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5日 第 14 期
总第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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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二十届四中全会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作为、攻坚克难,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主要经济指标表现良好,新质生产力积极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重点领域风险有力有效防范化解,民生兜底保障进一步加强,我国经济展现强大活力和韧性。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要正确把握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灵活性预见性,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有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要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释放政策效应。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力支持科技创新、提振消费、小微企业、稳定外贸等。支持经济大省发挥挑大梁作用。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会议强调,要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在扩大商品消费的同时,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在保障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高质量推动“两重”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

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帮助受冲击较大的外贸企业,强化融资支持,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优化出口退税政策,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

会议指出,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禁新增隐性债务,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包容性,巩固资本市场回稳向好势头。

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突出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落实好惠民政策,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夯实“三农”基础,推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强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监管,全力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保障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供应。做好“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

会议指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新发展理念做好经济工作。企业家要勇立潮头,以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竞争主动。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用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稳中有进 好于预期——国家发展改革委解读当前经济形势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哪些新进展?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如何发力?各地用电需求是否有保障?8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上半年经济稳中有进、好于预期

“上半年,我国经济稳中有进、好于预期,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发展的‘含金量’不断提高。”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周陈介绍,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3%,比去年同期和全年均提高0.3个百分点,就业、物价和居民收入总体稳定。近期,多家国际机构上调今年全年我国经济增速预测,表明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上半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8.8%,继续发挥增长主动力作用;我国进出口规模站上20万亿元台阶,出口同比增长7.2%;产业不断优化升级,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新动能加快发展壮大。人工智能开源模型等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很多企业在创新赛道上奔跑,展现出强大创造力,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添砖加瓦。

周陈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发力、适时加力实施好已部署的各项政策举措,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特别是继续推动稳就业稳经济若干举措陆续出台实施,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灵活性、预见性。不断完善稳就业扩内需政策工具箱,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推出,统筹今明两年政策衔接、工作衔接,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王任飞介绍,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一是“四梁八柱”基本建立,市场基础制度逐步健全,市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要素流动更加顺畅。二是社会共识明显增强,公平竞争理念深入人心,各方面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显著提升。三是建设效果不断彰显,统一大市场对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的作用日益增强。

今年上半年,全国跨省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8.2%;1至4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收入比重为40.4%,较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王任飞认为,这些数据从一些侧面反映了市场交易成本在降低,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王任飞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挥好牵头部门作用,研究制定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动方案,统筹协调各方面,压茬推进重点任务落实。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尺度,制定《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行为防范事项清单》。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扎实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

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近期,各地气温攀升,能源保供工作进入“迎峰度夏”的关键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已经连续4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08亿千瓦。

面对迅速攀升的电力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各地方和重点企业提前布局,精准分析研判供需走势,发挥煤电兜底作用,加强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调用,推动“水火风光储”等各类电源形成合力。同时,组织电网企业跨经营区互济。密切跟踪灾害天气趋势,提前部署抢修人员和力量,及时抢修复电。“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目前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各地用电需求得到较好保障。”蒋毅说。

蒋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作用,指导各地做好电煤产运需衔接和发电用气协调,保障一次能源供应充足稳定。持续加强各类常规电源运行管理,统筹新能源发电支撑作用和火电兜底保障作用。积极通过电力中长期合同、现货市场、应急调度等方式,开展跨省跨区电力调度。综合运用分时电价、需求响应补贴等方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有序供应。紧盯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第一时间组织电力企业高效开展应急处置和抢修复电工作。

刘坤

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推动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27年,支持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金融体系基本成熟,服务适配性有效增强。

意见对照新型工业化重点领域,提出针对性支持举措。优化金融政策工具支持关键技术产品和攻关,多渠道为科技成果转化引入耐心资本,强化产业链重点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深化基于“数据信用”和“物的信用”的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健全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有关授信管理机制和金融产品服务,推动金融资源向产业集群聚集和专业化发展,推进贸易结算、资金管理、投融资等一系列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举措,支持产业合理布局和拓展发展空间。

意见加强金融服务能力和长效机制建设,促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健全金融机构服务制造业的内部机制安排,单列制造业信贷计划,针对细分行业和企业成长阶段特点制定差异化授信政策。双向培养科技产业金融复合型人才队伍。建立完善跨部门协同推进、政策激励约束、地方政策配套、风险协同防控等4方面机制,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宏观信贷政策引导作用,增强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强度精度效度。

温源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对国债等债券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关于国债等债券利息收入增值税政策的公告》明确,自2025年8月8日起,对在该日期之后(含当日)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对在该日期之前已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包含在2025年8月8日之后续发行的部分)的利息收入,继续免征增值税直至债券到期。

根据公告,上述金融债券,是指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法人在全国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的、按约定还本付息并由金融机构持有的有价证券。

“此次恢复征税只是对以后增量开征,对以前存量部分利息收益继续免征,这对平稳资本市场、保持货币供应都起到了良好稳定作用。”中国财政学会绩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表示。

“债券投资以机构为主,个人投资债券规模很小,且个人投资者取得的利息收入还可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收入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的政策,不用交增值税。此次政策调整,普通个人投资者不会受到影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总体来看,此次政策调整是根据当前债券市场发展阶段出台的一项优化之举,可以缩小不同债券之间的税负差异,有利于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定价基准作用,促进债券市场和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李苑

稳增长防风险促开放 央行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5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暨常态长效推动中央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会议总结2025年以来工作,分析当前金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落实落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支持科技创新、提振消费、小微企业、稳定外贸等,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具体要求: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突出服务实体经济重点方向;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持续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

其中,关于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议要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合理增长,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抓好各项货币政策措施的执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提升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围绕突出服务实体经济重点方向,会议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指导金融机构提升金融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较快增长,加大“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的融资支持力度;支持化解重点产业结构性矛盾,促进产业提质升级;合理保障外贸企业融资需求;加强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监管与风险防范。

针对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会议明确,持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化债工作,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机构风险处置,进一步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宏观审慎管理。

为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议要求,加快拓展贸易项下人民币使用;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优化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和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管理政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推动形成稳定的、期限齐全的流动性供给渠道;加强对清算行的政策支持和履职管理,加快完善人民币清算行布局。

在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方面,会议提到,推进债券市场“科技板”建设和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使用,扩大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规模;完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制度框架,加快推进票据法、公司债券管理条例等制定修订工作;深化贸易外汇业务管理改革,积极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就深化国际金融合作,会议要求,深入推进多双边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进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持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完善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结构。

为持续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会议提出,统筹推进重点立法修法项目,规范高效推进行政执法;纵深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统计;研究编制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抓好数字央行建设重点任务落实;建设安全高效的跨境支付体系,有序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的涉诈涉赌“资金链”治理防护网;加强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广应用等。

会议还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常态长效推动中央巡视整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决策部署,始终坚持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抓紧抓实中央巡视整改,更加突出举一反三、贯通融合、整改实效、上下联动,一体推进中央巡视、审计、中央金融工委等反馈问题整改等。

张琼斯

900亿元育儿补贴将发放 多部门合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为积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多部门协同发力,推出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在7月30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来自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有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推进情况。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司长郭阳透露,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部署,中央财政将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项目“育儿补贴补助资金”,今年初步安排预算900亿元左右。

对于发放国家基础标准补贴所需资金,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比例对地方予以补助,中央总体承担约90%。这既体现了中央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地方的大力支持,也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地方管理责任。

在中央财政提供强力资金保障的同时,育儿补贴的具体申领工作也已准备就绪。按照工作计划,各地将在8月下旬陆续开放育儿补贴申领,8月31日前各地全面开放育儿补贴的申领。

“育儿补贴主要通过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申领,同时,我们也保留了线下办理渠道和人工服务,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可到婴幼儿户籍地乡镇、街道办理。大家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办理渠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表示。

据悉,家庭申领时只需提交婴幼儿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证明婴幼儿身份和抚养关系的必要材料。同时,各地省级政务服务平台都将设置育儿补贴申领专区,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服务平台也将开通育儿补贴申领入口。

育儿补贴为家庭提供了直接的经济支持,而生育保险制度则在医疗保障和收入补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共同构成生育支持的经济支柱。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负责人刘娟表示,生育保险制度作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责无旁贷。国家医保局目前主要从着力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着力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着力拓展保障内涵、着力优化管理服务等四方面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提高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已达到2.53亿人。“十四五”期间,参保人累计享受各项生育保险待遇9614万人次,基金累计支出4383亿元。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兵团全面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报销,2024年已有超100万人次享受待遇,部分省份将分娩镇痛纳入报销。此外,目前全国超六成的统筹地区已经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

除了经济支持和医疗保障,解决婴幼儿照护难题、提供优质的托育服务是减轻家庭养育负担、释放生育意愿的重要环节。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刘红梅表示,下一步,中华全国总工会将加强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持续推动用人单位办托、女职工权益维护等工作,扩大服务覆盖,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

今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对推动用人单位办托进行专门部署,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大力支持有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业园区等用人单位办托。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也从多方面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落地生效。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燕红表示:经济上,提高婴幼儿照护个税扣除至每月2000元/孩,提升生育医疗报销水平,扩大生育保险覆盖并推动津贴直发个人;时间上,全国产假普遍延至158天以上,设立陪产假和育儿假;托育方面,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托位数达千人口4.08个;妇幼健康上,保障生育全程服务,推广分娩镇痛,孕产妇及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并达国际先进水平,加强儿科供给;教育方面,落实“双减”、推进免费学前教育和多子女同校;住房方面,增加保障房供给并提高多子女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全方位降低生育养育负担。

张雪

商务部:“购在中国”呈现三大特点展现消费市场蓬勃活力

7月31日,记者从商务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商务部等6部门组织开展“购在中国”系列活动,打造标志性扩消费活动品牌,目前已举办国际消费季、精品首发季、服务消费季等专项活动。“购在中国”不仅成为国内居民的消费热词,也成为国际游客的“潮流之选”。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概括来看,“购在中国”系列活动主要呈现三方面特点:一是“政策+活动”协同发力。商务部会同税务总局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指导各地扩商店、增商品、优服务,为提升“购在中国”吸引力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离境退税商店数量超7200家,比2024年年底增长约80%。

二是产业优势和地域特色相得益彰。各地充分依托本地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文化特色,组织开展特色鲜明的“购在中国·地方站”活动近20场,满足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比如,深圳发挥科技创新优势举办“智慧之夏品牌展”,通过超仿真3D打印机器人、超视觉3D立体画、AI智能眼镜、全屋智能家居等,为消费者展现智能消费创新成果;广西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举办“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有效促进产销对接供需适配。

三是商旅文体健多元融合。各地聚焦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精彩旅游、精美展演四大领域,加强部门联动,统筹各领域优质资源,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比如上海举办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推出美食、展览、赛事、旅游、动漫等10项标杆活动,其中“古埃及文明大展”自开展以来,累计接待观众约260万人次;天津举办海河国际消费季,推出“票根优惠计划”,实现展览、演出、赛事等活动联动,释放多场景融合消费潜能。

何亚东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持续办好“购在中国”系列活动,以更丰富的供给、更优质的服务、更多元的场景,打造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的美好体验,让国内居民和入境游客更好感受中国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

魏桥

自然资源部: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中向好

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呈现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动能加快转换的良好局面。经初步核算,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5.1万亿元,同比增长5.8%。

在海洋传统产业方面,上半年,我国船舶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海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7%,船舶行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数字化检验、喷漆机器人等智能化技术赋能船舶建造,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海洋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我国海洋旅游业实现增加值7718亿元,同比增长8.0%,邮轮旅游热度高涨,全国邮轮港口进出港旅客总数和邮轮艘次分别同比增长40.1%和33.7%。

海洋新兴产业方面,上半年我国海工装备建造市场三大指标继续位居世界第一,新接订单金额、交付订单金额、手持订单金额分别占国际市场份额的64.6%、43.3%和62.6%。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取得系列突破,15万吨级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2-1”在山东青岛交付运营,自航式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工船“湾区伶仃”号在广东江门下水,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1号”交付,自主设计建造的3600吨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电建志高”号投入运营。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企业竞争力也进一步提升,可用于海洋药物研发的“海星大模型”发布。

在资源保障能力方面,我国“蓝色粮仓”建设成效显著,上半年国内海洋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8%,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5.6%。海洋渔业数智化转型加快推进,大黄鱼“声波无网海洋牧场”应用于温州海域,智能化深远海海参养殖网箱“金仓一号”在烟台出坞,集“产品溯源—检验检测—智慧监管—食安宣教”于一体的现代化水产品安全中心在黄沙水产中心建成。海水资源利用项目建设和核心元件国产化持续推进,蓬莱10万吨/天海水淡化项目竣工投产,我国自主研发的TFN海水淡化膜正式应用于国内首座10万吨级海水淡化厂,进一步保障海水淡化水供给能力。

此外,深海探测与资源开发技术也实现新进展。仿蝠鲼机器人与“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冷泉区开展协同作业,实现从“硬式机械”向“柔性智能”的转变,拓展了深海装备应用场景;南海“深海一号”大气田二期项目投产,标志着我国最大海上气田建成;水下生产系统装备品牌“擎海Techigh”发布,为打造自主可控的深水油气装备现代产业链奠定坚实基础。

杨舒 庄耀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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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宇:学前教育如何实现“免费更要提质”?

2025年7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有关举措。这一涉及千家万户、事关长远发展的重要惠民政策,被视为我国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键一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一级调研员、研究员佘宇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人口减量发展阶段,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明显。受近几年出生人口减少及未来变化趋势影响,幼儿园数量和在园幼儿规模虽相应缩减,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区域性、结构性矛盾还较为突出,“这客观上为学前教育破解现实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窗口期。”

普惠园幼儿为主,困难群体优先

佘宇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短中之短”得到优先补齐,经费保障更加牢固,学位供给总体充足,事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鉴于当前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已达91.61%,且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他建议在科学核算办园成本基础上,稳妥推进幼儿园价格调整,确保在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内实现免费。所有幼儿园均可纳入免费范围,但具体标准应参照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执行,且需与服务质量等挂钩。

“从学前教育资助制度角度考虑,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残疾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应优先纳入免费受益范围。”佘宇强调。

分步推进与投入保障

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佘宇建议政策可采取分步实施策略:“从学前一年免费起步,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扩大免费范围。”

“施行免费学前教育,投入主体是各级政府,由公共财政予以保障。”佘宇明确指出。他强调,为避免“免费”政策带来的新增财政压力过度下沉到地方,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稳步提升中央投入水平。“从长期看,要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确保学前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基础条件。”

佘宇也提到,需“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机制,并拓宽面向家庭的资助渠道,实施跨部门预算,加大家庭补贴力度,有效缓解家庭育儿经济压力。

免费更要提质

“需要明确的是,免费教育不等于义务教育。”佘宇特别指出,“免费学前教育的‘免费’,本质上是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同时强化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担当,而非强制性的。”

为更好推动政策落地落实,佘宇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在落实政府投入主体责任的同时,兼顾“降低家庭经济负担”与“提升学前教育质量”双重目标。“这就要求将‘免费’和‘质量’挂钩,”他解释道,“进一步明确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及增长机制,调整优化经费使用结构、强化质量保障,重点向优化普惠性资源、改善教师待遇、提升保教质量倾斜。”需要扎实做好普及普惠、资源布局和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

“这样才能在推行免费的同时,切实提升学前教育整体发展质量,守护好在园幼儿身心健康。”佘宇表示。

记者 冯仪

郑新立:以高质量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未来五年,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历史任务接近完成的时期,是人均国民总收入稳定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期,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制定一个高质量的“十五五”规划,对于未来五年的发展极为重要。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4月30日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这是对编制五年规划重要意义的准确把握和概括。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轨迹,从20世纪80年代首先重视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发展到90年代振兴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从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新时代强调高质量发展,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五年规划确定的战略部署一步步走过来的。“十四五”以来,我们落实规划确定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实践证明,制定和实施好五年规划,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党上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五年规划才能付诸实施和圆满完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对于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这为编制高质量的“十五五”规划指明了方向和任务。

规划的首要内容是提出规划期的目标和任务,目标既要鼓舞人心又要切实可行,既要有定性目标又要有定量指标。围绕发展目标需要提出战略性任务,主要包括在经济结构转换、发展难题突破、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面临的阶段性重大任务。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比较来看,“十五五”时期保持一定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有条件的。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冲击影响加大、内部困难挑战叠加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国民经济顶住压力稳中向好,GDP同比增长5.3%,展现较强韧性。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十五五”阶段性特征和政策连续性出发,围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在经济结构转换升级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具体来说,“十五五”时期的工作任务应当包括:以数智化、绿色化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带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以改善民生为目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最终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中西部、东北地区发展,缩小城乡、区域之间发展差距;围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增强对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力度,培育新的增长点;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把制定好“十五五”规划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举措,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历史性作用。

针对规划期面临的重大课题集中力量予以解决

发展是解决所有矛盾的关键。当前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应当看到,我国经济增长仍存在着巨大潜力。一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发展潜力巨大。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加大对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投入力度,将释放出强大的发展动能。二是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很大潜力。多年来,我国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加大对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有利于把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转化为社会和文化发展成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三是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用先进技术特别是绿色化、数智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随着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新技术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可形成许多新增长点。四是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提高,可以产生新的最活跃的生产力。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年新增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素质劳动力不断增多,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宝贵的人力资源。通过改革激发这些潜能,可为“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成功的五年规划,关键在于抓住规划期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出有效的战略、方针、政策和战略重点,吸引要素向关键环节集聚,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迈上新台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一些重要新兴产业存在技术瓶颈、城乡差距较大等问题。编制高质量的“十五五”规划,应当紧紧抓住这些突出问题,集中力量予以突破。

有效需求不足是多年来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带来的,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连续几年甚至一个五年规划的努力。从调整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结构和分配结构入手,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增加就业,使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有一个较快增长,逐步提高居民消费率,适度降低投资率,保持需求对经济增长持续强劲的拉动力。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处于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型的阶段,食、衣、住、用、行等物质消费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教育、医疗、康养、体育、信息、咨询、金融、旅游、家政、会计、法律等服务性消费将快速增长,网络服务、跨境物流、低空经济等在较长时期内将成为新增长点。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针对“卡脖子”技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织联合攻关。完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机制,尽快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十五五”时期应当成为培育创新能力、组织创新队伍、增加创新投入的时期,成为创新成果大爆发的时期。

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于加快农业农村发展。而农业农村发展,关键又在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进行了全面部署,作出重要制度创新。“十五五”时期,需要不折不扣地把有关改革落到实处,在乡村振兴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聚焦重点、聚合力量,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机制,以务实的措施办法,确保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有效推进。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郑新立

吉富星:确保减税降费红利直达快享

未来,仍需加强多部门协调,落实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的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随着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落细,政策红利精准快速直达经营主体,有力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4年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减税降费及退税金额达2.6万亿元;今年1月份至5月份,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达6361亿元;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同比增长10%,明显高于全国总体增速;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2%,特别是计算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1.6%和19.4%。

在连续多年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背景下,近年来政策更注重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着力增强精准性。财政是庶政之母,企业是财政之基,切实把企业税负减下来、获得感提上去,才能“放水养鱼”,使长期发展动力更加强劲。长期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一定程度降低了宏观税负,促进了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但在财政收支承压形势下,近年来政策侧重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等关键领域。毋庸置疑,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这些是税收支持的重中之重,故税收优惠政策也在持续加力、精准滴灌。例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逐步提高到100%,并且对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进一步提高到120%;对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等。这些政策进一步撬动更多资源向科技研发聚集,积极帮助制造业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在财政收支矛盾凸显的大环境下,成绩更显得来之不易。

在当前财政紧平衡形势下,税收政策仍需聚焦特定领域、关键环节。今年经济虽然延续回升向好态势,但物价低位运行等因素依然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导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减。数据显示,1月份至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0.3%、低于全年0.1%的增速目标,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6.9%、低于全年0.7%的增速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减税降费及退税政策可能会给部分地方带来暂时财政收入压力,这也会倒逼地方要更注重提升税收政策效能。还要加强与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制造强国建设蓄势赋能。

未来,仍需加强多部门协调,落实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的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为此,要进一步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形成覆盖企业成长和创新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要加大信息共享、共治力度,依托税收大数据深化拓展“政策找人”推送精度、完善税费服务诉求解决机制,切实抓好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例如,税务部门数据显示,2024年共推送支持科技创新的税费优惠政策3460万户次(人次),并持续完善了征管服务举措。当然,也需要强化风险防范,健全常态化联合打击骗享税费优惠的违法行为。

为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税收政策还应注重与财政、金融、产业、消费等政策协调配合,从供需两端双向发力,更好地发挥扩内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政策效能,并根据形势需要出台相应增量政策。各级政府应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始终把科技作为重点支出领域予以优先保障,并注重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畅通资金循环。财政政策积极发力的同时,要统筹用好奖补、政府采购、引导基金、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工具,更好引导金融、经营主体投入现代化产业体系。还应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加强银行信贷服务、增强资本市场支持力度、完善科技金融生态等,大力支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引导带动资金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促进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良性循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富星

杨华勇:现代化治理乃香港经济转型破局之道

8月的香港,暑热未消,而一场关于城市未来的热烈讨论正在元朗展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上的发言,不仅响应了市民对引进跨国企业和留住高端人才的关切,更勾勒出香港经济转型的宏观图景。从大笪地卖汽车大灯到商场林立,从打字机到智能手机,香港经济历经多次华丽转身。今天,这座城市再次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地缘政治复杂化和区域竞争白热化的多重挑战,香港能否延续东方之珠的辉煌?这不仅关乎700万港人的福祉,更牵动国家发展的大局。

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三点施政体会,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代治理的复杂光谱。其中最为引人深思的,莫过于他以人体经络为喻的政策执行观——既要打开“大动脉”确保政策主流畅通,又要疏通“微丝血管”实现基层渗透。这一生动比喻背后,是治理现代化成为香港经济转型的任督二脉,对现代治理体系上下贯通本质的深刻把握,也是对香港特殊治理情境的精准诊断。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治理面临独特的二元挑战:一方面需要维持高度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又必须解决住房、养老等深层次民生问题。特区政府主动处理“老、大、难”问题的改革姿态,正是对这种二元挑战的积极响应。从国际评级上升这一结果看,这种兼顾宏观发展与微观民生的治理思路已初见成效。但评价治理成败的终极标准,始终是市民的“获得感”这一主观体验。当政策红利能够穿透层层行政架构,转化为市民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改善时,治理的正当性才真正得以确立。

北部都会区作为发展新引擎,其意义不仅在于物理空间的拓展,更在于治理理念的创新。提速提效的发展要求,本质上是对传统官僚体系效率瓶颈的突破。

香港的治理实践启示,优质治理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指令传达,而是需要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执行网络。从“大动脉”到“微丝血管”的隐喻,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政策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当一套治理体系能够同时驾驭宏观战略与微观落实,既保持大方向的正确性又不失细节的敏感性时,便可谓真正打通了治理的“任督二脉”。这种贯通不仅是香港当下所需,也是所有复杂社会面临的共同治理命题。

回望香港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革新的转型史。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从转口贸易转向轻工业制造;七十年代抓住全球化机遇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改革开放后,香港成功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金融、贸易、物流、专业服务成为支柱产业。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阵痛,但最终都化危为机,推动香港登上新的发展高度。历史经验表明,香港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某一种固定的产业模式,而是那种敏锐把握时代脉搏、敢于自我颠覆的创新精神。

香港经济转型的成功离不开与内地发展的同频共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前海、河套等合作平台成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北部都会区规划有望解决香港土地瓶颈,促进深港深度融合。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香港既可继续发挥联通世界的优势,又能深度参与内地市场,这种“双重属性”是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竞争力。

香港经济转型是一场没有退路的变革。李家超所言“转型会带来进步,是不能逆转,也是打赢竞争对手的唯一出路”,体现了特区政府的清醒认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完全有可能开创出新的发展范式——既保持国际化的特色,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既巩固金融中心地位,又培育多元产业生态;既吸引全球精英汇聚,又造福本地民生改善。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杨华勇

高廷帆:政府投资基金要发挥“耐心钱”作用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了《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和《加强政府投资基金投向指导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继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首个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指引文件后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对万亿规模政府投资基金的精准化管理进入新阶段。

创业投资是投资人与创业者共同推动创新、创造价值的冒险历程。自20世纪末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创业投资为无法通过传统金融体系获得资金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启动资金,在我国新经济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二十余年来,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这一过程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创新便是政府引导基金的兴起——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机制,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体系在支持早期科技创新方面的不足。

政府引导基金的核心逻辑在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私人风险资本由于高风险偏好与短期收益导向,往往容易忽视基础研究、早期技术等具有重大社会效益但回收周期长的领域。政府通过设立政策性基金介入,成为跨越创新“死亡之谷”的关键桥梁。与欧美国家政府风投的模式不同,中国政府引导基金中地方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目前,相当一部分的政府引导基金交易由地方政府主导,这种模式虽然加速了区域创新网络构建,但也需要在战略导向与市场选择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产业链思维。不同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模式,中国政府引导基金更强调通过解决基础性技术的长周期投资难题,实现创新要素的定向集聚与扩散,最终带动整个产业集群的协同升级。这种“以点带面”的系统性思维,正是中国在复杂产业体系中实现技术跨越的独特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耐心资本”,这一表述蕴含着深刻的战略考量。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真正的核心技术突破往往需要10—20年的持续投入,而传统的短期投资模式显然无法匹配这一时间要求。“耐心”二字的深意在于跨周期调节。政府投资基金作为长期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经济下行期坚持投入,在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战略性布局,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截至2024年6月,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共计2126只,总管理规模超12万亿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通过“母基金+子基金”模式,带动社会资本超过5000亿元,孵化出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行业龙头,实现了从材料、设备到设计、制造的全产业链突破。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中国必须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政府投资基金作为“有形之手”,应当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那些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但对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从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到此次国家发改委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体现了中央对耐心资本重要性认识的系统化和精细化。

此次国家发改委征求意见稿的核心意义,在于推动政府投资基金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投资方向的聚焦上,更体现在管理机制的优化上。一方面,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需要系统性思维。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技术点的突破,而要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完整链条。政府投资基金应当发挥产业链整合者的作用,通过股权纽带将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连接成创新共同体,形成协同攻关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容错机制的建立同样关键。创新投资本身具有高风险特征,建立健全容错免责机制,将有效缓解基金管理人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在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更加大胆的尝试。

面向未来,政府投资基金承载着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使命。通过制度创新、机制优化和精准投向,这笔“耐心钱”必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理事 高廷帆

蔡恩泽:金融资源配置的底层逻辑正在改变

央行下半年工作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正在重塑金融资源配置的底层逻辑。当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在2025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2.31%时,当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达到24%,这些数据背后,是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与市场机制改革的深度耦合。在传统金融机构对技术价值评估难、风险收益不匹配的痛点尚未完全破解时,中国正通过结构性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为科技与小微这两大经济增长极开辟融资新路径。

技术价值评估难,本质是传统金融机构难以量化科创企业的“隐形资产”。以半导体企业为例,其核心竞争力可能是一份专利配方或一项工艺突破,但这些无形资产在传统信贷模型中难以定价。对此,政策创新正在重构评估体系:福建省通过设立50亿元科技创新专项增信子基金,构建“银行20%+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80%”的风险共担机制,将代偿率上限提升至5%,这种风险分担模式直接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首贷率提升3.6个百分点。杭州联合银行的“风险池贷款”更具突破性,通过政府、园区、担保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风险缓释资金池,入池企业无需抵押即可获得信用贷款,2024年已累计为251家企业提供839万元科技保险补贴。

智能审批系统的技术赋能同样关键。深圳推出的“小微通”平台,通过归集37个部门12.4亿条涉企数据,构建企业“数字画像”,实现融资需求3分钟收集、信贷产品智能匹配,试运营半年即促成17.8万亿元贷款发放,其中信用贷款占比32.8%。这种技术驱动的审批革命,将传统需要数周的贷款流程压缩至“秒级”,使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发生质变。

政策对硬科技领域的倾斜已形成明确导向。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的融资案例正在不断改写行业格局:西安远航真空钎焊作为国内唯一掌握真空钎焊设备、工艺、材料全链条技术的企业,凭借110余项国防专有技术和126项专利,在2025年6月获得无锡梁溪空天科技领投的A+轮融资,资金将投向商业航天发动机核心部件生产线建设。这种“技术专利化——专利资产化——资产证券化”的路径,正是政策支持下硬科技企业融资的典型范式。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达27.18万家,获贷率提升至49.6%。其中,半导体、新能源领域贷款增速分别达到28%和35%。

传统制造业的设备更新同样获得了政策“精准滴灌”。央行推出的设备更新再贷款政策,已为近4000个重点领域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其中,某汽车零部件企业通过该政策获得5000万元贷款,用于智能化生产线改造,生产效率提升30%的同时,碳排放降低25%。这种“技术改造——效率提升——融资循环”的正向反馈,正在重塑传统产业的升级逻辑。

政策创新正在推动融资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深圳宝安区通过“大数据画像+主动授信”模式,为619家专精特新企业预核定融资额度。某气体系统工程企业凭借技术专利和经营数据,在1个月内获得400万元纯信用贷款,资金迅速转化为智能装备研发投入。这种“数据信用替代资产信用”的模式,使小微企业融资从“抵押依赖”转向“能力评估”。

供应链金融平台的创新更具突破性。某钢铁行业供应链金融平台通过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和税务数据,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2025年上半年累计放款规模突破200亿元,融资成本较传统模式下降1.2个百分点。这种基于真实贸易背景的融资模式,既降低了银行风控成本,又盘活了产业链上的“沉睡资产”。

在政策红利释放的同时,风险防控机制也同步升级。福建省通过“科担贷”产品,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控制在4.5%以内,同时建立政府、银行、担保、保险四方风险分担机制,对贷款损失按比例分摊。这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设计,使银行不良率容忍度从2%提升至5%,既保障了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又提升了企业的融资可得性。

长期来看,政策工具的迭代正在构建可持续的融资生态。债券市场“科技板”的推出,为科技企业提供了股权融资之外的直接融资渠道,2025年上半年,已有37家企业通过该板块发行债券,融资规模达120亿元。这种“信贷+债券+股权”的立体化融资体系,正在形成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网络。

当货币政策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其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重构金融资源的配置逻辑。科技型中小企业首贷率的提升、传统制造业设备更新的加速、供应链金融平台的崛起,这些现象背后是政策工具创新与市场机制改革的共振。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共担机制破解了技术价值评估的难题,智能审批系统重构了融资效率的边界,结构性政策工具则锚定了经济转型的方向。未来,随着政策工具箱的持续丰富和技术赋能的深化,科技与小微企业的融资突围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财经媒体专栏作家、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 蔡恩泽

乔晓楠:找准关键着力点 做强国内大循环

国务院总理李强于7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做强国内大循环重点政策举措落实工作。

做强国内大循环,要找准扩大居民消费这个关键着力点,一方面,针对制约居民消费的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精准发力;另一方面,强化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的协同配合、综合施策。

做强国内大循环是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战略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依托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国际大循环,建立起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中国有效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加速本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特别是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世界市场进一步向中国开放,国际经济循环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拓展空间,助力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逐年上升,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与此同时,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导致资本主义去工业化与金融化,而去工业化又推动跨国资本通过国际产业转移重构国际分工,于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从贸易顺差国转变为贸易逆差国,并且依靠不断攀升的债务来支撑由贸易逆差所构筑起的庞大消费市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转折点,标志着由金融化与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及其全球经济循环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下,参与其中的贸易顺差国必然要重构自身的经济循环,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正是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始逐步回落的。

当前,中国正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考虑到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立足国内,扩大内需,畅通循环,做强市场,成为中国在更复杂多变环境条件下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只有立足于国内市场,发展更高质量且更加平衡的国际贸易,才能够建立起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国民经济循环结构。相反,如果无法及时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来调整双循环的关系,不仅会面临世界市场中贸易保护政策的严重冲击,而且也势必加剧国内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的巨大压力。由此可见,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而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及其成因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较多。上述问题反映出以国内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尚未全面形成、巨大的内需潜力尚未充分释放,亟待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高效运转的堵点、卡点。

从短期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在需求侧,国家推出的消费品以旧换新以及固定资产更新等政策有效扩张了总需求,对稳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居民部门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仍未得到充分满足,企业的投资预期也还需要进一步恢复。与此同时,在供给侧,部分领域供需失衡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内卷式竞争依然存在,导致消费者价格与生产者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影响了企业的利润水平以及积累意愿,进而使得通过投资引导发展动能更新与生产结构优化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明显。

从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在供给侧,中国通过工业积累已经成为制造大国。由于工业化的本质是以机器替代劳动进行生产,因此生产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大幅提升,这在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导致生产部门就业吸纳能力以及利润率下降。从需求侧看,中国双循环的相对结构以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前期国际循环占比快速提升,后期则持续下降。综合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利润率下降导致积累意愿降低,另一方面外部需求的冲击也加剧国内产能供需失衡,并且伴随着需求结构中内需与外需关系的变化,供给结构也需要根据需求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在国际大循环居于主导地位的阶段,出口带动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又进一步带动基建及房地产投资,并且庞大的世界市场有效容纳了不断扩张的产能;而进入到国内大循环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阶段,任何投资所推动的产能扩张最终都需要依靠居民消费来实现市场出清。因此,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出品的价值实现问题,并避免生产企业为争夺销售市场而进行的内卷式竞争,从而摆脱低物价循环,修复企业利润率。

由此可见,扩大内需的重点必然在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而稳定投资的意义则在于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在新发展阶段,如果继续单纯追求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速将不利于高质量发展,同时需求刺激政策的效果也会逐渐减弱。换言之,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是在国民经济循环结构重塑过程中必然出现且无法回避的问题。

破除制约居民消费的限制,综合施策畅通国内大循环

国民经济循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些环节彼此联系、互相作用,共同影响社会再生产的运行。

生产是经济循环的起点,既完成使用价值的生产,又进行价值创造。中国已经建立起庞大的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产能充足、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当前,我国正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因此,生产环节的问题不在于产能,而在于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也不在于价值创造,而在于价值实现。特别是伴随“人工智能+”广泛导入生产过程,智能化生产替代劳动的影响反而更加值得关注。

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既包括弥补生产环节中因生产资料消耗所发生的生产消费,又包括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发生的生活消费,同时还包括以实现扩大再生产为目的的积累投资。因此,经济循环中的消费是一个兼有各类消费与积累投资的广义消费概念。并且,消费虽然在单次经济循环中是终点,但是在相继进行的经济循环过程中还将开启扩大规模的生产,进而联系着前后相继的两轮经济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居民的生活消费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为此需要系统清理制约居民消费的限制。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围绕着高品质生活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而相关的制约因素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增加休假,以破除制约居民消费的时间限制。生产效率提升导致单位时间可以获得更多产出。这使得减少劳动时间并延长休闲时间成为可能,进而有助于劳动者利用更加充裕的休闲时间实现高质量的再生产。并且,文化、体育、教育、旅游等很多体验式消费都需要以增加休闲时间为前提。因此,适当增加节假日以及落实带薪休假将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要发展大空间低密度的高品质住宅,以破除制约居民消费的空间限制。许多文体类、娱乐类、休闲类的家庭消费都需要在更大的居住空间中开展。家庭健身器具、影音设备、手工制造器材等都需要专门的空间放置,而拥有车库以及庭院等空间才有可能拓展多种升级型的消费。同时,只有坚持“房住不炒”,使房子回归居住的使用价值属性,普通家庭的购买力才能承受大空间低密度的高品质住宅。更为重要的是,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更多的休假时间和更大的居住空间也是鼓励生育的必要条件。

此外,连接生产和消费的分配及交换环节也不容忽视。在分配环节,要综合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确保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第一个“同步”要求缩小城乡以及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重点缩小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以及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二个“同步”要求当生产部门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后,要鼓励劳动密集型的非生产部门发展,吸纳更多就业,并着力缩小产业之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在交换环节,要进一步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同时,鼓励各地区找准自身在国内大循环中的定位和优势,把本区域发展同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及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机衔接起来,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乔晓楠

董少鹏:中国如何以内部“稳”应对外部“变”?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将中长期工作安排和当前重点工作统筹协调,充分展现中国的发展定力,以实际行动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针对下半年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在外部风险挑战增多情况下,需要主动作为,用内部的“稳”应对外部的“变”。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逆势增长2.9%,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活力,也表明中国前期推出的政策是正确的。

中央强调,下半年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有效释放内需潜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显示出中国从容的气度和很强的主动性。有利的方面是,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长期守住不大水漫灌的原则,有效平衡了美联储利率政策的不良外溢效应,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实施结构性政策的空间较大。随着国内科技创新步伐加快,扩大内需战略与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得益彰,共同演奏经济高质量发展“交响曲”。中国大市场发展壮大,意味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空间更大。近期,中国相继宣布两件大事,一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二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即将于年内封关,这对于促进内部投资、吸引外资参与具有重大提振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经济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内外资源、内外市场,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已然成势。可以说,外部任何施压、任何挑战,都不可能阻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步伐。

会议将应对中长期风险挑战与近期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一起来,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在部署近期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时,把“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和“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放在一起,体现了统筹城市更新、稳定房地产市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思路。城市更新是与房地产市场新发展模式相辅相成的,房地产市场要在满足刚性需求的同时优化结构,原有住房的品质提升、配套提升也是一项重要任务。地方政府要规范财政运作,处理好房地产问题,同时拓展新的、可持续的财政增长点。

同时,要进一步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包容性,巩固资本市场回稳向好势头。资本市场稳定是投资者、企业、金融机构、科技创新主体保持良好运行状态的前提,而不单单是普通股民是否盈亏问题。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市场化融资、市场化化债就有保障,市场预期、投资预期就能够稳起来。所以,稳定资本市场还要持续加力,主要是吸引更多长线资金、耐心资本,优化上市公司结构,增强市场的可投性。还要进一步完善科创板、创业板发行上市机制,支持更多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壮大。

会议号召“企业家要勇立潮头,以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竞争主动”。在中国经济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需要调动发挥各方面的主动性、创造性,而作为市场最活跃部分的企业家群体,对市场机会尤为敏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最强,要进一步加强政策传导,让政策主动性与市场主动性同向发力,形成主动作为、大胆作为、创新作为的强大合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董少鹏

国研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健全城市应急管理监测预警体系的对策建议

内容提要:做好城市应急管理工作是维护城市安全的重要措施,也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证。城市危机监测预警的速度和准确程度直接影响城市应急救援的速度和最终结果。人工智能时代,应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应急管理监测预警系统深度融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监测预警体系效能,赋能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做好城市应急管理工作是维护城市安全的重要措施,也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城市应急管理工作,对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健全城市应急管理综合监测预警体系

预防是解决突发危机事件的最好方法,应急管理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和减少危机的发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城市应急管理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完善,对特定领域的数据进行监测、收集、分析、处理,将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预警信息,助力科学决策,及时有效防范、应对风险和危机。

首先,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有了更加健全的监测体系,就可以做到在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掌握有关情况,从而迅速做出决策并尽快实施。如利用无人机等可以及时对灾害现场进行探测,不仅能够提高信息收集效率,节省人力物力成本,还能够最大限度保护人员安全,为精准制订救援方案提供信息依据。

其次,利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依托监测平台的预警功能,可以在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发生前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应急管理预案,防患于未然,大大降低应急管理成本,最大程度保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最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一则可以更精准地进行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减少失误,提高城市应急管理的针对性;二则可以更安全地进行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如智能机器人可协同进行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特别是在救援过程中极大地减少人员伤亡;三是可以更高效地进行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应急管理成效。

健全城市应急管理综合监测预警体系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监测范围有待拓展。现代城市不仅会面临各种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会面临各类事故、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等。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突发事件也会呈现出更多样的形式,给监测带来新的挑战。现有的监测体系受技术、设备和人力等因素的制约,对某些领域难以展开监测或预测,还不足以支持对一些情况的防范与应对。

二是监测手段有待改进。目前,城市应急监测主要利用传感器对地下燃气、供热、给水、排水、通信、供电、隧道、桥梁、电梯、综合交通枢纽、危险化学品企业等各类高风险场所和区域进行在线监测,监测效果较以往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仍面临监测手段、传感器更新速度及覆盖面等局限。人工智能监测技术应用尚处于起步期,发挥作用的空间有待继续拓展。

三是预警时效需要提升。预警的关键在及时,预警越早,损失越少,效果越好。预警的前提是对真实情况的全面掌握,掌握真实情况要靠监测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这依赖于对大量数据的收集、整合、分析和处理。在当前的监测范围、监测手段、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收集整合分析处理能力等因素条件下,预警的及时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是预警的专业化程度有待加强。预警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危险化学品、火灾预防、森林防火、工矿商贸、建筑施工等专业领域,以及监测、识别、诊断、评价等环节,需要专业技术和人才支撑,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但目前我国城市应急管理预警的专业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不足,专业人才短缺,专业化分工协作有待加强。

五是监测预警的统筹协调力度需要加大。城市应急管理的监测和预警是密不可分的两个环节,监测与预警之间、各监测环节之间、各预警环节之间都需要统筹协调,需要进一步建设完善城市应急管理监测预警的管理体制、监管机制等,促进监测预警系统更好地协同开展应急管理工作。

六是相关平台建设需要加快。城市应急管理综合监测预警平台在城市应急管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是监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9月,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部署加强城市安全风险防范工作,确定18个城市(区)作为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试点。几年来,试点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接下来需要将试点经验在更多地区推广,加快相关平台建设,促进应急管理监测预警能力和水平的整体性提高。

健全城市应急管理综合监测预警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是持续拓宽监测范围。对现代城市面临的各种突发事件、危机和灾害进行摸底和分析,列出清单,对其进行全覆盖监测。分析和掌握新技术影响下现代社会突发事件、危机和灾害的新形式,将其纳入监测范围。着力补齐开展全覆盖监测的技术、设备和人力等短板。

二是持续改进监测手段。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进监测手段,不断提高传感器质量,并加快其更新速度,拓宽传感器应用的范围。不断拓展大数据技术应用领域,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合,提升监测效率。进一步提高大数据的收集、整合、分析和处理能力。

三是持续提高预警速度和效率。不断优化城市应急管理预警工作流程,提高预警系统处理问题的及时性和效率。将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更多地应用到预警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手段和途径,依法依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从而整体提高预警速度和效率。

四是持续提高监测预警的专业化程度。明确城市应急管理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各相关主体的职能分工和责权利关系,减少职责交叉和重复建设。组建专业化团队,对城市应急管理监测预警各环节事项进行处理,不断提高监测预警的专业化水平。积极培养城市应急管理综合监测预警领域专业人才,提升其专业技能。

五是持续加强监测预警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协调配合。建设完善城市应急管理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各相关主体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对监测预警过程中各事项进行统筹协调。加强监测、分析、预警、预案、应急处理等各环节之间的衔接配合,提升危机管理效能。进一步理顺城市应急管理监测预警体制,完善相关激励和监督机制,形成统筹协调的城市应急管理合力。

六是持续加快应急管理平台建设。明确平台综合监测预警“数据赋能”和“指挥中枢”的职能定位。动态更新综合监测预警平台建设指南,不断完善与行业、企业标准高度衔接的平台基础标准、支撑技术标准等。定期开展数据评估,精准布点平台前端感知设备,提升感知数据收集质量。鼓励各地积极探索研究基于多灾种、多尺度、多物理场所的城市安全风险数据评估技术。建立集动态感知、智能预警、协同治理、应急联动于一体的“平战结合”协调联动指挥机制,促进平台高效运行。合理增加平台资金人才投入。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 石小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研究员 李佐军

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城市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科学分析了当前城市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战略目标与愿景,系统升级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目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在于立足我国城市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准确认识和理解“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内涵与要求,扎实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重点任务落实做细,探索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充分认识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核心特征

现代化人民城市并非单一维度的城市形态,而是蕴含丰富理论内涵和鲜明价值属性的有机整体。首先,人民性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鲜明体现中国特色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深刻诠释“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初心与本源。其次,现代性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综合特质。城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阵地,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的集中展现,其现代性特质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深度耦合。而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也是衡量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最后,系统性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显著特征。现代化人民城市涵盖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分别对应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安全保障、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等城市现代化核心维度。这些方面相互支撑、协同促进,形成系统性目标布局,且其核心维度与“一个优化、六个建设”的主要任务高度契合,构成多维路径支撑结构。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思维、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环节有机衔接、相互赋能,凝聚起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紧扣存量提质增效筑牢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根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迈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也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这一重大判断客观要求,在新阶段推动城市发展需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夯实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根基。一是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推进城市防洪体系建设与内涝治理;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二是着力提升城市品质。以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为目标,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深化“好房子”建设,大力发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新建住房,持续推进既有建筑的功能转换与改造升级。针对城中村、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老化问题,实施系统改造升级,并与适老化设施建设等有机结合。三是大力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主动适应人口结构与需求变化,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重点关注“一老一小”群体,完善养老与托育服务体系。结合完整社区建设,构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服务。四是加快构建与存量提质增效要求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如在空间利用方面,盘活城市闲置资产,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与用途合理转换;在金融支持方面,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构建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体系。

以科技赋能激活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新动能

以科技赋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既是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城市“智慧”维度建设目标、推动城市运行体系全方位升级的核心动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需进一步通过科技赋能扎实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使城市真正具备“思考”能力,变得更加“聪明”。一是激发产城融合新动能。重点发挥城市资源优势,丰富城市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以城带产助推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借助数字技术推动城市空间功能改造,打造更多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以产促城培育创新产业集群。二是打造统筹集约的城市数字底座。集约建设感知、网络、算力等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加强数据整合共享、开放开发与授权运营,构建统一规划、统一架构、统一运维的城市智能中枢。三是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深化“一网统管”建设,构建“城市运行生命体征体系”,建立数据赋能、分级协作、闭环落实的智慧高效治理机制。

以文脉赓续彰显现代化人民城市气质和精神

现代化人民城市不仅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空间载体,更应是精神文明繁荣兴盛的集中体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充分重视文化的价值,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彰显城市的独特气质和城市精神。一是完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强调“保护第一”原则,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持城市整体风格的协调性与延续性。特别要加强建筑设计管理,充分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和时代风尚。二是“古今融合”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与时俱进结合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建设目标与城市自身特色,将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共性内涵与城市特色品格相融合,提炼展现中华文明特质和城市文化特色的文化IP和城市品牌,系统化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三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进城市文旅融合发展。大力培育网络视听、网络文学、影视技术等新兴数字文化产业。同时,要注重避免因过度商业化、同质化开发而造成文化资源浪费,确保文化产业在健康轨道上持续发展。

统筹协调与因地制宜并重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

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复杂性,既需强化全局观念、实现协同推进,又需立足各地实际、避免“一刀切”。一方面,注重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统筹协调。其中,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是加强统筹协调的重要领域之一。应围绕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机制,优化产业分工和空间体系。在城市治理方面,坚持党建引领,推动治理资源下沉,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市民形成治理合力。同时,充分利用城市智能中枢,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城市治理机制重塑和效能提升。另一方面,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尊重地方实际,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结合行政区、功能区的特征,实现错位发展。鼓励不同城市在规划建设治理中塑造本地差异化竞争优势。鼓励中心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按照国家赋予的功能定位提升发展质量和治理水平,增强全球高端要素配置能力。依据不同城市的类型和特点,制定分类指南和标准,推动各类城市在适合自身的轨道上探索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路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赵峥

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

内外贸一体化是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应对市场风险、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对于稳外贸、扩消费、提振信心有重要作用。202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应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使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更便利地进入国内市场,丰富供给数量,提升供给质量,更好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

一、充分认识内外贸一体化的重要意义

内外贸一体化是将国内国际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内外贸在资源、政策、规则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和相互促进。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于我国稳经济、稳就业、扩消费,提振内外贸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有利于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是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首先,内外贸一体化有力支持外贸企业拓展国内市场。促进优质外贸产品进入我国消费市场,推动国内外市场对接和推广,增加消费者选择余地,促进国内消费。其次,内外贸一体化大力支持内贸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帮助内贸企业采用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拓展企业的国际发展空间。我国在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后,不断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在出口层面,在稳住外贸基本盘的同时,我国积极开拓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进一步降低、化解保护主义带来的风险;在进口层面,继续积极扩大进口的同时,我国攻克关键技术以构建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实施进口替代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有力扩大了高水平对外开放。

有利于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需求、扩大国内消费。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提振消费的重要推手,有利于适应消费升级和全方位扩大内需,起到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的作用,助力消费更好地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消费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扮演着“主引擎”角色。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对于稳外贸扩消费的作用不可替代。近年来,我国消费已告别低端的大众化消费,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升级需求更加凸显,消费者更加注重数字、绿色、智能、健康等方面的品质需要。内外贸一体化有力推动经营主体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主动适应广大群众的消费升级,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的繁荣,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有利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发展空间。两个市场是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指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服务和规制等。内外贸一体化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活力共同迸发,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继续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不断培育和拓展国内大市场,更多地为国内消费者生产高品质产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依托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积极迈向国际价值链中高端。既有效利用世界通用技术,又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努力掌握世界前沿技术,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不断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上攀升。

二、我国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改革,从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到与外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广泛开展良性竞争,再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贸一体化的侧重点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发展快速而稳健。

建立了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机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内外贸一体化工作。2003年3月组建商务部,赋予其管理内外贸一体化的职能;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202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进一步推动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内外循环的畅通。根据《意见》,2022年4月,商务部牵头联合其他部门组建了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部际工作机制,加快推进内外贸统筹管理的进程。2022年5月,商务部等14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的通知》,同年12月公布了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名单,建立和不断完善跨部门工作机制。试点地区精心制定试点方案,细化工作措施。2023年以来,连续2年召开全国内外贸一体化工作会议,部署全国内外贸一体化工作。

统一了内外贸市场准入门槛。2004年,我国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明确规定自2004年7月1日起,取消对所有外贸经营主体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制,个人履行法定程序后也可从事外贸经营。2022年,我国再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便利企业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根据该法,我国政府仅对少量货物进出口进行禁止或限制,大多数货物可以实现自由进出口。随着外贸经营权的放开,越来越多的内贸企业探索海外市场,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

推动了内外贸标准体系的衔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商务部负责全国商务领域标准化管理工作,2022年8月26日,出台《商务领域标准化管理办法》,健全了内外贸标准管理体系等。我国标准国际化合作范围不断扩大,标准国际化工作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底,我国国际标准总体转化率超过83%。目前,我国已与71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国际机构签署了125份合作文件,累计推动超过1.4万名中国专家注册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修订发布《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鼓励对标先进,坚持“能采尽采”,在电子商务、船舶与海洋技术、冷链物流等领域积极研究并提出国际标准提案。

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长期以来,我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击各种假冒伪劣等侵权行为。2024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积极行动,共查办商标、专利等领域违法案件4.4万件,涉案金额达到11.29亿元,并将1311件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处理。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3486人,侵犯著作权类犯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类犯罪数量持续增加,增幅较大,受理审查起诉33805人。案件类型相对集中,侵犯著作权类犯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类犯罪数量持续增加,增幅较大,受理审查起诉侵犯商标权类犯罪占比81%,有力打击经济犯罪,促进知识产权保护。

降低了出口产品转内销的遵从成本。出口产品转内销,需要取得CCC(国家强制标准)认证。目前,我国CCC认证平均用时由30个工作日压减至最短7个工作日。自2020年1月1日起,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允许19种产品按照规定程序完成CCC自我声明即可进入市场。该项规定降低了出口产品转内销的遵从成本,使4万家企业受惠。2025年5月20日出台的《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对外贸企业提供帮扶措施的通知》要求,为企业开辟绿色快速准入通道,压缩CCC认证时间,降低企业成本,加快产品获得CCC认证资质进入国内市场的速度;各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为外贸企业提供CCC认证便利,加强出口产品转内销CCC认证绿色快速通道政策宣传和解读,确保惠企政策落到实处。

推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作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之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资源要素顺畅流动,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有利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各地推出多种类型的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措施,企业在继续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内市场,从批量生产模式转为个性定制化生产模式,在线直播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为外贸企业内销提供了便利。2023年以来,商务部等14个部门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9个地区开展了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对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以有力举措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进程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企业内外贸融合发展、经营提质增效带来了新的机遇,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特别是202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的若干措施》,提出了5个方面18条工作措施,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内市场规则与国际贸易运行规则对接。我们应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不断提高国际标准转化率,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

削减和取消各类国内市场准入壁垒。充分发挥内外贸一体化部际联系机制,由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监管总局等共同负责,找出其与内外贸一体化不相适应的条款,废止、修订或者根据情况起草新的促进内外贸一体化的法律法规。参照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管理的法律法规,削减和取消各类国内市场准入壁垒,增加经营主体公平机会,增强市场活力。对外国投资者、外国经营者开放的领域,在单方面实施自主开放措施前或谈判的国际协定生效前,给予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国内经营主体同等市场准入待遇,降低国内市场准入壁垒。加强和完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避免平台企业等借助数据、技术、资本等优势,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推动“同线同标同质”。在条件成熟的领域提升我国技术标准至国际水平。企业可以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将中国制造、中国服务、贸易规则内外标准趋于一致,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间顺滑切换。对于达到国际生产水平和具备发展潜力的领域,及时开展国内标准修订,推动国内标准的侧重方向、细分要求等方面向国外领先标准趋同。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连接作用。例如,我国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关、行业协会应聚焦市场关注和企业需求进行比对与研究,并及时宣传,帮助经营主体更好融入国内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不同检测标准及检测设备的差异、制定国内外产品硬度等级差异对照和转换表,帮助企业重塑竞争优势,实现内销。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有利于企业和产业提升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地位,维护国家利益。

评估内外贸一体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探索建立内外贸一体化评价体系。评估试点地区的领跑企业的示范效果,总结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评估特殊园区(包括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的实际做法,特别是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实践,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做好准备,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制度型开放奠定基础。

丰富和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标准信息平台。《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完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进一步借鉴“中国‘一带一路’网”,丰富平台内容。目前,“中国‘一带一路’网”上“税路通”—“税收指南”版块列示了多国税制。“税路通”—“全球税讯”版块列有各国税制改革最新动态,方便有投资意向的企业了解投资意向国税收制度。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标准信息平台可增加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标准指南,方便有出口需求的企业查阅。

用好用足政策“工具箱”。首先,运用好金融政策。中国进出口银行依托内外贸企业的应收账款、存货、仓单、订单、保单等,创新内贸和外贸的支付结算等金融服务模式。国家开发银行继续加强对“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和“两新”(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支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继续加强出口信用保险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业务的协同,持续优化承保和理赔条件,扩大信用保险覆盖面等。其次,完善财税政策、离境退税政策。我国继续完善激励创新的财税政策和退税政策,降低了外国旅客购买商品的成本,有利于激发其购物消费欲望;有利于吸引游客,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考虑对境外游客在我国境内旅游期间消费的特定货物如服装等给予退税,对留学生在特定期限内的购物予以退税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赵书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二级巡视员、研究员 胡江云

宏观纵览
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当前党和国家正在科学谋划和制定“十五五”规划,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

“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与阶段任务

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阶段任务,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依据和根本出发点。

“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从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来看,“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年。我国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一段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五五”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五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五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可见,“十五五”时期这五年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阶段,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编制“十五五”规划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切合新时代的特点,需立足新发展阶段。

“十五五”时期的阶段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十四五”规划的深化期,需巩固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韧性提升等既有成果,同时也需解决发展不平衡、内需不足等深层次矛盾;是紧扣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等实现突破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跃升期;是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气候变化压力增大、地缘政治风险突出的复杂国际环境的百年变局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发展主动权,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决胜期。为此,要准确把握这一阶段的历史方位,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发展动能,以制度型开放拓展发展空间,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全程,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夯实发展根基,在复杂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决定性基础。

“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

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是科学编制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准确把握经济增长速度的阶段性要求。经济增长速度是五年规划的首要阶段性目标。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速,一是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通常而言,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期时增速较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保持中高速。二是取决于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水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只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才能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从而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取决于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目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约为3万美元,而2024年我国人均GDP 为1.34万美元。据此估算,到2035年前,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要在4.5%以上才能确保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发展目标。虽然我们不盲目追求增速,但是要重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近两年来,我国一直将年度经济增长率目标定在5%左右,如果在“十五五”期间保持这一增速,那将为2035年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同时,面对当前内需不足、消费动力偏弱与群众急难愁盼交织的现实,我们也要将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有机统一,构建内需驱动型发展新模式。

准确把握科技创新的阶段性要求。“十五五”期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引擎。因此,科技创新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6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与GDP之比从2012年的1.91%提高到2.68%,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34位上升到第10位。研发人员总量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国已在人工智能、5G、大飞机制造、卫星导航、载人航天、核电技术、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已完全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十五五”期间,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完善“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集中资源攻关核心技术。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科技创新领域加大投资,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尤其是要投资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科技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如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持续加大投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准确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阶段性要求。“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这五年是我国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而促成这一转换得以完成的关键在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顺利完成。当前,我国传统产业的体量仍然巨大,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在80%以上。由于受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加速上升,加上遭遇外部冲击,使作为支撑外贸出口和吸纳就业主力军的传统产业受到明显影响。因此,“十五五”期间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对传统产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同时,产业转型还体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品质化、个性化、智能化需求,需通过新技术提升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服务业质量。

准确把握协调发展的阶段性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就要协调发展,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现阶段,要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引领作用,推动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以县城为枢纽构建县域经济体系,保障粮食安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此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文化软实力,培育现代文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准确把握改革开放的阶段性要求。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十五五”时期,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关键领域,推动改革走深走实。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同时,认真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行政垄断与地方保护,特别是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民营企业活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全面实施零基预算,完善金融监管与风险处置机制。对标国际规则,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行高水平开放。

准确把握民生福祉的阶段性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就业、教育、医疗、社保、托育、养老等,将是“十五五”期间的重点工作。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保障就业优先,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增加高品质住房供给,坚定推进房地产回升向好。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教育、医疗、养老资源布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准确把握绿色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能源技术和新型储能技术取得突破,绿色经济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我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要锚定“双碳”目标,实施能源革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努力到2030年使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25%左右。对传统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进行绿色改造,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产业低碳化。实施生态治理,强化大气、水、土壤污染联防联治,守住生态红线。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支持力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准确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阶段性要求。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十五五”时期,要通过建立关键产业备份系统,保障能源资源供应,保证产业链安全,加强粮食、能源、矿产、数据、网络、金融、产业链等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特别是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强化经济安全保障,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等风险。通过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应急管理能力,防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保证高水平社会治理。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授 崔友平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丰富内涵和实施重点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著作对此作出深刻论述。我们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加快落实党中央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持续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内涵丰富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应对全球挑战、增强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选择。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国际经贸规则迎来新一轮重构,呈现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市场开放更趋全面,新的经贸规则通过大幅度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动商品、服务、资本和数据的自由流动;二是规则覆盖更为广泛,延伸至“边境后”领域,涵盖数字贸易、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三是实施机制更加严格,高标准经贸规则通过强化争端解决机制、透明度要求和履约监督,增强了规则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在制度型开放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下一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要体现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通过构建规则规制互认、管理标准衔接的制度框架,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形成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型开放框架。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重点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二是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放。《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从全球视野看,新质生产力是赢得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更好掌握主动权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在高质量专利、关键核心技术、高端人才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部分发达国家在先进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对华实施技术封锁并限制投资合作,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我国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加快集聚全球人才、科技、知识、资金、数据等先进优质创新要素,推动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提升和前沿技术革命性突破,加快形成先进生产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开放。《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资源分配矛盾日益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面临压力。对此,需积极适应并有效引导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以自身开放推动世界共同开放,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发展和安全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局部断裂风险上升,粮食、能源、数据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再看国内,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深化,改革逐步走向深入,诸多领域的安全风险凸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开放并实现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而繁重。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考虑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增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明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

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更高水平制度供给。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提升对外开放平台能级,赋予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更多自主权,考虑支持其在要素跨境流动、数据安全管理、离岸贸易、国际争端解决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打造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加快优化贸易结构,拓展合作空间。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协调推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深化内外贸一体化试点,支持企业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推动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其进行必要改革以增强权威性和有效性。深入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凝聚国际共识。持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税收、数字经济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规则制定,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筑牢安全屏障。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构建多层次安全保障机制。强化重要能源资源、关键核心技术、核心基础设施及粮食供应链的安全管理,确保战略重点领域自主可控。提升对跨境资本流动、金融风险、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处置能力,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相关机制,有效防范外部金融风险输入。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框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与多元化布局,提升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能力。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将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作为重要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魏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海成

增量政策持续激发内需潜能

2024年以来,面对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研判形势,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显著提升了信心、改善了预期、激发了发展动能。一揽子增量政策既着眼于短期经济企稳回升,通过超常规工具组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更服务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标,着力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筑牢安全底线、巩固长期信心。通过政策组合的精准实施,我国经济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增强,投资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更加畅通,经济发展呈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潜能。

政策组合拳发挥有力作用实现稳定增长

2025年以来,在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内部风险挑战增多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各方面积极应对,经济运行开局良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投资和消费稳定增长,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

一是生产需求指标稳中有升。从生产端看,2025年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3%,高于2024年全年水平;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9%,指标回升。从需求端看,消费明显回升,2025年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较2024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大幅好于预期;2025年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7%,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6%,持续发挥支撑作用;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8.5%,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从整体上看,尽管外部冲击影响加大,但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牢固,政策成效显现,经济运行有望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二是政府投资带动放大作用凸显。2025年国家层面用于投资建设的资金规模预计超过6万亿元,包括73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3.6万亿元用于项目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同时,还将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解决项目建设资本金不足问题。落实到具体项目上,通过统筹加力用好各类政府性投资资金,引导带动扩大社会投资,重大项目建设显著提速,更多实物工作量加快形成,1~5月份,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6.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6个百分点。在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上,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安排8000亿元用于体现“两重”(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性质和国家意志的重大项目;安排5000亿元加力扩围提质支持“两新”(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效果持续显现,有力释放汽车、家电、家居等消费潜力,带动设备制造和消费品行业生产快速增长。2025年1~5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3%,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3.6%。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影响下,市场销售增长加快,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信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53%、33%、30.5%、25.6%,合计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个百分点,带动居民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三是增量政策协同发力。一揽子增量政策着力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五个方面,结合“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目标,形成了有力的政策组合拳。除上述投资政策外,还包括财税、货币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政策。在财税政策方面,重点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在分三年安排6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偿还三项政策作用下,2028年之前,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从14.3万亿元大幅降至2.3万亿元,平均每年消化额从2.86万亿元减为4600亿元,不到原来的六分之一,切实减轻了地方政府还本付息负担;持续开展减税降费,重点支持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着力保障基本民生需求,通过“定向减负、民生托底、产业引导”促进投资消费互动。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着力增强银行体系风险抵御能力,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国有大型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从而显著提升银行信贷投放能力,重点保障对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关键领域的金融供给;通过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以及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长期资本入市等政策稳定资本市场;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服务消费与养老、支农支小等再贷款政策,与“两重”“两新”等政策形成呼应。在房地产领域,优化调整地方国企收储已建成未售商品房、加大“白名单”贷款投放力度、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土地储备等政策陆续落地。一揽子增量政策在结构优化、协同强化、市场运作和动态响应方面的能力显著增强,更加体现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的策略和力度。

有效益的投资与有潜能的消费相互促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投资与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两大抓手,高度关联、互相促进。投资能够通过生产、分配、流通等链条传导带动居民增收、消费扩大,既直接体现为国内需求,又能通过增加收入、促进消费等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消费的扩大升级也将进一步增加投资收益回报、助推供给结构优化。下一阶段,增量政策有望通过更多精准施策,聚焦投资和消费结合点,发挥联动效应。

一是激发科技创新市场活力。我国正处于抢抓科技革命机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生产力与科技革命的颠覆性变革引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具有全方位创新、外溢效应更广泛等特点,主导技术方向更多元、结构更为复杂,新兴技术间的融合产生出跨越传统产业边界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增长方式从依赖传统要素拉动、注重增量增长和有形资产的阶段,进入到更需要新质要素推动、统筹存量增量与更注重无形资产的新阶段。未来,我国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有望形成多个万亿元级投资体量的行业领域。

二是释放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我国正处于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时期,产业升级投资后劲较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空间巨大。“人工智能+”行动,将带动众多领域产业投资,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又一次跃升的引擎。聚焦信息技术、生物医疗、娱乐传媒、虚拟现实等与新型消费相关的行业领域,加大产业投资扶持力度,鼓励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并购重组,将催生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绿色转型领域潜在投资需求预计每年可超过10万亿元,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广智慧家居、智能安防、智慧停车、智慧交通等应用场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使用体验,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部分。

三是优化基础设施结构和功能。我国正处于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关键时期,基础设施结构和功能优化空间仍待释放。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和体系完善相关投资规模每年将分别保持在3万亿元左右。通过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支持建设改造一批商业中心、集贸市场等,合理布局停车场、体育场等基础设施,推动旅游景区、消费集聚商业区提档升级,优化公共交通服务设施,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和优化消费体验,在惠民生、促消费的同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将成为增强我国综合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稳增长的重要举措。

四是统筹“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我国正处于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关键时期,民生领域投资和消费都存在较大缺口,同时也在不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针对我国公共消费服务不足,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加快推进,着力增加优质教育和医疗、多样化养老、普惠式托育等领域公共服务消费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针对消费品个性化多元化供给缺口,“两新”政策等加力扩围提质实施,开拓了更多适合年轻群体新型消费、老年群体个性消费的市场,发展自有品牌和IP的优质高端消费品市场。同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预计可拉动数万亿元新增投资需求;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将显著拉动相关投资,形成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重要结合点。通过政府支出、社会投资和个人投入的合力,将推动形成未来的有效供给,既能够支撑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也能够促进民生改善、夯实安全基础,形成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创造更高品质的生活。

畅通“投资—收入—消费”传导机制,提高投资效益是关键

投资与消费不是此消彼长和简单替代的关系,有合理回报的投资、有收入支撑的消费可以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相互促进。从国际经验看,投资率一般在人均GDP处于1万~2万美元时达到峰值,但达峰后仍有较长时间保持在中高水平。当前,我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按规律仍处在投资率达峰阶段。从发展看,在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仍需保持一定投资增速,同时,必须提高投资的精准性、有效性。2025年是我国从“十四五”规划向“十五五”规划迈进的关键一年,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以改革促发展,一个重要的题中之义就是,以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少的投入带来更多的效益,给人民的美好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立足提高投资效益,推进投资量增质升有支撑、有抓手、有后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形成提高投资效益的长效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既狠抓落实、又重抓谋划,保持投资政策力度与增长目标相匹配,切实发挥投资有效带动作用,健全实现“两重”“两新”建设工作目标的长效机制。支持“两重”建设是党中央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2025年全年将继续对标对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围绕“硬投资”项目实施,加快推进政策制定、规划编制、体制机制创新等“软建设”,通过持续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统筹“硬投资”与“软建设”,共同实现“两重”“两新”目标。

二是进一步优化政府投资支持方向和结构。做好中央预算内投资与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错位安排,着力支持一批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的重大项目,适当提高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地方项目的支持比例,不断提升投资效益,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加快补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弱项。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开展专项债券项目“自发自审”试点,实施续建项目“绿色通道”等,这些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管理的新举措,将更好地发挥专项债券作用,提高专项债使用效率。

三是强化项目全过程管理。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建立了常态化的项目储备机制,进一步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分领域、分地区做好项目储备工作,强化项目前期工作,科学谋划“十五五”规划项目,提高项目储备质量。此外,还将进一步强化过程管理,依托在线监测、实地督导、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项目调度,督促指导各地方、各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好各类政府投资项目,加大调度督促力度,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加强对工程进展的动态调度,实施专门的台账管理,强化节点控制,积极衔接对应部门和地方需求,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工程推进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高项目实施效率。

四是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投资。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持续做好优质项目推介,推动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铁路、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筛选形成新的一批全国重点民间投资项目清单。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深化投贷联动试点合作,强化民间投资项目的融资支持。

五是支持“增存结合”盘活资产。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多关注投资“存量特征”,支持“增存结合”扩大有效投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我国资本不断积累,目前已形成相当大规模的存量资产。据测算,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社会投资(按2022年价格计算)超过800万亿元,形成固定资产存量资产超过500万亿元。新发展阶段要求投资从统筹存量与增量的视角,发挥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存量资产的运营改善、用途优化、更新换代,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将在提高存量资产回报率的同时,带动海量的新增投资和消费,持续改善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现金流与资产负债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提供重要支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 盛磊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明确了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简称“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自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以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相关部门此前将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已经开展的工作概括为“五统一、一破除”,即通过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统一的商品服务市场、统一的市场监管以及破除地方保护,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超大规模市场。与“五统一、一破除”相比,本次会议提出的“五统一、一开放”不仅把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纳入“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当中,而且提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体现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目标方向,对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具有重要意义。

1.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历经多个发展阶段,为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供了一个基本成型的框架。但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造成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是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后,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我国先后启动了财政包干制和分税制等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扭转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得过多的局面,调动了微观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述改革过程中所积累的隐性矛盾正在逐步显性化。比如,过去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所采取的地方性税收返还、工业土地出让、放松税收征管等,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特别是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积累更多资金参与竞争,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试图建立地方“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链,这导致了地区专业化分工程度降低、产业同构化、重复投资等问题,“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上述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国家同时运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实施经济治理的能力显著提升。但也要看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不仅地区间存在资源禀赋差异,而且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还蕴藏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因此将生产集中在少数地方而不是分散在各地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这造成了市场驱动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而且,这种地区间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差异也很容易转化成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导致国内跨地区投资与商品交换的重要性无法充分显现,国内大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尽管中央政府纵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但区域之间的横向合作还存在诸多藩篱,面对这些问题,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成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思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要求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各类地区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

2.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方向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统一大市场支撑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看,贸易理论已经证明各国可以通过开放本国市场并参与国际贸易来获取更多利益,因为自由贸易情形能够比贸易保护情形创造出更大的产出。具体到一国来说,在国家内部建立统一市场更为重要。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通过更加充分的竞争和更加深入的分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在更大范围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有机衔接、循环流转;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让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脱颖而出,激励创新活动、放大创新收益,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产业与消费的“双升级”拓展内需空间,为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从统一大市场对外资的有效利用看,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为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而高水平开放也有利于更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市场分割的条件下,虽然出口加工贸易的规模也可能不断增长,但由于缺乏市场主导权,只能承接发达国家的转移产业,从而造成产品附加值低、过多依赖廉价劳动力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但在市场统一的条件下,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仅可以巩固外资在华发展信心,提升贸易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而且也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水平上实现对外开放。

3.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需要制度“硬约束”也需要环境“软实力”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坚持系统思维,全面分析和把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既需要制度“硬约束”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又需要环境“软实力”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从制度“硬约束”看,需要进一步健全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竞争行为治理规则,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具体来说,一是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确保政府机构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含有限制或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内容,使各类经营主体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二是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围绕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反映集中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妨碍公平竞争等突出问题,加大力度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现象,及时纠治不当的市场干预行为。三是加强公平竞争宣传倡导,引导全社会形成崇尚、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公平竞争法律和政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凝聚公平竞争共识。

从环境“软实力”看,需要进一步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具体来说,一是在继续坚持“走出去”的基础上,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程度,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二是持续深化竞争领域国际合作,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打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三是支持外贸企业拓展国内市场,在大国博弈加剧、贸易保护蔓延的背景下,引导外贸企业从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向适应国内市场调整,把产品服务的创新优势同市场统一的规模优势叠加起来,以自身的确定性更好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孙生阳

金融透视
在不确定环境中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经济挑战

2025年以来我国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取得的成效,并从总量、价格、结构三个方面研究如何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期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阐述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讨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操作方法,论述2025年以来我国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取得的成效,并从总量、价格、结构三个方面研究如何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期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较为复杂严峻

(一)全球经贸增速放缓,外部冲击增大

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正因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和贸易壁垒增加而放缓。近日,世界银行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期值从2.7%下调至2.3%,将国际贸易增长率预期值从3.4%大幅下调至1.8%。这或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速最慢的一年,也是国际贸易增幅最低的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期值从3.3%下调至2.8%。此为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的最低水平,明显低于2000—2019年3.7%的历史平均水平。此外,IMF预测,如果国际贸易转向更高的关税框架,2025年世界增长率或将仅为1.7%。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预测显示,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同比降幅或将达到0.2%甚至1.5%,并因此将202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测值大幅下调至2.2%。

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和贸易壁垒增加是造成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政策和政策预期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高度不确定的政策环境将增加企业投资风险,降低企业投资意愿,使投资者推迟甚至取消投资计划,从而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关税壁垒的增加加剧了国际贸易的紧张态势,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了直接冲击。根据WTO的统计数据,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为49.1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产出的22.2%。贸易壁垒增加及贸易环境恶化将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此外,随着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和国际贸易环境不断恶化,通胀压力可能再次在世界范围内上升。尤其是最近美国政府向多国加征关税的行为,不仅推高了企业贸易成本,而且增加了各国物价水平的上行风险,迫使美联储和其他经济体的央行不得不在高位按下了降息的暂停键。持续高企的融资成本和生产成本,严重削弱了世界经济增长动能。IMF表示,美国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或将实际关税税率推升至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峰值,加剧了国际贸易的紧张局势,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IMF警示,未来5年,世界经济可能在低速增长中度过一个较为困难的调整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国际市场。2025年对外贸易依存度达72.4%,2024年货物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份额的14.5%。2024年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3%。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快速下行,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外部冲击。根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按美元计价,2025年5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4.8%,低于预期6.2%,低于前值8.1%;我国进口同比下降3.4%,低于预期0.31%,低于前值-0.2%。

如果全球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增加、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那么2025年下半年全球贸易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受此影响,我国外贸领域或将承压,外需回落的风险可能上升。

(二)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前行,但内需不足问题依然较为严峻

2025年以来,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平稳前行,经济呈现持续回升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4%,明显好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再次确认了我国经济的积极变化。

消费方面,2025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0%,增速较一季度加快,其中5月增长6.4%,环比加快1.3个百分点。投资方面,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生产方面,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3%,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5.9%。就业方面,1—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5月降至5.0%,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景气度方面,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7%,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水平继续改善。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国内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低位运行等情况依然较为严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实际GDP增速为5%,名义GDP增速为4.2%。2025年一季度,实际GDP增速为5.4%,名义GDP增速为4.6%,二者差距依然较大。从2023年第二季度到2025年第一季度,代表全面物价水平的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8个季度为负值。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1%,连续28个月低于1%;6月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速为-3.3%,连续33个月为负值。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反映了有效需求不足的严峻现实。特别是名义GDP增速与实际GDP增速倒挂的情况,表明总需求不足问题依然突出,供求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消费不振的压力依然较大?。

在外部冲击加大,外需回落风险上升的情况下,如果内需进一步下行,不仅会影响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且会减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在此关键时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具有更强烈的迫切性,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全面认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货币政策:总需求管理与逆周期调节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政策措施总称。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总需求管理;二是逆周期调节。

具体来看,一方面,货币政策是总需求管理政策,具有调节总需求的功能。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当供求关系出现失衡的时候,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社会总需求水平,恢复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政策,具有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当国民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时,央行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逆周期操作,熨平经济波动,维护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

(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理论内涵与政策操作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指央行根据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综合分析和评估国际国内一系列经济金融数据,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动态调整,灵活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实施降低政策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操作,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减轻企业和居民利息负担,提高社会总需求水平,恢复总供给与总平衡,维护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

理论上,央行的货币政策取向或立场可以分为三种——扩张性(宽松性)、中性和紧缩性(限制性)。货币政策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时期,央行将选择紧缩性(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通过提高央行基准利率(加息)等操作,抑制总需求,恢复供求平衡,降低通胀率;在通货紧缩、经济疲软时期,央行将选择扩张性(宽松性)的货币政策立场,通过降低央行基准利率(降息)等操作,提升总需求水平,恢复供求平衡,推动物价上行,促进经济增长。

实践中,我国货币政策总基调(货币政策立场)大致分为五种——宽松、适度宽松、稳健(中性)、适度从紧和紧缩。我国政府将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调整货币政策总基调。央行将根据国家货币政策总基调的变化执行有关操作。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时期,我国会实行紧缩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提高政策利率(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操作,抑制总需求,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平衡,降低通胀率;在经济增速放缓、物价下行时期,我国会实行宽松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政策利率(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货币供给量等操作,扩大总需求,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平衡,提升物价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历史变迁过程

回望历史,相继发生于2007年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显著冲击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困难。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我国出口下滑,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增大。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从2007年的14.2%下降至6.1%。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累计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至4.3%。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下半年,我国政府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快速恢复。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到年末,中国人民银行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连续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复苏。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达到10.6%,外贸进出口增速达到34.7%。于是,2011年我国货币政策开始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2011年以后“稳健”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基调。

进入21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又一次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为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需不足的双重挑战,我国政府决定再次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具体部署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年度计划。202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底线思维,充分备足预案,扎实做好国内经济工作,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我国政府发出了坚定而清晰的政策信号,进一步增强了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信心。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推出了“一揽子金融政策支持稳市场稳预期”。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被市场称作“十箭齐发”的“三大类十项”具体政策措施,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有效引导市场预期,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强度、适配性和精准性,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挑战

(一)扩内需、促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成效

围绕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目标,2025年以来我国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成效,货币政策操作的需求管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效果明显,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下调政策利率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有效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2025年4月企业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分别下降约50个和55个基点,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5月政策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1.4%,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同步下行。自5月起所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降低25个基点,预计每年可节约银行资金成本约150亿~200亿元。降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其中,首套房5年期以上的利率由2.85%降至2.6%,其他期限的利率同步调整,预计每年将节省居民公积金贷款利息支出超200亿元。

二是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5月新增社融为2.29万亿元,社融存量规模为426万亿元,同比增长8.7%,继续保持较大规模和较快增速。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326万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维持较高水平。5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阶段性降低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的存款准备金率从5%降至0.

三是引导信贷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优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推出两项资本市场支持工具,落实好各项存续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设新的政策工具。实施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对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普惠性、持续性的资金支持。3月末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增长15.1%,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11.9%,两项贷款增速均继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截至4月末,存续的结构性政策工具共9项,主要聚焦于国民经济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存量余额约为5.9万亿元。

(二)从总量、价格、结构三个方面发力,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面对当下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要继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就必须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战略部署,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从总量、价格、结构三个方面发力,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我国经济较快增长、行稳致远,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一是在价格方面,健全利率调控框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强化央行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全面降息与结构性降息相结合,通过降低央行政策利率、降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以及降低公积金贷款利率等政策措施,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减轻企业和居民的利息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提升社会总需求水平,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

二是在数量方面,充分发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前瞻性特点,加力做好逆周期调节,扩大中长期流动性供给,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当前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仍然处在低位,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压力,对居民就业增收产生一定影响。为此,应将推动物价合理回升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通过全面与定向降准相结合的方式,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三是在结构方面,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特点,进一步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通过激励相容机制设计,引导金融机构行为,促进信贷结构不断优化。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小微,加力支持扩大消费、稳定外贸。提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便利度。进一步丰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充分发挥其精准滴灌功能,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原副局长、一级巡视员 王宇

商业银行如何构建养老金融产品体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进步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让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逐步多元化。这些需求既包括日常生活消费,也包括医疗护理等服务需求,均需要一定的养老财富储备,这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经济会议指出“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积极发展银发经济”。这反映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部署。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速,银发经济需求将变得更加迫切和刚性,管理好个人养老金成为养老金融服务的关键。为了确保个人养老金在积累期保值增值,在使用期能够高效运用,个人养老金的产品管理方案至关重要。同时,个人养老金的长期性、持续性等特点,与当前资本市场倡导的高质量发展相呼应,也可以有效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养老金融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前商业银行的养老金融产品体系尚存在产品同质化、服务创新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多样化养老需求。因此,商业银行亟需优化养老金融产品体系,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提升服务质量、加强风险管理等措施,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个性化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助力客户实现养老目标,为服务社会民生作出更大的贡献。

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产品体系现状分析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发挥资金、网络、客户等优势,积极参与到养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商业银行现提供的养老金融产品主要包括养老金账户、个人养老金融账户产品、养老产业金融的授信融资服务及其他养老属性的金融产品等。

商业银行账户覆盖度广,拥有广泛的客群基础。养老金账户作为养老金融体系的基石,重要性不言而喻。银行作为养老金的托管者,客户通过银行能全面审视自己的养老资产,尤其是个人养老金的情况。银行也是开设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唯一正规途径,个人养老金客户可以在银行获得更丰富、更全面的服务体验。而非银行渠道,无法同银行账户系统一样给客户提供全面的资产管理、配置及投资顾问服务。

商业银行产品供给齐全,满足多元养老投资需求。个人养老金产品划分为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四大类金融产品。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披露的数据,截至2024年11月末,个人养老金专项产品达到836款,其中466款储蓄产品,26款理财产品,144款保险产品,200款基金产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计保费规模81.6亿元,承保63.7万件;养老理财产品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000亿元。相较于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运营,个人养老金则是市场化运作,可以增加资金的增值空间。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个人养老金产品通常有多种投资策略,能满足不同风险偏好人群的需求。不同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在风险、收益、流动性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进行选择。个人养老金与传统金融产品相比更侧重于长久期资产的配置,以追求稳定的基础收益,保证在长时间的周期内维持良好的流动性或给予固定、长期的高回报,以满足个人在积蓄和资产积累方面的需要。综上,商业银行供给的个人养老金全品类产品,具有市场化运营、多样性和长期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个人养老金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养老需求,并为其提供更为灵活和多样化的选择。

商业银行持续创新,经营业态丰富多样。在财富管理领域,商业银行的线上线下渠道各自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线下渠道方面,因养老财富管理具有高度个性化和专业化的特性,使线下网点在咨询、销售阶段能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特别是部分商业银行在逐步配置养老金融专业规划团队。客户与专业团队直接交流,在国家政策、产品配置、风险防控及传承等方面深入沟通,以便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养老规划服务。在线上渠道方面,专业团队在与客户确定养老财富管理方案后,可通过线上渠道与客户保持紧密且持续的沟通。另外,对于标准化业务,线上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商业银行的App基本都配备灵活开户、投资及赎回等功能。

商业银行在养老产业金融领域持续深入探索。目前,商业银行在养老产业领域,重点将养老服务机构、养老产品生产企业纳入授信支持类客户,建立信贷白名单,给予优惠利率,开辟绿色审批通道,并根据场景创新授信融资。由于商业银行为养老产业提供金融支持面临成本较高、盈利模式不完善等问题,产品和服务将持续探索,不断深化。

商业银行在服务养老金融过程中存在的局限

一是产品创新不足。尽管养老金融产品种类繁多,但多数商业银行的养老金融产品在结构、收益模式等方面较为相似,缺乏创新性和差异化。例如,大多以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如养老型理财产品,收益水平相近,客户选择空间小;部分产品同质化,对于一些风险偏好较低或者较高的投资者来说,能够选择的养老金融产品相对较少,不能满足投资者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投资需求。

二是灵活性受限。不少养老金融产品在期限设置上不够灵活,有的产品期限过长,不利于客户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养老规划;有的产品提前赎回条件苛刻,会收取高额的手续费,影响客户的资金流动性,降低了产品的适用性。这些约束条件会限制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和灵活性,特别是对于部分小规模和低收入的投资者来说,因不能满足产品的投资要求而无法参与投资。

三是产品有局限性。商业银行的养老金融产品主要聚焦于财务层面的养老规划,而忽视了养老的其他方面,如养老生活质量、医疗护理、精神需求等。养老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仅依靠财务安排难以全面满足老年客户的需求。

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产品体系优化建议

养老金融的发展不仅事关国之大计和民生福祉,也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养老金融以其庞大的资金规模和长期稳健的投资需求,为资本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能,成为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和多元化投资渠道,又为养老金融提供了广阔的投资空间和丰富的资产配置选择,保障了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是民生幸福的重要基石。

持续扩充产品,让投资者有更多选择。目前养老理财产品大多为封闭式产品,错过募集期后将不能再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虽然以最小持有期型的开放式产品为主,购买时间灵活,但产品数量过少。随着政策的放宽和市场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获得养老金融产品的发行资格。这将促使市场上养老理财产品和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数量显著增加,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与此同时,产品创新和多样化也将成为养老金融市场的重要发展方向。金融机构将根据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养老需求,开发出更多具有特色的养老金融产品,如长期稳健收益型产品、结合健康保障的产品等。

持续提升产品多样性,适配投资者差异性需求。当前养老理财产品和个人养老金产品,均存在产品同质化问题。以养老理财产品为例,过度集中于5年期的封闭式产品,风险等级基本集中于二级。个人养老金产品在产品期限和风险等级上做到了差异化区分,但运作模式又集中于最小持有期型。不同年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流动性需求的投资者,对于养老金融产品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发行机构应通过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细分市场,精准定位,深入了解不同年龄段、收入水平、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的投资者群体。根据这些特征,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养老金融产品系列。例如,为年轻投资者提供高收益但有一定封闭期的产品,为老年投资者提供低风险、高流动性的产品,并在产品宣传中明确突出产品定位和特色,以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

加大养老金融产品配置与创新力度。一是拓宽抵押物范围。对于老年客户来说,传统的可抵押物较为有限,主要为房产等不动产。尝试将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等纳入抵押物范围,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抵押物的局限性问题,为老年客户的融资需求提供更多选择。这些金融资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价值,便于快速评估和变现,也更易于管理和监控,有助于降低风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老年客户的经济实力和信用状况,有助于满足他们在生活中的各种资金需求,如应对突发疾病、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等。同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对老年客户的还款能力进行动态监测,防控风险,加强老年客户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注重老年客户权益保护等。

二是从贷款用途考虑,尝试推进住房反向抵押养老,满足老年客户生活消费、就医消费、养老院费用支付等。住房反向抵押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方式,通过将住房转化为稳定的现金流,满足他们晚年的生活消费需求。老年客户可以在不失去住房的情况下,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用于支付生活费用、就医费用等,提高生活质量。这有助于缓解老年客户的养老经济压力,实现“以房养老”的目标。这种模式有助于推动养老服务的多元化发展,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同时,也能够促进金融创新,为老年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符合社会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关注老年客户生活需求和痛点,建设养老金融生态圈。老年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数据显示,在旅游方面,60—69岁老年人是出游主力,在失能方面,75岁以内的中国老年人失能率仅为2%,但75岁以上失能率迅速上升,85岁以后超过10%。这些数据启发我们,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需求完全不一样,作为60—74岁年龄段的低龄老年人,身体较健康、充满活力,需求的重点是文化娱乐、运动健身、社会参与等。而到了7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面临失能风险,这时的需求转变为生活照护、医疗康养等。

因此,商业银行应进一步细分客群,深入老年客户的生活场景,对活力老人客户、护理老人客户的需求差异化对待,聚焦他们的需求和痛点,将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三大板块进行串联。例如,加强与养老服务机构的合作,推出养老服务套餐与养老金融产品相结合的创新模式,老年客户在购买特定养老金融产品后,可享受相应的养老社区入住优惠或养老服务折扣,提升客户对养老金融产品的综合体验和价值感知。同时,融合文旅、教育、医疗、康养等服务供给,形成综合性产品体系,将金融工具与产业链、供应链、生态链等生态平台融合,形成涵盖老年健康、养老机构、养老地产、适老文旅等全产业链金融生态圈。

确保产品安全是优化养老金融产品体系的关键环节。商业银行在优化养老金融产品体系的过程中,应始终注重风险管理。在内部控制方面,商业银行需建立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对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审批、上线等进行全程监督,建立明确的职责划分和规范的操作标准,确保养老金融产品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商业银行要运用先进的风险评估模型和技术,对养老金融产品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并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

同时,商业银行还应加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监测和应对。养老金融市场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会给养老金融产品带来潜在风险。因此,银行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动态及政策法规的调整,及时调整养老金融产品的策略和结构,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降低产品风险。

此外,加强风险管理还需要注重客户教育和信息披露。银行要向客户充分披露养老金融产品的风险特征、收益情况、费用等重要信息,让客户在充分了解产品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同时,通过开展客户教育活动,提高客户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使其避免因盲目投资而遭受损失。

总之,商业银行在银发经济背景下,应以客户为中心,深入理解并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养老财富管理需求,通过持续丰富产品线、强化养老金融产品创新、构建养老金融生态、加强风险管理等举措,优化养老金融产品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更专业的养老金融服务。

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 齐晔

如何准确理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

真正建立起面向市场“善经营”,面向政府“盘资源”的良好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好财政、金融和国资三种手段,高效发挥政府融资平台对接政府资源与市场的纽带作用,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实现我国城乡经济和政府投资的高质量发展。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禁新增隐性债务,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

鉴于国务院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退出,已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要求在2027年6月底前完成。笔者认为,此次中央提出对政府融资平台出清的要求,首先需要各地提高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认识。要从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尽快剥离代政府融资职能,加快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才能实现政府融资平台有力有序有效出清的根本目标。

一、认识历史使命与风险出清转折点

政府融资平台作为中国加快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特殊的投融资体制创新,从1998年起国家开发银行打造“芜湖模式”开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推动我国城镇化率从1998年的33.35%跃升至2024年的67%。

政府融资平台的设立,打破了过去纯粹依赖财政收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通过适度融资负债的方式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了经济发展。同时,将市场化机制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仅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而且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参与”的新格局。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工作重心和职能的转变,改变了政府“包办一切”的格局,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和宏观经济效益,也是一项向着市场化方向改革的融资体制重大创新。

虽然,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公用事业服务和土地经营等领域,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政府融资平台也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模式,也已逼近风险与收益的临界点——截至目前,全国范围融资平台数量已达1万多家,存量债务规模高企。

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以“有力有序有效”三重标准部署地方融资平台出清,结合前期国务院提出的2027年6月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零的硬性时限,不仅释放出在规范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方面“不破不立”的强烈信号,同时,也体现出这场攻坚战绝非简单的债务清理,而是涉及财政体制重构、金融体系再造、国企改革深化的系统工程。当前,有效控制债务规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回稳向好发展,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也迎来解决这些历史问题和融资平台规范发展的转折点。

二、认清风险倒逼与制度重构双重逻辑

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面临存量债务化解、新增债务控制、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等多重压力。前期大规模城市投资建设产生的债务需要较长时间的过渡与消化,也需要地方政府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国资国企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等,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问题。

由于受国内外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影响,叠加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回升乏力,目前地方存量债务的偿还还存在一定的压力。城投债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交叉担保网络已形成风险传导链条,并且对于部分地区来说,这样的现象还在继续发生。由于这一部分负债并未纳入政府债范畴,因此,融资成本和期限结构严重不合理,为后续地方融资平台的运营带来了新的风险。不解决好这样的问题,就很难真正实现控制风险、规范政府债务管理的目标。

同时,银行贷款用于补充融资平台流动性的局限,也带来融资平台在项目投资、债务循环和日常运营等方面的压力。据券商测算显示,商业银行对城投的风险敞口约40万亿元,其中贷款37万亿元,非标3万亿元,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2%。因此,防范和化解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也迫切需要对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机制进行重构。

笔者认为,真正建立起面向市场“善经营”,面向政府“盘资源”的良好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好财政、金融和国资三种手段,高效发挥政府融资平台对接政府资源与市场的纽带作用,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实现我国城乡经济和政府投资的高质量发展。

三、这是一次“有力有序有效”的战略出清

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解决了一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眼前问题,但是也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前门不开、后门难堵”,违规举债屡禁不止。从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到一揽子化债政策实施落地,十几年来,中央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规范、整顿、管理的政策一直没有停滞。因此,此次中央对地方融资平台出清要求,不仅可以推动地方政府回归“有限财政”的定位,强化预算约束,建立完善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同时还可以通过出清,切断地方融资平台代政府融资渠道,避免政府隐性债务的持续累积,实现将城投债务纳入市场化管理轨道,杜绝以前违规举债、屡禁不止的情况,避免风险向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传导。

有力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就是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有关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政府融资平台管理、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等的政策、制度,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要构建一套完善、高效的政策贯彻落实保障体系,有效实现政策预期效果,提升政策执行力、穿透力和实效性,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规范和清理,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和人员,依法依规进行追责和处理。

有序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就是要尊重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规律。

结合政府融资平台目前实际,一是在时间节奏的安排上做到有序。按2027年6月时限倒排阶段任务,设置过渡期缓冲,避免集中处置引发流动性危机,特别是对到期债务要分重点、分批次、分对象进行研究和解决。二是在分类处置上做到有序。对于政府融资平台要区别情况,可以按“僵尸类、转型类、产业类”精准施策,优化重组。优先出清无市场业务、无管理团队、无经营能力的“三无”空壳平台,对有潜力的平台分步骤剥离代政府融资职能。三是各部门形成合力、协同推进有序。各地可根据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并落实相关举措,部门间要加强联动监管,如财政、国资、金融监管部门共同发力,避免政出多门。通过有序性保证政策执行的力度,又守住风险底线,实现平稳过渡。

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核心在于实现“风险化解、功能转型、体制变革”的实质性成效。一是存量债务的化解要见实效,严格控制好隐性债务规模不升反降,实现到期债务通过置换、展期等方式,实现平稳兑付和循环。二是融资平台功能转变要见实效。出清融资平台的目的之一是彻底剥离政府融资职能。通过建立和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国有资本和资源的经营效率,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三是风险隔离要见实效。通过出清,理顺政府融资平台、金融机构及政府之间的管理与合作关系,严格执行监管红线,压降非标融资规模,杜绝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长效化体制机制建立要见实效。通过建立债务全生命周期监测体系,确保出清后隐债规模不反弹,避免出现“形式出清”和“数字出清”现象。通过四个方面的实效,在风险下降、转型质量和机制刚性上,实现融资平台和债务管理从“被动应付”到“主动作为”的根本性改变。

总而言之,实现政府融资平台的出清和转型发展,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需要久久为功的“持久战”,任务艰巨而复杂。只有不断优化政府对融资平台的功能定位,逐步完善政府融资平台在投资导向、股权管理、资产经营和财政减负等方面的职能,加大资产资源的整合重组和盘活力度,不断增强政府融资平台的经营能力和运行水平,才能推动平台在新时期城乡建设中,真正持续释放价值、挑起更大担当。

中国资深产业布局和资本运作专家、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研究员 丁伯康

产业追踪
透过世界看中国——钢铁行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摘要:中国钢铁行业自1996年粗钢产量突破1亿t后,产能规模持续扩张,目前行业已进入粗钢产量达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转型期。通过分析美国、日本、欧洲等主要钢铁大国在需求拐点后的应对经验,对比我国钢铁行业产能治理新机制;在此背景下,针对性提出钢铁企业的应对措施,从而为钢铁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应对产能达峰挑战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产能治理,兼并重组,智能制造,绿色低碳

0 引言

中国钢铁行业规模庞大,1996年我国粗钢产量首次超过1亿t2020年以来,粗钢产量已连续4年超过了10亿t。同时,钢铁行业产能态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一开始无法满足国内发展需要,转变为如今产能过剩的状态。近年来,我国钢铁行业到达粗钢产量达峰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下游市场需求疲弱、减碳压力和经济转型等使得行业面临的挑战愈发加剧。因此,本文对世界主要钢铁大国到达需求拐点的应对经验进行分析,对比我国当前钢铁行业产能治理新机制,从而总结产业结构优化背景下钢铁企业的应对措施,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世界主要钢铁大国应对经验

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发达国家钢铁行业迅速发展,涌现出一批钢铁大国,粗钢产量也随之得到了很大的提升。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粗钢产量相继到达峰值。此后,这些钢铁大国一方面面临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也进入尾声,城市化率达到了73%77%[1],钢铁需求见顶,进入了长达30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期,各国也纷纷基于本国国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

1.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

美国钢铁工业发展调整期维持了大概30年。其中,1975-1994年,国内大幅压减钢产能,大量钢铁企业被迫关停,长流程设备改造滞后,但废钢资源逐渐富余,电炉流程开始发展,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基本完整。1995-2006年,钢铁行业从业人员大幅缩减,伴随着破产保护,美国钢铁企业开始大规模兼并重组,1998年,伊斯帕特国际收购内陆钢铁公司;2002-2003年,国际钢集团(ISG)收购伯利恒、LTV,美国钢铁公司收购国家钢铁公司[2]2005年,米塔尔收购国际钢集团,在此期间,纽柯钢铁公司钢产量激增,规模迅速扩大,最终在2006年,美国形成了美国钢铁公司、纽柯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北美分部、AK钢铁公司四大钢的生产格局。

1.2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

1974年以后,日本利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产业发展重心由基础工业转向汽车等高端制造业,粗钢产量迅速下降,加之环保约束的升级,日本钢铁行业一方面实施高炉减量化、大型化和制造基地集约化,电炉减量化和现代化,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科学技术的应用,以科技赋能工艺技术创新,降低钢铁行业的资源能源消耗。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萧条,国内工业停滞,钢铁企业的生产基地开始有序向海外转移,兼并重组、产线升级等措施陆续施加到钢企,部分产线被关闭,人员合理化也持续推进,日本钢管与川崎制铁重组成立JFE,新日铁、住友金属、神户制钢和日新制钢实施交叉持股和战略联盟。

1.3 欧洲产业结构调整

欧洲钢铁工业调整跨时约31年。其中,1975-1987年,受原燃料供给影响,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钢铁产量大幅下降,随即而来的欧洲煤钢联盟的生产配额制度[3]造成市场调控失灵,大量中小型钢铁企业失去生产配额,面临破产或被兼并,大型钢铁企业则在配额机制保护下降低了市场竞争力,从而造成粗钢产量下降的恶性循环。1987-2006年,欧洲各国政府纷纷通过供给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主动淘汰效率低、能耗高的老旧设备,采用新技术,减少环境污染,生产高端产品,企业向私有化、兼并重组的方向转变。2006年,安赛乐米塔尔成立,欧洲拥有了钢产能超1亿t、生产基地全球分布的超大型钢铁企业,钢铁工业调整期基本结束。

2 我国钢铁行业产能治理新机制

与主要钢铁大国的发展阶段类似,我国目前也到达了粗钢产量达峰的关键时期。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方面将继续开展全国粗钢产量调控工作,坚持以节能降碳为重点,区分情况、有保有压、分类指导、扶优汰劣,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4]

2.1 推动低效低质产品退出机制

当前钢铁行业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达不到标准要求的钢铁产能要依法依规退出。2024625日,钢筋、钢丝绳等六项重点产品强制性国家标准批准发布,这是落实《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有力举措,将对设备更新、拉动产品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钢筋混凝土用钢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强制性国家标准对疲劳性能检测频次、标识方法的调整,将有助于疲劳试验装备、标识设备的推广、更新;《电梯用钢丝绳》强制性国家标准扩大了悬挂钢丝绳直径至25mm,新增了6×24MFC-FC等新结构,调整了拆股钢丝技术条件,将有助于大规格钢丝绳拉丝和捻制设备更新升级。

2.2 利用环保约束和碳排放交易机制

通过确定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推动碳交易市场建设,建立完善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同时,强化对钢铁行业的环保监管,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和评估体系,最终推动企业减少产量。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与减产减污协同的各类措施效果基础上,合理设置阶段目标,高效利用碳排放配额交易这种市场调控机制,实现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

2.3 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机制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推动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预计未来五年,钢铁行业将继续经历兼并重组的浪潮,目标是形成几家世界级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提高五大和前十大钢铁企业的产业集中度[5]。兼并重组将成为企业扩展产能规模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支持类政策来促进行业兼并重组,如税收优惠、财政支持政策、债务处置及人员安置政策以及土地、环境容量、审批许可等[6];另一方面,严格禁止新增产能项目建设等限制类政策也将倒逼企业加速兼并重组的步伐,联合重组在全面达峰的背景下成为必要路径。

3 产业结构优化背景下钢企的应对措施

基于当前我国钢铁行业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结合世界其他钢铁大国面临需求拐点的应对措施,企业应当顺应发展潮流,积极采取对策,助力打造新时代钢铁行业生态体系。

3.1 积极配合政策,严控产能产量

企业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严控产能,勘定产能治理边界,重估产能与产量的关系及其在产能治理中的实际效用,综合施策让低效产能、无效产能退出,通过市场化等方式导向优胜劣汰、供需平衡,形成既有市场竞争、能耗和碳排放政策约束,又有政府监督、行业自律的产能治理新机制。

3.2 合理布局产业,参与兼并重组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推动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不再布局新的沿海钢铁基地项目,并对新选址建设的项目提出规模要求。2024823日,工信部发布《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规定各地区即日起暂停公示、公告新的钢铁产能置换方案。我国钢铁行业提升产业集中度的方式将由购买产能新建项目向兼并重组转变,未来,新建钢铁项目除了需要产能、污染物排放、能耗等指标外,可能还会需要产量、碳排放等指标约束,进一步推高了新建钢铁项目的基础成本,使得兼并重组成为钢铁集团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规模、增强市场话语权的最佳选择。

3.3 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智改数转”

随着全球制造业的不断发展,智能制造技术迅速更新迭代,智能制造不仅是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更是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科学制造模式[7]。钢铁企业应抓住关键时期,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深度转型升级。要从装备智能化、生产智能化、经营管理智能化等重点领域入手,合理利用工业智能机器人、智能传感与模型控制、可视化及智能识别等先进技术[8],坚持安全生产、绿色低碳、提质降本的核心需求,从而利用行业到达粗钢产量达峰的关键转型期顺利推动“智改数转”。

4 结论

在粗钢产量达峰与产业结构优化双重挑战下,中国钢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亟需借鉴国际经验并探索本土化路径。通过梳理美国、日本及欧洲等主要钢铁大国应对需求拐点的经验可以发现,产能压减、兼并重组、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是共性举措。基于我国目前区分情况、有保有压、分类指导、扶优汰劣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案,钢铁企业需主动融入政策框架,通过严控产能、参与兼并重组、推进智能化与低碳化转型实现提质增效。未来,行业需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完善碳交易市场机制,推动产业链协同降碳,同时加速全球产能布局优化,以应对国内需求放缓与国际贸易格局变迁,最终构建起绿色、高效、可持续的现代钢铁产业体系。

参考文献

[1]韩靖北.基于城镇化率与治理传统的城市设计制度研究——以7个发达国家为例[J].城市规划,2024487):67-72.

[2]本刊钢铁产业研究小组.浅议工业发达国家钢铁需求拐点后的应对[J].中国钢铁业,20231):12-18.

[3]穆世诚.欧洲共同体钢铁工业的经济状况浅析[J].鞍钢技术,198810):1-5+29.

[4]祝嫣然.全国粗钢产量调控继续政策迎来哪些变化[N].第一财经日报,2024-04-09A06.

[5]曹晓芳,李代珩.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发展态势及其趋向观察[J].价值工程,2024435):162-165.

[6]杜国名.政府推动钢铁行业兼并重组研究[D].山西:山西大学,2017.

[7]张涛.以产业安全视角审视钢铁智能制造发展[J].冶金设备,20235):6-10.

[8]孟凡君.从“制造”到“智造”:西昌钢钒塑造中国钢企新标杆[N].中国工业报,2024-12-02010.

作者:杜金晖,女,26岁,助理工程师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杜金晖

国土空间规划对房地产经济复苏及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摘要:国土空间规划的重点是对现行的国土资源进行科学的处置与统筹,而国土资源的科学利用又是最重要的。然而,在实际的规划执行中,由于价值取向、部门之间的利益和职业局限性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国土空间规划内部意见不一,规划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到规划中的有关问题,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最后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的国土空间美丽计划真正发挥作用。

关键词:国土空间规划,房地产经济,创新发展

引言:

在推动房地产业创新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其在国土资源约束、市场需求变化、政策调控不确定性、融资约束等方面的作用。通过对国土资源配置的合理配置,引导房地产项目布局,强化政策调控,实现国土集约利用,对国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开展国土空间规划,既可以提高用地利用的效率与效益,又可以为促进我国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与稳定,促进我国房地产业朝着一个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科学合理的国土利用布局调控措施,以保障我国房地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1.国土空间规划的含义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国家空间发展、保护和建设的重要基础,亦是“多规合一”的重要载体。它是一种战略性、基础性、前沿性的国土资源统筹使用,具有一定的保护与治理功能,是建立在我国发展策略和对国土资源现状进行深度剖析的基础上,以保证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使用为其根本目的,并在规划中防止因过度开采而造成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损害。其注重对资源的保护与修复,提倡可持续发展的原理,即既要保证现有的需要,又不影响后代对他们的需要[1]。这对于工程项目建设(尤其是房地产项目)的策划和实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要实现对各种资源的公正配置,保证不同的人群都能从中受益。而房地产是一项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大事,它要求在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各个阶层的利益,推动整个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在具体项目的落地和执行时,必须依据既定的国土空间规划。总体来看,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综合运用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建立起广大民众的共识,更需要通过对其进行科学的治理,才能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以实现对其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为子孙后代提供足够的生存环境。

2.国土空间规划及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

国土空间规划是一种为促进本区域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制定的一项规划。推动国土空间规划要能在保证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使用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高效的保护,并根据本区域和我国国土资源的分布状况,进行详细的规划和管理。在进行国土空间规划时,要求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调查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并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国土空间规划还包括时空的总体安排,国土资源的布局是一个必须由专门人士不断推动的系统工作,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发展规划系统的一个关键部分。站在全国层面,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由政府机构采取强有力的举措来提升国土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对国土资源的宏观调控与调控。对国土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是一个国家进行科学的治理的前提,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提倡下,国土资源规划要能站在现在,面向将来,用科学的计划来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在国土资源市场供给中,要有针对性地运用资源,做到经济、高效,并通过科学的计划,提高当地的实际收入。在推动我国国土资源规划工作中,有些地方并未重视长期计划,而把重点放在了怎样通过发展不动产来增加企业的收入,这既损害了本地人的正常生活,也给楼市带来了消极的冲击[2]。从这一点来看,国土资源规划对于房地产经济市场具有双向效应,既有利又有弊,唯有均衡的发展和规划,才能使国土资源的利用最大化,而对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也是保证房地产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

3.现阶段国土空间规划重点突出问题

1)缺乏完善的规划执行和管理架构。当前,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仍以编制、实施和督促为主,不仅缺乏一套完备的实施办法和制度框架,尽管规划的编制和上报前需进行社会公示,但由于其专业性过强,使得大众参与的情形极为罕见。但是,由于各类规划类型不断增多,各有关职能机构所需的审核类别也在不断增多,规划的成果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息息相关,若仍推行不合理且缺乏公众参与的规划,势必造成规划品质的大幅下滑。

2)缺乏生态化规划保护观念。由于生态环境是一种非更新性的资源,所以,在国土利用的前提下,必须将其作为优先考虑,以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现实成果在实施中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撑保障,加之控制手段不尽如人意,致使其效果未能取得理想效果。另外,一些地方在主观上缺乏生态化的保护理念,只是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然后再将自己的经济发展所得投资于生态环境,所以在大力实施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作时,将评价工作效果的好坏,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这就导致了在国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上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同时也导致了该地区的财政收入大量损失。

3)缺乏有效规划和部门之间没有配合。从目前的国土空间规划来看,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在执行,规划层次的设置也不尽相同,而且各个部门的关系也很复杂,基本上没有进行全面的规划与协调,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没有划分清楚的职责,这就造成了国土空间规划的三大主体地区在城镇体系规划、国土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方面的平衡[3]。另外,不同类型的计划项目缺少有效的协调,各个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往往都是各行其是,即使有些项目工作与有关的计划进行了合作,但也仅仅集中在了社会和经济方面,在具体的国土空间计划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作,这也导致了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和实际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4)缺少行动步伐一致性。在实施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因为各个政府的功能部门缺乏充分的沟通,导致了在实施过程中,权力与利益的冲突。例如:发改部门主要负责立项审批,财政部门主要负责资金统筹,自然资源部门主要负责耕地保护,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乡村振兴,住建部门负责城镇建设,这就使得各个职能机构都以自身为中心,从而在规划工作中存在着编制工作不一致、技术路线不同、规划时限不一等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在各规划方案之间存在着重叠的情况,从而导致了大量的国土资源得不到有效的使用,也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滞后。

4.中国房地产经济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

1)融资难度加大。前些年为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发展,各级政府采取了相应的严格的调控措施,在供给侧端包括严格控制企业负债、紧缩发展信贷、调控房贷等。另一方面,受调控因素影响,以及对楼市前景的忧虑,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对于地产项目的筹资更为审慎,吸引资金的困难程度大幅增加。对于高负债率和现金流紧张的地产公司来说,由于面临着巨额的负债,同时又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因素的冲击,其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改变了市场的需要。目前,随着中国进入老年期,随着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大量的家庭构成出现了改变,这将对我国的住宅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例如,对老人有利的生活条件、适用于年轻人的住宅,这类房屋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老旧住宅正在逐步走向衰落,而房地产企业却因缺少对大数据的掌握而很难对项目中的产品配比进行适当的调节。此外,当今的消费群体,尤其是青年一族,对于居住环境、社区文化和与之相关联的各种软件环境,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居住的需要。

3)政策调控的不确定性。中国现行的房地产调控多因当地国情而变化,且各地区间的调控措施差别很大,且各地区间的竞争关系也不尽相同,这就为各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土地资源的约束。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我国的高质量用地日趋紧缺,尤其是一些大、中、小城市,尤其是一些经济较高、人口密度较高的一、二、三线城市。由于用地数量的限制,将增加投标、竞价等方面的竞争压力。此外,现行的国有国土出让体制及对国土使用权的约束,对其利用效果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随着人们环保观念的增强,以及生态文明的不断深入,对国土资源的利用也越来越严格。以上各种原因将使项目建设变得更加复杂,费用也更加高昂。

5.国土空间规划对房地产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1)统筹规划国土,增加融资筹码。通过全国统一规划,解决了许多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难题,明晰的国土空间规划为今后的发展描绘了一幅清晰的蓝图,这将大大提高地产公司的前瞻性和确定性[3]。对投资人而言,该工程所在地区是一种积极的迹象,可极大提升投资人的投资热情,使其在不动产金融领域拥有更有利的条款,为企业争取更多的杠杆,争取到更多的并购和更多的融资机遇。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指导下,国土空间规划将会为房地产企业提供最大的支撑和保证,在与其它的金融组织进行协商的时候,就有了更强的讨价还价和信心,有利于房地产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与此同时,国土空间规划还可以为地产公司引入许多有别于传统金融的资金,比如境外资金、保险资金、信托资金等第三方金融组织,利用政府的支持,获得更多的资金,为地产融资的多样化解决办法。

2)国家提供情报,引导市场需求。国土空间规划中包含了大量当前和将来的重大发展信息,这些信息是可信的,而且它的角色也是非常关键的,它能为地产公司指明方向,指导市场需要,与时俱进。通过对国土利用的分析,可以得到两方面的资料。一是根据有关的资料,尽量贴近真实的房地产交易需要;二是基于国土的时序费用,有目的地减少总体用地费用,通过增加用地规模来保障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平稳发展,并对其进行清晰的导向和市场的需要。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民对更高品质的追求的基础上,人民对居住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可以对城镇功能区进行优化,使居民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得到更多的满足,同时也能够多的家庭居住需要。以此为例,近日,国家住建部印发了一份关于全国住宅发展的《纲要》,明确提出,要制定2030-2030住宅发展目标。该方法有助于开发商对未来的市场需求进行准确的预估,并根据国土的发展进行科学的开发,从而达到人和房子、资源和需求之间的匹配,保证了住宅市场的供求关系。根据现实状况,对房产市场进行深度剖析,对供给和投资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动态把握,并根据目前的市场需要,采取相应的战略作为指导,推动我国房地产市场供给的科学发展,对住宅市场进行科学的管理,对住宅的内部结构进行科学的调节,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推动住宅市场的供求均衡和结构的合理,避免楼市的剧烈波动,保证房地产行业的长远、平稳的发展。

3)国家思考筹划,明确规划框架。为了更好地发展和使用国土资源,必须进行战略性、协调性、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布局。通过对我国国土利用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基于国土利用、国土利用与国土利用相结合的方法,对国土利用方式进行调控。让市场主体了解国家的发展意向及政策方向。国家的长远计划能够有效的缓解市场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因素,从宏观角度来看,能够有效缓解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均衡与配置不均衡所带来的市场动荡,为企业提供更加稳健的发展环境。另外,通过“以需定购”制度,既能防止浪费,又能提高国土利用效率,又能保证房产市场的稳定性,降低因国土浪费造成的不确定因素。通过建立一个高效率的闭环运作模式,提高了政策的可操作性,实现了有效的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互补与协调,互相促进,促进了我国的国土资源的合理使用,促进了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平稳的发展[4]。同时,通过对各区域的职能定位与开发优先次序进行统筹,有利于促进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高效配置。此外,由于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所以投资人和地产开发商可以更早地做出决定,根据政府的规划意图和发展方向,适时地进行策略的调整,防止盲目的投资。

4)国家合理分配,缓解土地约束。为了减轻对国土资源的制约,解决“战略性”和“约束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制定国家制定的《国土空间规划》来指导当地高质量发展,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通过优化配置,引导用地优化配置,保证用地优化利用,统筹交通、公共服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础设施、综合防灾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协调好生态、农业、城镇发展三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为减轻用地制约,提高用地利用效率,推动城镇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从国土供给的构成看,只有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供给体系,才能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的发展。通过对国土供给的优化,来实现对国土资源进行科学分配,缓解了国土资源的负担,根据土壤品质和地方特点,将它们的作用最大化,提升了国土资源的使用效益,同时也可以对不动产的国土资源进行有效的限制和引导,保障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最终达到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应对城镇化和资源管理的严峻考验。在当前我国国土资源紧缺的大环境下,通过制定合理、合理的国土空间规划,可以有效地减轻国土资源的压力,优化其空间结构,推动各城镇协调发展,保障房地产企业的长远、稳定发展,达到我国发展战略的目的。

6.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空间

1)规划的动态性和灵活性。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也越来越具有活力和弹性,这就要求我国的国土利用和国土利用方式不断地进行调整[5]。例如,定期组织调查员开展市场调研,了解目前的市场发展态势,了解市场的各类需求的结构供应情况,对人口结构的变动情况进行定期的调查,并对人均消费能力进行评价,并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的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使之与市场需要和社会发展的目的相适应。

2)融入更多创新元素。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国土利用与国土利用相结合的方式,将更多的创造性要素引入到智慧城市、绿色建筑等领域。

3)提高规划的实施效果。强化项目的实施督导与评价,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要主动执行监管政策,以保证政策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防止其结果为犯罪分子所偷,保障所有人的权益,并在实施过程中要对其进行评价,一旦出现不良状况,要立即做出反应,并加以制止,防止不当计划给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从而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结语:

总之,国土空间规划是推动我国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制约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的要求和发展的要求,必须对其进行持续的更新与改进,强化新的科技运用与创新,增强其实施的力度与效力,保证决策的科学与前瞻性,对国土资源进行高效的分配,促进房产行业加速回暖和良性发展,推动房地产业走创新、节约、可持续的道路,切实保障各级政府土地财政规模稳健支持区域发展,为地产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实施更多优质的地产项目保障百姓安居乐业,达到政、企、民三赢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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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萍.浅谈区域规划与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关系[J].全国流通经济,202013):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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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宽.房地产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房地产世界,202217):18-20.

武汉市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何泼

新基建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经济效益分析

摘要:新基建环境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逐步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类行业拥有高度的技术含金量和广阔的市场适用范围,同时对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及持续发展有着关键作用。为了最大化行业发展潜能,政府需要实施一连串实际有效的策略行动,包括鼓励投资、培养人才和促进合作。借助这种积极主动的方式,既可以助力高质量的经济成长,也能为社会的变革与环保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最终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键词:新基建,新兴产业投资,经济效益

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宏观背景下,以新基建为核心的战略布局已成为关键发展方向,其旨在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这一框架涵盖5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以及可再生能源等创新领域,不仅为经济体系转型升级提供关键支撑,更是驱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动能。本文将以新基建为研究载体,系统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对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同时深入探讨其未来发展的演进方向与实施路径。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

作为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特指具有高技术含量、显著增长潜力及广阔市场应用前景的产业形态。这类产业主要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可再生能源、高端材料等前沿领域的创新型产业集群。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深度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推动经济结构升级、优化生产效率以及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具有战略支撑作用。在当前发展背景下,快速成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构建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体系,更成为社会全面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支撑。通过持续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投入,相关企业能够突破传统产业增长瓶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质性提升。此外,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不仅强化了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竞争位势,更为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赢得战略主动权。因此,需强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布局与政策支持,进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1]

二、新基建的内涵与主要组成部分

(一)数字基础设施

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支撑体系,数字基础设施涵盖5G移动通信网络、云计算平台及大数据中心等技术集群,构成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矩阵。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成为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载体,更通过构建端到端的信息传输通道,实现海量数据的实时传输与安全存储。在5G移动通信领域,其毫秒级低时延特性显著降低信息传输延迟,不仅提升工业互联网、远程医疗等场景的通信质量,更催生车联网、智能制造等新业态的创新发展。云计算平台通过虚拟化技术构建弹性可扩展的资源配置系统,使企业能够按需获取算力资源与存储空间,有效应对突发性业务需求并优化IT基础设施的运维效率。分布式数据中心架构则集成数据清洗、智能分析等功能模块,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挖掘数据潜在价值,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驱动业务流程再造与组织管理模式革新。这些技术体系通过构建数据要素流通的标准化通道,不仅能够加速产业数字化进程,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智能化技术应用

在新基建发展框架中,构建智能化技术体系是核心支撑要素,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分析平台及物联网感知网络等技术集群。这些创新技术通过深度渗透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推动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流程优化与服务质量的系统性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使企业能够部署智能决策系统,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实现自动化流程管控与精准化资源配置,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显著提升运营效能。大数据平台依托多维度数据挖掘与实时分析能力,构建市场动态感知与需求预测模型,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物联网技术通过泛在化设备连接形成分布式感知网络,确保生产数据实时互通与业务协同,大幅缩短系统响应时延并增强全链路协同效率,为产业智能化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三)绿色低碳基础设施

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系统性整合绿色科技创新与清洁能源技术应用成为突出特征,深度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导向。该实践路径不仅聚焦经济效能提升,更注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系统性保护,通过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有效促进了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开发与高效利用,典型如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应用加速推进,实现对传统化石能源的结构性替代。绿色科技的创新应用更贯穿于全生命周期生产流程,通过智能化监测系统实现废弃物产生源头的全过程管控,并建立排放强度管控机制,有效控制环境负荷增量。因此,系统性推进绿色低碳新基建不仅能够构建全民参与的可持续发展共识,更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资源集约、环境友好型发展范式。

(四)科技创新支撑

在新基建中,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政府持续强化政策支持力度,着力培育创新型科技企业及高水平研发平台。这种战略布局不仅加速了关键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进程,更有效激活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动能。通过优化科研投入结构,推动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构建起深度融合的技术研发体系。政府的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显著增强了科研团队和市场主体的创新意愿,驱动前沿技术快速实现产业化应用。这种创新生态既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发展活力,也推动传统产业实施智能化升级,全面促进经济体系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模式转型[2]

三、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与挑战

(一)技术风险

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决策中,技术风险是需要审慎把控的核心要素。由于前沿技术迭代迅速且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其成熟度往往处于实验室验证或初步商用阶段。投资者遴选项目时需警惕技术落地可靠性与运行稳定性的潜在瓶颈。部分创新成果在受控实验环境下虽呈现理想参数指标,但在实际场景中可能遭遇工程适配难题。同时,市场接受度对技术创新商业化具有关键影响,即便某项技术具备突破性潜力,若缺乏规模化应用场景或市场渗透路径,投资风险将显著加剧。

(二)市场风险

在新兴产业的投资策略中,管控市场风险是核心挑战。这类行业的产品服务通常面临显著市场波动,主要受政府法规变动、宏观经济周期调整及消费趋势转变等因素驱动。周期性经济环境变化可能引发需求剧烈震荡,在不确定性较强的经济背景下尤其显著。此外,初创企业多处于市场培育期,其产品认知度与用户渗透率存在明显波动,导致未来市场走势预判难度加大。若投资者对市场趋势缺乏了解,可能面临收益不达预期或市场准入受阻等风险。

(三)政策风险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策略中,需审慎应对政策风险挑战。政府法规对产业成长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其政策往往具有动态调整特征。政策导向变化可能重构行业生态,例如财税激励政策及监管框架调整,都将显著影响投资者预期收益与项目估值基准的稳定性。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经济效益

(一)推动经济增长

新兴产业投资对支撑我国经济增速具有关键作用,这类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产生持续推力,并成为驱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能。依托新基建工程加速实施,基础设施能级显著提升,有效增强各行业运营效能。例如,5G网络规模部署大幅提升通信效率,使信息交互更具时效性与可靠性。这种升级不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更能促进新兴领域高速成长。当基础设施完成迭代升级,企业可更高效释放资产效能扩大产能,从而激活经济系统整体活力。此外,新兴产业投资产生的辐射效应联动上下游产业链,构建良性经济循环,持续加速经济增长进程[3]

(二)促进就业岗位增加

新技术的迭代推动市场催生大量新兴岗位,尤其在专业技术及管理领域呈现强劲需求。随着战略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呈现大幅增长趋势。这不仅加速了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效率,更倒逼教育体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院校与培训机构正在重构课程体系以适配产业需求,针对性培养符合行业标准的技术力量。人才链与产业链形成正向耦合效应,持续驱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三)增强国家竞争力

大力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我们不断加大对这类行业的支持力度,使得科技创造力和商品竞争力都得以提高。新兴行业往往引领未来的趋势,它们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一旦在新的技术和产品开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就能在国际市场上确立领先地位。这样的竞争优势不仅仅表现在出口量上,也体现在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上。此外,新兴产业的发展还能推动国内工业的转型和多样化,并为其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

(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新基建的发展对于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产生了正面的激励作用,驱动企业走向更高价值含量和科技密集度的产业发展。执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计划时,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被导入到传统产业领域中,从而大幅提高了其生产力和经营效益。这一变革不但改善了产业结构,也强化了市场的竞争优势。在这个过程里,传统企业吸纳创新的技术手段,提高了自己的商品质量和制造效率,减少了能源耗费及环境污染。经过调整后,产业构造变得更加适合市场,并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个由转换和升级共同驱动的进程,创造了一种更为高效、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方式[4]

五、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投资支持力度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需采用各种途径增强对于新基建及新兴行业的投资扶持力度。其中,财政补助可视为一种直接的财务援助手段,帮助企业解决早期投资的问题。例如,针对创业型企业和小微企业,政府可通过设置专门的资金池来提供项目起始阶段的财政资助,激励他们增加研发和市场的投入。同时,税务优惠政策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政府可以减少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措施激发其投资意愿。尤其在新科技领域,企业的研究支出通常较大,而减税能让他们把更多资源投向科技创新和产品改进。

(二)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政府需要完善教育机制来满足新兴产业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这包括同高校及职业技术学院密切合作,保证教育的供给能满足市场的要求。校企双方可通过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以保持教学内容的新鲜度和适应性。例如,学校可与企业联合开办专门针对新型技术的学科,邀请业界精英讲授,以此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和预见性。同时,职业训练中心也需要根据行业要求,设置灵活的学习课程,方便员工或求职者随时自我提升。另外,学校、企业和政府也可以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激励经济困难的学生选修与新兴技术相关的专业,吸纳更多的优质人才加入该领域中。为了保障人才培养的效果,政府应该经常向行业组织和企业征求意见,掌握人才市场的最新动态和需求,适时地修改和优化培养目标和路径,让人才培养始终紧跟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升级。

(三)促进产学研结合

为加快推进工业的技术进步进程,需要大力倡导企业同科研机构及高校间的合作关系,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良性循环系统。此种模式既可高效推进科技创新,又可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产品的转化速度。政府应当建立专项基金来资助这些项目,同时制定相关激励措施以促进企业与大学或科研机构联合解决技术难题。这样一来,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接触最先进的科研成果获得新的灵感[5];另一方面,科研机构也能利用企业的实践场景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测试和修正。另外,可以构建常态化的产学研对接平台机制,系统性打通合作主体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通道。在定期举办的专项接洽活动中,企业可精准披露技术创新的需求侧动态,院校及科研院所可以同步推出前沿科研成果供给端储备,通过双向匹配挖掘技术攻关契合点,精准锚定价值转化接口,形成需求牵引、技术供给、成果转化的完整闭环。

六、结语

当前,新基建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构筑了坚实的支撑体系,其投资效益在经济领域形成强劲推力。为此,应通过就业乘数效应创造多元化岗位供给,同时强化国家创新竞争优势,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开辟有效路径。虽然技术迭代速度、市场不确定性及政策协调性等风险要素可能形成阶段性挑战,但通过构建分层分类的投资策略、健全风险预警机制以及实施动态优化的政策框架,能够有效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阻滞因素。随着新基建向智能化、融合化方向纵深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获得更完善的要素配置网络与更高效的协同创新平台,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不断拓展产业升级空间。这种双向促进机制不仅加速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更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耦合,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系统性赋能效应。展望未来,新基建与新兴产业的协同演进将持续释放增长潜能,为构建创新驱动型经济生态提供核心动能,最终推动国民经济向更高形态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孙洁,宋博.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3421):1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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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远,男,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基础设施及城市综合开发业务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新业态新模式投资。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姚远

推进新时代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摘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已成为全球主要海洋国家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共识和重要发展方向。我国海域风能资源丰富,风电产业链较为成熟,大规模发展海上风电在改善能源结构的同时还能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助推海洋经济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本文从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现状、战略意义、面临的挑战及未来高质量发展建议等方面,探讨推进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的策略。

关键词:海上风电,碳达峰碳中和,新质生产力

引言

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快速构建,能源结构持续优化,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实现跃升式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作出巨大贡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3年可再生能源》报告指出,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跑者,也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快速大规模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截至2024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8.89亿千瓦,同比增长24.6%。其中,风电光伏合计装机达14.06亿千瓦,提前六年完成我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承诺的2030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目标,能源绿色供给能力持续加强。

我国海上风电具有风能资源丰富、发电效率高、靠近东部沿海省份电力负荷中心又不占用土地资源等优势,已成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在2025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发展海上风电,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产业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一、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现状

2010年,我国在上海建成投产亚洲首个海上风电场——东海大桥10万千瓦海上风电场,标志着海上风电行业迈入商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随后,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海上风电得到快速发展,开发建设成效显著,产业链健全完整,基本实现装备自主可控和技术创新引领,已具备向深远海基地化规模化发展的能力和条件。

(一)装机规模稳居世界首位

目前,我国沿海11个省份均有海上风电项目。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占全球的50%以上,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一。截至2024年底,我国海上风电并网装机规模达到4127万千瓦,约占全球海上风电总装机的51%左右,并超过第二名至第五名国家海上风电并网装机总和,连续四年位居全球首位

(二)装备技术大幅提升

我国大容量、长叶片海上风电机组技术与国际保持同步,快速迭代并不断刷新已并网机组单机容量最大的世界纪录。2024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顺利并网发电。同时,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国产化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长的26兆瓦级海上风力发电机组下线,其关键部件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6]。漂浮式风电技术日趋成熟并逐步突破商业化瓶颈,正在由样机示范向小批量商业化示范应用迈进。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成熟应用,使深远海风电开发成本降低约15%左右。我国±400千伏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安全投运超过三年,首个±500千伏海上风电海陆一体柔性直流输电工程也已开工建设。

(三)产业竞争优势明显

我国海上风电已形成整机制造、勘测设计、施工运维等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依托规模化发展与技术进步,海上风电开发的经济性得到大幅提高,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善、成本最优的全套风电产业链和供应链,全球风电叶片、齿轮箱、发电机等零部件,有60%70%在中国生产制造。我国海上风电在高端装备制造能力、深远海海上风电施工能力上业已达到国际水平。据伍德麦肯兹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排名前10的海上风电整机制造商中,我国企业占到7席。

(四)产业政策较为成熟

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出台覆盖规划核准、开发建设、电价支持和用海管理等多项配套政策,为海上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201612月,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海洋局印发《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明确了省管海域海上风电的开发建设管理制度体系。进入十四五以来,《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等顶层规划和政策,都提出要推进海上风电集群化开发,加快深远海海上风电试点示范发展。202412月,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上风电项目用海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深水远岸布局、优化用海审批和提高用海资源利用效率等要求,海上风电用海管理体系逐步完善。随着海上风电迈向深水远岸,相关规划和政策体系正逐步健全完善。

二、我国发展海上风电产业意义重大

(一)发展空间大,有利于保障沿海省份电力供应,优化能源生产力布局

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管辖海域广阔,具有发展海上风电的天然优势。根据《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2050》,我国近海水深5m50m范围内风能资源技术开发量约5亿千瓦,而深远海风能可开发潜力是近海的34倍,开发潜力巨大[5]。同时,海上风电出力稳定,年利用小时可达3500小时左右,所发电力可供沿海省份电力负荷中心,具有较强的保供能力。在东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可使西电东送的外来电、东部地区的本地电互补形成新的电力生产格局,进一步保障沿海省份的能源供应安全[3]

(二)距离负荷近,有利于促进能源转型,应对国际贸易绿色壁垒

海上风电紧邻东部沿海地区负荷,离岸距离仅一百余千米左右,通过柔性直流登陆上岸,不但便于消纳,而且无需建设配套煤电调节,是纯绿电。目前,我国近海海上风电已建成装机容量约4127万千瓦,规划在建约6000万千瓦。如按十五五期间新增规划1亿千瓦深远海海上风电装机考虑,海上风电合计装机将达到2亿千瓦。届时,海上风电每年可向沿海省份提供约7000亿千瓦时的纯绿电,约占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五省(市)2023年全社会用电量的四分之一,可基本满足东部地区外向型企业的绿电需求,可有效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新电池法案等新的国际贸易绿色壁垒。

(三)产业延伸长,有利于扩投资稳就业促发展,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海上风电是风电技术与海洋工程技术深度融合的战略性新兴技术,海上风电产业链长、辐射范围广、附加值高,可带动钢铁、机械、海洋工程、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加快,海上风电产业链健全完整,基本实现了装备自主可控和技术创新引领,已形成能够支撑每年新增并网规模千万千瓦的海上风电产业链体系。技术的快速迭代带动成本大幅降低,固定式基础海上风电项目每千瓦投资造价约为11.3万元左右,漂浮式海上风电成本也在逐步降低。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可有效拉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带动就业,显著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海洋强国建设[3]

(四)创新能力强,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新能源产业国际竞争优势

海上风电是全球风电发展的风向标,大容量机组、深水固定式/漂浮式基础、海上柔性输变电、大型施工装备技术创新应用,已成为全球风电产业竞争的焦点[2]。大力发展海上风电、不断抢占技术制高点,既可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还将促进深海勘测施工、大型海洋工程设备、先进防腐防潮材料和智能化运维等新技术装备的发展,助力实现高水平海洋科技自立自强。

三、我国发展海上风电面临的挑战

(一)深远海风电技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深远海环境更为复杂、恶劣,对风机基础、海缆、建设运维、安装船舶等技术与性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目前我国深远海海上风电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漂浮式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海底电缆铺设、设备防腐与抗风浪能力等,还需要进一步突破现有技术瓶颈,以适应更为恶劣的深海环境。深远海风电勘探、施工、运维、功率预测、极端灾害应急防护、远程故障诊断预警等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深远海大规模开发的工程技术实践经验还有待加强[3]

(二)用海审批流程有待优化

海上风电项目的开发涉及海域使用、环境保护、渔业生产、军事、海事等多个方面,审批核准流程相对复杂,协调管理难度大,审批周期较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投资开发的进度。建议优化完善用海政策,加强海洋、气象、海事、环保等部门的统筹协调机制,在确保项目合规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持续优化用海审批流程,保障深远海风电开发健康有序地发展。此外,“海上风电+”综合利用涉及多行业多领域协同,不同产业之间的平衡发展和技术降本,也是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全生命周期成本有待降低

深远海海上风电的开发建设在风电机组施工、输电线缆、机组运维等方面的成本都将大幅上升,项目经济性成为制约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因素。2022年,国家补贴退出后海上风电进入平价时代,亟须全产业链技术创新,通过大型化机组、集约化开发、高效智慧运维等方式持续降低度电成本,以适应海上风电规模化可持续发展的需要[4]

四、高质量发展海上风电的几点建议

海上风电是我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方向。大力发展海上风电,能有效缓解陆上风电面临的用地紧张问题,同时因靠近沿海用电负荷中心,能增强沿海省份清洁电力就近供应,减少远距离输电损耗,提升消纳效率。我国省管海域海上风电处于规模化开发建设时期,深远海海上风电首批示范项目的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开发进入深远海、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和加速期。预计“十五五”期间,海上风电将成为沿海区域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主力军,深远海海上风电加快规模化发展,集群化、规模化、智能化、协同化将成为海上风电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一海多用”综合开发利用也将成为新的亮点。

(一)大力发展深远海海上风电

当前我国海上风电开发主要在近海海域,随着近海可用开发海域资源日趋紧张,海上风电主战场将向深远海迈进。深远海具有风资源更丰富、风速更稳定、发电利用小时数高、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等优势,可开发潜力更大,发展前景广阔。推进深水远岸集群化布局,不仅可以缓解近岸海域资源紧张的状况,还能促进海上风电产业与海洋经济融合发展,通过规模效应最大化提升海上风电项目的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建议将深远海海上风电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使其成为我国海洋新基建的重要载体,加快推进深远海海上风电发展[4]

(二)坚持规划引领有序开发

规划是推进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坚持规划引领对推进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建议进一步加强规划引导,省管海域由各省在优化布局的基础上,适时修编省级海上风电规划,推进省管海域海上风电有序开发建设。同时,建议国家层面加快研究出台全国深远海海上风电基地布局规划,做好军事、用海、交通等协调,提出深远海海上风电基地布局和分批推进的实施项目,形成相关保障协调机制和项目开发建设管理政策,推动深远海海上风电稳步推进实施[34]

(三)加大海上风电技术装备创新发展

鼓励共链企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短板技术装备、前沿引领技术等,开展针对性攻关,围绕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深海固定式基础、海上漂浮式基础、柔性输变电、海底电缆、海上能源岛等关键领域和装备技术研发,加快形成海上风电技术标准体系,带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巩固拓展海上风电产业的发展优势。持续加强大型发电机、齿轮箱轴承、叶片等关键零部件的研究,推动国产化设备规模应用,带动国产化设备技术升级和成本下降。并研究推广深远海海上风电综合智慧运维和监测评估体系,推动海上风电运维母港、智慧化海上风电场等建设,打造智能化、数字化、生态化海上风电产业体系,推动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1-4]

(四)推动“海上风电+”多产业融合发展

首先,鼓励海上风电与海上光伏、海洋能、海洋牧场、海上能源岛等多元能源资源业态融合创新发展,提升海域空间立体开发利用效率和效益。支持海上风电与数据中心、外向型企业和产业园等用能单位探索绿电直连等新模式、新业态。其次,推动海上风电与多种海洋活动融合发展,发挥海上风电设备设施应用功能,促进与船舶通航安全、气候气象观测、海洋生态监测、极端情况应急避险设施相结合。第三,通过积极推动“海上风电+”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提升水上水下综合产出,推动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实现海洋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发展[2]

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海上风电是海洋能源与海洋经济融合的关键载体,大力发展海上风电,与我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高度契合。通过持续优化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引导海上风电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创新,突破关键技术瓶颈、降低投资运行成本、提升海洋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海上风电向深海集群化、规模化、智能化、协同化发展。海上风电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将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发展动能,对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支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吉臻.海上风电是我国能源转型发展重要战略支撑[J].中国工程科学,2021231.

[2]严新荣,张宁宁,马奎超,等.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现状与趋势综述[J].发电技术,2024451):1-12.

[3]张占奎,石文辉,屈姬贤,等.大规模海上风电并网送出策略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1234):182-190.

[4]刘吉臻,马利飞,王庆华,等.海上风电支撑我国能源转型发展的思考[J].中国工程科学,2021231):149-159.

[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2050》能源技术路线图: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20502022年)[Z].

[6]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中国海洋能源发展报告2024[R].

作者简介:李洁,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能源新技术新业态及应用

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李洁

区域经济
坚定不移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

立足河北产业基础,加强与京津产业协同合作,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

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强化服务保障,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畅通

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更好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推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河北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要求河北“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河北找准在协同大局中的定位坐标,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抢抓战略机遇,在创新协同、产业协同、基础设施联通、绿色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坚定不移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贡献更大力量。

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增强发展新动能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河北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用好京津支撑条件,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

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创新平台。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要全面加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能力,搭建一流创新平台,使雄安新区成为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重点建设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等创新平台,吸引北京优质创新资源向雄安集聚。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完善“雄安事雄安办”机制,健全科技创新支持政策,为创新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雄安创新研究院,加快建设雄安脑科学与认知智能研究院、雄安数字城市创新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打造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重要策源地。

畅通京津研发、河北转化通道。充分发挥河北产业基础雄厚、转化空间广阔的优势,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一方面,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用好科技成果竞争性评价、权威性评价和成果转化竞价机制;另一方面,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中试平台,促进京津创新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石家庄、保定、唐山等国家级高新区应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2024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京津冀集成电路集群、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等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这为河北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要围绕这些重点产业集群发展,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找准京津科技创新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的契合点,提升转化质量和效率。

构建跨区域创新合作网络。建立京津冀联合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促进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支持河北企业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协同攻关。丰富拓展雄安未来之城场景汇功能,积极吸引聚集各类创新要素。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团作用,聚焦前沿科技创新和关键技术需求,为产业集群和企业发展提供有效服务,推动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上下游深度合作。进一步扩大科技特派团覆盖范围,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加强产业协同合作,塑造发展新优势

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要立足河北产业基础,加强与京津产业协同合作,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发展新优势。

聚焦重点产业链开展深度协作。目前,京津冀正围绕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六条重点产业链,不断深化产业协作。河北要找准在这些产业链中的定位,实施强链补链延链拓链行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依托长城汽车等龙头企业,加强智能驾驶技术研发;在机器人产业方面,发挥唐山高新区共享制造工厂优势,促进产业集聚。同时,继续完善疏解激励约束政策体系,持续引进在京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等,加快聚集发展高端高新产业。

推动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认真贯彻落实《河北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着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大力支持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集群搭建供应链平台,实施“共享智造”,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集成电路、电力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完整产业链条。前瞻布局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厚植先发优势。实施龙头企业培优培强行动,每个产业集群遴选2至3家规模大、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协作协同明显的“领跑者”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上市融资等方式做大做强。

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利用京津技术资源,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支持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实现数据驱动的智能生产决策和运营深度优化,不断提升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雄安新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示范作用,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技术的深度应用,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深化文旅产业协同。携手京津共同编制文旅资源开发目录,实现差异化互补发展。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长城文化旅游带、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等跨区域精品线路,构建区域文旅品牌体系。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建立统一的游客服务体系和服务标准,增开旅游专列和城际公交,完善自驾车营地、骑行绿道等配套设施,进一步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开发京津冀文旅云平台,建设京津冀文旅大数据中心,实现信息共享共用。

强化基础设施联通,筑牢协同发展支撑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强化服务保障,提升区域通达性和便利性,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畅通。

构建综合交通体系。织密织好区域交通网络,完善城际铁路、跨区域公交,打造“一小时通勤圈”,进一步建设好“轨道上的京津冀”。大力推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优化机场集疏运体系。加强港口协同发展,进一步优化港口群功能布局,合力打造错位发展、高效协同的世界级港口群。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5G网络、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建设,提升数字化水平,促进京津冀数据互联互通。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数字孪生城市,持续完善区块链底层平台与综合数据平台,打造智慧城市样板。推动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动。构建一体化算力网平台体系,统筹算力资源利用,服务京津算力需求。

强化公共服务保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必然要求。要高标准配套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公共服务,完善服务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支持更多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机构在河北设立分支机构,提升河北教育、医疗服务能力。与京津共建创业孵化基地,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服务。推动养老服务协同,健全跨区域养老服务支持政策体系,与京津共建养老产业园区,发展“候鸟式”养老新模式。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衔接好安居和乐业,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着力构筑新时代宜业宜居的“人民之城”,吸引五湖四海各路人才。

深化绿色发展,推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

绿色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更好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推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

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机制,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通过抓好北方防沙带等重点工程建设、加大草原和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等,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依托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与京津联合建设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链,深入推进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等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三地共建绿色能源消纳体系,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绿色技术攻关,支持钢铁、化工等行业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推动钢铁企业联合搭建供应链平台,降低能耗和排放。探索建立跨区域碳汇交易市场,推动冀西北生态涵养区碳汇项目开发,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员、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武义青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近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从“两个结合”的视角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同当代中国城市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城市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既从实践上推动我国城市工作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又在理论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是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重大任务”。这些重要论述提出了城市治理新方法,是对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市民重新思考自身在城市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逐渐唤醒了其城市权利意识,提出了参与城市建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并顺应这一时代趋势,在创造性地借鉴国外城市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这一新的时代课题,推动党的城市工作实现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变。城市治理是对城市权利配置和运行方式的深度重塑,强调城市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利平等与协同合作,有利于激发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需要强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城市治理的本质特征。我们坚持的城市治理是党建引领下的城市治理,是城市多元主体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协商而共同规划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不断实现城市美好生活的过程。因此,中国城市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建设方法,既是不断推进城市工作的过程,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过程。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这些重要论述蕴含着深刻的人民城市理念,是对传统物化城市理念的超越。

如何认识和定位城市是城市建设的重要问题。传统的西方城市治理模式在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主导下容易陷入“物本逻辑”的窠臼,表现为资本主导城市发展、效率优先于公平、技术理性取代人文关怀等特征,相对忽视了城市作为人类栖息地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研判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顺应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推动城市工作实现从物化城市向人民城市的理念革新。从城市发展理念看,这一重要理念把城市定位成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载体,超越了把城市视为经济增长的容器或资本积累的工具的西方传统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城市工作领域的生动体现。从党的城市工作历程看,这一重要理念是对党的百余年城市工作的理论总结和价值提炼,有利于纠偏城市治理现代化“见物不见人”的弊病。从社会制度比较视野看,这一重要理念与西方城市理论所持有的基本立场有着本质区别,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从新时代城市工作实践看,这一重要理念把人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全过程各环节,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推动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取得新成效。

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促互生的关系,阐释了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入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路,构成对传统城乡关系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

城市与乡村是人民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载体。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显示,城乡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共存到分离、对立再到趋向高水平融合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深刻把握并遵循这一规律,将其运用于推进党的城乡工作,塑造出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城市工作是党的工作重心,我们党虽然提出“城乡兼顾”的战略,实质上走的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以乡促城之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提出“城乡互动”“城乡协调”“城乡统筹”的战略,旨在以先发展起来的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进而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但囿于对城乡之间互补关系、耦合功能的认识不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是建立在深刻把握城乡之间功能耦合、优势互补基础之上而作出的重要部署,有别于此前的以乡促城或以城哺乡,实现了改善城乡关系的战略革新。应当说,从“城乡兼顾”,到“城乡互动”“城乡协调”“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充分反映出我们党对城乡关系的认识更加科学、全面。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提出,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城乡融合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其实践进程则依靠唤醒农村发展潜能、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逐渐打破了城与乡、工与农的界限,开始形成城乡互促新局面,为消融城乡二元结构冰点、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付高生

坚持合作共赢塑造福建海洋经济发展新优势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这五个“更加注重”,为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更加注重合作共赢”是拓展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空间的重要基础。福建是海洋大省,海洋开发历史悠久,海洋产业基础雄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在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水产种苗繁育技术等方面优势突出,应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优势,以“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为引领,积极拓展发展空间,全面塑造海洋经济发展新优势,持续推进海洋强省战略。

统筹兼顾、联动发展,更加注重省内合作,进一步提升现代产业优势

海洋产业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是建设海洋强省的关键着力点。福建应坚持陆海统筹、山海互济、优旧育新、三产联动,加快构建“空天陆海潜”一体化大融合平台,以海洋产业为纽带,扩大海洋资源集约利用范围,拓展海洋发展资源需求空间,优化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与布局。

一是因地制宜,统筹推进沿海经济带协同发展。全面梳理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宁德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等沿海六市一区的海洋资源要素禀赋,明确各地海洋产业发展定位,打破陆海分割、部门分割、区域分割,实现错位发展与有机融合,形成全省沿海经济带专项推进组、沿海六市一区联席会议、各市沿海办三级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探索促进规划制定、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民生事业等协同机制,统筹推进沿海经济带建设,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协同发展。建立港口联盟,实现港口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整合航线资源,提高全省港口整体运营效率和竞争力,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港口群,一体化推进“海上福建”建设。

二是创新驱动,统筹海洋与陆域产业融合。激活创新动力。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增加涉海科技研发投入,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以技术入股等方式参与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促进海洋与陆域产业融合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加强对陆海融合产业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不断推进传统产业向种业高端化和加工高值化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具有福建特色、优势突出、抗风险能力强的现代化海洋产业集群。通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节能技术等,促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实现港口与腹地经济高效联通,陆海产业链各环节的高效衔接,提升产业附加值,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内延外展,统筹沿海与远海区域发展。对内,应向陆地高效集约配置资本、土地、技术、信息、服务等资源;对外,应向深海、远海、极地等空间拓展,构建“泛蓝”涉海产业、“浅蓝”临海产业、“深蓝”海洋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协调发展的“蓝色”海洋经济带。

四是上通下联,统筹陆海产业链深度耦合。在产业内部加强种苗培育、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合作,建立稳定的原料供应渠道,推动渔业精深加工。同时搭建渔业电商平台,促进渔业产品销售,实现渔业产业链的整合与优化。在产业之间秉持陆海“一盘棋”发展理念,推动高值优质海水养殖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旅游业、现代海洋服务业等深度融合,在海水养殖、生物医药、海工装备、港口物流等领域建立产业链资源共享、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局面,打造“海洋牧场+海上风电”“海洋渔业+文旅休闲”等跨界融合发展模式。

资源共享、共谋发展,更加注重省际合作,进一步凸显地理区域优势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北承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东与台湾隔海相望,与周边地区在海洋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互补性强,开展区域合作空间广阔,是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重要节点。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主动融入粤港澳,对接长三角,建立区域海洋经济合作协调机制,共同制定海洋产业发展规划,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政策对接与资源共享,打造更多跨区域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深化与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省份在海洋产业、海洋科技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的独特优势,深化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海洋科技等领域合作,加快福马产业合作园、东山国家渔业产业园等平台建设,吸引更多的台湾企业和人才入驻。前瞻研究谋划一批可感可及的闽台海洋政策,支持闽台地方、高校与企业等开展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推动闽台海洋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加强两岸在海洋生态保护、闽台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协同保护、海洋综合管理、海洋防灾减灾等领域交流合作,打造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新亮点。

双向开放、互利共赢,更加注重国际合作,进一步扩大品牌示范优势

福建是中国大陆重要出海口和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窗口,具备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势。应进一步激活“向海开放基因”,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和机制,为世界海洋经济合作共赢提供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

一是利用“多区叠加”政策优势,擦亮“一带一路”海洋合作新名片。福建是连接两岸、对接RCEP、辐射东南亚的战略枢纽,拥有广阔的政策试验和开放合作空间。应充分利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政策优势,积极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共建国家海洋合作,推动制定统一的海洋经济政策法规和国际利益分配机制,构建陆海双向开放新格局,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渔业、海洋装备制造、工程承包、海洋信息等领域合作。推动福建海洋装备、海洋药物等优势产能“走出去”,在海外建设产业园区和生产基地。通过举办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海洋装备博览会等活动,打造国际性活动品牌,促进蓝色经济规则互认和标准互通,提升福建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二是利用海洋科技创新动能,打造国际海洋科技合作新样板。依托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中国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等100多个国家级、省部级海洋科创平台以及高层次人才集群,加强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特别是与国外知名海洋科研机构长期合作,通过联合开展科研项目、互派科研人员交流等方式,引进国外先进的海洋科技成果和人才,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保护、海洋工程技术等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科技标准制定,推动福建海洋科技水平与国际接轨。

三是打好“侨牌”等多张牌,搭建国际海洋交流合作新通道。发挥福建作为全国重点侨乡的独特优势,加强与国际海洋组织合作,深入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等全球性海洋问题,积极参与国际海洋规则制定,主动发声,维护我国在国际海洋领域的权益,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新秩序。积极参加国际海洋经济论坛、展会等活动,展示福建海洋经济发展成果,吸引国际投资和技术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拓宽福建海洋经济发展渠道。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在福建的孕育和生动实践研究”(FJ2025A001)阶段性成果] 

福建理工大学教授 肖行

浙江缩小“三大差距”的理念思路和现实路径

近日,省委召开十五届七次全体会议,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忠实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4年来,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上取得显著成效。下一步,应进一步推动落实,紧扣“一个首要任务、三个主攻方向、两个根本”,持续缩小“三大差距”,让浙江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把缩小“三大差距”作为主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三大差距”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征,是我国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共富发展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这三个概念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在我国,城乡差距既与城市和乡村的资源要素禀赋不同有关,又与城乡二元的体制有关;地区差距主要与地区资源要素的禀赋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特点有关;而收入差距则聚焦不同人群的经济差距(主要以收入水平表示)和社会差距(主要以社保水平表示)。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的差异和社会公共保障对人群的公平性程度。浙江的实践表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够带动收入分配的优化,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多增收致富的机会;而低收入、低社保群体就业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可以增强城乡、地区的发展动力和消费能力,提升发展的全面性、均衡性。

具体来看,浙江缩小城乡差距的重点是以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尤其是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重点是进一步加快山区海岛县的发展,强化对山区海岛重点县的支持。缩小收入差距的重点是“扩中提低”,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致力于城乡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

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

省委全会提出,着力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一体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大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全域打造诗画浙江和美乡村,深入推进城乡一体融合,持续缩小“三大差距”。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把“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等纳入“八八战略”,亲自擘画实施“千万工程”。新征程上,浙江省委、省政府积极探索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的现实路径,不断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省人民。

“千万工程”牵引“三大差距”缩小的逻辑与浙江实践。缩小我国“三大差距”的关键点是加快低收入群体、欠发达乡村和地区的发展。“千万工程”在这些方面可以发挥关键的效用。这首先在于“千万工程”不仅是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工程,而且也是乡村建设和振兴的发展工程。“千万工程”改变的不仅是乡村的人居环境,而且也会改变乡村的发展理念、营商环境、产业层次、公共体系、治理方式以及城乡关系。这些变化对“三大差距”的缩小都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从浙江的实践看,“千万工程”对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加速了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而缩小了城乡在这方面的差距。“千万工程”对乡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的不断改善,又为乡村资源生态优势和人文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创造了重要条件,大大推进了乡村的共富产业发展和收入差距缩小。就“地区差距”缩小而言,“千万工程”显著促进了山区生态优势向绿色发展的转化,不仅加快了山区绿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大大带动了山区低收入百姓的收入增长,缩小了“地区差距”。相关数据表明,浙江经济的增长一与新经济的发展有关,二与山区县的加快发展有关。而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主要还是与农村居民尤其是山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较快增长有关。这些都与“千万工程”的实施和持续深化有关。

用“千万工程”的理念牵引“三大差距”缩小。“千万工程”牵引“三大差距”的缩小,不仅需要以“千万工程”的实践为牵引,即通过“千万工程”的实践和深化,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城乡的融合发展和地区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三大差距”的缩小,而且还要用“千万工程”的发展理念牵引“三大差距”的缩小。如“千万工程”所体现的“以人为本、民生为重、共享发展”和“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的理念,正是我们缩小“三大差距”需要坚守的重要理念;又如“千万工程”所倡导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恰恰也是我们在加快欠发达地区和乡村发展,着力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进程中应大力倡导的理念;再如“千万工程”所蕴含的“人居环境也是营商环境”和“乡村既要建设,又要运营”的理念,对于“三大差距”缩小过程中不断改变发展主体观念,创新发展理念,增强乡村发展活力,同样具有很重要的牵引作用。发展理念决定发展思路和主体行为,决定发展政策和制度安排的走向,用“千万工程”所体现和蕴含的发展理念牵引“三大差距”的缩小,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意义深远。

缩小“三大差距”的路径方法

在准确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的理念思路、战略目标和路径方法的基础上,要结合浙江当前发展的实际需求和优势短板,抓住重点、整体推进,努力在缩小“三大差距”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基本思路是城乡社保制度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联动改革,并且要以社保制度改革带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小二元”制度改革带动“大二元”制度的改革。一是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首先解决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问题,也就是先破解进城农民和城市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上不平等的城市“小二元”制度;其次,推进城乡“大二元”体制改革,即破解城乡在社保与财产方面不平等的“大二元”制度。二是加快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是优化区域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空间布局,切实落实加工产业和优质公共资源向县域下沉的方针政策,增强县域发展能力,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城镇化和市民化;要通过城镇群和乡村群建设与发展,促进“两群”有机衔接,实现乡村人口和村落空间的相对集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对乡村人口的有效覆盖和产业的振兴发展。三是优化城乡发展空间,不断提高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不仅要讲究公平性,而且也应注重效率。要以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为主要内容,以组团式、片区化、新社区发展为重点,不断优化乡村发展空间,实现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对乡村人口的有效覆盖。

进一步加快山区海岛县发展,持续缩小地区差距。我省山区海岛比重高,具有生态资源丰厚的优越条件和后发优势。近些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加快山区海岛发展的政策支持下,我省山区海岛发展优势开始凸显,大大加快了山区海岛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区差距的缩小。目前,山区海岛正瞄准绿色发展新方位,着力打造生态经济新体系,但山区海岛的高质量发展和共富发展仍需要制度性政策的支撑。一是要形成差异化的绩效考评指挥棒。根据山区海岛工作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实际状况进行分类考评,优化山区海岛发展战略和指挥棒。二是要建立山区海岛生态价值转化机制。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以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整合运作山区海岛生态资源,将其转化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三是要进一步强化要素集约配置。这是因为对于山区海岛而言,通过土地综合整治等多种渠道保障土地要素的到位,通过完善更新人才新政强化人才要素的建设,都必须依靠相关制度变革、资源转化和要素升级才能实现。

进一步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持续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缩小是“三大差距”缩小的关键,而收入差距缩小的关键则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我国,这一群体的主要对象是农村低收入群体,提高这一群体的收入水平,很显然既有助于群体差距的缩小,又有助于“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缩小。另外,人群是分层的,从人群阶层分类的角度看,在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中,还应重视一个问题,这就是同阶层人群收入差距的扩大要比不同阶层人群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社会更具敏感性和风险隐患。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既要重视不同阶层人群间的收入差距缩小,更要重视同阶层人群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分化加剧的影响。

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基本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就业增收”路径。在农村,当前的重点是通过乡村“共富”产业发展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就业增收机会;其次是通过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镇二、三产业就业增收。二是“财产增收”路径。重点是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深化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实现财产性增收。三是“社保增收”路径。重点是通过城乡二元社保制度的深化改革,提高广大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和领取养老金农民的保障性收入水平。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 黄祖辉

企业管理
探析金融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

摘要:金融企业实施精细化财务管理已经成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介绍精细化财务管理的内涵、特点、现状,提出金融企业实施精细化财务管理的必要性,挖掘金融企业实施精细化财务管理背后深层次的驱动因素,提出加强精细化财务管理的建议。旨在通过精细化财务管理,帮助金融企业积极主动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推动金融企业实现财务管理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金融企业,精细化,信息管理,优化创新

一、金融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概述

金融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是金融企业创新管理模式。将财务管理延伸至财务活动各关键环节,以实现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风险管控能力、提升盈利能力。金融企业财务管理要遵循数据驱动,以多源数据分析支撑决策;坚持全面覆盖,贯穿企业各运营环节;秉持持续改进,依据内外部变化优化管理策略。金融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具有多方面优势,包括:提升运营效率,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强化风险防控,保障企业稳健前行;助力企业精准控制成本,挖掘降本空间,实现增收与利润最大化,提升市场竞争力。

二、当前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现状

当前金融企业财务管理正处于从“传统核算型”向“战略价值型”转型的关键阶段。虽然数字化转型和精细化工具的应用已初见成效,但数据整合、体系建设、成本优化和人才升级等方面仍是核心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不足

在大数据时代,海量金融数据涌现,为财务管理提供了丰富信息,但多数金融企业缺乏高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一方面,部分企业的数据收集渠道有限,仅依赖内部业务系统,无法获取全面市场信息,像对竞争对手的财务数据、行业宏观数据收集不足,导致决策缺乏全面视角。另一方面,数据分析技术落后,多停留在简单数据统计层面,难以挖掘数据深层价值,如非结构化数据(如客户投诉文本、舆情信息)利用不足,难以支撑深度分析,某保险公司发现业务端的客户风险数据与财务端的赔付数据无法实时关联,影响准备金计提准确性。

(二)企业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

信用风险评估中,部分金融企业过度依赖历史数据,对新业务、新客户信用状况评估不全面,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在市场风险应对上,一些企业缺乏有效的风险对冲手段,面对利率、汇率波动,资产价值易受影响。此外,流动性风险管理也存在短板,资金储备规划不合理,资金周转困难时无法及时应对,如在市场资金紧张时,出现支付危机。

(三)企业业财融合程度低

当前依然存在业务与财务部门相互独立,沟通协作不畅,存在数据孤岛与整合难题,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尚未完全打通,导致数据割裂是当前金融企业的普遍问题。业务部门专注业务拓展,忽视财务成本与风险,财务部门仅负责事后核算监督,难以及时为业务提供财务支持。例如,在推出新金融产品时,业务部门未充分考虑成本收益,财务部门未提前介入进行盈利预测与风险评估,产品推出后可能出现收益不佳或风险过大的情况。

(四)企业财务人员专业素养有待提升

传统财务工作向管理会计、数据分析等方向转变,对金融企业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多数财务人员擅长核算与报表,但缺乏数据分析、智能化管理、系统风险防范等信息化技能,且对金融市场动态、风险管理、数据分析等知识掌握不足,难以满足企业发展需求。比如在制定财务战略时,因缺乏对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趋势的理解,制定的战略与企业实际情况脱节。

三、金融企业实施精细化财务管理的必要性

金融企业实施精细化财务管理不仅是应对行业变革的必然选择,更是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

(一)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现阶段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和竞争的加剧,金融企业面临着来自同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实施精细化财务管理能够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增强产品创新能力,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满足监管要求的必然选择

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如巴塞尔协议IVIFRS 17GDPR)对资本充足率、风险敞口、数据透明度等提出更严苛要求,监管部门对金融企业的财务合规性、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精细化财务管理有助于金融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加强财务风险管理,确保企业在合规的框架内稳健运营。

(三)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关键举措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下,精细化财务管理是金融企业提升实力的关键。通过精细化管理梳理内部流程、优化管理环节,同时精简审批,提升工作效率和执行力。实现深度挖掘财务数据,及时发现企业潜藏的问题与风险,迅速制定方案解决,持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为企业稳健发展筑牢根基。

四、金融企业加强精细化财务管理的建议

(一)优化财务管理体系

1.完善制度建设金融企业应当完善制度建设,以保障合规经营、防范风险、提升治理效能为核心任务。结合自身战略目标与业务特点,全面梳理并优化现有财务管理制度。制定涵盖预算管理、成本控制、资金运营、风险管理等各个环节的详细规章制度,明确各项财务活动的操作流程、审批权限和责任主体。重点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合规管理制度、业务流程控制等核心制度模块建设。

2.强化组织架构协同:金融企业应当打破传统财务管理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壁垒,构建协同高效的组织架构。将财务人员嵌入业务部门(如零售、银行、投行、资管),直接参与业务决策(如产品定价、资源分配、客户谈判),设立专门的业财融合小组,由财务人员与业务骨干共同组成,深入参与业务项目的全过程。从项目的前期策划、方案制定到执行落地以及后期评估,业财融合小组运用财务专业知识为业务提供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等支持,同时业务人员也能为财务工作提供更贴近实际业务的信息,促进财务管理与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

(二)提升数据管理能力

1.提高财务数据质量。数据质量是金融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的基石,是风险控制、合规经营、业务决策的核心基础。企业应构建严谨的数据质量管理机制,从源头规范录入流程与标准,明确数据录入的格式、范围和必填项等要求,杜绝模糊与随意填报。强化对录入人员的专业培训,使其深刻理解数据准确性的重要性,熟练掌握录入规范。针对关键财务数据,如营收、成本、资产负债等,运用多维度交叉校验手段,例如对比不同业务系统中的关联数据,定期开展全面的数据审计。一旦发现错误或异常,迅速启动纠错流程,及时修正。应该将数据质量意识融入全员日常操作中,录入客户财务信息时,通过交叉验证防止数据偏差,为后续财务分析、风险评估等工作筑牢根基。

2.搭建完善数据中枢平台。金融企业要清楚认识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助力金融企业发展,搭建数据中枢平台是关键。应加大投入打造一体化数据管理平台,整合内外部财务、业务、市场等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分析,实现集中存储与实时共享,打破数据壁垒,为财务分析和企业决策提供支撑,让数据成为核心资产。例如,某商业银行统一数据入口,整合各个业务系统数据(交易、客户、征信、市场行情等),搭建数据中枢平台,实现交易数据毫秒级响应,支持实时风控和反欺诈,通过数据管理系统提供标准化数据服务,降低业务部门重复开发成本,实现服务数据化。

(三)深入挖掘财务分析价值

在竞争白热化的金融市场中,金融企业深度挖掘财务数据价值使企业的竞争能力脱颖而出。企业需要借助大数据分析、智能算法等先进工具,从多个维度剖析资金流、成本结构和收益状况。不仅关注资金的流入流出,还要分析资金的沉淀与周转效率;不仅核算成本,更要探寻成本优化空间;不仅统计收益,还需解析收益来源的稳定性。综合考量长短期目标,结合企业战略规划,精准评估企业财务健康程度,为管理层提供高价值决策依据,助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找准方向,提升核心竞争力。

(四)加强人员队伍建设

1.专业培训与技能提升。为提升财务团队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企业应制定系统培训计划。定期开展内外部培训,内容涵盖财务核心知识、金融市场分析等领域,鼓励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同时,聚焦岗位需求培训财务软件操作等技能,加强部门协作。例如,某证券公司建立基础层、进阶层、专家层的分层培训体系,因材施教,通过技术赋能培训,搭建基于区块链的“虚拟交易所”,模拟科创板IPO全流程(如定价、配售、信息披露),使用VR技术还原跨境结算场景(如美元/欧元清算路径选择),实现3年内培养50名“业财融合型”财务专家,覆盖数据分析、风险管理、跨境金融等领域。基础核算自动化率提升至90%,高频交易数据核对时间缩短70%,实现新业务规则培训覆盖率100%,监管检查零重大缺陷。

2.培养复合型人才。企业应注重培养懂财务又熟悉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借助轮岗制度,让财务和业务人员相互学习。这样财务人员能从业务角度提供支持,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在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企业必须积极拥抱新技术,全面掌握AI基础知识与工具操作的复合型财务人员已成为战略刚需,金融企业必须注重培养兼具财务专业能力、数据分析思维和AI技术应用能力的专业人才,推动业财融合创新。

(五)强化风险管理

1.风险评估与预警体系优化。金融企业运营中,全面精准评估信用、市场、流动性等财务风险很关键。企业要结合业务特点与风险偏好,科学设定风险预警指标和阈值,利用信息技术搭建实时风险预警系统。指标触及阈值时自动报警,让管理层能及时应对,降低风险损失。例如,某财产保险公司风险预警体系升级,通过Apache Kafka实时接入车险报案数据、物联网设备(如车载OBD)数据;使用Flink清洗加工医疗影像数据(如CT报告)、社交媒体舆情(如保险投诉),车险欺诈拦截模型准确率从75%提升至92%,年拦截欺诈案件金额超1.2亿元。

2.风险应对策略制定与执行。根据风险评估的具体结果,企业要制定差异化的风险应对策略。对于高风险业务,可采取风险规避或风险转移等手段。例如,针对信用风险较高的客户,果断拒绝提供信贷服务;若无法拒绝,也应要求客户提供足额担保。而对于中低风险业务,则可通过风险分散和风险对冲等方式,实现对风险的有效管控,以此保障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稳健运营。

五、金融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中,精细化财务管理是金融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对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意义非凡。现阶段,部分金融企业推行精细化财务管理存在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不足、企业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企业业财融合程度低、企业财务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等问题。期望广大金融企业能够优化财务管理体系、深入挖掘财务分析价值、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强化风险管理,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未来,金融企业应抓住机遇,优化管理体系,开拓新业务,以精细化管理推动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随着AI、量子计算等技术的成熟,财务职能将开启全新篇章,进一步从“后视镜”转向“导航仪”,成为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战略伙伴。

参考文献:

[1]李静.基于精细化管理的金融业企业财务风险控制探究[J].投资与创业,2025361):130-132

[2]余凌琼.论金融企业作业成本法在精细化成本管理中的应用[J].新金融世界,202212):161-163

[3]李娟.“聚焦客户”视角下金融企业精细化营销管理模式研究[J].经济视角,20143304):71-72.

作者简介:王燕(1982.11-),女,汉族,山东菏泽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金融企业财务管理,项目财务分析。

深圳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王燕

生产线布局优化对工业企业生产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

摘要:分析了生产线布局与生产能力的关系。其次,分析了生产线布局优化的影响因素及优化建议。最后,通过研究生产线布局优化的方法与技术,分析不同类型的生产线布局优化策略,探讨其对工业企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作用。通过深入研究,希望能够为工业企业在生产能力提升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推动制造业向更加高效、灵活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生产线布局优化,工业企业,生产效率

0 引言

随着全球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工业企业面临着市场需求快速变化和生产周期缩短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生产能力、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已成为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关键议题。生产线作为生产过程的核心,其布局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资源利用率。因此,生产线布局优化不仅是提高生产能力的有效手段之一,而且也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制造业向智能化、柔性化和定制化方向发展,传统的生产线布局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本研究旨在探讨生产线布局优化的关键技术与方法,分析其对生产能力提升的影响。最后揭示不同类型的生产线布局优化方案的具体影响,生产线布局优化能够使企业更快响应市场需求变化,提高生产线的调整能力和反应速度,为工业企业提供改进生产流程、提高生产能力的参考。

1 生产线布局与生产能力的关系

生产线布局是工厂生产系统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同的生产线布局适合于不同的生产模式。选择合适的生产线布局,可以有效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确保生产过程的顺畅。在实际生产中,企业常常根据产品种类、生产批量、市场需求等因素来决定采用哪种布局方式。

合理的生产线布局能够减少物料的搬运距离、时间和复杂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停工等待时间,增加生产能力。比如,流水线式布局可以让工人和物料的流动更顺畅,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工作。

生产线布局不当可能导致某些环节成为生产瓶颈,限制整体生产能力。通过合理的布局设计,可以预见并减少这些瓶颈的出现。比如,如果某个工位处于其他工位之前或之后的极端位置,可能导致等待时间的增加,进而降低整体生产效率。

生产线布局优化能够减少物料搬运的距离,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从而提升生产能力。合理的工位布局是在进行工程项目规划时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布局优化设计对于提高机器的利用率和降低作业人员劳动强度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在某些情况下,合理的布局不仅能提高当前的生产能力,还能为未来的产能扩展提供便利。

2 生产线布局优化的影响因素及优化建议

生产线布局优化的核心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它们决定了生产线的效率、成本、灵活性和质量控制。优化这些因素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并提升产品质量。每个企业都需要不断发现生产制造各个环节中的问题,准确运用各类相关理论和工具,不断改善优化整个生产流程,从而降本增效使得企业在和竞争者的博弈中更具有竞争力,进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收益[2]

2.1 产品设计和工艺流程

产品设计和工艺流程直接决定了生产线的布局需求。不同产品的复杂性、尺寸、形状、装配工艺等因素都会影响生产线的设计。如果产品设计复杂、工艺流程繁琐,生产线的布局就需要考虑更多的设备和工位配置,且需要更加灵活的布局方式。

对生产线进行产品设计标准化和工艺流程简化。同时尽量减少工艺步骤,简化生产流程。对生产线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快速调整和切换产品类型,提升生产效率。

2.2 信息与生产调度

生产线的顺畅运行需要高效的信息传递和生产调度。信息不对称或者调度不合理会导致生产瓶颈、停工等待等问题,影响生产效率。

引入智能化生产调度系统,实时监控生产进度和资源配置情况。建立良好的信息流通机制,确保各工序间的信息快速、准确传递。在生产调度中充分考虑设备和人员的负荷,避免过度集中或资源闲置。

2.3 空间利用与布局设计

生产线的空间布局直接影响到物料流动、工人作业、设备布置等方面。空间的合理利用能够减少浪费,提高生产效率,而空间利用不当可能导致工位间的干扰、物料搬运困难等问题。

生产线的布局应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未来可能出现的产品变化或生产需求的波动。合理规划生产车间空间,确保各工位之间的流畅性,避免工位之间的冲突。采用垂直和水平空间利用,合理安排存储区、装配区、测试区等。尽量减少工人和设备的移动距离,提高物料传递和人员操作的效率。采用柔性生产技术,提升生产线的多样化适应能力。

3 生产线布局优化的方法与技术

3.1 传统布局优化方法

产品布局适用于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产品种类少且工艺流程简单。按照产品的生产工艺顺序布置设备和工作站,使得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流动最小化,减少搬运和等待时间。产品布局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库存和等待时间。但是对于产品种类较多、生产需求波动大的企业,灵活性较差。

工艺布局适用于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生产过程中工艺复杂,需要设备专一性强。将相似工艺的设备安排在一起,设备按照工艺需求分区,适合多样化的生产任务。工艺布局具有较高的灵活性,适合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但对于工序之间的物料搬运距离较长,效率低,可能导致设备闲置。

混合布局综合了产品布局和工艺布局的优点,适合于多品种中等批量的生产。通过结合产品布局的高效流动性与工艺布局的灵活性,优化生产线。混合布局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保证了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布局设计较为复杂,需要平衡各类需求。

3.2 现代优化技术的应用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与计算机辅助制造(CAM),使用CADCAM软件进行生产线布局的三维建模、工艺仿真和优化分析。通过模拟不同的布局方案,进行性能评估,选出最优方案。通过信息化技术,企业可以实现生产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帮助制定更加智能化的生产计划和排程[3]。但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支持,且初期投入较高。

仿真技术使用仿真软件如ArenaFlexsimSimul8等对生产线进行虚拟仿真。通过模拟产品流动、资源利用、工艺路线等,可以实时调整布局方案,预测生产线的性能。能够通过数字化模型预测潜在问题,避免实际布局中的失误。但是仿真模型的准确性依赖于数据的真实性,且需要较高的计算能力。

精益生产理念强调通过减少浪费来提高效率。优化生产线布局时,通过消除不必要的工序、减少运输和搬运、优化物料流动等手段来提高生产线效率。精益生产可以通过消除浪费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但是实施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全员配合和持续改进。

物联网与智能制造物联网技术通过传感器、RFID标签、无线通信等手段,实现生产设备和工位之间的实时数据交换。通过数据分析,实现生产线实时监控、故障预测、自动调整布局等。但是需要建设完整的IT基础设施和数据分析系统,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且模型的准确性依赖于数据质量

4 生产线布局优化对生产能力提升的实际效果

4.1 提高生产效率

合理的生产线布局使得设备、人员、物料等资源的配置更加科学。比如通过在产品布局中将工序顺序合理安排,生产线上每个工位之间的工作流动可以更加顺畅,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无效时间,提高了生产的总输出。通过减少空闲时间和资源浪费,能够在不增加额外资源的情况下提升生产能力。

4.2 提升质量与减少不良品率

优化后的生产线布局通常能简化操作流程和提高工艺一致性,减少工人因走错流程或操作不当而引发的质量问题。通过更加精确的工序安排和自动化设备的使用,能够进一步提升产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加强生产线的可视化管理,布局优化往往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引入,例如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系统。这可以帮助及时发现问题,减少由于质量问题导致的返工与浪费。

4.3 提高生产过程的柔性与响应速度

生产线布局的优化能够提升生产线的柔性和灵活性,帮助企业应对市场需求波动和个性化定制需求。灵活的布局可以快速调整,支持不同种类、不同批次的产品生产。生产线布局优化还能够让企业更好地应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设备故障、人员流动等突发情况。优化后的布局能够实现更高效的资源调配和生产调度,减少生产计划变动带来的影响。

4.4 减少瓶颈环节

通过分析和优化生产线布局中的瓶颈环节,提升产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停顿和延迟。在生产过程中,某些工序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而其他工序则较为简单。通过调整这些工序在生产线上的位置,合理分配每个工位的任务,可以避免某一环节的生产能力成为整个生产线的瓶颈。优化布局可以帮助消除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瓶颈工序,通过合理的工序排布,避免某些工序的过度集中,从而平衡各个工位的工作负荷。

4.5 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

优化后的布局通常能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操作空间和流程安排,减少员工在操作中的疲劳与误操作。这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能降低员工因操作不当导致的工作失误,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生产积极性。通过设计合适的工位布局,减少了员工来回跑动的距离,并且减少了工位之间的冲突,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

5 结语

生产线布局优化在提升工业企业生产能力方面具有显著效果。通过减少生产环节中的浪费、优化设备配置与工作流程,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设备利用率。不同类型的生产模式需要采取不同的布局优化策略,灵活性和智能化是未来生产线布局优化的重要趋势。只有在持续改进和创新的文化氛围下,才能不断挖掘潜力、突破瓶颈,从而更好地推动生产线的发展进步[4]。企业应加强布局优化的研究和实践,特别是在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布局优化技术需要不断更新和升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探索更加智能化、柔性化的布局优化方法。

参考文献

[1]胡涛.焊装自动化生产线的工位布局优化对生产效率的提升[J].自动化应用,20186):137-139.

[2]顾超平.K公司工厂生产线优化问题研究[J].产业科技创新,202246):70-72.

[3]郭达永,夏宇.基于自动化技术的烟草生产线优化与效率提升探讨[J].数字技术与应用,2024425):232-234.

[4]张铭.基于机械设计与制造的自动化生产线优化与改进[J].家电维修,20249):55-58.

作者简介:鉴乐妍(2000—),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方向为生产运作管理;岳志春(1971—),男,河北曲周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技术创新管理;张晓蕊(1971—),女,河北邱县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管理、区域发展管理。

河北工程大学管理工程与商学院 鉴乐妍 岳志春 张晓蕊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固定收益类组合资管新模式

摘要:近年来,监管强化了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经营引导,明确其证券投资业务聚焦固定收益类(简称固收类)有价证券,旨在服务集团实体和防范金融风险。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面临的业务环境,探讨创新证券资产管理理念,规划转型升级路径,构建适合内外部环境的固收类组合资管新模式。实践证明,该模式能够有效推动业务高质量发展,为企业资金管理与保值增值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证券投资业务,固收类组合资管模式,风险管理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简称财务公司)作为集团内部的非银金融机构,在产业发展与产融结合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依托集团司库建设,为实体产业提供直接高效的金融服务,有力推动了产业与金融的协同发展。随着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监管要求的升级,财务公司证券投资业务面临全新的挑战与机遇。

1 研究背景

1.1 外部环境

1.1.1 资管产品净值化和低利率时代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自2018年发布并经过4年过渡期,于2022年正式实施,标志着非标产品刚性兑付时代的终结。《资管新规》从底层资产逻辑出发,制定标准化资产认定细则,规范产品估值核算,实现全面净值化改造,促使投资者树立“风险自担、盈亏自负”的意识,推动资管行业回归金融专业本质,有效化解了刚性兑付时代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国内开始进入低利率时代,对财务公司证券投资业务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管理均造成巨大压力。

1.1.2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IFRS9)账户分类

2018年起,大型财务公司开始实施IFRS9新会计准则。该准则将金融资产重新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FVTPL)、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FVOCI)以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AC3个科目,此前被归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应收账款的股票、公募基金、银行理财等资管产品均被归为FVTPL,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导致市场波动对公司整体经营利润的即时影响大幅增加[1]

1.1.3 投资范围

依据2022年发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财务公司的证券投资业务被限定在固定收益类(简称固收类)有价证券,包括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AAA级企业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固收类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等,且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70%。投资范围的收窄,有效收敛了证券资产的风险属性,但也对收益预期产生重大影响。

1.1.4 资本管理办法

为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3111日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并于202411日起正式实施。财务公司需参照该办法执行,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管理的要求,促使其更加注重资本的合理配置和风险管控。

1.2 内部约束

1.2.1 资产负债管理

财务公司在集团内部承担着资金集中、结算、监控和金融服务等多项职能,是集团司库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在日常经营中,财务公司需要根据资本市场情况和集团内部企业需求,对资金整体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进行动态平衡管理。证券投资业务作为资金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必须服从于公司整体目标和指标约束,在证券资产的品种、期限、利率、规模等方面进行精细管控。

1.2.2 年度绩效考核

财务公司通常以年度为周期进行绩效考核,在证券投资业务上表现出较强的刚性兑付需求,导致财务公司在投资决策时,对证券资产的久期和波动率容忍度较低,容易出现与市场运行相矛盾的投资行为。如,年初为满足考核需求,可能会突击配置大量长久期资产而忽视风险收益比;当资本市场出现短期上涨时,又可能过度卖出资产以锁定短期收益,忽略中长期市场周期规律和长期回报。

1.2.3 人力资源配置

监管对财务公司证券投资业务的新要求,决定了该业务辅助资金管理的功能定位,使业务人员定编相对较少,但人均管理资产规模在金融机构中却处于超高水平。同时,由于中后台支撑主要集中在信贷、票据等内部信贷类服务业务,在证券资产管理的理念、投研、决策、风险识别等方面,与其他专业金融资管机构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进一步强化了财务公司证券投资业务模式专业转型的必要性。

1.3 业务定位

基于上述内外部环境,财务公司使用自营资金开展证券投资业务,实际上是在多重约束下寻求多目标最优解的动态平衡过程。从流动性角度看,证券投资业务作为管理资金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不能以牺牲流动性为代价追求高收益;从安全性角度看,要执行更为严格的信用风险审查标准,合理控制久期以防范利率波动风险;从收益性角度看,需在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获取高于同业和信贷业务的收益率。因此,为更好融入集团司库体系建设并符合监管导向,业务应从过去单一的创收目标,重新定位为“在集团司库管理体系下,作为助力集团加强资金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方式,依据长期价值投资理念和大类资产配置组合理论,创新实施专业资管模式,动态掌控固收类证券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在实现整体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为成员单位筹融资及利率风险管理提供财务顾问、债券承销等专业金融服务”。

2 打造财务公司固收类组合资管新模式

2.1 树立专业理念

投资管理理念是证券投资成功的首要关键因素,贯穿于投资决策、资产配置、风险控制和绩效评价等各个环节,是构建投资体系、策略和流程的基础。针对财务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和资金管理目标,应树立长期价值投资和大类资产配置理念,并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围绕风险收益目标和各类约束条件,进行资产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2.1.1 长期时间价值

证券资产的收益性与持有时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同时也受未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形成非线性联动关系,使投资决策面临赔率和胜率的考验。统计表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具有类混沌系统的特征,短期投资行为具有随机无效性。然而,拉长投资期限并结合专业投资行为,能够显著降低风险,提高决策胜率,即长期时间价值理念的核心所在。

2.1.2 大类资产配置

单一类资产投资不可避免地面临回报不佳甚至阶段性亏损的风险,这是由金融资产的定价本质决定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大类资产配置,将资金合理动态地分配于股票、债券、现金和商品等不同风险属性的资产类别,利用资产间的相关性,实现风险分散和对冲,从而达到合理的收益和风险水平。

2.1.3 投资组合

在大类资产配置研究的基础上,投资组合理论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经典模型,如捐赠模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美林投资时钟、风险平价策略等。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发展,资产配置逐渐向因子配置过渡,如宏观因子、风格因子、市场因子等。

2.2 确立投资风格

鉴于财务公司面临的特殊内外部环境和约束,应形成“秉承价值投资理念,坚持稳健审慎原则,实施专业资管组合,保障资产流动性功能,追求年度绝对收益目标”的低风险偏好投资风格。根据《资管新规》中“固收类产品是指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不低于80%”的定义,财务公司可以通过固收类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与债券资产进行大类资产配置组合,构建低风险多资产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有效穿越市场牛熊周期,确保各类风险始终处于可控状态,实现可持续的资管目标。

2.3 设计资产框架策略

专业机构会根据不同的资金来源、资金规模、风险偏好和收益期望等,选择合适的证券资产管理模式,以实现特定的资管目标。基金中的基金(FOF)是一种专门投资于其他投资基金的基金产品,通过持有其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持有股票、债券等证券资产,并在产品组合层面进行大类资产优化配置[2]。财务公司证券投资业务的新范围主要为债券和公募基金产品,与FOF基金特点相契合,因此可以借鉴其运行模式,进行理论和框架创新,打造独具特色的财务公司固收类组合资管FOF新模式(简称固收FOF新模式)。顶层结构设计为“1N”,“1”即选用时间不变性投资组合保险策略(TIPP),并通过均值—方差模型动态确立底层资产的配置比例中枢;“N”即选取红利、利率、信用、久期、杠杆等子策略集合。资产结构采用“稳定战略性+动态战术性”(“SAATAA”),SAA为中长久期债券组合,严控信用风险,与收益目标进行匹配;TAA为公募基金产品组合,利用市场资产估值波动规律增厚资产收益水平,并实施流动性调节。

2.4 创设投研交易体系

投研与交易是日常投资决策的依据和执行环节,也是推动资产组合结构和运作底仓标的持续优化的动力。投研交易体系内嵌于固收FOF新模式,依托公募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等专业化机构,由公司专业资管团队负责实施。可按照5个层次构建一体化投研交易体系:一是资管模式要素研究,聚焦监管导向、目标需求、管理定位、资管理论和资产类别等方向,推动资管模式的持续优化和适用性匹配;二是宏观政策和产业方向研究,通过实时追踪解读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深入理解并跟踪经济周期的演化,推演各类资产在不同情景下的走势变化;三是公募基金产品和债券等底层资产研究,主要关注单只公募基金产品的业绩曲线、策略演化、投资风格和底层资产等特质,以及单只债券的发行主体、合同条款、市场价格等内容,为固收FOF资产组合筛选优质底层资产;四是全部市场要素的联动性研究,聚焦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性,运用系统方法论刻画不同标的之间的对冲和联动方式;五是交易策略和量化模型搭建,利用数学编程和人工智能等开发工具,将研究成果模型化,形成各类交易策略,如期限利差量化模型、信用利差量化模型等。

2.5 搭建资管数智化平台

在金融科技与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资管数智化平台对于促进证券资产管理的发展作用突出,是支撑财务公司固收FOF新模式数据采集、信息交互、市场模拟和绩效展示的平台,也是实现证券资产“投、管、收”全生命周期科学管理的平台,更是资管团队与金融市场及证券资产深度融合的桥梁。资管团队通过对资管系统的二次开发,构建全资产、跨市场的一站式资管数智化平台,实现行情资讯、研究分析、交易管理、组合管理、绩效回溯、模型开发、风险预警、合规风控、财务会计、报告定制等功能,推动未来场景与投资多方案的虚拟演化和智能策略优化,实现“小团队+大资产”专业数智化管理。

2.6 强化风控合规管理

建立与固收FOF新模式相配套的全方位风险管理体系至关重要。首先,全面梳理业务涉及的监管规定,精准识别和评估各类风险,构建覆盖全业务、全流程的“1N”制度体系和内控矩阵;实施合作机构白名单制,对投资额度进行限额管理,制定产品锁盈止损规则,从源头上防控各类经营风险。其次,运用资管数智化平台,实时监控市场负面舆情,动态排查持仓产品信用风险;设计风险提示和报告制度,实现锁赢止损自动预警,提升市场风险管理时效性,形成从事前预判、事中监控到事后评估的全程风险管理机制。最后,不断强化风险合规意识,践行“合规为本、全员主动、风险可控、审慎稳健”的风险合规文化,加强制度宣贯,确保各项规定得到严格执行。

3 业务实践

3.1 全面推动转型升级

2019年以来,随着资管净值化时代的到来,结合内外部经营形势变化,A财务公司积极向“主动型资产管理机构”改革转型,推动从“个股和理财投资”向“大类资产配置的专业流动性管理”转变,专业管理资产各类风险并实时对标市场,构建了符合公司风险偏好的“SAATAA”的大类资产配置组合。公司采用TIPP动态组合保险投资总策略,密切跟踪宏观经济走势,动态优化资产结构,量化管控市场波动风险,充分发挥大类资产配置对冲效果,提高资产流动性,投资业绩连续5年保持正收益并远超债基指数[3]

3.2 构建长久期债券组合

在转型起步阶段,A财务公司按照固收FOF新模式框架指引,优选利率债和大型银行金融债为标的,开展中长久期债券组合即SAA类资产的搭建工作,通过对收益率曲线、市场利率走势、期限利差、信用利差、现券变现能力和券种条款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依据市场趋势中的价格变化规律,实施了“357104个久期段和“国债、国开债、地方政府债、二级资本债、永续债”5个品类的梯形结构债券组合,并预设了哑铃型、子弹型等策略。经过多年动态运行,该组合资产优良、获利丰厚、风险可控,特别是其资本利得安全垫已积累至较高位置,对未来利率风险的抵御能力显著提高。

3.3 构建公募基金产品组合

固收类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即公募债券型基金,根据资产组合的不同可分为纯债券型基金、一级债券型基金和二级债券型基金。A财务公司在此分类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专业细化,按照“摊余成本法债基+短久期债基+定制久期债基+中长久期债基+低弹性一级债基+高弹性一级债基+价值类二级债基+成长类二级债基”的结构搭建了TAA类资产,并依据产品的季度报告和日间净值公布制度进行底层资产的穿透式研究,以实时获取基金经理、投资策略、底层资产等专业信息,构建产品净值曲线分析体系。该资产组合运行5年,历经完整股债牛熊周期,业绩曲线展现出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和市场业绩水平,期间未发生任何流动性和信用风险。在该组合管理中,公司还通过与公募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专业机构共建战略合作平台,共同促进政策研究、市场研判和人才培训等工作,有效推动了自有专业资管团队建设。

3.4 债券二级市场滚动交易增厚案例

2022年上半年,债券市场收益率呈现区间震荡走势,A财务公司依托固收FOF新模式,抓住波动机会,分别在2月和52个收益率低点(价格高点)集中卖出20201月买入的政策性金融债。通过二级市场滚动交易,获得票息收入年化收益率3.67%,资本利得收益率4.35%

3.5 含权基金加仓增厚收益案例

20249月下旬,政策、股市、债市和预期集体转向,股债性价比启动均值回归,5个交易日内A股暴涨566点。A财务公司在长达3年的股市熊市中,通过固收FOF新模式成功控制整体资产的回撤风险,9月以年内最高一二级仓位迎接破纪录的股市爆发行情,验证了长期价值投资理念和组合策略的有效性。

3.6 高质量的专业债券融资服务

A财务公司发挥固收FOF新模式优势,运用直接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实操经验和专业优势,为企业集团筹融资提供独特的专业优质服务,助力成员企业降低财务费用,展现企业内部金融“主力军”的新担当。2024年为成员单位首次成功发行科创公司债和为集团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作出重大贡献,发行利率创同期最低,成为融融协同典范案例。

4 结语

近年,A财务公司通过发起向“主动型资产管理机构”改革的专业转型之路,明晰业务定位、分析业务环境、引入专业理念、建立制度框架、培养专业人才,坚定推动专业创新和市场实践,成功打造财务公司固收FOF新模式,大幅提升资产流动性,显著降低各类风险。在市场实践运营中,该公司充分发挥大类资产配置对冲效果,资产长期年化收益率持续保持高位,保值增值效果显著,无风险事件发生,自营证券投资业务已成为行业标杆。上述研究和实践证明,固收FOF新模式是财务公司证券资产管理的有效方式之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在该模式中的应用必将推动财务公司管理水平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程昊.债券组合管理体系及账户摆布策略探究——以证券公司固定收益自营业务为例[J].债券,20216):6973.

[2]冯科,曾庆松,何小锋.基金中基金(FOF)理论研究进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8):3142.

[3]刘军.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在财务公司投资业务中的应用探索及量化模型设计[J].当代石油石化,20212912):4449.

作者简介:刘军,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长期从事证券投资管理业务工作。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刘军

新时期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研究

摘要:新时期,外部市场环境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国有企业要想保持市场地位、维持竞争优势,需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将人才作为第一动力,并采取有效措施,拓展员工的职业发展通道。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旨在加强国有企业优化员工职业发展通道的建设,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成长与发展。

关键词:新时期,国有企业,职业发展通道

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时期。传统产业持续升级,新兴产业不断崛起,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立足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牢牢把握机遇并直面挑战。员工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其职业发展通道的建设极为重要。合理、完善的职业发展通道有助于员工实现个人价值,提升工作满意度、忠诚度,能为企业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促进企业战略目标达成。但是,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相关理论基础

(一)员工职业发展通道概念与内涵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强调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各大企业开始注重员工的个人成长和职业满意度,建设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已经成为企业吸引人才、激励员工的有效方式。简单来说,员工职业发展通道是指组织为员工设计的一系列职业晋升、发展路径,它体现员工在组织内实现职业成长及个人价值的途径、方式,具有丰富的内涵。

从纵向维度看,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包括一系列明确的职位层级晋升路径,如从初级员工逐步晋升到中级、高级员工,再到管理层等,为员工提供不断向上发展的阶梯,激励员工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成就。在横向维度上,员工职业发展通道涵盖不同的专业领域、职能方向,员工可以在不同的专业技术序列、业务板块之间进行转换、拓展,实现多元化发展,培养员工的综合能力、跨领域知识,满足员工不同的兴趣和特长,拓宽员工的职业发展空间。

(二)职业发展通道的主要模式

单一职业发展通道模式。单一职业发展通道模式是一种较为传统、直接的员工晋升路径模式,指员工在组织内部主要沿着一条既定的、线性的阶梯式路径进行职业发展,如从初级职位逐步晋升到中级、高级职位等。这种模式强调的是在单一专业领域、职能方向上的深度发展,员工需在本职工作中积累丰富的经验、专业技能,以获取更高的职位、薪资待遇。

多重职业发展通道模式。多重职业发展通道模式是一种更为灵活、多元化的员工职业晋升体系。它打破了单一的线性晋升路径,为员工提供不同的发展路线,包括管理序列、专业技术序列、项目管理序列等。员工可根据自身的兴趣、特长、职业规划在不同通道间进行选择、转换,如技术能力突出的员工可专注于专业技术通道晋升,而管理能力强的员工则可选择管理序列发展。

(三)新时期职业发展通道的新趋势

新时期职业发展通道呈现出诸多新趋势。首先,多元化趋势愈发明显,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管理或专业技术通道,而是出现如项目管理、创新业务拓展等多种通道并存的局面,员工有更多选择来实现自身价值。其次,强调个性化及灵活性,组织更加注重员工的个体差异、独特需求,允许员工根据自身兴趣、能力、职业目标在不同通道间自由切换。最后,与学习发展紧密结合,企业鼓励员工不断学习新技能和知识,职业发展通道与培训、教育资源相匹配,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二、新时期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的重要性

新时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国企改革政策,要求国有企业建立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科学合理的员工激励机制,其中完善员工职业发展通道是重要内容之一。《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进一步强调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的重要性,指引国有企业打破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结合市场规律、企业实际需求等,科学构建员工职业发展体系,注重员工的多元化发展、自我实现,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为员工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下文分析新时期对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的具体要求。

(一)适应市场竞争与企业战略转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国有企业面临来自全球跨国公司、国内新兴企业的双重竞争压力。为了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足,国有企业需建设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通道吸引、留住优秀人才,并不断优化自身人才发展路径以抢占先机。当企业战略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职业发展通道应迅速响应,为员工创造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条件,使其能够胜任如智能生产管理、数字化营销等新岗位,增强企业在新兴市场的竞争力。通道建设应具备动态调整机制,依据市场变化及战略推进节奏灵活增设或优化岗位层级、类别,及时淘汰过时路径,确保人才发展与企业战略始终保持高度协同,为企业在变革浪潮中稳健前行筑牢人才根基。

(二)关注员工个性化需求与发展

如今的员工个体意识不断增强,他们期望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个人成长,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职业路径。国有企业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采取开展职业测评、定期的员工发展意愿调查等方式,深入了解员工的兴趣、优势、职业期望、个人生活规划等个性化因素。在此基础上,为员工量身定制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例如设立技术专家、项目管理、业务拓展等不同方向的晋升通道,满足擅长技术研发、组织协调、市场开拓等不同类型员工的需求。提供丰富的培训资源、学习机会,包括在线课程、导师辅导、实践项目等,帮助员工弥补自身短板,提升专业技能、综合素质。

(三)促进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

新时期,国有企业职业发展通道建设在促进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方面肩负重任。一方面,职业发展通道应紧密围绕企业战略目标进行设计,将企业宏大的长期发展规划巧妙拆解,细化为各个岗位一目了然的能力要求及明确的晋升标准,引导员工朝着企业所需的方向提升自我,使员工的成长与企业的发展步伐相一致。另一方面,要注重员工的个人成长与职业成就,以丰富的培训、轮岗机会、公平的晋升机制激发员工的潜力和创造力,让员工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为企业创造更大收益,实现企业与员工相互促进、携手共进的良性循环。

三、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通道单一缺乏灵活性

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单一缺乏灵活性的问题较为明显。许多国企长期以来依赖传统的行政晋升路径,技术、技能岗位晋升空间有限且方式单一。例如,某国有能源企业,大部分员工都将进入管理层视为职业晋升的唯一目标,因为管理岗位意味着更高的薪酬、权力。专业技术人才如高级工程师,除争取担任技术部门的管理职务外,几乎没有其他途径能体现其职业价值的提升。这使得员工不得不挤破头竞争有限的管理岗位,而那些专注于技术研发、生产操作等专业领域的员工因缺乏适配的晋升渠道,个人专长难以充分发挥、得到认可,工作积极性受挫。另外,为提高决策效率、适应市场变化,许多国有企业推进组织扁平化改革,这种组织变革减少了管理层次,使得基于行政职务晋升的职业发展通道变得单一,行政晋升路径也很难满足员工的实际需求。

(二)晋升标准不够科学合理

在部分国有企业中,员工晋升标准存在不够科学合理的情况,给企业发展带来一定阻碍。例如,某国有企业晋升标准过度侧重员工的资历、学历,将这二者视作晋升的“金钥匙”,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员工的实际工作能力以及实打实的业绩成果视而不见。一些老员工凭借工作年限较长轻松获得晋升机会,然而他们在创新思维、业务拓展能力上表现平平,无法有效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一些高学历新员工理论知识扎实,但实际操作经验匮乏,因学历优势较快获得晋升却难以迅速胜任新岗位。对于一些关键岗位,如项目管理岗位,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基于项目成果、团队协作等指标的晋升衡量体系,导致晋升人员可能缺乏项目统筹、执行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岗位效能。

(三)培训与发展机会不均等

在国有企业的发展版图中,员工职业发展通道里培训与发展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已成为显著短板。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员工所享有的学习资源差异明显。例如,在某大型国有机械制造企业,其核心部门及关键岗位的员工经常能优先获得各类培训资源,如定期的国外先进技术培训、与高校合作的专项进修项目等。这些培训使他们的专业技能得到提升,职业发展视野不断扩展,在企业中更具竞争力,获得晋升机会也更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勤保障等辅助部门,员工日常培训多为基础业务知识的简单重复,形式局限于内部讲座,内容陈旧,很少有外出进修、接触行业先进理念的机会。长此以往,他们的知识体系老化,职业技能停滞不前,难以适应企业多元化发展需求,晋升之路愈发艰难。

(四)员工职业发展规划意识淡薄

在国有企业中,员工职业发展规划意识淡薄的问题较为常见。许多员工缺乏对自身职业发展的长远思考,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完成手头工作。例如某国有钢铁企业,许多员工进入企业后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缺乏对自身职业发展的清晰思考、主动规划。大部分基层员工不清楚所在岗位的晋升路径、所需技能,也未设定阶段性的职业目标。一些技术工人虽掌握熟练的操作技巧,但没有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向管理岗位发展的规划。甚至部分高学历人才也只是被动等待企业安排工作,未主动探索如何将自身优势与企业需求相结合,拓展职业发展方向。这种淡薄的职业发展规划意识,使得员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错失晋升机会。

四、新时期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的对策

(一)设计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

在新时期,国有企业若想实现员工的职业成长与企业的协同发展,设计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传统单一的行政管理晋升路径犹如一道狭窄的独木桥,限制了员工的发展空间。国有企业可以大胆革新,着力构建包括技术、技能、营销、专业管理等多序列并行的职业发展体系。首先,针对技术人员设立从初级技术员、中级工程师到高级技术专家的技术晋升通道,依据员工在技术研发、工艺改进等方面的成果、能力进行职级评定,让技术人才专注于技术创新而不必挤入行政管理队伍。其次,为技能工人设立初级工、中级工、高级技师等技能等级晋升路径,结合技能竞赛、岗位实操表现等进行考核晋升,进一步激发一线工人提升操作技能的积极性。再次,市场营销人员可根据销售业绩、市场开拓成果等建立独立的晋升体系,从销售代表逐步晋升为区域销售经理、市场总监等职务。最后,在专业管理领域,除保留传统的行政职务晋升渠道外,新增诸如项目管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等多条专业管理通道。因此,员工只要在特定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凭借知识与经验的丰厚积累就能赢得晋升机遇。例如,财务人员可从最初的会计员逐步成长为财务分析师,乃至独当一面的财务经理。

(二)优化晋升标准与评价体系

职业发展通道建设与人才晋升、人才评价紧密相关,国有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员工的业绩、能力、品德等多方面要素,确定员工在职业发展通道中的位置,着力优化晋升标准与评价体系,以此激发员工积极性,推动企业稳健发展。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构建综合全面的评价指标,摒弃单一的资历、业绩主导模式。以某国有科技企业为例,在晋升技术岗位员工时,除考量其项目成果、技术专利等业绩指标,还纳入团队协作能力、创新思维、新技术趋势的学习及应用能力等维度。依据360度评价法收集上级、同级、下级的反馈,确保评价客观公正。对于管理岗位晋升,不仅关注领导能力、业务绩效,还将员工培养成果、跨部门沟通协调成效等列为关键指标,设立管理能力测评题库,定期对晋升候选人进行评估,检验其战略规划、决策制定等能力。其次,建立动态的晋升标准调整机制,依据企业战略目标、市场环境变化及时更新。如企业开拓新业务领域,针对新领域所需人才制定特殊晋升标准。最后,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员工职业发展档案,量化分析员工成长轨迹、能力提升数据,为晋升决策提供精准支持,使晋升标准、评价体系更科学、客观、灵活。让真正有能力、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员工获得晋升机会,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竞争氛围,促进人才梯队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培训与职业发展支持

国有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时期肩负重任,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培训与职业发展支持,以此为员工的茁壮成长、企业的持续发展筑牢根基。这需要从多个关键要点精准发力:第一,企业构建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针对新入职员工,开展入职培训,涵盖企业文化、规章制度、基础业务知识等内容,帮助其快速融入企业环境。如某国有建筑企业为新员工安排为期一周的入职集训,使其熟悉建筑行业规范、企业项目流程。对于在职员工,根据岗位需求、个人发展规划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如技术人员可参加新技术应用、设备操作升级培训课程;管理人员参与领导力提升、战略管理等培训项目,邀请业内专家授课,提升其综合素养。第二,设立职业发展导师制度,为员工匹配经验丰富的导师,提供一对一指导。以一家国有能源企业为例,导师根据徒弟的职业目标制定个性化发展计划,与徒弟定期交流,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为徒弟精准指引晋升方向,让其在成长之路上笃定前行。

(四)培育员工职业发展规划意识

培育员工职业发展规划意识是优化新时期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的重要方法之一。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展开:首先,企业可定期组织职业发展规划培训讲座,邀请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师前来授课,系统讲解职业规划的方法、步骤、重要性。例如,某国有制造企业开展此类讲座,让员工了解到如何评估自身兴趣、能力、价值观,进而确定职业方向。在培训中引入实际案例分析,展示不同岗位员工依据合理规划实现职业晋升的成功案例,激发员工主动规划的热情。其次,搭建企业内部的职业发展咨询团队,为员工配备随时待命的职业智囊团。这支团队由深谙人力资源管理精髓的专家、各部门身经百战的资深骨干强强联合组成,能够为员工提供一对一、精准入微的职业规划咨询服务。员工可以随时就职业困惑、岗位选择、技能提升方向等问题寻求专业建议。再次,企业可将职业发展规划纳入新员工入职教育体系,从源头抓起,让新员工入职就树立职业规划的理念。最后,企业还应充分利用内部宣传平台分享员工丰富多彩的职业发展故事、宝贵经验,在企业内部营造出浓厚的职业规划氛围,促使员工自觉关注自身职业发展,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紧密结合,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与忠诚度。

五、结语

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的建设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工程,关乎企业的长远发展与员工的切身利益。依靠对理论基础的深入理解、对新时期要求的准确把握、对现存问题的深刻剖析以及对相应对策的有效实施,国有企业能够逐步构建起科学合理、多元灵活的员工职业发展通道体系。这将有力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力和潜能,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与能力水平,进而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实现企业与员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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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雨霏(1986—),女,汉族,河北省廊坊市人,硕士研究生,中级统计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禹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中级统计师 吴雨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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