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基础设施（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FMI）是为各类金融活动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系统及制度安排，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建立健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推动建立健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议题。
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新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基础设施规则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监管改革不断深化，跨市场互联互通不断加深，科技创新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为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注入新动力。2012年，国际清算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联合发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定义为介于参与者之间为金融交易提供各种服务的多边系统，也包括系统的运营者，具体有5类：支付系统（PS）、中央证券托管系统（CSD）、证券结算系统（SSS）、中央对手方（CCP）和交易报告库（TR）。
趋势一：全球金融基础设施规则体系逐步建立与完善，监管改革不断深化
回顾和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监管机构发现市场不透明，尤其是场外衍生品市场不透明，是危机蔓延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背景下，金融基础设施的功能与重要性在更多层面得到认可，成为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抓手。作为金融市场的枢纽，金融基础设施自身风险及规则体系也受到关注，各司法辖区内的相应规则完善程度显著提高，专门针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的法律陆续推出。2012年，CPSS和IOSCO联合发布的PFMI包含24项原则要求，为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提供了最低要求。之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不断补充完善标准，诸如在提高中央对手方韧性以及恢复与处置（Recover&Resolution）的资源使用等方面设定了新标准。2022年，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前身为CPSS）和IOSCO发布PMFI适用在稳定币安排中的相关细则。FSB在监督和推动PFMI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方面不断发挥核心作用，确保PFMI在全球不同司法管辖区有效应用，增强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此外，关于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落实PFMI的评估结果也在持续更新。
各经济体专项立法陆续出台。2010年，美国出台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重点关注了有关中央对手方清算以及交易报告库建设。2012年，欧盟发布《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Emir）。2015年，瑞士颁布首部金融基础设施专门法律《瑞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及配套细则，为瑞士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健运行提供了法律基础。2015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通过《金融基础设施监管标准》，将金融基础设施的规则修补到新加坡《证券期货法》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于2024年8月22日通过《2024年财政法修正案（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其他措施）法案》，强调金融基础设施的处置、监管合作加强以及可持续的披露要求等。
重视场外市场风险管理及提高市场透明度成为国际监管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达成共识，一方面要求符合条件的标准化场外合约通过受监管的中央对手方统一进行清算，另一方面要求非中央对手方的清算场外衍生品（NCCDS）保证金框架不断明晰和一致。从机构发展特点看，交易报告库建设的作用凸显。自2020年以来，几乎所有FSB成员都有全面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报告要求，80%以上的新交易需要向交易报告库或类似交易报告库的实体报告。这一措施有助于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监管水平。2021年12月，FSB将中证报价列入交易报告库名单，交易报告库的建设和监管不断完善。在支付领域，欧洲银行管理局加强了反洗钱相关要求，如对虚拟国际银行账号（Virtual IBAN）潜在风险的讨论和防范措施不断趋于明朗。
趋势二：科技创新成为驱动金融基础设施变革的重要力量
从金融基础设施发展历史看，技术驱动是重要力量。最早证券存管系统的诞生是由于簿记技术使得实物证券存管被取代，进而实现证券转移的即时性和自动化，消除了人工数券、物理质押、保管、运输、保险和内部安全成本，大大提高了证券交易过户效率。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尝试运用新技术，金融科技（Fintech）与金融基础设施发展呈现出加速融合的趋势。
一是提升风险监测与分析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AI）、区块链等技术的创新应用，通过提升风险识别与评估的精度、实现实时监测与预警、优化风险控制与合规管理，显著增强了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健性。例如，新加坡交易所（SGX）将大数据分析深度融入市场监管与风险控制环节，通过对实时报价、订单流、成交信息以及来自第三方数据提供商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整合分析，构建出多维度的市场画像。当市场中出现异常订单行为、价格剧烈波动或特定板块的成交量突然暴增时，新加坡交易所的风险监测系统能在早期阶段识别潜在异常。
二是优化运营效率。金融基础设施通过实时化数据分析、自动化决策、智能化合规与去中心化账本技术，从繁冗的传统流程中解放出来，实现成本更低、速度更高、韧性更强的运行模式。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为客户体验、风险控制与监管实践的优化创造了良好条件。例如，美国证券存托与清算公司（DTCC）开发了基于以太坊的证券登记与托管平台，该平台利用智能合约实现证券发行、转让与托管的自动化流程，减少了手工操作和中介环节，提升了交易记录的透明性与不可篡改性。
三是提升市场服务能力。通过深度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可以有效帮助金融基础设施更加深入洞察市场需求，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智能化的服务，优化客户体验，拓展客户覆盖面，提升服务效率。例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 Group）通过大数据分析，深入了解客户的交易行为与需求，优化产品设计与服务提供，开发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合约，提升了客户满意度与市场参与度。
趋势三：金融基础设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
在全球可持续金融领域不断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金融基础设施在可持续金融产品发行、交易、清算、风险评估、信息披露标准制定以及环境、社会与治理（ESG）评级等方面持续赋能，支撑可持续发展领域政策精准落实，体现了金融基础设施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独特功能。
在创新融资渠道方面，金融基础设施助力开发多样化的可持续金融产品，通过专业的金融基础设施保障发行、交易等环节的规范运行，为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新的融资途径，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应对气候变化、资源保护等领域。例如，欧洲泛欧交易所（Euronext）推出ESG债券交易平台，支持绿色债券、社会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发行和交易。该交易所提供透明的ESG披露标准，为中小企业进入绿色金融领域提供便利，已成为欧洲主要的可持续债券交易中心之一。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建立初期，该交易所提供标准化、透明化的交易平台以及透明的价格发现机制，增强流动性。EU ETS自2005年启动，2023年实现了历史性的16.5%减排，排放量较2005年下降约47.6%。再如，2023年，德国交易所集团下的欧洲能源交易所（EEX）推出全球首个基于市场的绿色氢气价格指数HYDRIX指数，为新兴市场提供早期价格信号。
在信息披露方面，各大交易所积极落实披露要求，如所有在伦敦证券交易所（LSE）的上市公司从2025年开始需遵循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披露要求，披露气候风险、水资源压力等核心议题。
此外，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如欧洲清算银行使用Greenomy解决方案筛选其经济活动是否符合《欧盟分类法》（EU Taxonomy），并实现年度可持续金融报告目标。
趋势四：全球金融基础设施间互联互通不断深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国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投资者的跨境投资需求不断增长。为满足这一需求，各国打破资本流动壁垒，促进国际金融市场交流合作，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机制应运而生。互联互通打破地域限制，吸引更多参与者和资金进入市场，使交易更活跃，资产价格更能准确反映价值，如跨境股票、债券等市场的互联互通促进了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能在更广泛范围内进行融资，投资者有更多投资选择，资金可流向更具效率和潜力的领域。
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成为显著趋势，不同金融要素市场之间的连接和数据共享将成为可能，以促进信息流通和资源优化配置。例如，2014年11月17日启动的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以下简称沪港通），开启了内地与香港证券市场通过金融基础设施连接的新模式，推动了两地资本市场融合发展。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与香港交易所（HKEX）在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方面进行合作探索，促进了区域内金融市场的融合发展。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与欧洲洲际交易所（ICE）通过合作为跨境衍生品交易提供清算服务，有效管理了交易双方的信用风险。征信机构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如欧洲的征信机构通过欧洲征信协会（AECR）等平台进行数据交换和合作，提高了信贷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等国际经贸合作机制推动了各成员国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特别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互联互通。随着互联互通的深化，分布式账本技术（如区块链）被用于跨境支付和清算，提高交易速度、降低成本、增强透明度。监管机构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识别和管理潜在风险。
尽管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国际地缘政治冲突、金融科技广泛应用带来的技术风险以及互联互通加剧可能引发的风险外溢。未来金融基础设施需要持续关注相关风险因素，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提升技术安全和自主可控水平，增强自身韧性，不断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提升合规管理和自律水平，推动稳健可持续发展。
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发展调研分析
为深入了解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笔者围绕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安全、金融基础设施助力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基础设施数据安全管理、金融基础设施科技创新、金融基础设施赋能绿色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对29家金融基础设施、监管及市场参与机构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结果如下。
监管方面，受访机构表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以及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规范金融行为是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监管的重要目标（见图1）。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基本满足金融基础设施发展需求，但仍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分业监管协同不足等问题（见图2）。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大部分受访机构表示应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标准。
风险管理方面，受访机构表示，金融基础设施运营中最突出的风险是信息技术风险，其次是操作风险，再次是法律合规风险和政策风险；此外，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也不容忽视（见图3）。绝大多数受访机构已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风险演练和压力测试。对于国际金融制裁可能带来的挑战，大多数受访机构表示，金融基础设施应未雨绸缪，持续推进“自主可控”发展，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提升反制裁能力。
风险因素方面，68.97%的受访机构表示，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是2025年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欧美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及宏观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不确定性、网络安全风险、金融制裁风险、极端行情风险、市场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也较为突出（见图4）。值得注意的是，27.59%的受访机构认为环境和气候风险会对其业务产生影响，24.14%的受访机构认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应引起重视。
业务连续性方面，大部分受访机构（68.97%）已建立“两地三中心”，小部分机构（13.79%）表示计划建立。机构较为关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2024年7月29日发布的金融行业标准《金融信息基础设施运行指标体系》（JR/T0268—2024），该标准对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相关业务连续性指标进行了明确。
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我国金融基础设施机构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出相关服务和产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例如，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登）积极推动债券柜台市场发展，满足个人、中小机构投资者的多元化投融资需求，并支持主题债券创新，引导市场资金投向乡村振兴、粮食安全、科技创新、稳产保供、重大工程、基础设施等实体经济领域。上海黄金交易所不断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探索黄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支持黄金产业的健康发展，促进黄金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和消费领域的应用，带动相关产业的升级和优化。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保险+期货”基础上，推出天然橡胶“稳产行动”项目，切实帮助广大胶农稳定收入，并持续关注中小微企业“小生意”的痛点和难点，探索创新服务平台和模式，推出上期综合业务平台服务中小企业需求。调研还发现，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仍然存在相关产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产品创新力不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未打通等问题。金融基础设施机构需要不断提高站位，加强创新与科技应用，推出更加符合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服务和产品，畅通服务渠道，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国际化发展方面，近年来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在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13.79%的受访机构在境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主要分布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68.97%的受访机构尚未设立境外分支机构，17.24%的机构未来计划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拓展业务。超过62.07%的受访机构已经推出国际化服务或产品，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沪纽金”等，切实提升了我国金融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27.59%的受访机构表示计划推出。此外，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金融基础设施与境外市场的互联互通还面临法律规则体系差异、监管差异、地缘政治冲突、全球风险外溢与传导等挑战。
可持续发展方面，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发挥着愈发关键的作用，尤其在绿色金融政策创新、产品多样化和国际合作等领域。调研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金融基础设施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部分金融基础设施机构（48.28%）已经推出ESG相关服务和产品。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支持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大力发展绿色债券市场，加快绿色指数产品创新，推动绿色披露规则建设，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绿色产品不断丰富，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中债登将支持绿色发展融入公司战略规划，持续拓展绿色债券市场服务广度和深度，推动绿债市场信息披露标准化建设。上海清算所发布绿色低碳主题债券指数，该指数以募集资金用于推动环境效益、区域发展、社会责任等项目的债券以及清洁能源、清洁交通、可持续建筑、工业低碳改造等绿色项目行业发行人所发行的深度低碳债券为样本，可作为投资绿色及深度低碳债券的业绩比较基准和投资标的。与此同时，我国金融基础设施还面临ESG数据透明度和一致性不足、金融市场对ESG投资的认可度和激励不足、碳市场发展与国际接轨不足、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国际合作与标准接轨的深度不足等挑战。
数字创新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创新技术的应用提升了金融基础设施的经营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降低了运营成本，为我国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对于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及业务落地的主要困难与挑战，大部分受访机构认为是投入成本较高（75.86%）和缺乏专业数字化人才（72.41%），业务场景不清晰（62.07%）、对于信息技术安全风险的担忧（48.28%），以及数据安全管理的困难（41.38%）也是制约因素。
数据安全管理方面，我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领域建设，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构建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为核心的法律框架，明确了数据处理、网络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的具体要求，特别是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如金融行业）提出了更严格的安全和合规标准，确保金融机构在数据管理、跨境数据传输等方面符合国家安全和法律要求。对于金融基础设施机构而言，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显著提升了数据安全管理的标准，要求机构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体系，采取更严格的分级分类保护措施，加强数据合规管理，特别在数据跨境时需要按要求开展安全评估，确保数据安全。93.10%的受访机构表示，数据安全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超过48%的受访机构已经推出数据安全管理相关措施，34.48%的机构表示正在研究制定并计划推出。面对网络安全、数据隐私等不容忽视的挑战，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技术安全管理机制建设，提升应对网络安全风险能力，不断完善数据合规管理体系。
总结与建议
金融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枢纽，全球金融市场的交互越来越依赖金融基础设施的连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发展需要密切关注国际监管动态，夯实相关法律基础，完善风险管理框架，增强金融基础设施应对风险的韧性，提升技术系统的独立性，保障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高效运行。
建议一：进一步夯实法律制度基础，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监管体系。一是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为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与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加强监管协调，强化跨市场信息共享，提高金融基础设施监管能力，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是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推动相关规则互认和信息共享，强化境内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建议二：积极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提升反金融制裁能力。一是要建立健全“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确保核心硬件、软件等自主可控，强化数据安全管理。二是要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三是未雨绸缪，针对可能金融制裁场景，建立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建议三：稳步强化金融基础设施职能发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一是坚持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基础设施运行的宗旨，多措并举，丰富产品与服务体系，切实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与覆盖面，降低成本，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二是持续推动金融基础设施绿色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绿色相关制度标准，创新绿色产品与服务，引导行业发展，不断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国内外相关标准接轨。三是统筹创新与安全，加快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此外，积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加快数据要素市场与金融市场间联通，疏通相关堵点，为数据资产化提供支持与服务，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法律与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2024年上半年，13家A股上市农商银行合计实现营业收入691.78亿元，同比增速为-2.10%。其中，利息净收入为519.26亿元，在营收中占比75.06%，同比增速为-9.35%，降幅同比扩大7.58个百分点，主要系净息差持续收窄，上市农商银行净息差为1.61%，同比下降27个百分点；非利息净收入为179.40亿元，同比增速为26.37%，主要系债市行情演绎下投资收益增长。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非息收入日益凸显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性，加深银保合作或可进一步赋能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发展。
银保合作发展历程及特点
银保合作是指银行和保险公司开展的银保代理、信贷保险、投资交易、资产托管等领域的全方位业务合作。在银保合作中，银保代理业务规模占比较大，因此银保渠道保费收入（即保险公司通过银行渠道获取的保费收入）能较为有效地反映银保合作紧密程度。近十年来，我国银保渠道保费收入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1）。
从发展历程来看，2018年，银行渠道保费收入受保险产品的设计和销售新政策影响，整体跳减。2023年，中国保险业在政策层面迎来多项利好，包括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规范保险销售行为、明确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评估办法等，银保渠道保费收入大幅增加。2024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出台“报行合一”政策，要求保险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以出单费、信息费等名义向银行代理渠道支付佣金以外的费用。该政策出台后，银保渠道佣金费用较之前平均水平下降约30%，促使银保合作不断深化，通过创新和优化合作模式，以适应市场变化和监管要求。
从发展特点来看，近年来，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构建起全方位、多元化的合作格局，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在产品创新上，推出普惠、科技、养老等特色产品。例如，2024年，中国银行协同集团子公司中银三星人寿推出“中银颐享金生即期养老年金保险”“中银稳盈二号两全保险”等产品，向普惠、科技和绿色领域的投资规模达到83亿元，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帮助企业和个人消费者降低风险。为响应国家促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银保合作持续推出农业保险与信贷支持相结合的产品，有效降低了农业经营风险，并缓解了农户融资难的状况。
在业务范围上，加深保险资管和托管业务合作。例如，工商银行大力开拓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业务，2024年中保险资产托管规模达7万亿元，保持行业第一；招商银行2023年受托管理保险资金规模达1450亿元，较上年增长33%。
在数据共享上，实现信息双向整合，提高客户资源利用率。2024年中国太保携手浦发银行共同发布《中国太保与浦发银行数据合作生态白皮书》，双方以共建为原则，共同推动数据合作生态的建设。
在人才队伍上，培养银保专业化人才。例如，平安银行与平安寿险推进“新银保”模式，打造平安银行新优才队伍，将代理保险业务内嵌到银行财富管理业务体系中，从而提升客户服务专业化度。
在合作主体上，以国有大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在股权投资方面，大型商业银行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入股保险公司，形成股权合作关系，推动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混业经营发展。在集团内部协同方面，中国平安旗下的平安银行和平安保险凭借天然的协作优势，在业务整合和资源共享上实现无缝对接。在全面战略合作方面，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与保险公司签署更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涵盖从资产管理、保险资管产品托管、保险代理业务到联合产品创新等多个领域（见表1）。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国有大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2023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报告中，保险代理收入的上级科目分析，并查阅其中对代理业务等科目的解释发现，在代销合作方面，2024年上半年各银行均受“报行合一”政策影响，全行业代销规模较同期缩减约30%。按不同银行分类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缩减最为显著，样本银行较同期平均缩减48%，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为平安银行（同比减少80%）和招商银行（同比减少57%）；国有大行和城商行规模缩减均超20%，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分别为建设银行（同比减少33%）和上海银行（同比减少39%）。代销合作规模基数较小的农商行，规模缩减为18%。重庆农商银行作为样本中唯一一家代理及受托业务佣金全年规模低于10亿元的银行，其2024年上半年该科目仅同比减少6%。总的来说，政策变动对行业规模的影响是显著且一致的。因此，关注政策变动、稳定代销规模并利用政策机会稳步扩张，是农金机构加强银保合作、稳定中间业务收入的重要方式。
农村金融机构开展银保合作存在的挑战
农村金融机构因资源规模和市场覆盖受限，开展与保险公司合作内容也多集中于保险代理销售或其他单一保险产品，全面资源整合和业务协同的深度和广度不够。与规模较大的国有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仍处在较为基础的代销合作层面，尚未形成有体系、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存在诸多挑战。
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的产品种类有限。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以保险代销收取销售费、增厚中收为主要目的。此模式下，银行和保险公司签订短期代理协议，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中收。同时，保险产品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客户适应性差，保险产品不能匹配农村金融机构渠道，难以满足农村客户的实际需求。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的产品和服务短暂且单一，不能发挥双方在客群、渠道、研究方面的优势，没有形成完整的银保合作生态。
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的深度有限。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远少于大行，且只能在属地范围内开展业务，双方在产品、销售、理赔等方面的合作深度有限。农村金融机构应探索细分客群，争取扩大与保险合作的空间，并根据客群特征对产品进行升级改造。
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的风控能力有限。“三农”业务受制于自然环境，风险较高，提高了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识别难度和系统建设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应尝试与保险公司在风险管理等中后台方面进行合作，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尝试满足较小规模的信贷需求。
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的人才队伍有限。农村金融机构平台小、产品单一，人才相对缺乏，人才梯队建设存在不足，在产品创新、生态建设等方面缺乏动力，制约了银保业务创新。农村金融机构客户群体相对下沉，对专业度要求更高，尤其对于农业、科技、小微类业务，需要保险业务专业人才作补充。
银保合作的发展趋势与机遇
近年来，银保合作利好政策频出，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这为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加深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银保合作产品不断创新，定制化产品日趋丰富。面对“报行合一”等政策变化，银行和保险公司都在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合作方式。例如，邮储银行于2024年落地全国首笔“ESG贷款+保险”业务；招商银行加大线上运营建设力度，通过“金融产品+服务权益”体系，强化客户获得感。
银保合作网点政策松绑，渠道载客量有望上升。2024年5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取消了商业银行网点与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代理合作的数量限制。此前，农村金融机构因网点数较国有大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少，可代理的保险公司及产品数较少，取消“一对三”限制后，农村金融机构将有望与更多保险公司合作，有效提升渠道产品数及载客量。
银保合作多维度发展，多元化探索服务模式。
2024年5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强调银保合作应向多维度发展，各机构由此不断探索深化合作模式，共建服务场景生态。例如，中国信保探索多元化银保合作模式，支持企业“走出去”，通过国际银团贷款模式开展海外投融资项目合作。
银保合作创新性发展，联合培育专业化人才。依托于同股东背景下的亲密度及不断前置化的合作，银保合作逐渐从代销、产品合作，前移到客户培育、人才共建合作。例如，国华人寿推出的队伍培育创新合作模式——国华银保共建团，形成体系化、专业化、实战化的长期合作培养机制，全面有效地提升理财经理的客户经营能力。
农村金融机构开展银保合作的路径
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在产品、渠道、风险管理、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具备合作潜力，可以通过灵活、多元合作模式，丰富产品线，拓展客户资源，共同推动、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产品共建，协同创新。一是完善准入机制，遴选优质产品。农村金融机构保险代理产品相对单一，应当从准入机制入手，制定并完善科学的、有区分度的准入机制，遴选优秀的保险产品，丰富金融产品货架，为客户提供更多元化的产品选择，以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二是围绕共同客群，打造重点产品。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机构可以围绕双方共同的重要客群——农业客群，打造重点合作产品。例如，永新农商银行与太平洋财险创新“农保贷”业务合作，共同推进“银行+保险+农户”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在不增加担保及融资成本前提下，充分发挥农业保险融资增信功能。三是打通数据壁垒，优化产品设计。银保双方对各自客群有不同侧重的数据库，双方可以打通数据壁垒，互为补充，基于完整的数据库，精准描绘客户画像，优化合作产品设计，联合定制客户服务，增强双方客户黏性。例如，兴化农商银行与人保财险打通数据壁垒，在信用评价模块中嵌入保险大数据信息，对投保农户授信额度、执行利率进行优化调整，满足各类三农客户贷款需求。四是基于产品合作，进行渠道复制推广。农村金融机构通过与单一保险公司特定产品合作后，可“以点构线”，提取该合作产品与渠道的匹配点，与该保险公司开展多维产品合作；“以线带面”，复制多维产品合作模式，与更多保险公司开展全面合作，实现银保产品快速推广，全面提升银保合作成效。
渠道共享，联手拓客。一是强化保险代理，实现渠道共享。保险代理方面，2024年，监管部门取消银行网点与保险公司合作数量限制，将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业务合作，推动银保渠道融合发展，增加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农村金融机构应与更多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建立双方客户渠道共享机制。银保双方可利用各自渠道的细分差异，互为补充，实现渠道广度的增加。二是强化资源共享，推进渠道引流。资源共享方面，除个人客户，银行与保险公司企业客户资源丰富、优势产品互补。银保双方应在渠道共建的基础上，增加渠道合作的客户类型，从简单的保险代理目标客群，扩展到银保双方业务相关的重叠客群，如企业客群、高净值客群等，围绕客户生命全周期，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三是总分渠道协同，扩张同业联盟。农村金融机构应加深与保险公司渠道维度合作，通过与保险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组成业务联盟、联合举办客户活动等形式，在总部层面实现“总对总”对接、在分支机构层面开展“手拉手”建联，形成网格化对接机制。在此基础上，联合不同同业机构，扩张同业联盟。例如，上海农商银行和太平洋安信农保等5家单位共同发起的上海市乡村振兴服务联盟，实现跨界融合，形成合力，通过资源共享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支持。
风险共担，稳健前行。一是实现“增信”和“分险”，提高支农能力。农村金融机构以当地普惠客户为主要服务对象，相较于大型银行，普遍存在的客户少、数据薄、风控弱等不足，制约其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强与保险公司在风险管理维度的合作，通过信用保证保险，实现“增信”和“分险”，即在信贷需求端提升普惠客户信用等级，在信贷供给端分担银行的信用风险。例如，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与财政局共同推出“政银保担”四方合作机制，全面提升金融保险服务支农的质效和能级。二是依托系统加成，提高风控能力。与农村金融机构相比，保险公司在科技系统、数据治理等方面具有优势，且保险公司在服务普惠客户过程中，积累了差异化的数据，依托科技系统加成，在客户洞察、风险识别、风控策略、定价体系等方面形成自身优势。例如，安华农险建立了天、地、空一体化的信息采集系统，实现对农业数据的感知和诊断，对“三农”客户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利用保险机构成熟的风控体系，为自身风控体系做重要补充。
人才共育，智慧融合。一是专人专项对接，统筹资源协同。农村金融机构应采用银保专人对接模式，合理安排人才，提高合作效率。在渠道层面，同业客户管理部门牵头与保险公司对接，统筹保险公司业务合作，优化资源分配，协同经营单位建联；在业务层面，由各业务主管部门开展具体业务合作，试点特色产品加载，形成稳定合作模式；在营销层面，由各经营单位与保险公司业务部门、分支机构对接，营销业务合作，引流产业客户。二是联合培育人才，健全激励机制。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强与保险公司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通过人员定期交流机制、制定科学培养计划，为双方培养懂银行、懂保险的复合型人才。农村金融机构应健全银保复合人才激励机制，根据不同年龄、学历、经验、技能，合理分析人员配置，划分不同人才梯队，对贡献度较高的人员设立专项津贴。三是共建同业专家库，互为人才补充。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可围绕农业业务、小微业务等细分领域成立同业业务专家库，定期交流行业资讯、分享行业研究成果，互为人才补充。
未来，农村金融机构可与保险公司围绕耐心资本、养老金融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保险资金体量大、周期长、来源稳，具备典型的“耐心资本”特性，适合科创领域早期、小型项目培育，也是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关键支撑。双方可通过整合股票、债权、信贷与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风险管理手段。农村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可借鉴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经验，探索“现代养老产业发展基金”、长期护理保险等，为中老年客户提供金融产品服务设计、投资咨询、健康管理等一体化金融服务。
作者单位：上海农商银行金融市场部、董事会办公室，课题组成员包括王昌健、李晓薇、陈安可、夏禹、陈建宏
上海农商银行金融市场部课题组
科技金融是实现科技与金融双向促进，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联通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路径的重要纽带，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弱项，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需求；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健全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要综合运用知识产权、财政税收、政府采购、设施开放等政策，更加动态平衡、结构合理地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优化。
深刻认识发展科技金融的重要意义
发展科技金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这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统一性。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以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突破加速重构全球产业竞争版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亟须金融工具破解融资瓶颈，产业链补强培壮要求金融资源向大中小企业融通倾斜，科技创新对产业变革的全局驱动日益深化，科技金融贯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枢纽作用更加凸显。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通过科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耐心资本培育机制，创新风险分担模式，优化要素配置方式，将资本要素精准配置到科技创新最前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科技金融列为“五篇大文章”之首，也正是基于其对国家战略的全局性支撑作用，既通过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质押等工具加速成果转化，又以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创新模式促进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科技现代化与金融现代化的深度融合。
发展科技金融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这为我们指明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前进方向，也标志着我国金融发展进入服务实体经济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阶段。历史与实践表明，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的深度协同是金融强国的本质特征之一，既体现为金融资源对创新链的全周期覆盖，也表现为金融制度对国家战略的适应性重构。科技金融通过建立适配创新规律的资本供给机制，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在破解科技型企业“首贷难”“融资贵”困境的同时，引导金融资源从传统领域有序配置到关键发展领域。更为重要的是，科技金融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八个坚持”内在统一、高度契合，既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通过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等创新实践，践行“金融为民”的根本宗旨，实现金融业自身高质量发展与服务国家战略的有机统一。
发展科技金融是应对国际变局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技术封锁与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科技金融既是突破“卡脖子”技术封锁的战略支撑，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保障。从塑造竞争优势看，科技金融通过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工具引导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未来产业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跃升。从维护国家安全看，科技金融借助数字技术重构金融基础设施，强化跨境支付、数据安全等领域自主可控能力，筑牢金融安全屏障。从参与国际治理看，通过绿色金融、科技保险等机制创新，推动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提供中国方案，增加国际话语权。这一过程中，科技金融不仅强化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更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基金、跨境投融资平台等载体，推动技术标准互认与成果共享，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驱动力。
积极探索发展科技金融的实践路径
发展科技金融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立足在全国科技发展格局中的定位，聚焦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短板弱项，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推进科技金融，赋能科技发展。
打通供需堵点，完善科技金融政策机制。科技金融体制机制中资源错配、区域失衡等问题，需要加大适配科技创新系统性的金融政策供给。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打通政策链、资金链、产业链协同堵点，强化对战略科技力量的金融支撑；另一方面，依托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先行先试优势，建立教育、科技、人才、资本等要素流动机制，打破要素制约瓶颈，加速形成核心引领、多点联动的差异化发展格局。
补齐链条断点，健全科技金融产品矩阵。科技创新全周期资金支持问题，需要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覆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升级全链条的金融产品体系。信贷端，坚持创新复合担保模式，建立与研发周期匹配的信贷机制，风险收益平衡；保险端，坚持完善保险风险分散机制，开发专项险种，构建多维保障网络；资本端，坚持优化科技企业上市制度供给，建立科创债发行绿色通道，引导长期资本参与产业整合升级；创投端，坚持深化“募投管退”改革，打通耐心资本与创新要素融合通道。
破解服务难点，优化科技金融生态环境。科技金融配套支持不足等问题，需要构建覆盖风险治理、数据赋能、生态培育的支撑。风险治理维度，要建设“政银保担”风险共担机制与科技保险共保体双重屏障；数据赋能维度，实现静态指标向动态预警跃升，对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生态培育维度，推广应用创新积分制等政策工具，加速形成跨市场协同与全要素联动格局。
构建更高水平科技金融支持体系
强大的科技投入是支撑前沿科技领域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针对科技创新直接融资渠道“限制”较多、长期资本与耐心资本供给不足等“缺口”“短板”，要加强金融资源供给，精准适配科技型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突出对科技创新重要环节、重大任务的重点支持，避免资金“断点”制约技术转化。
以基金整合重组为重点大力发展耐心资本。整合壮大基金规模。突出政府引导和政策性定位，整合财政和国企资源，吸引高校和科研院所出资，兼顾市县科创投融资需求，积极争取国家级创投母基金、社保基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设立规模更大更专业的科创母基金，通过全周期投资布局，构建“早期培育+成长期护航+成熟期助推”分层适配机制，激活规模化、均衡化支持效应。优化基金架构制度。构建专业科创母基金管理体系，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责任制度，建立市场化决策和容错机制，放宽投资期限，提升子基金存续期，降低基金准入门槛和返投比例，为国有资金“松绑”。深化产融协同，设置“引导基金——科创母基金——子基金”三级架构，母基金发挥引导作用，子基金专注细分领域和项目，协同放大投资功能。按照科创企业成长阶段设立原始创新、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等不同主题子基金集群，精准赋能重点产业链。在科创母基金下设置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突破传统首次公开募股（IPO）依赖，解决基金退出难题，更好调动长期资金投资积极性。提高决策效率水平。提高决策效率和投资质效，对基金考核“算大账”“算总账”，不单纯追求财务回报，注重对创业投资和产业升级整体带动效应。成长成熟期产业基金投资收益反哺天使、种子期基金，缓解财政和国资注资压力。组建科创投资平台。以市场化方式运营科技创新母基金，聚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助推创新平台建设和“三项改革”取得更多实效。
以优化融资结构为重点完善金融生态构建。改造升级传统金融模式。创新从事科技金融服务的金融组织形式，新设银行、保险、融资担保等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和内设部门，探索“贷款+外部直投”等业务模式，完善“投贷保担”联动服务模式，开展“先投后股”等融资服务，精准满足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推进科创企业上市融资。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登高、升规、晋位、上市”四大工程，推动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早日登陆资本市场。持续完善省级上市后备企业推荐、筛选、培育工作机制，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和科技型企业上市“绿色通道”作用，加快科技型企业上市（挂牌）进程。发挥债券市场支撑作用。抢抓债券市场“科技板”试点机遇，稳步提高科创债规模。切实用好股权市场。抢抓区域性股权市场改革机遇，支持专精特新、科技型企业入场规范培育，更好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综合服务作用。
以加强系统集成为重点放大政策叠加效应。强化政策协同高效。建立科技金融定期会商机制，加快出台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措施，提升政策的系统性和集成性。强化财政资金支持。设立规模更大、针对性更强的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持科技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加大企业参与国家级、省级重大科研项目配套资金支持力度，提升企业积极性。强化人才政策支撑。完善高端科技人才专项政策，吸引国内外顶尖人才及团队入驻科技企业。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提升本土科技人才队伍素质。
以落实免责奖惩为重点强化机制制度保障。完善容错补偿。出台政府引导基金尽职免责办法，建立健全尽职免责、风险补偿机制，明确认定标准与操作流程，做到全流程把控。加大财政贴息奖励力度，激励金融资源加大科创投资，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奖补激励。对使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取得显著成效的金融机构，通过专项资金给予奖补。最大化运用小微型科技企业差异化监管政策，提高科技金融不良容忍度，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对出现风险的科技贷款，按照一定比例对金融机构进行亏损补偿。完善国资考核。针对国资创业投资“不敢投”“不愿投”等问题，健全符合国资企业特点的考核和尽职合规免责机制，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全生命周期考核，培育耐心资本，关注长远发展。守牢安全底线。落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提升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估和风险防控能力，形成“监管划底线、市场担主责、政策补缺口”的良性机制，推动科技金融发展行稳致远。
陕西省副省长 李钧
资本市场作为配置资本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核心场所，通过引导资本流向科技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当前，国家正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持续出台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资本市场作为支持科技创新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平台，在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助力经济回升向好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逻辑依据
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突破未知领域，往往伴随着很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源于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未知风险、市场接受程度的不明朗、政策环境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往往存在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高、技术要求高等特点，与之相伴的是盈利周期更长、融资需求更高、投资风险更大，获得外部资金支持的难度更高。资本市场作为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通过其独特的机制和功能，引导资本流向科技创新领域，促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将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切实转化为生产力，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
科技创新需要巨大的资金持续投入，企业自有资金规模有限，尤其是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更是缺少资金，需要外部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资金的持续投入。资本市场通过风险与收益的共享机制，使得投资者和融资者能够在市场波动中共同承担风险，通过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功能和机制，投资者能够对科创企业进行合理定价，这种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此外，资本市场还通过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包括股票发行、债券融资、私募股权等多种方式，为创新型企业注入资金，确保其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通过高效的资本配置功能，将社会闲散资金引导至最具潜力和效率的项目和企业中，优化了资源配置，提升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
近年来，资本市场不断增强对科技创新企业包容性，深化并购重组改革，培育长期投资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优化机构投资者考核机制，增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截至2024年底，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均超过九成，先进制造、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涌现出一批龙头领军企业，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质效明显提升。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促进科技创新的实施路径
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
通过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资本市场体系，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视角，精准适配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多样化的融资需求。注册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有效降低了企业上市的门槛，使得更多企业有机会进入资本市场。而转板机制的建立健全，进一步强化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衔接，确保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顺畅地实现资本市场的梯度转移。此外，投贷联动和风险分担机制的不断完善，弥合了银行信贷与股权投资的“断层”，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融资选择。
目前，我国正加速构建“股权+债权”“场内+场外”的立体化融资体系。在企业的初创期，政府引导基金和天使投资的积极参与，帮助企业破解了“死亡之谷”的困境，为企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同时，区域性股权市场也为初创企业提供了早期发展的资本保障。进入成长期后，企业可以依托新三板、北交所等平台，以及“专精特新”专项债等金融工具，加速技术迭代和规模扩张，实现快速发展。而当企业步入成熟期，主板、科创板IPO以及跨境债券等多元化的融资手段，将助力企业优化资本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此外，科创债、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创新型金融工具的运用，也进一步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
激活并购重组市场，推动产业链整合升级
《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鼓励上市公司聚焦主业，综合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并购六条”）进一步优化审核流程，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转型升级，开展基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跨行业并购，以及有助于补链强链、提升关键技术水平的未盈利资产的收购。其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在简化审核程序、创新交易工具、提升监管包容度等方面，首次建立简易审核程序、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监管要求、建立分期支付机制、引入私募基金“反向挂钩”安排。新规通过制度创新，从支付机制、资本退出、监管包容性等多维度为科技企业提供支持，推动其通过并购重组实现技术升级、产业整合和规模扩张。
并购重组的推进，有效促进了同行业上市公司之间的吸收合并，特别是在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设备制造业等关键领域，显著提升了产业集中度，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并购还可以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展开，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能够有效降低外部成本，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同时鼓励上市公司通过跨行业并购，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例如，传统制造业企业通过并购进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可以实现业务结构的优化升级，获取第二增长曲线。
培育耐心资本，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中长期资金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是确保市场健康运行的“稳定器”，更是保障市场平稳发展的“压舱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壮大耐心资本”，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引导社会各界更加注重长期价值的培育与积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可持续的金融“血液”。中央金融办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的堵点，逐步取消以上资金的入市比例限制，改革考核、评价、奖罚机制，为实现“长钱长投”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统筹推进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债券发行等政策工具，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优质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加快培育形成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良好市场生态，促进资本市场发挥好服务科技创新等战略功能。
创新制度与包容性监管，适配科技企业特性
资本市场围绕发行上市、信息披露、板块层次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制度包容性，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在发行上市方面，通过设立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优化未盈利硬科技企业IPO门槛，建立“绿色通道”实现“即送即审、审过即发”，显著提升对早期科创项目的支持效率；同时，完善并购重组估值定价机制，允许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在48个月内分期支付股份对价，允许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购定价上浮，通过私募基金“反向挂钩”破解退出难题。在信息披露方面，进一步优化差异化安排，旨在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板块的特点，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信息披露要求。在板块层次方面，深化科创板“硬科技”、创业板“三创四新”、北交所“专精特新”的差异化定位，推动转板制度及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形成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新三板创新层与基础层的分层机制，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路径。
华福证券服务科技创新的实践探索
作为国有金融机构，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持以践行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深入贯彻落实资本市场改革精神，深化投融资服务改革，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聚焦科技金融，构建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生态
华福证券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凝心聚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引擎。公司专门成立“五篇大文章”工作委员会，下设科技金融等五个工作小组，着力打造“投行+投资+投研”特色业务模式。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起涵盖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首发上市、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和并购重组等全链条服务体系，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出台《华福证券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相关实践和举措》，明确提出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支持力度，聚焦于先进制造、数字科技、新能源等重点领域，积极布局投资，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由公司策划出版的《福建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为首部聚焦福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专业书籍。助力福建金投、厦门银行等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子公司华福资本成立“福系列”专精特新股权投资基金，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累计投资规模超10亿元，荣获中国证券报第八届股权投资“金牛奖”。子公司华福投资重点推进新质生产力投资项目70余家，2024年落地多项科技创新企业投资，荣获2025年IC风云榜“年度最佳国资投资机构奖”。
完善服务体系，护航长期资本投入
华福证券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要求，优化基金子公司的中长期考核机制，积极提高权益类基金的规模和占比。发挥资本市场主渠道作用，协助企业通过并购整合资源、优化产业布局，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股权投资、IPO保荐、独立财务顾问、研究咨询等综合金融服务。公司参与的安孚科技项目成功入选上交所并购典型案例，落地宁德时代定增、东宏股份定增、银邦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等项目，股权投资了厦门渊亭信息（“小巨人”企业、瞪羚企业）、英韧科技（“小巨人”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闽瑞新合纤（“小巨人”企业）、玖行能源（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中欣晶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等十余家科技企业，持续为企业提供产业链研究和保荐等服务，做企业的“长跑搭档”。
深耕区域经济，赋能民营企业发展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民营经济已成为福建经济的重要特色、优势和活力所在，创造了全省约七成税收、七成地区生产总值、七成科技创新成果、八成城镇劳动就业、九成企业数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福建省属国有金融企业，华福证券始终坚持“服务福建、深耕福建”发展策略，积极为福建省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贡献力量。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要求，深化拓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推出《支持福建省民企发展壮大行动方案》，建立健全服务福建民营经济配套保障机制。在顶层设计方面，不断加强福建业务总部建设，将省内地市分公司全部升格为一级分公司实施垂直管理，成立福建研究院，面向全国打造闽商服务体系，依托全国网点设立“闽商会客室”，为全国各地的闽商提供了资源对接与合作机会。在产品服务方面，编制福建高质量发展指数，积极为省内民营企业提供创新融资服务；福建研究院积极扮演省政府新型智库角色，《福建省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研究节选》被省委政研室《智库专刊》收录，并得到省领导的肯定性评价；联合省市国资平台合作设立福岩高新创投专精特新基金、南平武夷新区食品产业基金等，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其高质量发展。
筑牢风控体系，保障稳健发展
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指示，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华福证券深刻践行“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行业文化理念，将合规经营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通过构建“文化+制度+数智”三位一体的合规风控体系，落实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在文化建设方面，华福证券不断优化“福航程”文化品牌效能，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证券行业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公司党建和文化建设案例连续三年入选证券行业优秀案例年度汇编，连续两年获评中国金政研思政课题主题案例活动组织奖；在制度建设方面，通过重塑业务流程、压实责任主体、强化内控管理，建立穿透式合规监测机制，确保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在数智赋能方面，公司打造智能合规风控数据大模型，实现对员工执业行为、异常交易等领域实时预警与精准处置。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
优化多层次市场，强化制度适配性
优化多层次市场服务体系，明确各板块定位并打通转板链条。科创板聚焦“硬科技”，放宽未盈利科技型企业上市标准；创业板强化创新属性，支持轻资产科技型企业；北交所突出“专精特新”；区域股权市场试点与新三板“绿色转板通道”。建立转板激励机制，对跨市场企业采取发行费补贴、豁免重复尽调等措施，降低制度摩擦成本。创新适配性制度供给，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发行上市，不断优化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规则，允许高研发企业突破市盈率限制，试点“研发专项可转债”及核心技术人才持股弹性锁定期。
扩容长期资金池，引导精准投资
进一步打通社保、保险和理财等长线资金进入股市的堵点难点，为我国资本市场提供更多中长期资金。建议将社保基金股票、股权类资产投资比例在40%、30%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探索建立养老金“科技投资”专项账户；推动保险资金通过“优先股+可转债”组合参与硬科技企业融资，进一步提升险资对创投基金的出资比例；优化机构考核机制，将科创企业投资占比、技术转化成果等纳入资管机构绩效评价体系，推动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
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加速成果转化
加快构建多部门的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加强科技金融工作的部门协调、政策联动和信息共享。创建科技成果转化动态数据库，打通各部门在项目评估、专利登记、企业融资等方面的信息壁垒，实现在平台上共享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相关信息，以便各方能够及时掌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新动态和需求。共同开展市场培育活动，为种子期、成长期及成熟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建立培育体系，联合举办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路演、推介会等活动，向投资者介绍和推广高质量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升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探索构建包含股票、债券和私募股权在内的全方位全周期产品体系，为科技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工具。鼓励主要券商建立科创孵化平台，提供从早期融资到上市辅导的全周期服务，通过建立联动机制，提高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产业的效率，引导股权资本精准投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绿色制造和高端装备等高潜力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苏军良
| 产业追踪 我国长丝织造产业在“劈波斩浪”中开辟新的增长空间，正推开未来之门。 中国长丝织造协会发布的2024年长丝织造行业经济效益50强显示，2024年50强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都实现了正增长。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端小平认为，我国长丝织造产业的机会在于“科技、时尚、绿色、健康”，未来长丝织造产业增长不论是成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内需是关键，国际化是机遇，高端化、品牌化是必由之路，而原创代表未来。近日，在中国长丝织造协会三届五次理事会暨产业发展大会上，端小平强调，我国长丝织造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成本控制能力将为行业开拓新的应用领域，因此要苦练内功，现金为王，投资“技术改造+智能制造”是首选项，“一带一路”是战略选择项。 中国长丝织造协会会长王加毅表示，近年来，我国长丝织造企业产品开发意识与重视程度持续提高，长丝织物新产品层出不穷。从单一组分到多组分，从物美价廉的常规产品到有超高附加值的多功能尖端面料，从服用、家用到产业用，应用领域完成全面覆盖，多层次、全方位地引领消费需求。中国工业报记者了解到，我国长丝织造行业有企业开始通过应用信息集成系统、绿色转型和供应链协同等举措，提升内部管理效能，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差异化优势，完成了从“生存驱动”向“价值创造”的范式转变。 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2024年以来，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我国长丝织造行业砥砺奋进、攻坚克难，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外贸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化纤长丝织物累计出口金额同比增长3.9%，高于大纺织出口额增速1.1个百分点；累计出口数量同比增长8.2%，规模优势持续扩大。 2025年一季度，我国长丝织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5%。王加毅认为，我国长丝织造产业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新周期，不再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而是更加注重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产业发展正处于以更合理结构调整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少企业在加强自身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强化供应链管理，不断延链、强链、补链，提升企业发展韧性和安全水平，掌握产品开发的主动权。从行业产能、产量数据来看，截至2024年底，我国长丝织造行业织机规模达到94.1万台，同比增长1.6%，其中喷水织机85.8万台，同比增长0.4%，产能规模基本趋稳。2024年全年，我国化纤长丝织物总产量达到692亿米，同比增长9.7%，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在全国上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积极氛围下，在各地政府、企业、协会的协同努力下，我国长丝织造产业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科技、时尚、绿色、健康协同演进，成为行业发展新的质态。王加毅分析，我国长丝织造产业依托于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和生产能力，外贸韧性十分显著，在国际市场获得了良好口碑，目前已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贸易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我国出口市场中的地位逐年提升。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贸竞合，市场需求更迭。王加毅认为，高质量发展是长丝织造行业破局的底气，行业运行“稳中向好”有支撑有动力。 产品全方位创新发展 当前，我国长丝织造行业正处于复杂系统，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呈现复苏与不确定性交织的局面，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产业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关税壁垒增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的风险等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从行业内部来看，一方面随着产业规模迈入阶段性饱和周期，行业内部竞争压力正在加大，企业分化趋势显现。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和年轻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用工短缺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振消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的政策措施，为产业发展强信心、增活力、添动能。恒力集团纺织总管理机构总经理郭昱君认为，传统纺织产业通过持续创新完全可以焕发新的生机。第一，以技术创新为根基，持续推动生产智能化升级。第二，以开放合作为纽带，促进行业协同发展。第三，以绿色智造为底色，践行可持续发展承诺。 我国长丝织造行业产品全方位创新发展。从原料端来看，不同类别、规格、功能的原料正在深度赋能长丝织造行业的产品创新，新产品量多质优。从织造工艺来看，企业在织造工艺上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保障新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同时，深度挖掘合成纤维与天然纤维、再生纤维素纤维，短纤与长纤混织、交织的工艺应用和大提花织物的开发，生产满足各种需求的高品质织物。从功能性后整理应用来看，近年来国内后整理技术取得较大进步，特别是在功能性整理剂探索，高性能覆膜工艺创新等方面有许多突破，极大拓展了面料细分功能领域。 我国长丝织造行业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效果显著。在高质量发展共识和“两新”政策推动下，行业大多数企业均在有计划的进行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实现效率跃升。同时，不少企业同步完善或改进前道设备与后整理装备，自动穿经机已基本完成产业全覆盖。而且，有很多企业同步配备加弹机、包覆机等降低成本，提高了产品研发自主性。浙江迈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礼银认为，解决纺织行业验布痛点路径包括“技术路线+产品形态+深耕现场+团队+资金”，而且缺一不可。浙江迈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重产品价值和实用性，自主研发的“沐光”引擎是行业首个AI工业垂直大模型，泛化能力全球领先。 智能化生产水平全面提升 王加毅提出，我国长丝织造企业要灵活调整战略，采取多元化、创新性的应对措施，积极应对内外挑战。一是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要创新营销模式，拓展内外贸市场；要强化制度衔接与标准互认，消除内外贸技术壁垒；要推动绿色转型，满足内外贸可持续发展需求。江苏佩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志鹏认为，“确定性”是行业所需要的，以确定的颜色、确定的配方、确定的设备、确定的工艺、确定的产业链，解决行业痛点，实现原料绿色、加工绿色、功能绿色、循环绿色，持续突破技术边界。 二是融合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于长丝织造产业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始终要坚持做好“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三个创新。 三是注重人才培养，激发发展活力。长丝织造产业需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机制，以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要全面提升一线工人专业基础素质，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统筹好新技术应用和岗位转换，着力培养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现代企业人才；重视企业管理人员及接班人培养，全面提升企业管理人才创新精神、现代管理水平、战略思维能力和总览全局的决策能力，形成人才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良性循环，以“人才兴”助“产业强”。 孟凡君 硬科技赋能国产创新药 科创板助力生物医药产业自立自强 科创板鼓励支持硬科技企业上市，加速创新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科创板设立6年来，累计已有113家生物医药领域公司实现上市，重点介入癌症、艾滋病、乙肝、丙肝等治疗领域，已然成为美股、港股之外全球生物医药公司主要上市地。更令人振奋的是，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累计推出33款具备“全球新”属性的国家1类新药，彰显源头创新的澎湃动能。 去年6月19日，《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简称“科创板八条”）发布一系列创新举措，从上市、并购、再融资等多个层面支持引导科创板公司向新质生产力方向发展。一年来，国产创新药的亮眼成绩单，不断擦亮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硬招牌”。 科创板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普遍感受到，当前，科创板正以制度的包容性破解创新药企的融资难题，以资本的强赋能加速新药成果转化，以政策的协同力助推创新药企茁壮成长。 研发引领 助力国产创新药自立自强 6年来，科创板汇聚资本活水，一举打通从“募资输血”到“研发造血”的循环通路，让实验室里的分子结构不断转化为惠及广大患者的中国方案。 数据显示，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推出33款具备“全球新”属性的国家1类新药，约占同期国产1类新药获批总数的14%，其中多个产品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 君实生物诞生于张江一间不足300平方米的实验室内。作为首家从新三板转战港股再登陆科创板的“A+H”公司，君实生物这颗播撒于张江药谷的创新种子，在科创板的助力下成长得愈加枝繁叶茂。 “得益于科创板这一平台和制度的创新性，君实生物前后共获得80多亿元的融资，快速推进现有临床项目的开展和储备研发项目的开发，并加速推进多个具有差异化开发价值的产品管线。”君实生物董秘王征宇向记者表示。 上市5年间，君实生物产品管线从上市初期的20余项跃升至50余项，商业化产品也扩增至5项，覆盖抗肿瘤、自身免疫、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2023年10月，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成为当时美国首个且唯一获批用于鼻咽癌治疗的药物。 对特宝生物而言，在科创板上市所募集的3.3亿元资金净额，犹如一场“及时雨”，有效弥补了公司早期资本积累相对薄弱的短板，为多个关键研发项目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自上市以来，公司研发成果产出速度显著加快，两款国家1类新药成功上市。”特宝生物相关负责人表示。其中，拓培非格司亭注射液、怡培生长激素注射液分别于2023年6月、2025年5月获批上市，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为公司持续创新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出海竞技 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及价值链 当国产创新药在全球价值链上游占据领先位置，“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大步迈向国际舞台，科创板创新药企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百济神州自主研发并获美国FDA突破性疗法认定、加速批准上市的抗癌新药泽布替尼便是典型案例。2019年11月，泽布替尼在美上市，实现中国原研新药出海“零的突破”。2023年，泽布替尼全年销售额突破十亿美元里程碑，达13亿美元，打破国产创新药领域“十亿美元分子”零的纪录。 创新动能积厚成势，出海步伐愈发铿锵有力。在全球创新药BD（商务拓展）交易中，科创板创新药企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断以“天价授权交易”擦亮中国创新药的“名片”。 以三生国健为例，5月20日，公司及其关联方宣布共同授予辉瑞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SSGJ-707在全球（不包括中国境内）的独家权益，并可向辉瑞收取12.5亿美元首付款、最高可达48亿美元的付款。该笔交易一举创下国产创新药出海首付款的最新纪录。 又如，百利天恒将双抗ADC药物BL-B01D1授权给跨国药企BMS，潜在交易总额最高达84亿美元。其中，首付款8亿美元已在2024年全额到账，彼时创造了国内ADC类药物出海交易新纪录。 作为国内生物类似药出海的领军企业，百奥泰累计已就贝伐珠单抗、托珠单抗、乌司奴单抗、戈利木单抗、美泊利珠单抗5个品种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了约14项license-out（对外授权）合作，合作对象包括Sandoz、Biogen、Hikma等海外药企，并推进其研发的贝伐珠单抗、托珠单抗实现中美欧三地上市。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11家科创板创新药企通过license-out形式将创新药海外权益授予跨国药企，以“中国创新”加速立足全球市场。 资本助力 畅通“科技—产业”良性循环 开板6年来，科创板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抓好“科创板八条”落实落地，以“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提升再融资效率，为科创板创新药企畅通科技、资本、产业循环，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支点”。 目前，在科创板助力下，众多创新药企的核心创新品种凭借差异化临床价值实现快速放量，多款大单品销售收入呈现爆发式增长，正迎来业绩加速兑现期。2024年，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合计实现营业收入约617亿元，同比增长56%，归母净亏损额同比缩窄62%，业绩表现持续向好。 其中，艾力斯凭借着年销售额突破15亿元的拳头产品伏美替尼，实现从上市前的零收入到2024年营收突破35亿元。此外，该产品还降价进入国家医保，极大降低肿瘤患者负担，持续创造经济、社会双重效益。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艾力斯榜上有名。公司伏美替尼的核心化合物专利“吡啶胺基嘧啶衍生物、其制备方法及应用”获得专利金奖。 循着“科创板八条”的脉络，“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于2024年10月出炉，精准引导资金“活水”流向科技创新领域。 迪哲医药是首批受益者。今年4月，迪哲医药顺利完成17.96亿元的定增募资，成为首单适用“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的科创板未盈利企业。这一再融资项目的落地，将加速迪哲医药核心产品研发进度，推动公司在源头创新和核心技术上取得进一步突破。 “该标准为创新药企业开辟了更通畅、更适配的再融资路径，有助于缓解研发资金压力，避免因短期资金压力而削减创新投入，从而鼓励企业追求源头创新和核心技术突破。”迪哲医药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吕洪斌表示。 何昕怡 近年来，我国油气行业深入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部署要求，坚决实施“七年行动计划”推进国内油气增储上产，收到了良好效果。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18～2024年，我国原油年产量由1.89亿吨提升到2.13亿吨，接近历史峰值；天然气年产量由1602亿立方米提升至2464亿立方米，连续8年增产百亿立方米以上，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但从整体上看，油气供给依然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最大短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能源领域的深化改革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重点推进能源供给侧的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清洁能源占比、优化传统能源利用效率等系统性举措，从根本上改善能源消费结构。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更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 其次，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能源革命中的核心驱动作用。需要加快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同时要完善创新激励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升级，全面提升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再次，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拓展多元化国际合作渠道；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能源安全预警机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切实保障国家能源供应链安全稳定。通过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实现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补发展。 以绿色低碳转型为抓手优化能源结构 我国在2020年9月22日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双碳”目标，成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能源行业发展进入破立并举的新阶段，展示了以绿色低碳转型为抓手优化能源结构、推进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战略目标的决心和信心，以及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①全球气候治理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完善、绿色低碳转型逐步纳入制度框架 一是就“转型脱离化石燃料”达成共识：明确了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提出能源转型脱碳行动路线。截至2024年7月，全球50家大石油公司签署《石油和天然气脱碳宪章》，其中国家石油公司占60%，签署公司产量约占全球石油产量的40%以上，是全球油气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式框架；二是明确损失与损害基金运行机制：基金的使命是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和处理因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与损害；三是就全球适应目标及其框架目标达成一致：明确了各国面对气候变化冲击所需要达到的标准。据Net Zero Tracker（净零排放追踪平台）最新资料，目前全球已有142个国家、283个城市、1173家大公司提出了净零目标，占全球人口的84%、GDP的78%、碳排放的76%。 ②碳交易市场逐步完善，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市场环境 欧盟于2022年底正式批准全球首个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等量的碳排放在欧盟内外的价格差异进行调整，使欧盟内外的等量碳排放所需支付的碳税基本持平。中国的绿证制度及政策体系也逐渐完善。2023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绿电证书制度，明确绿证适用范围，规范绿证核发，健全绿证交易，扩大绿电消费，实现绿证对可再生电力的全覆盖，进一步发挥绿证在构建绿色低碳环境价值体系、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推动作用。 ③全球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正在逐步向以光伏、风能、地热、氢能等新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并最终以电力作为主要能源推动人类社会运转 2023年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达成了“转型脱离化石燃料”共识，宣布了《全球脱碳加速计划》（GDA），承诺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三倍、平均能源效率提高两倍。去年的COP29通过了《氢能宣言》，进一步加快现有化石燃料灰氢的脱碳，设定目标到2030年全球部署能源储存容量相当于2022年的6倍。这两次会议为新能源未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④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投资快速增长 据彭博社NEF Energy 2025年资料，2024年全球低碳能源转型投资增长11%，达到创纪录的2.1万亿美元，投资驱动了全球可再生能源迅猛发展。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统计，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新增总装机容量中达到了创纪录的92.5%。 ⑤石油公司面临绿色低碳转型压力，正以优化油气资产组合和负碳技术积极推动能源产品结构低碳化 以化石能源生产为主的石油公司，在全球碳中和进程中肩负着特殊重要职责，绿色低碳转型对油气行业来说，既是压力又是动力。石油企业在提高油气资源供应能力的同时，积极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一是坚持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有机融合，推动油气供给稳步增长和产业转型：加快地热、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油气与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二是积极探索现有业务的低碳发展路径：大力推进矿区及周边风电和光伏发电统筹开发利用，积极推进绿色油气田示范建设，努力打造“低碳”“零碳”油气田。三是强化政策支持，加大低碳零碳技术攻关力度，推广新能源产能配套项目。加大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技术创新攻关力度。支持在油气田矿区开展具有生态效益的新能源项目，进一步促进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及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四是把可再生能源作为新的能源资源，在绿色低碳转型中重新定位石油公司的价值。可再生能源是石油公司能源转型过程中新的能源资源，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石油公司要抓住新能源发展机遇，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创造价值。 以科技创新体系引领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能源行业以科技创新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2025年发现惠州19-6，是我国首个海上亿吨级深层-超深层碎屑岩整装油田，中国石油深地塔科1井突破万米钻探极限，中国石化顺北油气田8000米以深探井成功率突破75%。这些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我国油气行业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全球能源版图中刻下“中国深度”。 ①理论突破：构建中国特色的油气地质理论体系 中国石化提出的“断控缝洞型油气成藏”理论，使得塔里木盆地顺北地区8000米不再是勘探禁区，支撑起十亿吨级储量发现。中国海油在南海深水区突破“超浅层天然气富集”理论桎梏，指导陵水36-1千亿方储量气田发现，开辟了深水勘探新纪元。 页岩油气领域呈现多点开花态势。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创新“三元复合驱”技术，使采收率突破60%，这个“磨刀石上采油”的奇迹已推广至国内外16个油田。中国石化济阳坳陷 “源储耦合”模型实现3米级页岩油薄储层精准识别，探井成功率跃升至82%，为东部老油田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②技术攻坚：突破全产业链“卡脖子”难题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石油自主研发的万米自动化钻机攻克230摄氏度高温挑战，机械钻速提升35%，钻井周期缩短40天，单井成本直降2000万元。这项技术突破背后，是宝鸡石油机械研制的9000米钻机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达95%的硬核支撑。 在海洋装备领域，中国石油3000米oSeis海洋节点仪器打破国外垄断，使超深水储层识别精度达米级，这项“海底CT”技术已应用于墨西哥湾等国际海域。在四川盆地，中国石油川南页岩气田首创“水基替代油基”钻井液体系，单井成本降低30%，为页岩气绿色开发开辟了新路径。 ③数智转型：重构能源开发范式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行业生态。中国石油发布的3000亿参数“昆仑大模型”，可实现油藏模拟、压裂设计等全流程智能化决策，使勘探方案优化周期缩短50%。国家管网搭建的智慧调控平台，实时优化全国3.8万公里油气管网运行，输运效率提升15%。 在渤海湾，中国海油“智能钻井联合实验室”研发的抗150摄氏度高温随钻核磁共振仪，测量精度超越国际同类产品，这项“地下导航”技术已在中东高温油藏市场占据23%份额。中国石化普光气田构建的数字孪生体，可实时模拟20种开发方案，使采收率提升5个百分点，技术输出至6个国家。 ④机制破壁：构建创新共同体 油气行业正在打破“创新孤岛”。中国石化牵头组建的页岩油气创新联合体，整合54家单位攻关3500米以深开发技术；中国海油联合80余家机构成立绿色氢能制储运创新联合体，推动氢基能源革命。“揭榜挂帅”机制激发创新活力，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项目担纲比例提升至65%，90后团队研发的抗180摄氏度高温随钻工具已进入GCC（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采购清单。 这场由科技创新驱动的深地突围战，正在为我国能源安全构筑起新的战略纵深，为全球能源转型贡献东方智慧。 务实推进全球能源合作，强化能源安全重大风险管控 在全球能源版图深刻重构的背景下，作为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油气领域的创新合作模式尤为引人注目。这标志着我国能源外交进入精细化管理新阶段。 ①打造命运共同体：实现“资源-市场”共赢 在传统能源合作中，资源国和消费国之间存在利益博弈。资源-市场“双方共赢”机制下，资源国和消费国成为命运共同体，可实现共赢发展，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可见端倪。这种“你中有我”的合作模式，正在重塑欧亚大陆能源贸易流动格局。实践层面，三大创新值得关注：首先，技术换资源。在哈萨克斯坦扎纳若尔油田，我国自主研制的智能注水技术使采收率提升12个百分点，相应获得该油田15%的权益产量。其次，设施共运营。中缅原油管道实施“属地化”管理，缅方技术人员占比超40%，既保障运营安全，又提升当地参与度。再次，市场深绑定。上海油气交易中心推出中亚天然气人民币计价合约，既规避汇率风险，又增强价格话语权。这种立体化合作网络的建设，使我国天然气进口来源国从2015年的15个扩展至2024年的27个，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 国家能源局将海外能源供应链安全作为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提出“常规与非常规油气并举”的务实策略。一方面，深化与中亚、俄罗斯等传统油气资源国的合作，通过长期协议锁定天然气供应，推动跨境管道建设（如中俄东线、中亚D线），提升陆上通道运输能力；另一方面，拓展深海油气、页岩气等非常规资源开发合作，分散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巩固与印尼、澳大利亚等煤炭大国的长期贸易关系，建立“多源互补”的进口格局，避免单一依赖。这一布局不仅保障了能源进口的稳定性，也为国内能源结构转型争取了缓冲时间。 与此同时，推动中欧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碳市场机制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技术换市场，降低对传统能源进口路径的依赖；深化“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通过输出光伏、风电、氢能等全产业链技术，帮助合作国提升清洁能源自给率，形成“技术绑定资源”的新型合作模式。例如，在东南亚推广中国光伏电站“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模式，既扩大海外市场，又间接保障区域内电力互联互通项目的资源供应安全。 ②突破单维合作：构建“贸易-技术-金融”协同 以往能源合作多聚焦贸易层面。在中东最大炼化项目——科威特阿祖尔炼厂建设中，中国企业不仅承建工程，更通过技术入股获得15%权益，同时配套提供买方信贷融资。这种一揽子解决方案，使单个项目综合效益提升3倍。实践层面已形成三大特色模式：首先，技术资本化。将自主知识产权的页岩气开发技术作价入股美国二叠纪盆地项目，开辟技术输出新路径。其次，金融工具化。针对巴西盐下油田项目开发“产量支付型债券”，吸引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参与。再次，标准国际化。主导制定的《油气管道地质灾害监测规范》被纳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准，为海外项目竞标增加砝码。这种多维度的深度捆绑，使我国油气企业海外项目收益率从“十三五”时期的8.2%提升至“十四五”末的11.5%，走出“低端锁定”困境。 ③筑牢安全防线：建立风险防控“三道闸门”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能源合作的高风险，强调动态风险评估与区域协同保障，构建全链条防控“三道闸门”。在第一道“监测闸门”中，依托大数据建立全球能源风险地图，强化对资源国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的跟踪研判，提前预警重点地区风险；第二道“缓冲闸门”，通过多元化储备体系，使原油应急保障能力达90天；第三道“对冲闸门”，创新金融工具，如针对马六甲海峡风险的“航运保险期权”为能源安全加上“金融锁”。在2024年红海危机中，依托风险预警系统提前调整18艘油轮航线，避免直接损失超2亿美元；在2023年冬季欧洲气价飙涨期间，通过储备投放稳定国内市场预期；试点“油气田弃置责任保险”，破解海外项目退出难题。这种“预防-缓冲-应对”的完整链条，大幅增强了我国能源供应的韧性。 ④引领规则变革：从参与者到塑造者 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我国正实现角色升级。即将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将推动建立区域能源安全基金，这是首个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多边能源保障机制。在标准领域，我国主导的《碳捕集项目量化核证指南》获得国际能源署采纳，为传统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中国方案”。这种规则制定权的提升带来实质性收益：在东南亚电力互联项目中，我国特高压标准被纳入项目招标必要条件；中亚油气合作采用中外联合认证模式，减少技术壁垒；光伏组件出口因主导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修订，年节约认证费用超10亿元。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郭宝申 侯明扬 赵旭 周慧羚 摘要：我国经济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主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和支撑，其中，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是创新发展的主力军。发展硬科技相关产业不仅能够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水平，也是解决“卡脖子”问题、构建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必然选择。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硬科技产业特点，尤其是与传统产业的不同，得出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并据此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硬科技，新质生产力 一、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及重要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1]。它是指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的基础上，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体现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潮流，尚处于成长初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被多次写入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文件，是一个具有明确经济学意义的词汇。具体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囊括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绝大部分行业。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路径，其作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概括起来，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战略功能。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阵地，也是国家实现战略安全、产业控制的重要支撑。二是经济功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庞大的产业链体系，能够有效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创新功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加快新业态和新格局的形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本质原因是突破性、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改造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并引领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从而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的快速壮大，最终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贡献力量。由此看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硬核技术是密不可分的。 （二）硬科技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相比之下，硬科技的概念没有那么正式，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最早出现在科技投资行业。尤其是在我国多个领域面临“卡脖子”风险时，产业界和投资界才发现这些技术和产业环节具有极高的技术和知识壁垒，不是简单依靠资金、资源和人力堆积就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属于难啃的“硬骨头”。此后，硬科技的概念逐渐在政策和学术界传播开来。简单来讲，硬科技通常指那些依靠深厚的科学技术基础，具有较高技术壁垒和创新难度的技术或产业。它们往往涉及复杂的工程技术、科研内容和工艺知识，对行业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硬科技的特点包括高度的技术复杂性、较长的研发周期和较高的技术壁垒。此外，硬科技还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色彩，它强调把事关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将科技创新成果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加快形成先进生产力，代表着技术硬、精神硬、志气硬和实力硬[2]。 最具代表性的硬科技包括光电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随着科技的进步，硬科技也在逐渐扩容，包括绿氢、核聚变、脑机接口、高温超导材料、卫星激光通信等都属于新的硬科技。从具体技术和产业来看，其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很多相同点或相似点，如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航天航空等产业。因此，可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硬科技在内涵上具有很大的交集，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更广，包含了绝大部分的硬科技，但同时还囊括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对经济社会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内容，更加强调对经济社会的引领和带动，最终落在需求层面[3]。硬科技更加强调技术和创新的“硬”核特征，最终落在供给层面，但某些需求市场较小的细分领域硬科技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畴，一些硬核实验室技术尚未形成产业，也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综上，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定义为具有高技术壁垒，以创新驱动而非资源或低碳驱动，服务国民重大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 近几年，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21年增加值15.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比重为3.4%，比2014年提高了5.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1年的15.1%。其中，芯片半导体、新能源和智能汽车、光伏和风电、航空航天是增速最快的几大领域，同时，先进制造、新材料也呈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硬科技投资作为一级市场关注度最高的赛道之一，投融资案例数、总投资金额都明显高于其他行业。2022年，主流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机构硬科技类项目总投资超3100亿元，投资项目数量超过5000个，占比超75%。在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高速发展的背后，它们也呈现出明显区别于传统产业的特点，政府在产业扶持、项目投融资和招商引资过程中，还存在对产业规律认识不清、施策重点不准等问题[4]。基于上述界定，本文认为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以下五点规律。 （一）产业链条长，往往存在“卡脖子”环节 硬科技涉及的技术领域，如半导体、航空航天，通常需要高度复杂的技术和精密的工程工艺。这些技术的研发和生产过程涉及多个环节，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原型，再到大规模生产和市场应用，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资源，也需要构建不同的产业链，诞生了多层次的供应链体系。尤其在产业化阶段，专业化分工和合作能够实现创新和成本的最优化方案，大多会形成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上游产业链环节。 在这些产业链环节中，卡脖子的往往是关键设备、基础软件和关键材料，因为这些环节凝聚了产品研发、小试到批量生产的主要知识和经验，可以用“一代材料、一代装备”形象地表示。如果要打通该领域产业链，抓住设备、材料和软件的“牛鼻子”才是关键[5]。 值得关注的是，梳理这些领域的产业链，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或投资者看清依托于产业链的创新链和价值链。以常见的芯片制造产业链为例，光刻机和离子注入设备占领了设备价值链的制高点，每一代创新都能够带来下游芯片制程的提高，最终反映到计算能力提高和功耗降低上来。 （二）受到技术、产业、政策、资本四个维度周期的叠加影响 技术周期可以在技术成熟度曲线上得到直观的展示，该曲线也被称为技术生命周期曲线或高德纳曲线，按照高德纳曲线理论，一个技术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期、过热期、低谷期、复苏期、成熟期五个阶段。在一个技术周期里，还存在渐变和突变的不同，这决定了技术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快慢。 产业周期分析更加适用于具有周期性的行业，常见的包括新能源材料、部分高端装备和新材料，这些领域除了有技术壁垒高的特点，也有产业化后资本支出集中带来的产能周期性变化特点。随着周期性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业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周期波动，政策制定者千万不能被技术蒙蔽双眼，掉入周期的陷阱。 政策周期在近年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是显而易见的。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每年都会出台较多的支持政策和专项计划，尤其在“卡脖子”的关键领域。这些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财税支持和项目补贴两个方面，他们都具有完整的实施周期。此外，2019年设立的科创板造就了以半导体、创新药为代表的一批创业企业的迅速发展；2023年成立的中央科技委员会，进一步提高了科技政策的“政治势能”，针对硬科技的产业政策未来可期。 另外，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需要资本市场的助推，而资本市场本身具有明显周期性，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对企业估值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整个宏观资金流动性带来的外在周期，对于各个投资领域具有共性；二是来自技术或产业本身热度带来的内在周期。在实践过程中，需要经过一线的调研，才能准确掌握当下的技术和产业热度。 总之，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受到以上四个周期的多重叠加影响，分析单个产业发展规律时，需要考虑叠加后的结果，最终得出产业发展趋势。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从2016年补贴的政策周期开始，叠加2018—2022年三元聚合物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相继的技术突破和进步，呈现出一波超出一波的周期势头，近两年又面临产能周期的影响，行业景气度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三）技术壁垒极高，人才有稀缺性，知识需要积累，创新需要传播 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大的个性化特点就是具有极高的技术壁垒。该种壁垒直观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大多数硬科技细分领域人才都具有稀缺性，有的领域甚至离不开最核心的一拨技术研发人才。二是知识。一些工艺难度高的领域，需要长时间的实践知识积累，无论这种知识是积累在人或者公司层面，都是较难向外扩散的。目前，我国在工程建设领域已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复杂的工程技术依靠资金、项目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巨大的飞跃，但是硬科技领域，仅依靠资金和项目的投入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需要知识的积累、创新的扩散，这些最终体现为时间的积累。因此，硬科技产业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四）进口替代和新兴应用驱动并存 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需求的引导和拉动，有别于移动互联网等“软科技”常见的商业模式创新，硬科技的需求与技术密切相关。一类是“卡脖子”领域的需求，当原本不掌握的技术或产业化能力实现突破后，企业能够获得巨大的进口替代市场，这是半导体行业这几年最大的创业动力。但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该种驱动因素不是长久之计，随着部分领域自给率的快速提升，甚至出现了低端领域产能过剩的局面。进口替代应该时刻关注自给率最低、替代难度最大的环节。另一类是新技术带来的新需求、新体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模式创新激发了大量的消费需求，但主要集中在消费方式的改变和创新上。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的是人类更为基础的需求层面，包括感官体验、行为模式、思考方式等，目的是颠覆性创造新的需求。如新一代显示技术、脑机接口、元宇宙、自动驾驶和具身智能等。只有真正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作需求的落脚点，才能诞生更好的硬科技。 （五）具有正外部性和不确定性 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正外部性，同时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正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基础研发需要较大的前期投入，研发成果能够运用到多个产业领域，而这些领域前期可能并没有参与该种研发的成本分摊。这种情况不利于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哺育相关技术，这正是国家资金、引导基金需要积极支持的领域[6]。 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确定性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投资方式得到较好的解决，尤其是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VC）机构，能够较好地哺育该类技术。这也正是硅谷较为成功的经验。目前，有数量较大的创业企业，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面临资金困境或经营困难的局面，但这是市场优胜劣汰的正常结果，不用过于担心，这是不确定性带来的正常社会性成本，它们部分能够被成功的创业投资机构分摊[7]。 三、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为了壮大相关产业，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更好地“因地制宜”，围绕产业特点施策。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有以下四点。 第一，硬科技产业往往比传统产业具有更长的产业链，发展相关产业时，既不可只针对看得见的下游加劲使力，造成结构性产能过剩，也不可面面俱到对所有产业链环节一视同仁。应该找准产业链中的“牛鼻子”，通过专项扶持、揭榜挂帅等形式，补链强链。同时，应该在政策制定者、投资基金、招商部门等各个领域，提升管理者和从业者的产业链研究能力，避免因为不熟悉硬科技产业链特点造成盲目支持。 第二，顺应产业发展规律。政策制定要踏准技术周期，影响资本周期。政策支持可以在过热期、低谷期等不同阶段起到助推和降温的作用。针对市场应用不大，但影响国家安全的技术空白环节，需要政策倾斜，找准相关配套单位或企业，以专项形式重点扶持；针对进口替代驱动因素强的领域，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打通“募投管退”，以此为抓手支持相关天使、创业投资基金的进入，塑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成长型企业。 第三，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尤其是技术壁垒极高、基础薄弱、应用领域广泛的环节，可以更大范围构建研发联盟，围绕产业链链主、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中心对基础工艺、新材料、基础软件进行持续性的财政投入。此外，要更加注重对创新的扩散，产学研联盟、创新中心或工程中心都是良好的创新传播者，要充分调动这些机构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帮助企业在“干中学”，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国资背景的链主企业也应该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内部信息外部化，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的精准性[4]。 第四，形成基于科学决策下的容错机制对扶持硬科技类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创新能够为经济带来显著的增长，但是需要承担一定的失败风险[5]。无论是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是直投基金，均已成为支撑硬科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本力量。作为耐心资本的核心载体，国资背景投资基金亟待制度松绑，需通过健全风控体系、深化产业研判，在建立容错机制基础上提升硬科技投资效能。 参考文献： [1]王颖，郭维.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J].商业经济，2013（15）：74-75. [2]贾敬敦，米磊，于磊.硬科技：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支撑[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3]张弛，张彩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基础与演进特征[J].学习与探索，2023（5）：134-146. [4]汪文祥.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机制不健全监管滞后[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15（22）：75-77. [5]王丹，郭佳丽，罗方愉.上海加大国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的难点和对策[J].科学发展，2022（5）：22-29. [6]张倩.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J].国有资产管理，2024（4）：15-18. [7]周秋萍.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D].广州：广州大学，2022. 作者简介：冯卓，男，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冯卓 新职业、新工种、新专业的设立，是国家在产业升级背景下，针对消费新需求和业态新发展而做出的前瞻性布局，对于优化文旅产业结构，拓展文旅产业就业渠道，增强文旅从业者信心，培育文旅产业专业化人才，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迎合市场需求而生 从2019年到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先后发布了7批共110个新职业，其中包含了不少与文旅相关的新职业，不仅满足了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需求，也为文旅从业者带来了新的就业选择，成为增强从业者信心，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文旅“新角色”的出现，是产业创新发展和市场消费需求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方面，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亟须更多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综合服务能力以及专业技能的从业人员。文旅产业与科技、体育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形成了新的业态和企业，并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领域。近年来，从冰雪旅游、研学旅游、露营经济、国潮国风到文创产品，在文旅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快速发展的新业态，这些业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为文旅领域新职业、新工种、新专业的设立提供了产业基础。近年来新增的与文化和旅游相关的职业，均是应产业发展而生的。如国家体育总局《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3—2024冰雪季）》显示，2023年至2024年冰雪季，滑雪运动项目参与人数已达5482万人次，市场亟须完善的滑雪巡救体系确保滑雪运动的安全，于是，滑雪巡救员应运而生；有相关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规模已达1473亿元，同比增长62.05%，亟须专业的运营体系，于是，研学旅游相关新职业也已出现。 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持续演化需要有新的专业且职业的服务人员出现。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和旅游经验的丰富，人们外出旅游时，更追求个性化、多样化、深度化、体验化的旅游方式，推动了旅游行业不断细分和创新，从而孕育出新的职业形态。如旅拍定制师不仅兼顾游客外出游玩的需求，也将拍摄的带有不同风格的照片作为向游客提供的核心产品，满足游客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生活服务体验员这一工种的出现，满足了游客抵达旅游目的地希望能寻找更具性价比、更有特色餐饮店的新需求，为游客的旅行体验提供了更好的支持。 培育就业新增长点 文旅领域新职业、新工种、新专业的设立，在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增强文旅产业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在增强文旅从业人员信心、培育文旅就业新增长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新角色”为文旅产业升级发展提供全新动力。“新角色”的成长进一步促进了文旅与相关产业的融合，专业人员的加入强化了产业融合的深度，为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全新动能。研学旅游相关新职业的出现，可以深度拓展教育与文旅融合的边界和内容，将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文旅资源相融合，针对不同消费人群推出不同的研学旅游产品，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的类别，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旅游产品和内容。“新角色”的成长推动文旅产业加速升级。“新角色”的出现，是科技、创意在文旅产业应用的结果，推动了文旅产业向更具竞争力和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如景区营销推广师、智慧景区管理师等工种的出现，不仅将现代科技应用到景区运营管理中，也将创意创新融入景区的营销推广中，推动景区营销、经营、管理的全面升级。“新角色”的成长，不仅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也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推动文旅产业链的延伸，增强产业发展竞争力。如版权经纪人这一新职业，不仅有助于将更多IP引入旅游行业，形成全新的文旅产品和项目，也有助于形成囊括IP版权、文旅产品和项目、文旅衍生品、文创产品生产和销售等的产业链条，从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二是“新角色”可以增强文旅从业人员的从业信心，提升其职业认同感。新职业、新工种的认定，为从业人员提供了合法的职业身份，明确其工作内容和职业要求，“新角色”的从业人员的从业福利大大提升，部分职业可以享受国家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和鉴定补贴等，大大增强了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新职业、新工种的认定，为企业招聘人才提供了招聘方向，也从专业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为从业人员提供了更具前途的发展方向，其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有助于从业人员更加坚定工作信心，持续提升个人职业素养。 三是“新角色”为文旅就业提供了新空间。新职业、新工种的出现，为文旅从业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传统文旅业态受消费需求变化和人工智能冲击的影响，从业人员有下降趋势。新职业、新工种代表了文旅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发展潜力大，处于吸纳从业者的上升期，不仅能够吸纳大量新进入者，也为传统文旅业态从业者的职业转型提供了全新机遇。 发挥产业赋能作用 文旅“新角色”尚处于成长初期，亟须从政策标准、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持续完善，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新角色”对于文旅产业的赋能作用。首先，应加强新职业、新工种的政策和标准建设。政府应从政策维度对新职业、新工种进行引导和支持。同时，要完善新职业、新工种的相关职业标准和规范，构建完善的新职业、新工种评价、升级和发展体系。对于新职业、新工种的技能等级有明确的标准，明确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方向。要有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为从业人员提升从业技能提供培训平台和机会。完善新职业、新工种从业人员的保险、医保等相关保障。其次，优化专业人才院校培养模式。我国大学专业设置每年均会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增设新的专业。但鉴于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时间周期过长，会滞后于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因此在专业设置方面需要适度超前，以保障专业人才培养能契合且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同时，在教学中，需要紧密连接产业发展需要，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引入产业导师、产业实践等多种方式，增强学生对专业的认知，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 新职业、新工种、新专业的设立，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消费需求演进的必然要求，不仅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全新动力，也激发了文旅就业市场活力，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创新人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吴丽云 | 区域经济 发挥多重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 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这一重要部署，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区域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彰显了“全国一盘棋”的系统思维，为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区域协同共进、培育强劲增长动能指明了方向。 发挥多重区域战略叠加优势，不是简单的政策叠加，而是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战略协同、要素整合、效能倍增。这既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牛鼻子”，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先手棋”。要让协调发展的“规划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景画”，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就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推动区域战略深度融合。 一、深悟“三大要义”，以系统思维把握区域战略的辩证关系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三大战略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又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侧重于均衡不同类型区域间的发展，区域重大战略旨在优化我国的世界级增长极发展并引领大范围区域合作，主体功能区战略则聚焦于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三大区域战略三位一体共同描绘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蓝图，共同支撑全国发展的“一盘棋”。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在“协调”。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之举。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为核心的战略布局，精准把握了我国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这一战略重在强化“协调”功能：通过政策倾斜补齐西部短板，以改革创新激活东北动能，依托产业转移带动中部崛起，发挥东部优势引领发展升级。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全国一盘棋”，在协调中促平衡，在平衡中谋发展，才能有效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形成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发展新格局。 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引领”。区域重大战略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擎。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为代表的区域重大战略，立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生态文明建设新形态下，开创了区域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这一战略重在强化“引领”功能：通过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国际竞争力，依托黄金水道构建绿色发展带，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战略既是应对百年变局的主动作为，也是实现保护与发展统筹的空间实践。 主体功能区战略突出“适配”。主体功能区战略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一战略以“三区三线”为空间管控手段，系统构建了城镇化、农业生产、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空间治理体系，并通过县级单元精准定位，为差异化绩效考核、产业准入清单等配套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其核心要义在于“适配”：让重点开发区域与优化开发区域承载集约发展，使禁止开发区域与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屏障得到严格保护。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有助于让每一寸土地都彰显其最大价值，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空间基础。 二、紧扣“四重叠加”，以协同理念释放区域战略的乘数效应 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绝非简单相加，而是要通过系统集成产生化学反应。紧扣“目标—工具—空间—效果”四重叠加，方能真正释放战略协同的乘数效应。这要求既要坚持目标导向，又要强化工具协同，更要追求效果倍增，以“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协同理念发挥叠加优势，突破行政区间壁垒，优化资源配置，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劲动能。 目标叠加锚定航向。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关键在于目标的系统集成。三大战略虽各有侧重，但绝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目标叠加不是简单相加，而是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均衡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发展与保护的协同共进。要以系统思维推动三大战略目标深度融合，既让发达地区“快马加鞭”培育新增长极，又使欠发达地区“借船出海”实现跨越式发展，更让生态敏感区“轻装上阵”守护绿水青山，最终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1+1+1>3”的战略效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工具叠加创新打法。推动区域战略协同发力，必须在政策工具运用上打好“组合拳”。财政转移支付、产业引导基金、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工具，必须打破“条块分割”的惯性思维，建立链式协同新机制。区域政策工具叠加的成功实践有不少，例如，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形成了上游保护、中游治理、下游受益的生态补偿模式。未来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政策工具，避免“撒胡椒面”式的简单叠加，而是要根据不同区域功能定位，在创新链上配置研发投入，在产业链上安排产业基金，在生态链上设计补偿机制，形成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同的政策合力。只有把政策资源都用在刀刃上，才能最大限度释放战略叠加的乘数效应。 空间叠加重塑格局。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最终要体现在空间格局的深度重构上。这种叠加不是简单的平面重合，而是地理空间、功能空间、制度空间的三维立体再造。在地理空间方面，北京作为首都，既是东部率先发展的重要引擎，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枢纽，更是优化开发的城市化区域，这种多重角色叠加造就了“一核两翼”的战略空间布局。在功能空间方面，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将上海的创新功能、江苏的制造功能、浙江的数字功能、安徽的承接功能有机融合，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生态链”的功能复合体。在制度空间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通过“跨境通办”“资格互认”等规则衔接，打造了制度型开放的叠加空间。未来要以系统思维推动三大空间协同共振，让战略叠加从“物理共存”升华为“化学融合”，真正释放空间重构的乘数效应。 效果叠加激活潜能。从结果上看，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体现在发展成效的几何级增长和发展质量的整体跃升上。这要求我们树立“互联互通、相互兜底、优势互补、短板互济”的系统思维。“没有完美的战略，但是有完美的战略体系”，三大战略的效果叠加能够弥补单一战略的不足，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发展保障网。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补齐的是发展短板，区域重大战略打造的是增长引擎，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的是国土空间基底，三者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当前，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推动三大战略效果相互转化、彼此赋能，让区域发展既各展所长，又浑然一体，真正激活区域经济的整体潜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三、聚焦“三个着力点”，以问题导向指引区域战略的叠加方向 发挥好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关键要在实践层面取得实质性突破。这要求既要打破“画地为牢”的行政壁垒，又要打通“要素流动”的堵点卡点，更要构建“激励相容”的制度体系。唯有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这三个关键突破，才能让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真正落地见效，打造出能抵御风险、包容增长、可持续性强的区域经济新生态，为高质量发展增强战略纵深。 打破“画地为牢”的行政壁垒。发挥区域战略有效叠加作用，必须首先破解体制机制障碍这个“最先一公里”。要立足国家发展大局，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区域协调管理体制改革。在“谁管”方面，中央政府应当明确一个主管部门，成立国家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统筹三大战略实施。在“管谁”方面，明确划分“堵”“老”等问题区域并将其作为区域治理重点。“堵”是患有“城市病”的膨胀区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老”是老工业基地的突出问题。同时，要明确划分一个多级标准区域体系，规范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规划。在“咋管”方面，建立“负面清单+激励约束”的区域管理新机制。在“效果”方面，实施差异化绩效考核，制定科学的区域政策与规划评估机制。要着力打破“条块”分割，构建部际联席、省际会商的多层次协调机制。唯有以制度创新破除行政壁垒，才能让区域战略叠加从“物理反应”迈向“化学反应”。 打通“要素流动”的堵点卡点。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区域战略叠加的关键支撑。当前，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行高层次人才互认互聘制度，建立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在生态领域，探索建立跨省域碳排放权、用水权等交易机制；在数字领域，推动政务数据跨省共享互认。通过要素的跨区域高效配置，为区域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构建“激励相容”的制度体系。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必须构建权责清晰、激励相容的制度保障体系。要着力破解政策“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既要防止单个政策看似合理但叠加后相互抵消，也要避免整体目标在层层分解中偏离初衷。重点建立三大机制：一是差异化考核机制，对优化开发区域强化质量效益指标，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突出生态保护考核；二是利益共享机制，探索跨区域项目税收分成等创新举措；三是生态补偿机制，在长江、黄河等流域推行“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制度。只有让各地在协同发展中都能获益，才能形成“众人划桨开大船”的生动局面。 四、锚定“四个韧性”，以实干精神构建区域发展的韧性格局 发挥多重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战略间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共同构筑区域经济发展的“韧性屏障”。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唯有通过战略协同产生的“结构韧性”，才能有效应对产业链波动、市场冲击等风险挑战。多重区域战略的交汇地区更要通过产业、制度、设施、市场“四个韧性”的系统构建，将战略叠加优势转化为发展抗压能力，打造弹性发展格局，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产业韧性强根基。产业韧性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支柱，而多重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正是锻造这一韧性的关键因素。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正是要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更广阔的空间构建关键产业备份体系，形成更大范围的战略纵深。一方面，要依托区域重大战略，推动核心产业“多点备份”。例如，成渝地区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面向东南亚的先进制造业备份基地。另一方面，要发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适配作用，在生态安全屏障区布局绿色低碳产业，在农产品主产区强化粮食精深加工链，形成“平时互补、战时互备”的产业韧性网络。唯有让每一寸国土都承载战略价值，才能真正筑牢产业安全的根基。 制度韧性优治理。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持续释放，关键在于构建富有弹性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韧性不是僵化的条条框框，而是能够因时而变、随势而新的治理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当多重战略在同一空间交汇时，往往会产生政策摩擦和制度冲突。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种“弹性治理”模式：一方面保持核心政策的稳定性，确保战略实施不偏离初衷；另一方面预留充分的调整空间，使制度能够根据实际效果动态优化。同时，通过建立跨区域政策评估和经验共享平台，使各地能够相互借鉴最佳实践。这种刚柔并济、开放包容的制度体系，才是支撑区域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设施韧性畅“血脉”。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命脉所系，其韧性程度直接决定着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在多重战略叠加背景下，必须构建“立体互联、智能弹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一方面要强化物理网络的设计，在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形成多通道、多节点的网状结构，避免“单点故障”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提升基础设施的智能水平，通过数字化改造赋予其自我监测、自动调节的能力。尤为关键的是，要打破“就项目论项目”的局限，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战略实施深度绑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织密轨道网络，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推进数字新基建，在黄河流域保护中完善水利设施体系。这种与战略需求高度适配的基础设施布局，才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市场韧性抗风险。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纵深和多元化的需求结构，为构建富有韧性的区域经济塑造了独特优势。发挥多重战略叠加效应，关键要激活三个层面的市场活力：一是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区域分割，让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流动；二是培育多层次消费市场，既满足高端需求，又保障基本民生，形成需求端的“缓冲带”；三是拓展战略纵深空间，通过区域重大战略的协同推进，构建“东西互济、南北联动”的市场新格局。当前，尤其要用好扩内需这个战略支点，使京津冀的市场辐射力、长三角的创新供给力、粤港澳的国际竞争力同频共振，这种基于市场深度整合的战略叠加，才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保障。 张可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二级教授、吴玉章学者，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现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合作与冲突、区域经济理论等。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张可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冯晟 当前，广东正处在爬坡过坎调整期、积厚成势积累期、动能转换接续期，必须加快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走稳走实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反向飞地”有助于畅通地区间的资源要素流动和高效配置，也是广东深挖跨区域间产业协同潜力、拓展产业纵深的有效途径。目前，粤东粤西粤北12市均已在珠三角城市建立“反向飞地”，但在探索过程中仍有一些堵点卡点亟须解决。 堵点卡点 “反向飞地”模式有待丰富拓展。当前，全省的“反向飞地”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粤东粤西粤北地市在珠三角的展销中心和招商中心，目前大量的“反向飞地”采取这种模式进行运营；二是科创中心，由企业进驻“反向飞地”并设立研发中心；三是科技企业孵化地，企业借助“飞入地”孵化后在欠发达地区产业化。总体而言，当前我省“反向飞地”的模式仍然较为初级，有待进一步丰富以满足地方发展需要。 “飞出地”和“飞入地”联动性有待加强。“反向飞地”的利益共享机制是其能否持续高效运行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各参与方合作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出于区域内的GDP、税收等考虑，一些发达地区对于“反向飞地”的建设发展存在动力不足的现象。 部分“反向飞地”的运营人才不足。由于“反向飞地”成立时间较短，一些“反向飞地”的运营队伍主要由各部门抽调组建而成，未接受过系统化、职业化、专业化培训，运营团队的工作效率和专业化水平偏低。“反向飞地”无论是在人员数量、投资力度还是运营效率上都存在不足，企业孵化成效有待提升。 思路出路 强化分类引导，丰富“反向飞地”模式。重点建设发展“创新飞地”，帮助欠发达地区引进人才和科技等创新要素，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同时，丰富发展“消薄飞地”和“生态飞地”。“消薄飞地”是指欠发达地区经济薄弱村集中资金、土地等资源配置到结对的发达地区，联合建设可持续发展项目并取得固定收益，实现互利共赢、强村消薄。“生态飞地”则是指生态保护地区飞入发达地区，通过异地发展获得经营、资产收益及税收，反哺当地的生态保护。 明确积分准入标准，确保政策精准高效。积分准入制度可以把政策资源精准用在当地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上，真正用在企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上。结合当地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的需要，从企业注册地、研发投入、营业收入和税收等方面明确企业积分进入飞地的主要内容、评分标准和运行程序，并对准入的企业实行动态评估退出机制，确保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和高效性。并且，运营管理部门可以参考企业积分发展情况，为园区企业提供土地资源、人才补贴和金融支持等资源，促进园区企业加速成长。 加快共建共享机制落地，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利益分成和统计核算机制是激发两地政府协作动力、减少合作摩擦，促进“反向飞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前提和重要保障。加大“反向飞地”建设的激励约束制度建设，推动合作园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共计共享，充分调动各参与方的积极性。借鉴先进经验启示，“创新飞地”采取地方留成部分税收全额返还“飞出地”的方式，“消薄飞地”“生态飞地”模式可采取“收益保底+税收分成”方式进行利益分享。 畅通资源要素流动，增强区域联动合作。在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基础上，支持用地、能耗、环保等指标实现跨区域调配，鼓励结对区（市）县之间的节余指标优先调剂用于“反向飞地”建设，保障“反向飞地”要素指标需求。引导帮扶方将原有实施效果较一般的帮扶资金、产业、人员等资源力量投入到“反向飞地”建设中去，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反向飞地”建设的支持力度。 探索创新“政府主导+企业化运营”模式，提高“反向飞地”运营效率。“反向飞地”尤其是“创新飞地”具有明显的特色化、专业化特征，通过与专业化企业合作运营，展现出更高的专业性和灵活性。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化运营”新模式，政府管宏观、定方向，运营公司管微观、定项目。通过委托发达地区的专业化公司开展招商引智，提供研发需求对接、政策对接、基金对接、产业化落地协同等服务，提高运营效率。 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吴圣金 “五个中心”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的总体定位，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历经多年接续奋斗，上海“五个中心”内涵不断丰富、功能持续提升，“五个中心”建设迈上历史新台阶，步入从“基本建成”转向“全面建成”、实现功能全面提升的新阶段。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上海以系统性思维推进“五个中心”建设新布局、以创新性思路谋划“五个中心”建设新举措，推动“五个中心”功能实现新提升，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第一，在更加注重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上下功夫。 当前，全球科技加速发展，大国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科创中心建设在“五个中心”建设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越来越突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作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指示。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进一步提出，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从“科技创新中心”到“科技创新高地”，进一步突显了科技创新举足轻重的时代地位。 一方面，要把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作为“五个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紧扣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目标指引，深化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核心是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聚焦“无人区”，突破“卡脖子”，加强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布局，增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能力；积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评价改革，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动力。 另一方面，要以科技创新的新实力支撑其他中心实现新的更大突破。加快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积极拓展产业发展新赛道，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推动上海经济总量在国际大都市中持续进位；以科技创新推动金融产品市场开发，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和资本配置效率，提升金融中心国际化水平；加强科技对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的支撑，创新贸易数字化监管模式和供应链管理体系，提高贸易中心资源配置能力；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探索航运数字化创新发展模式，深化航运中心智慧绿色发展。 第二，在更加注重联动发展、相互赋能上下功夫。 只有加快形成“五个中心”联动发展新格局，才能进一步开辟功能拓展新空间、增强能级提升新动能，构筑综合竞争新优势。“五个中心”的联动发展、相互赋能不仅体现在科创中心对其他中心的支撑和引领上，还体现在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彼此联动、协同发力上。要重视创新跨界服务业态、发展新型服务模式，强化“五个中心”之间的业务延伸、服务集成和业态融合，促进联动发展、耦合共生、相互赋能。 比如，在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联动发展方面，需加快推进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港航贸割裂不仅导致物流成本上升，还会增加供应链的不稳定性；既制约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又影响航运高效化、规模化。新形势下，要加快港航贸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构筑综合性系统性信息平台体系，促进港口、航运、贸易等要素高效汇聚和配置，以数字化推动“航运+贸易”“航运+投资”等业务深度融合发展。 又如，在国际航运和金融中心联动发展方面，需大力发展特色高端航运金融。航运金融是高端航运服务重点领域，是体现国际航运中心配置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要立足优势基础，大力发展船舶融资租赁、航运保险等特色高端航运金融。同时，金融中心功能拓展也需更加丰富的业务场景。大力发展特色高端航运金融，将为金融中心建设开拓服务和产品创新的新空间。 再如，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联动发展方面，需大力推进贸易金融创新。贸易与金融具有天然依存性，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金融为贸易活动实现提供有效支撑，贸易为金融国际化发展提供丰厚土壤。新形势下，贸易的创新发展、提质增效需要金融的创新发展与之配套。特别是，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离岸贸易等新型贸易业态迅速发展，急切需要以贸易金融创新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第三，在更加注重服务全国、连接全球上下功夫。 “五个中心”建设既是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主攻方向，也是上海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核心支撑。 一方面，进一步做大规模。规模是功能的支撑，是能级的基石。目前，“五个中心”虽然在某些量级指标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也面临新形势所带来日趋严峻的压力，处在“不进则退、慢进则退”的境地。推动“五个中心”功能实现新提升，需巩固提升规模量级。可统筹谋划、超前布局一批港航基础设施，持续增强港口、机场的吞吐能力；在巩固传统贸易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型贸易；依托金融基础设施升级，不断做大金融市场的国际业务规模。 另一方面，进一步做强服务。发展高水平服务业是“五个中心”建设的核心内容。推动“五个中心”功能实现新提升，需做强做优国际化服务，优化提升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功能。可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准入、人才引育、资质认定等关键环节，形成适应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要求的生态体系。 第四，在更加注重议程设定、规则制定上下功夫。 当前，全球经贸和产业格局加快重塑。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规则话语权，是推动“五个中心”功能实现新提升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一方面，积极参与修订甚至牵头制定国际规则。参与国际规则的修订制定，有助于提升上海“五个中心”的软实力，提升对国际资源的吸引和配置能力。可抓住变革窗口期，在金融监管、海事仲裁、数据流动等制度高地实施重点突破，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规则体系深度嵌合；把握数字经济规则重构的战略机遇，在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加快形成“上海方案”，以技术先发优势形成制度竞争优势，进而构筑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枢纽节点。 另一方面，大力培养引进国际化专业人才。国际规则制定本质是专业话语体系博弈。推动“五个中心”功能实现新提升，应系统培育精通国际法理、熟悉国际组织运作、善用多边机制的专业力量，以更宽广的视野挖掘和培育本土潜力人才，并支持其进入国际组织工作，构建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网络。同时，以更开放的生态吸引全球专业技术人才，在签证便利、税收优惠、工作定居和在沪生活等方面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把上海进一步打造成为国际化人才高地。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祁彦 | 企业管理 摘要：随着企业税务风险问题的日益严重，税务风险管理成为保障企业合规经营的重要环节。当前企业税务管理中普遍存在适应性差、内控体系碎片化、流程混乱、缺少透明度及合规意识薄弱等问题。据此，文章提出通过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识别潜在风险、利用数据筛选进行风险评估、构建数据模型实现风险预测等方法，帮助企业税务合规，减少税务违规风险，推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能力。 关键词：企业税务风险，大数据，税务合规，税务风险管理 引言 近年来，企业税务风险问题频出，已然对企业健康发展产生威胁。从2023年国家税务总局公示的税务违法查处案件来看，全年共查处涉嫌违法纳税人13.5万起，其中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17324起，涉税违法典型案件243起，骗取税费优惠违法案件5042起[1]。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大部分案件均因为企业对税务合规管理不科学，管理者缺少税务管理意识引起。对于企业而言，规模越大、资金流动性越强，其面对的税务风险越高。若企业在税务风险管理方面缺少科学、合理及有效的对策，可能带来经济与声誉损失的风险。在大数据背景下，企业应充分发挥数据挖掘、风险预测、合规监控等手段的作用，针对税务管理体系建设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进一步提升税务合规水平，减少税务风险问题发生。 一、企业税务风险类型 （一）合规风险 未按照税法规定履行税务申报与纳税义务，主要包括未按时申报、错报、漏报或虚报税款。 （二）税务筹划风险 在进行税务筹划时，采用不合法或不合规的方式，试图通过避税手段减少税负，若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务筹划手段不当，企业会被追溯税款并处以罚款。 （三）审计风险 在税务审计过程中，因内部控制不严、税务记录不完善导致审计风险增加。如果审计不通过，企业面临补税和罚款处罚。 （四）税务处罚风险 由于漏税、逃税、虚开发票等税务违规行为受到税务机关罚款、滞纳金、追溯税款等处罚。 （五）外部环境风险 税收政策与法规变化过程中，企业未及时适应新的政策，出现误操作问题，从而产生风险。 （六）税务信息不对称风险 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税务机关无法及时了解企业真实税务状况，或企业未准确获取税收政策。 二、税务风险管理存在的共性问题 （一）税收政策适应性差 税收政策适应性差这一问题比较普遍，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占比较高。近年来，国家频繁针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浮动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合规要求进行调整，给企业面临的税务适应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例如，2023年《增值税法》修订引入严格的行业适用标准，但很多中小企业财务部门对于新增标准并不理解。在本年度税务稽查中发现，超过18%的案件是由于企业未能及时了解新税收政策中的税务申报标准导致申报错误引起[2]。税收政策适应性差增加了企业税务合规风险，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税收规划与企业发展。当企业无法及时适应新政策时，可能面临未缴税款补缴、滞纳金、罚款等处罚，严重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引发破产风险。 （二）税务内控体系碎片化 税务内控体系碎片化在企业在税务管理中主要表现未能建立统一、系统的内控框架，税务管理模式主要以不同部门人员各自负责税务事务为主，形成多个独立的税务管理模块。例如，税务、财务、审计等部门无法形成整体，税务问题主要由财务部门处理，无法形成全局性的风险防控体系。上海财经大学针对“企业税务管理机制对税务风险影响”开展过调查与研究，随机抽查国家税务总局公示的税务案件中的150家企业，发现105家企业在财务和税务管理上采用了不同的标准，财务部门基本不涉及税务申报工作，而是由非财务人员进行申报，申报过程存在大量的漏报、错报问题[3]。该案例表明，缺少统一的税务内控体系是大部分税务违规企业广泛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带来两种主要结果，一是导致企业在税务申报和税务筹划中出现失误，增加税务违法风险。二是难以发现税务问题，导致企业合规成本、税务处罚成本增加。 （三）税务管理流程混乱 税务管理流程混乱多存在于中小型企业，主要表现为管理流程不规范、职责分配不明确、环节烦琐且缺乏统一标准。同时，税务、财务和审计之间缺乏协作性，税务信息在不同部门间的流转不及时，导致税务申报、税务筹划和税务合规等环节出现不协调、不及时的问题。例如，在企业所得税申报中，某些企业未正确调整税前扣除项，特别是关于研发费用的税前扣除，导致财务数据与申报数据出现较大差异。税务机关发现这些不一致后，不仅要求重新报送修正后的申报表，还会要求企业补缴相关税款和利息。这种流程混乱会使企业税务合规性得不到保障，容易因申报错误、漏报或误报而面临滞纳金、罚款甚至补缴税款等风险。同时，由于财务数据与税务申报不一致，企业需要进行多次数据核查，会增加税务管理成本。 （四）税务信息缺乏透明度 税务信息缺乏透明性的问题集中在税务申报、税务筹划和税务合规等环节。很多企业存在税务信息未按规定公示和税务数据披露不及时的问题，税务部门无法准确了解企业税务状况，增加了税务风险管理难度。李伟[4]开展一项关于企业税务公示方面的研究，发现超过18%的企业未按期公示税务信息，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85%。调查还显示，约12%的企业未按规定及时更新纳税信息或未能公示财务报表，这些企业多集中在电商、娱乐领域。例如，调查中的一家游戏经营企业，未能按季度、年度向税务机关提供完整的纳税申报表，导致在税务审计时无法准确核对税务状况，增加了审查难度。由于缺乏透明的信息披露，税务机关可能对企业的税务情况做出不准确的判断，从而影响对企业的审查和评估，最终可能带来税务纠纷和额外的税务负担。 （五）税务合规意识薄弱 税务合规意识薄弱主要表现为企业未充分认识到税务合规的重要性，缺乏主动合规的意识。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因合规引起的税务问题较多。在国家税务总局公示的案件中，因合规引起的税务案件高达90%以上，其中16%左右的案件为非主观因素引起[5]，通常是由于企业缺少合规意识，在税务规划和申报时，依赖财务人员经验，缺少对税法和政策的理解，申报过程中出现错误申报、遗漏扣除问题。税务合规意识薄弱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企业需要面临滞纳金、罚款和补缴税款的风险，企业的财务负担显著增加。同时，税务机关在审查时可能发现企业税务问题，导致税务调查和审计频繁，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合规压力。长期忽视税务合规不仅可能损害企业的信誉，还可能影响其市场竞争力，甚至带来法律责任。 三、基于大数据的税务风险管理策略 （一）基于数据分析的税务风险识别 基于数据分析的税务风险识别是通过整合企业的财务数据与税务申报数据，运用数据分析技术进行风险识别。企业可通过构建大数据平台，将各类财务信息进行汇总、整合，并与税务问题判定标准进行比对。这一过程有助于识别潜在的税务风险，及时发现已发生的税务问题，从而为税务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首先，企业应通过大数据技术将财务数据与税务信息进行实时对比，分析是否存在税务合规上的差异。例如，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匹配、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项目是否合规等。通过比对这些数据，能够迅速发现企业税务申报中的错误或漏洞，及时发出警报。这不仅可以避免税务机关对企业的审查和处罚，还可以减少税务合规的成本。其次，建立基于大数据监控系统，对税务数据进行动态监测。当系统检测到某项税务数据出现异常时，可以自动生成风险警报并推送给相关人员。这些警报不仅能够提醒财务人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还能对问题进行预警，防止风险进一步演化成严重的税务问题。最后，引入新型的税务数据分析算法，与第三方数据源进行对接，获取外部数据支持，进一步增强税务风险识别的准确性。 （二）基于数据挖掘的税务风险预测 基于数据挖掘的税务风险预测通过对历史税务数据、财务信息及行业趋势的深入分析，帮助企业识别潜在的税务风险，为企业提供精准的税务风险预测，降低税务风险发生可能性。首先，企业应整合内部的财务报表、税务申报记录、外部经济环境数据等，使用聚类分析、决策树、回归分析等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基于数据分析，识别出税务风险相关的变量，预测税务风险发生概率，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其次，将大数据与外部信息结合，分析行业趋势、政府税收政策的调整及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这些外部信息可以通过与税务机关和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的合作获取，从而使数据挖掘结果更具前瞻性。例如，企业可以根据新出台的税收政策或行业监管要求，及时调整税务筹划方案，避免在新政策实施后面临税务处罚。最后，建立动态的风险预测系统，系统可以基于最新的数据输入不断更新风险预测算法，提高税务风险预测的实时性。这种持续的优化能够使企业随时掌握税务风险变化，确保税务合规性。 （三）基于数据筛选的税务风险评估 基于数据筛选的税务风险评估主要利用数据筛选技术从大量税务和财务数据中筛选出具有潜在风险的异常数据，帮助企业评估税务风险，为企业提供清晰的税务信息。首先，数据筛选的核心在于从海量的财务、税务和外部经济数据中提取出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变量，可以利用数据筛选技术，筛选出与税务风险相关的关键指标。例如，通过筛选历史税务申报数据，识别某些会计科目、交易类型在税务申报时发生过频繁的错误。通过分析历史数据中的反复违规项，能够找出潜在的税务风险领域，从而对这些领域进行优先评估。其次，可利用数据筛选技术对增值税、所得税等数据进行筛选，识别不同部门、不同产品的税务申报差异，特别是在涉及税收优惠、减免政策或进项税额的扣除时。这些差异可能反映出企业在某些环节存在不合规的风险，进一步通过筛选分析，可以锁定高风险的税务操作，进行针对性调查。最后，结合行业特征、地区性税收政策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企业税务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例如，部分行业由于特定的税收政策或市场环境，面临较高的税务风险，数据筛选能够快速识别这些行业中税务合规性较差的企业，帮助税务部门集中资源进行重点监管。结合企业的内部数据，筛选出不同地区和行业的风险评分，企业可以根据风险程度优先处理高风险区域的税务问题。 （四）基于数据模型的税务风险管理 基于数据模型的税务风险管理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算法模型，对企业的财务数据、税务数据和外部环境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和预测，从而帮助企业识别、评估和控制税务风险。首先，企业需要整合历史税务数据、财务报表、行业标准和税务政策等信息，形成全面的数据库。数据模型通过分析这些历史数据，识别税务风险的关键因素，如企业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增值税的进项与销项税额平衡等。通过构建基于这些因素的数学模型，企业能够提前识别出税务申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通过模型的输出结果及时采取措施。其次，构建税务风险管理模型，应用回归分析、决策树、神经网络等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分析不同变量对税务风险的影响程度。例如，通过回归分析，建立预测税务风险的方程式，根据财务数据的变化预测未来的税务风险；通过决策树，企业可以根据不同条件判断税务风险的发生概率，并根据结果优化税务决策。最后，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构建复杂的风险预测模型，从大量的历史数据中学习规律，捕捉潜在的税务风险模式。例如，基于历史税务审计数据，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学习财务数据与税务问题高度相关，在税务风险出现之前，利用模型进行预测，可降低风险等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大数据技术不断发展，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基于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筛选等技术手段，企业可以实现税务风险的精准识别、预测与评估，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的税务合规环境。未来，企业应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与智能化技术，推动税务风险管理的持续优化，为企业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陆琳.“金税四期”大数据背景下的企业税务风险管理[J].时代经贸，2024（11）：93-96. [2]严慧锦，张守芳.“以数治税”背景下企业税务管理优化研究[J].商业文化，2024（21）：143-145. [3]刘玲玲.稳步推进“智慧税务”强化商业银行税务风险管理[J].财经界，2024（31）：141-143. [4]李宗翰.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的电力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措施研究[J].投资与创业，2024（19）：101-103. [5]杜小燕.财税大数据背景下企业税务风险的成因及管控措施分析[J].财经界，2024（25）：156-158. 深圳华大智造 刘波 摘要：文章探讨了企业基建项目内部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强调了提高内部审计质量对于确保基建项目顺利推进、防范风险和实现纠偏止损的重要性，指出了当前内部审计存在风险警示重视不足、审计职能发挥不足、内控执行不力以及差异思考不足四个主要问题，提出了提高内审力度、优化内审效能、创新审计理念和全面审计管理四项对策，旨在促进内部审计在企业基建项目中发挥更大作用，打造具有强大审计能力的现代化企业基建项目管理模式。 关键词：企业，基建项目，内部审计 企业基建项目内部审计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在当前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内部审计应当承担起防范风险、提升效能的使命，以审计创新引领发展模式，提升审计服务能力和监督效果[1]。本文将从提高内审力度、优化内审效能、创新审计理念、全面审计管理四个方面，探讨如何推动基建项目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 一、企业基建项目内部审计概述 《“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指出，要围绕企业国资的真实程度、规范性及经济效益展开监督，重点把控企业投资重大工程、资源配置以及风险管控等核心领域，推动企业提升财务治理能力，确保国有资产资本实现增值保值[2]。在当前背景下，企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其基建项目工程项目在数量上显著增长，单体规模也不断扩大，致使内部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企业经营模式日趋多样化，如采用PPP、EPC、BOT及BT等投融资方式推动基建项目开展，使得基建项目类型愈发丰富，也相应增加了项目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企业基建项目中，内审部门应对工程招投标环节所涉法规条例进行合规性监管；对工程项目估算额度展开审核，着重核查基建工程清单限价；严格把控招投标相关文书；全程监察标书启封与评定过程；基于招标书、中标方投标资料及相关承诺内容，对合同进行审计督查，施工责任制落实监督、规章制度完善贯彻、资金往来的监管等，通过系统性审核评估，为管理层提供优化整改方案，强化基础设施项目规范化管理。 基建工程投资额巨大，企业在开展基建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常常因为管理过程中一个个小疏忽的不断发酵，最后导致严重的偏差，引发进度、质量等诸多问题，影响业务经营，造成经济损失，进而损害企业声誉。做好企业基建项目内部审计，能够促进企业构建现代化管理系统，规范各类经营活动运转，加强企业资产监管、节约工程建设投入。因此，基建工程常常被纳入“关键少数”的重大监管及高风险领域，研究如何解决当前企业基建项目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企业基建项目内部审计问题 （一）监管效能受限，风险警示重视不足 机构设置不完善，人力资源匮乏都会导致企业内部审计工作难以独立开展，常需采取联合检查模式。企业单位审计部门与财务、法律等职能部门协作；借助上级机构监察力量或外部审计人员临时组建工作组实施检查，管理层对审计职能认知不足、重视程度欠佳，致使审计部门缺乏独立性、权威性，在实际工作中，配合积极性不高，资料获取受阻，且对审计人员提出的风险评估意见和预警建议重视不足。 （二）审计职能受阻，专业能力发挥不足 尽管项目配置了第三方监管单位如监理和造价咨询机构，但时有机构未能恪尽职守、出现串通谋取私利情况，致使工程建设中品质把控、工期管理、造价控制等问题依然频频发生。在EPC承包管理体系中，总承包方全面负责工程的设计、物资采购、现场施工及投产调试等环节，项目同步引入监理单位、造价顾问等专业机构，对总承包商在质量管控、进度掌控及成本管理等维度实施专项督查，尽管构建了多维度的相互制衡机制，期望各参与方能切实履行职责，但由于各方容易忽视整体利益，出现渎职行为，甚至为牟取非法利益而相互勾结，导致工程质量问题、进度延误、成本失控等风险，对项目功能实现、投产计划、投资管控造成显著隐患。 （三）内控执行不力，实际效果不及预期 在监察报告及改进建议下发之后，由于整改事项涉及范围广泛且内容繁多，加之未能明确具体责任人，对审计整改工作重视程度不足，导致相互推诿现象，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或出现敷衍了事式表面整改，使得内部审计沦为一种走过场形式，增加了整改工作的难度。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因其具有周期长、资金规模大、流程复杂、参与部门众多等特点，管理难度显著，从项目招标到结算过程中，各环节均需专人负责，监察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会贯穿整个工程建设管理体系，使得整改工作难以形成完整闭环，影响整体效果。 （四）差异思考不足，审计介入时机不当 在基建项目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风险特征，各实施环节关键风险和审计重点各不相同，审计介入时机虽存在一定难度，但对于项目基建过程纠偏止损的意义十分重要。部分单位仅凭突发事件被动开展工程审计，未能基于项目进度科学规划审计工作，过早介入时，使风险点尚未显现，无法识别问题，造成审计资源浪费；过晚介入则会错过最佳纠偏时机，引发经济进度损失。 三、企业基建项目内部审计对策 （一）提高内审力度，夯实基建审计基础 由于部分机构对审计人员展开检查工作时表现出抵触情绪，这主要源于对审计业务认知不足。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审计工作的目标、范畴、手段等方面宣传教育，促使各方正确认识审计人员的职责。通过组织座谈会、开展一对一交谈等形式，增进与受审单位的互动与配合，使审计人员能够从多渠道获取项目相关信息。 内部管理方面，加强审计监管职能，使权力始终运转在规范轨道上，发挥审计在预防、整治中双重功效，强化内部审计监督机制，对已发现造假整改行为及审计发现各类问题及时采取纠偏措施，将其纳入后续审计评估体系中持续跟进，强化审计协作机制，全面优化审核监督效果，推动审计成果转变为优化经营决策、提升管理水平的助力[3]。风控体系管理方面，要加强治理实效，明确整改职责归属，严格督促各单位落实主体职责，利用审核成果与整改情况，加大对怠于履责单位的追责力度，建立闭环式整改管理机制，把整改落实纳入关键KPI指标评估，将内审结论及其整改进展作为干部考评、人事任免、奖惩制度与决策参考的依据，彰显内部审计在组织治理中的关键作用，构建多层次监督合力体系。 工程项目启动阶段，重点审核企业当前工程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对前期完成的项目立项、工程设计、招标采购及合同签订等准备性工作开展审计评估，系统评估现有工程管理体系，分析找出管理缺陷、监督空白，优化管理流程、健全管理制度；检视项目前期各项准备工作的完成情况，识别业务隐患，将风险防控延伸至工程全过程，针对已发现的风险点，制定专项跟踪审计方案，构建闭环管理机制。 （二）优化内审效能，强化内部审计职能 在工程建设中，招标投标过程是内控审计的核心关注点，审计人员需重点排查以下问题：是否规避法定招标程序、是否依规采用公开竞标、中标方是否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等，疑点均可通过实地走访和档案核查等方式获取相关信息，也可与纪检监察机构建立协作机制，以共享审计资源、及时移交线索为准则，强化审计震慑效应，防范职务腐败与权力滥用行为。 依据内审管理相关规定，项目承建部门聘请工程造价单位制定工程清单及限价，内审部门也要对其进行核查，由于内审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有限，通常会引入第三方机构协助审核。为此，建议项目部门与审计机构各自独立委托不同的造价咨询单位，分别承担编制复核工作，最终由审计部门把关定案。也采用专业软件辅助，根据具体工作需求，引入目前建筑行业广泛应用的工程软件系统（如广联达等），通过导入CAD设计图纸实现智能化识别，结合信息精细化处理、模型校验、清单规范化、自动计价等功能，完成工程量清单编审工作。 此过程中，企业也应明确“上下统筹、集中管理、分层运作、协同联动”的运营体系，优化内部审计资源配置，培育具备数字化能力的复合型审计专业人员，采取专业培训、研讨交流、实践学习等方式，推动内审工作标准化发展，聚焦核心任务，提升审计工作质效[4]。企业应设立审计组组长责任机制，赋予组长现场管理主导权；完善项目清单监督体系，制定具体任务指标与时限要求，通过每周报告制度跟踪项目进展，加强对一线审计方向与重点领域指导；构建双重审核机制，由主审人员与组长共同把关。 审计过程中，调研企业运营流程，综合运用前期调查数据、监管部门资料、企业经营信息等信息，结合外部审计机构的评估结论和企业重大事项，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制定审计执行方案，明确工作内容、程序、方法、节点，有序开展审计活动。编制审计报告时，恪守客观真实准则，采用通俗易懂表述方式呈现核查成果，报告所得出的结论须有确凿佐证材料作为依据，提出的见解应立足于确切事实。在形成初步审计意见时，由企业审计中心初审，业务处室复审，围绕核心主题和关键论点，通过分层的方式对审计结果进行梳理提炼，充分征询单位反馈，了解各类问题真实情况，判断其背后风险。 （三）创新审计理念，规范内控实施动作 内部审计工作要树立两点关键意识：宏观战略意识，应改变仅注重合规检查的传统模式，转向以提升经济效益、规避经营风险为重点的现代审计理念，从单一监督转变为监督与服务并行的复合型模式；服务导向意识，发现和指出问题虽是工程项目审计的基本职能，但不应止步于此，要通过监督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才是其根本使命。工程建设中，方案规划、招投标环节、施工实施、工程变更、资金拨付等环节均是监督审计的核心内容，监察人员应深入施工现场，实地了解项目推进情况，与施工方及监理单位及时沟通，掌握工程整体进度，定期实施飞行巡查，重点关注各关键时间节点（例如设备装配、系统调试前期），完善审计手段，探讨监管对策，评估企业在投资规划、项目指标、资金规模、运营管控、资金往来、效益风险等方面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是否能够有效规避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各类隐患，是否达成企业既定的发展目标和运营计划。 审计中，要重点关注隐蔽性工程和设计变更审核工作，核实施工进度表，检验工程款结算是否在合同约定的标准范围之内，通过巡检及时发现并纠正工程品质与进度偏差，同时监控实际支出变化，对重大金额及特殊签证变更开展抽检工作，重点核实其发生的客观性、内容合理程度、费用核算精确度及审批程序规范性；采用现场实际丈量方式，将施工现状与签证文档进行对照验证，评估实际施工成果与签证要求符合程度。 （四）全面审计管理，纵横对比风险差异 在重大工程项目整线审计工作中，企业集团应遵循“纵贯一体、横向比较”的审计理念，强调“效率管控”双重导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开展工作，宏观结合企业战略规划与发展方向，研究重大事项决策机制、预算管理情况等要素，深入剖析组织可持续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微观客观反映企业运营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制定整改方案，深化基建项目审计覆盖面[5]。 构建纵向贯通机制方面，系统评估项目运营成效与治理状况，打通各层级审计环节，通过垂直贯通式审计，既能把握全局态势，又可发现具体问题，为分层施策提供依据；前台与后台管理中，审计关注重点既要包括施工现场的实际问题，也要分析后台管控漏洞，除了评估项目组履职表现，还应对各级企业的管理效能提出建议，通过纵向一体化审计，促进管理责任落实到位，激发组织活力。 横向对标分析方面，明晰管理差距并挖掘优秀经验，工程施工方案是项目管理的基本条件，审计人员应对比各标段方案，识别前期规划中的不足，剖析原因、划清职责，源头改进优化。在成本管控层面，客观对比各标段关键成本要素，展现不同标段的管理水准，推广先进做法的同时也直面问题短板，探究亏损根源；增收节支措施，在成本差异日益缩小背景下，横向比较揭示各标段差异，重点关注政策适配性、执行力度和激励机制等制约因素，推动效益提升工作落到实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内审力度、优化内审效能、创新审计理念、全面审计管理是实现高质量内部审计管理，保障企业基建项目合规发展的关键路径。内部审计能够促进风险节点联动，保证审计工作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以审计方式创新助力企业转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卢琼.企业内部审计现存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以A公司基建工程项目为例[J].活力，2023，41（21）：67-69. [2]李奕娴.高校内部工程审计在基建工程项目结算中的实践探讨[J].安徽建筑，2023，30（10）：187-188. [3]丁瑞.试论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J].会计师，2019（20）：47-48. [4]贾淑娟.国有企业基建工程项目审计方法的研究[J].现代国企研究，2019（02）：97. [5]曹辉.内部审计如何在基建项目审计中发挥作用——以某企业新建厂房竣工结算审计为例[J].中国有色金属，2018（S1）：162-164. 作者简介：李晓薇，讲师，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研究方向：审计、内控。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经济师 李晓薇 摘要：文章深入研究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关键问题，聚焦于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促进组织发展与创新，以及加强员工发展和培训的重要性。通过优化考核指标、提升考核结果应用、平衡年终考核权重，以及简化管理体系等对策，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强调全年绩效管理、拓展应用范围和注重过程管理，促使企业更全面关注员工表现，实现管理的灵活性。简化绩效管理体系则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些策略的实施将有助于构建创新、高效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模式，推动国有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绩效管理，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困境，对策 一、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和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中，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成为塑造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的支柱，在适应经济形势的同时，面临着独特的管理挑战。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关键问题，着眼于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促进组织发展和创新，以及加强员工发展和培训等方面的重要性。本文将探讨如何优化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提升考核结果的应用程度、平衡年终考核的比重，以及简化绩效管理体系，为国有企业建立更有效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体系提供有力支持。 二、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重要性 （一）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在提高员工工作效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明确员工的工作目标和期望表现，绩效管理系统可以帮助建立清晰的工作标准，为员工提供明确的职责和任务。定期的绩效评估和反馈机制使员工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工作表现，从而及时调整和改进工作方法。此外，设定激励机制，如奖金、晋升机会等，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提高工作投入度。绩效管理还有助于识别和解决员工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培训和发展计划，提升员工的工作技能和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二）促进组织发展和创新 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对于促进组织的发展和创新至关重要。通过建立绩效目标与组织战略目标的对应关系，绩效管理能够确保员工的工作与组织的长远发展方向保持一致。通过定期的绩效评估，可以识别出组织中的高绩效员工，他们可能成为组织的未来领导者或关键团队成员。通过及时的激励和晋升，激发这些高绩效员工的潜力，为组织未来的发展储备人才。同时，绩效管理也鼓励员工提出创新性的想法和建议，通过奖励和认可来推动组织创新的发展。绩效管理系统的建立为组织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使其能够灵活应对市场变化，保持竞争力，并在不断变化的业务环境中实现可持续的创新。 （三）加强员工发展和培训 在加强员工发展和培训方面，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通过绩效评估，可以全面了解员工的优势和发展需求，为个性化的培训计划提供基础。绩效管理还可以帮助发现员工的潜力和发展方向，为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发展机会，从而增强员工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设定明确的发展目标，通过培训和学习计划，可以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为其职业生涯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此外，绩效管理也为员工提供了实现职业晋升的机会，通过定期的评估和晋升机制，激发员工的发展动力，增强其对组织的忠诚度。通过这一综合性的人才发展和培训系统，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为组织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支持，使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困境 （一）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有待完善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不足是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面临的首要困境之一。当前的指标体系存在明显问题：首先，指标种类的单一性。现有的绩效指标主要集中于监控性指标，以任务完成度、行为指标、能力指标、效益指标等为主，而对于党建工作、中心工作等方面的考核相对缺乏。这导致了绩效评估的单一性和缺乏全面性。其次，绩效指标缺乏明显差异。同质化的考核标准适用于不同部门、岗位的职工，未能考虑到各个工作职责的差异性。这使得绩效考核结果难以准确反映不同岗位职工在工作质量、贡献度、潜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二）绩效考核结果应用程度有待深入 绩效考核结果应用程度的不足是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面临的另一重要困境。目前，绩效考核结果主要体现在职工岗位升迁、薪资福利待遇等方面，而在企业战略目标设定、任务分解、部门岗位设置、职工培训、业务流程设置等关键方面的应用程度相对有限。这导致绩效管理未能真正发挥导向性和解决问题的作用。一是应用范围有限。绩效考核结果过于集中在一些具体方面，未能全面覆盖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导致一些关键问题无法及时被发现和解决。二是绩效评价与企业管理制度的优化衔接不足。绩效考核结果未能很好地嵌入到企业的管理流程中，缺乏与战略目标设定、任务分解等方面的深度衔接。 （三）年终考核比重过大 年终考核比重过大是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绩效考核的结果在年末被赋予过大的权重，直接关系到职工岗位升迁、薪资福利待遇的调整，以及部门评优等方面。这种情况使得整个绩效管理体系呈现出集中于年末的倾向，而缺乏对职工平时工作质量和其他时间段表现的充分关注。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导致多个问题。一方面，由于重视度过大，职工可能会在年末将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迎接考核，而忽略了平时的工作表现；另一方面，对于绩效考核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将所有关键决策和调整都集中在年末，导致过于片面的评价。 （四）绩效管理体系繁琐 绩效管理体系的繁琐主要来源于其复杂性，包括考核项目众多、评价标准复杂、考核流程繁杂等方面。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由于绩效管理需要涉及的指标和流程过多，管理人员和职工可能难以全面理解和适应，容易引发理解误差和执行偏差。其次，复杂的绩效管理系统可能导致管理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绩效考核的操作层面，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战略规划和问题解决层面。绩效管理体系的繁琐性直接影响了管理效率和成本。繁琐的管理流程可能导致管理效率降低，因为管理人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在考核过程中，从而影响在其他战略性工作上的投入。最后，过于复杂的绩效管理系统可能增加了管理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和系统维护成本。管理人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维护和执行绩效考核系统，这直接影响了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成本效益比。因此，绩效管理体系的繁琐性不仅影响了管理效率，还带来了显著的管理成本。在深入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前，需要明确复杂性所导致的具体问题，并权衡管理效率和成本之间的关系，以找到更为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 四、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优化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为了更全面评估员工绩效，引入多元化指标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常规的任务完成度，还应考虑涵盖行为指标、能力指标以及党建工作等方面的考核要素，以确保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这样的多元化考核将更全面地反映员工在不同维度上的表现，有助于准确评估其全面素质。同时，为了使评价更具针对性，可以建立差异化评价体系。通过强调对不同岗位和部门的个性化评价，确保评价结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更准确地反映员工在各个方面的表现。这有助于避免一刀切的评价标准，使评价更具有个性化和精准性。通过上述优化措施，可以使绩效考核更具针对性和公正性，为企业提供更有实际意义的数据支持。这不仅有助于发现和激励优秀员工，更能够提升整体绩效水平。这种优化的指标体系有助于打破同质化的考核标准，更好地适应国有企业不同部门和岗位的特点，推动绩效管理的全面提升。通过确保绩效考核更为科学、客观和全面，国有企业将能够更有效地激发员工的潜力，促进组织整体的协同发展。 （二）提升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程度 在解决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问题的过程中，关键的对策之一是提升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程度。为拓展应用范围，应将绩效考核结果纳入企业战略目标设定、任务分解、部门岗位设置、职工培训以及业务流程设计等关键方面。这可以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和协同机制来实现，确保绩效考核成果能够直接指导企业的决策和行动。同时，强化与管理制度的融合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将绩效考核与企业管理制度深度融合，使其成为管理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包括将绩效评价纳入晋升晋级、薪资调整、奖惩机制等方面，从而使绩效管理成果更加贴近实际操作。通过这些措施，可以确保绩效考核结果不仅仅停留在表面，更能够深刻影响企业的战略方向和日常运营，最终推动国有企业实现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这种深度的应用程度将使绩效管理更具导向性，有助于企业更快速、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三）平衡年终考核的比重 为解决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年终考核比重过大的问题，关键对策之一是平衡年终考核的比重。首先，强调全年绩效管理是必要的，通过持续监测和评估员工在整个年度的表现，而非仅仅关注年末阶段。这有助于减轻对年末考核的依赖，避免员工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年底的评估上，从而提高平时工作的质量和表现。其次，注重过程管理是关键，通过建立定期反馈机制、目标分解和绩效辅导等手段，使绩效管理更加连续和渐进。这样的管理方式能够实现对员工在整个工作周期内的全面关注，有助于更准确、公正地评价其表现。通过这些对策，可以逐步减小年终考核的比重，使其更合理地分散在整个绩效管理周期中。这种平衡的方法有助于提升绩效管理的效度和公信力，促使员工在全年内保持高水平的工作动力和责任心，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更为稳健的支持。 （四）简化绩效管理体系 为解决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中绩效管理体系繁琐的问题，简化绩效管理体系成为关键对策。一方面，通过优化流程和降低复杂性，能够使绩效管理更加直观和易于理解。这可通过简化考核项目、减少评价标准的复杂性以及简化考核流程来实现。通过这一步骤，能够提高管理人员和员工对绩效管理体系的理解，降低操作难度，从而增加参与度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平衡管理效率与成本也是简化绩效管理体系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简化的过程中，需要精心权衡对管理效率和成本的影响，以找到最佳平衡点。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是一种有效手段，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简化考核流程，减轻人力成本，并确保系统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这不仅提高了管理的效率，还有助于及时获取关键数据，为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持。通过简化绩效管理体系，国有企业可以实现更为精练高效的管理。这种精简的管理方式将为企业带来更顺畅的运作，提高员工和管理人员的满意度。同时，简化的绩效管理体系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其导向性和问题解决的作用，为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灵活性和创新性提供有力支持。这一改进将有助于国有企业更好地适应变化，提升整体竞争力。 五、结论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不仅关乎员工个体的发展，更涉及整个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通过优化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提升考核结果的应用程度、平衡年终考核的比重，以及简化绩效管理体系等对策，国有企业可以实现对员工的更全面评估和激励，进而促进组织的持续创新和发展。强调全年绩效管理、拓展应用范围、注重过程管理，有助于打破考核的单一性，提升管理的灵活性和精细化。简化绩效管理体系则使企业更加高效，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这些对策的实施将为国有企业构建更为灵活、创新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推动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高磊.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绩效考核分析[J].经济管理文摘，2020（11）：2. [2]孔莎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考核相关问题研究[J].经济管理研究，2023，5（01）：49-51. [3]钱毓锋，朱亦红.关于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绩效考核相关问题的探讨[J].经营管理者，2011（20）：1. [4]汪菊华.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绩效考核的作用分析[J].人才资源开发，2016（08）：1. [5]张彩勃.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分析[D].华北电力大学，2014 [6]张芳铭.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与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探讨[J].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经济管理，2023（04）：4. 山西省林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古江涛 摘要：司库管理是现代企业集团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集团的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内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等各类型企业中，司库管理体系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和需求，因此，司库管理体系建设应根据企业自身特点，从组织架构、流程设计、管控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效优化，从而切实提升国企司库管理体系建设水平。文章从新时期国企司库管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出发，分析了新时期国企司库管理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新时期国企司库管理体系建设的有效策略，以期为国企司库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新时期，国企，司库管理体系，策略 一、引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背景下，国企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随着供应链管理、物资流转和信息交互的复杂度日益增加，国企的司库管理逐渐成为企业效率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但传统的管理体系在面对现代化挑战时已显不足。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针对国企特色，构建和完善更为先进、适应性强的司库管理体系，是行业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关注的课题。 二、新时期国企司库管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推进，企业供应链变得更为复杂，涉及的环节也愈发纷繁，这对国企的物资管理和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完善、高效的司库管理体系，可以确保国企在供应链管理中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和时间损失，进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首先，随着技术的迅速演变，如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企业运营的需要，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司库管理体系，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些新技术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其次，国企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稳定性、安全性与效益性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个健全的司库管理体系不仅可以帮助国企在竞争中占得先机，更能确保其资产安全，防范潜在的风险。最后，建立新时期的国企司库管理体系，还有助于推动企业文化的更新与创新，培育员工的综合素质与管理意识，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新时期国企司库管理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存储物资分类与编码规则不统一 从历史背景角度来看，由于国企的历史沿革、地域分散和业务模块的独立性，每一个业务模块或者地域单位可能都独立地制定了自己的物资分类与编码规则。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得同一种物资在不同的业务模块或地域单位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编码，或者相同的编码代表了不同的物资。首先，从技术实施角度，由于过去信息化建设的非连续性和不同技术标准的采纳，各个业务系统之间的交互与对接变得极为困难。每当需要进行系统整合或者业务合并时，这种存储物资分类与编码规则的不统一性便会暴露出来，导致工程师和业务人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数据映射和对照。其次，从组织文化和管理角度看，国企内部往往存在一种“各自为政”的现象，各部门、各单位或者各业务线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共同商议一个统一的编码规则。这种情况下，即使在某一时刻意识到编码规则的不统一性会带来问题，也很难达成一个共同的标准和达到真正的统一。最后，由于国企涉及的业务领域广泛，物资种类繁多，这使得物资分类与编码的复杂性大大增加。有些物资可能既属于一类又属于另一类，或者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业务的发展，某些物资的性质和用途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分类和编码。这些都增加了制定统一编码规则的难度[1]。 （二）司库数据标准化与统一化难度大 国企在历史发展中，往往由于其庞大的体量和业务分散的特点，导致了多个子系统和分支的独立运作。这种独立性不仅体现在业务流程上，更多地体现在各自为政的数据管理和储存方式上。每个子系统或部门都可能形成一套自己的数据定义、格式和标准，这直接导致了整体数据的非标准化和非统一化。首先，国企的信息化建设往往是分步骤、分阶段进行的，这也意味着在不同的时间点，可能采用了不同的技术和标准，使得后续想要将这些数据整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视图变得困难重重。其次，从数据的生命周期角度看，从数据的生成、存储、调用到最终的归档，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涉及到不同的标准和格式。这也为数据的整体标准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数据的随意性处理，比如某些部门或个体为了方便自己的查询和使用，对数据进行了二次加工或改动，这种现象在缺乏严格监管的环境下较为常见，却为统一化标准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最后，国企在长期的运营中，经常会发生组织结构的调整、业务的扩张或裁撤等，这些都可能导致原有的数据标准和定义发生变化。而在这样的变革中，如何确保数据的标准化和统一化，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由于国企的特殊性，很多业务数据涉及的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这也意味着数据的安全性和准确性要求更高，但在非标准化和非统一化的情境下，如何确保这些要求的实现，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三）司库管理流程及审批机制不完善 国企作为我国的经济重要支柱，承担着众多的社会职责，但正因为其庞大的规模与复杂的历史背景，导致其内部的流程体系相较于其他企业形式更显繁杂。首先，在过去的长时间里，国企内部司库管理往往遵循传统的方式，少有系统性和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导致了各类业务流程之间缺乏必要的连接与交互。流程的断点较多，信息传递不畅，进一步加重了流程的低效和迂回。与此同时，部分国企在进行信息化建设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流程设计和标准，导致各系统之间的流程并不协同，存在重复或遗漏。其次，关于审批机制，国企往往采用层层审批的模式。由于管理层级众多，导致审批过程冗长。某些关键环节，由于缺少明确的审批标准和权责明晰的审批体系，经常出现决策迟疑或过度保守的现象。同时，部分审批内容存在形式主义倾向，实质性的审查与分析并不充分，不能真正达到审批的目的。最后，从技术层面看，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先进工具和方法可以为流程管理提供支持。但是国企在引进和应用这些工具时，由于内部流程和审批机制的不完善，很难发挥这些工具的最大效用。例如，某些现代化的流程自动化工具在国企中的应用，可能会因为与原有的流程不匹配而导致效果不佳[2]。 四、新时期国企司库管理体系建设的策略 （一）制定统一的物资编码框架 物资编码，超越了其基础的定义与功能，逐渐演变为连接供应链各环节、保障物资流通效率的核心纽带。在多变的市场环境和复杂的国企运营模式中，统一的物资编码框架不仅标识了物资的身份，更是信息流与物资流同步高效运行的关键。制定统一的物资编码框架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编码问题，它代表的是整个物资管理的深度与广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关人员必须考虑几个关键要素。第一，进行深度的物资分类研究，确保每一个物资种类都能被准确、系统地归纳，并为其制定详细的编码原则。这需要与各业务部门紧密合作，充分理解物资的属性、用途以及其在业务中的地位。第二，制定清晰的编码规则与命名规范，确保每一个编码都能够准确描述物资的类型、规格和属性。这样，不仅可以确保物资在查找、核对和统计时的准确性，还可以大大提高其管理的效率。第三，建立一个动态的物资编码更新机制，确保编码框架可以随着业务的发展和物资的变化而实时更新。这包括定期的物资编码审查，以及对新物资的及时编码。第四，针对大型和复杂的国企，还需要考虑跨部门、跨业务单元甚至跨地区的编码统一问题。这可能需要建立一个中央编码管理机构，负责制定统一的编码标准，对各部门、业务单元的编码进行监督与管理，确保其符合统一的标准与规范。 （二）实施全域数据整合方案 数据，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血脉，其管理与利用效能直接关联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国企司库管理中，全域数据整合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挑战，更是对企业战略决策、资源配置以及业务流程的全面优化。第一，全域数据整合方案必须围绕企业的核心业务，针对业务中的关键环节，如供应链、生产、销售等，进行数据的深度挖掘与整合。这要求企业在技术上采纳先进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和算法，确保数据能够在各业务部门之间流动与共享，形成一个真正的数据驱动的决策体系。第二，数据的安全性和准确性是实施全域数据整合方案的基石。国企需引进高级的数据加密技术，确保数据在传输、存储和应用中的安全。同时，应当实行严格的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对数据来源、采集、处理等环节进行严密的监控，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第三，为了实现全域数据整合，国企还需构建一个标准化的数据架构。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对现有的数据体系进行彻底的审查，识别出数据中的冗余、不一致性等问题，然后采取措施进行优化。在此基础上，国企还需制定一套标准的数据模型和数据字典，确保各业务部门在使用数据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第四，人员培训和文化建设也是实施全域数据整合方案的关键。国企需要培养一支懂业务、会技术、精数据的团队，这不仅需要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更需要塑造一种数据驱动的企业文化，使员工真正认识到数据的价值，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数据整合的工作中[3]。 （三）优化并完善审批管理流程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国企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日趋激烈。这使得每一个决策环节都需确保无缝对接、精准高效。特别是在司库管理体系这一核心领域，审批流程不仅是保障物资流动和资金安全的关键，更是影响企业整体运营效率和响应速度的重要环节。因此，不断优化并完善审批流程，正是响应这一时代要求的现实选择。第一，管理人员要对现有的审批流程进行深度的业务解析。这意味着不仅要找出流程中的瓶颈和冗余，更要从业务的角度，理解每一个环节的业务价值和逻辑。例如，审批流程中可能存在一些仅基于历史惯例而设置的步骤，这些步骤可能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业务环境，应当被优化或剔除。第二，在确认待优化环节后，我们可以考虑制定多级审批机制。对于某些低风险、频繁的审批任务，可以实施快速通道，简化审批环节，仅涉及必要的决策者。而对于高风险、复杂的审批任务，则可以设置多级审批，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仔细的审核与评估。第三，制定标准化的审批模板和准则也是关键。这需要团队结合实际业务需求，为不同类型的审批任务制定标准化的审批模板，明确审批的条件、标准和流程。并结合实际业务数据，对审批准则进行周期性的评估和调整，确保其始终与业务发展和市场变化保持同步。第四，为确保审批的精准性，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数据支持系统。包括对审批相关的数据进行集中管理和分析的平台，以及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如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对审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为决策者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4]。 五、结语 新时期的国企司库管理体系建设，是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供应链挑战。这不仅是国企日常运营的需要，更是提高竞争力、保障稳定发展的战略选择。未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中，应进一步探索和实施更为先进、合理的管理策略，确保在满足国企运营需求的同时，也能够应对各种外部风险和内部挑战。这将为国企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参考文献： [1]黄聪，曹向，李柱林.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司库管理体系构建研究——以A集团为例[J].会计之友，2023（15）：90-96. [2]焦宝松.浅谈国有企业司库管理体系建设[J].中国机关后勤，2022（06）：54-57. [3]孙国茂，徐立波，梁占海，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司库与企业内生金融化趋势[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3，37（02）：1-17. [4]陈婷，陈丽华，徐国伟.集团企业司库管理体系建设实践[J].中国总会计师，2022（12）：15-17. 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康怀玉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