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很多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碰到过的。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地域政治冲突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在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炼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波澜壮阔伟大实践的成功经验，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在应对新形势新挑战，解释新特点新规律中，提出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范畴，形成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理论成果，全面系统回答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根本立场、历史方位、发展理念、体制基础、发展主线、发展主题、经济体系、路径选择、发展保障、开放战略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35万亿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更加巩固和提升。经济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布局，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持续推进。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和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并成为世界上首个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千万辆的国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我国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事实雄辩地证明，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强大思想伟力。
当前，我国正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不足、政府分担比例较低、家庭分担比例过高等问题，以及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区域性、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在此背景下，国家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不仅有助于缓解家庭育儿经济压力，也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键举措，还是优化学前教育结构、稳步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一环。为更好推动免费学前教育逐步落地落实，建议总结地方前期探索经验，从学前一年开始实施免费政策；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稳步提升中央投入水平；统筹用好用足已有普惠性资源，逐步将所有幼儿园均纳入免费范围；推行免费政策的同时，也要注意提升学前教育整体发展质量。
关键词：免费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普惠性资源，教育质量
引言
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开端，“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学前教育事业不仅是民生，也是国计，对于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长远性意义。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既是在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下降低家庭保育教育成本的具体体现，更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教育“人民属性”的贯彻落实。可以说，“免费”做的是家庭育儿负担的减法，也是国家和政府责任的加法。
一、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基础条件和现实需要
2012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直保持在4%以上，2022年达到4.85万亿元（如表1所示），翻了一番多，教育总投入并不低。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使用来看，始终坚持“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提质量”。根据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及笔者自行计算，202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为2.41万亿元（如表2所示），在各级教育中比重最大（49.67%）且基本稳定，作为“重中之重”得到优先保障；用于学前教育（幼儿园）的经费为2982亿元，是2012年的3.99倍，占比也从3.23%提高至6.15%。此外，用于其他教育阶段的经费也在稳步增长，比重大体保持稳定。
注：
①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学校类别分为九大类，即：（1）高等学校（含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2）中等职业学校（含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成人中专学校）；（3）中学（含普通中学、成人中学）；（4）小学（含普通小学、成人小学）；（5）特殊教育（含特殊教育学校、工读学校）；（6）幼儿园；（7）教育行政单位；（8）教育事业单位；（9）其他。
②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学校类别整理。
毫无疑问，稳定充足的经费投入是推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自201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开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以“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为基本原则，2011年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地方为主、中央奖补，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立足长远、创新机制的四项财政支持原则。2012年以来，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条件的改善，主要是靠扩大财政投入贡献的。通过财政投入事权提高到县级以上政府、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制定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加之一些地方规定了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比例要求，我国初步建立起生均拨款、收费、资助一体化的学前教育投入和运行保障机制，扭转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状况，学前教育的保障基础更加牢固。
与此同时，从事业发展来看，根据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笔者计算得出，2024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92.0%，较2012年提高27.5个百分点，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共有幼儿园25.33万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22.1万所，占全部幼儿园比例的87.26%，较开始有此统计的2016年提高27.38个百分点。全国在园幼儿3583.99万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3283.19万人，占全部在园幼儿比例的91.61%，较开始有此统计的2016年提高24.32个百分点。不仅如此，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的普及目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的普惠目标和全国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原则上达到50%的结构性目标也均如期完成，2020年分别达到85.2%、84.74%和50.63%。
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学前教育作为“短中之短”得到优先补齐，学位总体充足，事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从财政投入总量、结构还是效益维度来看，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不足、中央政府分担比例较低、家庭分担比例过高等问题仍较为突出。与此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区位和群体之间的学前教育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低价优质”的公办园等稀缺资源仍供不应求甚至“一位难求”，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区域性、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而受近几年出生人口减少及未来变化趋势影响，幼儿园数和在园幼儿数随之减少，客观上也为学前教育缓解上述现实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窗口期。在此背景下，国家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不仅有助于缓解家庭育儿经济压力，也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键举措，还是优化学前教育结构、稳步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一环。
二、推行免费学前教育需要厘清的若干问题
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是涉及千家万户、事关长远发展的重要惠民举措，为做好相关政策设计和实施工作，首先需要厘清“为谁免”“谁来免”“免什么”以及“怎么免”等核心问题。
（一）“为谁免”的核心是免费学前教育的覆盖范围与目标人群
2012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已将普惠性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教育范畴，提出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强调，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以及加强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集体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向社会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将“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作为“推动重点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扩容”的重要内容，提出“健全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全面普及三年学前教育”等具体要求。2024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进一步明确，国家推进普及学前教育，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进实施免费学前教育，降低家庭保育教育成本。
从基本公共教育范畴出发，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应是免费学前教育的目标人群，因此，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均在覆盖范围。考虑到我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已达到91.61%，以及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整性，可将所有幼儿园均纳入免费范围，但具体免费标准应参照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当然，从学前教育资助制度角度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等适龄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也可优先纳入免费的受益范围。
（二）“谁来免”的核心是免费学前教育的投入主体与分担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明确提出，学前教育财政补助经费按照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以及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并落实公办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者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以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财政补助标准。实施免费学前教育，投入主体是各级政府，由公共财政予以保障，势必会加大中央及省级的支出负担，这就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确保政策可持续性。近些年，中央财政对学前教育领域的投入已有效带动和激励地方财政增加相应投入。实施免费学前教育，需要中央财政在维持既有投入水平基础上进行相应提升，避免因“免费”带来的财政压力全部下沉到地方，甚至因资金缺口和保障不力，加剧幼儿园的运营困境。从长期来看，应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确保学前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基础条件。当然，强调各级政府是免费学前教育的投入主体并不意味着忽视市场作用，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三）“免什么”的核心是免费学前教育的投入结构与重点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在免费学前教育方面已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从各地的具体实践看，大体分为三类：一是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残疾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的学前教育免费政策，一般采取保教费全额减免等措施，严格来说，这属于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范畴；二是针对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重点地区全体学前教育适龄儿童的学前教育免费政策，一般采取财政支持免费、补助保教费、伙食补助等措施，但这类地区有其特殊性；三是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省、市、县）采取通过财政补贴形式减免保教费的学前教育免费政策，例如南京的学前一年基本免费教育相关政策。
2011年，南京实施幼儿助学券政策，向符合相关规定的幼儿园购买学前教育服务，以抵扣相应保教费的形式提供给符合条件的在园幼儿，每生每年可减免2000元保教费，分两个学期兑现，在园期间最多可享受三年，这一时期的年均财政相关投入达3个亿左右；2014年将幼儿助学券政策调整为学前一年基本免费教育制度，符合免费条件的大班幼儿每月减免保教费600元，全年按10个月减免，收费标准低于免费标准的差额资金优先用于减免伙食费，这一时期的年均财政相关投入达5个亿左右；随着适龄幼儿数量增长，相关资金投入日益增大，客观上限制了政府对新建幼儿园、提升幼儿园办园水平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基于此，2020年将学前一年每生6000元补助调整为由财政直接投入用于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和发展、保障困难家庭幼儿和农村办园点幼儿。可以说，南京相关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基于减轻幼儿家庭经济负担、引导无证园和薄弱园改进提升、推动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等不同时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以及客观上存在的学前教育供给侧建设发展的资金投入制约。
（四）“怎么免”的核心是免费学前教育的投入方式
一般来说，公共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方式大体分为“补供方”（即幼儿园）和“补需方”（即幼儿及其家庭）两大类。“补供方”又称为“补砖头”，即政府直接举办公办园，或对符合条件的民办园给予运营补贴、税收减免等形式的补助：“补需方”又称为“补人头”，即政府对家庭给予补助，包括现金形式的育儿补贴、通过税收减免冲抵家庭支出的幼儿园花费，或提供幼儿教育券等有价兑换券来支付幼儿园相关费用。前者的优势在于能够直接提高学前教育服务的可及性，具有便于组织的制度优势，但可能存在资源投入的福利刚性问题，适用于学前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后者的优势在于能够直接降低幼儿家庭的经济负担，通过幼儿家长“用脚投票”实现资源效率最大化，但对政府的管理、执行能力要求较高，适用于学前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虽然优缺点和适用情形各不相同，但无论哪种投入方式，其最终评价标准仍在于能否使公共财政投入切实转化为幼儿及其家庭实实在在的福利，能否有助于形成良性的学前教育生态，核心仍在定价机制上。
三、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规模估算
当前关于免费学前教育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可行性、社会公平性、长期可持续性以及政府与市场互动机制的合理性等方面。在估算财政投入规模前，有必要对政策涉及的幼儿园在园幼儿数进行测算，这是基本前提。考虑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2035年入园率的目标是保持在95%以上，即在2024年92.0%的基础上至少提高3个百分点，2025—2035年平均每年需提高约0.3个百分点；其中，2025年的入园率大致为92.3%。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人口迭代模型，2025—2035年我国5岁和3—5岁人口将分别从1232.21万人和3499.83万人减至841.6万人和2480.95万人。假定5岁和3—5岁人口的入园率相同，即2025年均为92.3%，且此后每年平均提高0.3个百分点，则可以推算出2025—2035年5岁和3—5岁在园幼儿数（如图1所示），将分别从1137.33万人和3230.34万人减至802.05万人和2364.34万人。
图1 2025—2035年不同入园率下的在园幼儿数变化情况
（一）按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估算
由于没有全国性的幼儿园收费标准，这里以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幼儿园学费总收入/在园幼儿数）作为替代。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23》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2》，2022年幼儿园生均学费（含公办园、民办园）为4324元。可分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保持2022年水平不变（I）和保持过去五年（2017—2022年）平均增速（V）两种情境对所需投入进行估算（如图2所示）。
图2 按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估算的所需投入
情境一：假定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保持在4324元，则2025年推行学前一年和学前三年免费的所需投入分别为491.78亿元和1396.80亿元。依此类推，可得到2025—2035年推行学前一年和学前三年免费的各年所需投入，2035年将分别减至346.81亿元和1022.34亿元，累计投入将达到4435.76亿元和1.28万亿元。
情境二：假定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保持5.28%的增速，则可得到2025—2035年幼儿园生均学费变化情况，其中，2025年为5046元，2035年将增至8441元。据此，2025年推行学前一年和学前三年免费的所需投入分别为573.90亿元和1630.03亿元。依此类推，可得到2025—2035年推行学前一年和学前三年免费的各年所需投入，2035年将分别增至677.01亿元和1995.74亿元，累计投入将达到6662.02亿元和1.93万亿元。
（二）按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普惠性幼儿园内部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差额估算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23》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2》，2022年公办园（包括教育和其他部门办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园）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公办园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入/公办园在园幼儿数）为11156元，普惠性民办园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为1171元，二者差额为9985元。考虑到各地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认定条件集中于对收费标准的约束，而作为参照的公办园收费标准并非经过全成本核算确定，实际享受了较大的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而且，普惠性民办园还不同程度面临政府承诺的支持政策未能真正落实和执行的困境，例如，生均补贴拖欠或中断、教师补贴缺乏、场地租金补贴不到位等。
为更好发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在推行免费政策时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解决免费后普惠性民办园的实际运营困难，进行相关财政投入估算时，比仅考虑生均学费更合适的口径是兼顾普惠性幼儿园内部（公办园与普惠性民办园）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差额。2024年，全国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数1207.2万人，占全部在园幼儿的比例为33.68%，在园幼儿数和占比自2021年起已连续三年“双降”。基于此，同样可分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保持2022年水平、普惠性幼儿园内部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差额保持2022年水平、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2024年水平“三个不变”（I）和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持续增长、普惠性幼儿园内部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差额持续扩大、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下降“三个变化”（V）两种情境对所需投入进行估算（如图3所示）。
图3 按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普惠性幼儿园内部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差额估算的所需投入
情境一：假定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和普惠性幼儿园内部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差额分别保持在4324元和9985元，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在33.68%，则2025年推行学前一年和学前三年免费的所需投入分别为874.26亿元和2483.14亿元。依此类推，可得到2025—2035年推行学前一年和学前三年免费的各年所需投入，2035年将分别减至616.53亿元和1817.46亿元，累计投入将达到7885.63亿元和2.28万亿元。
情境二：假定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保持5.28%的增速，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分别保持9.13%和6.90%的增速，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年均下降0.74个百分点的降幅，则可得到2025—2035年普惠性幼儿园内部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差额以及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变化情况。其中，2025年的差额为13069元，占比为32.94%；2035年的差额将扩至31948元，占比将降至25.54%。据此，2025年推行学前一年和学前三年免费的所需投入分别为981.38亿元和2787.39亿元。依此类推，可得到2025—2035年推行学前一年和学前三年免费的各年所需投入，2035年将分别增至1001.25亿元和2951.55亿元，累计投入将达到1.05万亿元和3.05万亿元。
根据以上估算，2025年推行学前一年免费的所需投入为491.78亿元至981.38亿元，推行学前三年免费的所需投入为1396.8亿元至2787.39亿元；2035年推行学前一年免费的所需投入为346.81亿元至1001.25亿元，推行学前三年免费的所需投入为1022.34亿元至2951.55亿元；2025—2035年，推行学前一年免费的累计投入为4435.76亿元至1.05万亿元，推行学前三年免费的累计投入为1.28万亿元至3.05万亿元。
四、更好推动免费学前教育逐步落地落实的建议
免费教育政策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其实施与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人口发展战略以及社会整体建设进程密切相关。实施免费学前教育政策，需要综合考量覆盖范围与目标人群、投入主体与分担机制、投入结构与重点，以及投入方式等核心问题，并对“免费”产生的经费需求状况与供给方案进行深入研究。总的来看，当前最主要的就是要抓好落实政府投入主体责任，兼顾家庭经济负担降低与学前教育质量提升双重目标；同时，稳妥推进幼儿园价格调整，确保在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内实现免费。为更好推动免费学前教育逐步落地落实，建议如下。
（一）总结地方前期探索经验，从学前一年开始实施免费政策
率先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步实施学前一年教育免费，充分考虑城乡、区域、园所等差异，统筹学前教育资源存量有序推进，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扩大免费范围，优先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等群体政策衔接和兜底保障。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是因为从财政投入规模估算来看，特别是在全部幼儿园生均学费基础上兼顾普惠性幼儿园内部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差额，相较于学前一年免费，推行学前三年免费所需投入无论是年度还是累计均较大，对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的支出负担也较高，即便确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担责任，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欠发达地区财政压力，不利于政策平稳实施。对于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较高（如超过80%）的地区，因涉及这一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差额的普惠性民办园数量相对较少，可主要参考生均学费进行相关投入，应鼓励其率先在“十五五”期间探索实施学前二年或三年免费教育。对于财政压力确实较大（特别是保障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都存在困难）的欠发达地区等，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时，可采取部分免费方式（但起步时不能低于50%），并逐步提高免费比例。
（二）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稳步提升中央投入水平
参考其他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领域（如义务教育）的一般做法，由中央统一确定免费学前教育相关经费的基准定额，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为5：5，基准定额资金的中央部分随儿童流动可携带，并逐步提高中央在经费分担中的比例，各地根据分担比例安排好补助资金，确保按时足额拨付。具体推进时，各地可根据当地幼儿园生均学费和生均财政补助差额等确定学前一年免费后的生均投入标准，以省为单位汇总上报中央主管部门以确定基准定额；各地原则上应达到基准定额，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提高标准，已高于基准定额的地方不得下调，并据此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政策。此外，强调各级政府是免费学前教育的投入主体并不意味着忽视市场作用，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统筹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构建多元补偿机制和拓宽需求侧资助渠道；实施包括教育、卫生健康、民政、社会保障等在内的跨部门预算，加大家庭补贴力度。
（三）统筹用好用足已有普惠性资源，逐步将所有幼儿园均纳入免费范围
根据各地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资源分布的变化，在科学核算生均成本基础上，充分考虑学龄人口变化、家长承受能力、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适当提高公办园收费标准，通过财政拨款补齐免收一年保教费的经费缺口，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普惠性民办园给予同样的补助标准，加深、加宽、加强因“免费”而新增投入的监管。考虑到大中城市办园成本更高，价格调整可先从此类城市开始。优化普惠性民办园认定办法，完善其收费标准和财政补贴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加大政府承诺的各项支持政策落地和执行，确保在场地、投入等方面尽可能与公办园一视同仁；兼顾需要和可能，适当放宽对其开设包括延时服务在内的个性化、多样化特色服务收费的限制并加强指导，避免出现财政补贴加保教收费的总体收入难以支撑办园支出的困境，进而带来办园质量下滑的隐患。非普惠性民办园符合条件的在园幼儿可参照公办园免收一年保教费的经费标准予以补助，但需与服务质量等挂钩。
（四）推行免费政策的同时，也要注意提升学前教育整体发展质量
进一步明确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及增长机制、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比例等，调整优化学前教育经费使用结构、强化质量保障，重点向优化普惠性资源、改善教师待遇、提升保教质量倾斜，扎实做好普及惠普、资源布局和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毫无疑问，把学前教育作为免费教育的优先学段，与当前人口形势密切相关，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降低家庭保育教育成本。但与此同时，家长对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数量转向质量。因此，财政投入结构与重点要优先考虑缓解家庭负担及提升入园率等方面，但也要避免原本用于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等方面投入（如改善园舍设施设备、提高保教人员薪酬、支持教师专业成长以及配备丰富适宜的玩教具、游戏材料和图书等）的削减。同时，加强学前教育监督管理，严格落实监督责任，强化对幼儿园办园行为的规范化督导，坚持科学保教，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严禁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将“免费”和“质量”挂钩，构建“免费不降质”的评估标准，提升学前教育整体发展质量，切实守护好在园幼儿身心健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一级调研员、研究员 佘宇
当前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不仅影响消费领域，还波及就业、财政等多个方面，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需求不足所引发的问题，更要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尤其是背后深层次的根源。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原因，本身是两个不同的议题，需要明确区分开。当前，我们很容易将这两者混淆，因此，必须厘清思路，准确识别问题的成因，这是寻找解决问题线索的重要前提。
扩大消费的关键在源头治理
当前，扩大消费成为热议话题，但关键在于找准重点和痛点。我认为有以下三点：首先，应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重点发展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在内的服务消费；其次，应关注中低收入群体；最后，应坚持以人为中心，推动权利平等的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消费需求不足，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长期以来，我们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倾向于重投资而轻消费；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相对滞后；再次，城市化质量偏低；最后，收入差距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其中的逻辑和方法至关重要。
我借鉴了治理污染的思路，将扩大消费的策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末端治理。简单来说，就是像直升机撒钱一样，直接发放消费券或现金以刺激消费。对于这种观点，我们需要思考它是否真的有助于扩大消费。确实，短期内，如果一个城市在某个月发放消费券或现金，鼓励大家购物，那么这个月的消费占比无疑会上升。然而，到了下个月或第二年，如果消费水平本身较低，那么，这种提升很可能是暂时的，消费水平最终还是会回落。
此外，还存在消费倾向的问题。如果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亿万富翁也可能获得这笔钱，但对他们来说，这笔钱并无实际意义。即使将钱发放到低收入群体手中，他们可能会因为多买几个面包而感到高兴。然而，他们真正担忧的是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发放消费券或现金，无疑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种方式，我称之为中端治理。以当前典型的减轻债务负担为例，我们的债务负担多是欠银行的债务。假设我们实施一项刺激政策，将资金提供给经济主体，他们很可能会用这笔钱来偿还债务，而大部分钱最终又回到了银行。那么，银行拿到这些钱后能否顺利贷出？事实上，目前银行面临的问题也是需求不足，有一种说法是借款人不足，人们不愿意借款。
也有一些情况是，某些主体之前欠企业的钱，现在通过清理账款来偿还。偿还后，拿到钱的企业可能会发放一部分工资，从而间接扩大消费，但这部分消费的具体规模仍不确定。此外，这些经济主体在减轻债务负担后，为了稳增长，他们可能仍然会选择扩大投资或上马大项目，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扩大供给，而当前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供需矛盾。
第三种方式是源头治理，即将资金用于扩大消费，特别是针对服务消费需求效应最强的人群和环节。这不仅仅是一次性救助，更重要的是“花钱建新制度”，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机制，从而有效纠正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偏差。
扩大消费需求 特别是服务消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具体来说，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提升农村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深化改革的要求，现在需要的是切实落实这些改革措施。
正如上文所讲，我们当前正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现在需要实施一些刺激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为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
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服务消费，应着力推动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首先，以扩大中央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权为突破口，加强社会保障和提升人力资本的能力建设。在中央与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事权划分方面进行合理调整与优化。养老医疗保障的基础部分，如养老保障的第一支柱（即基础部分），以及义务教育范围的拓展（如当前正在探讨的是否将其扩大至高中教育阶段）等事项，可划为中央政府事权。
而社会保障的其他方面，比如，养老保障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培训等则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具体而言，应当大力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群体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保障水平。例如，继续推进政府收购滞销住房并将其转化为保障性住房，然后以租赁或者出售的方式提供给新市民。农民要由进城打工者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
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与此同时，可适当降低个人和企业缴费水平，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企业增加投入、个人扩大消费。相应减少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事权，缩小其事权财权不平衡缺口。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充实社保基金。可以考虑从当前的刺激计划资金中拨出一部分，专项用于养老金的发放。
更重要的是，应抓紧探索国有权益资本划拨到社保基金。理论上，国有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全国人民的社保基金。2023年国有资本权益总额为102万亿元，国有金融资本权益总额为30.6万亿元，两项合计为132.6万亿元。
可以考虑分步稳妥地把较大规模的国有金融资本划拨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减少居民缴费，提高居民养老金收入，在短期内尽可能明显缩小城镇与其他群体的养老金收入差距。把国有资本划拨给养老保险，将会把大量预防性储蓄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能力，直接增加消费需求。
现阶段加强社会保障和提升人力资本的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进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体现。应争取用5～10年时间，逐步缩小并基本消除城乡之间、城市内新老市民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适宜水平上均等化的目标。
其次，以城乡接合部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融合发展，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
在城乡接合部开展城乡居民土地权利均等化、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利用的改革试点，并以此为牵引，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 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的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这一区域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基建和房地产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通过提高城镇化的比例和质量（缩小以至消除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亿～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以调整经济活动中所有制属性的界定范围为突破口，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创新完善，创造更多的较高收入就业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 刘世锦
| 宏观纵览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为人民法院立足职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5月20日，我国第一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再次释放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时代强音。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指导意见》，这是人民法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又一生动实践，也是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切实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筑牢发展制度根基 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始终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深度交融、同频共振，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生动缩影，又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把握发展规律的实践见证。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通过政策松绑激活市场活力，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逐步涌现，在解决社会就业、丰富市场供给、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快速增长注入强劲动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国家持续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民营经济在政策护航下加速壮大，经营领域从传统服务业向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延伸，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始终把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出台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针对性的重大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纳入改革总体部署，持续释放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号，助力民营经济攻坚克难、创新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对人民法院“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支持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针对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产权保护、纠纷解决、权益救济等关键问题，立足审判职能定位，先后出台《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司法文件，从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维护统一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环境等多方面对审判执行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切实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壁垒，持续筑牢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根基。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见效，新近出台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指导意见》，紧扣法律要义与实践需求，从总体要求出发锚定依法平等对待、引导守法规范经营、严格公正司法、健全司法体制机制等核心方向，细化推出25条务实举措，充分彰显了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以司法制度建设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政治自觉，持续为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二、做实依法平等保护，切实增强发展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类市场主体最期盼的是平等法律保护。做实依法平等保护，是稳定民营经济发展预期、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保障。人民法院始终坚持把依法平等保护贯穿司法审判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既通过多措并举，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又坚持问题导向，助力解决账款拖欠、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市场准入是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虽不断优化完善，但实践中，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仍存隐性壁垒，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对此，人民法院严格落实“非禁即入”政策，在民事审判中，对于涉及准入限制的建设工程、房地产、矿产资源等领域案件，准确把握自然垄断行业、服务业等市场准入放宽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依法否定排挤民营企业的不合理条款；在行政审判中，对与经营主体密切相关的行政许可、行政协议、行政允诺等案件，坚决遏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破除区域壁垒和地方保护，为民营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司法保障。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条件。针对实践中妨碍、限制竞争的问题，人民法院深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通过出台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协议等垄断行为予以司法规制，不仅为审理此类案件提供明确司法指引，而且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维权门槛，让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活”起来。在“给排水”、“殡葬服务”等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依法认定提供民生基本服务的公用企业不得拒绝、限定交易，否则构成垄断。依法审理行政许可、行政协议、征地补偿等涉企权益保护案件，完善行政协议案件司法裁判规则，合理确定各方权利义务，依法公正解决投资收益分配、责任风险分担问题，督促行政机关守信践诺，切实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统一的投资和市场环境。 切实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难点痛点，是司法服务保障的切入点、着力点。最高人民法院聚焦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立足审判职能，推动党中央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针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严格遵循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贷规定，依法规制民间借贷市场“砍头息”、“高息转本”等乱象；依法确认非典型担保法律效力，支持民营企业依托供应链产业链开展融资担保，助力打通资金“血脉”；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沟通，推动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普惠金融供给和服务，依法规范利息收取，协同推动国家金融监管政策落地落实。针对拖欠账款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并入库典型案例，明确规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第三方支付款项为付款前提的“背靠背”条款无效，防止大企业凭借优势地位欺压中小企业。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的部署，加大相关案件执行力度。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将机关、事业单位的违约毁约、拖欠账款等失信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督促其诚信履约、及时付款。人民法院将严格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关于账款支付刚性条款等规定，健全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预防和清理司法机制，促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顽疾。针对创新保护问题，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兼顾“促发展”与“严保护”。一方面，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原始创新保护力度，促推创新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加大惩罚性赔偿适用力度，2024年全国法院对460起恶意侵害知识产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比增长44.2%。依法纠治“诱导侵权”、“陷阱取证”、非正常批量诉讼等滥用权利行为，促进优化创新环境。针对民营企业“出海”遇到的问题，强化涉外司法政策供给，发布海事审判、域外法查明等典型案例以及涉外商事审判报告，运用人工智能建设司法服务平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法律指引和风险提示。外国企业针对我国企业申请禁诉令，严重损害我司法主权和企业利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反禁诉令裁定，支持我国企业正当维权。加强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鼓励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投资中选择合适的争议解决机构、地点和适用的法律，更好维护自身权益。 三、引导守法规范经营，夯实健康发展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法经营，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大原则”，“各类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在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主体权益、筑牢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的过程中，加强对民营企业守法规范经营的引导，对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如同毒瘤不断侵蚀企业肌体，人民法院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的重要部署，通过发布相关典型案例，明确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犯罪等裁判标准，助力民营企业清除内部“蛀虫”。2025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件4842件，同比增长11.6%，以有力司法实践彰显了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 完善企业内部治理。人民法院立足审判职能，通过依法审理公司决议效力、股东权益纠纷等案件，在尊重公司自治的同时，积极以司法手段矫正公司治理僵局，防止内部治理失序拖垮企业生产经营，损害股东和社会利益。严格遵循法人财产独立原则，加强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的规范，依法追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施关联交易“掏空”企业、非经营性占用企业资金、违规担保向企业转嫁风险等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责任。依法追究民营企业董事、监事、高管违规关联交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开展同业竞争等违背忠实义务行为的法律责任，提高“内部人控制”的违法犯罪成本，切实维护股东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引导诚信守法经营。诚信守法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司法审判引导企业建立市场规则意识，通过依法公正审理因生产经营负债所引发的各类合同纠纷案件，持续引导增强民营经济组织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综合运用相关法律制度，协同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惩治逃废债务行为。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评价、指引、示范、教育功能作用，加大法治宣传力度，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促进企业家提高依法维权意识和能力，积极引导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引导企业将诚信守法内化为发展基因，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促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做得越好越要有社会担当”。民营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其用工规范与否不仅关系到劳动者权益和社会稳定，而且是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人民法院切实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力度，注重依法平衡保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发挥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作用，推动“一函两书”工作落实，引导民营企业与劳动者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民营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行为，防止以污染为代价换取发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四、坚持严格公正司法，稳定持续发展预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法院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切实依法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合法权益。 在产权保护方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依法严格区分罪与错、错与责，在坚持依法公正审判的基础上，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界限，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作为经济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切实为民营企业营造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对历史形成的涉企冤错案件，建立常态化甄别纠正机制。2024年，全国法院依法再审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46件涉72人，其中改判13人无罪，向全社会充分释放出有错必纠、依法纠错的强烈信号，让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投资。 在规范处置涉案财产方面，人民法院健全规范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工作机制，既充分利用刑事追赃退赔手段，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作为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又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物与合法财产，民营经济组织财产与民营经济组织经营者个人财产，涉案人财产与案外人财产，确保企业合法经营不受影响，个人合法权益、第三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在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格权方面，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对企业造谣抹黑、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划定行为红线，形成有力震慑。如黄某伙同他人在网上发布涉企负面信息，以付费删帖等方式敲诈勒索21家企业55.6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人民法院还发布多起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格权的典型案例，针对为追逐网络流量而散布虚假信息、因个人恩怨而侵犯企业家人格尊严、因同业竞争而诋毁对手商誉等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切实彰显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格权全面平等保护、及时充分救济的鲜明司法态度。 五、提升司法保障效能，激发释放发展动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民营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民营企业对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质量效率效果相统一的司法裁判有着更高期待。人民法院将不断健全公正司法体制机制，持续提升司法保障效能，做实定分止争，以实际行动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完善多元解纷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机制。积极支持、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落实指导人民调解的法定职责，促进提高行业专业调解、商会调解、律师调解等的解纷质效，为民营企业提供低成本、多样化、集约式纠纷解决方式。与全国工商联深化“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帮助民营企业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纠纷。 持续优化诉讼服务。坚持立案登记制不动摇，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以“案-件比”为抓手，促进各级人民法院、每个审判环节把工作做深做细，努力实现定分止争、实质解纷。2025年上半年，全国法院二审案件减少10.86%，再审案件减少14.46%，越来越多的纠纷在一审程序中实现案结事了，有效降低了企业诉讼成本。对于事实清楚、需求紧迫的涉企案件，依法用好先行判决制度，及时保护企业紧急权益，避免企业因案件审理周期较长遭受更大损失。加大涉企积案清理力度，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影响企业生产经营。通过深化人民法院案例库、法答网建设，发布典型案例、提供法律问答等方式促进统一法律适用，让民营企业清晰知晓法律边界，增强经营预期。 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行。人民法院依法规范执行工作，严禁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加强对重点执行案件的督导，坚决纠正执行措施不规范问题。强化善意文明执行，在保障当事人实现胜诉权益的同时，依法采取执行和解、分期履行等措施，实现“双赢、共赢”。及时为已履行义务的企业修复信用，助力其轻装上阵、回归市场。2025年上半年，全国法院新纳入失信名单99.5万人次，完成信用修复超过111.8万人次，新纳入人数和失信名单总人数均保持下降态势，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兼顾权益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司法态度。 扎实开展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专项行动。一方面，加强对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案件的审查，坚决纠治对涉民营企业案件扩张管辖、人为制造连接点异地管辖的行为；另一方面，深入排查司法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审判执行人员不作为、乱作为、徇私枉法的行为，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以零容忍态度维护司法公正，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司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人民法院将不断提升司法能力和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公正严明司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高效优质司法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以善意文明司法保障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切实担负起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助力我国经济在复杂国际形势中顶住压力、行稳致远，推动民营经济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展现更强中国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高晓力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回顾这五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明显增多。面对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掌舵领航，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中国号”巨轮顶住了惊涛骇浪冲击、经受住了重大风险考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阔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 一、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综合国力显著跃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成功抵御了世纪疫情冲击，有效化解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推动经济总量接连突破，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关口。“十四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连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三个大台阶，2024年超过134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2020年增长23.9%，年均增长5.5%。“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量预计将超过35万亿元。对于我国这样超大体量的经济体而言，能够实现这样的稳步发展殊为不易，在各种风险挑战交织的背景下更显可贵。 人均发展水平取得新突破。我国人均GDP从2020年的10632美元提升至2024年的13445美元，连续两年超过1.3万美元，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全员劳动生产率（按2020年价格计算）从13.8万元/人提升至17.4万元/人，年均增长6.0%，快于同期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发展的质量效率明显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从77.9岁提高到79.0岁，居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国际影响力实现新提升。2024年我国经济总量按年平均汇率折算约18.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左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稳固。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经济表现依然亮眼，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充分展现了大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二、创新驱动成效彰显，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 “十四五”时期，我国始终将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实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动能新优势，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壮大，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日益显现。 科技创新实力显著提升。研发经费投入屡创新高，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首次跃升至第10位，比2020年上升4位，在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地位，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列全球第一。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加快，“上天入海”等大国重器频频亮相，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高端芯片等前沿领域创新硕果累累，我国正从全球制造中心大步迈向全球创新中心。 创新成果应用迈出新步伐。知识产权储备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6月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501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5.3件。知识产权运用取得新成效，一批高价值专利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场景中加速落地，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由2020年的44.9%提升至2024年的53.3%。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质量科技供给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目前，我国累计培育形成60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十四五”以来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0万家。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驶入快车道。农业现代化发展向好，全国农机总动力超11亿千瓦，农耕机械化率超过75%，农机装备“新引擎”不断催生农业发展“新动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制造业结构更加优化。2021—2024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9.2%，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8.4%。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2024年“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8.01%，比2020年提高1.5个百分点。建成全球最大、覆盖最广的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025年7月末共建成5G基站459.8万个，目前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设备连接数超过1亿台（套），有力支撑了数智化应用落地普及。 三、新发展格局构建蹄疾步稳，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十四五”时期，我国牢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改革，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协同推进做强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新突破。 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深厚潜力，内需驱动力持续提升，消费主动力作用增强。2021—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86.8%；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贡献率为59.9%，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1.1个百分点。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持续发挥，2021—2024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3.5%，明显快于整体投资增速。 国内大循环空间布局逐步优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2024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00%，比2020年末提高3.11个百分点。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积极进展，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20年的2.56缩小至2024年的2.34。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纵深推进，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三大经济引擎持续发力，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持续发挥。2024年，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合计提升至42.9%。 国内国际双循环质量稳步提升。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货物贸易规模从2020年的32.2万亿元增加到2024年的43.8万亿元，年均增长8.0%，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更加稳固。“十四五”以来，我国新增和扩大开放口岸40个，累计总数达311个，基本形成水陆空立体化、东中西全方位口岸开放格局。服务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旅行服务成为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领域。 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走深走实，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 “十四五”时期，我国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在促发展、增活力、强动能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扎实构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规则不断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从2020年版的123项缩减至2025年版的106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完善。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国资国企改革走向深化，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施行。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十三五”末的68.8万亿元增加到2024年末的91万亿元；民营企业数量持续增加，截至2025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连续21个季度同比增长。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加快完善，物流服务有序降本增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成，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流动更加顺畅。202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降至14.1%，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升至63%。 多元化贸易格局加速形成。面对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复杂外部环境，我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引导企业深耕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多元化贸易格局巩固拓展。目前，我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比重由2020年的29.1%升至2024年的50.3%，“十四五”前四年与东盟、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年均增长10%以上。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0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量突破11万列。 制度型开放不断扩大。自贸试验区等制度型开放“试验田”不断开花结果。“十四五”时期，我国自贸试验区总数达22个，形成覆盖全国东南西北中的改革开放新格局，形成了近200项制度创新成果；2024年自贸试验区外贸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19.6%、24.3%；2025年底，海南自贸港将实现全岛封关运作，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大幅缩减，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部“清零”，高水平开放的双向快车道更加通畅。2021年至2025年5月，外商累计对华直接投资4.7万亿元，“投资中国”品牌持续擦亮，引资结构不断优化。 五、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稳健，美丽中国铺展新画卷 “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力绘就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亮丽。 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清洁能源快速发展，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升至60%左右。2021—2024年太阳能、核能、风力发电量合计年均增长20.3%，全社会消费的每3度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2021—2024年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11.6%，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2020年的16.0%提升到2024年的19.8%。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推进，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创造了最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成功实践。“十四五”以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87%左右；2024年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提高到90.4%。生态保护修复不断加强，2024年森林覆盖率达25%以上，比2020年提高约2个百分点，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 绿色生产力不断形成。绿色低碳产业蓬勃发展，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外贸发展的新动能。2021—2024年规模以上太阳能电池、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生物基化学纤维等绿色产品产量年均分别增长44.5%、114.7%、89.6%。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16.8万辆，比2020年增长8倍多，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年末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3140万辆，全球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车行驶在中国。2024年，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比2020年增长2.6倍，持续丰富全球绿色产品供给。 六、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事业欣欣向荣 “十四五”时期，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生活更加向优。各方面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有力稳定就业基本盘。202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7.34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73亿人，比2020年末增加1074万人；2021—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年末值稳定在5.1%—5.5%之间。经济向好、就业稳定有效促进了居民收入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3.2万元增加至2024年的4.1万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5.5%，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城乡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从2020年的37.1辆增加到2024年的51.2辆。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7月，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10.71亿人、2.46亿人、3.01亿人，比2020年末分别增加0.72亿人、0.29亿人、0.3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都在95%以上。 各项社会事业更加繁荣。基础教育普及水平稳居世界中上，2024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92.0%、95.9%、92.0%，比2020年分别提高6.8、0.7、0.8个百分点，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2024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1.9%，比2020年提高8.7个百分点。公共文化体系日益健全，2024年末全国登记备案的博物馆达到7046个，比2020年末增长21.7%；公共图书馆实际持证活跃读者1.1亿人，增长9.8%。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2024年文化产品出口额超9000亿元，比2020年增长40%以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互促共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国体育场地面积突破40亿平方米，比2020年增加11.3亿平方米。 七、安全基础持续夯实，风险防线不断筑牢 “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持续提升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能力，健全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有效筑牢国家经济安全屏障。 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生产连获丰收，总产量连续10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比2020年增产740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能源保供基础扎实。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的能力搭配上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能源基础设施网络，为生产生活用能提供有力保障。建成了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2021—2024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年均增长5.4%，明显快于“十三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新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均稳居世界第一。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制造业门类齐全优势更加明显，制造大国家底更加厚实，2021—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5.4%，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连续15年位居全球首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装备制造等长板优势日益凸显，重点领域短板加快补齐，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更多领域从量变到质变、从中低端到中高端、从追赶者到领跑者转变的步伐加快。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由2020年的33.7%升至2024年的34.6%，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 春华秋实，硕果盈枝。“十四五”时期的五年是中流击水、扬帆奋楫的五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步履铿锵、行稳致远的五年，历经五载耕耘即将圆满收官，“栉风沐雨终向阳”恰是对这段历程最贴切的诠释。“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聚力攻坚、实干笃行的结果。“十四五”的生动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依靠；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坚持把国家安全同经济社会发展一同谋划、一起部署，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保障。 展望“十五五”，我国即将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我们完全有能力有底气战胜前进中的各种困难挑战，推动中国经济航船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共国家统计局党组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深刻认识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为什么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更加重视安全？ 发展和安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环境下，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更加重视安全，有其深刻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 更加重视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不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治渗透、军事围堵、科技封锁、脱钩断链、贸易施压、金融霸权等战略遏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对外开放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只有更加重视安全，才能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更加重视安全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局部地区战争频发、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气候变化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黑天鹅’、‘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无论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都前所未有。只有更加重视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对中国的风险挑战，才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更加重视安全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与制造业对外开放不同，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意味着开放对国家安全的要求从产品安全、食品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扩展到数据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生命安全、生物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新领域。只有更加重视新的安全形态，防患于未然，才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更加重视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安全就谈不上发展，没有高水平安全就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更加重视安全，才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哪些风险挑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发展、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等，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实施的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大范围的开放面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加剧风险。更大范围的开放，旨在扩大国际市场空间，对内从沿海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对外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加剧，在未来两年内可能是主要风险。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增加了“一带一路”项目推进难度和建设成本。美国政府以高关税为工具，实行面向欧盟、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增强了地缘经济对抗风险，全球贸易和投资面临下行压力。特别是美国建立国际联盟，对华实行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和投资安全审查，我国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受到西方大国在岸、近岸、友岸外包政策和供应链“去中国化 ”、“去风险化 ”的限制，更大范围的开放面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加剧的风险。 更宽领域的开放面临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更宽领域的开放，主要是扩大开放的产业范围，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旨在以开放促创新促发展。与传统制造业开放不同，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服务业对外开放等更宽领域开放将面临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从制造业来看，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重点引进高技术领域外商投资，可能面临关键核心技术被外资控制、关键产业被外资锁定价值链低端、外资大规模转移引发供应链安全等风险。从服务业来看，放宽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电信等领域外资市场准入限制，可能面临金融安全、文化安全、医疗数据与隐私泄露、意识形态安全等风险。 更深层次的开放面临技术安全和网络安全风险。更深层次的开放，主要是深化要素市场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要素流动型开放从低端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向高端的高技能人才、金融资本、高技术、数据等领域纵深推进，旨在推动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化便利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旨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由AI生成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风险、AI技术广泛运用致使隐私和数据泄露的数据安全风险、AI快速替代人类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引发的就业风险、AI系统失控和数字监管缺位引发的网络安全风险等，已被《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等列入重要风险。目前网络安全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问题。2025年，随着AI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应用和普及，更深层次开放面临的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值得高度关注。而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对华高标准设限，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中，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加快建立和完善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如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想指导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践，必须紧扣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安全、促合作，以高水平经贸安全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水平经贸安全，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自身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安全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全面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把握数字化绿色化机遇的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应把握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开放促创新，全面提升抵御风险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开放、数据跨境流动，推动创新要素在华积聚，促进内外资企业扩大国际科技合作，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行技术创新；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创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活力，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涉外安全体制机制建设，提升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应对高水平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应以开放促改革，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完善涉外安全体制机制。要加快完善海外投资安全体系，构建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预警机制、防控机制和安全保障体系，建立海外利益保护联动机制、信息服务和法律服务保障机制，完善领事保护工作机制；加快完善对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数据、重要农产品、重大装备制造、重要文化产品与服务、重要金融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投资安全审查的精准性、协同性和有效性；加快建立和完善数据安全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强化数据跨境流动的事中事后监管，加快人工智能立法，建立风险分级的监管体系；应对供应链安全风险，建立关键产业链、关键原材料供应链中断的预警系统、储备体系、复原体系，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构建以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协调机制和组织架构。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形成内外联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破除影响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高端资源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通双循环堵点；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抓手，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高端要素协同配置，提升双循环质量；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拓展双循环市场空间；以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为重心，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强化双循环韧性。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增强抵御全球共同风险的能力。现代安全风险呈现系统性、全球性、复合性等特点。系统性体现在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等各类风险高度关联，一个领域的风险往往会快速传导，引发其他领域风险。全球性体现在一损俱损，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危机冲击深度互联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危机从单一国家或地区迅速波及全球。复合性体现在“黑天鹅”与“灰犀牛”并存，难以预料的小概率极端事件和大概率被忽视的风险叠加引发系统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人类是相互依存、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合作共赢的开放。增强抵御全球共同风险的能力，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强化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参与全球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贸易投资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国际安全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构建“一带一路”安全国际合作机制，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共同应对地缘政治、债务危机等风险挑战；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优化战略资源、关键中间产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赵瑾 | 金融透视 202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宣布八项重磅金融开放举措，其中一项为“发展自贸离岸债”，这被市场解读为在停滞一年多后，相关业务将重启。 上海自贸区离岸债券（以下简称“自贸离岸债”）是中资离岸债券的一种，其正式推出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16年。此次央行将其作为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的举措之一，再次引起市场的关注。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主力军，应积极响应监管要求，及时把握自贸离岸债重启的政策机遇，以规范化、专业化的服务为“走出去”企业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优质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 自贸离岸债发展历程及特点分析 自贸离岸债是在上海自贸区发行，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或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进行登记托管，主要面向上海自贸区及境外投资者的特殊债券品种。该债券是上海自贸区在金融服务领域先行先试的重要创新，对丰富债券市场品种、提升直接融资市场功能有着重要意义。 （一）自贸离岸债发展历程回顾 2016年，上海清算所和中央结算公司分别发布《自贸区跨境债券业务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实施细则》《上海自贸区跨境债券业务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指南》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债券业务指引》，为自贸离岸债的开启创造了条件。首笔自贸离岸债于当年发行，发行人为上海市地方政府，规模为30亿元。2019年，中央结算公司发布自贸离岸债业务实施方案，明确自贸离岸债遵循境外债券和“一级托管、中央确权”的基本原则，要求自贸离岸债发行人应事先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外债备案登记。至此，自贸离岸债的监管和发行流程进入规范轨道。此后，自贸离岸债业务发展逐步提速，发行人由境内企业拓展到境外企业及金融机构，发行币种由单一人民币拓展至美元等多币种，投资者由上海自贸区内机构拓展到境外机构，发行结构由直接发行拓展到备用信用证担保发行。自2022年下半年起，自贸离岸债业务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2023年，自贸离岸债共发行121笔，发行规模合计823.54亿元。但在10月之后，由于政策收紧等原因，自贸离岸债业务进入暂停阶段。截至2025年6月，自贸离岸债存量余额为1186.4亿元，存量债券176只。 （二）自贸离岸债的双重属性 与其他债券相比，自贸离岸债最显著特征是“境内关外”，即发行地在物理空间上属于中国境内（自贸区），但在发行规则等方面又具备典型的境外债券特征。可以说，自贸离岸债最大的特点是兼具离岸和在岸双重属性。 一方面，自贸离岸债具备典型的离岸债券属性。从发行规则来看，与境外债券类似，自贸离岸债发行遵循国际通行的S条例（Reg S，即《在美国境外发行和销售离岸证券免于按照1933年证券法注册的规定》）或144A规则（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44A条）。从审核过程来看，境内企业发行自贸离岸债需要参照发行境外债券的监管规定，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办理外债审核登记手续。从参与投资的资金来看，其主要来源于境内机构的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境外机构的FT账户及境外机构的境内账户（NRA）。从上市地点来看，自贸离岸债在发行后往往在境外交易所上市，其中，以在中华（澳门）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MOX）或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者居多。从适用法律来看，除发行人与中央结算公司签订的《债券发行、登记及代理兑付服务协议》明确受国内法律管辖外，其他发行文件主要适用于境外法律。 另一方面，自贸离岸债又具有一定的在岸债券属性。一是债券的登记和主托管在境内，所使用的账户体系和依托的金融基础设施也主要位于境内。二是自贸离岸债主要通过境内金融基础设施进行清算、结算，而境外债券主要通过欧洲清算所和明讯银行等外资机构进行清算、结算。 （三）存量自贸离岸债的主要发行特征 一是发行主体方面，存量自贸离岸债发行人多为各地城投企业，发行人所在行业以建筑工程、综合投资行业为主，其发行主体数量占比超过70%。二是发行人所在省份中，浙江、江苏和山东的占比较高。三是发行期限方面，存量自贸离岸债以3年期为主，少量债券期限在2.5年至3年之间。四是发行币种方面，存量自贸离岸债以人民币债券为主。五是从发行方式来看，存量自贸离岸债主要采取直接发行、境内企业担保发行和境内银行备用信用证担保发行等方式。 自贸离岸债重启对商业银行的机遇 （一）潜在发债客户将更加多元和优质 央行在发布政策时强调，自贸离岸债将拓宽“走出去”企业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优质企业的融资渠道。这意味着自贸离岸债业务的发行主体将更为多元和优质，有望以国内大型“走出去”跨国企业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优质企业为主。由此，自贸离岸债发行人的资信等级将有所提升，单笔发行规模也可能增加。此外，从当前国内外利率环境来看，与美元相比，人民币利率总体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在综合考虑利差、汇差、发行费率等因素后，自贸离岸债与美元债相比将具备成本优势，这有利于吸引更多境外优质企业选择在上海自贸区发债融资。对商业银行来说，发债客户的多元和优质不仅有利于业务拓展，而且有利于风险防控。 （二）资金来源渠道将更为广泛和稳定 本次自贸离岸债重启后，明确要求遵循“两头在外”原则，即除了发行主体位于境外，债券投资资金来源也将主要来源于境外。这就意味着自贸离岸债的资金端将拓宽，从原来主要以境内银行划拨至自贸区分行的资金为主，拓宽到境外机构资金。具体来看，自贸离岸债有望吸引更多养老资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场，形成更加广泛和稳定的投资资金来源。对商业银行来说，更广泛的投资者和更稳定的资金来源将有助于活跃自贸离岸债市场，为其自贸离岸债承销、担保和投资等业务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三）配套政策体系将更加开放和便利 2025年以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等监管部门及上海市政府发布多项政策，持续优化自贸区账户体系，构建更加开放、便利和完善的政策体系，这为自贸离岸债业务的重启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 参照央行上海总部起草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原有区内机构自由贸易账户（FTE账户）有望升级，除证券投资以外的资本项下业务外债额度、跨境融资审批及专户开立要求有望取消，这将使得资金在“一线”（自贸区与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更加自由和便利。同时，FT账户项下人民币资金向境内划转的净流入比例或将由固定一次审批改为动态管理，并允许境外机构自由贸易账户（FTN账户）向境内机构账户直接划转外币，这将大幅提升相关发债企业的资金跨境自主调度能力。此外，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业务发展若干规定》，允许商业银行优化境外企业开立FT账户手续，实现跨境收付业务线上化办理，并通过FT账户为跨国企业提供本外币头寸集中管理和短期财务管理。这将进一步提升自贸离岸债发债企业开户、资金管理和跨境结算的效率及便捷程度。对商业银行来说，配套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选择在自贸区发债，并为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自贸离岸债业务提供了机遇。 商业银行自贸离岸债业务面临的挑战 （一）需要关注合规风险点 在各部门的监管和指导下，自贸离岸债已经形成一系列制度规范和政策供给。但是，由于业务相对复杂，商业银行在开展自贸离岸债业务时，仍面临一些合规风险点。 一是确认外债登记要求。对于自贸离岸债业务外债登记及外债额度管理，目前的政策文件中并没有直接规定。此前，对于1年期以上的债券，商业银行普遍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外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进行外债审核登记并取得外债审核登记证明。而对于期限在1年以下的债券，是否需要提前进行外债审核登记，目前尚未有文件进行明确，商业银行仍应向外债主管部门沟通、汇报后再行操作。 二是当前政策尚不支持境内商业银行直接开展自贸离岸债承销业务，后续商业银行在尝试开展此类业务时应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防止出现合规风险。 三是对于商业银行开立备用信用证是否属于跨境担保范畴，是否需要报送跨境担保签约登记等信息，商业银行应在属地外汇部门的指导下进行，防止因漏报或错报跨境担保信息而违反有关外汇管理规定。 （二）资金用途监控难 作为发债业务的参与者，商业银行需要根据监管部门规定对债券资金用途进行有效监控，知晓资金的实际流向是否合规。自贸离岸债境内发行人在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证明文件后，发行人可将募集资金调回境内使用。与境外贷款、借用外债、内保外贷相比，自贸离岸债的融资用途较为灵活。不过，发行人资金用途的丰富给商业银行对债券资金的监控带来一定的困难。 一是境内发行人在发债募资后，通常在短期内即将发债资金转入其在境内开立的同名账户，转入的账户若为企业日常使用的一般存款账户，由于其交易笔数多、金额不固定，商业银行难以对资金的后续使用进行监控。 二是部分自贸区债券发行规模较大，因授信额度限制或风险分散需要，往往有多家银行参与担保或结算，发债资金可能转入其中一家或多家银行，后续还可能进行同户名跨行划转，对资金跨行流动的监控也存在困难。 总体来看，商业银行难以及时、准确掌握资金的实际流向，并有效防止发债基金增加地方政府债务或流入房地产等禁止领域。而监控难度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合规风险。 （三）尽职调查要求高 随着自贸离岸债的重启，债券发行人预计将更加多元，涵盖更多境外企业。商业银行无论在开展担保发债业务还是在参与自贸离岸债投资时，对注册和经营在境外的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均面临一定的挑战。 一是对客户信用状况的调查难度加大，特别是当银行在客户注册和经营所在地无分支机构时，要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动态、非公开信息以及项目的实际情况等都存在困难。 二是反洗钱调查难度增加。在当前国际、国内反洗钱监管趋严的形势下，在境外发行人客户身份信息识别、受益所有人调查、大额及可疑交易监控等方面，商业银行调查的难度和工作量都在逐步加大。 对商业银行发展自贸离岸债业务的建议 笔者认为，从央行的要求来看，重启后的自贸离岸债业务将突出两个特征：一是“两头在外”，即资金端、资产端都在境外；二是“有所侧重”，即发债平台主要服务于境外企业或境内“走出去”企业，而非此前的境内城投等主体。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债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应从明确自贸离岸债业务定位、优化自贸离岸债业务流程、用好用足自贸区政策、做好风险防控等方面着手开展相关工作。 （一）明确业务定位，稳健发展为主 商业银行在开展自贸离岸债业务时，应提高自身政治站位，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从服务国家战略、服从监管要求的高度来明确自贸离岸债业务的定位。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将参与自贸离岸债建设作为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举措，不断助力增强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国际影响力，为企业境外融资搭建好服务平台，增强上海亚洲离岸债券定价中心和人民币离岸资产交易中心的功能。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应以合规稳健作为自贸离岸债业务的发展原则。在自贸离岸债业务重启初期，商业银行仍应把控业务发展节奏，以合规为准绳，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汇报，确保业务模式、发展速度、业务规模均在可控范围内。 （二）优化业务流程，多形式参与以提升非息收入占比 商业银行应不断优化和完善自贸离岸债业务流程，多形式参与自贸离岸债业务，提升债券发行和资金划转效率，充分发挥自贸离岸债的融资功能与自贸区的资金集散功能，在用好、用足国家金融开放政策的同时，提升非息收入占比。 一是开展债券投资业务。自贸离岸债业务投资主体较为广泛，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均可通过自贸区分账核算账户或NRA账户参与债券投资。商业银行可充分利用境内外联动优势，不断拓宽离岸资金来源，通过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海外分行等直接参与自贸离岸债投资，获取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二是探索开展自贸离岸债承销业务。商业银行可逐步探索研究自贸离岸债承销业务，待相关政策明确后，推动承销、托管、资金清算等一揽子业务落地，获取承销、托管和结算手续费收入。 三是提供担保增信。为增进境外投资者对发行主体的了解和信心，降低发债成本，不少债券发行人都选择向商业银行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进行增信。商业银行可以结合自贸离岸债业务有关政策要求，对现有跨境担保业务流程进行重塑和优化，形成相对标准化的备用信用证开立及发债资金划转、结算的综合服务方案，抢占担保发债市场，获取担保费收入。 （三）用好用足自贸区政策，提高跨境服务能力 自贸离岸债业务具备典型的内外结合特点，是商业银行实现境内外联动、提升跨境服务能力的理想抓手。商业银行应紧抓机遇，用好用足自贸区各项政策，完善自贸离岸债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一是对FTE、FTN等账户体系进行优化。对照最新政策规定，从制度层面、系统层面简化开户手续，调整资金划转比例等有关要求，为优化自贸离岸债资金归集、划转等提供便利。 二是强化自贸区机构能力建设。可建设自贸离岸债服务特色支行，在资金资源配置、专业人员配备、系统开发建设等方面给予倾斜，树立自贸离岸债服务品牌效应，为自贸离岸债业务做好准备。 三是探索“一家做全国”模式。未来，自贸离岸债的发行将主要集中于上海自贸区。可探索行内合作模式，对上海自贸区分行以外的其他分支机构营销的境外企业客户，其系统录入、账户开立、业务审批等操作由上海自贸区分行集中处理，在财务核算上通过管理会计实现营销机构、主办机构和管理机构间的协作共赢，从而充分调动全行优势资源，做优做强自贸离岸债业务。 （四）加强业务审核与管理，筑牢风险合规底线 商业银行作为自贸离岸债业务的重要参与主体，应充分研究政策要求，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业务，依托FT分账核算体系实现有效风险隔离，牢牢守住风险与合规底线。 一是加强发债主体审核。商业银行应加强发债主体资格审核，除政策特别规定外，应以有合理发债需求的境外企业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优质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对当前调控政策统筹把握，严控资金端和资产端“两头在内”的企业以及不符合地方化债要求的企业参与自贸离岸债业务。防止自贸离岸债成为资金低效循环、回流境内及地方债务无序膨胀、虚假化债的融资工具。此外，应细化自贸离岸债业务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及贷后检查要点，通过境内外机构联动、自贸区内外机构联动等方式强化发行人资质审查；全面提升合规风险监测能力，升级反洗钱合规筛查系统，利用大数据实施股东的穿透识别，强化洗钱风险管控。 二是加强对资金流向的管控。应加强资金用途管控，无论是直接参与自贸离岸债投资还是为自贸离岸债发行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均应通过外债专用账户对发债资金用途进行监控和穿透，贷前充分调查与评估资金用途的合理、合规性，贷后密切监测资金的真实流向，一旦发现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外债审核登记证明所述用途不一致或募集资金未经审批回流境内，则应果断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同时，商业银行应加强自贸离岸债投资资金来源分析，要求参与投资的资金均为自贸区内资金或境外资金，确保符合“资金在外”的要求。 三是加强外债管理。商业银行在开展自贸离岸债业务时，应确保发行人符合外债管理相关规定，对于1年期以上债券应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文件，发行金额等要素应符合外债审核登记文件规定；对于外债登记、是否纳入外债额度管理等政策层面尚未完全明确的问题，建议商业银行根据审慎原则，现阶段可将自贸离岸债业务全部进行外债登记并纳入外债额度管理，资金划转通过外债专户进行，并加强向属地外汇管理部门汇报。 四是及时报送信息。商业银行参与自贸离岸债业务应按要求报送各类数据，包括及时通过RCPMIS系统（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向央行报送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及时向外汇局报送跨境担保签约登记、余额变动、注销登记等信息；督促发行人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借用外债信息、外债借用情况及外债资金使用情况、本息兑付情况和主要经营指标等信息，并及时取得报送材料。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 王昆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全球金融数字化进程的加快，稳定币（Stablecoin）作为一种锚定特定资产、价格稳定的加密货币形态，迅速崛起并成为数字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力量。稳定币通过法币（或等同于法币的短期国债等低风险资产）抵押、加密资产抵押或算法机制维持价格稳定，兼具去中心化架构与清算效率优势，在个人支付、机构结算与跨境交易等诸多场景中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尤其是以法币为抵押的稳定币，在美国和中国香港等立法的推动下，已迅速成为政策与市场的关注焦点。相较于比特币、以太币等传统加密资产，这类稳定币以较高的支付可接受度与价值锚定机制，正在迅速融入并重塑全球支付清算网络。 与此同时，传统银行在支付服务中的中介角色正面临效率瓶颈与竞争压力的双重挑战，而稳定币以其低成本、高效率、去中心化、可编程与场景适配度高等显著优势，正在对商业银行传统支付结算业务带来新的挑战。商业银行应从“防御性应对”转向“结构性重构”，重点从托管与兑换等新型业务拓展、支付系统技术重构、客户关系与服务生态巩固三方面展开战略转型。 稳定币发展进程加快 稳定币是锚定特定资产价值、旨在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加密货币，通常与法定货币（如美元、欧元、港币）或大宗商品（如黄金）挂钩。稳定币本质上仍属于加密资产，但其设计初衷在于克服比特币、以太币等传统加密货币价格剧烈波动的问题，即通过锚定机制维持价格稳定性，从而具备更强的支付与结算功能。稳定币的发行方式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法币抵押型稳定币（简称“法币稳定币”，如USDC、USDT），由发行机构以1∶1比例持有法币资产作为储备；二是加密资产抵押型稳定币（如DAI），通过超额质押加密资产维持币值稳定性；三是算法稳定币，依靠算法自动调节供应量保持锚定目标。其中，第一类稳定币发行量最大，而后两者由于受技术与规则的诸多制约，在稳定币体系中的影响力持续下降。因此，本文的讨论聚焦于法币稳定币（以下所称稳定币特指法币稳定币）。在使用场景方面，稳定币不仅被广泛应用于个人用户的跨境支付、对冲波动风险等场景，也被企业、金融机构及去中心化金融（DeFi）平台用作清算、结算和抵押资产。 相较于传统货币及以商业银行存款为基础的信用货币体系，稳定币具备一系列创新性特征，构成其对传统金融尤其是银行支付系统的潜在冲击。第一，低成本与高效率。稳定币可在无需第三方清算机构的情况下实现点对点支付，支付即结算，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尤其在跨境支付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其链上结算机制可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实现资金到账，打破传统银行“跨时区”与“多中介”的结算瓶颈。第二，匿名性与不可篡改性。尽管法币稳定币相较于加密资产弱化了去中心化程度，但其仍具备一定的匿名交易特征，有助于保护用户隐私。同时，其账本结构公开透明、不可随意篡改，进一步增强了系统的信任机制与安全性。第三，可编程性。稳定币通常可嵌入智能合约，在预设条件下自动执行支付与清算。这种可编程货币属性为数字经济场景下的供应链金融、自动化财务管理、跨平台结算等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第四，广泛且独特的应用场景。在DeFi、Web3.0与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中，稳定币已成为关键的交易媒介与价值载体。同时，其天然适配数字身份、物联网与自动化支付场景，拓展了传统货币的应用边界。 随着区块链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用户接受度的提升，稳定币的支付结算功能正加速替代传统跨境汇款、电子钱包乃至部分银行卡功能。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与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地区，稳定币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支付通道与账户服务。在政策层面，美国联邦政府与欧洲央行积极探索建立合规框架以引导稳定币合规发展，《GENIUS法案》《MiCA法案》等重要立法表明，稳定币监管正逐步从观望向“拥抱+规制”转变。中国香港也积极响应数字资产监管趋势，《稳定币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全球首个针对法币稳定币的全面监管框架落地。同时，上海也在积极研究和探讨法币稳定币制度设计与标准制定，为未来稳妥纳入法币稳定币提供制度准备与经验积累。 整体而言，稳定币以其效率优势、技术特性及日益丰富的应用生态，正在重塑支付与清算的基础逻辑。无论是个人支付、企业结算，还是跨境清算领域，其渗透力都在不断增强。尽管当前仍存在一定监管与信任障碍，但从技术发展与政策引导的双重角度来看，稳定币未来可能会替代传统银行的部分支付职能。商业银行应正视这一变局，并在支付架构与业务模式上作出战略性调整。 稳定币对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的挑战 当今全球金融体系中，传统的跨境支付清算系统普遍存在流程多、时效差、成本高等结构性痛点，其根本原因在于支付、清算与结算职能的分离与冗余。以SWIFT和传统银行体系为核心的全球跨境支付网络依赖多层次的中介参与和账户对账机制，造成如下问题：第一，支付周期冗长。跨境交易通常需要1至5个工作日，受限于时区差异、清算时间窗与中介效率，难以满足全球经济活动对资金实时可达性的要求。第二，成本高昂。传统跨境支付涉及中介银行费用、货币兑换费用与清算费用等，通常占支付额的6%以上。同时，KYC（了解客户）、AML（反洗钱）、制裁名单筛查等规则下的合规成本在复杂监管体系下呈现刚性增长态势。第三，透明度与可追溯性差。由于支付路径跨越多个账户系统与清算节点，资金流动过程中缺乏实时可视化追踪，用户难以掌握交易状态与资金到账时间，影响支付体验与资金掌控能力。第四，系统稳定性与时效性难以兼顾。由于不同国家和机构间支付系统缺乏互联互通机制，易引发系统阻滞、信息孤岛以及清算滞后等问题，由此带来的结算风险与洗钱风险，成为金融安全的重要隐患。第五，作为支付基础设施，银行的运营成本高昂，并且网点空间覆盖范围有限。传统金融体系依赖实体银行网点与账户体系运作，在边远或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商业银行难以实现有效物理覆盖。这些痛点不仅加大了企业和个人的交易成本，也削弱了商业银行支付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尤其在新兴经济体或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其劣势更加明显。 稳定币作为一种技术驱动型支付工具，可在链上完成支付、清算与结算的三位一体整合，显著压缩交易时间、降低中介成本，同时，稳定币具有可编程性以及更高的透明度。稳定币凭借以上优势，正在对商业银行的跨境支付职能带来挑战：第一，基础职能被“边缘化”。稳定币可绕开银行账户与清算网络，直接实现点对点跨境资金传输，使商业银行在支付链条中的中介角色失效。例如USDC、USDT等已被广泛用于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场景，提升了交易效率与流动性。第二，客户关系“空心化”。稳定币带来的交易模式下，用户仅需一部智能手机与本地兑换渠道即可实现开户与支付，通过链上钱包或第三方平台便可开展跨境交易。这种交易模式绕过银行账户体系，从而突破物理网点限制与金融排斥，削弱银行在客户管理、数据掌握与普惠金融服务上的传统优势。第三，挤压银行支付业务收益空间。稳定币将对银行跨境支付业务收益（如清算手续费、结售汇服务费等）造成影响，减少其非利息收入来源。 此外，稳定币对境内支付的冲击具有较强的国家差异性。中国已经具备高效且普及的银行支付网络，以及在微信支付与支付宝主导的高渗透移动支付生态下，消费者已享有高效率、低成本和低风险的支付体验，稳定币难以体现显著优势。中国人民银行已通过数字人民币（e-CNY）进行支付系统升级，有效对冲了稳定币潜在冲击。而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或高通胀国家（如阿根廷、尼日利亚、黎巴嫩等），本币贬值与美元短缺严重影响支付稳定性。稳定币，尤其是锚定美元的稳定币，往往成为本币与美元功能的实际替代品。这将加速当地的“去本币化”趋势，直接削弱当地商业银行的支付清算地位和货币功能。 除了直接替代支付功能外，稳定币的持续扩张还通过一系列间接路径对商业银行构成深层次结构性挑战。首先，存款脱媒风险加剧。稳定币账户与钱包逐步承担资金储存与支付功能，削弱银行传统存款业务地位。一方面，尽管大多数稳定币不提供利息，但其支付效率、全球可达性、投资灵活性与匿名特征等方面的“溢价”，可部分替代银行存款收益。另一方面，存款脱媒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点：其一，稳定币规模是否超预期扩大；其二，是否存在优质链上金融资产可供配置，从而吸引稳定币流量进入链上生态而非银行信贷体系。存款减少不仅会压缩银行负债端规模，也会对其信贷业务与资产配置产生连锁反应。其次，削弱信用货币体系。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通过存款创造信贷，从而扩展货币供给。然而稳定币的使用可能削弱这一机制，当用户将资金由银行账户转至稳定币钱包，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基础被削弱，若央行不及时补充流动性，将导致其信贷扩张能力下降；同时，稳定币脱离本币基础运行，可能干扰央行对利率、货币供给与信贷成本的调控，削弱货币政策的传导效能。若稳定币成为主要支付手段与价值储存工具，央行与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与配置过程中的地位都将面临重构。最后，监管套利与风险传导。由于稳定币生态尚未完全纳入传统金融监管框架，商业银行面临监管不对称所带来的合规与稳定风险。部分稳定币发行方设立于低监管司法辖区，KYC/AML机制不完善，资金流向难以追踪，使得合规银行面临不公平竞争。部分稳定币缺乏足额、透明与真实的资产储备，存在兑付失败与价格脱锚风险。一旦发生市场恐慌，银行客户资产可能快速外流或遭受损失，引发系统性风险传染。在极端情形下，央行难以通过传统手段（如利率调整、再贷款）稳定市场，货币政策面临约束，导致危机治理效率下降。 总体来看，稳定币对商业银行的挑战，既是对其支付中介职能的直接冲击，也通过脱媒效应、信用机制弱化和监管套利等路径对整个银行体系构成结构性压力。尤其在全球化、数字化与金融去中心化趋势日益强化的背景下，稳定币所代表的新型支付逻辑正逐步从边缘走向主流。商业银行若未能及时转型应对，可能在新一代支付体系中被“边缘化”，甚至失去与客户的核心连接与信任纽带。 商业银行应对策略：介入、重塑与稳固 面对稳定币带来的支付逻辑与生态重构，商业银行不能消极防守或完全回避，而应结合自身制度优势、客户基础与合规资源，主动嵌入稳定币发展生态，从业务布局、技术升级到客户关系重构三个层面进行应对，走出被“边缘化”的困局。 拓展新型业务：稳定币崛起背景下的差异化介入路径 稳定币的发展不仅对银行业务带来冲击，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业务空间，尤其是在资产托管与法币兑换两个环节。一方面，对于储备资产托管业务，目前大部分主流稳定币（如USDC、USDT）均采取法币储备锚定模式，依赖可靠的托管机构保障其兑付能力。商业银行作为合规性强、信用背书稳固的金融机构，可为稳定币发行主体提供储备资产的审计托管服务，参与其信用体系构建，形成稳定的收益来源。另一方面，对于稳定币兑换与清算业务，商业银行可借助自身的本币清算网络与合规牌照优势，开展本币稳定币与外币稳定币的法币兑换业务，构建合法合规的链上链下资金出入口，在数字货币跨境流通中占据关键节点。 通过上述业务介入，商业银行可实现在合规框架下的“链外嵌入”，避免“边缘化”风险，同时可由此延伸至更广泛的数字资产金融服务领域，实现扬长避短、借势而为。 重塑支付系统：以技术创新重构银行支付能力 稳定币的核心创新在于支付方式的链上化与清算架构的一体化，这为商业银行的技术基础设施升级提供了方向。银行应积极跟进新型支付技术发展，重构支付系统的运行机制与对外接口。首先，加快向“链上支付系统”转型。推动传统支付系统与区块链账本的融合，试点链上资金清算、智能合约驱动的支付服务，提升跨境支付与产业链支付的时效性与灵活性。其次，构建开放式支付平台。借鉴“银行即服务（BaaS）”模式，向第三方企业、开发者开放标准化API接口，使银行系统成为多样化支付场景的底层服务支撑者，而非终端掌控者。最后，探索“可编程性”应用。基于智能合约，开发自动薪资发放、合同支付、分账管理、融资偿还等模块化金融工具，拓展银行服务嵌入产业链条与供应链金融的新场景。 这些转型方向已在国际银行业实践中初现端倪。例如，美国摩根大通推出JPMCoin，服务于机构客户美元代币化跨境支付；法国兴业银行推出锚定美元与欧元的稳定币USDCoinVertible/EURCoinVertible；渣打银行则计划推出港元稳定币，并配合在香港申请数字资产金融牌照。这些案例表明，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在稳定币浪潮中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支付科技体系。 稳固基本盘：强化客户关系与综合服务黏性 尽管稳定币在账户与支付功能上对银行体系带来挑战，但商业银行仍可凭借自身在资金安全、合规保障、系统稳定性与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客户持续依赖的服务闭环。第一，构建“账户+平台”的双入口体系。推动银行APP与支付平台、ERP系统（企业管理系统）等第三方场景深度融合，提升银行账户的流量触达能力和数据交互能力，使其继续作为用户金融活动的“中枢”。第二，强化账户的“综合服务中心”功能。银行账户不仅可以提供托管与支付服务，还可以通过理财、保险、税务筹划、票据结算等多功能模块的嵌入，成为客户日常经济活动的基础工具。第三，深耕企业场景与供应链支付服务。面向B端企业客户，银行可基于自身资金清算优势与ERP系统接口能力，提供定制化的跨境结算、供应链金融、智能合约支付等服务，构建深度嵌入型支付生态。 通过“增强账户功能—拓展服务边界—丰富服务场景”的策略，银行可在稳定币带来的外部冲击下固守金融中介根基，稳住支付结算基本盘。 稳定币的兴起代表着支付结算体系的一次底层逻辑变革，其对商业银行的传统支付中介功能带来严峻挑战。面对这一变局，商业银行的战略应从防御性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性结构重构与生态协同。其核心不在于全面替代或封堵稳定币，而在于结合自身信用基础、系统优势与客户资源，嵌入稳定币体系的关键节点，重构具有新技术能力的金融服务模式。唯有积极主动、扬长避短，商业银行方能在新一代支付生态中实现从支付工具提供者向可信任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运营者的转型升级，才能实现自身角色的再定位与价值的再创造。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 董兵兵；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超 中国有超大规模的老龄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全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养老产业日益受到关注。养老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关乎亿万百姓福祉。202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在“总体要求”部分提出“进一步激发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养老产业与养老事业相互协同，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政策等方式支持养老服务的发展，但中国养老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金融支持养老产业具有广阔的空间。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养老金融”迅速成为热点议题。2024年12月，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养老金融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养老金融工作的一大内容就是支持养老产业发展。 一、重要意义 （一）金融支持是增加养老服务供给的必要且重要的条件 其一，自愿性融资渠道和财政支持难以满足养老产业巨额且多元化的资金需要。金融支持能够让养老服务机构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用于建设养老设施、提供养老产品服务。其二，养老产业涉及多个领域，涵盖医疗、健康、地产、文化娱乐等。例如，养老地产涉及住房设计、物业管理等内容，而健康管理需要整合医院、康复中心等资源。金融部门通过引导社会资本流向长期护理、康养结合等重点领域，优化养老产业的资源配置，促进养老产业链的完善和生态体系的形成。其三，当前，养老服务供给主要依赖于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用地政策等政府支持，面临较大的市场和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支持能够增强养老产业的抗风险能力。金融部门通过保险产品、担保工具和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等，可以帮助养老服务机构应对政策变化、市场波动和运营管理中的不确定性，推动机构的专业化和创新化，增强产业的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支持养老服务供给是金融部门拓展业务领域、优化资产结构、提升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其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涉及医疗、护理、康复、养老地产、文娱服务、社交支持、财富管理、法律咨询、养老科技等多个领域。这为金融部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长空间。其二，养老服务领域能够为金融部门提供较稳定的投资回报，尤其与各类养老保险机构的负债特点相匹配。其三，养老服务为金融部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贡献渠道，有利于履行社会责任，并拓展更多具有社会价值的业务领域。 二、困难与不足 （一）养老产业自身存在的困难 第一，养老产业的发展模式尚不成熟。当前，养老服务领域的商业模式较为单一，收入主要来源于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费和护理费，其次为养老地产、健康管理和专业护理服务。养老产业链条较短，运营管理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养老服务领域的很多项目依赖政府补贴才能维持正常运营，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第二，养老产业供需结构不匹配。当前，一线和部分沿海城市中，中高端养老服务机构供给出现过剩，但面向普通收入群体达到一定质量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健康管理、长期护理、康养结合等方面的产业链条不完整，对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不足。第三，养老产业数据标准化不足。养老产业涉及民政、人社、健康、“三农”等多个领域，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数据的整合和共享程度不高。养老产业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服务规范，也影响了金融机构在风险评估、产品设计等环节的决策效率。第四，养老产业投融资风险较高。养老服务机构的盈利能力普遍较弱，投资回报周期长，短期内没有经济效益。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存在信用记录缺失、财务不透明等问题，信用风险较大。 （二）金融支持养老产业的不足 第一，服务要素储备方面。部分金融机构对养老服务领域的特点和需求缺乏深入了解，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很多金融机构主要提供传统的信贷支持和简单的投资理财产品、养老社区运营服务，较少开展长期资本运作和综合风险管理活动。养老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较弱，在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服务半径有限，基层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第二，科技成果运用方面。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养老服务供给方和老年消费者的精准画像及动态风险评估体系。这导致信贷审批流程较繁琐、风险管控手段较滞后，影响资金高效配置和金融产品的差异化定价。金融机构在智能财富管理、健康保障、远程医疗、康养结合等方面提供的综合解决方案仍处于探索阶段，不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第三，政策工具支持方面。当前，政府针对养老服务供给的金融支持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补贴方面，对养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养老金融服务创新的支持较少。针对养老服务提供企业和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不够细化，影响了政策对市场主体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激励效果。养老服务领域的风险分担机制和收益保障机制不完善，降低了社会资本的参与意愿。第四，部门协同推进方面。养老服务领域涉及的多个部门之间的政策衔接和协同机制不健全，导致一些政策落地困难，资源配置效率较低。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各部门监管标准、服务规范等不够统一，不利于金融机构了解养老服务领域的真实需求和风险状况，也提高了合规成本，进而影响了金融支持措施的精准制定和有效实施。 三、发展对策 （一）产品服务创新是基础要素 通过开发低成本、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养老产业各环节的金融需求。其一，加强金融产品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例如，推出供应链金融产品，为养老机构、养老用品制造商、医疗护理机构等提供专项融资支持，保障养老产业链的高效运转。其二，在养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支持、风险补偿、优化审批流程、提供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降低社会资本的投资风险，建立健全监管和绩效评估体系，确保项目运营的透明性和效率，从而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进入养老产业。其三，提升养老金融服务可及性。金融机构应当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养老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口的金融产品。 （二）科技手段运用是有力引擎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促进养老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安全。其一，加强技术赋能的多领域运用。例如，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时预警潜在健康风险，帮助金融机构在保险理赔、风险定价等方面实现科学决策。其二，加强金融科技安全建设。金融业应当加大在信息安全、身份验证、防诈骗技术等方面的投入，提升养老产业的数据透明度与交易安全性，构建更加安全的养老金融科技生态，防范养老金融欺诈和非法集资等风险，保护老年人金融资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 （三）政策工具设计是关键支撑 通过创新政策工具，可以有效调动各类资源支持养老产业发展。其一，政府继续引导金融部门将养老产业作为优先支持领域。这包括：支持金融机构向养老产业提供更多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支持；支持设立养老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并通过财政贴息、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支持建立养老金融风险分担机制，设立养老产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降低金融机构在养老产业领域的信贷风险。其二，制定养老金融服务的标准和规范，明确金融机构在养老产业信贷投放、保险产品开发、投资基金运作等方面的操作准则，促进养老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推动建立养老产业信用评级体系，为金融机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四）部门协同配合是重要保障 通过多部门有效协同，增强养老金融政策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其一，健全跨部门联动机制。金融部门可以与民政、工信、财税、人社、卫健等部门，建立高层次的跨部门联动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形成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监管执行的高效合作体系。建设养老金融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政策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其二，强化政策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各部门应定期对养老产业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联合评估，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优化政策工具，提高政策执行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科技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王向楠 着力推动科技金融的体制机制创新——解读《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 日前，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简称《举措》），重点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支持科技创新，加强财政政策引导，健全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以及完善科技金融生态等7个方面内容，提出了15项科技金融政策举措。 发展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金融资本则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设立创业投资、开办科技贷款以来，我国科技金融工作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当前，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面临新的挑战，已经不仅是简单增加科技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规模，而是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真正有所创新与突破。对此，《举措》的推出恰逢其时，并且围绕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呈现出几方面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全面推动科技金融的供给侧改革，促使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第一，创业投资作为科技金融生力军，始终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主战场，因此亟待完善相关体制保障。据建设银行与清科集团共同发布的《202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蓝皮书》统计，2024年我国共计3981只基金（包括早期投资、VC、PE）完成新一轮募集，同比降幅达43.0%；募资规模约14，449亿，同比下降20.8%。投资案例数8，408起，同比下降10.4%，投资总金额约6，381亿元，同比下降7.9%。在经历多年发展与探索之后，我国创投行业不断壮大，但与科技创新中持续增长的风险融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规模、质量、功能等方面的不足。究其原因，既有行业机构自身能力的问题，也有“募投管退”全链条的挑战，后者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体制与政策层面的掣肘。 有鉴于此，《举措》的重点一是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这也是发挥国家级耐心资本的引导示范作用，并且该基金存续期达到20年，较一般的股权投资基金更长，可以为创投行业提供更充足的长期“水源”。二是努力拓宽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各类创投资金来源，充实支持科创的耐心资本规模。为了鼓励各类长期资金投向创业投资，可拓宽创投机构的直接融资渠道、丰富创业投资基金产品类型等。三是近年来国有控股投资机构的数量和管理资产规模占比逐年提升。据执中发布的《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出资人解读报告2025》显示，2024年国资性质资金在LP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比约88.8%，其中政府资金出资占比达52.5%。实际上，国有投资机构既掌握了较多资本，也是创投行业的重要主体，因此亟待改革其管理与考评机制，真正让其“放开手脚”大力支持科创企业和项目。四是真正能够让创业投资项目“退得出”，从而形成创投资金与科技企业合作共赢的良性循环。当然，正如《举措》也强调的“落实好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相关税收政策”，同样可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 第二，以打造“专营机构”为抓手，改善商业银行支持科创的模式。在强调发挥货币信贷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时，《举措》特别指出要“鼓励商业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专门机构，在科技资源密集的地区设立科技支行”。对此，我们认为打造科技专营机构一是有利于探索适应科技金融需求的组织体系。因为传统金融组织在支持科创时，始终难以突破原有组织层面的约束，集中力量进行精准支持。打造以服务科创为目标的专营机构和机制，有利于建设“科创友好型”的金融组织模式。二是有助于推动科技金融的体制机制创新。应该说，科技企业的融资条件、风险特征等与一般企业有较大差异，现有银行业的信贷管理、内控管理、风险管理等体制机制，与支持高风险科创活动的兼容性有限，显然依托专营机构更容易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探索。三是有助于提升科技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银行要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需要匹配更专业的人才、更适合的产品与服务等，打造专营机构有利于集中有限资源，加快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和专业水平。 第三，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创的枢纽作用。我国目前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使得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也难以获得“水涨船高”的保障。我们看到，资本市场还需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激励引导，科创板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仍有完善空间，新三板服务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挥。此外，2024年6月人民银行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还提到发挥现有区域股权市场的作用。这也亟需推动法律法规、监管机制、系统建设等方面的协调统一，明确各类建设标准与原则，从而形成区域股权市场高质量服务中小微科创企业的规模效应。《举措》还提到发挥科创债券的重要作用，对此相关部门一方面新增允许商业银行、券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发行科创债，另一方面此前股权投资机构发行科创债只能投向创投基金和政府出资产业基金，此次将用途拓宽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股权投资机构的科创资金使用灵活度。 积极推动科技金融的需求侧改革，强化内生发展动力 第一，科学评价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发展潜力。做好科技金融的关键不仅在于金融供给侧，更需着眼于科技企业的需求侧。在实践中，科技企业虽然拥有前沿创新技术和能力，但其管理能力、运用金融资源的能力可能还有所不足，尤其是中小科技企业的业务不确定性较强，信息标准化、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都有待提高，这些都制约了金融机构对科技企业的支持效率。《举措》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创新积分制”、“拓展创新积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也是抓住缓解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痛点。科技部自2020年起在国家高新区试点“创新积分制”，目前进一步扩展到全国，主要涵盖技术创新指标、成长经营指标、辅助指标等，可用于对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进行量化评价。我们看到，虽然有诸多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都在试图评估科技企业信用状况，但还缺乏成熟而标准的方法，也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共识基础。对此，创新积分制有助于深入发掘企业需求侧特征，更好地让金融机构了解和研判科技企业状况，从而依托创新积分进行增信授信和投融资支持。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科技部分3批总共征集了52万余家科技型企业信息，将其中7万多家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给21家全国性银行和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累计已有7000多家企业和银行签订合同，签约金额超过880亿。 第二，打造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增强科技企业的有效金融需求。众所周知，科技创新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非常突出，可能因为外部环境与政策、技术路线与创新项目的难度与复杂性、创新者自身能力与实力局限性等，而导致创新失败或达不到预期目标。这就会使金融支持科创面临更突出的风险，除了金融机构自身需具备更高风控能力，还需要保险、担保等外部的风险分散和增信模式予以保障。例如，2025年初德国电动垂直起降（eVTOL）飞行器独角兽Lilium和Volocopte先后申请破产，给许多知名投资机构带来巨大损失。 对此，一方面，《举措》指出要“健全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事实上，由于缺乏历史数据、风险评估模型不成熟，科技保险定价难以运用大数法则，这也离不开《举措》提出的监管激励保障政策予以改善。例如，6月16日上海率先发布《关于推动上海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重点领域保障、产品服务创新、专业能力提升等方向发力，全链条护航科技创新。尤其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在保险垂直领域的深度应用，创新以“链主”企业为牵引的产业链科技保险模式。另一方面，《举措》还强调要“实施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应该说，融资担保通过发挥增信和分险功能，能够进一步改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2024年4月，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的通知》，加大对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贷款和担保支持力度。2025年2月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允许科技创新担保与股权投资机构联动模式探索。综合看，未来如何更好地运用科技保险、担保等多元化的风险管理与分散机制，是实现科技金融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的关键环节。 探索构建科技金融的开放共赢生态，充分运用国内外资源 第一，实现区域科技金融创新的协同推动。《举措》指出要以更高标准推动北京、天津、江苏等13个重点地区做好科技金融服务。从2021年开始，全国共有北京市中关村、济南市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嘉兴市等7个科创金融试验区。2024年10月16日，人民银行、科技部又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重点地区科技金融服务的通知》，指导和推动北京、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要素密集地区做好科技金融服务。迄今为止，各试验区都积极探索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努力建设科技金融特色机构，完善科技金融市场体系，提升科技企业融资的可得性和便利度。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实现区域科技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是应抓住各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既实现试验区之间的经验互通借鉴，又进一步促使在其他地方落地；二是找到各试验区面临的共性难点和痛点，集中政策资源进行“攻关”，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创新的“土壤”。三是支持科技项目、资金、人才在各科创试验区和重点区域之间的合理流动，并探索区域之间的合作、补偿及利益分享机制，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协同发展。 第二，在推动金融制度型开放的背景下，科技金融也需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举措》强调“支持外商投资境内科技型企业”和“支持科技型企业依法依规境外上市”，也是新形势下推动科技金融活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重要选择。虽然全球格局变得日益复杂，但在跨境与开放条件下，科技创新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为各国带来新的合作红利，并且适度对冲技术脱钩的风险。如据统计，2024年科创板上市公司境外收入突破4300亿元。同时今年一季度，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等外资巨头大举布局中国科技股。再如，2024年以来，我国科技公司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领域快速发展，也为中概股提供新的增长动力。中概股展现出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海外资本市场的中长期投资价值也不断显现。可以预见，通过支持科技金融的双多边交流合作，将助推科技企业发展壮大与金融机构拓展新蓝海。 第三，需要完善部门间高效协调的政策与工作生态。《举措》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会同多个部门建立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加强科技金融工作的部门协调、政策联动和信息共享。还要“对各部门制定出台的科技金融重大政策措施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科技创新一致性审查和金融政策评估”。事实上，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具体领域来看，我国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的协同性、一致性。科技金融创新涉及到诸多部门，更需要实现不同政策在目标、手段、实施效果等方面相互支持、彼此配合、形成合力，这就需要有健全的协调机制、明确的责任分工、清晰的配合程序等。各部门在发展目标中可能存在差异或优先次序的选择，如金融监管部门可能更关注科技信贷、科技债券、科技保险等中间目标，而经济主管部门或许更关注是否有助于促进增长与就业等最终目标。因此更需要实现科技金融创新目标、重点、过程与效果的有效协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 产业追踪 摘要：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更是社会进步与历史演变的驱动力，具备将精神价值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潜能。随着文化产业在国内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其发展质量直接决定了文化建设的成效。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不仅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也是弘扬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光明的前景。因此，探讨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数字经济，文化产业，运作模式 一、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概述 （一）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也称新经济、互联网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但数字经济的内涵要远大于仅指由互联网驱动经济活动的互联网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也仅指数字经济发展的初级形态或早期阶段，即依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建设来驱动的信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数字经济则指的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1]。时至今日，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已经不是固有技术本身，而是数字技术的大规模运用与不断创新。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崛起的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创新的经济模式[2]，其内涵随着人们认知的逐步提升而持续演变。不同时期、不同学者与机构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也会存在差异。目前各界使用最多的是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中提出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的表述：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生产资源，以先进的信息网络为基础设施[3]，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应用为促进效率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的关键动力的一系列经济行为。 （二）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艺术作品和服务为产品，通过工业化生产和商业化运作方式，进行创意、生产、销售和传播的行业。它将文化的创造性与商业价值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体和活动来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和服务。 文化产业以其多元化的形态融合了电影、电视、音乐、出版和网络媒体等传统媒体形式，这些领域构成了文化消费和传播的基础。视觉艺术创作和表演艺术演出则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手工艺品制作、广告与设计等创意服务，不仅体现了文化产业的商业潜力，也展现了文化的创意和创造力。在文化遗产领域，博物馆、历史遗址和文化景点的运营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保存，更是对文化传承的深化和拓展。这些机构不仅保护了文化遗产，也通过教育和展示活动，让公众更深入了解和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兴技术如视频游戏开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应用，为文化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文化产品的呈现方式，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加沉浸和互动的体验，从而吸引了更广泛的受众。教育机构如艺术学校、音乐学院、写作工作坊等，通过提供专业教育和培训，培养了一大批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为文化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艺术教育和专业培训不仅提升了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也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增强了文化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并提升了文化产业的整体影响力。通过这些综合性的努力，文化产业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产业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多重功能。它不仅直接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还在促进社会文化多样性、增强国家软实力及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跨国流通愈加频繁，这一趋势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并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断加深。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大，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产业的发展还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创新与合作，例如科技与艺术的结合，进一步拓展了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增强了文化消费的多样性。 二、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一）实现文化内容的数字化和创新 数字经济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和平台，使得文化内容能够以全新的形式被创造、存储、传播和消费。包括数字媒体、在线游戏、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应用，不仅扩大了文化产品的覆盖范围，也提高了文化产品的互动性和用户体验。例如，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可以通过虚拟展览让世界各地的观众欣赏到珍贵的艺术品，电影和音乐产业通过流媒体平台实现了内容的全球即时传播。 （二）提升文化产业的运营效率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据的采集与解读。在文化产业领域，大数据分析能够深度剖析消费者行为、优化产品设计、个性化推荐内容，并预测市场趋势。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文化产业全链条从创作孵化到渠道铺展再到品牌推广，可以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显著提高运营效率。譬如，出版机构凭借数据分析掌握阅读偏好，合理规划上架时序；影视巨头借力社交平台情绪捕捉，灵活调整路演导向，再辅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跨界协作，进一步激活文化产业的创造力，拓宽潜在客群，引领新一轮产业升级浪潮，打造数字化文化生态系统。 （三）加强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和品牌建设 数字经济环境下，文化企业能够利用数字营销工具和社交媒体平台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消费者忠诚度。通过线上社区和社交网络的口碑传播，文化产品迅速获得曝光和认可，有助于建立品牌形象。同时，数字经济衍生的多元化商业模式，比如会员制服务、数字商品直销等，均有利于文化产品市场化的纵深推进。在此基础上，文化企业应深化市场细分，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定制化产品，以提升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通过数据分析和用户反馈，不断优化产品内容和用户体验，进一步增强品牌的市场影响力。 （四）扩展文化产业的边界和市场 在数字经济的助力下，网络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文化产品能够跨越国界实现广泛传播，触及全球观众的视野，这不仅为文化产业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且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有效维护了文化多样性。以中国的网络文学作品为例，经过翻译后，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大量读者，不仅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为文化的全球交流增添了新的活力。 （五）促进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从单一的内容生产向多层次的产业链条转变，包括内容创作、版权保护、内容分发、用户交互等多个环节。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确保创作者的合法收益，进而鼓励更多原创内容的产生。数字经济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比如基于AI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提高了用户黏性并增加了盈利点。 （六）增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生产与消费模式的变革，更在于它显著加深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借助数字平台，不同国家的文化机构与创意人才得以跨越地理界限，实现便捷的合作，共同打造和推广具有跨文化特色的产品。国际化的跨界合作不仅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与融合，丰富了文化交流的内涵，而且为参与各方创造了新的商业价值，激发了创新的灵感与潜能，从而为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这种方式，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为构建更加开放和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仅推动了文化产业生产方式的创新，提高了文化产品的制作质量和传播效率，还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市场的边界，使文化内容能够更迅速、更广泛地触达消费者。这一变革不仅显著提升了文化产业的内在质量，增强了其核心竞争力，而且极大地扩大了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价值，为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价值链提升 文化产业作为依托智力与知识要素的高端经济形态，其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无形的知识产权层面，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载体。这一本质特征衍生出一个关键矛盾：当创意成果被非法复制或剽窃时，原创者往往难以获取合理的价值回报。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在拓宽企业运营边界、压缩交易费用、延伸市场覆盖面的同时，也同步催生了新型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尽管这种变革创造了发展契机，但同时也显著加剧了创意主体遭遇侵权的威胁。在数字化浪潮下，确保创意产出的经济收益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命题。当前，文化创新主体正日益强化法律维权意识，通过司法途径应对侵权行为，客观上推动了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整体提升。技术迭代同样为权益保障提供了新工具，使侵权行为的识别与追责更具可操作性。通过完善产权界定机制，能够实现创作投入与产出的闭环管理，此举不仅有效化解了正向外部性难题，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损耗，更能持续释放创新动能与创意活力。同时，它还有助于建立一个统一可信的科技交易平台，加速企业间的知识分享与传播，进而提升企业的文化价值链。而文化产业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密集”特征的产业，其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自身的创造力。为此，必须强化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形成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行业竞争优势，促进其由低端到高端的转变，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提升自身的地位。 （二）文化产业创新与全球资源重构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文化创意因素在我国的流通能力大大增强。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让各种类型的创新主体既可以进行即时的联系，又可以迅速地进行交互，也可以建立起一个网络化、灵活、分散的文化创造环境，从而打破地域限制，形成一个虚拟的文化产业集群。该“虚拟集聚体”的出现，将改变文化行业内部创意元素的流通路径，突破了以往基于传统的创意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联系。目前，通过网络平台，人们可以将各种创意资源进行远距离的连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服务和支撑，促进社会知识的交换和分享。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产业创新网络与创新边界正在被彻底打破，创新资源与结果能够被广泛应用与扩散，进而大幅提高企业的核心科技实力与竞争力。这种模式也促进了创新元素向更具研究与发展潜能且增值能力强的领域转移。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创意资源的流通所形成的“知识”与“技术外溢”对其实现转型升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只有充分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才能培育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培育后发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该区域的总体发展水平。 （三）数字经济发展与文化产业资源配置优化 科技创新作为促进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进步的核心动力，在数字经济的新范式下，促成了文化产业要素配置的革新和效率提升。数字经济不仅从资本和劳动两个维度优化资源分配，还深刻改变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在资金融通层面，数字化金融服务的兴起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与文化创意企业间的信息壁垒，显著提升了投资机构对文创产业的关注度。以众筹平台和互联网信贷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模式，不仅提供了高效的资本流动渠道，也为文化和创意产业注入了新的资金活力。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设备的增长极大减少了就业信息获取的时空限制，减轻了文化产业中的摩擦性和周期性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平台式就业”和“创业式就业”的兴起，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创造潜力，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直播和短视频的流行带动了以乡村传统技艺和民俗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产业形态，这些产业形态不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提供了收入来源和品牌打造的机会，而且丰富了大众在文化消费上的选择。通过新媒体平台，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吸引了更多青年的参与，让青年成为直接工作岗位的从业者，促使其成长为拥有生产、经营、管理及市场推广等综合性专业人才，有效调配农村劳动力资源。基于这些观察，推断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有助于实现文化繁荣与经济增长的双重战略目标。 （四）数字技术驱动文化产业高效协同与成本优化 文化产业正经历数字化的转型，数据要素成为驱动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通过数字化手段的深度应用，产业链各环节的信息在虚拟环境中实现可视化呈现，构建了具有透明度与追溯机制的新型产业生态。这一变革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产业的运作效率，还降低了文创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交易环节中的运营成本。首先，把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能够推动文化产业链的各个环节[4]，从生产到供应再到销售，形成全链条协同运作机制。数字化手段的应用突破了信息传递的时空限制，大幅缩减了文化企业与其供应链协作方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支出。其次，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云端计算等先进技术，可以快速整合用户的文化消费偏好数据，并建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信息交流渠道。这种基于需求导向的生产模式有效规避了供需失衡造成的资源损耗，削减了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运营开支。再次，数据呈现的直观特性有助于提升产业链各环节运作的透明度。通过对生产要素在供应链中的实时追踪，能减少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降低因机会主义行为和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效率折损及管理成本。最后，数字化工具与政府监管服务流程的深度结合，促进了跨系统数据互通和资源共享。依托全国统一的政务服务体系，文化领域经营主体面临的制度性运营成本得到明显降低。交易成本对要素运作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有着深远的影响[5]。交易成本的降低不仅有助于培育更规范的市场生态、激发经济动能，更能引导资源向创新性强、产出效率高、价值贡献大的领域集中，从而提升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助力其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转型。 参考文献： [1]李建平.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2. [2]申蓁，李超，李皎洁，等.数字经济赋能衡阳市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障碍及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12）：65-68. [3]李玥，郭英彤.数字经济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2023（4）：3-12. [4]郝挺雷，黄永林.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数字文化产业链现代化[J].江汉论坛，2021（4）：127-133. [5]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中国工业经济，2021（9）：137-155. 作者简介：余雅菲，女，湖北十堰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共十堰市委党校讲师 余雅菲 摘要：装备制造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可以产生较多就业、对技术和资金要求高等特征，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集中体现，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集成化的重要载体。本文系统梳理了新形势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建议借鉴美德日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研究提出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撑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经验启示，发展路径，政策建议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可以产生较多就业、对技术和资金要求高等特征，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集中体现，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集成化的重要载体[1-2]。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一个现代化大国必不可少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装备制造业作为制造业的脊梁，必须率先推动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以支撑高质量发展，促进制造强国建设。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对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例如，钱亚蕊分析创新驱动政策对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了激励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3]；杨瑾研究了颠覆式创新对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4]。然而，新时期我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展新形势下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撑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一）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至202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从28%增加到34.6%。2024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长速度高于工业1.9个百分点，有力支撑工业增长稳步回升。主要行业中，电子、铁路船舶航空航天、汽车行业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1.8%、10.9%、9.1%，“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增强。从产品看，新能源汽车销量超1286.6万辆，增长35.5%，已经连续十年全球第一，工业机器人、太阳能电池、微型计算机设备等主要产品也实现了较快增长。 （二）重点领域装备取得突破 在重大技术装备领域，C919大飞机在三大航空公司实现全面运营，300兆瓦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实现新突破，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正式列装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成功在万米深海坐底，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下线运营。在通用装备领域，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填补空白，大型高速冲压生产线国际领先，工业机器人轴承、减速器等一批核心零部件实现自主保障；在专用装备领域，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批量投入运营，一批医用机器人等高端医疗装备实现临床应用，大型拖拉机、多功能联合收获机、智能化采棉机等研制成功。 （三）数智化发展加快 当代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业融合不断加快，智能化正在成为引领装备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截至2024年底，装备领域已建成200余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34家灯塔工厂，我国工业机器人的每万人占有量已达到约470台。智能在线检测、人机协同作业、设备预测性维护等应用场景加速普及，网络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新型生产模式已经在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 （四）骨干企业发展壮大 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超过13万家，比前一年增长大约1万余家，占全国工业的25.8%。企业资产总规模达到39.4万亿元，比前一年增长约5.2%，在全国工业中的占比约22.1%。从世界500强企业榜单来看，2024年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蝉联世界榜首，企业创新发展培育不断释放新的优势，中国企业数量达133家，其中工业领域企业有74家入围，装备制造业企业上榜19家，占比14.3%。 （五）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 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广泛应用，一批重点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已跻身世界前列，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船舶等领域的一批高端品牌已进入全球市场，装备制造业成为中国新的出口优势产业。其中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比已经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部分自主设计制造的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已经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取得了较大进展，并不断迈向高端，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大，但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在全球竞争格局中，仍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还存在高端装备发展不足、部分产品依赖进口、基础领域差距明显、产业发展生态仍不完善等问题。 （一）部分关键装备和核心零部件仍有差距 虽然我国机械工业门类比较齐全、规模优势突出，但关键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研发能力不强，共性技术研究不足。核心零部件产品质量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不高，难以满足主机装备发展的需求；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等基础制造工艺仍存在一定差距，直接影响到零部件产品的质量。 （二）创新驱动能力有待加强 一方面，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行业拥有共性技术研究能力的企业仍然偏少，企业不愿投入大量资金从事基础与共性技术研究；另一方面，各个创新主体协同性不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制造企业、用户企业处在整个创新链上的不同环节，目前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较少，未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三）用户不愿用、不敢用创新产品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方面，部分国产的创新装备产品质量性能和寿命仍有一定差距，导致用户采购意愿不强；另一方面，首台套装备面临着应用业绩、设备参数等市场门槛，部分用户在采购中指定进口品牌，国产品牌在招标中较难入围。创新产品由于缺乏应用机会，无法实现迭代升级，性能差距将越来越大。 （四）数智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蓬勃发展，然而目前高端装备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新技术对促进高端装备工程化、产业化应用效果不突出，如我国智能检测、智能物流以及仓储装备等领域仍有一定差距。关键设计软件、模拟仿真软件等工业软件差距仍然较大，高档工业控制软件尚未完全突破。 三、美德日发展经验与启示 美、德、日等工业发达国家掌握着高端装备的研发制造技术，甚至在一些领域凭借对技术的掌控牵制整个产业的进程。通过分析总结国外发展经验，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 （一）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推动战略性前沿领域发展 欧美等国“再工业化”和引导制造业回流政策，本质上是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构建本国新型高端工业体系。美国运用政府采购工具，在产业发展初期、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我国应加强政府引导，选择高端装备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率先实现赶超和引领。同时，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推动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二）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重点优化重塑产业创新链 工业发达国家在基础能力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在整个研发经费预算中占比高达70%，欧洲各国基础研究经费和应用研究经费占比较为接近，均在50%左右。我国应进一步优化国家创新体系，加大对产业基础的投入，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提升产业基础能力。 （三）注重发挥大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作用 日本在大力支持大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发挥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作用；美国也在加快推动本国中小企业进入涉及国家安全的供应链体系[6]。我国应进一步构建大型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和共享资源的产业生态，充分发挥大型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同时提高中小企业专业化水平。 （四）重视标准建设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引领作用 德国将标准化摆在“工业4.0”首要位置，积极参与制定装备制造标准来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美国、日本均将技术标准作为国际贸易中的隐性壁垒，形成本地化的供应链体系。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基础设施，加强国家和行业质量认证和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区域标准制定。 （五）制定与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政策 德国科技界和工业界人员流动性较强，科研与工业没有严格的壁垒，建立了以发展应用技术为主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以及以职业技术能力为主的中等技术教育体系[7]。我国应通过职教联合、产学合作等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育，鼓励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开展人才双向挂职。建立健全人才激励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人才引进机制，多途径引进海外人才。 四、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路径 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要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主线，以创新驱动为关键动力，发挥重大工程和重点领域需求牵引作用，加快锻长板、补短板、强基础，着力加快高端装备创新突破，着力提高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动装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全面提升装备制造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研究编制装备制造业中长期发展路线图。完善政府引导扶持政策，统筹推进高端装备创新强链、攻关补链、升级延链；研究制定支持高端装备推广应用“一揽子”政策，完善高端装备推广应用生态，充分发挥需求牵引作用，供需联动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建立健全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统筹推进高端装备补短板和锻长板。 （二）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 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重点装备创新发展需求，聚焦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支持布局一批从事共性技术研究的机构，梯度培育一批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积极发挥重点实验室作用，加快突破基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创新产品应用示范，持续满足重点领域整机配套需求。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基础领域的投入力度。 （三）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在长三角、珠三角、东北、成渝等基础条件较好的区域，推动形成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展、跨区域协同的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格局；聚焦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推动制造、用户企业等实施战略合作、兼并重组，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中小企业专注细分市场，加强专业化、差异化发展，打造一批装备制造业领域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四）深入推进装备数字化 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支持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系统解决方案等智能制造核心产业发展；大力推动装备数字化，聚焦重点领域数字化发展需求，推动数字技术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创新，加快智能装备的设计研发、工程化和产业化应用；引导装备制造业企业从单纯的提供装备产品，向为用户提供系统设计、系统成套、工程承包、远程诊断维护等服务业延展。同时，要加大在绿色设计、环保材料、绿色工艺与装备等领域共性技术的研发力度。 （五）强化标准支撑引领作用 加快装备制造业标准体系提升，立足产业发展方向和国际竞争态势，不断提高标准体系的前瞻性、科学性和适用性。深度参与国际标准规则制定和互认体系建设，全方位提升我国在认证认可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实施产品可靠性提升工程，加大在可靠性设计与试验验证等研发环节的资金投入力度，对标国外先进产品，不断提高产品的可靠度与故障诊断效率；强化企业品牌和集群品牌建设，提升高端装备国际知名度。 （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人才的核心支撑作用，完善国家教育培训体系，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进一步发挥特色高校和职业院校作用，深化新工科建设，支持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和工程训练创新中心，深入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加快引进符合产业导向、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领军人才和技术团队；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建立健全人才激励制度，拓展技能人才评价选拔渠道。 参考文献： [1]任继球.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9（5）：24-29. [2]王燕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装备制造业百年发展与经验启示[J].人文杂志，2022（1）：1-13. [3]钱亚蕊.创新驱动政策对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J].产业创新研究，2023（23）：12-14. [4]杨瑾，解若琳.颠覆式创新驱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影响因素及路径[J].中国科技论坛，2020（11）：74-82. [5]王福君，沈颂东.美、日、韩三国装备制造业的比较及其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1（3）：38-46. [6]冯烽，熊昭.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学家，2023（4）：56-66. [7]朱光普.德国发展装备制造业的经验与启示[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8（11）：51. 作者简介：孙学文，男，山西吕梁人，工学博士，工程师；研究方向：装备行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 孙学文 摘要：在推进社会进步的进程中，生产力毫无疑问成为最有活力且最具变革性的要素。当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对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引领带动作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的紧密联系作为研究出发点，农业基础设施有待改善、产业链条较短、研发成本较高等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其次，从理论和现实维度梳理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机理。最后，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以期推进我国农业由量的增长向质量和效益并重、更加注重效率的方向转变。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农业现代化，传统农业，科技创新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农业的地位举足轻重，不仅作为基础要素与支撑力量，更在深层次上反映出强国建设的推进速度、建设质量及发展成效。“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于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具有重要作用[1]。 一、问题的提出 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学界便对其深远的战略价值、核心要义以及实施途径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然而，将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相对较少。盖凯程、韩文龙[2]认为新质生产力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既是发展命题，更是改革命题。从专业角度，沿着“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重要着力点、比较与借鉴”的思路，用既专业又易懂的语言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全新理念。孙小兰[3]认为新质生产力内涵丰富，代表对传统生产力的跃迁和能级的提升，其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杨颖[4]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通过涉农关键性或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实现生产效率提升的农业先进生产力。 由于新质生产力提出时间较短，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理论框架、现实意义及发展路径等层面，针对其推动农业现代化作用的相关探讨仍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有限。鉴于此，本文重点梳理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 现代农业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现阶段，农业现代化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分析原因。 （一）农业基础设施有待改善，资源能源消耗较大 随着数字经济的浪潮，农业发展亟待插上科技之翼，农业数智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但物流数字化、通信网络化等新基建存在区域覆盖短板。为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与质量安全，我国将高标准农田作为重要战略资源加以培育，但在培育过程中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监测手段及相应的监管机制，导致农田基础设施管理不到位、农田基础设施易损坏，限制了其功能的正常发挥。此外，部分农户在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等方面缺乏专业的监督管理，导致水资源浪费严重。 （二）农业产业链条较短，产业融合发展不充分 我国的农业产业结构目前呈现出相对单一和分散的特点，产业集中度不高。从产业链视角分析，农业产业链条较短，主要集中于种植养殖及初级加工等环节，而在产前端的品种研发、产后端的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方面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通过优化整合各环节来提高农业产业整体运行效益的观点。从产业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农业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基础农产品，而深度加工环节则相对不够充分，进而导致产业的附加值不足，影响了农民的整体收入增长速度。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加强对农业产业链的合理规划与优化整合，并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其升级转型。 （三）农业研发成本较高，农业科技人才缺乏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技术研发和应用成本较高，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智能农业设备等研发投入巨大。在技术推广的过程中，挑战相对较大，我国的地理范围宽广，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存在显著的差异，一些新技术在推广过程中可能会受当地的土壤、气候、地形等因素影响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另外，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求角度来看，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既精通农业知识，又具备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农村地区目前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农业全能型人才相对短缺。因此，在新时代下如何更好地培养出符合现代农业生产和发展需求的新型农民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人才培养机制尚存在缺陷，现行的农业教育体系与农业现代化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我国应积极推动人才建设，加强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训支持。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机理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作为主要的推动力，并具有全新的特性和发展潜力。新质生产力中的“质”，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对耕地的有效保护、土壤质量的科学优化以及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智慧农业正在迅速崛起，这意味着结合新的技术和先进的材料，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要促进绿色低碳农业的稳健发展，达成多维度目标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共进。 （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变革与升级乃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增长，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将不可避免地触发生产力核心元素的深刻变革。在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经济要想取得进步与发展，就必须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通过构建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来推动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等因素逐渐催生了新型的物质生产力。因此，相比传统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就不只是一种量的增加，而是基于一系列“新”而实现了能级跃升的全新质态的生产力[5]。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机理 从农业发展的视角来看，要实现农业质量的跨越式提升，必须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和未来农业转型升级，这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支撑。 1.提升生产效能。在农业生产中，新质生产力最直观的表现是生产效能的显著增强，这一变化主要源于现代农业机械的普及以及创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从而为实现集约化、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奠定基础。从种植到收获，智能化设备和前沿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还显著提升了作业的效率，有效推动传统经验型农业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农业转型。 2.优化要素配置。其一，新质生产力促进了土地流转并优化了土地要素配置。其二，新质生产力能吸引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农业聚集。通过政府对新型农业产业项目的资金扶持，能有效吸引农业科技人才、返乡创业人员等人才投身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农业生产要素提质增效。其三，通过推广先进科学技术，不仅显著提升了农作物的品质和质量，而且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品质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并行。 3.推动转型升级。从历史维度来看，农业现代化进程存在着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以手工作坊为主到机械化和信息化相结合的过程。在农业的转型和升级过程中，新技术不断得以应用并产生了许多革命性变化，促进农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迈进。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推动了农业的生产方式的改变，由过去单纯依赖自然资源禀赋转向以技术进步、信息传播、知识共享为主的新阶段。 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基于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农业新质生产力存在的发展瓶颈，在探索路径过程中要加强内在联动，多重发力，进一步释放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新动能。 （一）加强顶层规划，强化政策引领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破除体制机制的阻力和障碍，发挥制度创新及政策引领的保障作用。一是要开展系统性、多维度的顶层规划，聚焦农业科技领域的核心项目，结合区域特色，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制定精准规划。二是要加大农业科技财政支持，注重建立多元化的科研资金支持体系，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将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或产品，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硬核支撑。三是要强化政策引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进步，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农业发展且降低农业投融资风险的法律保障体系，如农业投资法、农业发展保障法、农业保险制度等。四是要积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让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农村地区发展引入科学管理知识和先进经验技术，弥补发展差距，鼓励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教育机构前往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技术。 （二）聚焦科技力量，培育创新土壤 科学技术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一是要提高技术研发及转化应用，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要重视从0～1的原创性创新，加大农业基础性研究，同时加强从10～100的科技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和转化。二是要提升育种产业水平，种子被视为农业进步的关键“芯片”，它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兴行业，对于农业的高品质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作物分子育种产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与种业先进国家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因此，我国应着力突破该领域核心技术瓶颈，推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农业中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三是要增强智慧支撑，“互联网+现代农业”成为一种新常态，也将成为未来发展方向之一，搭建农业数据采集、处理与共享平台，实现信息实时监测和互联互通，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及跨行业协同，助力智慧农业建设。智慧农业依托海量数据分析，能够实时发布区域农业动态，预测产业发展方向，为农业企业优化生产布局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减少生产中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四是要培育创新人才，破除发展壁垒，人才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国要加强人才体系建设，支持创新主体发展，构建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以及高水平农业现代化人才体系，增加对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加强科研机构、高等教育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一批能够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引领科技前沿发展的高端人才，确保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三）延长产业链条，多项协同发力 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转变发展理念及思路，发展特色产业，形成地域特色，加强品牌化建设。一是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思路，依托工业化理念、产业化思维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不断扩大农产品的加工和转化范围，从最初的初级产品和初级加工逐渐发展到更深层次的加工和系列化的加工，使延链补链强链的效果更加明显。二是要着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依托当地特色资源，以新发展观重构农业生态，挖掘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方法，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创新成果，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开辟农业赛道超车新路径。三是要重点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和冷链物流等下游领域，增加产品附加值。大力扶持和引入农业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及科技公司，疏解产运销全链条堵点与痛点，压缩15%～20%隐性成本，推动全链条协同发展，提高整体产业效能，促进产业链集聚和结构优化，最终实现边际效益递增的产业升级。 （四）发展绿色农业，推动和谐共生 可持续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蕴含了绿色生产力。因此，在推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加速绿色转型和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增强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力度，提升其绿色生产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为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二是坚持生态优先原则，构建完善的农业产业链体系。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亟须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从而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我国要通过运用现代农业科技工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如智慧农业技术和精准农业策略等，从而降低资源的消耗并减少环境污染，建立一个融合绿色、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全新农业生产模式。三是强化政策导向，增强发展动能。目前，我国在推进绿色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支持上还存在明显的短板，与农业绿色发展有关的法律和法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还需进一步切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因此，政策的导向成为工作的主要方向。我国需进一步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绿色生态农业集中，融入新质生产力框架，整合发展动力，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实现高质量农业和绿色农业的双重目标。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应尽快建立统一协调机制、制定专项配套法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及健全监督机制。 五、结束语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意味着对农业的发展模式、功能、业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策略性的调整。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经历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智能化的多种转型升级，此次转型升级不仅破除了传统农业发展困境，更体现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发展现代农业需要以新型工业化引领工业，再反哺农业，以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以城镇化带动乡村振兴，通过“质量溢价＋效率提升”双轮驱动，重构农业经济价值坐标系。在当前形势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既要立足本土资源禀赋与现代农业发展实际，又要掌握世界农业发展趋势，强化优势，抢占先机。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城乡之间的共同繁荣，这将通过突破和应用与农业相关的关键或颠覆性技术，显著增加农民的收入，推动城乡共同进步，为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顺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尝试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一个全新的议题。本文旨在从实践层面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限于研究的视角、目的和方法，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短板和问题，需要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共同面对，从而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提升农业发展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马晓河，杨祥雪.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24（4）：4-12. [2]盖凯程，韩文龙.新质生产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序言2. [3]刘蓉.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孙小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N].佛山日报，2024-03-12（A06）. [4]杨颖.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与基本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24（4）：27-35. [5]许恒兵.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战略考量与理论贡献[J].南京社会科学，2024（3）：1-9. 作者简介：陈瑞，本科，中级讲师，从事经济学研究。 中共太和县委党校 陈瑞 | 区域经济 产业是经济之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物质支撑。宁夏出台《关于加快首府银川市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大力实施“强首府”战略。意见提出将银川市打造成为世界葡萄酒之都、中国新硅都、新型电池制造基地、智能终端材料和半导体材料生产基地、枸杞精深加工基地、高端奶加工基地、“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示范基地。银川市全面部署推进“五八”强首府战略，全力下好“产业发展”先手棋，破解内陆城市产业转型升级难题。 统筹安全与发展：探索绿色转型“银川方案”。银川市传统产业占比较高，能源依赖度高、碳减排压力大、农业现代化滞后。在产业转型发展中要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构建韧性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守住安全基底、推动绿色转型、护航可持续发展。一要推动绿色制造业升级。推进工业节水与减碳行动，如创建风光氢储一体化示范区，在宁东基地建设百万千瓦级绿氢项目，配套碳捕集装置，打造“绿电制氢—氢能炼化—二氧化碳驱油”闭环，减少碳排放。二要保障能源和粮食安全。加快千亿级气田开发，提高煤炭产量，同步布局绿氢、风电等新能源，为产业扩张提供稳定能源支撑。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粮食产能，改造盐碱地保障“米袋子”安全，运用卫星遥感、区块链技术建立粮食全产业链追溯系统，对高标准农田实行“一田一码”管理，构建智慧粮仓保障体系。三要推广“光伏+生态治理”模式。在盐碱地、采煤沉陷区建设“农光互补”基地，上层光伏发电、下层种植耐盐碱作物，提升农业综合收益。 破解产业协同难题：构建“链主+数字赋能”新引领。银川市新兴产业规模不足、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中小企业配套弱、数字化转型滞后。一要培育“链主”企业强核心。实施“链主倍增计划”，遴选龙头企业，通过税收返还、用地指标倾斜等政策，支持其建设产业协同平台。二要搭建“云链银川”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供应链管理、共享设备租赁、产能交易等功能，对接入平台的中小企业按设备连接数给予补贴。三要推行“飞地园区”模式。与长三角地区共建“银川-苏州数字经济飞地园”，承接东部算力需求，实现“东部研发+银川算力”协同，吸引企业入驻，增加服务器装机量。四要强化集群效应与数字赋能。以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大健康三大主导产业叠加数字经济和现代物流两大新业态，形成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加快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增加投入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对市级“小灯塔”企业给予奖励，提高中小企业配套能力。 人才与科技双轮驱动：构建“产才融合”新生态。银川市在高层次人才引进中缺乏吸引力，技能人才结构性短缺、产学研转化率低，人才总量、素质、层次远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银川市要将人才引育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形成“产才共兴”的良性循环。一要推行“双聘制”人才共享机制。高校教师可同时在重点企业担任“产业总工”，保留编制并享受企业股权激励。二要建设“工匠学院”培养体系。设立智能制造、葡萄酒酿造等特色学院，实行“企业下单、学校接单”定制化培养，努力补齐技能人才缺口。聚力高能级产业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强能级、增效益，在抢占新赛道上攻坚突破。同时，推动智能装备等企业技术升级，通过科创平台赋能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产才融合”新生态。三要创新政策与服务模式。通过政策集成与政企协同，破解要素制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继续抓好“十万大学生留银川专项行动”的落实，吸引青年人才来银川工作，吸引海归博士返乡创业。实施“无还本续贷”、绿电园区建设，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创新科研机制，政府为重大技术攻关项目购买研发中断保险；完善政企“早餐会”机制，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现场解决要素保障问题。 深化开放合作：打造“双循环”战略支点。银川市国际通道成本高、跨境服务能力弱、品牌溢价不足，需要依托“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深化内外联动，推动产业国际化布局，构建开放型经济。一要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构建“陆海空铁”立体通道，开通银川—青岛港“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降低全程运费；推动银川公铁物流园通过“一单制”多式联运班列，缩短货物交付时间。二要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数据枢纽。探索数据“白名单”制度，允许金融、医疗等特定数据跨境流动；推进跨境电商试验区建设，助力“银川制造”走向海外市场。三是实施“地标品牌出海”行动。设立品牌建设基金，对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灵武长枣等产品进行国际认证，通过海外网红直播、中欧班列冷链专柜直达等方式拓展市场。四是深化国际合作。通过中阿博览会等平台，深化合作，提高葡萄酒、枸杞、奶制品深加工能力，推动特色农产品成为大型赛事官方指定用品，使其走出宁夏、走向世界。 银川以“先手棋”思维布局现代化产业发展，通过创新驱动、服务升级、开放赋能，增强银川市产业竞争力。未来，银川需进一步推动“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贡献更多“银川样本”。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课题组（执笔：韩立雄） 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作出重要部署，其核心要义与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一脉相承，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根本问题。当前，随着“3815”战略发展目标及系列重大举措的推进，云南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全省进入城乡一体统筹发展的关键阶段。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抓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云南正处于重大发展机遇期，如何深入创建现代化人民城市，塑造边疆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样板，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思考并着力推进的重大课题。 深入理解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深刻内涵 解决云南城镇化水平不高的关键抓手。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中心，通常具备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以及更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是广大劳动者和创业者实现梦想的重要平台。然而，由于云南整体经济发展仍处于上升阶段，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表现为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特色与历史文化彰显不足；受地形地貌和生态条件制约，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城市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重经济轻社会”的倾向，公共服务意识有待加强等。此外，老旧小区改造滞后、交通拥堵、社会治理压力增大、公共空间不足等问题也制约着云南城市高质量发展，亟须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中系统谋划、重点突破。 体现云南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更好地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衡量城市幸福指数与发展质量的关键标准。当前，云南正致力于打造“旅居云南”品牌，这既是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求，也是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构建幸福样本的实践路径。上海提出的“五个人人”——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为云南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理念有助于增强市民对城市发展的认同感、参与感和归属感，推动形成对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广泛共识、情感共鸣与行动共融，是实现城市与人共生共荣的重要价值导向。 有利于推动云南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深刻把握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根本属性、人本价值与战略使命，坚持以“生活品质之城”为引领，系统推进“品质城市、品质产业、品质环境、品质生活”建设。在工作中，应统筹好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增强城市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升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保障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优化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调动积极性。通过多维度协同发力，全力打造创新涌动、人文彰显、生态优良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云南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路径 把握好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人本价值。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人本价值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遵循，聚焦解决“老、小、旧、远”等问题，充实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公共空间、绿色空间，打造充满活力的机遇之城。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12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包括居民收入、生活成本、公共服务、通勤效率、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营商环境建设、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生态惠民、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等具体内容，涵盖涉及广大市民和市场主体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更好体现以人为本，千方百计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牵肠挂肚的民生问题。 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统筹新型城镇化建设、“旅居云南”品牌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是中国“以人为本”传统思想与城镇化发展的高度融合，有力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人民属性，其立足点是体现人民性特征，共绘风景线、画好起跑线、筑好保障线，呈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系统性思维，坚持以“生活品质之城”为引领，提高城市发展的高度与质量，将正在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旅居云南”品牌打造等统一于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目标之下，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标杆”“榜样”。 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完善制度机制。为统筹新型城镇化建设、“旅居云南”品牌打造等，建议组建领导小组，完善其组织架构和工作规则，制定出台主体文件、实施方案、年度计划等一揽子制度安排。 做好宣传，突出“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把为人民谋幸福、让生活更美好作为城市工作的鲜明主题，阐述城市发展理念如何从经济建设扩展到“五位一体”，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目标的云南人民城市建设，并加以宣传、贯彻落实，用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理念，结合数字云南、开放云南、创新云南的发展，将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云南城镇化发展高度融合，呈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系统性思维，以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品格、以历史沉淀打造城市新名片、以空间营造增强居民互动、以地方特色建筑改造探索可阅读性，提升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促进人人参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全过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加快构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云南样本。 因此，云南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理念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本价值为导向，牢牢把握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战略使命。要以做优做强城市核心功能为主攻方向，着眼未来谋划功能布局，立足基础夯实功能支撑，在对标一流、追求卓越中提升城市发展的能级和软实力，努力打造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示范样板。 云岭学者，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明庆忠；兴滇青年英才，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副教授 刘宏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设有“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专题，系统阐述了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对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湖北是长江大保护的“立规之地”，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格局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学好用好这部重要著作，要求我们从中汲取推动美丽湖北建设的智慧力量，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北篇章。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守牢美丽湖北安全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并强调“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这些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系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不仅关系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还直接影响着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后劲与民生福祉。 湖北是长江干线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和三峡坝区所在地，肩负着“一库净水北送、一江清水东流”的重大责任。建设美丽湖北，首先要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之间的关系，纵深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健全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落实“河长制”和“湖长制”，强化日常巡查和监管，确保河湖水质持续改善。加大对河道非法排污等涉水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确保河道生态环境不受破坏。重点推进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修复工程，强化沿江区域的水资源管理与污染治理，确保“长江水清”。科学布局三峡库区、江汉平原和鄂西山区三大“平急两用”生态功能带，构建一体化生态网络，有效应对极端气候事件，保障水安全与生物多样性安全。发挥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的导向、激励、约束作用，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湿地保护等专项行动，加强长江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碳排放达峰行动，共建绿色美丽城市圈，将长江大保护转化为丰富多样的省域实践。 加快产业发展绿色转型 推动生产方式深刻变革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产业绿色转型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契机。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只有加快转型步伐，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才能激活我国产业发展绿色动能，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局面。 湖北省是中部地区的重要制造业基地。建设美丽湖北，要将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杠杆，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推动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升级，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和清洁生产工艺，以降低能耗和排放。推动产业链绿色化，构建绿色供应链价值链。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充分利用湖北丰富的水资源和地理优势，推动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健全政策法规，鼓励企业创新绿色技术和管理模式，打造绿色产业示范区，形成以产业绿色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抢占科技创新战略高点 自立自强突破制约瓶颈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绿色低碳科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科技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当前，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内容，而我国在相关领域仍面临着“卡脖子”风险。只有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科技的自主创新，才能不断提升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效率，有效应对全球绿色竞争带来的挑战和危机，从而赢得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作为科教大省，湖北拥有以科技创新资源激发绿色自主创新的显著优势。建设美丽湖北，要盘活富集的资源、人才本底，依托自主创新构建“场景—中试—产业”的融合机制，做大做强科技力量的矩阵，统筹绿色低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科技转化及产业化的全链条各环节，为湖北构建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建设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平台，以激发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潜力。撬动社会资本设立“耐心资本”基金，为初创企业的绿色技术投资提供适度的风险应对保障，支持高性能装备、智能机器人和绿色制造等绿色低碳技术的本土竞争优势，推动“湖北制造”转向“湖北智造”，在全球绿色科技竞争中彰显湖北智慧。广泛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加快构建智慧高效的生态环境管理智能体系，以数字智能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为美丽湖北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保障。 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培育生态文明社会风尚 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体现着社会成员的精神面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教育熏陶和示范引导的作用。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只有积极培育生态文明新风尚，引导公众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建立全社会绿色低碳、简约适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美丽中国建设才会获得不竭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要求我们“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确保江湖安澜、碧水东流、净水北送”。支点建设，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省应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引导公众将建设美丽湖北转化为自觉行动，在美丽中国建设伟业中展现湖北担当。开展全省范围的生态文化建设，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普及与传播，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弘扬主流生态文明价值观。培养公众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融入社会各个层面。推动绿色消费，鼓励绿色购物、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建立绿色社区示范点，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公共交通的绿色转型。建立激励机制，用好碳普惠平台，推广“武碳江湖”，将绿色行为与“绿币”奖励相结合，激发公众参与绿色生活的积极性。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决策机制，加强省级生态环境督察，及时披露各类环境信息，健全生态环境舆论监督和举报反馈制度，促进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夯实美丽湖北的群众基础。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宋兰兰 陈军 | 企业管理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集团企业亟需推进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文章基于当前建设现状，从顶层设计、流程优化、系统支撑、人员保障四个方面，提出了推进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的策略。研究认为，集团企业只有统筹谋划、系统推进，优化业务流程、强化协同衔接，创新系统架构、赋能智慧财务，加强人才培养、深化绩效管理，才能不断提升财务管理的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集团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策略 引言 随着集团化、多元化经营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分散式财务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企业高效运营的需要。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模式，通过集中管理、标准作业、信息共享等方式，在提升财务效率、强化风险管控、支持企业决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许多企业的财务共享中心在标准化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亟需加强系统谋划和统筹推进，不断提升财务管理的标准化水平，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转型发展。 一、集团企业财务共享中心标准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提升运营效率的需要 随着集团化、多元化经营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分散式财务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需要。财务共享中心通过对财务资源的集中管理和优化配置，可以显著提高财务工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然而，如果缺乏标准化的管理流程和操作规范，共享中心的运营效率将大打折扣。标准化建设通过优化业务流程、统一数据标准、规范操作规程等措施，可以减少重复劳动，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实现快速响应和持续改进，从而为集团企业的高效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强风险控制的需要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集团企业面临着诸多财务风险挑战，如资金管理风险、税务合规风险、财务舞弊风险等。财务共享中心作为集团财务管控的核心平台，肩负着防范化解财务风险的重任。然而，如果共享中心内部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控制措施，就容易出现职责不清、控制失效等问题，埋下风险隐患。标准化建设可以从制度、流程、系统等方面入手，建立起全面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1]。通过标准化的授权审批机制、预警监测机制、异常处理机制等，可以有效识别和防范各类财务风险，确保集团经营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三）实现管理创新的需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财务共享中心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形态和管理模式，代表了财务管理领域的创新方向。通过集中化、标准化、智能化的运作方式，共享中心可以突破传统财务的时空限制，实现流程再造和价值创造。然而，如果缺乏标准化的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共享中心的变革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无法真正实现管理升级。标准化建设可以从战略、组织、流程、人才等多个维度系统谋划，建立起与集团发展相适应的财务管控模式，促进财务从“数字搬运工”向“业务策略师”的角色转变，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2]。 二、集团企业财务共享中心标准化建设的现状 （一）标准化程度不足 目前，我国集团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标准化建设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虽然不少企业已经意识到标准化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推进相关工作，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流于形式，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表现在财务核算标准不统一、业务处理流程各异、数据交换接口不兼容等问题突出，导致共享中心运行效率低下，数据质量难以保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企业对标准化建设的认识不到位，没有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和推动；标准化的顶层设计不完善，缺乏明确的目标、原则和实施路径；标准化的执行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考核、监督和优化手段。 （二）流程整合不完善 当前，集团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在流程整合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财务业务流程的梳理和优化工作尚未全面铺开，许多企业对现有流程的盲点和痛点缺乏清晰认识，难以形成端到端的流程视图，导致整合效果不佳。另一方面，财务流程与业务流程的协同衔接机制尚不健全，跨部门、跨系统的业务对接存在诸多障碍，影响了财务共享对业务发展的支撑作用。此外，部分企业对流程整合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缺乏持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难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问题导致财务共享中心的流程整合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无法充分发挥体系化、集成化的优势。 （三）系统支持不充分 当前，许多企业的财务信息系统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系统功能单一、数据标准不一、接口对接困难等问题较为普遍，无法有效支撑财务共享业务的高效运作。一些企业盲目引进新系统，却没有充分考虑与原有系统的兼容性和集成性，导致系统割裂、数据孤岛等问题频发，增加了财务运营的成本和风险。同时，财务共享系统的规划和建设往往缺乏战略性和前瞻性，难以适应企业转型发展的需要，也无法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赋能财务管理。 （四）人员适应性问题 在集团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过程中，人员适应性问题日益凸显。财务共享模式对员工的业务能力、技术素养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当前许多企业的财务人才储备尚不充分，专业化、复合化人才匮乏，难以满足共享中心运营的实际需要。部分财务人员思维观念比较陈旧、学习意愿不强，对新业务、新流程、新系统的抵触情绪较重，影响了共享中心工作的推进实施。同时，财务共享中心与业务部门在沟通协调方面还存在一定障碍，财务人员不善于站在业务的角度思考问题，业务部门对共享中心的价值认同度不高，导致双方在工作中频生龃龉。此外，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三、财务共享中心标准化建设的实施策略 （一）顶层设计策略 首先，企业需要将财务共享中心的标准化建设纳入集团整体发展战略，明确定位共享中心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目标，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任务举措和时间表，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战略落地机制。这就要求企业高层要亲自挂帅，成立由分管领导牵头、财务与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的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指导实施、监督评估等重大事项，形成“主要领导重视、分管领导负责、各方力量协同”的工作格局。 其次，财务共享中心要切实加强标准化管理制度建设，构建起全面系统、科学规范的管理标准和工作规程。一是要全面梳理各项业务流程，对涉及的组织架构、管理职责、关键控制点等进行系统优化，形成统一规范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标准；二是要加快财务核算标准化进程，从会计科目、核算规则、报表格式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统一的会计政策和核算规范，确保各级单位执行到位；三是针对授权审批、档案管理、稽核问责等关键环节，制定详细的工作规程和内控要求，强化过程控制和责任追究，做到“有规可依、有据可查”；四是要加强信息标准化管理，围绕主数据、业务数据等内容，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和数据治理机制，促进数据在采集、传输、处理等环节的标准化，为管理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 （二）流程优化策略 一方面，财务共享中心需要全面梳理现有业务流程，运用流程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如精益管理、六西格玛等，对各项财务业务活动进行系统分析和优化重组。针对流程中的痛点堵点，要敢于突破原有的业务条线和组织界限，按照业务相似性、关联度等特征进行归类整合，打破部门墙和数据孤岛，实现财务职能的集约化运作[3]。同时，共享中心还要重视流程的标准化设计，对各项业务的操作规程、控制要点、考核指标等进行统一规范，建立健全流程运行机制，确保优化成果落地见效。另一方面，财务共享中心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快推进业财融合，实现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的无缝对接、高效协同。一是要加强财务信息系统的集成整合，构建统一的信息化架构和数据标准，打通业务、财务等各领域系统，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和业务的端到端贯通。二是要积极运用RPA、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财务流程进行智能化改造，通过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方式，替代人工完成大量重复性、规则性的操作，提高财务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三是要创新流程管控模式，利用大数据分析、可视化等手段，实现流程全生命周期的实时监控和动态优化，快速发现和解决流程中的异常问题，不断提升流程运行的稳定性和效能。 （三）系统支撑策略 首先，企业需要加快构建一体化的财务共享信息系统，将各地分散的财务系统进行整合归并，形成统一规范、集中管控的系统架构。这就要求系统规划要与财务共享中心的职能定位相匹配，全面梳理财务业务需求，合理划分系统功能模块，使之能够支持财务核算、资金管理、税务筹划、风险控制等各项业务的高效运作。同时，系统设计要坚持开放兼容的理念，严格遵循数据标准规范，预留必要的数据接口和二次开发空间，既要做到与集团内部业务系统的无缝对接，也要支持与外部第三方平台的互联互通，不断拓展系统功能边界，延伸财务服务触角。 其次，财务共享中心要加大新兴技术在系统建设中的应用力度，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手段赋能财务转型。一是要加强数据治理，建立健全数据标准规范，优化主数据管理流程，提升数据质量，为系统应用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积极运用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多维度、多角度分析财务数据，及时发现经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为企业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三是要大力推进智能财务建设，利用RPA等智能工具，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核算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四是要创新系统架构，引入云计算、微服务等先进理念，构建灵活、弹性的系统平台，满足财务业务变革和创新的需要[4]。企业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配套设施，加强人才培养，为系统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四）人员保障策略 一方面，财务共享中心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设一支既精通财务业务，又掌握现代管理技术的高素质团队。在人才选拔上，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面向集团内外广泛吸纳优秀人才，优先考虑复合型、技术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上，要创新培养模式，搭建多元化的培训体系，开展财务业务、信息技术、管理方法等方面的系统化培训，同时鼓励员工参与外部培训、交流学习，开阔视野、更新理念。此外，共享中心还要建立健全人才发展通道，完善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为优秀人才提供向管理、技术等领域发展的机会，激发人才队伍活力[5]。 另一方面，财务共享中心要强化人员绩效管理，将团队建设与业务发展紧密结合，激发员工潜能。一是要建立健全绩效管理体系，围绕财务共享中心的战略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关键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将员工绩效与部门绩效、组织绩效有机联系，形成分层分级、上下贯通的考核机制。二是要创新绩效考核方式，运用平衡计分卡、360度评估等先进工具，定性与定量评估相结合，加强过程管控和结果运用，将绩效嵌入日常管理中。三是要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反馈机制，加强绩效面谈和辅导，帮助员工及时改进和提高。四是要完善绩效激励措施，建立涵盖薪酬、福利、荣誉等多方面的激励机制，向业务骨干、关键人才倾斜，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优化用人环境，为人员保障提供坚实基础。 结语 总之，集团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高层统一思想、科学谋划，上下联动、各方协同，从战略、业务、流程、人员等多方面系统推进。未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赋能企业智慧管理方面还大有可为，企业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和创新力度，深化标准化建设，加速财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更好地支撑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虎.关于集团企业智能化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思考[J].活力，2024，42（20）：130-132. [2]葛金洋.基于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促进集团企业财务管理升级[J].商讯，2024（17）：29-32. [3]文双全.集团企业构建财务共享中心的实践探索[J].市场周刊，2024，37（18）：144-147. [4]张飞.财务共享中心在集团企业中的应用与实践[J].天津经济，2024（05）：48-50. [5]王玉香.基于大数据的集团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1，24（24）：93-94. 作者简介：方圆（1989—），女，辽宁阜新人，大学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集团企业财务共享。 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方圆 摘要：近年来，我国客车行业国内市场受到高铁、航空、私家车、共享单车等多样化出行方式的冲击，但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正逐渐恢复并呈现出增长态势。随着技术创新的推动，新能源客车、智能网联客车等技术路线的弯道超车更让我国客车企业具有了“出海”的优势。面对难得的市场机会和激烈的竞争环境，客车企业内部开展提质增效、降低经营风险、把握外部风险机遇的工作更是当前重中之重。通过建设内部控制及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可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为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支持。 关键词：客车企业，内部控制，全面风险管理，风险防范 一、客车企业内控风险管理内涵和体系建立 （一）内控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框架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是通过在企业内部各个管理流程实施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从而达到整体目标的过程和方法。它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各个方面，在事前制定目标时即充分考虑了风险的存在，核心目的是为股东和利益相关方创造、保持和实现价值。 内部控制体系是以组织目标制定和实现过程的评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遵从为主要内容，为合理保证企业经营合法合规、财务报告真实可靠、资产安全、运营效率提升、促进发展战略达成而建立的一系列自律制度[1]。 两个体系侧重点各不相同、相互补充，就管理内涵及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言，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多于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系统是其子系统。 总体来说，内控风险管理体系始于目标的设定和风险评估，综合运用组织、程序、制度、数据和技术等要素，确保目标及实现的过程可预期、可管理。涵盖目标、决策、方案、实施、监督、改进全过程。 基于此，企业从目标出发、以风险为导向、以制度流程为抓手、以审计监督评价追责为保障，构建内控风险管理体系。 1.明确组织架构，确定内控风险体系管理职责。企业明确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为核心的治理机构，确定具体业务部门为内控风险管理机构，统筹策划体系建设和经营工作，并对企业各部门和子公司进行全覆盖。 2.建立内控风险文化体系。内控风险文化体系是其他所有组成要素的基础，反映的是公司的基本态度。企业最高管理者统筹谋划，突出顶层推动；确定各项经营目标，突出系统思维；明确各层级履职重点、厘清责任边界，各级负责人率先垂范，突出工作成效，多维度培训与宣贯，多方位形成自上而下的良好氛围；确保“强监管、严问责”的落地，最终实现“强内控、防风险、促合规”的管控目标。 3.从行为准则、规章制度、业务流程三个维度建立内部规则体系。（1）《内部控制管理手册》。通过访谈、查阅文件、观察业务活动、穿行测试、控制测试、讨论会等方法，编制形成《安凯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全手册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包括筹资、投资、资金、采购、生产及整车存货、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等公司重要业务环节）、内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包括日常监督、专项监督、内控评价）等业务控制流程目录、业务控制流程图、控制矩阵、控制权限，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运行和维护提供指导性意见，并作为内部控制建立、运行和评价的依据之一。（2）内控风险管理评估体系。一是编制《内部控制及全面风险管理评价制度》，统筹策划内部控制及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及运行工作，明确全面风险管理全周期工作流程，包括风险识别、评估、应对、管理的监督与改进四个环节。同时，建立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报告机制，明确范围、程序、要求，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①风险识别。围绕战略、财务、市场、运营、法律等5个一级风险向下细分，识别21项二级风险及37项风险监测预警指标。同时定期收集各种重要业务活动及流程中存在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的初步信息，并结合长期战略和短期业务目标进行必要的筛选、提炼、分析、归类和组合，以便于开展风险评估[2]。②风险评估。从财务、经营、安全、声誉等影响方面明确了风险评估标准，包含定性及定量的标准划分，设定风险评估得分=风险发生可能性得分（1-5分）*风险影响程度得分（1～5分），如影响程度涉及到多个方面，则是各项影响程度分值与相对应可能性分值乘积的累加。其中，1～5分为极低风险等级，6～10分为低风险等级，11～15为中等风险等级，16～20为高风险等级，21～25为极高风险等级，根据评估分数初步确定各项风险的管理优先级和管理策略。③风险应对。统一依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确定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确定风险管理策略、所需资源配置和解决方案[3]。另外在动态应对过程中，要结合风险进一步完善内部相关制度流程，其中针对重大风险，系统摸排全流程链问题点并制定控制举措，对其他风险，关注关键环节问题点并制定相应控制举措。④风险管理的监督与改进。定期监督检查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流程及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的实施情况，并评估执行成效。二是，统筹推进内控、风险和合规管理的监督评价工作，不断规范工作程序、工作标准和工作方式方法。确定一般缺陷、重要缺陷、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从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两个方面，围绕定量和定性标准维度予以确认。全面实施企业自评、集团监督评价、内外部监督审计，加大督促整改力度并进行成效评价，建立评价结果约束机制。（3）发挥协同优势，健全各项经营规章制度，依法合规地推进各项经营活动。企业在各项制度体系文件修订时即在内控流程规制、制度规则、法律风险、合规方面予以把控。围绕质量、安全、环境、能源、知识产权、售后服务、两化融合等管理认证体系建立管理手册和程序文件，同时围绕法人治理、综合管理、技术管理、生产制造与供应链管理、营销与服务、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设备管理、安全与职业健康管理等10个业务模块编制279个公司级业务制度，基本覆盖公司各项关键业务，明确了管理途径、流程、职责及职能分配。 4.强化信息化管控，建立信息技术体系，增强内控风险的信息化水平，强化刚性约束。企业已全面建成了以ERP为核心，CRM、PLM、MES、SCM、OA、售后服务系统、车联网等为周边系统的全生命周期产业链管理，全面覆盖公司各项业务，并延伸到经销商和供应商，实现企业价值链相关业务的有效协同和资源共享，在防范风险和公司战略目标实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结合“管理制度化、制度表单化、表单流程化、流程信息化”理念和公司事权制度，进一步梳理和规范业务系统的审批流程及各层级管理人员权限设置，保证信息处理的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且可控制、可追溯、可检查。 （二）内控风险管理体系落地 内控风险管理体系搭建后，为确保体系能够得到有效落实，企业围绕体系标准化、常态化、规范化运行开展了大量工作。 1.组织多层级全员宣贯培训工作。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中，事前控制对各种违规行为控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事前控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因此分批次组织了全员培训，确保各责任人员理解和掌握内控风险管理知识、流程图、控制目标、相应的控制描述等各项要求[4]。 2.建立提高风险识别能力的风险地图和全面风险管理数据库。风险分析是专业性相对较高的工作，很多时候各个单位风险识别主要依靠各单位人员的主动性和经验，对于风险识别和评价的人员或团队的能力没有经过确认，会导致能够及时发现的风险较少，造成风险逐渐演变为具体问题，给公司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通过建立和运行公司风险地图、全面风险管理数据库，使风险的识别和控制更有操作性和针对性。一是，风险地图。系统性收集、分析各项重要经营活动及其重要业务流程关键节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采购管理业务为例，确定了采购策略、供应商管理、日常运行采购、战略采购四个业务环节，在采购策略方面，分析存在采购方式不合理、采购比价机制不当、采购定价机制不当、采购后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风险；在供应商管理方面，分析存在供应商评审机制不完善、缺乏对供应商的持续监控、过于依赖单一供应商等风险；在日常运营采购方面，分析存在采购预测不充分、缺乏有效的采购计划、采购流程监控不力、采购授权审批不规范、采购产品验收入库不规范、采购产品退货处理不及时、采购付款审核不规范等风险；在战略采购方面，分析存在战略采购分析不到位、缺乏有效的战略采购计划、战略采购计划与发展战略不协调等风险。将风险点逐一列出，便形成了采购管理业务的风险地图，目视化管理清晰可见。二是，全面风险管理数据库。在风险地图中明确的风险业务节点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排查风险，评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制定相应的规避举措。例如供应商管理风险地图中，识别出如果“未对供应商信息变更的风险进行识别，如供应商的法人发生变更，公司战略发生变更，高层决策转移产业等，会对其供货效率和产品质量产生影响，进一步对本公司产品交货期和质量产生影响”的风险。相应制定出预防应对的规避措施，规定通过每年定期排查供应商信息变更情况，包含不限于营业执照、体系证书的有效性、法人信息、产品的测试报告、3C报告等来规避此风险。 为了维持风险地图和风险库的指导价值，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在应用上增加了风险地图和风险库的查询功能、报表功能、预警功能，开展日常维护，确保不脱离公司实际情况。 3.内控风险管理体系的自我评估，聚焦重点业务，聚焦整改提升，及时纠偏改进。从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营运的效率和效果、生产经营的合法合规等方面，明确内控管理重点大纲及评价程序、步骤，让自我评估工作标准化，尽可能减少因业务人员能力水平不同导致评价结果的指导价值而有所弱化。通过常态化审计、内控检查、制度体系检查等监控内部控制要求的执行情况，找出内控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及时纠偏改进。结合公司组织机构、职能职责、业务流程、制度调整及自我评估发现的缺陷，调整更新《内部控制管理手册》，确保文件的充分性、适宜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二、内控风险管理具体实践案例：应收账款风险管控 应收账款风险是国内客车企业常见的通病之一。客车企业基本以直销为主，在行业竞争激烈的状态之下，客车企业为了保持市场份额，可能会接受客户分期付款等多种金融手段，当客户付款能力发生状况时，就会产生应收账款的风险。风险一旦发生会导致公司应收账款不能按期回笼居高不下、现金流不足、公司难以运转的情况。应收账款风险识别出来后，进一步分析其业务环节的风险地图和风险库，企业从以下方面做好应收账款风险防范机制。 一是，建立分层次的应收账款管理风险防范责任体系。根据业务流程，明确业务链各个角色的职责分工，并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设立年度目标并纳入考核。 二是，建立客户资信管控体系。从源头降低客户违约概率。围绕资产安全性、偿债能力情况、老客户分期信用、企业征信等四个大维度、14个子维度建立客户资信模型，明确不同类别客户不同支付方式的管理重点和要求。落实具体订单时，先提交至CRM系统里开展客户资信评估，再结合具体支付方式明确贷款期限、保证金、连带担保等管理要素的事权划分和规定[5]。 三是，建立应收账款风险日常管控和激励机制。制定应收账款目标计划，建立应收尽收、定期跟踪进展和召开专题会议协调调度的日常管控机制。视情况对责任人给予相应正负激励。 四是，建立应收账款风险的应急预案。明确不同类别客户、不同付款方式的风险预警红线，一旦红线事件发生即触发预警。制定不同的应急预案和催收措施，第一时间降低风险损失，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三、总结 实践证明，客车企业内控风险管理体系搭建运行之后，各层级人员风险管理意识有所提升，不合规事件逐年减少。结合运行经验，企业内部在推广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内控风险体系建设要与原有的管理体系进行梳理和有效衔接，防止“叠床架屋、另起炉灶”；要立足企业实际建立合适的内控风险体系，对重要业务流程和重要风险进行控制；管理流程要与信息系统有机结合并利用信息技术加强控制，减少人为违规操纵因素；要通过各种监督检查、自我评估加强内部控制体系持续改进的动态循环机制，保障执行一贯有效。客车行业的内控和风险管理是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内部控制执行力度和风险管理机制建设，强化信息沟通与监督工作，客车企业可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华炜.内控、合规、风险一体化管理探索[J].现代国企研究，2024（08）：120-121. [2]许腾，张建鑫.国有企业“法务、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协同管理体系建设创新思考与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4（09）：83-86. [3]陈旭燕.制造企业内控管理与风险防范措施探究[J].投资与创业，2023，34（05）：101-103. [4]卢赵月.基于风险管理视角的制造企业内控体系构建[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8（23）：17-18. [5]赵彬侠.CRM在汽车营销企业中的开发与应用[J].时代汽车，2024（01）：182-184.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王冬梅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和深化提升行动的实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活力明显提升。本文阐述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现状，分析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低效资产退出不顺畅、混合所有制改革浮于形式、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薪酬激励机制不健全、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不成熟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策略，旨在为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提供些许参考。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市场化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领域之一，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在国有企业原有的行政机制中引入市场化机制，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对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现状 2020年至2022年实施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通过系统性改革，促使国有企业结构更优、现代企业制度更加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更加合理，为后续改革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 2023年开始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改革步伐加快，国有企业在聚焦主责主业、改善治理结构、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经营效益等方面成效明显。 一是改革任务完成率较高。截至2024年底，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主体任务平均完成率超过70%，2025年进入收官冲刺阶段。 二是资源配置更加优化。随着国有企业的重组与整合，逐步推动资源向主责主业集中，提高了资产的竞争力。 三是公司治理更加现代化。96%的央企建立了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制度，地方国企外部董事占比提升，超22万名经理层成员实行了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 四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进。截至2023年，央企混改比例超过70%，地方国企混改比例超过54%。 五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稳步提升。2024年，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营业总收入84.7万亿元，利润总额4.35万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0.68万亿元。 2025年，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进入收官阶段，国企市场化改革将向着更深层次的市场化运营方向转变，在构建新质生产力方面不断发力。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面临的难题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行动虽然取得了明显改革成效，但部分企业依然存在低效资产退出不顺畅、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形无神、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薪酬激励机制不健全、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不成熟等问题。 低效资产退出不顺畅 一些国有企业存在闲置资产、“僵尸企业”、亏损参股公司、落后机器设备等低效资产，这些低效资产退出不顺畅制约了其市场化改革进程。部分闲置资产由于存在权属争议，无法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退出。一些亏损参股公司以及触发回购的基金投资项目由于涉及资产损失核销和责任认定，导致审批流程繁琐，影响退出进度。 很多企业的资产通过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但由于交易中心流动性不足，且受到“资产的挂牌价格不低于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的监管限制，导致一些低效资产以高于市场价值的账面价值作为挂牌价格，无人问津而流拍，形成资产退不出、盘不活的难题。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形无神 部分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混而不改”的现象，仅仅引入民营资本形式上完成股权结构改革，并未在管理模式上真正实行市场化，民营资本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话语权有限，影响混改企业的活力。 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难以建立信任基础，前者担心控制权移交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后者担心话语权不够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双方的诉求难以协调。同时，国企和民企在管理风格和决策程序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混改后管理者之间矛盾凸显，管理融合困难，影响企业发展。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部分国有企业依赖资源垄断，竞争压力较小，缺少创新动力。一方面，缺乏鼓励创新的环境，创新失败可能会被追责，导致员工追求保守的策略，缺少敢想敢干和勇于尝试的氛围。另一方面，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低，一些企业可能拥有庞大的专利数量，但具有转化价值的专利少，其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阶段，与市场对接不畅，不能有效的转化为产品价值。 此外，国有企业与民营科技企业相比，对AI、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产业的投入较低，研发费用投入不够，尤其是基础研发，且预算管理严格，难以适应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需求，影响国有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克方面的成效。 薪酬激励机制不健全 部分国有企业受薪酬上限的政策影响，薪酬水平与市场脱节，难以留住核心技术人才，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还有部分企业考核流于形式，考核结果没有有效的运用到薪酬激励机制中。过度依赖固定工资和年终奖金，缺少中长期激励措施，缺少任期激励措施以及股权、期权等激励手段，导致管理层为了得到更多的绩效薪酬而进行短视化的风险投资，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当前，股权激励计划在政策层面已经放开，但是在操作层面仍处于探索试点阶段，并未在国有企业中得到推广应用。 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尚未成熟 部分国有企业在选人用人方面市场化选聘机制不健全，中高层管理人员市场化选聘的比例偏低，部分岗位仍由组织任命，职业经理人制度推行缓慢，公开招聘流于形式，“萝卜招聘”现象仍然存在，程序合规但实质不公平。一些国企的人员晋升过度依赖资历而不是能力，在竞争上岗时设置年龄、工作年限、经验等报名条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内部竞聘走过场，未能真正实现“能者上”。 同时，人员退出机制执行不力，尽管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但是末等调整与不胜任退出制度尚未普遍推行，存在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的现象。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解决策略 打通低效资产市场化退出通道 精准识别低效资产，建立低效资产清单，分类制定退出和盘活计划。拓宽资产多元化退出渠道，闲置资产通过打包出租给租赁公司、委托专业资产管理公司运营、招商联动去化等方式进行退出或盘活。政策性建设项目积极协调推进解包还原和资产移交工作。亏损的参股公司优先采取治亏措施，无法实现扭亏为盈时，积极寻找合适的意向收购方，必要时采取司法出清。依托全国产权交易市场，推广“互联网+产权交易”模式，探索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创新方式。 落实混改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是改机制，需要在引入市场资本完成股权架构调整的同时，在管理模式上进行变革，真正实现市场化经营。在引入新股东时，应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引入真正具有产业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给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化混改企业的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治理，按照股权比例分配董事会席位，尊重所有股东方，赋予非国有股东合理的话语权，让民营资本真正参与决策。 混改过程中，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协商设立国有股东的一票否决权制度，防止损害国有股东利益的行为，保护国有资产安全。 增强科技创新对国企发展的驱动力 创建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建立创新容错机制，明确因创新导致的合理亏损不予追责，对在重大战略部署中敢于担当、先行先试、推进创新的员工，因缺乏经验而出现失误时给予宽容和保护。 定期创办创新文化沙龙和总结会，鼓励研发人员自主创新，设立创新荣誉体系和奖励措施，为员工创新提供动力。进行多元化研发投入，设立创新研发专项基金，提取净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资金来源，专门用于研发活动，通过共建实验室、合作创新采购等模式与研发能力强的民营企业或者产业链上下游公司开展联合研发，降低研发风险。将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等纳入科创类企业负责人KPI考核指标，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价值。 建立市场化差异化长期化的薪酬激励机制 对标市场薪酬制定有竞争力的薪酬标准，核心岗位参照市场标杆企业设定薪酬水平，高端人才采用“一人一议”薪酬模式。 打破平均主义，严格执行绩效考核，充分发挥考核结果在薪酬激励中的作用，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增加员工对考核结果的认同感，增强薪酬激励的效果和公平性。优化薪酬结构，增加中长期激励措施，制定超额利润分享机制，对超额完成利润目标的公司或团队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奖励。 上市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等激励措施，非上市公司探索实施股权激励措施，以投资为主业的企业采用员工跟投机制，科技类企业对研发团队实施分红权奖励，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一定比例奖励给团队。 建立全方位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 当前，国有企业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需要进一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人员在选拔、培养、晋升、退出方面的市场化机制，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市场化用人导向。 推行竞争性选拔机制，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参考市场化用人标准，关键岗位通过内部竞聘或者外部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利用猎头、行业协会等平台引进高端人才，加强与科研机构及高校的合作，吸引优秀的青年人才，加快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 健全人才发展体系，打通多元化晋升通道，赋予企业更大的用人自主权，营造良性竞争范围，打破资历障碍，大胆启用能力强的员工。健全人员退出机制，全面推行末等调整与不胜任退出制度，对于不胜任者进行转岗培训，安排至匹配度更高的岗位，设置一定的缓冲时间，待改进期满后仍不胜任的再进行末位淘汰。 结语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取得了许多成效，实现了“量”的覆盖，但是仍然需要在“质”的突破上继续发力。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面临的难题也越来越复杂，需要各方努力，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参考文献： [1]黄凌.浅谈目前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进展、难点和建议[J].国有资产管理，2020，（09）：33-37. [2]王丽娟.上海推动政府融资企业“解包还原”[N].中国经济时报，2010-04-21（008）. [3]王铮.解包还原：重建政企关系[J].上海国资，2015，（06）：34-37. [4]梁小燕.提升国有企业市场活力的相关研究——基于激励与约束机制角度[J].财经界，2019，（18）：13-14. [5]樊琪.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与企业激励机制方法分析[J].中国电子商情，2025，（03）：57-59. 苏州高铁新城财政和资产监督管理局 曾玉华 人工智能目前已在金融领域有了相当程度的应用，并有加速融合发展的趋势。企业集团在推进司库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创新的研究与应用落地，将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力与金融场景精准匹配，助力企业集团司库体系智能决策、智慧运营。 企业集团数字化转型需要司库体系优化升级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快速演进，以及金融支付手段更新迭代，企业集团正在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原来传统的资金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企业集团管理数字化的新要求。企业集团需要围绕创建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推进数智司库建设全面升级，助力企业集团管理创新。 司库体系的管理理念升级。锚定世界一流目标，由“+资金”管理控制思维向“司库+”数智服务思维转变，丰富和完善司库的运行机制、数字平台、组织架构、管理制度等内涵，创新构建并高效运行数智司库，推动资金管理向现金流管理、金融资源管理升级，司库管理向智慧型、价值型、生态型升级。 司库体系的管理视角升级。以数据为核心，统一数据标准与数据模型，构建全新业财协同范式，促进业务视角和价值视角的融合，坚持系统集成、避免大拆大建，打造智能友好、穿透可视、功能强大、安全可靠的司库数字平台，延伸司库管理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产业链维度。 司库体系的管理工具升级。以司库优化升级为抓手，加快推进企业集团财务数智化转型。以数智为方向，通过企业级数据中台构建、应用服务化改造、云化部署，降低系统建设复杂性、提高业务响应敏捷性，实现业务操作、司库管理、数智财务一体化升级。 应用人工智能助力企业集团司库优化升级的意义 有助于风险管理。其一，管控信用风险，实时分析客户财务状况、交易行为和市场走势，评估企业集团信用风险，及时预警、处置。其二，高效审核合同，快速识别合同中的风险事项、违规内容，提升合同审核的质量和效率。其三，管理合规风险，优化合规审查、管控的工作流程，减少机械性工作，提高合规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有助于舆情管理。其一，舆情监测，发挥AI大模型在数据处理分析上的优势，从海量信息中精准捕捉舆情动态，帮助企业集团及时发现，并第一时间平息舆情。其二，危机应对，比如在突发舆情事件中，可以用DeepSeek快速生成应对策略，助力企业集团及时应对重大风险事件，有效降低负面影响。其三，品牌管理，凭借智能算法，深度洞察公众情绪与诉求，提高声誉风险管理能力，助力企业集团品牌管理和公共关系管理。 有助于财务管理。其一，账务核对，可以通过DeepSeek进行发票验真、税项匹配，实时监控账户数据，及时发现异常指标，并提示财务人员处理，提高账务数据准确度。其二，税务申报，自动生成纳税申报表，提升税务申报的准确性和效率。其三，税务优化，通过分析税务政策和企业集团数据，提供优化建议，合法降低税负。其四，预算管理，分析历史数据并进行合理预测，协助制定预算方案，同时根据执行情况，及时提供调整建议。 有助于客户服务。其一，客户体验提升，比如可以通过DeepSeek实时分析客户咨询，有效识别客户情绪，更好理解客户需求，快速提供精准回答，提高客户满意度。其二，客户关系管理，比如可以通过DeepSeek精准分析客户特点，结合监管要求、企业集团经营管理计划，生成有针对性的客户管理建议、活动方案。其三，7×24小时在线支持，比如可以通过DeepSeek全天候处理客户咨询、投诉和简单交易，提升客户服务响应速度，减轻客服、柜台岗位的工作量。 应用人工智能助力企业集团司库优化升级的挑战 要关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企业集团经营特性决定了人工智能的深化应用，需要妥善处理模型开源性与数据隐私性之间的矛盾。比如DeepSeek，其运行依赖于大量数据的输入和输出，如果未在存储或传输过程中充分加密，或致企业集团和客户的隐私泄露和数据滥用。因此，企业集团和客户数据的安全性与隐私保护是首要挑战。 要关注模型幻觉与不可解释。DeepSeek等AI大模型的“模型幻觉”和数据黑盒，可能给企业集团带来信任危机和问责风险。比如DeepSeek，有时会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上错误或无意义的内容，其基于数据黑盒输入输出，存在一定的不可解释性。如果用DeepSeek进行风险评级，或因无法向客户解释DeepSeek模型的决策依据，而给企业集团带来信任危机，产生相关风险。 要关注监管检查与处罚风险。比如DeepSeek，模型算法的复杂性、决策过程的黑盒性，可能给企业集团带来监管检查和处罚问责。AI大模型尚无法准确把握监管文件的细微变动、精准理解政策法规的措辞调整。过度依赖DeepSeek等AI大模型，可能会导致企业集团踩中监管红线，带来处罚风险和声誉风险。 此外，对DeepSeek等AI大模型的本地化部署还需要考虑技术适配性与开发深度、企业集团文化与变革管理、培训与人才储备、成本与投资回报、伦理与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问题。 服务司库体系优化升级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资金自动归集。全面推广企业集团营业收入自动归集功能，对归集功能应用情况进行动态跟踪，结合营业收入规律建立与企业集团相适应的归集模型，根据需求设置归集频率，推动企业集团财务自动记账功能的应用。 资金量化管理。开展企业集团最优货币资金持有规模分析，对各种约束条件下的货币资金持有量建模。推动实现企业集团现金流滚动排程内部交易关联强校核、现金流按日排程与备付头寸计划一体化编制。 深化融智服务。应用融资测算模型，完善融资测算模型约束参数，实现智能在线确定企业集团内部资金投放与统一融资规模。应用最优融资期限结构模型，融合外部监管、市场数据，促进企业集团融资时序与收支时序的匹配融合。智能联动关键指标预测，融合关键指标模型，自动生成计划排程、智能匹配预算方案和精准校验信贷投放。推动监管指标线上管控，通过在线获取财务数据、经营数据，设置预警指标，实现业务办理过程中的提示预警。 资金智能管控。优化资金安全复核监控规则，实现企业集团风险隐患自动化预警和跟踪处置。通过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的集成贯通，推动信用评价功能前移。通过流动性风险识别与计量，实现流动性风险管理指标在线实时监测与自动预警。开展资金支付事中监控功能应用数据分析，提升监控结果的有效性。集成前端业务、汇聚业财数据，确立模型、设定规则，以受托支付、虚假贸易等为重点监控场景开展监控。 智能服务决策。依托企业集团数据平台，集成贯通企业集团总部、内部成员单位、外部合作机构系统，建立统一的数据仓库，完成企业集团经营管理、决策分析场景的管理驾驶舱搭建，联动司库分析场景，实现管理决策场景化、动态化、智能化，支撑企业集团迈向智慧决策。 内控管理线上化。深入业务实质，以业务流程为主线，以各类信息系统为载体，将内控管理要求全面转换为稽核校验规则，推进业务线上流转、工作全程留痕、控制实时跟进、风险自动预警、评价在线执行，推动内控体系刚性运行，实现由“人防人控”向“技防技控”转变。 风险画像智慧应用。将重点风险问题拆解为最小风险敞口，形成面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AI风险辨别流程，提示风险隐患。推动风险视图智慧建设，生成可视化、可穿透的动态风险管理视图，提升风险识别处置质效。 服务司库体系优化升级的人工智能应用孵化策略 智能分析需求服务。智能分析需求服务是实现智能分析落地应用的首要环节，通过推进人工智能专业技能与业务场景服务需求相结合，协助业务开展智能分析需求编制、提报、处理、分析和响应五大步骤，确保正确筛选人工智能应用业务场景和工作环节，正确匹配人工智能服务能力，精准编制人工智能应用业务需求。 人工智能大模型资源支撑服务。提升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力，支撑稳定、高效的人工智能应用。提升智算中心GPU算力资源和存储资源水平，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提升人工智能平台应用权限，提供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建设环境支撑。 数据样本支撑服务。数据样本支撑服务致力于满足业务需求。依据业务需求，挑选具有代表性和实用价值的数据样本，进行细致的清理和修正工作，剔除数据中的噪声和错误，确保数据的精确性和格式的统一性，满足智能分析训练需求，依托企业集团级样本库，整合分散的样本数据资源，构建完整的数据集，同步更新样本库资源目录，增强数据的可用性和跨场景的适用性，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和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建设司库服务应用智能体。围绕智能服务、智能风控、智能分析等逻辑复杂的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建设应用智能体，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的服务能力，构建智能体应用。按需采用提示词工程，采用检索增强生成（RAG）进行知识增强，提升智能体应用的准确性。应用企业集团智算中心算力资源，高效开展模型训练，通过交叉验证和A/B测试评估智能体的准确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必要时进行智能体调整和优化，为企业集团司库管理提供强大灵活的大模型AI应用服务。 智能分析产品部署与上线。将构建完成的应用智能体产品部署到企业集团人工智能平台上，应用企业集团智算中心算力支撑，通过API接口或中间件技术将智能应用分析产品集成到集团财务中台，为集团司库管理提供服务。通过线上线下的培训活动，为用户提供培训和操作指导。 相关智能化产品的构建与应用 一是需求分析与产品设计。明确数智化司库高阶决策分析产品的主要功能需求。例如，存款业务优化、信贷风险管理、票据提现效率提升、现金结算优化、财务顾问咨询和信用鉴定等智能产品的建设，需要明确相关智能产品需要实现的功能。基于智能产品的功能需求，设计出符合业务的智能产品原型。产品原型应包含用户界面设计、功能模块设计和用户交互流程，确保产品能够满足企业集团存款业务、信贷业务、票据提现、现金结算、财务顾问、信用鉴定等相关业务需求。 二是技术选型与平台搭建。为确保所选技术能够支撑产品的高效运行和扩展，选择合适的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可视化技术，搭建稳定、高效的数据分析平台。这个平台应包括数据存储系统、数据处理引擎和数据分析工具，引入云计算平台（如阿里云）以增强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 三是数据收集与预处理。从数据中台、财务中台等内部系统和外部数据源（如金融市场数据、社交媒体数据）收集相关数据，确保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和覆盖广度，以支持全面的决策分析。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转换和整合等预处理，数据清洗包括处理缺失值、异常值和重复数据；数据转换包括数据格式转换和标准化；数据整合包括将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关联和融合，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可用性。 四是模型开发与测试。模型类型可以分为预测模型、分类模型和优化模型。根据企业集团实际业务需求开发不同的决策分析模型，选择回归、决策树、神经网络等合适的算法进行模型开发，对开发的模型进行严格的测试和验证，测试数据可以来自历史数据或模拟数据。通过交叉验证和A/B测试评估模型的准确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必要时进行模型调整和优化，以提高模型性能。例如，时间序列预测、信用评分模型、资金配置优化等模型的研发与测试。 五是产品部署与上线。将开发完成的产品部署到企业集团的生产环境中。部署过程中需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避免对现有业务流程造成影响。利用自动化部署工具，简化部署流程。为确保产品能够被有效使用，需要进行用户培训和产品推广。通过线上线下培训活动，让用户熟悉产品的使用方法，达到产品使用的最佳实践。同时，通过推广活动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用户接受度。 北京城市学院 武亦文；北京科技大学 李昊研；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财务公司 武传德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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