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标准体系和基础制度。我国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各自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但“绿色金融不够普惠，普惠金融不够绿色”问题凸显。标准缺失是制约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本文创新性设计了“三步法”认定标准，并从多个维度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提供方法和路径。
一是从政策导向层面看，推动二者融合发展的政策要求日益明确。2023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发挥普惠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作用”，明确“在普惠金融重点领域服务中融入绿色低碳发展目标”。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也提出“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加大对中小企业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资助力度”，为金融机构加快探索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提供了政策指引。
二是从银行经营层面看，推动二者融合发展的市场环境已经形成。现阶段，围绕大企业、大项目开展的绿色金融业务竞争日益激烈，息差持续走低，量价平衡和规模增长压力不断增大，银行业亟待开拓新市场。与此同时，银行业在维持普惠金融业务合理增速的同时，也要防范气候风险、生物多样性风险等新型风险演化为信用风险。探索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既可实现客户的双向引流和风险信息的交叉预警，又能在同等资本消耗的条件下，创造多项社会价值，为金融机构高质量履行社会责任构建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三是从金融创新层面看，推动二者融合发展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在工作目标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均契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我国新发展理念，对环境和社会的正外部性影响凸显，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在作用效果上具有周期协同性。绿色金融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发展机遇的“代际”公平。普惠金融关注金融的可得性与覆盖面，强调发展机遇的“代内”公平。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一是缺少监管层面的认定标准。普惠主体的融资需求多以流动资金贷款为主，用途不固定且难以核验，造成绿色普惠金融业务的认定存在困难。同时，绿色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以农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为主，其生产经营数据缺失较大、统计不规范也增加了绿色普惠金融相关统计的难度。
二是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尽管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的重要性，部分政策文件已经有所提及，但目前仍缺少有针对性的考核激励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业务协同向纵深发展的步伐。
三是数据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普惠主体量大、面广，但单笔业务规模小、利润低，必须利用数字化手段摊薄成本。目前小微企业信用、碳排放等数据大量缺失，各领域、各部门数据缺乏有效的衔接和共享机制，导致金融系统取数、用数存在较大困难，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融合的实践探索只能择优、零星展开。
四是产品适配性有待提升。绿色普惠金融产品应至少满足三个条件：其一，申请简单，不会造成过重的资料填报负担；其二，增信便利，以解决有效抵押物不足、信用额度低的问题；其三，用信灵活，能够有效匹配广大普惠主体的经营模式和经营周期。目前市场上的绿色普惠金融产品往往是对绿色金融产品的简单复制，缺少针对普惠对象融资需求、结合地域特色以及借助科技手段开展的产品和服务创新。
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并非简单地取交集，而是需要包括认定标准、支持政策、专属产品、适用场景等一整套体系的支撑。其中，制定认定标准是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本文遵循金融创新的基本范式，基于对现有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梳理，提出构建二者融合标准的三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三步法”认定标准和“五选一”认定方法。
构建一套流程合规、商业可行的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标准要把握三大原则。一是合规原则。既要符合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对绿色贷款、普惠贷款的监管与统计要求，也要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中明确的产业方向。二是效率原则。要适应普惠主体融资特点以及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和营销范式，做到简便、易行、可推广。在不额外增加普惠主体和商业银行负担的前提下，提高融资业务认定的准确性与时效性。三是整合原则。应当与商业银行目前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业务流程以及风控策略有效整合，充分利用现有支持资源，快速形成服务能力。
遵循上述原则并参考相关产业和金融领域特点，本文按照“先普惠再绿色、先主体再行为，主体认定提高效率、行为认定保证合规”的思路，设计了“三步法”认定标准，即融资主体普惠属性认定、融资主体绿色属性认定和融资用途绿色属性认定（见图1）。
其中，第一步（融资主体普惠属性认定）和第三步（融资用途绿色属性认定）基本沿用现行标准。第二步（融资主体绿色属性认定）目前无标准可遵循，本文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构建了“五选一”认定方法。一是权威认定法，即被有关政府部门评定为绿色企业（项目）的可直接认定为绿色融资主体。二是第三方认定法，即被符合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认定为绿色企业（项目）的可直接认定为绿色融资主体。三是“绿色收入”占比法，即“绿色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超90%的可直接认定为绿色融资主体。四是减排成效法，即同时实现多种减排成效的可考虑认定为绿色融资主体。五是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价法，即建议条件成熟的地市或金融机构探索利用ESG评价结果对融资主体进行绿色认定。
在政策支持层面，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建立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的制度体系。例如，邮储银行先后印发小微企业与“三农”条线绿色金融服务工作方案，从绩效考核、信贷规模、经济资本计量、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审查审批等方面鼓励研发和推广绿色普惠金融产品。江苏银行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动绿色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通知》，聚焦标准化农田改造和汽车、消费电子等产业的小微企业绿色减碳场景，综合运用该行和江苏省市两级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奖补政策，形成绿色普惠金融系列政策体系，建立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在客群识别层面，运用大数据、图像识别等技术，自动识别目标客群并实现增信。例如，人民银行台州市分行牵头研发的“微绿达”平台能够利用文字识别技术自动抓取调查报告中的关键词，并根据构建的映射关系自动关联产业指导目录的细分行业，实现对小微企业绿色贷款的智能认定。
在产品创新层面，围绕绿色、普惠客群的融资特点，开发标准化产品，在相似产业客群中推广复用。例如，农业银行聚焦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和村容村貌整体提升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将经营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打包，创新推出“乡村人居环境贷”；湖州银行基于村集体信用，开发整村“光伏贷”产品，以村经济合作社为借款主体，授信额度可达光伏项目总价款的90%，期限为10年。
在风险防控层面，通过内嵌ESG评价系统，提升普惠贷款准入和预警环节的风控水平。例如，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开发绿色金融大数据应用平台，将绿色贷款判定、ESG评价、碳账户管理、绿色客户管理、碳地图等功能集于一体，可根据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强度等指标为小微企业客户赋予“深绿、中绿、浅绿、黄、红”五级标签，并匹配相应的金融产品和优惠政策；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巴银行利用第三方平台的ESG评价结果，全面掌握核心企业上游供应商的ESG表现，实时调整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的风控策略。
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充分融合有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将为我国实体经济注入更可持续的发展动能。监管机构与商业银行应当各司其职，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
一是制定标准体系。以绿色金融标准为基础，研究符合小微企业、农户等普惠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特征的认定方式，并建立绿色小微主体的快速认定机制，实现批量、快速推广。同时，探索主体及项目活动双维度的统计方式，可在试点过程中先比较统计结果的优劣和异同，再逐步统一统计口径。
二是推动试点先行。在区域维度上，鼓励在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等区域优先开展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试点。在机构维度上，选择一批国有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保险机构等作为试点机构，推动确定特色化的试点任务与目标，探索和拓展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的服务方式、应用场景。
三是完善激励机制。促进现有货币政策工具的双向倾斜。一方面，考虑将碳减排支持工具等支持绿色发展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度向普惠主体倾斜；另一方面，将支农支小再贷款等优先分配给有关普惠主体的绿色低碳活动。同时，在普惠金融评价体系中，将对绿色普惠主体的支持作为额外的评估要素，给予表现突出的金融机构适度奖补。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通过制定专项行动方案等方式，明确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目标，鼓励分支机构摸排、识别辖内绿色普惠金融需求，主动匹配信贷资金，并从风险系数、经济资本占用、工资费用奖补等方面配套支持政策。
二是推动产品创新。针对普惠客群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发展绿色供应链金融、环境权益融资，围绕绿色园区和农业农村等领域普惠客群的典型生产场景开发绿色信贷产品，从准入门槛、抵（质）押率、期限、利率、续贷条件等方面优化产品与服务。
三是强化数字赋能。积极对接国家和地方各级数据平台，提升信息完整度与颗粒度，夯实绿色普惠客群画像的底层数据基础。探索利用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核算普惠客群运营和生产过程中的碳绩效水平，建立自动化评价体系。利用语义识别、机器学习等技术建立绿色普惠贷款的智能识别系统，实现智能授信、自动贴标、一键统计、智能推客等功能。
四是完善风险评价。提升面向普惠客群的数据收集和模型建设能力，构建ESG评价体系。依托ESG评价结果，完善对普惠客群生产经营风险、气候风险、“洗绿”风险的管理，有效防范普惠领域的ESG风险向信用风险演变。
一、金融强国：内涵与特征
（一）金融强国的内涵
金融强国是基于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以健全的法治、严格的契约精神以及高度自由的市场制度为软实力的现代文明国家制度和体系。金融强国必然是经济强国、贸易强国、科技强国，但反之不然。
金融强国有两个最重要标志：一是国际化的本币；二是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从历史角度来看，无论是过去的英国还是今天的美国，其金融强国的地位都带有金融霸权的特征。中国要建设的金融强国不是为了谋求金融霸权，它谋求的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为中国乃至全球投资者提供优质的金融资产和交易平台，切实改善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
（二）金融强国的特征
1、文化与制度根基：自由的市场、完善的法治与严格的契约精神
市场化和法治对创新的包容，使得金融能够高质量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无论是来自居民部门的需求，还是来自投资者、企业家们的需求，他们的金融需求日渐多样。这种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必须通过金融创新来满足，而金融创新的平台是市场化机制。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是推动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最重要的机制，只有市场化的金融创新才可以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金融创新往往需要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如新型金融工具和交易方式的发展。英美法系的灵活性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支持，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合法性和正当性。英美合同法的核心理念是契约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是否缔约、与谁缔约、以及决定契约的内容。这种自由不仅促进了经济效率，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经济基础：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
从历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产业革命的发生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支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紧密结合，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也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经之路。
3、核心元素：强大的本国货币与繁荣开放的金融市场
金融强国除必须具备一定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外，还要有强大的本国货币和繁荣开放的金融市场，并以此促进本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这也是英国和美国真正实现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
第一，金融强国的货币一定有着强大的国际地位。英美都是通过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开放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等方式，确保本币的国际主导地位。
第二，金融强国一定有着繁荣开放的金融市场和强大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英美都通过具有开放性、透明性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吸引全球投资者，确立并巩固其金融强国的地位。
二、迈向金融强国：中国艰难而必然的选择
（一）建设金融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1、内在要求：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中国建设金融强国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相关。中国建设金融强国需要经济保持增长活力，加快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从追赶式创新逐步迈向原始创新、颠覆式创新。同时，要健全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框架，加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企业活力、促进财富积累，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
中国一直格外重视科技的作用，相关投入和产出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研发支出的规模及其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2、外部需要：推动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与调整
如今，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和国际金融组织的投票权分布，已经不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元主导的储备货币体系存在单一化风险，导致美国的金融危机、财政赤字恶化、通货膨胀等问题会向全球产生严重的溢出效应和负面冲击。同时，经济全球化退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区冲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国际贸易体系出现碎片化倾向。在诸多因素推动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加速多元化进程。这一进程不是为了彻底推翻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而是让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话语权和选择权。
因此，中国建设金融强国，要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转型，健全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框架，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中国要通过参与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积极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努力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金融市场。
（二）建设金融强国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1、现实问题：中国金融业大而不强
中国金融业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发展相对不足、金融机构能力相对不强、金融市场国际影响力不够等（何青和胡通，2024）。
中国建设金融强国，需要走市场与银行“双峰”主导型金融体系下的新模式，既要发挥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又要借助以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银行来保持工业的持续繁荣（吴晓求等，2022）。因此，中国要充分了解金融深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作用，认识到中国金融业大而不强的发展现状，找到提升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2、制约因素：要素流动、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
中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需要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与优化，消除制约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的不利影响，通过提高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制度保障。
3、国际环境：全球分工体系和经贸规则的演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分工体系和经贸规则也随之演变，将直接影响中国企业的产业布局和投资活动。中国金融业必须及时适应这样的变化，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调整，以实体经济的繁荣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三、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中国之路
（一）双支柱架构：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市场开放
全球性大国的金融是高度开放的。中国要实现金融强国这一目标，不仅意味着人民币必须是可自由交易的货币，还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既是中国投资者的市场，也是全球投资者的市场。为此，中国需要把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作为金融强国建设的双支柱，努力打造人民币计价资产交易中心和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持续推进新的全球金融中心建设。
1、稳慎推进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
稳步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自由化的改革重点。人民币自由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主要是指人民币与外汇的自由兑换，可分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从国际实践看，资本项目可兑换难以做到完全的自由兑换，特别是在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况下，各国可采取临时性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但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要取得更大发展，必须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范围和程度。同时，要与国际收支平衡管理及宏观审慎调控相配合，推动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子项目的同时开放，避免资金的大规模单向流动，保证资金跨境流动风险的基本可控。
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做好基础性制度安排，优化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机制，完善人民币清算行布局，利用好货币互换机制，促进人民币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良性循环。
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机遇。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改革，稳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加强与中国经贸关系紧密经济体的货币锚效应，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选择。中国还要积极提升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推动全球金融安全网构建和国际金融规则优化，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2、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中国资本市场以打造人民币计价资产交易中心和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为目标，努力建设具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相关制度和跨境投资管理，是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提升开放程度，中国资本市场要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鼓励境外投资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放宽境外投资者准入条件、投资额度、投资范围等方面限制。
打造人民币计价资产交易中心和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是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方向。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资产定价，发挥全球财富管理功能。通过改革交易制度、发展衍生品市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资产种类，打造阵容齐全的人民币资产，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接受度，扩展人民币资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
（二）科技创新与金融功能多元化
1、助力科技创新：丰富金融业态与优化市场机制
随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多个市场和板块为创业投资的退出提供更多选择，既促进了一级市场的投资活动，又为二级市场提供了优质的标的公司，从而形成“投资-退出-投资”的良性循环。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发行制度已经逐步市场化，但仍需要从单一的IPO上市制度向直接上市等多样化上市制度转变，满足不同企业的股权融资和交易需求。优化上市和转板制度，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内部的合作衔接，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板块间的合作衔接。打破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同市场和板块之间的独立性，允许上市公司在不同交易所市场的转移，实现不同层次板块之间的“升”和“降”，加强不同市场之间的竞争，更好地促进资本要素流动、推动科技创新、减轻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2、金融功能多元化：平衡投融资功能
资本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科技创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资本市场过去以融资为主，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未充分发挥财富管理功能的潜力，一段时期内会对投资者信心有一定影响。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不仅对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还对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作用。
（三）法律制度与监管体系完善
1、法律制度完善与治理能力提升
推进金融业的法治化，是深化金融改革、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金融业活力来自于市场，市场稳定运行依赖于秩序，市场秩序则离不开法治。法治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市场公平、有序、有效地运行，并以此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必须筑牢法律制度基础，打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为建设金融强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治理体系。
强化法治思维、遵循金融市场规律，是提升金融法治能力的必要条件。金融工作实践过程中，既要以法治思维为基础，运用法治方式认识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深化法治认识、提高法治素养、树立法治意识、守护法治底线，也要遵循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和特征，处理好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金融创新与监管改革的两组关系。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严格遵纪守法，自觉依法行政、依法经营。
2、建设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合理有效管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也是金融监管的直接目的。一国金融监管架构和监管重点虽然与该国文化、传统、法律有密切关系，但更与其金融模式和金融结构有着直接的关联（吴晓求，2017）。虽然中国金融体系仍以银行体系为主导，但资本市场在直接融资需求的推动下快速发展，由此推动银行和市场双峰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的形成。
具体而言，中国建设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等基本原则，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营造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的法治环境，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还要稳信心、稳预期，不断提升政策透明度和预期管理能力，打造专业化的监管队伍，加快金融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形成精准、快速、坚决的响应与决策机制。同时，从传统的事前、事中监管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监管重心后移，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稽查能力和惩处力度，减少事前蔷监管可能造成的效率损失和过高成本。
（四）中央银行功能再造
1、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
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包括透明的货币政策目标、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和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币值稳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也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坚持币值稳定为最终目标，就是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总体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为经济发展营造适宜且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为此，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促进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结合，加强与财政、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加关注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实现多重目标的均衡发展。
优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和调控。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均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而中国则初步形成了数量与价格调控并行的货币政策体系。未来，人民银行要以市场化方式对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活动进行调控，更加优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逐步转向价格型调控为主。
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重要结合点，其发行的规模和期限品种既要满足当年的财政需要，还要考虑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为了更加专注于货币政策目标和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要落实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透明度，健全可置信、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沟通和引导机制。
2、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第一，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兼顾金融市场稳定，特别是资本市场的稳定。金融稳定的监管目标要从以金融机构为主的单一目标，逐步转向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并重的双重目标，特别是资本市场的稳定。
第二，稳步推进金融稳定立法工作，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管理框架。健全金融稳定法律保障体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快金融稳定法的出台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保证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
第三，加强金融政策统筹协调，强化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和处置机制。建立金融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持续加强金融政策出台前的协调沟通。优化中央和地方协调机制，建立高风险地方金融机构通报制度，加强金融风险研判和沟通，及时向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进行风险提示。完善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机制，加强金融风险源头管控。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金融风险，对重大金融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形成行之有效的风险处置机制。
第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管理，密切跟踪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创新风险。明确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范围和总体安排，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准入制度，强化金融基础设施运营和风险管理要求，规定金融基础设施相关主体法律责任。
3、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既要坚持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又要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来提升运行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这不仅要求完善现代支付体系、清算结算体系、全社会征信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推进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还要满足经济转型、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需要。同时，要打通信息孤岛，积极推进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有效保护数据安全，避免大型互联网企业利用平台优势在金融业务上无序扩张和形成垄断。
加快完善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强化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机制。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的基本原则，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与部门协调，完善人民币使用的网络基础设施，创造更加有利于人民币使用的政策制度和市场环境。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监管，推进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完善服务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业务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加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简称“CIPS系统”）的开发与建设，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资金支付清算服务，为全球人民币跨境使用和“走出去”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总而言之，金融强国是一个艰难而宏伟的目标。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可能比建设经济强国、贸易强国、军事强国等要难得多，因为金融强国除了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蓬勃的科技创新能力，还必须有完善的法治和强大的国家软实力作为支撑。我们要相信，只要中国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就一定能够实现金融强国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国家一级教授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何青；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方明浩；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高级研究员、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郭彪
在传统的认知中，普惠金融常被视为“草根金融”，与资本市场宛如两个平行世界。随着《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关于资本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的相继出台，这一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从学术研究视角观察，资本市场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前景值得期待。
作为长期关注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坚定认为，构建真正全面的普惠金融生态系统必须将资本市场纳入其中。将普惠群体与资本市场有效连接的核心挑战在于：普惠群体普遍存在的弱质特征与资本市场严格的投融资标准存在显著不匹配。笔者聚焦资本市场赋能普惠金融的关键挑战与发力点，旨在探索资本市场支持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资本市场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难点
广大的普惠群体在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等方面的欠缺可能会影响其直接参与资本市场活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3435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3%。其中，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及其占比更低。居民财富管理意识不强、投资理财渠道不畅、资产配置结构不合理等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根据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总体得分为66.81分（满分100分），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居民。数据表明，普惠金融目标群体的金融素养提升仍有较大空间。
普惠人群更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财富积累，但相应能力的欠缺很容易使其对资本市场的产品望而却步。专业的理财服务可以实现资产保值、缩小财富差距。然而，传统理财市场往往更多面向高净值客户，普惠群体一方面因资金量小、金融知识匮乏被边缘化，需要金融机构积极进行产品创新，通过提供低门槛、高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帮助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主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根据CAFI近年来对不同群体的金融健康状况研究，普惠人群还需要继续加强投资教育，以此提升其金融素养，使其成为合格的投资者。CAFI与蚂蚁集团研究院合作的《逆风破浪——中国消费者金融健康报告2024》通过对20424份有效问卷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财富管理行为与更好的金融健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的融资门槛限制了其获得直接融资的渠道与规模。目前，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仅为5%左右，间接融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市场的融资门槛高，中小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获取资金的难度大。中小企业在公开市场上的融资效率也有待提升。以新三板市场、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等为代表的场外交易市场是当前中小企业在公开市场融资的主要渠道，然而，这些市场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例如，北交所差异化程度不高、流动性不足，新三板融资渠道狭窄、市场机制不健全等。
CAFI与微众银行合作的《稳链强韧——小微企业金融健康洞察2024》分析表明，从融资渠道上看，八成左右的小微企业首先会选择向银行申请贷款。现有股东提供资金、民间借贷、企业主个人拆借也是比较常用的借贷渠道。只有11%的小微企业选择通过引入新股东/股权投资者的方式来直接融资，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引入新股东/股权投资者的比例最高，达到19.51%，其次是农林牧渔业（17.54%）。另外，相较于其他生命周期阶段，初创期的小微企业虽然从银行申请贷款的比例较低，但通过现有股东投资、引入新股东投资渠道融资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可见，处于不同行业、不同生命周期的小微企业融资结构不同，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有助于满足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
资本市场在创新普惠产品或机制、引导中长期资本支持普惠群体的过程中，需兼顾社会效益与投资回报，产品收益偏低、流动性不足等难题有待破解。
普惠金融所服务的目标群体——无论是中小微企业还是支持的重点行业，大多都关系着乡村全面振兴等重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此进程中，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至关重要。资本市场参与机构要实现更好地服务普惠人群的目标，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应对挑战，加大创新金融工具的力度。
以公募基金为例，相关产品在瞄准“普惠群体”进行产品开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金融产品在票面收益率上相较于其他金融产品不具备显著优势。以绿色普惠债券主题基金为例，其债券标的票面利率本就低于普通债券，随着市场利率持续下行，这类基金的投资收益进一步被压缩。与此同时，公募基金产品的管理费和托管费相对刚性，这使得投资者和管理方面临盈利空间被挤压的挑战。另一方面，部分领域的市场需求尚未被充分挖掘，市场容量相对有限、流动性不足，进一步制约了相关主题公募基金产品的推广。
资本市场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发力点
针对上述资本市场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构建解决方案。以下四个发力点构成了一个从金融服务供给到普惠主体需求的完整链条。
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
一方面，推动完善中小企业IPO（首次公开募股）上市融资机制。深化新三板、北交所普惠金融试点，通过持续优化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及配套转板机制等方式，加大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在公开市场上融资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探索创新直接融资模式，重视私募股权融资的作用。完善中小企业私募股权融资的制度建设，拓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探索私募股权与公开市场联动机制等。
借助各类金融机构间接触达普惠主体
部分融资能力较弱的普惠主体无法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只能通过金融机构获取间接融资支持。这类间接融资工具主要包括两类：专项金融债（如“三农”专项金融债、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和资产证券化（ABS）产品（如个人消费贷款ABS、微小企业贷款ABS等）。这些工具构成了连接资本市场与基层普惠对象的重要桥梁。例如，金融机构购买“三农”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或投资相关债券型基金，有助于拓宽普惠金融资金来源渠道，提升普惠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又如，通过投资微小企业贷款ABS，将存量小微企业贷款打包转让至资本市场，实现资产“出表”，有助于释放普惠信贷的投放空间，提升普惠金融资产的盘活效率。在推进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重新认识普惠金融，突破将其等同于“普惠信贷”的狭义理解。普惠金融不仅涵盖面向普惠群体的直接信贷支持，也包括金融机构对普惠领域相关资产的投资行为。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引导层面，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普惠领域投资，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的多元化供给体系。
社会责任投资支持重点领域发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
在乡村振兴方面，社会责任投资有助于减缓商业机构的逐利性与乡村产业的弱质性之间的张力，能够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重点领域发展来看，乡村振兴债等创新金融产品有助于加大农村资金投入，有效补充“三农”领域的资金缺口，并对防范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缓解涉农产业融资困难作出重要贡献。
在民生领域，社会责任投资也能给予较大支持。比如，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实现了保租房项目“投—融—建—管—退”的闭环，为投资者提供了退出路径。在二级市场上，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为公众投资者提供了风险相对较低、现金流相对稳定的投资选择。在整体收益率下行、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公募REITs产品作为高股息资产对投资者具有一定吸引力。同时，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通过盘活存量资金，可撬动社会资本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以低于市场价的稳定租金帮助降低新市民、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成本，进一步改善民生。
另外，社会责任投资可以推动上市公司提升其可持续发展绩效。2024年，三大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鼓励上市公司践行可持续理念，重视有利于员工、消费者、社区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惠及更广泛的普惠群体。较多研究表明，投资者主动选择可持续发展绩效更好的上市公司，可以引导更多上市公司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一方面能为上市公司带来积极的声誉效果，向资本市场传递利好消息；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高，能够进一步缓解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财富管理提升普惠群体财产性收入
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市场投资，但目前我国家庭最主要的资产类型依然是住房资产，金融资产等风险资产占比较小。不同资产配置结构下所产生的财富效应会进一步影响居民家庭的消费和借贷。合理的金融资产配置有利于提高居民家庭财富水平、拓宽家庭财产性收入渠道和推动家庭消费转型升级。但是，居民家庭在进行资产配置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由于金融素养水平不高，对适配自身风险偏好的可投产品了解不够，长期财务管理规划能力不足，难以作出最优的投资决策，且投资行为容易非理性。在面对庞大、复杂、专业的大资管市场时，很多普通居民家庭“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金融服务供应商应主动作为，深入了解居民家庭的投资需求，完善投资顾问业务，帮助普通投资者规范投资行为，提高金融资产配置的适配性，同时丰富具有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谱系，满足普惠群体多元化的投资需求。
资本市场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代表了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方向。通过梳理资本市场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难点与发力点，我们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多方协同、系统推进。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降低普惠主体的参与门槛；另一方面，要创新金融工具和服务模式，弥合资本市场与普惠对象间的结构性“鸿沟”。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 贝多广
自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2015年成立以来，我国绿色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升金融治理能力的支柱。绿色金融的高速发展进程牢牢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其发展内核不仅在于解决了应对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等挑战所需要的资金来源，更在于探索了一条超越西方传统金融发展模式的新路径。
区别于西方金融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逻辑，我国绿色金融强调金融的政治属性和公共属性，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协同发展。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的政策和市场影响力。
绿色金融在我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我国绿色金融的十年发展历程，是一部从概念提出到体系建设、从鲜为人知到社会流行、从局部探索到全国推广、从国内实践到国际合作的成长史。这一过程既见证了我国金融业在应对环境和气候挑战方面的积极变革，也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起步探索阶段：绿色金融理念诞生与政策破冰（2016年以前）
2014年11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下，绿色金融研究工作小组成立，标志着绿色金融正式进入国家金融体系的政策视野。2015年4月23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2015年9月，“绿色金融”首次被纳入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绿色金融开始奠定政策框架，为未来市场机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同样在2014年11月，国内首家生态金融智库——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成立，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运营。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在过去十年来在绿色金融政策研究、国际合作、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生态金融理论发展，助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为我国及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库支持。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首个绿色金融硕士班课程。2016年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一年，“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目标。
体系建设阶段：政策深化与市场机制逐步完善（2017～2020年）
经过了第一阶段的政策框架、理论构建和社会传播，自2017年起，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进入更为系统化的阶段，业态不断丰富、机制不断成熟。绿色金融市场工具从无到有、稳步扩容，绿色贷款余额在2019年突破10万亿元，2017～2020年年均增长1.17万亿元；2017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到2486亿元，居全球第二位，2017～2020年年均增长约600亿元；自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发展绿色保险后，2018～2020年用于绿色投资的保险资金余额从3954亿元增加至5615亿元；2020年，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正式启动运营。
2018年3月，“生态文明”正式写入宪法，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绿色金融体制建设进入新高度。2017年6月，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的8个城市（新区）设立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地方绿色金融的发展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9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实现扩容，甘肃省兰州新区等被纳入第二批试点，为接下来绿色金融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案例。
高速增长阶段：绿色金融市场的爆发式增长（2021年至今）
2020年9月22日，我国正式提出力争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绿色金融成为实现能源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2021年，在联合国的呼吁下，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当年全球超过140个国家或地区制定或承诺了到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减排目标，全球可持续方面的融资活动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
绿色金融的政策支持在这一阶段更加明确和精准。2021年10月，《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发布，提出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包括绿色金融在内的金融“五篇大文章”。
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各类绿色金融工具的市场需求激增，推动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产品进入爆发式增长的新阶段。2024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是2020年（11.95万亿元）的3倍以上，占全行业贷款余额的比例超过12%；2024年国内绿色债券市场稳步发展，发行绿色债券共计477只、规模达6814.32亿元，是2020年（2895亿元）的2.35倍，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领先地位；截至2025年5月23日，国内市场存续的ESG公募基金总数达669只（合并计算），总规模达8242.32亿元；碳市场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在碳金融领域迈出了重要步伐，截至2024年底，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6.3亿吨，累计成交额430.33亿元；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绿色金融的重要理念与国际合作实践也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入，开辟了对外绿色投融资的新航道。
绿色金融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绿色金融的十年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局部试点到体系化发展的跨越，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升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柱。它重塑了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使金融体系从单纯追求利润向兼顾环境效益、社会责任和长期可持续性转变，为全球可持续金融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推动我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迈向高质量、绿色化新阶段。
绿色金融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之金融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绿色金融则是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内是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对外也回应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紧迫需求。绿色金融十年来的制度化建设、市场机制创新、政策引导和国际合作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国金融业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两山”理念不断深化并发展成为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并于2017年10月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绿色金融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生态环保产业，推动绿色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完善。无论是在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乡村全面振兴的绿色产业培育方面，绿色金融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绿色金融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鲜明体现，充分展现了金融为民、金融惠民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领域倾斜，使金融体系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绿色金融的起步探索和市场建设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方向符合国家战略。我国逐步构建了一整套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为环境友好型经济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强化了绿色金融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政策举措表明，绿色金融是党领导金融工作、引导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和生态建设的重要工具。
绿色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生动实践。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绿色转型。通过绿色金融，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能够为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制造等领域提供融资支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低碳产业，推动产业升级。绿色金融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也为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绿色金融也在乡村全面振兴、绿色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结合，让更多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和个人获得绿色信贷支持，实现共同富裕。
绿色金融成为连通中国与西方、中国与世界金融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桥梁
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转型，绿色金融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成为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绿色金融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延续的有效途径。绿色金融推动了绿色发展与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促进了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的集中。
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优化金融市场结构，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在金融强国的建设过程中，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创新性是核心要求。绿色金融通过推动绿色项目融资、绿色基金投资等形式，促进了资金的高效配置，优化了资源的使用效率，提升了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既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也为金融市场的持续创新提供了动力，为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支撑。在全球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绿色金融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通过“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全球绿色债券市场合作、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金融体系建设，不断推动国际金融规则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国际突出贡献
我国绿色金融的高速发展，积极推动了全球可持续金融体系的变革，显著提升了国际影响力。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创新和国际合作，成功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我国积极参与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推动绿色金融国际标准制定，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等合作机制，带动新兴市场国家共同迈向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稳定的金融支持。
绿色金融为提升我国气候治理话语权提供了重要途径
绿色金融使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掌握了更大主动权。全球碳中和进程加快，绿色金融已成为各国推动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国通过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为全球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特别是在G20、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多边平台上，积极推动绿色金融议程设立和规则制定，提升了国际话语权。2016年11月，我国主办G20峰会，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G20议程，推动发布《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使绿色金融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议题。
更为关键的是，绿色金融增强了我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制度影响力。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正在经历向可持续金融模式的深刻转型，绿色金融标准、ESG（环境、社会与治理）投资、碳市场规则等成为金融话语权争夺的关键领域。我国通过推动绿色金融标准建设，逐步提升了在国际金融标准设定中的地位，在推动全球绿色投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进一步巩固了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绿色金融是推动中外金融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关键领域
开展绿色金融合作以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使得绿色金融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长效沟通机制。2024年11月14日，国际可持续金融合作平台（IPSF）发布2024版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是中国深度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重要进展。
在全球变局中，气候治理体系下的国际关系正在重塑，能源清洁化浪潮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种种因素为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世界经济进入新增长阶段，本质要求是探索可持续、资源节约、可循环、自然环境友好、生态兼容的综合发展模式，这些均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中国引领世界绿色经济重塑的核心优势。在共同应对气候环境问题的国际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绿色金融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互利共赢的联系渠道。
绿色金融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贡献了金融力量
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气候资金提供者。2013～2022年，我国通过双边公共资金、多边公共资金、出口信贷、私人资金等主要渠道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总额已近450亿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同期提供的气候资金总量的6.1%
在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下，“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等机制用实际成效对外展现了如何通过绿色金融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路。建立生态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根据，也是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只有把握好生态文明理念的重大战略价值，通过推进生态共同体的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中国生态经济发展经验并贡献中国力量，才能为我国未来的大国绿色崛起指明前景方向。
“双碳”目标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也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庄严承诺，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双碳”目标的要求下，绿色金融成为引领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力量，既是我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也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绿色金融使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式发展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打造低碳制造、绿色消费、零碳负碳等新型经济增长点，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使我国在全球绿色经济浪潮中掌握主动权。无论是在政策引导、市场扩容、技术创新还是国际合作等方面，绿色金融都为我国经济新增量赋予了新动力。生态兴则文明兴，通过不断深化绿色金融的体制与市场改革，我国将在“双碳”目标的推进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王文
| 产业追踪 摘要：论文探讨了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协同创新的伙伴共生机制和价值共创机制。通过分析原材料、零部件和整车在研发、制造和服务中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案例，总结出提升关键材料性能、绿色制造核心部件、构建开放式创新平台和打造智能化服务系统等绿色协同创新的路径；提出了鼓励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数字化赋能资源循环利用，强化储能功能，融入新型电力系统等促进绿色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绿色创新 1 引言 在低碳发展的潮流下，使用过程中零碳排放的电动汽车已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领域，其在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迅速提高。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通过协同创新，使整个链条呈现低碳发展的趋势。这种创新模式不仅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还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 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Chain Supply Chain，以下简称EVIC）涵盖了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应用服务的多个环节，涉及众多高技术领域。在上游，锂电池材料、稀土永磁材料等的研发和生产，需要新材料技术的支撑；在中游，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的制造，涉及先进制造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在下游，充电设施建设、智能网联服务等，需要信息技术和能源技术的融合应用。这种跨领域的技术融合，使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成为高新技术的重要载体。研究EVIC协同创新的机制，对于高科技企业制定创新战略，实现绿色化发展，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 2 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协同创新的机制概述 2.1 伙伴共生机制 经济学强调产业链的概念，用来解释围绕一类最终产品和服务，相关组织按照分工和供需关系形成的链式关联形态。供应链是一个管理学强调的概念，依托研、产、供、销、服的联系，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存在着产品及服务的交付和资金的往来，存在着密切的实体经济联系。与产业链相比供应链内企业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而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可能不存在着信息和资金的联系。 EVIC上下游企业之间存在的伙伴共生机制，是一种长期稳定合作模式，旨在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来实现协同发展。其理论支撑涵盖共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交易成本理论。共生理论着重探讨不同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互利共生关系。当这一理论被引入产业链时，它强调企业间的协同合作与共同进化。资源依赖理论则指出，企业难以拥有全部所需资源，必须借助外部资源以维持生存与发展，因此合作成为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交易成本理论进一步说明，企业间的合作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EVIC中，伙伴共生机制一方面能够通过搭建联合研发平台，企业可以共享技术资源，加速技术突破与产品迭代进程。另一方面，该机制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借助信息共享与协同规划，企业可减少重复投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此外，伙伴共生机制还能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通过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 2.2 价值共创机制 价值共创是指企业与顾客、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通过互动和协作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在电动汽车产业链中，价值共创机制能够促进不同单位合作研发，依托共建的研发平台，打通知识创造、原型设计和制造、中试及量产的技术创新链条，缩短新产品研发时间。此外，它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信息共享和协同计划减少重复投入，通过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应对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的挑战。具体而言，不同于单个企业的创新，EVIC绿色协同创新通过链条中各成员的协作来实施从原材料、零部件、制造、产品和服务的绿色化改造。一方面，EVIC经由绿色采购和绿色消费向供应商需求传导，倒逼企业不断提升生产中的绿色元素，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更大比例地使用可再生的绿色能源；另一方面，EVIC内企业通过开发和应用绿色低碳的制造和服务技术，并将这些技术向合作单位传导，驱动整个产业节能减碳。EVIC作为产品、技术和服务的中介桥梁，调整和优化供需，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首先，企业的覆盖更为全面，EVIC能够有效地涵盖上下游所有参与者，集结并协调链条内的参与企业，推进EVIC绿色化升级。其次，资源要素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EVIC能够实现数据、技术、资金、设备和人力资源等各类要素的相互渗透、并优化配置。再者，资源配置的范围更大。EVIC能够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充分考虑不同产业特性和资源差异，力求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3 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协同创新机理 EVIC中既包括整车制造厂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也包括下游的充电服务商、维修服务商、电池回收机构，链条长、涉及节点多、管理复杂，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监控和计算EVIC全链条的碳痕迹成为可能，优化协同减碳路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因本文篇幅有限，研究对象聚焦为车用钢材、铝合金、电池、整车生产、电池维护和回收等主要领域。 提高EVIC绿色低碳元素，需要降低汽车使用过程中的能耗，而降低汽车重量是主要的技术手段。汽车中的钢材、铝合金和铜线等金属材料占整车重量的很大比例。整车减重的核心在于使用新材料，使用厚度较薄的高强度钢，可以在不降低车身结构强度的同时减重，更多地使用铝合金和镁合金等轻量材料也是轻量化的主要方向。提升驱动电机能效也是降低电动汽车能耗和增加续航里程的主要途径。使用低损耗和高强度的电工钢，可以显著提高驱动电机的能效比。但这些创新都需要EVIC中的整车制造厂与金属材料供应商，协同创新来完成。这些绿色创新的需求是经由需、产、供各方向，沿着EVIC，从消费者经过汽车制造商向金属材料供应商传递的，由此拉动绿色供给，形成EVIC绿色协同创新的供给推动力。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绿色需求牵引供给，绿色供给引导需求，由此传导绿色协同创新的动力。 4 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协同创新现状 4.1 提升关键材料性能 EVIC中的钢材、铝合金、塑料等关键材料供应商为在下游的各整车厂中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针对电动汽车专门研发能够提升整车性能、降低制造或使用成本的原材料。为此，材料供应商改变材料成分配方、优化制造工艺、甚至投资建设专用生产线。宝钢股份与驱动电机制造商卧龙集团携手打造了“宝钢-卧龙新材料应用联合实验室”，致力于提升硅钢的性能。此外，电动汽车的轻量化正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趋势。为降低整车重量，宝钢研发了超高强度车身用钢板和铝合金外板，以此降低电动汽车能耗、提高续航里程和电池成本。 4.2 绿色制造核心部件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直接决定着汽车的续航能力、动力性能、安全性和可靠性。降低制造、使用、回收和再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是动力电池的减碳技术线路，也是EVIC绿色协同创新的主要路径。宁德时代作为动力电池的头部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构建零碳工厂和可持续发展的电池产业链。在生产方面，该公司通过厂务设施管理系统，搭建了全国最大的5G专网，覆盖六省，利用大数据和数字孪生技术推动零碳能力的建设；通过优化设备运行和节能排产，智能待机和优化运行频率等措施节能降碳。 4.3 构建开放式创新平台 传统的汽车制造研发与供应链是“自研自产自用自销”的封闭模式。这种模式为汽车制造行业构筑了强大的进入壁垒，汽车行业的规模经济性加大了创新的“死亡之谷”。而开放控制软件、零部件及整车的研发与制造，可以聚合行业内外的研发与制造能力，推动产品快速迭代升级，形成对燃油车强大竞争力。比亚迪借鉴智能手机行业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开放了其供应链体系，其生产的主要零部件可以向其他汽车厂销售，开放了自己的硬件平台研发e平台和软件平台DiLink，将自己的汽车传感器系统向全球开发者开放，还与信息服务商合作，共同打造Apollo生态车辆认证平台。 4.4 打造智能化服务系统 服务智能化已成为提升用户体验和电动汽车节能的强大驱动力。智能充电系统通过优化充电过程，根据电网负荷、电价和用户需求自动调整充电时间和功率，实现高效充电，减少能源浪费。智能维修保养系统可以实时监测车辆状态，预测潜在故障，提供预防性维护建议，延长车辆使用寿命，减少资源浪费和碳排放。智能数据分析系统通过收集和分析车辆运行数据、用户行为数据和市场反馈信息，优化运营管理，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 5 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存在的问题 5.1 关键资源与零部件依赖进口 锂是电动汽车产业的核心原材料，也是储能等产业的基础。尽管我国锂资源储量丰富，但由于资源开发难度大、成本高，我国锂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仍较高，进口量占比较大。此外，芯片作为汽车控制系统的关键部件，尤其在智能化电动汽车中用量巨大。工信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汽车产业超90%的芯片依赖进口。我国汽车芯片产业呈现“高端缺乏、低端过剩”的现状，芯片缺口巨大。掌握锂资源和高端芯片制造能力的国外供应商，为维持垄断地位，不愿与中国企业共享技术和协同创新。 5.2 技术标准体系区域割裂 在充电接口、通信协议、电源管理系统和电池规格等方面，美国、欧盟和中国标准差异显著，各整车厂之间也缺乏统一标准。这种标准分裂导致研发工作重复、兼容性低。例如，某车企为进入欧洲市场需额外投入经费开发适配系统；华为的平台需针对不同地区定制充电协议，增加了编程量。这不仅降低了创新效率，还延长了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周期，相比传统汽车平台更为明显。此外，标准碎片化还阻碍了换电技术的推广，导致换电站利用率较低。 5.3 治理效能缺失 一是数据联通不畅。多数电动汽车制造企业采用私有云架构，系统间API接口不兼容，车联网数据格式缺乏统一标准，跨品牌数据互通率低。二是价值共享困难。商业机密壁垒导致数据共享困难，例如，一些车企的电池故障数据仅内部使用，未与充电运营商共享；部分车企独立开发电池健康管理系统，研发成本高昂。三是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信息安全漏洞频发。2023年某车企发生用户隐私数据泄露事件，涉及80万车主信息，包括车辆位置、驾驶员信息等敏感内容。 6 促进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策略 6.1 鼓励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 电动汽车属于典型的离散制造业（Discrete Manufacturing），因此其依赖众多供应商提供零部件，供应链管理难度大。通过并购重组减少企业数量，扩大龙头企业市场份额，提升行业集中度，以此整合资源，投入更多的研发经费，推动行业技术标准化，减少重复研发。行业集中度越高，头部企业对EVIC影响力和把控力越强，牵引全链绿色转型的可行性越大。建议政府出台政策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战略合作或成立不同环节的分公司等方式，提高行业集中度，发挥全产业链供应链的规模效应，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和碳排放。行业应成立覆盖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产业联盟，构建全链绿色发展生态，搭建多方合作平台，畅通绿色标准推广、绿色技术转移、绿色供需对接等渠道。 6.2 数字化赋能，循环利用资源 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动力电池、车身金属、轮胎和玻璃等主要零部件，进行全生命周期和全流程使用状态的监测。建立专门的回收利用平台，使用人工智能模型预测产品回收的可行性，实现对失效零部件和整车的精准回收，由此提升金属材料和零部件回收再制造的效率。建议适时更新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工艺技术设备目录，培育一批回收利用标杆企业，鼓励更多企业对再生资源高效利用。对报废汽车所用钢板的实现精准回收，通过短流程炼钢，降低废钢分拣成本，减少对铁矿石、焦炭和合金元素的使用，实现对铁元素的循环利用，并大幅度降低碳排放。 6.3 强化储能功能，融入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是我国政府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储能能力建设是该系统的关键环节。电动汽车不仅是传统燃油车的替代品，更是电力系统中潜在的重要储能资源。与传统储能设施相比，电动汽车具有高度灵活性。其充电和放电行为可根据电网需求动态调整，尤其在电力高峰时段提供支持，或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过剩时储存电能，使其成为理想的分布式储能资源。随着电池容量不断提升，电动汽车已经成为分布式储能的重要潜在资源。建议汽车厂商设计支持双向充电的接口，确保与双向充电桩的连接稳定可靠，确保车辆具备储能功能，帮助用户通过充放电获取收益。 参考文献 [1]李梦扬.宝钢股份：做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示范者[N].中国证券报，2024-10-23（A06）. [2]王兴亮.宁德时代三大法宝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N].经济参考报，2024-11-18（003）. [3]张真齐.e平台3.0持续赋能比亚迪跑出新速度[N].中国青年报，2023-06-29（011）. [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重点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发展路径研究报告[EB/OL].（2024-3-13）[2025-02-15].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403/P020240313494181657002.pdf. [5]曲晓丽.2024年机械工业“成绩单”出炉[N].国际商报，2025-02-17（002）. [6]周宇广.两家中国车企打入2024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比亚迪排名第五[EB/OL].（2025-02-06）[2025-02-1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3311884571319297&wfr=spider&for=pc. [7]邱海峰.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08-09（003）. [8]甄敬怡.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将成为电化学储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N].中国经济导报，2024-01-11（002）. [9]许礼刚，詹庆武，刘兴龙.中国锂产业链关键产品贸易格局演化与贸易安全评价[J/OL].科技导报，1-15[2025-03-1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421.N.20240927.1657.006.html. [10]贾林海.中国汽车“芯慌”问题何解？[N].中国冶金报，2024-12-10（006）. 作者简介：方晓波（1969-），男，湖北天门人，副教授，从事技术创新战略研究。 信阳师范大学商学院 方晓波 戚瑞华 施谨彤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基于产业融合的体育文化与体育产业创新发展路径。通过分析体育产业与体育文化的内涵、发展趋势及当前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创新发展策略，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体育产业与体育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提出的策略包括充实体育产业的文化内涵、搭建产业融合平台、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以及培育有利于产业融合的环境，旨在为体育产业与体育文化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日益凸显，同时，体育文化作为连接人与体育活动的精神纽带，对塑造民族性格、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体育产业与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探索如何有效促进两者的深度融合，实现体育产业与体育文化的创新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的含义 （一）体育产业 体育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范畴广泛涵盖了与体育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类生产与服务活动，这一产业不仅仅局限于体育器材、运动装备等实物产品的制造与销售，更深层次地，它还包含了体育赛事的组织运营、体育培训服务的提供、体育媒体的传播以及体育旅游项目的开发等众多领域，体育产业以其独特的属性，将实体经济与文化创意紧密结合，既生产出满足人们体育锻炼需求的实体商品，又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如体育赛事的观赏体验、体育明星的榜样力量以及体育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在经济层面，体育产业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潜力与经济效益，不仅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还带动了就业，增加了社会财富，同时，体育产业又具有鲜明的社会公益性质，它通过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公众的身体素质，对于增强国民体质、促进社会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此外，体育产业还承载着振奋民族精神、展现国家形象的重任，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往往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体育文化 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瑰宝，其内涵丰富而深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运动范畴，成为连接身体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它是在人类追求身体强健、心灵愉悦的过程中，逐渐积累并传承下来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艺术表现及知识体系，体育文化不仅仅是对体育活动或游戏的简单记录，更是一种通过体育这一载体，将身体行为的美学、运动技巧的精湛、运动精神的崇高以及团队协作的力量等多维度元素融合展现的文化形态[2]。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体育文化不断吸收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化精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体育传统和项目，这些不仅体现了人类对身体潜能的探索与挑战，也映射出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审美情趣、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体育文化以其独有的方式，记录和反映了一个时代中人们对于体育的多元化需求，无论是竞技场上的激烈对抗，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健身，都蕴含着人们对健康、美的追求和对生活质量的向往。进一步地，体育文化还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它倡导公平竞争、团队合作、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些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个体性格，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 二、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的发展趋势及问题 （一）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的发展趋势 体育产业当前已跃升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其不仅彰显了显著的经济贡献，还持续展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在这一进程中，体育产业正经历着一个消费需求急剧扩张的阶段，这主要得益于全球范围内对健康生活方式重视程度的提升以及体育娱乐化趋势的加强。鉴于此，推动体育产业与体育文化的深度融合，被视为促进体育事业全面升级的关键策略，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激发体育产业的内在活力，促进其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同时，也为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在此背景下，体育运动的魅力日益凸显，吸引了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与参与，进而带动了体育周边产品需求的显著增长，市场呈现出多元化投资并存的繁荣景象，不仅包括传统的体育用品制造与销售，还涵盖了体育赛事运营、体育媒体传播、体育旅游开发等多个新兴领域，体育服务与体育产品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共同推动了整个体育产业链的优化升级，预示着体育产业与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即将开启。 （二）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问题 1.品牌文化内涵不够充实 在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深度交融的当下，尽管这一融合趋势为两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催生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但不容忽视的是，部分体育品牌在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展现上仍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在我国，虽然已有一批本土体育品牌脱颖而出，成功走向国际市场，展现了中国体育产业的崛起力量，但综合审视全局，这些品牌在文化层面的构建尚显薄弱[3]。具体而言，一些体育品牌过于注重产品的功能性和市场竞争力，而忽视了品牌背后文化故事的讲述与传递，文化作为品牌的灵魂，是连接消费者与品牌情感的桥梁，缺乏深厚的文化内涵，品牌就难以在消费者心中形成独特且持久的印象。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不仅仅是寻求功能上的满足，更是在寻找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与共鸣，因此，如果品牌无法提供这种文化价值，就难以激发消费者的深层次情感连接，从而影响品牌忠诚度的建立。 2.传播渠道有限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网络媒体凭借其互动性、即时性和无边界性等特性，已然成为文化传播领域中的主导力量，与传统媒体形成了互补共生的格局，以影视节目为例，观众不仅可以通过电视媒体实时收看，还能在网络平台上随时点播，享受高度自由化的观看体验，这极大地拓宽了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然而，相较于文化产业的广泛触网，体育产业在传播渠道上的探索显得较为保守和局限，特别是体育赛事的传播，尽管网络媒体的技术条件已十分成熟，但众多赛事的直播与转播仍高度依赖传统媒体，尤其是国际级赛事的转播权往往被少数大型电视网络所垄断，这限制了赛事传播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专业人才匮乏 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不同领域间的交叉与渗透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新的挑战，体育产业作为这一进程中的活跃分子，其各个环节无不凸显着对专业人才的渴求，无论是体育赛事的品牌策划与运营，还是体育文化活动的创意设计，乃至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均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智慧贡献，这些专业领域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扎实的体育知识基础，更需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创新的思维能力和高效的执行力，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然而，当前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是，具备上述复合型技能的人才相对匮乏，人才培养体系尚待完善。这导致体育产业在推进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时，遭遇了人才瓶颈，难以充分释放产业融合的潜力。 4.环境有待成熟 体育文化与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其进程深受市场经济原理的指引，亟须构建一套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相辅相成的协同发展框架。这一融合进程的市场环境显得尤为关键，其中政策导向、法律基础及标准化体系构成了影响融合的深层次要素。当前，国家层面虽已明确推动产业融合的大方向，但地方层面仍需加速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实施细则，尤其是缺乏具体指导产业长期稳健发展的精细化政策。此外，促进两大产业深度融合的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建立健全，以确保融合实践有法可依。产业融合运营过程中，一套全面而系统的标准化规范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基石，亟须加快制定与实施。 三、基于产业融合的体育文化和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策略 （一）充实体育产业的文化内涵 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关键在于丰富体育产业的文化底蕴，这要求我们从创新文化内涵的角度出发，深度探索并融合多元文化元素，以塑造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体育文化品牌，实施策略上，应着重于体育活动项目的创新开发，深入挖掘那些蕴含丰富历史文化背景的体育项目，如传统武术、龙舟竞渡等，通过现代化包装与推广，使其焕发新生[4]。同时，体育节目的策划需紧跟媒介融合趋势，利用多样化的媒体平台，不仅传播体育赛事的激烈对抗，更要展现体育活动背后的文化故事与人文精神，以此拓宽体育文化的影响边界。此外，结合地域特色，开发融合地方文化的体育活动是另一有效途径。通过将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体育活动巧妙结合，不仅能促进体育旅游的兴起，还能让参与者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深入体验当地的文化风情，实现文化与体育的双赢。在体育配套产品的设计上，也应强调文化特色的融入，打造出既实用又富含文化底蕴的体育用品，这不仅能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能助力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品牌。 （二）搭建产业融合的平台 在体育产业着力强化其文化内涵的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资源的优势，构建促进产业深度融合的传播平台显得尤为关键，这一平台应致力于成为国内外体育赛事活动的集中展示窗口，通过高清直播、互动评论、赛事回放等多种功能，全面满足受众对于体育赛事的观看需求，打破地域限制，让全球体育爱好者都能轻松参与到体育赛事的观赏中来，此举不仅能有效提升体育赛事的关注度，还能进一步整合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优质资源，通过精准推介，使这些资源得以进入主流媒体视野，从而极大地扩展了体育文化的传播范围与影响深度。此外，各地应结合自身体育与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创造性地打造产业融合的特色平台，通过设计具有品牌效应的体育赛事，如山地越野赛、海滨沙滩排球节等，以及组织丰富多彩的休闲体育活动，如体育嘉年华、亲子运动会等，充分展示各地区的体育文化特色，促进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在全民健身理念的引领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搭建产业融合的小型平台同样重要，社区可整合内部的体育活动与文化活动资源，如共享运动设施、开展体育技能培训、举办文化讲座等，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为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通过这些举措，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将更加紧密，体育文化的传播也将更加广泛而深入[5]。 （三）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 在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动力，他们扮演着资源配置、策划执行等多重关键角色，为了构建这样一支人才队伍，我国需采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策略。在教育层面，应着重培养既精通体育专业知识又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要求教育机构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上大胆创新，融入更多跨学科内容，如体育管理学、体育市场营销等，以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战能力[6]。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紧密围绕市场需求，定期组织员工参加体育产业相关的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团队的专业水平，同时，与高等院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实践训练项目，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也为企业输送新鲜血液。针对传统的特色体育文化项目，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专项人才培养计划，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通过设立传承人制度、举办技能培训班等方式，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发展。在国际交流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人才交流活动，分析国外人才引进的现状与趋势，制定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吸纳国际顶尖人才加入我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大军，鼓励本土人才走出国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贡献力量。 （四）培育产业融合的环境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与互利共赢，构建一个支持性的宏观环境至关重要，为此，我国需在政策层面发挥引领作用，设计并实施一套全面而系统的体育与文化融合发展战略，确保两者能够协同发展，这一战略应当紧密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细化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实施路径，促进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从而拓宽产业融合的渠道，彰显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面对产业融合的新趋势，我国还需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为产业融合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这些法规应旨在激励企业、集体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产业融合实践中，同时也要对市场行为进行有效规范，确保产业融合在健康、有序的环境中进行。此外，在产业融合的具体运营过程中，相关部门还需根据不同的经营内容和项目特点，建立一套健全的体育与文化标准体系，包括完善体育服务质量认证制度，确保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与安全性，从而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四、结语 总之，体育文化与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推动体育事业全面进步的关键路径，通过充实文化内涵、搭建融合平台、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及培育有利环境，可以深度激发体育产业的活力，拓宽体育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这一融合不仅促进了体育经济的繁荣发展，还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体育文化与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祝捷，洪晓彬.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评《体育文化与产业研究》[J].国际贸易，2024（5）：98. [2]胡吉娟，寸亚玲.云南旅游产业开发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路径研究[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3（13）：67-69. [3]刘潆檑，宋林晓，张晓链.我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度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和耦合协调度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8）：60-67+74. [4]侯志琨，杜忠全.城市化进程中社火民俗体育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J].中国市场，2024（30）：58-61. [5]裴其添.体育强国战略下江苏省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与营销策略探讨[J].今日财富，2024（30）：11-13. [6]方英刚.西安全力支持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发展[N].阳光报，2024-10-14（3）. 作者简介：1.覃圆，女，广西河池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排球运动理论与训练、民族传统体育；2.宾冬松，男，广西博白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管理与体育文化。 广西外国语学院体育教学部 覃圆 宾冬松 石化行业数据变革：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与精准分发体系构建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石化行业正站在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数字化转型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进程中，全产业链数据的有效治理与精准分发，其重要性正与日俱增，成为决定石化企业乃至整个行业能否在数字时代破浪前行的核心要素。 产业数据困局：石化行业数据治理现状分析 在石化行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管理状况却面临着严峻挑战。笔者将重点剖析石化行业目前凸显的数据分散状况与丛生的数据质量问题。 石化行业的数据分散问题极为突出。在石化产业链的勘探、开采、炼油、化工生产等各个环节，不同部门、地区乃至企业的业务系统各自独立。例如，勘探部门的数据存储于本地数据库，涵盖地质勘探数据、油藏数据等；炼油厂则拥有原油加工过程数据，像生产流程参数、产品质量数据等。这些数据分散在不同的信息孤岛中，难以实现高效整合与共享。这不仅导致企业内部数据流通受阻，无法进行全面的数据分析与深度挖掘，还使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缺乏统一的数据交互平台，数据格式与标准各异，极大地影响了产业链协同效率，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严重阻碍了石化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石化行业的数据质量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数据准确性难以保障。石化生产过程复杂，涉及众多设备与工艺环节，数据采集设备可能因传感器精度问题或恶劣环境出现测量偏差，致使采集的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其次，数据完整性不足。部分生产流程中，因设备故障、人为疏忽或数据传输中断等原因，常出现数据缺失现象。再者，数据一致性欠佳，不同部门或系统对同一数据可能存在不同定义与记录方式。例如，炼油厂内部不同车间对同一种油品质量指标，可能采用不同检测方法与记录标准，给数据整合与分析带来困难，无法为企业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全景治理框架：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体系构建 石化行业要想在全球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将从制定统一数据标准和设计合理数据管理流程两方面展开论述。 制定数据标准是构建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体系的关键步骤。在石化行业全产业链范围内，需明确统一的数据定义、格式及编码规则等。比如，针对石化产品分类编码，应建立全行业通用标准，确保从上游原油供应商到下游化工产品销售商，都能以相同编码识别产品。在数据格式方面，要规定数据存储格式，如日期存储形式、数值数据精度等。同时，规范数据语义，明确各数据项含义与用途。这既能解决数据一致性问题，实现产业链不同环节、企业间数据的准确交互与共享，又能与国际标准接轨，适应石化行业全球化发展趋势，提升我国石化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合理的数据管理流程有助于提升数据治理效率与效果。在数据采集环节，要明确采集范围、频率与方法。对于石化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参数，如温度、压力等，需确定合适采集频率，既要实时反映生产状态，又要避免数据冗余。同时，选用高精度传感器并定期维护采集设备。数据传输环节，设计安全高效的传输通道，采用加密技术防止数据泄露，确保传输完整性。数据存储环节，依据数据类型、重要性与使用频率等因素，选择合理存储架构与存储方式。如频繁访问的数据采用高性能磁盘存储，历史数据采用成本较低的磁带存储。数据处理环节，通过数据清洗、转换与整合等操作，提升数据质量与可用性。在数据使用环节，建立严格授权机制，保障数据合法使用。 智能分发引擎：精准分发体系架构设计 在石化行业全产业链中，实现数据的精准分发对于企业高效运营、科学决策以及提升竞争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一目标的达成，离不开建立精准分发模型、选择合适分发渠道以及制定科学分发策略等关键环节。 建立精准的分发模型是实现石化行业全产业链数据精准分发的基础。分发模型需综合考虑数据类型、用户需求与时效性等因素。首先，根据数据类型不同，建立不同分发模式。对于实时性要求极高的生产数据，如炼油厂实时生产监控数据，采用实时推送模式，确保相关人员能及时获取数据以做出快速决策；对于周期性统计数据，如月度生产报表数据，采用定期分发模式，按固定周期将数据分发给有需求用户。其次，考虑用户需求差异。企业管理层、生产部门、销售部门等不同用户群体，对数据需求各不相同。管理层侧重宏观业务与战略决策数据，生产部门关注生产流程数据，销售部门需要市场与产品销售数据。因此，分发模型要能根据用户角色与需求进行个性化数据分发。最后，关注数据时效性，避免过度分发过时数据，以免造成信息冗余与干扰。 选择合适的分发渠道对数据精准分发体系至关重要。在石化行业，企业内部信息系统是重要分发渠道之一。例如，企业的ERP系统、MES系统等，可在企业内部实现数据高效分发，根据用户权限与需求，将相关数据准确分发给各部门与岗位。基于互联网的云计算平台也是有效分发渠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数据分发，可借助云计算平台构建安全的数据共享空间，实现跨企业分发，具有成本低、可扩展性强等优势。此外，移动应用平台逐渐成为新的数据分发渠道。通过开发企业专属移动应用，员工可随时随地获取所需数据，提升工作效率。如销售人员通过移动应用能及时获取产品库存与市场价格数据，更好地开展销售工作。 制定合理的分发策略是确保数据精准分发的关键。分发策略应综合考量数据重要性、用户权限与分发成本等因素。首先，依据数据重要性分级，对于核心数据，如企业商业机密、关键生产技术数据等，采取严格分发限制措施，只有经过严格授权的高级别用户才能获取，且分发过程采用高安全性加密与传输技术；对于一般性数据，根据用户权限与需求进行相对宽松的分发。其次，结合用户权限设置。不同用户在企业中角色与职责不同，对数据的需求与访问权限也不同，分发策略要与用户权限管理相结合，保障数据分发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此外，考虑分发成本，包括技术成本、运营成本等，在满足数据分发需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成本较低的分发方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技术融合创新：体系构建的技术支撑 当前，石化行业正积极探索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构建更为完善的数据治理与精准分发体系。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算法以及区块链技术在此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从不同维度为石化行业全产业链的数据管理与分发带来了全新的变革与机遇。 大数据技术在石化行业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与精准分发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在数据治理方面，可对海量石化数据进行有效采集、存储与管理。利用分布式文件系统（如HDFS）存储大规模石化数据，包括勘探数据、生产数据等，实现数据高可用性与容错性。在数据处理环节，大数据技术中的MapReduce框架可对大规模数据进行并行处理，提升数据处理效率。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从海量石化数据中挖掘有价值信息，如发现隐藏在生产数据中的优化生产流程模式。在精准分发方面，大数据技术可分析用户行为数据与需求偏好，实现个性化数据分发。例如，通过分析销售部门员工业务操作数据与查询历史，为其精准推送相关业务数据。 人工智能算法为石化行业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与精准分发体系构建提供强大助力。在数据治理方面，机器学习算法可用于提升数据质量。通过异常检测算法识别数据中的异常值，及时发现并修正因设备故障或数据采集错误导致的异常值，提高数据准确性。在数据分类与标注方面，深度学习算法可对石化数据进行自动分类与标注，提升数据管理效率。在精准分发方面，推荐算法可根据用户历史行为与需求特征，为用户推荐感兴趣的数据。例如，为企业管理层推荐符合其以往关注类型的最新市场趋势分析数据与行业竞争情报数据。 区块链技术的融合为石化行业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与精准分发体系带来新特性。在数据治理方面，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确保数据不可篡改与可追溯性。石化行业中的重要数据，如交易数据、生产流程数据等，一旦记录在区块链上便无法随意篡改，保障数据真实性与完整性，同时数据来源与每次修改均可追溯，提高数据治理透明度。在精准分发方面，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可实现自动化数据分发。当满足一定条件（如合同约定时间、数据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等）时，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数据分发操作，无需人工干预，提升分发效率与准确性，降低人为操作风险。 转型保障机制：三位一体的保障措施 构建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与精准分发体系已成为传统石化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然而，传统按职能部门划分的组织架构弊端重重，极大地阻碍了这一体系的有效实施。为突破困境，一系列关键举措亟待推进，包括组织架构的调整、人员培训计划的开展以及绩效评估机制的建立等，以此全方位助力石化企业在数据驱动的时代浪潮中破浪前行。 为有效实施石化行业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与精准分发体系，组织架构调整势在必行。传统石化企业按职能部门划分的组织架构，在数据治理和分发方面存在沟通不畅、协调困难等问题。因此，需建立跨部门的数据治理团队与精准分发团队。数据治理团队负责制定数据标准、管理数据流程与保障数据安全等工作，成员来自企业各部门，包括信息技术部门、生产部门、财务部门等，确保数据治理工作覆盖全产业链各环节。精准分发团队专注于数据分发模型建立、分发渠道选择与分发策略制定等工作，成员应具备数据分析、市场营销等多方面知识与技能。此外，设立数据管理高层领导职位，统筹协调数据治理与分发工作，确保整个体系顺利运行。 实施人员培训计划是确保体系构建对策有效执行的关键。石化行业员工需具备数据治理和精准分发相关知识与技能。首先，针对全体员工开展数据意识培训，通过案例分析、专题讲座等方式，让员工了解数据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性，以及数据治理和精准分发对个人工作与企业发展的意义，认识到数据质量问题可能引发的生产事故、决策失误等后果。其次，对从事数据治理和精准分发工作的专业人员进行深入技术培训，包括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算法、区块链技术等在数据治理和分发中的应用，同时开展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专业培训，提升其业务水平。最后，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机制，定期考核员工培训效果，确保培训达到预期目的。 建立绩效评估机制是保障石化行业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与精准分发体系构建对策实施效果的重要举措。绩效评估机制应涵盖数据治理和精准分发工作的各个方面。在数据治理方面，评估指标包括数据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等数据质量指标，以及数据标准执行情况、数据管理流程合规性等。通过定期数据质量抽检，统计数据准确性达标比例，评估数据治理工作效果。在精准分发方面，评估指标包括数据分发及时性、精准性、用户满意度等。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用户反馈等方式，了解数据是否及时准确分发给有需求用户，以及用户对分发数据的满意度。根据绩效评估结果，对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奖惩，激励其不断改进工作，提升数据治理和精准分发水平。 总而言之，构建石化行业全产业链数据治理与精准分发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上述对策的实施，能有效解决行业数据难题，提升数据质量与分发精准度。持续优化与完善该体系，将为石化行业数字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推动行业迈向新台阶。 中石化（天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付宝华 当前，随着电动汽车、新能源和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领域的高速发展，铜的应用场景愈加广泛，全球铜的需求持续上升。在我国现有124个产业中，有113个产业使用铜产品，关联度达91%，铜产业的总产值在逐年攀升，推动了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同步快速发展。在时代发展进程中，铜的地位正与日俱增，铜产业更是面临着原料供应趋紧、铜价剧烈波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加工费大幅下挫等多重严峻挑战，铜产业如何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更直接影响到国家发展安全和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战略全局。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集团”）始终以振兴中国铜工业为己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有力对接落实《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坚定实施“实业为本”和“资源为王”战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标世界一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打造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为坚定追求，不断推动中国铜产业高质量发展。 勇当巩固提升铜资源供应能力的“践行者” 矿产资源供应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并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进而拉动国内铜需求快速增加。庞大的消费规模，以及快速扩张的铜冶炼产能，导致铜原料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铜的战略性价值更加强化了资源开发端的核心地位，国际铜资源的争夺越发激烈，迫切需要把重要矿产资源保障放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大勘查力度，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挥国有企业支撑托底作用。江铜集团坚定实施“资源为王”战略，推动国内资源增储、采选冶新技术和资源高效回收利用攻关，切实提升核心功能，有力维护国家战略矿产资源供应安全和稳定。积极抢抓有利时机，陆续启动了鹰潭银珠山铅锌银矿、九江武山铜矿三期、贵州猪拱塘铅锌银矿等资源项目，以及上饶永平铜矿、银山矿业的露转坑等深部边部开采，推动现有资源增储、上产、扩能。同时，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牵头单位作用，正加快推进千万吨级废石光电分选示范工程建设，实现低品位矿石的资源化利用，并将进一步开展低品位、共伴生、复杂难处理矿产资源高效利用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及技术应用，在“贫富兼济”中实现各类有价元素的“颗粒归仓”，全力向“无尾矿山”、资源高质化利用迈进。下一步，江铜集团将配合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强化与各级地质局联合勘探，积极围绕所属矿山进一步开展就矿找矿、探边摸底、深勘精查等工作，努力扩大自有矿山保有资源储量，夯实稳产、续产资源基础。同时，积极按照国家关于整合同一矿体分散矿权的要求，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大矿开发能力和技术领先、装备精良、人才充足优势，加快推动所属矿山周边小、散企业矿权整合，提升资源有效利用和规模化开发水平。 勇当培育优质高效铜冶炼行业的“引领者” 2025年，国内铜冶炼项目将进入新一轮投产高峰期。预计现有在建和拟建项目建成后，我国精炼铜产量将完全覆盖国内消费需求。受上游原料端挤压，铜冶炼企业生存空间明显受限，避免冶炼端盲目扩张势在必行。《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促进铜冶炼有序发展，推动铜冶炼发展由产能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铜冶炼端要充分借鉴电解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经验，在铜冶炼产能出现绝对性过剩前进行有效调控，严控无序扩张和盲目竞争；要强化并不断提升新建项目投产标准，不仅要严格落实环保、能效、安全等相关政策要求，也要严守配套权益铜精矿的合规要求，避免不必要的“违规损失”。 江铜集团深刻认识到，“优质、高效和可持续”是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江铜集团下属企业贵溪冶炼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经济指标最好的闪速炼铜工厂之一，铜冶炼总回收率、闪速炉作业率、吨铜综合能耗、总硫利用率、铜精矿处理量、金冶炼总回收率等6项核心技术经济指标保持着世界第一的领先优势；江铜国兴的热态三连炉工艺在原料适应性、资源消耗、智能化程度、经济生态效益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成为工艺和管理全面领先的铜冶炼工厂“新样板”；江铜铅锌、金德铅业等冶炼单位处于行业能效“领跑”水平，并荣获“国家级能效领跑者”和“国家级绿色工厂”称号。下一步，江铜集团将围绕国家发展大局，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任务，发挥好铜产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推动铜冶炼及上下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重大项目建设、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大规模设备更新、高效节能设备更替，在矿山、冶炼、加工领域实施新一轮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行动，加速工艺升级、设备更新和产品迭代，加快建设结构更优、效益更好、成长潜力更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引领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勇当强化科技创新支撑驱动作用的“探索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如《关于加快推进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明确提出了铜基新材料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为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这些政策不仅涵盖了产业发展规划、技术创新、市场培育等多个方面，还针对行业发展关键环节提出了具体支持措施。江西省出台了《关于支持打造国家级铜基新材料集群促进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注重发挥产业集群和多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优势，鼓励大型国有企业、铜基新材料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多种新合金、新材料应用研发。我们要聚焦核心装备、关键材料，加快突破“卡脖子”难题，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突破市场瓶颈，巩固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同时，支持上下游协同创新，促进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开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江铜集团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企业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目前，拥有国家铜冶炼及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铜集团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科创中国”江铜创新基地等6大国家级科创平台，组织实施国家级科研课题5项。江铜所属研究院已形成总人数为457人的研发团队（其中博士259人、硕士198人），集技术开发与服务、材料加工与生产、分析测试等为一体，致力于开发地质、采矿、选矿、冶炼、化工、铜加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技术及成果产业化，先后承担研发项目208项，其中，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十余项。与清华大学、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中国科学院电工所、江西财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多领域合作，在稀贵稀散金属提取与高值化利用、大规格铜靶材等领域取得了系列显著成果。与南昌大学“七个一”合作模式全面落地，协同推进“多规格高延伸率锂电铜箔”“大规格铜靶材”“硅碳负极材料产业化”等多项关键技术和成果转化。下一步，江铜集团将坚定服务国家战略，聚焦主责主业，加速构建“国家所需、战略所向，集中资源、集群发展”的产业格局。积极探索行业前沿新技术、新工艺，力争在新型高效选矿药剂研发、工业水深度处理、智能采矿选矿、高性能铜合金开发和冶炼智能装备等领域攻克一批新难题，实现超微细铜丝用SCR低氧杆制备技术、铜钼铼高纯金属、铜粉3D打印等一批成果产业化，在“内优外引”中集聚科创资源和攻坚力量，以更多高端前沿创新成果持续增强铜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勇当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推进者” 解决资源瓶颈与环境容量困境，是所有肩负着高质量发展使命者面临的一道“必答题”。特别是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追求下，面对能源资源的硬短缺和生态环境的强约束，未来我国包括铜产业在内的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将面临更趋严格的环保执法。在政策牵引和市场变革共同作用下，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清洁生产要求将进一步提升，铜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正在成为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为铜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新动能。我们要把绿色化和智能化作为铜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作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的关键路径。 江铜集团于2022年编制完成并对外发布“双碳”战略规划，为江西省首家。以“智赢双碳、绿迎未来”为追求，全面启动实施“145”发展战略，即：围绕“3060目标”，持续推进“四大节能降碳增效行动”，实施“五大碳达峰支撑行动”，加速构建全球领先的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始终坚持高标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拥有国家级绿色矿山、绿色工厂18家，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超1400公顷，冶炼单位空地实现100%绿化。近5年来，共投入环保运行费用超165亿元，有力推动更加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于2022年编制完成《数字江铜顶层设计》，自研打造“江铜工业互联网平台”，从露天矿山、井下矿山、铜冶炼、铅锌冶炼、铜加工、工业园区、江铜云、数据治理等8大方面推进数字赋能，通过云网构架、三网融合、智能系统、智慧决策等关键技术和创新应用纵深推动江铜全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打造了智能场景50余个，全力构建具有江铜内核的产业数字化新生态。下一步，江铜集团将在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和数智赋能增效上加大工作力度。一方面，围绕“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目标，推进清洁能源替代，提高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应用比重；加快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绿色低碳技术，提升有色金属生产过程余热回收水平，促进单位产品能耗持续下降。结合铜基产品碳足迹核算及全产业链降碳潜力研究，建立健全主要产品碳足迹核算模式，为未来分摊碳配额提供数据基础和技术支撑。加快构建内部低碳体系标准，积极申报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研制，彰显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示范力和引领力。另一方面，江铜集团将以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海量数据为支撑，加快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产业化转型步伐，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智能装备、工业互联、信息融合三方面建设，力争实现“现场作业无人化、过程控制智能化、管理业务信息化、设备运维远程化”操作，促进公司提质增效、创新发展，大幅提升铜产业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勇当切实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的“开拓者”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铜消费和进出口贸易国，是全球铜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正在发生深度新调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新机遇，全球铜产业发展进入全面重塑新周期。能否前瞻适应新调整，敏锐抓住新机遇，奋发引领新周期，将是决定中国铜企业能否持续健康成长并创造高质量发展业绩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始终保持扩大开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深化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融入全球铜产业链供应链，提高跨国经营能力和融入世界水平，进一步加强中国铜企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在世界同行面前的影响力和引领力。 目前，江铜集团已经建成落地哈萨克斯坦钨矿、赞比亚电线电缆等海外项目，并正在加快推进墨西哥渣选矿项目；完成了南美办事处、新加坡办事处组建，建强非洲办事处，全力构建专项管理、紧密协同、高效决策的海外资源开发体系，进一步增强培育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采取市场化手段成功入股世界知名矿企——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业公司（江铜拥有18.48%股权，并实现董事派驻及权益并表），双方就非洲投资潜在标的项目开发、矿山备件材料供应、环保及ESG领域拓展、冶炼及渣选项目合作等事宜开展了实质性协同工作。下一步，江铜集团将抢抓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大好机遇，统筹处理好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的关系，不断深化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积极跟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与中国地质调查局等专业机构抱团出海，在南美洲、非洲、中亚、东南亚、蒙古等国家和地区加强开展矿产资源勘探的协同合作及信息共享，通过提前布局、多元合作、赢得先机，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合作的重点突破、辐射延伸和高效转化。立足规模、品质、技术、管理、成本、服务“六个领先”优势，在冶炼端与海外矿企形成利益共同体，推动原料就地为我所用，并力争在下游产业链不断延伸中深度参与，共同打造更具韧性的铜产业发展供应链和更具成长性的国际化产业价值链，朝着早日建成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目标稳步迈进。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周少兵 | 区域经济 筑牢信创产业技术底座 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网络安全、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世界级产业集群已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载体。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下文简称“信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是筑牢我国国家安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底座。加速打造世界级信创产业集群，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世界级信创产业集群的关键要素与发展规律 世界级信创产业集群的核心特征在于技术创新的持续性和引领性。以美国硅谷为例，从1957年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创立到摩尔定律的提出与实践，展现了技术创新的系统性演进路径。硅谷通过“知识—专利—标准”的全链条控制机制，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高效转化。特别是摩尔定律作为技术发展的“灯塔”，不仅引领了英特尔等企业的技术研发方向，更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演进。这种技术创新驱动机制的关键在于建立了可预期的技术发展路径，使得企业能够扎根深耕，耐心投入长期布局，在技术迭代中形成良性循环。 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能力。硅谷通过风险投资的高度集聚、知识产权的完善保护、包容失败的创业文化，形成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的自由流动机制。2024年硅谷吸引了约9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占全美投资总额的57%以上，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充沛的资金支持。信创产业集群的生态构建需要在开放性和安全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通过开放协作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又要确保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这要求集群内部建立分层开放机制：在基础研究层面加强国际合作，在应用创新层面强化产业协同，在关键核心技术层面坚持自主创新。 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核心优势在于通过精细化分工协作实现整体效率最大化。作为全球公认的汽车产业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德国斯图加特汽车集群采用分层治理模式，顶层整车厂定义技术标准，中层一级供应商提供核心模块，底层中小企业深耕细分领域。这种治理机制既发挥了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又激发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信创产业集群发展可建立协同合作的分工体系，链主企业负责技术路线制定和生态整合，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技术突破，配套服务企业提供测试认证、人才培训、标准制定等支撑功能。通过明确分工和利益共享的协同机制，实现产业链的整体优化。 京津冀信创产业集群的现状基础与比较优势 2024年，由我市牵头培育的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成功入选《2024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集群内集聚了3.3万余家企业，其中规上企业5747家、上市企业86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075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1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74家，构建了国内唯一具备系统级国产替代能力的完整技术架构。该集群以飞腾、龙芯等国产CPU（中央处理器）为核心，麒麟、统信等操作系统为支撑，人大金仓、南大通用等数据库为配套，形成“CPU+OS（操作系统）+DB（数据库）+整机+安全”全链条体系。以“PK（产品密钥）体系”“龙统体系”为代表的技术架构，更是打破了对国外Windows（视窗）+Intel（英特尔）体系与ARM（架构处理器）+Android（安卓）生态的依赖，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的自主可控。 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的产业体系较为完善。该体系不仅覆盖了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设施层，还延伸到中间件、数据库、安全等平台层，以及办公、管理等应用层。这种全栈式技术能力为我国信创产业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标志着我国在核心信息技术领域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相较于国内其他信创产业集群，例如珠三角的全球制造枢纽、长三角的技术平台型产业结构、成渝的西部制造软件出海枢纽，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定位为“自主生态主导型”区域，围绕自主、安全、可控的技术导向，搭建了完整的信创体系架构。 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具备三级分工的空间布局优势。北京作为科研策源地，依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等顶尖科研机构，承担原始创新和前沿技术研发功能；天津作为整机制造与系统集成平台，发挥曙光、飞腾等龙头企业优势，承担技术成果的转化任务；河北作为行业应用与场景验证基地，推进政务、金融、电力等关键行业的示范应用。这种分工结构实现了从原始创新到场景转化的闭环机制。相比其他区域的单一功能集聚，京津冀的三级协同模式能够有效整合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为信创体系的工程化和规模化部署提供完整的区域支撑平台。 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在政策支撑和标准制定方面具备先发优势。该区域是我国信创产业发展的重要试点区域，长期服务于重要办公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在政策响应和标准制定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作为“可信场景优先试点区”和“国产替代政策高响应区”，京津冀不仅拥有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还承担着国家信息安全标准、国产适配规范与技术认证体系的核心制定职能。这种政策驱动与标准制定的双重优势，使得京津冀信创产业集群在推动全国信创生态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为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信创产业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实现路径 打造世界级信创产业集群的关键在于构建开放性创新生态系统，突破传统属地化科研合作的局限。通过建立“全国一盘棋”的信创技术联合攻关体系，以京津冀为牵引，统筹全国优势科研资源，组建跨区域、跨系统的技术共同研究开发联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复旦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信创技术优势单位，以“揭榜挂帅”方式组织芯片架构优化、国产操作系统稳定性提升、核心算法安全性验证等关键技术攻关。同步建立全球技术引才机制，在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等区域设立“全球信创人才离岸创新基地”，以国际智力赋能技术本土化突破。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重构群内协同、群间错位的双层联动体系。在京津冀内部，推动功能再分工，构建一体化协同体系，北京聚焦“战略中枢”定位，重点承担核心架构研发、底层标准制定与国家品牌塑造职能；天津作为“信创系统集成与交付平台”，加快边缘计算、国产超算、工业终端生产能力提升；河北作为“适配测试与行业场景落地区”，布局软硬适配、测试认证、典型场景集成等配套能力。在全国层面，统筹各区域信创产业集群的功能优势，建立“错位协同、融合发展”的产业集群协同机制。比如，长三角重点发展工业软件与国际标准接轨，珠三角侧重AI（人工智能）芯片、智能终端及海外市场拓展，成渝地区聚焦基础设施信创与边缘场景适配，京津冀统筹底层标准、整机适配及系统级方案集成。可通过构建国家级信创平台架构，实行“分布部署、集成交付、统一标识”，以提升我国信创产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与品牌影响力。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必须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品牌体系。需要构建统一对外传播体系，塑造中国信创技术的国家品牌形象。明确信创产品对外输出时的统一命名规范、视觉识别体系、技术价值主张与国家认证标识。针对国际市场，差异化塑造国际信创形象，面向“非西方数字市场”深耕高潜力场景。相较欧美品牌的高价、封闭等特点，中国信创品牌可聚焦亚非拉等市场，突出“高性价比、高适配性、支持本地主权化部署”等优势，打造适用于政务办公、电力调度、边境安防、教育管理等基础性数字系统的“数字主权解决方案”。 将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打造成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也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选择。通过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重构群内外联动机制、打造全球品牌体系、强化场景驱动的国际化拓展，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有望成为引领全球信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天津师范大学智库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汪雨雨 李家祥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云南区位条件独特，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云南正加快从传统沿边开放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转变。新征程上，云南肩负着打造沿边开放新高地的时代使命，必须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推动云南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为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注入持久动力。 制度创新是破解沿边开放瓶颈的路径保障。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实践，构建“2＋3＋N”的沿边产业园区协同发展格局，通过“百企入边”行动推动“口岸＋通道＋市场”点线面协同发展，助力边境贸易提质增效。在金融领域，通过跨境人民币本币优先结算机制和边民互市电子化结算平台建设，2024年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实现19.37%的显著增长。尤为突出的是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创新实践，形成昆明托管、飞地园区发展模式。这些制度创新实践，不仅验证了“制度—区位”互动理论在沿边开放中的适用性，更为内陆边境地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规则标准对接是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内容。作为国内国际市场衔接的基础性工程，规则标准对接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关键支撑。在物流领域，依托中老铁路国际货运通道，推进国际多式联运规则对接与单证共享互认，显著提升区域物流协同效率。在农产品领域，以中国（普洱）国际咖啡博览会为平台，建立咖啡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并通过引入CoE国际评价机制，推动云南咖啡品质认证与国际市场接轨，实现2024年出口量358%的跨越式增长。在其他领域，通过中老签署电力标准合作备忘录及《老挝国家新能源总体规划》的编制实施，在澜湄区域形成专业领域规则制定的示范效应。这些实践不仅验证了以规则标准对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理论可行性，更探索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规则构建的有效路径。 构建制度创新试验示范区是推动沿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聚焦磨憨、瑞丽等具有代表性的边境口岸，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制度创新试验体系。通过建立负面清单及例外条款动态管理机制，在跨境投资、数字贸易等重点领域实施精准开放，在扩大开放空间的同时筑牢防控底线；制定跨境管理、跨境通关、园区开发运营协作系列标准及会商机制；建立科学的动态评估机制，设置6至12个月的测试周期，重点聚焦跨境数据流动、“边民互市+落地加工”等关键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口岸+通道+市场”点线面的协同发展。 深化区域性标准对接机制是推动制度型开放向纵深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用好RCEP（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论坛、中国—南亚博览会等平台，加快构建区域标准协同体系，推进农产品检验检疫、中药材商品流通等重点领域标准互认，强化贸易便利化标准支撑；聚焦云南特色优势产业，组建跨境产业链标准联盟，重点推进茶叶、坚果、咖啡、中药材等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国际化进程，支持龙头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依托云南省澜湄区域共性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澜湄区域标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及时收录各国标准数据，实现标准信息的实时共享。通过标准对接、产业协同、数字赋能的三维联动，创新区域标准融合发展模式，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是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支撑。聚焦云南绿色能源、高原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推动核心技术标准纳入区域合作框架，促进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等关键领域的标准互认，有效降低区域技术性贸易壁垒；依托中老铁路、中缅油气管道、跨境电网等重大互联互通项目，系统输出智能物流、能源互联等领域的技术标准，形成项目示范带动标准推广的良性循环机制。同时，构建专业能力、国际规则和语言素养“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重点培养精通国际标准制定程序的复合型人才，为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专业化的人才支撑。 立足对外开放新形势，云南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高质量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从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到跨境合作区的实践探索，从国际货运规则衔接到标准互认，云南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的深刻内涵。面向未来，云南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奋力谱写更新更美的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李静 城市更新是未来城建领域的重要赛道 近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同时还强调“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自2020年10月中央第一次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来，这几年城市更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地涌现出很多城市更新项目。纵观这些项目主要涉及民生和基础设施类的更新，正是因为涉及民生和基础设施更新，比如老旧小区改造、道路更新、排水管网和城市防涝及山体滑坡防治等，所以，过去的城市更新中财政投入占比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但是，要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一直靠财政大幅度投入显然是很难持续的，下一步城市更新需要利用市场机制，调动民间的资源，包括国有企业投资。因为过去房地产市场形势好，地方政府土地卖得好，就可以有资金做很多项目投资。未来市场的参与、社会力量的投入都是非常重要的。 未来，如何探索城市更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过去城市更新的项目除了有一些优秀案例外，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不成功的案例。比如有些更新项目采取整体拆除、仿古重建的模式，拆除真实的历史建筑，建一些明清风格的古街，引入旅游商铺，结果游客的差评率达到40%，开业一年之后，商户的存活率不到30%，沦落为一次性的打卡消费地。还有的项目通过一年的时间，完成整体旧厂房外立面的更新，引入文创企业，但是补贴一结束，80%的商铺因客流不足撤离，园区的空置率超过60%，更新后的增量变成了新的存量，沦为“僵尸项目”。有的地方投入百万打造灯光秀、明星打卡活动，活动期间非常热闹，客流量达到日均十万人，但热闹之后，又变成新的存量。我们还看到有的地方以景观美化为核心，投入巨大的资金，建设喷泉、雕塑、健身步道，但是没有健身社交场所，广场非常宏伟，但是没有休息停留的地方，强行植入网红打卡地，更新之后人流量仅为预计的20%，成为一个面子工程。类似的案例在各地比比皆是。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政府、企业和投资人都重视城市更新，也按照先进的理念推进城市更新。但是，为什么有的项目就难以成功？原因何在？我认为，核心问题就在于许多项目是按照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理念和认知去做城市更新，按照做增量的理念去做存量盘活，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的。我们面对的这些存量资产，就像是一台复杂的电脑，其实我们更新的不是硬件，或不仅仅是换硬件，重要的是重新写代码、编程序、装系统。所以，城市更新不能按照开发的思维去做，如果按开发的思维做就会出现失败，大量的投资没有达到实际应有的效果。 在城市更新领域重新写代码、编程序、装系统的操作，不仅是项目实施主体需要做的，其实也是政策及相关管理环节需要开展的。因为我们过去和城市建设有关的所有政策，基本上都是针对新建的，过去二三十年城市大规模的扩张，房地产的繁荣，所有的政策都是应对增量的。对存量怎么更新、怎么盘活，我们缺少政策和经验的支持。所以政策需要重新装系统，投资人运营也要重新装系统，要完全变成一个新的赛道、新的打法。 用地政策和金融政策是实施城市更新最重要的两个政策 近期，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10大目标、6大原则、8大任务、4大支持保障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取得重要进展。在《意见》的6大支持政策里面，对下一步的城市更新实施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两个政策：一是用地政策，二是金融政策。 《意见》从“规划引领、空间优化、权益保障”三个维度构建了整个用地政策的管理体系，强调允许混合开发与用途合理转换，建立项目清单+过渡期的弹性管控政策。目前各地都开始探索存量用地的混合利用，如有的地方推出M0用地，就是在绿地公园里面可以做商业，改变了过去单纯以功能划分用地性质的做法，过去商业用地就是商业用地，绿化用地就是绿化用地，不能有其他的功能，现在允许经批准混合利用。混合利用，土地的用途合理转换是否需要变更用地性质、补土地出让金？这次政策吸收了地方的经验，采取了项目清单+过渡期的政策，符合正面清单的更新项目有不变的五年过渡期。同时用地政策还明确了闲置土地收回、零星用地整合等措施，突破了过去单一用途管制的限制，打通了政策要素的堵点，特别是《意见》提出容积率的转移和奖励政策，非常有价值。目前各个地方出台关于推动城市更新的指导意见或者条例里面也有这一条，比如奖励容积率，但是有多少项目实际能获得容积率奖励？这次中办、国办再次明确了容积率的转移和奖励政策，如果有效落实，可以为城市更新提供灵活且有效的激励手段，有利于实现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平衡项目更新与保护要求，实现城市功能合理布局。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经济手段解决现实的城市更新资金难题、平衡资金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这次《意见》里金融政策也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是“采用财政资金撬动+金融工具创新+社会资本激活”的综合策略，为城市更新提供金融资金的赋能。 （1）财政资金撬动。在文件里面提到了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中央财政支持各地的城市更新。今年国家发改委列了城市更新专项，财政部发行的超长期国债可以用于地方的城市更新，还有财政部、住建部支持的30个财政支持试点城市，每个城市每年支持8亿元、10亿元、12亿元不等专项用于城市更新等等。二是地方政府除了加大财政资金支持以外，可以统筹使用地方的各个领域的财政资金。地方整合各部门分散资金，可以实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全面同步升级，显著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而“专项债券支持”则拓宽了资金来源。三是明确提出要落实城市更新相关税费减免的政策，城市更新开发周期长，参与城市更新的企业税负非常重，除了所得税、增值税之外还有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等，目前已有的城市更新相关税费减免政策主要是“三免三减半”政策，凡是参与城市生态环境以及与惠民生有关的更新项目，企业所得税三年免税，三年减半缴纳。未来如果落实政策中能加大税费减免，则能降低市场主体投入的经营成本以及风险，长期看必将拉升项目估值，有利于项目的市场化运作，加快城市更新的步伐。 （2）金融工具创新。主要是鼓励商业金融机构推出支持城市更新的金融产品。现在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对城市更新也是高度关注，因为他们投资或贷款也很难找到好的项目，《意见》提出强化信贷支持，可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城市更新专项金融产品，同时鼓励他们提前介入城市更新的财务投资，引导资金流向潜力项目，激发市场活力。 （3）激活社会资本。《意见》提到让社会资金参与城市更新，推动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资产证券化产品、公司信用债等。通过发行REITs、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金融工具可以打通社会资本进入城市更新的退出通道，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城市更新，将项目的未来收益提前变现，将不动产流动起来，实现资金的良性循环。 总而言之，本次《意见》的发布，最大的意义就是顶层设计规格高。既然规格高，所以落实好这个《意见》就非常值得期待。城市更新政策是一套体系，目前需要的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引，从监管层明确方向；同时还需要城市层面的政策立法，让决策层面有法可依；更需要项目层面的政策执行，让实施主体能够得到足够的授权，依法创新，守法突破。这个《意见》的贯彻落实，有利于建立这样的完整可落地的政策体系，对下一步的城市更新会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 当然除了政策需要重塑以外，还需要运营体系的创建。光有政策支持没有运营的成功，同样是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城市更新。运营同样需要创新，运营要改变过去的开发思维，要按照城市更新的理念来进行。过去我们是围绕土地做房产，未来要围绕着产业做资产。 总之，城市更新不仅是物质更新，还包括很多方面，其核心是生产力的更新，政策支持叠加金融和运营的创新，才是未来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城市更新将是助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之策，政策红利和市场机遇的到来，必将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希望企业能够抓住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秦虹 | 企业管理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小型企业在制造业领域创新项目的成本管理和风险控制问题。通过深入分析制造业中小型企业创新项目民用产品的成本构成和现有成本管理情况，提出相应的成本管控策略。在风险控制方面，针对制造业创新项目常见的风险类型展开详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此外，构建成本管理与风险控制协同机制，以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共同优化。这一综合研究将为制造业中小型企业的创新项目管理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创新项目，中小型企业，成本管理，风险控制 一、引言 随着全球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中小型企业作为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由于制造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等特点，中小型企业在创新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严峻的成本管理和风险控制挑战。因此，深入研究中小型企业创新项目的成本管理和风险控制问题，对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制造业作为高端制造业的代表，其产品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精密性，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控制成本，确保产品质量和交货期的稳定性。同时，由于制造业涉及国家安全、民生福祉等重要领域，其创新项目的风险控制也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中小型企业在制造业创新项目中，不仅需要关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还需要加强其民用产品成本管理和风险控制，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企业的稳健发展[2]。 本研究旨在对中小型企业创新项目在制造业中的成本管理和风险控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索有效的成本管控方法和风险控制策略，以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持。具体而言，通过深入分析制造业中小型企业创新项目民用产品的成本构成和现有成本管理情况，提出相应的成本管控策略。在风险控制方面，针对制造业创新项目常见的风险类型展开详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并且构建成本管理与风险控制协同机制，以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共同优化。这项研究将有助于提升中小型企业在制造业中的竞争力，同时也为其他行业的企业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和参考。 二、中小型企业创新项目成本管理现状分析 在制造业领域，中小型企业通过不断创新来推动行业发展，其创新项目的成本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创新项目的成本构成复杂，制造业中小型企业主要采用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如标准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等。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对成本进行核算和控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这些方法往往过于注重成本核算的精确性，而忽视了成本管理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同时，它们对于创新项目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考虑不足，导致成本控制效果不理想中小型企业在创新项目成本管理方面还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由于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资源有限，往往难以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成本管理；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的特殊性，创新项目的成本风险较高，一旦成本控制不当，就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成本管理对制造业中小型企业的经营效益具有显著影响。有效的成本管理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盈利增长和可持续发展[3]。 三、中小型企业成本管控策略 （一）确定成本控制重点 针对民用产品的特点，中小型企业应该明确定位成本控制的重点，包括材料成本、生产工艺成本、市场推广成本、设备维护及服务成本以及创新与研发成本。通过对这些关键环节成本的精细分析，找出影响成本的关键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优化措施，如谈判获取更具竞争力的材料采购价格、优化生产工艺流程降低人工成本、选择成本效益更高的市场推广方式、建立定期维护计划减少维修成本，以及寻求研发合作和优化内部研发流程降低创新成本。综合实施这些措施，中小型企业将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在民用产品领域取得更好的发展和持续成功。 （二）优化供应链管理 民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过程对高质量零部件和材料需求量大，因此建立高效稳定的供应链至关重要。除了与信誉良好的供应商长期合作外，中小型企业还可通过制定供应链风险管理策略、实施供应商绩效评估机制、采用信息化技术优化管理，推动供应链协同发展，强化透明度和沟通等多方面举措来进一步优化成本，提高供应链管理效果。这些综合应对措施将有助于企业规避潜在风险、提高合作伙伴的绩效，增强供应链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从而实现更高效的物流管理和成本控制，为民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提供可靠支持，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三）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在产品设计阶段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至关重要。除了平衡产品功能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外，企业还应当充分关注客户需求调研与产品定位这一关键步骤，以确保产品的设计符合市场需求并具有竞争优势。同时，采用价值工程设计方法可以帮助企业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产品附加值。在选择成本效益工具时，中小型企业可以考虑使用成本效益分析、生命周期成本评估等工具，以综合评估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成本开支和效益回报，为决策提供依据。此外，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排放等方式，企业可以提高产品的环境友好性，提升品牌形象，同时降低相关成本。在风险评估与管理方面，及时识别和处理潜在风险可以有效避免项目延误和增加额外成本，提高项目整体效率和成功率。 通过全面考虑以上因素，在产品设计阶段进行科学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有助于中小型企业优化产品设计，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控制成本开支，实现更好的成本效益比。这将为企业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4]。 四、中小型企业风险应对策略 （一）产品多元化经营 中小型企业在拓展业务范围时，可以考虑将多元化经营延伸至民用产品领域。在民用产品领域，中小型企业可以开发并提供更加普惠的民用产品，如民用器材、科普教育器材等，满足民众对科技的需求和兴趣。同时，通过提供物流服务，为民用领域提供高效、可靠的运输解决方案，推动技术应用于生活和商业领域。 （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对于中小型企业至关重要。除了明确风险管理责任部门和人员之外，企业还应该建立全面的风险评估和监控机制，以便及时发现和有效应对各类潜在风险。这包括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和排查，建立风险清单和应急预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保障企业运营平稳。此外，培训员工参与风险管理也是提升企业整体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一环。通过组织相关的风险管理培训课程，可以帮助员工熟悉不同类型的风险和应对策略，增强员工的危机意识和应变能力。同时，建立有效的内部沟通机制，促进员工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使全体员工都能积极参与风险管理工作，共同守护企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三）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是中小型企业不可或缺的发展战略。除了引入先进技术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外，企业还可以加大研发投入，与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合作开展创新项目，探索领域的新技术应用和发展方向，不断提升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竞争优势。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企业可以着力打造智能化运营管理系统，整合航班调度、客户服务、机务维护等业务环节，实现信息共享和实时监控，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通过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可以更好地预测客流需求、优化航班安排，降低风险并创造更多商业价值。此外，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还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安全水平。通过引入无人机技术、智能飞行控制系统等先进装备，可以提升飞行安全性和准确性，减少事故风险。同时，在维修保养领域，应用传感器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可以实现设备智能化监测和预防性维护，提高其可靠性和飞行效率。 综上所述，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是中小型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路径之一。通过不断引入最新技术，优化业务流程，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增强抗风险能力，为行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四）紧密合作与联盟 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和参与各种形式的联盟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共享资源和信息以规避风险外，合作还可以带来更多的机遇和价值。中小型企业可以通过与制造厂商、技术公司以及相关行业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研发项目、技术交流和市场拓展，实现资源互补、优势互补，提高整体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在联盟合作方面，中小型企业可以积极参与行业协会、商业联盟等组织，与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分享经验、资源和市场信息，共同规范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此外，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投资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反应速度，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分担，共同应对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通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和参与联盟，中小型企业还可以扩大业务范围，发展多元化的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和专业的解决方案。充分发挥各方合作伙伴的专业优势，共同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并抢占市场先机。这样的合作模式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独立开拓市场的成本和风险，也能为企业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持久的竞争优势。 五、中小型企业协同机制实施路径与保障措施 （一）制定协同计划和目标 中小型企业在协同机制中需要制定共同的协同计划和目标，明确各方的合作范围和具体任务，并设定相应的时间表和绩效指标。这样可以确保协同行动的有效执行和成果达成。为了确保协同行动的有效执行和成果达成，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各方的核心竞争力和资源优势。在制定协同计划和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各方的核心竞争力和资源优势，明确各方在协同中扮演的角色和职责。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各方的专长，形成优势互补，推动协同机制的顺利进行。 2.确定具体的合作范围和任务分工。在协同机制中，要明确各方的合作范围和具体的任务分工，确定每个参与方在协同行动中负责的具体工作。清晰的任务分工可以减少冲突和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 3.设定合理的时间表和绩效指标。为了监控协同行动的进展和成果，可以设定合理的时间表和绩效指标。时间表可以帮助控制进度，确保活动按时完成；绩效指标可以评估各方的表现，促进合作方面效果的实现。 4.建立沟通与协调机制。协同机制需要建立良好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包括定期开展协调会议、设立信息交流渠道、确立沟通联系人等。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可以解决合作过程中的问题和障碍，保持良好的合作氛围。 5.跟踪和评估协同效果。中小型企业在协同机制中需跟踪和评估协同效果。通过定期汇报和评估，可以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和改进，确保协同行动的效果最大化。 （二）信息共享和沟通 为了实现有效协同，中小型企业需要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各种信息技术工具如共享平台、在线会议、即时通信等成为重要辅助。通过共享平台，企业能在统一的数字化环境中分享数据、文件、文档，降低信息传递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此外，共享平台支持多方协同编辑和版本控制，确保信息准确性和一致性。在线会议和即时通信工具可以帮助不同地点的团队进行实时交流，消除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通过视频会议、语音通话和实时聊天等功能，中小型企业可以快速进行讨论、作出决策，促进紧密协作。除了技术工具，培养开放透明的沟通文化也至关重要。中小型企业应倡导员工互动和合作，定期组织沟通培训和团队建设活动，提升沟通技巧和协同意识，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 通过以上举措，中小型企业可以确保信息的畅通和共享，在协同机制中实现高效的信息交流与沟通。这将有助于推动合作方面的顺利进行，加强团队的协同合作，提升工作效率和合作效果。 （三）风险分担和保障措施 在协同机制中，中小型企业考虑风险分担和保障措施至关重要。除了通过合同约束和风险分担协议来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的措施有助于减少潜在风险，确保协同合作顺利进行。一种常见的风险分担方法是建立风险管理委员会或小组，由各方代表共同参与，共同评估和管理协同活动所涉及的风险。委员会可以定期召开会议，识别和分析可能出现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措施，以降低风险对各方的影响。此外，中小型企业还可以考虑购买相关的风险管理保险，以应对潜在的商业风险。不同类型的保险产品可以覆盖多种风险，如财产损失、法律诉讼、业务中断等，为企业提供额外的保障和安全网。在合同签订阶段，中小型企业应当明确规定协同机制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约定好风险的分担方式和责任界定。特别是针对重大风险事件的处理措施，需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以确保在风险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和解决问题。最后，中小型企业可以定期对协同机制中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审核，及时调整和改进风险管理措施，持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确保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通过以上风险分担和保障措施，中小型企业在协同机制中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风险，降低潜在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提高合作的成功率和长期稳定性。 参考文献： [1]许鹏.海外大型工程项目成本管理及风险控制研究[J].工程技术研究，2021，6（7）：174-175. [2]巩贵浩.财务风险背景下中小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研究[J].纳税，2020，14（16）：113+115. [3]李鸿菲.企业资金集中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今日财富（中国知识产权），2023（12）：74-76. [4]郑建伟.BIM技术在工程造价成本预算风险管理中的应用[J].散装水泥，2021（6）：76-78+81. 作者简介：王硕，女，陕西宝鸡人，中级会计；研究方向：成本管控。 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 王硕 摘要：地方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少地方国有企业面临着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财务成本攀升、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大等财务风险，严重制约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地方国有企业财务风险存在的问题，提出管控措施，旨在提升企业财务风险管控能力，促进地方国有企业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地方国有企业，财务风险，成因，管控对策 地方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国有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步伐，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不断增强，为地方经济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时代新阶段，地方国有企业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一方面，企业经营风险加大，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地方国企普遍存在资产负债率高、财务杠杆率高的问题，财务风险不容忽视。一旦爆发债务违约、资金链断裂等风险，不仅会危及企业自身生存发展，也会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地方国有企业财务风险存在的问题 （一）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的背景下，不少地方国有企业主业不突出，多元化扩张冲动严重，通过举债投资、并购重组等方式盲目做大总量，导致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据统计，2020年末全国地方国企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64%，部分企业甚至超过80%。资产负债率偏高意味着企业债务压力沉重，债务利息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一旦出现经营性亏损与债务违约叠加，企业财务状况将进一步恶化，资不抵债风险加剧。高资产负债率不仅制约了企业融资能力，影响了信用等级，也极易诱发企业资本结构失衡、偿债风险上升等问题，成为悬在地方国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亟须高度重视。 （二）财务成本不断攀升 随着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社会融资成本上行，地方国有企业财务成本不断攀升。一方面，不少地方国企资本结构不合理，负债率过高，且以短期负债为主，期限错配严重，每年财务费用高达数亿元。在应收账款回收期延长、资金回笼不畅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通过短期借款周转，财务成本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国企由于信用等级较低，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而贷款利率远高于债券发行利率，融资成本超高。 （三）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大 保障现金流安全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但当前，不少地方国企面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持续为负、货币资金储备不足的困境，资金链紧张，断裂风险加大。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企业“两金”（应收账款和存货）占用资金严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人工、原材料价格攀升，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现金净流入锐减。另一方面，国企投资规模偏大，投资回报期长，投资活动现金流长期为负，资金占用压力大，国企高负债导致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居高不下，企业现金流动性恶化。在“三流”（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全面紧张的情况下，企业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二、地方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 （一）战略决策不当引发财务风险 战略决策失误是引发地方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因素。不少地方国企在制定发展战略时，盲目攀比GDP总量，急于求成，超越企业资源禀赋和能力边界，在主业不清晰、专业优势不突出的情况下盲目进行战略转型，陷入多元化扩张的“黑洞”，导致企业战略定位偏离，资源错配严重。主业和多元化业务相互掣肘、竞争同类项目，造成资源浪费，也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一些地方国企在对外投资、兼并重组过程中，受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对目标企业和项目缺乏全面、审慎的尽职调查和可行性论证，按照“规模至上”的逻辑进行投资，上马一批缺乏竞争力、收益前景不明的项目，埋下巨额亏损和资产损失的隐患。一旦市场出现波动，投资项目收益无法兑现，企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还有一些企业对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不足，在行业发展周期的下行阶段仍大举扩张，甚至加大高风险领域投入，导致投资回报与预期相差甚远，财务状况每况愈下。反观业绩优良的地方国企，均根植主业，在专业领域精耕细作，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变化，及时优化资源配置，保持了稳健的财务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财务风险 管理是企业的生命线，一些地方国企因经营管理不善，长期深陷亏损泥潭，资不抵债。部分地方国企管理理念陈旧，经营方式粗放，内部管理体制机制僵化，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缺乏快速反应和应变能力。特别是在“放管服”改革和国企改革的背景下，一些企业对市场需求把握不准，产品和服务缺乏竞争力，同质化、低端化突出，销售收入连年下滑，经营性亏损加剧。这些企业往往成本控制不力，生产效率低下，导致产品成本居高不下，毛利率逐年下降。企业还普遍存在“三项费用”居高不下、非经营性支出攀升等问题，管理效能低下，造成大量资金浪费，一些企业市场意识淡薄，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甚至形成呆账、坏账，资金占用严重。甚至个别企业领导人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举债、对外担保，将企业推入财务危机的泥潭。管理不善引发的种种经营弊病，既侵蚀了企业的获利空间，也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加速了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 （三）内部控制失效引发财务风险 内部控制作为现代企业健康运营的免疫系统，对防范化解重大财务风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不少地方国有企业尚未建立起全面有效的内控机制，内控意识淡薄，致使财务风险频发。内控环境方面，企业内部缺乏对规范运作、合规经营的重视，管理层带头违规，破坏了企业的内控环境。组织架构方面，企业财务、审计等部门缺乏相对独立性，难以发挥应有监管作用，特别是母（子）公司管控脱节，管理真空突出。风险评估方面，风险管理流于形式，对重大投资、融资等关键业务缺乏事前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预案缺失。控制活动方面，内控制度建设滞后，全面预算、资金管理、合同管理等关键业务控制措施执行不力。信息与沟通方面，信息传递不畅，财务共享、大数据分析等手段运用不足，内部沟通机制不顺畅。内控监督方面，企业常态化监督检查缺位，对内控缺陷整改不重视，导致屡查屡犯。内部审计独立性有待加强，揭示风险不及时。内控失效酿成一系列财务乱象，危及企业财务安全运行。典型案例如山西省某地方国企，财务人员与供应商内外勾结，利用不相容岗位兼任、印章使用失控等内控漏洞，采取虚构采购、伪造票据等手段，长期侵占企业资金，最终酿成数亿元的重大经济损失。 （四）流动资金管理不足导致财务风险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流动性问题。一是企业营运资金预算的制定存在一定的缺陷。一些国企在编制预算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企业的实际资金需要，导致资金的配置并不符合企业的实际运营需要，这就造成了公司在面临资金短缺时很难做出反应，从而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作。二是一些国企对基金的运用没有清晰的规划和审批程序，很难确保资金的高效分配，影响了整个基金运作的效益。三是一些国企在资本配置方面缺乏弹性，致使企业在面临紧急状况时无法迅速进行资金调配，难以有效地应对短期资本压力。四是一些国企对现金流量的管理缺少实时监测与数据分析，造成了资本管理的透明度、精确性不足，很难对资本运用中出现的反常现象进行及时检测，加大了金融风险防控的难度。 三、地方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的管控对策 （一）加强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 1.优化资本结构，控制资产负债率 地方国有企业要将降杠杆、控负债作为化解财务风险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要合理确定负债规模，制定科学的资本结构优化方案，兼顾企业发展与风险防控。要结合企业发展战略，全面评估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严控非主业投资，压缩低效无效资产，盘活存量资产，变现沉淀资金，回笼资金优先偿还存量债务。另一方面，要多渠道补充权益资本，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混改，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股权融资，采取定向增发、可转债等方式，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暂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可通过母公司增资、财政专项资金注入、战略投资者引入等方式壮大资本实力，优化负债结构。要强化资产负债率刚性约束，将其纳入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限期落实降杠杆目标，确保企业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水平。 2.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高已成为地方国企健康发展的瓶颈。破解难题的关键是创新融资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公司债等方式募集资金，提高长期限、低成本资金比重。积极争取政策性银行提供中长期贷款支持，支持企业发行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盘活应收账款、存货等流动性资产，缓解资金压力。鼓励企业利用产权交易市场发行可交换私募债、资产支持票据等创新融资工具，盘活优质资产，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企业以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为基础资产，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产品，盘活无形资产。探索利用保险资金、基金等投资地方国企股权，分享国企发展红利，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国企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通过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推动融资方式多元化，地方国企融资成本有望显著下降。 （二）深化预算管理与成本控制 1.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建立问责机制 全面预算管理是加强地方国资监管、规范企业运营的重要抓手。企业要结合发展规划，科学测算收入预算，合理安排支出预算，确保预算内外收支平衡，严格预算审批，加强事前监控，对预算的必要性、合规性以及筹资、投资、担保等重大事项进行严格审核把关，从源头防范财务风险，强化预算执行的刚性约束。企业要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对预算执行偏差及时预警纠偏，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建立健全追责问责机制，对违反预算纪律的行为严肃问责。企业要做好预决算分析，加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查找存在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并运用于下一年度预算编制，不断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准确性。此外，企业还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培养节约意识，堵塞管理漏洞，从根本上遏制地方国企财务风险。 2.强化过程成本管控，挖潜增效 成本管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永恒主题。地方国企要树立成本控制意识，健全成本管控体系，加强全过程、全要素成本管理，激发内生动力，实现降本增效。（1）加强采购成本控制，结合生产经营实际，科学制定物资采购预算，推进集中采购，发挥规模优势，严格比质比价，降低采购成本。（2）加强供应商管理，优化供应商准入、考核、淘汰机制，建立阳光采购平台。（3）加强生产成本控制，优化生产组织模式，减少中间工序，提高运转效率，加大节能降耗力度，加强能耗统计与考核，淘汰高耗能设备，推广节能新技术、新工艺。（4）加强管理成本控制，深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严控“三公”经费，压缩会议、差旅等一般性支出，加大应收账款清理催收力度，建立账龄分析和逾期问责机制，降低呆坏账损失。此外，成本控制应从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入手，消除低效无效支出，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用，走出一条开源节流、提质增效的发展路径。 （三）加强风险监测预警 1.建立财务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事前预防是化解地方国企财务风险的治本之策，建立健全财务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是预防风险的关键一招。（1）构建分层分类指标体系，按照风险导向原则，从战略风险、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等维度设置一级预警指标，聚焦资产质量、负债规模、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等事关企业财务安全的关键指标。同时，进一步细化分解为若干量化、可考核的二级指标，形成全面系统、分层细化的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2）开展压力测试，采用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方法，设定各种极端情况，模拟测算压力事件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评估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找准风险点。明确预警等级，根据压力测试结果，划定正常、关注、警示等预警等级，并与应急处置预案相衔接，建立财务风险指标常态监测机制，动态跟踪指标变化情况，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风险缓释措施，通过搭建事前预警“防火墙”，筑牢风险防线。 2.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风险监测 风险监测是揭示风险隐患、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基础，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能够显著提升风险监测的广度和精度。地方国企要积极运用财务共享、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加强对企业财务数据的采集、整合、分析，建立集团统一的财务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通过数据挖掘，及时识别资产负债率攀升、应收账款高、现金流趋紧等财务风险预警信号，实现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并加强与银行、税务、工商等外部数据的互联互通。通过大数据关联分析，洞察企业上下游客户的经营状况，及时识别“逃废债”等信用风险，建立内外部风险信息报送与共享机制，提高信息透明度，为各级管理层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风险监测水平，让风险无处遁形，从而为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国企财务风险提供坚实保障。 （四）加强流动资金安全管理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强化企业的流动资金管理、保证资金链的稳定性、提高资本的利用率，已经成为当前国企财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是必须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运营资本预算体系。在预算编制的时候，要将经营单位的资金需要、市场的变化、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等因素都考虑进去，这样才能制定出完善的资金规划，保证资金能高效地满足企业的运作需要。二是要对国有企业的资金运用实行审批制度，并对每一笔资金的运用进行严格的审核。与此同时，国企要对企业流动资金的运行状况进行定期监测，及时发现资金运用的不正常现象，确保资金的透明、安全。三是国企要增强资本运作的弹性，以保证在出现紧急资金需求时可以快速地做出反应。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资产池管理体系，统一管理公司的流动资金，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益。四是国企要强化流动性风险管理，综合分析各种风险因素，制定有效的对策，保证企业流动资金的安全性。 四、结语 地方国有企业财务风险防控事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地方国企只有将防范化解重大财务风险作为重大战略任务，着力优化资本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强化全面预算管理、深化成本管控、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标本兼治，多措并举，筑牢“防火墙”，拉紧“安全带”，才能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实现企业行稳致远、持续发展。地方国资监管部门也要切实扛起防范化解国企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加强分类指导，创新监管方式，强化责任追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督促推动地方国企加快补齐短板，着力构建“大监管”工作格局，筑牢国有经济“压舱石”。 参考文献： [1]孟晓霞.探析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管控的问题与对策[J].广告大观，2023（11）：133-135. [2]陆文.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管理问题探析[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23（11）：223-225. [3]肖靖霖.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大众投资指南，2022（24）：134-136. [4]施佳慧.国有企业投融资财务风险类型与防控分析[J].财富生活，2023（02）：4-6. 作者简介：程兰兰（1988—），女，汉族，湖北省大冶市人，硕士，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黄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程兰兰 摘要：当前，集团企业应收账款管理面临的挑战较大。应收账款作为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集团企业的现金流、盈利能力和财务健康状况。本文分析集团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旨在增强集团企业的现金流管理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财务稳健的目标。 关键词：集团企业，应收账款管理，问题，对策 应收账款作为集团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现金流的健康性和集团企业的偿付能力。优化应收账款管理可以降低财务风险，提高集团企业资金效率和竞争力。这不仅是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必要措施，也有助于集团企业在市场中的稳定发展和客户关系的维护。因此，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已成为集团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站稳脚跟、应对市场波动的关键手段。近年来，应收账款比重上升成为普遍趋势，对集团企业的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科学和精细化地管理应收账款，已成为集团企业优化资金结构和提升财务效率的关键。随着集团企业运营环境和外部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集团企业必须从理论深化、技术应用、专业培训和策略灵活性等方面出发，全面提升应收账款的管理能力。只有未雨绸缪和积极应对，集团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实现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 一、应收账款管理相关理论概述 （一）应收账款的概念 应收账款是企业在将来某一时点所能收到的现金，包括货物价款、增值税、代客户垫付的运输费用及其他费用。应收账款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在现代社会，随着信用经济的理念的提出，应收账款的概念也逐步被人们所熟悉。 （二）应收账款的特点 应收账款是一家企业预计收到的一笔款项。从会计核算角度看，企业所确认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是将企业所发生的所有坏账（即企业已发生的满足坏账定义和要求且无需资本化的坏账损失），对相关的备抵账户或当期费用进行冲销。应收账款通常发生在企业和客户之间，应收账款的账龄不一。多数企业都要支付很高的成本才能收回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 二、集团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重要性 集团企业作为规模庞大、业务广泛的组织，其内部交易频繁，子公司众多，若未建立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体系，将直接影响自身的现金流、财务健康状况和整体盈利水平。应收账款管理作为集团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科学性、合理性和严密性对于提升整个集团企业财务运作效率和控制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完善集团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机制，可以有效预防财务风险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集团企业通常业务领域广泛，子公司间的应收账款往来频繁，若管理不善，可能引发债务链风险，影响集团企业的稳定性。因此，集团企业应对账款往来记录进行审核和跟踪，确保交易双方财务活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必要时使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衡量和缓解，如引入保理业务和信贷保险。应收账款管理增强了对集团企业现金流的控制和预测能力。现金流量表被视为集团企业的“生命线”，应收账款管理直接关联现金流入的时机和数量。一个熟练管理应收账款的集团企业能够确保流动资产的高效运转，并在市场波动较大时提高抵御经济周期性影响的能力。作为管理实践的一部分，集团企业通过对应收账款的逐笔审核和定期评估，在满足会计准则的前提下，使用先进的财务分析软件来评估子公司的财务可靠性和信用等级。集团企业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有助于提高盈利水平。如果集团企业对客户信用的检查和评估不足，可能积累大量无法回收的账款，直接影响收款比率和净利润。集团企业提升应收账款管理的有效性，可以通过特定软件和算法监控客户信用状况和还账行为，避免坏账的产生，保持与客户良好的信用关系。 三、集团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客户信用评估不足，风险隐患增大 集团企业通过赊销业务获取市场份额、扩大销售规模是一种有效策略。然而，如果赊销活动中产生的应收账款管理不当，可能成为集团企业资产健康状况的重大威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构建健全的客户信用评估体系。集团企业在进行客户信用调查时，应全面、深入地收集信息，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然而在现实中，集团企业在这一环节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信息收集的片面性和评估体系的不完善。信息收集不全面导致集团企业无法准确判断客户的信用水平，无法识别高风险客户，从而增加坏账风险。评价体系的不健全表现为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型和参数，使集团企业难以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在应收账款管理中，客户信用评估是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集团企业这一环节薄弱，简化审核流程或对客户提供无差别管理，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坏账，面临更大的风险。由于缺乏定制化的信用管理，集团企业对深层次的信用风险认识不足，缺少量化管理和动态跟踪应收账款风险的工具和技术，信用评估不足，可能导致集团企业资金链问题，甚至可能引发财务危机。 （二）应收账款管理专业部门缺失，管理效率低下 专业部门的设立与管理质量直接相关。在许多集团企业中，由于认识不足或管理不重视，应收账款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管理，而是由财务部门或销售部门负责，导致职能行使不够专业，应收账款管理权责不明确，缺少有针对性的管理策略和应对措施，导致管理效率低下。集团企业缺乏应收账款管理机构，负责应收账款管理的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财务知识和法律常识，在监控应收账款和选择收款策略方面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在这种缺乏专业化管理的现状下，集团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难以跟上时代步伐，缺乏创新，无法形成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专业化的应收账款管理能有效提高资金流转效率，而缺乏这一机制则可能导致坏账、拖欠等问题，降低资金利用效率。 （三）应收账款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集团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内部控制是集团企业内部应收账款管理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负责对赊销业务的各个环节，包括信用调查、合同签订、应收账款结算和跟踪等进行有效管理与监督。然而在现实中，集团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缺乏系统的规则体系，制度执行层面存在许多漏洞，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使得风险控制形同虚设。部分集团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制度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实，在执行和监督环节存在许多问题，如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资金流失监控不力；应收账款审查不充分，内部审计和监督机制不足。这些问题削弱了内部控制在风险防范方面的作用，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和业务需求。缺乏稳健的内部控制制度，导致集团企业在应收账款管理中难以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应收账款回收任务难以顺利完成，坏账率不断上升，严重影响了集团企业的财务健康，阻碍了集团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四）应收账款变现手段单一，资金流动受阻 集团企业在应收账款管理上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变现手段单一。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直接影响集团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应收账款的变现手段多样，如抵押或证券化等金融工具。然而在实践中，集团企业并未充分利用这些手段，大多数集团企业在应收账款变现上陷入了单一化困境。一方面，集团企业在应收账款变现手段的选择上不够灵活，缺乏创新，通常满足于传统的变现渠道，如二次催收、诉讼等。这些手段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变现，但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达到最佳效率，存在时滞效应。另一方面，集团企业在员工培训、金融工具运用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集团企业应收账款管理面临困境，资金流动性和财务灵活性减弱。在应收账款的变现问题上，选择变现手段的依据是利用市场流动性，要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单一的变现手段反映出集团企业对市场规则把握不足，对应收账款变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单一的变现手段将缩小集团企业的资金调度空间，增加流动性风险，在极端的资金短缺情况下，集团企业甚至可能不得不出售优质资产以维持运转，无疑会损害集团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 四、集团企业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的主要措施 （一）注意资信调查，加强客户信用监管 为缩小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敞口，集团企业需深化资信调查和信用监管体系，构建完善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通过全面的客户财务、运营和信用历史数据收集，实现客观的信用评分和风险分类。集团企业应设立专业化的信用管理部门，由经验丰富的团队负责对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定期分析，确保其信用评价和赊销策略实时反映市场和客户的实际状况。集团企业需对信息系统进行更新和升级，采用先进的大数据分析和征信技术，准确预测客户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并在信贷决策中利用这些智能工具，对客户未来可能出现的经营困难、财务危机等潜在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和预警，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判断基础。为了减少主观判断失误，集团企业应引入多重因素测试，如财务比率、现金流量等，以多角度评估客户的信用能力。集团企业可以实施动态的风险监控流程，设置合适的赊销限额和担保要求，同时建立应对潜在违约情况的应急计划，如提前催收、诉讼、关联集团企业担保等措施。通过对客户信用持续性的严格管理，集团企业将能更有效地控制应收账款风险，为集团企业的整体财务稳定贡献力量。 （二）建立专业的部门，有效管理应收账款 专业化的应收账款管理体系是提升集团企业财务管理能力的关键。集团企业应设立风险管理和应收账款管理部门，集中处理信用评估、应收账款回收等专业性工作。该部门需确保财务人员和风险管理人员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能够运用财务管理、风险评估、数据分析等工具，对客户信用、应收账款的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实时监控。集团企业应在内部实行严格的审核和报告机制，确保各部门能及时获得准确的应收账款数据。集团企业运用自动化软件和电子报告系统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使管理者能快速识别应收账款风险，并采取措施优化集团企业的财务状况，鼓励一线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应收账款的管理，解决潜在问题的同时激励员工提高工作效率。集团企业应建立动态的信用管理模型，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点的应收账款数据进行分析，及时把握业务动态，加强跨部门协作，如法律部门和财务部门的协作，共同制定应收账款风险控制和催收策略，减轻集团企业的信用风险。 （三）完善应收账款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应收账款的管理水平 为了实现集团企业内部应收账款管理的制度化和流程化，集团企业应根据业务规模和内部结构设计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和操作流程。在制度建设方面，集团企业应明确各部门职能，制定应收账款管理方面的岗位职责和操作规范，划分不同级别岗位的职责和权限，避免应收账款管理过程中职责不清、职责重叠等问题。集团企业还应实行全面的应收账款管理评价制度，利用逾期应收账款率、账龄分析和周转率等关键性指标督导各部门，将应收账款回收效率、质量和信用管理能力与考核结果挂钩，通过激励机制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其工作责任感。集团企业应优化内部控制结构，定期审查和评价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的执行效果及存在的问题。为顺应市场变化，内控制度也应具备一定的弹性，以灵活适应不同客户和市场环境下的管理需求。 （四）运用多样化方法提升应收账款变现能力 提升应收账款变现能力的关键在于优化集团企业的应收账款结构，采用有效的手段和策略，将应收账款转化为集团企业经营的现金流。集团企业可通过转让债权获得流动性，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将应收账款转让或出售给具有专门资质的金融机构以获取资金。集团企业可利用应收账款质押向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融资，加速资金周转。集团企业要寻求合适的金融创新工具，如保理业务、应收账款证券化，缩短账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理业务不仅能降低信用风险，同时能为集团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缓解资金压力。集团企业在必要时可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确保债务人履行偿付义务，在法律框架内保障企业权益，减少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五、结语 随着市场不断变化和技术飞速进步，集团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必要性逐渐显现。这一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能提高集团企业的资金流动性，确保财务资源得到有效利用，降低财务风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客户多元化背景下，通过构建健全的应收账款管理体系、优化内部操作流程、加强外部信用评估及实施信息化战略，集团企业能够更稳健地应对市场波动和客户信用风险。因此，集团企业应周期性地审视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必要的调整，确保应收账款管理的科学性和适应性。 参考文献： [1]马娟.集团公司应收账款管理问题探究[J].大众商务，2022（09）：197-199. [2]周琳琳.集团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的有效策略分析[J].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2024，40（10）：148-150. [3]王启英.集团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大众投资指南，2023（22）：128-130. [4]赖宇岚.基于集团公司最优的H集团应收账款管理研究[J].航空财会，2024，6（01）：17-22. [5]王磊.加强企业集团应收账款管理探析——以T集团为例[J].交通财会，2023（12）：22-24. 作者简介：龚思瑾（1987—），女，汉族，福建省厦门市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厦门国贸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龚思瑾 一、企业销售管理中物流费用分析 （一）企业物流费用概念。企业的物流管理是货物运输、装卸、储存并向客户提供产品的过程，整个物流系统中包含了各个环节，需要多部门协调合作，而物流费用也分为供应物流费用、企业内物流费用、生产物流费用以及销售物流费用等不同类别。企业销售物流费用一般指从确定向客户销售到向顾客交货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要承担产品包装、信息通报等多方面的工作，在让客户了解销售物流状况的同时，为客户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务。企业的销售物流费用控制需要应用管理基本原理与科学的方法，对物流活动进行科学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监督，让物流活动实现最佳配合，提高物流效率。（二）销售管理中物流费用控制的意义。1.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在销售管理中有效控制物流费用，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降低物流费用进而控制产品市场价格，在市场上抢占先机。物流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中比较重要的成本内容，同时也是影响企业最终售价的一部分，作为从销售单位向客户交货过程中的物流费用，销售物流费用对价格的影响尤为明显。企业运用有效手段降低销售物流费，能够在最终产品价格上给予顾客更多优惠，从而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在增加自身销售量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市场份额，帮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2.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实施销售物流费用管理有利于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控制经营总成本，让企业获得良好发展。销售物流费用是企业经营费用中的重要成本，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有效地控制其费用，有利于物流费用的整体降低，控制生产经营成本，保证企业的利润，进而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在物流管理中，合理利用销售产品的仓储空间，有效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高配送效率，能够让销售物流费用得到有效控制，避免过高的物流成本消耗，也让企业在销售中得以获得更高利润。3.提升企业服务质量。物流费用的降低对企业服务质量的提高也有一定影响。物流是企业与客户沟通的桥梁，企业在控制销售物流费用过程中，会利用缩短配送时间、减少配送失误等策略，提升客户的满意度，进而提升企业服务质量。在现代化销售物流成本管理中，企业可以通过信息系统对物流信息进行实时追踪，可以通过多仓库发货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更加快捷的货物运输，在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让客户获得更加高效率的物流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 二、企业销售管理中物流费用控制常见问题 （一）物流管理思路滞后。企业销售管理中物流管理的思路相对滞后。很多企业在进行销售管理时并没有给予物流成本控制足够的重视，不注重内部物流系统的建设，物流费用成本较高。企业在进行物流管理时，对最新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了解不到位，片面地认为物流费用控制等于降低物流成本，没有正确协调物流成本与服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容易造成物流服务质量降低，客户满意度不高等问题，不利于企业的健康经营发展。（二）各部门协调性较差。企业销售管理中各部门协调性较差也影响了物流费用的控制效果。物流管理是一项复杂性较高的工作，需要企业内部各部门的协同参与，但相当一部分企业内部没有建立完善的物流信息交流机制，销售部门、物流部门的工作相互割裂，信息无法互通，无法实现产品销售与产品物流的有机结合，物流费用不透明问题比较常见。另外，由于各部门协调性较差，企业在为客户提供物流服务时也容易出现意外情况，物流运输质量差、丢件问题等都会额外增加销售物流费用，不利于费用控制。（三）物流管理效果较低。企业缺乏良好的物流管理体系，物流管理效果较低，物流费用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多数企业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物流管理体系，没有独立的综合性物流中心，内部物流管理能力和水平都受到一定限制，无法开展有效的物流管控，也无法对物流费用进行综合控制。（四）物流项目细分不足。企业物流项目细分不足也是费用控制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很多企业销售管理中没有对物流项目进行深入细分，缺乏对各类物流情况的研究，难以有效控制物流费用。很多企业的物流管理工作相对笼统，缺乏精细化管理意识，没有对物流项目的具体内容进行细化分析，企业没有根据产品的特点以及运输路线进行物流服务项目细分，容易增加物流运输成本，不利于物流费用的有效管控。另外，企业物流项目细分不足也降低了企业的客户服务质量，容易造成客户的满意度下降等问题，还可能对企业的经营造成不良影响。（五）管理人员水平不足。企业欠缺专业且优质的物流管理人员，不利于其物流费用的有效控制，而管理人员水平不足也是目前物流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企业在进行物流管理工作特别是物流体系建设、物流成本核算时，高水平专业化的物流管理人员的匮乏限制了其发展与进步。 三、企业销售管理中物流费用控制有效方法 （一）创新物流管理思路。企业销售管理中物流费用控制需要不断创新物流管理思路，采用新的物流管理方法提升物流效率，降低费用成本[1]。企业销售物流费用控制应该坚持客户至上原则，在满足客户货运需求的前提下进行物流费用控制，保证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息畅通性，合理分摊费用，降低物流成本。企业应该结合产品销售的特点对物流情况进行分析，依靠驱动运作方法进行物流的有效管控，利用好销售网络提高物流效率，最大限度减少库存，甚至实现零库存，提高产品物流运作速度，缩短产品到达客户手中的时间。另外，企业应该重视物流信息系统的建设，关注整合信息系统的特点，在物流费用管理中利用数据仓储平台、物流信息监控平台等条件，开发物流信息资源，提升管理质量。（二）提高各部门协调性。企业物流管理需要各部门共同协调，加强销售管理中物流费用控制需要提升各部门协调性，进而降低物流成本，保证企业利润。企业在进行销售管理时，应该关注物流相关部门的工作内容与工作特点，尤其注意销售部门与物流部门的沟通与联系，为其提供有效的信息沟通途径，确保销售产品从订单到运输全过程的科学有序[2]。物流费用的有效控制需要各部门共同协作，尤其是销售部门与物流管理部门的配合，企业应该从物流管理角度出发，考虑到物流系统建设以及物流方案运转中所需的配合要求，为产品销售以及产品运输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条件。（三）强化物流内部管理。企业应该加强物流的企业内部管理，利用完善的规章制度与工作体系进行物流管理优化，有效控制物流费用[3]。企业在进行物流内部管理中需要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从企业的物流环节入手进行工作体系的优化，利用制度约束企业销售物流网络，确保物流方案的科学与可靠。在内部物流管理中，企业应该重视标准化物流体系的建立，按照国家及行业要求对销售物流进行标准化改造，制定规范的物流标准，引入商品包装规格化、物流信息条码化等管理技术，提高物流标准化的同时，提升运输效率，降低费用成本。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整合物流供应链，通过单体物流中心或综合物流中心的建立，优化运送模式，实现物流的高效率发展。（四）促进服务项目细分。物流服务项目细分有利于控制物流费用，企业应该关注销售中的物流项目特点，围绕实际情况进行细分管理，让物流费用得到控制。物流项目是为实现物流目标而设定的系列任务，企业销售管理中对物流服务项目进行细分管理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物流服务的质量。企业物流服务项目的细分，可以根据运输产品的种类、数量以及客户对象等进行物流系统的细分和优化，确保大件产品与零散产品都能够得到有效运输。企业应该按照产品的特征，并根据物流运输点位与范围，对产品包装、运输路线、售后服务等进行有效管理，结合实际情况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物流服务。（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人才对于物流费用控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应该重视销售管理中物流专业人才的引入，针对销售物流进行综合化、标准化管控，提高物流工作效率，有效控制物流成本。企业应该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引入专业的物流管理人员，根据企业当前销售情况、物流管理要求，聘用物流管理专业人才进行内部物流系统的建设，为企业物流渠道的打通以及物流成本控制提供良好条件。另一方面，企业应该重视物流人才的培养，在企业内单独成立物流管理部门，选择合适的人员从事物流部门工作，并在内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物流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物流工作质量与效率，从而控制销售物流费用。（六）加强物流成本核算。企业应针对销售物流费用进行综合分析，对包装费、保险费、装卸费以及后续服务费等设置明细科目，在成本核算中对具体明细费用进行清算，明确当前销售物流费用中各项环节的占比情况，并从销售管理角度出发，通过管理措施优化，控制相应费用成本，实现成本优化。企业在进行物流成本核算时，可以采用费用分配标准，按照分配比例原则进行成本分析，对单独物流作业耗费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以及非物流作业消耗的费用成本等进行科学计算，确保物流费用成本核算的规范性与准确性，为企业经营成本管控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结语 物流费用的控制有利于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也有利于企业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够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企业想要在销售管理中有效控制物流费用，需要对销售工作客观实际进行分析，了解产品物流的需求，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前提下，通过管理思路创新、部门协调性提升、内部物流体系建设等方式降低物流成本。 参考文献： [1]尹凌.浅谈企业销售管理中物流费用控制的方法分析[J].财富生活，2023，14（06）：181-183. [2]黄洋萍，谢玲玲.企业销售管理中物流费用控制的方法分析[J].中外企业家，2020，22（16）：53. [3]肖锋.企业销售管理中的物流费用控制[J].中外企业家，2015，07（08）：24-25. 江西省江铜铜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志凤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