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在论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时有一个判断，这就是：应对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日渐丰富。所以有此变化，当然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宏观经济政策作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响应（逆周期调控），理应与时俱进。
在货币政策的量的方面，当然应该关注M1、M2的动态。但是，要想获取更有价值、更有洞察力的分析，则须关注这两个量的变化轨迹及相互关系。人们通常使用M2来说明货币政策的态势，这是对的，但还不够。M2作为最大口径的货币供应统计，它包含的信息量过于笼统，至少，它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并形成有效需求的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与在一段时期内不准备动用因而不能形成有效需求的货币供给（准货币），笼统地加总，因而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到准确且有价值的需求信息。
作为研究者，我们很早就指出：研究M1的动态，并将之与M2相比较，更为重要。因为，M1具有支付和购买功能，它的动态比较准确反映有效需求的动态。如果总M2中，M1的比重相对下降，则无论M2规模有多大，都可以说明货币政策的扩张性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M1和M2之间走势的差值，来判断货币政策的刺激程度。人民银行不久前修订了M1的统计口径，进一步凸显了M1的重要性。
最近5年来，我国M1走势始终低于M2，出现了明显的剪刀差，这既说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阻，也说明货币政策在应对当下宏观经济形势上力所不逮。值得庆幸的是，MI和M2的差值近几个月来已经有所收窄。
当下，中国的息差已经降至1.0以下，这使得一向主要依赖息差生存的银行面临亏损压力。我们认为，倘若经济下行的压力不能有效缓解，倘若产能过剩（其等价的现象就是储蓄过剩）的问题不能缓释，倘若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提高，倘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不能扭转，利率下行就将成为大概率现象。于是，学会在低利率下生产和生活，就成为我们必须面临的严峻挑战；货币政策的实施，也须有新的机制。
首先应切实推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全面转型，使它们从出售金融产品的机构真正变为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金融业的本质是服务业。从全球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在上世纪末完成了从金融产品销售商向金融服务提供商的转型，中国的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中。
其次应当大力拓展资产管理业务。我们知道，资产管理本质上是一种信托活动，是将间接融资转换为直接融资的有效机制之一，是推动金融机构从主要赚取利息收入转向赚取服务费、分享实体产业利润的有效途径。正是因为如此，我国的资管业才会在比较不利的环境下，顽强地生长和发展，也正因如此，我们的货币当局才花了很大的气力制定资管新规，力图将这个行业引上健康发展的路径。
发展资产交易业务也是应对低利率的有效路径。近年来，国内很多头部银行早已开始探索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可交易负债和资产项目并不断进行调整，以期减少对传统存贷款的僵化依赖。
在金融业中推行综合经营，应当是应对低利率的比较有效的体制变革。我国长期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这或许是应对高速工业化时期金融业与实体经济诸方面矛盾、减少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但是，在新形势下，这种格局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我注意到，在现行的分业框架下，已经有很多积极进取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成立非银行的专门性分行或其他专门机构，来实现“自救式”综合化经营。
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箱中，存款准备金率是力度最大者，因而有货币政策“巨斧”之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普遍认为，存款准备金率是一种行政化调控方式，因而逐渐被市场经济国家摈弃。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国家开始实行“零准备率”，用清算账户替代准备金。中国在上世纪末开始设置存款准备金制度。因为是从传统的施行现金和信贷计划为主的直接调控体制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的准备金管理制度，在最初阶段，我们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定的是比较高的。本世纪头十年里，由于外汇储备每年以3000-4000亿美元的规模增长，中国承受了极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为了“对冲”这一压力，在采取了包括发行央行票据在内的“十八般武艺”，依然难以阻遏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汹汹而入的情境下，央行只能祭起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手段，以期将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剧增的基础货币“冻结”在央行和存款货币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遂有了法定准备金率高达20%以上的极端情况。
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逐渐消减，加之国内经济增速自2014年开始进入个位数的“新常态”，加大货币刺激的需求重又出现，我们终于有了逐渐降低法定准备金率的机会。目前，我国的法定准备率仍在6%的高位，下调空间仍然存在，这正是中国货币政策的弹性所在。
关于货币政策目标，我们一直熟悉的内容是《中央银行法》的表述，即“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希望大家注意的是，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货币当局的表述已经转向“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这个表述是与时俱进的，它严谨，也更具理论性和现代性。
货币政策目标的调整，标志着流动性管理已成为货币政策核心任务之一。央行对流动性的关注以及为提高流动性所进行的各种工具、渠道和市场的调整，将有力推动金融体系深化发展，促使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传导机制多元化。
货币政策操作逐渐转向以调控流动性为中心，与金融稳定成为央行职责之一的变化相匹配。毫无疑问，将金融稳定和流动性管理引为自己的职责，我们的货币当局也将会从传统的“最后贷款人”转型为兼具“最后贷款人”和“最后做市商”职能的现代中央银行。
货币政策的传统并不关注资产价格。上个世纪，国际金融界对此曾有过大的争论。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加深，货币与金融的界限日益模糊。这种趋势的发展，使得货币政策不仅要关注价格稳定，也须关注包括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等在内的资产市场的价格稳定。
立足于全球，货币政策的这种历史性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与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惨痛教训密切相关：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巨大泡沫，然而，日本央行囿于传统的不干涉资产市场的教义，鉴于其商品与劳务市场价格平稳甚至出现长期通缩，迟迟不愿出手予以抑制。以至于演成所谓“失去的30年”。可以说，最近30余年来，货币金融界出现的很多新理论，诸如“资产负债表衰退”、“通货紧缩冲击”、“金融加速器原理”等等，都是从日本的教训中获取其实践营养的。
2024年9月24日，我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布，央行将创设5000亿元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提升机构的资金获取能力和股票增持能力；创设3000亿元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2025年3月18日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公告中进一步强调：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债市运行情况，关注长期收益率的变化。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用好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探索常态化的制度安排，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鉴于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机制改革，以期为全球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贡献“中国力量”。在最近的陆家嘴论坛上，央行行长表示：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并且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继续朝着若干主权货币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演进。
在这个过程中，重塑跨境支付体系显然是最重要的切入点。因为这是全球货币资金运行的“动脉”，是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融资、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依托，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将积极促进跨境支付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与全球各方加强对话与合作。
质言之，中国将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力量。推动构建若干主权货币并存、相互竞争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在陆家嘴论坛上，我国央行行长对蓬勃发展的数字货币特别是稳定币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确认了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正推动央行数字货币与私营稳定币蓬勃发展，“支付即结算”等，重塑了支付体系的底层逻辑。智能合约等技术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演进，USDT等美元稳定币已展现出高效便利性，对传统跨境支付构成冲击。同时还指出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加密资产市场快速扩张及气候风险相关监管存在全球协调不足、政策摇摆且受政治驱动过强的问题，有可能对金融的正常运行带来干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各种自称自诩的“币”的过程中，一定要牢牢记住一条，即只要主权国家依然存在，货币的主权属性便不会改变。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国家在其国内发行和管理本国货币的最高权力，以及在国际上独立执行其对外的货币政策、平等参与处理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基础权利。因此，包括稳定币在内的各类数字资产的推出，都不意味着某种“超越主权”的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产生。因此，稳定币无论如何发展，当用之进行国际支付时，都无法绕开各主权货币之间的“汇兑”监管。然而，鉴于支付清算是货币不可被替代的最基本功能，稳定币支付体系持续壮大，虽不能创造新的国际货币，却有效地侵蚀了现有主权货币的功能。这对现有各国的货币体系乃至国际货币体系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值得重点防范。
一方面，既然任何形式的稳定币都绕不开货币主权问题，坚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便仍然是培育强大的货币（人民币）的核心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过去做出的所有努力，包括扩大本币互换协议、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完善人民币全球清算服务网络，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贸易中的使用等，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稳定币、加密货币与传统金融体系的融合发展趋势将难以逆转。稳定币、加密货币将与央行数字货币实现互补发展，全面改进支付效率和降低支付成本，重构全球支付体系，并带动去中心化金融（DeFi）发展。尽管前些年一些国家只支持央行数字货币实验，一些国家重点支持稳定币、加密货币创新发展，但最近大都转向了支持三者共同发展的模式。欧盟、日本、阿联酋、新加坡、中国香港等支持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当然，在推进稳定币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解决好主权货币替代、洗钱和用户权益保护、以及货币政策失控问题。
关于进一步的发展路径，我们应当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依托其金融中心地位及现有机构基础（如USDT总部在港），发展离岸人民币稳定币，构建可控的国际支付渠道。即，通过离岸方式，发展人民币稳定币。事实上，2019年，全球最大的稳定币发行商Tether已经发行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目前的流通量超过了2000万元。我国已决定在上海设立“数字人民币（CBDC）国际运营中心”，推进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运营与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服务数字金融创新。相关管理部门已展现明确决心并做出具体安排，确保中国在此领域不落后。
稳定币非新生独立货币，实为美元体系在数字时代的技术升级与势力延伸。其崛起，凸显了支付清算功能的核心地位及账户体系的关键作用。各国竞相立法监管稳定币，正是试图掌控这一链接虚实的关键节点。对中国而言，强化经济基本面、筑牢主权货币根基、善用香港离岸市场发展人民币稳定币、并务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为应对变局、维护货币金融安全的根本之道。
因数而变 因智而远——中小银行数智化转型探索与实践
2025年，在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利率市场化与监管合规升级的叠加影响下，区域性中小银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要应对金融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竞争重构，在全国性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的双重挤压下寻求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还要直面所服务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堵点与难题，满足实体经济日益多样化、便捷化的金融需求。在此背景下，数智化转型已成为中小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四川天府银行积极投身数智化转型实践，以数智化重构管理效能、价值创造与金融服务模式，在决策中平衡当下与未来、生存与发展，实施更加敏捷、高效的竞争策略，以此穿越未知、行稳致远。
四川天府银行数智化转型背景
践行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
当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加速推动下，中国金融业正经历一场数智化转型的深刻变革。202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健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一规划不仅是对金融行业未来数智化转型发展的顶层设计，更是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举措。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区域性中小银行作为金融强国战略的重要承载者之一，其“数据化+智能化”的转型已不仅仅是服务升级、产品迭代的必然选择，更是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有效服务中小微企业、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治使命。
尤其对于成渝地区而言，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将“共建西部金融中心”列为重点任务。四川天府银行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以数智化转型为契机，利用金融科技优势积极参与区域智慧城市建设，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中小微企业和城乡居民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助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同业竞争加剧，转型势在必行
在前期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头部机构已形成先发优势。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2023年招商银行科技投入达178亿元，占营收的比重达5.6%，而同期城商行平均科技投入占比仅为2.3%。这种科技投入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全国性银行通过“远程银行”“开放生态”等模式不断渗透区域性市场，挤压区域性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依托场景优势和数智化能力开展跨界竞争，凭借其便捷的服务、高效的审批流程和个性化的产品，吸引了大量年轻客户和中小微企业，给区域性中小银行带来了巨大冲击，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竞争。
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数智化已超脱金融供给本身和效率提升工具范畴，成为重塑银行竞争力的核心密码。中小银行如不及时实施数智化转型，必将被淘汰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四川天府银行植入“数字原生”理念重构战略架构，按“场景化入口+数据化运营+智能化内核”协同转型，有效突破区域资源局限，通过打造开放银行生态、开展大数据精准营销、构建大数据智慧风控体系等系列举措，不断提升自身竞争优势。
市场加速转变，需求呈多样化
当今时代技术革新呈井喷之势，AI大模型、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迭代周期骤缩至6个月。互联网巨头凭借“秒级响应”及“千人千面”精准服务引领客户预期和需求，使得客户对金融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客户需求已从单一化、标准化向极致个性化跃迁——年轻客群追求“无感式”服务，要求理财决策智能推荐、贷款秒级到账；中小微企业亟需嵌入式的金融解决方案，要求将信贷服务无缝融入供应链场景；老年群体则依赖语音导航、视频客服等适老化交互。这种需求分化倒逼银行服务升级，传统依赖线下网点与人工服务的模式已难以应对碎片化、实时化需求。
在技术跃迁与需求升级的双重压力下，中小银行需要以AI为支点撬动数智化转型，突围“上下夹击”的竞争困局。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客户需求的精准洞察、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和服务的智能化交付，大幅提升业务处理效率，增强客户体验感。
四川天府银行数智化经营探索
搭建金融生态，实现角色蜕变与价值整合
四川天府银行全力打造开放银行3.0生态，践行“平台+生态”创新模式，强化数据资源应用，打造生态赋能核心枢纽。
在供应链金融领域，以开放银行架构为基座，通过API集群与政务大数据平台、产业链核心企业系统深度互联，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协同”生态网络。政务端直连公积金、社保等21类数据源，创新推出“天府云链”电子债权凭证，为核心企业及其供应链提供“一站式”金融解决方案，搭建“天府企业云”平台，以产业互联网平台真实交易为场景，依托核心企业信用和真实贸易背景，以“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数据为依托，为供应链上下游小微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服务。
在支付服务领域，自主研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天府支付中台”，打造覆盖全场景的支付基础设施。该平台整合了二维码、NFC近场通信、声波识别等8种主流支付方式，并通过分布式架构设计实现每秒5000笔交易的高并发处理能力，成功支撑起日均百万级的交易处理需求。同时，创新“天府钱包”聚合支付工具，深度融入本地生活场景，通过统一接口整合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12个支付渠道，形成“一码通付”，极大地提升了用户的便捷体验。
在服务创新方面，推出数字人应用，成为四川省首家采用数字人技术的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员工“星澜”与“熊猫天天”，参与内容运营、传播、产品推广与营销活动，后续还将依托该技术优化智能交互体验，提供7×24小时陪伴式服务，打造贴心、人性化的金融服务生态。
此外，积极拓展生态合作边界，与科技企业、金融机构等建立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数据共享、技术合作、联合创新等方式，共同挖掘市场潜力，开发契合需求的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大数据精准营销，以数字化重构客户服务创新
在金融行业数智化转型的演进中，大数据精准营销成为银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四川天府银行积极采取多种举措夯实大数据精准营销根基。
自主研发全行大数据精准营销平台，集成数据分析、客户管理、产品适配、策略管理等模块，形成全流程数智化营销闭环。通过数据集中自动化处理、部门数据共享整合，重塑业务流程，以BI看板形式为各层级展示经营关键指标数据及营销决策建议，以数据决策取代经验决策，对提升数据处理效率、促进跨部门协作、打破信息壁垒起到关键作用。
自主研发数智化客户分析及运营能力，构建基础标签、行为标签、模型标签等超2200个客户标签，实现更精准的客户细分，提升营销响应和转化率，通过使用总行模型策略，客户转化率平均高达21%，提供较自然增长超140%的超额效能贡献。基于客户生命周期和业务流程搭建营销模型、制定差异化服务策略，将传统的单一化营销模式转变为全流程、动态化模式，客户留存率、到期承接率均有20%以上的提升。在AIGC、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加速落地的背景下，以“数据+算法+场景”一体化模式重构精准营销体系。通过开放银行的对外合作模式，构建起“需求洞察—智能推荐—动态迭代”的数智化服务闭环，有效解决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便利程度与覆盖比例的“不可能三角问题”。
大数据智慧风控，业务流程智能化再造
四川天府银行积极革新风控体系，全力迈向智能前瞻风控的新时代。在构建智能化风控体系进程中，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搭建起覆盖全行各业务领域的风险监测预警及干预防控平台。
在信贷审批环节，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智能风控模型，针对小微企业融资业务，模型综合评估企业经营状况、财务数据、市场竞争力、行业前景等要素，对贷款申请进行精准风险评估。例如，通过对企业纳税数据的深度分析，评估其经营稳定性和财务状况；借助对企业所处行业发展趋势的研究，预判其潜在风险和发展潜力。
在贷后管理方面，利用实时数据处理技术，对贷款资金流向、企业经营动态等实施7×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风险指标触及预警阈值，系统即刻发出预警信号，提示风险管理人员及时介入处理。针对新兴业务与复杂金融产品，银行组建专业的风险评估团队，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建立风险防控模型，深入开展风险评估。
在供应链金融方面，通过分析供应链结构、核心企业信用状况、上下游企业交易关系等，构建有针对性的风险评估模型。同时，运用区块链技术确保供应链交易信息的真实性与不可篡改性，实现对供应链金融风险的精准把控，保障业务稳健运行。
与此同时，四川天府银行强化与外部机构的合作，引入权威的征信数据与风险评估服务，持续完善数智化风控体系。通过开放合作获取更全面的客户信用信息，提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与风险评估服务机构合作，借鉴其先进的风险评估技术和经验，提升整体风控能力。
组织架构优化，培育数字原生组织能力
在数字浪潮的席卷下，四川天府银行顺势而为成立了数据资产管理部，这一关键布局成为组织架构重塑的重要驱动力。从组织架构落地到实施战略规划，精准锚定数智化转型航向，依托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与特色发展方向培育数智化能力，确保银行在数字赛道中行稳致远。
在人才培养领域，量身定制涵盖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课程体系，以及金融科技与业务融合的实践案例，通过培训和实践，提高员工的数智化素养和业务能力。
聚焦数据治理与安全，建立数据标准规范，加强数据资产质量管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为银行的“数字金库”筑牢壁垒；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数据安全防护，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持续优化数据架构，合作设计大数据模型，深挖数据价值，打破信息孤岛，让数据从“沉睡”资源变为业务创新的“活力泉眼”，提高数据的流通效率和应用价值；建立数据模型管理体系，不断优化和完善数据模型，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预测能力。通过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和沟通机制，促进全行数据共享和协作，提高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
中小银行未来数智化路径思考
数据治理体系的升级是行业转型的核心底座
中小银行需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数据治理框架，通过统一数据标准、优化数据质量、深化数据应用，破解数据孤岛。在数据采集阶段，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和规范，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在数据存储阶段，采用先进的数据存储技术，提高数据的存储效率和安全性；在数据处理阶段，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提取有价值信息；在数据应用阶段，将数据应用于业务决策、风险控制、客户服务等各个环节，提高业务效率和质量。
在技术层面，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实现跨机构数据安全共享，为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等场景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基于客户数据平台实时动态捕捉客户行为轨迹，构建全渠道用户画像，推动精准营销与风险防控的智能化升级。通过获取客户在不同渠道的行为数据，如网站浏览、移动应用使用、线下交易等，构建全面、准确的用户画像，实现精准营销和智能风控，及时发现和防范潜在风险，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金融科技与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是转型关键
区域性中小银行需聚焦云原生、AI大模型等技术的轻量化应用，通过分布式架构提升系统弹性，降低技术投入成本。云原生技术可实现应用的快速部署、弹性扩展和高效运维，降低系统运维成本；AI大模型可实现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智能决策等功能，提高业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在场景创新方面，可围绕区域经济特色构建数智化的“金融+产业”生态，例如，通过开放银行API接口嵌入政务、医疗、教育等民生普惠场景，实现金融服务的无缝嵌入。在政务场景中，通过加强与政府部门合作，提供政务缴费、公积金贷款等金融服务；在医疗场景中，加强与医疗机构合作，提供医保支付、医疗分期等金融服务；在教育场景中，与学校深化合作，提供学费缴纳、助学贷款等金融服务。
相应的，智能化风控体系的构建同样重要，基于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模型，可实现贷前精准获客、贷中动态监控、贷后智能催收的全流程自动化。在贷前阶段，通过对客户信用数据、行为数据等进行分析，筛选出优质客户，提高获客效率；在贷中阶段，实时监控客户的贷款使用情况和还款能力，及时发现风险并采取防控措施；在贷后阶段，利用机器学习模型进行智能催收，提高催收效率，改善资产质量。
组织与运营体系的变革是转型保障
中小银行需建立敏捷型组织架构，推动科技与业务的深度融合，通过建立“业务+科技”双轮驱动机制，提升产品迭代效率。打破传统的部门壁垒，建立跨部门的敏捷团队，实现业务和科技的紧密协作。在产品研发过程中，业务人员和科技人员需共同参与，从需求分析、产品设计到开发测试构建数智化能力，实现快速迭代，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
行业共享共建模式可有效降低技术投入成本，如联合搭建区域性金融云平台，共享基础设施资源。多家中小银行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搭建金融云平台，共享云计算资源、数据存储资源等，降低技术投入成本。同时，也可以通过共享共建，实现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在人才培养方面，需构建“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梯队，通过内部培训与外部合作相结合，破解数智能力构建专业人才短缺的难题。在内部培训方面，可以开展金融科技相关的培训课程，提高员工的金融科技思维与素养；在外部合作方面，可以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引进专业人才，也可以与金融科技企业开展技术交流和项目合作，提升科技人员的市场感知度和实践能力。
智能决策体系的算法驱动重构是转型引擎
在AIGC技术突破与行业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双重驱动下，区域中小银行可通过多模态大模型应用实现“需求感知—产品生成—风险定价—服务交付”全链路秒级响应，打造“全天候、无边界”的金融服务。通过行业级知识图谱与垂直领域大模型的深度训练，实现信贷审批、客群切片、产品定价等核心决策的智能化跃迁。未来，智能决策体系将重构银行价值创造逻辑，形成以人工智能赋能的差异化竞争力，推动行业实现从经验驱动向算法驱动的数智化革命。
科技伦理与普惠服务的平衡发展是转型底线
在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双重维度下，中小银行需以“科技向善、金融为民”为核心理念，构建安全可控的数智化服务体系。一方面，通过隐私计算等技术构建数据安全沙箱，实现客户信息“可用不可见”，在开放银行生态中筑牢个人信息保护屏障。另一方面，依托AI大模型构建智能风控大脑，通过实时行为分析与异常模式识别，守护客户资金安全。并探索将可解释性AI、公平性算法等纳入技术标准，确保银行数智化转型始终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提升，实现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共生共荣。
“因数而变”是中小银行扬帆起航的破浪之举；“因智而远”是中小银行拥抱时代的积极选择。技术创新从来不是冰冷的代码堆砌，将数据要素转化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全新引擎，用数智技术架起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服务桥梁，就可用数字温度升华金融服务的初心与使命。在中小银行发展转型突围的漫漫征途中，应当始终秉持战略定力和数智化方向，以“科技向善”“金融为民”为价值航标穿越转型阵痛期。当数智基因深度融入组织肌理，区域性中小银行也能成长为特色化发展的数智生态银行，有力地服务新质生产力和区域实体经济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勇立潮头、开创新局。
四川天府银行董事长 黄毅
当前全球货币体系正经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最深刻的变革。美国已通过《支付稳定币法案》等立法，将美元稳定币（如USDT、USDC）实质性地纳入其国家金融战略体系，强制要求其100%储备美元现金或短期美国国债。此举标志着美元霸权正以数字化形态深度重构全球金融秩序。当37.2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2024年10月）的联邦债务与规模超1650亿美元（CoinGecko，2024年11月）的链上美元稳定币形成深度风险捆绑，中国如何有效规避“资本外流加速-货币主权削弱-国际化进程受阻”的三重困境？更紧迫的是，在2024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历史性突破31.5%（中国央行，2024年Q3）、80余国央行持续增持人民币储备的战略窗口期，中国能否突破美元稳定币构筑的制度与技术壁垒，实现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向“全球安全储备资产”的关键跃升？本文将从战略本质剖析、风险传导机制、破局路径设计三方面展开系统论证，并提出可操作的政策行动框架。
一、美元稳定币的战略本质：霸权延续的数字化金融工程
美国主导的美元锚定稳定币（USDT、USDC等），本质上是维护美元全球核心货币地位的系统性战略工具，其核心逻辑体现于三个相互强化的层面：
（一）美元主导地位的数字化延伸与强化
美元体系历经黄金锚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石油（1974年后）的演变，当前正加速向“链上凭证”时代迈进。尽管美元仍占全球跨境支付的41.8%（BIS，2024年Q3），但新兴市场的“去美元化”趋势显著加速：如中俄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中国海关，2024年Q3）；金砖国家扩员至11国后，其内部本币结算比例目标显著提升。
在此背景下，美元稳定币利用区块链技术，绕过传统银行体系，直接将美元流动性输送到银行服务薄弱的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美联储研究显示（2024年），链上美元稳定币交易已占全球外汇现货交易的1.5%，并成为维持美元在数字时代支付垄断地位的新型基础设施。其无国界、高效率的特性，实质上构成了美元“数字版图”的扩张。
（二）美债危机的系统性转嫁机制
2024年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突破37.2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2024年10月），年化利息支出逾1.1万亿美元。面对中日等传统债权国持续减持（中国持仓已降至7300亿美元左右），美国《支付稳定币法案》强制要求稳定币发行方必须将100%储备投资于美元现金或短期（通常3个月以内）美国国债。
这一制度设计形成了强大的债务吸纳闭环：美元现金→用户购买稳定币→稳定币发行方购买短期美债→美国财政部获得融资→发行更多债券→稳定币因规模增长增持更多美债。例如，Tether（USDC）持有美债规模超1200亿美元，Circle（USDC）约85%的储备投资于短期国债。这种机制不仅为美债提供了“刚性需求”，更通过创造基于美元信用的“双重货币供给”（法币美元+链上美元），掩盖了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和潜在流动性风险。
（三）全球数字金融规则主导权的争夺
当欧盟《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MiCA）于2023年生效、数字人民币（e-CNY）跨境试点扩展至40余国、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进入试运行阶段之际，美国通过《支付稳定币法案》确立了其监管壁垒：1.严格限制非银行机构发行大规模稳定币（有效扼杀如Meta的Diem计划）；2.要求外国稳定币进入美国市场必须全面接受美国监管；3.强制储备资产必须托管于美国联邦特许的金融机构。
此举使美国在数字金融的核心规则制定权上占据了显著的制度制高点，挤压了其他国家数字货币和稳定币的发展空间，意图将全球数字金融活动纳入以美元和美国监管为核心的轨道。
二、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三重系统性风险升级
美元稳定币的扩张与美债的深度捆绑，正在全球范围内埋下系统性风险的种子。
（一）美元单极格局的数字化程度得以强化
全球98%以上的稳定币市值锚定美元（CoinGecko，2024年11月），迫使DeFi借贷、跨境贸易结算、游戏内支付等新兴数字场景深度依赖美元体系。新加坡XSP、欧盟EUROe等合规稳定币因难以完全符合美国“银行级托管”等苛刻要求，被主流交易平台和流动性池排斥。数字人民币跨境交易虽增长迅速（2023年规模约1.8万亿人民币），但在全球链上稳定币支付中的占比仍不足0.4%，突显美元体系在数字空间的压倒性优势。
（二）美债市场风险与稳定币脆弱性被深度捆绑
两者间形成了一条高度敏感且脆弱的传导链条：稳定币遭遇大规模挤兑→ 发行方被迫抛售短期美债以兑付→短期美债市场承压、收益率飙升→未抛售美债储备市值缩水→稳定币偿付能力进一步恶化→引发链上流动性危机甚至系统性崩溃。
该风险因三重结构性矛盾而被显著放大：
规模错配：37.2万亿美债市场与1650亿稳定币储备（2024年Q4）的体量悬殊，稳定币集中抛售极易引发美债市场动荡。
期限错配：稳定币为满足兑付流动性要求，其储备资产高度集中于3个月以内的短期国债（占比约65%），而美债市场由不同期限债券构成。一旦市场对美债信心动摇，短期债流动性可能瞬间枯竭，如2023年硅谷银行事件已充分证明“国债高流动性”在危机中的脆弱性。
信心危机传染：美债信用评级下调（如惠誉2023年下调AAA评级）或政治僵局引发的违约担忧，会直接冲击市场对稳定币储备资产安全性的信心，触发挤兑。
（三）金融主权被侵蚀的新路径与升级
资本外逃新通道：地下钱庄利用USDT等稳定币的OTC（场外交易）和P2P网络，构建高效隐蔽的资金跨境转移通道。2023年相关涉案金额超4000亿元人民币，币安等平台CNY/USDT的P2P日均交易量维持在15亿美元量级。央行压力测试表明，此类通道可削弱资本管制效力30%以上。
金融制裁体系升级：美国已具备通过冻结链上地址精准打击目标的能力（如Chainalysis报告披露冻结137个俄罗斯关联地址）。基于稳定币的支付网络，理论上可使美国在72小时内实施高效、低成本的全球性金融制裁，极大增强了其“长臂管辖”威力。
支付体系替代加速：美元稳定币在跨境电商（部分平台占比超18%）、游戏资产结算（使用率或超65%）、侨汇等场景快速渗透，直接侵蚀相关国家的支付主导权和货币主权。东南亚数字钱包渗透率达38%，但e-CNY接入率不足4%。
综合风险评级显示，极高风险情形下，美债信用危机加剧稳定币挤兑并触发美债抛售潮，形成恶性循环。高风险情形下，美元稳定币使用常态化导致资本外流持续加速，削弱外汇管理效力。中高风险情形下，美元稳定币将抢占关键跨境场景，实质性替代部分国家本土支付体系。
三、中国的核心挑战与战略窗口
（一）三大现实风险挑战
外汇管理将面临严峻挑战。USDT等场外交易持续冲击资本管制有效性，2023年货物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增长偏差达820亿美元，显示资本外流压力显著。2024年偏差虽有所收窄，但压力仍在。
货币主权在数字空间或将受到侵蚀。国内部分数字经济领域对美元稳定币依赖加深，支付基础设施主权面临挑战。传统银行体系在服务小微跨境、高频交易等方面效率相对滞后。
人民币国际化或将面临“数字鸿沟”。尽管贸易结算份额提升，但在新兴的链上支付、DeFi、Web3等数字金融生态中，人民币存在感薄弱。mBridge等跨境CBDC项目进度需加快以匹敌美元稳定币网络效应。东盟区域数字人民币渗透率仍显著落后于美元稳定币。
（二）战略窗口期机遇。
美元信用根基持续动摇。IMF COFER数据显示，超80国央行已配置人民币储备。2024年Q3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攀升至31.5%，显示国际接受度显著提升。美债持续膨胀及两党政治风险加剧全球对美元资产的担忧。
多边合作与结算网络取得突破。金砖国家扩员（新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强化了本币结算的政治共识与市场基础。东盟RCEP区域贸易占比持续提升（约36%）。mBridge项目进入“最简可行产品”(MVP)阶段，连接15国央行。
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权取得进展。沙特原油出口人民币结算比例稳步提升（目标向15%-20%迈进）。上海原油期货（SC）人民币计价占比已达22%（2024年），铁矿石等人民币定价机制也在推进。金砖机制下资源国与制造国的深度绑定，为人民币锚定大宗商品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四、三维突破策略框架：防御、基建与安全资产
（一）金融防御体系升级，构建数字时代的“金融长城”
穿透式监管迭代。1.构建“央行（外汇局、数字货币研究所）-商业银行-持牌支付机构/虚拟资产服务商（VASP）”三级穿透式监测网络。2.借鉴新加坡Ubin项目经验，加速开发并部署国家级链上资金追踪系统（如“链上天眼”升级版），实现对USDT等稳定币链上交易的实时监测与分析。3.实施更严格的OTC监管：对单笔超5万元人民币或单日累计超20万元人民币的OTC交易实施强制实名标识与资金来源/用途说明要求。要求所有境内接入的交易所/VASP严格执行。
跨境监管协同强化。1.重点区域突破：与阿联酋、新加坡、香港共建“数字资产监管沙盒”，共享可疑交易信息与监管实践。推动东盟统一加密资产监管标准制定，主导区域性反洗钱/反恐融（AML/CFT）框架。2.离岸中心管控：深化与香港监管协作，要求香港持牌交易所/钱包服务商必须冻结涉及内地非法资金转移的账户，建立快速冻结与追赃机制。支持香港在稳定币沙盒监管框架下进行创新，但需确保风险可控并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大局。
（二）加速构建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突破制度与网络壁垒。
支付清算体系跨越式升级。1.CIPS扩容提质：争取2-3年内将CIPS直接参与行从97家扩至160家以上，重点覆盖金砖国家、东盟、中东、非洲的主要金融机构。大幅提升系统处理效率与兼容性。2.mBridge加速落地：推动mBridge从MVP阶段进入全面商业运营，实现金砖国家成员全覆盖，并逐步吸纳更多贸易伙伴国。探索与欧洲、拉美区域性支付系统（如SPFS，INSTEX理念）的互联互通。3.离岸清算中心网络拓展：将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从23个增至45个以上，重点布局中东（迪拜、利雅得）、非洲（约翰内斯堡、内罗毕）、拉美（圣保罗）等战略区域。
区域锚定分层推进策略。1.东盟突破口：将RCEP原产地规则与人民币结算深度绑定（如提供关税优惠或便利化措施）。主导建立“中国-东盟电商人民币结算联盟”，整合主要电商平台与支付机构，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人民币收付解决方案。2.中东能源-人民币循环：强力支持沙特阿美等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能源企业发行“熊猫债”及离岸人民币债券（点心债）。推动签订“石油进口长期合约→人民币支付→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中国国债/优质资产”的闭环协议。在迪拜商品交易所（DME）推动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合约。3.非洲基建-人民币渗透：将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对非基建项目贷款的人民币使用比例提升至50%以上。在重大项目（如肯尼亚蒙巴萨港）试点建立“人民币自贸区”，鼓励区内贸易投资使用人民币。
离岸产品创新提速：1.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与持牌机构发行锚定离岸人民币（CNH）的合规稳定币（如可能的“数码港元-人民币”双币稳定币），并在金砖国家贸易、大湾区跨境场景先行先试。2.推动新加坡交易所（SGX）、香港交易所（HKEX）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大宗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如锂、钴、稀土等新能源金属）。
（三）加速构建人民币安全资产市场，提升全球配置价值。
资本市场开放2.0（聚焦债券市场）。1.熊猫债市场大扩容：争取2-3年内将熊猫债年发行规模提升至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重点引入金砖国家、中东主权机构、国际多边机构（如新开行、亚投行）发行主权类/准主权类熊猫债。放宽发行主体资质、简化流程、丰富期限结构。2.投资便利化升级：全面取消QFII/RQFII单家机构额度限制，简化备案流程。延长债券通（北向通）交易时段至接近24小时（覆盖全球主要交易时段）。优化境外投资者税收安排（如明确国债免税政策）。3.目标设定：外资在中国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的持有占比，从当前的约3.5%提升至未来3年的7%以上，10年内争取达到15%左右，接近日元国债外资占比水平。
定价权建设攻坚。1.大宗商品定价中心：上海期货交易所加速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铁矿石期权、航运指数期货等。逐步、审慎、有选择地向国际投资者开放境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初期可限于特定品种、特定合约）。在海外枢纽（新加坡、迪拜、釜山、香港、伦敦、鹿特丹）建设或认证符合国际标准的、可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交割仓库网络。2.人民币利率曲线国际化：强力推动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纳入全球主流债券指数（如彭博全球综合指数）。鼓励境外机构发行以中国国债收益率为基准的浮息债。发展活跃的离岸人民币利率互换市场。
五、2025-2030年里程碑式实施路径
（一）2025年（筑基年）
国家级链上追踪系统上线运行，对稳定币OTC交易监测覆盖率显著提升，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同比下降30-40%。
CIPS与至少2个金砖国家（如俄罗斯、阿联酋）的本币结算系统实现直连互通。
熊猫债年发行规模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引入首个金砖国家主权机构发行人。
（二）2027年（突破年）
跨境资金监测网络覆盖全球主要离岸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伦敦、迪拜等）。
东盟区域内贸易人民币结算率提升至35-40%，中国-东盟电商联盟成效显著。
外资持有中国国债占比提升至5-6%。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在亚洲时段影响力显著增强。
（三）2030年（决胜年）
建成高效运作的全球性数字金融监管协同机制（以金砖+、东盟+为重点）。
人民币在全球原油贸易计价份额达到20-25%。
人民币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份额稳定提升至5%以上，初步确立其“安全资产”属性。
六、结论：把握历史窗口期的战略抉择
美元稳定币战略绝非简单的技术创新，其本质是美元霸权在数字时代的系统性续命工程。其与美债市场的深度捆绑，已在全球金融体系内埋下结构性的“链式炸弹”。面对这一变局，中国亟需把握以下核心认知：
一是风险本质再定位。稳定币冲击的核心，是美国利用制度设计转嫁其不可持续债务危机的金融战略。中国的应对必须超越传统的资本管制思维，构建“实时监测（链上追踪）-精准阻断（跨境协同）-有效替代（人民币基础设施与安全资产）”三位一体的系统性防御与进攻体系。
二是窗口期的战略价值。2025-2030年是人民币能否实现从“结算货币”到“储备货币”质变的关键窗口期。若五年内外资持有中国国债占比未能突破8%，将错失奠定“安全资产”地位的历史机遇；若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权未能突破20%，将难以形成对美元的实质性锚定替代。
三是制度创新的优先突破口。升级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职能：赋予其统筹数字人民币（e-CNY）与境内合规稳定币（如香港双币稳定币试点）的监管与发展的权责，并主导跨境监管科技研发。设立香港“监管飞地”试点：在严格风险隔离前提下，支持香港打造离岸人民币稳定币与数字资产创新中心，为内地积累经验并服务国际化。主权财富基金战略性介入：引导中投公司等主权基金，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关键资源（能源、矿产）类海外龙头企业，以资本纽带强化人民币在资源贸易中的结算与定价权。
历史经验深刻警示（如日本在1985-1990年错失日元国际化良机），货币格局的重构周期通常只有10-15年。当前美元体系显露疲态、多极化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必须摒弃过度防御的被动心态，以更大勇气推动深层次金融开放与制度创新。建议由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牵头，建立央行（外汇局、数字货币司）、证监会（产品创新、市场开放）、商务部（贸易结算推动）、财政部（国债市场、主权债券发行）、发改委（能源资源战略）等部门深度参与的跨部委协作机制，尽快研究制定并颁布《应对链上美元冲击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年行动纲要（2025-2027）》。在筑牢金融安全防线的同时，发起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向“全球安全储备资产”跃升的战略反攻，为构建更加公平稳定的国际货币新秩序贡献中国方案。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刘锋
| 产业追踪 摘要：通过阐述智能制造和我国传统工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并探讨智能制造对我国传统工业结构的影响，深入剖析我国传统工业结构面临的挑战及问题，最后对此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智能制造，传统工业结构，产业转型 0 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智能制造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深刻地改变传统工业的运行模式和结构，而传统工业结构由于其生产方式的单一、效率的低下，逐渐显露出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弊端。因此，推动我国传统工业向智能制造转型，促进其升级和转型，已成为重中之重的战略。 1 智能制造的概念与发展历程 智能制造是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通过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处理，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和柔性化，以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资源利用率，其核心技术包括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孪生技术，它涵盖了从产品设计、生产计划到制造执行、物流管理等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管理。 智能制造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制造业开始逐步实现自动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技术的发展，制造业的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普及，推动了智能制造的进一步发展。2009年，中国提出了“智能制造”概念，标志着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的开始。2011年，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智能制造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主要趋势，企业通过智能化设备和系统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产品质量。 近年来，智能制造在各个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企业能够实时监控生产过程，预测设备故障，优化生产线，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未来，智能制造将继续向更智能、更绿色和更灵活的方向发展，推动全球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2 我国传统工业结构的发展现状 我国传统工业结构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手工业时期，但在20世纪以来经历了许多变迁。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工业发展开始逐渐起步，主要集中在冶金、化工、纺织、机械等传统行业上。1950—1970年间，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将重点放在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上，如钢铁、煤炭、电力等行业，用以支撑国家建设和工业化进程，这些行业均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国家经济提供了坚实基础。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传统工业结构开始面临新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我国传统工业面临着产能过剩、低效益、环保问题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开始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以提升整体经济结构和提高产业附加值。到了21世纪，我国的传统工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行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如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和环保压力，而新兴产业的地位逐渐提升，如电子、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此外，随着“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的实施，中国传统工业也在不断升级转型，提升技术含量和品质水平。 目前，我国传统工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和高端化的趋势。传统行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我国工业发展的重点已经转向提升技术水平、降低能耗和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为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长久来看，我国的传统工业结构将会继续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向着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目标迈进。 3 智能制造对我国传统工业结构的影响 3.1 优化资源配置 智能制造通过引入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数字化技术，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和优化，这种高效的生产流程使得生产周期缩短、工序衔接更为紧密，降低了等待时间和生产中的浪费，从而大幅提升整体生产效率。同时，智能制造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企业可以通过智能化的资源管理和供应链优化，更好地控制原材料和人力资源的使用，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例如，运用大数据分析，企业可预测市场需求，合理安排生产，从而避免库存过剩和资金占用。此外，自动化设备的引入也能减少人力成本，进一步降低生产总成本。 3.2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智能制造推动了制造业由传统的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不断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智能制造使得企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的转变，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推动了整个行业向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同时，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许多新兴产业应运而生，如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等。这些新兴产业不仅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也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进一步丰富了产业结构。 3.3 改善产品质量与服务 智能制造促进了企业进行定制化生产，企业的生产过程更加灵活，企业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通过灵活的生产线和智能化的技术，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定制化生产，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同时，智能制造也带来了用户体验的提升，原因是智能制造不仅关注产品本身，更加注重用户体验的提升。企业通过智能化手段收集用户反馈，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优化产品设计和服务流程，提高客户满意度。通过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等技术，企业还可以提供更加直观和沉浸的购物体验。 3.4 促进可持续发展 智能制造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和引入能源管理系统，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企业能够实时监控能源消耗，识别并消除能耗的浪费，从而实现更高效的资源利用，降低能源成本。同时，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智能制造通过引入清洁生产技术和智能化的排放监测系统，能够有效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和污染物排放，使得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4 我国传统工业结构面临的挑战 尽管智能制造对传统工业结构调整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但在推进过程中传统工业结构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包括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不足、人才培养与引进、产业政策与支持措施，以及企业转型的资金问题。 1）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不足是传统工业在智能制造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工业企业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以适应市场需求和提高生产效率。然而，许多传统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投入不足，导致其在智能制造领域缺乏竞争力。 2）人才培养与引进也是传统工业结构面临的挑战之一。智能制造时代需要拥有跨学科背景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人才，而传统工业企业往往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资源。因此，传统工业需要加大人才培养的投入，同时通过引进外部优秀人才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3）产业政策与支持措施对于传统工业的转型至关重要。政府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政策支持和扶持举措可以帮助传统工业企业加速转型升级。然而，一些传统工业企业可能缺乏对政策的了解和应对能力，需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合作，以获取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4）企业转型的资金问题也是传统工业面临的挑战之一。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技术研发、设备更新、人才引进等方面。然而，传统工业企业可能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况，需要寻找更多的融资渠道，例如与风投机构、银行等合作，共同推动企业转型发展。 5 政策建议 智能制造作为新兴的产业形式，正在深刻影响传统工业结构的发展。为了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同时促进传统工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制定支持政策：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支持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例如提供税收优惠、补贴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加大对智能制造技术的投入，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 2）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政府可以加大对智能制造技术的研发投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工作，提升我国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 3）促进产学研结合：政府可以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同开展智能制造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实现产学研结合，推动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 [1]许海东，王之清，李保来.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智能制造浅析[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24（23）：53-55. [2]肖盛元，庄春生，王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研究[J].工业控制计算机，2024，37（6）：133-135. [3]以智造变革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J].机器人产业，2024（1）：26-27. 作者简介：李新鑫（2000—），女，河南修武人，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金融统计。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新鑫 摘要：本文全面且深入地剖析了房地产经济波动所受的诸多影响因素，探讨了房地产经济波动对宏观经济整体增长、金融系统稳定性、居民生活质量以及社会民生福祉等多方面的广泛影响。研究明确指出，房地产经济的波动不仅直接关乎行业自身的稳健发展，更与金融系统的安全、民众生活的品质以及宏观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运行紧密相连。因此，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改进对策与建议，对于有力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全面维护国家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经济波动，影响因素，改进对策 引言 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其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就业、财政收入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房地产经济呈现出明显波动态势，房价大幅涨跌、投资规模起伏不定等现象频发。这种波动不仅威胁房地产行业自身的稳定发展，还可能对金融系统安全、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深入探究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有效的改进对策，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1 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 1.1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关键力量。宏观经济形势首当其冲，在经济增长期，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增强，对住房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需求都会上升，同时企业扩张也加大对商业地产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繁荣。反之，经济衰退时，居民购买力下降，市场需求萎缩，房价与投资随之减少[1]；其次，利率与信贷政策犹如调控房地产经济的杠杆。利率降低，购房者贷款成本减少，购房意愿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有利于扩大投资与供给；利率上升则反之。信贷政策同样如此，宽松信贷刺激市场，收紧信贷抑制市场；此外，通货膨胀对房地产经济影响复杂。一方面，通胀使建筑成本上升，推动房价上涨；另一方面，房地产保值属性吸引投资，进一步推高房价。然而，严重的通胀促使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又会抑制房地产市场。 1.2 政策因素 一方面，土地政策是房地产开发的基础，土地供应数量、方式及价格直接影响市场供给。增加土地供应降低成本与价格，增加供给；减少供应则相反。土地出让方式改变也影响市场，如招拍挂虽提高透明度，但可能推高土地价格与房价[2]；另一方面，税收政策从开发、交易到持有环节，影响市场参与者行为。开发环节高额税收增加成本，抑制开发；交易环节税费影响购房需求；持有环节税收调节供需，稳定房价；此外，房地产调控政策旨在稳定市场。限购、限贷、限价等行政手段，以及差别化信贷、住房保障等经济手段，抑制投机需求，增加保障房供给，稳定房价。 1.3 社会因素 人口增长增加住房需求，人口结构变化影响需求类型，如老龄化催生养老住房需求，年轻一代推动刚需小户型需求。人口地域流动造成区域差异，流入多的城市需求旺盛，房价易涨；流出多的城市需求不足，房价受压；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增加住房需求，带动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促进房地产繁荣。但过快城市化导致过度开发与库存积压；此外，消费者心理预期影响显著，看好市场时，购房需求增加，推动房价上涨；担忧市场时，需求减少，房价下跌。预期受宏观经济、政策、媒体报道等因素影响[3]。 1.4 技术因素 建筑技术进步对房地产影响多面，新建筑技术提高质量与效率，降低成本，增加供给，如装配式建筑技术。同时提升产品品质与附加值，如绿色建筑技术，吸引消费者，推动房价上涨。此外，信息技术发展改变房地产营销与管理。互联网平台提供便捷营销渠道，大数据、人工智能助力精准营销，提升竞争力。信息技术还实现智能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但也加剧市场竞争，使房价更透明，竞争更激烈[4]。 2 房地产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 2.1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1 经济增长 房地产经济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繁荣可以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建筑、建材、家电等行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房地产经济的过度波动，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可能会导致相关产业的萎缩，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时，建筑行业的工程量减少，建材需求下降，家电等行业的销售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整体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5]。 2.1.2 金融稳定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高度依赖金融支持，大量的房地产贷款存在于金融体系中。当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房价上涨，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的资产价值增加，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相对较低。然而，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衰退，房价下跌时，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的资产价值缩水，可能会导致企业和个人的还款能力下降，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上升，进而威胁金融稳定。例如，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导致大量次级抵押贷款违约，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2.2 对社会民生的影响 2.2.1 居民生活质量 房地产经济波动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房价的大幅上涨会使居民购房成本增加，购房压力增大，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导致他们无法实现住房需求，影响生活质量。而房价的大幅下跌则可能会使已购房居民的资产价值缩水，同样会对居民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房地产经济波动还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影响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便利性。例如，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烂尾会给购房者带来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影响周边地区的城市形象和居民生活。 2.2.2 社会公平 房价的快速上涨会使房地产投资者获得巨额收益，而普通居民却难以承受高昂的房价，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同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可能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使真正有住房需求的人无法获得住房，影响社会公平。此外，房地产经济波动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相对稳定，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容易受到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冲击，加剧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3 房地产经济波动的改进对策 3.1 优化经济调控措施 首先，政府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在经济增长乏力时，适当加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减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其次，合理运用利率和信贷政策，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利率政策方面，应根据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适时调整利率水平。当房地产市场过热时，适当提高利率，抑制购房需求和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冲动；当房地产市场低迷时，适当降低利率，刺激市场需求。在信贷政策方面，要加强对房地产信贷的监管，控制信贷规模和投向。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对自住型购房需求给予适当支持，对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需求进行严格限制。同时，要加强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的监管，防止企业过度负债，降低金融风险；此外，针对通货膨胀对房地产经济的影响，政府应采取综合措施。一方面，加强对通货膨胀的监测和调控，结合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控制通货膨胀水平。另一方面，完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减轻通货膨胀对房地产市场的负面影响。在通货膨胀时期，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增加住房供给，平抑房价。同时，可采取税收政策等手段，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稳定房价。 3.2 完善政策调控体系 一方面，优化土地政策，保障土地的合理供应和有效利用。政府应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和房地产市场需求，科学制定土地供应计划，确保土地供应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要完善土地出让方式，避免土地价格的过度波动。探索采用“限房价、竞地价”等土地出让方式，在控制房价的同时，保证土地市场的合理竞争。此外，要加强对土地闲置的监管，对闲置土地依法进行处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调整税收政策，充分发挥税收对房地产经济的调控作用。在房地产开发环节，可适当降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的税率，减轻房地产企业的负担，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在交易环节，根据不同的购房需求和购房套数，实行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对于自住型购房需求，适当降低契税等税率，鼓励居民购房；对于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需求，提高相关税种的税率，抑制投机行为。在持有环节，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扩大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合理确定税率，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结构，稳定房价；此外，强化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调控政策。对于房价上涨过快的热点城市，要进一步加强限购、限贷、限价等调控措施，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稳定房价。对于房地产库存较高的城市，要采取措施促进住房消费，消化库存。例如，可以通过发放购房补贴、降低购房门槛等方式，刺激住房需求。同时，要加强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评估和调整，根据市场变化及时优化政策，确保政策的有效性。 3.3 关注社会因素影响 首先，为应对人口因素变化，需关注人口因素的变化，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根据人口数量、结构和流动趋势，制定相应的房地产发展规划。对于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鼓励房地产企业开发养老型住房，满足老年人的住房需求。对于年轻一代的购房需求，加大对小户型、刚需型住房的供应。同时，要加强对人口流动的引导，促进人口的合理分布，避免人口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减轻大城市的住房压力。可发展中小城市的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均衡发展。其次，协调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发展的关系，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合理规划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避免过度开发和盲目建设。根据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确定合理的城市化速度和房地产开发规模。同时，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提高城市的居住品质和吸引力。在城市新区开发过程中，同步建设学校、医院、商场等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居民的生活便利性，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再次，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合理引导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政府应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准确地发布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数据和政策信息，增强市场透明度。同时，媒体要客观、准确地报道房地产市场动态，避免过度渲染和误导消费者。加强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使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有理性的认识，避免因盲目跟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波动。 3.4 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 首先，在建筑技术创新上，政府要积极引导。一方面设立专项科研基金，为房地产企业与科研机构开展建筑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例如，助力绿色建筑技术研发，探索新型环保建筑材料，在降低能耗的同时提升建筑舒适度与耐久性。另一方面，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对积极投入建筑技术创新的企业减免部分企业所得税，降低创新成本，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其次，推广先进建筑技术，需搭建完善的推广体系。以装配式建筑技术为例，不仅要推广技术本身，还要加强相关配套设施与产业链建设。加强施工人员培训，使其熟练掌握施工工艺与流程，保证施工质量与效率。推动建筑材料供应商与装配式建筑企业合作，确保预制构件供应稳定、质量可靠。同时，政府部门联合行业专家，制定严格的新技术应用标准，加强对新技术应用项目的全程监管，确保安全可靠应用；此外，信息技术应用能全方位提升房地产企业水平，房地产企业应借助互联网平台搭建电商平台，提供房产信息展示、在线咨询、虚拟看房及线上交易等一站式服务，实现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拓宽销售渠道，提高效率；最后，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可精准分析消费者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数据，把握其偏好、购买能力与购房意愿，据此调整产品策略。借助物联网技术建立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对项目进度、质量、成本的实时监控，结合数据分析预测成本趋势，合理控制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结论 本文通过对房地产经济波动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揭示了经济、政策、社会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机制。同时，探讨了房地产经济波动对宏观经济和社会民生的深远影响，进一步强调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性。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应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加强市场监管和调控，推动房地产行业实现平稳、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侯松宇.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4（10）：149—151. [2]王建清.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23，38（23）：22—24. [3]李威.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J].中国房地产业，2020（32）：259—260. [4]谭宏涛.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原因以及应对波动的措施[J].现代经济信息，2021（3）：1—2. [5]程照宇.房地产经济波动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研究[J].品牌研究，2023（5）：189—192. 作者简介：方海燕（1977—），女，汉族，安徽铜陵人，本科学历，目前职称为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建筑与房地产经济。 铜陵有色铜冠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方海燕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乡村地区面临传统文化衰退、人口外流和经济发展滞后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成为重要的战略议题。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遗产，还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地方的经济韧性和文化自信。因此，研究如何通过乡村文化产业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旨在深入探讨乡村文化产业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和实现路径，分析不同类型乡村文化产业的优势及应用案例，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建议和政策导向。为实现这一目的，运用文献综述、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等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地揭示乡村文化产业推动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经验。 乡村文化产业概述 乡村文化产业的定义与特征 乡村文化产业是指在乡村地区以文化资源为基础，通过文化创意和商业手段，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和销售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其主要特征包括依托乡村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强调文化的创造性表达和商业价值转化，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可持续发展潜力。这一产业不仅涉及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关注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创新利用。 乡村文化产业的类型分析 乡村文化产业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多种类型，主要包括传统手工艺产业、乡村旅游产业、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和现代文创产业。传统手工艺产业涵盖柳编、刺绣、根雕等传统技艺的现代发展与推广，而乡村旅游产业则融合地方文化、自然景观和民俗活动，以吸引游客体验乡村文化为目标。文化遗产保护产业通过文化遗产的修复、保护和展示，提高乡村的历史文化认同感，而现代文创产业则利用电影、音乐、艺术展览等形式，结合现代技术进行乡村文化传播。这些多元化的产业类型丰富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 乡村文化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乡村文化产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多重重要作用。首先，它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居民收入，推动了经济发展；其次，它通过保护与传承独特的乡村文化遗产，增强了地方文化自信，实现了文化传承；再次，通过文化活动促成社区互动，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达到社会融合的目标；最后，利用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总之，这一产业不仅是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力量，还能重塑乡村的文化形象，为乡村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乡村文化振兴的必要性 当前乡村文化面临的挑战 当前，乡村文化正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文化传统的逐渐流失和乡村人口的持续外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乡村人口，特别是年轻劳动力，迁移到了城市，留下的多为老龄人口和未成年人。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引发了传统文化技艺的传承危机，许多地方的工艺技术和传统习俗面临失传的风险。此外，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使乡村内原有的社会文化特性趋于边缘化和同质化，许多地区的独特民俗和生活习惯逐渐消失。这不仅使宝贵的文化遗产面临消亡危机，还逐步削弱了乡村社区的文化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对乡村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冲击。 文化振兴与乡村整体发展的关系 乡村文化振兴在实现乡村整体发展方面潜力巨大。文化振兴能够激活那些长久以来未被充分利用的乡村文化资源，提升乡村的文化软实力，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城乡社会协调进步。例如，通过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将丰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不仅直接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此外，文化振兴对于乡村生活质量的改善也有显著贡献，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创新的教育方式，提升了居民的文化素养和生活幸福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增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文化振兴能够有效激发和凝聚人心，促进乡村社区的社会稳定与和谐，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且强劲的动力支持。 国内乡村文化振兴的成功案例 在国内，已有许多乡村文化振兴的成功案例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的可能。例如，安徽的西递村和宏村在保护及利用其丰富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源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成功将自身打造成文化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并显著推动了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云南大理的双廊镇采用“艺术+旅游”的创新模式，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游客前来创作和观光，大幅提升了当地的文化品位和旅游业态。同时，浙江安吉县通过整合当地的竹文化资源以及可利用的生态旅游资源，推动了文化产业与生态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重增长。这些成功案例充分表明，通过因地制宜的文化资源利用和创新性发展策略，乡村文化振兴能够实现文化保护、传承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为其他有志于文化振兴的乡村地区树立良好的榜样和实践参考。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为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文化振兴不仅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还需要广泛发动和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为乡村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 乡村文化产业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分析 乡村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 乡村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路径之一。有效的资源整合不仅能够将分散的文化要素集零为整，使其转变为一个系统、有机的文化产业链条，还能够增强乡村区域的整体竞争力。首先，需要对当地的自然、历史、民俗等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调研和科学分类，以形成一个详细的资源清单。这一清单有助于更为精准地识别和挖掘潜在的文化价值，并帮助识别其核心竞争力。其次，通过资源共享平台和网络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高效链接各类文化资源，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这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使文化资源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再创造。再次，应积极与高校、研究机构及文化企业合作，利用其技术和研究实力，开展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这些合作可促进文化资源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通过专业化的管理和市场化运作，使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价值最大化。最后，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文化资源进行整理、保护和展示，使其更易于在线上传播和推广。这种整合利用不仅为文化资源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还能够催生新的产品形态和文化体验项目，从而更好地实现乡村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通过上述一系列整合措施，乡村文化资源将不再只是本地的静态资产，而是可以在不同平台和市场中活跃流动的动态资源。资源整合战略不仅使乡村文化产业的收益实现突破性的增长，还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和生活幸福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在传统文化产业模式的基础上，应引入现代科技，如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以便更好地传播和推广乡村文化。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发展在线文化平台、文创产品电商、数字文化体验等新模式，有助于在更广泛的空间展示和销售乡村文化产品。这不仅提高了文化产品的可及性，还为乡村居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助力乡村经济的发展。此外，跨界融合是创新模式的重要方向。通过文化与旅游、农业、教育等领域的跨界合作，可以形成新的产业生态。例如，将地方特色农产品与文化节庆活动相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体验产品，吸引游客和消费者，拓宽市场渠道。这样的融合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还加强了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动。通过不断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可以进一步激发地方文化的活力，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政策与支持机制 政策与支持机制的制定在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和文化振兴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可以通过立法、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和创新项目，从而提高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政府应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文化创意产业扶持基金，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并培育文化创新人才。通过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会，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帮助乡村文化企业获取更多合作机会，被市场认知。此外，可以搭建合作平台，促进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在资源共享和市场开拓方面协同发展。这些政策和机制能够确保乡村文化产业在振兴过程中得到持续有效的支持，实现长久发展。通过完善的政策支持和机制建设，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振兴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通过政策的引导，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让每一个参与者都从中受益。 实践案例分析 典型乡村文化产业实践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涌现了一些成功的乡村文化产业实践案例。其中，浙江乌镇的成功开发就是典型代表。乌镇充分利用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凭借优美的江南水乡风情，打造了以文化旅游为核心的综合型文化产业。乌镇举办了乌镇戏剧节等大型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创造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成功经验在于，不仅注重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还通过创新活动形式和现代管理运营模式，增添文化活力。此外，贵州黎平的肇兴侗寨等地凭借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产业开发。当地通过开发文化演出、民俗体验等文创项目，展示了侗族独特的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这些项目不仅丰富了旅游内容，还有效带动了住宿、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拉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些成功实践表明，不同地区可以结合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优势，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实现双赢的局面。云南丽江的大研古城，通过保护纳西族的古建筑和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集观光、购物、体验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山东的台儿庄古城，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战争遗址资源，成功实现了文化产业的复兴。这些案例无一不强调了创新与传统、人文与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可借鉴的模式。 通过有效整合和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并结合创新的产业模式，不同地区的乡村文化产业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社会效益和文化保护的双重目标，在振兴乡村和增强乡村活力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前景。 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乡村文化产业的成功离不开几个关键因素。首先，精准定位和深度挖掘文化资源。通过研究与分析，将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形成独特的产品和服务。这需要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同时保持文化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其次，创新运营和营销模式。在数字时代，整合线上和线下渠道，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传播范围显得尤为重要。利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数字工具，可以高效触达更广泛的受众。最后，社区的支持也是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可以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社区的积极参与能够为文化产业注入持续的活力。例如，通过社区合作社或文化志愿者计划，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和主人翁意识。这些经验可以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通过学习这些成功实践的经验，其他地区可以更好地规划和实施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发展。在不断的探索与反思中，各地的乡村文化产业将更具韧性和活力，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社会需求。 主要问题与挑战 尽管已经有一些成功的实践案例，但乡村文化产业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首先是资金和人才短缺，许多乡村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和专业的文化人才，导致发展受限。其次是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一些地方在开发过程中过度商业化，忽视了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此外，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也对文化产业提出更高的创新要求，乡村文化产业需要不断适应消费者新的需求，保持产品和服务的吸引力。这些挑战要求在政策设计、资源配置和产业管理上进行全方位的改进和提升。 策略建议 加强政策支持与规划 要推动乡村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加强政策支持与科学规划。应制定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将乡村文化产业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具体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为中小型文化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和税收减免，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重点项目。其次，应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框架下，优化土地利用政策，合理配置基础设施，改善乡村的交通、电信和公共服务条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促进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 科技是推动文化产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因此需要大力促进文化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应鼓励文化企业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平台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相关机构可以推动数字文化平台的建设，支持VR、AR等技术在文化展示与体验中的应用，提升用户的互动体验和参与感。此外，可以通过建设文化大数据平台，加强对消费者行为和市场需求的分析，提高乡村文化产业的市场响应能力和竞争力。 提升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播 人才是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应加强文化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用人保障。与高校、企业合作，推动相关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培养既具备文化专业知识又熟悉现代科技和市场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同时，鼓励返乡就业创业，通过政策激励吸引高校毕业生和专业人士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此外，应加强文化传播和推广，通过举办展会、论坛、艺术节等活动，讲好乡村文化故事，提升文化产品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增强乡村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这些措施有助于构建强大的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推动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和持续振兴。 本研究通过对乡村文化产业及其振兴路径的深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乡村文化产业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经济引擎，还在促进文化传承、社会凝聚力提升等方面发挥着多维度的作用。其次，通过对不同类型乡村文化产业的实践案例分析，可以得出，成功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通常依赖于有效的资源整合、创新的发展模式及政策多方支持。最后，尽管乡村文化产业发展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和过度商业化等挑战，但其潜力和前景不可小觑，通过科学规划和政策支持，这些挑战可以逐步被克服。 中共泰来县委党校 王菲菲 | 区域经济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赋予我们“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的新使命新定位，要求“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打造区域发展联动支点，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战略举措，旨在以更高水平的区域协同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联动支点建设紧密契合国家发展战略与湖北自身发展需求，作为区域空间重构的重要载体，是湖北发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支点功能的重要途径，对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具有关键性作用。 培育汉襄宜“金三角”增长极，打造中部地区崛起核心引擎 武汉—襄阳—宜昌构成的“金三角”区域，占全省经济总量的65%以上，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三角”空间布局具有独特战略意义，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发挥创新策源功能，襄阳承担汉江流域中心城市产业承载功能，宜昌发挥长江中游绿色枢纽作用。三地协同可形成“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生态屏障”的闭环发展体系，从单点突破到全域赋能，带动周边发展，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加强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推进规划中的高铁等项目建设，形成“123”物流圈（1小时高铁圈、2小时高速圈、3小时航空圈），同步推进汉江航道整治，构建“水铁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实施“创新走廊”工程，推动武汉光电子研发与襄阳高端制造、宜昌绿色化工深度耦合，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强化制度创新，建立跨市项目税收分成比例协商制度，完善科创成果“三地互认”，共建长江中游算力枢纽节点，推动政务数据跨域流通。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通过统筹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和要素配置来发挥城乡各自比较优势，实行互补式合作，实现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 依据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城市市场空间大、公共服务水平高和资金技术人才要素集聚优势和农村劳动力充沛、生态环境优良、土地要素充裕、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优势，推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有效提升资源使用效益，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共同繁荣。 充分发挥县城辐射带动乡村作用。要注重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突出县城通过对接大中城市资源辐射带动乡村发展，形成“县城—乡镇—村”功能衔接互补的梯次发展格局，协同城乡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教联体、医联体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强县工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大力推进十大重点农业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加快国家级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持续擦亮“荆楚优品”金字招牌。强化农业科技和农村改革双轮驱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 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构建跨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通过“核心引领—全域协同—开放共赢”三阶推进，以“金三角”增长极为核心引擎，构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跨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等地经验，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联合湘赣两省共同应对长江航运水铁联运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充分发挥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作用，推动鄂湘赣三省联动发展，联手打造“轨道上的长江中游城市群”“运河上的鄂湘赣”“科创链上的中三角”和“产业链上的都市圈”。 以与周边省市合作为突破口，加强中部地区省际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周边省份的交通互联互通，优化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创新政策协调和机制安排，协同中部六省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有重点地创建中部地区省际合作示范区。 创新跨区域协同联动机制，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区域合作。参考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动机制，建立跨区域产业创新联盟，降低空间交易成本。通过完善高铁网络缩短时空距离，建设中欧班列华中区域集结中心，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承接京津冀科创资源，推动北京中关村在汉设立离岸创新中心。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能，更好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 傅智能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揽性的战略体系，必须全局谋划、系统集成。城乡空间、产业、要素等诸领域的融合不可或缺，治理的融合也不可偏废。城乡治理融合，既有融合内涵，也有包容要义；强调城、乡治理系统间的融通与联动，重在从根本上转变城乡分割格局，促进城、乡治理主体互动、机制互通、要素互流、优势互补。 推进城乡治理的“硬互通”与“软互融” 从共通性问题突破，把握全局、夯实基底。从系列中央文件中梳理有关城、乡治理的目标任务，基础设施方面的“硬治理”与服务保障方面的“软治理”具有共通性，是城、乡治理的共同任务。共通性问题不应有城乡之别，之所以差距显著，根源在城乡二元分治。 从区域规划源头构建城乡治理一体化的整体性框架。改变城与乡“主辅”“两立”的规划模式，树立城乡“一盘棋”思维，从国土空间整体与功能定位全局，从城、乡的统筹配置推进区域内的治理资源有序大循环，打通城、乡治理的循环通道。 从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加快“硬互通”。补上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合一”，化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互通机制，优化“人地钱挂钩”制度，实现“权随人走”。加强城乡基层治理网点建设，健全公检法服务网络，扩大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矛盾调解等法律服务的村湾覆盖。 增强城乡治理的相互包容与纵横协同 正视异质性问题破解。注重城乡治理的相互包容，包括主体与客体，自治、德治与法治，以及市风与乡风、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相互包容等。加强“以城带乡”与“以乡促城”，探索县级及以上党政部门定点帮扶乡村治理薄弱乡镇、城市社区与乡村村组结对联治的机制，将现代治理理念、经验与治理政策、知识、技能带入乡村治理。 重视治理的纵横关系调适。以县域为单元，构建大网格化的城乡治理格局，建设一体指挥、责权明晰、条块协同、全域联动的城乡治理融合体系。健全各层级、系统治理快速响应、联动协商机制，打破治理层级、“条块”与主、客体间的信息壁垒。 深化改革创新助推城乡治理的进一步深度融合 城乡治理体制、制度的系统改革，融合机制、政策的集成创新是关键支撑，也是动力源泉。 深化城乡治理体制改革，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各级党委推进城乡各领域融合与系统联动、重视城乡治理融合的意识，强化五级书记抓城乡融合责任。明确县（市、区）县域城乡融合支点建设的主体担当，提高基层主动性、创造性。创新“党建+城乡治理融合”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基层党建网格治理融合能力培育。 深化机构和编制改革，激发融合活力。进一步理顺“条块”职能，整合城乡治理融合的部门职责。加强编制资源向基层倾斜、跨层级调配，优先满足城乡治理融合需要。探索城乡治理人才互引、交流、联培机制，完善相关人才选拔、重用的考聘机制。优化城乡基层薪酬制度，鼓励担当作为、创新探索。 深化法规和制度的改革与创设，增强法理支撑。梳理现行城乡治理法规与制度，聚焦城乡治理融合目标任务，开展系统性的改革与修订，清理“条条框框”阻碍。围绕共通性问题与异质性问题破解，吸收基层创新经验，加快系列法规与制度创设，确保有法可依、能依。 深化城乡治理数智化的创新探索，注入智治动能。加快全国性、区域性一体化治理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城乡治理融合、公共服务衔接功能，畅通层级、部门与主体、客体的治理信息交换渠道。以数智化赋能城乡治理融合，从“传统与现代、礼治与智治、供给与需求、能力与素养、激励与监督”等多维度抓牢融合主线。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毛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深圳肩负着为全国探索发展新路径、积累新鲜经验的重要使命。在“十五五”规划编制中，深圳应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充分发挥先行示范作用，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深圳力量。 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夯实规划编制的坚实基础 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合法性是确保规划有效实施的关键。深圳需在“十五五”规划编制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理念，确保规划符合实际、顺应民意、于法有据。规划编制人员要深入基层一线，深入社区、企业、园区等，与群众、企业家、基层干部进行面对面交流，全面了解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未来的发展需求。通过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避免拍脑袋决策和闭门造车现象。针对规划中的重大问题、重点项目，要组织国内外顶尖的专家学者、专业机构进行深入论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进行预测分析，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及时调整优化规划内容。通过多种方式，如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等，广泛征求市民群众、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听取不同群体的声音，特别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建立意见反馈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使规划编制过程成为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过程。加大规划信息公开力度，除涉密内容外，规划编制过程和结果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提高规划编制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避免政策冲突和资源浪费。统筹考虑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建立健全规划实施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督促检查，确保规划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建立考核评估机制，将规划实施情况纳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推动规划有效实施。 强化创新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深圳的灵魂，是深圳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十五五”时期，深圳需继续强化创新驱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高端研发机构，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信息、生命、材料等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落户深圳，吸引全球顶尖科研团队来深开展科研工作。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提高科研资金使用效率，建立科学的科研评价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设立企业研发中心，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促进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合作，共建研发机构、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评估、定价、交易等制度，保障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激发科研人员的转化热情。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加强知识产权运用，推动知识产权与金融、产业深度融合，提高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科技企业融资渠道，支持科技企业快速发展。建立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加强科普教育，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培育创新文化。鼓励创新创业，宽容失败，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打造全球人才高地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深圳创新发展的关键。在“十五五”时期，深圳需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打造全球人才高地，为深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要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机制，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来深创新创业。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提升人才服务水平，为人才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解决人才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建立人才服务专员制度，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一对一服务。加强与国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建立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国际化人才载体，吸引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深创新创业。支持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中心，吸引海外人才。举办国际人才交流活动，搭建国际人才交流合作平台，促进海内外人才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优秀人才。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 深圳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在“十五五”时期，深圳需积极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实现互利共赢。要加强与港澳地区的合作，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大湾区的整体竞争力。深化金融、贸易、航运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加强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科技合作，共同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强与东莞、惠州、河源等周边城市的合作，推动深莞惠经济圈（3+2）、深圳都市圈建设，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强与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同推动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 深化改革开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改革开放是深圳的根和魂。在“十五五”时期，深圳需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各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建设国际贸易强市。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持续优化政务服务，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 聚焦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深圳的根本出路。在“十五五”时期，深圳需聚焦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集中资源力量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乃至超常规发展，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延伸，促进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生物经济等新兴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坚强保障 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的根本保证。在“十五五”时期，深圳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强保障。要保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的精神状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建设智慧城市。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相信通过以上七个方面的努力，深圳一定能够在“十五五”时期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顾问专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原所长 杨宜勇 | 企业管理 基于物流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的财务核算体系建设探究 一、引言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财务管理方式，为物流企业的财务核算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此模式不仅可以提升处理效率，还能优化成本结构，从而帮助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然而，物流企业在实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诸多挑战，如内控体系的完善、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流程的优化等。因此，如何在实际操作中有效构建和实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确保其为物流企业带来预期效益，是目前行业内专业人士和企业管理层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物流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下的财务核算体系建设的优势 （一）有利于降低物流企业的经营成本。物流企业实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能显著降低经营成本，该模式通过集中化管理财务核算活动，实现了成本的大规模节约。集中处理可以减少重复劳动力的使用，降低人力资源成本。通过统一的财务操作标准，物流企业可以实现全局的资源最优配置，使各个部门的财务处理更为高效。同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采用高效的信息技术系统，如ERP系统，不仅提高了财务数据处理的速度，还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大幅缩短了财务报表的编制周期，进一步减少了财务部门的工作量和运营成本。此外，集中的财务核算体系使物流企业能够更有效地监控和管理资金流，优化资金的使用，减少无效和冗余的资金支出，从而降低了财务成本。通过集中核算，物流企业还能更精确地分析成本结构，实施成本控制措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整体的财务成本[1]。（二）有利于提升物流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物流企业通过实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实现了对企业财务活动的高效监控与管理。在此模式中，财务数据的集中处理和分析为物流企业提供了实时、准确的财务信息，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内部管理需求。同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通过标准化财务操作流程，提高了整体财务操作的规范性和一致性，从而增强了企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比较性，为企业决策层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如ERP系统和自动化财务软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加强了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和预警能力，为物流企业的稳健运营提供了保障。 三、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下物流企业财务核算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核算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物流企业在实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时，常面临财务核算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核算体系的整合与标准化程度不足，使得财务数据在不同业务单元间难以实现有效对接。在没有统一的核算标准和流程下，不同区域或部门的财务数据往往存在差异，分散的数据处理方式降低了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影响了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此外，财务核算体系的不完善也会导致审计和监督的难度增加，财务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受损，增加了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同时，物流企业的业务特性要求高效率的资金流和成本控制，核算体系的不完善直接影响到企业成本控制和资金流管理的有效性。因此，缺乏一个完善和统一的财务核算体系，将使物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其整体运营效率和业务拓展。（二）财务管理流程细化不足。在物流企业实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中，财务管理流程细化不足主要体现在流程的标准化和自动化程度不足，导致处理各种财务事务时效率低下。物流企业的业务涉及广泛，从采购、库存管理到订单处理和配送，每一环节都需要精确的成本控制和资金流管理。然而，当财务管理流程未能细化到支持这些业务特定需求的程度时，则难以实现高效的资金监控和成本分析。此外，缺乏细化的财务管理流程也影响了监督和合规性。物流企业面对各种法规和市场规范的要求，需要其财务管理流程具备应对复杂合规环境的能力。如果流程细化不足，就会导致合规风险的增加，对企业声誉和财务状况造成潜在威胁[2]。（三）内控体系与信息利用有待优化。内控体系在确保财务信息准确性和企业合规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在物流行业高度动态和复杂的业务环境中，内控体系的薄弱会导致风险管理不足，影响企业的稳定运营。物流企业的内控体系需要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和复杂的供应链网络，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体系在设计时无法全面覆盖所有业务单元和地理区域，导致控制措施的实施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风险防控和监督机制。此外，信息资源的利用也是物流企业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下面临的主要问题。物流企业依赖大量的实时数据来管理其复杂的物流网络，包括库存管理、订单处理和客户服务等方面，如果信息系统的集成和数据分析能力不足，会影响到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进而影响决策制定的质量。 四、物流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下的财务核算体系建设的有效策略 （一）构建完善的财务核算体系，积极创新财务管理理念。在物流企业推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的过程中，完善的财务核算体系可以确保企业内部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决策支持基础。为此，物流企业需要通过集中化管理来统一不同部门或地区的财务处理标准，包括建立一个统一的财务数据库，确保所有财务信息都能在一个集中的地方进行处理和分析。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物流企业需不断创新财务管理理念，包括采用先进的财务分析工具和技术，如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从而作出更加精准的财务决策。同时，创新财务管理理念还包括对财务团队进行持续的培训和教育，以提升其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确保团队能够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二）科学优化财务管理流程，充分细化岗位职责。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下，物流企业通过科学优化财务管理流程和充分细化岗位职责，不仅能够提升财务操作的效率和准确性，还能增强整个组织的战略执行能力，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实现持续的业务成长和发展。首先，财务管理流程的优化应从流程再设计开始，将所有关键财务操作如账款处理、财务报告和预算编制等流程标准化，明确各流程的起点和终点，确保每一步都能生成可追踪和可度量的结果。同时，引入自动化工具和软件，如使用自动账单系统和电子支付系统，可以减少手工输入错误，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其次，充分细化岗位职责，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中每个员工的职责和任务应清晰界定，避免职责重叠和资源浪费。通过明确个人责任，可以提升员工的责任心和工作积极性，还能更有效地监控和评估财务活动的执行情况。例如，明确哪些员工负责日常财务处理，哪些员工负责财务分析和报告编制，确保这些职责与个人的专业技能和职业发展目标相匹配。最后，物流企业应定期对财务人员进行培训，包括最新的财务规章制度、最先进的财务软件工具以及行业最佳实践，确保团队能够适应不断演变的财务管理要求[3]。（三）加强内控体系科学建设，全面优化信息资源利用。在物流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下，有效的内控体系能够帮助物流企业降低风险，保证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合规性，而优化的信息资源利用则能够提高决策质量和业务响应速度。为实现这一目标，物流企业需要加强内控体系的科学建设，从风险评估入手，识别和分析影响财务和运营的各种风险因素，包括财务欺诈、资产损失以及合规风险。同时，根据这些风险评估结果设计和实施相应的控制措施，如加强审计过程、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和应急预案。另外，全面优化信息资源的利用，建立一个集中的信息管理平台，以便捷地收集、存储和分析来自企业内外的大量数据。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关键的业务洞察，如客户行为模式、市场趋势和供应链效率等。此平台不仅提高了信息的可访问性和实时性，还能通过数据分析工具支持更精准地预测和决策。例如，引入先进的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可以帮助物流企业识别成本节约的机会，优化库存管理，同时提高客户服务的质量和效率[4]。通过上述措施，物流企业能够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下，建立起强有力的内控机制和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从而提升运营的效率和决策的质量。 五、结语 随着物流行业对财务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已成为提升企业财务核算效率和管理质量的重要工具。本文深入分析和探讨了物流企业实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的关键策略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企业在推广该模式过程中应注意的预防措施。总体来看，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诸多挑战，但只要物流企业能够科学规划，精细管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无疑将为企业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更高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蕊.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下管理会计人才培养路径探索[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4）：22-31. [2]张俊.财务共享模式下的内部控制分析[J].财会学习，2020（14）：264，266. [3]林秀娟.论国有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下财务核算体系建设[J].时代经贸，2020（12）：79-80. [4]杨华华.物流运输企业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应用研究——以Z石化管道公司为例[J].现代商业，2019（28）：40-41. 山西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王涛 摘要：食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生产效率低下和成本控制不足等发展瓶颈，数智化转型已成为突破困境的关键路径。通过分析食品企业数智化转型动力机制，构建生产效率提升技术创新体系，完善成本管控方案，探索企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运用人工智能视觉检测、系统集成、数据驾驶舱等先进技术，可显著提升生产效率；通过实施原材料精准化管理、人力资源效能优化、生产环节成本监控等措施，可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关键词：食品企业，数智化转型，智能制造，智慧管控，绩效评估 在数字经济时代，食品企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传统生产管理模式制约企业效率的提升，粗放式成本管理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需求。尽管国内外学者已对食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在技术创新应用、成本管控体系构建等方面仍存在探索空间。本文基于食品制造实践，深入分析数智化转型动力机制，探索生产效率提升技术路径，构建成本管控新体系，以推动食品企业高质量发展。 1 食品企业数智化转型动力机制 市场竞争加剧与消费需求升级加速推进食品企业数智化转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食品制造的深度融合，正在重构企业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破解传统管理困境，实现降本增效。数智化建设已成为食品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 2 食品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传统生产管理模式的效率瓶颈 传统食品生产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企业运营效率。在生产过程中，员工行为管理主要依赖人工监督，难以实现全方位、实时性管控，导致操作规范执行不到位，质量隐患频发[1]。生产工艺参数采集以人工记录为主，数据准确性与及时性不足，制约了工艺优化与质量提升。生产计划制订与执行环节中信息传递滞后，导致生产协同效率低下。设备管理缺乏预测性维护，停机事故频发，影响生产连续性。质量追溯体系不完善，产品质量问题难以快速定位根源。以某食品公司为例，在传统管理模式下，企业面临管理效率低下，精细化生产需求难以满足等多重挑战，急需通过数智化转型破解发展瓶颈。 2.2 成本管控精细化转型压力 食品企业成本管控面临精细化转型压力，传统粗放式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市场竞争需求。①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系统与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System，MES）之间存在信息断层，导致生产计划与实际执行脱节，物料损耗居高不下[2]。②人工成本持续攀升，而人员效能评估机制不健全，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受限。③能源资源消耗缺乏精准监控，节能降耗潜力未得到充分挖掘。④原材料采购、库存管理环节信息化水平不足，使得供应链成本优化面临挑战。⑤成本核算方法相对落后，无法支撑精细化成本管理需求。企业急需通过数字化改造，建立精细化成本管控体系，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3 食品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技术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是驱动食品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动力，通过构建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视觉检测、系统集成、数据驾驶舱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体系，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食品生产全流程中得到深度应用，从而推动制造模式变革。借助多技术协同创新，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化、透明化、精细化管理，显著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3.1 AI视觉检测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AI视觉检测技术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实现了质量管控的智能化升级。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视觉检测系统通过高速摄像装置采集生产线图像数据，并结合计算机视觉技术，实时监测员工操作行为规范性，从而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该系统采用神经网络模型对产品外观缺陷进行智能识别，准确率超过98%，大幅降低了人工检测误判率。在换衣区、生产区等关键场所部署AI视觉监控设备，构建员工行为合规性检测体系，能够自动生成规范性评估报告。例如，某公司在部署AI视觉检测系统后，人工效率提升了20%，质量控制成本降低了15%。该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生产过程管控水平，更为员工绩效评估提供了客观依据，推动企业管理精细化升级。 3.2 ERP与MES系统的协同集成方案 ERP与MES系统的协同集成方案打通了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与生产执行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交换平台，实现销售订单、生产计划、物料需求及库存信息等数据的实时共享，从而有效消除信息孤岛现象[3]。现代化食品生产线通过MES系统实现了对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与管理，确保产品质量稳定性。系统集成后，生产计划可根据订单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物料采购与生产节奏得以精准匹配，显著提升计划执行效率。MES系统实时采集生产线关键数据，包括设备运行状态、工艺参数、质量指标等信息，为ERP系统提供准确的生产进度反馈。两系统的协同运作支持生产过程精细化管理，并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可追溯。例如，某公司通过系统集成，将生产计划执行率提升25%，物料周转效率提高30%，库存成本降低20%。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带动了人均产能的显著提高，使生产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3.3 数据驾驶舱的实时监控平台 数据驾驶舱实时监控平台通过整合企业生产运营各环节数据，构建全方位可视化监管体系。该平台在醒发室、隧道炉、冷却室等关键生产区域部署智能传感设备，实时监测温度、湿度、压力等工艺参数，并建立多级预警机制。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平台将生产过程核心指标以图表形式直观展现，使管理人员能够实时掌握生产动态[4]。此外，平台还可集成质量检测数据、设备运行数据、能耗数据等多维信息，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识别异常工况，预测设备故障，并优化工艺参数。例如，某食品公司在建成数据驾驶舱后，实现设备故障率降低40%，产品质量稳定性提升35%，能源利用效率提高25%。实时监控平台的部署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推动生产管理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4 食品企业成本管控体系的构建方案 食品企业成本管控体系的构建需立足全链条精细化管理，通过数字化手段强化原材料管控、人力资源效能提升与生产环节成本监控。系统化的成本管控方案有助于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数据驱动的成本管控模式能够推动企业运营效率与经济效益双重提升。 4.1 原材料管控的精准化管理 原材料管控精准化管理体系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从原料采购、存储到使用的全过程精细化管控。①在采购环节引入供应商评估系统，建立原料质量、价格、供货稳定性等多维度评价指标，实现供应商分级管理[5]。②智能电子秤系统可对原料进厂、生产投料实施精准计量，并自动记录批次信息，确保原料使用数据可追溯。③仓储管理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原料需求，动态优化库存结构，能够有效降低积压和损耗。④原料配送采用智能物流系统，可实现原料精准配送，减少中转环节损耗。某食品公司实践表明，通过实施原料精准化管理，原料损耗率降低15%，库存周转率提升40%，采购成本降低12%。此外，建立原料管控数据平台，整合采购、仓储、生产等环节数据，运用数据分析技术识别原料使用异常，优化配方用量，挖掘节材潜力。同时，实施原料批次管理并建立原料质量追溯体系，以提高原料使用安全性。精准化管理体系的构建显著增强企业原材料管控能力，为食品企业降本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4.2 人力资源效能优化方案 人力资源效能优化方案旨在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构建数字化人才管理体系，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引入智能排班系统，根据生产计划、工种特点、员工技能等因素，生成最优人员排班方案，从而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②建立员工技能评估体系，通过数字化考核平台记录员工操作规范性、工作效率、质量控制等关键指标，确保绩效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③引入智能培训系统，根据岗位需求与员工能力差距制订个性化培训方案，以提升员工专业技能。④搭建人员效能分析平台，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人工效率影响因素，识别效能提升机会。例如，某食品公司在实施人力资源效能优化方案后，人均产值提升了25%，员工满意度提高了30%，人员流失率降低了20%。此外，还应建立以贡献为导向的薪酬激励机制，将员工绩效与薪酬福利紧密挂钩，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完善人才发展通道，为优秀员工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增强企业人才吸引力与保留力。人力资源效能优化有助于企业实现人力成本的精细化管理，提升人力资源投入产出比。 4.3 生产环节成本监控体系 生产环节成本监控体系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对生产过程成本的全方位管控。该体系中的生产成本核算系统采用作业成本法，对生产各工序成本进行精细化核算，以准确核定产品成本。设备能耗监控系统实时采集用电、用气、用水等能源消耗数据，分析能耗异常情况，并优化能源使用效率。生产损耗监控平台跟踪各工序物料损耗情况，运用统计分析技术识别异常损耗并制订改进措施。质量成本管理系统核算预防成本、评价成本、内部损失成本和外部损失成本，优化质量投入。以某食品公司为例，在部署生产成本监控体系后，公司的单位产品能耗降低18%，物料损耗率降低15%，质量成本降低20%。此外，还可构建成本分析模型，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成本构成及影响因素，为成本管控决策提供依据。建立成本预警机制，设定关键成本指标预警阈值，及时发现成本异常并采取管控措施。生产环节成本监控体系能够推动企业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持续提升成本管控水平。 5 结语 数智化转型正推动食品企业进入生产效率提升、成本管控优化的新阶段。通过应用AI视觉检测、系统集成、数据驾驶舱等技术创新，重塑企业生产模式；通过实施原材料精准管理、人力资源效能提升、生产环节成本监控等举措，构建全方位成本管控体系。未来，食品企业应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深化智能制造实践，完善成本管控机制，以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樊军，国红.影响食品生产企业检测能力因素分析及对策[J].中国质量监管，2023（2）68-70. [2]王嘉嘉，陈艳芳.食品企业数智化发展、研发强度与企业绩效[J].食品工业，2024，45（9）296-300. [3]刘洋.数字化转型驱动山西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以食品企业为例[J].食品工业，2024，45（8）119-122. [4]冯辉，时明晶，盛建娜.数字化时代食品企业管理模式探讨[J].今日财富，2024（19）83-85. [5]王竹宇.数字化转型对食品企业综合能力提升的影响分析[J].中国食品工业，2024（8）50-52. 作者简介：林中侃（1986—），男，浙江宁波人，硕士。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及市场营销。 宁波佳必可食品有限公司 林中侃 摘要：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作为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科技型企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为实现良性发展，需要通过股权融资解决资金需求，并制定科学的退出策略。基于此，文章立足于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的概念、意义以及特点，针对影响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的主要因素，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并提出相关的退出策略，从而提高科技型企业的经营质量和效率，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退出机制 引言 科技型企业指的是产品技术含量较高、新技术研发能力较强，具备核心竞争力，能持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普遍具有技术密集、高成长性以及高风险性等特点，对资金资源呈现出了较大的需求，传统的融资模式难以满足科技型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股权融资成为科技型企业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一、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概述 （一）概念 科技型企业的股权融资指的是通过发行股票、股权转让等形式，向投资者筹集资金的行为。由于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对企业的所有权，因此股权融资又被称为所有权融资。将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可知，股权融资的收益要更高，但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也随之增大，投资者一方面要承担着巨大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还要承受科技型企业在经营发展期间可能会出现财务风险以及业务风险等。对此，科技型企业要联系自身经营发展的现实情况，综合考虑股权融资是否符合自身生产实际，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促使股权融资的资金筹集效益最大化，将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达成理想的经营目标[1]。 （二）意义 首先，股权融资能够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大额资金，解决其资金短缺的困境，使其拥有足够的资金资源，用于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以及市场开拓中。在科技型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各项业务活动的开展均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一旦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就要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而股权融资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到大规模的资金资源，支撑企业的高质量、高效率生产。因此股权融资是科技型企业应对激烈市场竞争，实现规模效应的关键渠道。 其次，股权融资有利于提高科技型企业风险抵御能力。在股权融资的过程中，需要对企业所有权进行科学的分散，当股东所持股份经过合理分散后，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家个人或者少数股东的风险承担，既能降低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减少市场、技术以及管理等风险的出现，还能够为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提供坚实的保障，进一步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 最后，股权融资有助于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当科技型企业通过股权融资与知名投资者或者机构展开合作后，可借助投资者的市场渠道、品牌资源等，扩大企业在市场中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帮助其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 （三）特点 1.高风险。科技型企业本身属于高风险行业范畴内，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资源，用于研发、测试以及推广等多方面。由于整个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因此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如国家政策或者市场环境等发生变化，都可能会诱发经营风险，并且在实际研发产品的过程中，还可能会出现技术失败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科技型企业的风险系数较高，在投资期间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2.高回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始终是我国重点关注和研究内容，例如证监会发布的《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条例，为科技型企业的股权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私募投资等多方面提供了支持性举措，使得科技型企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及巨大的成长潜力。因此，当科技型企业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时，股权融资会带来高回报。通常情况下，科技型企业通过股权融资与投资者展开战略合作时，投资者的股权比例会相对较高，因此投资回报率也会随之升高。 3.引入知名财务投资机构。股权融资还能够吸引知名财务投资机构，使科技型企业取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如国内外知名基金公司以及投资银行等，在这些财务投资机构的支持下，能够为各种研发、生产活动的高效开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4.引入战略合作伙伴。相较于其他行业，科技型企业的股权融资对知名投资者的吸引力要更大，这些投资者本身拥有雄厚的财力，并且商业资源较为丰富，不仅能够为科技型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支持，还能使科技型企业获得更多有价值的市场资源以及管理经验等。因此当科技型企业通过股权融资与知名投资者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有利于强化企业的经营能力，促进其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的同时，达成合作共赢的战略目标。 5.股权价值与企业估值密切联系。科技型企业在股权融资的过程中，股权估值与企业估值会高度密切关联到一起，而企业估值对股权投资回报率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对企业进行估值时，若准确性与客观性不足，出现估值过高的情况，会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但若估值过低，会导致科技型企业本身的收益受损[3]。 二、影响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的主要因素与控制措施 （一）主要因素 1.市场环境。市场环境对科技型企业的股权融资影响较大，直接关系到股权融资的成功率，由于科技型企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因此投资者更看重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若市场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则股权融资会更容易成立。但若市场经济十分低迷，甚至呈现出了衰退的趋势，就会加大股权融资的难度。另外，市场竞争的强度也会影响到股权融资的成功率，当科技型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较多，且竞争十分激烈时，意味着投资者将面临着更大的市场风险，这时投资者会慎重考虑是否进行股权投资。由此可知，现代高科技企业想要在股权融资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就要在技术与市场上保持优势与领先地位，否则就会限制到股权融资的顺利推进。 2.政策环境。在股权融资中良好的政策环境是企业效益与投资者权益得以可靠保障的关键要素。例如，当地政府部门采用扶持政策、优惠政策等一系列制度条例，支持、鼓励科技型企业的发展，能够大幅度提高企业股权融资的成功率。并且当投资者的权益获得政策支持与保障后，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高科技产业的股权融资中。因此政策环境对于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的成功与否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还需注意的是，科技型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即IPO，直接关系到企业未来能否顺利上市，这是投资机构作最终决策重点考虑的因素，对此还应适当降低科技型企业的上市门槛，强调这类企业的创新属性，推动更多的科技型企业IPO过会成功，促使股权融资的成功率最大化。 3.经营能力。科技型企业的经营能力与业务水平，是投资者衡量股权投资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关键指标，若企业的经营能力较强，且长期处于稳定状态，拥有广阔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成长潜力时，会得到更多知名投资者的青睐。反之，若科技型企业整体发展态势不佳，且业务水平不足，就难以形成对股权投资的强大吸引力，不利于股权融资的顺利实施。 （二）控制措施 1.调查投资者。在股权融资正式开始前，科技型企业与投资者均要展开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要对企业的经济状况、业务规模、技术水平以及市场等展开全方位的调查，掌握企业真实状况，确保交易的合法性与合规性，避免诱发投资风险。由于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差，因此尽职调查十分有必要，在具体实践合规尽职调查的过程中，可结合表1相关内容[4]。 
确定具体的调查范围和内容后，投资方可选择文件审查、数据分析等方式，对融资对象展开精细化的调查，其中数据分析是保证调查结果准确性与科学性的重要举措，主要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对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产生的信息数据，展开深层次的挖掘和分析，从中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能力等。在全面、独立、准确、客观的前提下，对融资对象展开专业的合规尽职审查，能够保证投资方的合法权益。 从科技型企业的角度出发，在选择投资者的过程中也要做好合规尽职调查，即“反向尽职调查”，主要的调查内容有：投资机构的公司背景与历史沿革、投资机构的管理、决策以及运营等综合实力、投资机构的资金来源以及已投项目的回报率等。通过“尽职调查+反向尽职调查”维护投资机构与科技型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能够充分发挥股权融资的作用和价值，减少不良现象的出现。 2.科学决策。科技型企业在股权融资的过程中，为保证决策的准确性与可行性，降低投资风险的发生概率，在进行企业估值、股权结构等内容的决策时，要站在统筹兼顾的角度，考虑多方面内容。以企业估值为例，一旦出现过高或者过低的情况，就会影响到企业与投资方的效益，因此在估值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价值评估方法，如风险调整的折现现金流量法、市场技术比较法以及资产评估法等。不同价值评估法的工作原理以及操作形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以资产评估法与市场技术比较法为例，前者指的是相较于其他企业，技术型企业拥有的无形资产要更多，如专利、技术以及研发团队等，因此在开展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作业时，通过专家评估法以及市场比较等方式，客观反映出企业的创新创造能力，能够为决策的准确制定夯实基础。后者指的是找到与股权投资目标企业类似的企业，对二者的市值以及收入倍率等指标展开评估，能够衡量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等。此外，技术型企业在股权融资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多次融资，每次融资的估值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对多轮融资的估值进行对比分析，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认知。通过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掌握股权估值以及股权结构等关键内容后再作决策，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3.管控风险。科技型企业要正确认识到各类风险问题对于股权融资的影响，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要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机制，将现代科学技术与风险管控有机结合，如采用大数据技术深层次挖掘财务数据，并及时排查出潜在的财务风险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应对风险。实现对风险的有效遏制，既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与风险抵御能力，还能够降低股权融资的难度，获得更多知名投资者的支持。 三、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的退出机制分析 （一）退出机制的种类 退出机制指的是投资者将其持有的科技型企业股份进行变现、转移等，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不仅能够为科技型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还能够创造更多的投资效益。常见的退出机制有首次公开发行、股权转让、公司回购以及资产剥离等。不同退出机制的实践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以首次公开发行为例，这种退出形式涉及到A股上市、我国香港上市以及境外上市等多种类型，而A股上市又包含上交所、北交所以及深交所等。股权转让的退出机制主要包含并购退出以及部分股权转让。 （二）退出机制的选择要点 在选择退出机制的过程中，科技型企业要联系自身情况，基于投资者的真实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退出方式。在实际制定退出策略时，要考虑投资者需求、公司发展情况以及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内容，达成双赢的工作目标。 结论 综上所述，科技型企业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要科学实践股权融资，合理选择退出机制，促进企业与投资者的共赢发展，为高新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高树根.互联网金融视角下股权众筹融资的投资风险探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21（04）：101-102. [2]周雨洁，李晓璇，熊玲，等.国有企业股权退出机制研究——以H集团股权投资Z公司项目退出为例[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3，26（11）：26-29. [3]赵婉婷.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国际比较[J].财会通讯，2020（12）：156-160. [4]莒洪源.完善企业强制退出机制[J].北京观察，2024（03）：56-57. 杭州飞步科技有限公司 伍阳；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伍丹 摘要：文章探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国企审计风险识别与改进策略。首先阐述大数据分析在国企审计风险识别中的重要意义，接着剖析国企审计存在的风险，如数据安全风险、审计数据质量风险、审计方法滞后风险以及审计人员能力不足风险等。随后详细提出大数据分析下的国企审计风险识别与改进策略，涵盖建立六位一体的大法治工作体系整合多方面资源与流程、构建大数据审计平台实现数据高效管理与分析、运用数据挖掘技术精准识别风险以及加强审计人员大数据素养培训提升专业能力等内容。旨在提高国企审计工作的质量与效率，有效识别与应对审计风险，保障国企资产安全与健康运营。 关键词：大数据分析，国企审计，风险识别，改进策略，大法治工作体系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面临着日益复杂的运营环境与严格的监管要求。传统审计模式在应对海量数据与多元业务时逐渐暴露出局限性，难以精准且高效地识别风险。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兴起，为国企审计带来全新机遇与变革动力，有利于挖掘隐藏于大规模数据背后的潜在价值与风险信号，助力审计工作突破传统束缚，实现从样本到全量数据的跨越分析，在提升审计准确性与及时性的同时，为国企的健康稳定发展筑牢防线。 一、大数据分析在国企审计风险识别中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数据处理效率与准确性 国企运营过程中产生海量的数据，传统审计手段难以对其进行快速有效的处理。大数据分析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存储、计算与处理能力，在短时间内对国企庞大复杂的数据进行整合与分析。在处理财务数据时，大数据分析可快速对多年的财务报表、账目明细等进行梳理，准确识别数据中的异常波动与潜在错误。据统计，采用大数据分析后，财务数据处理速度可提高数十倍，数据准确性也能从传统审计的80%左右提升至95%以上，减少因数据处理不及时或不准确而导致的审计风险[1]。 （二）拓展审计视野与发现潜在风险 大数据分析打破传统审计的局限，不再仅仅依赖于样本数据，而是能够对国企全量数据进行分析。使得审计范围从有限的财务数据扩展到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包括业务流程数据、市场数据、供应链数据等。对业务流程数据的分析，可发现流程中的冗余环节与潜在的舞弊风险；对市场数据的分析，能洞察市场趋势变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提前识别因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审计风险[2]。据调查，在实施大数据分析审计后，审计发现的潜在风险数量平均增加50%以上，有效拓展审计视野，为企业风险防控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三）增强风险预警及时性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国企审计，能实时监测企业数据的动态变化，建立风险预警模型。一旦数据出现异常变化或偏离预设的风险阈值，系统能够立即发出预警信号。在资金流动监控方面，当出现大额资金异常转移或资金流向可疑账户时，大数据审计系统可在几分钟内发出预警，而传统审计需要数天甚至数周才能察觉。这种及时性使企业在风险发生初期就采取应对措施，将风险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有效提升国企应对风险的能力与灵活性[3]。 二、国企审计存在的风险 （一）数据安全风险 随着国企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数据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数据安全挑战。一方面，国企内部数据存储与传输过程中可能存在漏洞，如网络防护体系不完善，容易遭受黑客攻击，导致企业敏感数据泄露。另一方面，数据在共享与使用过程中存在权限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内部人员可能因权限设置不当而获取超出其工作范围的数据，增加数据被恶意篡改或滥用的风险[4]。 （二）审计数据质量风险 国企审计数据来源广泛，包括不同业务系统、不同部门以及不同格式的数据。这些数据在采集、整理与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质量问题。数据可能存在缺失值、错误值或重复值，数据格式可能不统一，导致审计人员在分析数据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此外，数据的时效性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过时的数据误导审计判断，使审计结果与企业实际情况产生偏差。 （三）审计方法滞后风险 传统审计方法在面对大数据环境时显得力不从心。国企审计长期依赖于手工查账、抽样审计等传统手段，这些方法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规模与复杂程度。抽样审计因样本选取的局限性而遗漏重要审计线索，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整体情况。而且，传统审计方法在处理非结构化数据方面存在困难，而这些非结构化数据在国企运营中却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如合同文本中的条款细节、监控视频中的业务操作场景等，因审计方法滞后导致这些信息无法有效利用，增加审计风险[5]。 （四）审计人员能力不足风险 大数据分析对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审计人员不仅需要具备传统的审计知识与技能，还需掌握大数据分析技术、数据挖掘算法以及相关的信息技术知识。然而，目前国企审计队伍中，大部分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对大数据技术的了解与应用能力有限，使得在大数据审计实践中，审计人员难以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的优势，无法有效识别与应对基于大数据的审计风险。 三、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国企审计风险识别与改进策略 （一）建立六位一体的大法治工作体系 首先，整合资源与流程。建立六位一体的大法治工作体系，将法律、合规、内控、风险、审计追责等多方面资源与流程进行整合。在组织架构上，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或岗位，负责统筹各方面工作的协同开展。例如，在项目决策过程中，法律部门提供法律合规意见，内控部门评估内部控制有效性，风险部门分析潜在风险，审计部门进行前期审计风险提示，各部门共同参与决策流程，形成相互制约与协同的工作机制。减少因部门之间沟通不畅、信息孤岛等问题导致的审计风险，提高企业整体风险防控能力。其次，明确职责与权限。清晰界定法律、合规、内控、风险、审计追责等各部门在审计风险识别与防控中的职责与权限。法律部门负责确保企业经营活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审核审计发现的法律风险点；合规部门制定并监督企业内部合规政策的执行，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与处理；内控部门重点关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有效性，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风险部门运用风险评估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量化评估与预警；审计追责部门在审计发现问题后，依据相关规定对责任人员进行追究。明确的职责划分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推诿扯皮现象，确保审计风险识别与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三，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大法治工作体系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之间数据与信息的实时共享。平台应整合企业的法律法规库、合规政策库、内控流程库、风险评估模型库以及审计案例库等资源。审计人员在开展审计工作时，可在平台上快速查询相关法律法规、合规要求以及类似审计案例，借鉴经验教训，提高审计工作的针对性与准确性。同时，各部门在平台上及时更新工作动态与发现的问题，便于其他部门及时了解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增强企业整体的风险响应速度。 （二）构建大数据审计平台 构建大数据审计平台，要解决数据采集与存储问题。建立数据接口与数据采集工具，从国企的各个业务系统如财务系统、ERP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等，外部数据源如行业数据库、政府监管数据等采集审计所需的数据。采用分布式存储技术，如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对海量数据进行存储与管理。在数据采集后，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与预处理，以提高数据质量。利用数据清洗工具，识别并处理数据中的缺失值、错误值、重复值等问题，统一数据格式与编码标准。在财务数据清洗中，将不同财务系统中表示金额的格式统一为标准格式，纠正数据录入错误，补充缺失的关键数据信息。同时，对数据进行分类与标签化处理，将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分别存储与管理，便于后续的数据挖掘与分析操作。此外，大数据审计平台应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采用数据挖掘算法、统计分析方法等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例如，运用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分析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发现潜在的财务舞弊线索；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客户数据进行分类，识别不同客户群体的特征与风险偏好。同时，将分析结果以直观的可视化形式呈现，如制作数据仪表盘、报表、图形等，便于审计人员快速理解与把握数据背后的规律与问题，提高审计工作效率与决策的科学性。 （三）运用数据挖掘技术精准识别风险 一方面，运用数据挖掘中的异常检测算法，识别国企审计中的异常数据与行为。采用基于统计学的异常检测方法，计算数据的均值、方差等统计指标，识别出偏离正常范围的数据点。在企业费用报销数据审计中，如果某员工的报销金额远远高于同部门其他员工的平均报销水平，且报销项目存在异常，系统即可将其标记为异常数据，提示审计人员进行进一步调查。同时，还可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异常检测算法，如孤立森林算法，对复杂数据进行异常检测，该算法自动学习数据的正常模式，有效识别出隐藏在数据中的异常情况，提高风险识别的准确性与效率；另一方面，关联分析挖掘数据之间的潜在关联关系，发现审计风险的传导路径与潜在影响因素。在企业供应链审计中，运用关联分析技术分析供应商数据、采购数据、库存数据以及生产数据之间的关系，可发现供应商与企业内部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勾结舞弊的迹象，如供应商频繁变更且与企业采购人员存在利益关联，同时伴随着采购价格异常波动、库存积压或短缺等问题。加强关联分析，从整体上把握企业运营中的风险关联，提前采取措施防范风险的扩散与恶化；此外，针对国企审计中的大量文本数据，如合同文本、会议纪要、邮件等，运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分析。例如，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取合同文本中的关键条款，如付款方式、交货期限、违约责任等，通过对这些关键条款的分析，评估合同执行过程中的风险。同时，对邮件内容进行情感分析与主题分类，发现企业内部沟通中的潜在问题与风险隐患，如员工对企业政策的不满情绪可能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或违规操作风险增加，为审计人员提供更多的风险线索与决策依据。 （四）加强审计人员大数据素养培训 构建完善的审计人员大数据素养培训内容体系。包括大数据基础知识培训，如大数据的概念、特点、技术架构等；大数据分析技术培训，如数据挖掘算法、数据可视化工具的应用；数据管理与安全培训，如数据存储技术、数据隐私保护法规、数据安全防护措施等。同时，还应结合国企审计实际案例，开展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审计实务培训，让审计人员在实践中掌握大数据审计的方法与技巧，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采用多种培训方式提升审计人员的大数据素养。线上培训方面，利用网络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大数据课程资源，审计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与学习进度自主选择课程进行学习，如开设大数据审计基础课程、数据挖掘实战课程等。线下培训可以邀请大数据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数据分析师进行专题讲座与现场培训，举办大数据审计研讨会与经验交流会，让审计人员与专家面对面交流，分享经验与见解。此外，还可以组织审计人员到大数据应用先进的企业或机构进行实地参观学习，直观感受大数据在审计工作中的应用场景与实际效果，拓宽审计人员的视野与思路；最后，建立审计人员大数据素养提升激励机制，鼓励审计人员积极学习大数据知识与技能。将大数据素养纳入审计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对在大数据审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人员给予物质奖励与职业晋升机会。 四、结论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国企审计风险识别与改进策略，对于国企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与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理解大数据分析在审计风险识别中的重要作用，全面剖析国企审计存在的风险，并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六位一体的大法治工作体系、构建大数据审计平台、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以及加强审计人员大数据素养培训等一系列改进策略，能有效提升国企审计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增强对审计风险的识别与应对能力，有助于保障国企资产安全，促进国企合规运营，提高国企的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未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国企审计应持续关注技术创新与业务变革，不断完善审计风险识别与改进策略，为国企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张玮玉.国企融资风险与审计数据分析方法研究[J].中国产经，2023（08）：35-37. [2]毛鹏颖.大数据时代国企内部审计工作及优化策略探讨[J].品牌研究，2024（05）：139-141. [3]严婷婷.大数据时代国企内部审计发展新路径探讨[J].财经界，2023（18）：150-152. [4]王凤.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国企内部审计发展新路径[J].中国科技投资，2022（25）：47-49. [5]梁莹.大数据背景下国企内部审计风险识别与防范建议[J].中国电子商务，2024（07）：73-76. 作者简介：贾梦圆，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会计学、审计学。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 贾梦圆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