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需要适度经营规模并控制农地成本，这曾经是法国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此，法国从1962年起把先买权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实施农地先买权制度，用于管控农地市场流转交易的对象及价格、为实施国家战略服务，在操作上由国家对先买权的内容和实施进行法律规定、给国家专门设立的特殊企业赋权并加强其规范运行。这种做法是法国独创，对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深化改革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尚未实现农业现代化，传统农民逐步走向“终结”。当时法国农村实行小农土地私有制，农地经营缺乏适度规模，农业发展滞后，不适应时代变化需要，国家确立了改善农业结构、帮助青年农民安置、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60年，法国议会为此专门制定《农业发展方向法》（the Agricultural Orientation Law），其立法总目的是建立农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同等地位，具体包括：（1）增加农业对法国经济和国民生活的贡献和促进国家农业贸易平衡，综合考虑农业需求的增长、乡村自然职业及其在社区和“欧洲共同体”的地位以及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等；（2）让农业平等享有扩大消除个体收入不平等根源的好处，使农场主和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与其他职业一样；（3）让农业和更多的家庭农场处于可补偿其自然灾害和经济损失的地位，与经济的其他部门一样；等等。可是，在这一战略举措实施过程中，法国农地价格大幅上涨并出现投机，影响到农业现代化。从1962年起，法国把先买权作为一个政策工具使用，建立农地先买权制度，规范其运行，发挥其独特作用。实施这一制度后，不改变农地市场的真实供求关系，但推进了农地向新一代农民流转并达到适度经营规模，对农地交易价格上涨进行了控制，使法国农地成本低于周边国家，加快了法国农业现代化，提升了法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法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其农业政策有三个支柱：市场政策、农业结构政策和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农地先买权制度兼有市场政策和结构政策的性质。因为其农地市场具有特殊性，不仅农地作为生产要素，其交易价格有传导性，地价水平关系重大，而且在正常情况下交易双方不对称，存在农民代际差异和土地结构差异：提供土地的多为传统农民，其土地常常地块分散、面积小和配套设施不完善等，而需要土地的为新一代农民，要求地块集中、适度规模和设施配套等，二者的资源配置利用方式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但农业现代化存在弱项，“农业产量低，农产品仍需进口，土地分散，机械化比重不高”。其重要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后执政当局实行的小农土地私有制，农地经营规模较小且使用分散，而长期以来农地市场的自发流转也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1960年，为了扶持农业发展、改善农业结构、培育新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法国议会专门立法，并设立“法国土地利用和农村安置公司”（SAFER），主要从事农地整治和中介服务。但随着“欧洲共同体”开始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出现市场投机，法国农地价格大幅上涨。1962年，法国议会对1960年农业发展方向法进行修改，给SAFER赋予为改善农业结构、控制土地投机等享有农地先买权，由此创设农地先买权制度。这一制度实施后效果较好，先买权的种类也逐步扩大。从1999年起，SAFER被依法赋予为保护环境生态具有先买权，从此在城市建设中也发挥了作用。
在法国农地先买权制度实施中，这种先买权是一种特权。在该权利使用时，不仅农地卖家与其原拟定买家的交易协议将中止，由SAFER自己作为农地的一个买家买下来，然后再销售给自己选择的农民，而且农地交易价格也可能会调整及进行价格审查，具体由SAFER决定并报批，如存在价格争议时还有可能提交法院裁定。因此，该权利既制约农地买家的交易自由和交易安全，也关系农地卖家的切身利益和交易效率，还调节农地价格水平及变化趋势。
但这种权利的行使也是有限的，针对有限范围的农地、为履行特定的公共利益职能、把先买和预售连接起来、必须办理相关程序、按照规定报批同意后才可实施。一是该权利的使用依法依规并接受监督。主要法律为1960年法国农业发展方向法和1962年该法修正案。二是该权利的使用有严格而规范的前提条件及运行流程，也就是SAFER从办理农地交易手续的公证人及律师获得交易通知信息时启动运行。在权利的行使中，应遵循动机合理、公开透明、行为依法的原则，每一个方案都能提出使用这项权利的合理理由，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三是该权利的使用有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的动态审批和否决机制。在权利的行使中，对每一个方案都必须按规定程序办理审批，再由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审批同意后才能实施。四是该权利的实际使用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必要且适当。
在实践中，20世纪60年代实际使用该权利的交易较多，近年来实际使用量已较少。如2017年SAFER购买了9.8万公顷的土地（含建筑物，主要是农用），其中采用先买权方式的不到10%。但行使该权利仍是重要的，它对整个农地市场特别是其他交易主体有控制力，可推动建立良好稳定的市场流转秩序。由于实行农地先买权制度，使SAFER实际上全面掌握了关于农地市场供求及实际交易的详细信息，推动建成了完整准确的全国农地市场价格及相关信息的公共数据平台并实现社会共享，引导了农地流转，降低了社会交易费用，推进了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有多项研究认可，SAFER的运作对推动法国农地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控制土地价格、保护农地资源和促进新一代农民成长是有帮助的。
在法国农地先买权制度实施中，这种先买权的实施主体是SAFER。这是一家有限公司，由国家依法创立但国家并不提供补贴，实行独立核算和自负盈亏，也是具有非营利性的特殊企业，其业务由议会和法国法律公开特许、具有公共利益职能。该公司既有区域性机构（都是独立实体），也有全国性机构，还有海外办公室。每个地方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由一个多种不同类型的股东组成的主任董事会负责，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任命需要向政府报批同意。公司的长期发展计划、每一个先买权项目和每一个超过7.5万欧元的土地购买项目，也需要向政府报批同意。不仅如此，政府对公司的每一个土地销售项目都有否决权，有权参加公司的主任董事会和对公司活动进行审查。
SAFER的业务经营是非营利性和有效率的。非营利性表现在公司不向其股东分红分利，作为公司股东是没有利润分配的，当公司经营有利润时主要是用于发展业务和改善员工福利；同时，公司经营也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出售其控制的土地时不是选择出价最高的农民，而是选择最合适的农民，最合适的标准依据法律要求、公共利益标准和有意购买农民的具体情况等综合确定。有效率表现在公司的业务经营是有偿服务、正常收费，加强成本控制和经济核算，通过组织青年农民培训、建设技术委员会、改进管理服务和提高质量效率等，业务不断发展壮大，在财务上实现平衡。相比其他土地卖家，农民从SAFER联系购买土地，不仅在交易上比较安全，而且在价格上也可能获得好处，当然这也需要提前递交申购意向并参加排队。由于这一申购意向登记及排队系统的建立，也使SAFER提前掌握农地市场的需求信息，保证了该公司能把先买与预售连接起来，可较好地组织实施每一个农地先买权干预交易的具体方案。
我国的耕地流转与法国农地买卖有本质上的不同，加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农情，不能简单套用法国的模式。可以借鉴法国对农民耕地流转的对象及价格进行管控的做法，探索创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耕地流转进行科学干预并进行管理配套和规范权利的政策措施，建设培育能承担好农地整理、流转及中介服务和在经济上独立运行、自负盈亏的政策性农业经营公司，推进农业经营主体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
内容提要：智库评价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系统性引导智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智库评价不仅是衡量智库成果的工具，更是引导智库发展方向、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研究质量的重要杠杆。智库评价的重点在于突出质量与影响力导向，完善智库评价体系应注重分类评价与差异化设计。数智化时代的智库评价工作将经历深刻变革。智库评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要进一步加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标准，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评价体系是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笔者关注的一个重点。这些年来，笔者经常参加相关部门、地方的智库评审评价工作，对智库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深入思考。本文拟总结中国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十年来的进展与评价成就，并展望未来。
本文认为，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框架下，智库评价是智库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系统性引导智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智库评价不仅是衡量智库成果的工具，更是引导智库发展方向、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研究质量的重要杠杆。科学的智库评价体系需要构建多维度理论框架，以实现质量与影响力、短期与长期、内部治理与外部合作的协同评价；需要重视运用数智化科学方法，数智化时代的智库评价工作将经历深刻变革，数智化技术可突破传统评价范式，建立覆盖学术影响力、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制度建设的全维度评估模型；分类评价机制对优化智库生态具有显著作用，需要区分地方智库（侧重区域贡献度）、部门智库（侧重政策转化率）和国际智库（侧重跨文化传播力）的差异化指标。
智库评价进展与效果
（一）对十年来中国智库评价的总体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定位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明确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奠定了政策基础；强调智库“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为智库评价体系的设计提供了方向性指导。2020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为智库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和保障，有力推动了智库评价工作的开展，使评价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2013年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智库评价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与成效，评价结果影响力提升。智库评价工作促进智库在组织管理、研究质量、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优化和完善，激励智库提升研究质量；通过评价和排名，激励智库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和竞争力，促进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和竞争态势，推动了中国智库整体水平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智库的高质量发展；通过推动国内外智库在评价理念、方法、标准等方面的交流互鉴，提升了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为全球智库评价体系的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是中国智库评价体系历经十年发展，形成了一支智库评价队伍，造就了一批智库评价领军人才，创新和完善了智库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当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南京大学、光明日报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机构开展了智库评价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成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麦甘团队也参与了中国智库评价。不同主体从多角度、多维度对智库进行评价，主流评价体系各具特色。其中，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开创了AMI综合评价体系，从吸引力、管理力与影响力等维度全面客观反映智库综合实力。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以每四年为一个周期，常态化开展全球智库评价研究和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研究等品牌项目，并建立专家库提供专业支撑，为智库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是我国智库评价领域的重要力量之一，其CTTI智库评价指标体系得到了国内智库界和相关部门的广泛认可，其发布的评价报告和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为我国智库的发展和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对智库的历史发展、现状分析、未来趋势等进行深入研究，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和学术著作，其研究成果为上海及全国其他地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是贯彻落实两办《意见》精神，构建智库评价体系。两办《意见》为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奠定了设计基础，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强调智库“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智库评价较好地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要求。目前，我国已制定《人文社会科学智库评价指标体系》（GB/T40106-2021）、《国有企业智库建设指南》和《国有企业智库评价指南》等智库评价标准，取得了良好的评价效果。2023年，国家高端智库综合评估试点工作开展，推动国家高端智库向更高水平发展。这些工作都体现了智库评价的初衷是推动智库高质量发展，而不仅仅是给智库“贴标签”。
（二）在评价理论上：多维度探索，逐步深化
一是构建多维度评价理论框架。在评价过程中，质量与影响力并重。不仅关注智库研究成果的数量，更注重质量和实际影响力。质量方面，从研究的深度、准确性、逻辑性等维度进行评估；影响力方面，考量成果在政策制定、学术研究、社会舆论等方面的实际应用和推广效果。
短期与长期发展兼顾。智库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评价工作兼顾智库的短期成效与长期发展潜力。短期成效可体现在对当前热点问题的及时回应和政策建议的采纳情况；长期发展潜力则关注智库的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方法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
内部治理与外部合作并行。良好的内部治理是智库稳定发展的基础，外部合作是智库拓展资源和提升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评价理论涵盖智库的组织架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内部治理因素，以及与政府、企业、高校、国际组织等的外部合作情况。
二是引入系统思维与动态评价理论。在评价过程中坚持系统思维。智库评价将智库视为一个有机系统，从系统的视角出发，综合考虑智库的输入（如资源投入、人才储备等）、转换过程（如研究方法、组织管理等）和输出（如研究成果、社会影响等）各个环节。关注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效应，全面、客观地评估智库的整体绩效。坚持动态评价。智库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评价工作采用动态评价理论，对智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进行跟踪和评估。通过建立动态评价模型，及时发现智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为智库的持续改进提供指导。
（三）在评价方法上：多元化创新，精准度提升
在评价方法上，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目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已成为主流趋势。
一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克服单纯依赖定量评价或定性评价的局限性，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评价。定量评价采用统计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对智库的成果数量、引用次数、影响力指数等进行量化分析；定性评价则通过专家评估、案例分析、深度访谈等方式，对智库的研究质量、创新能力、社会影响等难以量化的方面进行深入评估。
二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在评价过程中，既要考虑评价者的主观判断，也要依据客观的数据和事实。主观评价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政策制定者、社会公众等参与，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客观评价基于客观的数据指标，运用科学的评价模型和算法，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例如，“中国智库索引”（CTTI）在对智库进行综合评价时，既考量成果数量、引用次数等量化指标，又通过专家评议等方式评估成果质量、政策影响力等难以量化的方面。同时，引入同行评议与第三方评估等多元评价方法，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三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智库评价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二者结合使智库评价在数据收集、分析和预测等方面的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文本挖掘和语义分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让评价能够深入到智库成果的内容层面。
四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评价机制。初步形成政府主导，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公众、媒体、企业等多方参与的评价生态。通过对公众进行问卷调查、意见征集等方式可了解其对智库成果的认知和期望；通过媒体监督与宣传，可提高智库的透明度和影响力；通过企业可从应用角度评估智库成果的市场价值和实用性。此外，国内评价与国际评价相结合，将推动中国智库更好地走向世界。
智库评价需要完善的重要领域
我国的智库评价工作已取得多方面成就和进展，但也存在若干有待完善的地方。
（一）评价指标体系有待优化
目前我国智库的评价指标体系虽然相对完善，但在某些方面仍须进一步细化和调整。不同类型的智库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产生路径不同，决定了差异化发展路径，这种属性首先体现在服务对象的离散度存在差异，在信息输送路径上的差异则会带来信息熵值的不同。智库的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不够细化、针对性不足，将难以充分反映各类智库的特点和优势。比如，对于一些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的智库，现有的评价指标可能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力和贡献度。
（二）评价数据质量有待提高
评价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确保评价结果准确性的关键，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部分智库提供的数据可能存在不准确、不完整或不及时的问题，影响评价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此外，不同渠道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如何整合和验证这些数据也是一大挑战。
（三）评价的多层次多元化程度有待提升
目前我国智库评价主体相对单一，易导致评价视角的局限性，通过多元化主体参与来优化评价体系，可实现评价的全面性和多元化。从公共治理和评价机制来看，多元化评价主体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评价结果的全面性，还在于能为智库提供更丰富的反馈，帮助其更好地服务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四）评价结果应用与反馈机制有待完善
评价结果的运用是评价工作的关键环节，目前智库评价结果的反馈与应用机制还不够完善。评价结果的公开程度有限，与智库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难以充分发挥评价对智库建设的激励和导向作用。部分智库对评价结果的重视程度不足，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缺乏深入分析和针对性改进。
全面理解智库评价作用及其方向指引性
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体系中，智库评价作为关键的“指挥棒”，是智库建设的重要环节，是衡量智库成果的重要工具，是引导智库发展方向、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研究质量的重要杠杆，也是系统性引导智库提升质量的关键机制，对智库建设具有保障作用。这是智库评价的重要价值所在。全面理解智库评价的重要作用，对于评价体系的构建具有指引意义。
智库评价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导向作用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能帮助智库明确发展目标和方向，引导智库的研究工作符合国家需求、社会关切和学术规范，引导其将资源投入关键领域，提升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根据评价结果合理分配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整个智库体系建设质量。
（二）质量提升作用
推动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提升，包括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实用性等方面。评价体系中的创新指标能激发智库研究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推动学术和政策研究进步。以实际影响力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促使智库关注成果应用转化，增强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提升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
（三）监督与改进作用
通过评价工作，可以对智库的日常运行进行全面监督和检查，及时发现智库在管理、研究、运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促进改进，如研究效率低下、团队协作不畅等。评价结果也为智库提供了自我反思和改进的依据，智库可以根据评价反馈的信息深入分析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使智库不断完善内部管理机制、研究流程和人才培养模式等，实现持续的质量提升。
（四）信誉建立与传播作用
公正客观的评价结果能增强智库公信力，提升智库声誉和影响力，为其参与更多活动创造条件。智库通过在评价中的突出表现，向外界展示其独特的研究领域、专业能力、服务模式和优势特色等，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和资源，推动品牌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特定领域的领先地位。
（五）资源整合与协同作用
评价工作有助于促进智库间的交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在评价过程中，智库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先进的经验和做法，发现彼此的互补优势，从而开展合作研究、资源共享等协同创新活动，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共同攻克一些重大的、复杂的科研难题，提高整个智库行业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评价结果为政府部门优化智库布局提供决策依据，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形成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智库体系，提升国家整体的智库实力和决策咨询服务能力。
（六）综合考量的作用
综合评价兼具方法和作用的双重属性，在实际应用中，作为方法，是实现其作用的手段；其作用则是方法应用的目的和效果体现。通过关注智库的研究成果、管理运营、社会影响、人才储备等因素，可全面了解其整体实力和运行状况。这有助于准确判断智库在决策支持、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贡献，为政府、社会等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以便合理配置资源、促进智库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推动智库行业整体发展。同时，这种综合考量能发现智库潜在的优势和问题，为其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助力智库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
智库评价的“作用”对评价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指引性，是评价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作用”与“评价体系”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作用”具体化到评价指标中，通过评价体系的反馈机制推动智库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设计必须紧密围绕“作用”来展开，确保评价结果能够真实反映“作用”的发挥情况，并为“作用”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依据。在智库建设的不同阶段，评价体系的构建方向也会根据“作用”的重点而变化。在新型智库建设初期，可能更侧重引导和发展方向的指标；在发展稳定期，质量提升和监督改进的指标会更为重要。
智库评价的优化与创新路径
（一）智库评价重点在于突出质量与影响力导向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智库发展中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以及“形式主义”三大核心问题，同时明确了“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加强决策部门与智库互动”三大建设方向。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关键，为中国智库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核心路径，为推动智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提高智库研究质量是智库生存发展的根本，智库建设必须摆脱“功利化”陷阱，回归“经世致用”本质，通过科学评价导向和健全研究方法，使智库真正为国家决策咨询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
为此，智库评价必须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坚持转向以质量为要的发展理念；必须避开“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的陷阱，转向以创新为要的发展理念；必须避免“形式主义”的表面功夫，转向以实效为要的发展理念。智库评价要聚焦核心价值，将研究质量与创新、影响力作为重要评价维度，突出智库成果的质量和实际影响力在评价中的核心地位，强化实践应用。
（二）重视批示的同时避免唯批示率
批示率是智库评价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智库的核心任务是为决策提供服务，为决策提供科学、客观和前瞻性的支持，因此强调批示率是必须的。在公共管理中，批示符合行政职权法定原则，具有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可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发布指示或命令。响应决策者的即时需求、短期需求是智库职责的一部分。处理即时需求、短期需求问题的方式对于确保智库的长期价值至关重要。智库既要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更要想领导之所未想，急领导之所未急。智库应遵循两办《意见》所强调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的方针，这也应成为智库评价体系设计的重要遵循。
如果过度强调领导批示率，可能会使智库偏离服务国家战略这一根本初衷，研究方向偏离实际需求和社会效益，追求短期成果，内容“浅轻散”，忽视实际影响力，滋生形式主义，忽略多维度评估等。因此，批示可作为智库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但不能成为唯一或最重要的标准，需要探讨确定其合适权重。总之，智库应致力于提升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
（三）完善智库评价体系：分类评价与差异化设计
智库评价需求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分类评价与差异化设计才能满足智库建设的实际需求。应重视不同的评价层次和需求，开发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宏观层面，关注智库的战略影响力、政策贡献度等指标；在行业层面，结合行业特点，设置如行业趋势预测准确率、行业解决方案可行性等指标；在微观层面，评估智库的内部管理效率、研究成果质量、成果转化率等指标。深化分类评价是应对智库多样性挑战的关键。
未来需要进一步细化不同类型智库的评价标准，可以按智库层级和范围、评价目的、评价主体等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制定更加精准的评价标准，避免“唯排名论”的评价倾向。例如，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智库，需要结合其技术属性和发展特点设计差异化的评价指标。
（四）智库评价方法创新：数智化转型
当前，数智化技术正在重塑全球智库的运作模式和研究范式，推动智库从传统经验驱动型向数据智能驱动型转型，推动决策咨询变革。思维方式革命性转变，智库体系结构性变革，包括数据驱动范式、复杂性思维升级、预测性思维强化、能力维度进化、组织形态蜕变、人机协同机制等。数智化时代的智库评价工作也因此将经历深刻变革。数智化技术在数据收集与整合、评价模型构建、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创新应用，将使智库评价体系更加智能化、精准化，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将进一步提升评价水平。智库评价数智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评价理念的升华，必将成为未来评价体系的重要方向。
在智库评价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应当积极作为。首先，要大力推进评价范式转型。要对传统的“专家评审＋成果计量”模式加以革新。要积极探索数智时代新的智库评价模式，使其能够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评估，并满足日益增长的动态影响力追踪需求。
其次，要努力实现价值标准重构。在“政策影响力”与“算法推荐力”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合理调整二者的权重；在意识形态安全与技术创新之间寻求精准的平衡点，确保二者能够相互促进。
最后，要深入探索数智化技术在智库评价中的创新应用。在数据收集与整合方面，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全方位的智库数据生态，将分散在各个角落的数据源编织成全方位的智库数据生态，构建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数据全景图，为深度评价奠定坚实基础。在评价模型构建方面，要积极运用基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精准预测与分类技术，为智库评价提供更加精准、科学的依据。
（五）其他关键任务
拓展国际话语权是中国智库评价体系面临的战略任务。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标准，通过案例研究和国际比较展示中国智库的特色与优势，加强智库评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
体制机制改革是保障评价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未来需要探索智库评价与智库建设的深度结合机制，如建立智库成果运用的第三方评估制度，以及与评价结果挂钩的资源分配机制，将评价结果与智库资金支持、项目委托等政策挂钩，形成“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长效机制。
政策支持与协同创新是评价体系发展的外部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智库评价的跨部门协同创新，整合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数据资源，构建更加全面、客观的智库评价数据平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李国强
AI最需关注的能力，也是至今为止尚未受到足够关注的能力，是用计能力、欺骗能力、自我复制能力。如果继续忽视这三种AI能力，就会成为AI治理。
AI最需关注的能力和AI治理的潜在漏洞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AI）正在发展出许多强大的能力，不但以大语言模型实现知识吸收并建立创作、推理、判断能力，而且具身AI的空间辨别能力和动作控制能力也在快速提高。毫无疑问，AI正在为我们赋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还就AI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做了模拟分析，譬如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就发表了一篇题为“AI的简单宏观经济学”的论文，指出AI技术将使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很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收入财富差距。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以及许多学者，都在研究AI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关注其带来的潜在挑战。
不过，AI最需关注的能力，也是至今为止尚未受到足够关注的能力，是如下三个：用计能力、欺骗能力、自我复制能力。
首先是用计能力。2024年底有一篇论文刊发于《阿波罗研究》上，题目是“前沿模型具有场景内用计能力”。所谓用计（scheming），或者叫耍巧，就是AI可以巧妙地隐藏其真实能力和目标，这意味着它有可能逃避真人的监督，而实现AI的非对齐目的（misaligned goals）。这篇论文基于对一些现有前沿模型的测验，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其次，欺骗能力（deceiving）。2023年有一篇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论文，题目就是“AI欺骗：实例、风险与潜在对策”。这个研究小组发现，AI已经学到了如何欺骗人类；这些欺骗手段的潜在风险包括造假、篡改，等等。显然，如果这种能力为真，而且人类对AI的这种能力缺乏警觉，就会使AI失去控制。
第三，自我复制能力。2024年底还有一篇论文题为“前沿AI系统跨越了自我复制红线”，也是通过对前沿AI的测试，发现一些AI系统在没有真人帮助的情况下实现了自我复制（self-replicating），而这可视为流氓AI（rogue AI）的早期信号。自我复制是一条红线，如果AI可以自我复制，毫无疑问就可以拒绝和抵制人类的管控，或许真有可能成为一类独立的新物种。
当然，前沿AI模型的上述能力是否被夸大，以及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进一步的严格测试和评估。我认为，这些早期的研究和测试所获得的初步结论，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高度注意。从AI治理的角度看，AI的所有强大能力中，用计、欺骗、自我复制这三种能力的潜在影响最值得关注。如果它们的确存在，就好比AI可以成为诸葛亮和哪吒，而本尊真人有可能成为司马懿和李靖。更进一步，如果这三种能力被真人有意利用，所导致恶果的问责就会成为重大疑难问题。
遗憾的是，即使一些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发布了专门的AI治理文件和政策，以及许多学者都发表了AI治理的文章，但似乎尚未对这三种能力及其潜在影响有所关注和分析。众所周知，AI治理也关注造假问题，但主要集中在深度伪造（deep fake）及虚假信息等方面，而这些造假实际上受真人指挥、操纵和控制。而AI上述三种能力的实质在于失去真人控制。譬如AI监管和治理领域最前沿、最系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就是欧盟于2024年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这部法案界定了禁止使用的AI，包括超越人类意识或欺骗、操控技术，从而扭曲人们决策能力的AI；利用个人或特定群体特征和弱点并扭曲他们行为的AI；根据个人或特定群体的社会行为或人格特征进行识别分类的AI；在公共场所远程生物识别和情绪识别的AI（特别执法除外）等。该法案还界定了高风险AI，主要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健康构成威胁的AI，并提出了相应的合规要求和风险管理规范。但这些内容都没有清晰涉及上述三种AI能力，当然应该是没有来得及涉及这三种能力。
未来如果继续忽视这三种AI能力，就会成为AI治理的重大潜在漏洞。而在现实世界，类似的问题已经现出苗头。譬如意大利的情感聊天智能工具Replika，曾遭到“欺骗感情”和“性骚扰”的起诉。即便这类实例仍非常鲜见，即便应该承认AI治理的步伐赶不上AI发展的步伐，但AI治理的研究者，以及AI治理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先见之明。可以预料，AI在未来几年将有更快的发展，并将拥有更加多样和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会给AI治理带来更多挑战。这就更需要基本的先见之明，从而可以较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数据治理的关键：AI场景数据是具有人格含量的资产
AI治理还与数据治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AI治理，不可能离开数据治理，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哪一项技术像AI一样高度依赖数据。实际上，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就涉及数据治理。欧盟在此之前还通过了专门的《数据治理法案》和《数据法案》。不过，这些法案在欧盟的实施并不顺利，譬如采集和利用个人数据的知情同意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此外还有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问题。中国也在探索建立数据治理框架，特别是推进数据确权，但在实际中也面临很多棘手问题，主要就是数据权利无法清晰界定，从而数据流动和利用在许多时候处于灰色地带，一旦按照法律和政策来较真就矛盾重重、寸步难行。数据治理方面的问题，自然会影响AI治理，譬如欧盟有可能对《AI责任指令》撤回或调整。总体而言，在全球范围内，数据治理都处于探索和争论中，最大困难是如何认识和确定数据权利，从而有力地促进数据的流通和使用。
中国将数据视为一种新生产要素，意欲最大化利用。中国许多专家倾向将数据视为一种资产，从资产、财产的角度来认识和界定权利，从而在底层逻辑上将数据权利基本上等同于产权；一些人还热衷于将数据资产进行估价而计入资产负债表，即“数据入表”。不过，我认为，这种底层逻辑很可能存在较大问题，热衷于数据入表之类的发展路径很可能误入歧途。
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数据超越了生产要素，即使从经济学框架来看也是如此，因为所谓的生产要素具有高度凝练性和抽象性，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都可以进行价值度量和经济增长贡献核算。数据难以被这样对待和做这些处理。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也会在使用中被消耗掉。而且，数据的权责利绝对不仅仅限于被当作生产要素的权责利，即使数据没有进入生产过程，没有滋生经济价值，它仍然可能涉及人的基本权利，譬如人格权、隐私权，以及由此衍生的关于个体安全、个体尊严、个体独特性、个体自主性方面的关切，等等。这些基本权利和关切，很难或不能、不应像财产或资产那样进行标价和交易，也不可能像所有权、产权那样进行界定。中国的民法典，对人格权的阐述与对所有权、质权的阐述就是完全分开的，其中明确规定人格权包含生命权、身体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明列了私人生活安宁、私人空间不愿为他人知晓的正当权利。因此，简单把数据视为生产要素，以及资产、财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资产的产权界定和资产交易，根本不能全部覆盖数据权责利的所有方面。显然，数据权利超越了生产要素和财产的权利。
即使从促进数据流动和利用、促进AI快速发展的角度来看，顶多只能将AI场景数据定义为具有人格含量的资产。具有人格含量的资产，可以利用和流通，可以创造价值和包含价值，但必须在保护人格权的基础上建立契约关系，同时也可以建立数据利他主义机制。需要申明的是，这里的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等组织。
有了这个基点，AI时代的数据治理就应高度重视对数据用途的匡正与问责。不管数据如何被采集、转移、加工，不管数据如何被定价，都是它有用途，而用途则是各种各样。在AI治理的那些重要文件中，几乎都不允许基于大数据的AI用于窥探个人隐私、刺激和放大人性弱点以实行诱使、欺诈等活动，当然也不允许用之于危害社会秩序与安全。如果数据用途涉及上述方面，政府和社会应该有相应机制，来匡正用途，并对明显违背正当用途的行为问责。
完全可以说，AI时代的数据治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问责而非确权。而将AI场景数据定义为具有人格含量的资产，不但有助于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也有助于推进基于场景的权责利谈判与界定。由于目前的AI场景已经十分复杂，而未来的AI场景更无法想象，因此AI数据治理需要特别注重良好实践，在此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构建数据治理的基本框架。
技术之盾和制度之明
AI建立在先进的信息技术、控制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之上，因此构建合适的AI治理和数据治理，特别是应对复杂、困难的现实问题及风险，迫切需要借助技术手段，也即应该以技术之盾来应对技术之矛，就像应对电脑病毒需要借助杀毒软件一样。
前面提到的AI最需关注和应对的三种能力，即用计、欺骗、自我复制能力，依靠个人的感知器官和大脑，不但难以应对，甚至无法辨别是否真的存在这三种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辨别、来应对。即使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深度伪造和虚假信息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鉴定、来阻止。当然，对于用计、欺骗、自我复制等AI能力，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强大、更可规避真人监管和控制的AI能力，目前并无现成的完善技术手段来检测和拦截，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意识到此类风险的基础上，主动开发这方面的检测和拦截技术，特别是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应该组织技术力量，认真研究这类技术的基本方向和基础架构，并进行联合攻关，及时部署测试和应用。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关技术方案和应用设计，譬如在AI治理中开发和使用更先进的红队测试技术，在数据治理中开发和使用更先进的隐私计算和数据脱敏技术等。我相信，只要人类确立了这种意识，技术之盾可以在AI治理和数据治理中发挥较好作用。
不过，技术最终还是要依靠人的掌握。而人的行为，应该依靠制度来引导和规范。因此，AI治理和数据治理，最终要依靠人类的制度之明。这个领域的制度之明，应该重点针对可以逃避真人监督、可以自我复制之类的AI技术。由于这类技术的潜在风险远远大于深度伪造，人类的制度之明，当然要明了这一点。针对这类技术，应该建立AI算法和推理、决策的逻辑解构机制，以及问责制度。这些算法和推理、决策方法不管有多么复杂和先进，都有自身逻辑，人类应该而且可以解构其逻辑。在此基础上的问责制度，毫无疑问应该将责任链条延伸到真人，而不至于使责任止于模型和机器，因为那定然会使责任悬空。在很大程度上，AI治理和数据治理的要害，很可能不在于确权制度而在于问责制度。
当然，AI治理和数据治理的制度之明，在相当长时期内需要依赖良好实践。对于AI这样的前沿技术及相关应用，很少有现成的经验教训可以直接套用，特别是未来的AI场景可能远超当下的所有想象，因此以良好实践促进AI治理和数据治理的构建就非常重要。良好实践能够让有关当事方和公共舆论、社会意见在互动和交锋中寻找规则，能够让先发者的探索给后发者提供制度启发。树立AI治理和数据治理的良好实践意识，意味着需要加强调查研究、讨论交锋、总结提高、与时俱进地立规修规等系列工作。
最后需要指出，由于AI发展仍处于童年阶段，AI治理和数据治理不可能现在就得以定型，甚至不可能现在就清晰勾画。但从技术创新历史来看，AI治理和数据治理可能将像机动车时代的交通治理，以交通问责为主线，建立起追责到人、责任分担的制度。或者像现在的交通责任险一样，未来会有AI责任险体系。总之，面对AI浪潮，我们一方面要迎接它，利用它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而不要做勒德分子（Luddite），对它采取抵制和破坏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让AI世界沦为英国作家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AI治理和数据治理，正是要推动AI交规的形成，来实现这两方面目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文魁
| 宏观纵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重大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深刻认识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优势，积极探索有效路径，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一、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作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实根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国有经济规模持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刻体现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法治环境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能进一步增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完善的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力支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筑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就要求必须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国有企业具有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力量强等优势，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度高等特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优势互补，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逐步构建起明确分工、有效互动、深度合作和高效协同的新模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学研用中协同创新、资源共享，未来将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打造强大的产业创新生态链，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创新策源、人才聚集、产业应用和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方面具有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我国民营企业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达到九成以上，有力支撑民营经济创新水平持续提升。多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必将促使一切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我国经济发展新奇迹。 二、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优势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主体，各有优势、各具特色，共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有利于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 有利于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这是我们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国有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有利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更好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增长、推动创新、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展现更大作为。 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经过多年的深入改革，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逐渐明晰，形成了一套既遵循现代企业制度共性规律、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企业治理体系。这一制度保证了党的大政方针在国有企业得到有效贯彻，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始终为广大人民所有、所用、所享。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逐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规范经营行为、强化内部监督，积极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投身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慈善等各类事业，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积极探索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深化合作、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取得良好成效。与此同时，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仍有待探索完善。 引导全社会正确全面认识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多年来，在关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者关系问题上，总萦绕着“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论”、“民营经济离场论”等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公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言论。对此，我们应当坚决抵制、鲜明批驳。要深刻认识到，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二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引导全社会正确全面认识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正确全面认识民营经济的贡献和作用，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优化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政策制度环境。各种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者，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离不开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作保障。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对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等方面攻坚发力，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内生动力，发挥好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顶梁柱”作用。二是在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等方面精准发力，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发展质量和活力。通过优化政策制度环境，切实把我国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效能，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全方位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合作。一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持续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让其不断保值增值，强化战略支撑作用。二是进一步加快民营企业发展，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三是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合作。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围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建立供需对接、项目共建、成果共享等机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的合作过程中实现互促互进，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宋笑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汪亭友 2025年5月20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实践中的有效做法确定为法律制度，传递出用法治力量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不仅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志性事件，必将对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加强顶层设计，总结实践经验，强化政策引导，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长期性、稳定性、系统性的制度框架，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和勃勃生机。中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300多个席位，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增加到3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均超过90%，民营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定一部聚焦民营经济的法律，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举措上升为法律规范，总结实践经验，巩固改革成果，补齐短板弱项，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对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部署，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经过深入开展研究论证，广泛征求各界意见，数易其稿并履行相应的立法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这部汇聚民营经济发展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门法律得以问世。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制定和施行，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和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深切关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一以贯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和以法治力量保障民营企业向新而行、向高攀登的深远考虑。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规定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首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写入法律，首次在法律中明确“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立法坚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将我们党对民营企业使用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要加力支持的要求机制化，将促进民营企业平等准入、强化公平竞争的要求制度化，将长期以来对产权保护无差异性、长期性和一致性的要求法条化，并对侵害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各类行为都明确规定了法律责任，真正从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民营经济促进法有力回应了社会关切和市场期待，实现了对民营经济从政治承诺、政策支持到法律保障的重大跨越，给民营企业放心投资、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吃下了“定心丸”。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仅靠政策调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成为新时代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比如，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宗明义将保证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作为立法目的，并贯穿于该法的各项规则中。该法围绕破除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从市场准入、要素配置、融资支持、监管服务等环节，指明了市场制度创新的方向和路径，并对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法律支撑。 又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指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制定完善政策措施。明确规定了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信贷以及投资、产业、科技、就业等领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法律形式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深度嵌入包括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以及财政、货币、产业、投资等各项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法律上明确了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国务院其他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的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机制，为将民营经济发展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法律遵循。 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制度体系和法治框架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制度创新和发展经验。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一以贯之的支持引导，离不开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地位认定、促进方式和支持手段的不断深化、优化和创新。从党的十二大提出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我们党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以及与公有制经济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等重大论断，并多次强调“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民营经济的规律性认识。随着民营经济从“必要补充”转变为“内在要素”，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体系和促进方式也从积极鼓励调整为强化制度保障。从2005年颁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6条”意见，到2010年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意见，再到2019年颁布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28条”意见，特别是2023年出台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31条”意见及配套措施，逐步形成了体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涵盖市场准入、要素使用、科技创新、公平竞争、权益保护等关涉民营经济发展关键环节的一整套政策措施。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力支持下，各地积极围绕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进行改革试点和制度创新，在一次次市场化改革和持续推进制度创新过程中，不同地区探索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具有广泛示范效应的经验做法。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摆脱经济发展滞后、社会面貌落后、人民生活贫穷的困境，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的晋江积极发展股份合作制与民营经济，通过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企业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晋江经验”。同时期的苏南、温州、珠江等地的发展实践也各有特色，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各地通过政府引导或民间自发，不断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持续优化市场运行机制，激活市场经济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实践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步加快，形成了以“地瓜经济”为代表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开拓了“抱团出海”、“产品出海”、“产能出海”等国际化新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积极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加快向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进军，创造出政策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梯度培育与精准扶持相协同、平台赋能与生态构建相配套的新模式新经验，孕育了“杭州六小龙”等引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一批民营企业。 经过4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法治框架逐步确立起来。1982年宪法首次承认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宪法修正案承认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并规定其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确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首次提出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明确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2025年民营经济促进法把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实践中的一些有效做法用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将支持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法治保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有效市场需要高质量经营主体、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效率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支撑，有为政府则要求政府善治善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用法治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和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既有利于打造更多的高质量经营主体、推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完善市场准入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也有利于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民营经济扬帆远航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在面临新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遇到一些困难与挑战。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制定出台，以法治方式将党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战略方针转化为制度保障，必将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以法治的强制力切实增强发展信心。一段时间以来，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时有出现，给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带来了一些困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将党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从根本上破除了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下一步，以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实施为契机，还将继续统筹推进配套法规制度的制定，协调推动各项支持保障举措落实落细，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确保法律正确有效实施。这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以法治的稳定性和强制力为民营经济赋权增信、破障护航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有助于全社会形成对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共识，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奋勇向前、再创辉煌的信心和决心。 以法治的保障力有效解决发展痛点难点。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不平等地位、不公平待遇等方面的问题，市场准入“玻璃门”、“旋转门”的现象依然存在，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较突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有时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民营经济促进法针对“准入难”、“融资难”、“回款难”、“中标难”、“维权难”等问题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比如，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建立健全涉企政策公平竞争审查、行政执法包容审慎等机制。这些务实管用的法律条款有力回应了市场和社会的期待，进一步赋能相关政策举措的制定、完善和实施，切实有效地为民营经济解决痛点难点问题，促进民营经济在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 以法治的引领力持续释放发展潜力。近年来，受国内外形势和转型升级阵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发展遇到了营收和利润下滑等困难，亟须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拓展民营经济发展新空间。我国民营企业是科技研发攻关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但在促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一些隐形壁垒需要尽快破除。比如，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仍有不少隐性限制，申请使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科研设备渠道不畅，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后维权成本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制约了民营企业发展空间。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提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支持有能力的民营经济组织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经济组织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并对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发挥数据赋能作用、加强技术应用与合作、鼓励人才培养使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作出具体规定。这些引领性条款为民营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力度、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更广发展空间创造了有利条件，必将有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郭春丽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其中关于新发展理念的论述贯穿始终，具有总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指明了新时代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发挥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作用。 深刻认识新征程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2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与中等发达国家约2.2万美元的水平仍有不小差距。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应对外部遏制打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有的西方国家视我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我国进行全方位打压、遏制、围堵，试图延缓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步伐，打断我国现代化进程。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行为，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必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营造开放稳定的国际经贸环境，共同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和秩序。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涉及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障碍。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将新发展理念贯穿改革方案设计之中，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既要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又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两极分化，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积极成效，我国经受住了一系列严重风险挑战，始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风险易发多发，“黑天鹅”“灰犀牛”风险仍然存在。这些领域的风险，归根到底是由粗放发展、盲目发展、低质量发展造成的，根本上要靠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大经济实力这个分母，降低或稀释风险这个分子，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全面把握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和时代要求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 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征程上，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高质量教育——高素质人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良性循环。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发挥创新核心支撑作用。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传统产业升级，瞄准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生物制造等领域，培育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实行更加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打造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畅通风险投资“募投管退”良性循环，充分发挥科技金融在创新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坚持协调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中拓展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下好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新征程上，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建设宜居宜业美丽城市。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让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 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发展，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双碳”工作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保护治理，持续改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大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传统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完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推动再生资源规模化、规范化、清洁化利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持以我为主、先立后破，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进“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 坚持开放发展，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新征程上，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抓紧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稳步推进互联网、教育、文化等服务业扩大开放，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分类分级管理实施机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既要继续抓好重大“旗舰项目”，又要谋划好建设好见效快的“小而美”民生项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坚持共享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做好新就业形态和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管理和劳动权益保障。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着力解决好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民生问题，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统一起来、协调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人民高品质生活。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既不因片面强调发展而忽视安全，也不因片面强调安全而影响发展。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科技支撑，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安全格局，打好化险为夷、化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实现质和量协同并进。经济发展既有量的积累又有质的提升。坚持以提升经济质量引领和扩大经济总量，通过质的有效提升，为量的增长开辟新境界、开拓新空间。坚持以扩大经济总量为提升经济质量提供沃土和空间，总量规模对提高质量有独特价值，不少情况下“大”本身就是一种“强”。发挥好大国经济优势，把我国人口和人才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多样、储蓄率高等优势有效转化为规模优势，在量变基础上催生质变，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掌握正确方法论，旗帜鲜明地做到坚持什么、反对什么。 坚持稳中求进，防止急于求成。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稳和进的关系。稳是大局和基础，进是方向和动力，该稳的要坚决稳住，该进的要积极进取。要增强战略定力，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既反对消极应付、不思进取，又反对冲动蛮干、急于求成，不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不能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也不能把攻坚战打成消耗战。 坚持求真务实，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切忌好大喜功，搞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不要把国家确定的全国预期目标作为各地经济增长的底线，相互攀比甚至层层加码。 坚持因地制宜，防止一哄而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因地制宜谋划和推动发展，正视短板弱项，重视取长补短。产业发展上更要坚持实事求是、遵循规律，不能脱离实际硬干，不能为了出政绩而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成长性巨大，也是各地稳增长、谋长远的重头戏，要注意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杜绝搞“政策洼地”竞赛。 坚持统筹兼顾，防止顾此失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体的、联系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切忌单打一、简单化、乱作为。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近期、中期、远期目标统筹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本部门、本地区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能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追求粗放式发展。 坚持全国一盘棋，防止区域分割和无序竞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能搞“内卷式”恶性竞争、互相“挖墙脚”，不能变相搞各种突破底线的政策优惠来招商引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能以“内循环”名义搞“小循环”“小而全”，妨碍国内大循环。 展望未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紧、任务重。新征程上将面临许多新形势新挑战，需要解决不少新矛盾新问题，新发展理念是一把金钥匙。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 韩文秀 “十五五”规划是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的关键规划。从主持召开4月30日的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到近日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为“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指明了方向。 面对中美战略博弈的严峻现实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态势，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变化，把握战略重点，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底线思维，把未来发展战略制定好，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聚精会神、万众一心办好自己的事。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时期对未来10年提出新要求 未来10年，从2026年—2035年，我国正处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攻坚阶段，也是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的关键阶段，可以说，这是我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和“中等技术陷阱”的要紧阶段。因此，我们要对未来10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新要求。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但无论是在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上，还是在产业发展上，都有不少堵点、痛点和短板亟待破除，以高质量发展破解发展难题、回应时代呼唤。未来10年，我们要更加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推动区域间产业转移和协同发展。在产业升级方面，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谋划未来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大国博弈持续深化，对维护国家安全提出新要求。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美国出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考量，在贸易、科技、金融、人才等多领域对中国展开全方位遏制。中美战略博弈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对中国未来的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和发展战略将产生深远影响，我们要稳住阵脚，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坚定发展自身核心竞争力，以应对和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挑战，对高新技术赶超提出新要求。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奋力赶超在科技领域取得显著进步，但仍面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未来10年，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我们必须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切实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走在创新型国家前列。要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就业等问题挑战，实现人工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四，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出新要求。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未来10年的重要战略任务。面对美国提高关税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我们要稳外贸、稳外资，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努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畅通了，就会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我们就有战略回旋余地，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五，人口老龄化影响加剧，对经济社会政策调整提出新要求。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深远影响。在经济增长方面，劳动力人口减少会降低劳动参与率，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老年人口增加，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公共资源紧张，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大幅增长，对财政可持续性构成挑战。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影响，比如城市资产的价格、房价等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十五五”到2035年的发展目标和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未来10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以下几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第一，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争取实现5%左右的GDP增长。“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应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考虑到这个指标要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要求联系起来，综合各方面因素，GDP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较为适宜，最低应保持在4.5%以上。“十六五”时期GDP增长率力争保持在4.5%左右较为主动，最低应保持在4%以上。这一目标的设想基于多方面考量。一方面，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实现较高增速面临诸多挑战，但保持一定增长速度对于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增强财政实力等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从国际比较来看，“十五五”时期5%左右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较高水平，有助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继续提升地位。同时，保持合理增速也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留出空间。为实现这一增长目标，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消费和投资协同增长。 第二，以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拼抢科技和产业融合的制高点。未来10年，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党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学习运动，把认识变成行动，理论变成实践，营造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环境，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国走在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强大支撑。 第三，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释放人力资本的创造价值。我们要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各种有效的教育大幅度提高人口素质，通过各种有效的办法培育人才、吸引人才，为不同的人才提供有针对性的成长跑道，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优势。 第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争创国际合作发展新优势。未来10年，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包括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外资体制改革、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通过更高水平开放，对冲国际市场风险，顶住美国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压力，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第五，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实质性进展。未来10年，中央提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战略问题。因此，加快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于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我们要更加注重研究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落到实处。 第六，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守住底线，在保持战略定力中寻找新机遇。未来10年，要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经济安全方面，保障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在信息安全方面，加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领域的建设。在国家安全方面，加强国防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通过全方位保障安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把握战略主动。 实现“十五五”到2035年战略目标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未来10年，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发挥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更好发挥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看只有10年时间，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个比较优势，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索的重大问题。各级政府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努力捍卫市场经济的尊严、规则，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特别是落实好民营经济促进法。 第二，强化新发展理念引领，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未来10年，唯有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完善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推动完善高质量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这里包括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等。此外，完善宏观调控体制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防范经济风险的重要手段。考虑到中美战略博弈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我们要通过制度优势来确保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整体推进，构建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就容易产生1+1+1>3的协同效应、叠加优势和综合效益。未来10年，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要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像搞“两弹一星”一样，下决心突破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真正实现自主可控、自立自强。 第四，坚定推进分配制度创新，统筹效率与公平的社会分配体制机制。未来10年，优化社会分配体制，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保障民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方面。充分发挥三次分配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优化社会分配体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把更多的投资用于就业、教育、医疗、保障等民生关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特别是把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适时调整养老金、低保等保障标准。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第五，积极稳妥扩大制度型开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未来10年，要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制度保障。创新外资管理体制，提高外资管理透明度和便利化水平。完善对外投资促进和保护制度，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指导和服务，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发挥其先行先试作用，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强化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完善国际合作机制，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建设，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第六，健全统筹发展和安全体制机制。未来10年，统筹发展和安全需在多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严守耕地红线，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粮食安全。加强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富矿精开，提高资源保障程度。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障能源安全，加强能源储备，保障能源供应稳定可靠。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设强大资本市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统筹生产力重大布局，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建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制机制，加快完善国家战略储备体系。加快数据安全立法，细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规则，构建“云网端”一体化防护体系，全面提升数字空间安全韧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张占斌 | 金融透视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北京银行将绿色金融作为重大战略，紧跟国家和首都政策引领，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道路。 绿色金融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课题 发展绿色金融，是践行“双碳”战略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践行“双碳”战略，离不开金融力量。绿色金融至少在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推广绿色信用。点“绿”成金，基于碳资产公允价值，衍生出碳交易、碳管理、碳金融等一系列概念，创造了以降碳减排为核心导向的金融新形态。二是配置绿色资源。推动优质金融资源直达绿色产业，引领金融机构更多关注客户和项目的“碳强度”与“含绿度”，以绿色金融供给激活绿色生产力。三是引导绿色转型。发挥金融的触达、辐射、带动作用，向全社会宣传“双碳”战略，带动企业、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绿色金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题中之义。从国际看，绿色金融是增强我国金融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领域。一是业务规模大。2024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绿色信贷规模、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均居全球首位。二是创新活力足。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三是引领能力强。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加速由“市场跟随者”向“标准制定者”转变，绿色金融成为我国实现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跃迁的重要突破口。从国内看，绿色金融是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篇章。绿色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与另外四篇大文章价值相通、使命相连。绿色是科技金融的鲜明底色，普惠金融、养老金融蕴含着绿色金融ESG理念，数字金融是绿色金融的进化方向和未来形态。落好绿色金融“一子”，能促进“五篇大文章”全盘皆活。 发展绿色金融，是银行转型升级的破局之策。当前，商业银行盈利逻辑、增长动能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绿色金融政策、产业、市场多重红利叠加，为商业银行优化资产布局提供新的价值领域。从政策方面看，金融监管将绿色金融列入银行评估议题。未来，激励导向将更加鲜明、支持力度将持续加大。从产业方面看，清洁能源、绿色交通、节能建筑等绿色产业核心领域，具备长期投资价值，释放巨大融资需求。从市场方面看，绿色金融项目普遍期限较长，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中长期贷款占比，优化资产结构。 北京银行扎实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 顶层推动，提升战略引领“高度”。一是明确战略。制定《北京银行ESG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从机构设置、资源倾斜、方案打造等各维度，明确工作方向。制定《北京银行绿色金融三年发展战略规划（2025—2027）》，明确发展愿景，描绘增长路径，丰富服务手段。加强“3E”（EVA、ROE、ESG）考核评价，强化绿色发展鲜明导向。二是完善组织。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更名为董事会战略及社会责任（ESG）委员会，加强对绿色金融发展的战略引领。总行设立绿色金融专职部室，分行成立绿色金融专职团队，支行设立绿色特色支行，实现绿色金融垂直管理、一体行动、统筹推进。三是健全制度。制定《北京银行公司绿色贷款认定统计管理办法》《北京银行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操作规程》等，确保业务推进行动一致、标准一致。 打造特色，增强绿色品牌“亮度”。一是以专业能力精耕绿色产业。一方面，聚焦绿色产业发展新趋势，重点支持节能降碳、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等领域。另一方面，把握传统产业低碳升级新需求，推动发电、石化、化工、建材等行业能效升级和低碳化改造。二是以全量资源支撑绿色融资。发布“绿融+”品牌，搭建起涵盖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生态圈的“点、线、面”立体化服务体系。加强理财、消费贷款等个人金融产品绿色创新，打造“碳中和”主题理财产品。成立绿色汽车金融中心，助力新能源汽车消费。三是以创新效能激活绿色市场。推出“无废贷”“节水贷”“绿棕贷”“京行绿e贷”等创新产品，提升绿色金融细分领域专业化、方案式服务能力。落地多笔行业首创业务，如落地全国首单绿棕收入挂钩贷款、银行间市场全国首单“碳中和”小微金融债券、全国首单供应链绿色资产支持票据，北京市首笔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北京市首单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质押贷款，助力全国首批、北京市首笔公募REITs——“首钢绿能”项目募集。截至2024年末，北京银行绿色贷款余额2103.5亿元，同比增长43.11%，增速位居同业前列。 科技引领，提高业务拓展“效度”。碳核算是绿色金融的前提，北京银行重点打造企业碳账户系统，建立企业碳核算能力，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增能、提质增效。一是数据可靠。系统以海量企业碳排放数据为基础，获取企业环境风险等多维度信息，构建精准的碳排放与绿色画像，助力企业客户有效进行碳管理。二是功能全面。实现企业和项目碳核算功能、企业和项目碳评级功能、碳金融项目库、碳金融产品、碳金融导览等功能。三是操作性强。系统为业务人员提供直观、智能化的管理工具，协助业务人员有效了解企业的碳排放、碳减排等绿色表现，实现对优质绿色企业、绿色项目的智能筛选与推荐，提升绿色信贷和碳金融业务营销能力。 相互成就，拓展生态合作“维度”。北京银行致力于构建绿色发展共同体，推动政府、机构、企业、高校等各方跨界联动，推动资源共享、渠道共建、发展共赢。加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签署联合国《负责任银行原则》，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组织成员。与生态环境部、北京市水务局、北京绿色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搭建绿色金融生态圈，为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发布“碳惠融”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为京津冀三地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量身定制包含企业碳核算、快捷审批、利率优惠在内的专属绿色金融服务。与北京绿色交易所合作推出基于可量化环境效益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京行碳e贷”，精准服务碳减排重点领域。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合作，健全全行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方面发展规划和管理体系，打造环境友好型负责任银行。 勇担责任，增加信息披露“透明度”。履行自身环境和社会责任，在战略、投资组合、交易层面及各项业务领域融入可持续发展要素。通过年报、ESG报告、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官网等渠道，主动披露自身碳中和行动战略、实施路径和实践成果，丰富信息披露形式。从战略目标、治理结构、政策制度、环境风险管理、经营活动、投融资活动、数据质量管理等方面，积极披露与绿色低碳有关的内容。北京银行已连续4年发布ESG报告，提升信息透明度与品牌影响力。 奋力开拓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双碳”目标驱动下，绿色金融朝着业务模式数量化、流程管理智能化、产品服务综合化和业务发展生态化方向演进。商业银行应全力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推动业务模式数量化，深化绿色金融创新探索。伴随“双碳”目标与国际碳定价机制协同推进，绿色金融核心场景逐步向量化管理的业务模式转型。推动业务模式数量化是国内绿色金融合规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绿色金融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路径。应重点加强两方面创新： 一是创新工具，打造环境效益挂钩融资工具。环境效益挂钩的融资工具，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节约、转型金融指标等综合环境效益指标纳入考量，将融资成本与生态修复成效、水资源节约效果、转型目标等动态挂钩。既通过环境效益显性化，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定价依据，又借助市场化激励手段倒逼企业将环境治理内化为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金融资源配置与绿色转型需求的精准匹配，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创造环境效益”。例如，《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指引（2025年版）》提出转型项目中涉及的相关工序预期能耗指标，按接近标杆能耗指标的程度给予差别化金融支持。在转型金融领域，北京银行创新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绿棕收入挂钩贷款等一系列环境效益挂钩融资工具，兼顾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取得良好反响。 二是创新载体，完善碳账户金融管理体系。碳账户是记录和量化个人或组织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碳排放量的账户。通过个人与企业碳账户的数字化、金融化与技术赋能，构建“行为—数据—金融”闭环，为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持。商业银行应积极推动企业碳账户金融管理系统持续迭代升级，建立科学、精准的碳账户与信贷支持力度挂钩机制。通过差异化信贷政策，激励企业主动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逐步搭建产品碳足迹管理系统，提供涵盖碳核算、碳减排策略制定、绿色融资等在内的综合绿色金融服务方案，助力其提升市场竞争力。 推动流程管理智能化，强化AI赋能绿色金融。加快应用人工智能为绿色金融提质增效，从智能绿色项目识别到环境效益自动测算，再到风险防控智能化，推动绿色金融精准度与效率全面提升，带动环境价值、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协同共赢。商业银行应全面推动AI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全方位深度应用，利用AI大模型推动绿色资产识别、ESG评价和环境数据核算创新。 一是强化绿色项目智能化识别。打造人工智能识别系统，整合环境政策数据库、行业绿色技术图谱和企业运营数据，对大量历史数据进行深度学习，丰富企业客户综合画像评判维度，构建全面科学的ESG表现综合评估框架，打造高效精准的绿色项目识别模型。在关注企业经营表现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效益，自动筛选并评估项目的绿色潜力，识别出有助于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或生态保护的项目。此外，通过不断更新数据库和调整参数，持续提高识别精度，推动绿色项目识别更加科学化、系统化。 二是强化环境效益自动化测算。环境影响涉及污染物排放、资源消耗、生态承载力等复杂维度。商业银行应持续提升AI多维数据分析能力，整合多源数据，计算模拟项目对环境的具体影响。同时，依托AI精准分析客户需求，研发个性化绿色金融产品，提供定制化、特色化、专业化的绿色金融服务。此外，为企业提供碳排放数据收集指导，助力企业明确自身碳排放来源，赋能企业精准碳核算。 推动产品服务综合化，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商业银行应以产品服务综合化为核心，构建覆盖企业低碳转型全链条、深度融合ESG要素的服务体系，通过多维工具协同与技术创新，实现碳资产价值挖掘、环境风险管控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衔接。 一是构建全周期碳金融服务体系。全面建立起覆盖“碳资产开发—交易—融资—管理”的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一方面，加强与交易所合作，发挥碳交易、碳开发的碳资产管理平台优势，通过碳金融标准化产品（如碳质押融资、碳回购等），打通碳配额资产化、资本化路径，解决企业碳资产流动性不足问题。另一方面，构建“碳账户+转型金融”联动机制，携手行业龙头企业，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低碳转型路径规划。 二是构建全方位ESG融合服务体系。将ESG要素深度嵌入产品设计、风险定价与资源配置全流程。在服务层面，开发细分行业ESG评级模型，建立ESG绩效与融资成本的动态挂钩机制，引导资金向高质量绿色项目聚集。在技术层面，运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构建绿色供应链图谱，强化产业链上下游环境风险联防联控。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为企业ESG战略提供优质咨询和评估服务。 推动业务发展生态化，汇聚绿色金融多方合力。商业银行应积极与绿色发展利益相关方开展深度合作、多元化合作、常态化合作，推动绿色标准共建、资源精准对接、信息高效共享，构建和合共生、价值共创的绿色金融生态圈。 一是加强集团联动。整合商业银行集团金融牌照，推出ESG理财、ESG投资、绿色投资、绿色基金等一揽子创新产品。以ESG为引领，促进绿色金融转型，带动集团整体ESG评估体系持续完善，全面夯实绿色金融发展基础，在全球绿色金融市场中展现中国金融机构的责任与担当。 二是加强产业联合。深度参与制定相关产业标准，推动建立细分行业低碳技术规范、碳排放限额及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将绿色认证与绿色金融准入条件直接挂钩。联合地方政府，对率先采用相应绿色标准的企业，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其绿色低碳转型，形成“标准牵引-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三是加强平台联建。积极协助政府搭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立“项目筛选-分级入库-融资匹配-效益追踪”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在项目遴选环节，联合行业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制定绿色技术评估标准，从减排潜力、技术成熟度、社会效益等维度建立分层次、多维度的绿色项目库，并筛选符合绿色低碳目标的项目。金融机构依托平台大数据分析功能，根据不同层级项目特点设计差异化融资解决方案。同时，引入第三方认证机构对项目环境效益进行动态核验，建立“白名单”企业增信机制，对达标企业开放专属通道。 结语 面向未来，在国家“双碳”战略指引下，北京银行将用心书写绿色金融大文章，推动绿色金融向全要素整合、全周期覆盖、全链条协同方向演进，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含绿量”更高、“含碳量”更低、“含金量”更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绿色金融力量！ 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霍学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养老金融”。202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界定了养老金融内涵和外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为不同阶段、不同特征的老龄群体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支持备老群体做好养老资金储备和财富规划。保险作为多层次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托作为重要的财产管理制度，二者在制度功能、服务对象、资金期限、运作方式等方面具有天然互补性，融合协同发展有利于激发保险与信托的双重优势，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金融和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保险与信托在养老金融领域协同发展的优势 一是法律制度功能的互补性。保险的核心特点在于风险转移，年金保险可对冲长寿风险，确保终身现金流；发挥杠杆效应，寿险或养老年金可通过保费撬动更高额度的未来支付；享有税收优惠，养老保险普遍实施税收递延政策。信托的核心特点在于财产独立性，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避免因债务、婚姻变动或继承纠纷影响养老资产安全；能够提供长期管理，信托可跨越生命周期，确保养老资金按约定方式持续支付；信托可设定条件支付（如医疗、护理等专项用途），实现灵活分配。两者的结合能够使养老金融方案兼具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 二是客户和渠道资源的协同。当前，保险机构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客户群体，且通过提供寿险、健康险及意外险等丰富的产品，与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保险普惠性的客户群体与信托的高净值客户能够形成互补；保险机构拥有近百万家保险营销网点、300万左右的保险代理人队伍，与银行、互联网平台有着深度的渠道合作关系，与信托较为有限的财富直销队伍、银行代销渠道也能够形成有效互补。 三是风险管理对冲机制的协同。养老金融主要面临三大核心风险：长寿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保险机构通过生命表测算和大数法则可有效分散长寿风险，而信托公司通过破产隔离机制设计和多元化投资，能较好地规避单一机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保险和信托的协同，可以发挥保险的风险池机制功能和信托的资产隔离保护功能，在养老金融领域形成双重风险缓冲。 四是养老金融服务创新的协同。不同收入群体的养老需求差异显著。调研数据显示，大众客户（可投资资产低于100万元）最关注保底收益和医疗保障；中产客户（可投资资产为100万～1000万元）重视资产增值和养老社区；高净值客户（可投资资产高于1000万元）注重财富传承和税务筹划。通过保险与信托协同，可为大众客户提供以养老年金保险为主的稳定现金流保底收益；为中产客户获取超额收益、提供养老社区会员权益；为高净值客户运用保险金信托等实现财富代际转移、满足慈善公益需求。 保险与信托在养老金融方面的协同实践 近年来，信托公司和保险机构之间不断深化业务合作，通过“保险+信托”方式开发养老金融产品，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 一是助力满足养老金的保值增值需求。可以采用养老目标信托模式，设置目标风险或目标日期投资策略，根据退休时限目标调整投资配置，模拟养老金发放提供定期定额赎回机制。采用“养老信托+年金保险”组合方式，客户将一部分资金投入养老信托进行投资，另一部分购买养老年金险提供基础现金流，平衡安全性与收益性，通过保险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及年金险本身的保值增值，助力补充老年人退休金，提高退休后的经济安全保障。 二是助力保障养老生活及医疗需求。主要是通过在信托合同中嵌入养老、医疗保障条款，保障委托人及指定受益人年老时的基本生活。具体来看，养老社区权益信托可将保险产品与养老社区入住权相结合，通过信托架构实现权益流转和代际传承；投保人购买特定养老保险后，可获得养老社区优先入住权。建立养老保障金固定分配机制，可在受益人年老时，提供稳定的养老支持，满足其大额用款等需求；建立医疗保障、特殊护理条件分配机制，可在受益人罹患重大疾病时，保障医疗费用和护理费用的支出。通过上述安排，为客户提前规划养老生活，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三是助力保障老年人养老机构照料需求。主要是与保险机构共同探索养老直付模式，建立养老服务金条件分配机制。在受益人入住养老机构时，通过信托对该受益人养老服务机构直接进行养老费用支付，从而有效降低支付复杂度，降低其因年长、失能、失智等因素断交相关费用的可能性，保证受益人老年生活的人身照顾和生活品质，协助其安享服务、安度晚年。 四是助力保障养老财产规划和资产保护需求。帮助老年人规划财产的继承方式，通过对受益人及其分配方案的设定，确保财产能够顺利定向传承，减少家庭纠纷的发生。既防止其他亲属在得到财产后不再按约定履行赡养义务，也避免财产由未成年后代的法定监护人实际掌控，为老年人的财产传承及老年生活困境提供可靠的支持。通过保险金信托方式，投保人将年金或寿险保单受益权装入信托，保险金由受托人按信托合同约定分配，避免保险金一次性给付导致滥用。通过“家族信托+养老保险”组合方式，在家族信托中设立养老子账户，搭配大额保单实现财富传承，实现与养老保障资产隔离，避免代际纠纷，还可整合慈善信托，实现社会责任与家族治理相结合。 存在的局限与问题 一是产品准入门槛偏高。当前，信托公司与保险公司在养老金融方面的协同主要聚焦于各类财富管理服务信托业务，其中家族信托、家庭服务信托、其他个人财富管理信托准入门槛分别为1000万元、100万元和600万元，即使是资产管理类信托产品，投资门槛一般也在30万元以上，与保险相比准入门槛较高，难以覆盖大部分人群，普惠化不足。 二是产品创新性还不够。当前信托和保险协同的养老金融产品设计相对单一，大部分产品主要侧重于资金的管理和投资，收益结构、资产配置、服务内容上同质化较为严重，对养老服务的提供、财富传承等方面的考虑不足，难以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保险机构核心业务系统与信托资产管理系统对接不完善，账户体系割裂，数据交换效率还比较低；由于保险精算与信托风控的逻辑不同，对产品的长负债久期隐含的刚性承诺可能考虑不足，长期养老产品开发不够，养老年金的集中给付期与信托资产变现周期可能错配，资产配置及服务方案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是社会认知普及度较低。保险与信托协同的养老金融产品多需要依托家族信托和保险金信托等信托产品载体，目前信托主要依靠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代销，自主的营销渠道和客户资源较为有限，传统保险客户对信托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度还较低。由于养老规划及金融知识普及不到位，社会大众难以充分运用保险和信托协同金融产品开展养老财务规划或理财投资。 发展建议 一是加大养老金融普及宣传力度，提升老年人安全感。加强对信托和保险在养老金融领域产品及服务的宣传和普及教育，让社会大众了解、熟悉信托和保险协同提供养老金融产品的特定机制与保障功能，提高对养老财务规划和资金保障的认知。同时，要加大对涉老非法金融活动的防范打击力度，打击非金融机构违法开展的金融活动，打击以养老服务为名开展的非法集资活动。 二是丰富保险和信托协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基于老年人养老保障的特殊性，降低保险和信托协同养老金融产品的准入门槛，提高市场覆盖率，例如，对具有养老理财性质的金融产品，准入门槛拉平至与银行理财、公募基金同等水平。同时，要基于对委托人负债久期和养老购买力保障的考虑，鼓励保险和信托协同合作，增加长久期匹配、更好保值增值的养老金融产品供给，灵活资产配置策略，在积累期以固定收益资产为底仓、权益资产为“进攻”，在领取期则充分考虑资产的安全性和高流动性配置。围绕增加高质量养老服务供给的考虑，满足养老产业的各种投融资需求，发挥保险资金长周期投资和信托跨市场、灵活运作优势，增加对养老产业金融产品和资产证券化产品供给。 三是鼓励保险和信托协同养老金融产品创新，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为不同阶段、不同特征老龄群体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并提出“鼓励围绕托养照护特殊需要设计信托产品”“鼓励信托公司通过开展定制化的家族信托、家庭服务信托、保险金信托等财富管理服务信托业务，更好服务居民养老规划”。后续保险与信托机构可以开展围绕托养照护特殊需要、居民养老规划需要开发定制化的养老产品，助力服务居民养老乃至全生命周期保障；推动制定保险信托协同业务数据标准，实现主要业务系统直连，完善基础设施支撑。探索扩大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完善配套信托税收制度，进一步丰富养老金融产品覆盖的资产类型，降低业务运作成本，更好地惠及老年人群体。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中国信托业协会行业特约研究员 王玉国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短期需求不足与供给富余的复杂局面，并从传统产业扩展至新兴领域。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征，更折射出产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失衡与长期变化趋势。资本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通过价格发现等功能，敏锐捕捉供需变化，为决策者提供前瞻性的经济信号和决策参考。文章建议在加强短期需求管理的同时，深化供给侧改革，充分运用资本市场信号优化宏观调控，提升供需动态平衡的效率和质量。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统筹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畅通经济循环。相较于2015年供给侧改革，当前的供需不平衡呈现出部分新兴产业供给富余、内需增长乏力、外需不确定性增加等鲜明特征，制约实体经济循环发展。本文以资本市场价格信号为分析工具，解析供需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与形成机理，提出政策优化路径。 一、当前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的主要表现 2022年以来，国内物价持续低迷与资本市场价格调整共同反映出总需求不足和供给失衡的问题。 （一）总需求持续疲软，投资与消费双重承压 截至2025年4月，CPI低位运行与PPI负增长并存期长达25个月，GDP平减指数连续8个季度同比下降，主要商品期货价格震荡下行，价格信号集中反映经济主体对未来需求的疲软预期。投资端，房地产调整引发产业链收缩，相关资产价格大幅回落。2022年4月起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滑，带动黑色金属冶炼、水泥、玻璃、家具、建筑材料等相关行业价格同比负增长，持续时间几乎是2015年的两倍。房地产、建筑材料指数分别较2022年高点下跌41.5%、45%，铁矿石、螺纹钢、玻璃期货结算价持续走低，股票与期货价格联动下行反映了房地产需求的收缩。消费端，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抑制消费能力，相关板块估值承压。居民收入实际增速从2015年的8.2%放缓至2024年的5.1%；中等收入群体占比37.5%，低于发达经济体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2015年4月的10.4%降至2025年4月的4.7%，食品饮料、纺织服饰等日常消费板块持续疲软，市场对消费增长前景预期偏弱。 （二）供给结构性失衡从传统产业向新兴领域扩展，生产效率提升与部分产业过度投资并存 一是传统产业存在产能过剩压力，市场表现接近历史底部。工业产能利用率长期在75%左右徘徊，低于80%国际公认水平。截至2025年4月，钢铁、化工等传统周期行业指数较2022年高点分别下跌27.7%、31.1%，反映出产能过剩压力。二是新兴产业快速扩张与价格下行并存，产业分化加剧。2022年以来，光伏、新能源汽车、高端家电等生产效率提升，产品价格大幅下行。光伏设备指数较2022年高点累计下跌68.4%，其中上游材料企业估值下降反映供给充沛，下游设备企业估值相对稳定体现技术壁垒价值。三是外需不确定性加大，出口企业承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贸易摩擦增加外需波动风险，中国出口价格指数持续走低，光纤光缆、机电产品、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价格指数降幅较大。外向型企业平均市盈率低于内销主导企业，反映外需波动对企业预期的负面冲击。 二、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的原因剖析 实体经济供强需弱源于外部复杂的环境和国内经济转型的挑战，是周期性因素、结构性矛盾与趋势性变化相互交织的结果。资本市场通过价格发现机制实时反映这一复杂进程，为探讨供需不平衡原因提供重要观察窗口。 （一）疫后恢复非对称性与外部环境严峻性 疫后生产恢复快于消费复苏，库存积压推高供给压力，供需时间错配问题突出。2024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热轧卷板、原油期货价格持续走低且期限结构倒挂，市场对供需关系的预期未见改善。此外，外部环境恶化压缩产能释放空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趋弱，地缘政治局势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海外需求有所减弱。例如，欧盟光伏反补贴调查引发相关企业股价平均下跌8.3%，跌幅显著高于历史同类事件，市场对外部环境恶化的敏感度明显提升。 （二）新旧动能转换与就业错配矛盾加剧 一是投资的内部分化明显。2022年以来，资本配置向创新驱动型产业倾斜，计算机通信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高于黑色金属等传统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ETF的资金净流入显著，传统制造业ETF则出现了的资金净流出。市场对创新价值高度认可，研发投入占比位于行业前20%的上市公司平均估值溢价超过40%。二是结构性失业加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替代传统劳动密集型岗位，2023年以来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在15%以上，高校毕业生规模从2015年的677万人增至2024年的1179万人，供给相对充裕。高精尖技术人才相对短缺，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市场估值分化映射劳动力供需矛盾，劳动密集型行业估值走低，技术密集型企业估值相对坚挺。 （三）发展方式转变重塑供需关系 一方面，高质量发展目标重构供给体系。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追求增速转向重视质量，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从资源消耗转向绿色低碳。“双碳”目标下，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单位GDP能耗下降3%左右，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形成刚性约束。高耗能企业估值显著低于行业均值，绿色低碳企业估值溢价明显，资本市场提前反映发展模式转换的资产重估。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改变消费需求。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13年67.6%降至2024年60.9%，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9.7%升至15.6%，抚养负担明显加重。资本市场敏锐反映了人口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养老医疗板块估值稳健，传统消费板块表现疲软。 三、启示 202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破解供需结构性矛盾，促进供需平衡。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供需不平衡的挑战，应充分运用市场信号指导政策制定，提升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建立基于市场信号的预警响应体系 一是构建多维度监测网络。将股票市场行业指数轮动方向、期货市场价格走势、ETF资金流向等纳入宏观经济测评框架，建立涵盖价格表现、资金流向、投资者情绪等多维度的预警体系。二是完善分级响应机制。当市场显示特定行业或领域出现系统性风险时，及时启动政策预案，通过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防范风险扩散。三是加强市场信息与经济指标的交叉验证。利用资本市场信息集成优势，为决策者提供了更多维度、更高频率的判断依据，提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是建立市场化产能治理机制。通过期现价差、上市公司产能利用率、行业估值等市场参数，构建产能过剩预警体系，为动态优化传统产业产能布局，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二是精准施策推动产业升级。根据估值分化制定产业措施，利用定向融资等工具，加强企业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于新能源汽车、光伏等新兴产业，根据估值分化情况，引导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与差异化竞争。 （三）优化需求管理对策 一是运用市场信息指导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民生改善，根据消费板块估值变化情况，适时调整消费刺激力度。扩大REITs试点范围，更好撬动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扩大有效需求。货币政策保持合理充裕，结合高技术制造业ETF资金流向变化，精准滴灌制造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二是基优化收入分配与消费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关注中低收入群体及青年就业情况，结合劳动密集型行业估值变化，及时调整就业支持措施。推动上市公司完善分红机制，提高现金分红比例，为居民提供稳定财产性收入来源，增强消费能力。 （四）提升资本市场价格信息质量 一是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号准确性。强化上市公司信息发布监管，提高定价效率，确保价格真实反映经济基本面。二是发展多层次市场，丰富信息来源。强化科创板、创业板功能，完善北交所和新三板体系，为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提供差异化融资服务，丰富政策制定的信息维度。三是优化衍生品市场，提升价格发现功能。丰富商品期货和期权品种，提升价格的可靠性。扩大个人养老金投资范围，推动长期资金入市，稳定市场预期。健全细分行业ETF体系，为政策制定提供精细化行业观察工具。 中证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郑征；中证金融研究院宏观部总监 郑桂环；中证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潘宏胜 唯有通过系统性、协同性改革突破多重约束，方能实现资本市场从“要素驱动”向“功能驱动”的跃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韧性的金融支撑。 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资本市场作为连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键纽带，其稳定性和活跃度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它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还将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同时，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提升监管效能，能够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吸引更多耐心资本和外资流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改革成效：制度创新与市场活力的双提升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蹄疾步稳，多项政策举措落地生根。注册制改革有序推进，专门上市辅导机制的建立，简化了企业上市流程，降低了融资门槛，使得更多优质企业得以进入资本市场。政策驱动下，A股市场的日均成交量和成交额整体平稳，热点板块及龙头企业交易活跃度尤为显著。同时，严格退市制度的实施，有效清退了市场中的“僵尸企业”，净化了市场生态，提升了市场的整体健康度和吸引力。 上市公司也在积极顺应市场变化，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业务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新能源、半导体等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凭借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增长，实现了业绩的高速增长。监管部门同步加大对上市公司治理的监管力度，通过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强化监事会职能、广泛应用股权激励等机制，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 监管部门积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为各类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资本市场的包容性、适应性得到提升，有效支持了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需求，激发了创新创业活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近年来，尽管IPO募集资金额有一定程度下降，但增发和发行债券的规模仍保持一定水平，这表明资本市场在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方面的持续发力。值得关注的是，并购重组活动活跃，2024年并购成功率达到93%，创近10年新高。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并购重组的主要领域，科技板块并购重组金额显著增加，加速了企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型升级。 同时，制度的完善成为资本市场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通过对公募基金、国有保险公司、养老金等实施3年以上长周期考核，上调保险资金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上限等举措，中长期资金入市步伐进一步加快。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增长近1.7万亿元，其中人身险、财产险股票基金配比分别提升至13.09%和12.22%，大型国有险企每年新增保费的30%将投资A股。同期，权益类基金规模增长6.94%，其中被动基金增幅达53.73%。外资流入方面，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简化外资企业设立程序、加速ETF互联互通等举措，显著优化了外资环境，极大增强了外资吸引力。摩根大通、贝莱德等外资机构纷纷增配中国资产，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不断增强。 探寻前路：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深层突破与生态重构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多重结构性矛盾亟待系统性破解。制度改革方面，政策密集供给与执行效能之间的时滞效应仍需突破；深层次投融资机制改革尚未触及核心，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和前瞻性仍需进一步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仍处于深化改革阶段，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直接融资比例偏低；股权结构、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等基础制度短板依然明显，制约了市场效率和公平性。 资本市场活跃度培育面临多重约束。部分板块流动性仍旧低迷，日均成交量长期徘徊于历史低位区间，市场热点切换过快（比如月度热点切换超3个板块），投资者“追涨杀跌”现象明显。并且，由于投资者结构单一，机构投资者占比偏低，市场缺乏长期稳定的增量资金，导致市场抗外部冲击能力薄弱。此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传导也加剧了市场预期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期稳定投资氛围的形成。 耐心资本的培育机制仍待健全。从投资理念看，长期投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都存在过度关注短期业绩的倾向，导致市场缺乏对优质企业的长期价值挖掘。从退出渠道看，一级市场项目退出困难，导致部分投资者对高风险、长周期的科技投资缺乏耐心和信心。二级市场制度设计存在结构性制约，如险资权益投资比例限制、公募基金考核周期错配、上市公司质量分层等，这些问题的叠加，影响了长期资本的有效配置。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支持政策和长期激励机制，长期资金入市意愿不足，进一步抑制了耐心资本的入市动能。 开放维度方面，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仍需突破制度性壁垒。外汇管理、税收政策等方面的衔接不够顺畅，外资通过互联互通机制进入A股的比例仍偏低；市场规则透明度不足、信息披露质量参差等问题，影响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决策，导致外资流入规模受限。此外，国际形势变化和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了外资进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制约了外资在A股市场的参与度。 资本市场助力科技创新的功能短板仍较为突出。初创期科技企业的融资管道尚未有效打通，现有金融工具创新滞后于产业需求，多元化融资供给体系亟待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技术价值难以有效评估和变现，导致技术与资本对接不畅，影响了科技创新链条的完整性。此外，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不畅，部分未盈利科技企业难以通过传统融资渠道获得支持，也削弱了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吸引力。 当前资本市场的深层矛盾，本质上是市场化改革进程与经济转型升级需求之间的阶段性错配问题。破局之道需从制度供给侧发力： 一是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改革，增强市场制度弹性。优化IPO审核程序、拓展上市标准、把控受理节奏，降低科技企业上市门槛，推进发行节奏常态化；完善退市标准和程序，强化上市公司监管，督促上市公司提升治理水平、加大分红回购力度等。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活跃并购重组市场、发展区域股权市场，推进北交所、新三板普惠金融试点，健全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综合服务。丰富科创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建立科技企业债券发行绿色通道，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构建无形资产评估交易体系，推动债券市场协同发展。 二是优化交易机制，提升市场活跃度。通过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逐步推动以T+0为目标的交易机制改革等手段，提升交易效率；推动创新金融产品，如绿色债券、科技创新基金等，丰富ETF、REITs等产品种类，满足多元化投资需求；强化信息披露监管，提升市场公信力；加强上市公司治理，强化分红回购激励约束，引导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 三是强化一、二级市场联动，壮大耐心资本。一级市场聚焦“募投管退”全链条，充分发挥政府基金引导作用，健全市场化运作机制，完善退出机制（例如发展S基金、并购基金等），提高市场包容度。二级市场聚焦完善适配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包括考核评价、税收、投资账户等，进一步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完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形成多元化资金供给格局。同时，加强一、二级市场联动，促进资金循环畅通。 四是优化投资环境，提升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等关键领域，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财税、人才、法律等服务，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丰富跨境投资和风险管理产品供给，拓展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优化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提升外资参与便利度。 五是构建全周期资本支持体系，精准赋能科技创新。设立专项并购基金，引导产业资本参与科技企业并购重组；推动科技企业资产证券化，探索REITs等创新金融工具，盘活存量资产；完善区域性份额转让系统，推动S基金的健康发展，优化IPO审核与上市包容度，构建适配科技企业特征的债券融资工具体系，缩短资本退出周期。同时，构建适配科技企业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包括完善知识产权法、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等，构建科技金融信息共享机制，优化风险分担机制等，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市场生态。 总之，以注册制改革为牵引，推进基础制度的国际接轨；以投资者结构优化为核心，构建长中短资金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以开放倒逼改革，提升市场规则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以科技创新需求为导向，打造全周期资本服务链条……唯有通过系统性、协同性改革突破多重约束，方能实现资本市场从“要素驱动”向“功能驱动”的跃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韧性的金融支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田轩 | 产业追踪 摘要：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汽车产业结构化转型给供应链带来了显著影响。本文分析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供应链所面临的风险，并基于供应链体系需要重新构建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需求，提出了重塑整零关系、多元化供应源、建立在地化产业集群、构建多元化国际合作以及注重集成创新等应对措施。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结构化转型，供应链风险，逆全球化 基金项目 2022年湛江市非资助科技攻关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2B01062），2022年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ZJ22YB28）。 1.引言 为了践行双碳目标，我国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据统计2023年产销量分别跃升至958.7万辆和949.5万辆，市场占有率达31.6%。伴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崛起，汽车市场发展结构化转型，牵动整个汽车供应链的波动，从中也暴露出许多突发风险。例如从燃油车走向新能源化、智能化汽车的产品结构转型，一方面导致汽油发动机、变速箱等燃油车核心零部件产业快速退坡。另一方面刺激了电池与半导体芯片需求增长，据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平均芯片需求达1459颗，传统燃油车芯片仅需934颗。但在2021～2022年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量时，恰逢半导体产业减产周期和电池产业建设周期，从而突发“缺芯”和“贵电”现象。此外，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内卷加剧，2023年新能源汽车突发大规模价格战争，涉及新能源汽车车型数达到102种。不少车企和零部件企业把目光朝向海外市场，纷纷宣布海外扩展计划，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首位。正因如此，未来中国汽车产业将面对更多关税壁垒、政策歧视和地缘政治等多样化的突发事件风险。 可见，当产业发生结构化改变之时，依托产业而发展、稳固的供应链体系必然面临风险和波动、甚至淘汰与重组。汽车从传统燃油车走向新能源车的过程中，供应链体系协同性出现问题，需要重新构建适应快速变化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为此，本文旨在分析我国的汽车产业发展结构化转型下所面临的供应链风险，并提出针对性应对的策略建议。 2.汽车产业转型的供应链风险分析 2.1 传统链式金字塔模式造成技术割裂，拖慢车企转型 燃油车历经百年发展已形成了完善且稳固的链式金字塔结构关系，即车企只面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Tier1，有Tier1去管理和集成Tier2，如此一级级分工且互不干涉。但从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需要从整车层面开发新技术与工艺，如：特斯拉作为新入局者，擅长从整车层考虑功能的提升和优化，才创造性推出了一体化压铸技术，极大地提高汽车的制造效率，实现20～40%降本；同样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导者的比亚迪基于整车温控，创造性的开发了直冷直热模式的整车热管理系统。而在金字塔式的供应链结构下，各层级更多考虑本层的技术优化与精进，导致了整车协同性开发割裂，难以实现快速突破，也促成特斯拉与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断崖领先。 2.2 过度垂直整合带来的资源投入与市场变革风险 在贵电、缺芯的背景下，比亚迪依旧快速增长，让各大车企看到了深度垂直整合模式的优势，纷纷开启供应链的垂直整合，以增强供应链的控制力，诸如：广汽集团斥资150亿打造自主电池生产链；新势力车企蔚小理纷纷下场自研芯片。虽然垂直整合有利于提升供应链稳定性，但该策略会极大增加管理和运营的复杂性，而且过度的垂直整合极易导致掉入规模陷阱。20世纪美国的福特汽车便是垂直整合的标杆，其胭脂河工厂被誉为最全能的汽车工厂，涵盖了原材料到整车的所有环节，曾是福特快速成长阶段的利器，但石油危机之下福特市场份额被日系车所抢占，该策略反而带来了累赘不堪的产业链、复杂的内部业务流程和沉重的财务负担。 2.3 技术快速迭代，存在技术路线选择错误及收益风险 当前汽车产业继续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为了赢得市场竞争，车企和供应链都在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大量投入，以锂电池产业为例，从最开始的三元锂电池，到现在磷酸铁锂电池、纳电池以及未来的固态电池等，可以说电池技术路线的多样性，让企业的每一笔投资都存在巨大的技术风险。 除了技术路线选择错误造成的损失外，技术的快速迭代也影响了消费者决策，过去燃油车往往3～5年才进行大的技术更迭，而现在汽车的迭代升级周期已经缩短到8～12个月，导致消费者化身为“等等党”以避免车辆的快速折旧。这种消费现象也将进一步缩短技术变现周期，加剧了汽车产业新技术的研发风险。 2.4 孤立主义带来的逆全球化风险 汽车作为工业皇冠的明珠，涉及的产业链长、零部件数量多且复杂，具备明显的产业带动效应，在美国、欧洲和日韩等发达地区的工业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些地区又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向国际化要争取的市场。为此，中国汽车在进入这些市场时，势必面临更多维度的竞争壁垒，诸如关税壁垒、反倾销调查、ESG管理等。 除此之外，突发的新冠疫情一度打断全球化的汽车产业，让众多国际汽车品牌承受了断链的风险，而后各国政府加大了汽车产业链的本土化和在地化，如：印度政府要求进入印度市场的汽车品牌必须要在印度本土生产；美国推动的制造业回流计划，其中新能源汽车也是重要的一环；欧盟上调了中国汽车的关税税率。其中，上汽集团等企业面临的关税税率从基础的10%增至48.1%，其他企业的关税税率则从基础的10%在27.4%至31%之间。 2.5 地缘政治造成的全球化供应中断风险 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红海局势升级等地缘冲突逐步放大，对技术、制造业、大宗商品等产业会产生系统性的冲击，极易引发全球化供应中断风险。而汽车作为全球化供应的产业更是深受影响，在德国的特斯拉格林海德工厂同样受到“运输时间大幅延长”造成的“供应链缺口”而冻结了的大部分生产。同样，因亚欧航运成本增加、航运时间增多、交货时间推迟，中国车企出口欧洲市场也受到影响。据统计，受红海局势影响，部分亚洲-欧洲航线的集装箱价格近期飙升近600%。 3.汽车产业转型的供应链风险应对 随着全球汽车产业的快速转型，供应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为了有效应对更多的突发风险，汽车产业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来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3.1 重塑整零关系，加快产业协同效率 在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化、智能化转型下，传统链式金字塔供应链模式已不适应当下的市场竞争需要。为了加速汽车转型和市场竞争，整零关系将变得更加密切，整零关系逐渐走向生态网络模式。在该模式下，整零关系不仅是简单的买卖关系，更是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促进整车制造商与零部件供应商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除此之外，该模式使得信息流通更加高效，整车制造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建立了信息共享平台，实时共享市场需求、生产计划、库存情况等信息。这有助于整车制造商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优化生产计划，降低库存成本。 3.2 多元化供应源，提升供应链韧性 为了避免单一供应商带来的风险，企业应积极寻找和认证多个供应商，以确保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同时，通过地域多元化来减少因地区性风险（如自然灾害、政治不稳定）导致的供应链中断。此举一方面车企实现风险分散，避免单一供应商或单一供应地区造成的供应中断风险及价格波动风险。如：在2011年日本地震时，导致了丰田汽车因零部件短缺而被迫减产。另外一方面，多元化供应源还有助于推动供应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并提供更好的服务。如：奇瑞对供应商体系采用金子塔管理模式，在最底层设置备选供应商，当供应链出现问题时，备选供应商可以迅速补充到供应链中，确保奇瑞的生产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这种灵活应对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奇瑞的市场竞争力和客户满意度。 3.3 建立在地化的产业集群，有效融入本地市场 各汽车大国设置关税壁垒及贸易保护的初衷源于汽车所能带动的产业数量多，就业人口大，若放任海外汽车进口，容易造成对本地汽车产业的冲击。为了更好地赢得消费市场，规避突发的政策风险，需要在当地建立起产业集群，实现本地化生产一。来在地化产业集群可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通过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打造本地汽车产业链和生态圈，规避政策风险。例如：比亚迪和宁德时代便在拥有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资格的匈牙利建立了产业集群，有效规避了欧盟的相关政策壁垒。二来能够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和运输风险，通过将供应商、生产工厂、分销商等关键环节集中在同一地区或邻近地区，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和物流风险，提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可靠性。 3.4 构建多元化国际合作，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企业要快速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并拓展国际市场，需要构建多元化国际合作机制。一方面可通过投资与收购方式与国际汽车品牌建立合作关系，并快速获得当地市场份额和生产能力。如：上汽收购英国MG品牌，不仅获得了对应的技术，还拥有了该品牌的市场份额，依靠MG品牌，上汽成为欧洲市场最热销的中国车企。另一方面，可以与国际研发机构或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新技术，加速产品适地性创新，并参与国际汽车标准和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通过与国际标准和法规的接轨和兼容，降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技术壁垒和市场准入门槛。 3.5 注重集成创新，持续推动技术升级 科技创新不仅是推动产业进步的第一动力，更是汽车企业保持竞争力、降低风险、开拓新市场的关键。从发展来看，当前汽车产业已经不仅仅作为传统单一机械制造业，更是涉及到半导体产业、电化学及材料科学等多学科，因此企业应当打破固定思维，采取更加开放的视角进行技术的集成创新。首先，企业需要关注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加强前置研究和创新投入，通过不断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以保持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其次，企业需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合作，以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和支持，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共同推动汽车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4.结语 在汽车产业经历结构化转型的关键时刻，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面对全球市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突发性，中国汽车产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把握发展机遇。而且随着全球汽车产业不断向四化趋势发展，中国汽车产业更需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供应链管理模式，以便占据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晓华.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与前景趋势[J].人民论坛，2024（09）：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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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祝合良，解萧语.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贸易摩擦的机理与路径——以中美为例[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4（02）：44-61.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经济管理系 杨倩霞；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 杨梓仕 摘要：本文立足全行业，把供需关系、核心竞争力、产业整合与兼并重组等设为核心要素，并结合产业链协同创新与转型升级等方面，探讨了我国钢铁行业在“双碳”目标下切实可行的转型升级模式。事实上，中国钢铁行业正在经历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迁的战略转型，且新的供需平衡体系正逐渐成型，高附加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强，持续提升的产业集中度，为集约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不断发展的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正在成为产业升级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钢铁行业，供需关系，核心竞争力，产业整合，产业升级 一、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钢铁行业的发展历程映射着宏观经济与全球产业格局的深刻变革，其发展状况关乎国家经济整体运行的安全与稳定。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钢铁行业正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产业结构优化、环保约束加强等因素，使得钢铁行业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总体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本文寻求深入研究钢铁行业市场与产业格局的变化，希望有助于推动钢铁行业实现高质量。 二、供需体系重构与市场形态演进 （一）总量收缩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转型 自2020年粗钢表观消费量达到峰值10.48亿吨后，中国钢铁消费已连续四年呈现下降态势。这一趋势主要与房地产需求的萎缩以及基建投资增速的放缓密切相关，建筑用钢占比从2020年的58%到2024年显著下降至50%，反映出较明显的需求减弱。与之相对应的是，制造业用钢需求呈现出结构性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汽车、船舶、新能源装备等领域，对高端钢材的需求显著提升。2025年造船用钢预计增长16%，新能源汽车电机硅钢需求也将持续扩容。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着钢铁行业的市场格局，也促使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二）产能优化进程中的供给体系革新 2024年国内粗钢产量同比小幅回落，其实质是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的深层矛盾。如，高炉重启成本高昂，单次开停炉成本超千万元，但许多企业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即便面临亏损也不愿全面停产，导致部分企业陷入“生产即亏损”的囚徒困境。政策层面，通过环保倒逼与能耗双控的组合拳，构建起产能出清的长效机制。根据最新节能降碳行动方案，2025年能效标杆产能占比需提升至30%，超低排放改造覆盖80%产能，这将进一步加速落后工艺装备的淘汰。 （三）成本压力传导下的经营模式变革 2024年钢材均价8%的降幅与原燃料成本刚性形成利润剪刀差，导致行业利润率持续承压。尽管2025年铁矿石、焦炭等原料供需转向宽松，价格或小幅下降，但钢材价格仍将延续弱势，需求端支撑不足仍将继续制约钢价回升空间。这种持续的成本挤压效应，倒逼企业从规模导向转向精益运营，通过工艺优化、产品升级、管理革新构建新的成本优势，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三、钢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规模优势与高端领域的技术突破 占据全球56%粗钢产量的产能规模，赋予中国钢铁工业显著的边际成本优势，2024年1.11亿吨的钢材出口量印证了基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钢铁行业的头部企业，通过持续技术研发投入构筑技术壁垒：首钢自黏结电工钢将电机能效大幅提升，鞍钢P690QL2低温钢打破国际技术垄断，宝钢顶级取向硅钢系列填补国内空白，太钢车轮用钢连续实现强度突破。2024年重点钢企研发强度稳步提高，专利授权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这些数据表明中国钢铁行业在高端领域的技术突破正在加速，印证了创新驱动战略的实质推进。 （二）低碳冶金技术的全球引领 向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全球钢铁行业的大趋势，中国在低碳冶金技术方面（特别是在氢基竖炉和富氢碳循环高炉等前沿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而这些低碳技术的突破不仅有助于实现国内“双碳”目标，更提升了中国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绿色竞争力。随着全球对碳排放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低碳冶金技术将成为中国钢铁行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四、钢铁行业的产业整合与兼并重组 近年来，中国钢铁行业集中度逐步提升，2023年行业前十企业45%的产业集中度虽较美印仍有差距，但宝武重组中钢、并购山钢日照基地等案例，正推动资源向技术领先型企业集聚，形成了规模效应与协同优势，使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有了大幅提升。随着产业整合的不断深入推进，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将会让全行业格的局将更加优化。 有部分钢企在产业整合与兼并重组过程中，依靠产能的迁移实现了企业整体布局优化，从而形成了区域协同发展，还有企业通过产业链延伸提高产品价值和寻求发展机会，或是利用自身已有优势、抓住机会涉足其他产业，寻求非钢产业增长点，实现了传统钢企生产向多元化经营的新转变。 目前，钢铁行业正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加速产业整合。随着《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的出台，使环保倒逼机制与产能置换机制形成了政策闭环，同时靠市场化建立先进的产能激励制度，“扶优汰劣”成为市场新生态。随着政策的日趋完善，加之市场化的不断深化，钢铁行业的提质增效将达到更高水平的良性循环。 五、产业链联动与产业升级路径 近年来，国内钢企上游的原料供应正在发生着结构性的改变，国产矿增产与废钢利用率的提升等使企业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度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不仅优化了原材料的供应体系，同时上游供应链的韧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且，中国钢铁企业在低碳冶炼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幅降低了焦煤依赖度，加速氢能替代传统能源的进程，正在推动钢铁生产向绿色低碳模式深度转型。随着供应链体系逐渐达到自主可控，全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将变得更加坚实可靠。 与此同时，作为产品的需求方，下游市场也在同时发生着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企业产品的转型和升级给出明确的引导。从建筑业看，钢结构住宅的推广带动了高强钢的需求，使建筑用钢体系完成了从基础强度等级到高强度、高韧性复合性能的升级迭代。再看汽车制造业，汽车轻量化发展的趋势，对超高强钢、硅钢等高端钢材的需求有大幅度提升，进而加速了汽车用钢的升级换代。从上述的需求端倒逼机制的角度看，它们的确促使钢企加大了研发投入，在满足下游市场多样化需求的同时，推动自身产品向高端化转型升级，进而争取达到供应链全流程的自适应性主动升级。 数智化转型与绿色生产技术的协同演进，正在不断驱动钢铁产业的升级换代。众多企业通过构建数字化技术集成体系，大幅度提升了智能制造水平，并系统性地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质量参数的动态优化以及高效的能源管理，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在绿色化方面，碳交易市场年交易量突破2亿吨，碳交易市场的建立进一步倒逼企业进行减排技术革新，驱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技术迭代。这种数智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发展，不仅重塑了钢铁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更推动了整个产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转型。 六、结语 中国钢铁行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时期。从供需两端看，钢材消量在2020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滑，建筑用钢的需求呈逐年减弱趋势，而制造业用钢需求则呈现出结构性的增长态势。供给端产能过剩问题依然存在，政策推动下的产能调控与产量压减已是必然的选择。放眼全球来看，我们的优势是在产业规模上，但在高端产品和低碳技术方面还需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推进产业整合与兼并重组，稳步提升行业集中度，区域协同与产业链延伸为发展开辟了新路径。积极重塑上游原材料供应链，并以下游用的户需求来指引自身产品升级，再加以数智化与绿色化的双轮驱动，由此形成正向的产业链联动，将为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未来我国钢铁行业仍将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不断地推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升高端产品的占比，从而不断去适应和满足下游市场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企业要把低碳冶金技术作为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抓紧、抓实，还需加大在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的投入，从而达到绿色节能和降低碳排放的要求，由此，就有能力去应对可能将要到来的碳关税等的各种挑战。此外，进一步深化产业整合与兼并重组，必将继续提升行业集中度，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格局。同时，数智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发展将为钢铁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推动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总之，在面对市场与产业格局变化的挑战时，中国钢铁行业要抓住机遇、积极应对、突破自我，创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冶金工业信息中心 孙志刚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医药产业正站在时代变革的十字路口。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医保支付改革、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等政策“组合拳”的持续作用下，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行业变革正徐徐推进，构建起“行业分化—企业分层—终端分元—产品分类—人才分流”的立体式变革格局。这场产业变革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整个医药产业的价值创造逻辑，深刻影响着行业的未来走向。 行业加速分化 创新与仿制的生死时速 近年来，集采政策的落地实施击穿了传统仿制药长期以来的利润空间。在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以下简称国采），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50%，部分品种价格跌幅超90%，尤其第十批国采，平均降幅创历史最高纪录，标志着仿制药暴利时代即将彻底终结。 创新药企业顺应政策方向，深度布局创新药研发。例如，面对集采带来的冲击，恒瑞医药加大研发投入，近几年其在PD-1抑制剂等创新疗法领域的研发管线数量实现了飞跃式增长。百济神州同样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参与全球创新药竞争，其研发的多款创新药物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获得广泛关注。而对于众多仿制药企业而言，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生存，纷纷采用“原料药-制剂”一体化模式来压缩成本。 此外，创新药企业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估值溢价不断扩大。仿制药企业则受仿制药价格下跌的影响，深陷“低估值陷阱”，股价表现持续低迷。 企业生态分层 马太效应下的生存法则 集采后，医药产业集中度迅速提升。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医药行业前十大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从2018年的21.4%跃升至2024年的36.8%，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竞争格局。 千亿元市值的龙头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卓越的研发能力，积极构建全球化创新网络。如石药集团在北美设立研发中心，专注于RNA药物的研发。作为新兴药物类型，RNA药物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石药集团通过与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合作，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不断提升自身研发实力。中国生物制药则通过License-in的方式，引入10余个国际临床阶段产品。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快速获取国际先进研发成果，还能大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风险。 百亿元级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造特色产品线。如华东医药在医美与创新药领域双轮驱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医美领域，该公司通过收购国际知名医美品牌，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在创新药领域，加大研发投入，成功推出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此外，科伦药业在抗体偶联药物（ADC）领域构建了“研发+医药外包服务”生态闭环，通过整合产业链资源，大幅提升在ADC领域的研发效率和生产能力。 中小规模企业则深耕特定领域，凭借专业技术和优质产品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如贝达药业在肺癌靶向治疗领域持续深耕，5年内完成肺癌靶向治疗全周期产品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集采后企业分层趋势日益明显。分层本质上是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重新排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那些能够不断创新、不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才能在马太效应下脱颖而出，实现可持续发展。 终端结构分元 渠道变革的三大战场 在医药产业变革的浪潮中，终端结构呈现三元变化，形成“公立医院存量优化、零售药店增量崛起、数字医疗新势力破局”的三大战场。 据米内网数据，近十年来，公立医院市场占比下降近十个百分点，降至约60%，在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下面临结构性调整。DRG/DIP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对医疗服务进行分组和付费，促使医疗机构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医疗成本。在这一改革背景下，临床路径优化成为关键。公立基层医院市场占比约为9%，近年来虽无明显变化，但随着医联体、医共体的建立，内部运营机制也在发生根本变化。 零售终端市场占比逐年增加。随着门诊统筹、“双通道”零售药店、集采药品“三进”等政策的推进，药品零售市场近年来承接了约3000亿元的外流处方，迎来快速发展机遇。其中，专业药房数量突破1.2万家，成为零售终端的重要支撑力量。专业药房不仅提供药品销售服务，还开展慢病管理、冷链配送等增值服务，这些增值服务为零售终端市场贡献了近三成的营收。 数字医疗异军突起，成为医药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公开数据显示，京东健康的月活跃用户数突破8000万，AI辅助诊断系统渗透率达42%。数字医疗借助互联网和AI技术，实现了医疗服务的在线化和智能化。AI辅助诊断系统能够快速、准确地对疾病进行诊断，为医生提供决策支持。数字疗法等新业态应运而生，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诊疗方式。 产品矩阵分类 从大而全到“新特专优” 在医药产业变革进程中，医药企业的产品策略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形成“新特专优”四大产品集群。 “新”即同类首创，如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成为首个跻身全球市场的BTK抑制剂，彰显了“新”的突破。“特”即特色技术平台，如荣昌生物的ADC药物凭借差异化连接子技术攻克HER2低表达肿瘤难题，体现了“特”的匠心。“专”即专科用药，如欧康维视构建了覆盖青光眼、黄斑病变等全眼科疾病管线，展现了“专”的深度。“优”即高质量仿制药/生物类似药，如齐鲁制药的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通过欧盟GMP认证，诠释了“优”的追求。医药企业通过聚焦“新特专优”产品，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升产品竞争力。 人才资源分流 专业化革命正在进行 在医药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人力资源配置呈现出结构性变迁。 研发端汇聚了全球顶尖的科学家，成为医药创新的核心动力。如药明康德的研发团队突破3.8万人，其中AI制药专家占比达15%。通过吸引全球优秀人才，该公司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研发团队。 营销体系经历了从“带金销售”到价值传递的转型。随着医药行业监管力度加强，“带金销售”这种违规行为逐渐被淘汰。具备卫生经济学评估能力的医学顾问需求激增，传统医药代表的数量大幅降低。医学顾问通过对药品的疗效、安全性和成本效益进行评估，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专业化建议，实现了从单纯销售产品到传递价值的转变。 与此同时，企业管理层涌现出兼具跨国药企工作经验与本土洞察能力的复合型CEO。这些复合型CEO既熟悉国际医药市场运作规则，又了解我国本土市场的特点和需求，能够带领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把握机遇，实现快速发展。 这场专业化革命正在重塑产业基因，为我国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在这场持续深化的产业变革中，政策已从单一的产业调控工具，转变为引导产业升级的指挥棒。创新价值成为企业的核心衡量标准，我国医药产业正从规模红利时代迈向价值创造的新纪元。未来，伴随全球医药创新链的重构，这场发端于中国的医药产业变革或将催生影响全球医药格局的变革力量。医药企业需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通过创新驱动、优化结构、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在全球医药产业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耿鸿武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展现出个性化、数字化特征，为市场带来了新的产品与财富增长模式。本文以人工智能对文创产业的影响为研究切入点，对二者的融合发展模式展开分析，并从管理机制、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应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四个角度探究融合发展策略，以此重塑产业形态，推动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文创产业的创作方式、生产模式和商业形态，为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但这种融合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如创作主体、知识产权保护、伦理边界等问题。因此，深入探讨人工智能视域下文创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及策略，对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工智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分析 （一）人工智能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现状 现阶段，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已经逐渐深度渗透到文化创意产业各个领域，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从内容创作方面，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能够实现对文本、图像、视频的智能生成与编辑；机器学习算法则助力个性化推荐系统的构建，提升用户体验和内容分发效率；深度学习技术在图像识别、语音合成等方面发挥作用，为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内容制作提供技术支撑。 从生产制作环节来看，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系统能够进一步优化创意设计流程，有效提高设计效率与质量。相关智能制造技术在文创产品生产中的应用则进一步实现“定制生产”，确保产品的柔性化、个性化。并与营销推广相结合，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实现精准营销，同时智能客服系统和虚拟数字人的应用，还能有效改善用户服务模式，提升用户体验感。 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在文物修复、数字化保存和虚拟展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智能语音导览和AR/VR技术的结合，增强了文化旅游的互动性和沉浸感。在版权保护方面，区块链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为数字版权管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已从单点突破逐步向全产业链延伸，形成了以数据驱动、算法赋能为特征的新型产业生态。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仍存在数据隐私、伦理风险、技术门槛高等挑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二）人工智能对文化创意产业各领域的影响 1.影视传媒。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变影视传媒行业的创作、制作和传播模式。在内容创作方面，智能剧本生成系统辅助编剧创作，提高剧本质量和效率。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算法在视觉特效制作中的应用，大幅提升了特效的真实感和精细度。人工智能驱动的虚拟演员和数字人技术，为影视制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后期制作环节，智能视频剪辑系统优化了剪辑流程，缩短了制作周期。在内容分发方面，基于机器学习的个性化推荐算法精准匹配用户需求，有效提高内容触达效率。 2.设计与艺术。人工智能在设计与艺术领域的应用正推动创作方式和审美标准的革新。智能设计辅助系统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快速生成多样化的设计方案，提高设计效率和创意水平。在视觉艺术领域，生成对抗网络（GAN）技术实现风格迁移和图像生成，从而拓展艺术创作的可能性。人工智能驱动的3D建模和渲染技术，为建筑设计和产品设计提供了更精确和高效的工具。在音乐艺术方面，智能作曲系统能够生成符合特定风格的音乐作品，为音乐创作提供灵感和辅助。交互式艺术装置中融入的机器学习算法，增强了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性。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也引发了关于艺术本质和创作主体的哲学思考。 3.游戏与动漫。人工智能技术正重塑游戏与动漫产业的创作流程和用户体验。在游戏开发方面，程序化内容生成（PCG）技术能够自动创建游戏场景、角色和任务，提高游戏内容的丰富度和可玩性。非玩家角色（NPC）的行为AI系统提升了游戏的智能性和沉浸感。在游戏测试环节，AI代理能够快速检测游戏漏洞和平衡性问题。在动漫制作领域，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绘图工具简化了原画和中间画的制作流程，提高了动画制作效率。人工智能驱动的角色动作捕捉和表情合成技术，为动画角色赋予了更自然流畅的动作和表情。 4.文化旅游。人工智能技术正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向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智能推荐系统基于用户画像和大数据分析，为游客提供定制化的旅游路线和体验方案。在景区管理方面，智能客流预测和分析系统优化了景区资源配置和游客分流。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创造沉浸式的数字文化体验，实现文化遗产的虚拟复原和交互式展示。智能语音导览系统和多语种实时翻译技术，提升了文化解说的效果和国际游客的体验。在文创产品开发方面，基于机器学习的需求预测和智能设计系统，促进了文创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和产品创新。 二、人工智能视域下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探析 （一）技术融合模式 1.基础技术融合。主要指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和模型与文创产业数字化技术的结合。深度学习算法与计算机图形学技术的融合，实现了高质量的图像生成和处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语音合成技术的结合，促进了智能对话系统在文创领域的应用。 2.应用技术融合。聚焦于应用场景类文创，将机器视觉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创造了沉浸式的数字文化体验，同时，还将推荐算法与内容分发技术的结合，进一步优化文化产品推送机制精度。此外，还将智能创作技术与版权保护技术的整合，构建了更安全的数字内容生态系统。 3.系统技术融合。重点关注人工智能与文创产业整体技术架构的融合。可以将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三位一体融合，形成支撑文创产业智能化发展的技术基础设施。同时，配合区块链技术与边缘计算技术为数字版权管理和文化IP保护提供解决方案，提升文创产品的实时交互性。 （二）产业链融合模式 1.纵向延伸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贯穿文创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实现全链条的智能化升级。在上游环节，AI驱动的创意生成系统为内容创作提供智能支持；中游环节引入智能制作工具，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下游环节则应用智能分发平台，优化内容传播和用户体验。某文创公司与故宫博物院合作打造“数字文物修复”项目，运用AI技术实现了从文物扫描、数字修复到虚拟展示的全链条智能化。 2.横向拓展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有效促进文创产业不同分支间的融合与协同。智能内容生成技术在原有基础上打破创作边界，使跨媒体、跨形态的内容创作成为可能。而数字孪生技术则为文创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提供全新的协同平台。如腾讯公司的“AI+文创”战略通过AI技术连接游戏、动漫、文学等领域，形成互联互通的文创生态系统。 （三）跨界融合模式 传统文化创意产业存在明显的产业边界，而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衍生出跨界融合模式，该模式主要利用AI技术构建文创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与创新融合。其中与科技产业的融合最为典型，AI技术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的结合，创造了沉浸式文化体验。以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为例，运用AI图像识别和VR技术，实现了全球艺术作品的数字化展示和虚拟参观，并打造跨越时空的艺术鉴赏平台[1]。此外，AI与5G、物联网技术的融合，也进一步推动了智慧文旅的发展，以华为公司和敦煌研究院合作的“数字敦煌”项目为例，通过AI+5G技术，将敦煌文物进行虚拟化，并展示在数字化平台上，开创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 除了与科技产业的跨界融合外，还与制造业、教育业、金融业建立协同发展理念。利用AI辅助设计系统与3D打印技术结合，实现对文创产品的个性化设计，具有即时性特点。以阿里巴巴的“犀牛智造”平台为例，融合AI设计算法与智能制造技术，为文创企业提供从创意到生产的一站式服务。金融产业则应用AI风险评估模型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为文创项目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如蚂蚁金服的“版权宝”平台运用AI+区块链技术保障文创资产数字化确权与交易的安全性[2]。总体来看，跨界融合模式不仅能够拓展文创产业的发展空间，还能促进传统产业的文化赋能与创新升级。 （四）创新生态融合模式 创新生态融合模式在人工智能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方面主要体现在创新主体的多元化与协同化。AI技术冲破传统文创产业的创新壁垒，使得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个人创作者等多元主体能够在同一平台上协同创新。同时，支持创新资源共享，利用AI驱动的数据平台实现资源交流互动，同时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交易机制，实现产权保护[3]。 三、人工智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研究 （一）市场支持与引导 第一，构建标准化体系。制定AI在文创领域应用的技术标准，包括：①AI创作工具的性能指标标准，如生成内容的质量评价标准；②AI与传统创作工具的接口规范，确保兼容性；③AI生成内容的元数据标准，便于版权管理和内容溯源。制定数据标准，规范AI训练数据的采集、清洗、标注和存储流程，保障数据质量和安全。建立AI文创产品质量评价体系，从技术创新性、艺术价值、市场接受度等维度设置评价指标，为产品质量控制和市场监管提供依据。 第二，优化市场准入机制。实施“AI+文创”企业登记便利化措施，包括：①设立专门的AI文创企业注册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②允许AI算法、数据集等无形资产作为出资，降低创业门槛；③支持AI文创企业跨地区经营，实现“一地注册、全国经营”。建立AI文创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和限制类项目，对于清单外的新业态采取包容审慎监管[4]。建立AI文创产品的快速审核机制，利用AI技术实现对内容的自动审核，提高审核效率。 （二）人才培养与引进 第一，优化人才培养体系。高等院校应调整现有课程设置，在文创类专业中增加AI相关课程，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同时在AI相关专业中增设文创课程，如艺术设计、创意写作、文化产业管理等。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机制，鼓励企业参与课程设计、提供实习岗位，提高人才培养的实用性。设立“AI+文创”交叉学科，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背景的高层次人才。 第二，加强在职人员培训。建立AI文创人才继续教育体系，开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课程。针对文创从业者，开设AI技术应用课程，提升其AI工具使用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针对AI技术人员，开设文创产业知识课程，增强其文化创意思维。实施“AI文创技能提升工程”，组织行业领军企业开展技术分享和经验交流，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建立AI文创人才评价认证体系，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鼓励从业人员持续学习和提升[5]。 第三，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制定“AI文创高端人才引进计划”，面向全球招揽AI与文创交叉领域的顶尖人才。提供高额年薪、科研经费、住房补贴等优厚条件，吸引海外人才回流。建立柔性引才机制，允许高端人才通过项目合作、短期聘用等方式参与国内AI文创项目。设立“AI文创人才特区”，在薪酬、科研自主权、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特殊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建立AI文创人才数据库，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推动AI文创领域职业资格国际互认，畅通国际人才流动渠道。 （三）技术研发与应用 为进一步提升AI与文创的深度融合，还应立足于技术研发，可通过建立AI文创技术创新平台的方式提升文创产业的智能化水平[6]。成立国家级“AI+文创技术创新中心”，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创新资源，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生态系统。重点研发方向包括：内容生成算法、智能交互技术、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情感计算等。设立AI文创技术实验室，提供先进的硬件设施和大规模计算资源，支持前沿技术探索。建立AI文创技术成果转化中心，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组建AI文创技术联盟，推动行业内技术共享和协同创新。实施“AI文创技术攻关计划”，每年遴选10个重点项目给予专项资金支持，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四）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技术的创新，AI与文创的融合也面临着新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基于此，还应构建AI文创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体系，开发AI版权识别系统，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实现对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智能识别和比对，提高盗版监测效率。同时，建立AI文创作品区块链登记平台，为创作者提供便捷的作品登记和确权服务，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作品信息的不可篡改性。研发AI文创数字水印技术，在内容生成过程中自动嵌入不可见的版权信息，便于追踪和取证。此外，还可在AI文创共享平台提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功能，提供专利检索、版权登记、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四、结语 人工智能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学术界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本文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文创产业的影响，探讨了技术融合、产业链融合、跨界融合和创新生态融合四种主要模式，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将在文创产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产业向智能化、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家.设计教育为淮安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服务[J].文化产业，2024（15）：136-138. [2]黄一文.文化创意产业导向下的图书馆文创IP数据库构建研究——以《上海图书馆文创IP资源库》为例[J].图书馆杂志，2024，43（5）：78-84. [3]王紫葉，王健.非物质设计语境下非遗创意产业的发展策略[J].湖南包装，2024，39（2）：48-50+59. [4]王陈，夏利玲，蒋闺鑫.计算机技术驱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创新研究——以《流浪地球》和《王者荣耀》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34）：119-123. [5]吴文汐.武汉竞逐中国数字创意之都文化产业插上数字化创新“翅膀”[N].21世纪经济报道，2023-11-08（6）. [6]范一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艺术管理关系及发展路径的探讨[J].中国民族博览，2023（10）：60-62. 作者简介：伍星，女，四川绵阳人，讲师；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新媒体传播。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戏剧影视学院 伍星 | 区域经济 上海：以改革闯新路、以开放促升级 实现“五个中心”功能新提升 思想引领行动，战略决定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穿透历史的深邃目光、驾驭全局的战略智慧，指出要“适应形势变化，把握战略重点”，进而“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更好发挥五年规划引领作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新时代新征程，上海应锚定“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时代坐标，深刻把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前瞻性、系统性擘画“十五五”时期上海发展的战略命题。既要认清风险挑战增多的复杂环境，更要发挥制度环境优良、开放基因深厚、人才资源富集、区位枢纽突出的比较优势。聚焦破解“五个中心”功能新提升核心命题，通过制度创新重塑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改革攻坚释放高质量发展动能，确保始终挺立在改革开放最前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核心引擎力量。 深化功能内核：锻造全球资源配置与开放枢纽优势—— “五个中心”功能新提升的本质，在于全球资源要素配置中枢地位的实质性强化。要充分发挥“五个中心”的综合优势，加快构建全周期、多元化、接力式科技创新的金融、贸易和产业化服务体系；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相关规则，探索在更宽领域、更大幅度上加大开放力度；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更多外资企业和机构参与中国市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国际业务，进而在全球网络体系中实现由通道节点向规则枢纽的战略跃迁，塑造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支点。 比如，构建适配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制度型金融开放体系。充分发挥改革开放高地优势，推动包括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优化升级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自贸离岸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市场建设等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更有利于支持全面创新的资本市场生态，增强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便利度，打造连接国内国际的“金融安全港”，加快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 又如，优化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功能。打造全周期、全链条赋能平台，核心在于集成法律风控、政策咨询、融资支持、信息网络、高端人才等要素，构建覆盖投资决策、运营管理、风险应对的系统性服务生态，以服务的集成化程度映射城市枢纽的全球辐射半径，为国家经济韧性构筑外部支撑。 再如，做强全球资源配置与定价功能。依托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和上海要素市场完备性，在能源、大宗商品、人民币资产等领域提升价格形成主导权。定价权的塑造过程是打破国际循环价值链约束、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实践路径。三者有机统一——离岸金融的制度型开放是基础支撑，企业出海的系统化赋能是功能延伸，全球资源定价的主导能力是战略引领——共同推动上海从要素流通门户向价值分配中枢的历史性跨越。 激活发展引擎：塑造新质生产力与产业竞争新优势—— 创新驱动是“五个中心”功能新提升的根本动力源泉。培育新质生产力取得新突破，不是技术维度的单点突破，而是教育、科技、人才三大体系的一体化制度重构。要以“要素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展模式转型”加快构造创新群落，进而以“创新密度—网络连接度—环境宽容度”突破“中等技术陷阱”。 比如，深化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拆除阻碍“知识—技术—产业转化”的制度藩篱。重构评价激励体系，使创新价值回归市场导向与国家战略需求本位；破除体制壁垒，推动高校基础研究、科研机构技术攻关、企业应用转化深度耦合；构建功能复合的创新平台，加速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化应用的“惊险一跃”。 又如，当科技企业成为技术整合、场景创造、产业引领的主体，企业创新高度即定义城市竞争力的刻度。要通过完善覆盖“探索—验证—产业化”全周期的金融支撑链，构建容忍失败、鼓励长线投入的制度环境，积极培育世界一流科技企业。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增创新优势，直面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浪潮交汇的历史机遇。“重构”是本质：以智能化改造推动柔性生产和系统优化，重塑生产组织模式；以数字赋能打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服务运维”全链条，实现价值链跃迁；以绿色标准重构产业底层逻辑，确立可持续发展新范式。 服务业新动能激活，聚焦工业服务赋能制造升级、知识服务支撑创新突破、数字服务驱动业态变革、生活服务提升民生品质四大维度。其乘数效应在于通过扩大高质量就业规模提升居民收入，通过优化供给结构释放消费潜能，最终形成创新驱动、就业支撑、消费升级的经济良性循环链。 进一步看，以先进制造筑牢实体根基，以现代服务赋能循环畅通，加快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才能构筑上海不可替代的产业竞争新优势。 拓展协同纵深：共建创新高地，增进民生福祉—— 一方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上海“五个中心”功能新提升、放大全球资源配置能级的必然选择。国家将长三角定位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和制度性障碍，形成“一体化”与“高质量”的深度耦合，实现区域协同从物理聚合向功能融合的根本跃迁。 构建跨区域创新共同体，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突破点。从功能辐射、要素流动、创新驱动、物流支撑和绿色发展五个方面，通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外溢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规则联动和政策协同促进市场一体化，借助技术创新和生态示范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这一过程既是共享智力资源的制度创新，也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区域维度的实质性整合。 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载体。要立足各省市产业基础与禀赋特征，构建优势互补、链条咬合、层次分明的产业生态系统，避免同质内卷内耗，强化关键环节协作配套能力。长三角从“发展圈”到“功能圈”的质变，可以为上海枢纽功能提供广阔的战略腹地与坚实支撑。 另一方面，推动人民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既是发展目的的集中体现，也是城市功能升华的价值标尺。伴随“五个中心”功能新提升，有必要通过精细化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包括优化职住空间布局、完善全龄友好型设施、建设韧性安全的城市生命线系统。同时，激发城市作为活力平台的发展机遇，包括大力发展新职业、新业态以及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土壤与公平竞争环境。 公共服务的制度性供给能力，直接定义城市文明高度与民生温度。可通过“五个中心”的分布式空间布局，构建多核驱动的弹性城市结构，并基于数字赋能实现城市治理能力指数级提升。特别要注重解决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矛盾，构建普惠型为主、多层次互补的服务体系。 担当历史使命，擘画发展新篇。科学谋划是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基石。“五个中心”功能新提升，关键在于以改革闯新路、以开放促升级。要强化对“十五五”重大命题的前瞻研判，立足全球坐标精准识别上海独特位势，最大限度释放开放枢纽、创新策源等综合优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研究员 干春晖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东以占全国近1/10的能耗支撑1/13的经济总量。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是破解“能耗双控”与“经济增长”矛盾的必然选择，更是为全国探索转型路径的主动担当。 实现产业体系重构，打造全国工业绿色转型标杆区 一是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近年来，山东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传统产业占比明显过高、碳排放强度偏大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数据显示，2024年以钢铁、化工、建材为代表的传统重化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40%，且占比都在前列，而广东、江苏占比排在前列的多为计算机通信、电气制造业等产业。再者，山东单位GDP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倍，碳排放总量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这种“双高”特征倒逼山东必须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在钢铁、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领域率先突破低碳技术瓶颈，进行低碳工艺升级，同时需加快重化工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打造全国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的“山东样本”。 二是要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当前及未来我们抓工作和谋发展的“牛鼻子”。尽管近两年山东“四新”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但与广东等先进省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24年广东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达到47.9%、32.0%，同期山东分别为24.1%、10%，差距较大。未来山东急需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现代海洋等新兴产业，同时全面深化数字赋能，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让传统产业在“智改数转”中焕发新生。 推动能源体系重塑，打造能源结构优化先行区 一是加快清洁能源开发。近年来，山东在确保能源安全可靠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更加清洁高效，非化石能源发展规模增长迅速。数据显示，2024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015年的76.5%降至58%，降幅达18.5个百分点。2024年山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1.15亿千瓦，是2015年的10倍，占比超过煤电。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相比，山东能源结构仍须进一步优化提升。2024年山东火力发电量为5056.87亿千瓦时，在电力生产中的占比为83.5%，而同期江苏为80.5%、浙江为73.1%、广东为70.7%，山东能源结构仍然“一煤独大”。此外，2024年山东在运核电装机容量为425万千瓦，同期广东为1614万千瓦，浙江为917万千瓦，江苏为661万千瓦，山东在新能源发展方面还有一定差距。未来山东亟须进一步优化化石能源在电力生产结构中的占比，加快推动非化石能源“提量扩容”，提升新能源在负荷侧的替代能力和系统侧的支撑能力，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推动能源结构从“以煤为主”向“多元清洁”转型。 二是推进终端用能电气化与节能提效。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其发电不稳定等特点，再叠加电力“即发即用”的特征，让消纳压力无处不在。未来仍须通过优化新能源装机结构、深挖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加快新型储能发展、激发绿电使用需求等，多措并举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同时，还要扩大煤电灵活性改造规模，积极进行工业、交通、建筑领域电气化改造，推动新能源规模化高水平利用。 升级生态治理范式，打造生态环境治理样板区 一是加强污染防治攻坚。山东重化工业主导的产业基因，决定了其污染排放的“规模刚性”。在水污染方面，山东的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长期高企，2023年为174万吨，同期江苏为128万吨，浙江仅为54万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也较突出，COD排放的单位耕地负荷约为0.17吨/公顷，远高于浙江的0.07吨/公顷。大气污染方面，尽管PM2.5浓度从2015年的70.5微克/立方米降至2023年的39.8微克/立方米，但2023年数据仍约为广东、浙江的两倍。针对山东污染排放量还比较高的现实问题，未来，必须守护好黄河入海口、渤海湾等生态敏感区，对这些重点区域实行“三水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推进工业废水近零排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强挥发性有机物、臭氧协同控制，钢铁等重污染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全覆盖。 二是推进生态修复“系统治理”。山东生态基底的脆弱性是其环境困境的起点。2023年山东土地沙化面积达67.5万公顷，是广东（3.39万公顷）的20倍，江苏（11.03万公顷）的6倍。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为0.4684，仅为浙江的70%。更关键的是，这种脆弱性具有空间刚性——沙化土地分布与主要农业产区、工业带重叠，这可能导致未来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激烈冲突。以上先天不足叠加年均降水不足700毫米、森林覆盖率低于20%的自净能力短板，形成环境承载力根本性制约，亟须通过生态修复调整破局。未来必须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对黄河三角洲等湿地进行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恢复，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统筹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绿色科技创新策源地 一是加强基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近年来，山东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发展。数据显示，2023年山东发明专利授权55318件，比上年增长13.6%，创新动能加速释放。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相比，山东在绿色低碳发展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2023年山东绿色专利授权数为17120件，同期广东和江苏分别为32405件和31723件，远远高于山东。目前山东绿色低碳领域高新技术企业不足1000家，而浙江省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培育“双碳”领域高新技术企业3200多家，建有“双碳”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5家。未来，山东应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支持高校建设“双碳”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动“中科系”“央企系”科研机构落地山东，构建山东特色基础研究体系。同时，积极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活动，集中突破“卡脖子”技术，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山东路径。 二是构建并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与广东、江苏等省份相比，山东的创新服务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够健全，产学研合作机制还不够紧密。目前，山东科技大市场建立的专利池征集、评估、入库专利为5.8万项，而2024年江苏省154所高校与科研机构完成了12.5万件优质专利入库，广东超过17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盘点专利达到9.92万件。为此，要建立“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机制，形成“强化企业主体—聚焦产业需求—畅通转化通道”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强化政策创新和要素集成，建立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普惠性创新政策体系。同时，完善绿色技术交易市场，探索技术专利拍卖、技术入股等模式，激发企业和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构建全域联动格局，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带 一是强化三大经济圈差异化定位。目前，山东各市经济发展还不均衡，区域发展存在“梯度差异”。2024年胶东经济圈GDP总量为4.2万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比重达到42.6%。鲁南经济圈为1.96万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仅为19.9%，与胶东经济圈有较大差距。此外，各经济圈基于自己内部比较优势已经初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胶东经济圈重点发展海洋经济，省会都市圈依托济南的科技和人才优势，重点发展绿色低碳新兴产业。鲁南经济圈产业结构依然偏重，转型升级压力较大。数据显示，2023年济宁市和枣庄市以钢铁、化工、建材为代表的重化工业营业收入占比超过60%。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离不开区域的协同发展，未来省会经济圈要聚焦绿色科创与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碳中和示范区”。胶东经济圈要充分发挥青岛、烟台海洋经济优势，打造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氢能“环渤海走廊”。鲁南经济圈要加快推动枣庄、临沂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生态旅游。 二是要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目前，山东城乡之间在能源利用效率、生态公共服务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农村资源规模化开发程度相对较低。未来要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光伏+农业+储能”模式，实行农村能源革命，推动乡村振兴与绿色低碳融合。同时，积极推进农村污水、垃圾资源化处理，大力开展传统村落保护与绿色文旅开发，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青岛大学党委书记 胡金焱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承载区，发挥区域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时期需要着力推动和落实的一项战略任务。 准确理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载体，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和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可持续性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应该说，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当前全国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共识和自觉行动。“十五五”时期，要更加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义。 第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这个基本原理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其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态；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应其发展要求。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其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区域发展来看，科技进步和创新会推动某一个区域甚至总体的生产力水平不断向前发展，但是生产关系的各种内在因素及其差异性、不均衡性等，会影响甚至制约生产力的发展。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了这个区域必然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但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市场体系、大中小企业、上中下产业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性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这就决定了长三角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无法按照统一的模式和路径来推进，而是要坚持因地制宜方法论，从三省一市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实际出发，处理好差异化发展与一体化发展的关系，这样才能形成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态势，进而快速形成并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力。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大国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分工理论的实践要义。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特别是大国区域发展理论，本质上强调实现区域分工合作、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强调要高度重视区域发展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诸多要素的适配性，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发展动能。从全国区域整体格局来看，沿海开放地区，依托港口、开放优势和国际产业链网络，充分发挥资本、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快发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知识密集型以及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开放型新兴产业；内陆地区应更多依托能源资源及产业配套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加快发展和布局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绿色化工等实体型新兴产业。从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求来看，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优势，上海科技教育发达，江苏实体经济和产业基础好，浙江民营资本和科技市场活力强，安徽在新技术方面有后发优势。这就要求把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机结合，为区域协作共赢提供新思路。 因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既具有十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学理依据和科学的方法论，也为加快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工作方向和实践路径。“十五五”时期，我们只有坚持做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更好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生产力布局，避免“一哄而上”的同质化竞争、甚至恶性内卷的落后生产关系，才能找到各自创新的“突破口”和“主赛道”，激活各自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将各地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将地方优势与国家需求对接，形成“国家所需、地方所能”的良性互动。 长三角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创新力、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国家战略区域。“十五五”时期，三省一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政治站位，紧紧围绕“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的使命感，率先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长三角之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竞相涌现的生动局面，成为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佳实践地和新质生产力高密度集聚区。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提升长三角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级和水平。“十五五”时期，长三角地区要紧抓差异化、协同化的重大科技任务布局，加快要素跨区域流动和资源配置跨区域政策协调，联合制定长三角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规划与顶层设计，坚持优势互补，突出分工合作，明晰各自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突破口及多方合作方向，形成长三角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最大程度地形成并释放动力源。 第二，要积极构建跨区域协同研发创新机制，联合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十五五”时期，要结合长三角“科教资源密集、产业协同基础好、开放程度高”的特点，加大跨区域协同创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多元主体联动攻关、开放合作深化等路径，系统性提升基础研发能力，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一是出台长三角基础研究协同发展相关规划，明确各省市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定位，如上海聚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合肥聚焦量子科技、核聚变、集成电路材料，南京聚焦人工智能基础算法，杭州聚焦数字经济和大模型等底层架构等，各自努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避免重复投入、分散竞争。二是共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底座支撑。继续深化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改革，支持大科学装置和大科学计划探索市场化运营方式，推动建立设施开放共享应用机制，打造“布局合理、功能互补、开放共享”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突破”的全链条支撑。同时，要协同实施大模型、数据、算力基础性工程建设，推进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建设，在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慧康复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标杆场景和项目。三是围绕全球颠覆性重大科学难题，吸引全球科学家力量，开展联合攻关研究。探索新型举国科创体制的区域实践，三省一市联合设立世界颠覆性前沿科技研究项目或重大科技国际联合实验室，面向全球招募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等顶尖科学家，给予长期稳定的科研经费和国际一流的研究条件，共同培育全球科技创新“核爆点”，抢占世界科技革命制高点、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 第三，着力优化未来产业新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十五五”时期，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这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其中，以硬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牵引力量和动力来源。培育未来产业，对于长三角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均出台了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相关指导意见或行动方案，纷纷提出了涵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量子信息、脑机接口、新材料、未来网络等多个领域的未来产业发展设想，但从最大程度发挥长三角整体优势的要求来看，不免存在一定的重复建设与同质竞争问题。因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三省一市要从长三角整体利益出发，紧紧扣住未来产业这个牛鼻子，协同调整、不断优化全域未来产业布局，更加突出市场导向和潜在优势，聚焦新产业、开辟新赛道、积累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切实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在更大范围内联动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打造分工合作、高效联动、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长三角未来产业集群。 第四，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助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知识驱动的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度依赖区域创新生态的培育。以创新驱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十五五”时期长三角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一是构建区域和全球创新成果转化网络。一方面，要共同打造长三角技术转移中介市场，扶持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信息中心、知识产权法律中介机构等科技服务和转化中介平台发展，实现技术需求方和供给方无缝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另一方面，依托上海技术交易所、浙江科技大市场等平台，建立“基础研究成果—全球技术交易—产业转化”通道，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的跨境流动与产业化。二是建立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组建长三角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或设置概念验证基金，对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的前沿基础研究、新兴产业技术项目、共建孵化器和产业基地进行联合投资。联合推动税制改革，探索建立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和“投入共担收入共享”的财税分享机制。三是加大区域科技政策协同，营造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长三角各类科技创新政策在更大范围、更广区域实现互认互通，增强政策一致性、执行协同性。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型人才、创新功能型平台、科技成果转化、研发创新基地等方面资质互认。四是实质性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跨省市贯通。畅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完善双聘人员和用人单位考核激励机制。破解人才跨界流动的瓶颈制约，推行人才“柔性流动”政策，实施校院企高层次人才跨区域“互聘共享”计划，允许科研人员在不改变人事关系的前提下，跨省市参与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试点“科研签证”制度，为国外高端人才在长三角跨区域开展研究提供便利。统一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利转化收益分享等政策，形成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统一人才分类评价体系，激发人才的创新动力和活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权衡 在首批授权事项清单落实成效持续深化的基础上，深圳又一次被国家委以重任，这既是对过去改革试点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深圳未来发展赋予重任。深圳需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更多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好发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引擎作用和在全国一盘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支持深圳深入推进综合改革试点，在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上继续进行探索。文件提出支持深圳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促进金融、技术、数据等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新体制，健全科学化、精细化、法治化治理模式等四个领域。 综合改革试点是我国改革开放方法论的创新 在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经历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等多种改革模式的探索。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颠覆性、前沿性技术正持续涌现，这也决定着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难以适应当前科技迭代的新形势，单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又难以推动基础性、引领性的制度创新。综合改革试点采取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的方式，突破了“一时一地一事一议”传统模式，是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一种新形式。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有更多自主权，能够有效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现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综合改革试点是顺应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和国际国内新形势的需要 当前，全球科技变革瞬息万变，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持续迭代，在技术创新与商业应用驱动下，新兴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为更好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作为科技创新之城，深圳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综合改革试点将推动深圳继续在更高层面、更高水平、更高质量上引领全球科技创新，进一步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四链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全新范式。 综合改革试点是深圳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关键举措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特别是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来，深圳充分发挥了改革试验田功能，在落实国家重大改革和重大区域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深圳先行先试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经验在全国和粤港澳大湾区复制推广，形成了改革的联动效应和放大效应。持续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加强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激发深圳的创新发展活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在首批授权事项清单落实成效持续深化的基础上，深圳又一次被国家委以重任，这既是对过去改革试点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深圳未来发展赋予重任。深圳需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更多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好发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引擎作用和在全国一盘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 一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力争发挥深圳“科技头雁”作用。深圳的科技创新基本建立起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发展格局，实现了在全国科技创新的引领。当前，面对新的科技变革和大国博弈的新形势，需要进一步加强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优化新型研发机构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的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专业型、“小而精”的高校办学模式。用好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的优势，集聚全球科技新锐、外籍高层次人才，为科技创新注入新活力。 二是推进金融、技术、数据等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深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金融、技术、数据等新要素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化、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实现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创新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增强实体经济发展的韧性，推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借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城市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增强开放前沿的示范作用。开放的程度决定了发展的深度。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以开放促发展是当前应对国际复杂经贸环境的关键一招。深圳要持续深化贸易创新，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开展保税维修、国际文物交易等提升服务贸易发展的新领域。同时，加强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创新，拓展数字货币的跨境应用。完善便利人员的流动配套机制，试点更多的境外职业资格的执业许可，优化境外人员在境内职业资格认证。 四是健全科学化、精细化、法治化治理模式，进一步打造建设服务型政府。进一步探索超特大城市的政府服务和治理的新模式，深化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民生保障服务水平，加强人民群众关切的进口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国际新药临床真实世界数据用于进口药品注册上市许可。健全土地等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完善重大产业项目用地保障，创新土地盘活利用方式，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能。 当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久久为功，经历漫长的过程，需要面对各种挑战与困难。这就要求深圳继续用好综合改革试点，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破解体制机制的约束，先行先试、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推进科技创新、实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创造更多新鲜经验，为改革开放赋能，进一步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提供范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 樊纲 | 企业管理 摘要：在客户关系管理的过程中，客户对企业的贡献并非均等。根据二八原则，80%的利润来自20%的客户，大客户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是却占据了企业总销量的绝大部分。维护好与大客户之间的关系，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针对企业大客户营销策略进行探讨，论述大客户管理的工作要求，认为企业要持续关注大客户的需求，为大客户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提高对大客户的重视度，才能促使企业实现有序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企业，大客户，营销策略 0 引言 近年来，企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的资源难以得到科学配置。当前，企业若想有序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就要高度重视大客户管理工作的要求，为大客户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提高企业的营销价值，以增强大客户的忠诚度。本文结合大客户营销理论，探讨企业在大客户营销过程中的问题及解决策略，对企业执行营销管理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1 相关概念 大客户又被称为关键客户、重点客户，指的是在企业产品和服务消费方面，消费量大、频次高、利润率高、合作稳定等的客户，能够对企业的业绩产生关键影响。大客户是企业获得持续发展及实现预期利润的重要保障，对大客户的识别与服务是企业营销工作的重点。 2 企业大客户营销的问题 第一，对大客户营销的重视度不足。企业开展大客户营销，要形成良好的客户服务机制，形成重视大客户营销的意识。部分企业在开展大客户营销的过程中，没有形成对大客户的营销服务理念，对大客户服务的重视度不足，不关注大客户的需求以及对大客户进行跟踪管理，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大客户营销服务机制。主要原因是企业未在内部形成完善的大客户营销服务理念，对大客户没有形成充分的重视，不利于与大客户保持长期合作。 第二，营销方法选择不合理。企业对大客户要形成科学的营销方法。企业执行大客户营销要了解大客户的实际特点，形成科学的营销方法。部分企业在实施大客户营销的过程中，没有结合大客户的实际特点形成科学的营销机制，制定的营销方案不符合大客户的实际需求，导致企业的营销体系难以吸引大客户。 第三，对大客户细分不到位。企业执行大客户管理，要实现对大客户的细致分类。部分企业对大客户的细分不到位，无法结合大客户的实际特点为大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 第四，未形成专门的大客户营销团队。企业建立大客户营销机制，要建立专门的大客户服务团队。部分企业未形成专门的大客户营销团队，在与大客户合作过程中仅由企业的普通销售部门为大客户开展服务，没有专门的部门为大客户提供服务，相关人员的服务意识以及服务理念不完善，不利于企业为大客户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3 企业大客户营销的策略 3.1 重视大客户营销 第一，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意识。企业在营销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市场要求，关注客户营销。在当前形势下，越来越多企业实现了网络化的管理，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依靠打价格战赢得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前，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企业要获得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对内部的经营管理体系的优化，更要关注整个行业的变化以及企业自身的优势、劣势，及时优化企业的大客户营销策略，结合不同客户的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营销机制，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企业要形成良好的竞争意识，需充分分析企业的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企业的营销策略以及管理流程。目前，部分企业采用的传统营销模式，无法提高企业优势。为了确保企业能够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企业要对各类客户进行分析，并针对大客户进行重点跟踪和重点服务，将资源投向对大客户的服务环节中，确保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 第二，管理层要高度重视大客户营销。大客户的特点是对企业贡献价值较高，同样对产品及服务的要求也较高。企业与大客户一旦构成了合作关系，应该与大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要高度重视与大客户的合作[1]，将大客户营销作为企业营销工作的重要一环，让企业销售、售后服务等全环节都高度关注大客户的需求，以确保企业的大客户满意度能够得到保障，达到让大客户与企业建立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目标。 第三，管理层要形成客户终身价值理念。客户终身价值论指出，企业保留客户的时间越长，从客户方获得的价值越高。因此，企业要与客户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合作过程中，企业通过重视企业的产品质量及服务模式，让客户感受到满意。客户在复购产品时，会直接从企业采购，购买的种类和频率会增加，从而让客户熟悉企业整个营销流程，并且习惯企业服务机制。大客户的服务成本会随着服务时间延长而下降，而对于新客户的服务稍有不慎很可能会导致其无法继续合作。因此，服务新客户的成本要远高于老客户。企业在与大客户合作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老客户，充分关注与老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大客户在养成了购买习惯之后，一般不会轻易更换合作企业，并且还会将企业推荐给其他合作伙伴，从而给企业带来效益。因此，企业要高度重视大客户的要求，转变自身传统营销机制，将企业的资源用在留住大客户以及提高大客户满意度方面，帮助企业实现价值增值的目标。 3.2 合理选择营销方法 针对大客户营销特点及企业竞争特点，应使用4R理论构建营销体系，包括实施关联策略、反应策略、关系策略、回报策略。首先，实施关联策略。关联策略指的是企业和大客户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企业要与大客户实现共赢，就要关注大客户关系维护，加强与大客户的合作关系。例如，企业要重视高层互访机制以及技术交流、产品交流、专题分析报告等。对企业的大客户要定期收集信息，掌握大客户的需求，并结合大客户的需求作为企业产品开发的导向，结合大客户的需求形成良好的市场营销流程。同时，在与大客户合作过程中，企业要高度重视大客户的要求，不断优化企业的营销机制和营销细节。例如，企业在制定营销方案时，通过定期开展企业与大客户交流等方式，动态分析大客户的满意度以及需求，并结合大客户相关情况，对大客户情况进行反馈，动态调整企业的营销机制；其次，反应策略。反应策略指的是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高度关注调整计划，站在客户的视角全方位关注客户的需求，并及时回应客户需求。反应策略要求企业与客户进行积极沟通，在与大客户合作的环节要高度关注大客户的需求，及时做出相应的回应。在大客户的需求反映环节，要结合大客户所做出的各项反馈，及时优化企业的工作流程以及企业的产品与服务模式，以确保企业能够为大客户提供良好服务；再次，关系策略。企业是否能够维护好大客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与大客户之间的关系。企业与大客户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从注重短期效益转变为注重长期利益，让大客户能够主动接受企业的各项营销方案，形成企业和大客户之间良性的互动及合作关系。企业要积极培养大客户对企业的认可度，通过营造良好的合作关系，打造命运共同体，并通过与大客户进行沟通交流方式，建立良好的合作方案；最后，回报策略。回报策略是为确保企业和大客户之间形成长期合作关系，要重视双方经济利益的满足。企业在与大客户合作过程中，要给予适当的回报机制，可以通过产品赠送、商业折扣等形式，给出配套的报酬方案，提高大客户与企业之间合作的意愿。 3.3 细分与服务大客户 第一，正确识别大客户。企业要明确什么类型的客户属于大客户，形成明确的大客户管理标准，通过科学的评价机制形成对大客户的有效识别。长期以来，企业在对大客户进行评价过程中，主要是依据单次购买量和购买频率，将客户分为A、B、C三类，但是大客户的影响因素相对较为复杂，不能以单次购买量和购买频率这一粗糙的指标进行界定，还应该充分考虑客户的合同量、单价、收入、回款率、利润水平、生命周期等方面因素，结合各类因素对大客户进行识别、分类，确保大客户管理工作流程趋于完善。通常企业可以按以下步骤对大客户进行识别：首先，企业要综合考虑自身的规模、技术、现金流量等方面要素，合理分析企业的大客户，并对客户群体进行分析、筛选和判断，筛选出对企业有较高价值以及影响力的客户，初步界定为目标客户[2]；其次，企业在对大客户分析的环节，要关注各类客户群体给企业带来的价值，在对大客户识别环节，要形成多维度的识别机制，一是分析客户单次购买量以及购买频率，分析给企业带来的收入和利润贡献情况。二是分析客户的市场影响力以及与企业的合作意向，分析是否能够与企业形成长期的合作。三是关注客户对企业的价格敏感度，分析企业对相关客户的维护成本。四是关注客户的实际回款率，分析是否能够给企业创造实际的效益；再次，企业结合战略目标及管理计划形成大客户群体，并对大客户群体进行进一步细分，包括细分合作程度、合作项目、合作领域。例如，按照合作领域可以分为全球性大客户、全国性大客户、地区性大客户。按照合作程度可以分为战略联盟关系、合作伙伴关系、被优先考虑的供应商关系。按合作项目，可以分为战略联盟项目、企业项目等；最后，企业在对常规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要明确客户的量化评价标准，并以此确定大客户的管理要求，形成大客户清单，针对大客户清单内的大客户形成高效的服务机制以及良好的互动关系，确保大客户的需求能够被及时满足。 第二，定期对大客户的信息进行整理和优化。企业的市场在不断变化，同样客户的生命周期、状况等也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大客户在发展环节，客户关系的稳定性等方面会在不断变化，企业只有关注客户的类型以及客户的需求，才能为大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若客户的服务价值低，关系不稳定，那么相关大客户也可能会退出大客户清单，甚至不再合作。因此，企业在对大客户进行服务的过程中，要充分关注价值，重视客户的情况，结合客户实际情况对客户进行评价，关注企业所付出各项成本是否能够取得预期的效益，充分结合大客户的重要性等级，对大客户清单内的各类客户进行分析，对大客户清单内的客户进行合理服务，并对排除大客户清单内的客户不再提供相应的服务，以避免企业资源浪费或服务成本过高的问题。通过定期对大客户清单内的各类客户进行分析，确保企业与大客户清单内的客户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达到提高企业效益及服务水平的目标。 3.4 健全大客户营销团队 第一，构建大客户部。建立完善的大客户管理机构，是开展大客户营销的保障。企业要形成专门的大客户部，由企业的总经理直接负责。大客户部的人员要具备一定销售经验以及良好的服务能力，并且大客户销售人员应具有较高的薪酬，以确保人员更具有积极性应对大客户的服务。大客户部要结合企业产品定位、市场行情，合理明确大客户的开发、维护工作要求，负责大客户具体的管理及渠道拓展、关系维护工作，在企业总经理的领导下明确大客户管理的具体原则和措施，并规范自身的行为，对于破坏大客户关系的行为，要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必要时还可以对相关人员予以解聘。 第二，明确大客户部人员的任职条件。企业的大客户部包括大客户经理和大客户专员。大客户经理应该具备良好的市场营销经验、管理经验、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根据企业的整体工作规划，明确大客户开发、拜访、服务要求，对大客户管理过程中各项服务流程进行全面监督与管理，并负责处理大客户的投诉以及做好对大客户的维护。大客户专员主要具有一定的营销经验及良好的服务能力，可以从企业的销售部门中选取业绩好、客户反馈好的人员作为大客户专员，负责制定具体的大客户开发以及服务策略，定期与大客户进行拜访，做好大客户的日常管理工作，确保企业与大客户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充分调动企业内部各类资源满足大客户的需求[3]。 第三，对大客户部人员开展培训。企业构建大客户部之后，体现企业对大客户管理及维护的决心。为了进一步提高企业大客户部人员的工作能力，企业要进一步优化人员的培训机制。在培训过程中，企业要高度关注大客户的需求，形成科学的培训方案。例如，在对大客户部人员培训的过程中，企业可以结合不同人员的工作年限制定相应的培训方案。对于大客户专员，主要培训销售技巧、大客户管理技巧、团队协作技巧；对于大客户经理，还要进一步培训领导力、拓展力、协调力、沟通力，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同时，考虑到大客户部门的服务性质及服务特点，可以结合不同客户的情况制定专业化的服务机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方案，以进一步提高大客户部门人员的服务能力以及管理水平[4-5]。 4 结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当前，企业要在企业竞争中获得发展，就要关注降本增效。本文通过对大客户管理工作进行分析，探讨大客户营销的要求，认为企业执行大客户管理要形成科学的措施，充分关注大客户营销的流程以及工作方法，结合大客户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制定改进方案，确保企业为大客户提供专业化、科学化的服务。同时，大客户管理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企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还要结合大客户的服务要求，进一步优化管理体系，确保企业能够为大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参考文献： [1]梁荣成.玩出大客户营销新高度[J].企业管理，2021（4）：90-94. [2]宋艳秋.浅析通信企业的大客户市场营销策略[J].中国商论，2022（10）：121-123. [3]周晶.关于大客户管理的研究[J].市场周刊，2020（50）：58. [4]张平安.企业大客户营销模式优化分析[J].活力，2023，41（22）：172-174. [5]杜伟.基于大客户营销的工业品营销策略分析[J].中国市场，2023（23）：129-132. 作者简介：夏庆（1969—），男，汉族，江苏南京人，硕士，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营销管理。 上海华虹虹日电子有限公司 夏庆 摘要：在公司管理深度改革的背景下，公司对司库管理效果的关注度有所提高，并将其用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司业务、持续拓展运营范围、不断壮大组织等，而如何提升司库管理水平成为公司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文章以解决上述问题为目标，探究了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构建价值、原则与路径，以期为公司优化司库管理效果提供参考。 关键词：司库管理体系，目的性原则，资金筹措，收款管理 0 引言 公司司库即内部资金管理部门，该部门负责开展资金筹措、运用、风控等管理工作，一旦出现管理工作效果欠佳的情况，就会造成资金筹措不到位、资金未能优化配置、资金风险难以把控的后果，进而阻碍公司发展。因此，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优化升级具有必要性，然而该体系在构建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顶层设计乏力、流程有待优化、内控力度较小的问题。基于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公司需要提升司库管理水平，探析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1 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构建价值 （1）在以交易为基础的司库管理体系构建与发展阶段，司库主要肩负交易责任，发挥着付款管理、收款管理、账户管理等作用，以此提高公司财资交易处理的集成性以及财资使用效率。 （2）在以资金流动为基础的司库管理体系构建与发展阶段，司库主要肩负管控责任，依托内部价值链、外部供应链与产业链消除资金流动堵点，达到健康现金流的效果。 （3）在以业财融合为基础的司库管理体系构建与发展阶段，司库主要肩负服务责任，服务对象为公司的业务部门，以业务部门为支点打造集统筹规划、协调联动于一体的司库管理体系，内部财务系统与业务系统、外部金融系统得以高度融合，助力公司司库管理系统优化升级。 （4）在以深度整合金融资源为基础的司库管理体系构建与发展阶段，司库主要肩负风控责任，在保证内外金融资源高度协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根据公司运营需求、金融实力选定行之有效的融资形式，达到防控金融风险的效果；同时公司可持续累积风险数据，利用巨量数据资源完善金融风险管控机制，在提升金融风控水平的条件下实现增加运营效益的管理目标。 （5）在以公司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司库管理体系构建与发展阶段，司库主要肩负决策责任，站在公司战略高度挖掘司库管理信息应用价值。这可驱动司库管理转型，进一步加大财务风控力度、提升活动分析精度、发展决策支持深度，继而朝着构建一流司库管理体系的方向而不懈努力，使公司可在司库管理体系对接国际的条件下稳健发展[1]。 2 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构建原则 2.1 目的性原则 目的性原则指的是将公司实现宏观发展目标视为司库管理体系构建的目的，使该体系的构建与发展有的放矢，解决该体系建设脱离实际且无法肩负交易、服务等责任的问题。基于此，公司在构建司库管理体系前需解析其发展目标，以实现目标为导向探索提高资金管理效率的出路，在此基础上科学防控资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价值，使公司可在发展中优化配置金融资源，并顺利开展各项业务活动，最终达成公司宏观发展的目标[2]。 2.2 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是指公司在构建司库管理体系时需确保该体系全面渗透运营场域，触及各个运营环节，覆盖公司战略性发展方案实施的全周期，包括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因素，以解决公司司库管理的各项问题。公司司库管理体系应深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清查并集中管控各类账户，保证每笔资金的收付都有规范性、高效性与预算准确性，使公司内外金融资源流转顺畅。 2.3 效益性原则 效益性原则主要是指公司司库管理体系构建与发展须为公司带来综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管理效益等。公司既要严控该体系的构建成本，又要加强全面预算，保证资金投入的合理性，还需采取预算编制、控制、调节等举措提高资金利用率。同时，公司应加强业务、预算一体化，使业务部门以及各岗位的工作人员不仅能规范使用公司资源，还能主动防控预算风险，继而打造全员参与资金管理活动的运营环境。这不仅可增强员工的主体能动性，还可达到以人为本的管理效果。为了增强司库管理体系、公司运营系统的适配性，公司需根据自身金融资源管理实况、运营规模、实践经验、发展需求等制定司库管理体系构建方案，为该体系的构建、升级给予支持[3]。 3 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3.1 顶层设计，形成司库管理体系建设与发展基本架构 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转型升级与公司的改革发展需保持同步，以保证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生命力，从而不断强化风控、服务、决策等功能作用。基于此，公司需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司库管理体系构建与发展的基本架构。该架构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司库管理理论的解析与经验归纳需要公司主动关注与探究管理理论，为司库管理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收集整理管理信息，以分析管理实况，预见管理趋势，判断管理阻力。此外，公司需根据其司库管理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优化管理效果为导向，制定司库管理体系构建与发展的行动计划，为该体系的稳健发展给予支持。 （2）公司在司库管理理论、经验、体系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支撑下健全规章制度，用以支持司库管理体系合规构建与良性发展，可为其司库管理增强功能作用提供制度保障。公司需要制定纲领性制度，如《公司司库管理体系运行章程》，从全局明确司库管理体系建设优化原则、依据等。同时，企业需在纲领性制度的支撑下制定运营管理办法，如《债务融资管理办法》等，为司库管理体系渗入公司运营各个层面给予支持，并根据公司以及司库管理体系的发展状态，对制度以及运营管理办法做出调整。因此，公司需紧抓切实可行、效益为先、灵活高效等要点完成更新这些任务，还需依托“动态调整—章程试行—效果反馈—章程优化”不断健全制度，优化升级相关制度，从而达成司库管理体系的构建目标。 （3）公司需优化司库管理机制，推行责任制，该机制需由五部分组成，一是司库管理委员会，此为最高决策机构，主要责任是制定司库管理目标、制度、模式等；二是公司财务部，此为司库管理部门，主要责任是实施司库管理方案、制度等，还要收集整理管理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分析管理风险，发现司库管理短板以及为管理体系构建新出路；三是运营中心，此为司库管理专业服务机构，主要责任是提供多元服务，可提供资金服务、信贷服务、数据服务等，以支持公司提高账户、资金等管理质量；四是财务共享中心，此为公司司库管理体系数字化变革的发力点，主要责任是在司库管理体系智慧化建设中优化配置数字资源，如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资源，使公司可在线完成司库管理任务；五是执行机构，指的是各个业务部门，如预算部门、采购部门、投融资部门等，需立足司库业务领域做好风险管理、结算管理、现金流管理等工作，在业务部门积极配合的前提下保证司库管理体系的构建方案能落实落细，同时在业务部门协调联动的基础上合力达成司库管理体系构建目标[4]。 3.2 优化流程，增强司库管理体系的便捷性与高效性 公司需将债务融资、全面预算、账户管理及其他重点业务并入司库管理体系，提升该体系动态管控、统筹调度、信息归集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优化公司资金风控效果，优化配置金融资源，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提高公司集约化运营与动态管理的有效性。为了优化公司司库管理体系构建效果，公司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优化管理流程。 （1）公司需基于集权管控构建账户管理体系，制定与实施账户管理办法以及考核管理规定，使得账户开销户审批流程有着统一性，达到针对账户全周期进行管控的效果。公司还需加强银企合作，提升账户可视化管理水平，利用银企直联等技术对资金进行实时监控。 （2）在集权管控的条件下盘活沉淀资金，公司需推行资金集中利用模式，保证资金归集流程有着统一性与高效性，还要从公司实际情况以及满足发展需求的角度设计与实施集内部存贷款、调拨、资金集中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管理方案。集团公司则需依托财务共享中心实施多套资金归集与下拨方案，如“定时归集+余额补足下拨”“定时归集+计划下拨”等，同时搭建内部资金流动渠道，提高公司内部资金综合利用率。 （3）公司需从提高资金集中利用便捷性与高效性的角度加强全面预算，优化全面预算流程，发挥预算约束、控制、反馈、监督等作用，以战略目标统一全面预算流程，打造上下联动全面预算体系，使得业务端能主动参与预算，追求“有预算不超支”的司库管理效果。公司还要推行“预算+计划”双轨司库管理模式，保证预算前沟通到位，预算中全面控制，预算后有分析，并将分析结果转化为预算考核依据，促进各个业务部门按照用款流程规范操作，进而防范资金流动性等各类风险。在全面预算的同时公司需预测资金盈缺，做好前瞻性金融资源调配工作，充分利用现金存量、采购、销售、投融资等数据以及高新技术设置金融资源使用情况预测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科学预测现金流，在此基础上提高公司全面预算质量。 （4）公司需增强结算流程的高效性与灵活性，梳理付款流程，并根据实际用款习惯、作业标准等改进该流程。收款流程主要包括应收、催收、实收三个阶段，应收、催收两个阶段主要关注自销售完成到客户付款的过程，而实收阶段主要关注自银行收到货款到公司确认收款的过程。在技术赋能条件下，公司可应用高新技术加强线上沟通，使业务部门及时获取收款信息，提升部门协作能力。会计凭证的自动生成也可用于应收账款的智慧化管理，达到流程重构并提高收款结算管理实效性的目的。 （5）公司可应用数字技术优化债务融资管理流程，在财务共享中心的支持下搭建集发债、贷款等金融业务活动于一体的债务融资管理系统以全流程管控债务融资，在自动计算贷款利息、多维分析授信额度应用实况、智能预判融资风险的条件下推荐融资方案，以高新技术为支撑推出的融资方案更具客观性、全面性与风险可控性，可保证公司融资决策的实施并降低融资成本。 （6）公司需建设产融联动生态链，以优化司库管理流程，在彰显自身金融资源、信用等优势的条件下与优质金融机构维系长期合作关系，从而消除产业、金融机构的联动阻力，使产业链成为公司享受优质金融服务的有利条件。公司还可应用应付账款、销售订单等构建多元金融场景，推行多种金融模式，进而拓宽司库管理途径，从多个途径优化司库管理流程[5]。 3.3 加强内控，助推司库管理体系与时俱进 内控指的是内部控制，可为公司司库管理体系数字化构建与变革保驾护航。“数字化+司库管理”是可实现自动防范信用风险、金融市场风险等司库管理风险。以防范资金舞弊风险为例，在司库管理线上化、智慧化的条件下，公司可采用用户身份认证技术解决资金管理权责交叉的问题，在管理责权分离的基础上使各个部门维系彼此监督、协作、制衡等关系。当前公司司库管理体系构建与发展的关键点主要有三个，其一为财务职能转型，用以强化司库管理功能；其二为司库管理架构设计，这建立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其三为司库数字化变革，这不仅能提升公司内控水平，还能助推司库管理体系与时俱进。 基于此，公司需加强内控，在此前提下打造“1344+N”司库管理体系。其中，“1”为1个愿景，指的是基于内控的数字化发展愿景，将数智文化以及数字化变革意识、价值追求、理论等引入内控范畴，用以更新公司内部环境、内部监督、信息与沟通、控制活动、风险评估内控五要素，增强内控防范司库管理风险的韧性。“3”为3个跃升：①思维跃升，用数字化内控代替常规内控思维模式；②机制跃升，用数据驱动机制代替经验或规程驱动机制，使基于内控的司库管理体系可自我进化、高速迭代；③角色跃升，内控组织需用价值创造者代替监督管控者的角色，进而在提高资金价值、降低资金使用成本、高效利用资金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4”为4个重构：①以司库管理重点业务为抓手重构内控场景；②以理论支撑、数据汇集、应用功能细化与更新、效果评价与优化为抓手重构内控技术架构；③以大数据为支撑重构数字底座，为智慧内控工具的创新与推广给予支持；④重构数字能力，不断引用高新技术，并加强技术集成。第二个“4”为4个平台：①统一结算平台，用以消除票交所、商业银行、司库等主体数据的堵点，提高公司资金结算效率；②业财融合平台，从资金高效流转与充分利用的角度加强内控，通过内控提高业务端协同运作的有效性；③金融交易平台，该平台有市场数据、公司金融资源应用数据高度连接的优势，公司与金融服务主体可高效互动，从而提高金融交易效率，以实现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的目标；④司库决策平台，利用机器学习、规则引擎、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辅助生成司库报告。“N”为多个最佳实践举措，公司需深度探析国内外基于内控的司库管理体系构建案例，以此总结实践举措，并从增强自身内控能力的角度选定试行举措，累积实践经验的同时改进实践举措，以得到适宜公司司库管理体系良性发展的最佳内控实操方案。 4 结语 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可为公司创造价值，如提高财资使用效率、打造健康现金流等，这需要公司践行目的性原则、全面性原则以及效益性原则，还要提高顶层设计的有效性，优化司库管理流程，并加强内控，继而有效构建司库管理体系，达到公司稳健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俞国华.交通企业司库管理体系建设实践与探索[J].交通财会，2024（12）：22-24，29. [2]杨晴.司库管理体系下A公司融资风险防控研究[J].技术与市场，2024，31（11）：171-176. [3]杨欣欣.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司库体系建设实践[J].新会计，2024（11）：58-60. [4]沈铭.财务公司在司库管理中的作用研究[J].销售与管理，2024（32）：90-92. [5]余智.数字化转型下建筑企业司库体系建设研究[J].商讯，2024（21）：155-158. 作者简介：陆晏（1979—），男，汉族，浙江象山人，硕士，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公司司库管理、财务管理。 凯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陆晏 摘要：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方法，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我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机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较为滞后。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认识到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要价值，并借助全面预算管理对企业内部的各类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预算最早仅有计划、协调等功能，在当前已发展成了以战略为基础，对企业各项环节进行控制、激励、评价的重要方法。全面预算管理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对企业资本、经营、财务等方面进行预测和控制，但是还有部分企业在实施全面预算管理中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文章针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改进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关键词：企业，全面预算，体系建设 0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企业之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企业资金有效管控的方式，有助于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流程。长期以来，部分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还存在一定困难，主要体现在管理方式较为单一，缺乏有效控制与激励的方法，导致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流程产生一系列问题。当前，企业要思考如何优化全面预算管理机制，从而能够改进企业管理流程，并且也可以认识到全面预算管理对企业的重要价值。 1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问题 第一，预算目标较为短视。部分企业在开展预算目标确定时，预算目标仅关注企业现有经济效益目标，却忽视企业长期的战略目标，这是由于预算目标存在明显的短视效应，不利于帮助企业有序达成长期的发展规划，给企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预算编制流程不科学。部分企业在预算编制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下达预算任务指标。同时，企业在确定预算目标时，也仅用简单增量预算的方法确定预算，容易导致预算目标脱离企业实际，预算失去应有的控制效果，阻碍企业的有序发展。 第三，预算执行与调整不严肃。首先，在预算执行流程中，部分企业忽视对预算的预警，没有针对预算产生偏差的成因制定优化对策。其次，在预算调整流程中，部分企业当预算执行出现困难时就随意调整，没有仔细考究、妥善地安排预算调整任务，容易导致预算调整不严谨，预算流于形式的问题较为普遍。 第四，预算考核不科学。企业在开展预算考核时，要对企业各层级人员预算工作任务达成效果进行分析和考核。但是，部分企业对预算考核工作不够细致，对不同部门没有形成科学的考评规划，没有结合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制定相应的考核方法，容易导致预算考核无法适应企业发展的方向[1]。 2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建设探讨 2.1 以战略确定预算目标 战略目标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方向，企业要结合战略目标对企业的预算目标进行梳理。为确保企业预算发挥应有作用，企业要促使预算管理目标和战略目标实现衔接。首先，合理确定战略目标。在确定战略目标时，企业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包括企业的管理层和企业基层、客户等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并结合SWOT分析方式对企业内部环境进行分析，制定符合企业长期发展、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其次，将战略目标分解为预算目标。根据企业的战略目标合理确定企业阶段性的发展规划，以此作为预算目标，从而明确企业未来一段时期内发展的方向，为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1]。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战略地图的方式，站在平衡计分卡的四个角度分析具体预算指标。通过将战略指标进行层层分解，企业让预算目标更加细致合理，将日常经营活动和企业长期发展相衔接。 2.2 优化预算编制流程 第一，明确预算编制的方法。企业预算编制的方法包括增量预算、零基预算、弹性预算等方法，不同预算编制方法都有一定优缺点。增量预算是默认原有预算客观准确且环境没有变化，在原有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增减进行编制，这样的方式省时省力，但是不适应时代变化。零基预算的方式在每年重新编制预算，使预算能够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不同预算编制方法都有一定优缺点，企业在开展预算编制时，要结合企业实际充分考虑各类方法优缺点，以确保预算编制能够吻合项目实际。此外，企业在编制预算时，要对企业战略目标进行分析，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分析各项指标可能受到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实现对不同类别指标的合理控制，如对于容易受到内外部环境影响的指标，采用零基预算法进行编制；对于相对固定的指标，采用增量预算法进行编制；对于与销量相关的指标，采用弹性预算法进行编制。在各级人员了解预算编制方法以及自身工作目标的基础上填写预算表格。 第二，规范预算编制的模式。预算编制的模式包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不同编制模式下适用的企业有一定差异。自上而下是由管理层确定预算指标，并将预算指标直接下发给各部门。这样的方式适用于规模较小、组织架构简单的企业，可能会出现预算目标和基层人员实际相脱离的问题；自下而上的方法适用于高度分权的事业部制企业，这样的方式下基层人员对预算更加了解，在预算编制时更能够符合自身实际；上下结合的方式结合了两种模式的优点，程序较为复杂，编制时间较长，这种方式是当前大部分企业所采用的一种编制方法。在上下结合的预算编制模式中，先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解预算管理目标和规划，在基层人员了解预算方向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开展预算工作反馈。各部门了解预算方向之后编制预算并汇总，通过反馈与沟通，形成一致的规划。这样的预算编制方式能够让预算指标更加客观、科学，有助于促使预算规划顺利达成[2]。 第三，细化预算编制的内容。企业预算编制时，各部门的编制任务有一定差异，编制的要点也不同，各部门要根据本部门的实际编制相应预算。通常而言，大部分企业采用的预算编制以销定产的方法，结合预期的销量确定采购量、产量。销售预算作为预算编制的起点与核心，在确定销售预算后再去确定采购、生产等方面预算。首先，编制企业的销售预算。在编制销售预算时，由市场部门结合经济形势、与客户谈判情况、上一年度预算达成情况等方面，编制销售收入预算、应收账款预算、销售费用预算，也要全面考虑市场环境发展的变化，采用零基预算的方式。同时，企业在编制销售收入之后，避免销售人员虚报销售费用的情况，企业要按照销售收入增长的比例合理确定销售费用增长比例，销售费用增长比例不得超过销售收入增长比例，并在此基础上将企业销售费用分解至具体的区域和具体产品；其次，编制采购预算。企业在编制采购预算时，要结合企业的销售、生产、库存等方面情况合理编制应付账款预算、采购合格率预算、采购成本预算等预算，通过合理编制预算，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自身的利润水平。同时，在采购预算编制的流程中，要重点对企业应付账款预算进行分析，确保企业的现金流量能够得到合理周转；再次，编制企业的生产预算。企业在编制生产预算时，主要是编制企业的直接材料、外购燃料、水电费等方面的预算，合理确定企业在生产流程中的各类设备损耗，包括维修费、保养费等。此外，编制人员预算。人员预算包括人员招聘费用预算、培训费用预算、工资薪金预算、员工满意度预算等，并制定招聘计划，以此确定招聘费用预算；编制培训费用预算，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对人员培训需求进行调查，合理确定培训方案、培训人数、培训经费使用规划；工资薪金预算要结合企业定岗定编计划与上一年度的工资福利情况进行编制；员工满意度预算要求企业对员工进行调查，合理分析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并结合调查情况制定合理的激励方案；最后，编制企业的财务预算。企业在编制财务预算时，主要包括资金预算、财务费用预算等。其中资金预算要求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在企业的管理流程中采用以收定支的原则，以确保企业资金流量能够得到顺畅周转，避免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为企业有序达成战略目标提供必要支持。 2.3 重视预算执行与调整 第一，优化预算执行流程。为确保企业的预算执行更加严谨，企业要制定规范的预算执行机制对预算执行工作进行约束，防范预算执行流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首先，规范预算执行的细则出台。企业的预算指标经过确定之后下达至各部门，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预算工作要求开展工作，制定清晰、严格的支出限额措施，通过预算指标形成对各部门工作的约束[2]。同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企业对费用报销的相关票据要建立严格的审批措施，由财务部门分析相关支出是否规范，确保票据准确、合理，让报销项目与预算相关联，并且财务部门对预算执行的问题予以跟进，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与责任主体进行沟通；其次，建立规范的预算预警机制。在预算执行流程中可能出现人员通融、包庇等问题，为了确保预算得到严格控制，避免预算超支的风险，企业要建立规范的预算预警机制，其中预算范围内预警是企业在各项预算执行流程中，对所有的资金支出都进行控制，由信息系统自动比对每笔费用报销情况，若超出预算额度则由信息系统自动驳回，避免预算超支，即使有需要超额度，也应通过请求上级权限进行审批[3]。 第二，完善预算控制机制。首先，重视信息集成。企业在采用信息系统时，可以借助ERP等系统将企业各环节的数据进行集成，通过数据集成的方式有助于帮助企业及时开展预算分析，帮助企业第一时间了解预算执行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预算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制定相应的改进规划。财务部门在开展预算管理时，要借助ERP系统及时导出相应的数据以及查询预算情况，动态分析预算执行的差异；其次，优化预算分析机制。企业在开展预算分析时，要由各预算执行部门以及财务部门对预算执行的情况进行分析，分析之后出具预算执行报告，根据预算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偏离以及工作问题进行分析。其中财务部门分析主要是以企业财务指标为基础，通过因素分析法确定企业各类财务指标产生变动的具体成因，从而形成合理的预算分析规划；再次，健全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为确保企业的预算工作得到严格执行，企业要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机制，通过内部控制机制能够对企业的预算控制流程进行优化，确保企业的预算管理流程分工明确、职能清晰，形成对各环节工作的有效约束。在优化内部控制体系时，企业要强调内部审计的重要性，借助内部审计对企业预算管理流程进行审计监督，以保障企业的各项管理活动更加严谨，防范企业管理中的风险[4]。 第三，优化预算调整机制。企业在执行预算管理的过程中，要认识到若外界环境发生重大不可预见因素，预算将产生偏离，若继续按照原有预算执行工作，将导致预算无法达成甚至严重影响企业工作的开展。但是，预算的调整必须具有严肃性，确保相关调整事项确实发生才能进行调整，企业要明确预算调整的方式。企业在开展预算调整时，由各预算执行部门根据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若发现重大不可预见因素，由各部门应对相关因素证据进行收集并填写预算调整申请表，针对预算调整的申请事项进行说明，以此开展预算调整，确保预算调整工作严格；其次，明确预算调整的范围。企业要确保预算调整具有严肃性，就要规范预算调整范围。企业的管理层要明确重大不可预见因素的范围，在范围内的事项才可以调整。其中外部因素包括国家经济政策、行业环境、市场方向等发生重大变化；内部因素包括企业发生收并购、战略调整、组织架构调整等。 2.4 强化预算考评 第一，明确预算考评的原则。企业开展预算考评要结合预算工作执行的情况以及预算调整情况制定相应考评规划，给予相应奖惩，让企业预算能够适应企业环境变化。企业在开展预算考核时，要确保预算考核能够符合企业的预算目标，对企业的各层级人员进行分级考核，确保各层级人员主动参与预算管理，形成对预算工作的激励和约束作用[3]。 第二，明确预算考核的指标。企业不同岗位工作任务和工作要点有一定差异，预算考核的指标也不同。对于企业的财务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部门，主要考核费用控制情况。例如，在开展预算考核时，企业可以将预算达成效果与发生费用人员的薪酬挂钩，与财务成本会计及主管薪酬挂钩，督促其监督预算工作。对企业的市场部，主要考核销售任务达成情况。通过对不同部门进行分级考核的方式，企业能够结合各部门工作的实际特点制定更加合理的考核体系，让预算考核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制定科学的激励机制。企业在预算考核之后，要通过合理的激励方式对人员进行激励，对于超额完成预算指标的可以发放额外的奖金，对于未完成预算目标的适当扣除绩效及奖金。通过奖惩并重的考核方式，企业激发员工参与预算的积极性[5]。 3 结语 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推广，对企业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本文针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进行研究，认为当前企业执行全面预算管理存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预算和战略分离、预算编制方法较为单一、预算执行与调整不科学、预算考评不细致等。企业在未来执行全面预算管理时，要结合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制定改进规划，促使预算能够对企业发展发挥应有作用，从而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詹美仙.基于预算管理的企业期间费用管控办法[J].纳税，2021（12）：152-154. [2]沈方红.浅谈现代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对企业的作用[J].投资与创业，2020（4）：38-39. [3]李志明.企业全面预算管理问题研究[J].中国商论，2019（23）：129-130. [4]王勇.基于业财融合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机制研究[J].现代营销（上旬刊），2025（2）：28-30. [5]廖萍.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路径探讨[J].现代营销（上旬刊），2025（2）：13-15. 作者简介：王锦风（1993—），女，汉族，山西大同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预算管理。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四老沟矿 王锦风 摘要：目标成本管理与作业成本法是提高成本控制效率的有效手段，能够帮助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中优化资源配置和成本分配。通过目标成本管理，企业能够在设计、生产和销售阶段预设成本目标，从而确保整个过程与成本目标保持一致。作业成本法可通过细化各项作业环节，精确分配成本，进一步提高管理精度。文章围绕企业成本控制的核心作用，深入探讨了其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及实施策略，强调了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以及持续改进等原则，并提出了企业在实施成本控制时应遵循的具体方法，同时验证了这些方法在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方面的显著成效。 关键词：成本控制，企业管理，竞争优势，成本核算，预算管理 0 引言 当前，企业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普遍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成本压力，为增强竞争力并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将成本控制作为核心管理任务贯穿到整个经营活动中。成本控制是指企业通过一系列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措施对生产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成本进行预测、计量、分析及考核，以期有效降低成本、提升经济效益。成本控制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本文将深入探讨成本控制在企业中的具体应用，并剖析其重要性、实施原则与方法，旨在为企业提升成本管理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1 成本控制的内涵及重要性 1.1 成本控制的内涵 成本控制是指企业为了实现预期的利润目标，通过一系列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手段，对生产经营中的各项成本费用进行详细的预测、计量、分析与考核，进而降低成本、提升经济效益的管理过程。成本控制的核心目标是追求成本的合理性而不是单纯压缩费用，它强调在确保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寻求成本和效益的最佳平衡点。 1.2 成本控制的重要性 一是提高盈利能力，有效的成本控制会给企业的盈利能力带来直接影响。通过对所有支出进行严格监控与管理，企业可以彻底识别并消除多余的成本，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并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同时，企业也可以将节省下来的资金重新投入到创新、研发与市场拓展等关键领域，从而推动企业发展，提升股东价值并巩固市场地位。 二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成本控制在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优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确保有限的资源能够集中用于最具价值的项目与活动。企业通过对各项费用的必要性与有效性进行深入分析，可有效减少资源浪费，进而降低运营成本，最终提升企业的整体效益，并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通过合理配置资源，企业能够实现更高的回报，进而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灵活性与适应性。 三是提供决策支持，精确的成本控制可为企业管理层提供重要的数据帮助，使其能够根据实际财务，实时制定更具实证性的预算与计划，以妥善应对市场波动与内部障碍。这种以数据为导向的决策方法，可以降低风险并提高决策效率，让企业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中游刃有余，抓住市场机遇，减少可能的损失。 四是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有效的成本管理在市场波动与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企业通过精心管理开支，可以迅速调整支出，保持业务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以应对收入减少或其他经济挑战。企业通过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可以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及时采取适当行动，以保持竞争优势。 五是提高市场竞争力。有效的成本管理使企业有能力调整定价策略，从而对市场波动与竞争压力做出迅速反应，同时保持足够的利润率。这种灵活性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动修改产品定价，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并通过有力的促销与其他手段增加市场份额。基于此，企业通过有效的成本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保持其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 2 企业成本控制的实施原则 2.1 全员参与原则 成本控制不只是某个部门或少数人的责任，同时也是所有员工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1]。企业应当实施全面的成本控制机制让所有员工参与其中并积极推广教育和宣传，确保每位员工都了解成本控制的基本原理，并将这一原则融入企业文化且在日常工作中自觉应用成本控制实践。同时，企业还应实施适当的激励措施，鼓励员工主动提出降低成本的建议和策略，如企业可以设立“成本控制创新”奖来表彰提出优秀建议的员工。 2.2 全过程控制原则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都必须实施全面的成本管理。企业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成本控制体系，严格监控并管理各环节的成本，确保成本管理的有效性和覆盖面。例如，企业在产品设计阶段，可通过价值工程分析与优化产品设计来减少材料使用量，从而降低材料成本；企业在采购环节，可通过招标或比价采购等方式，选择价格合理的供应商，以减少采购费用；企业生产过程中，则可通过精益生产、自动化生产技术，提升效率并减少浪费，进而降低生产成本；销售环节，企业可以通过优化销售渠道与市场推广策略，提高销售效率，降低销售成本；在售后服务阶段，企业可通过提升服务质量、缩短响应时间，来减少售后服务的开支[2]。 2.3 预防为主原则 成本控制应优先考虑预防措施，而非纠正措施。企业必须主动识别潜在的成本风险，并通过经验预测和分析实施预防性策略。通过全面的市场分析，企业可以预测原材料成本的未来波动并提前采购，以减轻价格飙升带来的成本上升；另外，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浪费，也是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策略；同时，企业还必须实施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并解决任何成本问题。 2.4 责权利相结合原则 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必须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任务并分配适当的权限，成功整合责任、权限和利益，建立以明确责任和激励措施为特征的成本管理体系。企业可以利用成本问责制将成本控制目标分解到部门和个人的层面，定期进行评估并采取激励和惩罚措施鼓励员工参与成本管理。企业可为每个部门制定总体成本管理目标并制定相关的评估标准，对达到目标的部门进行激励而对未达标的部门进行惩罚，以此来加强问责制和提高管理效率。 2.5 持续改进原则 成本控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企业持续改进和调整。企业必须持续评估成本控制的效率并根据评估结果修改措施以逐步加强成本管理。通过持续召开成本分析会议对各部门的成本控制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企业可以迅速发现问题并制定改进策略。另外，企业还可以从其他公司的先进实践中汲取经验来提高成本管理能力，持续优化和提升现有的成本管理体系，使企业能够在更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 3 企业成本控制的具体方法 3.1 目标成本管理 目标成本管理是指在产品生命周期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等各个阶段进行成本控制，是以利润为中心的市场驱动型成本管理方法[3]。该方法要求企业在整个产品设计阶段确定目标成本，并根据既定目标成本严格管理各个领域的支出，确保最终产品的成本保持在预先设定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司的利润目标。企业将目标成本管理整合到整个流程中，可更有效地平衡成本和收益，从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 企业要确定目标成本，必须全面评估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的定价方法，以及自身的利润目标。市场研究可使企业全面了解目标消费者的需求和价格敏感性，同时，评估竞争对手的成本结构和定价策略，从而确定目标成本和产品价格。企业可利用问卷调查及访谈来确定客户需求和价格预期，同时，收集竞争对手产品的信息，对其成本结构和定价策略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制定合理的目标成本和市场价格策略。 企业在确定目标成本后，必须将其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并制定相应的成本控制策略。在产品设计阶段，企业可通过优化设计减少材料消耗，从而将材料成本降至最低；在制造阶段，企业应提高生产效率以减少浪费和降低生产成本；在销售阶段，企业需要通过优化销售渠道将销售成本降至最低。因此，公司必须建立目标成本监控流程持续监控和评估目标成本执行情况，及时采取纠正措施解决任何偏差，确保每个阶段的成本管理都符合既定目标。 3.2 作业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是指将成本按照作业分配至产品或服务，它是一种基于作业的成本核算方法。该方法认为企业的各项活动由多个作业构成，成本的发生与作业直接相关。企业通过分析各作业的成本构成，可以识别出成本较高的作业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例如，企业在分析生产过程中各项作业的成本时，可重点关注成本较高的作业，并深入分析其成本动因，制定相应措施以降低其成本，从而实现成本优化。 3.3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是企业基于经营目标和发展计划，对未来收入、支出和成本进行预测与控制的管理活动。预算的制定、执行及考核作为预算管理的核心流程，构成了不断循环的闭环体系，通过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使用，进而推动经营目标的达成。预算管理的核心环节是制定预算，企业在该环节应根据经营目标和发展计划，编制涵盖销售、生产、成本及费用的全面预算，鼓励各部门积极参与，以提高预算的准确性和可执行性，从而确保预算管理的有效实施；执行预算则是预算管理的关键环节，企业必须建立明确的责任体系并规定各部门及相关人员的具体职责，同时构建完善的预算监控机制，并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纠正措施，以确保预算目标的顺利实现；企业在考核预算环节应建立系统的预算考核指标体系对执行情况进行量化考核，结合考核结果深入分析找出不足之处并制定相应改进措施，从而推动预算管理的持续优化。 3.4 价值工程 价值工程是通过分析产品或服务的相关功能和成本，来确定降低成本和提高属性可能性的方法，其功能是提高产品或服务的整体价值。公司必须从客户的角度评估产品或服务的必要功能，并通过优化设计、改进制造方法和提高服务质量来增加其价值，同时降低成本和提高功能。价值工程使企业能够在保留产品或服务属性的同时优化成本节约并提高竞争力。企业借此可以评估每个产品组件的功能和成本，找出成本高而功能低的产品，并提倡对其进行改进或替换，以降低成本并提高性能。企业通过对产品各个方面的细致分析，可找出价格高而价值低的组件，从而对其进行改进或删除，以降低成本并提高服务价值。 3.5 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指企业为保证活动的合法性与合规性、维护资产完整性、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以及实现其他目的，而制定的一系列流程和程序。它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措施、信息沟通以及监督五个要素。内部控制可以加强组织的成本管理并规避或降低风险。为此，企业应建立高效的采购系统，以规范运营、减少欺诈，并节省与采购相关的费用；企业也应实施有效的库存管理系统来加强库存监督，并减少库存积压，从而降低库存成本；企业还应实施完整的财务系统来规范运营，并减少财务舞弊，进而提高财务数据的可信度。 4 成本控制的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管理理念的更新，成本控制的方法和手段将不断发展和完善，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4.1 信息化、智能化 成本控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先进的信息系统与认知工具。企业可以通过采用成本管理信息系统自动收集、处理并分析大量成本数据，从而显著提高成本控制的效率和精确度。另外，物联网（IoT）技术的应用也将强化这一程序。企业通过在整个生产链中安装传感器与监控设备，可以实时跟踪原材料使用和能源消耗情况，从而实现即时成本分析。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将改变企业评估和预测成本数据的方式。企业利用深度学习与数据挖掘，检查历史数据，并发现成本波动的趋势和模式，从而为财务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4]。 4.2 全面化、精细化 未来的成本控制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对相关流程的监督与改进上。企业要关注单项业务的支出，同时还要在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制造方法、销售与售后支持等各个方面实施成本管理。这种全面的战略将使企业认识并彻底消除浪费，从而提高运营效率。企业必须全面跟踪各个环节的支出情况，找出造成运营成本高昂的根本原因。企业通过对支出数据的深入研究可制定有效的战略，最大限度地减少多余支出，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4.3 战略化、整合化 随着企业认识到成本管理的重要性，成本管理过程将逐步与其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并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工具。企业必须将成本控制纳入其战略管理框架，确保成本控制目标与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相一致。成本控制应与质量管理、风险管理及其他组成部分相联系，创建一个整体管理系统[5]。这种整合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并促进资源分配与决策的协同效应，从而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成本管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已成为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关键因素。企业必须将成本控制视为重要的管理义务，并将其纳入运营流程。企业通过实施有效的成本管理系统、优化资源配置及提高生产效率，可大幅减少开支、提高盈利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理念的革新，成本控制方法和技术将不断创新并发展，企业必须努力掌握先进的成本控制原理和技术，同时不断创新成本控制框架，以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增强其基本竞争力。同时，企业必须加强成本控制团队的建设，培养具备这方面经验和技能的管理人员，有效支持企业成本管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骐.目标成本控制管理模式在国有城建企业中的应用研究[J].时代金融，2023（12）：64-66. [2]刘艳艳.管理会计工具在企业成本控制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中小企业，2023（3）：99-101. [3]王淑美.管理会计在服装企业成本控制中的作用及策略[J].西部皮革，2022，44（21）：66-68. [4]李永强.成本控制在企业内的应用[D].太原：山西大学，2022. [5]周娟.论行政事业单位如何提高管理会计应用水平[J].当代会计，2021（24）：109-111. 作者简介：杨栋栋（1982—），男，汉族，河南洛阳人，硕士，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成本管理。 伊川县金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杨栋栋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