匹配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安全需求，为开展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依据。第二，企业内部应成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小组，成员应具备较高的制度敏感性，密切关注国家、地方出具的最新行业标准、安全法规，以及企业内部新技术应用、生产流程调整等情况。定期对企业现有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审查、修订，及时将新风险、新要求纳入制度范畴。例如，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较快，车辆电池生产企业需根据最新电池技术安全规范和技术标准，不断革新安全管理制度，以适应行业发展，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第三，企业需强化安全管理制度执行力，管理人员应带头遵守相应制度。同时，企业还需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将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与员工绩效结合，对遵守制度的员工给予奖励，对违规者按照制度要求严厉处罚。此外，企业更新安全管理制度后，应进行宣讲培训活动，采用多元化培训方式，如开展案例分析研讨会、制作生动有趣的动画视频等，确保员工充分理解并掌握最新制度，提高其制度执行自觉性。 （四）加强安全管理监督 第一，企业应健全安全管理监督机制，明确安全管理部门、员工职责、工作流程以及权限。制定详细的安全检查工作流程，要求相关人员必须按照标准流程开展工作，并配备规范的工作表，做到安全检查不走过场、不留死角。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需详细记录并明确整改责任人，提出整改要求，规定整改期限，实时跟踪整改进程，确保安全隐患及时消除。若整改过程中出现管理人员监督不力、整改部门不作为等问题，还需进行问责，作出相应处罚，进而提升整改效率和效果[4]。第二，企业需树立自我监督理念，定期主动开展内部自纠自查和安全审计工作。由高层领导牵头成立安全督导小组，不定期对企业各生产环节、业务部门进行突击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此外，在企业内部建立安全管理反馈机制，鼓励员工为企业安全管理出谋划策，形成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的良好氛围。第三，企业需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建立健全群众反馈机制，对外公布举报邮箱、电话、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鼓励外部人员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安全隐患进行举报。企业接到举报信息后，应委派专业人员核实情况，及时跟进调查，一经确认应对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问询追责、责令整改，并将事件处理结果反馈给举报人，以形成安全管理工作闭环。此外，面对政府部门的例行检查，企业应秉持谦虚认真的态度，对于检查人员提出的疑问详细解答，并将需要整改的细节同步至各责任部门，从而促进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五、企业安全管理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加强应急演练 应急演练能够检验企业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真实水平。通过不断地进行高质量的应急演练，企业在真正面对安全事故时，能够有条不紊地开展应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在应急演练筹备阶段，企业要制定贴合实际的演练计划，还要对参与演练的人员提前做好培训工作，使其熟悉应急处置技能，避免演练过程不知所措，影响演练效果。在各类演练过程中，所需物资装备要准备充足，保证正常使用。应急演练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地贴近现实中遇到的紧急状况，保证每个细节都要严格按照预案又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操作。同时，现场指挥人员要时刻关注演练进展，根据实时情况合理调整，确保演练达到目的，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在应急演练收尾阶段，企业要对整个演练过程进行全面复盘。对此，企业应对演练中呈现的各种情况进行梳理，深入探讨哪些方法可以作为经验延续，哪些地方还存在不足并进行改进。企业要将这些内容详细记录并形成报告，为完善应急预案提供有力依据。 （二）实施风险动态监控与预警 企业在安全管理过程中，各类风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企业需通过实时监测生产过程中的各类信息，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与处理技术，及时察觉风险变化趋势。上述机制能够有效保障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下，及时应对潜在风险，确保生产经营活动安全与稳定。当风险指标超出设定阈值时，会发出预警信号，提醒企业管理层与相关工作人员迅速采取措施。例如，矿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一旦启动预警系统，相关人员会立即撤离危险区域，并及时采取通风、支护等措施来处理危机。这种快速反应主要基于对井下瓦斯浓度、一氧化碳浓度、顶板压力等参数的实时监测。这些参数的监测数据是启动预警系统的关键依据，能够精准地反映井下环境的安全状况。 （三）保证安全管理机制长期运行 企业在日常运营中，安全管理机制需要长期有效运行，安全管理制度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更新。例如，随着新生产工艺的应用，原有操作规程不再适用，企业要及时修订，明确新操作规范的要求。同时，企业要确保安全管理制度涵盖运营各环节，从生产一线到办公区域，从设备维护到人员行为，确保不留任何死角。只有这样，才能使安全管理工作有章可循，为企业长期稳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在此期间，企业还应建立安全检查机制，对生产设备、工作环境、消防设施等进行全面细致地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要求员工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操作。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企业要立即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期限，确保安全隐患及时消除。 （四）加强智能化管理 以往，企业依赖人工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往往因为人员因素出现遗漏或误判的情况。而且，数据整理和分析非常繁琐，难以从中快速准确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传感器可将收集到的数据及时准确地传输到管理系统，管理人员无需亲自到现场逐一检查，就能掌握所有设备运行情况。在安全预警方面，智能化管理系统能根据预设的算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一旦发现某些指标超出正常范围，系统会提醒相关人员及时采取措施。此外，智能化管理系统还能实现对安全事件的追溯。当发生安全事故时，系统可以调取相关数据记录，帮助管理人员了解事件的经过与原因，从而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六、结语 总而言之，企业安全管理是一项长期任务，与员工切身利益和企业发展息息相关。企业需定期评估安全隐患，并制定针对性解决措施。通过不断加大安全管理资金投入、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加强安全管理监督，企业可显著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降低安全事故发生概率，保障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引用 [1]张秋梅.电力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国市场，2025（02）：96-99. [2]靳巧云.文旅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24（19）：161-164. [3]王爽.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品牌研究，2024（06）：53-56. [4]毕晓东.制造业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以X公司为例[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4（11）：55-58. 河南省核技术应用中心 刘海军 侯书林 摘要：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在政策、技术、市场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营销战略的重要性。部分车企凭借自研技术与用户运营创新取得成绩，同时也面临一些营销问题，制约了企业的顺利发展。本文分析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市场营销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策略，旨在帮助车企推动区域市场精细化运营和产业协同，实现从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向智慧出行服务商的转型升级，为行业发展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企业，市场营销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成为推动低碳交通、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如购置补贴、限购豁免、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加快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速度。在此背景下，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快速崛起，凭借智能驾驶、电动平台等前沿技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差异化优势。 然而，产业快速发展背后隐藏着结构性短板。营销体系建设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技术价值释放与品牌认知深化的关键因素。尽管产品创新可构成技术壁垒，但技术成果能否顺利实现市场化落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营销战略的科学性与执行的系统性。基于此，新能源汽车作为兼具科技属性与生活属性的耐用消费品，其营销逻辑应区别于传统汽车，更需注重用户体验塑造、品牌认同构建、数字触达效率与内容传播协同。因此，系统识别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品牌传播、渠道拓展、用户运营、数据驱动与内容营销等核心维度上的突出问题，并在市场营销理论框架下，构建面向用户、导向价值、融合技术的策略体系，已成为企业突破“技术—市场”转化瓶颈的关键路径。 一、新能源汽车企业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的日趋成熟，市场营销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战场。多数企业虽在技术研发上取得突破，但在品牌塑造、渠道拓展、用户运营及传播策略等营销关键环节存在显著短板。本文结合市场营销理论，从五个维度分析当前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普遍营销困境。 （一）品牌定位模糊，难以建立差异化认知 根据Aaker品牌资产模型，品牌联想与品牌认知度是消费者认知占位的基础。小鹏汽车以“智能科技”为卖点，品牌叙事以技术描述为主。例如，小鹏广告传播围绕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800V平台等术语展开。蔚来则利用“用户共创+生活方式社群”的叙事方式，在目标用户中建立起“科技+人文”的品牌认同，用户称自己为“蔚来人”，参与产品命名、服务定义等环节，这种“价值共同体”模式传播体现了建立情感联结与品牌信任感。反观部分车企，因品牌定位模糊，缺乏消费者语言与场景化呈现，导致品牌辨识度不高，消费者对其“是谁”“为谁而生”“为什么买”仍感模糊。 （二）渠道结构失衡，覆盖与效率双重不足 根据4C理论中的“Convenience（便利性）”原则，渠道策略应以用户可达性与服务连贯性为核心。当前，部分车企的渠道布局呈现出一线城市直营门店密集，而三、四线城市渠道稀缺的“结构性失衡”现象。这导致下沉市场的潜在用户无法轻易触达线下门店，大幅度削弱了品牌渗透效率；依赖传统线下引流，效率低、成本高。在线上渠道建设方面，尽管部分车企已搭建小程序商城、AR虚拟看车体验，但常因“流量入口难找”“转化路径复杂”“咨询反馈迟缓”等问题导致客户流失，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兴趣—决策—购买”营销闭环。反观蔚来、理想等企业，通过“小程序导流+社群承接+店内转化”的三段式路径，大幅度提升用户转化率。 （三）用户运营浅层化，缺乏情感与价值联结 现代营销已从“产品导向”转向“用户导向”，企业必须从获客转向“养客”。部分车企的用户运营体系仍以“功能推送”为主，缺乏用户行为数据驱动的精细化分层。其中APP多数运营内容集中于产品公告、积分活动、功能更新，互动性弱、共创机制缺失。这些车企未能建立此类情感价值闭环，导致客户生命周期短、用户黏性差、转介绍率低，严重影响品牌的社群沉淀与二次转化能力。 蔚来通过“用户企业”战略构建强私域阵地，其NIO House为用户提供免费办公、亲子活动、线下派对等非车服务，延伸了品牌接触点与价值体验半径。 （四）数字能力不足，缺失数据驱动闭环 当前，“数字化精准营销”成为主流，但部分车企的数据驱动体系建设仍不健全。首先，其尚未构建统一数据中台，用户数据、销售数据、广告投放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缺乏整合能力；其次，缺乏基于客户旅程的自动化营销（MA）系统，未能实现用户生命周期内“千人千面”的精准触达。 例如，用户购车后，部分车企没有建立自动化定向内容推送机制，服务提醒、保养预订等仍依赖人工客服或用户主动发起。在数据转化营销场景、自动运营机制与ROI测算等方面均明显滞后。相比之下，理想汽车通过构建MA平台，实现购车后3个月主动推送首保服务、6个月推荐增购权益等闭环管理，有效延长用户价值链。 （五）缺乏整合传播策略，品牌声音弱化 整合营销传播（IMC）强调各传播渠道协同一致，以塑造统一的品牌认知与提升沟通力。但部分车企在广告、公关、社交媒体渠道，存在内容风格差异大、节奏割裂、活动分散等问题，难以形成协同放大效应。某车企微博聚焦新车技术解读，微信公众号多为转发政策动态，视频平台是“评测混剪+炫技”风格，品牌形象不统一，缺乏配套内容与传播节奏管控，会影响传播效率与用户认知深度。此外，这些车企在关键营销节点也缺乏整合联动。反观蔚来发布ET7时，通过“官宣预热—直播发布—车主试驾—社群裂变”的全平台联动，流量高峰持续一周，维持热度。 二、新能源汽车企业市场营销的策略 新能源汽车企业正处于品牌塑造与市场拓展的关键期。技术优势的市场转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系统、高效的营销战略设计。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品牌弱化、渠道碎片、用户运营缺位、数据驱动滞后及与传播割裂等问题，企业应围绕五大核心维度展开系统性重构，从而构建具备持续竞争力的营销体系。 （一）构建品牌价值识别系统 品牌是用户认知的聚焦点，也是企业营销活动的源点。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构建品牌形象时，不能停留于对技术参数的堆砌与传播，而应从用户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偏好出发，构建具有辨识度、情感联结力和文化适配性的品牌体系。STP理论为品牌定位提供了操作框架，但更关键的是，企业要基于细分市场建立“差异化价值主张”，明确品牌在用户心智中的核心锚点。 在品牌形象表达上，应注重符号系统的一致性。品牌命名、标识、广告语、品牌故事、颜色语言等元素，必须服务于统一的品牌叙事。例如，若定位为“智能科技引领者”或“绿色生活伙伴”，这一定位应贯穿视觉识别系统、产品命名逻辑、用户内容创作等多个层面，实现品牌认知叠加。品牌资产的积累不仅依赖高频次的传播，更取决于用户在情境中对品牌价值的主动调用。因此，企业需要在场景构建中引导用户感知。例如，将自动驾驶与亲子出行、安全驾驶等情感需求绑定，使品牌不仅是工具的象征，更成为生活方式的延伸。 品牌价值构建应摆脱过度产品依赖，转向用户文化深耕。通过价值共创、社群共鸣与传播转译机制，将品牌从认知符号转化为用户身份认同的外化表达。这一过程，是从品牌意识形态向品牌实质影响力的跃迁路径。 （二）渠道协同机制优化与体验延伸 渠道不仅是产品分销的路径，更是用户体验与品牌感知的核心触点系统。当前，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渠道结构上存在配置不均、体验割裂、触达效率低等问题，应从网络布局合理性、触点交互一致性、渠道效率提升三个层面展开优化。 在空间结构上，企业应依据城市等级、消费潜力及交通便利性，构建多层级、多模式的渠道矩阵。通过直营中心、社区展厅、移动体验车、弹出式快闪店等多样化形态协同运作，避免冗余投入。针对三线及以下城市，应以低成本触点承载初级体验功能，并通过数字化实现完成深度转化，达成“轻投入广覆盖”。同时，渠道选址应紧贴用户生活路径，如商圈、产业园区、交通枢纽等，有效缩短用户接触半径。 触点体验标准化是渠道管理的关键。无论是直营或授权，用户在服务语言、流程安排、空间视觉上的感知应一致。服务设计应围绕试驾、咨询、金融、交付、售后五大环节，构建一体化场景链路。渠道不仅是交易场所，更是品牌价值的传递节点。信息不一致、服务不标准会破坏用户对品牌的整体感知，削弱传播的闭环能力。 此外，数字化渠道需与线下系统形成数据互通与用户管理联动。通过线上预约、车况查询、交互配置等功能，无缝对接线下体验流程，确保服务连续性。渠道系统的升级，不仅是品牌战略落地的基本保障，更是用户旅程完整度的基础支撑。 （三）深化用户关系，构建私域运营体系 在产品高度同质化竞争背景下，用户关系已成为制约品牌成长上限的关键变量。若企业仅将用户视为交易对象，而非关系资产，将难以建立长期复购、裂变及推荐机制。私域运营的本质，在于通过系统设计延长客户生命周期，增强品牌情感联结与服务依赖。 用户关系构建的首要环节是用户旅程重塑。从品牌认知、兴趣、比较、购买到使用、维保、升级、推荐，每个阶段都应嵌入具体触点、内容与服务，构建多维互动路径。在数据管理层面应构建标签体系，如购车动机、使用频率、消费敏感度等，以此驱动分层运营策略。针对高价值用户，应匹配高频次互动与个性化服务，如定向推送、专属客服、个性化升级包等，建立情感优待体系。 用户社群则是私域运营的关系承接平台。企业可围绕城市、车型、使用偏好设立细分社群，推动知识共享、情感支持与内容共创。选择优质用户担任“品牌大使”，承担用户引导、品牌传播与服务协同功能，构建社群自治系统。内容运营方面，企业应推动由“品牌输出”向“用户共创”转型，通过征文活动、共创设计、车主直播等活动，提升用户的参与感与归属感。 私域的核心不在于控制流量，而在于信任运营。企业应以信任积累为目标，通过高频互动、价值响应与正向反馈机制，实现用户关系从接触到认同的进阶。 （四）构建精准营销体系与数据运营闭环 数据是市场营销的“第二引擎”。缺乏数据支持的营销决策，不仅难以实现精准触达，更无法构建行为预测与资源优化机制。企业应构建完整的数据运营闭环系统，将数据从“记录工具”转化为“决策资源”。 数据运营体系应由用户行为数据收集、标签建模系统构建、营销策略实时反应机制三个层级组成。在数据采集前端应捕捉用户浏览路径、页面停留、点击频次、内容互动等微行为，并通过用户ID实现跨平台统一识别。中台建模应围绕生命周期、内容偏好、互动类型构建多维标签，运用聚类算法划分用户人群画像，用以驱动内容分发策略。自动化营销系统应基于用户行为触发规则，设置内容触达路径。例如，某用户频繁浏览智能驾驶功能但未预约试驾，可在浏览第三次后推送专属试驾券与客服连线入口；针对180天未登录APP的已购用户，可启动召回机制，推送养车内容及保养优惠，增强使用黏性。反馈结果应形成A/B测试样本，优化策略有效性。 数据运营不仅能够提升转化效率，更有助于企业掌握用户真实偏好，推动产品设计与服务流程的用户导向再造，最终构建技术与市场之间的动态反馈机制。 （五）重构品牌传播策略，创建多元化协同机制 整合营销传播已成为品牌建设的核心工具。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品牌调性形成与情感关系建立的过程。当前，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的传播体系存在主次不明、节奏不稳、平台割裂等问题，亟须基于IMC理论构建系统化内容生态体系。 传播策略的核心在于构建统一主线。企业应围绕年度战略主题制定内容规划，如“低碳城市”“智驾出行”“家庭场景”等，确保内容叙事高度集中。所有媒介平台、节点传播与事件营销均应围绕主线展开，形成持续性认知积累。 平台协同是实现传播效能最大化的基础。各平台应明确角色分工：微博侧重事件热度与舆情引导，抖音/视频号聚焦场景演绎与沉浸式体验，小红书负责口碑传播与生活方式渗透，微信生态完成私域承接与转化闭环的功能。同时，所有内容产出应围绕品牌调性设定风格模板与审校机制，保持表达一致性。 在内容生产模式上，应推行“品牌主导+用户共创+KOL协作”的多元机制。通过话题引导、创意征集、线下联动等形式激发内容活力，并借助传播监测系统追踪内容反馈，调整投入结构，提升传播ROI。因此，稳定且具有延展性的内容生态，是品牌价值持续升级的保障。 为确保策略有效落地，新能源汽车企业需构建相应的组织与机制保障。一方面，成立跨部门营销战略协调小组，打破品牌、公关、销售、数据与客服等职能边界，提升策略执行的一致性与协同性；另一方面，引入OKR（ObjectivesandKey Results）管理机制，将品牌资产增长、渠道转化效率、用户生命周期延长、私域活跃度等营销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强化“营销价值导向”的组织文化。此外，通过快速迭代、试点验证、阶段优化的方式推进策略实施，提升营销体系的响应能力与创新能力。组织机制与执行体系的联动，将成为营销战略从设计层面走向落地成效的关键保障。 三、结语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技术进步固然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关键动因，但能否构建精准、高效且系统化的市场营销体系，直接决定了产品价值能否顺利实现市场转化。随着产品同质化趋势加剧，用户对品牌识别、体验感受与情感连接的重视程度持续上升。新能源汽车作为高参与度的消费品，其购买过程涉及多阶段、多变量决策，企业若无法通过有效的营销机制传递清晰的价值主张并引起情感共鸣，将难以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稳固定位。 当前，营销的核心功能已从单一促销活动，转向用户关系构建与品牌资产积累，企业必须借助差异化定位策略、触点覆盖的渠道体系与数据驱动的内容推送机制，打通品牌、用户与产品之间的认知闭环。市场营销不再被视为运营手段，而应成为战略层级的关键模块。在组织实践中，企业应主动将营销决策嵌入产品规划、资源配置与绩效反馈体系，通过动态调整实现用户洞察驱动的产品定义与价值共创。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建议企业深化数据系统建设，提升客户旅程管理能力，推动传播内容与品牌文化表达的深度协同，建立多元共振的传播生态。同时，营销理论的发展也需回应实践场景的变化。新能源汽车行业为融合数字化营销工具与传统战略模型提供了典型的研究场景。未来可进一步探讨消费者感知价值建构机制、私域关系对品牌忠诚的影响路径，以及智能化场景对传播行为的重塑效应，从而为理论拓展与企业应用提供双重支撑。 在新一轮产业竞争格局中，唯有构建系统化、用户导向的市场营销体系，新能源汽车企业才能有效释放技术价值，增强品牌影响力，实现从“制造主导”向“品牌主导”的战略转型，并以更强的市场适应性参与全球竞争。 参考文献： [1]曹国华，杨俊杰.政府补贴激励下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购买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6（10）：1-9. [2]陈清泉，高金燕，何璇，等.新能源汽车发展意义及技术路线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18，20（01）：68-73. [3]王新华.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营销创新策略研究[J].现代商业研究，2024（23）：113-115. [4]袁秀珍.新媒体视域下新能源汽车营销策略[J].汽车知识，2025，25（01）：231-233. [5]王景芳.基于市场细分的新能源汽车营销策略优化研究[J].汽车知识，2024，24（07）：200-20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任风龙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