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西部地区实现高水平开放，既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打造资源优势“聚能量”、夯实基础设施“硬支撑”的重要举措。如何寻求新的市场机会，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实现高水平开放，西部地区在今后一段时间需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大文章。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为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重点关注具备牵引作用的运输通道、开放平台、“一带一路”以及“东数西算”等，不仅缩短了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省份的时空距离，也增强了与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市场的连接性，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目前以“陆海新通道”为枢纽的物流体系可达全球563个港口。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西部地区在“陆海新通道”建设、对接区域重大战略、创新开放平台以及数据中心集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现高水平开放过程中也面临挑战。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外部环境是掣肘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发展方面，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2024年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21.3%，且人均生产总值也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这种经济差距使得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动力不足，外资吸引力较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仅占全国的10%。在外部环境方面，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剧，对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带来了挑战。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西部地区出口产品结构亟需优化，但由于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全球市场的需求变化，使得国际资本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更加谨慎。
西部地区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依托资源禀赋，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发区、产业园区等，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通过鼓励国际项目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大力提升开放质量，注重注入人文交流、科技创新等新内涵，增强与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为推进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基础。
西部地区要加快对接东部地区未来产业的新布局，谋划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东部地区在高端制造、平台建设、技术创新、营商环境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而西部地区在产业基础、市场潜力、战略资源、政策机遇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双方强化区域创新协作，可以共同推动产业链延伸，更好服务经济“双循环”。
为实现产业“系统接续”，西部地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发挥政策优势，以协调政商关系、降低制度成本、优化产业集群为基础，在土地开发、财税改革、金融创新、“一带一路”等方面，持续激发制度红利。二是做好区域协同，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北部湾经济区等的战略机遇，提高西部地区在国家产业链布局中的地位。三是完善基础设施，打造“开放互济”的综合交通系统，即与东部沿海地区协同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对接东部沿海开放前线，合力打造高能级综合交通枢纽，建成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牵引的南向开放新枢纽。
政府引导在西部地区实现高水平开放过程中至关重要。政府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还应加强合作协调，推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另外，在推动高水平开放过程中，西部地区要注重发展绿色经济，通过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摘要：本文系统回顾了深港合作45年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特征与成就。自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至今，深港合作模式从早期“前店后厂”转向双城“深度融合”，实现从互补到融合的转变。两地经济总量超6万亿元，占粤港澳大湾区42%。深港合作通过制度创新、空间重构、要素流通等方面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未来，深港应聚焦全方位开放，拓展多领域合作平台，尤其在民生领域的医疗、教育等方面探索创新模式，为两地居民创造更高质量生活环境，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成为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典范。
关键词：深港合作，区域经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中国改革开放47年来所走过的历程，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是由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政策与制度开放的过程，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走向兴旺发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1]。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代表，作为探索者、排头兵所探索出来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成部分。纵观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会发现深圳正是在试错和探索中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其中深港合作作为深圳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其合作历程与显著成就不仅彰显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紧密联系，更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经验。
深港合作的起点时间通常以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作为标志。历经45年发展历程，深港两地从曾经“三来一补”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逐渐迈向今天深港深度融合的多层次平台搭建。截至2024年底，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大关[2]，其中深圳和香港两地的经济总量合计超过6万亿元，占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的比重约42%，凸显两地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深港经济一体化的稳步推进，两地在大湾区中的合作发展方向备受关注，这种从产业互补到制度融合的转变，不仅反映了深港合作的动态演进，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系统梳理了深港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了各时期发展中的基本经验，分析了深港两地在不同时期的地位演变。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思考一个问题：深圳这座城市在其奇迹般崛起的历程中，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因此，本文将总结深港合作的基本经验，以期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下深港合作的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深港合作的历史背景
深圳在地理位置上与香港仅一水之隔。历史上，深圳和香港曾同属一个行政区域。考古发掘证实深圳与香港历史文化同宗同源，公元331年，东晋设立东莞郡宝安县管辖深港地区，东莞郡的郡治和宝安县的县治均设在深圳的南头。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将宝安县改名为东莞县。1573年明朝时期在深圳的南头设置新安县，管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由此可见，深港共同拥有接近1700年的郡县史和600多年的南头城史。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时间长达150年，直到1997年7月1日才正式回归祖国的怀抱。在英国的统治下，香港经历了从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转变，但同时也面临着与祖国分离的困境。这段历史对香港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祖国分离的这一时期，香港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的双重挑战。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深港两地因政治原因存在隔阂，但经济上联系紧密。二十世纪中期，香港遭遇罕见旱灾，为解决香港同胞饮水困难，内地兴建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水供应宝安县和香港地区。在粮食供应上，内地开通“三趟快车”，从武汉、上海和河南等地运输猪、牛、羊等鲜活物资至香港，以此保障了香港同胞的生活所需和生产秩序[3]。
新中国成立初期宝安县与香港的合作模式，虽然以援助为主，但其经济效应不容忽视。内地对香港的物资援助，不仅缓解了香港的生活物资短缺问题，更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为两地经济的互补共赢铺设了道路。这一合作模式不仅为后来的深港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还为深圳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实践经验与启示。
二、深港合作的发展进程
深港合作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历程，见证了香港回归的历程。深港合作的45年对于深圳而言，是学习香港、借鉴香港、服务香港的历程；对于香港而言，是市场经济引领者与现代服务中介人，在引领深圳建立起市场经济与发展的基础上成功完成了香港经济转型升级为现代服务业经济体的历程[4]65。深港合作45年是深港两地携手探索“一国”内分属“两种制度”城市创新合作的过程。
1.起步探索阶段（1980—1992年）
自1980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以来，便肩负特殊的历史使命：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对外开放的“窗口”、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力量，以及维护港澳地区繁荣稳定的支柱[5]31。这几个作用像是一个个“支点”，成为撬动对外开放的大门，推动深圳经济快速发展。深圳经济向上腾飞的关键在于靠着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借助港资吸引香港制造业内迁，这是深港合作初级阶段的首要特色。深圳就此踏上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道路，通过兴办“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紧密联系[5]。这种合作模式可以迅速地让深圳从传统农业经济中跳出，从该合作模式中获得足够的资金、市场以及企业管理技术，以此转入以工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香港资本和深圳资源之间的互换，是深港之间一次有益的尝试，也是内地利用港资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港商的投资促使深圳在金融、房地产及工业等领域迅速崛起。
初期阶段，深港合作主要采取以经济垂直分工为主导的梯度合作模式，此合作模式有利有弊。其优势在于，该合作模式能够在短期内为双方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但也存在潜在弊端，因为这种合作模式只是香港制造业将其产品的生产迁至内地，但本质上仍然是使用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未能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深圳转型进程受阻，加之香港工厂内迁，环境污染问题也随之浮现。可见此时深港合作并未处于一个平等的关系，深圳处于双方合作的被动地位。
2.转型起飞阶段（1992—2012年）
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深圳的定位和发展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迎来了重要的转折。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明确指出深圳的定位是外向型城市，强调特区姓“社”，不姓“资”，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中的探索和实践，同时鼓励深圳要“胆子大一点”。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在党的十五大、党的十六大以及党的十七大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地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仅是改革开放时期全国的发展主旋律，也是深圳发展的主旋律，更是深港合作的主旋律。
“南方谈话”后深圳重新调整自身定位，提出综合性经济特区和外向型、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定位，及时调整“来料加工”政策，大量“三来一补”加工企业外迁，开始了第一次的产业转型升级序幕。1994年江泽民同志视察深圳，勉励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对深圳未来城市定位、作用、政策与发展方向作出重要指示。此次视察促使深圳更加清晰地制定未来深港合作方向，确立了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向，并逐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深港合作关系性质伴随着香港回归而发生变化。深港关系由过去分属于中英的外部关系转变为同一个国家内部两种不同制度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深港两地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正式成立，开设粤港合作统筹小组，深港两地在粤港合作基础上进入密切的合作发展阶段。2004年，深港两地政府签署《加强深港合作的备忘录》，2005年，深圳首次提出“深港创新圈”概念，并且于次年将其概念写入深圳市委、市政府一号文件，将深港区域经济发展列入城市重点发展战略。2007年深圳湾大桥开通，这是当时内地与香港连接的跨海大桥，同时深港两地政府在香港正式签署《“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进一步提升深港区域在全球的竞争力。
2010年8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2010—2020年）》，前海合作区成为深港联手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平台。2011年，深圳发布《深圳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行动纲要》，确定深圳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目标，其中多次提及香港，充分表达了希望能够在“一国两制”下，助力深港共塑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圈的愿景。
3.创新发展阶段（2012—2021年）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深圳前海，对前海的发展寄予厚望，提出了“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发展要求。2015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启动建设，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挂牌。2017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亲自见证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这份文件的签署，为广东带来了继兴办经济特区之后的又一重大历史机遇，全面涵盖基础设施互相联通、市场一体化、科技创新合作等多个领域的探索，旨在携手港澳共同打造富有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区域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该纲领性文件系统构建了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实施路径，对其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结构、重点领域合作、配套保障措施等进行了规划。深圳和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政策红利”下推动深港合作在新时代迈上新的层次。
4.全面融合阶段（2021年至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相互促进”[6]。面对国内外当下经济形势的不稳定性，深港合作亟须新的契机和动力，在此背景下，深圳与香港的合作正式迈入全面融合的新阶段。
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称《前海方案》），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的空间面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试，旨在将前海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2023年12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官方网站上公布《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前海规划》），本轮《前海规划》提出了“深港融合”概念，首次为前海赋予“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的新定位，在规则机制衔接、基础设施联通、民生领域融通等多方面提出了任务目标，将前海作为支点，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023年8月2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河套规划》），围绕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三大定位，发挥“一国两制”下“一区两园”优势，起到深港融合的杠杆和支点作用。香港方面，2024年11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根据深圳园区的战略定位和香港园区的发展愿景与使命，明确了香港园区打造世界级产学研平台、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营造全球科创资源汇聚点、开辟制度与政策创新试验田的四大方向。该纲要的制定像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其与深圳园区拼在一起，形成完整发展规划，实现了战略协同。前海合作区和河套合作区的双平台在现代服务业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产业错位发展下，携手共同推动深港合作全面融合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
三、深港合作的地位演变及地理驱动
深圳在发展过程中，“香港因素”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形态以及构成等方面都受到了香港的辐射和影响，深圳在深港合作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呈现从“依附互补”到“平等协同”。在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征的起步探索阶段，深圳凭借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吸引香港制造业内迁。深圳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体现出“香港取向”，沿深港边界从东到西递次展开，依托最早的罗湖口岸，罗湖区率先开发建设，成为内地“最像香港”的城区，再到皇岗口岸和深圳湾口岸的设立，加速了福田区和南山区的建设[7]。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香港经历严重的通货膨胀，地价飞升和劳工资源短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生产商的成本激增，使其一度陷入经济困境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借此契机大力引进外资，香港的制造业厂家纷纷将工厂内迁至内地，利用其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因此香港的厂商得以继续借助自身产品高质量低成本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同时推动了深圳经济的发展。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为香港产业结构的转变腾出了空间，使其能够顺利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为香港的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在没有“一国两制”保障下的合作模式使双方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关系，深圳处于双方合作的下游区，此时深圳的地理优势主要体现为利用两地经济落差和政策利差承接“地理红利”。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深港合作关系升级，政府合作走上台前。深圳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设施完善离不开香港资本大规模投入，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营管理者和科技专家频繁往返于深港两地，为深圳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深港合作范围从经贸层面的合作扩大到科技创新、旅游服务、口岸基建、空港服务，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层面的合作，例如深港跨境基建安排、深港两地口岸通关安排、共建深港创新圈等，深港之间有了直接沟通交流对话的机会，此时深圳成为要素流通的重要通道，两地形成平等协作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与日俱增，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的一面旗帜。利用深圳的高新技术优势与香港的高校科研能力和金融行业优势，粤港双方先后在深圳成立前海合作区、河套合作区等。2019年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深港合作对接国家发展规划，将两个城市的合作模式逐步上升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为深港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平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提出，标志着合作从“双城联动”升级为“湾区协同”。中央通过统筹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共享，推动深港资源的高效整合。这些举措不仅服务于两地发展需求，更以湾区为平台，辐射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此时深圳利用地理优势通过在“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深港从地理邻近走向区域融合，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参与世界级湾区竞争的极核。
深圳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一国两制”下不断“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从早期大胆引进港资、承接香港制造业，到前海合作区、河套合作区的规则衔接试点，把“挨得近”转变为“合作顺”。深圳因香港快速崛起，香港通过深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两地在地理和制度空间相辅相成，在国家战略推动下形成“双核协同”新格局。
四、深港区域协同发展的创新路径与基本经验
深圳自成为经济特区后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探索出独特的模式和路径。深港作为深圳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建设，还通过与香港的紧密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我国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基本经验（表1）。
第一，深港两地共同搭建多层次合作平台，促进深港要素高速流通。合作平台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深圳经济特区通过建设多个具有特色的合作平台，推动了区域间的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前海合作区和河套合作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10年8月26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正式成立，该合作区位于深圳南山区的西部，面向珠江入海口，临近香港国际机场和深圳机场两大空港，具备深港联手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突出区位优势。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相较于成熟的制造业，我国现代服务业开放进程相对滞后。2010年深圳服务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为44.2%，而同年香港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0%，因此前海合作区的规划是作为现代服务业开放的“试验田”，依托香港，服务内地，为全国现代服务业开放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同时增强与香港发展的关联度，为香港发展扩大空间。帮助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丰富“一国两制”新实践。伴随着2021年的《前海方案》和2023年的《前海规划》，前海聚焦产业发展、聚焦改革创新、聚焦深港合作、聚焦对外开放，扩展产业发展空间，吸引高端服务业入驻，加快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要地。
2024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884.4亿元，产业结构加速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已形成具有深港特色、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目前“8-3-18”是前海正在加快构建的产业格局，即培育招引八大类“前海全球服务商”，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前海国际人才港”三大国际化平台能级，以及加快跨境电商等18个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加速“深港融合”。
有别于前海围绕现代服务业体系发力的全面融合模式，河套合作区依托深港跨境接壤的区位优势，锚定科技创新单点突破的深度融合路径，聚焦科技创新，构建“楼上研发，楼下中试”的转化生态，推动量子科技、半导体等领域技术产业化，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规则衔接的核心引擎，建成世界级科研枢纽。借助河套合作区，深港两地正在重塑科技合作新格局。香港地区虽然在技术研发和终端制造上有所弱化，产业化能力暂时减弱，产业体系出现较为明显的“空心化”趋势。但是，香港在基础理论学科以及部分前端应用学科方面底蕴深厚。八所本地大学中有5所长期位居国际排名前列。深圳则在高校资源上存在短板，几所深圳本土大学在发展成为国际一流大学的道路上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河套合作区正是深港科技优势互补的范例载体，可以发挥深港两地差异优势，香港的理论研究中前端和深圳的技术研发和应用中后端可以在河套合作区集合形成一体，形成全链条创新生态[4]241。
目前，河套深圳园区已拥有13个专业化园区，为企业、机构等提供了近80万平方米高品质科研空间，推进和落地高端科研项目超200个，集聚科技企业440余家，累计PCT专利申请量超1700件，科研人员超1.5万人，初步形成以量子信息、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为主导的前沿产业矩阵[8]。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支撑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创新生态。河套合作区的出现，不仅为深港科技协同发展提供了范例，更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创竞争中占得了先机，与前海合作区携手，在推进产业错位发展下，两区共同推动深港合作全面融合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深港两地重点推动人才引进上的体制机制创新，激发了合作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广大港澳青年不仅是香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也是建设国家的新鲜血液。港澳青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9]深港合作的深化不只依赖于政府顶层设计与两地在差异化发展中的资源互补，进一步探索制度创新和深港人才交流合作是深港合作发展互利共赢、互通共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港两地通过打破传统制度壁垒，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生态，将“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区域协同注入持久活力。这一过程中，制度创新为人才流动铺路，人才引进为创新实践蓄力，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深港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
在人才培养领域，深港两地在教育合作上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特征。香港回归前，深港两地主要以开展在职人才继续教育为主，双方联合培养了大量在贸易、管理、经济等领域的人才。香港回归后，伴随着CEPA的签署，双方教育合作进入制度构建阶段，该阶段的教育合作呈现制度化特点，人才得到制度保障。2006年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广东省9所重点高校与港澳地区著名大学之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学术交流方面的合作，并在CEPA补充协议中提出将教育合作作为推动粤港澳全面融合“先行先试”的重要措施，这一时期典型范例包括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大疆创新科技创始人汪滔。2011年，“加强内地高校与港澳知名高校合作办学”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由广东省负责开展试点。以教育合作为抓手，粤港澳高校间重点围绕土木工程、电子信息、计算机科学等专业开展了各层次人才的联合培养。
进入新时代，深港两地积极应对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博弈，持续深化创新人才资源整合，通过搭建前海、光明科学城、西丽科教城、河套等平台，秉持“兼容差异、激发活力”的理念，创新制度机制，吸引港澳人才来深发展，将深圳作为港澳人才在内地发展的“第一站”。深圳前海合作区率先试点“港人港税”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香港居民按香港税制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较内地标准大幅降低。同时港澳人士，职业资格互认也是面临的首要难题。但前海敢闯敢试，以规则衔接改革为钥，打破跨境执业壁垒，由过去执业资格考试转变为只需进行执业登记，降低港澳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目前已将该便利执业办法拓展至25类港澳专业人士，例如香港注册建筑师、港澳税务师、港澳导游等25类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可直接或经备案登记后在前海执业。这些“惠港”政策让深圳前海成为香港青年北上创业的沃土，并使跨境就业成为常态。截至2024年，前海注册港企9055家，注册资本9469.47亿元，在前海工作、生活的香港居民超过1万人[10]。
与此同时，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将企业所得税、港人个人所得税“双15%”优惠政策落地，有效降低了科研机构、企业和港人的税负水平。2024年6月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正式印发《深圳市境外职业资格便利执业认可清单（河套深圳园区专版）》让更多境外专业人才能够在河套合作区便利执业，构建起同港澳规则相衔接的专业服务体系。
制度创新与人才引进的良性互动，不仅为港澳青年逐梦湾区提供了广阔舞台，更为深港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不断深化，深港两地将在规则衔接、要素流通、产业协同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打通人才流动“最后一公里”，培育更多创新型人才集群，携手书写“创新驱动、人才强国”的湾区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级城市群筑牢根基，让港澳青年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绽放青春光彩。
五、新阶段深港融合的展望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是改革开放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模式不仅是区域经济合作与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成功典范，也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理论到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一部探索史。深港两地自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地理毗邻与资源差异互补的优势，在经贸、科技、金融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显著成就。然而，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更高要求，未来应聚焦于更多的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维度，尤其在民生领域的医疗、教育等方面探索创新模式，为两地居民创造更高质量的生活环境，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医疗卫生领域合作上，香港凭借国际一流的先进医院管理经验和医疗技术，与深圳的庞大市场需求形成天然互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作为深港医疗合作的典范，创新公立医院管理新模式，为深圳居民提供了高水平的医疗服务。然而，香港医疗市场容量有限，而深圳作为实际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医疗需求持续增长，这为香港医疗机构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未来，深圳可进一步放宽对香港医师的执业限制，简化资质认证流程，允许更多香港医生以多点执业或长期派驻形式参与深圳医疗机构的工作。同时，可在深港口岸区域试点建设“跨境医疗试验点”，配备双语服务团队，实现诊疗数据互联互通，使深港居民无需跨境奔波即可享受两地优质医疗资源。此类医院还可探索医保跨境结算机制，逐步打破深港医疗福利体系的壁垒，实现“医疗同城化”。此外，借助香港在心脑科、肿瘤科、外科等专科领域的优势，深圳可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在本地设立特色专科中心，通过技术合作与人才交流，提升深圳高端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缓解居民对疑难重症“赴港就医”的依赖，形成“香港技术+深圳市场”的双赢格局。
教育合作是深港民生协同的另一重要突破口。当前，香港多所高校已在深圳设立校区，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等，但这些合作仍以单向资源输入为主。未来可推动双向互动，鼓励深圳高校在香港设立分校或研究中心，利用香港国际化平台吸引全球顶尖学者，同时将深圳在人工智能、新能源、芯片等领域的产业经验融入课程设计。河套合作区可利用其“一区两园”优势率先设立深港教育合作实验试点，建立两地高校学分互认、双学位联合培养等机制创新。
六、结语
无论深港未来合作模式如何发展，其本质是人与人的合作。“惠民”是深港合作的主旋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合作必将是可持续的、共赢的合作。“一国两制”会在新时代不断地被完善和丰富，深港合作会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以更高水平的规则衔接为依托，构建国际化开放创新平台。未来，深港将携手成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的主引擎，成为中国区域经济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书写新时代城市合作的典范，这不仅是大湾区的发展机遇，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实践范例。
参考文献：
[1]陶一桃.改革开放视域下深圳经济特区的独特地位与路径选择[J].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05）：28-37.
[2]粤港澳大湾区GDP已突破14万亿元人民币[EB/OL].（2024-12-30）.http://hk.mofcom.gov.cn/jmxx/art/2024/art_3134b4ac3313453f8cde4ad221b207ef.html.
[3]深圳市档案馆编.档案里的深圳故事[M].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3：21-24.
[4]赖明明，陈能军.深港合作4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5]莫世祥.深港合作的回顾与前瞻[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3）：31-32.
[6]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J].经济，2020（11）：53-58.
[7]方浩文.深港城市协同发展研究及其构想[J].特区经济，2023（11）：21-28.
[8]国家战略落地一周年 河套深圳园区聚集科研人才超1.5万[EB/OL].（2024-08-29）.https://www.gd.gov.cn/gdywdt/zwzt/ygadwq/zdhzpt/ht/content/post_4474794.html.
[9]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1-13（002）.
[10]超万港人在前海工作生活 深圳前海成港青北上创业沃土[EB/OL].（2024-04-15）.https://www.sz.gov.cn/cn/xxgk/zfxxgj/zwdt/content/post_11352025.html.
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教师、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深圳市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陶缘圆；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副教授、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深圳市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贾飞扬
把握“六个坚持”重要原则 引领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六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内核，既承续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经验，又紧扣“十五五”战略任务，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对处于全岛封关运作关键期、肩负“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使命的海南而言，深刻领悟“六个坚持”的学理逻辑与实践要求，既是对标“国之大者”的政治必修课，更是破解自贸港建设难题的行动指南。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根本保证把稳自贸港航向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看，其核心逻辑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是把握方向、凝聚力量的根本支撑。这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结论，更是当前应对复杂环境的“定海神针”。“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聚焦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推动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用党的创新理论常态化武装党员干部头脑，通过学习教育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统筹推进园区、口岸、产业链等重点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引导党员在招商引资、制度集成创新一线发挥先锋作用，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抓好以案促改促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聚焦工程招标、政策兑现等关键环节完善监督体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为自贸港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坚持人民至上：以价值立场筑牢自贸港根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十五五”时期，人民至上理念的实践重心将从“保基本”转向“促全面”，聚焦公平机会、优质生活、全面保障，政策指向更具象化。海南自贸港建设必须锚定这一价值立场，既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推进制度创新与产业实践，又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核心导向。以制度赋能旅游、高新技术等主导产业升级，在产业迭代中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通过就业扩容带动居民收入增长；聚焦教育、医疗、住房、物价等“急难愁盼”，精准加大民生投入，弥补公共服务短板、促进社会公平；着眼缩小区域城乡差距，以现代农业为主攻方向，着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海口经济圈、三亚经济圈等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优化布局；繁荣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丰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让自贸港建设的每一步都成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注脚，确保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高质量发展：以主题主线激活自贸港动能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经济规律看，我国经济已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这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选择。“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海南自贸港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聚焦“五向图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能级，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标准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把绿水青山打造成自贸港核心竞争力的金名片；以制度集成创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通双循环节点，集聚全球优质资源；加强南繁育种、深海科技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打造特色科技创新高地，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社会全面进步注入持续新动能。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以动力源泉破解自贸港难题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是我国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重要原因。“十五五”时期，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海南自贸港作为“改革试验田”，需聚焦体制机制堵点，以制度集成创新破解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配难题。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痛点，率先探索“准营承诺即入制”及其相关配套举措的改革总体思路和实现路径；围绕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短板，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基础制度；紧扣高水平开放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上先行先试，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经验，增强发展动力与社会活力。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以治理智慧提升自贸港效能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从辩证唯物主义看，市场是效率工具，通过价格信号、竞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微观活力；政府是秩序工具，通过规则制定、监管优化弥补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外部性治理等市场失灵问题。二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政府有为”为“市场有效”铺路，“市场有效”检验“政府有为”成效。“十五五”时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提升经济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海南自贸港建设需紧扣这一核心原则，以“放管平衡”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有效市场”端，以释放活力为导向深化“极简审批”，简化通关流程，让经营主体更便捷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在“有为政府”端，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及配套法规，筑牢市场秩序底线，以法治、信用、风险防控构建“管得好”支撑体系。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重要抓手，通过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把“放”的便利与“管”的精准转化为一流营商环境，最终形成“放得活、管得好”的经济生态。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底线思维护航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从系统论看，发展是积极变量，安全是稳定变量，二者需保持动态平衡——发展为安全筑牢物质基础，安全为发展守住底线。海南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需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贯穿自贸港建设全链条，以安全能力建设支撑开放发展。具体而言，在产业布局中，以产业安全韧性为导向，锚定四大主导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避免单一产业依赖的风险传导；在数据治理领域，以《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数据中心发展规定》等为核心构建制度闭环，细化分类分级、出境评估、跨境监管等规则，推动数据出境管理清单等机制落地，实现数据要素“放得开、管得住”。既守住产业、金融、数据等重点领域底线，又为开放型经济留足创新空间，真正实现“开放不放任、管住不管死”。
“六个坚持”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构成了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对海南而言，关键是将理论逻辑转化为实践动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永葆人民至上初心；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改革破解难题；释放市场活力，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开放发展，守住安全底线。唯有如此，海南才能把握主动权，稳驭风浪，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海南力量。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杨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拥有长达3752公里的海岸线，海域面积达13.6万平方公里，海岛数量超过2000个。作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在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占据独特地位。面对海洋资源开发效率提升、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提速、海洋生态环境改善等发展需求，以人工智能驱动福建海洋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激活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既是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服务海洋强省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策。海洋经济涵盖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文旅等多个领域，产业链条长、技术含量高、带动效应强，通过要素集聚整合和科技创新驱动，有助于推动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激活海洋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向福建海洋经济领域融合渗透，催生出智慧港口、智能船舶、数字渔场、海洋环境智能监测等海洋发展新业态。福建拥有厦门大学、集美大学、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等一批高水平涉海科研机构，在海洋经济诸多领域具备研发实力，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建设海洋科创平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助于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突破海洋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海洋经济自主可控水平。
人工智能何以能激活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引领产业升级发展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度嵌入各行业领域，成为激活海洋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动力。
赋能海洋产业升级，提升发展质效。传统海洋产业如渔业、航运、海洋工程等长期依赖人力与经验，存在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通过嵌入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实现对海洋资源的智能调度、高效管理和高水平运营。例如，在现代渔业中，基于AI的智能养殖系统，通过传感器网络，有助于实时采集水质、精准投喂与病害预警，大幅提升产品品质和养殖效率。
促进海洋科技创新，构建新型海洋生态。人工智能不仅是工具性技术，更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的核心驱动力。在海洋生物医药、海洋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人工智能正加速推动科研进程与产业化落地。在海洋药物研发中，借助AI驱动的分子模拟与化合物预测模型，研究人员在短时间内从海量海洋微生物样本中识别潜在活性物质，显著缩短海洋药物研发周期。在海洋装备制造方面，无人艇、水下机器人等海洋智能装备的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的有力支持。
优化海洋资源配置，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对过度捕捞、污染排放、生态退化等问题，人工智能提供了精细化治理手段。通过构建海洋资源智能管理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浮标监测、无人机巡查等多源数据，人工智能可对海域使用状况、渔业资源储量、污染物扩散趋势等进行动态评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基于神经网络的台风路径AI预测模型，较传统方法精度显著提升，有助于提前识别和响应海水酸化、赤潮爆发等生态异常事件。
驱动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当前，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政府监管模式与服务方式。在海上执法领域，人工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可自动识别非法捕捞、违规排污、越界航行等行为，提升海警、渔政等部门的执法效率。在政务服务方面，依托AI客服、智能审批、语义识别等技术，涉海项目审批、渔业许可办理等事项已实现“一网通办”，大幅压缩了办事时限，提升了公共服务效率。
以人工智能激活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面临的问题
同时，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技术，在激活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
数据基础薄弱制约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数据驱动”，其模型训练、算法优化和场景落地高度依赖高质量、大规模、多维度的数据支撑。然而，当前海洋数据采集体系不健全，“海洋数据孤岛”现象突出，海洋关键数据分散于不同部门和企业，跨区域、跨行业数据整合难度巨大。部分海域监测设备老化、布设密度不足，导致数据采集频次低、覆盖范围有限，难以满足人工智能模型对实时性与连续性的严格要求。
研发能力不足限制智能化升级步伐。尽管我省在电子信息、软件服务等领域具备一定基础，但在面向海洋场景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研发方面滞后。一方面，适用于复杂海洋环境的感知技术、边缘计算能力和自主决策算法尚未实现突破。另一方面，针对我省海洋特色产业的专用AI模型和解决方案缺乏，现有通用算法难以直接迁移应用。部分高校与科研机构虽有一定研究成果，但产学研协同机制还未理顺，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待有效发挥。
应用场景碎片化阻碍规模化推广。目前，我省已有部分企业在智慧渔港、无人船巡检、海洋牧场监控等方面开展人工智能试点，但整体缺乏顶层设计与系统布局。多数智慧海洋项目停留在示范阶段，功能单一、集成度低，未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发展模式。个别渔业养殖场引入智能视频监控与分析系统，但未与水质监测、投喂控制、病害预警等环节联动，难以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理。同时，由于海洋产业链条较长，参与主体多元，不同环节间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尚未打通，导致人工智能技术难以发挥预期效用。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不足制约技术落地。人工智能在涉海领域的广泛应用，离不开强大算力、稳定网络和智能终端的有力支撑。然而，沿海部分偏远渔村、海岛及远海作业区域5G覆盖不足，光纤铺设困难，通信信号不稳定，难以保障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高效运行；边缘计算节点布局稀疏，无法满足近海实时处理的实际需求。同时，由于适合海上恶劣环境的高可靠性传感器、智能网关等硬件设备国产化程度低，采购与维护成本高昂，涉海企业普遍难以承受。
以人工智能激活海洋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路径
为破解上述问题，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可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导向，强化顶层规划、夯实数据基础、加强技术创新、深化产业融合、优化发展生态，加快以人工智能技术激活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空间，努力将福建打造成为全国智慧海洋发展新标杆。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海洋经济的战略体系。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海洋经济融合发展。建议将“人工智能+海洋经济”纳入全省数字经济发展和海洋强省建设的总体布局，制定专项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设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发改委、工信、科技、自然资源、海洋渔业等部门力量，形成政策合力。支持福州、厦门、泉州等沿海城市先行先试，打造人工智能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夯实数据基础，构建统一开放的海洋智能数据体系。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燃料”。建议整合卫星遥感、浮标观测、无人机巡航、船舶监测等多渠道数据资源，加快构建覆盖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感知网络。加快推动建立省级海洋大数据中心，统一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实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渔业管理等部门数据的互联互通。依法依规推进海洋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鼓励各类企业和居民基于公共数据创新开发涉海AI应用产品。加强海洋数据治理能力建设，完善数据确权、交易、安全保护等制度，探索建立数据资产登记与评估机制。
加强技术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技术创新是人工智能赋能海洋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建议加大海洋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投资，设立专项科研基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重点突破水下视觉识别、海洋声学信号处理、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等关键技术，提升AI系统在高盐、高压、低光照等极端海洋环境下的运行能力。支持开发适用于海洋场景的专用算法模型，如基于深度学习的赤潮预警模型、渔船行为识别模型、海洋碳汇估算模型等。鼓励建设海洋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支持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福建海洋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加强海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交叉学科融合发展，推动涉海科技跨越发展。
深化产业融合，推动人工智能在海洋产业链各环节深度应用。聚焦海洋渔业、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文旅等重点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在现代渔业方面，推广智能养殖监测系统，利用AI图像识别技术实时监控鱼类生长状态、病害情况。在港口物流领域，支持建设智慧渔港，集成船舶调度、渔获交易、安全预警等功能，提高渔业管理智能化水平；依托厦门港、福州港等枢纽港，加快部署AI驱动的智能调度系统、无人码头操作系统和供应链优化平台，提升货物吞吐效率与物流响应速度。在海洋装备制造业，推动AI辅助设计与智能制造，发展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船舶与海工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支持龙头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提升高端海工装备的自主研发与制造能力。在滨海旅游方面，开发基于AI的个性化旅游推荐系统，整合游客行为数据、气象信息与景区承载力，提供智能导览、预约分流与安全预警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与管理效能。
推动协同发展，构建开放共赢的海洋发展生态。支持组建“人工智能+海洋经济”产业联盟，汇聚技术提供商、行业用户、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主体，促进资源共享与协作创新。鼓励龙头企业牵头建设共性技术平台，提供AI模型训练、仿真测试、解决方案集成等公共服务，降低中小企业应用门槛。支持举办海洋人工智能创新大赛、成果对接会等活动，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深化闽台涉海合作，着力推动两岸在智慧海洋、海洋防灾减灾等领域的AI技术交流合作。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输出福建在智慧港口、生态养殖等方面的AI解决方案，构建开放共赢的海洋发展新生态。
福建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吴德进
| 企业管理 摘要：在企业运营当中，财务共享模式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虽然提升了运营效率，但在成本管控领域引发了新挑战。成本管理是企业运营的核心环节，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长远发展能力。本文分析了财务共享模式下企业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策略，旨在助力企业提升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财务共享模式，企业，成本控制 研究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下企业的成本控制策略，可以挖掘财务共享服务潜在价值，实现成本的有效管控以及资源优化配置。 一、财务共享模式下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成本控制意识淡薄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管理者往往过度聚焦业务发展以及财务共享中心建立等事宜，却忽视了其对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所起的作用，在企业资源分配以及业务流程设计不合理等问题上，缺乏针对性的成本管控手段。从员工角度来看，由于缺少相关专业知识培训，他们并不知晓自身工作和成本控制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主动性也有所欠缺。除此之外，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的制度建设以及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缺失，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方针指引与量化目标，让员工难以将抽象的成本节约理念转化为具体行为，再加上缺乏激励机制，员工即便努力也无法获得相应回报，进而导致员工主动参与成本管理的动力被降低。 （二）成本控制体系不完善 在成本控制体系方面，当前许多企业存在缺少科学合理的流程与标准的问题，对成本控制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来讲，企业内部成本控制存在缺乏系统性规划问题，造成各部门在执行成本控制措施时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有的企业现有控制流程未充分考虑不同业务环节特点与需求的情形，造成资源分配不合理，增加了不必要开支。加上缺少明确成本控制标准的现象，员工在实际操作中缺乏依据，容易出现随意性和不一致性，进一步地削弱了成本控制的有效性。此外，企业成本控制机制侧重于事后分析，而非事前预防与事中监控的滞后性管理方式，难以及时发现并纠正潜在成本问题。并且，在缺少有效数据支持和分析工具的情形下，管理层难以基于准确信息做出决策，影响了成本控制策略的精准度和执行力。 （三）信息系统集成度低 不少企业中的不同部门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对财务共享模式之下成本控制能力的有效发挥形成了限制。各部门常常是独立运作的，分别有着各自的数据管理系统以及流程，而且还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与接口。如此一来，数据跨部门的整合与共享就难以达成。比如，采购部门、生产部门、财务部门等，可能分别运用不同的软件平台来记录以及处理信息，造成关键业务数据呈现出分散的状态，并且格式也不一致，无法形成全面的数据视图，进而导致管理层在获取准确的整体成本信息时遭遇困难，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与及时性。并且，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交换机制，企业在进行成本分析时，只能依赖手工汇总、转换数据的方式，既耗费时间又耗费精力，而且还容易出现人为错误，让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有所降低。同时，“信息孤岛”还对实时监控和动态调整成本控制策略的实施形成了阻碍。因为各部门数据更新的频率、方式各不相同，所以难以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依据最新信息做出反应。即便企业已经建立了财务共享中心，但是因为数据流通不够顺畅，其应有的效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整体成本控制水平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 （四）人员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工作人员本身业务能力与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对成本控制工作进程造成直接影响。其主要原因是，部分工作人员未得到充分培训、不了解最新财务工具和技术的工作情况，无法完成高难度数据分析与报告要求。还有部分工作人员因专业知识不同，且对会计准则、税法和内控理解程度各异，导致工作质量参差不齐并伴有一定的错误风险。甚至有的财务共享中心，并未建立系统专业发展机制，在缺少终身培养理念的情况下无法对员工形成系统化能力培养，不利于整体团队专业水平的提升。加上员工流动性大、新老更替频繁，不利于知识有效传递，降低工作效率与一致性，难以满足日趋复杂的财务规则及多元化业务需求，所提供的服务也无法达到高层次要求。 二、财务共享模式下企业成本控制的策略 （一）强化成本控制意识 企业应积极构建并强化以成本控制为核心要素的企业文化，将精细化管理与成本效益观念深植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中，并以此为导向，引导全体员工在日常工作中自觉践行成本控制理念。这需要企业从战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其视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企业高层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成本控制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把成本控制目标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制定企业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将成本效益分析当作决策的重要依据来对待，通过对成本控制战略定位的明确，把压力与动力自上而下地进行传递，让成本控制的责任层层传导至各个业务单元、职能部门，甚至是基层岗位，进而形成一个能实现全员参与且全过程覆盖的成本控制网络。 企业需凭借多元化途径，把成本控制理念渗透到每一位员工的思想与行动深处。比如，按时开展成本控制专题培训活动，依据不同员工、不同岗位的特点，确保培训内容涉及成本控制的基本原理、方法工具以及案例分析等诸多方面。这种培训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员工识别成本动因、剖析成本构成以及提出降本增效办法的能力。同时，积极利用企业内部刊物、宣传栏、微信群、公众号等各类平台，对成本控制的重要意义以及先进经验加以宣传，营造“人人关注成本，事事讲究节约”的良好氛围。并且，企业应当把成本控制意识归入员工绩效考核体系当中，让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主动思考有助于优化流程、减少浪费、提升效率的具体举措。 企业建立健全成本控制激励与约束机制非常必要，其机制的建立在于把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成本控制目标相结合。具体而言，企业可通过设立成本控制专项奖，对在成本控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部门及个人进行表彰奖励，以此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企业将成本控制指标纳入员工绩效考核体系，使其与薪酬调整、职位晋升等相挂钩，从而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另外，企业要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到成本控制改进提案当中，对于那些提出有效建议且付诸实施的员工给予奖励，进而形成一种持续改进的成本控制文化。 （二）完善成本控制体系 企业要想实现成本有效管理，关键在于企业对完善的成本控制体系的构建。其体系需涵盖多个关键环节，像预算管理、成本核算、绩效考核等，进而形成一套全方位且立体化的成本控制网络，以此确保各项成本控制措施能够被有效贯彻执行，让其具备可追溯性以及可评估性的特点。 构建精细化成本核算体系，夯实成本控制数据基础。企业要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建立起科学、严谨、针对自身特点的成本核算制度，要抛弃原来粗放型的成本核算办法，运用作业成本法、标准成本法，深挖成本动因，把成本分解到每个作业流程、每种产品、每个客户中去，同时加强成本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完善成本数据库建设，为成本分析、成本控制工作提供真实可靠的全面数据。深入挖掘、分析成本数据资料，可以及时发现成本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查找成本控制工作的薄弱环节，以便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 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发挥预算引领管控作用。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实施成本控制的有效方式，要将企业的成本控制目标纳入预算管理体系，在整个过程中通过预算的编制、执行、控制、分析和调整达到对成本进行全面管理的目的。企业在编制预算时，应围绕发展战略目标和经营计划来编制各项具体成本预算，并把各种成本预算细化到每个具体的部门、项目和产品上，以便能够使企业的成本预算易于实施、易于执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企业应当加强监督，通过预算执行情况定期汇报，及时发现预算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和差异并对其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预算分析及调整阶段，企业对实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做出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然后根据上一期的实际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对下一期进行预测并编制新预算。 完善绩效考核体系，激发全员成本控制动力。绩效考核体系对企业成本控制体系有效运转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企业应该将成本控制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之中，并将成本控制责任划分给不同的部门和人员。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岗位来设置成本控制指标。比如，采购部门可以设定采购成本降低率、供应商满意度等指标；生产部门可以设定材料利用率、废品率、人工效率等指标；销售部门可以设定销售费用率、客户满意度等指标。企业从量化成本控制指标上考核员工成本控制的绩效水平，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员工个人的薪酬和奖励、晋升等方面的依据，激励员工主动参与成本控制。通过建立健全成本控制绩效反馈制度，企业将考评结果及时反馈给员工，让员工明确自身在成本控制方面存在的优缺点，指引员工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成本控制水平。 （三）提升信息系统集成度 在信息时代，企业做好内部各系统之间的数据互联和互通，完善集中统一、高效、便捷的信息平台，为企业做好成本控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样既可以提高成本数据的处理速度，又可以利用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指导企业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打破数据壁垒，实现系统间无缝对接。企业内部往往有多个各自独立的业务系统。比如，财务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这些系统间的数据处于不互通的状态，由此形成了“信息孤岛”的情况，让成本数据呈现出分散且不一致的特点，进而难以开展有效的成本控制工作。所以，企业应当着重在打破这些数据壁垒方面发力，强化财务共享中心和各业务单元之间的系统对接事宜，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以及接口，达成数据实时交互与共享的目标。借助系统集成这一方式，企业能够及时且准确地获取到各个业务环节的成本数据，从而为成本控制提供全面且可靠的信息支持。例如，把销售系统的销售数据、采购系统的采购数据、生产系统的生产数据和财务系统进行对接之后，企业便可以实时掌握诸如产品的销售成本、采购成本、生产成本等关键信息，确保能够及时察觉到成本方面存在的异常情况，并采取控制措施。 运用信息技术，提升成本数据处理能力。企业应当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加强成本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确保成本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项成本进行自动采集与实时监控，减少人工工作量及出错率；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使用数据库技术对企业收集到的大体量的成本数据进行储存管理分析，建立成本数据仓库，为企业成本分析工作搭建更加快捷有效的平台。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运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对成本数据深度挖掘的方式帮助企业发现成本的变化规律和趋势，为企业成本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引入先进技术，实现成本控制智能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企业可将这些技术应用于成本控制工作，以达成智能化控制的目标。比如，借助大数据技术分析历史成本数据，建立起成本预测模型来预测未来成本，为企业制定预算和决策提供参考。企业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成本控制机器人，让其对成本数据自动分析与预警，及时发现成本异常并给出处理建议，最大程度地提升了成本控制的时效性。企业通过引入先进技术，达成成本控制的自动化、智能化，以此提高其工作效率。 （四）提高人员专业素质 在财务共享模式下，企业要高度重视财务共享中心团队的建设，通过定期组织专业技能培训，鼓励员工自我学习与发展，全面提升团队的整体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为企业的成本控制工作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构建系统化培训体系，提升员工专业胜任能力。企业培训应具备结构化、多层次以及常态化的特性，要依据不同职位、不同层级员工的具体状况，精心编制契合工作需求的具体方案。所涵盖的内容需涉及财务、会计、税务等专业知识领域，还应包含成本管理、预算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知识。企业要着重对员工在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的能力加以培养，通过开展具有系统性的培训活动，让员工能够了解企业业务流程、成本核算、分析、控制相关的理论、方法以及工具，并且紧密地将企业财务数据与业务活动相结合，以此全面且深入分析与控制成本的目的，进而提升员工在成本管理方面的专业胜任能力。比如，企业可以定期开展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专题培训，邀请行业内相关的专家教授来授课，方便员工学习最新的成本管理理念与办法。同时，企业也可以组织内部经验交流会议，安排在成本控制方面表现出色的人员上台介绍经验与技巧。 强化软技能培训，提升团队协作与服务水平。企业可着重加强对财务人员软技能的培养，特别是在沟通协调能力、服务意识以及团队协作意识等方面。企业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属于服务支持部门，其开展工作需与各业务单元密切联系并协同配合。在此情况下，财务人员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较强的服务意识，成为确保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能够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基于此，企业可借助组织沟通技巧培训、开展团队建设活动等方式，来促进员工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提高团队协作意识。有效培训既对推动财务共享中心与业务单元协同作业效率的提升有所助力，又在保证企业整体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建立人才梯队，优化团队结构。企业在建立完善的人才梯队建设机制过程中，需采用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要着重关注内部人才的培养，为优秀员工开辟晋升的通道，同时给予他们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不断地鼓励其开展自我学习以及自我发展的活动，以此来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及综合素质。企业依据实际需求，引进那些具有丰富经验、专业技能，特别是在成本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人才，用此方式来充实团队，进而提升整个团队的实力。企业通过建立人才梯队建设，让财务共享中心团队能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及创造力，从而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方面的支持。 三、结语 企业开展成本控制工作为企业带来了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的战略机遇。企业要进行深度改革与持续优化，将成本管控理念深度融入企业文化，以此构建全员参与的成本控制氛围。通过建立健全的成本控制体系，把握涵盖预算编制、成本核算、绩效考核等关键环节，企业可以实现成本管理的精细化与规范化，以不断推动企业内部信息系统深度集成，进一步地消除信息壁垒，以便数据实时共享与高效利用。与此同时，企业还要持续提升财务团队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打造具有敏锐洞察力与卓越执行力的专业团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充分释放财务共享模式的长尾效应，实现运营成本的显著降低，推动财务管理效能的提升，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竞争优势，使企业健康、持续、高效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兴鹏.财务共享模式下绿城服务的内部控制研究[D].沈阳：沈阳建筑大学，2023. [2]刘虎.大数据背景下Z公司财务共享风险控制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23. [3]王海波.浅析财务共享及智能化模式下企业的内控建设[J].现代商业，2022（03）：153-155. [4]吴妍.基于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改进策略[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1（03）：134-135.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宇辰 摘要：房地产企业降低开发成本，增强成本核算，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提升企业的发展空间，降低经营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房地产企业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策略，以促进房地产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成本核算 受当前的经济环境、大数据技术等影响，房地产行业面临着新的挑战。房地产行业如何在现存的环境下生存，成本核算的优化尤其重要。 一、房地产企业成本核算的特殊性 房地产企业的成本核算方式与工业企业和商贸企业存在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成本类别的划分上。房地产企业必须依据项目的具体特点、相关会计准则及政策法规进行操作，在每个主要成本类别下细化多个子项目类别的成本核算对象，以便更准确地划分各项费用和支出。房地产企业的核心成本通常由土地成本、建安成本和开发间接费用三大部分组成。土地成本包括土地获取、使用权及相关税费；建安成本则涵盖了建筑施工、设备安装等直接费用；开发间接费用包括项目管理、营销、融资等间接支出。土地成本可以划分成购地成本、补地价成本和契税等，直接影响项目的总体预算。建安成本则涵盖主体建筑成本与安装装修成本，是项目开发中不可忽视的部分，直接关系到项目的盈利水平。开发间接费用如管理费用、融资成本等，虽然不直接涉及工程建设，但同样需要合理分摊，以确保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土地增值税作为房地产项目中的一项税费，精确分类和核算成本对于合理申报非常重要，避免因分类不清导致税务风险。通过科学合理的成本分类与控制，企业能够有效降低开发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同时，这种精确的成本管理能够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房地产企业成本核算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强化房地产企业成本控制 在建筑施工和项目开发过程中，精准的成本核算是提高成本控制效率和效果的关键，对于房地产企业管理具有较大帮助。第一，通过系统化的成本信息管理，企业可以全面了解各环节的成本构成，及时发现成本差异，并据此进行合理的成本调整。科学的成本核算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还能有效降低不必要的支出，从而提升项目的整体经济效益。企业在成本控制过程中需持续改进核算方法，强化数据分析能力，以确保施工成本合理可控，最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第二，成本核算能够发现成本环节和资源浪费现象。成本核算能够帮助企业精准识别成本环节，发现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资源浪费、材料损耗以及人力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通过深入分析各项成本数据，企业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从而有效降低成本。第三，成本核算还有助于建立科学的成本预算和控制体系。成本核算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企业制定合理的成本预算提供依据。企业通过对历史成本数据的分析，能够识别成本变化趋势，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和行业变化调整策略，降低经营风险。灵活的成本管控体系有助于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保持财务稳健性，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有助于细分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 企业成本核算可以通过精确计算各个产品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帮助管理层全面了解不同产品的盈利情况与市场表现，不仅有助于科学决策，还能针对性地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提升企业在细分市场中的竞争力，增强整体市场适应性和盈利能力。第一，成本核算能够帮助企业精准评估各类成本，包括产品线的实际成本、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等。特别是在新产品或项目开发阶段，准确的成本核算为企业制定合理的产品定价提供科学依据，确保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实现利润最大化。此外，通过细化成本核算，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不必要的开支，从而提升整体运营效益。因此，科学的成本核算不仅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长期稳健发展的关键支撑。第二，成本核算是企业制定经营策略的重要工具，能够准确分析不同市场细分的盈利能力，明确各个市场的成本与收益比较情况。通过深入研究利润空间，企业可以识别高回报市场，并将资源向这些领域倾斜，以实现更优的市场布局，同时优化产品结构，减少低效产品比例，提升整体盈利水平，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决策的精准度，还能推动企业持续优化经营模式，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第三，成本核算是企业了解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工具。通过对竞争对手成本水平的分析，企业可以制定更加合理的价格策略，从而有利于提升产品的竞争力。通过对成本核算结果的深入比较，企业能够识别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劣势，从而有利于及时发现并弥补短板并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流程。成本核算为企业提供了精确的经营数据支持，帮助企业有效调整业务，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 三、房地产企业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 （一）取得的土地资产不按规定计价 在土地开发过程中，部分企业通过虚增土地成本、拆迁补偿费和补偿金额来人为抬高开发成本。这些不正当行为通常表现为虚增土地评估价值和拆迁户数，进而导致拆迁补偿费和征地支出被虚报。具体而言，开发商可能在土地评估时通过人为抬高土地的评估价值，从而增加土地资产成本。此外，拆迁过程中，拆迁户数也可能被虚增，造成拆迁补偿费的虚高。同时，部分项目未能按规定进行合理的费用归集和分摊，导致开发成本的核算不准确。例如，项目可能采取分片分期开发的方式，但在项目分摊时未能精准划分各项费用，从而使某些成本被高估或错误归集。这些行为不仅影响项目的财务准确性，甚至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二）成本设立的对象具有随意性 在房地产企业的财务核算过程中，成本科目的归集与分类至关重要。部分会计人员未能根据实际成本发生的性质，准确归入“开发成本”或“管理费用”等对应科目，导致开发成本被低估，进而造成土地增值税缴纳偏高的问题，影响企业财务规划。与此同时，工程款及应付账款等应计入负债类的费用，却被直接通过资金类账户处理，未严格遵循会计准则核算，造成管理混乱，不仅增加了成本结转时的工作量，也可能导致结转结果不准确，影响报表的真实性。此外，个别企业存在签订虚假合同、虚开发票的行为，借此夸大建筑安装工程费，人为调整利润水平，掩盖实际成本结构。这些行为不仅影响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与合规性，还可能引发法律风险，严重时甚至对企业的经营造成影响。房地产企业由于面临较重的税负和复杂的税目类别，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来降低税负并转移利润。例如，通过与关联公司或其他企业签订虚假合同，虚增建筑安装工程费，从而降低应缴纳的税款。这种做法涉及逃税风险，影响企业的财务合规性。 （三）成本费用支持性文件不足 房地产企业由于开发周期较长、投资成本大、融资成本高等特点，普遍存在资金压力大、资金周转频繁等问题。为缓解资金紧张，企业之间常通过资金拆借方式调配资金，但若未按规定支付利息，易导致往来业务混乱，影响成本归集的准确性，进而增加纳税风险。尤其在土地增值税清算过程中，合同成本如未能提供完整、规范的文件，可能导致部分成本不被税务机关认可，影响税前扣除，从而压缩企业利润。房地产企业应加强内部控制，规范资金往来和合同管理，确保财务数据真实、合规，以防范税务风险并提升盈利能力。 （四）会计账面的成本与实际完工进度成本有差异 房地产企业由于开发周期长、前期投资成本大，常常面临融资成本高、融资过程复杂的问题，因此普遍依赖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来缓解资金压力。然而，若企业未规范管理相关往来业务，特别是在未按规定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成本归集不清，进而影响财务核算的准确性。同时，这种混乱的资金往来也可能引发税务机关的关注，增加企业的纳税风险，甚至面临税务处罚。在房地产企业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费用的发生需严格依据合同规定，并提交相应的支付申请及支持类文件，作为支付工程款和各类费用的依据。若企业未能按合同要求提供完整资料，将影响成本的合理计量，导致在土地增值税清算环节部分费用无法纳入成本核算，进而降低可抵扣项目，增加税负，直接影响企业利润。 四、房地产企业成本核算的提升对策 （一）依照政策要求，按规定计价入账 房地产企业在成本核算过程中，严格依照国家相关政策和会计准则进行计价入账，是提升成本管理水平的首要前提。近年来，房地产企业面临的财务监管环境日益复杂，规范成本入账成为企业风险管控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房地产企业在开发过程中，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将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合理、及时地计入项目成本，并在核算中体现成本的真实性与合规性。例如，对于土地出让金、前期开发费用、建安工程支出、配套设施建设成本等，应依据相关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合法合规的原始凭据，按照规定的成本归集标准进行入账。此外，在处理资本化与费用化界限时，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合理界定资本性支出与期间费用，确保不虚增开发成本或人为调节利润。 不按政策规定进行成本核算可能导致账务失真，甚至引发税务稽查和财务风险。例如，一些房地产企业为调节利润或获取银行贷款，在成本计价环节存在随意性或违规操作，如提前计提成本、虚构成本支出、将费用化支出资本化等行为。这些不仅违反财务会计制度，也损害了企业的信用和市场形象。因此，企业必须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明确相关岗位职责和审批流程，确保每一项成本支出都符合政策要求并有据可查。同时，企业还应加强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其对最新税收政策、土地增值税清算规定、增值税抵扣范围等政策内容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从而提升整体成本核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准确设立成本对象是成本核算的前提 在房地产企业的成本核算体系中，准确设立成本对象是实现成本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成本对象一般包括具体开发项目、地块、分期工程、楼栋甚至具体的户型单元等。若成本对象设立不合理，势必导致成本归集不清、分摊不准，影响项目盈利分析和后续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当前，不少房地产企业在成本对象设定上存在一定随意性，未根据项目开发的实际情况科学划分。例如，将整个地块作为一个成本对象，未根据不同的项目分期设立独立的核算单元，会在后期项目清算中出现成本混淆、利润不明的问题。此外，房地产项目通常周期较长、涉及环节众多，若成本对象设定过粗，会导致成本核算口径不一致，难以准确反映各阶段的真实支出水平，也不利于成本控制的过程管理。房地产企业应根据项目开发的具体流程，结合施工组织结构和管理节点，科学设置成本对象，从项目整体出发，逐层细化至开发分区、楼栋，甚至是户型单元，确保成本数据能够准确反映到最小核算单元。同时，企业还应建立统一的成本对象编码规则和管理台账，对每个成本对象的基本信息、预算数据、实际发生额进行动态跟踪，确保成本核算全过程的系统性与可控性。此外，房地产企业还应将成本对象与合同管理、工程进度管理、采购管理等模块有效对接，形成贯穿项目全周期的成本信息链，实现数据共享和协同管理。通过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推动数字化成本管理，企业可以提高成本核算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为项目盈利预测、财务决策和战略调整提供有力支撑。 （三）完善成本费用归集与分配流程 在房地产企业的成本核算工作中，成本费用的归集与分配流程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项目成本数据的准确性与企业经济效益的核算真实性。当前，部分企业在成本归集上存在凭证不规范、分类不清晰、归集口径不统一等问题，造成数据失真、报表不准，进而影响项目利润分析和税费计算。为此，企业必须着力完善成本费用归集与分配流程，提升财务管理的专业性和系统性。在成本费用归集环节，企业应严格按照开发流程和成本项目进行科目设置和分类归集。房地产企业的主要成本构成通常包括土地成本、前期开发成本、建筑安装工程成本、配套设施成本、间接费用等。企业应明确各类成本的归属标准和核算口径，确保每笔支出归集到对应项目、阶段和成本对象中。例如，对于共同发生的间接费用，如管理人员薪酬、办公费用、水电费等，应按照合同金额、建筑面积、实际工期等合理分配，依据进行归集与分摊，确保归集标准统一、可追溯。 在成本费用分配环节，企业应制定明确的分配规则，避免人为干预或随意调整。分配方法可根据项目类型、管理需要和开发特性选择适用的标准，如建筑面积法、人工工日法、预算成本比例法等。在分配过程中，企业应结合项目实际进度和节点数据，实时调整和优化分配比例，确保分配的公允性与合理性。同时，企业还应建立以信息化为支撑的成本费用归集与分配系统，推动财务数据与工程、合同、采购等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实现成本数据的自动采集、实时更新与流程追溯，提升成本核算的效率和透明度。此外，建立标准化的成本归集凭证模板、审批流程和数据校验机制，也有助于增强核算流程的规范性和可控性。 （四）需自查和清理不合规成本入账金额 自查和清理不合规成本入账金额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这不仅是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也是响应税务、审计等外部监管机构合规性审查的必要手段。随着监管日趋严格，房地产企业若存在虚假列支、重复入账、跨期挂账等不规范操作，极易引发重大财务风险，甚至可能面临补税、罚款乃至法律责任。 首先，企业应建立定期自查机制，对已入账的各类成本支出进行系统性复核，重点排查无票支出、重复归集、虚列费用等问题。例如，有的项目在报账过程中存在部分施工单位未提供完整发票，但企业为满足工程进度需求先行入账，后期若未能及时补全凭证，就可能形成违规入账记录。此外，一些企业在分期项目开发中，未严格区分各期项目的成本归属，将A期费用计入B期，导致成本归集不实，也影响利润核算的真实性。对于清理过程中发现的不合规入账金额，企业应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分类处理。若属无法取得有效凭证的费用，应及时做账务调整或剔除；若属因归集错误导致的项目间成本混淆，应进行成本调账并补充相关资料说明。对于已列支但未实际发生的费用，如预计工程款、待摊费用等，企业需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合理确认或结转。此外，企业应高度重视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与执行，通过建立严格的费用报销流程、原始凭证审核机制和项目财务审批体系，强化对成本入账环节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企业应借助信息化工具，实现财务数据的集成化管理和自动化比对，提高异常数据识别能力与风险预警能力。 五、结论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成本核算对于企业至关重要。财务的成本核算是一项复杂且较长周期的工作，需要财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按照项目全周期管理的模式进行，做好全周期动态管理。房地产企业需要加强全员参与的成本管控意识，并建立完善的成本控制管理制度及有效的监督模式，合理有效地降低建设成本。 参考文献： [1]郭娇.房地产开发企业成本核算与管控研究[J].财务与会计，2024（03）：127-129. [2]孙小玲.房地产企业成本核算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投资与创业，2024，35（10）：118-120. [3]刘婷.房地产企业成本核算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分析[J].市场瞭望，2024（03）：25-27. [4]刘晶.房地产行业成本核算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刍议[J].商业观察，2023，9（21）：41-44. [5]何琳.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房地产企业成本核算流程优化探析[J].商业2.0，2024（11）：91-93.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亨鹏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很多建筑企业实施业财融合。但是，在业财融合实施过程中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分析了建筑企业业财融合中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提出了应对策略，以促进建筑企业业财融合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效提升了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与水平。 关键词：建筑企业，业财融合，信息不对称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建筑企业面临着来自成本控制、项目管理以及资金运作等多方面的挑战。业财融合是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模式，能够帮助企业打破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的发展壁垒，从而实现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的深度融合。通过信息共享协同工作，有效提升企业相关决策的科学有效性，增强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在对业财融合进程进行推进的过程中，建筑企业普遍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仅影响了业财融合的效果，也对企业的战略规划以及日常工作的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一、建筑企业业财融合中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一）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标准不一致 在建筑企业当中，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的数据记录以及统计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业务部门对于项目的实际进展以及工程的质量较为关注，其数据收集的过程较为侧重业务操作方面的内容，所以数据的格式以及统计的口径都较为灵活。比如，在对建筑材料的使用情况进行记录的过程中，业务部门会根据材料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数量来进行记录。财务部门则是从财务核算一致报表编制的角度来进行，因此，对于数据的规范性以及统一性的要求较高。在对材料的成本进行记录的过程中，会按照财务会计相关准则，将采购的发票金额以及入库的实际数量作为依据来进行相关核算。这种数据标准之间的不一致问题，导致业务数据以及财务数据无法直接进行对接，从而造成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出现错误的情况。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的联系较少，一般根据自身的工作习惯来进行数据的记录与统计，没有从企业的整体发展出发，来进行统筹规划的相关工作。同时，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不同的信息系统在开发的过程中采用的数据标准不一致，导致数据的管理出现混乱。随着建筑行业的业务不断发展和创新，新的业务模式以及流程不断出现。企业的数据标准如果不能及时地更新与完善，将会与实际的业务需求脱节。 （二）信息系统集成度低 财务部门主要通过财务核算系统以及预算管理系统来进行财务相关工作，因为不同的信息系统的开发商不同，并且在设计架构以及数据接口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各系统之间无法实现高效的集成。比如，项目管理系统中的项目进度数据无法精准地传输到财务核算系统中，财务人员需要手动对相关资料与数据进行收集。这不仅增加了工作量，也容易出现数据错误，严重影响业财信息的及时一致性。 信息系统的集成程度较低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在对信息系统进行选择以及建设的过程中缺乏整体的规划。企业在对各类信息系统引入的过程中，往往是结合业务部门的相关需要，分别从不同的采购商处进行系统的采购，没有充分地对不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进行考虑。同时，不同的信息系统的技术架构以及数据接口都存在一定差异，所以进行系统集成工作时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技术的难度也较高。部分企业为能够节省相关成本，不愿意进行深层次的系统集成工作，导致不同的信息系统之间出现“孤岛现象”。同时，某些企业在开展信息系统维护以及升级的工作时，没有建立有效的沟通以及协调机制，导致系统之间的集成效果降低。 （三）业务与财务沟通机制不完善 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在工作的目标以及重点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双方在进行沟通的过程中主动性较低。业务人员对于项目的顺利开展较为关注，而对于财务方面的知识以及数据关注较少。财务人员则更关心的是财务核算以及报表编制等方面的工作，对于业务流程的细节缺少了解。在对项目进行执行的过程中，业务部门可能会因为对财务预算以及成本控制的要求了解较少，在对业务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财务方面的影响。而财务部门在对财务的政策以及预算进行制定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与业务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导致政策和预算与实际业务之间的需求不一致。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将导致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无法有效地在两个部门之间传递，降低了工作的效率。 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的沟通机制不完善主要原因是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本位主义思想。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都选择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更多地关注本部门工作目标的实现，而对于企业的整体发展目标关注较少。同时，因为业务工作以及财务工作的专业性均较强，所以，业务人员和财务人员之间缺乏共同的知识基础，沟通之间存在障碍。业务人员难以理解财务相关的术语以及财务数据背后的含义，而财务人员通常难以理解业务流程当中涉及的专业知识。因为在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容易造成沟通问题。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一般通过会议或是邮件等较为传统的方式进行沟通，工作效率较低，并且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 （四）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存在隐患 在业财融合的过程中，大量的业务数据以及财务数据需要在不同部门以及系统之间进行流转。然而，部分建筑企业在数据的安全以及隐私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企业缺乏完整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没有对数据的访问权限进行合理设置，导致一些敏感的数据容易被未经授权的人物利用。比如，某些项目的成本预算数据可能会被非相关的人员随意查阅，将影响项目的成本控制以及竞争力。另外，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中的安全风险在不断增加，一旦出现数据泄露的情况，将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损失。 数据的安全以及隐私的保护存在问题，主要是因为企业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不高，并且缺少较为完善的数据安全体系。在企业内部，员工对于数据安全性的重视普遍不够，并且存在随意对数据泄露以及不遵守数据安全规定等严重违规行为。企业在对制度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因没有建立完善的数据访问权限管理以及数据的加密及恢复制度，导致无法对数据进行有效的保障。在技术方面，企业的信息系统安全防护措施较弱，缺乏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以及相关设备，从而无法对网络中的安全威胁进行有效抵抗。同时，随着企业的国际化扩展以及数据跨境流动的不断增加，数据安全可能需要面临更多的法律以及监管的风险，但是企业在应对这些风险的过程中，能力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 （五）财务人员业务能力不足 业财融合不仅要求财务人员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对企业的业务流程以及运营模式进行深入了解。但目前，建筑企业中的大部分财务人员长期习惯于传统的财务核算工作，对于业务知识的学习以及掌握略显不足。面对比较复杂的业务场景时，财务人员无法对业务数据背后的经济实质进行充分理解，无法将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进行有效的关联与分析。比如，在对项目的成本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财务人员仅仅从财务报表数据出发对成本的变化进行简单的计算，而无法真正地结合项目施工的实际情况，对成本变动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导致企业无法得到有价值的财务决策支撑。 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较低，主要是因为企业对于财务人员的培训力度不足，并且不够重视财务人员的发展。对于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来说，企业更加注重针对财务人员的财务核算能力，而对业务知识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较少。财务人员自身也比较缺乏主动学习业务知识的意识以及动力，往往习惯于按照传统的财务流程来完成相关工作。除此以外，企业内部也缺乏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对应的激励政策，无法鼓励财务人员积极学习相关业务知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同时，企业业务方面的复杂性也要求财务人员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因企业并未对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提高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以及实践的机会，导致财务人员很难适应业财融合方面的发展需要。 二、建筑企业业财融合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统一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标准 建筑企业应该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体系，从企业的战略发展层面出发，对业务数据以及财务数据的标准进行统筹规划。数据管理小组由业务部门以及财务部门的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对相关的数据标准进行制定与完善。数据标准的制定应充分考虑业务以及财务方面的实际需求，从而保证数据标准既能够满足财务会计准则，也能够满足业务运营以及相关管理的需要。例如，建筑材料的相关数据需要对数据的记录格式以及计量单位等进行统一规定，使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在对材料数据进行记录的过程中能够保持一致；同时，建筑企业应加强对数据标准的培训与宣传，保证企业的全体员工都能够理解并遵守相关的数据标准，并定期对相应的数据标准进行评估与更新，从而能够全面地适应企业的业务发展以及变化的市场需求。此外，企业还需构建数据质量监控机制，利用先进的数据质量工具，对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等进行实时监测。企业一旦发现数据异常，要及时预警并追溯源头，快速解决问题，借助数据分析技术，深度挖掘数据价值，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分析销售数据和市场趋势，企业优化产品布局和营销策略，加强与外部数据源的对接与整合，拓宽数据维度，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确保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凭借科学的数据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稳固市场地位。 （二）提升信息系统集成度 建筑企业在对信息系统进行选型与建设的过程中，要强化整体布局与规划，对信息系统之间的兼容性以及集成性进行充分考虑。企业要选择具备良好集成能力的信息系统供应商，要求供应商提供开放的数据接口以及技术支撑，方便后期系统集成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建筑企业需要加强对信息系统集成的投入，组织专业的技术团队来对现有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优化。企业通过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与共享。比如，将项目管理系统以及物资采购系统与财务核算系统进行集成，保证项目进度以及物资采购等相关数据能够及时地同步到财务核算的系统当中，减少人为方面的干涉，进一步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建筑企业应建立起信息系统维护以及升级的沟通协调机制，保证各系统的升级进度能够一致，避免因为系统升级而导致集成出现问题。 （三）完善业务与财务沟通机制 建筑企业要打破财务部门以及业务部门关于本位主义的思想，要通过进行跨部门的培训以及业务交流活动等形式，加强业务人员与财务人员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在培训的过程中，财务人员可以向业务人员进行财务知识以及数据的详细讲解，让业务人员认识到财务数据的重要性，同时业务人员也可以向财务人员进行业务流程以及相关情况的介绍。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平台以及渠道，比如建筑企业内部的通信工具或项目管理软件等，实现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的精准沟通。建筑企业可以定期对会议制度进行沟通，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共同对项目的进展以及成本控制等情况展开讨论，并及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此外，企业要制定沟通的规范和流程，明确沟通责任人以及需要进行沟通的内容，从而保证沟通的及时有效。 （四）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提高建筑企业全体员工的数据安全意识是筑牢数据安全防线的关键。建筑企业可定期开展数据安全培训，邀请行业专家进行线上或线下讲座，分享数据泄露的典型案例，剖析其给企业带来的严重后果，如经济损失、声誉受损、法律纠纷等，让员工直观感受数据安全的重要性。建筑企业可举办数据安全知识竞赛、主题宣传周等活动，通过设置奖品、展示海报等形式，激发员工学习数据安全知识的积极性，促使员工自觉遵守数据安全规定。 数据安全管理体系至关重要。在数据访问权限管理方面，根据员工的工作岗位和职责，精准划分权限。例如，财务人员对财务报表数据有读写权限，而普通行政人员仅能查看部分非敏感财务信息，杜绝越权访问。引入先进的数据加密技术，数据传输采用加密协议，防止数据在网络传输时被窃取；对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敏感数据，如客户身份证号、企业核心商业数据等，运用AES加密算法进行加密处理，确保数据不被篡改。 定期进行数据备份是保障数据安全的重要手段。企业可每周或每月进行全量备份，将备份数据存储在异地的安全服务器或云端存储平台，防止因本地灾害、设备故障导致数据丢失。建筑企业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措施，安装防火墙阻挡外部非法网络访问，部署入侵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异常流量，定期利用专业工具进行系统漏洞扫描，一旦发现漏洞及时修复，有效抵御网络安全威胁。此外，建筑企业要密切关注国内外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的变化，确保企业的数据处理活动合法合规。 （五）提升财务人员业务能力 建筑企业要重视财务人员的培训，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加大对财务人员业务知识培训的投入。培训内容不仅包括财务专业知识的更新，还应涵盖建筑企业业务流程、项目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建筑企业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培训、在线学习等多种方式，为财务人员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渠道。建筑企业可鼓励财务人员参与建筑企业的业务项目，深入了解业务实际情况，积累实践经验。例如，安排财务人员参与项目的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工作，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业务知识和技能。 建筑企业要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对在业财融合工作中表现优秀、业务能力提升显著的财务人员给予奖励和晋升机会，激发财务人员学习业务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结语 建筑企业业财融合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涉及数据标准、信息系统、沟通机制、数据安全以及人员能力等多个方面。统一的数据标准为业财信息的有效对接提供了基础，提升信息系统集成度促进了信息的实时共享，完善的沟通机制保障了信息的及时传递，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确保了信息的安全性，提升财务人员业务能力则为业财融合提供了人才支持。在实际操作中，建筑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这些对策，逐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打破业务与财务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业财深度融合，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参考文献： [1]李佃香.对建筑企业业财融合问题的探讨[J].中国农业会计，2024（03）：27-29. [2]崔颖.数字化背景下建筑企业业财融合实践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4（18）：184-186+190. [3]张颖.建筑企业业财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品牌研究，2024（15）：187-189. [4]刘佳瑜.基于财务共享模式的建筑企业业财融合探讨[J].品牌研究，2024（18）：218-220. 吉林万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任艳丽 摘要：目前，众多食品加工企业在生产、销售等环节面临多重困难。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已成为食品加工企业的研究重点。基于此，本文分析了食品加工企业传统商业模式存在的问题，介绍了数字经济时代食品加工企业创新商业模式的重要性，并从数字化转型升级、个性化定制产品开发、品牌重塑与文化传播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商业模式的创新路径，旨在为食品加工企业提供参考借鉴，助力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键词：数字经济时代，食品加工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食品加工业在保障民生供给、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传统以渠道分销、规模化生产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正面临多重复杂挑战。消费者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使得传统刚性化、长周期的生产模式难以适应市场变化；行业同质化竞争加剧，价格战压缩利润空间，再加上原材料价格波动、供应链信息共享不及时等问题的存在，导致部分企业陷入破产困境。 当前，我国食品加工行业整体规模持续扩大，但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2年行业内规模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达9.8万亿元，同比增长5.6%，显示出行业的蓬勃发展态势。然而，行业利润却仅为4.9%，较2020年下降了1.2%，揭示了行业盈利能力面临一定挑战。此外，食品加工行业也存在行业集中度不高的情况，中小企业占比超75.0%，导致市场竞争同质化现象严重。更为关键的是，约60.0%的加工企业仍依赖传统销售渠道，在消费者需求变换和电商冲击的双重压力下，这些企业可能会面临利润下降甚至破产的风险[1]。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力，为食品加工企业的价值链重构、经营瓶颈突破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因此，积极探索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不仅是企业应对市场变化、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传统食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鉴于此，本文结合食品加工企业的工作实践，深入剖析数字经济时代下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路径，以期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食品加工企业传统商业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食品加工行业中，线性商业模式是最为普遍的商业运作模式。该模式通过整合原材料端采购、生产端制造、市场端销售3个关键环节，构建了一个贯通全链条的运营体系。其核心优势在于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同时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然而，在产业转型与消费升级的双重冲击下，这种传统商业模式日益显露出自身的不足，包括企业可能因过度关注产品生产和质量控制，而忽视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和市场动态，从而导致产品出现严重的同质化现象，降低了市场竞争力。 1.1 销售渠道结构单一化 在传统的线性商业模式下，食品加工企业主要依赖于商超货架、线下门店等实体分销渠道进行产品的销售，虽然这些渠道能够帮助企业维持基本的市场占有率，但也存在系统性的短板。①实体分销渠道覆盖面受限于物理空间布局，无法突破区域壁垒以实现跨市场的高效流通，导致产品的品牌知名度提升缓慢。②线下销售渠道的交互能力薄弱，消费者无法及时获得产品信息，加之企业的服务响应机制僵化，导致产品复购率下降，同时也不利于产品口碑的传播。 1.2 产品同质化严重 受传统商业模式的影响，食品加工企业普遍存在产品同质化现象，其根源在于该模式对市场需求的错误判断。在传统商业框架下，企业通过统一配方进行规模化生产，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产成本，但同时也形成了刚性供给体系。相关研究显示，标准化生产线和消费者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不足40.0%，特别是在年轻消费群体中，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同类企业采用相似技术，极易引发产能过剩，从而延长产品库存的周转周期，而价格战策略的实行又会使企业的毛利率降低在10.0%～20.0%，最终形成“增长不增收”的恶性循环[2]。 2 数字经济时代食品加工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 在数字经济时代，食品加工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推动企业适应市场变化、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更是促进行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下将从多个维度详细分析数字经济时代下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 2.1 适应市场变化，满足消费者需求 数字经济时代，食品加工企业正面临着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的挑战。调查数据显示，我国2023年的食品消费市场已形成200多个细分需求圈层，个性化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达28.0%。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食品加工企业必须强化商业模式的创新，通过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运用，对消费者的行为特征进行深度剖析，以便精准把握市场变化，并据此研发出与消费者喜好及口味高度契合的产品，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2 提高生产效率，削减成本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为食品加工行业提供了全链路增效的通道。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依托数字孪生系统精细化管理生产流程，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并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企业借助物联网技术对生产设备、库存进行动态监控，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大幅度削减生产成本。总体而言，食品加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将生产效率提升为85.0%以上，同时使能源消耗降低18.0%～22.0%、仓储周转率提升40.0%。 2.3 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 数字经济时代，线上销售逐渐成为主流趋势。食品加工企业通过对商业模式的创新，依托多种技术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如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实现产品、消费者的高效对接，并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品牌影响力[3]。例如，企业基于消费者决策路径模型开发智能投放系统，将产品销售广告的投资回报率优化至1∶8.6，同时通过构建关键意见领袖矩阵，打造生态化内容体系，使产品品牌在消费者群体中的渗透率不断提高，进而形成由流量积累至品牌价值沉淀的增长闭环。 3 数字经济时代食品加工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3.1 数字化转型升级 数字化转型升级是食品加工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效途径，通过企业对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实现决策的精准性与供应链管理的智能化，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1）信息化建设。为快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挑战，食品加工企业需构建完善且系统化的信息化系统，涵盖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等。通过这些系统的建设与实行，企业可实现统一管理与深入分析数据信息。在此基础上，企业能够实时掌握重要信息，如产品库存、消费者反馈等，进而有效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2）智能供应链管理。为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食品加工企业应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借助射频识别标签、传感器等设备，紧密连接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形成一个高效协同的网络体系，实现供应链的智能化管理。以产品库存控制为例，基于智能供应链管理系统实时监控库存情况，企业可实时精准预测库存需求，避免库存积压、缺货等情况的出现。这不仅减少了产品的浪费，还提高了产品的库存周转率。同时，借助物联网技术企业也能实时追踪原材料、产品的流动情况，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3.2 个性化定制产品开发 伴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传统的单一产品开发策略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企业需要结合市场动态与消费者需求，实行个性化定制产品开发的策略，以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1）定制化产品设计。在食品加工行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中，定制化产品设计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企业应结合消费者数据分析结果，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如口味偏好、成分调整等，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并提升产品的附加值[4]。例如，某企业在饼干产品的设计过程中，依托消费者需求图谱技术，通过智能终端交互日志、电商评价数据等多个信息渠道，构建了200多种口味偏好模型，使得产品的研发周期大幅缩短。同时，该企业通过在饼干设计中引入创意和时尚元素，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还使产品转化率提升120.0%。 （2）定制化生产流程。在定制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构建灵活高效的定制化生产流程至关重要。企业需要构建一套全面的定制化生产体系，依托该体系灵活响应产品设计的需求，并不断调整、优化生产策略，确保每种个性化产品都能精准制造。这一流程的实施可以让企业在3h内完成生产参数的重组，实现千级SKU的并行生产，从而将产品的交付周期缩短60.0%。更为关键的是，在定制化生产流程的设计过程中，企业应积极融入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采用节能技术和环保材料等措施，减少产品生产中的环境污染，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食品加工企业的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3.3 品牌重塑与文化传播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众多食品加工企业面临着影响力降低、品牌形象老化等问题。为了提升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企业必须重视品牌的重塑与文化传播，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品牌重塑。品牌重塑是激活食品加工企业生命力的重要举措，在此过程中，企业需深入反思并重新界定其品牌在市场中的定位，清晰勾勒出目标消费者画像，并据此对品牌形象及设计进行全方位的革新。特别是老字号的企业，更需勇于摒弃与现代市场需求脱节的陈腐品牌元素，积极引入潮流、新颖的设计理念，以确保产品品牌能够契合现代消费者的偏好[5]。《2024中国消费品牌报告》数据显示，完成品牌换新的老字号在年轻消费群体中的渗透率平均提升了58.0%。以某食品加工企业为例，其具有年代悠久的肉制品品牌，虽然日销量可观，但主要依赖老客户群体。为更好地满足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消费者需求，企业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包括重新设计包装、标识，联合使用现代设计和传统元素，这一设计方案不仅保留了品牌的历史文化底蕴，还通过时尚元素的融入成功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关注，为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 （2）文化传播。品牌故事的传播和品牌形象的重塑并行不悖，都是增强品牌影响力不可或缺的一环。很多食品加工企业的食品制作工艺独具特色，品牌历史悠久，这些是构成其品牌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为了最大化其价值，企业需要积极运用数字媒体这一新型渠道，以有趣、独特的方式叙述品牌故事，这不仅能够帮助消费者理解品牌的历史韵味、精湛工艺，还能和消费者搭建紧密的互动桥梁，提升他们的品牌忠诚度。同时，企业还可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举办投票活动、问答活动等，和消费者展开深入互动，以此来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了解与认同。以某糕点品牌为例，其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精心策划并发布聚焦品牌制作流程与历史变革的短视频，成功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激发了他们的分享热情，从而显著扩大了品牌的影响力范围，为后续的品牌销售奠定了坚实基础。 3.4 扩宽销售渠道 在当前市场多元化特征日益显著的时代背景下，食品加工企业若要实现稳健且持续的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销售渠道的多样化布局与精准施策，这意味着企业除了要继续夯实传统的线下销售渠道，还要积极拓展线上渠道，并探索其他的新兴渠道[6]。在线下渠道上，企业可以策划并执行一系列互动性强的活动，如文化展览、品鉴盛宴等，让消费者亲身体验产品的独特风味、品牌文化底蕴，以增强消费者的参与感与归属感。在提升品牌知名度的基础上，增强消费者的忠诚度。同时，企业还可以采用和一些热门IP、知名品牌合作的方式，举办一些极具趣味性的试吃活动，并整合试吃人员的意见，据此调整产品口味和包装。在线上渠道建设方面，可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专属销售平台，或入驻第三方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同时，在线上渠道运营过程中，企业需重视活动策划与执行，如通过免费试吃方式吸引消费者关注，激发其购买欲望。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时代下，食品加工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应围绕消费者体验、品牌形象等多个维度展开，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快速适应动态市场环境，进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食品加工企业需紧跟时代步伐，积极革新商业模式，从而切实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市场份额与品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阎孟杰，陈同扬.基于商业生态系统构建的传统食品企业转型升级研究：以福步食品为例[J].财会通讯，2023（14）：116-123. [2]代文彬，李满.老字号食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形成机理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3（4）：78-86. [3]王少瑜.浅析大数据时代食品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J].食品与机械，2023，39（4）：241-242. [4]陈浩然.微山县中小型食品加工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D].天津：天津科技大学，2022. [5]杨玲，李菊强，贾美柱.绿色食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助力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评《基于大数据的绿色食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23，14（10）：310. [6]孙增.基于大数据的绿色食品企业营销策略创新研究[J].食品研究与开发，2021，42（19）：245.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黄莹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