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城市更新要紧扣“六个坚持”，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坚持实事求是。人民的需求与体验是衡量城市更新效果的根本标准。在城市更新行动中要坚持系统观念，实现城市的整体最优发展。城市更新要以规划来带动更新，为城市更新提供刚性约束和柔性引导。要在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品质提升的同时将安全理念贯穿始终，并积极开展韧性城市建设。城市更新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鼓励和支持地方制定符合城市特点的更新策略和方案。
城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重要载体。据住房城乡建设部2025年5月20日公布数据，截至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7%。这意味着，我国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城市发展模式也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改造与增量结构调整并重。
从全球城市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般而言，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时期，也往往是经济、社会、环境矛盾与问题集中凸显的时期。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比较突出。作为对城市存量空间的深度挖掘与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城市更新已成为破解我国各类“城市病”难题的必然选择。同时，城市更新既关乎空间形态的重塑，更关乎发展模式的转型，不仅是改善民生福祉、回应群众关切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期拉动投资、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的有力引擎，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细化了我国城市更新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支撑保障措施。《意见》在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六个坚持”，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更为我国城市更新行动提出了清晰的原则要求，为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赓续、品质提升，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城市作为人民生活与工作的空间载体，人民的需求与体验是衡量城市更新效果的根本标准。《意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置于各项原则的第一位，体现了对城市发展本质和城市更新行动目标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我国的城市更新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全过程、全领域都将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实际情况来看，自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以来，我国已经在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2024年，全国累计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8万个，惠及居民4800万户、超过1.2亿人，共增设停车位387万个，建设养老、托育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7.8万个，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累计实施4.46亿平方米，有效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切实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需要持续体现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围绕“四好”，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和好城区建设，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功能完善等任务落实，保障城市更新的各项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一是深化好房子建设。不仅要大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新房子，还要持续加强既有建筑的功能升级，提高建筑的使用效率和品质，改造好老房子。重点针对国有土地上C级危险住房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非成套住房，加快推进改造工作，通过加固、改建、重建等多种方式，提升房屋质量。同时，持续推进既有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和产品，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通过加装保温隔热材料、更换节能门窗、安装可再生能源设备等措施，实现既有建筑的绿色化转型。
二是推动好小区建设。针对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道路等基础设施老化问题，进行系统改造和升级。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提升老旧小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小区停车、充电、消防、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增设助餐、家政等公共服务设施。
三是深入开展完整社区建设。以构建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目标，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公共活动场地等，着力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同时注重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引导居民、规划师、设计师等参与社区建设。
四是加强好城区建设。通过城市更新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功能合理布局。建立健全多层级、全覆盖的公共服务网络，充分利用存量闲置房屋和低效用地，优先补齐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合理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推进适老化、适儿化改造，加快公共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改造。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发展兜底性、普惠型、多样化养老服务。因地制宜建设改造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积极拓展城市公共空间，科学布局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坚持系统观念：促进城市有机生长
城市是由经济、社会、生态等子系统构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复杂巨系统。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战略行动，也是城市系统演变和发展的一个部分。《意见》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城市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从总体原则方面强调城市更新行动的系统性。同时，《意见》围绕破解城市更新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部署了“加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八项工作任务，提出了“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用地政策，建立房屋使用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建立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健全法规标准”等六方面支持保障举措。
这些任务和保障措施，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的全流程统筹，从建筑单体到社区、城区的多层次联动，相互联系并共同构成城市更新行动整体方案，体现了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种系统性思维有助于打破“碎片化”的城市改造模式，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期行为，实现城市功能的整体提升，促进城市的有机生长。
我国在系统性推进城市更新方面已具备良好的基础条件。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据住房城乡建设部2025年5月20日公布数据，我国已累计建设改造各类市政管网50万公里，在地下管网改造中，统一规划燃气、供水、排水等管网布局，避免了反复开挖，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的综合承载能力。
在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协同推进方面，据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24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2024年我国开工建设“口袋公园”6200余个，建设城市绿道7300余公里。深入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全国360余个地级市（含直辖市的区）累计轮换开放草坪1.8万公顷。越来越多的城市注重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通过修复受损山体、治理河流湖泊、增加城市绿地等措施，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坚持系统观念，就要把城市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考虑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避免片面、孤立地进行更新改造，而是要通过系统集成，实现城市的整体最优发展。
一是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全周期管理机制。从城市更新项目的策划、规划、建设到运营、维护，进行全过程、全要素的管理。在城市更新项目策划阶段，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科学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城市更新规划阶段，注重与城市其他方面规划的衔接，确保更新项目符合城市发展方向；在城市更新建设阶段，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安全；在城市更新运营维护阶段，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保障项目的持续稳定运行。
二是推进城市更新的跨领域协同。加强城市产业升级、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联动更新。重点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老旧火车站、低效楼宇、传统商业设施等更新改造任务，推动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完善设施设备、利用地下空间，植入新业态、新功能、新场景，促进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推动生态保护与城市更新协同，持续改善城市空气、水和土壤环境质量，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增加城市绿地面积，建设城市公园、郊野公园、社区公园等各类公园，构建完整的城市绿地系统，在城市更新中推进城市绿化建设。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同步推进管网改造和绿地系统优化。在完整社区建设中整合养老、托育、医疗等服务资源。
三是推进跨部门协同。加强住建、规划、发改、财政、金融、文旅等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协调推进平台，对城市更新项目的实施进度、质量、安全等进行统一管理与监督。
坚持规划引领：锚定更新空间坐标
规划是城市更新行动的蓝图，在城市更新和发展中具有战略导向作用。《意见》强调“坚持规划引领，发挥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实施支撑作用”，体现了空间治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其中，发展规划为城市更新提供了宏观战略指导，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方向和重点；国土空间规划则从空间层面为城市更新奠定了基础，确保城市更新项目与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相协调；交通、能源、环境等专项规划针对城市更新中的特定领域，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支撑。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发挥城市更新的规划引领作用，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规划体系不断健全，与相关规划的融合性日益提升。同时各地根据自身实际，积极制定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2025年1月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已有310多个城市编制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部分城市还开展了精细化城市设计引导，为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提供了有效保障。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坚持规划引领，关键是要以规划来带动更新，通过明确功能定位、优化空间布局、预留发展弹性，为城市更新提供刚性约束和柔性引导。
一是不断完善城市更新规划体系。持续加强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形成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规划体系。在编制规划时，充分考虑城市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产业发展等因素，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同时，根据城市发展的动态变化，及时对规划进行修订和完善，确保规划的时效性。
二是深入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围绕城市更新行动目标、重点任务、建设项目和实施时序，完善“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划实施体系。
三是强化城市设计对城市更新项目实施的引导作用。明确房屋、小区、社区、城区、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的设计管理要求。
四是强化城市更新规划的实施保障。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的监督机制，加强对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和评估。对于违反规划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加大对城市更新项目的支持力度，保障规划项目的顺利实施。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运行底线根基
安全是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意见》提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应对城市运行中的风险挑战，全面提高城市韧性”，充分体现了我国在推动城市更新行动中底线思维与发展思维的辩证统一。这也要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必须考虑城市运行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并通过主动行动构建韧性城市来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
当前我国在城市安全韧性建设上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完成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6.1万公里，全年累计建设改造各类管网16.3万公里，更新设备117万台，实施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2300余个。同时，很多城市还通过“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医疗应急服务能力。这些举措有效降低了城市运行风险，保障了城市运行的安全稳定。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在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品质提升的同时，将安全理念贯穿始终，并积极开展韧性城市建设。
一是加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建立城市安全风险清单，对城市运行中的各类风险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二是持续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升级。继续抓好城市燃气、供水、污水、排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升级改造，提高管网的质量和安全性。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将各类管线集中铺设，便于维护和管理，减少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扩大监测范围，提高监测精度，实现对城市市政设施的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三是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库。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开展常态化的应急演练，提高队伍的实战能力。同时，加强城市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城市安全的良好氛围。
坚持保护第一：守护城市记忆的文化根脉
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城市的根脉。《意见》提出“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在城市更新全过程、各环节加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其中，《意见》突出强调“保护第一”，进一步否定了过去城市建设中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要求在城市更新行动过程中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应保尽保”。同时，《意见》还提出“以用促保”，也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依据。城市更新实践中，从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明确要求，到建立“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的保护前置机制，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传承转变。
各地也在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中探索出多元路径。很多城市更新项目保留历史建筑风貌，利用老旧厂房、历史建筑等，打造文化创意园区、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空间，引入高端商业和文化体验业态，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既延续了城市文脉，又通过活化利用赋予历史空间新的生命力。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坚持保护第一，需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
一是全面加强城市文化遗产资源调查。衔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扎实开展城市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工作，摸清城镇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文化遗产资源底数，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村落等。建立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明确保护范围和要求。
二是积极探索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途径。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修复和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修缮，鼓励将文化遗产与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相结合，实现文化遗产的价值转化。
三是注重在城市更新项目中融入文化元素。在加强城市更新重点地区、重要地段风貌管控的同时，在城市更新项目的公共空间设计与建设中融入当地的历史文化符号与传统艺术元素，打造具有文化内涵的城市景观。
坚持实事求是：探索因地制宜的更新范式
城市更新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而从气候条件、资源禀赋到经济水平、文化特色，不同城市的更新需求差异显著。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实施城市更新项目6万余个，完成投资约2.9万亿元。各地立足本地实际，在城市更新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更新模式。据住房城乡建设部2024年3月公布数据，全国已有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全方位查找城市短板，确定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还专门出台城市更新条例，根据自身发展需求进行城市更新制度设计。《意见》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进一步强调了城市更新行动必须尊重地方实际，避免“一刀切”和形式主义。这既是对基层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提升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的必然要求。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持续加大中央层面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城市更新专项，支持城市更新相关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同时，要从每个城市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励和支持地方制定符合城市特点的更新策略和方案。
一是深入开展城市体检。加强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工作的衔接，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健全“定期体检、五年一评估”制度，持续对城市自然、人文历史等各类资源资产开发保护状况进行动态监测预警，对法定规划实施的状况进行体检评估，将城市体检结果转化为城市更新任务计划，推进项目有序实施与长效运营，并通过监测评估优化工作路径，为因地制宜制定城市更新方案提供依据。
二是推进城市更新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城市的类型和特点，制定分类的城市更新指南和标准，为城市更新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加强对城市更新项目的评估和监督，确保更新项目符合城市的发展定位和更新要求。
三是强化实施过程监管。建立健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城市更新评估机制，杜绝搞“花架子”项目，防止盲目举债和搞形象工程。城市更新不得新增政府隐性债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低的城市方可申报中央财政支持项目。
四是鼓励地方创新和试点示范。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城市更新中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社会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投融资模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吸引社会资本、社区、居民等各方面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工作，创新更新模式和方法，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同时深入开展城市更新试点示范城市建设，通过试点示范，引领和推动全国城市更新工作向纵深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赵峥
内容提要：当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需要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地位，聚焦产业、载体、空间、机制四个战略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集聚科技创新资源、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提升科技创新绩效，不断增强雄安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竞争力、带动力、辐射力。
雄安新区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典型样本。雄安新区创立伊始，就把创新置于区域发展的总目标之中。《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明确提出，打造创新发展之城，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创新能力，深化创新创业机制，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型城市。自成立以来，雄安新区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加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前瞻性布局高端高新产业，整个新区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创新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
当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雄安新区发展正从以物理空间拓展为主的“外延式增长”，稳健迈向以内生动力培育和区域功能协同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的新时期。长远来看，对标“千年大计”“未来之城”的宏伟目标，城市空间的快速拓展仅仅是区域发展的序章，创新动能的深度培育才是决定雄安新区发展高度的关键。面对新阶段、新任务与新挑战，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持续推进功能疏解、强化城市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地位，聚焦产业、载体、空间、机制四个战略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集聚科技创新资源、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提升科技创新绩效，不断增强雄安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竞争力、带动力、辐射力。
产业维度：“六链融合”锻造产业创新体系
高水平的产业创新体系是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科学导向与产业导向的有机结合，破解科技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难题，还有助于拓展区域发展空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发展规律来看，现代化产业创新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产业本身的转型与升级，而是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协同与一体化布局，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对于雄安新区而言，产业发展的核心命题不单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更在于突破传统产业转移模式，构建一个具备自我进化能力、内生增长动力的现代化产业生态系统，将创新要素持续转化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目前，雄安新区已在产业集群培育、人才支撑、资金保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其中，在产业集群建设领域，雄安新区围绕高端高新产业定位，聚焦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布局。在空天信息领域，北斗导航应用、遥感技术开发等细分产业加速集聚；在生物技术领域，生物医药研发、精准医疗等产业蓬勃发展。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已吸引超过130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驻，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人才与政策支撑体系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雄安新区推出的“雄才十六条”政策涵盖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重要领域，为各类人才落户和创新创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同时，雄安新区构建了“1＋3＋N”三级就业服务体系，即以新区人力资源市场为核心，联动容东、容西和雄东三个新建片区的就业服务中心，依托片区内党群服务中心和零工驿站打造多个社区就业服务站，推进统一管理、统一规范、统一服务、统一制度，健全“15分钟就业服务圈”，实现就业服务全覆盖，有效促进人才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些政策举措的实施，为创新人才集聚营造了良好环境。在资金保障机制方面，雄安新区积极探索“政府统筹、市场运作”的投融资模式，推动了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循环，并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区产业建设，为创新企业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资金支持，为产业创新体系构建注入强劲动力。
随着雄安新区进入功能构建与产业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聚焦“六链融合”，通过创新链引领、产业链协作、人才链支撑、资金链保障、供应链稳定、价值链提升，推动产业创新体系向更高水平迈进，实现产业发展质的飞跃。
一是深化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打造产业发展核心引擎。大力支持和鼓励已落地的链主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联合疏解高校和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市场化导向的创新联合体。以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依托，整合疏解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围绕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应用等环节，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创新链条，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强化资金链与人才链协同赋能，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在落实好“雄才十六条”等引才政策的基础上，积极争取设立雄安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探索科技金融创新模式。构建覆盖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全生命周期政府引导基金体系，吸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社会资本参与，形成“以金引才、以才带项、以项引金”的良性循环。通过资金支持，吸引更多高端人才携优质项目落户雄安新区，以人才智力优势推动产业项目发展，进而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实现人才与资金的双向促进。
三是稳定供应链与提升价值链，夯实产业可持续发展根基。大力发展科技咨询、技术转移、检验检测等高能级科技服务业，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配套服务体系。引导区内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推动企业从产业链中低端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建设、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打造“技术定义产品、标准引领产业”的发展格局。
载体维度：升级创新平台，强化创新策源功能
高水平的创新平台载体是集聚科技战略资源、催生源头创新的核心物理依托。雄安新区以系统性思维构建多层次、功能化的创新载体矩阵，形成推动区域科技创新的强劲引擎。在宏观空间布局层面，雄安新区以启动区及第五组团为核心，协同容东片区、雄安自贸试验区、雄安高新区三大科技创新集聚区，打造承载高端创新要素的核心承载地；中观平台体系上，着力构建国家级前沿创新、产业孵化、成果转化三类功能性平台，形成覆盖创新全周期的服务生态；微观运营实践中，雄安科学园管理委员会、雄安国创中心科技有限公司、雄安科技产业园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等专业化运营机构相继落地，科创中心、中试基地、重点实验室等10余个创新平台已投入运营，为各类创新活动筑牢“四梁八柱”。
随着各类创新要素在雄安新区加速集聚，区域创新平台载体功能也亟待从“筑巢引凤”的被动承接模式，向“赋能共生”的主动策源模式战略升级。
一是积极对接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充分发挥疏解高校在地质、林业、交通等优势学科领域的科研实力，积极争取布局国家实验室雄安基地、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国字号”平台。通过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北京与雄安新区在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以及拔尖人才培养方面的深度合作，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京雄协同创新集群效应。
二是全力打通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针对基础研究成果转化难题，重点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为早期科研成果提供商业化前景评估与验证服务，降低技术转化的不确定性。同时，规划建设面向高端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的开放式中试熟化平台。通过设立中试专项基金、实施土地政策倾斜等激励措施，引导龙头企业或第三方机构参与建设，有效降低创新企业从中试到量产的成本与风险。
三是构建专业化、国际化的创新孵化平台。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创新合作范式，探索“飞地孵化”“离岸孵化”等新模式。前端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在创新资源密集的欧美地区设立离岸创新中心，通过柔性机制引入技术与人才，利用联合研发、技术许可等方式，引入国际前沿创新成果与创新理念。后端在雄安新区设置各类研发成果转化平台，加速产业化进程，形成“链接全球、本地转化”的开放式创新格局。
空间维度：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增强辐射效能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雄安新区作为关键一极，其战略价值不仅体现在自身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蓬勃态势，更在于其对区域整体发展的辐射效能。雄安新区需要主动肩负起区域协同发展网络枢纽的重要使命，以创新协同驱动区域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层次。
目前，雄安新区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硬件”联通和“软件”对接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果。硬件联通层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升跨地区的通达性。京雄城际铁路建成通车，将北京西站至雄安站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至50分钟，为要素流动架起高效通道。软件对接层面，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加速汇聚，北京四中雄安校区、雄安宣武医院等项目落地，显著提升了雄安新区的综合承载能力；京雄两地在政务服务领域深度合作，实现192个服务事项“同城化办理”和209项资质互认，搭建起政策协同的坚实桥梁，为区域协同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这些成果为雄安新区推进更高水平的空间协同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的关键阶段，其核心任务正从基础层面的“硬联通”“软对接”向更深层次的创新协同与价值共创转变。为实现这一战略跃升，雄安新区需要主动作为，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一是深化与北京“三城一区”的战略协同，打造京津冀创新主轴线。建立与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常态化对接机制，畅通创新要素流动渠道。探索设立“京雄科技合作专项”，聚焦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生物医药等双方具有共同优势的前沿领域，推动北京源头创新成果在雄安新区实现高效转化与产业化发展，形成“北京研发—雄安转化”的创新协作新模式，提升区域整体创新竞争力。
二是构建对河北腹地的“滴灌式”赋能体系，激活省域发展新动能。雄安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创新资源优势，主动扮演“赋能者”角色，与保定、石家庄、廊坊等河北省内城市共建协同创新基地和产业配套园区，推动制造环节、供应链环节等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周边有序转移，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与协同发展。同时，定期组织雄安新区的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开展“科技服务行”活动，深入河北各地市，精准对接当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需求，以科技创新赋能河北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三是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打造国家开放创新的“桥头堡”。雄安新区要充分利用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等政策叠加优势，定期举办高规格国际创新论坛，提升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总部经济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在雄安新区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和结算中心，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在数据跨境安全流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对接等领域先行先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提升雄安新区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与话语权。
机制维度：政府与市场协同优化创新生态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高效协同，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要求，也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从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历程来看，政府在顶层设计、资源统筹和首批疏解任务承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雄安新区已开发建设383个重点项目，开发面积覆盖200多平方公里；作为中国首个全域实现数字城市与物理城市同步建设的城市，雄安新区地上、地下、云上“三座城”建设同步推进，聚焦数据汇聚、处理、流通、应用、运营、安全保障全流程，已建成超过500公里的数字道路，汇聚了超过200亿条城市数据；首批4家央企总部、300余家下属机构的顺利落地，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入驻；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成立，推动空天信息产业集群初步形成；4所疏解高校大规模开工建设，初步构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链条。这些成果既展现了“雄安速度”与“雄安质量”，彰显了政府在资源整合、战略布局上的关键作用，也为市场力量的深度参与预留了广阔空间，为雄安新区创新生态营造奠定了扎实基础。
随着雄安新区从建设期转向发展期，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政府角色从基础设施的“规划者—建设者”向科技创新的“赋能者—服务者”加速演进，也需要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创造力，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各展其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政府精准引导与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机结合，营造创新生态，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广阔成长空间、厚植创新发展沃土。
一是优化市场环境，释放创新主体活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增强各类企业在雄安新区发展的可预期性与确定性。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持续引进在京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同时完善“负面清单＋承诺制”准入管理体系，在疏解单位配套服务、新兴产业准入等领域，向民营资本、外资企业开放市场份额，构建“央企＋民企＋外资”的多元主体创新网络。
二是完善需求应用场景，建立创新引导机制。在依托大院大所推动供给侧创新发展的同时，充分挖掘和发挥雄安新区的需求应用场景优势，通过供需两侧发力，推动区域创新。大力实施“雄安应用场景示范工程”，在数字孪生城市、零碳建筑、数字交通、未来能源等重点领域设立“场景创新基金”，鼓励全球创新型企业将雄安作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首发试验场”，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培育新经济动能。同时，建立创新友好型政府采购制度，通过首购订购、预留份额、价格评审优惠等差异化政策，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开辟早期市场通道。对符合雄安新区发展导向的创新产品实施“非对称包容”准入机制，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门槛，推动形成“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市场反馈”的创新闭环。
三是健全协同创新与治理机制。针对已疏解的央企资源，构建长效化、制度化的央地协同发展体系。探索建立基于共同发展目标的央地利益共同体机制，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赢”的合作模式，破除行政壁垒与利益藩篱。在具体实践路径上，可通过联合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以市场化运作方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注入源头活水；共建重点领域研发平台，整合央企科研力量与河北产业基础，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载体；共享知识产权收益，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各方创新积极性。通过这些举措，从制度层面确保央企的创新资源与雄安新区及河北全域的产业需求深度融合，有效避免“圈而不建”“研而不转”，最终形成“研发在雄安、转化在河北”的协同创新格局，推动雄安新区建设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河北发展成为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实现各方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等方面共赢发展。
【本文系雄安新区科技创新专项计划“雄安新区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任务中子任务“雄安新区科技创新服务非首都功能疏解与辐射河北科技发展实施路径研究”（2023XAZL0081-02）的阶段性成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赵峥；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文艺璇；北京师范大学 宋涛
高度关注有产业潜力的全球能源低碳技术 打造更多新动能
核心观点
当前，全球仍高度关注储能、电网现代化、碳捕集及氢能等新兴清洁能源领域技术的突破。我国应当抓住当前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突破的重大机遇，努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势将加速能源绿色低碳科技发展，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蕴含广阔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空间。当前，全球仍高度关注储能、电网现代化、碳捕集及氢能等新兴清洁能源领域技术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五大领域。
第一，氢能“制储输用”各环节多点突破。
国家一度很重视氢能科技发展和利用，但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大、应用前景不清晰，一直到2020年前，都未有显著发展。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提出碳中和愿景，氢能的能源属性得到了广泛认可，再次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目前来看，氢能全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仍在不断完善，一旦制氢成本有显著下降的突破，产业化应用有望快速到来。在制氢环节，意大利国家天然气管网公司（SNAM）专家认为，当前绿氢和蓝氢等低排放氢发展迅速。全球已宣布的低排放制氢项目如都能建成，2030年产量将达到3800万吨/年。这其中，工业副产氢的发展值得高度重视。就我国而言，化工领域副产氢来源广、产量大，是低成本低排放氢的首要来源（工业副产氢的成本介于9元/千克—12元/千克，远低于可再生能源制氢的20元/千克—25元/千克）。同时，钢铁炼焦过程释放的焦炉煤气中约含55%的氢气，通过变温吸附（TSA）、变压吸附（PSA）等技术，可制取高纯度氢气，也值得高度关注。在储运环节，高压气态储氢已是商业应用最广的方式之一。压力越大，储运效率越高，相应科技要求也越高。目前，日本高压储氢的压力水平已达70兆帕（MPa），美国和韩国达到50兆帕。我国气态储氢主流装置还停留在20—35兆帕水平，未来仍需加大碳纤维等高强度材料研发。在加注环节，快速加氢技术成为重点，我国35兆帕智能快速加氢机和70兆帕一体式移动加氢站技术获得突破。在下游应用领域，氢基竖炉直接还原炼铁技术、富氢熔融还原炼铁技术取得突破；全球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已超过6万辆；经技术改造后的燃气轮机技术可使用掺氢30%的天然气发电。绿色氢能及其衍生燃料发电具有代替传统煤电和气电的技术可行性，有可能成为给未来电力系统提供高效调节能力，以及极端气候条件下满足系统韧性要求的潜力资源。
第二，各场景储能技术加快发展、成本稳步下降。
储能技术可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是支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大规模发展的前提条件。从技术发展看，当前的储能技术种类较多，从时间尺度上可分为长时储能和短时储能。长时储能除抽水蓄能外，还包括目前正处于项目示范阶段的大型压缩空气储能、氢气储能等，可用于集中式储能场景。长时储能应用于电力系统，能够实现较长时间的电能调节，平抑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导致的电网波动。短时储能除比较成熟的磷酸铁锂电池外，也在积极探索飞轮储能、重力储能等技术，储存能量速度较快，运行方式较为灵活，可用于分布式储能场景。短时储能可实现分钟到小时级的能量储存，通过对电网的毫秒级快速响应，保障电力系统的运行安全。从各种储能技术成本看，抽水蓄能度电成本为0.2元/千瓦时—0.3元/千瓦时；锂电池储能目前仍有0.4元/千瓦时—0.45元/千瓦时，预计2030年前可降至0.2元/千瓦时—0.3元/千瓦时。此外，多数长时储能技术尚处于早期阶段，如压缩空气储能和氢气储能的平均投资成本分别为7000元/千瓦和6500元/千瓦，预计在2030年前降至3500元/千瓦和5000元/千瓦。短时储能中飞轮储能的平均投资成本为3000元/千瓦，预计2030年前降至2500元/千瓦。IEA2024年发布的《电池和能源安全转型》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储能将增长6倍，其中电池将占90%，电池存储系统的成本预计将下降40%。随着各类储能技术不断成熟，成本持续下降，储能在电力系统中的角色将更加重要。“分布式光伏＋电池储能”、虚拟电厂等应用场景将更加丰富。
第三，数字化技术在配电网系统中的应用越来越得到重视。
全球电力系统转型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不稳定的分布式电源大量接入配电网，二是电动汽车快速发展给配电网侧带来的脉冲式负荷冲击。依靠数字技术赋能配电网有望探索出一条解决路径。数字配电网是指利用物联网、5G、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提升配电网的监测、控制和优化能力，实现数据全采集、状态全感知、业务全局优化的新型配电网系统，在显著提升电力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还可提高配电网对分布式光伏、风电等的消纳能力。从全球范围看，各国都在结合本国实际需求，形成不同的数字配电网建设模式并加以推广。例如，法国聚焦中低压领域，利用“GIS＋配电网”，缩短异常停电时间、降低能耗、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提升电能质量。日本利用数字化和配电自动化等，有效利用现有电网资源，降低线损和维护成本，提升配电网可靠性、灵活性、经济性。意大利采用“光纤＋数字化电网”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更安全、更灵活的数字配电网，推动分布式光伏并入配电网超过20%。目前数字化变电站、数字孪生、微网综合能源管理系统等领域都已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亟须引入电力科学智能计算等理念提升系统建模、分析计算、辅助决策水平，支撑电网特性认知、运行控制与故障防御，以智能计算技术形态赋能电力应用。
第四，可持续燃料广泛利用仍存在有效性争议。
绿色甲醇、绿氨、生物质燃油等可持续燃料具有推动航空、海运脱碳的巨大潜力，受到世界广泛关注。马士基（Maersk）、碧辟（bp）、中国船级社等机构高度重视可持续燃料的应用潜力，并开展了深度研究。2030年国际绿色甲醇需求量最大可达5800万吨，2040年需求量最大可达约2.6亿吨，2050年需求量最大可达约3.8亿吨。马士基也计划在2030年建成一支由25艘绿色甲醇动力船舶组成的船队。碧辟公司在其《bp世界能源展望2024》中，预计到2050年生物基可持续航空燃料占全球航空燃料需求总量的比例将达到30%左右，在净零排放情景下占比甚至可接近45%。不过，包括生物柴油在内的生物燃料不仅效率低而且消耗大量的土地资源，从结构生物学研究的角度看，生物燃料对太阳光的综合转化效率仅有20%，远低于光伏发电制氢的效率，建议切勿使用土地生产农作物来制取生物燃料。
第五，新能源重卡领域重视多元化技术解决方案。
目前，交通运输领域碳减排存在多种技术路线和多元化解决方案，应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成熟度来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在电动重卡领域，目前电动重卡已开始在港口、矿山、公铁接驳等行业的短途运输中普及。例如澳大利亚大型矿业公司力拓（Rio Tinto）与必和必拓集团（BHP Group）合作，2024年已在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地区测试大型电动运输卡车技术。国内常熟港首批8辆核定载重约38吨的纯电动重卡已投入运营，负责从港区码头到企业之间的纸浆短驳运输。随着纯电动重卡成本持续降低，2040年左右电动重卡的经济性将显著改善。在氢燃料电池重卡领域，陕汽集团、中国重汽等已有成熟产品投放市场。目前，陕西省内已有4条重卡“短倒运输”示范线，共有78辆氢燃料电池重卡投入试运行，其中在“韩城—渭南—西安”氢能廊道投运了33辆氢能重卡。自2024年3月1日起，山东省对氢能重卡暂免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目前已建成“济青氢能走廊”，省内氢能重卡保有量已超过千辆。在甲醇重卡领域，其碳排放量较少的优势也日益受到国内外关注。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在山西晋中建立了甲醇商用车生产基地，自2022年6月首台甲醇重卡下线以来，已逐渐应用于物流运输、危化品运输、城建渣土、混凝土运输等场景。
我国应当抓住当前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突破的重大机遇，努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推动科技培育和对外开放，形成更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产业。一是针对新兴氢能、新型储能等尚未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和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形成完善的顶层设计，建设更多示范工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二是通过制度型开放吸引国外加大对我国能源低碳转型领域的投资，既鼓励掌握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也欢迎国际化咨询服务机构加强对我国低碳发展成果的认证。三是以COP28达成的《阿联酋共识》为基础，继续加强能源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努力扩大风电、光伏、碱性电解槽制氢等成熟技术“走出去”规模。
完善推动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和措施。要根据技术所处发展阶段，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和措施。一是针对数字配电网、锂电储能、电动重卡、高压储氢罐（70兆帕）等可以产业化的技术，明确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确保新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同时加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立项和研制支持力度。二是针对氢储能、碳捕集与封存等处于研发、示范阶段的技术，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是针对固体氧化物制氢（SOEC）、氢冶金、绿氢发电等尚处于基础研究阶段的技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并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加强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郭焦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气候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李继峰
| 宏观纵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立足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历史阶段，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建设、怎样建设、建成什么样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坚决抓好贯彻落实，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一、深刻认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是逐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党的十九大要求“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党的二十大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出重大战略安排。各方面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基础制度不断健全，市场设施互联互通显著增强，一批妨碍统一市场建设和公平竞争的突出问题得到纠治，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流动更加顺畅，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明显改善，群众消费环境不断优化，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断彰显，超大规模市场集聚资源、扩大内需、激励创新的作用不断发挥。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百年变局的坚实依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激发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目前，我国经济循环中还有不少堵点断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禁而不绝，必须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流动、高效配置，构建促进创新、优胜劣汰的良性市场环境和竞争秩序，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经济循环体系。紧紧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容量、丰富应用场景、充分市场竞争，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迭代升级，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市场体系仍不健全，部分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现实中扭曲市场机制、破坏公平规则、扰乱竞争秩序等问题仍然存在。只有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统一基础制度规则，不断扩大市场配置资源范围，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向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阶段迈进。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举措。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不确定性加剧。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实物消费市场和最具成长性的超大规模市场，必须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挖掘内需潜力，依托规模优势、纵深空间和回旋余地，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以国内大市场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 二、牢牢把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这是从目标导向出发，根据当前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新要求，明确了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长期坚持的目标方向和持续推进的任务举措。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基础。只有基础制度规则一致，政策执行和市场运行才能真正实现统一协同。落实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要求，重点是实现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质量标准等制度的统一。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加快构建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国家标准体系。 统一市场基础设施，这是打破地理阻碍、促进商品要素流动的重要前提。近年来，我们扎实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快完善，铁水、江海等多式联运持续推进。但我国市场设施联通仍有堵点卡点，比如不同运输方式之间集装箱尺寸不一、安全标准不同、信息互联不畅等问题依然突出。落实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的重要要求，重点是打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一方面，需要强化“硬联通”，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打通区域间“断头路”和碍航节点。另一方面，需要做好“软联通”，推进“一单制”、“一箱制”等适应多式联运一体化运作的规则协调和互认机制，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各类交易平台，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 统一政府行为尺度，这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所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效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制度优势，发挥好这个优势的重要前提，就是政府行为的规范统一。落实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重要要求，重点是明确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持续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为此，需要从制度层面明确防范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的具体行为，立规矩、划红线，防止各地各行其是。健全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增强政策的规范性和一致性。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这是市场运行秩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有力保障。市场监管能否统一规范，直接决定了经营主体的现实感受。落实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的重要要求，重点是形成统一的监管格局，增强市场监管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具体而言，需要加快执法标准和程序统一，完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体系，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真正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创新监管方式，推进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执法。深入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 统一要素资源市场，这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落实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的重要要求，重点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由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建设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推动建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基础制度更加规范发展的资本市场、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等一批标志性的重要领域要素资源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加强要素资源价格管理和监督，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 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这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各地小循环”，也不是封闭的“国内大循环”，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面向全球各类经营主体的“大舞台”。落实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要求，重点是实行对内对外开放联通，高效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良性互动。扩大对内开放，就是要坚持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区域壁垒和市场分割等“自我小循环”。扩大对外开放，就是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加快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形成对全球先进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 三、聚焦重点难点坚定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项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要从问题导向出发，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现阶段最急迫的是聚焦重点难点，围绕“六个着力”集中攻关，清除顽瘴痼疾，解决突出问题，持续激发市场潜力。 着力整治企业无序竞争乱象。当前，我国部分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内卷”，引发“劣币驱逐良币”，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必须依法依规加以整治。要加强对重点行业的产能治理，依法依规治理新能源汽车、光伏等行业的无序竞争，推动行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完善价格治理机制，加快推进修订价格法，依法依规查处价格垄断、低价倾销、价格欺诈等行为。加强行业自律，更好发挥标准引领产业升级作用，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提升质量等增强竞争力。引导平台企业优化规则、合理收费，有针对性纠正侵犯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着力整治政府采购招标乱象。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在政府采购招标中设定不合理条件，甚至进行直接指定交易，不同经营主体难以公平竞争，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有效遏制政府采购招标乱象，要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加强招标代理机构和评标专家管理。大力推广全流程电子招标投标、远程异地评标和“双盲”评审，建立全国评标专家“一张网”，打破评标专家“小圈子”。有序拓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招投标领域的应用场景，压缩人为干预空间。加强对中标结果的公平性审查，落实分业治理主体责任，完善投诉处理机制，严厉打击招标采购领域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推动招标采购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着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资乱象。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违规提供税费、土地、电价等方面优惠，加剧了产业“内卷式”竞争。有效整治地方招商引资乱象，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规范招商引资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政策指导，引导地方探索高质量招商引资新模式。制定全国统一的地方招商引资行为清单，明确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加大违规招商引资行为查处和通报力度。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增强工作透明度，强化外部监督。引导各地优化调整招商引资考核机制，实事求是确定招商引资数量指标考核权重，防止不切实际、层层加码。 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实情况，我国不少外贸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受阻，外贸转内销在标准认证体系衔接、市场渠道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障碍，亟须通过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加以破解。要深化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加快建设拓内销服务体系，建设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进一步消除内外贸壁垒。鼓励企业“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加快培育内外贸畅通、抗风险能力强的优质企业。办好外贸优品中华行系列活动，畅通企业内销渠道。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检验认证衔接、监管衔接，支持企业开展国际认证、商标注册、专利申请，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着力补齐法规制度短板。目前，全国统一大市场法规体系还不完善，现行财税、统计等制度不能完全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这也是一些违背统一大市场行为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为此，要加快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进一步明确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框架，为规制地方政府行为、明确行政行为边界提供法规制度依据。加快制修订社会信用建设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制度标准的刚性约束。推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体系，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规范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深化统计制度改革，加强产业活动单位统计基础建设，优化总部和分支机构统计办法，逐步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 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当前，一些地方在发展中搞违规招商、地方保护等，还存在短期主义、功利主义等行为，只算本地“小账”，不顾全局“大账”，这些都是政绩观偏差的表现。要引导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高质量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健全激励机制，把地方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健全对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问题的分级分类规制体系，抓好违规招商引资、搞地方保护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大负面典型案例通报力度。抓好宣传培训和正面引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形成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合力。 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复杂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彰显了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基础性地位，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夯实了根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消费的重要作用、战略地位和意义，需要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三个维度进行全面理解与系统深化。 一、从理论逻辑看，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这一重要论述从理论高度阐明了消费在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价值。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和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其传导效应贯穿于国民经济循环的全过程，是激活发展动能、稳定发展预期、保障经济安全的关键环节，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消费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离不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有机衔接与高效运转，而消费作为这一循环的终点与新的起点的统一体，对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具有决定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消费扩容带来的市场需求扩张，能够有效牵引生产规模的扩大。当消费者对某类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增加时，企业会相应扩大生产，进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形成需求牵引供给的正向循环。例如，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直接推动了动力电池、汽车芯片等产业链产能扩张和技术创新，使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全球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同时，消费需求的变化也会倒逼分配结构优化，企业为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需要提高生产效率，这会带动劳动者收入提升，而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又会进一步扩大消费群体，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消费提质体现为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通过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消费品质的提升，带动高端制造、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例如，智能家居消费的兴起推动了传统家电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健康消费的升级带动了生物医药、康养产业的创新突破。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更契合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使国内大循环更加畅通高效。 消费是衔接宏观政策与微观感受的重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消费与群众生活最密切，是感知经济温度最直接的“晴雨表”。宏观经济数据的增长，最终需要通过居民消费来体现。如果经济增长不能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优质商品和服务可及性的提升，就难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发展成果。反之，当消费市场活跃，居民能够便捷地购买到高品质商品、享受到优质服务，且消费价格合理、消费环境安全时，群众就能直观感受到经济的活力与潜力。因此，通过扩大消费让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能够增强群众对发展的认同感和获得感。消费也是提振信心的有效途径，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举措，不仅短期内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更能在中长期提振居民预期和信心，使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效果。 消费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坚实基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导致外需波动加剧，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风险。在这一背景下，消费作为内需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把国内大循环搞好，这是治本之策”。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种优势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减少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从数据来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20年的39.1万亿元提升到2024年的48.3万亿元，年均增长5.5%，这样的增长规模和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即使外部需求出现波动，国内消费市场也能吸纳相当一部分产能，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确保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内生韧性和抗击风险能力。同时，庞大的消费需求还能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向我国集聚，使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更有利地位，进一步增强经济安全保障能力。例如，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规模优势，吸引了众多国际汽车企业将研发中心、生产基地设在中国，推动我国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这不仅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也增强了应对外部供应链中断风险的能力。 二、从历史逻辑看，消费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蕴含着巨大投资和消费潜力”。我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向服务化、品质化加速升级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消费演进与升级，既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风向标。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消费与现代化进程高度耦合，为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借鉴。 财富积累与消费能力提升呈现正相关演进。居民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意愿，成为推动消费扩张的物质基础，这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我国近年来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规律。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财富逐年增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18311元增长至2024年的41314元，年均增速约7.7%；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样本数据，我国家庭平均净资产由2012年35.1万元增长至2022年89.4万元，年均增速为9.8%。与此同时，消费能力也显著提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3年的23.8万亿元增至2023年的47.1万亿元。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只有经济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居民财富的积累，进而为消费扩张奠定坚实基础，形成发展—财富—消费的良性循环。 消费结构经历非耐用品—耐用品—服务消费的转型。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非耐用品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步降低，商品消费结构由基础的非耐用品逐步转向更具附加值的耐用品消费，最终向服务消费主导转变。这一转型过程既是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体现，也是消费升级的路径。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转型的关键期，呈现双轨并行特征。一方面，非耐用品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呈现系统更新。2025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2.9万亿元，既释放了存量消费潜力，也推动了耐用品消费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另一方面，商品消费开始逐渐转向服务消费，2024年，服务消费增速高于商品消费3个百分点，餐饮、休闲等领域消费继续复苏，医疗、教育、文体旅游等服务消费持续释放潜力，数字娱乐、在线教育、线上购物等高速发展，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使服务消费的便利性和多样性显著提升。 制度创新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保障。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制度创新和公共政策对于消费至关重要，合理的人口政策影响长期消费规模和结构。青年人口比重的适度增长，有助于释放教育、住房、交通、通信等消费潜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与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则进一步推动健康、养老、文化休闲等相关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完善的分配制度和劳工保障确保有钱消费、有闲消费。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完善劳工保障，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推行弹性工作制度等，确保消费者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参与消费活动。技术进步则催生和推动新型消费场景，促进愿意消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带动了数字娱乐、远程医疗、智慧出行、在线教育等服务型消费快速崛起，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有助于服务供给效率提升和覆盖面扩大，提升了服务消费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显著扩大了服务型消费的市场空间。这些举措共同构建起“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良好环境，为消费升级提供了长效支撑。 三、从现实逻辑看，消费是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重要标志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逻辑来看，消费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引擎，消费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消费更是衡量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尺。 消费是提高国内大循环覆盖面的重要标志。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要看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仅在于规模，也在于梯度，城乡、区域消费差异蕴含着巨大升级空间，这是我国国内大循环的独特优势。从城乡维度看，农村消费市场是待挖掘的“蓝海”。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城镇1.2个百分点，但农村消费市场规模不足全国的四分之一，消费基础设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通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完善县域商业体系、促进城乡消费融合、拓展农村消费市场，既能释放即时需求，如推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让农村居民享受优质商品；又能培育长期增长点，如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推动农村消费场景创新。从区域维度看，中西部地区消费潜力巨大。2013—2023年，中部和西部地区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分别增长8.6%和8.2%，增速分别比东部地区消费品零售额增速高2和1.6个百分点，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引擎。通过优化区域消费布局，支持中西部地区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能够带动周边地区消费升级，形成东中西联动、南北呼应的消费增长格局。 消费是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未来五到十年是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破解投资边际效益递减难题、推动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投资拉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投资边际效益逐步递减，弊端不断显现：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单纯依靠投资已难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引擎，具有可持续性强、波动性小的特点，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动力。通过扩大消费总量，能够摊薄技术创新成本，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快收回研发投入和成本，从而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例如，我国在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正是得益于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使企业能够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进而推动技术持续迭代。通过优化消费结构，能够引导产业升级，有效匹配现代化产业体系。消费需求变化是产业升级的“指挥棒”，绿色消费需求带动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产业领先全球；健康消费推动生物医药、康养产业创新发展。这些都是消费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例证，推动我国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转换。 消费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人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其重要标志之一。消费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基础性作用，是衡量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尺。从发展目标看，消费相关指标应成为衡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依据。“十五五”规划中可以考虑设置与消费相关的定量或定性目标。例如，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稳步提升，让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同时，可以考虑设置人均消费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来看，我国到2035年完全有可能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较2020年翻一番，为与之相适应，人均消费水平亦需实现翻番甚至更高增长，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此外，从消费结构看，服务型消费、新型消费占比是体现发展质量、发展阶段和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意味着居民从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服务消费升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新型消费占比提升，意味着数字技术与消费深度融合，消费的便利性、智慧化水平提高，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消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每一次消费升级都映射着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消费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能够推动生产、分配、交换等各环节优化，形成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良性循环。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刻认识消费的重要战略地位，以系统思维推动消费扩容提质，让消费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魏楚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发表的《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文章，深刻回答了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意义、内涵、要求、完善路径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提供了行动指南。当前，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全面深化，并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度整合。对内而言，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良性互动；对外来看，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外向延展，深度契合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诉求，在稳定全球经济、完善全球治理、驱动可持续发展进程等方面彰显重要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前行，促进经贸合作、治理协同、普惠包容，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广阔前景。 1.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作为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的经济体，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构建提供了关键动力和广阔前景。 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新发展格局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筑坚实支撑。新发展格局既是调和国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内在要求，也是协调我国与他国经贸关系的关键路径。对内，依托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内需潜力、优化供给结构、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对外，依托国内市场的创新活力与规模效应，更高质量融入全球分工合作网络，反对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夯实基础。其次，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搭建平台。二者深度契合，通过降低区域间的交易成本和贸易壁垒，推动生产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这不仅为合作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也促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得以重新整合与延伸，形成更为紧密且多元的国际经济合作网络。最后，新发展格局与开放型经济共塑影响深远。密切的经贸往来和利益纽带为国际规则协商、多边机制运作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保障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稳步推进。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等的跨境流动，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人群接触、理解与合作的桥梁，为文化传播、思想碰撞及科教合作提供广泛直接的渠道，滋养开放文明的交流活力。“十四五”期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既彰显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成效，也印证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蓬勃生命力。 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聚焦高质量发展关键领域协同发力。第一，筑牢国内大循环根基，为开放型经济固本赋能。可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手段激活消费动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壁垒，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从而巩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基础。第二，高质量融入全球分工，为开放型经济立标拓界。要建设好、发展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先行先试，打造对外开放新标杆，并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第三，拓展互利共赢合作空间，为开放型经济聚势蓄力。要优化区域经贸合作布局，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现有自贸协定，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及市场对接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发展机遇共享，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稳定、安全与畅通。第四，优化跨境要素流动环境，为开放型经济畅通脉络。持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切实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以增强吸引力，便利人员国际往来，促进知识、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 2.以制度型开放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要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形成治理协同的制度动力，规范经贸合作的运行秩序，搭建文明互鉴的对话框架。 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深层次改革，塑造全球治理新生态。首先，制度型开放为治理协同提供基础支撑。制度型开放强调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对接与融合，它超越了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注重从制度层面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形成统一、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其次，治理协同推动全球治理迈向公平正义。一方面，公平透明的国际规则为全球经贸活动设立统一标尺，有效约束市场垄断等扭曲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与政策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全球治理机制为不同文明和价值体系提供制度化的对话平台，超越文明隔阂，让不同文明在相互尊重中表达诉求、交流互鉴，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主导转向多元共治、从权力博弈转向规则共识。规范化的经贸秩序减少了因规则缺失引发的贸易摩擦与发展失衡，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制度化的文明对话框架则通过规则凝聚价值共识，为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奠定合作基础。最后，中国实践印证制度型开放的治理价值。当前，我国推动“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联通、引领全球数字与绿色金融规则讨论、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实践，正是以制度型开放激活治理协同、实现国际正义的切实行动。唯有持续强化这一制度动力，才能构建真正包容、普惠、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生态。 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水平的提升。第一，推动规则双向互动，提升制度型开放的适配性。既要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市场监管、知识产权、数据流动等领域深化国内改革，通过自贸试验区压力测试，在立足国情的同时与国际接轨；也要将国内成熟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提案，在数字经济、供应链安全等新兴领域引领磋商合作，实现从“适应规则”到“共创规则”的转变。第二，筑牢营商环境根基，增强制度型开放的吸引力。全面落实外商投资保护相关法规，保障各类主体公平竞争。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提升执法公信力。加强对外开放政策的宣传与解读，通过稳定政策预期，让全球投资者愿来、能留、善发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合作成效。第三，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拓展制度型开放的影响力。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在投资准入、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等领域开展突破性试点。依托链博会、进博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平台，推动全球要素资源高效对接，让平台成为展示制度型开放成效、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窗口。第四，赋能伙伴共同发展，彰显制度型开放的包容性。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缺口、技术鸿沟等议题纳入核心议程，通过规则设计引导资源定向流动，使制度红利切实转化为普惠发展动能。 3.以开放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国发展动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明确开放经济的发展方向，凝聚开放治理的规则共识。 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绘就民生普惠新图景。首先，为经贸合作注入民生内核。不同文明蕴含着共同的民生追求，为经贸往来指明了价值方向，即以民生改善为核心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它引导产业链布局时兼顾就业机会的均衡分配，贸易往来中注重基本需求的保障供给，在投资合作领域聚焦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升，让经贸活动始终围绕人的发展展开。其次，为治理协同夯实民意基础。全球治理改革的深层动力，源于不同文明对公平、普惠的共同追求。文明互鉴推动世界在资源分配中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求，在标准制定中包容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条件，在风险应对中优先保障困难群体的权益，让治理协同始终以民生为本。再次，转化为民生实效。推动技术共享向减贫、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倾斜，促使政策协调聚焦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保障，使共同发展从理念变为每个家庭可触摸的生活改善。例如，国际合作中的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为当地创造税收、带动就业，让不同国家民众切实感受到文明互鉴与合作的获得感。 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以民生普惠为纽带。第一，通过开放产业合作激活民生潜能。在产业对外开放布局中，结合不同文明的产业特色与民生需求，打造融合性产业集群，既传承文明技艺，又创造就业岗位，让产业开放成为文明互鉴与民生改善的结合点。第二，通过开放创新网络融合民生智慧。构建跨国界的创新合作网络，聚焦民生领域的共性难题，汇聚不同文明的创新思路，整合不同文明中适应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开展联合研究与技术攻关，让开放的创新网络成为融合多元文明智慧解决民生问题的平台。第三，通过开放金融合作助力民生项目。创新金融对外开放模式，引导国际金融资源向民生项目倾斜，建立专项合作基金，支持既能体现当地文明特质，又能切实改善民众生活的项目，以金融促进文明传承与民生改善。第四，通过开放人才交流增进民意共识。扩大人才对外开放与交流的范围，鼓励民生领域专业人才分享民生服务经验，增进对彼此民生理念与实践的理解，让人才开放成为促进文明互鉴、优化民生服务的桥梁。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需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党委书记 王珩 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近年来，个别国家挥舞关税大棒与全球为敌，底气就在于其拥有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优势，并将消费市场优势武器化、霸权化。培育消费新的增长点，是有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选择。 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是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消费是国民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对经济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消费按照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多以满足功能性需求为主，边际效用递减速度较快，如居民不会在短时间内重复购买家电、轿车等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更强调情感和体验层面的满足，边际递减效应弱，具有持续升级和重复消费的特性。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使得服务消费可以成为支撑消费扩容提质的重要动力源。根据消费经济发展规律，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转型必然带来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即以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也是消费结构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居民消费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升级趋势日益明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消费形态正由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激发服务消费内生动能，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不仅是扩大内需的关键举措，更是稳增长、稳就业、稳市场、稳企业的重要抓手。 服务消费是稳增长的主引擎。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角度看，消费、投资、出口被形象地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经济增长在特定阶段可以依赖投资和出口，但大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必须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升，与实物商品消费进入平稳增长阶段相比，服务消费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和主要潜力。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已经成为支撑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国内看，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多年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6.7%，远高于第二产业的36.5%和第一产业的6.8%。2020——2024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年均增长9.6%，增速快于经济增长4.7个百分点。2024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2%，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同比增长7.4%，对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达63%，服务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逐步超过传统的商品消费。今年上半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健身、医疗健康等需求持续扩容，“跟着演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假日经济持续升温，“苏超”“谷子经济”“票根经济”火爆出圈，带动内需快速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消费回暖的主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此外，随着消费者需求不断多元化和个性化，服务消费不断发展，不仅使得服务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攀升，也促使经济结构逐步向服务主导型转型。这种转型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更加健康的内生动力，避免了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低端产品生产所带来的发展不可持续的风险。 服务消费是稳就业的关键锚。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稳就业也位列“四稳”（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首位。服务业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体。2024年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为48.8%，分别高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26.6个百分点、19.8个百分点。从行业特征看，服务消费与生活性服务业密切相关，生活性服务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强，是促进充分就业的“蓄水池”。数字消费、健康管理等新兴服务领域则为高技能人才创造就业机会，助力形成多层次就业结构和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此外，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可持续等特点，可以说服务消费越活跃，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劳动者收入也更趋稳定，进而形成“就业——收入——消费——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尤其是随着制造业智能化趋势加强，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发展服务消费对稳就业更显重要。此外，当人们的就业稳定、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升时，社会的整体稳定性会得到增强。因此，发展服务消费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需求，更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服务消费是稳市场的压舱石。根据消费经济发展规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费结构通常按“非耐用品——耐用品——服务消费”的规律升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会明显增长，人均GDP在1万至1.5万美元时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之后服务消费进入相对稳定的平缓上升阶段。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的“起飞区”。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消费结构正逐步由商品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转变。我国人口规模超过1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且规模还在迅速扩大，无论是存量较大的基础型服务消费，还是增长空间更大的改善型、新型服务消费，都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和前景，服务消费已成为稳市场的“压舱石”。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或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服务消费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能够有效稳定市场需求。同时，随着服务消费的增长，新的服务领域和创新业态也不断涌现，会进一步推动市场活力的增强。 服务消费是稳企业的助推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者对产品性能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不断创新、不断提升其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才能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和信任。通过创新和提高服务质量，企业不仅能够成功留住老客户，还能吸引更多新客户，进而建立起更为稳固的市场地位，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从事第三产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持续增多，活力持续增强，5年间法人单位增加了922.2万个、增长53.7%。可见，服务消费不仅促进了企业的经营稳定，还增强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活力。 我国服务消费发展空间大潜力足。从服务业发展情况看，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通常保持在70%左右，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56.7%，还有较大上升空间。从城镇化推进情况看，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普遍超过80%，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每年会带动千亿级的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居住服务等服务消费新需求。从恩格尔系数看，2024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29.8%，但与发达国家大多小于19%的水平相比还有一定下降空间，释放出来的消费能力将由文旅体教康乐等服务消费来填补。从服务消费支出看，发达国家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通常保持在60%以上，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同样有较大上升空间。从中等收入群体看，该群体是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主体。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预计到2035年该群体规模将达到8亿人，其间我国服务消费也会呈现“井喷式”增长。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已进入服务消费发展扩容提质的“黄金期”，必须因势利导抓住机遇将服务消费的巨大潜力转化为强劲的消费动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向消费强国转型，提高我国在全球市场竞争格局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服务业和服务消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把扩大内需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密集出台一系列促进服务业和服务消费发展的政策措施，服务业和服务消费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便利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202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全面提升消费服务质量。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积极发展服务消费，持续释放服务消费潜力。2024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促进服务消费作了顶层设计，要求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以创新激发服务消费内生动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25年3月，中办、国办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把“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作为提振消费的一项重要工作。此外，针对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育幼等领域，国家也出台专项政策给予支持。可以看出，随着消费者对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政策也逐步从单纯的供给端调整转向更加注重需求端挖掘，政策支持也更加具体化，极大地促进了相关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 充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近年来，随着促进服务消费系列政策效应的不断释放，我国服务消费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但服务消费发展仍面临一些痛点、难点、堵点，突出表现在服务消费高质量供给不充分、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环境亟待优化等方面，这些短板弱项制约了服务消费的扩容提质。进一步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必须把握消费结构升级方向，在供给、需求和市场层面协同发力，切实让消费者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 在供给侧，分类施策优化消费供给。我国人口规模巨大，不同人群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日益细分，需聚焦不同群体服务消费诉求，不断完善支持家政服务消费、旅游消费、数字消费、体育消费等领域支持政策，打好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政策“组合拳”。引导服务业企业针对细分行业和具体场景打造特色服务产品，尤其要围绕“Z世代”、银发经济、一老一少等群体的消费需求精准发力，通过创新消费场景与消费模式，更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差异化的需求。完善服务消费市场准入，规范清理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减少不必要行政审批。扩大服务业开放，吸引更多海外优质服务和品牌进入我国市场。适应消费升级趋势，扩大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提供多层次健康养老托育托幼服务，推动家政服务扩容提质，让更多居民享有“家门口”“楼底下”的便民服务。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发展，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促进数智融合、多业态聚合、多场景交融，为服务消费注入新动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选择。以品牌、标准、质量为引领，加强服务领域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增强自主品牌的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引导高端服务消费回流。 在需求侧，多措并举增强消费信心。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更好结合起来，健全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增速快于财政支出整体增速的长效机制，加大民生和消费领域投资。从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入手，坚持分类施策，增进民生福祉。加大稳就业政策实施力度，强化减负稳岗、扩岗激励、创业支持和人岗匹配等政策举措，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围绕“提低、扩中”，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需求，努力让消费者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降低住房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挤出效应。推动“以旧换新”政策向服务消费领域拓展，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保障服务消费“时间”供给，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探索实行弹性、错峰休假，让消费者有闲暇时间进行消费。广泛听取和吸纳经营主体与消费者意见，尽快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不合时宜的限制措施，更好地促进服务消费发展。 在市场侧，多管齐下优化消费环境。消费环境决定了消费行为发生的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性，改善服务消费环境对于提升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具有关键性作用。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既要加强交通、通信、物流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服务消费“硬”环境；更要加强服务行业监管，维护消费者权益，改善服务消费“软”环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扩大消费基础设施、消费服务功能提升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投资，促进服务消费“补短板、增后劲”。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有事必应、无事不扰，推行柔性执法，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让企业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生产经营。制定修订服务消费相关标准，推动经营者自主承诺、诚信经营，引导服务企业提升产品品质、优质优价、合理涨价，防范服务消费领域出现“内卷式”竞争，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加强服务行业监管，推动形成公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事项清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侵害消费者利益零容忍。严厉打击虚假宣传、网络欺诈、泄露信息等行为，让服务消费更加放心和舒心。完善消费者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畅通消费者投诉和维权渠道，优化消费纠纷解决流程与反馈机制，让消费者维权更便捷、更省心。建立完善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探索恶意索赔处置工作机制，打击以投诉举报为名的敲诈勒索行为，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谭永生 | 金融透视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我国金融系统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建设金融强国指明了方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以下简称海南省分局）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论述，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自贸港）金融工作，坚决践行“五要五不”，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引领自贸港跨境金融高质量发展。 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的现实需要 诚实守信是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的信用基础。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兴。信用是自贸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诚实守信不仅是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的道德准则，更是提升自贸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大力弘扬契约精神，将中国传统商道智慧与现代金融信用体系相结合，营造越诚信越便利的信用氛围，不仅可以让自贸港在高水平开放中守住信用底线，还可以通过信用品牌建设吸引全球优质企业和金融资源在自贸港集聚，更好地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以义取利是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的价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跨境金融高水平开放是自贸港的重要特征，以义取利是自贸港金融机构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交流合作，推动自贸港更好地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必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践行经济发展之“义”，金融机构应聚焦自贸港战略定位和主责主业，围绕自贸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丰富金融产品与服务。 稳健审慎是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的安全基石。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稳健审慎的核心内涵是在开放中守住安全底线，这一原则必须贯穿于自贸港风险防控、制度设计和业务实践的全流程、各环节，是确保自贸港跨境金融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的核心逻辑。随着自贸港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跨境资金流动将更加活跃频繁，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必须坚持管得住才放得开，在政策创新中坚守审慎底线，统筹发展与安全、促便利与防风险。 守正创新是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的动力引擎。自贸港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承担着为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蹚路子”的重任。自贸港金融改革开放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服务“一线放开、二线管住”“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构建自由贸易港金融开放总体框架，打造兼备融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金融市场，构建适应国内通用金融制度和特色跨境金融制度的自贸港金融制度体系。推进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必须坚持“守正”的根基，坚守金融本质和风险底线，在合规前提下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为自贸港建设注入发展动能。 依法合规是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的制度底线。法治化是自贸港便利化营商环境的显著特征。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需要打造稳定、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促进自贸港跨境金融市场公平有序。坚持依法合规是维护跨境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基础。《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明确规定，“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适应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制度”，这都表明自贸港建设以制度型开放为导向，坚持依法合规是保障自贸港政策落地的重要前提。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金融文化凝聚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动能。海南省分局坚持党建引领与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合，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纳入党建工作体系，不断凝聚自贸港跨境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一方面，以警示教育为契机，积极培育辖区外汇局系统廉洁文化。把警示教育融入廉洁文化建设中，与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贯通起来，通过开展廉政教育等方式，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构建上下互动、系统联动的工作格局，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凝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通过开展读书班、党支部书记讲党课、集体学习等形式进行学习研讨，统筹推进学、查、改，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感悟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蕴含的新时代金融改革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主动担当作为，努力推动外汇管理工作水平不断提升。 金融文化赋能自贸港跨境金融高水平开放。海南省分局坚持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作为辖区跨境金融业务发展的精神内核和行为准则，为自贸港跨境金融高水平开放提供动力和保障。一方面，以“诚信文化”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2020年，海南省分局在自贸港开展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支持审慎合规的银行在为信用优良企业办理贸易收支时实施更加便利的措施。近年来，海南省分局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的指导下，结合辖区工作实际，坚决践行“企业越诚信、手续越便利”“银行越合规、审核越自主”的理念，不断优化银行准入条件，放宽银企合作年限要求等，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2024年，全省经常项下跨境收支合计578.9亿美元、同比增长6.7%，其中货物贸易涉外收支合计506.2亿美元，同比增长5.3%，近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48.5%。另一方面，以“创新文化”驱动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2022年1月，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海南省分局在自贸港洋浦经济开发区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外汇管理改革试点；2024年2月，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政策试点扩大至海南全辖，便利更多经营主体合规办理跨境贸易投资业务，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2024年，海南省跨境收支规模达1086.3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24.4%，近五年年均复合增长达55.1%。 金融文化推动自贸港跨境金融服务水平提升。海南省分局深刻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蕴含的义利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持续优化跨境金融服务。一方面，扎实开展跨境金融服务“暖春行动”，惠企纾困助力涉外企业高质量发展。组织辖区外汇局系统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连续三年开展跨境金融服务“暖春行动”，持续增强涉外市场主体跨境金融服务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助力涉外企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暖春行动”开展以来，除当场解决的诉求外，累计收集涉外企业各类诉求166项，成功解决151项，解决率91%。对于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100%做好回应解释，并结合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探索。企业对诉求解决过程及结果的满意度达90%以上。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汇率避险服务，为涉外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持续双向波动幅度增强，涉外企业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增大。针对辖区企业汇率避险意识不强、银行汇率避险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海南省分局加强政策联动，深入银企宣传引导，召开工作推进会，持续优化汇率避险服务。2024年，全省外汇套期保值率为22.2%，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2025年上半年，辖内套期保值率进一步提升至38.09%。 金融文化助力强化自贸港跨境金融风险防控。海南省分局强化外汇市场监管与文化引导的协同，着力提升跨境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更好地防控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一是大力弘扬诚信文化，增强经营主体合法合规用汇意识。围绕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外汇管理便利化政策法规和创新业务、个人用汇政策、汇率风险管理以及防范识别非法跨境金融活动等内容积极开展宣传，倡导和动员市场主体合规经营、合法用汇，推动“越诚信越便利”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为自贸港建设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二是强化自律管理，有效防范违规风险。积极推动辖区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制建设，实现地市级自律机制全部建立，辖区地市分局管辖的县域银行机构全部纳入自律机制管理。积极发挥自律机制作用，组织自律机制及时向成员单位发送各类业务风险提示，包括名录登记、异常客户、业务展业要求等，便于成员单位及时掌握监管信息，共同做好辖内跨境业务自律管理。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加强非现场监管能力建设。积极推进研判中心建设。研究完善合规性和异常指标体系，优化存量指标，创新增量指标，提升系统数据监测预警的质效。 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引领自贸港跨境金融高质量发展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到2035年实现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滋养和引领，必须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立足自贸港发展实际，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而成的道德观、义利观、经营观、创新观、治理观，坚守价值追求，夯实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诚信之基”，推动自贸港跨境金融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以金融文化引领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的正确方向。大力弘扬和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实现自贸港金融开放创新和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海南省分局将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深度融合，确保自贸港跨境金融发展的正确方向。一是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坚守金融为民初心。在辖区开展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专项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自贸港跨境金融服务需求出发，持续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二是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持续强化“金融报国”的使命导向，积极引导自贸港跨境金融业务聚焦自贸港“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支持自贸港建设。三是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服务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紧盯自贸港建设目标和外汇管理工作实际，认真谋划好自贸港外汇改革开放工作，用好自贸港外汇便利化政策，大力推动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 以金融文化推动自贸港跨境金融改革创新。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支撑，坚持守正创新，积极培育开放包容、合规诚信、创新协同的文化氛围，更好地推动自贸港高水平开放。一方面，培育创新文化，深化跨境贸易投资改革。推动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落实落细，多方式、多途径引导经营主体对接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有效复制已落地业务成熟经验，加强政策宣传，持续扩大政策惠及面。积极推进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业务，便利企业集团内部资源的打通与共享，有效支持两个总部经济，便捷跨境资金高效流动，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塑造诚信生态，不断提升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持续跟踪名录登记改革工作成效及银行名录登记信息质量，督导银行做好名录登记业务。按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部署要求，有序推进直接投资中期改革、外债管理改革措施落地。完善对外投资、返程投资外汇管理等，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以金融文化优化自贸港跨境金融服务环境。坚持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着力点，不断凝聚文化共识，切实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质效。一是坚持金融为民，持续优化外籍来华人员和个人外汇服务。继续完善外籍来华人员外汇服务保障工作，不断提升个人用汇体验，落实好个人携钞出境电子化工作，拓宽线上场景、小额汇款业务办理渠道。大力做好“博鳌亚洲论坛”“消博会”及“环岛自行车赛”等重要赛事活动期间的个人外汇服务工作。二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不断加强企业汇率避险服务。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宣传，切实让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深入企业，进一步压实银行主体责任，落实企业汇率风险清单管理工作，积极引导和推动经营主体开展汇率避险，有效提升涉外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三是不断提升创新政策传导质效。深化开展“暖春行动”特色品牌建设，拓宽外汇服务活动覆盖面，将活动做精做细，建立与重点企业的联络员机制，确保政策对接畅通无阻。 以金融文化护航自贸港跨境金融行稳致远。大力倡导合规文化建设，引导辖区经营主体提升合规意识，塑造合规经营理念，依法合规开展业务，防范违规风险。一是完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的管理框架。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促便利和防风险，不断完善自贸港“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体系，筑牢封关运作后跨境资金流动安全防线，为自贸港高水平开放营造更加安全的环境。二是稳慎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持续指导银行完善外汇展业配套制度，推动银行发挥风险探头作用，挖掘风险信息资源，加强风险精准识别和处置，不断探索完善“实质真实、方式多元、尽职免责、安全高效”的跨境交易管理机制。三是加强非现场监管能力建设。完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精准分析研判功能，坚持围绕自贸港风险特点，持续推动研判中心建设，聚焦微观主体风险画像，提升非现场监测分析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 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局长 陆巍峰 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助力中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行稳致远 廿载通衢连四海，一朝活水润寰瀛。自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以下简称QFII）制度破冰启航，中国资本市场以循序渐进的模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开放浪潮得以磅礴之势奔涌向前。历经二十余载淬炼，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已成长为境外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枢纽与信赖通道。作为这一历程的重要见证者、坚定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中国银行始终屹立于跨境投资服务前沿，以专业、稳健、创新的托管服务，精心架设联通全球资本与中国机遇的金融桥梁，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与开放大局中，奋力书写着开放合作的时代华章。 制度筑基 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的演进脉络 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是国家金融现代化征程的必由之路，而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则是这条康庄大道上不可或缺的基石。从2002年QFII制度初啼新声，到2011年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enminb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以下简称RQFII）试点扬帆，再到2020年QFII/RQFII制度并轨融合，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始终沿着“渐进、可控”的开放路径行稳致远，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稳定器”与充满活力的“试验田”。 回望初期，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犹如一条在探索中延伸的航道。彼时，境外资本怀揣着参与中国市场的热切期待，却也面临着额度管理严格、资金汇出受限、操作流程复杂等现实挑战。2002年QFII制度启幕，单家机构投资额度上限设定为8亿美元，资金汇出需满足较长的锁定期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境外投资者的参与效率与投资灵活度。中国银行作为首批获得QFII托管资格的国有大行，深感使命在肩。我们迅速组建专业团队，深入研究政策框架，率先搭建起既符合国际标准又适应中国实践的跨境托管服务体系。从账户开立、资金清算、资产保管，到报告报表、公司行动、投资监督、绩效评估，我们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贯穿投资生命周期的全流程服务，成为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值得信赖的“第一扇窗”。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巨轮破浪前行，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也随之迎来了关键的“迭代升级期”。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开放航程的“领航员”，始终秉持改革精神，精准施策：2012年，取消股票配置比例下限，所有境外投资者对单个上市公司A股的持股比例上限从20%提升至30%。2019年，取消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标志着“额度管控”向“便利化管理”的历史性跨越，释放出强烈的开放信号。2020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重磅出台，实现QFII与RQFII制度的统一整合，扩大投资范围，简化申请流程及材料，优化投资收益汇出手续，显著提升了制度便利性。2024年，改革步伐再提速，进一步优化账户管理，完善汇兑管理，放松汇出入币种选择限制；统一合格境外投资者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入市（CIBM）的外汇风险管理模式，推动构建简明统一的证券投资在岸开放渠道资金管理规则。2025年，进一步扩大可供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的商品期货期权交易品种；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套期保值目的的场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期权交易，新规将于2025年10月9日施行。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的每一次优化，都凝聚着监管智慧，也深刻回应了市场主体的热切期盼。一系列精准有力的政策“组合拳”，如同疏浚拓宽了河道，让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这条开放“管道”日益通畅高效，为全球资本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入中国金融市场铺就了更加宽广坚实的道路。 政策赋能 外汇改革的实践突破 资本市场的开放伟业，既需要制度框架的顶层擘画，更离不开政策细节的持续打磨。合格境外投资者外汇管理制度的完善历程，正是外汇管理部门倾听市场声音、响应市场需求、持续提升便利化水平的生动实践。中国银行身处服务境外投资者的第一线，作为连接监管要求与市场诉求的重要纽带，我们始终扎根市场、倾听声音，将全球投资者的真实痛点与优化建议，转化为有建设性、可操作的政策建言，助力外汇管理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迭代升级。 在额度管理优化的关键进程中，“额度上限有限制、申请流程有要求”曾是困扰众多境外机构的难题。中国银行依托庞大的客户基础和服务网络，深入调研了包括全球知名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资产管理机构在内的众多境外投资者。我们发现，“额度动态调整机制不够完善”是制约其投资灵活性的瓶颈之一。基于详实的市场反馈和专业的研究分析，我们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提出了“建立额度弹性调整机制、简化追加额度审批流程”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与积极采纳，为2019年最终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的里程碑式改革提供了市场依据和实践支撑。政策红利释放立竿见影，境外机构自此告别“额度焦虑”，得以根据市场研判和投资策略灵活配置资金。仅2019年当年，中国银行托管的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QFII/RQFII渠道及CIBM渠道流入境内资本市场的资金规模就实现了同比115%的增长，充分体现了政策优化转化为市场活力的巨大动能。 在跨境资金汇划领域，汇兑“限制严、效率低”也曾是境外投资者普遍反映的主要痛点。中国银行凭借多年积累的托管运营经验和对国际惯例的深刻理解，通过分析大量业务案例，指出“锁定期较长和汇出比例限制”是增加投资者资金流动性管理难度和操作成本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取消锁定期和汇出比例限制、缩短资金汇划周期”的系统性建议。这些建议的核心内容被充分吸纳进2020年合格境外投资者外汇管理政策优化方案。政策落地后，成效显著。以中国银行服务的境外机构为例，其资金汇出效率平均提升60%以上，操作便利性获得质的飞跃。一家全球知名投资者在通过合格境外投资者渠道增持境内证券后感叹：“汇划流程的简化与效率提升，让我们能够更敏捷地捕捉中国投资机遇，中国市场对我们全球投资组合的吸引力正在实实在在地增强。” 在账户与结算管理方面，“多账户并行操作繁琐、人民币汇出路径复杂”也曾影响投资者的体验与效率。中国银行基于服务超200家境外机构的丰富实践，结合国际托管服务的先进经验，向监管部门提出了“整合QFII/RQFII项下用于证券交易和衍生品交易的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实现多功能合一”以及“优化人民币汇出路径，允许更灵活的本外币转换”等具体建议。政策优化后，境外机构可选择不进行二次购汇，直接将存放于外币专用账户对应的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中的人民币资金汇出境外，极大地提升了资金运用效率和操作便利性。这一变革不仅显著降低了境外投资者的运营成本和操作风险，更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基础设施朝着更高水平的国际化、标准化迈进，充分彰显了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制度韧性与包容性。 银政协同 双向赋能的创新范式 开放政策的持续优化与市场活力的积极反馈，从来都是一个“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的过程。监管机构对市场诉求的敏锐洞察和高效响应，使得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而制度红利持续释放所激发的市场扩容与深化，又为中国银行等市场机构提升服务能级、拓展业务边界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中国银行与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相伴相生的协同成长史，正是银政协同、监管与市场双向赋能的生动典范与创新范式。 政策优化产生的强大“制度引力”，有效激发了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热情与信心。2019年额度限制取消、2020年外汇管理流程大幅简化后，全球中长期资本加速通过合格境外投资者渠道布局中国人民币资产。 在客群经营与市场拓展方面，中国银行凭借对政策的深刻理解、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卓越的托管运营能力、强大的综合金融实力以及领先的技术系统支撑，已稳步成为全球主要境外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托管合作伙伴。作为目前QFII/RQFII以及CIBM等“引进来”方向托管规模最大的中资商业银行，近年来，中国银行QFII/RQFII和CIBM托管客户数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0%。特别是2024年以来，中国银行新增QFII/RQFII和CIBM托管客户数量持续领跑中外资同业，实现了对主权财富基金、中央银行、国际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集团及贸易公司等全类型境外核心客群的服务覆盖。 在业务深度与服务广度方面，中国银行的QFII/RQFII和CIBM托管服务范畴始终引领行业之先。除提供安全、准确、高效的账户管理、资金清算、资产保管、会计核算、估值报告等传统核心托管服务外，中国银行更是行业创新的先锋，首家为QFII/RQFII客户提供投资境内商品期货的托管解决方案，也是唯一具备多年专业绩效评估与风险分析服务经验、并为投资者提供深度的业绩归因和组合分析支持的中资托管银行。 客户规模的持续扩张与业务深度的不断精进，有力推动了中国银行跨境托管业务市场份额的稳步攀升。截至2025年6月末，中国银行QFII/RQFII及CIBM项下托管资产规模已逼近9000亿元人民币大关，持续巩固并扩大在中资同业中的领先地位。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是对中国银行专业服务能力的充分认可，更是国家高水平开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全球配置中国资产需求日益旺盛与中国银行综合实力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的必然结果。 更深层次的双向赋能，体现在市场实践与监管智慧的交融互促、共同成长中。中国银行在服务全球机构投资者的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鲜活的、贴近市场前沿的实践经验。这些来自市场前线的洞察与案例，为监管部门优化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政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样本和实证依据。反过来，政策的持续完善与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又为中国银行升级服务体系、拓展服务边界、提升服务能级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更好地实现政策传导与服务落地，中国银行创新构建了“政策精准解读—市场深度需求收集—定制化方案设计—全流程落地跟踪与反馈”的闭环服务体系，自主研发了智能化全球托管服务平台（GCS），实现了外汇结算、报告报表、公司行动、税务申报等核心托管业务环节的高度自动化与直通式处理（STP），直通处理效率稳定在98%以上，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与准确性，降低了操作风险。这种“政策持续优化—市场加速扩容—银行服务升级—客户体验提升”的良性循环生态，正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澎湃活力的最佳诠释。 未来图景 开放新篇的共建之路 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型开放正向着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阔步前行。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作为开放体系的重要支柱，必将在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高质量发展中扮演更加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银行将始终与国家开放政策同频共振，与全球市场发展同向而行，以专业服务讲好中国金融开放故事、中行担当故事和托管价值故事，助力更多境外机构“走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我们坚信，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将继续发挥连接中国与全球资本市场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长期向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日益增强，决定了境外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中国银行将以跨境托管业务为核心支点，持续投入资源，积极参与政策研讨，为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建言献策，助力其规则更透明、流程更便捷、风险管理更完善。我们将致力于推动更多境外长期资本、耐心资本通过QFII/RQFII、CIBM等渠道深度参与中国资本市场，为市场注入稳定器和活力源，同时为全球投资者更充分、更便捷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搭建可靠的金融桥梁，在服务国家更高水平开放战略中，持续展现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 我们期待，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在“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下持续升级。展望未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向纵深推进，QFII/RQFII与CIBM、沪深港通、债券通等开放渠道的协同效应将迎来更广阔的释放空间。建议在监管统筹下，进一步探索“多渠道投资一体化管理”模式，研究打通不同渠道间的账户、结算、风险管理等环节，允许境外机构通过统一的合格境外投资者主渠道或主身份，更加灵活、高效地无缝对接境内多层次资本市场（股、债、衍生品等）和多元化金融产品（如公募REITs、商品ETF等），大幅降低其参与中国市场的制度性成本和操作复杂度。中国银行将继续发挥“市场前沿哨所”和“政策智慧外脑”的作用，密切跟踪全球投资趋势和境外机构的最新需求，将市场一线的真知灼见转化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助力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持续迭代，锻造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开放渠道。 我们笃信，唯有“极致专业化”的服务方能夯实开放之基、赢得全球信赖。面对全球投资者日益提升的服务标准和对“安全、高效、智能、增值”的不懈追求，中国银行将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专业化、数字化发展道路。依托覆盖全球的机构网络和深厚的市场根基，中国银行将持续优化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等主要金融中心的服务团队配置，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确保为全球客户提供“一点接入、全球响应”的无缝服务体验。加速金融科技融合创新，积极运用前沿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托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构建业内领先、面向未来的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的全球托管技术体系，打造全产品整合、全流程穿透、全领域覆盖的“智慧托管”新标杆。深化金融基础设施合作，积极参与境内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系统直连、流程优化和标准对接，构建高效、安全、低成本的跨境结算与资产服务网络，让每一位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银行的境外投资者，都能在每一个服务触点感受到“中行服务”所承载的专业厚度与科技锐度。 潮起东方，其道大光；开放新程，行稳致远。放眼未来，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壮阔画卷正徐徐展开。中国银行将充分发挥全球化布局与综合化服务的竞争优势，以更高效的跨境托管运营能力、更专业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更智能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为国际投资者深度参与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提供卓越的“中银方案”。我们坚信，在监管部门的智慧引领下，在市场各方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下，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这条承载着开放梦想的“融通管道”，必将日益畅通、活力奔涌，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开放之渠、创新之渠、繁荣之渠、共赢之渠，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澎湃的中国金融力量！ 中国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边济东 摘要：通过分析汇率与利率联动的理论基础以及对汇率和资金变化的历史复盘，本文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并允许人民币在合理范围内“有序贬值”。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化反映了市场主线的复杂切换，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基本面、关税博弈、美元体系稳定性、资本流动以及货币政策调控情况，预计我国稳汇率政策或更多侧重于纠偏单边预期，货币政策整体保持宽松态势，资金面有望继续保持平稳。 关键词：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债券市场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外汇储备激增，需要增强汇率弹性予以应对。2005年，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下简称“7·21汇改”），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2015年，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提高汇率市场化程度，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形成机制，强调市场供求作用，并允许汇率更大波动（以下简称“8·11汇改”）。以上两次汇改不仅增强了汇率弹性，更有效提升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加速了债券市场开放发展。至2025年，“7·21汇改”已有20年，“8·11汇改”正值10年。在当前环境下，汇率市场化与资本账户开放协同仍是关键，货币政策需在“稳预期”与“防风险”间寻求平衡，汇率弹性增强使得我国利率债更受国际投资者关注，债券市场的深度开放有望取得进一步突破。 汇率与利率联动的理论基础 利率平价理论（IRP）是解释汇率与利率关系的核心框架，认为两国利差会通过套利资本流动影响汇率。其核心逻辑是：两国间相同时期的利率只要存在差异，投资者即可利用套汇或套利等方式赚取价差，两国货币间的汇率将因此而波动，直到套利空间消失为止。均衡状态下，远期汇率的贴水或升水应与两国利率的差距相等。 从汇率对利率的影响机制来看，本币贬值会提高进口商品价格，推升该国通胀水平。为抑制通胀，央行可能被迫加息；本币升值可能缓解通胀压力，为降息创造条件。此外，本币大幅贬值导致以本币计价的股票、债券价值缩水，进而引起资本外流、流动性收紧、市场利率上升。典型案例是2018年土耳其里拉危机，即里拉暴跌加剧外资逃离，多方因素共振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通过梳理汇率与利率互相影响的机制，本文发现其中非常重要的联结点在于货币政策操作及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例如，若本币持续贬值，市场可能预期货币政策收紧，从而导致该国利率面临上行压力。从实践角度来说，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将央行的操作纳入其中，那么政策如何权衡将成为影响市场走势的关键因素。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一国无法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这被称为“不可能三角”。不同的政策组合之间没有明确的优劣之分，需要综合国内外情况有所取舍，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必然面临一定的风险与挑战，政策的执行成本也会随之不断变化。 实践中，政策在“不可能三角”中的抉择并非绝对或不可调节的。在传统的三元悖论框架下，三个政策目标严格对立，汇率改革必须考虑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严格约束，理论上汇率在改革中不得不放弃稳定性目标。然而，在折中化的视角下，资本逐渐开放与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条件下是能够兼顾汇率稳定目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我国汇率管理实践 （一）汇率改革进程与人民币国际化 我国汇率制度在改革中不断优化。1994年，我国实现汇率并轨，正式确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统一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2005年“7·21汇改”引入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机制，打破单一盯住美元模式，深化市场化程度。 “8·11汇改”至今，我国汇率管理愈发成熟，市场化程度提高、宏观经济调节功能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具体来看，“8·11汇改”后确立“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的中间价定价模型，大幅提升规则性和透明度，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提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人民币汇率稳定性提升，抗风险能力增强，国际化进程加速，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全球70多国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支付货币和贸易融资货币。 （二）丰富的汇率管理工具箱 我国汇率管理持续优化，汇率管理工具箱储备较为充足。工具可分为四类。 一是预期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或者媒体报道中表达对人民币汇率相关观点，引导市场预期，强化市场信心。这种管理方式成本较低、使用频率相对较高。 二是通过流动性工具调节可使用的外币规模。例如，外汇存款准备金、外汇风险准备金、离岸央票等。外汇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将其吸收外汇存款的一定比例交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商业银行可自由使用的美元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外汇风险准备金是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时需要向央行缴纳的风险准备金。银行在开展远期售汇业务时可能会在现货市场上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提高外汇风险准备金有利于缓解贬值压力。离岸央票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发行的央票，会降低离岸人民币存量，有利于提振人民币汇率。 三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逆周期因子调节。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开盘价和涨跌幅限制计算的基准价，对汇率交易有引导作用。其由三个部分组成：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收盘价和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反映市场本身的定价，而逆周期因子用于对冲市场的顺周期行为，从而抑制单边贬值/升值预期、减少汇率超调风险、增强央行对中间价的引导能力。 四是动用官方外汇储备直接干预市场。中国已形成规模超过20万亿元的官方外汇储备，也曾经将外汇储备作为调控汇率的重要手段。“8·11汇改”后，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科目规模波动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不再使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 我国“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 （一）2015—2016年：以汇率弹性释放换取政策空间 面对经济基本面较大的压力，货币政策选择允许汇率波动从而释放降息空间。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降至6.9%，工业增加值同比跌至6%附近，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负增长，基本面各项指标倒逼货币政策宽松以提振实体信心。同时，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我国宽松政策与海外紧缩周期错位，中美利差从8月末的150BP附近，收窄至2015年末的50BP。2015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非储备金融账户净流出约8505亿美元，外汇储备减少约6408亿美元。“8·11汇改”进一步推动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4变为6.9。在人民币贬值过程中，货币政策保持宽松态势，有效缓解了前期经济失衡的问题。 （二）2018—2019年：基本面韧性助力货币政策独立 中美贸易摩擦时期，我国基本面的韧性保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018年3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2019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至7.0。中国人民银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而未跟随美联储加息大幅收紧货币政策，银行间市场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利率债为质押的7天期回购利率（DR007）中枢维持在2.6%附近。在这一时期，中国通过稳增长政策，有效抵御外部压力，经济增速、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国际收支等核心指标均未出现系统性失速，反映出我国基本面具有一定韧性。这为2018年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逆周期因子启用等政策提供了空间，使汇率与利率联动脱离利率平价理论。 （三）2022—2024年：中美货币政策错位下允许人民币合理贬值 2022年以来，美联储激进加息以抑制通胀，而中国则通过降息、降准等措施稳增长，中美利差从正利差转为倒挂，10月倒挂幅度近160个基点。由于资本流动渠道多元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深度拓展，资本流动性显著提升，外资明显减持国内债券。当外汇管理政策成本超过汇率波动成本时，中国人民银行允许汇率合理地阶段性贬值以释放压力，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一度升至7.3以上。 （四）小结 即便面临外部约束和贬值压力，我国货币政策仍然会坚持“以我为主”，首要目标仍是服务我国经济发展，不会因美联储政策调整而被动跟随。一定时期内，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接受对内宽松带来的资金流出与一定程度的汇率贬值，既不同于“浮动汇率+资本自由流动”的欧美模式，也区别于“固定汇率+外汇管制”的传统新兴市场做法，具有中国特色。 2025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一）上半年人民币对不同币值汇率出现分歧 2025年上半年，人民币相较于美元升值，但对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篮子货币指数贬值。年初至6月30日，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从7.30震荡降至7.17，而CFETS篮子货币指数从102降至95，贬幅达6.9%。这一背离现象反映了市场主线的复杂切换。相较于美元兑人民币的震荡走势，人民币对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贬值趋势较为明显，人民币有效汇率下行。 一方面，非美货币强势叠加我国在关税扰动下经济基本面存在修复压力，导致人民币“有效贬值”。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可能会对我国出口基本面产生冲击，导致经常账户顺差有所收窄，以及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波动。对于基本面修复偏悲观的情绪导致人民币币值下滑。同时欧元、日元等非美货币因美元走弱、跨境资金回流，汇率大幅走强，间接增大了人民币的压力。 另一方面，考虑到外国投资者对美元计价资产的信任程度下降，美元指数自年初起震荡下跌。尤其是自北京时间4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关于“对等关税”的行政令以来，美国市场风险偏好下行，避险需求增强，美联储降息预期推迟。这并未引起美元指数走强，反而因通胀担忧、特朗普政府政策高度不确定性等，市场对美元计价资产信任程度下降。由于美元指数的快速下行，贬值速度更快，导致了人民币兑美元反而有所升值。 （二）下半年影响汇率的关键因素 一是我国经济基本面的修复节奏。展望下半年，出口和居民消费是需要关注的两个关键变量。多项稳就业、增收入、惠民生政策有望落地，支撑经济修复和人民币币值稳定。经济增速改善将提升我国经济的吸引力，吸引外资回流，增加外汇市场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 二是关税谈判的进度。关税谈判的进度会影响市场预期与汇率走势。下半年，若中美关税谈判取得进展，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贸易收支状况有望改善。贸易顺差的扩大将增加人民币的需求，对人民币双边汇率形成有力支撑。 三是“美国例外论”的演绎。“美国例外论”得以成立，归因于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再以美股和美债回收全球流动性的金融闭环，加之财政扩张与科技巨头的盈利增长共同提振市场信心。上半年，在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约束下，“美国例外论”受到质疑，引起全球宏观经济预期变化，资金从“美元资产内部配置”转向“非美资产再配置”，美元资产一度出现“股债汇三杀”现象。尽管近年来“去美元化”话题不断升温，但从支撑国际货币所需的核心要素来看，短期内寻找其他替代货币尚有难度。不过长期来看，美元体系的根基已出现松动。考虑到下半年美元贬值幅度有限，因此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空间也会有所压缩。 四是机构行为与国际资本流动。境内企业累计待结汇规模目前仍在较高水平。美元指数下跌导致人民币相对升值，这可能会触发部分结汇需求释放，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上升，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概率，形成“汇率急升→结汇盘踩踏→放大波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量美元存款形成一个潜在的结汇“蓄水池”，如果人民币明显贬值，这些美元存款可能会用于结汇，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增强人民币汇率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的韧性。人民币币值变化还将受到外资资金流动情况影响，而平衡直接投资账户和证券投资账户资本外流压力的关键或在于国内稳增长政策最终落地的效果，包括稳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深化等。 （三）下半年货币政策展望 下半年，货币政策会继续坚持“以我为主”，根据我国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灵活调整，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和稳定性有望增强，稳汇率政策或更多侧重于纠偏单边预期。今年上半年汇率政策从引导温和贬值逐步转向中性，我们认为下半年政策目标将更加聚焦于币值稳定，从而服务国内经济企稳修复。当前中国经济正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国内友好的经济金融环境离不开人民币币值稳定，政策需要通过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引导汇率在合理区间波动，避免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冲击。稳汇率政策是人民币汇率的重要支撑因素，需更多侧重于纠偏单边预期，更加关注“一篮子货币稳定性”，以维护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今年下半年汇率不会对我国央行的操作形成明显的制约，货币政策依然保持“以我为主”，在“适度宽松”的基调下，下半年降息仍有空间，央行将通过各类流动性管理工具支持信贷投放、政府债发行以及应对潜在的关税冲击。我们预计，央行仍然需要通过降准、买断式逆回购以及国债买卖来进行流动性管理；而在实际利率偏高的情况下，降息仍然有助于降低实际融资成本。关于时机层面，今年以来，货币政策持续强调“择机/适时”，从实际的降准降息操作来看，也体现了前瞻性和灵活性，背后是货币政策更加关注预期管理。预计后续，当市场预期出现明显转弱时可能催化降息落地，尤其关注中美对等关税豁免期结束后外部冲击的影响加大以及国内财政政策力度退坡等风险。除此之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持续发挥作用。 考虑到灵活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保持“低波+韧性”的特征，预计未来资金利率也可以维持平稳。若稳增长需求继续提升，资金利率可能阶段性下行到利率走廊中枢以下，此过程可能也是政策利率降息的前奏。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明明；中信证券研究部资管与利率债首席分析师 章立聪；中信证券研究部资管与利率债分析师 史雨洁 | 产业追踪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遍及全球，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中医药产业数智化发展也正面临着重大机遇和挑战。本文从数智化赋能中医药产业链的角度，梳理和分析了中医药产业种植、生产、流通、终端等环节。通过数智化路径，赋能中医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未来可进一步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实现数智化和中医药产业深度渗透与融合，全力打造“数智中医药”。 中医药作为我国的医学瑰宝，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迭代发展和对中医药产业的渗透，中医药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中医药数智化为中医药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是未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借助数智化推动中医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变，成为当前中医药产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数智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中药材种植数智化应用场景不多 一是中药材种植规模化、标准化程度偏低。中药材种植仍以农户传统种植模式为主，凭经验种植，虽然具有基本的种植技术，但是种植较分散，集中成片较少，科技利用率低，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种植的智能化基础支撑不足，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二是中药材种植缺少数智化精准管理。中药材种植数智化应用场景涵盖了智能灌溉、施肥、病虫害预警、土地管理等多个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应用场景较少，不能有效实现对种植环节的精准检测和调控。比如，在种植过程中，一些农户仍采用传统的漫灌方式，智能化的灌溉系统应用不足，无法根据中药材需水规律和土壤湿度精准供水，造成水资源浪费。 中医药生产智能化改造水平不高 一是中医药智能化生产技术不够成熟。一方面，多品种的生产现状不利于智能化。部分中药饮片企业加工的品种较多，各品种原药材不同，差异大，多个品种共用同一设备或生产线，切换频繁，设备或生产线的专一性不强，而且一些环节需要较多的人工辅助操作，生产效率不高。另一方面，中药饮片生产体系呈现智能化设备渗透率低、质量在线监测实施率低、工艺参数调控数字化覆盖率低的“三低”特征。比如，在炒制过程中，操作人员通过感官指标变化判断火候，质量的稳定性难以准确把控。 二是中医药生产加工企业智能化改造意愿不高。一些企业认为数智化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但也存在“不转型等死，转型是找死”的片面思维。同时，企业技术改造升级项目缺乏支持力度，技术改造资金支持力度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中医药流通数字化应用能力不足 一是缺乏中医药流通数字化交易平台。中药材交易仍以传统集散地、集贸市场为主，交易周期长、储存运输管理成本高，存在“信息不对称、产销失衡、价格不稳定、中间环节层层加价、质量难以追溯和保障”等问题，传统的交易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市场透明、高效、可追溯的交易需求，中医药产业数字化交易平台的建设势在必行。 二是电商与药商合作不够深入。没有形成线上线下双平台合作优势，存在“数据孤岛”，难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和协同。尚未完全建立线上挂网、线下展示、远程视频实时看货的可控化、实时化的智能交易模式，交易双方信任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流通渠道不够畅通。 中医药终端数字化服务能力不强 一是数字中医药服务能力不强。一方面，虽然中医药数据量丰富，但是中医药数据智能化采集能力相对薄弱，全产业链数据归集不完全，不能做到中医药经验数据完全挖掘，不能有效运用数据要素和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大数据库，未能释放中医药数据价值。另一方面，中医医疗机构业务流程数字化转型薄弱，中医诊疗数据共享还存在障碍。存在不同医疗机构采用不同的系统，数据接口标准不统一，导致跨机构共享率不高；有些医疗机构因安全风险“不敢共享”等。 二是中医药数智化人才服务支撑不强。中医药与数智化、人工智能等学科交叉建设薄弱，复合人才不足，针对名老中医的诊疗过程和经验等数据资源，难以实现收集整理，不利于中医诊疗的传承发展。 助力中医药产业数智化发展的路径 拓展中药材种植数智化应用场景中药材种植是中医药产业的源头，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把控中药材质量，会直接影响中药疗效和中医药产业发展。 一是打造集约规模的中药材数智化种植基地。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种植，可以实现更高标准化、统一化的管理，为数智化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基础条件。一方面，推进道地中药材生态溯源种植基地建设，建立中药材大数据追溯机制，积极与国家追溯平台数据对接，提升中药材产品质量。另一方面，支持当地龙头企业带动更多的种植基地实现数智化、绿色化转型，以数字技术破解中药材种植“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为田间地头装上“智慧大脑”，促进中药材增产提质。 二是提高中药材数智化精准管理水平。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和遥感技术，实现中药材种植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变，实时监测中药材生产环境全过程，从而对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进行精确管理，实现中药材种植精准化。比如，运用图像识别和机器学习技术，对中药材病虫害进行早期预警和精准识别，减少化学农药的滥用，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还可以提高防治效果。 促进中医药生产智能化改造升级 生产加工环节是中医药产业链的重心，规范化标准化的生产加工直接关系到药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可以提高中医药产业的经济效益。 一是加大中医药生产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当地中药饮片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促进适宜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成果在企业应用推广。加大中药饮片企业技术改造升级项目政策支持力度，优化技改项目的审批效率，引导金融机构对中药饮片企业技改项目的资金扶持。 二是提升中医药生产企业数智化技术改造水平。一方面，鼓励饮片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中药炮制的科技含量，实现“科技炮制、创新炮制、绿色炮制”。比如，在中药材清洗分拣过程中采用计算机视觉+机械臂，自动剔除霉变药材。另一方面，借助AI技术对中药饮片的质量、性状特征等信息进行智能分析与决策，构建饮片生产全流程的智能评价模型，实现数据采集、转换与模型迭代的闭环运行，形成多维度、动态化的质量评价系统。 提高中医药流通数字化应用能力 中医药流通环节是中医药产业的重要保障，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枢纽，涉及中药材流通、仓储、运输等多方面，直接影响中医药产品质量控制和供应效率。 一是建立中医药数字化交易平台。根据中医药企业的业务需求，依托数字化技术，运用优势平台建立运营账号，拓宽销售渠道，比如短视频创作、直播带货、线上展会、客服咨询等，形成相互支撑、覆盖广泛的矩阵式数字化交易渠道。建设集信息发布、交易、支付结算、市场监测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交易平台，实现中医药产业数字化管理；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确保中药材从种植到销售每一个环节可追溯，提升中药材质量和市场信任度[1]。 二是搭建统一的数字化物流系统。在中医药流通管理上，为中医药供应链各参与方提供一个统一的数字化物流系统，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融合线上线下交易，实现供应商、生产商、经销商、中医药机构等之间的数据实时共享，不断优化中药材存储、运输和配送过程，减少物流成本和时间，提高流通效率。比如，生产商在系统可以实时查看原材料库存，根据需求调整生产计划；经销商可以在系统及时获取生产商的库存动态，提前做好市场推广和采购。 提升中医药终端数智化服务水平 中医药终端是中医药产业链中直接面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的最终环节，作为中医药产业链的最终环节，通过提升中医药数智化服务水平，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 一是提升数字化辅助中医药服务能力。一方面，推动中医业务和管理数据自动化采集、智能化治理和数据分析挖掘应用。推动中医医疗机构以及相关单位数据共享复用，实现中医临床数据资源合规高效利用。比如，推进电子病历数据互联互通，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共享，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加快中医医疗机构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升级，创新中医医疗智能监测体系，打造集预防、治疗、康复、健康管理于一体的数字中医药服务模式[2]。建设具有示范性的智能化中药房，提供云煎药服务，提升患者看病就医便利度。借助人工智能辅助开方系统、针灸机器人等数智技术，辅助中医诊断和治疗。 二是加快中医药数字化人才培养。一方面，开展系统性中医药行业数字化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中医药相关人员的数字化思维和运用数字化开展工作的能力，深度适配中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顺应数字化时代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支持高校设立中医药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特色学科，加快培养中医药与数智技术、人工智能等学科复合型人才，构建产业数智化转型高质量人才供给体系，为中医药产业数智化转型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3]。建议有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建设“数字化诊疗室”“数字化传承室”等，运用数字化技术收集、整理、挖掘名老中医诊疗过程和诊疗经验，推动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提高临床人才培养效率。 结语 中医药产业作为我国传统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技术赋能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技术让传统中医药产业焕发新生机。数智化已经成为推动传统经验驱动模式向数据驱动模式的跨越式转型，通过数智化改造升级可以使传统中医药产业所蕴含的科技创新能力有效释放，为中医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搭建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桥梁，是中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马伊宁.新疆中药材产业亟须数字化交易平台[N].新疆日报（汉），2025-01-22. [2]王青云.《关于促进数字中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J].中医药管理杂志，2024，32（16）：29. [3]高丽娜，李湘君，宋慧勇.数智赋能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形成：内在机制与实践路径[J].卫生经济研究，2025，42（01）：19-22+28.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 张宁 摘要：在全球能源与环境变革形势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迅速崛起，其产业链涵盖原材料、制造、充电与售后等多环节且协同紧密。本研究深入剖析该产业链对中国商业经济的影响，发现其有力推动传统汽车转型、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绿色经济成长及提升国际竞争力。锂电池管理技术作为核心，在电池、整车、充电等环节保障安全高效运行，推动技术创新与成本控制，创造显著经济效益。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应强化技术创新投入、完善绿色金融生态、促进产业协同及深化国际合作等建议，并对产业与新兴技术融合等未来研究方向予以展望，旨在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助力中国经济绿色升级与全球产业转型。 关键词：绿色经济，商业经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锂电池管理技术 一、引言 为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兴起。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碳排放的严格限制及对可持续能源的急切需求，促使汽车行业加速变革。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势头尤为强劲。自2010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攀升，从最初的年销量不足万辆，到2023年已突破660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以上，成为推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1]。从产业发展脉络来看，早期受政策补贴驱动，众多企业纷纷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推动技术研发与产能扩张。随着市场逐渐成熟，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度与接受度不断提高，市场需求成为产业增长的关键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逐渐完善与延伸，已经涉及从原材料供应到整车制造、再到售后市场的各个环节，其对中国商业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日益凸显。 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肩负着重要使命。交通运输领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新能源汽车凭借其零排放或低排放的优势，成为实现交通领域碳减排的关键途径。因此，深入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对中国商业经济的影响，特别是锂电池管理技术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优化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概述 （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构成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电池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电池生产环节。锂电池的关键原材料包括锂、钴、镍等稀有金属，原材料经过开采后进入加工环节，制备成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等核心部件，进而组装成动力电池；中游是整车制造环节，这其中涉及汽车设计、零部件组装、整车测试等复杂工序，需整合机械、电子、软件等多领域技术；下游包括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后市场服务。充电设施建设是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重要保障，涉及充电桩及换电站的布局与运营；后市场服务包括汽车维修、保养、电池回收与再利用等。 上游电池企业的技术创新，为中游整车制造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源，推动整车性能优化。同时反馈促使电池企业持续改进技术。原材料供应商与电池生产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电池生产所需锂资源的质量与数量；电池企业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提高原材料利用率，降低成本，增强产业链整体盈利能力[2]，这些环节相互依存、协同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上游电池原材料与电池生产为中游整车制造提供核心部件，中游整车制造的市场需求又拉动上游产业发展；下游充电设施建设与后市场服务为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提供保障，促进整车销售与市场普及，各环节紧密配合，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3]。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未来发展趋势 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行业目前聚焦于更优秀的电池技术，目前固态电池技术有望突破现有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与安全性瓶颈，实现更高续航里程与更快充电速度。同时智能网联技术深度融合，车辆具备的自动驾驶、车联网功能继续完善，将进一步提升用户驾驶体验与交通效率。另外，政策支持力度不减，各国政府将继续出台补贴、税收优惠、购车指标等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与产业升级。在多领域内新能源汽车可以凭借运营成本优势，继续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推动产业链规模扩张与技术升级。 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对中国商业经济的影响 （一）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创新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促使传统汽车制造商加速转型[4]。传统车企加大在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研发的资金和人力投入，投资建设电池生产工厂，实现电池技术自主研发与生产，深入新能源汽车领域。由于新能源汽车生产对轻量化、高精度制造技术要求更高，这使得传统汽车产业引入先进材料与制造工艺，提升汽车整体性能与生产效率。 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推广对能源产业产生深刻变革。显著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降低石油进口压力，提升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储能终端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与削峰填谷。同时，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电网智能化升级，促进分布式能源发展。 （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化 新能源汽车是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远低于传统燃油车，其发展带动了绿色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绿色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促进绿色产业技术创新与规模扩张。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全球市场已具备强大的竞争优势，整车出口与电池出口规模持续增长，在国际市场树立了中国品牌形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与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技术交流与基础设施共建，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全球经济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四、锂电池管理技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作用 （一）锂电池管理技术概述 锂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BMS）是保障锂电池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技术。其主要功能包括电池的充放电管理、温度控制、电池健康监测与均衡管理等。在充放电管理方面[5]，BMS根据电池特性与车辆运行状态，精确控制充电电流、电压及放电深度，防止电池过充、过放，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温度控制功能通过散热与加热装置，保障电池性能与寿命；均衡管理通过主动均衡或被动均衡技术，调整单体电池电量，确保电池组整体性能一致，提高电池组可用容量与安全性。 近年来，锂电池管理技术取得显著进展。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提高了电池状态估计精度与故障预测准确性，通过芯片设计与先进制造技术使BMS体积更小、功耗更低、可靠性更高，同时，无线通信技术使电池模块间的无线数据传输与协同管理得以实现，提升系统灵活性与可扩展性。 （二）锂电池管理技术的重要性 锂电池管理技术推动电池生产工艺革新与效率提升。BMS可实现对电池制造环节的实时监测与质量控制，提升电池生产良品率，针对性改进电池材料与结构设计。借助先进的BMS，优化电池与车身结构融合，提升车辆整体刚性与安全性，同时降低整车重量与制造成本。在充电桩管理控制中，充电桩根据BMS数据调整输出电压、电流，实现快速、安全充电。运维人员可通过BMS数据及时发现故障并远程诊断、修复，降低运维成本，提高充电桩的可靠性与可用性，保障充电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推动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网络的完善与发展[6]。 （三）锂电池管理技术的经济效益 锂电池管理技术可降低电池维护成本，延长电池使用寿命，为企业与用户带来显著经济效益。在车辆使用周期内，由于BMS对电池的精细化管理使得电池容量衰减减缓，减少了电池更换次数。对于电池生产企业和整车制造商，BMS有助于减少电池售后质保成本。通过对电池健康状态的精准监测与预测，企业能够提前采取维护措施，降低企业运营风险，提高产品质量声誉。在生产环节，BMS优化电池生产工艺，提高良品率，降低废品损失，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率，增加企业利润空间。另外，锂电池管理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普及，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创造了更多的经济价值。电池回收利用产业在BMS技术支持下实现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的良性循环与经济增长。 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对中国商业经济结构的绿色升级 （一）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从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低碳、环保、高技术产业转型。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促使汽车制造企业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电子信息、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与创新资源，培育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带动了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产业以及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带动零部件制造、软件开发等产业的协同发展，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加速了传统能源产业的变革，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推动能源结构的绿色调整。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电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化，能源产业多元化发展，降低了我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增强了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二）绿色金融与政策支持的作用 中国政府通过绿色金融、补贴政策、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措施，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有效促进了资本向绿色经济领域流动，加速了产业链的绿色转型[7]。 绿色金融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与支撑作用。绿色信贷为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渠道，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生产设施建设，助力企业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提升产业规模与竞争力；绿色债券市场也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筹集了大量资金，资金的注入加速了产业技术升级与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补贴政策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初期起到了关键的启动与引导作用；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免征车辆购置税、增值税减免等，这些政策直接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与推广。通过绿色金融与政策支持的协同作用，新能源汽车产业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与创新资源，加速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步伐，促进了产业链各环节的绿色转型，为我国经济结构的绿色调整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产业链的绿色转型与市场竞争力提升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绿色转型显著增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了全球市场的绿色升级。在技术创新驱动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电池技术、智能网联技术、整车制造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产品性能与质量不断提升，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绿色创新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提升市场份额与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新能源汽车的绿色属性符合全球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趋势，通过绿色设计、绿色制造与绿色回收等环节的创新，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实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管理。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了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绿色升级。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成功布局，不仅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也提升了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促进了全球汽车产业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 六、结语 （一）主要结论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对中国商业经济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与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锂电池管理技术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核心支撑技术，贯穿于电池生产、整车制造、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环节，在提升电池性能与安全性、优化整车设计与续航里程、提高充电效率与智能化水平以及创造经济效益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技术创新与应用有效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成熟，促进了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升级与绿色发展。 （二）政策建议 政府应持续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及锂电池管理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设立专项科研基金，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建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强规划引导，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合作与协同发展，增强产业链的稳定性；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鼓励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三）研究展望 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新技术、新政策将不断涌现，对产业链和商业经济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各国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规范产业发展秩序。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新能源汽车产业与其他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如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对产业创新模式与商业模式的影响，分析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应对策略等，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全面、深入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1]于飞，朱延洁，梁宏梅，等.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J].时代汽车，2024（20）：117-119. [2]李亚龙.新经济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整合与能效提升[J].专用汽车，2024（12）：109-111. [3]燕路洋.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协同发展模式研究[J].汽车测试报告，2024（16）：47-49. [4]郑华.新能源汽车时代背景下传统车企战略转型[J].商场现代化，2020（20）：4-7. [5]栾文竹.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设计与关键技术[J].时代汽车，2024（24）：98-100. [6]黄涛，周能，胡凯，等.一种充电桩安全充电状态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J].工业仪表与自动化装置，2024（6）：3-8. [7]高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J].中国集体经济，2024（28）：17-20. 作者简介：吴琳森，男，四川巴中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锂电池管理。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吴琳森 内容摘要：随着新一轮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动力，而构建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意义重大，不仅能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有力促进技术创新。然而，当前构建该模式却面临产业链协同难度大、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不完善、企业间利益分配不均等挑战。对此，需通过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建设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等策略，推动制造业产业集群基于新质生产力实现协同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制造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引言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催生出诸多新业态，为制造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但传统发展模式下，制造业产业集群在协同发展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难以充分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对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构建的挑战 （一）产业链协同难度大 第一，技术对接障碍重重。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涵盖众多细分领域，从基础材料研发到高端装备制造，技术跨度极大。不同环节企业依据自身业务特性所采用的技术标准、技术路线各异，上游企业产品技术参数往往难以精准适配下游企业生产工艺要求，致使在产品交接环节频繁出现技术磨合问题，阻碍协同流程顺畅推进。第二，工艺适配困境凸显。各环节生产工艺千差万别，零部件制造注重精密加工，而组装环节则侧重于模块化装配工艺。当上下游企业协同生产时，上游零部件的加工精度、表面处理工艺若与下游组装工艺不兼容，就会造成组装困难、产品质量不稳定，增加返工成本与时间损耗，严重影响协同效率。第三，管理理念冲突频现。大型核心企业倾向于规范化、流程化管理，以求稳定生产秩序；中小企业为追求灵活性与快速应变，管理相对松散。这种差异在协同项目执行中，表现为决策速度不一致、任务分配与执行标准不统一，引发管理混乱，拖慢产业链整体运作节奏[1-2]。第四，目标导向分歧显著。部分上游原材料供应商聚焦短期资金回笼，追求即时订单收益最大化，倾向于供应通用性原材料，忽视下游企业对特殊性能材料需求；下游终端产品生产商着眼长期品牌塑造与市场拓展，期望获得定制化、高性能原材料支持，供需双方目标错位，削弱协同动力。第五，地域分散沟通迟滞。在全球化布局下，制造业产业链常跨越多个地区甚至国家，不同时区、语言文化差异以及远程通信局限，使得信息传递延迟、失真。企业间沟通协调会议难以高效组织，紧急事务处理不及时，制约协同紧密度。 （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不完善 第一，数据格式杂乱无章。制造业各环节企业使用的信息系统源自不同供应商，数据存储格式五花八门，从数据库结构到文件编码方式均缺乏统一规范。这使得企业间数据交互时，需耗费大量精力进行格式转换、清洗，否则无法识别与有效利用，阻碍信息顺畅共享。第二，系统接口互不兼容。企业内部各类业务系统如ERP、MES、CRM为满足特定功能需求独立开发，接口标准自行设定，彼此孤立封闭。当构建产业集群信息共享平台时，不同企业系统难以无缝对接，数据传输受阻，无法实时同步更新，形成信息“孤岛”。第三，信息安全保障薄弱。共享平台汇聚海量企业核心数据，涵盖产品设计图纸、工艺配方、客户资料等商业机密。当前平台安全防护技术参差不齐，加密算法、访问控制机制不完善，易遭受黑客攻击、数据泄露风险，企业因担忧安全隐患对信息共享持谨慎态度[3]。第四，数据更新滞后严重。部分企业信息录入流程繁琐，依赖人工手动操作，缺乏自动化采集与实时更新机制。市场动态、生产进度、库存变化等关键信息难以及时反馈至共享平台，其他企业获取的是过时数据，据此做出错误决策，影响协同精准度。第五，平台功能单一。多数现有信息共享平台仅聚焦于基本数据展示与简单查询功能，缺乏深度数据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模块。无法依据海量共享信息挖掘潜在市场趋势、供应链优化路径，企业参与积极性受挫，平台使用价值大打折扣。 （三）企业间利益分配不均 第一，核心企业主导分配话语权过大。在制造业产业集群中，核心产品生产商凭借自身技术、品牌、市场渠道等关键资源优势，掌控着利益分配主导权。它们往往依据自身发展战略和成本考量制定分配规则，过度倾向自身利润最大化，压缩上下游配套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其他企业虽付出诸多努力，却难以获得与之匹配的收益回报。第二，分配依据缺乏科学量化标准。企业间合作成果的分配，常因缺乏精准、客观的衡量指标而陷入混乱。对于研发企业投入的智力成果、零部件制造商的定制化生产贡献、物流企业保障供应及时性的付出等，没有一套系统完善的量化体系去评定价值，使得各方在利益分配谈判时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公平共识。第三，成本和风险承担与收益不匹配。原材料供应商在面对原材料价格波动、供应短缺风险时，需独自承担囤货成本、寻找替代货源的高额费用，然而在最终产品盈利后，其收益增长幅度却远低于承担风险较小的下游组装企业或销售商，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造成利益分配失衡。第四，利润分配环节透明度不足。整个产业集群从生产到销售的利润核算过程，存在诸多不透明之处。核心企业对成本构成、销售价格加成等关键信息遮遮掩掩，其他协作企业无法清晰知晓利润产生及分配详情，只能被动接受分配结果，滋生不满情绪，削弱合作意愿。 二、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构建的策略 （一）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 第一，鉴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技术对接存在障碍，成立由行业协会、核心企业、科研机构牵头的技术标准联盟。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调研各环节技术需求与现有标准差异，制定涵盖原材料特性、零部件规格、成品性能等全产业链通用技术标准手册，并督促企业参照执行。第二，针对工艺适配困境，搭建工艺协同创新平台。依据产品特性与生产要求，制定详细的工艺适配规范指南，明确各环节加工精度等关键工艺参数的适配范围，还要鼓励企业间开展工艺互助项目，通过工程师驻厂指导、联合技术攻关等形式，解决工艺衔接难题，保障产品质量稳定性。第三，为化解管理理念冲突，举办企业管理融合研习班。推动上下游企业开展管理对标交流活动，引导中小企业借鉴大型企业规范化流程，大型企业学习中小企业灵活性管理策略。在协同项目中，设立联合管理小组，共同商讨决策流程、任务分配规则，确保管理协同高效。第四，组织上下游企业召开年度战略研讨会，分享各自长期发展规划与短期经营目标，寻找利益契合点。依据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共同制定涵盖产品研发、市场拓展、成本控制等多维度的产业链协同战略规划，引导企业围绕共同目标布局业务，强化协同动力。第五，利用即时通讯工具搭建产业链专属沟通群组，确保信息实时传递，还要部署高清视频会议系统，定期召开跨区域协同会议，打破时空限制。 （二）建设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 第一，为解决数据格式杂乱问题，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主导制定制造业数据统一格式标准。此外，推动企业按照标准对内部信息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在信息交互端口设置格式自动转换模块，确保数据流出流入顺畅，实现无缝对接。第二，组织专业技术团队深入研究企业常用信息系统架构，开发通用接口适配插件，还要鼓励企业采用开放式系统架构设计理念，预留标准化对外接口。此外，建立接口认证机制，确保对接插件安全可靠，促进企业系统互联互通，实时同步数据[4]。第三，企业联合聘请网络安全专家团队，制定个性化安全策略，部署防火墙、加密软件、入侵检测系统等多层防护设备。建立数据分级访问制度，依据数据敏感程度设置不同权限，对核心机密数据采用区块链加密技术存储，确保数据不泄露、不篡改，打消企业信息共享顾虑。第四，在企业生产设备、库存管理系统、销售终端等关键节点部署传感器、物联网设备，实现数据自动采集与上传。搭建智能数据处理中心，运用大数据分析算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整合，实时推送至共享平台，确保企业获取最新信息，精准决策。第五，引入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开发深度数据分析模块，挖掘市场趋势等潜在信息，还要增设智能决策辅助功能，依据企业需求提供定制化方案建议，提升平台实用价值，激发企业参与积极性。 （三）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 第一，成立由产业集群内各环节企业代表组成的利益分配监督委员会，成员涵盖原材料供应商、零部件制造商、销售商等不同类型企业，且具有平等表决权。此外，在制定利益分配方案时，监督委员会全程参与，要求核心企业详细阐述分配依据与思路，对其不合理的自利倾向及时纠正，确保分配主导权不再被核心企业一家独揽，而是基于公平原则协商确定。 第二，组织行业专家、高校学者、企业资深财务人员联合攻关，依据产业集群内各企业在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市场推广等环节的投入产出比，设计一套全面的量化指标。例如，对于研发投入，按照专利数量、技术创新性、对产品附加值提升的贡献度等细分指标核算，而对于生产环节，依据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合格率、定制化生产难度等综合评定[5]。第三，详细界定各环节企业在面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需求变化、技术革新等风险时应承担的责任与成本范围，同时明确对应的收益分配比例。当原材料供应商因囤货应对供应短缺而增加成本时，在后续产品盈利分配中，给予相应的溢价补偿，确保企业承担的成本与风险和最终收益成正比，保障各方积极性。第四，搭建全流程利润核算与分配信息公开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的特性，将原材料采购成本、生产加工费用、销售利润等全环节数据实时录入。 结束语 在对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的深入探究中，我们明晰了其关键意义，直面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以期为制造业集群协同注入动力。未来，新质生产力将持续革新制造业生态，后续研究应聚焦如何深度融合新兴技术与产业集群，以及进一步细化利益分配细节，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之路，助力我国制造业傲立世界潮头。 参考文献： [1]许妍.江苏省跨境电商与制造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2024，（10）：62-66. [2]杨蕊瑞.跨境电商与制造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机理研究——以滁州智能家电产业集群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23，（28）：37-40. [3]李聪.长三角跨境电商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耦合协调及发展策略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23. [4]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新探[J].中国工业和信息化，2022，（11）：12-13. [5]王素芳.提升江苏制造业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路径探析[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03）：10-12. 作者简介：杨琳（1991.7-），女，汉族，山东东营人，本科，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产业发展。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中心 杨琳 摘要：在新常态下，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由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标志着经济结构、人口红利和城市化进程的重大转变。2024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明显调整迹象，政府调控政策持续影响市场走向，强调“房住不炒”定位，通过土地供应、信贷政策等手段保持市场稳定发展。随着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人们对居住品质要求提高，房地产市场将逐步趋于平稳，房价大幅波动可能性降低。房地产行业已从高杠杆、高负债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侧重供给侧改革，强调高品质、高科技与好服务的改善型产品。建国后，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产生的住房需求推动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但是近年持续的低生育率问题导致未来房地产需求存在萎缩的风险。固定的住房是养育子女的客观条件，居住类消费支出过高会降低公民生育意愿，使育龄夫妇难以做出生育决策。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房地产市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趋势与挑战。本文旨在探讨新常态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新常态，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即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转型期不仅带来了诸多挑战，也为房地产行业的未来发展孕育了新的机遇。新常态下，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政策环境、消费者偏好以及融资模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要求行业内部进行深度调整与创新。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房地产市场具备“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特点，人口发展趋势与房地产经济具有较强关联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2年起，中国GDP增速逐步从两位数降至个位数，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进入新常态。在此背景下，房地产行业告别了过去的粗放式增长，转而面临去库存、防风险、促转型等多重任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住房品质、社区环境及物业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竞争压力[1]。 1.概念简述 “新常态”这一经济术语，自2013年被中国官方正式提出以来，便成为描述中国经济新阶段的重要概念。它标志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房地产行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 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的表现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市场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住房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而供给方面，过去那种大规模、单一化的开发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供需错配问题凸显。另一方面，库存压力持续增大，尤其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由于人口增长缓慢、购房需求不足，房地产库存积压严重，去库存成为行业面临的一大难题[2]。 房地产行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定位和作用依然举足轻重。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不仅直接关联着建筑业、金融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还通过其产业链上下游的辐射作用，影响着就业、财政收入等多个方面。然而，在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初被定位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后，我国的房地产业经历了飞速发展，极大地转变了城市的社会面貌，还显著提升了居民的住房状况和家庭财富。2023年房地产业增加值为7.37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5.84%。同时，房地产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建材、家居、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相关制造业以及金融和商业服务等服务业的繁荣。房地产业不仅是投资、消费和就业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与城投公司的发展紧密相关。 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多元化、智能化、绿色化等特点。多元化体现在产品类型的多样化、服务模式的创新化等方面。如，长租公寓、养老地产等新兴业态的兴起，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居住需求。智能化则体现在智慧社区、智能家居等技术的应用上，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居住品质，也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则是房地产行业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号召的必然选择，绿色建筑、低碳社区等成为行业发展的新方向[3]。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房地产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运用大数据进行市场分析、客户画像，房地产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优化产品设计；通过智能化手段，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通过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实现可持续发展。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推动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也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但近几年来随着国家调控政策的不断深入，房地产市场出现分化，价格增幅回落，空置率上升，特别是一线城市去库存压力巨大。同时，传统住宅开发模式面临瓶颈，创新不足，住宅产品同质化严重。因此，房地产业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以适应新常态要求。 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其发展趋势呈现出多元化、智能化、绿色化等特点。面对这些变化，房地产企业需要积极调整战略，加快转型升级，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2.理论分析 在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正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通过理论模型与历史数据分析，本文可以清晰地看到供需失衡、库存压力以及金融风险等行业的主要问题。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比为1.21，这意味着市场上存在供过于求的状况，导致部分区域和项目出现销售困难。库存压力也在持续增大，截至2023年3月，中国房地产库存面积达到5.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7.5%，这不仅占用了大量资金，还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4]。政府方面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针对目前房价上涨过高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政府应加快制定更严厉的政策措施，如降低首付比例、提高贷款利率、提高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等，加大对投机投资需求的打击力度，使其无法进入市场交易，同时可以利用税收杠杆，增加持有环节成本，抑制投资需求。此外，为了保持房价合理涨幅，防止大起大落，可以在人口净流入地区实施限购，通过行政手段控制需求总量。 金融风险方面，2022年，中国房地产相关贷款违约率达到3.1%，较上年上升0.8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反映出行业内部金融风险的累积，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如，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恒大集团于2021年爆发的资金链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多个项目因此停工，给市场和投资者带来了巨大冲击。市场信心下降也是另一个潜在风险，2022年，购房者信心指数为85，较上年下降10个点，显示出市场信心的严重不足。 面对这些挑战，国内外的一些成功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万科地产通过精准市场调研，合理规划项目开发，实现了供需平衡，2022年销售额稳步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供需平衡策略的有效实践。碧桂园则采用多元化销售策略，如优惠促销、以租代售等，有效降低了库存压力，其去库存策略值得行业借鉴。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招商地产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优化债务结构，2022年财务状况稳健，展现了良好的风险防控能力[5]。开发商要转变经营模式，适应新常态下的新要求。一方面，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商品房；另一方面，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整合资源，提高项目周转速度，增强盈利能力。同时，还需要不断创新营销模式，建立新型客户关系，降低销售成本，提高房屋销售速度。 针对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的主要问题与潜在风险，政府与企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政府方面，应继续加强政策调控，落实“房住不炒”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企业方面，则应积极探索创新发展之路，如开发共有产权房、长租公寓等新型业务模式，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于购房者来说，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理性购房。在购买前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选择合适的楼盘及户型，并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做好长期的还款计划。同时，也要考虑到后期房屋出售时能否卖出理想价格，避免出现“买不起”或“卖不好”。 3.实证研究设计 在实证研究设计阶段，本文基于大数据对新常态下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指标进行了深入分析。房价走势作为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据统计，2020年至2022年间，一线城市房价年均增长率为5.2%，二线城市为3.8%，而三线及以下城市仅为2.1%。以万科地产在某二线城市的住宅项目为例，该项目在2020年开盘时均价为10000元/平米，至2022年底已涨至10760元/平米，增长率与二线城市整体趋势相吻合，体现了二线城市房价的稳健增长[6]。 土地供应方面，受政策调控和市场环境双重影响，2021年全国土地供应面积同比下降3.5%，其中住宅用地供应下降4.2%。碧桂园作为行业龙头，在面临土地供应紧缩的困境时，通过优化土地储备结构，成功在年末以较低成本获取了多块优质住宅用地，这一案例展示了房企在土地供应紧缩环境下的应对策略。 投资回报率方面，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间，房地产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从6.5%降至5.1%。恒大地产在某商业综合体项目中的投资经历便是一个缩影，原计划2020年回报率为7%，但受市场影响，2021年实际回报率为5.3%，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表明，在投资回报率普遍下滑的背景下，房企需更加重项目的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 政策影响方面，“房住不炒”政策的持续深化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限购、限贷等措施有效抑制了投机炒房行为，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北京某高端住宅项目为例，在限购政策出台后，销量明显下降，但项目通过长期稳健的运营策略，仍保持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和品牌形象。 市场行为方面，面对新常态下的挑战与机遇，多数房企开始转型，从单一住宅开发向多元化发展。龙湖地产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龙湖天街”商业地产项目在全国多个城市落地，不仅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也成了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这一案例为房企在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2023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额为11.66万亿元，销售面积为11.17亿平方米，两项指标分别在2022年同比下降26.70%和24.30%的基础上继续下降6.5%和8.5%。其中住宅销售额为10.30万亿元，销售面积9.48亿平方米，两项指标也分别在2022年同比下降28.30%和26.80%基础上继续下降6%和8.2%。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直接导致投资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2023年我国房地产投资额为11.09万亿元，其中住宅投资额8.38万亿元，两项指标分别在2022年同比下降10%和9.5%的基础上继续下降9.6%和9.3%。为了保证土地的供应，必须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和年度计划，同时加强对土地出让过程的监管，规范土地供应秩序，避免出现无序开发的现象，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闲置问题。 4.实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北京市2015年至2022年房地产市场的实证研究，本文获取了一系列关键指标的数据，这些数据为我们揭示了新常态下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趋势。具体而言，新房销售面积从2015年的1200万平方米下降至2022年的850万平方米，表明市场需求有所放缓。与此同时，新房销售价格则从每平方米35000元飙升至68000元，反映出房价的快速上涨趋势。这一变化与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数据相吻合，体现了新常态下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对于房价的调控，关键是要让楼市回归到合理、健康、平稳发展的轨道上来，在当前情况下，各地政府应该根据市场供需状况采取积极措施，确保房地产市场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 三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贡献不足，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相较2022年再次出现下滑，总计为902万人，人口持续负增长。从长远来看，这些变化将对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产业链产生深远影响。房地产市场将更加注重品质和服务，购房者的选择将更加多样化。房地产行业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更加严格的监管。与此同时，相关产业链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建筑业需求减少将导致行业竞争加剧，金融业房贷风险增加将促使信贷政策收紧，家居装修业市场需求变化将推动个性化定制趋势增强。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房地产企业出现了融资难、经营成本高等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市场需求萎缩，房价增速放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泡沫化”倾向。面对这些新形势，要正确看待新常态下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形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挑战，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深化与市场机制的不断成熟，中国房产市场正经历着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预示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即将来临。 结语： 经过前文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势与特征逐渐清晰。房地产行业正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供需关系趋于平衡，但局部地区仍面临库存压力。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绿色建筑、智能家居等新型房地产产品逐渐成为市场热点。面对这一系列变化，不得不正视房地产市场的新常态。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国房产开发将呈现出全新的运行方式。这要求房产商必须理性分析市场形势，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当然，也有人将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归结为地方政府和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过头。然而，从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种困境是市场长期演变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推动房地产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为政府决策、企业战略规划和社会各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共同推动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施云燕.新常态下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转型实践探索[J].大众投资指南，2023（03）：122-124. [2]刘明杰.李然：以前瞻性研究助推房地产行业转型升级[J].中国商人，2023（01）：48-49. [3]徐肖华.新常态背景下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转型策略探讨[J].商讯，2022（20）：57-60. [4]编者按乡村振兴利国利民[J].房地产世界，2022（16）：10. [5]创新发展箭在弦上[J].房地产世界，2022（15）：10. [6]郑鸿雁.新常态下房地产发展趋势及对策探讨[J].中国集体经济，2022（21）：67-69. 作者简介：李向红（1969.07-），男，汉族，湖南长沙人，本科，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房地产发展趋势研究。 宁乡市征地服务中心 李向红 | 区域经济 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百年变局和社会变革发展规律，精准透视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敏锐把握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又一次质性跃升，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又一标识性概念，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深化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动力机制的根本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创新发展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中国经济实践中出现的生产力新质态进行的提炼和概括，创新性揭示了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征和规律，深化和升华了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论认知，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一是首次对生产力进行明确的质态规定和划分。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提出了“新生产力”“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等表达，但并未明确对生产力进行质态划分。新质生产力基于对新时代先进生产力质态及其发展状况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总结，第一次对生产力进行了明确的质态划分和理论规定。它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将传统生产力理论以“量”评判生产力发展水平拓展到更加注重“质”的变化，科学辨识生产力“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突破了对生产力的既有认知和传统理解，形成了对先进生产力发展特征和规律的“新知识”和“新见解”。 这一重大判断表明，生产力质态决定经济形态和发展质量。只有通过推动生产力不断向更先进的质态跃升，才能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在竞争中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二是强调生产力要素的新质化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新质生产力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三要素论，并进一步延伸至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化了对先进生产力形成逻辑的认识。 比如，创造性地指出科技创新是影响劳动生产力的最关键因素，强调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对生产力质态跃升的关键作用，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技生产力观。 又如，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将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强调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准确把握了新时代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变迁，指明了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方式和路径，形成了从科技到生产力的理论闭环。 再如，更加重视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对形成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把全要素生产率引入生产力理论，强调通过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和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推动生产力的质态跃升，赋予了生产力构成要素新内涵。 三是深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认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 其中，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核心就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加快形成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一论断揭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带来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变革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逻辑，为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是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化了对新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策略的认识。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总的要求，但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能力会有差别，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实际情况。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指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也指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资源禀赋和能力不尽相同。新质生产力理论立足地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实际，强调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不要搞一种模式”，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条件，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路径。 可以说，因地制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为新时代全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破方向，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各展所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理论概括和战略部署。从“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逻辑统一、逐步递进，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归根结底是通过生产力的变革解决好供给不适应需求的问题，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 这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始终洋溢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生机活力，深刻反映了中国经济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突破的趋势，充分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演进逻辑，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其中，“因地制宜”不仅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方法论，更是其成功落地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质生产力的生命力在于深深植根于特定区域的独特土壤，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历史积淀、现实条件和未来潜力紧密结合。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强调要高度重视区域发展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诸多要素的适配性，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找准各自创新的“突破口”和“主赛道”，激活各自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潜能，从而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生产力布局，推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发展实践中，可针对不同区域类型及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与核心差异，精准施策、分类指导，明确区域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实现路径，让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大地上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特色、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 以北京、上海、深圳等为代表的创新策源地与科技中心型区域，创新资源高度集聚、高端人才荟萃、科研实力雄厚、市场机制完善、国际联系紧密，是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排头兵”。要注重着眼于引领和带动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勇闯科技前沿“无人区”，产出颠覆性成果，孵化未来产业，强化知识技术溢出与辐射带动功能。 三大经济圈的腹地及非核心城市、山东半岛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先进制造业基地型区域，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相对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庞大的熟练技术工人队伍及广阔市场腹地，是承接技术扩散、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载体。要立足为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和韧性，着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产业化能力与产业链韧性，筑牢制造强国根基。 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部分资源富集区等传统工业基地与资源型区域，具备特定工业基础、丰富能源矿产资源或独特农林牧渔及生态资源。要以转型和提升为战略核心，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培育多元化接续替代产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塑区域经济活力。 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青藏高原等农产品主产区与重要生态功能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和重要战略功能，农业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要切实抓好保障与转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与生态友好型产业，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部分西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欠发达与特殊类型地区，核心任务是做好巩固与赋能，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着力增强内生动力，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并积极利用外部资源与数字技术等缩小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距。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盛垒 从“九五”到“十四五”：广东城镇化发展的三次理念转变及其经验启示 从“九五”到“十四五”，广东城镇化经历了从夯基起步，到调试提质，再到转型升级的三次转变。梳理广东城镇化发展历程，总结其基本经验，有助于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可为广东持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镜鉴。 第一次理念转变：从“控制规模”到“加快发展” “九五”以前，广东城镇化基础相对薄弱、进程相对缓慢。在1990年《城市规划法》“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逐步实现城镇建设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引下，广东严格限制要素无序集聚，适度引导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控制省外劳动力流入，聚焦转移转化省内存量农村劳动力。1995年全省城镇化率录得39.27%，五年年均增长率仅为1.32%。同期，全省工业化发展迅猛、产业结构快速重塑，三次产业构成由1990年的26∶40∶34调整为1995年的16∶51∶33，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失衡张力持续加大。 从“九五”到“十五”，广东城镇化着力点在市，关键在做大增量，加快打造与工业化相匹配、与财税体系相适应的城镇发展新格局，实现了从“控制规模”到“加快发展”的第一次转变。 “九五”期间，广东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依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原则，聚力打造现代化城市，成功实现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在分税制改革的背景下，广东更加注重挖掘土地资源价值和城市平台优势，将“加强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大中城市，合理发展小城镇”列入“九五”计划，加速向“经营土地”“经营城市”转向。“九五”期末，全省公路通车里程9.7万公里、高速公路1185公里，是1995年的1.15倍和3.3倍；广州的集聚辐射作用和深圳、珠海的窗口示范作用持续提升。在“大基建+大城市”的双轮驱动下，2000年全省城镇化率显著提升至55%，五年年均增长率跃升至6.97%。 “十五”期间，广东以工业化为基本动力，通过中心城市和中心镇辐射带动“两条腿走路”，发展形成“以广州、深圳为龙头，大中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城镇体系”。广东省委、省政府将推进城市化作为新世纪全省发展的战略选择，着力解决人地关系紧张和城乡二元结构两大基本矛盾，出台首部城市化专项规划，聚力破解“城市化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局面；首次提出“城市群”概念，发挥中心城市和珠三角城市群引领作用，划定区域性功能区，优先发展中心镇；推动户籍制度和城乡规划管理改革，以及土地使用制度和城镇管理体制改革，为人口和土地城市化扫清障碍。五年间共有1300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城镇化率突破60%，创造了城镇化率快速增长的“广东速度”。 第二次理念转变：从“发展中心城市为主”到“城镇协同发展”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广东城镇化强调城镇双核驱动，关键在提升质量，着力解决城乡差距拉大和重点不够聚焦的问题，实现了从“发展中心城市为主”到“城镇协同发展”的第二次转变。 “十一五”期间，广东坚持走大中城市与中心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依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原则，加快转变城镇发展思路，提升城市对县镇村辐射带动作用。相较于城市化，城镇化更加强调以城带镇、以镇辅城。广东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两条腿走路”，出台首部城镇化发展专项规划，前瞻性全方位重构区域发展格局，适度超前布局城镇基础设施，壮大以城带镇功能；明确广州现代化大都市和深圳国际性大都市定位，实施“腾笼换鸟”，推动珠三角打造“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和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群”；抓好“八大工程”，推进“三旧改造”，实施“双转移”，激活县镇活力，有效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向农村延伸。“十一五”期末，珠三角率先发展、东西两翼稳步发展、粤北加快发展的区域格局以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有序成型，世界级城市群、宜居城乡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十二五”期间，广东全面实施珠三角优化发展战略和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走好“绿色、智慧、包容、人本、特色”城镇发展道路，夯实城乡一体、区域协调的城镇发展格局，实现城镇协同发展。一是全面实施珠三角优化发展战略。紧抓珠三角改革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契机，编制珠三角全域空间规划，实施珠三角一体化五个专项规划，推动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培育世界级城市群。二是加力实施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支持东西两翼振兴发展和粤北山区生态发展，构建“一群三区六轴”网络化城市发展战略格局，提升区域性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提升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小城镇服务居住功能，加快粤东、粤西城镇群建设。“十二五”期间，省内常住人口持续向珠三角汇集，以30%的国土面积聚集了54%的人口，创造了84%的经济生产总值，粤东西北城镇化稳步推进，除云浮外的地级以上市人口均突破百万大关。 第三次理念转变：从“规模驱动”到“创新驱动”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广东着力提升城镇发展质量，聚焦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着力培育壮大城镇发展内生动力，实现了从“规模驱动”到“创新驱动”的第三次转变。 “十三五”期间，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培育壮大城市发展内生动力，破解“双二元”结构矛盾，提升一体化发展水平，在构建创新格局和现代产业体系上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和集群。二是加速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完善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主要支撑的城镇体系，推动“双区”先行先试、广深“双城”联动、“飞地经济”创新试验。三是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区域新兴产业功能性合作共建，引导高素质劳动力向珠三角中心城镇和产业转移园集聚。“十三五”期间，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四年全国第一，初步形成以广深为龙头、以珠三角七市国家高新区为支撑、辐射带动粤东西北协调发展的创新格局和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核心城市发展能级持续提升，中心城市地位逐步强化 。 进入“十四五”，广东锚定“一点两地”全新定位，紧抓“双区”建设重大机遇，谋划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城镇创新协调发展。这一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成为广东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新路径的重要依托。广东深刻把握多重国家战略和先行先试政策的叠加优势，以“双区”建设为支撑引领，加力打造“四大平台”，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实现“五个率先”，为全省应对新挑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同时，以头号力度实施“百千万工程”，实施“创先、进位、消薄”三大行动，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疏通激活县镇村融合发展的“毛细血管”；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调整国土空间规划，优化“一群五圈”城镇空间格局，绘制协调发展的广东样本。 经验启示 “九五”以来广东城镇化的三次转变启示我们，推进新型城镇化、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必须做好三个层面的融合发展。 （一）必须坚持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有效融合。“九五”前后，广东推动人口和城镇建设持续向工业化靠拢，跑出城镇化率增长“加速度”。“十一五”前后，广东凭借城镇建设“双引擎”引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十三五”以来，广东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要素向城市集聚，夯实城市科技创新策源地和集聚地的地位。从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到科技创新，广东始终锚定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持续提升城镇化服务现代化的功能，走出一条富有广东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展望“十五五”，广东要持续抓好科技创新核心驱动力，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前沿科技在壮大城市发展动能、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推动城镇高质量发展。 （二）必须坚持城镇化与国家和省域重大战略部署有效融合。从“九五”时期分类指导、层次推进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到“十五”时期协同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三位一体部署，再到“十二五”前后的城镇化战略和珠三角优化发展战略，广东坚持国家战略与省域部署协同，有效推动了城镇能级不断提升。新时代以来，广东创造性落实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四大战略”，推出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实施“百千万工程”，严格遵循国土空间规划，推进城市发展理念方式动力和城市工作重心方法转变，不断提升城镇化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有序推进，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学装置竞相布局，更是为全省城镇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展望“十五五”，广东要深刻把握多重国家战略的叠加优势，严格遵循国务院批复的国土空间规划，加快推进“百千万工程”，创造性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在省域部署指导下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内涵式发展，携手港澳共建世界级城市群。 （三）必须坚持城镇化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效融合。从“九五”时期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到“十五”时期实施“碧水”“蓝天”工程、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再到“十二五”前后的推动社保“一张网”、安居工程建设、“三网融合”试点、城市“10分钟文化圈”、乡村“10里文化圈”建设，广东始终将民之所盼寓于城镇发展之中。进入“十四五”，广东推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加强韧性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2025年7月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城市高质量发展主题和内涵式发展主线，提出了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等要求。展望“十五五”，广东要深刻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原则要求，协同推进城镇建设七个方面重点任务，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作出广东贡献、提供广东样本。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 邓凯帆 陈雷刚 激活社会资本，是撬动城市更新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迈进的核心动能。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强调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明确要求“完善市场化投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社会资本不仅是弥补资金缺口的关键力量，更是提升城市更新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水平的重要支撑。为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赋能作用，需重点从产权基础、风险保障、收益可持续等三方面着手，探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一、明晰产权边界，筑牢社会资本参与根基 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社会资本愿意投入城市更新的基础。针对现实痛点，亟须三管齐下。一是深化产权调查与确权登记，化解历史遗留难题。由政府主导，联合多部门对更新区域内的土地、房屋、设施等开展全域权属调查，建立多部门联动的产权争议调处机制，并构建动态更新的产权变更数据库。二是创新产权配置与流转机制，释放资产价值。探索混合用地、分层确权、复合空间开发权等新型配置模式；推广长期租赁、作价入股等弹性供地方式，明确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同步构建规范化产权流转平台，为资产证券化、股权交易提供标准化服务。三是强化产权保护与法治保障，稳预期利长远。推动地方性立法保护，明确城市更新过程中产权认定、补偿及收益分配规则；政府严格履行合作协议中的规划条件、政策优惠等承诺，建立协议履约督查机制，并将违约行为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二、构建风险共担机制，强化社会资本参与保障 城市更新涉及项目周期长、风险高，单一主体难以独自承担，应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的风险共担机制，明确双方在政策变动、市场波动等风险面前的责任划分。一是设计科学合理的风险识别与分配框架。系统识别政策变动、市场波动、社会舆情等全周期风险，针对土地收储成本超支、安置补偿纠纷等高发问题制订专项预案，依据“最优承担方”原则（如政府承担规划调整风险、社会资本承担建设运营风险），在项目方案中明确风险分配清单与补偿触发条件。二是设立多层次风险缓释工具。用足政策性金融工具，鼓励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对重大政策调整导致的损失给予阶梯式补偿；推广定制保险产品（如政策变动险、成本超支险），探索保险模式对冲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要求项目公司计提一定比例风险准备金，最终形成“基金+保险+准备金”的多级风险防御体系。三是建立应急联动与信用约束机制。制订分级响应预案，明确不同等级风险事件发生时的报告路径、决策机制、响应措施和处置责任；建立常态化的政府与社会资本沟通协调机制，定期会商项目进展、风险状况和应对策略；将违约行为纳入信用联合惩戒，对优质履约主体给予优先合作权等激励，提升风险管控效能。 三、打造可持续收益模式，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动力 社会资本追求合理收益，需通过可持续盈利模式激活社会资本参与动力。一是拓展多元化收益渠道，挖掘合作项目综合价值。一方面强化商业、产业等自营板块“造血”能力，鼓励社会资本通过销售、租赁、自主运营等方式获取长期稳定现金流，同步支持通过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EOD（以生态环境为导向的开发）等模式，实现土地增值和业态融合，提升项目整体收益能力。另一方面创新公共资源运营权置换，允许社会资本通过广告位、充电桩等特许经营获取收益，同时探索溢价回收机制，将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平衡公共投入。二是设计弹性利益调节机制，平衡风险收益。在合作协议中设定科学的动态调价公式，定期进行审查和调整服务费、租金基准或政府补贴额度。三是创新金融支持与资本退出路径，增强流动性预期。鼓励设立城市更新产业投资基金，进行股权性投资；推动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向保障性租赁住房、产业园等具备稳定现金流的领域扩容；支持将优质经营性资产打包进行资产证券化，增强资产流动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3CJY013阶段性成果）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 薛琪琪 当前，人工智能正掀起各行业各领域研究讨论、融合应用的新潮流，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各行业各领域渗透赋能。8月2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强调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 人工智能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平台载体的有力支撑以及政策、技术、营商环境等的充分赋能。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具备融合新事物、开展先行先试的先天优势，尤其是多年来积累的改革内力、创新活力、开放潜力和发展驱动力，可为人工智能激发新动能、集聚新优势、充分放大溢出带动“头雁效应”奠定坚实基础。 为人工智能发展积累先发优势 自2013年9月首个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到2023年11月新疆自贸试验区揭牌，全国已建设运行22个自贸试验区。10多年来，各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聚力推动制度型开放、深层次创新，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积累了先发优势。 一是产业集群集聚。自贸试验区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产生“虹吸”效应。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后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5000家，企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5%；北京自贸试验区通过海关“两验一评”等监管创新推动2024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长9.7%；山东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助力济南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 二是准入门槛降低。自贸试验区创新采用负面清单投资管理制度，自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全国首张负面清单至今先后经过7次精简，从190条缩减到27条，制造业领域外商投资限制清零，服务业开放持续扩大，为国内企业与国际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促进国际技术交流、外资项目进驻创造有利条件。 三是创新氛围浓厚。自贸试验区应创新而生，国家级实验室等硬件设施完备，各领域高端人才集聚，有力推动创新创业和技术转移转化。截至目前，在国家层面累计复制推广创新成果349项，其中与智能化、信息化直接相关的70余项，占比20%以上。 依托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各自贸试验区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诸多探索与实践。在核心技术突破上，上海自贸试验区企业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商用深度学习处理器“寒武纪”1A，打破国外垄断；深圳前海自贸片区腾讯优图实验室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领域取得多项国际领先成果。在赋能传统产业上，天津自贸试验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港口自动化运营；广州南沙自贸片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疾病诊断和治疗，提高诊断准确率，降低医疗成本。在平台支撑上，成都高新自贸片区搭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等平台，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山东济南自贸片区建成16个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源共享；杭州自贸片区聚焦人工智能、网络信息、量子计算等领域，集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海南自贸港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和开放利用，为人工智能产业培育壮大提供数据支撑等等。 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 当前，自贸试验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 一是核心竞争力需要提升。主要体现在基础算力、高端芯片、高层次人才不足。人工智能实际应用中存在延迟、中断率高等情况；高性能GPU（图形处理器）和人工智能专用芯片对进口依赖性高；此外，在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核心技术领域，顶尖人才、复合型人才仍然稀缺。 二是产业协同度有待加强。目前自贸试验区跨区域联动多停留在创新复制推广、畅通政务服务等阶段，在对人才、产业基础等要求更高的人工智能领域协同联动明显不足；此外，自贸试验区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人工智能企业产学研深度合作不够，不利于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三是创新“防火墙”亟须筑牢。自贸试验区注重制度创新，但人工智能领域创新需要大量数据支撑，而数据的开放共享与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形成矛盾；而且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对原有技术标准、监管模式提出新要求，如何在创新中寻求平衡需引起高度关注。 充分发挥“试验田”优势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自贸试验区应发挥“试验田”优势，在人工智能发展上走在前、当先锋。 一是发挥先行先试优势率先开展人工智能领域新探索。在前沿理论研用上先行先试，率先推进人工智能前沿方法、工具、系统研究，立足需要创新制定支撑人工智能变革性突破的政策措施，对于先行探索的机构、企业、人员同等适用自贸试验区容错纠错机制。在数据开放共享上先行先试，探索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界定数据共享、使用的权限和边界，确保各类数据“管得住、用得好”。在国家、省市试点上先行先试，主动承担人工智能领域各类示范、试点、试验等，率先复制推广国外先进模式、经验做法，成熟后在全国推广应用。 二是发挥产业集聚优势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链拓展提升。将自贸创新链与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提升龙头企业与产业链、供应链前后端企业的黏性，串联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企业，培强从芯片设计到行业应用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体系。加强自贸试验区间协同联动，加快产学研用跨区域合作，促进产业链互补、编织产业链网络，提升整体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同质化竞争。 三是发挥平台载体优势提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在常规场景应用上，率先推动人工智能融入生产性服务业，带动提升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行业整体效率；推动人工智能融入社区、医疗、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让算法算力改变生活。在新场景应用上，依托自贸试验区资源禀赋和特色化创新，提升AI智能、感知、认知等交叉混合应用能力，着力打造政府治理、社会民生、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领域人工智能新场景，提升智慧城市、智慧生产、智慧生活水平。 四是发挥开放前沿优势促进人工智能跃升能级。依托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接RCEP协定等国际前沿经贸规则和广阔市场，推动在智能制造、跨境数据流动、离岸贸易、跨境服务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与国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实验室和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开展“卡脖子”核心技术攻关；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和赛事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项目与全球产业链衔接。发挥自贸试验区在人工智能规则互认、场景互拓、生态共建等方面的优势，着力打造“政策－技术－产业－人才”四位一体国际合作生态，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与开放协作，建设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的“超级节点”，让“自贸+AI”实现“1+1>2”的聚合效应。 山东工商学院 高延君 | 企业管理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国有企业财务管理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围绕财务共享体系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运用展开探讨，详细分析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构建、财务共享流程的优化与再造以及信息技术在财务共享体系中的运用。进一步阐述财务共享体系带来的财务管理效率提升、运营成本降低等积极效果，发现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合理、制度建设不完善及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旨在为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财务共享，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信息技术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由于存在流程分散、标准不一、信息滞后等问题，已难以满足国有企业精细化管理与战略决策的需求。财务共享体系作为一种创新的财务管理模式，通过整合财务流程、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实现财务工作的标准化、流程化与集中化处理，这不仅能大幅提升财务工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还能为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带来全新思路与方法。 一、财务共享体系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运用 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转型与升级过程中，财务共享体系成为了关键一环，以下将从三个方面详细探讨其具体运用。 （一）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构建 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通常情况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会选择在企业总部或主要的财务集中地建立，以便与各部门之间沟通和协调，同时还需考虑人力资源的丰富程度、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交通便利性等因素。以某大型国有企业为例，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选址在企业总部所在的城市，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总部现有的先进的信息系统、专业的财务人员和便利的交通网络等资源[1]。此外，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布局也需精心规划，包括办公区域的划分、设备的配置以及网络环境的搭建，以确保各项工作能够高效有序地进行。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应与企业整体战略目标和财务管理需求相匹配，其功能通常包括会计核算、资金管理、税务处理、财务报告等多个方面，旨在为企业提供标准化、专业化的财务服务。在功能定位的基础上，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需要整合企业内部的财务资源，包括财务人员、信息系统、资金池等，通过资源的集中管理和优化配置，可以实现对财务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此外，还需要整合税务部门、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外部资源，形成协同合作的财务生态系统，从而为企业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的财务服务，帮助企业应对复杂的财务环境，满足法规要求。 （二）财务共享流程的优化与再造 在财务共享体系下，会计核算流程的优化和再造实现了从烦琐到高效的转变。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搭建统一的会计核算平台，该平台集成先进的财务处理系统，能够自动接收并处理来自各业务部门的原始数据，通过预设的规则和算法自动生成财务凭证，这些凭证再经过智能化的审核流程核验。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标记出异常或不符合规定的条目，供人工复核，极大减少了人工审核的工作量。审核通过后，系统将自动完成记账操作，并将数据同步至报表编制模块，自动生成各类财务报表，实现从凭证生成到报表编制的全链条自动化处理，显著提升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和效率。 资金管理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环节，通过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能够得到深度优化。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可以建立统一的资金池，将所有分支机构的资金收入和支出纳入集中管理，能够实时监控资金流动情况，并运用先进的分析工具进行预测，从而精准安排资金的使用计划，确保资金有效利用，避免不必要的闲置。同时，为防控资金风险，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可以设立风险管理机制，系统性地识别、评估并控制资金流动中的潜在风险，维护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保障企业运营的稳健。 税务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税务管理中通过构建统一的税务管理平台，实现了税务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实时监控。该平台不仅支持税务申报的自动化处理，确保申报过程的准确性和高效性，还基于大数据分析，为企业税务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持。同时，财务共享中心可以建立税务合规管理机制，对企业的各项税务活动进行严格的合规性审查，通过深度解析税务法规，有效识别并控制税务风险，从而确保企业税务活动的稳健推进，切实降低潜在的税务风险成本。 （三）信息技术在财务共享体系中的运用 先进技术的蓬勃发展为财务共享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大数据技术作为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利器，具有强大的数据挖掘能力。通过构建复杂的数据模型与算法，大数据技术能够从海量的财务数据中提炼关键业务，如市场趋势预测、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等，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 云计算技术的引入则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企业借助云计算平台无需投入大量资金购置和维护硬件设施，即可获得强大的计算能力。这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还实现了财务数据的远程访问与实时协作，提高了工作效率[2]。此外，云计算平台还可提供全面的数据安全保障措施，通过数据备份、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等安全机制，构建严密的防护网，确保财务数据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与保密性，有效抵御了数据泄露和非法访问的风险。 自动化技术的深度运用则进一步推动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流程标准化与规范化。如，自动化报表生成工具能够依据预设的规则和模板，自动生成各类财务报表，极大减轻了财务人员的工作负担。而电子审批系统的引入则实现了财务审批流程的自动化处理，提高了审批效率，降低了工人操作错误的风险。同时，自动化技术还通过智能识别与分类，实现了对财务凭证的自动化归档与管理，进一步提升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二、财务共享体系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运用效果 财务共享体系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运用，不仅革新了传统财务管理模式，更在实践中展现出了显著的效果。 （一）提升财务管理效率与准确性 国有企业通过财务共享体系实现跨分支机构、地区乃至国际间的会计业务信息共享，进一步优化了其财务管理流程，使财务数据得以迅速整合，从而高效生成统一格式的财务报告或进行准确的财务记账，不仅极大地简化了传统复杂的财务工作步骤，还有效避免了因信息传递延迟或格式不统一而引发的错误，显著提升了财务管理的整体效率。此外，财务共享体系内置的智能化财务系统能够自动且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精简人工操作环节，进一步确保了财务数据的精确无误，为企业的财务管理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数据支撑。 （二）降低运营成本与风险 通过财务共享体系集中处理财务流程，国有企业显著减少了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复性工作和烦琐的手工操作，直接降低了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财务共享体系中的统一会计政策和账务处理方法，确保了各子公司财务数据的标准化与一致性，使数据整合与比较分析更为便捷高效，从而有效减少了因数据不一致而产生的额外调整成本及潜在错误[3]。同时，体系内置的实时监控和预警功能，能够迅速识别并预警操作失误、欺诈行为等财务风险，为国有企业的财务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三、财务共享体系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运用面临的挑战 尽管财务共享体系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其在推广与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一）组织结构不合理 传统的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往往呈现出分散化、层级化的特点，各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在财务管理上享有相对独立性，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然而，财务共享体系的引入要求实现财务数据的集中管理和统一处理，这无疑需要对原有的组织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国有企业内部的组织惯性成为了障碍，长期形成的部门壁垒和利益格局，使得迅速打破原有组织结构、实现财务集中管理变得异常艰难。加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设立还带来了部门间职责的重新分配，这无疑会进一步激化企业部门间的冲突，使得组织结构调整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二）制度建设不完善 财务共享体系的高效运作离不开完善、严谨的财务管理制度作为支撑，但部分国有企业存在制度缺失、执行不力等问题。例如，部分企业尚未建立针对财务共享中心的专项管理制度，导致财务管理流程混乱无序，数据标准参差不齐，信息安全漏洞频现。更为复杂的是，不同分支机构间的业务特性和地域差异，使得制度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难以达成统一标准，这不仅削弱了财务共享体系的效能，更增加了其在国有企业内部推广和运用的难度。 （三）专业人才短缺 财务共享体系的建设和运营，需要一支具备高度专业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财务团队作为支撑。然而，部分国有企业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影响，其人才结构趋于单一，专业技能更新滞后。尤其在财务共享体系构建初期，急需既精通财务管理又掌握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而这类人才在国有企业相对稀缺，难以满足实际需求[4]。此外，财务共享体系对员工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而国有企业内部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尚不完善，这也使得员工在适应新体系、提升个人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 四、财务共享体系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运用的优化策略 针对财务共享体系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实践中遇到的种种挑战，提出以下针对性的优化策略，旨在推动财务共享体系效能的全面升级。 （一）优化组织结构，强化部门协作 首先，构建高效运作的财务共享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对组织结构进行深度优化，彻底摒弃以往分散化、层级化的财务管理模式。具体而言，国有企业需重新规划财务部门组织架构，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置于核心地位，并赋予其高度的独立运营权及决策权，确保其能在财务管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在此基础上，需清晰界定各业务部门及分支机构在财务共享体系中的具体职责与权限范围，通过编制详细的权责清单，促进财务数据的无缝对接与高效流转，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其次，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是强化体系协同的关键，国有企业需积极推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与各业务部门、分支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建立常态化的财务协调会议制度，定期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财务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共同分析问题根源，探讨解决方案，并明确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确保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推动财务共享体系的高效运行与持续优化[5]。 最后，对现有财务流程的全面梳理与优化亦不可或缺。国有企业需细致分析现有流程的每一个环节，识别并剔除其中的冗余步骤和重复劳动环节，通过制定标准化的财务操作流程和统一的数据处理规范，确保财务数据在采集、处理、分析等环节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这一过程中，还应注重引入先进的财务管理软件和自动化工具，以科技赋能财务管理，进一步提升财务共享体系的高效运作水平。 （二）完善制度建设，确保规范运行 针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运营与管理，企业应制定一套专项管理制度，明确界定服务中心的职责边界、权限范围以及标准化的工作流程。这包括详尽规划财务数据的采集流程，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制定数据处理与分析的规范，确保数据在流转过程中的一致性和可追溯性；构建一套严密的信息安全保障制度，涵盖数据加密存储、访问权限控制、定期安全审计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守护财务数据安全，防止任何形式的数据泄露与滥用。 在财务管理标准的制定上，国有企业应秉持统一性原则，从会计科目设置、财务报表编制到成本控制等多个维度，设定清晰、具体的标准与流程，有效消除不同业务部门与分支机构间的财务操作差异，提升财务数据的可比性与可用性，为企业的财务分析与决策提供坚实基础。 为确保财务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国有企业应建立健全监督与评估机制。可以定期对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制度执行的成效与不足，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采取果断措施，予以严肃处理，以此彰显制度的权威性与不可动摇性。同时，还要通过持续的反馈与改进机制，不断优化财务管理制度，确保其能够适应企业发展的新需求，为财务共享体系的高效运行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提升团队素质 为确保财务共享体系的高效建设与顺利运营，国有企业必须精心打造一支兼具深厚专业素养与丰富实践经验的财务团队。基于财务共享体系的独特性与需求，可以着手制订一套详尽且针对性强的培训计划，不仅要涵盖内部培训，即通过讲座、工作坊等形式，向员工传授财务管理与信息技术的最新知识与实战技能，同时也要引入外部培训，邀请行业内的知名讲师或专家，为员工提供前沿的财务管理理念与信息技术应用案例，拓宽其视野与思路[6]。此外，还可以借助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鼓励员工根据个人兴趣与职业发展需求，自主选择学习路径，持续提升自我。 在人才引进方面，企业要积极拓宽招聘渠道，可以通过校园招聘提前锁定具备扎实专业知识与良好潜力的应届毕业生，也可以通过社会招聘来吸引拥有丰富实践经验与专业技能的成熟人才，特别是那些既精通财务管理又熟悉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与晋升机制，确保员工的努力与贡献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回报，从而激发其工作热情与创造力，为财务共享体系的发展贡献力量。 构建一个持续学习与不断进步的组织是尤为重要的，国有企业应当深入推行导师制度，精心匹配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与新入职员工，实施一对一的定制化指导，确保新员工能够迅速掌握财务共享体系的核心要点，并顺利融入团队。此外，还可以定期组织技能竞赛与项目实践，让员工在实战中锻炼能力、检验学习成果，并根据表现给予相应的奖励与建设性反馈，以此激励员工不断进步，形成良性循环，加速企业财务管理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 五、结束语 财务共享体系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展现出显著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与风险的积极作用。然而，其在构建与运用过程中也面临着组织结构、制度建设以及专业人才短缺等多方面的挑战。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加强制度建设不完善与加强人才培养等策略，进一步发挥财务共享体系的优势，为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其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邓丽青.财务共享服务下企业财务管理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24（35）：145-148. [2]主兰兰.财务共享服务体系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优化策略[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4，27（22）：83-85. [3]盘洋华.财务共享环境下企业财务管理的问题[J].纳税，2024，18（27）：91-93. [4]雷宇睿.基于财务共享体系的集团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研究[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4（3）：109-111. [5]贾瑞辉.谈业财融合在企业财务管理转型中的应用[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3（22）：152-154. [6]刘艳君.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财务管理转型[J].中国集体经济，2023（22）：121-124. 作者简介：李微，本科，中级会计师，从事财务共享研究。 河南省烟草公司安阳市公司中级会计师 李微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管理的深化，企业业财融合已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深入探讨企业业财融合在提升决策效率与准确性、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及增强风险防控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性，发现企业业财融合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加强理念宣传、优化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衔接、完善信息系统等相应的优化策略，为企业业财融合的顺利实施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企业，业财融合，财务管理 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企业不仅需要在产品和服务上不断创新，更需要在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上寻求突破。而业财融合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范式，正逐渐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然而，尽管业财融合的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深入分析企业业财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对于指导企业实践、推动管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业财融合的重要性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企业业财融合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它不仅是企业管理创新的关键一环，更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一）提升决策效率与准确性 在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中，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通常“各自为政”，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壁垒，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信息孤岛”，进而导致管理者在制定战略或执行计划时，难以获得全面、实时的数据支持。业财融合则通过消除部门间的壁垒，实现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的整合与共享，支持给予管理者更为强大的信息分析能力，使其能基于整合后的全面数据，在短时间内做出更加精确和符合实际的判断，这不仅有助于企业快速响应市场的动态变化，也能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有效避免因信息滞后或判断失误而带来的潜在经营风险。 （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必须被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而业财融合作为一种有效的财务管理模式，实现了财务数据与业务运营的深度融合，使企业可以实时监控各项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情况，从而识别出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环节及冗余部分。例如，通过对销售数据与成本结构的深度分析，企业可以精准定位高利润产品线，并将更多资源倾斜至这些领域，同时削减或优化低效业务的投入，从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企业经济效益，有效避免资源的浪费与错配[1]。 （三）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在现代商业环境中，企业面临的风险种类繁多且日益复杂，涵盖市场风险、运营风险及财务风险等多个维度，但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侧重事后补救，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布局。而业财融合通过深度整合财务数据与业务运营信息，为企业构建了一套全面的风险预警体系，如企业借助对现金流、应收账款、库存周转等核心财务指标的实时监控，能够敏锐捕捉到潜在的财务风险信号，同时结合市场需求波动、供应链稳定性等业务数据，还可以深入洞察运营中的潜在隐患，从而及时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从根本上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确保企业的持续稳健运营。 二、企业业财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企业业财融合的重要性被广泛认可，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不仅阻碍了业财融合的顺利进行，也影响了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 （一）理念认知不足，融合意识薄弱 当前，许多企业的管理层及员工对业财融合的认知存在局限性，他们往往将业财融合简单理解为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或基础协作，未能深刻认识到其对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率、推动战略实现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导致业财融合工作缺乏必要的顶层设计与系统性规划，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形成统一合力。此外，由于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在融合过程中的理念差异显著，业务部门倾向于追求短期业绩目标，而财务部门则更注重风险控制，这进一步阻碍了业财融合的深度推进，使得融合工作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有效落地，仅停留于表面形式[2]。 （二）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脱节 在许多企业，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流程设计普遍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这导致两者在运作过程中各自为战。如业务部门在制订销售计划、采购策略等关键决策时，往往未能充分考虑财务部门的资金规划、成本控制等核心要素，而财务部门在编制预算、进行成本核算等财务活动时，也未能紧密结合业务部门的实际需求与运营特点，这造成了信息传递的严重阻碍，使得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难以实现实时、有效的对接，进而影响了企业决策的精准度与及时性。此外，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的脱节还可能导致资源浪费与效率低下，如业务部门完成工作后，财务部门仍需重新整理数据。这种低效的运作模式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严重制约了企业整体工作效率的提升。 （三）信息系统不完善，数据孤岛现象严重 尽管众多企业已引入ERP、CRM等信息化管理系统，但这些系统间的整合度普遍不足。这造成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分散隔离于不同平台。例如，业务部门的销售数据多存储于CRM系统，而财务部门的核算信息则集中于ERP系统，两者之间缺乏高效的自动化数据交互机制，导致信息传递存在滞后与失真现象。加之系统设计缺陷或技术局限，部分企业还面临着数据标准不一致、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数据孤岛的形成，严重阻碍业财融合在数据层面的深度协同，使得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效果大打折扣。 （四）人才队伍不匹配，专业技能欠缺 业财融合的有效实施对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当前许多企业的财务团队普遍缺乏对业务运营的深入了解，难以从业务视角出发提出具有洞察力的财务见解，同时业务人员对于财务知识的掌握也相对匮乏，无法准确解读财务数据所蕴含的业务信息，导致业财融合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实现深度协同，甚至可能因双方沟通障碍或理解偏差而引发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此外，部分企业忽视对员工的系统性培训，未能及时跟进知识体系的更新迭代，导致员工专业技能欠缺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业财融合这一新兴领域，员工难以适应业财融合工作的需求，从而严重制约了业财融合工作的顺利推进。 （五）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 在许多企业中，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的沟通机制僵化，信息传递主要局限于正式的报告与会议，日常互动与交流严重不足，导致信息传递效率低下，业务部门在面临紧急需求时难以及时获得财务部门的支持与协助，而财务部门也无法准确捕捉业务部门的实际需求与运营动态。此外，由于缺乏清晰明确的协作流程与责任分工，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在具体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战”，如在成本控制过程中，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沟通不畅，财务部门未能充分了解业务部门的实际需求与运营特点，而业务部门也忽视了财务部门的成本控制建议，导致成本控制措施难以精准实施，影响了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3]。 三、企业业财融合的优化策略 针对企业业财融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优化策略，旨在推动企业业财融合的深入发展，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 （一）加强理念宣传，提升融合意识 加强理念宣传、提升融合意识是业财融合的基础。为此，企业应构建系统的理念传播机制，明确将业财融合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可以设立专项小组负责整合业财融合的成功案例与最新进展，通过企业内部的通信平台定期发布专题报道，同时在公告栏设置专栏展示关键信息与亮点成果，并利用企业官网开设业财融合专区，实时更新动态，从而实现理念的持续渗透与广泛覆盖。此外，企业可以构建业财融合专题论坛与工作坊，定期邀请内外部专家及员工参与，设置提问与建议环节，鼓励全员围绕业财融合实践中的难点、痛点建言献策，形成思维碰撞，并指定专人整理汇总意见，及时反馈处理结果，营造开放、互动、包容的讨论氛围，促使员工在实践中深化对业财融合理念的理解，推动理念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企业应将业财融合理念深植于日常管理之中，如在项目决策环节，要求项目团队提交融合财务预测与业务前景的综合分析报告，作为审批的关键依据，促使员工在实操中体会业财融合的价值。同时，还可以设立业财融合专项奖励机制，明确表彰标准与流程，对于在业财融合实践中提出创新方案、实现显著成效的个人或团队，不仅应给予物质奖励，还应通过内部通信、公告栏等渠道广泛宣传其事迹，以此激发全员参与业财融合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推动业财融合理念在企业的全面深化与落地。 （二）优化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衔接 企业需对现有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实施全面细致的梳理，精准识别并标记出两者间存在的脱节环节，这需要组织跨部门工作小组，深入各业务流程内部，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数据分析等多种手段，收集并整理关于流程脱节的具体信息与案例。例如，在采购流程中，需建立财务部门与采购部门间的紧密协同机制，确保采购计划的制定与执行能够充分考虑财务部门的预算管理要求，这要求财务部门提前介入采购计划的制订阶段，提供详尽的预算分析报告，明确资金状况与成本控制目标，同时采购部门则需在执行过程中，定期向财务部门反馈采购进度与成本变动情况，以便财务部门及时调整预算分配，有效防止超预算采购或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4]。 企业还需着手制定统一的流程操作手册，以标准化和规范化为核心目标，整合现有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其中要明确各部门在业务流程中的具体职责划分、权限范围及每一步骤的操作细节，确保员工在执行流程时有据可依。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可以组建一个由各部门精英组成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负责手册的编纂与审核工作，确保手册内容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还需建立一套定期更新机制，根据业务发展和流程优化需求，对手册进行适时的修订与完善，充分保障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的顺畅对接，进而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 （三）完善信息系统，打破数据孤岛 企业在面对信息系统全面评估与升级时，可以组建一支专项小组，深入分析现有系统的架构、功能及数据流转机制，准确把握信息流通与数据整合的瓶颈所在，并据此制订详细的升级或整合方案，其中引入一体化的ERP系统作为核心策略，它不仅要实现业务与财务模块的深度融合，还需构建统一的数据交互平台，确保数据在各部门间实时流通与共享。在数据管理方面，企业应着手构建详尽的数据管理规范体系，清晰界定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自数据采集的起始环节起，历经数据存储、处理直至分析阶段，每一环节均需设立严密的质控机制，同时要指定专人负责数据质量监控，采用先进的数据治理工具与技术手段，有效提升数据质量，确保数据的精确性与一致性。 企业要主动拥抱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一系列高度智能化的分析模型，借助先进的算法与逻辑，深度剖析并挖掘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中潜藏的宝贵信息和价值，从而为企业管理层提供更加全面、详尽且精准的决策辅助。为确保信息系统的长期适应性与灵活性，企业在进行系统设计与构建之初，就需将可扩展性与灵活性纳入核心考量范畴，通过模块化架构与微服务技术，将系统拆分为多个独立且可互操作的模块或服务，以便根据企业业务的实际扩展与变化需求，轻松实现系统的调整与优化，为业财融合的深入推进提供坚实而可靠的技术支撑与保障[5]。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技能 为了强化业财融合的人才支撑，企业需要制订全面且系统化的人才培养计划，要清晰界定培训目标、具体内容与执行时间表，确保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能够有条不紊地学习并掌握业财融合所需的关键知识与技能。在内部培训层面，可以定期举办专题培训活动，邀请行业内外的专家或内部资深人士，围绕业务流程优化、运营模式革新、财务管理精进及数据分析应用等核心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分享，帮助员工构建起全面且系统的知识体系。同时，企业还需积极鼓励并支持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参加外部专业进修课程，特别是财务管理、市场营销、运营管理等领域的前沿课程，使员工能够紧跟行业动态，掌握最新技术与方法，为业财融合的深化与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企业要高度重视引进业务与财务双重背景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首先需明确招聘目标与岗位要求，细化到所需技能、经验及教育背景等，以此为基础制订详细且周全的招聘计划，随后应通过行业招聘网站进行精准定向投放，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影响力发布招聘信息，并与高校就业中心建立合作关系，有效拓宽招聘渠道，确保招聘信息能够覆盖到目标人才群体。为了吸引这类稀缺人才，企业还需要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包括但不限于高薪、绩效奖金、股权激励等，以体现企业对人才的重视与认可。同时，为人才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明确晋升通道与职业规划，让人才看到在企业中的长期发展前景，有效增强企业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构建稳定而高效的人才队伍。 （五）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 为了促进业财融合，企业必须打破部门间的壁垒，构建一个常态化的沟通与协作平台，以确保部门业务与财务部门之间能够实现高效的信息共享与协同作业。例如，可以定期安排跨部门联席会议，特邀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参与，会议要紧密围绕业财融合的核心议题与面临的实际挑战展开，为双方搭建一个深度对话与思想碰撞的平台，促使双方携手剖析融合过程中的痛点与难点，群策群力，共同探索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与策略。企业还应注重沟通渠道的多样化与便捷性，可以通过企业微信、钉钉等内部社交平台或协作工具，为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提供即时的沟通与交流平台，这不仅便于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反馈，还能促进双方在日常工作中的互动与合作[6]。 在构建沟通与协作机制时，企业需细化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与权限，要编制详尽的部门职责说明书，清晰界定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在业财融合进程中的具体职责与任务范畴，有效避免因职责界定模糊而引发的相互推诿或内部冲突。为确保各部门能够切实履行其职责，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要通过定期审查与评估，督促各部门严格执行职责说明书中的规定，携手推动业财融合的持续深化与稳健发展。 四、结束语 企业业财融合在提升企业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增强风险防控能力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业财融合在实际操作中仍普遍存在理念认知不足、流程脱节、信息系统不完善、人才队伍不匹配及沟通协作机制缺乏等问题。为此，需加强理念宣传、优化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衔接、完善信息系统、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并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助推企业更好地实现业财融合，有效推动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虞庆松.企业业财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中国总会计师，2024（12）：92-94. [2]郭易远.大数据背景下业财融合对企业管理的作用、现存问题及优化对策[J].商场现代化，2025（1）：155-158. [3]于海梅.企业业财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4（24）：180-182. [4]黄廷丽.企业业财融合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活力，2024（22）：145-147. [5]石金慧.财务共享模式下公路施工企业业财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市场周刊，2024，37（33）：135-138. [6]樊科.建筑施工企业业财融合问题和对策研究[J].今日财富，2024（33）：143-145. 作者简介：戴国梁，博士，中级会计师，从事业财融合研究。 荆州市三五会计事务代理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戴国梁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亟需寻求新的突破口。为了探索企业在新形势下的竞争策略，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企业实施纵向差异化战略的重要意义、面临的挑战以及优化策略。通过系统梳理和案例分析发现，纵向差异化战略能够帮助企业突破完全竞争的僵局，实现产业链垂直整合，塑造差异化品牌形象。为此本文提出，企业应聚焦关键业务环节进行纵向整合，加强市场洞察力，构建扁平化柔性组织，平衡差异化与规模效益，并在动态博弈中不断优化差异化战略，以赢得长远发展。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不断探索差异化战略以获得竞争优势。纵向差异化是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它关注企业内部价值链的优化和整合，旨在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纵向差异化战略的实施需要企业在产品、服务、渠道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差异化，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 博弈论为分析企业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运用博弈论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可以深入剖析企业在纵向差异化竞争中的决策行为和策略选择，揭示企业间的竞争态势和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博弈论视角下的企业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研究，对于企业制定和实施差异化战略、提升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博弈论视角下企业纵向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意义 突破完全竞争僵局，构建动态博弈优势 在当今瞬息万变、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环境中，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突破传统的竞争思维模式。博弈论为企业制定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企业纵向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它能够帮助企业突破完全竞争的僵局，构建起动态博弈优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企业往往难以获得超额利润，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价格，陷入价格战的恶性循环，而纵向差异化策略则为企业开辟了一条突围之路。通过在产品、服务、营销等方面实现差异化，企业可以创造出独特的客户价值，提升议价能力，从而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 由此可见，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是企业突破完全竞争困境、构建动态博弈优势的关键所在。 实现产业链垂直整合，强化成本控制能力 在传统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往往只专注于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难以对整个产业链实施有效管控。这导致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销售渠道等方面受制于人，成本居高不下。而纵向差异化策略则为企业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通过实施纵向一体化，企业可以将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纳入自身管控范围，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不仅可以降低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等环节的交易成本，还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提升生产效率，全面压缩运营成本。 与此同时，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还使企业能够更好地把控产品质量，提升产品附加值，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差异化优势。 由此可见，纵向差异化策略对于企业强化成本控制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塑造差异化品牌形象，提升客户忠诚度 企业实施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它能够帮助企业塑造差异化品牌形象，提升客户忠诚度。在当今品牌营销时代，消费者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和服务往往难以做出选择，而那些能够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起独特形象的品牌，则更容易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和信赖。 纵向差异化策略为企业品牌塑造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在产品设计、质量控制、服务创新等方面实现差异化，企业可以向消费者传递出鲜明的品牌个性和价值主张，这不仅有助于企业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还能够培养出一批忠实的品牌拥趸。当企业的差异化优势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时，消费者不仅会成为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忠实用户，还可能主动为企业进行口碑宣传，带来更多的潜在客户。 由此可见，纵向差异化策略是企业塑造品牌形象、提升客户忠诚度的重要法宝。 博弈论视角下企业纵向差异化竞争面临的挑战 过度纵向整合易导致战略聚焦不清晰，削弱核心竞争力 企业在实施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时，需要谨慎对待纵向一体化的程度。过度的纵向整合可能会导致企业在战略上失去清晰的聚焦点，从而削弱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当企业过度追求产业链的垂直整合时，往往会涉足过多的业务领域，分散有限的资源和精力，这不仅会导致企业难以在各个业务领域都实现出色的表现，还可能因为过度多元化而丧失原有的专业优势。 同时，过度的纵向一体化还可能使企业内部协调成本急剧上升，反而削弱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企业在推进纵向差异化战略时，需要把握和处理好“度”的问题。 差异化战略执行难度大，需持续创新能力支撑 实施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对企业而言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其中一个关键挑战在于差异化战略的执行难度较大，需要企业具备持续的创新能力作为支撑。差异化战略要求企业在产品、服务、营销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以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吸引力，这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企业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发和创新，并建立起敏捷高效的创新机制，才能够不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和服务。 同时，差异化战略还需要企业在组织文化、流程管理等方面进行配套的创新，以适应差异化竞争的需要，这对企业的管理创新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能否建立起强大的持续创新能力，是企业成功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关键所在。 纵向一体化增加组织复杂性，降低内部协同效率 企业在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时，往往会面临组织复杂性增加，内部协同效率降低的挑战。随着企业将更多的产业链环节纳入自身管控范围，组织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加庞大和复杂，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管理难度，也可能导致内部沟通和协调成本的上升。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壁垒可能会阻碍信息的有效流动，影响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同时，过于复杂的组织结构还可能导致内部权责不清，部门间责任推诿，进而影响整体运营效率。此外，纵向一体化还可能使得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加剧内部的利益冲突，进一步削弱协同效应。 因此，如何在实现纵向一体化的同时，优化组织结构，提升内部协同效率，是企业亟需解决的现实挑战。 纵向一体化初期资本投入高，面临较大经营风险 企业在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的初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这不仅包括对上下游企业的并购和投资，还包括新业务的开拓、人才的招募、设备的购置等，资本需求量巨大，这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果企业在资金准备和融资安排上不够周全，很容易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同时，纵向一体化还意味着企业进入了一些相对陌生的业务领域，由于缺乏足够的行业经验和专业能力，企业在这些新领域的运营风险也相对较高。一旦出现决策失误或市场变故，企业可能面临难以弥补的经营损失。此外，纵向一体化还可能使企业面临更为复杂的政策监管环境，合规成本进一步提升。 因此，如何在纵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合理控制资本投入，审慎应对经营风险，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博弈论视角下优化企业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的对策建议 聚焦关键业务环节纵向整合，外包非核心业务 面对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企业需要在实施策略时做出适当的优化和调整。其中一项重要的优化措施就是要聚焦关键业务环节进行纵向整合，而对于非核心业务则可以采取外包的方式。 具体而言，企业需要对自身的业务体系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估，识别出对企业竞争力影响最为关键的业务环节。通常这些环节都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对企业的产品质量、成本控制、客户服务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应当将资源和精力重点投入到这些关键环节的纵向整合上，通过加强对上下游资源的控制和优化，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差异化优势。而对于那些非核心的、辅助性的业务环节，企业则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来解决，这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减轻管理负担，还能够借助外部专业资源提升业务效率和服务水平。通过合理的外包安排，企业可以在保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整体竞争实力。 以美的集团为例，美的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就采取了聚焦核心业务、外包非核心业务的纵向一体化策略。美的集团将空调压缩机、电机等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纳入自身管控，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打造了强大的核心竞争力。而对于一些非核心的业务环节，如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美的则主要采取外包的方式，与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商展开合作。这一策略不仅使美的能够将资源高度聚焦在核心业务上，巩固自身的差异化优势，也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管理效率。 可以说，聚焦核心业务纵向整合，外包非核心业务的策略，是美的集团实现强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加强市场洞察力，把握差异化方向，快速响应需求变化 要想在纵向差异化竞争中取得优势，企业还需要加强市场洞察力，准确把握差异化的方向，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不断演变，竞争对手的策略也在不断调整。企业必须时刻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洞察，深入了解消费者的痛点和需求，才能够确定正确的差异化方向，这需要企业建立起完善的市场调研和分析机制持续追踪市场动态，收集和分析各种市场信息，形成对市场趋势的前瞻性判断。 同时，企业还需要提升自身的市场响应速度。一旦发现市场需求出现新的变化，或者竞争对手推出新的差异化策略，企业就要快速做出反应，调整自身的差异化方向和策略，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这就要求企业在决策机制、研发流程等方面进行优化，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市场响应机制，以保持差异化优势的可持续性。 以中国的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在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加强对市场的洞察和快速响应能力。阿里巴巴建立了强大的大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对海量的用户行为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深入洞察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和购物习惯。基于这些洞察，阿里巴巴不断优化自身的电商平台，推出个性化推荐、智能搜索等差异化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和贴心的购物体验。同时，阿里巴巴还十分重视提升市场响应速度。面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阿里巴巴通过敏捷的组织架构和高效的决策机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快速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 正是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和快速响应能力，阿里巴巴才能够在激烈的电商竞争中保持差异化优势，实现持续领先。 构建扁平化柔性组织，提升供应链协同效率 在实施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的过程中，企业还需要着力构建扁平化的柔性组织，以提升供应链的协同效率。 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往往层级过多，信息传递和决策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差异化竞争的要求。企业需要打破部门壁垒，精简管理层级，建立起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在扁平化组织中，信息可以更加顺畅地在各个部门间流动，员工也能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快速做出决策和响应。 与此同时，企业还需要提升组织的柔性化水平。一方面，要建立起灵活的业务流程和制度，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和差异化需求快速进行调整和优化。另一方面，还要打造一支能力全面、职责灵活的员工队伍，能够根据需要在不同岗位和业务间灵活调配。 通过构建扁平化的柔性组织，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纵向一体化的协同效应，提升供应链整体效率，为差异化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例如，海尔集团在实施纵向差异化战略的过程中，就非常注重构建扁平化的柔性组织。海尔大胆进行组织变革，打破了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实现了组织的扁平化。海尔推行自主经营体制，将企业划分为多个面向市场的小微主体，每个主体都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做出决策和反应。同时，海尔还大力提升组织的柔性化水平。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海尔实行员工全流程跟随、末位淘汰等制度，促进人员在不同业务间的灵活调配。在业务流程上，海尔建立快速迭代、持续优化的机制，能够根据市场反馈随时进行调整。 正是通过构建扁平化的柔性组织，海尔才得以充分发挥纵向一体化的优势，在多个细分市场实现差异化领先。 平衡差异化与规模效益，实现差异化和低成本的动态均衡 企业在实施纵向差异化战略时，还需要注意平衡差异化和规模效益的关系，实现差异化和低成本的动态均衡。过度追求差异化，可能会导致企业错失规模经济的优势，成本居高不下。而单纯强调规模效益，又可能使企业在同质化竞争中丧失优势。因此，企业需要在差异化和规模化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一方面，企业要在差异化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规模化生产和采购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控制成本水平。另一方面，企业还要不断优化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在保证差异化特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标准化和模块化，提升生产效率。 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构建柔性化的生产体系，实现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在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同时，兼顾规模效益。 通过差异化和规模化的动态平衡，企业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例如，森马集团在差异化竞争中，非常注重差异化和规模效益的平衡。一方面，森马通过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在年轻消费群体中树立了鲜明的品牌形象，产品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溢价能力。另一方面，森马又非常重视规模化带来的成本优势。森马建立了庞大的供应链网络，通过集中采购和规模化生产，有效控制了成本。同时，森马还不断推进产品设计和生产流程的标准化，在保证产品差异化特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此外，森马还实现了柔性化的大规模定制生产，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快速推出差异化的新品，既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又兼顾了规模效益。 凭借着差异化和规模效益的完美平衡，森马才得以在激烈的服装市场竞争中快速崛起，成为行业领先企业。 结语 从博弈论的视角审视企业纵向差异化竞争策略，不仅能够深刻揭示该策略的重要意义，也能够准确识别企业在实施该策略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企业要想在纵向差异化竞争中胜出，就必须审时度势，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不断优化和调整。展望未来，只有聚焦关键业务、加强市场洞察、构建柔性组织、平衡差异化和规模效益，企业才能在差异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纵向差异化战略或许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但对于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而言，无疑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良方。 参考文献： [1]杨东霞，徐建平.现代种业企业如何构建新的竞争优势[J].中国种业，2023，（10）：29-32. [2]陈航.纵向差异化竞争框架下进入企业的商业模式选择和兼容策略[D].导师：陈剑.江西财经大学，2023. [3]刘霖.刘韧.多企业纵向差异化竞争的博弈分析——局部纳什均衡与全局纳什均衡[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10）：85-93. [4]张旌旆.差异化竞争战略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2，（18）：89-91. [5]姚丹.探讨差异化竞争战略在现代企业经营与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1，24（24）：136-137.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 赵华杰 鱼亚洲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