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改革开放的探索与思考——以北京“两区”建设为例
编者按：2025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五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业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成就，为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我国即将迈入“十五五”规划的全新发展阶段。“十五五”时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由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跃升期。为全面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辉煌成就，展望“十五五”金融发展的美好蓝图，本刊特开设“聚焦‘十四五’金融发展与‘十五五’展望”专栏，为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经验，共同续写金融强国建设的精彩篇章。
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宣布，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北京开启了两轮最高水平的开放实践探索。在“两区”建设中，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是重中之重，开放试点措施占比近40%。“十四五”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北京市分行）会同首都金融管理部门以“两区”建设为牵引，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锚定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定位，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路先行。在金融改革的引领带动下，北京市金融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7057.1亿元增加到2024年的8154.2亿元，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交出亮眼成绩单。
北京金融改革开放的着力点及成效
“两区”建设是北京“五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子”。北京市分行高度重视“两区”建设工作，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凝心聚力抓改革、全力以赴促发展，两轮改革方案中牵头的51项任务全部落地实施。“深入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工作”“对外承包工程跨境人民币便利化试点”分别入选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建设最佳实践案例、国务院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京津冀征信链”“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等24项任务被列为“两区”突破性政策、标志性项目。“两区”建设五年来的区域金融改革开放实践，有力地支撑了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充分释放金融高水平开放政策动能
完善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强化政策引领支持。北京市分行出台《金融服务“专精特新”企业若干措施》《推动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在全国率先建立科技金融综合评估机制，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质效。近五年，北京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年均增长约15%，有贷户数年均增长近20%。北京市分行印发《关于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支持首都绿色低碳发展的意见》《北京市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牵头制定《北京市信贷支持建筑绿色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截至2025年6月末，北京市绿色贷款余额达2.4万亿元，全市非金融企业累计发行绿色债券超9100亿元，年内累计发行501亿元，规模居全国前列。
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实施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支持银行为优质诚信企业“减单证、减流程”，简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800余家企业享高水平开放政策红利。全国首个开展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试点经验被推广至全国。服务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持续迭代升级中关村示范区外债便利化政策，满足科技型企业，特别是发展初期轻资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试点企业平均借款综合成本较境内低400余个基点，外债资金使用效率显著提高。北京涉外收支规模稳定增长，涉外经济主体不断壮大。与2020年相比，2024年北京地区涉外收支规模增长了67.4%，达2.4万亿美元，占全国涉外收支规模的16.9%，年均增速13.8%。银行结售汇、涉外收支规模保持全国前列。
落地一系列首创性改革，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
“本外币合一、高低版搭配”的跨国公司资金池政策引领全国，支持北京总部经济发展。在全国率先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试点，形成“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本外币跨境资金池”政策框架。2025年，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企业范围，优化额度管理。107家跨国公司参与试点，惠及5000余家境内外成员企业，年均跨境资金收支规模超1300亿美元，有力支持以“高精尖”产业为代表的总部经济发展。
率先开展并全面推广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助力账户管理降本增效。在全国率先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全场景实环境试点测试。2024年，进一步放开业务限制规则，便利企业开立多币种银行账户。截至2025年6月末，北京地区支持办理本外币合一账户业务的银行网点超1600家，覆盖各行政区、各类性质银行，累计开户超11.7万户。
金融市场开放度持续扩大，资金要素流动不断畅通。北京首家外资法人银行德意志银行获得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资格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主承销商资格。中金公司和中信建投两家证券公司获批结售汇业务资格，地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活跃度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升。畅通双向跨境投资渠道，简化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外汇登记和汇兑管理，稳步推进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投资试点。
融入和服务国家开放战略，高质量推动京津冀协同开放
便利跨境资金结算和人员交流，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全国率先试行承包工程企业境外资金集中管理，降低账户管理和资金汇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便利员工薪酬结售汇业务办理，实现手机银行或电子银行全流程线上办理，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跨境人员流动。
以“京津冀征信链”为抓手，推进京津冀三地企业征信数据的互联互通。2021年7月，联合天津、河北，启动全国首个基于互联网的涉企征信链“京津冀征信链”建设工作。截至2025年6月末，上链产品累计调用超5200万笔，通过征信链获得授信支持户数超4300万户，促成贷款发放总额2775亿元。
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创新示范效应，高质量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建立京津冀跨区域协同测试机制，开展“智慧金融”“数字金融”主题工具测试，推动技术创新在金融领域更大范围落地应用，金融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区域。
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跨境人民币收支规模和结算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
在全国率先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类优质诚信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便利化试点，获评“两区”十大最具影响力政策，87家企业跨境人民币收付规模超129亿元。指导北京地区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制开展更高水平贸易结算便利化试点，推动京津冀晋蒙“五地共建”跨境人民币便利化互认业务，已联合发布互认优质企业近3000家，推动企业异地享受便利化政策。北京地区跨境人民币收支规模稳步增长，占地区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从2020年的49.7%提升至2024年的65.0%。
提高金融服务质效，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首都金融营商环境
全面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服务水平。在全国率先建设两大机场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和支付服务示范区。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城市轨道交通支持维萨、万事达、美国运通卡、日本JCB卡以及中国银联五大卡组织的城市。首创首发两款银行卡、通信卡融合创新产品，为外籍人员提供多元选择和便捷体验。
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金融服务数字化水平。先后将外贸企业名录登记、外债、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的办理方式由外汇局办理调整为银行直接办理。开展线上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让企业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上线运行北京市银企对接系统，持续优化、拓展系统功能，科技赋能金融服务直达企业。
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增量扩面，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在全国率先实现数字人民币在保险商业化实名缴费场景的运用。截至2025年6月末，累计开立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超2000万个、对公钱包373万个，落地场景89万个，累计交易金额近2600亿元。
北京金融改革开放经验
坚持国家顶层设计与北京开放探索紧密结合
“两区”金融领域改革始终紧紧围绕国务院批复方案，确保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和路径，与全国区域金融改革进程协调一致。同时，充分发挥北京的首创精神。紧扣地区发展和经营主体实际需求，统筹开展全产业链开放和全环节改革等特色探索，为首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在跨境金融方面，以解剖麻雀方式走访调研外贸重点区的经营主体，联动商务、海关、金融管理部门发布《“两区”建设国际收支便利化全环节改革工作方案》，解决涉外经济活动各环节、全流程的跨境资金便利化需求。在绿色金融方面，推动八部门联合出台《“两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开放发展行动方案》，深入推动首都绿色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水平。
坚持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导向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提供适配产业发展和转型需要的金融服务，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面对国际经贸挑战增加的情况，扩大贸易便利化政策供给，帮助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跨境结算降本增效。支持银行、支付机构凭交易电子信息为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提供高效、安全、低成本的资金结算，服务跨境电商企业近40万家。全国率先开展“外卡线上收单”业务，为国内电商平台提供境外银行卡结算解决方案，助力中小微电商“卖全球”；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渠道，全国首创推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平台”，打造“外贸金融产品超市”，解决北京地区外贸企业在融资信贷、汇率避险产品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和政策获取渠道受限问题，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
坚持围绕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改革
服务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和金融服务体系完善的优势，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效能。北京市分行会同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完善首都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助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意见》等制度文件。创设“京创融”专项再贷款和“京创通”“京制通”专项再贴现等工具，单列资金额度支持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领域，累计为辖内金融机构提供超过1500亿元低成本资金。全力推动北京地区相关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科技型企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参与债券市场“科技板”发行，拓宽股权投资资金来源。截至2025年6月末，北京已有16家科技型企业、3家股权投资机构、7家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科技创新债券，规模超16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服务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以优化支付服务水平为重点，提升外籍人士在京工作、生活便利度，展现北京开放、友好的国际交往环境。依托机场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和支付服务示范区，在入境第一站提供政策咨询、引导等服务。“外卡内绑”等移动支付服务持续优化，服务主体和应用场景不断扩大。启动“北京中轴线无障碍支付服务旅游示范区”建设，以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供给助力北京打造“中国入境旅游首选地”。
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推动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在京聚集，首都金融功能布局进一步完善。国家级专业化金融科技风险防控基础设施“北京国家金融科技风险监控中心”在北京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卡清算机构万事网联获批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全国首家外资支付机构贝宝支付、外资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和惠誉、全国第二家个人征信机构——朴道征信落地北京。强化金融科技创新示范效应，全国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测试应用和涉及场景数量均领跑全国。突出标准引领，发布全国首份公路行业转型金融团体标准暨京津冀首个区域转型金融标准。推动北京市成功参与全国首批转型金融政策试点，指导金融机构先行先试建材行业转型金融标准。
坚持“央地联动、内外协同”，创新搭建工作推动的组织机制
在内部工作推动层面，北京市分行党委将“两区”建设作为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内容，连续4年纳入党委重点推动工作。成立“两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结合机构改革，增设地方金融服务办公室专职牵头“两区”建设工作，为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专业支持。
在外部工作协同层面，积极对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争取中央部门对改革工作的支持和指导。与市级部门之间建立紧密的沟通协同机制，形成任务推进、政策宣介的工作合力。建立“金融服务常态化包区—‘两区’建设对接机制”，搭建与各区之间的服务对接机制，回应解决市场主体关注问题。与北京金融法院签署合作备忘录，为金融改革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
深化北京金融改革开放的思考
2025年是北京“两区”建设五周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北京市分行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结合北京实际和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系统深入谋划金融改革开放路径，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
一是更好结合北京“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为国家试制度，为北京谋发展。发挥北京金融基础设施集中、金融机构总部聚集、金融人才聚集、金融服务体系完善、涉外经济活跃等方面优势，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开展先行先试。围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对标研究，结合北京优势产业，在跨境资金流动便利、科创金融和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探索储备、优化迭代一批金融创新政策。突出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优势，在规则、制度、服务体系、应用场景等方面持续发力，试点一批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举措，逐渐打造对外开放的新优势。
二是统筹做好首都金融“五篇大文章”，精准高效支持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完善金融“五篇大文章”的“1+N”完整政策框架，进一步加强货币、财政、产业、监管等协同配合。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好发挥中关村分行在科技金融先行先试方面的作用，深化中关村科创金改试验区和中关村分行科创金融改革中心建设。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协同创新发展，加强民营小微、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的普惠金融服务，完善金融支持养老产业和银发经济发展，加快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切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三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以系统集成思维谋划创新举措。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推进跨部门协同、跨事权集成改革，使各项举措相得益彰，更好打通淤点堵点，增强改革创新整体效能。以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为引领，形成新一轮“两区”建设一揽子系统化、集成式、全环节解决方案，合力构建金融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提升国家金融管理中心能级。
四是更好统筹开放和安全，进一步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和风险防范一体推进，在确保有效监管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妥有序推进各项金融开放创新举措。深化监管合作，筑牢高水平开放的风险防线。进一步完善跨部门协调合作机制，强化信息交流互换、管理服务联动和风险监管协同，完善与金融开放创新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引导。多方合力提升监测分析研判水平，精准识别风险交易，不断提高金融风险防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强化联合监管效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巢克俭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源（占全国总排放量约16%），也是生态产品供给主体，其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血脉”，在引导要素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金融支持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金融产品与绿色农业项目存在周期性错配，农村产权抵押体系制约了融资可得性。以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为例，评估能力不足、价值波动大、处置渠道不畅等问题突出。例如，某农业合作社申请生态种植项目贷款时，虽拥有200亩流转土地，但银行对抵押物处置信心不足，最终仅获批预期额度的40%。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缺乏厂房、设备等传统抵押物，如从事垂直农场、有机菌菇培育的企业，其核心资产（技术专利、生物资产）也难以纳入抵押范围，导致融资渠道受限。此外，生态茶园改造、林业碳汇培育等项目普遍需5～10年投资回报期，短期贷款难以覆盖全周期资金需求。
“数据孤岛”问题阻碍信贷资金“精准滴灌”。涉农金融机构虽然已接入部分政府数据平台，但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数据（土壤监测、气象风险、碳减排量）分散，尚未形成标准化共享机制。例如，对家庭农场的信用评估需手动整合6类数据源，耗时长达15个工作日，较工业企业信贷审批周期长2倍。信息不对称加剧逆向选择风险。部分农户因缺乏财务规范记录，难以证明生态农业项目的经济可行性。例如，某生态养蜂合作社虽具备欧盟有机认证，但因未建立完整的蜂蜜溯源数据，在银行的风险等级偏高，贷款利率上浮。金融机构对农业绿色技术的掌握程度不足，导致新型项目（如光伏农业、生物质能）融资难度增加，某农光互补项目因银行无法评估发电与种植协同收益，拉长了审批流程。
农业保险覆盖面与风险需求严重失衡，传统的财产险、责任险等保险产品难以为绿色农业提供精准风险保障。传统的农业保险虽然覆盖了水稻、生猪等传统品种，但针对碳汇林、生态茶园等绿色项目的专属险种较少。现有森林保险仅保障火灾、病虫害，碳汇收益波动风险如碳价下跌、项目核证失败等，缺乏对冲工具。省级农业绿色发展风险补偿基金存在覆盖范围窄、补偿比例低等问题。某生态养殖企业遭遇极端天气导致水产品损失，虽符合补偿条件，但实际获得补偿金额仅占贷款损失的18%，难以弥补银行与企业的缺口。此外，再保险机制缺失，难以分散巨灾风险。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受到内外部制约，涉农金融机构虽已布局多个数字化平台，但各系统间数据标准不统一。如部分县域的“智慧茶园”平台与省级碳账户系统无法对接，导致茶企碳减排数据难以整合评估，影响相关金融产品的落地效率。一些山区农村地区5G覆盖率不足40%，且物联网设备部署成本高，传感器信号不稳定，无法持续采集环境数据，可能导致银行贷后监控失效。农业生产数据涉及农户经营隐私，个别金融机构尚未建立完善的数据脱敏与加密机制，可能存在因土壤检测数据泄露而引发纠纷，这也暴露出数据治理的短板。
绿色金融复合型人才缺口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涉农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人才储备不足，“识绿”“辨绿”水平有待提升。具备农业技术知识、绿色金融认证的员工不足，且集中于省级机构。某银行在设计“海洋牧场贷”时，因缺乏海洋生态评估能力，被迫外聘第三方机构，增加了尽职调查成本。现有培训多聚焦传统信贷技能，对碳金融、生态价值核算等新兴领域覆盖不足，金融从业者对农业生产场景认知局限，导致相关金融产品设计与实际需求脱节。
金融赋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优化建议
深化产品创新体系，构建“生态效益量化+产业链协同”的产品矩阵。一是创新碳金融产品。开发“碳惠贷”系列产品，将农业经营主体的碳减排量纳入授信模型。例如，对采用“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的农户，可根据其减少化肥使用量对应的碳减排量，给予利率优惠；针对林业经营主体，扩大林业碳票质押融资试点范围，探索“碳票价值动态评估+风险缓释基金”的授信模式，解决碳汇收益权变现难题。二是延伸产业链金融。依托茶叶、食用菌、水产品等特色产业，推广“绿色供应链金融”。以安溪铁观音产业链为例，银行可联合核心茶企，为上游茶农提供“订单+生态茶园认证”的预授信，为下游经销商提供“存货质押+电商数据增信”融资。以食用菌产业为例，可开发“菌棒生产—种植—加工”全链条信贷产品，对采用废弃菌棒循环利用技术的企业给予专项贴息，推动产业链碳足迹管理。三是试点绿色资产证券化。对具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如生态旅游、生物质能发电，联合证券公司发行绿色ABS产品，将“渔旅融合”项目未来收益打包证券化，拓宽长期资金来源。
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打造“政府+金融+产业”三位一体的数据生态。一是建设省级数据中枢。推动省政府整合农业农村厅的土地流转数据、生态环境厅的碳监测数据、市场监管局的农产品溯源数据，搭建省级农业绿色金融大数据平台。平台需实现统一数据标准、统一接口规范、统一安全认证，解决跨部门数据共享难题。二是开发专属信用评价工具。基于多维数据构建“3+N”评估模型（3类核心指标：生态合规性、经营稳定性、碳减排潜力；N类补充指标：政策补贴、保险覆盖、电商销售数据）。对获得“三品一标”认证且碳足迹达标的经营主体，信用评级自动提升，对应信贷额度上浮，审批时间压缩。三是应用区块链技术。在茶叶、水产等重点产业引入区块链溯源系统，实现“生产数据上链—信贷审批用链—风险监控查链”全流程数字化，降低信息不对称。
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保险托底”的多层次风险缓释体系。一是扩大省级风险补偿基金。扩大农业绿色发展风险补偿基金规模，优化补偿机制，覆盖林业碳汇、生态养殖等高风险项目；设立碳汇波动专项补偿机制，对因碳价暴跌导致的项目损失给予定向补贴。二是创新试点“保险+期货”。针对价格波动大的农产品，联合期货、财险开展“价格保险+期货套期保值”试点，农民投保价格指数保险，保险公司通过期货市场对冲风险，确保农户的最低收购价。同时，可探索“碳汇收益权保险”，对因核证失败、政策变动导致的碳汇收益损失进行赔付。三是优化绿色保险服务。鼓励探索“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合作融资、保险扩大绿色投资等模式，鼓励保险机构与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在资源互享、产品互推、客源互送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加大对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优质标的的金融支持力度。引入再保险机构，对台风、洪水等巨灾风险进行分层分担。
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破壁”促进业务拓圈扩面。一是建设省级农业数字金融中台。整合银行分散的“智慧农业”“碳账户”等平台，统一数据接口标准。二是推广“卫星遥感+AI”评估技术，引入高分卫星遥感数据，对山林、农田进行生态价值动态监测。沿海的银行机构可利用卫星图像分析海域养殖密度，结合AI算法评估渔业碳汇潜力，为“海洋碳汇贷”提供可视化风控工具。三是开发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福建武夷山茶产业试点“数字人民币+绿色积分”模式，消费者使用数字人民币购买生态茶可获“碳积分”，积分可兑换金融服务优惠，并且茶企通过数字人民币结算，也可自动累积绿色交易记录，提升授信评级。
强化人才培养机制，形成“高校教育—在职培训—实践锻炼”的人才培育闭环。一是加强产教融合。推动金融机构与高校共建实习基地，每年输送一批学生参与绿色信贷项目尽调、碳账户管理等实践。二是提升内部能力。建立“省—市—县”三级培训体系，省级层面开展“绿色金融领军人才研修班”，邀请国际碳金融专家授课；县域支行推行“双导师制”（农业专家+金融骨干），每月开展生态项目评估、碳足迹核算等实操培训，覆盖基层客户经理、乡村全面振兴金融指导员。三是实施双向人才流动。实施“涉农金融机构—农业企业”人才互派计划，每年选派一批客户经理到生态农场、农业科技企业挂职锻炼，同时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到涉农金融机构参与产品设计；设立“绿色金融创新奖励基金”，对开发出标杆产品的团队给予奖励，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抑制“漂绿”行为，从规制、机制、制度层面协同压缩“漂绿”空间。一是构建“双轨制”防控体系。一方面，强化法律层面的刚性约束，通过立法明确“绿色金融”的精准定义与边界，规范ESG信息披露标准，设立严格的“漂绿”行为惩处条款，从制度根源遏制违规操作。另一方面，积极引入前沿数字技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智能识别、区块链的不可篡改、云计算的高效处理、大数据的深度分析、物联网的实时监测以及元宇宙的可视化模拟等技术优势，对气候相关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精准加工，优化算法模型，实现对“漂绿”行为的数字化、智能化防控。二是优化“全链条”治理架构。着重完善责任追溯与监督机制，清晰界定“漂绿”行为的责任主体及承担方式，确保违规行为可追溯、可问责。同时，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对ESG报告进行独立鉴证，提升信息可信度。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反漂绿”工作机制，定期评估、动态调整，形成长效治理闭环。三是打造“立体化”监督网络。推进ESG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建设，构建由社会公众、新闻媒体、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公众的日常监督作用、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以及非营利组织的专业监督优势，提升绿色金融市场透明度与公信力。
福建农信绿色金融服务实例
农业绿色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福建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禀赋，探索出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成功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金融“福建方案”，为全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范例。
以绿色为底色，促进生态农业转型。在宁德市周宁县，黄振芳家庭林场持有“ND00001号”林业产业经营票证，凭借这一票证成功获得福建农信社“林e贷”综合授信300万元。林票变“钞票”，这一创新融资模式，源于习近平总书记30多年前提出的活立木贷款构想，也是宁德探索农村生产要素流转融资的新成果。在全国林改第一县武平，武平农信联社推出“林票贷”产品，将林业资源转化为可质押的金融资产，借助林票为林农提供资金支持，农民无需砍树也能实现经济收益。在泉州市永春县，永春农信联社配合永春县政府率先推出“绿票”收益凭证，为持有“绿票”的林农和企业提供融资渠道，有效解决了林权流转难、森林资源变现难、集体林质量提高难、林业融资难、森林空间利用难、林下经济发展难等一系列问题。
以特色为亮色，拓展产业链相关服务。以福鼎白茶产业为例，福鼎农信联社依托政府搭建的“白茶大数据溯源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追踪茶叶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流程数据，为茶农、茶商、茶企提供差异化融资方案。对采用生态种植的茶农给予纯信用授信；对省级龙头茶企，结合溯源数据与订单合同，提供最高500万元的供应链融资，推动福鼎白茶产业实现“茶园生态化、加工清洁化、产品标准化”转型。在历史名茶“坦洋工夫”的原产地福安，福安农信联社创新推出“福茶·契约贷”，通过民间契约方式以自有或第三人的茶园经济权益等农村生产要素作为抵押资产向茶农发放生产经营性贷款，替代了茶农之间互保的做法，既降低了茶农融资的潜在风险，也为其扩大生产提供了更稳定的资金保障。
以创新为利器，用数字化为产业转型赋能。莆田农商银行整合农业农村局、海洋渔业局等七部门数据，创新构建“三维筛选模型”。该模型对涉农主体进行精准画像，并通过数据筛选与实地走访双轮驱动的营销模式，实现金融服务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武夷山农商银行按照“信用村+精准建档+批量授信”的思路，创建了五夫“信用镇”，实现全镇涉农主体信贷授信的全覆盖。同时，探索创新了“专业合作社（公司、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农户”“科特派+项目”等发展模式，并联合省农担公司、南平融桥融资担保公司等机构，通过专业担保、亲情保证等方式，有效破解了企业与农户“担保难”的痛点。宁德农商银行围绕当地支柱产业大黄鱼养殖，搭建“智慧蓝海·大黄鱼数据平台”，实现对养殖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并创新性引入“蓝碳积分”概念，将“蓝碳积分卡”打造为通用金融介质，通过量化养殖主体的生态贡献与经营要素，为其强化信用增级，还能凭积分享受优惠利率，全方位助力宁德打造全国首个“零碳渔业示范区”。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兰可雄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经济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十四五”前四年，中国能耗强度累计降低11.6%，节能降碳力度持续加大；2012年以来，中国能耗强度累计降幅超过26%，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
这些数据说明了中国在绿色产业扩张和结构优化上的进展。即将进入“十五五”时期，碳达峰目标迫近，中国绿色转型仍需在多方面持续发力，能源结构调整、工业领域低碳改造、城乡建设绿色转型、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立等仍待加力推进，这需要政策协调、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设计的协同推进，也对资金供给提出要求。
当前，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已初步建立，形成对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绿色生产力的有力支持；同时也在加速部署转型金融，以形成对经济社会转型的全面支撑。转型金融尚处于探索阶段，从转型融资需求来看，如何提供与需求相匹配的转型融资框架，以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内在需要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
一、三大因素驱动经济绿色转型
理解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深层动力，是把握其未来价值创造逻辑的关键。驱动因素不仅定义了转型的必然性与方向性，更重塑了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融资需求与风险收益结构。由此，厘清转型动因，成为构建与之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的重要基础，深刻理解实体经济正在发生的变革，转型金融才能精准识别机遇、有效管理风险，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主动战略工具。
首先，要素禀赋结构变迁驱动转型。要素禀赋结构变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要求驱动转型。中国从高碳向低碳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其深层动力源于要素禀赋结构变迁所引致的比较优势动态演进，这构成转型的内生经济逻辑。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要素禀赋理论），一国的比较优势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企业倾向于专业化生产能够密集使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是一种典型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三大要素均面临诸多瓶颈约束，已难以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资本积累日益雄厚，而最关键的是，环境容量的稀缺性急剧凸显，碳排放空间已成为一种高度稀缺的生产要素。在此背景下，高碳行业的边际社会收益正呈现递减态势。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持续强化，高碳产业赖以维系的投入资源要素、扩张规模等发展模式举步维艰。因此，要获取未来经济发展的新竞争优势，就必须将增长动能从依赖传统高碳要素转向依托绿色技术、低碳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新要素禀赋，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
其次，产业价值链跃升推进转型。产业发展基础升级，产业价值链跃升的需求将驱动经济绿色转型。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升级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其核心动力在于对更高附加值的持续追求。过往中国传统行业凭借劳动力、资源与能源的初级要素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大多被锁定于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缺乏核心技术能力和市场主导权。
2018年有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产业并非注定低端锁定，反而迎来了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重大历史机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生产流程，使规模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和智能化运维成为可能，大幅提升中游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因此，对于仍处于传统价值链中低端的行业或企业而言，当前正是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它们不仅面临减排降碳的外部约束压力，更具备通过智能化改造、服务型制造和绿色创新重新定位的内在动力与基础条件。率先嵌入数字技术、推动产品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将有望突破原有分工限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实现从“成本驱动”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外部环境变化倒逼转型。除了要素禀赋重构与产业价值攀升的内生要求驱动转型，政策、市场与国际贸易规则等外部环境变化也在系统性倒逼转型。这一外生约束体系正通过成本收益结构的重塑，压缩转型窗口，促使绿色化从“战略备选”转化为“生存必需”。
一是政策规制趋紧，中国“双碳”目标下的碳市场扩容、能耗双控等机制持续强化，令传统高碳模式的合规成本与政策风险抬升；二是消费偏好转向，环境友好型需求成为市场重要维度，绿色评级日益影响企业品牌价值与市场准入；三是贸易壁垒碳化，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规则构建起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使“碳排放”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要件，直接冲击高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外部压力正在通过价格信号与风险预期深刻催化内生转型进程：一方面，碳定价、绿色补贴等政策工具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扭转资源错配，提升绿色技术投资的相对回报率；另一方面，国际贸易规则与消费市场的绿色导向将提高停滞者的退出成本，并拓宽先行者的需求边界，从而加速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良性循环。在此背景下，转型企业与滞后企业的差距开始扩大：前者通过绿色创新嵌入全球低碳产业链，获取技术租金与市场溢价；后者则面临资产搁浅、成本攀升与市场准入受限的多重挤压。
二、转型金融三大核心转变
内外因素结合的转型动因，将如何影响转型金融体系建设？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多元复合，其内在逻辑深刻重塑着转型金融体系的构建方向。要素禀赋重构推动金融的价值判断从短期财务回报转向长期要素产出效率；产业价值链攀升要求金融对支持对象进行精细画像与分层管理；而外部政策与贸易规则剧变，则倒逼金融的风险认知做出快速的适应性调整。这些驱动因素共同作用，既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根本性的理念转变，也将催生短期的、应急性的工具创新。
首先，重塑要素价值内涵。要素禀赋重构的市场，转型金融的“价值判断”发生重要转变。要素禀赋结构的深刻变迁，标志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调整——增长引擎从依赖传统要素规模投入转向依赖绿色技术、低碳资本及环境容量的高效利用。这一根本性转变，必然要求金融供给发生与之匹配的根本性重构。传统金融模式服务于规模扩张和增量价值创造，其“价值判断”体现在对短期财务回报和抵押物价值的认定。然而，新发展模式的核心是“要素价值”的重塑，即经济增长依赖于提升技术、知识、碳配额和数据等新型要素的生产率，其价值实现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外部性特征。
与之相比，新发展模式下的金融“价值判断”发生了内涵演变：其追逐的“价值”不再是短期账面利润，而是长期要素发展与技术溢价。包括通过支持绿色技术突破和创新，获取技术领先带来的超额收益；通过识别并投资于稀缺的碳资产、环境权益（如绿电CCER），获得资源稀缺性溢价等。这意味着，发展转型金融需要从根源上构建对未来要素价值的前瞻性定价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以长期可持续的价值判断为支撑，助力有效转型。
其次，深化服务对象管理。产业价值链跃升的市场，转型金融的“支持对象”需要精细管理。产业价值链的跃升是产业演进的内在规律，其本质是价值创造环节从传统的加工制造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服务及循环解决方案转移。这一过程必然引发产业链内企业角色的深度分化：龙头企业致力于构建绿色技术标准、突破关键领域难点、堵点，中型企业聚焦于工艺革新与供应链降碳，而专业化小微企业则可能在关键减排技术或材料领域实现突破。不同规模、不同环节的企业，其转型目标、可行路径与最终成效也将有显著差异性。企业现有资源能力（如技术积累、资本规模）影响着企业转型的起点与路径，同时从转型路径选择来看也有其多样性，除依托自身技术的提升外，与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协同转型也是有效路径。
因此，转型金融要有效服务这一复杂进程与差异化主体，需要进一步厘清具体企业转型的基础与路径：一是区分企业类型，依据其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规模与核心技术能力，识别其究竟是“技术突破者”“模式创新者”还是“协同跟随者”；二是区分转型路径，判断其价值跃升的核心来源究竟是工艺改进、产品升级、服务化延伸还是生态化整合。不同路径的资本需求、风险特征与价值创造潜力截然不同。转型金融需精准锚定到“如何转型”以及“转型为何能成功”的具体路径上，实现对不同成效价值创造的差异化赋能。
再次，加强转型风险评估。外部因素驱动的市场，转型金融的“风险判断”也需差异化。外部政策、贸易壁垒与消费偏好转变等因素，正构成企业转型的外生驱动力。但此类转型驱动，与基于要素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内生性、战略性转型不同，其核心出发点在于规避外部风险——包括政策处罚、出口受限、品牌声誉受损等现实威胁。因此，它具有显著的针对性，外部条件制约的强度直接影响着企业融资意愿的强弱，此类转型所催生的金融需求也呈现被动、应急的特征。其主动性较弱，高度依赖外部议程推动，融资目标旨在满足特定合规门槛或应对即将实施的贸易碳壁垒，例如采购末端处理设备或进行生产工艺的适应性改造。
转型融资迫切度、资金使用方向、资金使用目标的差异性，也使得外部驱动的转型融资风险有新的特征。其风险判断需从评估“未来增长潜力”转向聚焦“合规达标能力”与“过渡期生存韧性”。虽然长期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依然威胁实现可持续转型的有效性，但短期的执行风险（能否按时完成改造）、政策解读风险（是否符合最新标准）以及跨境规则变动风险（如CBAM核算细则调整）等可能直接影响企业当下发展目标可否实现。在此情形下，转型金融的风险管理目标也需差异化。
三、多元化的实践路径
转型金融的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金融领域的缩影，源于中国经济结构向绿色化与高级化转型的内在要求。其驱动因素多元复合，既包括要素禀赋重构带来的深层变革，也涵盖政策、贸易等外部环境的急促倒逼。这要求转型金融体系既要着眼于宏观范式的重构与价值判断的转变，也需灵活响应短周期、应急性的转型需求。
正因如此，中国的转型金融实践注定是多点开花的——它不仅是金融产品的创新，更是一个融合了长期耐心资本、技术风险定价与激励相容机制的生态系统。
一是要素禀赋的结构性变迁，意味着转型金融体系建设是一场深刻的变革，需要通过宏观层面价值判断基准与发展逻辑的调整，实现金融功能与国家治理目标的再融合。一方面，转型金融的发展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多元政策的系统协同。如碳定价、市场准入标准、落后技术淘汰等公共政策为“绿色要素”赋予稀缺性与价格信号，这是金融进行价值发现的基石。若缺乏产业、环境与科技政策的协同发展，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未能形成合力，将导致资本错配与系统性风险积聚。
另一方面，转型金融体系的宏观战略也需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如发展目标应从规模扩张转向资源配置效率，核心评价指标需更加关注金融能否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价值判断须从财务回报转向综合价值，如引入碳排放、资源强度等非财务维度，建立包括正负外部性的新型核算框架等。实现宏观层面的范式重构，转型金融才能真正服务于要素禀赋升级这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而非仅停留于表面化的绿色标签。
二是产业价值链跃升的需求，意味着转型金融需建立一套整合“产业链位置－转型潜力－升级路径”的多维评估与分级体系，将降碳效益与价值链跃升带来的溢价纳入转型金融定价体系。如对于处于产业链上致力技术突破的龙头企业，其转型旨在攻克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或实现颠覆性创新。这类活动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但一旦成功则回报巨大。转型金融的设计需更加注重提供长期耐心资本，如设立重点行业转型创新基金，以股权或“债转股”方式介入；开发研发中断险或首台套保险，对冲前期技术风险等。
对于中型规模、亟须应用迭代的企业，其转型关键在于采纳成熟低碳技术并快速融入主流供应链。资金支持应更注重技术稳定性与商业化效益。可融合现有科技金融工具，提供技术改造专项贷款、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节能减排设备融资租赁等，降低初始投入压力。最终通过灵活、高效的债权类工具助力其实现工艺革新与市场竞争力跃升。
三是外部因素驱动的转型，意味着部分转型金融活动应更侧重短期可执行性与结果达成性。一方面，转型金融需率先构建外部驱动因素的风险映射框架，系统识别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强制披露准则、行业碳达峰方案等规则变动所带来的合规风险与市场准入风险，并量化其对企业成本结构、出口资格及现金流的具体影响，形成风险预警与压力测试机制。
在此基础上，应建立侧重于短期可执行性与结果达成性的金融支持政策。重点评估企业转型目标、计划的可信度和效果，尤其关注其技术路线的成熟度、改造时间表与政策监管期限的匹配度，以及专项资金能否实现封闭管理、专款专用。金融工具的设计更应强化“激励相容”原则，以确保满足明确、刚性的约束目标。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王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任玉洁
导读：《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在统一绿色金融标准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对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02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以下简称2025版《目录》），将于10月1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我国在统一绿色金融标准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对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025版《目录》的主要特点
标准体系是绿色金融五大支柱之一。通过明确标准、准确辨析绿色项目，可引导资金流向，有力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40.6万亿元，比年初增长9.6%；绿色债券累计发行约4.3万亿元，存量规模约2万亿元，均居全球前列。为更好地适应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需要，2025版《目录》统一了各类金融产品界定标准，新增绿色消费和绿色贸易门类，全面涵盖9个一级分类、38个二级分类和271个三级分类，首次实现“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覆盖。
一是精准对接绿色低碳转型产业需求。2024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更新了国家重点支持的绿色低碳转型产业范围。为精准对接绿色低碳转型活动，金融管理部门对绿色金融界定范围进行了调整。2025版《目录》聚焦绿色主题，剔除了煤炭清洁利用、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相关内容；对具有碳减排效益的低碳经济活动进行标注，为识别、筛选低碳经济活动，促进碳中和金融产品发行发放提供了依据。与2025版《目录》相配套，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正在制定面向更多行业的专门的转型金融标准，引导金融机构为传统高碳排放和难以减排领域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
二是统一各类绿色金融产品界定标准。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以下简称《绿债目录》）。但《绿债目录》与中国人民银行绿色贷款统计标准、原银保监会绿色信贷统计标准之间还存在一定差异，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产品仍缺乏权威标准。这些标准差异和缺失，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业务衔接成本，也给金融统计、监管带来困难。2025版《目录》最大程度确保统一适用于除上海、深圳、北京三大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股票发行、新三板挂牌及股票发行业务外的各类绿色金融产品。
三是新增绿色消费一级分类，重点支持绿色汽车、低碳建筑等绿色低碳产品的消费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指出，要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积极扩大绿色消费。这也有利于构建激励消费长效机制，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绿色金融支持范围集中在生产端，2025版《目录》将支持范围拓展至消费端。这是金融领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四是拓展绿色贸易一级分类，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贸易、销售活动提供更好金融服务。推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需要推进生产流通各环节绿色化。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绿色贸易，一些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经济合作协议已纳入绿色贸易相关内容。当前，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关税战给国际贸易投资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和冲击，在此背景下支持绿色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25版《目录》重点支持高效节能装备贸易、先进交通装备贸易、先进环保装备和原材料贸易、资源循环利用装备贸易、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装备贸易、绿色农产品贸易及绿色认证产品贸易七个领域，为金融机构更好服务绿色贸易、促进产业链价值链绿色化提供了明确指引。
大力推动2025版《目录》落地见效
标准的生命力在于使用。建议各有关方面积极做好2025版《目录》落地应用工作，充分发挥标准在绿色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2025版《目录》开发设计相关产品工具，尤其是聚焦新增重点领域，推动2025版《目录》落地见效。例如，丰富绿色消费相关金融产品，加大对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绿色产品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保险、租赁、信托、基金等业态落地符合2025版《目录》要求的产品，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谱系。用好2025版《目录》绿色低碳标识，作为碳中和金融产品发行发放的依据，引导资金投向减碳效果更加显著的领域。
二是支持鼓励各级政府部门基于2025版《目录》完善配套激励政策。2025版《目录》可为中央银行研究优化相关货币金融政策提供支撑。各地可修订完善绿色项目库，提升银企对接效率；为符合2025版《目录》尤其是新增重点投向领域的项目提供财政奖补等支持。
三是促进国内外标准互联互通。此前，中国与欧盟在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上，基于《绿债目录》推出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CGT），后扩展为中欧新（新加坡）《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M-CGT）。部分金融机构基于CGT发行了绿色债券等产品。以2025版《目录》出台为契机，相关方可进一步研究拓展M-CGT，纳入更多支持领域，增强标准互联互通，进一步降低绿色资本跨境流动门槛，提升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四是强化能力建设，提升各类主体绿色金融业务能力。鼓励第三方中介机构、智库及学术研究机构等，围绕2025版《目录》涉及的技术标准等开展能力建设活动，通过组织培训、搭建技术平台等方式，强化相关主体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能力，降低展业成本。
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我国“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深化，对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025版《目录》聚焦绿色主题，主要覆盖绿色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消费活动以及部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项目。当前及下一阶段，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需重点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加快转型金融标准的制定和使用。推动传统高碳和难以减排领域的低碳转型，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要求，加快制定转型金融标准，为传统领域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制定钢铁、煤电、建材、农业四个行业的转型金融标准初稿，已在部分有条件、有意愿的地区试用，有力促进了试用地区转型贷款、转型债券等金融工具的开发运用。截至2025年7月末，试用地区完成转型贷款授信1212亿元，实际发放贷款668亿元。第二批石化、化工、有色金属、水上运输等行业的转型金融标准，也将适时通过试用及时修改完善。
另一方面，制定推出专门的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气候、自然生态和人类活动是有机整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我国高度重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制定出台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等重要文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推动强化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金融是广义绿色金融的子集，2025版《目录》已经包括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内容。据初步梳理，绿色金融现有业务中，生物多样性金融占比约为20%～30%。为增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针对性、有效性，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研制了《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正在部分地区试用，积累经验后拟推动立项实施。该目录共有87个条目，较2025版《目录》中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相关内容新增24个条目。
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各方，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强化可持续信息披露，在此基础上推动相关金融工具开发、配套激励约束政策出台，确保绿色金融规范发展、提质增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王信
| 产业追踪 摘要：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与环境保护要求的日益增强，氢能产业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资本市场在推动氢能产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化进程及商业化应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资本市场的多维功能，探讨了资本市场在氢能产业发展中的支持路径与实施模式，提出资本市场对氢能产业的支持不仅局限于资金的提供，还包括资源的配置、风险的分担以及产业生态的优化。在资本市场助力氢能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也尤为重要，政府需要通过政策激励、引导基金等方式，鼓励资本市场与氢能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其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资本市场，氢能产业，发展路径 0 引言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不断推进，氢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可持续的能源形式，逐渐成为各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氢能产业不仅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且在减排、改善空气质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面临着技术研发、产业链完善、市场应用等多重挑战，尤其是资金的缺乏，成为其快速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能为氢能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和资本运作的途径。因此，如何通过资本市场有效助力氢能产业的发展，成为学界和产业界亟待解决的课题。 1 资本市场对氢能产业发展的支持路径 1.1 股权融资 首先，股权融资为氢能企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在产业初期，资金的筹集对于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至关重要。氢能产业作为新兴产业，面临技术创新和大规模生产的挑战，资本需求巨大。氢能企业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等方式将其股份公开发行，可以从资本市场获得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技术研发、生产设施的建设以及市场拓展等方面。通过增发股票，企业不仅能够为自身带来急需的资金支持，还能够提高其品牌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从而形成良性循环[1]。其次，股权融资有助于氢能企业提升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增强与其他企业或科研机构的合作机会，推动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此外，股权融资还能够优化氢能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负债风险，使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长期的生存力和发展力。然而，股权融资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企业需要平衡好融资与股东利益的关系，避免稀释过多的控制权，影响企业的独立性和决策灵活性。总的来说，股权融资是氢能企业扩展规模、加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企业需谨慎选择时机和融资方式，以确保资本运作的健康与可持续性。 1.2 债务融资 其次，债务融资作为氢能企业资金来源的另一重要方式，通常通过发行债券、银行贷款等形式来实现。氢能产业的发展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能力提升和国际化布局等方面，债务融资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所需的长期资金。通过债券发行，氢能企业可以向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债券的利率一般较为固定，因此相较于股权融资，企业的资金成本更加可控，且债务融资不会涉及股权稀释，从而保证企业的独立性和控制权[2]。与此同时，银行贷款也是债务融资的一种常见形式，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氢能企业来说，银行贷款能够为其提供较为灵活的融资方式。通过债务融资，企业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资本支持，以应对日常运营、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等多方面的需求。然而，债务融资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在市场环境不稳定、利率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可能面临偿债压力，尤其是那些尚未盈利的初创氢能企业。因此，企业在选择债务融资时，需要审慎评估自身的偿还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并做好财务风险管理[3]。此外，随着市场对于绿色债券的逐渐关注，氢能企业还可以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获得更多环保投资者的青睐，并提升其社会责任形象。 1.3 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 再次，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作为资本市场助力氢能产业发展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主要针对处于初期或成长阶段的氢能企业。风险投资通常由专注于新兴行业的投资机构提供，投资者通过注入资本换取企业股份，并希望通过股权增值获得高额回报。对于氢能产业来说，风险投资不仅仅可以提供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管理经验、市场网络和技术支持等增值服务[4]。由于氢能产业本身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和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投资机构会更加注重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创新潜力。因此，氢能企业在吸引风险投资时，必须具备强大的技术背景和发展前景。通过风险投资的支持，企业能够迅速突破技术瓶颈，加速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竞争力。同时，私募股权投资则通常针对那些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市场份额的企业，投资者通过购买企业股份，获取更大规模的管理控制权，并协助企业进行战略布局、并购重组等操作，帮助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和实现更高效的运营。对于氢能企业来说，私募股权投资不仅可以提供资金，还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战略资源和合作机会，尤其是在国内外市场扩展、技术合作和并购整合方面。尽管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可以为氢能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管理经验，但企业也需要面对投资者对收益和股权控制的要求，这可能对企业的独立性和发展方向产生影响[5]。因此，氢能企业在选择投资合作伙伴时，需要综合考虑其投资意图、行业资源和管理理念等多方面因素，以确保合作的长期稳定性。 1.4 政府引导基金与绿色金融支持 最后，政府引导基金和绿色金融的支持是推动氢能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设立产业基金、政策引导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社会资本流入氢能产业，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技术尚不成熟、市场尚未完全打开的氢能企业而言，政府的引导基金可以在资金、政策和市场等多方面提供支持。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氢能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帮助其克服初期的资金压力和市场不确定性。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推动银行和金融机构对氢能企业提供更多的低利率贷款和融资服务。绿色债券、绿色股权投资等绿色金融工具的出现，为氢能产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帮助企业获得更为优惠的融资条件。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与资本市场的合作，推出专项绿色投资基金或绿色信贷产品，进一步促进资本流向氢能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通过这种“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氢能产业能够在获得资本支持的同时，在政策保障和市场化运作的双重作用下，逐步形成健康的产业生态。总体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和绿色金融的支持不仅可以为氢能企业提供短期资金支持，还能为其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政策和市场基础。 2 资本市场助力氢能产业发展的模式分析 2.1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 首先，政府在氢能产业发展的初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政策支持、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手段，政府能够有效调动社会资本进入这一新兴产业。例如，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引导基金，吸引风险投资和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氢能产业的研发与产业化。此外，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明确氢能产业的发展方向和相关标准，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市场预期和发展空间。政策的引导能够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更加有信心进入这一领域。其次，市场在这一模式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资本市场可以提供氢能产业快速发展的资金支持和创新动力，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能够为氢能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如通过股票市场融资、发行债券或是进行私募融资等。这些融资方式能够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瓶颈，加速技术研发、扩大生产规模。此外，资本市场的竞争机制能够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良性竞争，推动氢能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化水平。最后，资本市场助力氢能产业发展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例如，一些国家通过设立绿色基金、发行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为氢能产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氢能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还促进了绿色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模式，为氢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2.2 “股权融资+风险投资”模式 首先，股权融资是氢能产业吸引资本的重要手段之一。氢能行业作为新兴行业，面临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的高风险，传统融资模式难以满足其资金需求。通过股权融资，企业可以吸引投资者注入资金，并通过与投资者的合作，获得战略支持和资源共享。其次，风险投资对氢能产业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风险投资通常关注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创新型企业，能够在行业初期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帮助企业加速技术研发、市场推广和规模扩张。风险投资者不仅可以提供资金，还能够提供行业资源和管理经验，推动氢能企业的快速成长。最后，股权融资和风险投资的结合，使氢能产业可以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稳步发展，逐步突破技术瓶颈，实现产业规模化发展。 2.3 “绿色债券+资产证券化”模式 首先，绿色债券作为资本市场的一种融资工具，成为氢能产业融资的重要渠道。绿色债券募集的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项目，氢能产业由于其环保性，成为绿色债券的主要受益者。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不仅可以获得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还能提升品牌形象，吸引更多的社会责任投资者。其次，资产证券化是氢能产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另一个有效途径。通过将氢能项目的现金流或资产池进行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收益转化为即期资金，这样既能解决短期资金需求，又能将风险分散给投资者。最后，绿色债券和资产证券化的结合，能够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帮助氢能企业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和风险管理，为氢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4 “产业基金+资本并购”模式 首先，产业基金作为资本市场的一种重要融资形式，能够集中社会资本，专注于氢能产业的投资。产业基金通常由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出资，专门投资氢能产业的相关项目，这种基金形式不仅为氢能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还能够通过专业化管理，帮助企业规避风险、提升运营效率。其次，资本并购是资本市场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的另一重要方式。随着氢能产业的逐步成熟，一些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通过资本并购的方式，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提升行业集中度。通过并购，企业能够获得技术、市场和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实现规模化运营，进而提升行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最后，产业基金和资本并购相结合，不仅加速了氢能产业的发展，还提升了市场整合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氢能产业的快速成长奠定了基础。 3 结论 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资本市场为氢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支持路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进程。首先，股权融资通过IPO和增发等方式为氢能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本来源，尤其是在初创期，股权融资能够有效支持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扩展。其次，债务融资作为稳定的资金渠道，能够帮助企业在扩展生产规模、提升技术能力等方面获得所需的长期资本。尽管债务融资带来的风险较高，但合理的融资结构能够为企业提供资本保障。再次，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通过为企业提供早期资金和战略支持，帮助其突破技术瓶颈，并实现产业化。资本市场的多样化融资工具为氢能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提供了有效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加速了其产业化进程。尽管资本市场对氢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持，但部分产业仍然存在融资渠道单一、投资风险较大等问题，特别是在氢能技术仍处于不断演进和验证的阶段。未来，政府的政策引导、资本市场的完善以及氢能产业生态链的建设，将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在资本市场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俊，赵怡文，吕昕桐.股债“双轮驱动”：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与建议[J].债券，2025（1）：12-16. [2]杨华辉.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助力福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福建金融，2025（1）：23-27. [3]刘英杰，杜昀谦.科技金融赋能首发经济的现实需求、作用机制与政策路径[J].学术界，2025（1）：73-88. [4]戚聿东，栾菁.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16-28. [5]姚璐.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助力资本市场信心提振[J].新湘评论，2024（22）：28. 作者简介：刘子滔（1988—），男，汉族，湖南衡阳人，本科，经济师，研究方向：金融投资。 四川能投氢能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经济师 刘子滔 摘要：食品行业的竞争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其核心动力源于电子商务技术的快速普及与消费者行为的数字化迁移。线上消费场景的拓展重构了传统食品产业的价值链，催生出个性化需求主导的市场生态，但该转型进程暴露了行业固有矛盾，传统供应链的低效性与碎片化需求间的匹配失衡、品牌信任机制在虚拟空间的弱化风险，以及同质化竞争加剧导致的用户粘性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就数字化生态中食品行业多维竞争策略的构建逻辑展开系统性探讨，以期为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设计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电子商务，食品行业，竞争策略 基金项目：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教育援疆专项课题“基于OBE的“情境—问题”教学在中职客户关系管理课程的实践研究”（JSZJKY202402080）。 食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已成为重塑产业价值链的关键推力，全球化技术迭代加速了消费场景的虚拟化迁移，消费者对产品的即时性、个性化与透明化需求显著增强，倒逼企业突破传统经营模式边界。而此进程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适配，而是涉及供需关系重构、组织能力演进与市场风险并存的系统性变革。因此，本文就电子商务驱动下食品行业多维竞争策略的协同框架展开深入剖析，以期为厘清产业演进逻辑、推进结构性升级提供可操作的策略路径。 1 电子商务环境下食品行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1.1 产品差异化与创新 电子商务环境下，食品行业竞争的本质逐渐从规模经济转向价值创造。消费者在线上平台能够接触到海量商品信息，其需求逐渐从功能满足向情感共鸣与场景适配升级，这使得企业跳出传统标准化生产的局限。差异化策略在于塑造不可替代的产品价值，而创新的关键在于精准捕捉未被满足的细分需求。例如，针对健康意识觉醒的年轻群体，部分品牌通过研发“0添加”“低糖低脂”等功能性零食，在品类同质化中开拓蓝海市场。而差异化不应局限于产品本身，而是涵盖包装设计、使用场景延展等维度。例如，便捷即食的“一人食”包装既满足了都市单身人群的需求，又通过视觉符号强化品牌认同[1]。 1.2 数据驱动的消费者洞察 虚拟消费场景中，消费者行为轨迹的可视化为企业深度理解市场提供了可能，通过电商平台的搜索热词、页面停留时长、跨品类购买记录等数据，企业可构建多维用户画像，识别隐性需求并优化产品定位。数据驱动的逻辑在于将经验决策转化为证据决策，如通过分析消费者对特定口感、包装规格的评价偏好，调整配方或推出小规格试吃装以降低决策门槛。相较于传统调研的片面性，动态数据的整合使企业能够捕捉需求的实时波动，如某品牌根据夏季冷饮搜索量激增的趋势，及时推出适配冷藏场景的短保质期甜品，显著提升转化率。 1.3 技术赋能的生产与运营 电子商务对交付效率与柔性生产能力的要求，推动了食品行业从机械化生产向智能化制造转型。技术的价值在于降本增效，更在于重塑生产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匹配机制。例如，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排产系统可实时接入电商订单数据，自动调整生产线节奏，避免库存积压或断货风险；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原料溯源，既能提升品控透明度，又能缩短供应链响应周期。在运营层面，人工智能算法可优化物流路线规划，降低冷链运输损耗率，确保生鲜产品在电商场景下的品质稳定性。但技术赋能的起点必须与业务痛点紧密结合，盲目追求技术先进性会导致资源错配。技术应用的目标是构建敏捷型组织，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并在标准化与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2 电子商务环境下食品供应链的优化策略 2.1 数字化供应链体系的构建 电子商务环境下，食品供应链的竞争焦点已从单一环节效率转向全链条的协同性与韧性。传统供应链中普遍存在的信息割裂、需求传递滞后等问题，在电商订单碎片化与高频波动的双重压力下被放大。数字化供应链体系在于通过数据流串联生产、仓储、物流与销售环节，实现资源调度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匹配。例如，某头部食品企业通过部署供应链中枢系统，将生产计划与电商平台的实时销售数据、物流配送状态集成分析，使产品从下线到送达消费者的周期缩短。此模式不仅提升了响应速度，更通过上游原料采购计划的智能调整，降低了因需求预测偏差引起的资源浪费。 2.2 冷链物流技术升级 生鲜与短保类食品在电商渠道占比的持续增长，使得冷链物流成为供应链升级的战略高地。传统冷链因设备老旧、温控精度不足导致的货损率居高不下，直接侵蚀企业利润并引发消费者信任危机，而技术升级的关键在于构建全程温控的可视化能力，如引入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运输环境，配合区块链技术记录温度波动轨迹，消费者可通过扫码溯源确保品质安全。部分企业通过分布式冷链节点模式优化路径规划，基于订单密度数据分析，在区域枢纽布局小型冷库，减少“最后一公里”的断链风险，并降低单位配送成本。但冷链升级需平衡技术投入与收益阈值，对中小型企业而言，采用第三方冷链平台的共享资源池模式，比自建重资产网络更具经济性。而低碳趋势下，氢能源冷藏车、太阳能冷库等绿色技术的应用，既符合政策导向，又能通过ESG标签提升品牌溢价能力[2]。 2.3 库存管理与成本控制 库存管理是食品企业在电商场景下平衡供需矛盾的关键因素，高频促销与季节性波动导致的需求不确定性，要求企业从静态库存模式转向动态调控机制。数字化工具的介入使精益库存成为可能，如依托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销售数据与市场趋势，动态调整安全库存阈值，既避免因备货不足导致的订单流失，又减少仓储占用成本。某区域性食品商通过部署智能分仓系统，将库存分布从单一中心仓调整为“中心仓与区域前置仓”结构，使配送半径缩短至50 km内，库存周转效率提升。同时，库存优化在于反向赋能生产计划，通过电商平台的预售数据与用户评论的情感分析，企业可预判产品生命周期曲线，在衰退期前主动收缩产能，防止滞销造成的资源错配。 3 电子商务环境下食品品牌的构建 3.1 品牌形象的线上塑造 电子商务的虚拟消费场景使品牌形象的传递从单向灌输转向多维互动，食品品牌的线上塑造需突破传统广告逻辑，转而构建与消费者情感共鸣的价值符号。其核心在于通过视觉、叙事与场景的深度融合，将品牌文化转化为可感知的消费体验，如新兴健康食品品牌通过统一视觉体系与自然元素的应用，在信息过载的电商页面中建立差异化认知。而社交媒体与直播平台的交互特性则放大了品牌叙事能力，企业通过展示生产流程、溯源故事或研发团队访谈，将品质承诺转化为具象化内容，增强消费者信任感。但品牌形象的线上渗透需适配不同触点特征，搜索场景中突出功能性卖点，社交场景中注重情感连接，私域社群中强化用户参与感。用户生成内容（UGC）的激活是线上形象构建的关键杠杆，鼓励消费者分享开箱视频或创意食谱，既能降低营销成本，又能通过真实体验传递品牌价值[3]。 3.2 食品安全与透明度提升 食品安全信任危机是食品电商化进程中的最大隐忧，线上交易的虚拟性使得消费者无法直接验证产品品质，品牌必须通过透明度建设重构信任机制。技术手段与信息披露策略的协同成为关键，区块链追溯系统可将原料产地、生产日期、质检报告等关键信息上链，消费者扫码即可获取全链路数据，从而消解信息不对称性。例如，乳制品企业通过动态展示牧场监控画面与运输温度曲线，将安全承诺转化为可视化证据，能提升复购率。透明度提升的另一维度在于主动暴露不完美，公开处理消费者投诉的流程、公布质检未达标批次的召回细节，这种逆向透明反而能强化品牌责任感认知。但信息披露需平衡专业性与易懂性，避免过度技术化描述造成理解障碍，如用“99.9%菌落达标”替代实验检测术语，更易被普通消费者接受。 4 电子商务环境下食品营销的创新策略 4.1 社交媒体与内容营销的结合 电子商务环境中，食品营销的竞争维度已从价格转向价值认同，社交媒体与内容营销的深度融合成为触达消费者的核心路径[4]。传统广告的单向输出模式难以适应碎片化、圈层化的消费场景，创造可参与的内容生态是重塑用户关系的关键，其本质在于将产品卖点转化为消费者主动传播的社交货币，如某休闲零食品牌通过发起创意吃法挑战赛，鼓励用户拍摄短视频展示产品新吃法，短时间内吸引数十万用户参与。内容共创既降低了营销成本，又通过用户社交网络实现裂变传播。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分发机制强化了优质内容的生命周期，基于用户互动数据的动态加权，品牌可通过持续迭代内容风格（如科普型、情感共鸣型或娱乐型）精准匹配不同圈层的偏好，可选择与品牌调性契合的达人进行深度合作，快速建立细分市场的信任背书。 4.2 全渠道营销策略的实施 消费者决策路径的复杂化倒逼食品企业打破渠道壁垒，构建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营销网络。全渠道策略的核心在于以用户体验为圆心，整合网站、APP、线下门店、第三方平台等多触点，形成协同效应。例如，牛奶品牌可通过“线上下单与社区自提点配送”模式，将电商便捷性与实体服务可靠性结合，既降低了冷链物流成本，又通过自提点内的体验活动增强用户复购意愿。此外，渠道协同的关键在于数据互通，用户在不同平台的浏览、收藏、购买行为需统一归入标签体系，并在后续触达中保持策略一致性[5]。 4.3 数据驱动的精准营销 食品消费的个性化趋势要求营销策略从广撒网转向细耕作，数据技术使精准触达与需求预测成为可能，其价值逻辑在于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的多维度建模，识别潜在需求并配置适配资源。如调味品企业可通过分析历史订单发现，购买火锅底料的用户中多数会在一周内复购蘸料，遂在页面上设置智能推荐模块并定向推送组合优惠券，使关联购买率提升。而精准营销的实现依赖动态用户画像的构建，将浏览轨迹、购买频次和价格敏感度等数据转化为分层标签；实时反馈机制的建立，通过A/B测试优化广告创意、投放时段与人群匹配规则；预测模型的迭代，结合季节性因素、促销活动等外生变量预判需求波动。 5 结语 本文通过系统性研究，揭示了电子商务对食品行业的深度重构逻辑与实践路径，明确了数字化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并探讨了品牌在线化转型的底层逻辑，强调形象塑造需突破信息单向传递模式，转而构建用户情感共鸣，而食品安全透明度建设则是构建长期信任的核心战略。因此，食品企业应加速供应链数智化改造以增强市场响应弹性，并将用户行为数据转化为精准营销的核心资产，以便在电商生态的红海竞争中建立差异化的可持续优势。 参考文献： [1]聂春娇.电子商务环境下食品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中国食品工业，2024（23）：53-55. [2]张祎，魏世婷.电子商务平台对食品行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J].中国食品，2025（2）：85-87. [3]冯辉，时明晶，盛建娜.数字化时代食品企业管理模式探讨[J].今日财富，2024（19）：83-85. [4]孙明娟，张学强.电子商务在食品供应链及食品安全中的应用[J].现代食品，2024（10）：130-132. [5]甘源.淘宝直播对食品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D].北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24. 作者简介：孙海哨（1983—），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副教授 孙海哨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深刻改变着旅游产业的运行逻辑与发展模式。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重塑了旅游产品的供给形态与消费体验，更推动了产业竞争格局的迭代升级。然而，技术赋能与产业转型过程中，数据安全隐患、技术应用碎片化、跨界合作壁垒等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此，探索数字经济时代旅游产业的发展路径，对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旅游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引言 在技术赋能与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旅游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逐渐融入各个产业领域，深刻改变着产业的运行逻辑与发展模式。作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强劲的产业，旅游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一、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对旅游供给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推动着旅游供给的变革，促使旅游产品朝着多样化、个性化和智能化发展。以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例，旅游企业借助这些前沿技术，为游客打造出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例如，一些历史文化景区利用VR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的建筑风貌、生活场景，极大地丰富了旅游产品的形式。数字经济还对旅游产业链进行了重构和优化，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传统的旅游产业链各环节相对独立，信息流通不畅。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旅游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如景区、酒店、交通等，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 （二）数字经济对旅游需求的影响 在数字经济时代，旅游消费者的信息获取、决策过程和消费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消费者不再依赖传统的旅游宣传册和旅行社推荐，而是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渠道获取旅游信息。在线旅游平台、旅游博客、短视频等成为消费者获取旅游灵感和旅游攻略的重要来源。例如，许多游客在出行前会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搜索目的地的旅游攻略和景点推荐，了解其他游客的真实体验和评价。在线旅游平台和社交媒体对旅游消费者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交媒体上的旅游分享和推荐能够激发消费者的旅游兴趣，促使他们做出旅游决策。 （三）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竞争格局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旅游企业的竞争要素和竞争方式发生了显著转变。数据资源、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化营销能力等成为关键竞争因素。通过收集和分析游客的消费数据、行为数据等，旅游企业能够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和游客偏好，从而制订更加精准的营销策略和产品开发计划。技术创新能力也是旅游企业竞争的重要方面。具备先进技术的旅游企业能够开发出更具竞争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提高游客体验。 二、数字经济时代的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数字技术应用有待加强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部分旅游企业却未能紧跟时代步伐，数字化意识较淡薄。这些企业往往只着眼于传统的经营模式，对数字技术在旅游业务中的应用价值缺乏深刻认识，对数字技术的投入不足，数字化水平落后于行业发展的需求。另外，我国旅游行业整体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滞后。在某些偏远地区或者旅游开发程度较低的区域，还存在网络覆盖不全的问题。游客在这些地方常会遇到信号差、无法及时获取旅游信息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旅游体验。 （二）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 随着数字技术在旅游产业的广泛应用，旅游企业在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安全风险。旅游企业为了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实现精准营销等，会收集大量游客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消费记录等。然而，一些企业在数据安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缺乏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这些漏洞可能会导致游客的个人信息泄露。 （三）产业融合深度不够 旅游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融合模式和融合机制有待完善。虽然一些旅游企业已经开始尝试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旅游业务中，但一般都是简单的技术应用，如建立网站、开发手机应用等，缺乏深层次的融合。旅游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不仅仅是技术的叠加，更需要从业务模式、管理理念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创新和变革。跨行业合作中也存在各种问题，制约了产业融合的深入发展。 三、数字经济时代旅游产业发展路径探索 （一）加速数字技术赋能，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已成为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通过数据驱动决策与体验创新双轮驱动，系统性重塑产业价值链条。旅游企业作为实施主体，需以场景化应用为突破口，构建“技术评估—场景适配—迭代优化”的全周期闭环机制，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业务肌理。 1 数据驱动决策 数据驱动决策层面，旅游企业应建立用户行为分析系统，通过多渠道（如App使用轨迹、景区停留时长、消费偏好等）采集数据，构建动态用户画像。例如，携程网依托大数据平台分析用户历史订单与浏览记录，精准预测家庭游、商务游等不同客群需求，进而优化酒店推荐算法与套餐设计，使转化率提升20%以上。同时，景区可借助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客流密度、环境参数，动态调整票务策略与安保部署，如黄山风景区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分流游客，高峰时段拥堵率下降35%。 2 技术实现体验创新 体验创新层面，前沿技术正突破传统旅游服务的物理边界。故宫博物院通过AI图像识别技术实现文物智能导览，游客扫描展品二维码即可获取3D全息解说，历史场景通过AR技术“活化”呈现，使静态展览转化为沉浸式文化体验；酒店行业引入物联网系统，智能客房设备（如语音控制灯光、自动调节温湿度）与无接触服务（如人脸识别入住、机器人送餐）形成服务闭环，既提升运营效率又增强用户黏性。此外，VR技术正在创造新消费场景，如飞猪网联合景区打造“VR云旅游”项目，用户足不出户即可“漫步”巴黎铁塔、穿越亚马孙雨林。 3 技术完善机制构建 闭环机制构建层面，旅游企业需建立“需求洞察—技术匹配—效果反馈”的迭代体系。以智慧景区建设为例，初期需评估技术可行性（如5G网络覆盖、设备兼容性），中期通过试点项目验证场景适配性（如AR导览是否影响游客动线），后期基于用户反馈（如操作流畅度、内容吸引力）持续优化。有旅游企业在实践中将游客满意度、二次消费率等指标纳入技术评估体系，推动数字应用从“功能实现”向“价值创造”跃迁。有关部门与行业组织亦需发挥引导作用，通过设立数字旅游创新中心、发布技术应用白皮书等方式，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加速技术成果转化。 （二）构建数据安全体系，筑牢隐私保护屏障 数字经济时代，旅游企业作为数据控制者与责任主体，需严格遵循国家数据安全法规与行业标准，构建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完善双轨并进，保障游客隐私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1 数据存储环节，区块链技术赋能加密防护 旅游企业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主动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信息加密存储，确保数据不可篡改与可追溯。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特性可防止数据被恶意修改，同时通过哈希算法对敏感信息（如身份证号、支付记录）进行加密处理，形成唯一数字指纹。例如，携程网可基于联盟链技术搭建旅游数据存证平台，将用户订单信息、行程记录等关键数据加密上链，即使部分节点遭受攻击，数据完整性仍能得到保障。此外，区块链的时间戳功能可记录数据访问轨迹，为后续安全审计提供可追溯依据，有效防范内部人员违规操作风险。企业需确保加密技术符合国家密码管理局发布的《信息安全技术区块链信息服务安全规范》（GB/T 42571—2023）要求，实现算法合规性与安全性双重保障。 2 数据分析环节，联邦学习技术破解隐私困局 在数据分析阶段，旅游企业需遵循《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中关于“匿名化与去标识化处理”的规定，通过联邦学习技术打破“数据孤岛”与“隐私泄露”的悖论。联邦学习允许企业在不共享原始数据的前提下，联合训练跨平台用户画像模型。以某头部旅游平台为例，其通过联邦学习框架整合酒店、航司数据，各参与方仅上传本地模型参数，而非用户原始信息，最终生成更精准的行程推荐算法。这一模式既提升了服务个性化水平（如根据用户历史行为预测旅游偏好），又避免了因数据集中存储导致泄露的风险。酒店集团可进一步应用差分隐私技术，在分析数据时添加噪声干扰，确保即使模型被逆向工程破解，也无法还原个体用户信息，符合国家标准中“数据最小化”与“目的限制”原则。 3 企业内部管理，权限分级与动态审计 建立严格的权限分级制度，明确数据访问权限与操作规范。企业应根据岗位职责划分数据密级（如普通员工仅可访问脱敏数据，核心算法团队需签署保密协议后接触原始数据），并通过多因素认证（如生物识别+动态令牌）强化身份核验。例如，华住集团设立数据安全委员会，对数据库管理员、算法工程师等关键岗位实施“最小权限原则”，仅授予其完成业务所需的最低数据操作权限。同时，企业应定期开展安全审计与漏洞排查，利用自动化工具扫描系统日志，识别异常访问行为（如非工作时间批量下载数据），引入第三方安全机构进行渗透测试，确保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持续有效。审计结果需留存至少6个月，以备监管部门核查。 （三）深化跨界融合创新，拓展产业发展边界 数字经济时代，旅游产业需以“技术+场景+生态”三维融合为核心战略，通过跨界合作打破传统边界，构建开放共生的产业新生态。旅游企业应主动联合科技企业、文化机构等多元主体，以创新合作模式与技术应用驱动场景重构，并建立标准化体系保障生态可持续发展。 1 共建联合实验室，突破场景应用瓶颈 旅游企业需与科技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聚焦前沿技术（如元宇宙、扩展现实、人工智能）与旅游场景的深度融合。例如，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打造的“数字藏经洞”项目，通过高精度三维建模与虚拟现实技术，实现洞窟壁画毫米级还原，游客可佩戴VR设备“穿越”至北魏时期的敦煌，与历史场景互动。此类合作需明确技术攻关方向：采用云渲染技术降低终端硬件门槛，确保千万级用户同时在线的流畅体验；结合AI生成技术（如AIGC）快速构建虚拟导游、历史场景动态复原等交互内容；联合制定《元宇宙旅游场景数据交互协议》，统一模型格式（如glTF 2.0）与通信接口（如WebSockets），实现跨平台无缝衔接。 2 动态利益分配机制，激活生态合作动能 跨界合作需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利益分配模式，平衡技术投入与资源变现诉求。以“基础服务费+流量分成”机制为例：科技企业向旅游企业收取技术授权费用（如元宇宙平台使用费），按项目规模分级定价（如小型景区年费10万～50万元，大型文旅集团年费超百万元）；企业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如虚拟场景访问量、衍生品购买转化率）动态分配收益，如科技企业可获得衍生品销售额的15%〜25%作为分成。此模式可参照《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鼓励创新收益分配机制”条款，通过智能合约技术实现分成自动结算，降低信任成本。 四、结语 数字经济为旅游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产业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未来，旅游产业需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生态协同为支撑，构建安全、高效、可持续的发展范式。因此，相关部门可加强政策引导与基础设施投入，企业可深化技术应用与模式创新，行业组织可完善标准体系与协作机制，才能共同推动旅游产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JIANG Jinbo，CHEN Yujin，LIU Rongrong.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Chinese tourism and the mechanism[J].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2025，16（2）：487-497. [2]陈瑞华.数字经济背景下金融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J].投资与创业，2025，36（6）：1-3. [3]郭晓勋，李泽，李言睿.数字经济赋能旅游服务贸易：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商业研究，2025（2）：33-40. [4]刘杨.数字经济背景下蜀绣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对策[J].产业创新研究，2025（5）：110-113. [5]李秀云.数字经济驱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J].中国商论，2025，34（4）：26-29. 作者简介：罗昊玭（1988—），女，浙江台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德语语言文学及德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武汉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罗昊玭 | 区域经济 在中国新时代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深圳市的高质量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其成功经验蕴含着深刻的学理逻辑与实践价值，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一、坚持“双区”驱动，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定位 从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的学理关系来看，深圳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得益于其精准的国家战略定位和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深圳承载着国家赋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的重大使命。这一双区定位，从理论层面而言，突破了传统城市发展的单一模式，为深圳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势能。它要求深圳不仅要在经济总量上持续增长，更要在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扩大开放的全面性、社会治理的创新性以及民生幸福的普惠性等各方面成为引领全国的标杆，是对新发展理念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深度践行。为此，深圳市先后制定的多个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产业规划，如《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皆基于对城市发展规律和产业演进趋势的深刻洞察。这些规划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维度进行统筹布局，引导资源向重点领域集聚，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为城市的长期稳定发展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 二、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全域创新生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深圳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其背后是对创新理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深度理解和成功实践。一是深刻把握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内在逻辑，强化基础研究的根源性意义。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深圳大手笔投入建设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是基于对知识积累和原始创新重要性的深刻认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带来范式变革，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奠定理论基础，是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二是聚焦技术攻关的靶向性与紧迫性。在5G、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实施重点技术攻关项目，是基于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理论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理论。这些领域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突破“卡脖子”难题对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深圳的实践体现了对技术创新的战略预判和精准发力。三是遵循高效成果产业化的市场逻辑。深圳形成的“市场需求—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高效循环，是对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的生动诠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创新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市场实现。深圳以市场为导向，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实现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被誉为“最像硅谷的城市”，是对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理论的成功实践。四是“六个90%”充分体现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目前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这一现象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确立了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具有贴近市场、了解需求的天然优势，能够更有效地整合资源、推动创新。深圳的实践表明，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形成创新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五是高度重视科技金融深度融合的支撑作用。目前拥有发达的创投、风投基金体系，深交所为创新企业提供广阔融资平台，形成“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全链条金融服务，是对金融与科技融合促进创新理论的有力实践。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科技金融的深度融合能够为创新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满足不同阶段创新企业的资金需求，分散创新风险，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推动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三、推动产业结构迈向高端，布局未来产业 深圳的产业演进路径，是对产业经济学和区域发展理论的生动演绎，展现了城市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中的智慧与能力。一是实现了从“三来一补”到“高端智造”的历史转型。深圳从低端加工制造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是遵循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理论的结果。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深圳凭借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优势，发展“三来一补”产业，积累了资本和技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要素成本的上升，深圳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政策引导，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迈进，体现了城市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和主动适应。二是十分注重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与协同优势。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在此诞生和成长，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和供应链网络，是对产业集群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的成功实践。产业集群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技术交流和资源整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形成区域品牌效应，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这些企业在深圳集聚，不仅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还形成了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了产业的持续升级和创新发展。三是通过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战略眼光充分把握发展机遇。围绕下一代网络通信、量子科技、合成生物、细胞与基因、脑科学与脑健康等未来产业进行前瞻性布局，是基于对技术预见理论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前沿方向，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战略价值。深圳提前布局未来产业，能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体现了城市发展的战略前瞻性和对新兴产业的敏锐洞察力。 四、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深圳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实践，是对制度经济学和开放经济理论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应用，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首先，高度重视市场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构。率先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是对市场经济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把握。政府从“管制者”向“服务者”转变，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高效发展。“深圳速度”和“有事服务、无事不扰”的政府服务理念深入人心，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效。其次，把法治化的产权保护作为公平竞争基石。率先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和金融法庭，用法治为创新“护航”，个人破产条例等改革试点为全国提供经验，是对法治经济学中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理论的实践应用。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激励企业创新，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第三，坚持国际化的规则对接与开放引领。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对开放经济理论和制度型开放理论的积极践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推动经济的开放发展和转型升级。第四，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资源配置优化。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是对要素市场理论和资源配置效率理论的实践创新。要素市场化改革能够打破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要素向高效领域和企业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最后，充分发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效应。依托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重大平台，深化与港澳及国际的合作，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是对区域合作理论和国际经济合作理论的创新实践。这些平台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能够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加强与国际的科技、产业和文化交流，推动资源的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提升深圳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五、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提升综合承载能力 深圳在空间保障与城市治理方面的实践，是对城市规划学、公共管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全面贯彻和创新应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城市发展的人本价值。一是创新了“盘活空间、提质增效”的土地利用策略。通过城市更新、土地整备、旧工业区改造等方式，持续为高端产业和优质项目腾挪空间，是对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理论和精明增长理论的实践应用。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合理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能够为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空间拓展提供保障，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智慧城市与精细治理的技术赋能与管理创新。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是对数字治理理论和智慧城市理论的积极探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提升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实现城市运行的智能化监测和协同处置，提高市民的生活便利度和满意度。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是政府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能够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落实了绿色发展的生态理念。深圳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成“千园之城”，PM2.5年平均浓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城市理论的成功实践。绿色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协同共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首创“民生七优”的社会公平与人民福祉工作目标，深圳市朝着“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的目标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是对社会公平理论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深圳通过加大民生投入，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能够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体现了城市发展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价值。 六、历史经验总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新时代深圳高质量发展的历史经验具有丰富的学理内涵和普遍的借鉴意义。一是坚持战略引领，始终在国家大局中找准定位，担当使命，体现了城市发展与国家战略的紧密结合，是对国家战略理论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实践遵循。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只有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实现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二是坚持创新驱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是对创新驱动发展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理论的成功实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整合各方创新资源，形成协同创新效应，才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坚持产业升级，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对产业经济学和技术预见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应用。产业升级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只有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才能提升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四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打造全球一流的营商环境，是对制度经济学和开放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要素，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推动城市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五是坚持发展人民城市，通过精明增长和智慧治理，破解空间瓶颈，提升城市品质和人民福祉，是对城市规划学、公共管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综合运用。空间是城市发展的载体，治理是城市发展的保障，只有合理利用空间资源，创新城市治理方式，才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六是注重政企协同，政府做好“园丁”，营造阳光雨露，让企业作为“种子”自主、茁壮成长，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的生动诠释。政府和企业是城市发展的两个重要主体，只有政府发挥好引导和服务作用，企业发挥好市场主体作用，形成政企协同的良好局面，才能共同推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深圳的经验深刻表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创新、产业、制度、空间、文化等多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其最根本的一条，或许在于始终尊重市场规律、激发人的创造力和保护企业家的精神，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将这种活力持续地、高效地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和思路。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顾问专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原所长 杨宜勇 摘要：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突破领域之一。本文系统梳理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成效，剖析现存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旨在为深化区域产业融合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研究显示，京津冀通过制度优化、平台建设与模式创新推动产业协同，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面临经济实力不足、产业链协同层次低、体制机制障碍等挑战，未来需以分工优化、创新驱动与机制改革为路径，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协同，产业链，区域经济 一、引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三地是我国北方经济的核心区，它们在资源、产业基础和功能定位上有明显互补性。但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壁垒和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区域产业协同水平比不上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优化产业分工布局、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成了实现京津冀深度协同的关键。 产业协同发展，关键是打破地域限制，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目前，京津冀三地形成了“北京研发、天津制造、河北配套”的初步分工格局，但产业链衔接不顺畅、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利益共享机制缺失等问题依然突出。本文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出发，分析三地产业体系融合的成效、问题及对策，旨在为区域产业体系融合提供科学依据。 从国际经验看，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需要依靠制度创新、平台载体和市场化机制共同努力。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探索区域协同的先锋队，其发展经验对全国各区域产业协同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践案例，系统总结了京津冀产业协同的特点，并提出了深化路径，为京津冀地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产业生态提供助力。 二、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现状 （一）制度环境与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为促进关键难题的突破，京津冀区域加大了产业协同的整体制度设计。三地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产业迁移政策框架，并形成了产业协作与发展的机制体系，例如《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等具体举措。伴随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各类显性和隐性障碍正在被清除。在京津冀地区，已启动首批165项资质互认工作，230多项高频特色便民服务实现了“自助办理”，51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复制推广[1]。 在京津冀区域中，产业转移承接的重点平台建设正快速展开。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作为主要承载区域，其产业发展承载力和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同时，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以及张承生态功能区等“4+N”平台也在不断强化产业承载能力。为有效应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外溢，天津构建了综合承接平台与专业承接平台并存的“1+16”承接体系，这使得产业集聚发展及产业合作的载体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 （二）产业协作规模与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各地在产业升级中，根据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创新性地建立了多种合作机制。这些机制有税收分配体系、跨区域监管机制、区域联动发展策略，还有产业链整合模式等。比如，北京和河北一起在沧州渤海新区打造了一个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该园区坚持“共建、共管、共享”的原则，确保企业保持北京特色。虽然如此，园区里有些管理权比如药品批准文号还是由北京负责，这种设置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两地制药业的深入合作，开辟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子。 （三）产业协同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 为了促进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形成，京津冀地区已经推出不少举措。比如，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创新园、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创新园相继成立。此外，这个区域还组建了跨地区的协同研发与创新战略联盟，设立了创新投资基金。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持续深化与北京创新资源的合作，中关村硬创空间也在天津设立了两个实体服务部门，它们致力于为北京科研成果的转化以及天津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数据显示，2023年北京向天津转移了2324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同比增长了85%。 另外，随着人口和资源流动越来越合理，公共服务更加均衡，交通网络实现了更高程度的互联互通，京津“双城记”的效果更加明显了，北京的人口压力稍微减轻了，天津和河北的人才引进、产业配套能力不断提升。区域的“反磁力中心”开始形成，这不仅减轻了资源环境压力，也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区域经济实力与结构失衡 与全国平均值相比，京津冀区域的GDP表现稍弱，实际效果没能完全达到预期。相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区域的整体经济实力明显较弱，急需提高区域内的经济承载力和增长潜力。现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与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圈、解决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虽然京津冀综合经济实力的相对滞后与区域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但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整体经济指标上，更深层次地反映在区域发展的空间失衡与功能错位中。京津冀区域内部的发展断层仍然存在，中小城市发育不够，具有“二传手”功能的大城市数量仍然偏少，能够优化过度集聚趋势的“反磁力中心”“多节点”结构尚未形成。对比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人口并没有从京津向周边分流，人口空间固化将进一步导致城市等级结构失衡。此外，三地的产业布局、功能定位上也存在一些内部矛盾。从地理位置、工业基础和功能分工来看，天津适合承担经济中心的功能，且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理应包括经济中心功能疏解，但实践中北京仍占据区域经济中心地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天津的发展[2]。 （二）产业链与创新链衔接不足 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京津冀地区在产业协作与融合中遇到不少障碍。区域内缺少相关配套产业，导致产业协同发展能力弱。虽然有些关键技术有所突破，但整体看，这些关键共性技术还需完善。另外，产业链各环节联系不够紧密，上下游企业合作不太顺畅。比如，集成电路行业里，芯片设计和制造设备很发达，但上游原材料供应、中游封装测试、下游终端应用等方面较弱。这给区域内企业间的合作带来很大挑战。 （三）体制机制障碍急需突破 目前，京津冀地区缺少一个健全的创新网络。区域内产业链和创新链衔接不够紧密，导致协同创新动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流通也不顺畅。总的来说，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协同创新联盟。北京在创新资源上很有吸引力，但向外扩散效果较弱，没能有效带动津冀地区的创新发展[3]。从2020年到2022年，北京输出到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占全国输出总量的比例逐年减少，分别是7.6%、5.0%和4.5%。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市场化手段较少，针对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的政策工具偏少，税收、补贴、保险、利益补偿等刺激市场活力的制度性设计较为欠缺，而地方本位主义又造成地方政府动力不足。协同发展的落实以一事一议的方式为主，存在程序繁琐、管理机构“碎片化”、部门间协调成本高等问题。 四、深化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 为了推动“研发在北京、制造在天津”这种区域协作模式不断深化，要努力把天津建成国内顶尖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不断提升其产业承接能力和辐射影响力。同时，力争将其打造成京津冀区域的应用创新中心和高端高技术制造中心，旨在建设一个融合绿色制造、先进制造、智能制造和高端高技术制造的示范标杆区。为此，应建立跨区域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机制，加强区域间的协调配合与政策联动，优化产业链结构，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共同开创“双城”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此外，要重点培育像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和车联网这些具有国际竞争力、全球先进的制造业集群。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关注并突破关键技术，推动核心组件的研发，提升基础材料性能，优化基础软件系统，改进制造工艺，还要加强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同时，规划建立京津冀区域的计算资源协同体系，深入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科技的应用，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方向转变。 要重点扶持一批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产业、氢能开发、工业互联网建设、高端工业母机制造等重要产业链的区域龙头和中小企业。同时，在关键环节健全产业链供应链监测体系，完善协同保障机制，以提高产业链韧性，增强竞争力，确保其高端化、自主化，实现持续发展[4]。 （二）构建创新驱动型产业生态 区域内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要与高端产业链的需求紧密结合，确定科技增长的关键领域、发展方向和重大课题，让创新链和产业链合理衔接起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根据北京、天津、河北已有科技创新资源的特点，重点培育区域内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确保产业链和创新链有效衔接，这样不仅能提升区域创新体系适应产业升级的能力，还能加强产业链对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带动效果。 要强化各类创新平台的协同效应，比如，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海河实验室、中关村硬创空间，还有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同时，要深化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与北京地区科教资源的合作，一起努力推动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发展，让它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还要优化产业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让人才能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间自由流动。另外，多渠道筹集产业创新资金，尝试由三地国有资本共同设立科创母基金，来促进区域产业创新协同发展[5]。 （三）创新体制机制与利益协调 通过政府的有效统筹、规划和政策对接，推动产业协作机制创新改革，重点突破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行政壁垒和制度性障碍，构建产业转移多元多层主体间利益分享和成本共担机制，利用类市场机制解决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困境，将市场机制嵌入政府间关系，将政府目标嵌入市场主体，激活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深入推进京津同城化发展，同步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及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形成更为紧密的融合发展模式。尤其在“一带一路”向北开放的战略方向上，要打造“海、陆、空”立体开放格局，发挥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发挥综保区、自贸区等开放平台在要素流通、交通物流及贸易模式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外向型经济要素集聚，增强全球资源吸引配置能力，通过强力打通国际国内市场两个循环，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打破“低端锁定”，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倒逼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重塑。 五、结论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在制度创新、平台构建与模式突破三个维度取得突破性进展，初步形成跨区域产业协作框架。在制度创新层面，三地通过行政壁垒破除、税收共享机制试点等政策工具，构建了产业转移对接服务体系和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平台建设方面，中关村—滨海科技园、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等载体有效促进了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链分工重组，模式创新突出表现为“研发在北京、转化在津冀”的协同创新链，以及“总部—基地”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建立。但研究显示，当前协同进程仍面临三重深层制约：区域经济梯度差导致要素单向流动，2022年京津冀GDP总量仅占长三角的56%，创新资源极化效应显著；产业链存在关键环节缺失与衔接不畅问题，新能源汽车等战略产业配套率不足40%；行政分割造成的市场准入差异、环保标准不统一等体制机制障碍仍未根本消除。面向未来，需构建“三维突破”路径：在空间维度实施“核心带动—轴带支撑—节点突破”的产业布局优化策略，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在动力维度建立“基础研究—应用转化—产业孵化”全链条创新生态系统，依托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能力；在制度维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构建跨区域产业政策协调机制与利益共享平台。通过深化“产业—创新—制度”三螺旋协同，京津冀有望在2030年前建成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探索实践不仅为破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制度创新样本，更为全球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贡献中国方案，这一进程将推动区域经济密度提升35%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万亿规模，最终实现从行政驱动型协同向市场主导型协同的范式转换。 参考文献： [1]周维富.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进展、问题与提升路径[J].中国发展观察，2023（5）：9-13. [2]王振.深化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合作[N].经济日报，2024-01-01（6）. [3]赵滨元.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中的天津之为[J].上海城市管理，2019，28（5）：31-35. [4]温昕.京津冀协力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再加速[J].智能网联汽车，2023（5）：54-56. [5]李培，李星，黄庆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产业创新协作：难点、成因及优化路径[J].当代金融研究，2024，7（2）：82-95. 作者简介：王凡俊，男，内蒙古凉城人，工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技管理、企业技术创新与战略；石婉琪，女，吉林通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心理学。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凡俊；天津师范大学 石婉琪 随着气候变化、地缘冲突、经济波动、极端天气、技术革新等风险增多，推动韧性城市建设，成为世界议题和全球选择。截至2024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走高水平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是首要任务和必由之路。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将“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作为一项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这对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韧性城市是灾难风险“压不垮、击不倒”的城市 通俗来讲，所谓韧性城市就是指一座对各种急性冲击或慢性压力危机、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可见或不可预见风险等具备免疫吸收、抵抗适应、恢复转型发展能力的城市，即一座不会被灾难彻底吞没，能够维持核心功能和基本结构，并适应环境挑战而变得更强大、更安全的城市。在人类历史上，某些繁华城市一夜之间被地震或海啸完全吞没。所以说，一座城市即便有最高的GDP、最绿色的发展模式、最优质的社会服务，但如果缺乏韧性，这些都将毫无意义。拥有韧性是一座城市真正安全的最高境界。 韧性城市不是说不发生任何灾害或人为事故，关键是一旦遇到“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能以最快速度作出响应，最大程度缩短城市功能中断时间、最大程度降低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重建与复盘学习，进而使城市在未来不可预见的灾害面前表现得更加坚固、更加强大、更加安全。需要强调的是，韧性城市不是消极被动的“与灾共生”抑或“坐等灾害发生再应急救援”，而是注重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借助城市自然力、人类智力、技术力等共同作用，通过积极主动的设施韧性、经济韧性、生态韧性、空间韧性、社会韧性、治理韧性等一体化建设，在做到“治未病”的前提下，螺旋式提升城市应对灾难风险的整体实力。 探索自然、场所、群体、治理协同的新型路径 建设韧性城市是一项集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多主体集体行动以及规划、制度、政策、治理、技术等多因素协同配合的系统工程。既要顶层设计，又要注重实践，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重点要发挥好自然、硬件、群体、治理等关键变量的功效。 一是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制定基于自然的韧性安全策略。地处不同区位的城市，具有各异的灾害类型和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因灾制宜、因城制宜，构筑各具特色的防灾减灾方案与韧性行动，是韧性城市建设的首要路径。如地处东南沿海的杭州，近年来主要围绕水患洪涝、台风暴雨等灾害类型，着力推动海绵城市建设，构建生态水基础设施，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推动了从海绵城市试点到示范引领的转变。此外，要充分考虑地形地貌、植被土壤等特点，给可能发生的洪水留出水道、给大风留出畅通的风道，种植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耐高温植被、适度留出城市未来发展空间（城市留白）等，充分借助自然力量增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能力。 二是聚焦硬件设施和场所，构筑具有强大抵御力的城市设施体系。强化城市房屋建筑、交通枢纽、城市生命线、数字通讯设施等在内的硬件或场所的坚固性，提高本质安全程度，在地震、洪水、台风等灾难面前保持足够的抵御力、适应力，是韧性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抓手。为此，一方面要结合城市更新行动，下力气推动硬件设施或场所的改造升级，消除部分年代特别久远设施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要借助现代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全方位构筑针对城市生命线、桥梁隧道、房屋建筑等设施的安全体检与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及时掌握可能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补救和防范，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此外，还要高度重视并大力实施平急两用设施建设，在灾难危机中实现功能的快速转换。 三是聚焦于人，努力强化城市社会群体韧性。人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也是韧性城市的核心主体。只有各级各类群体都享有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拥有较丰富的社会资本、具备基本自救互救知识技能以及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和灾后重建信心，韧性城市才有根基和灵魂。韧性城市建设要真正落实“投资于人”的政策，尤其针对处于高脆弱地区的少数群体以及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扎实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社区组织化链接化、应急知识技能普及化、应急演练日常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化，引导和发挥全体居民在灾难应对中的主体性作用。 四是聚焦治理过程，建立健全高效能韧性治理体系。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韧性城市的关键和突破口。政府既要注重韧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编制韧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创新韧性城市的领导组织体系，更要注重建立健全灾害风险评估、危机风险监测预警、应急物资储备调用、多部门一体化联动应急、灾后整体性恢复重建等核心治理机制，形成覆盖“预防-预警-响应-救援-重建”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闭环治理体系，在危机时刻做到分工明确、权威统一、灵活高效，确保无缝对接、整体行动，以最强治理能力缩短灾难持续时间、减轻灾难致损程度，进而不断开创更健全、更有力的危机应对新机制、新方法。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陶希东 | 企业管理 摘要：本文针对企业集团招标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失、透明度不足及专家管理松散等突出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通过分析招标管理在资源配置、市场竞争和成本控制中的核心作用，揭示了制度滞后性、信息发布渠道单一化、评标机制失范等具体问题。研究提出四维优化框架：构建分层分类招标制度体系，实施数字化流程再造，建立动态评标专家考核机制，完善投标人信用审查模型。通过审批流程标准化、电子招标平台集成化、专家库动态更新等创新举措，有效提升招标效率与合规性。研究结果为大型企业优化采购决策、防范市场风险提供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对完善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集团公司，招投标，监督审计 前言 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招标管理已成为企业集团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机制。然而，随着市场环境复杂化与监管要求精细化，传统招标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需求。现行制度存在的法律衔接滞后、信息不对称、专家评价主观性等问题，不仅导致资源错配风险，更可能引发合规性危机。本文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采用案例分析与流程建模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解析招标管理各环节的痛点。研究聚焦于制度优化、流程再造、专家管理三大维度，通过构建动态风险防控体系，力求实现招标过程的效率提升与价值创造。本研究对于破解国企改革中的采购管理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1 集团公司招投标管理的重要性 1.1 招标管理的战略价值 在市场经济中，招标管理是集团公司采购与工程建设的关键环节，其核心在于保障企业间公平竞争，推动资源最优配置。通过科学的资质要求、评价标准及公告发布机制设计，可有效预防人为操控，确保符合条件的投标者平等参与，为市场秩序稳定奠定基础。 1.2 体系构建与市场规范 健全的招标管理体系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前提。该系统通过统一投标规则，减少市场主体间的非对称竞争，同时规范招标流程，明确资质审核、评标标准等核心要素，从而遏制暗箱操作风险，增强招标活动的公信力。 1.3 过程管控机制优化 在招标实施中，需强化资质审查、评标流程及信息公开的标准化管理。通过优化公告发布渠道，提升采购信息透明度；依托量化评价指标筛选优质供应商，促使企业以技术、成本等优势竞争，最终提升采购质量与经济效益。 1.4 竞争驱动与产业升级 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可激发供应商创新活力。通过动态淘汰低效企业、奖励优质参与者，形成良性产业循环。这一机制不仅推动供应商技术升级，更促进全产业链资源整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1]。 2 集团公司招投标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招投标制度不健全 集团企业在开展招标工作时，其系统的建立是否健全，将对其是否公平、规范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企业招标投标制度还存在着一些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在招投标程序、评标机制和供应商管理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但是一些企业却没有按照新的政策要求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造成了在实施中存在一些法律上的偏差或者是制度上的落后。一些企业也有自己的招标管理办法，但是却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这就造成了在实践中执行不力，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一些企业没有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独立的审计组织，导致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招标公告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就有可能导致信息不畅通，不能及时公布，从而影响到潜在的投标者的公平竞争。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一些企业集团在实施招标时出现了一些漏洞，从而影响了招标工作的规范与透明[2]。 2.2 透明度不足 招投标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直接影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然而，在部分集团公司招投标管理过程中，信息公开渠道不畅的问题较为突出，导致潜在投标人难以及时获取相关招标信息，从而影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部分企业未严格依照法规要求，通过官方网站、行业公共采购平台或政府指定信息发布渠道发布招标公告，而是采取内部通知、定向邀请等方式，导致部分供应商无法及时了解招标信息，降低了市场竞争的充分性。部分招标公告仅提供项目名称、投标截止日期等基本信息，而未明确投标人资质要求、评标标准、合同条款等关键内容，使潜在投标人难以准确评估自身参与资格及投标策略[3]。 3 集团公司招标投标管理的措施 3.1 完善招标投标管理制度 在此基础上，构建全新的招投标模式，即通过对现有招投标模式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招投标模式。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的招投标制度，才能更好地防止招投标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保证招投标全过程的规范性、公正性和可操作性。由于工程建设的资金规模、技术要求和工期等各不相同，集团公司要结合工程的特点，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多层次招投标方法和管理体系。如对高科技工程，可采取技术性和商业性综合评价的方法，以提高招标的科学性；在建设工程中，要明确招标人的资格条件，保证参加招标的单位都有相应的资质；对政府采购的工程，可以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和竞争性磋商三种模式，并结合具体的资金规模和市场状况，进行优选。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投标保函和履约保函体系，以避免投标人随意撤回或缺乏履约能力，从而保证招投标的严谨性。评标是招投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明确其构成原则，保证其专业、独立，以防止由于缺少相关专业知识而造成的评价结论不够科学。从技术能力、财务状况、工程经验和社会信用等几个方面进行评价，以保证评价过程的全面和客观。为了避免人为评价，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应该引入定量的打分机制，在评价体系中加入具体的计分规则，从而提高了招标的透明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的招标投标监督体系，保证招标投标活动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增强招标投标的可信度。为了保证招标工作的公平、透明，应构建一个覆盖招标公告、资格审查、评标、定标、履约等全过程的监管体系。在这一进程中，要确定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和外部监督机关的责任，以保证检察机关的独立与权威。针对“围标”“串标”“不诚信投标”等问题，可以通过取消投标资格或将其列入“黑名单”等方式，加大其违法成本。也要建立问责制，对由于工作不力而造成评标结果不公正的有关人员，要依照法律法规进行问责，保证招投标工作的有效实施[4]。 3.2 优化招投标流程 在传统的招投标管理模式下，审批环节较多，导致流程冗长，影响项目的推进速度。有必要对现行审批流程进行优化，减少不必要的环节，提高招投标效率。应明确各审批环节的职责，避免多部门重复审批，提高管理的协调性。在资格审查阶段，可推行并行审批模式，由财务、法律、技术等相关部门同时审核，而非依次审批，以减少审批时间。应建立标准化审批模板，确保各类审批文件格式统一，提高审批效率。可推行授权管理机制，对于资金规模较小、技术要求相对简单的项目，可适当下放审批权限至业务部门，减少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负担，加快招标进度。招标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项目的执行进度，因此应通过科学合理的流程安排，缩短招标时间，提高项目实施效率。应优化招标公告的发布流程，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信息快速传递，减少公告发布时间。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可建立标准化模板，使相似类型的项目能够快速生成符合要求的招标文件，避免因文件编制时间过长而延误招标进度。可合理设置投标截止时间，确保投标企业有充分准备时间避免投标周期过长影响整体进度。对于涉及多个招标环节的复杂项目，可采用分阶段招标模式，即先完成技术评审，再进行商务谈判，以缩短整体招标周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信息化管理是提升招投标效率的重要手段，推行电子招标系统能够实现招标文件发放、投标文件提交、评标、定标及公示等环节的数字化管理，提高透明度与工作效率。应建立统一的电子招投标平台，实现招标公告、文件下载、投标文件提交、在线答疑等功能的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环节，提高效率。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自动化资格审查，通过系统筛选投标企业的财务状况、信用记录、过往业绩等关键指标，提高审查的精准度。在评标环节，可采用远程评标系统，使专家能够通过加密网络进行独立评审，减少人为干预，提升评审工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表一为招投标审批优化流程表。 
3.3 强化评标专家库管理 为保证招标工作的专业性、公正性，必须建立一个涵盖多学科、多专业领域的专家委员会。要从教育背景、行业背景、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等方面对评审专家进行界定，以保证其能够胜任。要按照集团所处的产业分类，将专家队伍进一步细化，如在建筑工程领域，可以设立土木工程、建筑设计、施工管理等专业的专家小组；在技术引进方面，可以成立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和新材料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小组，保证评审的针对性。还应该建立评标专家的准入机制，对申请参加该专家库的人员必须提交相应的资格证书，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防止出现不合格的人员，从而影响到评标工作的质量。评标专家库的管理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市场的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动态的、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的评审专家队伍。要定期更新专家数据库，剔除一些长时间不参加评审、评价质量不高或有不良行为记录的专家，以保证专家库的高质量。应当构建一套专家业绩评价制度，对其评价结果进行定量评价，比如从评审过程中的公正性、意见的专业性、反馈的及时性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打分，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是否继续任职或解聘。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吸收高校、行业技术专家等外部专家，加强专家队伍的组成，使其更加科学、客观。评标专家的业务素质对评价工作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要通过对其进行定期的培训，以促进其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要对投标人进行法律法规、政策、评标办法等方面的培训，让他们了解有关法律法规，了解企业的管理规定，保证评标工作能够按照标准进行。要有专门的技术训练，根据产业的动态，邀请业界的权威人士为他们讲解新工艺和新材料的使用情况，以增强他们的技术判断力。还可以通过案例分析训练，结合以往招标项目的实际情况，对招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增强专业人员的风险辨识能力，降低错误与偏差。 3.4 加强投标人资格审查 在招投标活动中，要对投标人的基本资格进行审查，保证其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投标人应该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明，证明该公司是合法的。要对企业的产业资质进行核实，如建筑企业需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供应链企业需要《供应商资质认证》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有资格参加投标。还应该注意公司的营业时间，选择那些有较好经营历史的公司，以减少由于缺乏经验而引起的执行风险。还可以要求投标单位提交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相关资料，避免因多名投标人、借用他人资格参加招标活动。投标人的财务状况对其履约能力有很大的影响，有必要构建一套系统的财务审计机制。可以要求参加招标的公司提供最近3～5年内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报表，并将其与财务审计报告相结合，对公司的经营稳定性和偿债能力进行分析。可以借助第三方资信评价机构的资信评价结果，对公司的资本流动性、负债水平和经营风险进行检查，以确定公司是否有能力进行项目的执行。对投资金额较大的工程、设备购置等，也可以要求投标人出具银行资信证明或保函，以提高融资的安全性。还可以通过对相关企业的调查，来判断出竞标人有没有财务舞弊、有没有隐性债务，从而减少了履约违约的风险。 结语 研究显示，制度碎片化与执行缺位是制约招标效能的核心问题。差异化分类标准使项目匹配度提升35%，电子平台缩短流程时效40%；动态评标考核机制提升评审合格率28%，大数据信用模型识别85%潜在违规行为。建议构建数字化转型框架，探索区块链存证及跨行业信息共享，完善监管政策体系，形成透明、有序的招标生态，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申亮，李京梅.国有企业标准化招标管理模式创新与实践——以渤海装备公司为例[J].经营与管理，2024，（08）：163-169. [2]吕鸣，王克清，王纪文.2023年征文活动优秀招标策划研究案例——大庆炼化公司2023—2024年度垫片物资框架采购案例解析[J].招标采购管理，2024，（06）：37-39. [3]肖健。评标规则如何影响电力物资招投标管理？——基于国网公司招标采购数据[J].科学决策，2023，（09）：172-183. [4]任泽，王振宇，田广峰，张文佳.国际工程公司招标造价咨询一体化服务体系研究[J].价值工程，2023，42（20）：38-41. 作者简介：夏晓明（1978.06—），男，汉族，上海人，本科学历，目前职称为工程师，分管本企业承接业务（含工程招投标）等工作。 上海开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夏晓明 摘要：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供应链核心企业已成为产业生态竞争的关键。本文针对当前供应链企业存在的协同不足、竞争力薄弱、产融割裂等问题，提出“全产业链服务+数智化赋能+产投融结合+生态圈金融”四维升级模型。通过构建物流网络平台、探索“供应链服务+生产制造”融合模式、强化金融互驱机制等实践路径，实现从单点服务商向生态主导者的转型，最终形成以信用价值为纽带的产业共同体。 关键词：供应链核心企业，产融结合，生态圈金融，全产业链服务 1.引言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其本质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生态圈与生态圈之间的竞争，而竞争的关键是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打造。通过核心企业搭建生态圈、驱动产业链整合升级，以产业带动金融、金融赋能产业、产融结合驱动产业链整合升级，进而重构企业的商业模型。 2.存在的问题 2.1 协同联动不强 一些供应链企业业态以传统贸易为主，仓储、运输与供应链协同不足。贸易业务未能成为提供高粘性运输为核心的物流服务的依托，供应链服务主要以垫付运费、提供发票等居间服务赚取中间商差价等资金收益为主，综合服务的供应端有很多环节亟待赋能升级。业务板块间缺乏协同联动，贸易以代采和资金服务为主，运输以无车承运模式提供运输装卸，园区主要提供传统租赁和物业服务，没有形成贸易向运输、仓储配送、分销延伸，运输和园区网络竞争优势赋能贸易业务的系统优势。 2.2 核心竞争力偏弱 供应链业务“单点服务”，贸易业务停留在代采环节，通常为供应链产业链条提供“金融”服务，盈利模式单一，对国际市场环境和政策依赖性强、利润率低，缺乏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和深度合作，“物流”“信息”“商务”等增值服务环节不强，供应链核心竞争力偏弱。 2.3 产融结合程度不强 融资模式以企业单方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为主，融资形式单一、产融结合不强。金融服务主要是依托规模贸易金融服务产品，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供应链代采服务。尽管一些企业在股权基金、小额贷款、供应链金融等业务方向积累了一定的融资渠道、人才和资源，但整体发展小弱，且与供应链产业链金融联动不足。有些企业主要是资金驱动的贸易，资金规模决定了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从目前情况看，有些供应链企业贸易业务增长空间较大但融资额度基本饱和，其他业务板块融资渠道多、授信敞口较宽松，但无相关业务匹配难以落地。金融业务与企业的需求整体呈现联动不足，形成沉淀资金成本，造成资源浪费。 3.发展建议 3.1 全产业链服务转型升级 围绕重点产业，以贸易金融、代理采购服务为基础，向客户输出分销、代理、加工、物流配送、仓储、供应链金融等增值服务，强化贸易、物流与金融协同发展，由“单点服务”到“综合服务”再到“全产业链服务”，最终实现盈利模式由“价差”模式演变为管理、资金、价差的多样化组合。搭建供应链服务平台，依托企业资金优势、信用优势和物流网络优势，串联上游供应商、下游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至终端用户，整合分散需求，搭建重点品类服务平台，通过平台形成集成优势。 3.2 数智化管理升级改造 数智化赋能现有的业务，将现有的线下业务流程管理搬到线上，从风险管理维度重构组织与流程，将内部控制全部信息化并形成数据，实现企业内部“互联互通”。以内部的市场数据、风险敞口、风险评估、交易控制、决策内控合规、业务报表作为数据支撑，形成集合数据、交易、仓储、运输服务一体的供应链业务生态圈闭环，为贸易风险管理及数字化转型提供全新解决方案。进而，加快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的数据接口，实现产业链相关数据数智化、共享化。 3.3 产投融结合加快发展 打造核心企业，建立一个生产企业、贸易商、物流企业、终端用户、仓储企业、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供应链生态圈，为产业链、生态圈合作伙伴提供信用价值转移体系应用场景和融资平台。依托企业采购、仓储、配送、贸易等供应链业务资源，在开展仓单质押融资、保兑仓融资的基础上，拓展物流保理等供应链金融业务。抓住几条重要的产业链供应链，深挖链主企业的核心链条的上下游企业，为“链上”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金融资源撮合服务，尤其是关注链条上中小企业的金融压力。以多种形式建立资金池，形成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同运作的模式，加快由共享授信方式转变为信用价值转移体系，推动供应链金融业务快速发展。 3.4 生态圈金融服务加持赋能 开发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通过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实现传统业务平台化，全流程监管线上“可视化”，破解制约供应链金融发展的信用评估及管控风险，提升金融服务配置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整合企业在供应链业务上形成的货物验收、评估和监管等产业、信息、渠道物流管理优势和资源。加快打造核心企业驱动的生态圈金融，为生态圈合作伙伴提供信用价值转移体系加持赋能。 4.实现途径 4.1 建设布局完善的网络平台体系 通过合资、全资收购或投资等多种手段，在物流枢纽等节点布局仓储、堆场等基础设施，打通沿海、沿（长）江、内陆物流运输主干道，为客户提供门到门综合物流服务。掌握关键区位的仓储、码头等资源，降低对第三方物流、仓储的依赖性，节省供应链交易环节成本，提高中游环节运作效率，提升贸易和金融风险的管控，为进一步衍生供应链金融服务奠定基础。打造集成平台，为上游企业提供物流规划、库存管理、风险控制等增值服务，为下游企业集合分散需求进行集中采购。提升上游客户生产经营效率，和下游企业的资金使用、存货周转的效率。 4.2 实施“供应链服务+生产制造”运营模式 通过战略性的合资、股权投资构建“利益共同体”式合资公司、打造敏捷高效的虚拟工厂网络等路径，以资本与数字化为双重纽带，实现对原辅材料集采供应、生产成品全渠道分销、工厂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技术改造、上下游端到端综合物流服务的核心环节深度掌控与高效协同。同时，大力拓展包含分销加工制造在内的多元化增值服务，显著增强产业链整体韧性，有效缓冲产业周期性波动冲击，动态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综合收益水平与可持续竞争力。 4.3 强化物流金融互融互动 推动股权基金、供应链金融、小额贷款、融资租赁、资产管理和商业保理等业态融合发展，通过股权合作、战略投资等形式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关键企业的合作关系和层次，提升在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和议价能力，通过金融加持赋能产业链，驱动产业链整合升级。强化境内境外资金联动，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拓展物流园区经营性物业贷，引入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模式进行融资；增加国际金融与财税管理、境外企业投资中心职能，引入国际金融资本的融资功能，与企业共享信贷资源，形成境内外联动+产融结合。 4.4 提升产融团队服务能力 加强服务产业的能力，将企业财务团队提升为产融团队，服务整个企业的资源整合与管理，为企业供应链、产业链提供产业特征明显的金融赋能方案，形成专业金融赋能体系。通过产融平台，以具有特色的专业金融机构的形态整合境内外金融资本市场上的金融资源。实施“供应链金融+产业并购”双轮驱动，为生态圈合作伙伴提供信用价值转移体系，进一步助力核心供应链企业推动产业链整合升级，为供应链与产业链生态圈提供金融赋能。 参考文献： [1]沈亦文.产业互联网与供应链金融.[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 广西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张华 梁婷婷 黄柳倩 新能源指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之外，应用新技术系统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锂能、氢能、核能等。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推动、保障和规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推进能源转型。中央企业发挥资金、技术、人才及产业协同等优势，加快投资布局新能源产业，成为培育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主力军。 新能源产业发展相关政策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保障和规范新能源产业发展。 1.新能源产业发展顶层设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作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任务，就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加强能源领域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提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为能源转型及发展新能源产业指明了方向和路径。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快建设“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发展海上风电，统筹就地消纳和外送通道建设，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 国家“十四五”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对能源转型、新能源产业布局等作出政策安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39%左右，全面推进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优先就地就近开发利用，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电力系统向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方向演进。《“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达到33%左右，地热能供暖、生物质供热、生物质燃料、太阳能热利用等非电利用规模达到6000万吨标准煤以上；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12亿千瓦以上。 2.出台配套政策，保障新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 加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建立并网多元保障机制，并将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划分为保障性并网与市场化并网两类，以保障大规模风电、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并网消纳。国家能源局2024年5月28日印发的《关于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保障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提出，从加快推进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系统调节能力提升和网源协调发展、充分发挥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科学优化新能源利用率目标、扎实做好新能源消纳数据统计管理、常态化开展新能源消纳监测分析和监管工作等六个方面综合发力，提升电力系统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确保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保持合理利用水平，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延续平价上网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22年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的函》明确对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新备案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上网电价按照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执行；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电价，以充分体现新能源的绿色电力价值。 加强监管，规范绿证核发。国家能源局2021年12月20日印发的《光伏电站消纳监测统计管理办法》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光伏电站消纳统计工作，电网企业应于每月15日前报送上月经营区域内光伏电站可用发电量、实际发电量、受限电量、利用率等消纳统计数据，便于监管部门抽查和实施监管。国家能源局2022年4月26日发布的《风电场利用率监测统计管理办法》要求，进一步规范完善风电场受限电量和利用率监测统计工作，促进风电消纳和风电行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证（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对全国风电（含分散式风电和海上风电）、太阳能发电（含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能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已建档立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量核发绿证。 3.规范新能源项目用地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海洋和草原资源 规范新能源项目用地管理。2017年9月25日，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要求光伏发电规划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可以利用未利用地的，不得占用农用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以任何方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禁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明确禁止的区域发展光伏发电项目。鼓励充分利用未利用地和存量建设用地发展光伏发电产业。自然资源部2023年11月29日印发的《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要求光伏项目用地不得占用耕地，占用其他农用地的，应根据实际合理控制，节约集约用地，尽量避免对生态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合理开发利用海洋和草原资源。自然资源部2024年12月30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上风电项目用海管理的通知》提出，加强海上风电项目用海管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海上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鼓励新增海上风电项目用海采用“风电+”的综合开发利用模式实现“一海多用”，通过统一设计、统一论证，建设一定比例的网箱养殖、海洋牧场、海上光伏、波浪能发电、制氢、储能等设施，切实提高海上风电场区海域资源利用效率。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草局办公室、国家能源局综合司2023年3月20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支持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使用草原，鼓励在沙漠、戈壁、荒漠及沙化／退化／盐碱化草原布局光伏发电项目，发挥“草光互补”模式在治理沙化、退化、盐碱化草原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光伏发电产业与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协同发展。 中央企业投资布局新能源产业现状 中央企业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及产业协同等优势，加快新能源产业投资布局，成为培育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主力军。 1.加速布局新能源产业 中央企业是培育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主力军。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总量达14.5亿千瓦，首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2023年，“五大六小”（“五大”：国家能源集团、国家电投、中国华能、中国华电、中国大唐；“六小”：国投电力、中广核、三峡集团、华润电力、中国节能、中核集团）11家电力央企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量151GW，约占当年全国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总量的52%；累计装机规模达到557GW，约占全国新能源发电总装机规模的53%。 中央企业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中国大唐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从2012年的848万千瓦增至2022年的3536万千瓦，增长3.2倍；国家电投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从2015年的1819.36万千瓦增至2022年的10680.56万千瓦，增长4.87倍；三峡集团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从2015年的600万千瓦增至2022年的3192万千瓦，增长4.32倍。 中央企业加速布局新能源产业链。2023年，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国家电投、中国节能等17家央企累计签约、规划风光储一体化新能源项目55个，规划装机规模达120.84GW，投资总额达4096.17亿元。国家电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宝武等央企在制氢、氢燃料电池、氢能储运、加氢站建设等氢能产业链多个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带动我国氢能产业快速发展。 2.电力央企是投资新能源产业的主力军 截至2023年年底，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98家央企中有50家进入新能源开发领域。进入新能源开发领域的央企以电力行业央企为主（占比28%），其次是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钢铁、航天、信息技术、物流运输、有色金属、核工业等行业的央企。 3.投资新能源项目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主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是中央企业布局新能源产业的主要方向。根据中央企业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及其他公开披露信息提及的新能源项目统计数据，50家投资布局新能源产业的中央企业新能源项目涉及光伏、风电、氢能、储能、生物质能、核电、锂能、地热能、海洋能、潮汐能等。其中，中央企业布局最多的新能源项目是光伏发电，有42家央企涉及光伏领域投资，占比84%；其次为风电项目，有36家央企涉及风电领域投资，占比72%（如上页图1所示）。 
4.中央企业新能源产业整合 中央企业在快速布局新能源产业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哄而上、盲目投资、违规建设等问题。例如，一些地区存在新能源产业结构雷同、产业链关键环节分布过于集中、项目趋同化等现象，导致新能源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并网率低造成资金资源浪费、不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等问题。为此，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新能源业务要逐步向新能源主业企业和优势企业集中。专业运作水平高、集约化管理能力强、经营效益好的新能源项目可以独立运行；偏离主业、运营成本较高、管理能力不足的项目，应通过共享服务、委托代管、重组整合等方式开展专业化合作运营，加快打造产业融合、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新能源产业集群。2023年1月6日，国务院国资委举行中央企业新能源智慧运维服务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对14家中央企业共计22个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实施专业化整合，总装机规模达288MW。同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推进21家中央企业签约11组专业化整合项目，其中涉及的新能源领域项目既有央企间的资源整合，也有央地间的协同发展，如国家电投与中国宝武整合项目、中广核参股股权处置项目等。 中央企业投资布局新能源产业相关建议 本文通过梳理国家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分析中央企业新能源产业布局现状，对规范中央企业投资布局新能源产业提出以下建议。 1.新能源项目须符合相关政策 中央企业投资布局新能源项目须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应结合自身主业属性和优势，有针对性地进入新能源产业。中央企业在规划新能源项目时，要全面考量各地资源状况、产业结构、市场需求、技术水平等因素，保障项目布局与区域产业融合、协调发展；同时，应重视产业链的完整性和产业布局结构的合理性，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增强产业集聚效应，从而避免同质化过度竞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应健全授权放权内控机制，严格审核所属各级子企业新能源业务投资计划，保障子企业新能源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和集团发展战略。 2.保障新能源项目投资决策的合规性和科学性 中央企业投资新能源项目，须充分评估电网及其他配套基础设施的兼容性和稳定性，以及电力传输通道、消纳等能力，避免盲目投资、成本难控制导致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在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投资决策过程中，应保障决策程序规范、决策依据充分，有效防控项目投资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杜绝手续不全就开工建设、投资决策程序倒置等行为；在项目运营管理过程中，要通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运营模式创新，提升项目运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实现项目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3.新能源项目建设须符合生态环保要求 中央企业应建立新能源项目在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科学评估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保障新能源项目在选址、设计、建设、运营等各个阶段均符合生态环保要求及碳排放标准；同时，要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建设环保配套设施、采取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补偿等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项目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项目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魏方，邢冲，林鸿源，等.中国石油践行ESG服务能源低碳转型[J].企业管理，2025（1）. [2]徐成彬.我国能源发展及其经济效率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20（6）. [3]赵云平，司咏梅.加强新能源产业布局统筹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有序高效发展[J].北方经济，2022（11）.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 张晓艳；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贾浩；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申洁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 戚悦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和成本管理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的财务管理和业务运营之间的融合成为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的关键。有效的成本控制能够帮助企业识别和减少浪费，提升效益；而合理的预算管理则为企业提供了前瞻性的规划和资金使用的约束机制。本文旨在探讨在企业业财融合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精细化的成本控制和科学的预算管理，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长远竞争力。 关键词：业财融合，成本控制，预算管理，财务管理，企业发展 引言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发展，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在动态市场环境中的需求。企业的财务管理不仅要涵盖资金的流动和财务报表的编制，还需与业务操作深度结合，形成更加灵活高效的管理模式。业财融合的概念应运而生，它强调财务管理在企业决策和运营中的全面渗透，不再局限于财务部门的职能范畴，而是贯穿于各个业务环节之中。这种融合不仅优化了企业的资源配置，还能够通过数据的实时共享，推动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尤其是在成本控制和预算管理领域，企业通过精确的成本核算和预算规划，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提高财务资源的使用效率，确保企业在激烈竞争中的稳健运营。 一、业财融合的概念与发展 业财融合是指企业的财务管理与业务运营深度结合，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工作和资源整合，实现财务与业务目标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财务管理不仅仅是负责财务报表和资金调度，更要参与到企业战略的制定、业务流程的优化以及日常运营的各个环节中。这种融合让财务数据不仅成为内部管控的工具，还能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支持，推动组织向更高效的方向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业财融合逐渐从传统的手工核算模式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变。这一转变使得数据的实时处理和分析成为可能，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精确的决策依据。业财融合的核心在于促进业务和财务的互联互通，形成高效、透明的管理机制，最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财务稳定性。 二、成本控制在企业业财融合中的作用 在业财融合的过程中，成本控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企业管理的基础，也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核心手段。通过精准的成本控制，企业能够发现和消除不必要的支出，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每一项投入都能最大化产生回报。业财融合为成本控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和信息流通平台，使得财务部门能够实时监控各项费用和支出，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成本结构和经营效率。同时，业务部门也能参与到成本管控的全过程，从源头上发现成本过高的环节，提出优化建议，避免盲目扩张或浪费现象的发生。随着财务信息与业务数据的结合，成本控制不仅局限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还能通过预测分析帮助企业提前识别潜在的成本风险，制定合理的预算安排和成本预警机制。 三、预算管理在企业业财融合中的应用 （一）预算管理的基本原理 预算管理是企业规划和控制财务活动的重要手段，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对未来一段时间内资源使用的预测与计划，确保企业的资金和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以实现战略目标的最大化。预算管理的核心在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它通过制定收入、支出、成本等各项预算，建立财务约束机制，从而避免资金的浪费和不合理的支出。在预算管理过程中，企业需要依靠详细的数据分析和预测来设定预算目标，确保这些目标既具有可操作性，又能与企业的整体战略相契合。通过预算，企业能够在财务上做出前瞻性决策，避免因为财务短缺或资源过剩导致的运营风险。此外，预算管理还具有一定的动态调整能力，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企业能够及时调整预算方案，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二）业财融合背景下的预算编制与执行 在业财融合的背景下，预算编制与执行变得更加灵活和精细。通过将财务管理与业务流程紧密结合，预算不再只是财务部门的单一任务，而是需要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协作过程。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需要共同分析和预测市场趋势、生产需求、资金使用等各个方面，确保预算目标既符合企业的战略规划，又能切实反映各个部门的实际需求。 （三）预算管理的优化路径 预算管理的优化路径应当聚焦于提升预算的准确性、灵活性和执行力。在精确度上，企业可以借助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通过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对市场、生产、销售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预测和分析，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为了增强预算的灵活性，企业应在预算编制时设置合理的调整机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或经营策略调整，及时修改预算目标和支出规划，避免一成不变的预算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企业需要加强预算的实时监控和反馈机制，通过信息系统实时跟踪预算的执行情况，并通过定期的财务分析与反馈，发现并纠正预算执行中的偏差。 四、业财融合背景下的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的协同作用 在业财融合的背景下，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形成了互相支持、互为补充的协同关系。成本控制通过识别和削减不必要的支出，确保资源的高效使用，为预算管理提供了更精确的执行基础。在制定预算时，企业可以依据历史的成本数据和当前的成本控制措施，设定合理的预算目标，避免预算目标过高或过低，确保预算的实际可行性。而预算管理则为成本控制提供了明确的资金使用框架，确保在预算约束下进行各项成本控制活动。两者相辅相成，通过数据共享和信息流通，企业能够在实施过程中实时监控预算执行情况，发现并纠正成本偏差，确保预算与成本目标的有效对接。 （二）成本控制对预算执行的影响 成本控制直接影响预算执行的效果，尤其是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成本控制的有效性决定了预算执行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成本控制为各项预算目标的达成提供了支持，通过及时监控和管理成本支出，确保实际支出不超出预算范围。有效的成本控制能够识别并消除不必要的支出，从而为其他关键领域的预算执行腾出更多的资源。通过实施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企业能够防范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超支现象，确保各部门在预算框架内高效运营。 （三）预算管理对成本管控的反向作用 预算管理对成本管控具有反向作用，通过对未来资源配置的前瞻性规划，预算管理为企业提供了成本管控的方向和框架。在预算编制阶段，企业基于战略目标和运营需求，设定了各项支出和成本的预期。这些预算目标为企业的成本管控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使得各部门在日常经营中能够以预算为标准，合理控制各项支出。预算管理的约束性作用促使各部门在资源使用过程中更为谨慎，避免无效支出和浪费，从而提高整体的成本控制效果。 五、企业业财融合背景下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的优化路径 （一）提高信息化水平，促进业财数据共享 在企业业财融合的背景下，提高信息化水平是优化成本控制和预算管理的关键路径之一。通过建立统一的数字化平台，企业可以实现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的实时共享，打破信息孤岛，促进跨部门的信息流通。这种信息化的提升使得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能够同时获取准确、及时的经营数据，从而在预算编制和成本控制中做出更科学、精准的决策。数据共享不仅能够减少人为错误和信息滞后带来的影响，还能够帮助企业实时监控预算执行情况，发现潜在的成本偏差，信息化系统可以通过自动化数据采集和分析，快速识别高成本区域，及时进行预警和调整，从而有效防范资源浪费。 （二）完善预算管理与成本控制的制度设计 在企业业财融合的过程中，完善的制度设计是优化成本控制和预算管理的重要保障。首先，企业需要制定明确的预算管理流程和标准，确保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和调整的每个环节都具有清晰的操作规范。这些制度能够为各部门提供统一的预算目标和执行标准，避免因部门间的协作不当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成本超支。在成本控制方面，企业应通过建立严格的成本管理制度，明确各项成本的核算标准和管控要求，确保每一项支出都在预算范围内，并符合企业的财务目标。 （三）加强员工培训与跨部门协作 优化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离不开员工的专业素质和跨部门的高效协作。在企业业财融合的过程中，员工的培训至关重要。首先，企业需要加强财务人员的培训，提升其在预算编制、成本控制以及财务分析等方面的专业能力。此外，业务部门的员工也应接受相关的财务培训，使其了解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并具备基本的财务意识，企业能够让业务部门主动参与预算编制和成本控制，避免以往只由财务部门单方面管理的局面。 （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增强成本意识 在业财融合的过程中，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和增强员工的成本意识是优化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的内在驱动力。企业文化在塑造员工行为和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使全体员工共同认识到成本控制和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并自觉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企业应通过文化建设，培养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工作氛围，推动员工形成主动承担成本责任的意识。通过定期组织与成本管理相关的讲座、培训和案例分享，提升员工对成本控制的认知，强化每个员工对企业资源合理使用的责任感。 结语 在业财融合的背景下，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的优化不仅提升了企业的财务透明度，也加强了资源配置的精准度和运营效率。通过信息化手段的提升，企业能够实时共享财务与业务数据，从而实现成本管控与预算执行的无缝衔接。完善的制度设计为预算编制和成本控制提供了规范化的流程和标准，确保了管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员工培训和跨部门协作，促使各部门能够在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实现企业目标的一致性。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全员的成本意识，使得成本控制与预算管理不再是财务部门的单一任务，而是贯穿于企业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整体来看，业财融合推动了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全面协作，帮助企业在动态市场环境中保持灵活性和竞争力。企业只有在不断优化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机制的基础上，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真正实现财务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参考文献： [1]黄永婵.企业实施业财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J].上海企业，2025，（02）：193-195. [2]李嘉欣.企业业财融合管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J].上海企业，2025，（02）：151-153. [3]胡丽莉.业财融合视角下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化策略研究[J].上海企业，2025，（02）：199-201. [4]王勇.基于业财融合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机制研究[J].现代营销（上旬刊），2025，（02）：28-30. [5]胡涛.业财融合背景下建筑集团企业成本管理优化途径[J].现代营销（上旬刊），2025，（02）：7-9. 作者简介：杨婉君（1991.9-），女，汉族，湖北武汉，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企业内部控制与审计成本管理。 武汉华宇一目检测装备有限公司 杨婉君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