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0日 第 9 期
总第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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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高质量完成“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对于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加强调研论证,广泛凝聚共识,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我国将于2026年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起草“十五五”规划建议。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和规划建议起草工作安排,有关方面近期将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等对编制“十五五”规划的意见建议。

李强在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把做强国内大循环作为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战略之举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把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刘国中,国务委员王小洪、吴政隆、谌贻琴出席会议。

李强指出,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是大国经济的独有优势。要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经济循环的质量和层次,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结合现阶段我国发展实际,做强国内大循环重点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进一步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打造一批新产业新赛道。三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完备,发挥各地优势加强专业化分工、地区间协作,持续补链强链拓链,增强产业发展韧性。四是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加快补齐消费短板,推动经济政策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优质供给更好满足需求。

李强指出,要聚焦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在促进经济持续向好中夯实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基础。要精准有效帮扶外贸企业,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有效应对外部冲击。要千方百计稳定就业,支持企业稳岗,扩大各领域特别是服务业就业,突出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就业。要深挖潜力提振消费,推动大宗消费更新升级,激发服务消费潜力,放大新兴消费带动效应。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资金筹集使用和项目建设,大力促进民间投资。要支持地方打造更多发展亮点,通过科技创新培育产业亮点,依托特色资源打造品牌亮点。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各种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李强强调,各部门各地区要奋发进取、改革创新,强化政策谋划实施,加强工作协同配合,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形成竞相发展的良好氛围,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中开创发展新局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浙江省政府、江西省政府、甘肃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抗压能力和内生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日前,4月份经济数据发布。怎样看待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当前,“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进展如何?5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经济运行向新向好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会上介绍,4月份,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总体仍保持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向新向好,展现出强大的抗压能力和内生动力。

看需求,消费投资稳定增长、出口顶住巨大的外部压力保持增长,这也表明,我国内需空间不断拓展、外需市场更加多元。1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比去年全年加快1.2个百分点;直播带货、即时配送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8%。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外贸出口额同比增长9.3%;

再看供给,生产供给较快增长,新动能持续释放。随着新质生产力不断培育壮大,创新优势加快形成,并不断转化为新的增长点。4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服务器产量增长近2倍、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51.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活跃。

“我们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具有不确定性。”李超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加快落实既定政策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出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目前,各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落实,大部分政策举措将按计划在6月底前落地。同时,还将坚持常态化、敞口式开展政策预研储备,不断完善稳就业稳经济的政策工具箱,确保必要时能够及时出台实施。

力争6月底前下达完毕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

2024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两重”建设重点任务高质量落实。

李超介绍,在“硬投资”方面,2024年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7000亿元,2025年已安排近5000亿元,支持沿长江交通基础设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高标准农田、城市地下管网、“三北”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在“软建设”方面,通过编规划、出政策、创新体制机制等方式,促进形成项目建设实施和运营维护的长效机制。比如,健全高标准农田、管网、医院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使用、运营、管护机制,保障这些设施持续健康运行、长久造福群众。

“一大批‘两重’项目开工投产,将在稳定经济运行、优化产业结构、保障国家安全、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李超说。

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突出“两重”项目的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力争6月底前下达完毕今年全部“两重”建设项目清单,高标准抓好组织实施,同时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确保“两重”建设各项任务干一件、成一件。

推动“两新”加力扩围政策加快落地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各地方各部门,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推动“两新”加力扩围政策加快落地、持续显效。

李超介绍,截至5月5日,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家装厨卫、电动自行车等五大类产品带动销售额约8300亿元。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8.2%,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4.5%。

随着绿色、智能、高品质产品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设备更新推动企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相关行业生产和效益同步向好。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均同比增长10.0%。

“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有效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李超说,截至5月5日,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突破300万份,消费者购买12类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过5500万台,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超过4100万件,超过1.2亿人次以更加优惠的价格购买了心仪产品。

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资金下达,会同财政部尽快完成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清算,下达后续资金额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直达快享机制,抓紧推出加力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推动有关部门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明确审核兑付时限,落实资金预拨制度。深入研究“两新”领域增量和储备政策,适时按程序报批后推出。

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改进提升行动

优化营商环境是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

李超介绍,近年来,在各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国营商环境整体向好,政务服务更加便利,要素保障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公平,企业权益保护更加高效。

“我们也看到,企业、群众对市场准入、融资增信、账款清欠、信用修复等领域营商环境建设还有很高期待。”李超说。

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突出问题,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改进提升行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快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同时,还将指导各地针对新领域新业态,制定更加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准入标准,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高准入效率。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继续用好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精准做好银企对接;强化信用信息共享,深入开展“信易贷”工作,为扩大信用贷款规模提供支撑。健全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完善政府拖欠行为认定标准和失信惩戒措施,强化合同履约跟踪核实。加快构建统一规范、协同共享、科学高效的信用修复制度,推动信用信息集中统一公示,对完成修复的信用主体及时停止公示信息、移出失信名单、依法依规解除相关惩戒措施。

刘坤

八部门联合发文支持小微企业融资 增供给降成本重精准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日联合印发《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若干措施》。

当前,小微企业融资仍然面临一些困难。《若干措施》着重发挥监管、货币、财税、产业等各项政策合力,从增加融资供给、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提高支持精准性、落实监管政策、强化风险管理、完善政策保障、做好组织实施等8个方面,提出23项工作措施。

在增加融资供给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做深做实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向外贸、民营、科技、消费等重点领域倾斜对接帮扶资源;加大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法人类贷款、民营类贷款投放等。

在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方面,相关部门将指导银行进一步优化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定价管理,清理违规收费,严格落实“七不准”规定,规范与第三方合作等。

《若干措施》明确要求提高支持精准性。加强对重点领域企业的金融支持,对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加大对外贸新业态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修订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陆敏

央行:提升科技贷款的投放强度和服务能力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下称《政策举措》)。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具体的落实思路。

“创新积分制”2.0版将推出、科技贷款的投放强度将提升、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正加紧制定……一系列举措将健全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适时推出“创新积分制”2.0版本

《政策举措》提出,推广创新积分制。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创新积分制”是2022年科技部推出的一项创新性的科技金融政策工具。它通过一套系统化、结构化的指标、数据和算法,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绩效及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科学的评价,目的是帮助金融机构更加精准地识别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创新属性。

接下来,科技部将进一步优化“创新积分制”核心指标,适时推出“创新积分制”2.0版本。在科技金融重点地区开展“创新积分制”数智底座建设,以高质量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创新积分评价。

科技部还将拓宽“创新积分制”场景应用。开展积分企业分类评价和增值服务,持续推进创新积分评价与地方政府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政策的联动实施,拓展“积分贷”“积分投”“积分保”“积分融”等金融服务场景。

邱勇表示,《政策举措》是一项实现科技和金融“双向奔赴”的基础性、引领性制度安排。科技部将充分发挥牵头部门作用,进一步细化任务分工,明确实施节点,与有关部门一道,积极推动《政策举措》的落地实施和尽早见效。

提升科技贷款的投放强度和服务能力

《政策举措》提出,建立债券市场“科技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朱鹤新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工具创新,给市场化的股权投资机构拓展一条资金的渠道,解决募资难的问题。

朱鹤新说,目前市场各方响应积极,已经有100家左右的机构在发行科技创新债券,规模超过了2500亿元。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密切关注,建设好债券市场“科技板”,希望持续完善配套的支持机制,让“科技板”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接下来,为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将提升科技贷款的投放强度和服务能力。

朱鹤新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将做好两方面工作:在规模上要更有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的规模由5000亿元提升到8000亿元,再贷款利率由1.75%下调到1.5%,目的是引导金融机构为企业研发创新和设备更新提供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贷款支持;在服务上要更有温度,要推动银行深化科技信贷服务能力的建设,在内部管理、人才建设、风险评估、产品服务等方面构建专项机制,匹配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提升服务覆盖面,让更多中小科技企业获得优质的信贷服务。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将培育完善科技金融生态体系。具体内容包括:推动银行、保险、证券等各类金融机构和股权投资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形成差异化、专业化的发展格局,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提供融资支持;加强科技型企业跨境金融服务,稳步推进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扩大科技公共信息开放共享等。

制定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

《政策举措》提出,发挥科技保险支持创新的减震器和稳定器作用。金融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司司长郭武平透露,金融监管总局联合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

他说,保险业正在进行重大技术攻关保险保障机制试点。金融监管总局会同科技部等部门,在集成电路行业、商业航空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共保体机制,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提供风险分担方案。截至2024年末,保险业提供科技保险保障约9万亿元,投资科技企业超过6000亿元。

郭武平表示,鼓励保险公司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风险保障。同时,金融监管总局还将加强科技金融产品体系建设,支持银行综合运用科技企业创新积分等多方面信息,提升科技型企业首贷率;对于经营现金流回收周期较长的流动资金贷款,允许银行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最长可以达到五年;指导银行保险机构建立差异化科技金融评估评价体系,突出科技人才、科研能力、研发投入等适合科技企业特点的创新要素。

郭武平还透露,金融监管总局4月还出台了保险资金投资未上市企业重大股权的政策,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与保险业务相关的科技相关企业;也调整了保险资金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将保险资金投资单一创业投资基金余额占基金实缴规模的比例从20%提高到30%,为更多保险资金投向创投基金创造条件。这些政策未来将陆续落地实施。

李雁争 常佩琦 韩宋辉

证监会新规助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并购重组再迎政策利好!5月1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深沪北交易所也随之修订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及配套业务指南。

事实上,自去年“并购六条”发布以来,深市市场并购重组活动已显著增加,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

《重组管理办法》提出,建立重组股份对价分期支付机制。将申请一次注册、分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注册决定有效期延长至48个月。提高对财务状况变化、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监管的包容度。新设重组简易审核程序。明确适用简易审核程序的重组交易无需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委审议,中国证监会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予以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

同时,明确上市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锁定期要求。对被吸并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设置6个月锁定期,构成收购的,执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18个月的锁定期要求;对被吸并方其他股东不设锁定期。

《重组管理办法》鼓励私募基金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对私募基金投资期限与重组取得股份的锁定期实施“反向挂钩”,明确私募基金投资期限满48个月的,第三方交易中的锁定期限由12个月缩短为6个月,重组上市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以外的股东的锁定期限由24个月缩短为12个月。此外,根据新《公司法》等规定,对《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条文表述做了适应性调整。

2024年4月1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活跃并购重组市场作出重要部署。为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中国证监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即“并购六条”),于2024年9月24日发布。

《重组管理办法》修改发布后,“并购六条”的各项措施全面落地,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并购六条”发布以来,并购重组市场规模和活跃度大幅提升,上市公司累计披露资产重组超1400单,其中重大资产重组超160单。今年以来,上市公司筹划资产重组更加积极,已披露超600单,是去年同期的1.4倍;其中重大资产重组约90单,是去年同期的3.3倍;已实施完成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金额超2000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1.6倍,资本市场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业内人士认为,简易审核程序预计将有效提升并购重组审核效率,便利市场主体开展并购重组活动,并购重组活跃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国家统计局:4月份国民经济应变克难稳定运行

国家统计局5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生产需求平稳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动能积聚成长,国民经济顶住压力稳定增长。

“总的来看,4月份,外部冲击影响加大,但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主要指标平稳较快增长,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好态势。”在5月19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展现我国经济强大韧性和抗冲击能力

“4月份主要指标情况充分展现了我国经济强大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付凌晖表示,4月份,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但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国民经济应变克难稳定运行,发展质量持续提升,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信心和底气。

随着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释放,工业保持较快增长。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5.9%。在扩大内需政策的作用下,服务业增势平稳。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是今年以来月度增速中次高水平。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1%,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大幅增长,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和支撑作用比较明显。投资规模持续扩大。1至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接续推动带动下,1至4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8.2%,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64.5%。

我国推动外贸多元化发展,积极开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推动外贸保持平稳增长,彰显出强大韧性。1至4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4%,比一季度加快1.1个百分点。其中,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3.9%,比一季度加快1.7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向好向新

大力提振消费,有利于有效应对外部挑战、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向好,也有利于改善民生、增强发展活力。4月份,政策效应继续显现,消费市场稳定增长,消费新动能发展壮大。

“从累计看,以商品销售为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以服务消费为代表的服务零售额均呈现了回升势头。”付凌晖介绍,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1%,增速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加快。受假日出行需求旺盛带动,居民旅游、出行、通讯等服务性消费增长较快。1至4月份,交通出行、通讯信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网上零售、即时零售等新业态高效便捷受到消费者欢迎,消费新动能增势较好。1至4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8%,继续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

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扩围,对相关商品销售带动作用比较明显。4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具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8.8%、33.5%、26.9%和19.9%,均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有力支撑市场销售增长。

付凌晖指出,今年以来,政策效果继续显现,市场销售延续回升态势,但消费内生动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下阶段,要实施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继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增加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更好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

经济持续回升有基础有保障

“从下阶段情况看,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较多,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创新动能继续成长,经济持续回升具有较多有利条件。在多重有利因素支撑下,我国经济有望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付凌晖指出。

回升有基础。从主要指标看,与国内市场联系紧密的市场销售和服务业继续稳中有升。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均比1至3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的货物出口和工业生产总体稳定。1至4月份,出口增长7.5%,比1至3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4%,保持总体稳定。

政策有保障。今年以来,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加力实施,“两重”“两新”政策力度加大,扩大了市场需求,带动了企业生产,支持了创新发展,提振了市场信心,效果持续显现。1至4月份,主要生产需求指标增速均明显快于上年全年。近期,相关部门进一步降准降息,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等。随着各项政策逐步落实落地,将有利于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各方面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创造力向社会生产力转化,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向好。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4月份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4.2%,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38.9%。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科技前沿领域实现突破,将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发展。

董蓓

税收回暖 支出提效 结构优化——今年1—4月全国财政收支数据透视

财政部最新公布的1—4月财政收支数据显示,在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外部冲击影响加大、经济平稳运行难度增加的形势下,全国财政运行呈现诸多积极变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降幅继续收窄,财政支出进度达到2020年以来同期最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快发行使用等,彰显积极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收入累计降幅收窄 单月税收增幅转正

1—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616亿元,同比下降0.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7个百分点。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收入下降3.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9个百分点,其中4月份增长1.6%,今年以来首月实现正增长;地方收入增长2.2%,增幅与一季度持平。

税收方面,1—4月,全国税收收入65556亿元,同比下降2.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4个百分点,其中4月份增长1.9%,月度增幅首次由负转正。

对于上述积极变化,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教授姚东旻分析认为,今年前4月,全国财政收入形势逐渐改善,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增强、在复杂外部环境下仍具较强抗压能力,且制造业升级、消费复苏、数字经济等新动能收入贡献显著。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鹏指出,前4月财政收入态势的逐步好转,是经济向好回升的重要表现。持续加力、更加用力的财政政策作用突出,有效稳住宏观经济运行,助力抵御外部冲击和风险。

记者从财政部获悉,1—4月,部分行业税收持续表现良好。制造业方面,装备制造业保持较高增幅、支撑作用持续凸显,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税收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3.2%、6.8%。

服务业方面,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文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文化体育娱乐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8.6%。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2.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2.7%。

非税收入方面,1—4月,全国非税收入15060亿元,同比增长7.7%,主要是由多渠道盘活资产等因素带动。

出口退税保持高增长 彰显外贸韧性

主要税收收入项目中,1—4月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分别为26254亿元、6502亿元、5376亿元,同比增长1.8%、1.8%、7.4%。

值得关注的是,与进出口贸易密切相关的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5732亿元,同比下降6.5%;关税686亿元,同比下降12.1%;出口退税9110亿元,同比增长12.5%。

“进口税收减少是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全球经济放缓和贸易摩擦的扰动,也反映了国内政策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点,直接原因在于内外因素作用下的进口规模收缩。”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指出。

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开放政策调整及经济转型也形成一定叠加效应。今年1月起我国对935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下调,同时相关自贸协定深化降税,直接降低部分进口税负。“上述安排推动我国进口关税实际税率下调,减少了进口环节税收收入。”张鹏认为,进口关税下调是我国产业链、价值链优化的重要体现,更多高品质商品可由国内生产制造,进口环节更多偏向基础材料和初加工产品。

出口方面,尽管面临关税冲击等外部扰动,但今年以来我国出口整体保持韧性,这也反映在出口退税大幅增长上。多位专家认为,出口韧性与我国坚实的产业基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多元化的外贸结构、新兴市场的开拓以及财政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

除了上述税种,今年1—4月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房产税等同比均实现不同幅度增长。特别是印花税及证券交易印花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同比增幅分别达18.9%、57.8%,延续一季度良好增势。张鹏指出,这一增幅反映出资本市场稳中有进的特点,未来随着全面注册制改革持续深化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将更加规范、更有活力。

支出进度加快 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今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构,持续加大对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的支持力度。1—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3581亿元,同比增长4.6%,完成预算的31.5%,支出进度为2020年以来同期最快。

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2282亿元,同比增长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1299亿元,同比增长3.9%。

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教育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位居支出规模前三,分别为16852亿元、14481亿元、7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5%、7.4%、3.9%。此外,科学技术支出2953亿元,同比增长3.9%;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110亿元,同比增长3.2%。

多位专家指出,上述支出安排向重点保障领域倾斜,不仅能有力撬动投资、激发内需潜力,推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进一步提升,更能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另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贯彻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使用节奏,支持有关项目及早落地见效。

数据显示,1—4月地方债发行规模大幅增长,累计发行约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4.35%,且发行进度相对较快,特别是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较快,前4月累计发行1.19万亿元。

同时,专项债投向领域进一步拓宽,对房地产领域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今年以来,北京、广东、湖南等地已先后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统计,1—4月各地累计发行用于土地储备项目的专项债约620亿元,占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比重约6%,积极助力稳地产、稳投资;此外,用于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项目的专项债资金占比也明显提高。

超长期特别国债方面,根据预算安排,我国今年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同比增加3000亿元。其中,8000亿元用于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建设,5000亿元用于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

据了解,今年用于“两重”建设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已安排近5000亿元,支持沿长江交通基础设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高标准农田、城市地下管网、“三北”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将在稳定经济运行、优化产业结构、保障国家安全、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今年以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需求十分旺盛,多数地区首批补贴资金使用比例已达到较高水平。近日,中央财政已及时向地方追加下达今年第二批81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

敖阳利

权威视点
马晓白:从“纸面”到“地方”:中央和地方共解民企投融资难题

近两年,国家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全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融资发展。从2023年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到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再到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正式施行,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如何做好政策法规“最后一公里”落地工作,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推动民企投融资政策落地见效,需从构建公平竞争环境、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健全多层次金融体系以及强化中央地方协同等方面发力。

民企投资融资政策落地还面临着一些难点

民企写字楼抵押融资困境仅仅是政策“落地难”的“冰山一角”。从政策全链条落地角度看,目前民企投资融资政策落地还面临着其他难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跨国企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晓白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政策制定到地方政府执行,再到最终的效果评估,目前促进民企投融资的政策支持体系从“纸面”到“地方”落地,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一是中央宏观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存在“转化断层”。国家战略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多以框架性文件呈现,但地方在细化配套措施时往往受制于财政能力、产业基础等客观差异,导致政策适配困难。

二是政企信息传导链条存在“衰减效应”。县域层面对接渠道仍依赖传统行政体系,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获取信息的时效性和精准度不足。

三是政策评估反馈机制存在“闭环缺失”。现有考核体系缺乏对民企实际获得感、投资环境改善度等质量型指标的有效量化。部分地方政府为完成考核任务,采用“包装项目”“数字达标”等变通手段,导致政策执行出现“表面合规、实质空转”现象。

多层级协同机制让政策落地生根

民企投融资政策从“纸面”走向“地方”,并穿透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还需通过多层级协同机制与精细化实施策略。

中央与地方还需通过协同机制破解民营经济投资融资政策落地难题,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目前,中央层面已搭建起涵盖信贷扩容、债券创新、股权融资的多维度民企投融资政策框架。各地方实践则呈现差异化创新案例:浙江省推行“3个70%”要素保障机制,确保民间投资在土地、能耗等核心资源获取上享有优先权;深圳市通过项目路演会实现企业与金融机构直连,推动制造业专项贷款快速落地等。

“中央统筹+地方实操”的协同模式,既保障了政策信号的垂直贯通,又激活了地方创新动能。唯有进一步强化央地政策联动、打通政策执行堵点,才能让民企投融资支持政策从“纸面”真正落到“地方”,避免沦为“空中楼阁”。

马晓白表示,破解民营经济投资融资政策落地难题,还需构建更加完善的中央地方协同机制。一是建立政策适配性转化机制。中央层面可进行政策梯度设计,针对东中西部差异化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支持目录。允许地方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政策试点,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模板。二是建立政策穿透式传导机制。搭建中央与地方的政策直达系统,将重大项目信息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地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快速回应企业需求。三是建立政策全周期评估机制。将民营经济投资活跃度、民企满意度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开发政策效力指数模型,针对评估发现的“数字空转”问题,及时追根溯源、问责整改。

记者 钟秋月

王瑞民: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企稳回升

专家表示,一、二线城市通常都是人口净流入的城市,经济活力强,租和购的住房需求都比较旺盛,且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增加住房供应的弹性和灵活性应成为其总的住房政策取向。

谈到如何更好地满足一、二线城市消费者的居住需求,专家称,应在总量层面增加住房供应,从根本上缓解供求紧张的局面,从而提升一、二线城市住房的可支付性。

自2024年9月以来,一系列利好政策频出,为房地产市场注入信心。进入2025年,房地产市场延续了这一积极态势,进一步向企稳回升迈进。当前,在政策持续发力和需求不断释放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二线城市通常都是人口净流入的城市,经济活力强,租和购的住房需求都比较旺盛,且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增加住房供应的弹性和灵活性应成为其总的住房政策取向。

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提升

2025年以来,政策效果继续显现,房地产市场继续朝着止跌回稳的方向迈进。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月份数据来看,部分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交易活跃度有所提升。

从环比来看,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从同比来看,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其中,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收窄0.7和0.5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收窄0.9和0.5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重点一、二线城市逐渐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力度。

谈到如何更好地满足一、二线城市消费者的居住需求,王瑞民表示,一方面,应在总量层面增加住房供应,从根本上缓解供求紧张的局面,从而提升一、二线城市住房的可支付性;另一方面,针对已经有房且购买力较强的老市民,应重点增加高品质住房匹配其居住升级需求,针对还没有房且购买力不强的新市民,则应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非居改租等方式增加可支付的基本体面的租赁住房匹配其灵活的租住需求。

房地产政策持续发力

当前,尽管房地产市场已经呈现出企稳回升的态势,但仍面临一些挑战。短期内,居民收入预期弱、房价下跌预期仍在等因素依然制约着房地产市场全面企稳。此外,房地产行业在拿地、销售、客源、贷款乃至同质化产品竞争等方面都存在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5月1日起,“好房子”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5月20日,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布……2025年,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同时,让买房人不仅在购房过程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而且实现居住品质的提升。

随着限购政策的优化、首付比例的降低以及交易税收政策的调整,一、二线城市的购房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房地产市场信心有所增强。不过,当前,楼市仍处于调整期,一方面,核心城市展现出较强的需求韧性,需求基础依然稳固,另一方面,区域分化趋势也更为显著。

王瑞民表示,迈向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从住房产业下游的产品市场化扩展到上游的要素市场化,要素间重新组合迸发出新的活力,使得房地产业成为依靠技术进步与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居住服务提供者,老市民和新市民都能在住房产品迭代中找寻到新的“性价比”,从而使房地产业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得到修复。当然,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建立在短期内和谐地去杠杆化基础上的。

记者 李晓红

曾刚: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体系

当前,中国正处于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阶段,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被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在这一大背景下,科技金融在赋能创新驱动、服务国家战略和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体系,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迈向科技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

2025年5月,科技部等七部门发布《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以下简称《举措》),提出“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体系”,以期突破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短板,为提升创新资本供给、服务企业成长、加快新质生产力培育及重大科技转化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构建中国特色科技金融体系具有多重意义

先,有助于破解科技创新“瓶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本身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和高度不确定性,传统金融机构偏好重资产、低风险项目,对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往往因缺乏抵押物、风险评估不成熟而难以提供有效支持。这导致一些科技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制约了技术创新的转化效率和企业后劲。中国特色科技金融体系能够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强化风险分担机制、提升数据赋能水平,将资金更加精准地投向高成长、高风险的科技企业,为我国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提供坚实金融基础。

其次,有助于支撑战略安全,增强核心技术自主掌控力。当前,全球技术与产业竞争加剧,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安全和产业链稳定的关键。通过政策性资金、市场资本与社会资金的协同发力,支持原创性、基础性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够为“从0到1”的技术突破提供长期、稳定、包容的金融保障,提升我国科技和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筑牢国家安全底线。

第三,有助于顺应中国国情,促进区域均衡与包容性发展。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分布不均衡。传统金融资源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西部、中部和老工业基地、高新产业新兴区创新企业往往面临金融供给弱、融资渠道窄等结构性难题。中国特色科技金融体系强调区域统筹,鼓励试点先行、政策倾斜和经验复制,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向中西部、东北、县域等区域下沉。以地方特色产业结合科技金融工具创新,激发各地创新活力,有助于实现区域创新资源均衡配置和协调发展,助力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提升,实现“全国一盘棋”。

最后,有助于推动人才培养与制度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需大量复合型人才支撑,通过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深度协作,建设多层次人才培养平台,为行业持续注入动能。制度方面,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配套,鼓励包容创新和容错机制,有利于营造公平、公正、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为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创新合作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科技金融的顶层设计与创新突破

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科技金融体系的目标,《举措》共提出十五条政策措施,内容涵盖资金供给、产品创新、风险分担、生态营造以及开放合作等多个层面。这些举措互为支撑,共同构建起完善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

一是通过多层次资金供给,构建科技创新的强大“资金池”。资金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保障,《举措》首先从解决创新资本供给问题入手,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资金支持体系。《举措》提出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并明确其定位为“母基金”。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中央财政出资,通过设立子基金或直接投资的方式,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科技创新企业。这种“母基金+子基金”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政策还强调了多元主体协同投入的重要性,包括:鼓励政策性银行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发挥其长期性、稳定性、政策性优势;支持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设立科技支行、科技金融事业部等专营机构;积极引导保险资金、年金基金等长期资金投向科技创新;鼓励大型企业、跨国公司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或企业创投子基金,等等。通过构建这种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供给结构,可以形成“国家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科技资本形成新格局,显著增强了科技创新资金的来源渠道和稳定性。

二是通过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提升科技金融的适配性与精准性。科技型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核心特征在于“轻资产、高风险、强创新、快迭代”,一些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往往难以满足其特殊需求。《举措》着眼于这一核心问题,推动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的全面创新,构建适应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体系。

银行信贷方面,《举措》鼓励发展科技贷款专属产品,完善科技型企业信用、智能贷款和续贷产品,建立专门授信通道,实行差别化风险容忍和授信政策,有效破解“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同时通过银行、投资、保险、债券等“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投贷债联动”多元化金融服务,提升金融对创新企业的适配性。

知识产权金融创新方面,《举措》强调完善专利、商标、版权等质押融资机制,试点知识产权证券化,开发多样化知识产权保险产品,使企业核心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融资工具。

科技保险方面,《举措》鼓励保险机构开发涵盖研发、中试、成果转化的保险产品,如首台套装备保险、关键零部件保险、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等,有效分散和转移创新风险,提升企业与金融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

资本市场方面,政策还推动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鼓励科技企业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上市,简化上市、再融资及并购重组流程,发展创新创业债券、绿色债券等丰富直接融资渠道,为科技企业成长和扩张提供资本支持。

三是构建风险分担与评价体系,打造科技金融的安全网与导航仪。科技创新内在的高风险性是制约金融机构加大科技投入的核心因素。《举措》针对性地构建了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和创新评价体系,形成了科技金融的“安全网”与“导航仪”。

在风险分担方面,《举措》鼓励发展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科技成果转化投资风险补偿基金等风险缓释工具,明确政府在高风险、前沿科技创新中的风险分担责任。鼓励建立科技金融风险容错机制和尽职免责制度,为金融机构开展创新业务提供制度保障。这些风险分担机制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顾虑,增强其服务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创新积分制是《举措》中的重要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科学、动态、多维度的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将企业创新表现与金融支持自动挂钩。创新积分可以作为金融机构评估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参考,也可以作为政府提供财税支持的重要依据。这一制度既可以解决金融机构难以识别和评价科技创新的问题,又可以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实现“以创新论英雄、以创新配资源”的资源配置新逻辑。

四是通过区域协同与生态营造,构建科技金融的区域网络与支撑生态。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密切相关,《举措》充分考虑了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与协同性,支持地方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和创新资源禀赋,建设科技金融试验区和知识产权金融创新试点;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活跃地区先行先试,率先探索科技金融创新模式;同时,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特色科技金融,实现区域协同和梯度发展。这种区域协同策略既发挥了创新高地的引领作用,又注重区域平衡发展,有利于形成全国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格局。

生态营造方面,《举措》推动构建科技金融服务生态体系:支持发展第三方科技评估、尽职调查、技术交易等专业服务机构,完善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创新成果转化与金融资本对接平台,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有效对接;推进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支持高校、金融机构、科技企业联合培养“懂科技、会金融”的专业人才。这些生态支撑举措为科技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是通过开放合作与协同推进,构建科技金融的全球视野与执行保障。科技创新具有全球化特征,《举措》充分体现了开放合作的理念:政策鼓励科技企业“走出去”,拓展跨境融资渠道,对接全球创新资源;支持科技企业开展国际并购和跨国技术转让,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这些开放合作举措有助于我国科技创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

在政策执行方面,《举措》建立了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科技、金融、财政、税务、知识产权等多个部门加强协作,形成政策合力;建立了科技金融政策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设立了科技金融政策执行监测与评估机制,确保政策有效落地。这些协同推进机制为政策执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从实践层面来看,《举措》各项政策落地的关键在于完善相关制度。一是要提升各类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创新的专业能力,通过加强政策宣贯和创新激励机制,形成“敢贷、能贷、会贷”的金融环境。二是要重点推动风险分担体系建设,包括完善科技保险相关政策,引导各级政府加大对科技保险的投入,以及完善政府引导基金、担保等配套措施,强化对创新项目全周期支持,等等。三是要建立基于大数据和科技创新积分的科技企业风险评估体系,提高资源精准投放能力。四是加强多部门协同,推动政策、数据、资源互联互通,缩短政策落地路径,使科技金融改革真正惠及广大创新主体以及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可持续动力。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 曾刚

杨涛:以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技金融创新

近日,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简称《举措》),重点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支持科技创新,加强财政政策引导,健全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以及完善科技金融生态等七个方面内容,提出了15项科技金融政策举措。

众所周知,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努力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成为我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对此,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成为新时期金融改革与发展必须做好的首篇“大文章”。《举措》的推出恰逢其时,并且围绕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呈现出几方面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首先,创业投资作为科技金融生力军,一定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主战场,因此亟待完善体制优化与保障。在经历多年发展与探索之后,我国创投行业不断壮大,但与支持科技创新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规模、质量、功能等的不足。究其原因,既有行业机构自身能力的问题,也有“募投管退”全链条的挑战,解决后者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体制机制改革与政策优化。因此,《举措》的重点一是努力拓宽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各类创投资金来源,充实支持科创的耐心资本规模;二是考虑到国有投资机构掌握了较多资本,也是创投行业的重要主体,因此亟待改革其管理与考评机制,真正让其“放开手脚”大力支持科创企业和项目;三是真正能够让创业投资项目“退得出”,从而形成创投资金与科技企业合作共赢的良性循环。当然,正如《举措》强调的“落实好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相关税收政策”,同样可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

其次,高效的风险管理是做好科技金融的重要支撑。众所周知,科技创新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非常突出,可能因为外部环境与政策、技术路线与创新项目的难度与复杂性、创新者自身能力与实力局限性等,而导致创新失败或达不到预期目标。这就会使金融支持科创面临更突出的挑战,除了金融机构自身需具备更高风控能力,还需要保险、担保等外部的风险分散和增信模式予以保障。例如,2025年初德国电动垂直起降(eVTOL)飞行器独角兽Lilium和Volocopte先后申请破产,就给许多知名投资机构带来巨大损失。《举措》指出要“健全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事实上,由于缺乏历史数据、风险评估模型不成熟,科技保险定价难以运用大数法则,这也离不开《举措》提出的监管激励保障政策。《举措》还强调要“实施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应该说,融资担保通过发挥增信和分险功能,能够进一步改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

再次,做好金融科技的关键不仅在于金融供给侧,更需着眼于科技企业的需求侧。《举措》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创新积分制’”“拓展创新积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也是抓住缓解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痛点。科技部自2020年起在国家高新区试点“创新积分制”,目前进一步扩展到全国,主要涵盖技术创新指标、成长经营指标、辅助指标等,可用于对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进行量化评价。我们看到,虽然有诸多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都在试图评估科技企业信用状况,但还缺乏成熟而标准的方法,也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共识基础。对此,创新积分制有助于深入发掘企业需求侧特征,更好地让金融机构了解和研判科技企业状况,从而依托创新积分进行增信授信和投融资支持。

最后,在推动金融制度型开放的背景下,科技金融也需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举措》强调“支持外商投资境内科技型企业”和“支持科技型企业依法依规境外上市”,也是新形势下推动科技金融活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重要选择。虽然全球格局变得日益复杂,但在跨境与开放条件下,科技创新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为各国都带来新的合作红利,并且适度对冲技术脱钩的风险。如自2024年6月以来,科创板上市公司境外收入突破4300亿元,已发起14单跨境收购交易;同时,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等外资巨头大举布局中国科技股。可以预见,通过支持科技金融的双多边交流合作,将助推科技企业发展壮大与金融机构拓展新蓝海。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夏杰长: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服务消费一头连接经济发展,一头牵动民生福祉,对大力提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服务消费面临供给和需求不匹配问题,亟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创新活力、提高服务供给质量。

加大制度创新,提高服务业开放水平

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市场经济体制有更高层次的制度需求。而制度创新的实质就是通过改革不断释放供给活力,通过竞争提升服务质量,通过开放对接全球资源,从而推动服务供给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多元化服务的需求。

首先,深化市场化改革,释放经营主体活力。市场化服务不充分、不发达会阻碍服务消费进一步发展。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服务业开放水平,打破服务领域的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为此,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首要任务就是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凡是法律、行政法规未明令禁止进入的服务业领域,尤其是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等行业逐步向社会资本开放,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其次,加快服务业领域投资便利化改革,探索实行企业自主登记制,着力优化审批流程,推动联办联审改革。再次,最大限度放开服务业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区分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实行不同的定价机制。最后,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引导更多的外商投资研发设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领域。加快引进国外服务业管理人才和创新人才,形成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的供给体系。

强化技术赋能,重塑服务供给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将数字化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数字化赋能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核心驱动力,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基石,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激活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系统性工程。数字技术对服务消费模式进行了全方位重塑。在传统服务消费领域,数字技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催生出云旅游、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新型业态;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和用户画像技术,实现服务的精准触达与定制化供给;依托数字化平台,服务消费产业链实现了高效协同,从需求端到供给端的响应速度显著提升。这种变革不仅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习惯,更推动服务供给向专业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加速形成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服务消费生态。

加快数字化赋能,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在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浪潮下,大数据实现了对海量信息的精准分析与价值挖掘,为企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此,要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要加大对中小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鼓励中小服务型企业结合自身业务特点,探索适合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客户需求,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数字化平台建设,通过入驻电商平台、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等,拓展线上业务渠道,扩大市场覆盖面。同时,加快人工智能、AR/VR技术在消费场景的应用创新,拓展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加大研发投入,对投入研发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补贴等政策支持。组织科技企业、服务企业、内容创作者等成立产业联盟,共享技术资源和市场渠道。鼓励不同行业之间的跨界融合,通过跨界合作,拓展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

打造服务品牌,提高服务供给质量

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作为消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直接影响着消费市场的扩容提质。高质量的供给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更能激发新的消费潜力,构建起供需良性互动的生态闭环。随着生活水平提升,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体验、个性化需求更高。优质的服务供给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催生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这不仅丰富了消费选择,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推动服务消费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实现可持续的扩容提质。

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加强服务品牌培育和宣传。在服务消费领域,依据消费需求的层次性差异,实施分类推进策略。对于生存型服务消费,如基础养老托育、社区便民服务等,应遵循市场规律,保持供需动态平衡,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规范行业标准,推动其平稳适度发展。针对发展型服务消费,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健康管理服务等,需依托政策引导与资源倾斜,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助力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面对享受型服务消费,如高端文旅体验、定制化生活服务等,则需紧扣居民消费升级趋势,以创新驱动为核心,融合前沿技术与文化创意,培育新兴业态,引领消费潮流。在服务品牌领域,应深入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方面,强化制度保障,完善商标注册管理制度,优化品牌培育扶持政策,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站式”服务;另一方面,创新宣传推广模式,将新国货品牌作为“首发、首店、首展、首秀”活动的重点,借助国际性展会、高端商业论坛等平台,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积极拓展品牌市场空间,支持国货品牌入驻世界级商圈与免税零售市场,搭建“国内市场深耕+国际市场开拓”平台。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引导线下零售实体打造国货品牌主题街区、体验专区,鼓励电商平台设立国货品牌专属频道,通过流量扶持、广告补贴等方式,实现品牌培育线上线下的深度联动,让国货品牌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质造”,以优质供给引领消费结构升级。

树立标准引领,构建质量认证体系

囿于服务的无形性,消费者无法提前检验服务质量,服务消费投诉事件相较于实物消费更加普遍。因此,要保护服务消费者权益、创造良好的服务消费环境,就必须加强服务标准化建设。标准具有支撑、引领等基础性作用,对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具有重要价值。

推进服务标准化建设,完善服务质量监测体系。一方面,推进服务业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推动服务业企业自我申明公开其产品和服务执行标准,支持重点服务业企业主导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大力培育发展服务业团体标准,制定一批服务标准规范,对标国际先进标准,鼓励开展服务质量认证与达标评价,培育一批能够代表“中国服务”品牌形象的优秀企业。另一方面,完善服务业质量监测标准体系。以顾客满意度、投诉量、品牌价值增长率、舆情指数等为重点监测指标,开展重点服务行业质量监测和质量形势分析,引导各服务行业和企业提升服务质量供给水平。建设涵盖城市基础环境治理、公共交通、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安全监管、养老为老、行政便民、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监测体系。开展公共服务质量指数研究,发布城市公共服务指数排行榜,验证公共服务业质量评价监测技术规范的科学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夏杰长

张德勇:宏观政策发力我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透过增值税发票数据可以看出,今年以来,存量政策叠加增量政策,向市场传递了进一步扩内需、稳增长的明确信号,为第一季度经济“开门红”提供了有力支撑。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按不变价格计算,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高于去年全年5%的增速,也高于去年第一季度5.3%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我国经济在全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背景下开局良好,其中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增值税发票数据反映扩内需、稳增长政策成效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透过增值税发票数据,可以具体捕捉经济运行中的诸多亮点。以“两新”政策为例,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全国企业采购机械设备金额同比增长11%,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增长29.3%、38.4%,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售同比增长15.9%,新扩围的手机等通信设备零售同比增长27.3%。从数据来看,“两新”政策加力扩围,通过增加资金规模、扩大支持范围、优化实施机制、放大撬动效应等,有效激活了内需市场,促进了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凸显了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

“更加积极有为”是今年以来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取向。在政策工具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其中,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29.7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等,财政支出强度明显加大。在政策创新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首提“投资于人”,旨在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在政策配合上,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协同以及与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确保同向发力,增强政策合力。由此,存量政策叠加增量政策,向市场传递了进一步扩内需、稳增长的明确信号,推动社会预期改善,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为第一季度经济“开门红”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撑。

积极应对外部挑战,未雨绸缪做好宏观政策储备

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尤其是4月以来,美国所谓的“对等关税”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震荡,世界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减弱,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内部看,国内结构转型任务仍然比较繁重,国内有效需求增长动力不足,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还需进一步稳固。

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多项政策部署,强调“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释放出加力宏观调控的明确信号。积极应对风险挑战,要按照会议精神要求,做好政策预研储备,在现有宏观政策基础上,谋划新的增量政策,并根据经济运行态势适时推出,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推动经济持续长期向好。

在总量政策方面,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重要着力点。比如,在扩围提质实施“两新”政策上,加大财政补贴力度,进一步扩大“两新”范围,纳入小家电、玩具等外贸依赖度较高的消费品,既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又促进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又如,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强度,适时降准降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为扩内需、稳增长创造更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结构政策方面,面向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比如,加码继续稳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形成楼市股市平稳健康发展与扩内需、稳增长的联动效应。又如,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在涉及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民生领域,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再如,引导更多资源投入国产替代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还如,提质升级稳外贸稳外资。采取“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等形式加大支持力度,对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企业,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比例,通过促进内外贸规则制度衔接融合、促进内外贸市场渠道对接、优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环境等举措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以超大规模市场为依托,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强化外资企业服务保障,提升中国大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针对经济运行新情况,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

年第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2815亿元,同比增长4.2%,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9769亿元,同比增长11.1%。从广义财政收支视角来看,在收入总体偏弱的情形下,支出强度明显加大,表明了今年以来财政政策的实施节奏符合“更加积极”的政策基调。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针对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有必要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在现有预算安排的框架下,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快支出进度。比如,提高支出强度,包括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在内的政府债券“赶进度”加快发行,加速释放内需潜力。

必要时考虑调整现有的预算安排,进一步加大支出强度。比如,通过调整预算,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增赤字规模、增发特别国债等,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措更多增量财力。

需注意的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要优化支出结构,确保精准投放资金,还应着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支出及时足额到位、绩效如期具体显现。同时,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采取切实举措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夯实地方财政基础,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扩内需、稳增长的财力支撑能力,从而持续增强中央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政策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德勇

郭迎锋:以金融创新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

央行近期发布了“一揽子金融政策支持稳市场稳预期”政策举措,推出了三大类共十项金融政策与工具。其中,为响应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推出了总额5000亿元的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政策。近日,央行印发了《关于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该政策的年利率为1.5%,面向26家全国重要的金融机构,最长使用期限不超过3年。这是继科技创新、绿色金融等工具后,我国央行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又一重大创新,表明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在“精准滴灌”的调控机制上不断走深走实,既有助于短期实现稳增长,也能促进长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这一金融工具的发布,不仅是货币政策对重点领域消费的短期流动性支持,更通过金融制度创新,有助于我国构建“金融赋能—消费升级—产业转型”的良性循环。

首先,有助于缓解供需结构性错配的矛盾。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越来越高,2024年全年和2025年一季度分别达到46%、44%;随着我国人均GDP接近1.5万美元,服务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但在文体旅游、高端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存在显著供给缺口;大城市服务消费潜能也有待进一步释放。这一创新金融工具,通过定向流动性注入,有助于推动服务消费供给端的要素重组,促进供给体系与消费升级需求的动态匹配。

其次,有助于激活银发经济的增长。根据相关资料核算,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2.2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5.6%,且逐年上升。随着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我国养老服务需求也在急剧上升。养老产业的再贷款政策通过支持养老机构建设、适老化改造等,可有效缓解养老产业的资本约束,推动银发经济形成新的产业增长极。

该《通知》的政策工具,从政策设计到政策传导,具有较为显著的系统性特征。

第一,通过“消费升级+银发经济”的政策设计,推动“金融支持—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三级传导体系,形成产业协同效应。政策设计采用“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央行以100%本金匹配和1.5%的低利率水平,构建低成本资金传导路径,可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撬动数倍于本金的社会资本投入。

第二,在供需双侧协同发力。在需求侧,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刺激服务消费需求的边际扩张;在供给侧,以差异化支持标准引导资金流向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领域,推动供给结构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型。这种供需双侧协同发力,将通过政策引导破解服务消费领域的结构性矛盾。

第三,有助于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短期通过扩大服务消费供给(如新增护理型床位)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稳定服务业就业的基本盘;短期效应的叠加,则有助于长期的老龄化应对战略,通过前瞻性资金布局,培育银发经济增长极,实现“稳增长”与“促转型”的双重目标。

为了能顺利推动我国的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用好用足这一金融创新工具,需持续跟踪这一结构性工具的产业联动效应、金融机构流动性分层问题及国际经验本土化路径。具体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畅通政策传导机制,通过数字化监管确保资金流向与政策目标一致。需要围绕一些关键指标,加强动态监测评估,例如新增护理型的养老床位数;同时也要强化资金流向管控,真正实现“精准滴灌”的政策效果。

二是加强政策协同。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例如将养老再贷款与养老专项债进行对接;加强金融机构与产业主体的协同,目前通过REITs资产证券化,盘活养老存量资产是一项值得推广的经验做法;同时,也要加强中央政策指导与地方实践创新的协同,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差异化实施方案。

三是完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在创新与稳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建立政府、社会与机构的风险分担机制,运用好大数据构建相应的信用评级体同时引入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养老国际经验,实现中国本土化改造也是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郭迎锋

吕诚伦:把握金融结构演变规律,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调“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与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未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需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更好深入理解与把握金融结构演变规律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逻辑,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郭贝贝博士撰写的《金融结构演变与实体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证》一书,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金融与实体双重视角,尝试构建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实体部门“三部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内生模型,系统阐释了金融结构演变的理论路径、传导机制与渠道作用,以及实体基础与均衡形态,旨在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结构优化之路,对准确设计国家金融体系战略规划、合理布局金融体系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认为,国际经验表明,不同的金融体系在资金动员能力、克服或缓解信息不对称、节约交易成本、分散风险等方面具有不同优劣势,最优金融结构应根据一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迁等不断演化升级。从本质上看,金融结构并非总是处于最优形态,而是处于帕累托改进的“偏离—均衡—偏离”动态演变,存在倾向于市场导向型和银行导向型的两类演变路径。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一国实体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与融资主体特征决定了金融体系优势功能发挥的转变,构成了中长期金融体系结构演变的内生性动力。整体来看,趋向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发展轨迹是世界各国金融体系优化实践的发展方向,但也需要结合本国要素禀赋、实体基础与技术变革等特征进行优化布局、适时调整。这一点,该书基于国内国际实践数据的实证检验得以证明,表明当前中国金融结构对实体经济增长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存在由负相关转向正相关的显著门槛效应。同时,在金融结构市场化改革中,也需高度关注金融脱离实体、金融创新风险、资本短视逐利等问题,做好防风险、强监管的机制设计,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体系在规模、结构、竞争力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改革成就,由“金融弱国”发展成为“金融大国”,未来更要向“金融强国”迈进,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但是与主要发达经济体金融体系相比,我国金融体系仍以银行机构为主导,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动力变革下,显现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局限性。突出表现为资本回报率下降的金融供给质效不足,直接融资占比偏低的科技企业融资支持不够,资金行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分布不均,普惠、绿色、养老等领域金融供给有待提升,以及金融国际竞争力、影响力与安全性有待加强等。接下来,我国要深入把握好新时代金融发展的演变规律、动力基础及变革趋势,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打造集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开放性、安全性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

具体来看,需要做好七个方面的任务部署。一是优化结构、有效适配,推进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协同发展,提高股权与债权等直接融资比重,增强金融总量与结构、盈利能力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适配性。二是优化供给、提高质效,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三是把握趋势、强化创新,推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落地深耕,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支持力度。四是差异发展、错位竞争,发挥好大型金融机构的“主力军”“稳定器”作用,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做精做细做专,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有序稳健发展。五是市场驱动、多层布局,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发展多元化股权债权融资,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六是防风险、增韧性,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行为监管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风险识别、预警与处置的防范机制,完善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金融风险处置和救助机制。七是借鉴经验、稳步开放,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完善金融要素资源的全球布局,增强与巩固上海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世界一流的跨国金融机构,以及完善国家金融安全审查机制,筑牢跨境金融风险防范安全堤坝。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 吕诚伦

国研分析
我国慈善捐赠的突出问题与改进建议

慈善捐赠一般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活动,这里的财产包括货币、实物、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形财产。但随着慈善捐赠的发展,其实际内涵更为广泛,主要包括现金、数字货币等钱款捐赠,生活用品、学习用品、艺术品等物资捐赠,房产、土地、股票、债券、知识产权等所有权捐赠,血液、器官等人体捐赠,志愿服务等时间捐赠。本报告将从实际捐赠的角度对我国的慈善捐赠状况进行分析。

我国慈善捐赠快速发展

一是慈善捐赠政策体系不断健全。政策体系不断健全是慈善捐赠快速发展的体现,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1982年—1997年)的政策以应对海外捐赠为主。比如,198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赠进口物资管理的通知》,以规范接受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赠。第二阶段(1998年—2008年)以管理救灾捐赠为主。在1998年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后,我国于1999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明确了公益捐赠的原则、程序等事项。2003年,针对“非典”疫情捐赠,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防治非典型肺炎社会捐赠款物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民政部门、卫生部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可接受社会捐赠。2008年,我国发生“汶川地震”,民政部制定了《救灾捐赠管理办法》,以调整和规范救灾捐赠。第三阶段(2009年—2016年)以规范捐赠为主。民政部于2009年发布《关于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不得提供公益捐赠回扣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于2011年印发《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公益捐赠款项和票据的使用。第四阶段(2016年至今)以引导和支持为主。201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依法明确捐赠人权利、捐赠款项使用等。201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推动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优惠的具体落地。2020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印发《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完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要件和程序。202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实践需要对慈善法进行了进一步修改。

二是公众慈善捐赠参与率达到相当水平。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不同机构的调查表明,我国公众的捐赠参与率已达到相当水平。中国慈善联合会《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个人钱款捐赠总额为524.15亿元,人均捐赠额147.77元,据此推算,2020年我国有3.54亿人参与钱款捐赠,钱款捐赠人口占到我国18岁以上人口的32%左右。慈善援助基金会的问卷调查显示,2022年有35%的中国公众在过去一个月捐钱给慈善机构。课题组于2023年对全国17093名成年人开展的“中国公众捐赠研究”抽样调查(以下简称“问卷调查”)显示,2022年春—2023年春期间,我国公众的钱款、物资、时间(服务)捐赠参与率分别为45.9%、31.7%和23.0%。根据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高净值人士慈善调研报告》,80%的高净值人士曾参与过慈善活动。根据慈善援助基金会的调查,2022年美国公众的钱款捐赠和时间捐赠参与率分别为61%和38%。我国公众钱款捐赠和时间捐赠的参与率相对较低,但因中西方文化不同,公众认可的捐赠和官方定义的捐赠不同。根据西方统计口径,只有捐赠给慈善机构才算捐赠,据此调查到的我国公众捐赠参与率较低。但我国捐赠文化不同于西方,亲朋好友、乡里邻里间互助传统很强,个体间捐赠较多,通过第三方机构的捐赠较少。问卷调查表明,我国捐赠人与受助人的关系对是否捐赠有很大影响。由此可判断,我国公众的实际捐赠率可能被低估。

三是慈善捐赠指数世界排名快速上升。根据慈善援助基金会发布的世界捐助指数,2010年、2018年、2022年,中国人的钱款捐赠参与率分别为11%、14%和35%,分别排在世界第134位、113位和51位;中国人做志愿者的比例分别为4%、7%和28%,分别排在世界第148位、133位和35位。问卷调查显示,有六成的捐赠人是过去五年开始第一次捐赠。这反映出中国人钱款捐赠和行为捐赠的参与度在过去十余年得到快速发展。2016年,慈善立法对我国慈善捐赠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四是慈善捐赠对促进社会和谐作用巨大。慈善捐赠不仅通过自愿机制调节收入分配,而且捐赠钱物、志愿服务等亲社会行为可有效传递人际间的关爱和互助,提升幸福感,进而促进精神共同富裕。问卷调查发现,捐赠人在捐赠后最强烈的感受依次是世界充满希望、生活很有意义、很开心、很满足、自己充满力量等,互联网虚拟捐赠(如在网络游戏中种树等)能让以上积极的主观感受平均提升0.35分。这表明,慈善捐赠可显著增强捐赠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意义感,我国发展慈善捐赠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我国慈善捐赠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

近年来,我国慈善捐赠事业不断发展,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慈善捐赠规模偏低。根据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3)》,2022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为1400亿元,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120.47万亿元的0.11%;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值折现为1915亿元,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5%。而2022年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捐赠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97%、0.96%、0.6%、0.47%。

二是个人捐赠额及占捐赠总额的比重偏低。问卷调查显示,有46.4%的捐赠人捐赠额度在100元以内,慈善捐赠额度偏低。我国个人捐赠额占到全部捐赠总额的26%(2019年),而美国、法国的这一比重分别高达67%(2021年)、59%(2019年)。

三是公众慈善捐赠参与度较。问卷调查显示,有61.1%的捐赠人是在过去五年内第一次捐赠,参与慈善捐赠的时间不长;有56.1%的捐赠人在过去一年中参与捐赠的次数只有1—3次。有48.2%的捐赠为随机捐赠,缺乏规律性和计划性。分别有24.0%、21.5%的人捐赠前并不做任何研究调查、捐赠后不继续关注受捐赠人或项目状况,前期研究和设计和后期跟踪监督都不够。

四是骗捐、诈捐、套捐、逼捐现象多发。随着网络众筹等新型捐赠方式普及,捐赠发起人和捐赠人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更加凸显,通过“卖惨”骗捐、通过机器“刷单”获取更多配捐、公开承诺但不完成交付进行诈捐等乱象增多。

根据我们对有关部门和机构的调研,导致慈善捐赠发展中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慈善捐赠知识普及不够。公众的慈善捐赠知识较缺乏。问卷调查显示,有45%的公众不知道什么是慈善机构,有50%不知道有哪些互联网募捐平台。慈善捐赠知识不足是骗捐、逼捐、套捐等现象频发的重要原因。以2023年9月发生的志愿者冒充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负责人进行非法“套捐”事件为例,骗局得以发生,在于大病患儿家长筹集资金心理迫切,但对捐赠规则了解不够,而案件当事人恰好利用了这一点。慈善捐赠知识普及不够与慈善教育缺少直接相关。慈善事业较发达的国家,大多公益慈善教育体系也较成熟,比如美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开展公益慈善教育活动。目前,我国中小学阶段的学校慈善教育有限,大学相关专业和课程设置也不足。我国仅有35所高等院校开展公益慈善专业教育。

二是慈善捐赠渠道不畅且不精准。渠道不足或不可及是慈善捐赠参与度提升和规模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问卷调查显示,分别有30%、15%的公众不捐物、不做志愿者是因为不知道渠道。同时,慈善组织方对公众行为习惯的掌握不充分,捐赠渠道投放的精准度以及与捐赠人生活方式的契合度还需提高。问卷调查发现,捐赠人喜好旅游、美食等体验型消费。分别有42.7%、27.8%、26.2%、15.0%的捐赠物品的人群喜欢去健身房、参观人文类景点、用京东、去咖啡厅,这类场所、机构和平台有潜力成为物资捐赠的重要节点,或为物资捐赠提供物流支持。分别有24.6%、20.5%、15.8%的志愿者人群喜欢去体验类景点、玩桌游和看展览演出,这类消费场景和服务机构适宜宣传志愿服务和招募志愿者。目前,这些信息服务慈善捐赠渠道建设还很不够。

三是税收激励力度有待加强。目前我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慈善捐赠的税收减免政策,但因制度和配套设计等因素,实际实施效果尚有待充分释放。比如,目前企业捐赠可享受所得税抵扣三年结转,但自然人捐赠却不行。慈善捐赠的扣除限额标准偏低,所有权等非钱款捐赠的优惠政策发展相对滞后。慈善组织享受的政策优惠力度与一般社会组织没有明显差别。我国对慈善捐赠的税收减免条件较严且操作繁琐,大量的证明材料和冗长的审批流程等影响到公众的积极性。政策激励不足,也影响到慈善捐赠文化的普及。

四是慈善捐赠监管不到位现象仍然存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慈善监管体系,但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仍然存在。政府对慈善机构的监管更多停留在指导层面,缺乏具体的监督手段和标准。慈善捐赠管理涉及机构监管、业务监管、金融监管、税收监管等方面,由不同部门负责,缺乏有效协调和统筹。我国缺乏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构,慈善机构的运营和资金使用难以受到专业机构监督。慈善机构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后向捐赠人的反馈内容有限,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普遍,捐赠人捐赠后情感上的获得感不足。

五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信任是慈善捐赠的生命线。问卷受访者对不同捐赠影响因素的打分显示,“慈善组织声誉”在全部17个因素中得分排名第3,不捐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信任。近年来,一些慈善机构逼捐、骗捐等不规范筹款行为导致公众对慈善捐赠的信任度降低。根据腾讯公益和方德瑞信发布的《2022年99公益日筹款数据盘点(整合版)》,99公益日期间收到的投诉中,83%涉及“强制捐赠、逼捐、摊派”,其中指向慈善会和基金会的分别占29%、11%。慈善捐赠动员的不规范,既有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专业能力欠缺的因素,也与慈善捐赠伦理细则和行为规范缺乏有关。

几点建议

一是强化早期公益慈善教育,普及公益慈善知识。加强公益慈善教育,将公益慈善纳入大中小学通识教育课程,探索将公益慈善行为纳入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公益慈善学院,设置公益慈善相关专业,为公益慈善、社会工作者开设非学位类慈善培训项目。支持榜样人物和事迹进校园,开展公益慈善讲座。依托“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中华慈善日、99公益日、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等活动,通过权威媒体和门户网站、慈善组织、专家学者、公益慈善大使等,广泛传播慈善捐赠知识,普及公益慈善文化。

二是优化捐赠平台功能设计,拓展和推广捐赠渠道。根据抽样调查和大数据监测,对公众捐赠、消费等行为特征进行精准画像,优化捐赠渠道布局,将捐赠渠道精准嵌入消费场景,提升捐赠的可及性和参与度。在地铁、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广泛推广重要捐赠渠道,优化“慈善中国”等慈善信息公开平台的功能设计,提高捐赠渠道信息的知晓度。加强主管部门与主要互联网平台合作,将捐赠供需情况、渠道、服务等信息及时搭载到公众喜闻乐见的社交媒体上。

三是加大对慈善捐赠的政策激励力度。根据新修改的慈善法,制定慈善税收优惠政策细则,扩大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范围,适当降低慈善组织获得税前扣除资质的门槛。探索自然人捐赠所得税抵扣结转优惠政策,推动非货币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出台和落地。推动财政、税务部门捐赠信息共享,链接慈善捐赠数据和个人所得税汇缴数据,让捐赠税前扣除实现一键抵扣,简化退税和异地认定流程。建立慈善组织资格认定、免税资格及税前扣除资格三项认定一站式办理渠道。加大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奖励表彰。将慈善捐赠行为纳入国家诚信系统,在交通便利、升学、考编等事项中予以适当考虑。

四是加强综合监管,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在党委领导下成立各级慈善事业议事协调机构,将民政、财政、税务、金融监管、网信、宣传等部门纳入其中,形成慈善捐赠发展的多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实现综合监管。完善网络公益准入标准,实行牌照管理,更多引导经验丰富、信用好的机构管理运作。颁布慈善捐赠行为伦理准则,鼓励第三方机构制定和推广针对公益慈善筹款等行为的伦理指引。探索和推广对慈善组织进行第三方独立审计。开展骗捐、诈捐、逼捐、套捐专项打击行动,将有关行为纳入征信数据库,追究平台法律责任。严格要求慈善组织做好信息公开,通过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实现慈善款项的公开透明和不可篡改,加大对信息公开不规范不充分的处罚力度。在慈善领域引入公益诉讼制度。鼓励发展枢纽型慈善组织,充分发挥其行业自律作用。规范慈善组织内部治理体系,推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制度。引导慈善组织成立专家委员会,帮助判别捐赠方慈善目的,筛选执行方和受益方,跟踪监督慈善捐赠资金的去向。

五是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强对慈善捐赠的统计调查和监测。加大财政资金、研究课题和数据库项目对慈善捐赠的支持力度。鼓励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和平台机构就公众的慈善捐赠行为、心理、作用等开展定期调查,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慈善捐赠动态监测,系统掌握公众、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捐赠特征,评估我国慈善捐赠的发展状况及成效,为决策提供支撑。采用“双口径”统计方法全面掌握慈善捐赠真实情况,既通过主管部门、行业组织统计慈善组织的捐赠款物总量,也通过抽样调查、大数据方式调查和测算公众捐赠参与率、人均捐赠额度、捐赠规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李建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王伟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副教授(长聘)、木兰学者 马京晶

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长江经济带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摘 要]新质生产力是技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已有实践中产生,又回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实践中去。新质生产力是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是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使然和内在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带来机遇,但也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与挑战。以新质生产力驱动和支撑长江经济带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必须从实际出发,共抓大保护,创新产业转型模式,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同时,应完善激励机制、创新长效机制、健全引导机制,持续优化支持绿色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工具箱,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建设

长江经济带地势辽阔,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21.4%。长江经济带经济地理条件得天独厚,降水充沛,河网稠密,湖泊众多,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交通便捷,长江是重要的内河运输黄金水道,南北铁路干线在此交汇;覆盖11个省市(沪苏浙皖赣鄂湘渝川云贵),2023年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6.7%,是全国高密度的经济走廊之一。本文以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为主线,首先梳理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政策演进、面临的形势和新形势下的定位,接着从阐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入手,剖析长江经济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和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长江经济带相关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并提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设计,以期为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制定、政策实施及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政策演进与未来定位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逐步上升为区域发展国家战略,“沿江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一)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演进

理论研究是政策制定的先导。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中国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形成什么样的发展格局等是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截至2025年3月底,笔者以“长江经济带”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共检索到8659篇文章,其中在2025年1—3月间就有112篇文章,覆盖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各个方面。陆大道先生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和经济布局“T”字形空间战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朱鸿飞、吕薇等于1999年出版的《长江流域发展战略:机遇与挑战》一书,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进行了讨论。所有这些理论研究,为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了理论准备。

国家规划和政策性文件部署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序开工黄金水道治理、沿江码头口岸等重大项目,构筑综合立体大通道”。2016年3月5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正式出炉。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放在首要位置,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建设沿江绿色生态廊道,构建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优化沿江城镇和产业布局”。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提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协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样板”。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长江经济带,分别于2016年、2018年、2020年和2023年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题主持召开4次座谈会。一是确立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原则。二是强调正确处理好若干关系,包括保护与发展,全局与局部,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新旧动能转换,以及各地发展和协同发展等。三是确立了长江经济带发展定位是:“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四是要求以改革创新、规划引导,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从“推动”到“深入推动”到“全面推动”再到“进一步推动”,体现了党中央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导向和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谋划、分步推进,指引长江经济带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生态优先”“创新引领”“战略支撑”“协同融通”“安全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也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大国博弈对抗性增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考察,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并形成了多极化发展格局。全球治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西方治理转向共同治理,影响世界历史的国际力量由西方主导转向共同主导。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生快速变化,创新引领人类进入数字智能时代,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重塑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动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种人类文明之变,全球话语体系在不同文化的冲突、融合与并存中重构。所有这些,均有利于中国企业发挥比较优势,拓展国际市场,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从国内形势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总量问题与结构矛盾并存,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传统行业企业发展面临着较多困难挑战;居民就业增收难度较大,消费能力和意愿不强;国内大循环存在断点、难点和堵点,要素难以有序流动;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中国式现代化已迈出坚实的步伐,高质量发展成效已为人们所感知。技术进步孕育和发展了新质生产力,经济新动能持续壮大。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信心,提高经济韧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持续能力,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三)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战略定位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定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是:顺应绿色低碳发展国际潮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上下大力气,夯实发展绿色基础;存量要优化,增量高起点,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增长后劲;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完善政策工具箱,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两手作用,把长江经济带建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山清水秀的生态文明示范带,东中西联动融通的协调发展带,繁荣昌盛的生态文化示范带,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高水平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内河经济带,为世界文明贡献长江经济带的经验和范例。

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研发推广绿色低碳技术、工艺和产品。坚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率先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气候友好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和良性循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长江经济带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二是山清水秀的生态文明示范带。经济社会发展不能竭泽而渔、以污染环境生态退化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也不能缘木求鱼、舍弃经济社会发展,而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处理好长江防洪、通航与发电之间的矛盾。实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以及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保证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以高质量保护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三是东中西联动融通的协调发展带。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打破行政壁垒,增强交通设施互联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使基础设施连通起来、产业互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使区域一体化向深层次宽领域拓展。坚持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成果共享,共同探索生态环境共治共享的新路径,率先形成分工合理、协同高效、绿色低碳发展的生动局面。

四是繁荣昌盛的生态文化示范带。生态文化是对生态环境人文关怀的文化表达。应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的语言创作生态文化产品,并将生态文化体现在公众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世界影响的生态文化示范带。

五是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长江经济带科研机构和人才富集,将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融入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工具和产品科技含量增加、劳动资料范围拓展的全方位各领域,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总抓手,因地制宜引领新领域新赛道,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金融链链接,激发可持续发展的澎湃活力,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六是高水平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的有利联通条件,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发挥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优势,加强与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国的经济合作交流,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开发高地。

二、长江经济带发展新质生产力及其机遇挑战

谋划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跳出长江经济带,从全国乃至以世界的视野来考察,从企业到产业、行业,从地方到全域,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难点和盲点,以新质生产力驱动和支撑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其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要讨论新质生产力,首先要明确其科学内涵是什么、重点领域做什么和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也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即怎么看和怎么办(包括原来怎么办和未来怎么办)。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要素,“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外延式扩张,依赖要素投入,人与自然关系极度紧张,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重要标志”,由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转型升级而孕育,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创新居于新发展理念的第一位,是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之源。推动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仅要放在重要位置,而且还要以绿色作底色。在对外开放中,要优先安排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目标之所在。

新质生产力源于高质量发展的已有实践,又将回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实践中去。“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实践的理论凝练,可用于指导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实践。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可支撑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又为绿色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发展方向。绿色生产力要求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改善;要求以系统思路治理生态环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使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以尽可能少的经济成本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求安全发展,将能源、粮食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增强经济韧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一是要根据当地生态功能特性,选择发展与当地自然条件相适应的绿色产业。如限制开发区以保护为主,也可发展生态产业;重点发展区存量要优化,增量要提质。二是以合理分工和布局为前提,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导向,正确处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关系,既不能一概否认传统产业,也不能盲目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三是以新质生产力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囿于一个模式。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带来机遇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带来极大的机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将更加完备。随着技术创新及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的建成,长江这一内河运输的黄金水道,加上江河联运、江海联运,可使其水运运量大的优势得到最大发挥,实现以最小成本满足人员物资位移的需要。同时,满足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需要的新型基础设施也将不断完备,实现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特色化。

二是产业结构将更加优化。长江经济带的创新成果及其产业化可支撑其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由于产业结构差异明显,产业梯度转移仍有较大空间。中西部地区可承接发达国家及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转移产业,如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通过整合域内外的创新资源,吸引集聚创新力量,可以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从而使产业结构及其布局更加合理。

三是城镇布局将更加合理。目前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已形成三个层次,即“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长株潭城市群”等为数不少的中等城市群,以及数目众多、星罗棋布的小城镇。随着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人口分布、就业形态、社会组织将发生相应改变,以交通为导向的城镇布局以及相应的产业分工联动,将使居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四是美丽长江建设将加快步伐。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使得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随着区域联动机制的实施以及立体化的监测体系建设运行,长江沿线将被设成为一条美丽的生态廊道。各地需抓住美丽中国建设试点机遇,形成鲜明特色和比较优势,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山清水秀的生态文明示范带。

五是开发开放将形成新格局。发挥长江经济带向西与丝绸之路连接、向东与“一带一路”衔接的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制度创新、开放体系、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和生态保护,促进人才、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可以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广阔的国际市场,形成东西双向高水平开发开放的新格局。

(三)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挑战

新质生产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人才、技术水平、产业布局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孔雀东南飞”成为一段时间的常态。上中下游科技投入规模悬殊,其中下游投入规模大,科技创新能力强,研发与试验经费支出总额超过中上游之和。而研发与试验经费支出增长率呈现中游>上游>下游的特点。相对发达的长三角新质生产力水平明显高于川滇黔。虽然刚刚脱贫片区的发展愿望强烈,但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明显。

二是发展不充分问题显现。下游受装备设备使用年限决定(即投资“锁定”),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如机械、冶金、汽车制造、服装加工等大量存在,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中上游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偏高,技术含量偏低。生态环境整体性与治理恢复的局部性矛盾突出。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容易带来污染转移,需防范由此带来的环境压力加大问题。

三是基础性研究能力不足。科技、人才资源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尚未形成多领域多层次联动,亦未建立全流域范围、生产力布局、产业竞争合作的激励约束机制。相关研究和监测力量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缺乏生态环境本底数据库、统一标准和共享机制,数据存储机制、共享机制和整合接口尚未形成。

四是创新成果转化存在断点。技术转化转移、科技成果数量等方面在研究院所、政府部门、产业部门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转化机制。专利授权数量下游>中游>上游,其中2021年下游专利授权数是上中游的4倍。高等院校、研究院所重视论文和知识产权,而产业部门重视经济效益,缺乏有效衔接,存在科研与产业之间的“两张皮”问题。

(参考文献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周宏春;同济大学同济科技园工程师 沈玲

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

提 要:在当前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下,“投资于人”就是好的投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多项工作都充分体现了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的重要意义。“投资于人”在取向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主体上首先是各级政府,在范围上可因地制宜逐步拓展,在方式上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普惠,还需要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投资于人”有利于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落实好“投资于人”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取向,还要重点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作用。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投资于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也是用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指导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转化。把握好“投资于人”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对顺利完成今年各项工作任务十分重要。

准确理解“投资于人”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全面加强教育事业,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加快推进中西部教育发展,高度重视农民工、职业农民、退役军人等的培训,及时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再培训,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的基本思路和重大原则,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准确理解“投资于人”提供了根本遵循。

“投资于人”是一个形象化、接地气的提法。我们研究认为,大体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为谁投”,在向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投资于人”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反映了对处理好增长和发展、经济和社会、当下和长远等重大关系的深刻把握,突出了对人的需求、发展和进步的关切,最终是让每个人都有更好机会获得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收获,在快速复杂变化的环境中拥有更多确定性、更足底气和更强信心。

二是“谁来投”,在主体上首先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都要聚焦民生实事,强化政策的民生导向,优化支出结构,将直接掌握和能够调动的资金资源更多“投资于人”,同时引导带动社会、个体将各类资源更多投入到人的身上。当然,强调政府角色并不意味着忽视市场作用,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三是“投什么”,在范围上可因地制宜、逐步拓展。“投资于人”重点是就业、收入、消费等领域,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拓展到婚育、教育、养老、健康、培训等领域,既体现人文关怀,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动能。此外,“投资于人”既包括真金白银的投入,也包括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制度环境支持。

四是“怎么投”,在方式上要更加注重公平普惠。不同领域对资源投入方式的要求是有区别的。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看,推动经济发展通常更加关注前沿突破,各类资源会更多向新兴行业、领先企业集中;促进民生改善则首要关注资源投入的覆盖面和差异性,体现公平正义。“投资于人”的重点集中在民生领域,需要着力加强资源投入及分配的公平性、普惠性。

五是“投资于人”需要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要让人尽其才、释放人的活力和创造力,物尽其用、提高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就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考虑“人”和“物”的关系,使两者之间能够实现良好匹配。

简而言之,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就是将各类资源向人集中、为人赋能,让每个人都能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有更多更公平的机会通过自身努力提高健康素养、认知能力、技能水平、生活质量、思想境界等,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落实好“投资于人”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多项工作都充分体现了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的重要意义。

针对缓解就业增收压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各类资金资源统筹支持就业力度,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和稳定就业,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渠道,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切实保障劳动者工资发放、清理整治欠薪,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加快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等举措。

针对提高教育水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学位供给,提升县域高中质量,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专门教育,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积极开展学校体育活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等举措。

针对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善病房和诊疗条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强护理、儿科、病理、全科、老年医学专业队伍建设,优化药品和耗材集采政策,分别再提高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30元和5元等举措。

针对更好保障“一老一小”,《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再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20元,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加快发展智慧养老,强化失能老年人照护,加大对老年助餐服务、康复辅助器具购置和租赁支持力度,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加强困境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等举措。

此外,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面提高人才队伍质量、毫不松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也都与“投资于人”紧密相关。对这些工作任务,各方面需要凝心聚力抓紧推动落实。

落实好“投资于人”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取向,还要重点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作用。“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仅有一字之差,但是意味着从理念到手段等多维度、全链条的重大变化,一些以前适用的投资理念需要更新,一些以前有效的投资方式需要转变,一些以前可行的评价机制需要重塑,等等。

唯有更多以改革的思维和办法推动工作,才能创造性落实好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的要求,快速充分释放“投资于人”的积极效应,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宋紫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四级调研员、副研究员 柯洋华

宏观纵览
大力提振消费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工作,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202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大力提振消费作出全面部署。这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认真领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好贯彻落实。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准确把握大力提振消费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商务部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到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做好提振消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大力提振消费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实现5%左右预期目标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消费“暖起来”,经济才能“热起来”。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有利于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大力提振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大力提振消费,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也有利于集聚全球优质资源要素,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大力提振消费是增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5万元,城镇化率超过60%,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大力提振消费,不断丰富消费供给,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全力抓好提振消费四方面工作

商务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即商务工作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

升级商品消费,着力稳住消费大盘。商品消费规模大、带动力强,稳住消费基本盘首先要牵住商品消费这个“牛鼻子”。当前,商品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我们将从需求侧多想办法,挖掘商品消费升级潜能。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3万亿元,有力促进消费回暖,2025年将乘势而上、加力扩围。加力方面,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资金扩大至3000亿元,较上年翻了一番;扩围方面,首次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将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品类由“8+N”类扩展为“12+N”类,适当扩大符合条件的汽车报废更新旧车范围;完善补贴申领流程,让消费者更快更好享受政策优惠。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支持地方在破除汽车消费限制性措施、发展汽车后市场等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加快释放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各环节消费潜力。促进外贸优品消费。组织开展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拓展线上线下渠道,推动优质外贸产品更多进入国内市场。推进国货“潮品”消费。持续推动老字号创新发展,举办“老字号嘉年华”系列特色活动,打造国货“潮品”消费增长点。

扩大服务消费,着力挖掘消费增量。服务消费容量大、增长快,但民生等领域优质服务供给不足。我们围绕服务消费重点领域打好政策“组合拳”,优化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服务消费需求。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围绕支持政策、促进活动、平台载体、对外开放、标准引领、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一批务实工作举措;开展“服务消费季”活动,打造服务消费新热点。加强服务供给能力建设。围绕“对外开放、对内放开”,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推动互联网、文化等领域有序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聚焦重点领域和民生关切,扩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多元化服务供给。扩大家政和餐饮等重点领域消费。实施家政服务员技能升级行动,开展“生活服务招聘季”活动,提升家政服务水平;组织开展“中华美食荟”等餐饮促消费活动。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乘着列车去旅游”具有一线多点、安全舒适、经济高效的特点,深受老年群体欢迎。我们将优化和扩大银发旅游列车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更好满足银发群体旅游需求。

培育新型消费,着力增强消费动能。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消费需求升级,数字、绿色、智能、健康等新型消费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我们积极顺应这些发展趋势,加快培育新型消费业态。积极推进首发经济。鼓励国内外优质商品和服务品牌开设首店、举办首发首秀首展;发挥好重点展会作用,培育一批首发中心、首发经济集聚区,不断丰富首发平台载体。加快发展数字、绿色、健康消费。加快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内容、数字渠道各领域创新提质;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开展二手商品流通试点,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实施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加强优质农产品产销衔接,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发展医疗旅游、生物医药等健康产业。促进“人工智能+消费”“IP+消费”。推动人工智能与商贸流通深度融合,培育一批人工智能消费品牌,加强人工智能产品展销推广;打造IP(知识产权)创意设计和新品发布平台,建设IP消费商业地标,推出IP消费经典路线,拓展沉浸式消费空间。

创新消费场景,着力激发消费活力。消费新场景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的系统集成,对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积极提升载体、营造氛围、优化环境,促进消费场景创新和需求潜力释放。开展“购在中国”系列活动。围绕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精彩旅游、精美展演四大板块,聚焦消费新增长点,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创新拓展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营造浓厚消费氛围。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公共场所多语种标识,打造国际化消费环境;持续办好精品消费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论坛等标志性活动。推动城乡商业转型提质。以“百街千圈”为目标,推动步行街(商圈)设施改造和业态升级;聚焦服务“一老一小”,打造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升级版”;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消费新场景;高水平推进“千集万店”改造,支持县乡村三级流通基础软硬件设施提档升级,促进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城乡一体、线上线下融合、内外贸一体化、内外资平等参与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

强化政治引领,推动党中央大力提振消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来引领。商务部将充分发挥机关党建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确保落实到位、落地开花。

加强理论武装。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系列重要论述作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制定《开展党建联学共建 促进商贸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常态化推动部内相关单位和协会企业的联学共建,拉紧政策制定实施“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衔接纽带,更好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坚持实干为要。用好“四下基层”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出台《推动商务部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深化机关党委委员“九联系”和“党员到社区报到”制度,找准堵点痛点,提高提振消费政策效能。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大任务中组建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加强示范引领,强化正向激励,努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大力提振消费的实际行动。

抓实政治监督。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巡视、审计、纪检形成监督合力,让党员干部习惯在约束下干事创业。加强提振消费相关工作全过程监督,事前敲响警钟,事中跟进提醒,事后加强监督。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大任务中开展深化政治监督试点,建立动态监测、定期通告等常态化监督机制。将提振消费重点任务列为内部巡视重点事项,服务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 王文涛

破解消费提振瓶颈 释放内需增长潜力

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一环,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14亿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载体。面对当前消费者信心偏弱、部分领域供需错配、环境待优化等客观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系统部署攻坚举措,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以促进消费扩量、提质、升级为目标,聚焦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提高供给质量创造有效需求、优化消费环境增强消费意愿,部署了包括七大行动和支持政策在内的30条举措,覆盖收入就业、教育医疗、游乐住行等多领域,是综合供需协同、民生导向与政策联动等多维度的创新举措,有望全方位扩大商品和服务消费,更好发挥消费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拉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消费市场蕴含巨大潜力

我国已连续十余年稳居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网络零售多年领跑全球,消费升级呈现三大新特征。

传统消费迭代加速。大宗耐用消费品迭代需求旺盛,汽车消费向“移动生活空间”转型,当前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250余辆,较发达国家400~800辆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汽车后消费市场已经超越传统的维修保养,转向以车为核心的个性化、场景化需求。

家电家具智能化、绿色化与场景化升级加速,今年前两个月,家电一级能效产品销售额241亿元,同比增长36%。改善型住房需求持续释放,居民对“好房子”的需求旺盛,家装类消费市场广阔。

《方案》顺应大宗消费发展趋势,明确提出大宗消费更新升级行动,以真金白银的政策和多种工具组合拳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同时实施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3类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有望带动更大规模商品消费增长。

服务消费迅速增长。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5万美元后,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稳定占据主导地位。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服务消费正加速从“补充性消费”向“主导性消费”升级。

银发消费潜力巨大。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到15.6%,催生万亿级养老服务体系需求。如江苏省盐城市以“康养+旅游+养老”为主线,打造10个旅居康养基地,发展老年用品市场,取得积极成效。

文旅融合纵深发展。近年来我国“文旅+百业”“百业+文旅”不断融合发展,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2024年我国国内出游人次56.15亿次,同比增长14.8%,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5.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演出演艺消费、冰雪经济等新业态持续升温。以冰雪经济为例,吉林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丰富冰雪消费业态,2024~2025雪季,吉林北大湖的游客接待预计将突破100万人次,带来的旅游收入有望达到5.5亿元。

入境旅游强势复苏。“China Travel”已经成为全球新时尚,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2024年入境游客1.3亿人次,入境游客总花费942亿美元,同比涨幅均超60%。《方案》提出要释放银发消费市场潜力,扩大文体旅游消费,发展入境消费,正是对人口结构变化和居民消费趋势的积极回应。

新型消费动能澎湃。新型消费以其高度的需求适配性和发展可持续性,正在成为消费新增长点。

人工智能赋能消费革命。“人工智能+消费”以技术重塑消费体验,在消费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消费向智能化、可持续化转型发展。

低空经济打开万亿空间。低空经济是融合航空技术、数字经济和消费场景的新兴领域,正处于从战略布局向消费普及的发展阶段,蕴藏巨大潜力。根据中国民航局的数据预测,2035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有望攀升至3.5万亿元。

健康消费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中国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规模预计达到9万亿元,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2547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9.0%。

《方案》明确提出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和低空经济,并提出开展健康消费专项行动,这不仅直接拉动相关消费增长,还可以通过产业链协同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相关消费发展,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

精准施策把握提振消费的关键环节

居民消费能力不足、消费供给结构性矛盾以及消费环境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方案》把握这些关键问题,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助力激发消费潜能,全方位提振消费。

筑牢消费根基,提振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增速有所放缓,对消费增长的支撑力有所下降,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有待进一步提振。

基于此,《方案》创新实施“增收促进行动+保障支持行动”组合拳,以增收扩源夯实物质基础,以减负降本助力减少后顾之忧。《方案》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置于首位,提出扩大以工代赈实施范围,通过劳务报酬发放带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多措并举稳住股市、丰富个人投资债券产品等举措。同时提出强化民生刚性支出保障等具体举措。政策发力点精准契合收入结构优化要求,直面民生痛点,有望夯实消费基础,增强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锻造优质供给体系,推动消费者从“有得买”向“买得好”转变。高质量供给体系通过创新型供给和升级型供给精准对接不同年龄群体的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

当前我国供给能力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商品消费存在“低端过剩”与“高端短缺”的结构性矛盾,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满足。

以化妆品为例,现在高端化妆品市场仍然被国际品牌垄断,国内高端化妆品品牌较少,产品种类和品质竞争力有待提升,2024年我国美容化妆品及洗护用品进口量为163亿美元,赤字规模超80亿美元。

另一方面,服务消费存在供给短板,尤其在高端化、专业化、标准化等方面,形成了对消费需求升级的制约。如,家政、养老服务在用工标准、收费等方面标准不统一。文旅、养老、医疗等领域同质化严重,适老化与个性化服务供给不足,与居民日益多元的需求形成反差。

《方案》聚焦商品和服务消费供给短板,从消费品质提升与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双向发力,提高供给质量。如,针对银发经济发展需要,提出支持地方试点探索多层建筑加装电梯和发展老年助餐服务,便利化这部分群体的出行和用餐需求。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供需匹配度,以高质量供给激发和创造有效需求。

优化消费环境,破除消费“隐形门槛”和制度障碍。良好的消费环境既是市场活力的“稳定器”,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当前我国消费环境建设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定程度上抑制相关消费潜力释放。

基于此,《方案》聚焦准入开放化、管理精细化、监管协同化、维权高效化的“四化”改革,破除影响消费的制度性障碍。《方案》针对汽车限购的“一刀切”式管理,提出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

针对部分地方对促销活动审批、社区集市备案等设置不合理门槛的情况,《方案》要求简化审批流程,实行“线上即报即办”,并通过跨部门联合监管减少对合规经营主体的干扰。充分体现我国消费环境优化从短期整治转向长效治理,将持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制度红利。

以创新务实举构建提振消费的系统工程

《方案》通过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政策矩阵,形成长短结合、供需协同、软硬兼顾的促消费创新机制,既能够解决短期消费信心不足的问题,又有助于构建长期可持续消费生态,系统性破解消费堵点和难点,显著提振消费。

长短结合,提高促消费政策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方案》瞄准制约我国消费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通过短期刺激消费扩容与长期结构性改革的双轮驱动,更好释放消费潜力。

短期以消费品换新、场景创新快速激活市场。如在2024年以旧换新效果显著的基础上,乘势而上提出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同时针对二手商品流通存在的堵点,提出要推动二手商品流通试点建设,培育多元化二手商品流通主体,创新二手商品流通方式。

长期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民生保障增强消费信心。如提出要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实施农村低收入人口提能增收行动,持续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等,破解制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期问题。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不少地方在采取创新举措增加农民收入,如,湖南宁远县西湾村打造九嶷香莲全产业链,开发莲酒、荷叶茶等产品,并成功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

供需协同,充分发挥促消费政策的合力效应。《方案》通过需求侧提升消费能力、供给侧优化供给质量双向协同发力,既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供给无法满足多样化、差异化消费需求新模式的问题。

在需求端,《方案》提出结合形势变化加大就业支持力度,促进重点群体就业。针对灵活就业人员保障难题,提出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自2022年试点以来,已覆盖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1000多万名新就业形态人员,实现了有效保障。

在供给端,《方案》不仅聚焦于高端供给的结构性问题提出不断丰富邮轮航线和旅游产品,推进游艇登记注册和报备便利化,还针对家政等关系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服务消费短板,提出有力举措,比如《方案》强调提升餐饮服务品质,推动加快配齐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社区服务网点,让更多居民享有“家门口”“楼底下”的便民服务。许多地方在这方面也有探索,如宁波海智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综合型邻里中心商业综合体为核心,将“服务、商业、邻里”三大核心场景融为一体,有效满足居民24小时购物、餐饮等相关消费需求。

软硬兼顾,畅通“消费-投资”良性循环。《方案》综合运用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兼顾消费领域的软性保障和硬件建设,有效畅通“消费-投资”良性循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消费驱动机制。

在软性保障方面,《方案》提出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其中特别提出要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制度,有助于大幅提升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有效促进消费增长。

在硬件建设方面,《方案》聚焦消费基础设施不平衡问题,提出要深入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和“千集万店”改造提升,加强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村终端物流配送设施建设。这将充分发挥消费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助力形成消费与投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

总体看,我国14亿多人的消费升级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而是整个国民经济循环质量的跃升。通过制度性安排打通“增收-优供-促消”的链条,有助于更好以提振消费为着力点,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姜雪

切实强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当前,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提振消费已成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第一位任务。我们要在理论上深化认识、实践上把握方向、工作中抓住重点,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

一、深刻认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近年来,面对外部不利影响加深、内部困难较多的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断增强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强化,衣食住行等传统消费显著增长,数字、电子等新型消费快速发展,我国已连续十余年稳居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最大网络零售市场。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也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过上好日子,是人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动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有反作用。只有消费增加,市场需求扩大,才能带动生产上升,促进可分配的总额扩大,从而使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进一步扩大,引导生产继续上升,形成以“消费促进生产、生产满足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消费不断升级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为了使国民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和消费等方面的比例更加协调和平衡,我国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城镇工人工资,从而扩大消费品市场,为轻工业快速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制造业的发展高潮也一浪高过一浪,我国从一个工业落后国家快速成长为工业大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老三件”到9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件”,再到本世纪的移动电话、计算机和汽车成为消费新宠,持续推动消费长时间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为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重要支撑。

现阶段,在“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投资扩张遇到了明显瓶颈,传统的“铁公基”建设投资高峰已过,新兴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基建还不足以补上缺口,特别是制造业面临结构转型,投资从着力扩大规模转向更加注重提高效益阶段。同时,外部需求面临较大挑战,我国逐步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是大势所趋。在这种局面下,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是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关键。但必须看到,近年来消费这个“主动力”出现了明显波动,消费不振成为突出矛盾,消费增速已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2024年,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刺激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5%,但消费增速仍明显低于经济增速,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挥。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25.2%,拉动GDP增长1.3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30.3%,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不可持续的,2008年以来很少有年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今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可能对我国对外贸易等造成更大冲击,特别是近期美国公然对我征收高额关税,外需不确定性增大。所以,我们要增强大力提振消费的紧迫感,加快补齐消费短板,弥补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缺口,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二、准确把握提振消费的潜力和方向

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现实需要。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我国产业基础坚实,新动能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活力和动力将进一步激发,多元稳定的经贸关系不断扩展,宏观调控体系和政策不断健全完善,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充分保障。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发展条件都呈现新特征,特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通过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要,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综合看,当前我国在提振消费的政策实践上,要准确把握好“五有”。

一是有持续消费能力。消费与收入是正相关的。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8年的39251元增长到2024年的5418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4617元增长至23119元。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至2024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保持在36%至45%之间。2024年我国居民储蓄率为43.4%,住户存款余额攀升至151.25万亿元,人均存款首次突破10万元。总体上,我国城乡居民既有消费能力,也有消费升级需求。那种认为消费不振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居民存款持续增加的客观事实。

二是有巨大增量空间。当前,我国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消费差距仍较大。比如,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455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280元,两者相差15277元,如未来差距缩小一半,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将至少增加3.5万亿元。另外,从整体上来说我国消费还不充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美国人均消费支出大概是中国的8倍,美国总人口仅相当于中国的23.7%,而消费市场规模却是中国的近2.7倍。缩小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差距,提高国民消费率,我国消费拓展空间十分广阔。

三是有大量升级需求。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藏着巨大内需潜能。特别是有4亿多全球规模最大、成长性最好的中等收入群体,孕育着大量消费升级需求,将为消费市场带来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机遇。近年来,我国文旅消费热度不减,信息消费方兴未艾,以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绿色商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4年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9.9万辆,增长40.7%,零售渗透率达到47.6%。

四是有政策调整余地。消费政策调整对释放消费潜力具有关键作用。去年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扩大有效需求效果明显。2024年,中央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汽车、家电、家装、电动自行车等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其中仅汽车以旧换新超过680万辆,带动汽车销售额达到9200亿元;“两新”政策带动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5.7%,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2.3%。今年“两新”政策加力扩围,扩大汽车报废更新支持范围,实施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等。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全面升级,需求结构快速调整,相关税收等政策也有较大调整空间。

五是有较大消费拓展空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推动了消费模式创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逐步培育壮大。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等新兴消费业态不断涌现,数字文旅、在线健身等新模式层出不穷,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新场景持续拓展,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和便捷的消费方式,将不断激发新的消费潜力。比如,今年上线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收入突破150亿元,诠释着国内巨大的文化创新力和市场消费力。

三、紧紧抓住提振消费的工作重点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拓展传统消费,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扩大深化服务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着力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按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8个方面30条具体措施。要落实好这些政策举措,有针对性地解决制约消费的突出矛盾问题,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实施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结合形势变化加大就业支持力度,促进重点就业群体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多措并举稳住股市,进一步丰富适合个人投资者投资的债券相关产品品种,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大重点工程项目和中小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工代赈实施力度,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探索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促进农民增收。落实好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等政策。加大生育养育保障力度,研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向困难群众发放救助金或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

实施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地方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要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推动汽车、家电、家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支持换购合格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等。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分配,优先支持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完善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标准。简化补贴申领和支付流程,完善资金监管机制,加强对纳入补贴范围内的消费品价格监测,严厉打击价格欺诈和违规骗补套补行为。

大力发展服务消费。从放宽准入、减少限制、优化监管等方面入手,促进生活服务消费,扩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多元化服务供给。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抗衰老、银发旅游等产业,释放银发消费市场潜力。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支持旅游景区景点、文博单位拓展服务项目,合理延长经营时间,扩大接待规模。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等审批流程,推行“一次审批、全国巡演”。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聚焦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推动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优质生活性服务进口。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发展。深入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加速推动自动驾驶、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脑机接口、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应用推广,开辟高成长性消费新赛道。加快完善低空经济监管体系,有序发展低空旅游、航空运动、消费级无人机等低空消费。完善游艇、房车露营等新型消费领域管理机制和行业标准,不断丰富邮轮航线和旅游产品。

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及时清理对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带薪年休假与小长假连休,实现弹性错峰休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落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外国人入境居留政策和免税店政策,推动扩大入境消费。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发挥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引导带动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个人消费贷款投放力度,合理设置消费贷款额度、期限、利率。

着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与消费政策的协同,扩大消费基础设施、消费服务功能提升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文化旅游等领域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加大对夜间消费集聚区域的经营活动场地、公共交通运力、临时停车泊位等配套保障力度。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断激发潜在消费。深入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领域不合理经营行为,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尹艳林

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科学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并强调“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当前,我国财政具有充足的储备工具和巨大的政策空间,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是对我国财政政策空间的正确认识与有效利用,也是应对总需求不足的准确回应,有利于以内部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冲击。

01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冲击与不确定性

当前国际形势深刻演变,科技与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需持续跟踪外部环境变化,准确把握国际格局演变趋势,动态研判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为科学决策和战略谋划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压力加大。美国所谓“对等关税政策”放大经贸不确定性,冲击出口、产业链及外部市场。一方面,“对等关税政策”抬高我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削弱价格优势,部分对美依赖度高的行业如机械、电子等出口压力上升,企业盈利能力和产业链稳定性面临挑战。另一方面,美国滥施关税对世界经济造成系统性冲击。短期内,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打乱全球供应链,长期内,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公然违背WTO多边贸易规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不仅推高全球贸易成本,更削弱了国际社会对自由贸易体系的信心。此外,全球需求疲软带来连锁冲击。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家庭消费倾向转向保守储蓄,进一步抑制本已放缓的全球经济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预计将持续到2025年和2026年,其对2025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今年1月预测的3.3%下调至2.8%,我国出口将面临终端需求不足、中间品订单减少和外部市场不稳定等多重压力。

二是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制造业外迁风险上升。当前,中国制造业外迁存在脱钩断链与技术封锁两大风险。一方面,脱钩断链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中低端产业分散布局实现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通过布局“印太战略”、提升关税壁垒,力求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脱钩,巩固其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地位;印度与越南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则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更低的成本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希望通过对中低端产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增强供应链自主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技术封锁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中高端产业回流与技术垄断,以及在中低端产业核心环节上实施技术封锁措施。发达国家“回流中高端制造”+“限制高端制造流出”与发展中国家“吸引低端制造流入”+“向中端制造攀升”同时发生,中国制造业受到“双向挤压”。

三是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外部冲击风险上升。一方面,受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将加剧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另一方面,金融制裁与资本市场限制增加我国企业融资难度。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化对我国企业在美上市的监管,限制部分企业在美融资,同时提高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合规要求,加剧我国资本外流压力,并在短期内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此外,金融风险存在多渠道外溢。特朗普关税政策不仅影响实体经济,还会通过汇率、资本流动等渠道对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外部风险进一步传导并积聚至国内金融体系,进而导致股市、债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

02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提升高质量发展确定性的关键举措

面对外部冲击,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对我国宏观政策空间的科学认识与有效利用,其实施能够增强市场信心,提振消费与投资,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

第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总需求不足的准确回应。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年度工作任务之首。面对“外部冲击影响加大”的形势,全方位扩大内需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精准判断,更是提升高质量发展确定性的关键之举。一方面,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能够“立竿见影”地调整居民和企业行为,直接拉动社会总需求。另一方面,实施地方政府一揽子化债政策、加快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与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等一系列重要举措直击风险核心,传递出政府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信心,将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居民和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刺激消费和中长期投资需求。同时,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经济面临市场主体需求收缩、信贷意愿不足的问题,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畅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即通过合理使用赤字空间与债务工具将金融系统内部的流动性导出,将私人储蓄引导到公共项目中用于实际的工程建设从而转化为公共投资,形成实际的工程量、就业量,最终创造有效需求。

第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对我国财政政策空间的科学认识与有效利用。一方面,我国政府债务率尚处于较低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23年末,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高达118.2%,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更是达到123.4%。其中,日本政府负债率高达249.7%、美国为118.7%、英国为100%、印度为83%、德国为62.7%。反观我国,政府负债率仅为67.5%,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财政政策仍有较大发力空间。另一方面,我国特有的财政金融体制赋予了我国政府更高的举债限度。国有金融企业在金融市场中占据核心地位,并且由财政部门履行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的职责,这是我国金融体系与西方发达金融市场相比最为显著的特征。目前,我国政府债券的主要认购者和持有者是国有商业银行,这种特殊安排能够确保政府债券募集失败的情况不会出现。同时,借助中央金融企业以及中央银行的一级交易商制度,我国还能基本实现对金融市场流动性有效控制和预期引导。这使得大量政府债券的发行不会引发短期流动性紧张,更不会导致政府债券偿付困难。

03

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既要强化财政支出导向,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也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打好政策“组合拳”,提升宏观调控整体效能,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第一,强化财政支出导向,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一是强化对重点群体的消费保障。聚焦中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多孩家庭等重点人群,支持地方设立定向消费补贴、生活救助和临时性支持项目,增强政策直达性和托底功能。同时,推动财政资金更有针对性地用于以旧换新、育儿减负、住房改善等民生类支出领域。二是强化就业支持与收入导向,拓展重点群体增收路径。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等重点人群,推动以工代赈、公益性岗位、技能培训等项目落地,扩大基层和新兴领域就业容量。鼓励地方通过岗位补贴、创业扶持、融资贴息等方式,引导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打通经营性与劳动性收入协同增长的机制,夯实居民消费的收入基础。三是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与使用进度,并加快落实债务置换政策,腾出更多财力空间用于“两重”项目建设和“两新”政策实施,加速释放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四是注重弥补财政支出短板。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聚焦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区域协调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等重点领域和重点战略的发展,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夯实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第二,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打好政策“组合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不仅是短期内应对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更是实现长期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需要统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升政策目标、工具、时机、力度、节奏的匹配度。一方面,既要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引导社会资金投资预期,合理安排债券发行,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更多社会投资,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导入实体经济,以公共投资的形式创造新的总需求,也要通过财政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增信等财政性信贷方式,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财政部门需要集中调控债务资金的去向和实际工程进度,尤其是要注重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形成更多的实物工作量,加快将货币资金转化为实际产出,使得债务拓展所导致的货币扩张速度与实体经济的增速相匹配,从而实现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降低整体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央行需要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通过适度的流动性管理来支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避免财政活动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冲击。特别是在政府债券发行期间,央行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缓解因国债发行吸收资金所带来的市场资金紧张,为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支持,同时确保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保障。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教授 马海涛

金融透视
筑牢金融安全网 夯实金融强国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金融风险防控工作中,存款保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与审慎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一起,构成金融安全网三支柱,共同维护金融稳定。2025年是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十周年,“十载树木参天起”。十年来,存款保险制度稳健运行,在保护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发展之路。

前瞻谋划,下好存款保险“先手棋”

存款保险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设立存款保险基金,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存款安全的一项金融业基础性制度。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自1993年开始酝酿,于2015年应运而生,可谓“二十年磨一剑”。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基金,保障社会公众利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人民银行牵头成立跨部门的存款保险制度工作小组,经大量考察调研、反复论证测算、充分征求意见、汲取国际经验,聚合力、采众长,破难题、开新局,为制度出台打下坚实基础。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施行,标志着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建立。

我国存款保险的制度设计,立足现实国情,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政治性与人民性,注重科学性和有效性,其基本框架与核心要素,体现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平衡与协调。我国存款保险实行强制投保,覆盖境内依法设立的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广泛保障各类存款账户,公平维护存款人利益。着眼于我国银行业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及居民高储蓄率的基本国情,将最高偿付限额设定为人民币50万元,约为当时我国人均GDP的10倍,能够为99%以上存款账户提供全额保障,有效平衡维护金融稳定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出台之初就明确,存款保险不能定位于单纯的“付款箱”,而要通过设置差别费率、早期纠正、风险处置等职能机制,并赋予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必要的信息收集与核查权限,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促进银行风险早发现和少发生。本着“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存款保险制度采用市场化的融资机制和处置机制,基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交纳的保费,主要用于问题银行机构的处置和受保存款人的偿付,通过提供担保、损失分摊或资金支持,促成好银行收购问题银行,或是采用直接偿付等方式,推动问题银行风险出清,实现基金使用成本最小化,充分体现“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的制度理念。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有效提升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推动银行良性竞争和差异化经营。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存款保险强化了银行业市场纪律,促进金融生态改善,被称为金融改革的“先手棋”。这一“先手棋”,也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发挥重要作用、具备中国特色的一项开创性举措。

久久为功,筑牢银行体系“安全网”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以基金方式起步,由人民银行设立中国存款保险业务中心,负责制度组织实施与基金管理。2019年,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依法设立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于2020年进入实质化运行,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依法履行存款保险职能。制度实施以来,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初心,有效发挥存款保险核心功能,切实保障存款人权益,增强公众信心,有力维护金融稳定,提升了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金融安全网整体效能。

保障公众存款坚实有力。制度实施至今,存款保险基金稳步积累充实,基金后备融资和补充机制也逐步建立健全,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储备“弹药库”。存款保险保障水平维持高位,通常而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居民储蓄增加,保障水平一般呈现自然下降趋势,但2015年以来我国存款保险始终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为稳定公众信心筑牢“压舱石”。

值得注意的是,存款保险制度在发挥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促进了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与公平竞争。存款保险制度使中小银行存款和大银行存款享有同样的法律保障,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小银行的信用和竞争力,提高了金融普惠性。制度实施以来,大、中、小银行存款格局总体保持稳定,中小银行存款份额稳中有升。

防范银行挤兑及时有效。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存款人权益有了制度化的法律保障,社会公众真正建立起“存款安全有保障”的稳定预期,从源头上防范和降低银行挤兑风险。而为了进一步提升公众对存款保险的认知和认同,发挥存款保险防范挤兑风险的重要作用,人民银行开展了全方位、常态化、针对性的存款保险宣传。2020年11月,存款保险标识正式启用,便于广大存款人更加直观了解存款受到国家法律保障。近年来,存款保险宣传主动“求新”“思变”,利用新闻媒体、公益片、宣传折页等各类形式普及存款保险知识、精准回应储户关切,推动存款保险宣传嵌入银行存取款业务全流程,存款保险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目前,存款保险公众认知水平逐步提升,在社会各界建立了良好和稳定的预期,切实发挥了存款保险在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差别费率的风险约束作用有效发挥。我国存款保险从基准费率起步,仅用一年时间就从单一费率平稳过渡到风险差别费率。存款保险主要从资本充足情况、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流动性状况、公司治理、风险管理水平等方面判断银行整体的风险状况,并将费率水平与风险状况挂钩,消除了单一费率机制下低风险银行对高风险银行的保费补贴,有效降低道德风险,在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风险识别和早期纠正主动有为。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不是单纯的“付款箱”,具有必要的风险监测和早期纠正职能,但早期纠正措施和机制不替代现有的监管安排,与监管部门适当分工,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提高金融安全网效能。在制度平稳推出和风险差别费率顺利实施的基础上,存款保险积极发挥早期纠正职能,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首先,构建了具有存款保险特色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借助现场核查等手段,及时了解“活情况”,并与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共商共研,及时通报风险问题、提出专业意见,推动各方面协同化解风险。同时,因行施策提出针对性的早期纠正措施,促进“防未病”“治已病”有效结合,及时纠正风险,避免风险进一步扩大,并强化风险“通报—反馈”,促进风险早暴露,推动各方协同化险。目前,已累计对900余家投保机构采取了早期纠正措施,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小银行风险持续收敛。

市场化、法治化风险处置功能逐步显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以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人民银行积极发挥存款保险的市场化、法治化风险处置职能,深度参与了包商银行等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工作,积累了大量处置实践,初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处置机制,在风险防范与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处置方式上,推动主要以“接管+收购承接+破产清算”方式处置银行风险,既最大程度保障存款人利益,又严肃了市场纪律,同时还能保持银行的业务连续性和经营价值。包商银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例商业银行通过“接管+收购承接+破产清算”实现完全市场退出的成功案例。

守正创新,续写金融风险防控“新篇章”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建立,充分吸收危机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顺应当时的国际金融改革发展趋势,在存款保险职能模式上确定了不做“事后被动买单”的“付款箱”,制度设计上设置了较高偿付限额、引入了风险差别费率和早期纠正机制,风险处置中推动采用收购承接方式实现成本最小化,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提高了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整体效能。2023年,美欧银行业动荡中各国的处置应对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市场化、法治化的风险处置成为主流方式和国际共识,也进一步启示我们,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应着力于严肃市场纪律、防范道德风险,风险处置中首先要压实机构自救的主体责任。此外,国际上主要经济体也在探索调整保障政策、提高处置偿付效率,关注数字化和线上挤兑,部分经济体已明确并逐步落实,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未来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顾往昔,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证明了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支柱性作用。同时,要客观地看到,存款保险存在法律位阶和法律效力不足、风险约束力度和处置职能有限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亦是如此,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也将经历改革、发展和成熟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展望未来,我们要保持定力、锐意进取、久久为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功能,从夯实法律基础、强化保障功能、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健全风险处置机制等方面,着力推动存款保险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动完善存款保险法律体系。积极研究推进存款保险法立法工作,借助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立法修法契机,在法律中强化存款保险各项核心职能,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定位于金融安全网三支柱之一,夯实存款保险履职的法律基础。

二是不断夯实存款保险基础保障功能。坚守“存保为民”理念,紧扣挤兑风险防控的目标导向,深入群众,贴近基层,聚焦认知薄弱人群和金融生态不佳的重点地区,持之以恒做好存款保险宣传,进一步强化公众存款有保障的心理预期,提升公众对存款保险的认知度。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加快推进基金积累,拓宽基金资金来源,进一步健全存保基金应急补充机制,有力保障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和风险处置需要。

三是强化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不断提升早期纠正的约束力。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核查、警示和早期纠正机制,进一步推动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准确把握存款保险风险监测预警的职能定位,提高风险监测预警的科学性、有效性。通过存款保险核查等手段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及时将风险苗头通报监管部门、地方政府,推动各方落实责任,形成化险合力。协同金融监管部门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完善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框架,充分发挥其补充作用,切实提升早期纠正约束力,严控增量风险,推动风险持续收敛。

四是推动建立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常态化的风险处置机制。发挥好存款保险市场化处置机制作用,平稳有序推进重点区域和重点机构风险处置。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风险处置工作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建立常态化的清产核资和尽调估值机制,积极推动以“接管+收购承接+破产清算”为主的处置模式。在有效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有序处置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严肃市场纪律,防范道德风险。

使命重在担当,奋斗创造未来。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领导,胸怀“国之大者”,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目标,践行初心使命,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筑牢金融体系的压舱石,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强有力金融支撑。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宣昌能

我国保险监管的演进与展望

保险业的发展经历了风格迥异的三个发展阶段,先是重在保险补偿的“单轮阶段”,后是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并重的“两轮阶段”,并在2008年以后不可阻挡地走进“链子阶段”,通过医保结合和医养结合等方式,不断拓展和延伸保险产业链和价值链。与保险业务的不断演进相适应,保险监管的内涵逐步深化,外延不断拓展。我国保险监管经过长期演进,初步确立了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和对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规则。当前,在保险业务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双转型”的大背景下,剖析我国保险监管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保险监管发展的有益经验,系统提出完善保险监管的政策建议,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保险监管的演进

我国保险监管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1949年至1978年。1949年,政务院决定保险业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1952年,监管权划归财政部。1959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仅保留涉外保险业务,监管权重新回归中国人民银行。

二是1979年至1998年。1979年,国务院决定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保险业。198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成为中央管理金融机构。1993年,国家加强金融监管,实施分业经营。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司内设立保险处,专司保险机构监管职责。1995年,《保险法》正式颁布实施,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保险司,负责对中资保险机构实施监管,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保险处负责对外资保险公司实施监管。

三是1998年至2018年。1998年,保监会成立,开始实施以行为监管、价格监管为主的保险监管模式。自2003年开始,实行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保险监管模式。2006年,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推动形成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市场行为监管“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框架,推动建立政府监管、企业内控、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风险防范体系。2007年,保监会实施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要求保险机构必须具备与其风险和业务规模相适应的资本额。2013年,保监会发布《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整体框架》,确立总体目标及基本技术原则,加强偿付能力监管。

四是2018年至今。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建银保监会,统一监管银行业和保险业。2021年,为适应保险业发展环境的新变化,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加强“偿二代”二期工程建设,优化资本计算标准,细化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完善信息披露,并对保险集团提出最低资本要求。偿付能力监管三大支柱涵盖定量资本要求、定性资本要求和市场约束机制等。2023年,在银保监会的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其金融监管职责中包括对保险业的监管。

在充分借鉴国际总体框架和最新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保险监管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致力于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监管实践呈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强调服务实体经济和加强风险监管并重,坚持改革发展与风险防控并举,注重内外结合形成合力。

我国保险监管面临的挑战

关于保险监管法律制度框架。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体系仍待完善,对相互保险组织等保险新业务新业态的法律规范滞后,对再保险领域尚无专门法律予以规范和约束,保险机构的市场退出方面也缺乏法律规定。跨部门、跨地区、新业态、新产品等金融活动的监管责任归属和监管标准亟须明确,交叉金融业务监管不同程度存在空白和盲区。保险领域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融合不够,“五大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尚未形成有机整体,合成效应还不明显。行政处罚等监管活动的标准化尚未完全实现,以风险状况为基础的监管资源配置仍有待优化。

关于机构监管和差异化监管。法人机构审慎监管、分类监管、公司治理监管仍存在一定不足。机构种类还不够丰富,如目前国际自保业务出现单元自保、团体自保、虚拟自保等新型自保形式,而我国自保机构种类单一、数量偏少。对传统商业保险公司、相互制保险公司和专业自保公司采取相似的监管方式,差异化不够明显。同类机构发展战略同质化,产品和业务发展模式趋同,监管政策“一刀切”现象较为突出。

关于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保险产品销售仍存在夸大收益和保障范围、混淆经营主体、炒作停售限售、给予额外利益和诱导客户退保等现象。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质量有待提升,市场主体同质、过多且规模普遍偏小,与保险机构的协同效应、互补效应亟待提高。虽然兼业代理机构及个人代理人对中介渠道保费收入贡献份额达80%以上,但对其监管频度和力度均存在不足。保险科技监管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缺乏有效的监管信息系统支撑。在新业态发展方面,部分保险中介机构异化为科技公司引流和套利通道,未实现其与关联企业和平台的有效风险隔离。

关于业务监管和产品监管。同质同类业务监管标准不尽一致,保险业务审慎监管规则亟待完善。监管规则切块制定且衔接不畅,不能覆盖业务全流程,定价监管存在缺失。产品备案监管难以延伸至产品全流程,不能与市场反馈和后续处置有机衔接。监管部门对复杂产品的风险穿透能力较弱,不掌握定价的基础数据,不介入纯风险损失率的测算,难以准确评估费率的合理性,监管重点偏重附加费率、费率浮动因子设置等领域。部分保险机构存在费率厘定和精算假设不合理、长险短做、超比例保险保单贷款等现象。

关于动态监管和穿透式监管。监管科技运用亟待推进,保险监管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有待提高。缺少兼具监管业务知识和监管科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保险领域实施动态监管和穿透式监管提供信息支撑的平台建设滞后。对保险机构全生命周期、金融风险全过程、金融业务全链条的动态监管还有短板,具有硬约束的风险早期纠正机制亟待建立。运用技术手段对保险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底层资产的穿透式监管有待完善。

国际保险监管的经验借鉴

国际保险监管发轫于行为监管,后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理念,转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主体,以公司治理监管和行为监管为补充,并逐渐升级迭代。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2005年10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明确偿付能力在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和保险监管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三支柱”(指财务状况监管、公司治理监管以及信息披露和市场纪律监管)和“三层级”的保险监管共同框架,为国际保险市场的偿付能力监管协同奠定了基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保险监管体系改革呈现新趋势,重点是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和流动性监管,提高监管标准;强化基于系统性风险防控的宏观审慎监管,以顺应保险资金规模变大和混业经营推进的新形势;针对保险经营的顺周期性特点,强化逆周期管理;适应保险资金跨境、跨业、跨界的大背景,加强保险监管国际合作。

美国实行以联邦政府为制度制定主体、州政府为监管主体的保险监管体制。偿付能力监管是美国保险监管的首要目标。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开始构建以风险为基础资本(Risk-BasedCapital)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该体系要求保险公司持有与其风险成比例的资本,并设置实施监管干预的阈值。针对各类商业行为设定不同的风险因子,将偿付能力和特定公司的运营风险相结合,关注保险机构在险种、杠杆率、保费、准备金等方面的差异,提高保险业整体偿付能力。市场行为监管的重点是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对消费者或其他保险公司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禁止不公平竞争和防范保险欺诈。近年来,美国保险监管的重点领域是公司治理。

欧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试行偿付能力监管要求,以业务规模作为计算资本要求的主要参数。2016年,欧盟保险委员会正式实施“偿付能力Ⅱ”监管框架:保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水平的充足性,资本要求包括最低资本要求(MCR)和偿付能力资本要求(SCR),SCR的计算方法与银行业“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类似,内部模型法所用模型包括欧盟统一开发的标准模型和保险公司自主开发的内部模型;提高保险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明确定性要求,考察保险公司的治理要求、风险管理要求、内部控制要求及监管审查流程;完善保险机构的市场监督和信息披露机制。设立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进行金融风险评估、预警和监测;设立欧洲保险和年金管理局(EIOPA),负责制定欧盟的保险监管规则和标准,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并实施跨国保险机构监管协调。

英国实施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框架,监管尺度总体较为宽松。监管机构重视对保险公司资本充足性、最低偿付能力差额、保险准备金的监管,强化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监管机构不直接干预保险条款和费率的设定。保险监管包括审批保险业务申请、调查违规经营、保险业高层经营人员的审查、报表审核或现场稽核、必要时依法进行干预经营、撤销营业许可等。英国还建立了提取风险准备金和法定保证金制度,保证基金为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的三分之二。行业组织负责规范保险经纪活动和保险资金运用。

日本保险监管经历了从严格监管到适度放松的演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实施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保险监管的重点由严格的市场准入转向对偿付能力监管,并注重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统一监管标准,推动市场公平竞争;采取“审批制+备案制”的产品管理方式,对于面向个人的产品实行审批制、面向企业的产品实行备案制,逐步扩大备案制适用范围,允许保险公司有条件地自主调整保费基准;放松费率管制和保险资金运用限制,将由监管部门统一制定费率变为基本费率附加浮动费率,放宽保险资金运用上限;允许产寿险通过一定方式相互渗透,同时允许相互保险公司向股份制保险公司统一转制;健全保险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允许保险公司破产,政府投入资金仅限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

我国保险监管发展前瞻

一是健全保险法律法规制度体系。适应保险业发展的新形势,及时修订《保险法》,并与《民法典》等一般法和特别法相呼应。对相互保险组织等新业务新业态,从法律上予以规范。建立再保险的专门法律规范,奠定我国再保险市场的法律基础。明确保险机构的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机制,规范风险处置的启动条件、处置程序和处置工具。合理规范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明确监管底线和基本要求,构建系统完整的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完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切实解决保险机构资本不实、关联交易复杂等痼疾。

二是加强机构监管和差异化监管。按照传统、相互和自保等机构大类实施不同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式,根据公司规模、经营内容、所处地区、主营产品成熟度、资本组成、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偿付能力等实行分类监管,对评级低、风险高的机构加大监管力度,提高检查频度。按照财险、人身险和再保险的类别实施机构监管,完善现有机构监管框架,细化监管标准。在财产险领域按政策险和商业险以及险种的不同属性,在人身险领域按保险期长短、保费收入稳定性和赔付支出确定性等维度,细化分类监管要求。对保险中介机构实施全面监管和行业自律,对市场份额占比较高的兼业机构和代理机构,配置充足监管资源并加大监管力度。

三是创新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严格执行销售行为可回溯制度,禁止保险产品强制搭售,打击非法保险经营活动,规范保险市场竞争秩序,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完善保险中介从业人员准入和持续培训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加大对保险中介从业人员不具备资质问题的处罚力度。针对创新型保险业务和产品、国家重点支持领域新业务和新产品(如农业保险、巨灾保险、绿色保险、健康养老保险等),实施“监管沙盒”等监管制度安排,把握风险约束和创新激励的平衡。适应数智时代新特点,高度重视客户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建立有效的功能监管框架。

四是优化业务监管和产品监管。统筹监管标准和规则制定,统一同质同类业务标准,完善保险业务审慎监管规则,覆盖保险机构业务全流程。按照三大支柱有机衔接的原则,对不同产品分别实行审批制、人工备案制和自动备案制的制度性安排。对强制保险等涉及不特定人群利益的险种实行审批制,对个人类产品、政策性险种和信用保证类产品实行人工备案制,对其他产品则实行自动备案制。完善产品信息披露机制,对产品保障责任、理赔程序等核心要素披露提出明确监管要求。

五是推进动态监管和穿透式监管。积极推进监管科技运用,加快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有效提升穿透监管能力。努力培养和打造熟悉监管业务并兼具监管科技技能的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对保险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式监管和对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延伸监管。建立涵盖保险公司机构、业务和产品数据的监管信息平台和预警监测系统,推进信息化监管和穿透式监管,提升保险机构业务透明度。加强穿透式监管,运用金融科技手段,细分保险公司投资场景,识别最终投资者和底层资产,针对理财产品、集合资产信托、债转股投资计划、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等细化监管标准。

中国保险学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 龚明华

银行业发展消费金融的使命与路径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和最终目的。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消费”一词出现了32次,“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为全年十项任务的首位。政府工作报告还强调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金融服务是消费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发展消费金融,为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个人消费贷款投放力度”。但从长远看,消费金融还面临一些约束和不足,应采取多方面措施,继续推动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在大力提振消费行动中发挥好银行业不可或缺的作用。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引擎

年来,我国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宏观经济恢复回升。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个百分点。提振消费,既是短期措施,更是长远之策。

从稳增长角度看,提振消费可以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居民消费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将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比如,消费需求升级可以促使企业加大在技术革新、产品研发、品牌培育等方面的投入,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方向转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内生动力和持续动能。

从防风险角度看,提振消费对于应对外部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稳定与发展面临一定挑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约束。大力促进国内消费、提振有效需求,是降低外部依赖风险、增强经济内生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举措。在国内大循环中,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企业可以在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技术研发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优化供应链管理,从而增强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同时,国内消费市场的繁荣也将吸引更多的国际优质商品和服务流入,促进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与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内需与外需的协同发展,提升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韧性和适应性。

从惠民生角度看,提振消费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振消费既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举措,也蕴藏着消费转型升级的广阔空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居民对于消费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基本生活需求,而是更加注重服务品质、体验和个性化,消费结构正加快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文化、旅游、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快速增长。推动促消费和惠民生有机融合,将推动消费供给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转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增强体验感和获得感。当前,多地通过开展“以旧换新”消费补贴等活动,以“真金白银”促消费惠民生,取得良好效果。

我国消费金融市场中的银行作为

近年来,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加快零售银行业务转型,以信用卡、消费贷款为抓手,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成为消费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切实发挥了金融对消费的支持与促进作用。

从实践看,我国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体的消费金融市场格局和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参与主体众多,多层次消费金融服务体系逐渐形成

目前,商业银行仍是我国消费金融市场主要供给者,信用卡和消费贷款是消费金融的主要产品。截至2024年末,我国发放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7.27亿张,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2张;信用卡卡均授信额度3.14万元,同比增长6.08%;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不含个人住房贷款)21.01万亿元,同比增长6.27%。31家消费金融公司则着眼于中端客户,提供具有普惠性质的信贷产品及服务,但由于受限较多、发展较慢,到2024年末贷款余额约为1.30万亿元。银行业之外,大型互联网企业、小额贷款公司、中小网络平台等承接消费金融的线上客户和末端客群。从趋势看,消费金融市场规模仍在扩大,参与主体持续增加,逐渐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金融服务体系。

产品种类丰富,消费金融场景覆盖面持续扩大

近年来,我国消费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逐步线上化、数字化。从起步阶段的信用卡、汽车贷款到现阶段的商品分期、账单分期等,消费金融产品不断增多。消费信贷产品的使用场景、便捷程度和良好体验,是消费者选择的重要考量。从场景看,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消费金融产品已广泛覆盖线上、线下多个领域,包括家电、家装、旅游、美食、教育、医美等行业,实现了平台、场景、用户三者无缝衔接。近期,随着政策加力扩围,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加快推动“以旧换新”措施与消费信贷产品有机融合,并通过限时下调贷款利率、发放折扣券、分期免息等多种方式让利消费者。

科技赋能加码,消费金融覆盖面和可得性大大提升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消费金融领域的深度应用,有效降低了消费金融产品风险定价,增加了产品多样性,拓宽了用户范围,消费金融覆盖面和可得性大大提升。一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深度运用金融科技,不断加快数字化流程变革,并将其运用于信贷、运营、风控特别是反欺诈等领域,优化消费金融管理,提升服务效率和风控能力。另一方面,随着金融科技应用加快,数字消费金融产品单笔授信额度小而分散、服务方式活而变通、风险定价准而下沉、用户群广而延伸,业务更容易得以营销推广。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消费金融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同时还有效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

不过,消费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约束。新冠疫情的“疤痕效应”尚未完全消退,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仍然较弱,消费金融在平衡风险与发展、速度与质量、创新与规范等关系中面临挑战。尚待完善的信用体系带来“多头借贷”乃至过度负债以及欺诈、“黑灰产”等问题,影响了消费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部分消费金融从业机构粗放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等问题。

银行业发展消费金融的路径与举措

居民消费不足背后的突出问题是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处在不利地位。因此,提振消费的根本措施在于稳定居民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金融在提振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在《利息理论》中,欧文·费雪就对消费者全部财富如何在不同时期进行分配等问题进行讨论。从理论层面看,消费信贷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当消费者即期收入水平较低但预期收入较高时,消费者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增加即期收入,平滑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水平;即使是在预期收入有降低可能性时,消费者仍然可以选择消费信贷来保持即期消费水平不会锐减。而实证测算表明,引入消费金融产品后,借款人消费金额会提升16%~30%,合作商户销售额提升约40%,能够有效打破借款人当期预算约束,助力释放潜在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2025年,在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市场环境不断优化的双重利好下,我国消费金融迎来结构性机遇。这一机遇不仅体现在市场规模的潜在扩张,更在于市场格局的深度调整与优化。面对这一机遇,银行业金融机构需敏锐洞察市场变化,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准定位发展方向和路径。

合理定位,差异发展

准确定位,发挥特色和优势,坚持良性竞争和差异化发展。商业银行有着资金成本低、机构网点多等优势,应主要服务于中高端客户群体。这部分客户群体对价格要求比较高,对速度要求不高。消费金融公司主要服务于中端客户,这些客户群体的要求是更便捷、利率适中。目前消费金融发展进入存量竞争阶段,除公务员、白领等传统优质客群外,可重点关注新质生产力企业员工、大学毕业生、新市民、三线及四线城市居民。

加强合作,融入场景

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广交友、广结盟,实现优势互补,不断提升消费信贷产品吸引力。可围绕衣食住行等高频场景,在电商、医疗、教育、旅游、交通、康养等民生领域,团结异业联盟,打造线上线下“场景+金融”新生态,实现终端客户的多场景触达,构建消费金融朋友圈、生态圈。针对年轻人的互联网思维方式和习惯,嵌入高频线上场景,如社交、短视频、生活服务类App,适度推广消费信贷产品。

加大创新,丰富产品

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丰富产品类型,促进消费金融更加普惠化,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更多客户。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客群需求,因地制宜提供定制化信贷产品,精准地满足市场需要,提升客户体验;在汽车消费领域,丰富新能源汽车、二手汽车消费贷款;推出专属产品,满足“夫妻店”“路边店”等奋斗者群体金融需求。同时,依据客群风险和需求进行差异定价,对新兴客群适度减费让利。

科技赋能,提升效率

加强科技投入,特别是要应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和效率。一方面,利用技术手段完善风控模型和算法,根据消费者职业、收入、负债、信用状况等准确判断还款能力,在必要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减少信用风险,提升风险防控有效性。另一方面,借助技术手段对消费者需求进行针对性分析,提高消费者需求匹配的精准度,提升信贷审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减少“多头借贷”和过度授信等问题。

强化管理,防控风险

结合差异化定价策略,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优化风险分级模型,依据客群信用、收入、消费习惯等实现差异化准入,做好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工作。同时,不断丰富消费信贷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加大处置力度。借助智能化工具规范催收流程,防范不当催收、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例如,招联消费金融锻造数智化催收核心能力,为70多家金融机构提供催收解决方案,助力消费金融市场规范催收、降本增效。

加快发展消费金融的政策建议

我国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开放、包容、公平、有序的政策环境。针对当前面临的不足和问题,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引导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为大力提振消费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优化信用环境,夯实消费金融发展基础

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消费金融稳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提升消费者信息数据的完整性。可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持续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竖井”,整合政府等公共部门相关个人信息资源,形成完整准确、覆盖全面的消费者信息库。打通数据信息共享的制度鸿沟和技术鸿沟,通过设立市场化征信机构等方式,采集各类互联网公司用户信息数据,促进信用数据多元化开发,进一步激发数据要素潜能。

二是降低金融机构信息获取成本。应正视互联网平台流量变现和广告获利过高的现状,推动平台压降价格,以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客成本,推动其降低利率、让利于民。消费金融公司面临比银行更下沉和更复杂的客群,但其目前对征信数据的查询权限比银行范围更小且成本更高。建议向消费金融公司开放与银行同等权限的社保、公积金等公信力数据。

三是优化消费者信用管理。按照法治化原则,对近年来受客观因素影响导致信贷逾欠的消费者,可在提供必要证明等前提下,有序开展续贷工作,或阶段性缩短其征信不良信息保存期限。对不诚信个体而言,应适当增加其失信成本,帮助其树立良好的信用理念和契约精神。对相关部门而言,应持续加大力度打击恶意逃废债、“反催收”等行为。

加强政策支持,引导消费金融健康发展

近期我国相继出台了多个与消费金融有关的制度办法,对消费金融的监管也在不断完善。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相关政策措施进行优化。

一是完善从业机构监管。目前我国消费金融从业机构五花八门,产品与服务标准各异。因此建议统一监管原则和监管标准,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转变,实现监管政策、标准、措施的统一,减少监管套利行为。比如,对近年兴起的“先买后付”“先享后付”等行为,应明确要求持牌经营,并纳入征信系统。对消费金融公司,可阶段性调整单笔贷款20万元上限,提高消费信贷投放能力。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在资本补充、产品创新、科技赋能等方面采取更多的支持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良性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比如,拓宽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多元化融资和资本补充渠道,包括支持发行二级资本债券、推动优质消费金融公司上市。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方面,可对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贷款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或予以财政贴息。此外,线上信用卡等创新模式应加快试点推广。

三是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进一步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普及消费金融知识,有效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和识别风险、规避风险的能力,帮助消费者远离高利借贷、过度负债,珍惜个人信用。探索将金融科技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加快构建“科技+消保”体系,通过数智化技术赋能消保工作,驱动消保模式革新,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效能。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董希淼

AI技术在私人银行高净值客户增值服务场景中的应用

近年来,伴随科技发展进步,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在私人银行服务领域,笔者观察到在服务高净值客户的增值服务场景中,商业银行本着“以客户为中心”和“降本增效”原则,促使AI技术应用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在与客户的情感信息交互方面,AI技术以其高频迭代性、高速学习性和高效领悟性正扮演着举足轻重,甚至不可或缺的虚拟客服角色,对赋能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高净值客户增值服务场景中的AI技术应用现状

随着高净值客户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部门除了提供传统的金融服务外,还专注于提供系列增值服务,包括健康管理、商务出行、知识教育、法税咨询筹划等。该类增值服务需要深入了解客户的社会身份、职业背景、年龄性别和个性需求,以提供专业化和定制化服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植入,更多商业银行除了利用大数据模型工具分析研究业务数据外,还为高净值客户的增值服务探索新的解决方案。而在该服务领域的创新过程中,笔者认为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应重视人工智能与客户的情感信息共享和情绪状态交互,通过识别、理解和回应客户的情感状态来提供更个性化和更有温度的服务。

AI情感识别技术。情感识别是AI技术在高净值客户增值服务中的主要应用功能之一,即AI利用人类面部表情识别和语音识别等方法,准确识别人的情绪状态,如快乐、悲伤、愤怒等。该项技术是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及时调整服务策略以满足客户情感需求的重要信息来源。例如,在医疗健康服务中,AI可以通过分析客户面部表情和语调来确定心态,提供更好的健康建议。在教育咨询或教学辅导服务中,AI可以识别学生客户的情感及情绪,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指导计划。

个性化推荐系统。个性化推荐系统是私人银行增值服务的另一项重要应用。AI可通过分析客户的兴趣偏好、历史行为和其他数据构建更为精准的客户画像,以此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例如在旅游定制服务中,AI可以根据个人或家庭旅游历史、偏好和其他信息向客户推荐定制化的旅游路线和住宿。例如在艺术品收藏服务中,AI可以分析客户的收藏习惯和品味及审美价值观,推荐符合其品位喜好的艺术品。又例如在法律和税务咨询筹划服务中,AI通过分析个人、家庭或企业过往的财务、税务表现,提供相应专业性意见。

智能客户服务系统。智能客户服务系统是高净值客户增值服务的重要应用之一,AI运用自然语言处理与语音技术,具有和客户对话的功能,可以回答客户各类问题,并提供必要的帮助及建议。在私人银行服务领域应用中,AI数字人、手机银行智能客服可以为客户提供24小时账户查询、投资顾问建议和智能投研、私行物理中心接待导引等服务。例如,近期兴起的深度求索(DeepSeek)等人工智能技术即可接入至私行服务系统,在大语言模型(LLM)中应用链式推理,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客户提供各类数据分析和交互式信息建议服务。再如,蚂蚁集团通过AI算力突破,使用百灵大模型、蚂蚁医疗大模型一体机、灵波机器人和蚂小财,为客户提供医疗问诊、健康管理、居家护理、养老服务和智能理财服务(见图1)。

AI技术服务高净值客户的发展趋势

情感信息智能交互技术快速迭代。随着AI技术的发展,情感信息智能交互技术将以更短、更快、更高的频次实现自我焕新迭代,包括不断改进算法和升级分布模型,以提高对人类客户情感识别和情绪判断的准确性。例如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技术实现更加沉浸式的情感交互体验。

情感交互技术广泛运用。跨模态情感交互技术系结合多种感官模式(如视觉、听觉和触觉等)进行信息交互的技术。例如在增值服务各类应用场景中,AI通过结合客户面部表情识别、语言识别和手势识别等技术,可以更准确地判断客户的情绪状态,以加工生成语音、虚拟影像进行情感回应和情绪交互。

与心理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心理学科是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学科,对理解人类情绪状态和客户的需求非常重要。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在未来的增值服务中,通过AI技术和心理学的结合,可以更加深入地挖掘了解高净值客户的情感需求和优势,以提供更准确、个性化和高质量的服务(见表1)。例如,通过结合心理学和AI算法,可构建更为准确的客户画像,以建设更贴近客户需求的增值服务体系,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权益服务内容。同时,亦可运用心理学原理对AI的交互方式和语言模型进行优化升级,以提高与客户情感交互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相关挑战和问题预判分析

客户隐私和数据安全隐患。在高净值客户的增值服务场景中,AI与客户的情感信息交互涉及大量个人数据,包括面部表情音语调、兴趣爱好和个人隐私等。该类数据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和敏感性,需要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然而,当前的数据保护技术还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包括数据泄露和滥用等。针对该项挑战,商业银行需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系统、制度文件和管理流程,以确保客户数据的合法收集、存储和使用。同时,需要运用加密技术安全防护手段来防止未经授权的数据访问和数据操纵。

客户情感理解和应对表达困境。情感理解与应对表达是AI在高净值客户增值服务中情感信息交互的核心挑战之一。尽管AI在识别客户情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深入全面理解客户的情绪需求和情绪的准确表达方面仍存在不足,这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较难准确了解高客的情绪状态,从而无法提供精准的增值服务。为解决该问题,建议商业银行继续加大投入科技研发资源,通过引入更多的情感识别技术和算法工具,训练优化AI的交互方式和语言模型,从而提高AI的情感智能水平。

服务创新与个性化定制挑战。在高净值客户的增值服务场景中,情感信息交互需要不断创新和个性化定制,以满足高客的多元化需求。但是目前的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尚缺乏创新性和个性化,无法完全有效满足客需。为增强服务创新和个性化定制能力,商业银行需要深入分析了解客户的情绪状态和偏好以及市场动态和竞争形势,通过引入更多创新技术和方法来探索客户的潜在需求和偏好,例如大数据分析、AI算法等。同时,还需要建立灵活的服务模式和增值服务体系,以便根据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快速调整和优化。

AI技术情感信息交互的前景研判

多元化技术手段不断整合创新。随着AI技术进化和算力提升,笔者预测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升级为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GeneralIntelligence,AGI)。未来,AI情感交流有望在增值服务中对高净值客户带来更高层次的技术整合和创新。通过结合深层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尖端技术,AI可以更精密地解析和理解客户的情绪状态和喜好。此外,智能设备和传感器的部署可以实时了解客户的环境和行为,并提供更精致的服务。

智能化服务生态体系全新构建。笔者认为,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在未来面向高净值客户的增值服务很可能形成智能服务生态体系。该生态体系将各种智能设备、系统和平台相互连接,为客户提供全面、个性化的服务体验。例如AI可以整合智能家居系统、医疗管理平台、知识教育系统、法务税务系统等,为客户提供品质生活、医疗管理、教育规划和法税筹划的服务。

个性化服务与精准营销双轮驱动。随着大数据与AI技术的不断创新,未来的人机交流将由各类虚拟智能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及脑机接口等技术予以实现。未来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将呈现出更为个性化的定制和更精准的营销特点。通过分析客户的情绪状态、兴趣爱好、行为履历等数据,AI可以构建更准确的客户画像,并根据其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和增值服务。

伦理规范和监管措施双管齐下。随着AI技术在高净值客户增值服务中应用的不断深入,情感信息交互的伦理和监管问题越来越重要。为保护客户的隐私和安全,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需要建立健全的伦理规范和监管框架。具体来说,通过相关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制定,明确AI情感信息交互应用的范围,通过设置监管机构和监测机制,对AI的应用进行实时监测评估。目标是通过加强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促进AI技术的健康发展和合规应用。

相关领域应用和具体案例研究分析

在智能客服领域中的应用。在商业银行智能客户系统领域,人工智能通过集成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及情感分析等先进技术,该系统能准确理解客户的语音和文字指令,快速响应并解决各类金融咨询和问题,增强客户粘性,促进了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深度互动与信任构建。例如,某大型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部通过智能客服系统,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情感分析算法,识别并理解高净值客户的情感需求。当客户咨询时,智能客服能根据客户的情绪状态调整回复的语气和措辞,提供更具同理心的服务。自该系统上线以来,客服满意度提升了18%,客服处理效率提高了30%,客户投诉降低了25%,人工客服压力降低了20%。又如,某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客户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以及情感倾向,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财富规划建议。在规划过程中,该系统能考虑客户的情感因素,如对未来财富增长的期望、对风险的担忧等,从而制定出更符合客户心理预期的财富规划方案。通过该服务,客户的投资收益率和客户续签率均实现较好增长。

在健康管理服务中的应用。在健康管理领域,AI技术通过情感识别技术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更亲密的健康管理建议。例如,某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部为客户提供高端健康管理服务,其中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情感关怀。系统会监测客户的健康状况,并在客户出现健康问题或情绪波动时提供及时的关怀和安慰。同时,系统还会根据客户的情感需求,推荐适合的放松方式或心理咨询服务。自该服务推出以来,客户的健康满意度和使用该服务的客户数量均得到了明显提升。

在金融知识教育服务中的应用。在知识教育服务中,AI通过情感信息识别技术为客户提供更个性化的金融知识来源和解决方案。例如,某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部通过“某银智涌”大模型矩阵,打造远程银行座席助手“某小慧”,实现客户知识教育的智能化和全流程陪伴式服务。另外,AI系统基于客户历史行为、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自动生成个性化金融知识内容,例如针对高净值客户的遗产规划、税务筹划等复杂领域,通过图文、视频等形式推送定制化教育材料。例如系统通过捕捉客户在手机银行App的浏览、搜索行为开展行为轨迹分析,触发主动教育弹窗或人工顾问介入,为客户提供主动教育服务。通过AI技术赋能,客户服务通话时长压缩约10%,知识推送响应时间缩短至3秒内。客户对金融知识的理解效率提升30%,知识类咨询的重复率下降25%。AI驱动的知识服务覆盖率提升至60%,客户主动咨询量增长40%。客户对复杂金融产品的认知度和产品认购转化率得到双重提增。

在投资研究和投资顾问服务中的应用。在私人银行投资研究和投资顾问服务中,AI通过智能客户服务系统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更好、更高效的金融顾问服务。例如,某商业银行接入了DeepSeek系统,推出了基于AI的客户智能投顾系统。该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识别技术与客户进行智能交互,回答客户的资产配置和理财问题并提供必要的建议策略。当客户表现出焦虑等负面情绪时,系统会主动提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当客户表现出快乐或愉悦等积极情绪,系统将积极推荐更多的定制产品和金融服务。又例如,某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部的智能投资顾问系统不仅考虑客户的财务状况和投资目标,还可结合客户的情感因素进行投资决策建议。系统会分析客户的情绪状态和风险承受能力,避免在客户情绪波动较大时推荐高风险的投资产品。通过该服务,客户的投资组合收益率平均提升了10%,同时客户的投资信心和满意度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根据该行数据显示,使用该服务的客户数量增长了20%,且客户续签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相关结论和建议

案例事实证明,私人银行高净值客户增值服务场景中人工智能(AI)技术的情感信息交互应用具有很大的前景和潜力。通过应用情感识别、个性化推荐、智能客户服务等技术,AI技术可以为客提供更加亲密、个性化的服务体验。然而,当前的应用程序存在许多挑战和问题,包括数据隐私和安全、情感理解和表达、服务创新和个性化。为促进AI在情感信息交互中的广泛应用和发展,结合业内经验和趋势观察,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技术研究和创新。为提高AI应用于情感信息交互的性能和效率,建议加强技术研究和创新。具体包括开发更先进的情感识别算法和模型,以增加情感识别的准确性。同时,探索新的交互方式和语言模型,让AI更好地理解和表达情感,引入更多的智能设备和传感器,实现更全面、实时的情感感知和交互。另外,建议强化跨领域合作,将心理学、神经科学的诸多成果应用到AI情商领域的开发和优化。

做好隐私和数据保护工作。为高净值客户提供的增值服务中,情感信息交互包括大量的个人数据,因此建议商业银行加大科技投入,加强数据保护设施建设,通过采取强有力的隐私安全保护措施切实保护好金融数据和客户信息。包括建立严密的数据库系统与流程,减少对云服务器的过度依赖,以保证金融敏感数据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实现数据的合法收集、存储和使用,采用高级加密技术和安全措施,建立防止非法访问和数据伪造的数据泄漏应急机制,及时应对和处理数据泄露事件。同时,建议持续加强客户的保密意识教育,帮助客户了解数据隐私的重要性,并采取积极措施保护自身隐私和安全。

推动服务创新和定制个性化。为满足高净值客户的多元需求,建议商业银行不断推进私行服务创新。具体包括深入了解客户情绪状态、偏好、市场动态和竞争状况,引入大数据计算、AI技术等最新技术手段,构建探索潜在客户需求和偏好的灵活服务模式和产品系统,快速适应和优化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同时,建议商业银行加强与服务供应商的合作与沟通,共同推动服务创新和个性化发展。

构建智能服务生态体系。为提高高净值客户的服务体验和满意度,建议商业银行建立客户智能服务生态体系。具体包括连接各种智能设备、系统和平台,为客户提供全面、个性化的服务体验,引入更多的智能服务和应用场景,如智能家居、健康管理、知识教育等,增强与服务供应商的协作和共享,以满足不同的客户需求,优化资源分配。同时,建议重视客户智能服务生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AI服务的健康发展和应用。

严格遵守社会伦理和监管规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前提是依法合规,AI技术的高速发展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妄为,建议商业银行严格遵循社会伦理和监管规定,在依法合规的轨道上平稳运营和安全运用,特别是在客户隐私和数据信息保护方面要注重风控为先、循章办事、严格管理。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AI)技术在私人银行高净值客户增值服务场景中的情感信息交互应用是一项复杂且重要的课题,具有广阔的前景和潜力,相信商业银行会加快技术开发与创新,健全信息安全保护系统,推动服务创新,构建智能服务生态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私人银行服务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持续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浙商银行私人银行部品牌与权益中心主管 许明俊

产业追踪
碳约束下的突围:石化行业如何破局碳双控?

当前,我国正全力推进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全面转型。这一战略调整标志着我国能源管理和碳减排机制朝着精准化、系统化方向大步迈进,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制度根基。碳排放双控背景下,石化化工行业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又该如何突围?在4月29日举行2025石化产业发展大会双碳与绿色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们给出了答案。

战略转型 从能耗双控迈向碳排放双控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成为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适应新发展阶段需求的重大战略决策。

双碳与绿色发展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副主任符冠云介绍说,“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增长迅猛。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消费激增的同时,传统煤炭消费也显著回升。同时,随着石化化工行业产业升级进程持续推进,能源使用方式正从燃料向原料持续转变。

谈及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向的原因,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副主任符冠云谈到,“若仍沿用能耗双控逻辑来限制总量,煤炭和新能源可能会同时受限,这显然与时代发展和能源转型的趋势背道而驰。而且,能耗双控是对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也会限制原料用能,进而阻碍产业升级。”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传统高碳行业,石化化工行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既面临严峻挑战,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符冠云在论坛上做主旨报告时表示,在碳排放双控背景下,我国石化化工行业低碳转型呈现四大趋势:一是基本面持续向好。随着我国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新材料需求将持续增长。二是承压期渐近尾声前,乙烯、丙烯、PX等主要产品自给率已基本达到合理水平,行业从超高速增长转向稳步增长,为低碳转型创造了条件。三是硬约束日益临近。为实现2030年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60%~65%的碳减排目标,全国及工业领域将迎来较为严格的碳排放双控目标约束,石化化工行业目标同样趋严。四是多手段先行先试。石化化工行业聚集了原料用能、高温热等诸多减排难点,且设备投资锁定期长,技术创新尤为重要。

制度协同 碳市场与双控制度联动发力

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我国绿色转型的制度框架已迈入精细化、专业化阶段。在此背景下,碳排放双控制度与全国碳市场的协同效应日益凸显。前段时间,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CCER)在经历七年暂停后于2024年1月重启,并于2025年3月完成首批项目签发,标志着我国碳市场进入“强制+自愿”双轮驱动的新阶段。

本次论坛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创新业务部总监韩翠莲在进行主旨报告时介绍说,CCER的运行机制是企业根据所属行业的控排目标及产品生产情况,获得相应的碳排放配额。“企业除购买配额外,还可购买部分‘温室气体减排量’(即CCER减排量,依据《碳市场交易管理办法》规定)”。韩翠莲向记者表示。

谈及具体到石化、化工行业,哪些低碳技术可通过CCER项目实现经济价值,韩翠莲表示,从碳资产开发角度,可将石化、化工行业减排技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如节能改造(如绿色照明)和非二氧化碳气体回收(石油石化行业常见的甲烷、氧化亚氮等直接排放)。这类技术并非不能开发CCER项目,而是无需开发,通过配额履约即可实现经济价值。

第二类是避免温室气体排放(零排放),典型如可再生能源(风电、光伏等)和制冷剂替代。目前常规可再生能源技术(如风电、光伏)已成熟,不再具备CCER开发的先进性,但光热、海上风电等仍处于技术示范阶段,需碳市场资金支持,可谨慎评估开发潜力。

第三类是可再生能源延伸利用,以“可再生能源制氢”为例,用绿氢替代传统工艺(如蓝氢),可作为CCER减排项目。

韩翠莲还指出,石油石化行业独具优势的生物替代技术值得重点关注。生物基材料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二氧化碳,若转化为非燃料产品(如生物基塑料),碳将长期固定在产品中,形成“负碳效应”,属于富碳技术,是碳市场重点支持方向,也是行业转型的关键领域。此外,基于自然的“增汇技术”(如造林、森林经营等)同样具有碳汇开发潜力。

节能路径 多措并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当前,石化化工行业过剩的大宗通用产品增长放缓,而与新兴产业贴合、关乎民生改进的新型材料增长较快。这要求企业立足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并提升附加值。

从具体路径来看,新能源与绿色化工的融合发展为行业开辟了全新增长空间。符冠云表示,近年来,绿色氢氨醇项目在我国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备受关注,国际机构也看好其前景。但需注意,在供给充足的前提下,研判有效需求至关重要。若缺乏有效需求,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绿色产品也需与传统“灰色产品”竞争性价比,这一点需高度关注。

“传统煤化工或天然气制氢项目,全流程产能配置固定且匹配度高。但风光制氢受上游风光资源波动性、间歇性和随机性影响,存在‘头大尾小’的特性。”本次论坛上,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全伟特别围绕风光制氢氨醇技术进行了交流。

此外,电气化是行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艺室副主任张晶表示,供热占工业碳排放60%以上,推动工业电气化、用绿电/绿氢替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是石化化工行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路径。我国电气化发展总体处于中期阶段,工业用电终端用能比重与整体电气化率基本一致,约为26.2%。但黑色金属、建材、化工、有色金属4个重点排放行业平均电气化率仅17.8%,其中化工行业为15.9%,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赵晓飞

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摘要:在全球低碳发展的新背景下,从环保、节能增效、低碳转型技术三个方面,介绍了我国钢铁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成效,并结合我国钢铁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现状,分析了绿色低碳转型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钢铁,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前言

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是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重点行业,也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领域。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左右,是国内31个制造业门类中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1]。近年来,我国钢铁行业通过实施产能置换、超低排放、极致能效三大改造工程,加快转型升级改造,积极推动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节能降耗成效明显,行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1 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成效

1.1 环保方面

2014年到2023年,10年来,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吨钢二氧化硫排放下降81%;吨钢烟粉尘排放下降70.8%。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24年,重点统计企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挥发酚、总氰化物、悬浮物、石油类污染物排放量同比分别下降16.91%19.52%5.49%10.25%7.64%33.12%;废气中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分别下降12.23%9.84%10.22%

2018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在钢铁行业开展超低排放改造,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正式拉开序幕。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171家钢铁企业(包括1家球团企业),完成或部分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共涉及粗钢产能约为7.21亿t(完成全过程超低排放改造的粗钢产能约为5.53亿t,完成部分超低排放改造的粗钢产能约为1.68亿t),排放绩效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2 节能增效方面

我国钢铁工业以高炉-转炉长流程生产为主,一次能源消耗结构主要为煤炭,节能降碳和改造升级潜力较大。202212月,《钢铁行业能效标杆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启动,极致能效工程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全流程能源效率提升是目前钢铁行业减碳的优先工作。钢铁行业的节能与绿色低碳转型,需要以能效标杆为切入点,始终坚持节能优先,把节能提效作为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的降碳举措。

极致能效工程实施以来,得到了钢铁企业的积极参与,能效标杆培育企业从第一批21家到第二批37家,再到第三批59家,涉及产能从2.1亿t 增加到6.6亿t,培育企业产能占全国总产能比接近60%。从2014年到2023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平均吨钢综合能耗下降5.87%2024年,重点统计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为549.68 kgce/t,同比下降0.61%;吨钢可比能耗为480.96 kgce/t,同比下降1.75%;吨钢取水量为2.33 m3/t,同比下降0.81%;排水量同比下降10.39%

1.3 低碳转型技术方面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研究并发布了《钢铁行业双碳愿景和低碳技术路线图》,提出了系统能效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流程优化创新、冶炼工艺突破、产品迭代升级和捕集封存利用六条低碳发展技术路径。重点组织多家单位围绕“富氢/全氢气基直接还原技术、富氢碳循环高炉技术、氢基熔融还原技术”等八大世界前沿低碳技术开展研发。其中超薄带铸轧、免加热炉直轧、高球比、高富氧、高风温、高顶压高炉冶炼技术、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绿色洁净炼钢技术、焦炉单孔调压技术等在重点钢铁企业等广泛应用。近年来,钢铁行业在推进EPD平台建设、编制低碳排放钢标准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2 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双碳”战略目标下,绿色低碳转型是钢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这对于我国钢铁行业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

2.1 机遇方面

一是低碳发展能够倒逼钢铁行业技术革命,未来钢铁行业低碳技术发展将趋向于产品、装备、技术的高端化;二是低碳发展能够助推生产工艺流程结构优化,推动企业采用先进的钢铁生产工艺流程和技术路线,以减少碳排放;三是低碳发展能够促进行业智能化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是钢铁企业提高碳利用效率、实现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四是低碳发展能够加快推动多产业协同,在低碳形势下,将推动钢铁与建材、电力、化工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

2.2 挑战方面

一是低碳转型时间紧、任务重[2]。我国钢铁行业工艺流程结构亟待优化,以高炉-转炉长流程为主的工艺流程结构占比近90%,导致钢铁行业能源结构高碳化,煤、焦炭占行业能源消费总量约90%,这两个90%的比例,造成短期内钢铁行业转型难度比其他行业要大很多。二是不同钢铁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现阶段不同钢铁企业之间生产水平差异较大,不同企业之间的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碳减排成本存在较大差距。三是钢铁行业目前面临着全国碳市场扩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带来的新挑战。相比较于其他行业,钢铁行业的工艺流程结构、原燃料结构、产品种类等因素都要复杂很多,所以碳配额分配方案的制定,碳排放核算核查难度等也更大。欧盟CBAM的出台将对中国钢铁出口企业造成直接影响,出口产品需缴纳相应的碳关税,从而提高产品成本,降低竞争力。四是钢铁企业技术、人才等基础能力薄弱。目前我国大多钢铁企业仍处于低碳发展初级阶段,基础能力建设有待提升。不同钢铁企业之间规模差异大,碳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碳数据和碳资产管理专业人员配置不足,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有待提升。初步统计,全国已有约80家钢铁联合企业纳入地方碳市场,具备了一定的碳资产管理、碳交易及履约的相关经验,但仅覆盖了全国13%的粗钢产量,多数钢铁企业不具备碳交易实操经验[3]

3 结语

钢铁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关系到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机遇,也是挑战。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是钢铁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钢铁行业需要进一步聚焦关键环节,提高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加快对龙头企业的重点培育和示范引领,引导重点企业加快先进节能技术装备更新换代,促进关键节能降碳技术示范应用,加快提升绿色制造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宏斌,李洋,覃开伟,等.张宣科技焦炉煤气零重整直接还原工艺创新与实践[J].钢铁,2024599):38-44.

[2]曾诗鸿,李根,翁智雄,等.面向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中国能源转型路径研究[J].环境保护,20214916):28-31.

[3]曲余玲,景馨,邢娜,等.全国碳市场对钢铁行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冶金经济与管理,202221):18-20.

作者简介:宋赞,男,39岁,高级工程师。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会高级工程师 宋赞

5G赋能未来电力——5G在新电力产业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5G作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正逐步深入各行各业,电力行业作为其重要应用领域之一,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机遇。本论文旨在探讨5G技术在新电力产业中的应用现状与潜力,深入分析其在智能电网、能源管理、设备监控等方面的具体应用,以及这些应用对电力行业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通过对现有研究和实际案例的综合分析,本文旨在为电力行业决策者和技术实施者提供深入洞见,以推动电力产业在5G赋能下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5G技术,新电力产业,应用研究

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5G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正在逐步深入到各个关键行业中,电力产业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也在积极探索其应用前景。随着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和电力设备智能化等趋势的兴起,电力行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升级与转型需求。因此,本文旨在深入分析5G技术在电力行业中的创新应用,探讨其在提升电网安全性、优化能源管理、实现设备智能监控等方面的潜力与挑战,以期为电力行业的技术决策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5G技术与新电力产业的内在关联

5G技术与新电力产业密切相关,其高速、低延迟、大容量的特性为电力行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5G技术能够支持智能电网的建设与运行,通过实时数据采集与传输,实现电力网络的动态调度与优化,提升供电稳定性与效率。5G技术可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与管理,通过高效的能源监控与预测,实现能源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利用,促进电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5G还能支持电力设备的智能化与自动化管理,例如智能电表、远程故障诊断等,提升设备运行效率与维护响应速度。因此,5G技术不仅为电力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与效率提升,还为构建智能、高效、可持续的新型电力系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5G在电力行业主要有四大应用场景,分别为控制类业务、采集类业务、移动应用类业务、以多站融合为代表的电网新型业务。在控制类业务中,5G技术将优化能源配置,避免大面积停电影响企业和居民用电,同时也将满足于配电网实时动态数据的在线监测应用。在采集类业务中,5G将推动收集和提供整个系统的原始用电信息。在移动应用类业务中,5G可预防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减少人工巡检工作量,在未来可进行简单的带电操作。在多站融合业务中,5G技术将推进平台型、共享型企业建设。

二、5G技术对新电力产业的促进作用

5G技术对新电力产业的促进作用显著,其高速、低延迟的通信特性加速了智能电网建设的进程,实现了电力系统的实时监控与动态调整,提升了供电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同时,5G技术的大容量支持大规模数据的传输与处理,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集成与管理,促进了电力系统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加速。此外,5G还驱动了电力设备的智能化与自动化发展,如智能电表、远程故障诊断等技术的应用,有效提升了设备的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综合来看,5G技术不仅提升了电力行业的运营效率与管理水平,还为实现智能、高效、可持续的电力系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除此之外,5G+智能电网能够大幅降低用户平均停电时间,有效提升供电可靠性和管理效率,同时可以扩展电网应用场景,以降本增效并助力电网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电力综合服务。此外,5G+智能电网将充分支持分布式新能源、分布式储能、电动汽车、大功率电动智能机器等各种新型电器,支持家庭、商业建筑、工厂等不同用户能源需求。目前,全球5G产业界正加快推动标准制定和商用部署,为5G+智能电网的快速发展奠定标准框架和平台。

三、5G技术下新电力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5G技术背景下,新电力产业面临着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重要挑战。随着智能电网、能源管理系统等大数据应用的普及,大量敏感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存储成为可能,但同时也增加了数据泄露、篡改和未授权访问的风险。电力系统中的关键数据,如用户能源使用信息、设备运行状态等,一旦泄露或被篡改,不仅可能影响用户隐私,还可能导致供电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受到威胁。因此,如何在5G技术环境下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成为当前新电力产业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新电力产业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面临多重问题。随着智能电网、电力设备智能化等技术的推广,对高速、稳定、安全的通信网络需求迫切,而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可能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求,特别是在偏远地区或者老旧设施较多的地方。电力系统中的大数据传输和实时监控要求网络具备低延迟、高容量的特性,而传统网络设施在这些方面的性能可能存在局限。此外,网络安全性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如何保障网络的安全性,防止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是当前电力行业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三)技术集成与互操作性

新电力产业中面临着技术集成与互操作性方面的重要问题。随着智能电网、能源管理系统及电力设备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各类技术应用和设备不断增加,但它们往往来自不同的供应商,采用不同的技术标准和通信协议,导致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问题突出。这种技术上的碎片化不仅增加了系统集成和升级的复杂性,还可能影响到电力系统的整体效率和运行稳定性。因此,如何实现不同技术平台之间的有效集成和无缝互操作,成为当前新电力产业亟须解决的关键挑战之一。

(四)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

5G技术的推动下,新电力产业面临着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挑战。尽管5G技术能够支持智能电网和能源管理系统的高效运行,但其本身的高能耗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会增加电力系统的整体能源消耗。此外,随着电力系统中大数据处理和传输的增加,如何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五)人才培养和技能更新

当前,电力产业面临着人才培养和技能更新方面的重要问题。随着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具备先进技术和跨学科知识的专业人才需求日益增加。然而,现有的教育培训体系和职业技能认证机制未能及时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导致部分从业人员在新技术应用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缺乏的情况。此外,电力行业面临着人才老龄化和流动性不足的挑战,新一代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也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四、5G在新电力产业中的应用研究

(一)智能电网建设与管理

5G技术的支持下,工作人员推动智能电网建设与管理显得尤为必要。5G技术提供了高速、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使得实时数据采集和分析成为可能,从而实现电网的智能化运营和优化。工作人员能够通过5G技术迅速响应电力网络的变化情况,实时监控能源流向和负荷情况,有效预防和解决电力故障,提升供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此外,5G技术还支持远程操作和维护,使得工作人员可以远程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并及时调整,降低人力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

5G技术的支持下,工作人员需要利用5G高速、低延迟的特性,工作人员可以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和能源流动情况,快速响应并解决电力设备故障和能源波动问题。通过5G技术支持的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工作人员能够深入分析电网数据,预测负荷需求,优化能源分配,提高供电效率和节能减排水平。此外,5G技术还支持远程操作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使得工作人员可以远程管理电力设备、进行培训和模拟操作,提升工作效率和安全性。

(二)智能电表和能源管理

5G技术的支持下,工作人员能够有效加强智能电表和能源管理。通过5G技术提供的高速数据传输和低延迟通信,智能电表能够实时采集用户能耗数据,并迅速传输到能源管理系统中进行分析和处理。工作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精确监控能源使用模式和趋势,制定个性化的能源节约策略和优化方案。此外,5G技术还支持智能电表的远程监控和远程控制功能,工作人员可以远程管理电表的运行状态、实时诊断故障,并及时调整电力供应策略,从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服务质量。

在具体的智能电表和能源管理系统设计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利用5G技术的高速数据传输和低延迟通信能力,实现数据采集和传输,使其能够即时记录用户的电能消耗数据,并支持远程监控和管理功能,如远程开关和功率调节,从而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和用户体验。能源管理系统通过处理大量实时数据,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分析能源使用模式,预测负荷需求并优化能源分配,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能源管理建议和节能策略,帮助优化能源使用,减少浪费。系统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确保能源数据的安全传输和存储,同时制定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保障用户个人信息不被滥用或泄露。最后,用户界面友好,显示实时能源使用数据和费用信息,生成定期能源报告,展示能源使用趋势和效率改进建议,鼓励用户参与能源节约行动。具备上述功能的智能电表和能源管理系统在5G技术的支持下,不仅能够提升电力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服务质量,也有助于推动能源效率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三)新能源接入和分布式能源管理

5G技术支持下,工作人员推动电力新能源接入和分布式能源管理显得尤为必要。5G技术提供了高速、低延迟的通信能力,使得实时监测和管理分布式能源系统成为可能。工作人员可以利用5G技术实时采集和分析新能源发电数据,优化能源分布和消纳策略,有效解决传统电力网络中新能源波动性大、供电不稳定等问题。5G技术支持智能电网的建设,能够实现对分布式能源系统的精准调控和远程监控,提升电网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因此,工作人员在5G技术支持下推动电力新能源接入和分布式能源管理,不仅能够优化能源利用效率,还能够推动电力行业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应对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挑战。

5G技术的支持下,工作人员需要积极推动电力新能源接入和分布式能源管理工作的开展。利用5G技术提供的高速、低延迟的通信能力,工作人员可以实时监测和管理分布式能源系统的运行状况和能源生产数据。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够精确预测和调整新能源发电的供应量,优化电网的能源分布和消纳策略,提升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此外,5G技术支持智能电网的建设,使得工作人员能够通过远程控制和智能化管理手段,实现对分布式能源设施的远程监控、调节和优化,提高电网的灵活性和响应能力。

(四)智能能源交互与市场运作

5G技术支持下,电力产业需要有效推动智能能源交互与市场运作。5G技术提供了高速、低延迟的通信能力,使得能源市场参与者能够实时获取市场信息和能源价格,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这种实时的数据交换和信息传输有助于优化能源供需匹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作的效率和透明度。通过5G技术支持的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源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多个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实时互动和协调。工作人员可以利用5G技术监控和调节分布式能源设施的运行状态和能源产量,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灵活调整能源生产和供应策略,实现智能能源交互。因此,5G技术支持下的电力产业推动智能能源交互与市场运作,不仅促进了能源市场的竞争和创新,还为实现能源系统的高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电力行业智能化和自动化

5G技术支持下,电力行业智能化和自动化发展显著加强。5G的高速数据传输和低延迟通信能力使得智能电网、智能电表等设备能够实时采集和传输大量数据,实现电力系统的实时监控和远程操作。工作人员可以通过5G技术迅速响应电力网络中的变化,优化能源分配和供电策略,提升供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此外,5G技术支持的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使得电力行业能够更精确地预测负荷需求、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推动电力系统向智能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利用5G的高速数据传输和低延迟通信能力,实时监控电力设备运行状态和能源流向,迅速响应电网变化,优化能源分配和供电策略,提高供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5G技术支持的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使得工作人员能够精确预测负荷需求、优化能源利用效率,通过智能电网和智能电表等设备实现自动化管理,降低人工干预,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工作人员还可以利用5G技术推动电力系统的远程操作和监控,实现设备远程维护和故障诊断,进一步提升电力行业的智能化水平和现代化管理能力。

五、结语

5G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下,本文深入探讨了5G在新电力产业中的多方面应用及其潜在影响。通过对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管理、智能电表等关键技术的分析和研究,我们不仅揭示了5G技术在提升电力系统效率、优化能源资源利用以及推动电力行业智能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探讨了在面对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和未来发展方向。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我们对5G技术在电力行业得到广泛应用的信心更加坚定。希望本研究能够为进一步推动电力行业实现智能、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1]陈相业.通信运营商5G与电力设施共建共享研究[J].广东通信技术,20244406):66-70.

[2]杨玲,张军保,王智博,等.光伏现场基于5GNR-U任务卸载的边缘云组网方法[J].电力信息与通信技术,20242205):70-76.

[3]职凯华,袁至,王维庆,等.基于5G的高风光渗透率型配电网相关性纵联保护[J].可再生能源,20244205):685-693.

[4]李常钊,王秀毓,陶智宇,等.基于5G技术的电站智能巡检技术及故障诊断应用[J].水力发电学报,20244309):70-81.

[5]王笃炎,邢剑卿,刘子建,等.5G行业专网智能化运营分析与探索[J].数据通信,202402):34-38.

作者简介:张海波,男,甘肃张掖人,中级工程师;研究方向:新能源电力数字化。

国投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 张海波

构建适宜未来产业发展壮大的创新生态体系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浙江时强调,要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重要论述凸显了党中央对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的高度重视,已将未来产业提升至与新兴产业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前瞻性谋划未来产业,就是要在客观认识未来产业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厘清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加快技术孵化、丰富应用场景、创新投入机制、推动要素集聚、突破政策瓶颈,构建适宜其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

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不确定性等特点,需要培育适宜的创新土壤。前瞻性体现在未来产业是由重大前沿科技创新驱动,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领跑方向”。这就需要在类脑智能、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等世界科技前沿方向上,培育有利于实现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孕育形成全新产业赛道能力的科技创新生态。战略性体现在未来产业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前沿阵地”。这就需要在人工智能、未来能源等可能具备形成支柱产业潜力、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领域,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培育产业创新生态。不确定性体现在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前沿技术往往处于探索阶段,在路线选择、产业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变动,需要有更具灵活性、抗风险能力强的长期资本、战略资本、耐心资本的投入,建立合理的投入机制,形成要素集聚生态。同时,构建勇于突破政策局限性的体制机制也是一大挑战。

当前,我国未来产业已进入初始孕育和加快形成期,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市场主体加快抢先发力,国家和地方布局也逐步清晰,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强,具备培育良好创新生态、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的诸多有利条件。

从全球来看,科技产业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新兴技术蓬勃发展和快速产业化,为未来产业塑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低碳能源等领域突破性技术创新加速迭代,商业航天、新型储能、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等新赛道蓬勃发展,产业发展方式正发生颠覆性变革。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科技产业竞争格局正从“跟跑”逐步发展到“并跑”,在部分未来产业领域处于同一起跑线,一些领域已形成“领跑”优势,弯道超车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如在可控核聚变领域,我国已成功点亮全球首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洪荒70”,并预计于2035年前后向电网供电,有望为中国带来世界可控核聚变的第一度电。

从国内来看,完备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为未来产业提供坚实的产业创新生态本底。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30%。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科技创新引领能力显著增强,2012—2024年,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升至60%以上,研发投入强度从1.91%增加到2.68%,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同时,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进一步凸显,消费能力显著增强。经济增长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实现同步,2012—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万元增长到4.13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翻倍,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9.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达到44.5%,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电子消费等个性化、多元化消费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高品质需求期待未来产业进一步提供优质供给。

随着我国体制机制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未来产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生态不断优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案制定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一系列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性制度持续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新平台、注入新动能。营商环境日益优化,《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相继出台,积极促进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将限制措施缩减至29条,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面取消。2024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9080家,比上年增长9.9%。

“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未来产业将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和关键部分。然而,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两头挤压”,美西方国家“小院高墙”策略对我国科技和产业的精准打击,以及我国科技创新综合能力不强、部分未来产业“内卷式”竞争和同质化布局的复杂形势,实现未来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需要把握好顶层设计和因地制宜、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加快未来产业前沿技术孵化、应用场景建设、各类要素集聚和政策瓶颈突破,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未来产业创新生态。

一是把握三大关系,明确创新生态培育方向。首先,把握好顶层设计和因地制宜的关系。国家层面强化统筹布局,在推动科技突破、营造产业生态、建设应用场景、构建治理体系、强化要素供给等方面发挥好作用,地方层面因地制宜,结合资源禀赋、创新能力、产业基础等开展先行先试,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布局。其次,把握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政府要引导社会加大对不同技术路线、前沿技术和基础底层技术的投入力度,破除束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市场监管、准入标准等障碍,市场要充分发挥其在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最后,把握好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的关系。针对未来产业路径多样性、领域融合性和发展动态性的特征,要在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上,充分融入全球科技和产业创新体系,用好全球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资源,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为未来产业发展培育良好外部生态。

二是加快前沿技术孵化,营造开放科技创新生态。遴选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前瞻布局技术路线,加快突破高端芯片、先进材料、专用仪器设备等。深化科技创新项目立项机制改革,建立各类创新主体共同研判技术路线、联合凝练重大科技任务、协同组织实施的机制。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创新非共识技术项目的遴选和资助机制。支持国家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头承担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任务。在战略必争领域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对产业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核心技术。建设未来产业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强化技术熟化、原型制造、工程化放大、商业验证等能力。通过政府采购合作创新采购方式支持未来产业重大产品和服务创新。

三是丰富技术应用场景,创造优质产业创新生态。面向量子科技、深海深地空天等战略性、引领性领域,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任务,建设体系化的试验验证场景。面向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未来网络、低碳能源应用性领域,结合产业化项目实施,以及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地方优势资源特色等挖掘一批示范应用场景,大力推广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打造标杆应用场景,加速产业规模发展、技术迭代升级。推动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人形机器人、智慧农业、智能诊疗等标志性产品和服务,加速传统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四是创新投入增长机制,塑造要素高效集聚生态。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示范作用,带动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规范发展。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鼓励国有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和种子基金。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发适应未来产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轻资产特点的金融产品,充分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作用,培育未来产业领域高成长性企业,加快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健全依托重大项目、重要工程、重点任务培养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机制,培育未来产业领域的创新团队。优化未来技术学院布局,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培养优秀人才。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使用。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加大科学数据、工程实验数据向企业开放力度。

五是突破政策制度瓶颈,培育良好政策制度生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积极探索开展“监管沙盒”、触发式监管。对一时看不准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设置“初创包容期”,依法审慎实施行政强制。探索“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的监管模式,提升跨部门综合监管水平。牢固树立科技向善理念,加强重点领域安全、伦理规范及社会治理实践研究,坚决守住安全和伦理底线。加大未来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效规制恶意侵权、恶意诉讼等行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发挥各类双边、多边等合作机制作用,用好国际交往重要平台,主动提出治理倡议,增强规则制定权。积极抢占布局卫星频率轨道等空天资源、深地深海极地等空间资源。结合共建“一带一路”支持未来产业国际合作,推动共建未来产业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等平台,布局建设一批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加强先进技术研发合作,构建未来产业全球创新协作网络。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沈华 王晓明

新能源船艇产业迈入发展快车道

随着全球双碳政策的深入推进,新能源船舶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正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商业应用迈进。日前,在中船协船艇分会等单位主办的2025中国国际船艇产业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随着智能化、绿色化新技术、新系统的逐步推广应用,新能源船舶行业有望迎来更加蓬勃的发展。专家建议,未来,我国新能源船舶行业产业链上下游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建技术共研—产能协同—市场共拓—收益共享的新型产业生态,加快推动新能源船舶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球绿色船舶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市场扩容——国际规则与国内政策共振发力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对船舶节能减排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对船舶行业碳减排的要求越来越高,向低碳、零碳转型成为大势所趋。

从国际来看,国际海事组织(IMO)等机构不断提高船舶行业减排目标,要求到2030年减排40%,到2050年争取减排70%;与此同时,推进全球统一的新能源船舶安全与能效认证框架,预计2026年发布。欧盟将航运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挪威设立全球首个船舶无线充电标准。自2030年起,在新加坡港口运营的新港口船舶必须实现完全电气化或采用净零排放燃料驱动。

从国内来看,202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2023年年底,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行动纲要(2024—2030年)》,明确进行氢能、甲醇等新能源船舶试点。为保障纯电池动力船舶本质安全、促进我国电动船舶健康有序发展,国家海事局发布的《纯电池动力船舶技术与检验暂行规则》已于2025年3月1日起生效实施,首次明确电池系统安全技术要求,推动行业标准化。

在政策驱动下,全球新能源船舶市场加速扩容。根据《财富商业洞察》(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数据,全球电动船舶市场规模预计从2024年的43.3亿美元增长到2032年的172亿美元,预测期内复合年增长率为18.8%。欧洲在电动船艇领域保持领先,荷兰港口电动船舶使用率达40%。根据国海证券研究所测算,2025年中国电动船舶市场规模约162.5亿元,2030年可达370.5亿元,休闲娱乐、景区客渡接驳、公务执法等领域电动化船舶渗透率持续提升。

技术跃迁——电池储能与智能系统双核驱动

随着技术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船舶行业的诸多核心技术不断实现突破。目前来看,根据动力源的类型,新能源船舶可以初步划分为燃料电池、纯电力推进、油电混动以及液化天然气(LNG)动力船舶四种,目前均从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商业落地。

以电动船舶为例,在电池技术方面,随着电池技术不断进步,续航里程和载重量持续提升,电动船舶经济性逐步体现,在客运、中小货运场景下运营成本相比燃油船舶大幅减少。2025年磷酸铁锂电芯价格已降至0.4元/瓦特小时,较2021年原材料价格峰值时已大幅降低,大型纯电动船舶的电池容量可达4万~5万千瓦时(kWh),船用固态电池实验室能量密度突破400瓦特小时/千克(Wh/kg)。宁德时代、中航锂电、亿纬锂能等国内领先锂离子电池制造商均已获得锂电池相关产品型式认可证书,为电动船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同时,换电与储能技术的融合成为了创新的关键,缓解了续航焦虑,电动船舶渗透率有望逐步提升。“电池银行”概念被引入,采取换电形式及用租赁方式来降低初期成本。“即插即用”的集装箱式电池可以利用峰谷电价差异来储存能量,进一步提升电动船在运行过程中的经济性。此外,船用电力(纯电/混动)推进系统技术及系统集成能力实现突破。船用电力系统集成提供商已具备专业的系统集成服务能力和丰富的工程设计实践经验,可为船东提供质量可靠的电力/混动推进系统解决方案。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船舶工业深度融合,智能化船艇也逐渐走上“舞台”,而绿色化与智能化的协同演进成为关键趋势,智能感知技术与环保动力系统的持续革新使船舶“减碳”成为现实。不过,对于游艇来说,高阶智能驾驶面临着由新场景、新需求带来的新技术挑战。面对这些挑战,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自主研发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舶系统(ORCA—APAS),获得由中国船级社(CCS)颁发的全国首个《无人艇感知和自主航行系统》型式认可证书。通过集成多种智能化技术和设备,智能船舶驾驶系统实现对船舶航行、管理、维护保养及货物运输等方面的全面智能化控制,提高船舶的运营效率和安全性。

生态共建——产业链协同破解商业化难题

虽然新能源船舶产业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当前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新能源船舶产业规范标准更新迭代较快,对产品取证的成本相对较高,对周期影响较大。尤其大型船舶及小型船艇的规范要求尚未完全独立,导致小型船艇取证要求相对较高。国内针对休闲游艇市场的管理相比海外更加严格,对行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电动船舶领域,受电池能量密度技术方面的限制,目前电池动力的应用基本集中在中短途的内河水域和近海港口船。电动船舶续航里程有限,从而引发“续航焦虑”。沿海及偏远水域充电桩覆盖率低,全球船舶充电覆盖率不足5%。电动船舶作为“新生一代”,其产品配套设施,包括船用、动力产品的标准化制定等都有待完善。同时,电动船舶的产业链还需要加强建设,包括电池回收处置利用全流程的绿色发展等。

面对这些情况,国际船艇行业协会理事会(ICOMIA)首席执行官乔·林奇(Joe Lynch)表示,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全球合作在应对国际市场进入的挑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海洋休闲产业是一个由上游和下游产业组成的庞大生态系统,涉及国家、区域和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他认为,寻求全球扩张的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成功,需要协作和创新战略,利用资源、优势和最佳实践,同时建立必要的跨越行业利益和地理边界的伙伴关系。

在产业链建设方面,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配套部副部长赵振华表示,船艇行业属于典型的按订单设计模式(ETO)制造模式,具有多品种、小批置的特点,加上零件种类繁多、物量巨大,决定了船艇供应链的复杂程度在制造业中首屈一指。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船艇行业供应链迎来了创新发展的巨大机遇。他建议,数字化不能一蹴而就,要从业务架构规划、业务流程重塑开始,从业务本质出发,构建一套端到端的流程规则,再由业务映射至数字世界,构建与业务匹配的数字化供应链体系,支撑业务效率提升、管理科技、智能辅助决策、机器换人。

对于电动船舶发展,广东逸动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CTO)万小康建议,推动“政产学研用”联盟建设,加速国内国际标准制定;联合行业协会倡导政策支持,完善充电基建,政企合作建设“水上超充网络”;通过产业上下游协同,打破接口、协议壁垒,解决设备异构性、数据孤岛和系统兼容性问题,实现跨系统互联互通,加速行业智能化转型,以绿色智能科技助力新能源船舶行业高质量发展。

刘志良

区域经济
上海:超前布局未来产业

新时代新征程,上海肩负着替国家试制度、为经济拼韧性、向未来抢先机的重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咬定“产业”这座青山不放松,聚焦“未来产业”这一关键胜负手,保持战略定力,强化战略敏捷,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掌握战略先发和发展主动权。

从产业变迁的一般规律看,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涌现出来的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未来产业,并成长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预测显示,“十五五”时期,智能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生物制造、新型储能、创新药等有望率先形成“吐穗扬花”的万亿级产业。可以说,战略必争之地在未来产业,中长期最具潜力的“高产田”“稳产田”也在未来产业。

一要强化来技术前沿演进的敏锐洞察力。

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是重塑全球创新版图与经济格局的活跃先导力量。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需要敏锐洞察未来技术的演进趋势,从科学迷雾中捕捉技术革命性突破临界点,从技术趋势中探寻产业化新方向。

上海可依托现有的科技战略决策情报系统,聚焦未来产业发展和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高水平科技智库研究。一方面,动态跟踪权威机构前沿技术预测,把握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布局方向和科技巨头前沿动向,洞察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进展;另一方面,研判科学研究范式、科研组织形式以及技术突破模式迭代升级的新趋势,分析全球科创中心城市和科技龙头企业在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高级化转型等方面的新态势,为重大科技产业战略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此外,还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有关做法,设立多部门参与、公私共建、多元投资、市场化运营的新型研究机构,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和细分赛道的前沿技术跟踪预测及研发工作,保持对前沿技术、先进产业的足够敏锐度。例如,美国专门成立“未来产业研究所”,其职能覆盖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研发到产业化、市场推广全流程。

二要强化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科学预见力。

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需要科学识别哪些产业属于未来产业,准确预判哪些技术有望成长为新兴产业,以选准发展赛道、精准配置资源。

从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看,驱动创新和产业发展进程的主要力量,一个是靠技术推动,一个是靠需求拉动。技术创新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原初动力,没有技术创新就不会产生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市场需求为技术创新提供方向牵引,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大规模产业化,且市场需求的大小与反应快慢会影响前沿技术产业化的方向和进度。

虽然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但只有当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研究的成果真正转化为具有实际功能的产品或服务后,技术才算从科学领域跨入了产业阶段。那些沉寂在实验室中、以揭示科学规律为目的、以论文和专利为产出的科研活动,只能算未来研究,而不是未来产业。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创新往往是先感知市场消费需求,进而推动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根据技术与市场的匹配度,把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与新技术的功能及其潜在效用结合起来,就能够大致预判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前景、未来产业的发展空间。

三要强化适应未来产业成长范式的改革创新力。

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提出布局方向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构建一套适应产业发展的新范式、新生态至关重要。未来产业的技术前沿性、路线不确定性、孵化长期性等,决定了未来产业发展路径、模式与成熟产业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表明,未来产业成长的新范式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要求快速、精准地捕获并分析消费者的个性化偏好,进而按需组织生产制造与服务流程。这种基于数据计算分析的智能化生产制造和服务新范式,与现行的主要依赖于机器进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其二,未来产业依托先进的智能生产系统、在线控制体系及消费者直连制造平台,可以根据订单信息将生产任务分配至距离消费者最近的区域进行生产制造和配送到家。这与“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传统生产组织模式有很大不同。

培育未来产业是从“一颗种子”到“一片粮田”的长周期过程,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积极探索建立“边孵化边调整、边培育边调试”的市场导引制度,建立“寓治理于服务”的新治理模式,给予初创企业成长“包容期”。

强化适应未来产业特征的关键“养料”供给,建立可持续的投入增长机制,不能简单地“投砖头”,搞固定资产投资,而要“投人头”,重视创新人才培养;不能简单地搞短线、挣快钱,而要创设专注长期投资的耐心资本。比如,做大做强政府科技产业类引导基金,探索形成财政资金、国资收益和社会资金多渠道并举的滚动投入机制,探索设立未来产业概念验证公益基金。

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汇集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等诸多功能于一身,是全球一线城市中少有的保持制造业规模与顶级港口地位的复合型大都市,具有城市综合功能优势、大体量经济规模优势、超大城市应用场景优势、长三角配套产业体系优势。这些功能和优势为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盛垒

东西部协作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包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是对东西部协作的历史性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实践的高度凝练,深刻揭示了东西部协作这一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政治优势

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的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分析,科学揭示了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彻底消除贫困。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与社会的两极分化,能够满足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对制度的要求。东西部协作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构建起全国一盘棋的协作体系,突破了传统市场机制下的要素流动的逐利性局限。东西部协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有效制度设计,形成“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三级联动机制。这种制度设计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有计划地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思想,又通过“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确保制度效能落地。

从199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拉开帷幕,到新时代扩展升级为东西部协作,东西部协作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作格局。以闽宁协作为例,闽宁协作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确立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互派干部挂职、签订帮扶协议等方式,形成了“省级统筹、市县对接、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体系。在党的领导下,两地协作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互动,从政府主导拓展到市场驱动,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典范。党的领导确保了政策连续性和执行力,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了稳定的发展预期。

以区域分工为基础的发展优势

生产力布局与协作效能的协同

社会分工的深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东西部协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与区域协调发展结合,构建起“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双重协作机制。通过“飞地经济”“产业转移园区”等载体,实现东部资本技术优势与西部资源禀赋的精准对接。如嘉善—庆元—九寨沟“飞地”产业园,采用“保底收益+税收分成”模式,带动48个脱贫村集体经济增长。这种协作模式既遵循马克思“协作创造新生产力”的论断,又突破传统对口支援的输血模式,形成造血式发展路径。

在数字技术赋能方面,“东数西算”工程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推动算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使“生产工具革新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转化为实践。西部地区依托能源和土地优势建设数据中心集群,2024年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数超880万,算力不仅支撑着贵州、宁夏等地影视渲染、科研计算,更深度融入工业互联网和智慧城市建设,带动甘肃、贵州等地数字经济发展,在数字时代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共同富裕与主体能力提升的共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自身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解决相对贫困,将这一价值追求具象化为“物质脱贫—能力脱贫—精神脱贫有机统一”的实践路径。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东西部协作通过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劳动力技能培训等方式,破解西部人力资源短板。东西部地区开展人才协作、互派党政挂职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建立医疗联合体、共建产业园,帮助西部地区培养本土技能人才,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了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

东西部协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基层治理机制,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将西部脱贫人口嵌入产业链条;通过劳务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这种共享发展机制,使相对贫困群体获得稳定增收渠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推动教育医疗资源跨区域流动,建设结对学校、结对医院等方式,显著提升西部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以系统思维为导向的治理优势

多维贫困治理与生态补偿的统筹

坚持系统思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经验。相对贫困涉及自然条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坚持系统思维是破解相对贫困复杂性、多维性和动态性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系统思维,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系统思维要求以整体性视角审视贫困问题,东西部协作通过“经济—社会—生态”协同治理,产业协作、教育协作、治理协作等破解多维交织因素造成的相对贫困,通过“推进区域间要素自由有序循环流动,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构建起协同循环体系,重构区域发展动力,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协同发力的治理共同体。

西部欠发达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东西部协作通过要素整合,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如通过闽宁协作,闽宁镇实现了由“干沙滩”到“金沙滩”的变”。2024年,闽宁两省区因地制宜,开展“以渔治碱”,福建技术支持宁夏“海渔陆养”,助力宁夏发展生态养殖。

面向共同富裕目标,东西部协作还需进一步深化协作机制改革,在数字经济、碳汇交易、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探索长效机制,让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本文系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夏农业农村的实践与经验研究”〈24NXRCC04〉、北方民族大学青年人才项目“后扶贫时代东西部协作发展研究”〈2023QNPY16〉的阶段性成果)

北方民族大学 周莉;宁夏大学 周兴洋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广东推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演变,提升双循环枢纽功能,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防范化解风险中赢得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广东要在制度型开放、内外循环联动、深化国际合作、统筹发展与安全等方面先行探路,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景,为全国对外开放大局贡献“广东智慧”。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理论和观点,对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理解其对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以“走在前列”的担当、“先行探路”的锐气,在制度型开放、内外循环联动、深化国际合作、统筹发展与安全等方面先行探路,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景,为全国对外开放大局贡献“广东智慧”。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广东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演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当前,广东面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新贸易形态持续涌现等新形势。要适应新形势,必须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现改革和开放互促共融。通过发挥自贸试验区的“试验田”作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着力打造衔接港澳、对标国际的营商环境。这将有利于广东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不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新时代新征程,广东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入实施“湾区通”工程,推动通关等便利性措施扩面增围和更多民生政务事项“跨境通办”;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用好对接高标准试点政策,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政府采购等领域实施一批“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隐性壁垒,深化广州、深圳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贸易政策合规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让“湾区标准”成为国际竞争的通行证。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双循环枢纽功能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广东拓展国际共赢空间和国内经济纵深,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他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着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是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之一,具有成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经济优势;蕴含着巨量的市场需求,与世界市场联系广泛,具有成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空间优势。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将有助于广东发挥大规模市场的空间潜能和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支点,对内拓展经济纵深,推动“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要抓手,对外拓展全球市场,吸引全球高端资源要素汇聚广东,实现“外循环”带动“内循环”,从而保障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广东要立足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功能定位,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以此形成对全球资源配置的强大推动力;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布局,加大力度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水平;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机遇,强化区域协同,共建国际物流枢纽和跨境服务体系,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争取更大的发展主动权、拓展更大发展空间。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广东培育创新发展动能,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东要始终坚持以制造业立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集聚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全球资本要素资源,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显得至关重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有利于广东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开放融合发展,提升产业增值能力;促进产业政策更加透明,为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

新时代新征程,广东要深度聚焦“开放+创新”的双轮驱动,扩大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加快建设“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支持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和离岸创新基地,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科技合作机制;推动自贸试验区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等领域开展更多首创性、集成式探索;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深化科技创新等领域投资改革;完善绿色技术、数字贸易等新领域规则体系,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跨境融合,以开放生态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广东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防范化解风险中赢得发展的战略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流,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不断冲击全球秩序,国际经济、科技、安全、政治等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广东作为全国外贸第一大省,融入国际市场早、程度深,外贸依存度较高,受全球贸易格局重构的影响很大。从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来看,国际科技竞争愈益激烈。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虽然连续8年全国第一,但在高端半导体芯片、光刻机、工业软件、先进显示制造装备及关键原材料等领域仍然受制。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广东深度融入全球化,打造与各国经济产业相互依赖、互促共融的共生体,成为全球高端要素集聚和资源配置的核心枢纽;激活外贸增长新动能,加速多元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吸引全球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更好地开发新技术、培育新产业、扶持新业态、打造新模式,加快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新时代新征程,广东要强化底线思维,完善经济风险预警机制、海外利益保障机制、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多向度聚合发力赋能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汇聚创新资源,持续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前沿技术首选地、创新服务首推地,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防范“卡脖子”风险,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陈雷刚

河北:更好承接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科技创新是重要动力,产业协作是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河北要发挥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从不同方向打造联通京津的经济廊道,北京、天津要持续深化对河北的帮扶,带动河北有条件的地区更好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要牢牢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努力把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承接好,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以协同创新的强大动能加快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

强化协同创新,用好京津资源

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协同创新服务体系。优化京津冀科技创新资源空间布局,促进创新资源开放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合作,推动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协同创新格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不断增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能力,使雄安新区成为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持续推进跨区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优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大力实施基础研究合作专项,支持京津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跨区域开展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引进京津优质科技创新资源,聚焦钢铁、化工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展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为河北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营造有利于普遍技术进步的创新生态。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融通创新,支持领军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站前排、挑大梁、唱主角”。

持续推进应用场景驱动的开放式创新。聚焦我省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供需合作对接,加快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算力等要素汇聚。发挥河北算力优势和北京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拓展5G应用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快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发挥雄安新区超大试验场优势,不断丰富和拓展未来之城场景汇功能,加强全域场景资源开放。

加强产业协作,吸引更多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

同培育跨区域产业链集群。进一步强化产业协作,与京津协同培育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氢能、工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拓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合作,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电力装备、安全应急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上协同发力,合力打造跨区域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健全成果转化对接机制。发挥北京创新资源密集、天津研发能力突出、河北产业基础雄厚的比较优势,把河北“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功能定位同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功能定位紧密衔接起来。围绕京津创新链布局河北产业链,围绕河北产业链对接京津创新链,推动河北产业体系深度嵌入京津创新体系。

贯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依托河北省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石家庄科技大市场、雄安科技成果交易和转化中心等平台资源,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高标准技术交易市场,为京津科技成果在我省孵化转化提供信息发布、成果展示、技术咨询、技术交易等专业服务。积极与中国技术交易所、天津北方技术交易市场进行对接,构建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区域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完善科技、产业、金融对接平台,共建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示范基地等,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渠道更畅通。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首选地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牛鼻子”,着力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升级转移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积极推进疏解项目在河北落地。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化企业跨区域迁移登记服务,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协作,推动监管执法标准规范统一。把“同事同标”和“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强化顶层设计和模式创新,实现协同发展高频事项跨域通办、异地可办、同标办理,提升异地办事便利程度,更好满足不同群体需求,让京津创新资源和产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提升承接平台能级。主动对接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科技创新策源地,构建联通京津的科创走廊,全面提升河北对京津科技创新溢出的吸收能力。做强做实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雄安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精心培育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津冀芦台·汉沽协同发展示范区等重点产业合作平台,大力推进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全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同时要以各地高新区、开发区等为重要载体,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积极探索建立“飞地经济”“异地产业园”“异地监管”等跨区域产业升级转移合作模式,切实增强对京津科技资源和产业的吸引力。

河北经贸大学副研究员 柳天恩

企业管理
企业采购管理中的审计风险评估与控制策略

摘要:采购管理作为企业运营的重要环节,其审计风险评估与控制对企业的成本控制、合规性与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分析了企业采购管理中审计风险的类型与成因,探讨了风险评估的方法与控制策略。研究表明,通过科学的审计风险评估与有效地控制策略,企业能够显著降低采购风险,提升运营效率与合规性,为企业采购管理中的审计风险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采购管理,审计风险,风险评估

基金项目

《研究型审计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探索与应用》,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公司管理创新项目,项目编号:1729740200305

1.引言

在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企业采购管理的审计风险评估与控制成为保障企业运营合规性与效率的重要手段。采购管理涉及供应商选择、合同签订、支付结算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中潜在的审计风险可能导致企业面临成本损失、法律纠纷与信誉损害。然而,当前企业在采购审计风险的控制中仍存在评估机制不完善、控制措施不到位等现象。本文旨在系统分析采购管理中的审计风险类型、评估方法及控制策略,以期为企业优化采购管理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2.企业采购管理中审计风险的理论基础

2.1 审计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审计风险指在企业采购活动中,因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不对称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审计结论有偏离客观事实的可能性。其特征表现为多维性、隐蔽性与动态性:多维性体现在风险来源于采购计划、供应商选择、合同执行、支付结算等全流程环节;隐蔽性源于部分风险,如通过表面合规程序掩盖实质违规行为;动态性则表现为风险随市场环境、政策调整及技术变革呈现时变特征[1]。国际内部审计协会(IIA)将审计风险模型扩展为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与检查风险的复合函数,其中采购领域固有风险尤其需关注垄断性供应商议价权、紧急采购比例等变量。

2.2 企业采购管理中审计风险的类型

采购审计风险可依据作用机制划分为操作型、合规型与战略型三类。操作型风险集中于执行层面,如需求计划偏差导致过量采购、验收标准不明确引发质量纠纷;合规型风险涉及法律与制度遵循,包括围标串标、虚假发票、商业贿赂等行为;战略型风险则关联长期决策效应,例如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造成的供应链韧性不足、采购成本结构失衡影响企业盈利能力[2]

2.3 审计风险的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

审计风险的生成遵循“动机-机会-暴露”三要素模型。动机层面,采购预算软约束与部门绩效目标冲突可能诱发虚假需求申报;机会层面,审批权责不清、信息孤岛及监督缺位为风险行为提供操作空间;暴露层面则受制于审计资源有限性与技术手段有效性。关键影响因素包括:(1)制度因素,如采购流程标准化程度、不相容职务分离设计;(2)技术因素,ERP系统数据完整性、区块链存证应用深度;(3)环境因素,市场竞争强度、法规变动频率;(4)行为因素,管理层风险偏好、员工职业道德水平[1]

3.企业采购管理中审计风险评估的方法与流程

3.1 风险评估方法优化

在招标采购经济责任审计框架下,风险评估的核心在于精准识别权力运行中的责任关联性与风险触发点。研究型审计方法的引入要求从动态视角重构评估逻辑:一方面,需系统整合采购流程中的多源数据(如招标文件、审批记录、合同文本),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析文本中的语义特征,捕捉评标标准模糊化、技术参数倾向性设置等隐性风险;另一方面,需建立风险场景与责任行为的映射模型,将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如供应商入围审批、预算分配调整)与风险事件(如围标串标、合同违约)进行关联分析。

3.2 风险评估流程再造

基于研究型审计的闭环管理理念,风险评估流程需从线性检查转向螺旋式迭代。首先,建立全周期数据采集机制,打通采购管理系统与审计数据库的接口,实时获取需求提报、招标执行、合同履约等节点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其次,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识别不同采购类型(如工程类、服务类)在不同管理周期(如预算编制期、项目收官期)的风险波动规律;最后,构建复合型风险评估模型,将定量指标(如供应商集中度、流标率波动)与定性评价(如决策程序合规性、文件表述严谨性)进行加权融合。流程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将离散的审计发现转化为系统性的风险知识库,通过持续积累风险案例的特征标签与应对策略,实现评估能力的自我进化。这一机制不仅提升了风险预警的时效性,更能通过模式化分析降低对个体经验的依赖。

4.企业采购管理中审计风险的控制策略

4.1 制度建设维度

经济责任审计视角下的制度设计需聚焦权力约束与责任追溯的双重目标。重点在于重构采购决策的制衡框架:一是建立跨部门联合审查机制,例如技术部门负责参数合规性审核、法律部门把关合同条款风险、审计部门备案关键审批记录,通过职能分工形成相互校验的决策链条;二是将风险防控指标纳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评价体系,明确招标合规率、供应商轮换率等量化考核标准,并将审计发现问题与个人绩效直接挂钩。此外,需完善责任追溯制度设计,例如规定重大采购项目的终身责任追溯条款,或建立“决策签名—过程文件—结果评估”的全链条证据保存机制。此类制度创新不仅能遏制权力滥用行为,更能通过明晰的责任边界促使决策者主动强化风险防控意识。

4.2 技术手段维度

研究型审计的技术赋能需超越工具化应用,转向风险防控体系的智能化重构。核心路径包括:第一,开发采购审计知识图谱,通过机器学习对历史审计案例进行深度解析,构建“风险场景—防控措施—责任主体”的关联网络,实现风险预警规则的自适应优化;第二,应用区块链技术固化关键节点的操作痕迹(如招标文件版本变更记录、评标委员会表决结果),形成不可篡改的责任认定证据链,解决传统审计中过程追溯困难的痛点。技术集成的突破性在于将离散的控制措施转化为系统化的防御体系,例如智能风险知识库可根据实时采购数据动态推送防控方案,区块链存证系统则从技术层面确保责任追溯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最终实现从人工干预到智能管控的范式转变。

4.3 持续改进机制

研究型审计的本质要求风险控制体系具备自我进化能力,这需要通过“问题研究—对策优化—效果验证”的闭环机制实现。首先,建立定期风险评估报告制度,系统分析已发生风险事件的共性特征与制度漏洞,例如通过比对跨年度审计报告发现采购流程中的持续性缺陷;其次,构建防控措施动态调整机制,依据最新风险研究成果及时修订内部控制标准(如更新供应商准入负面清单、优化评标专家抽取规则);最后,通过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改进措施落地,并将实施效果纳入后续审计重点验证范围。该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传统审计的被动响应模式,通过持续的知识积累与策略迭代,使风险控制体系能够动态适应采购环境的变化,最终形成“评估—控制—改进”的良性循环。

5.结论

本文从研究型审计的视角出发,系统探讨了企业采购管理中的审计风险评估与控制策略,揭示了其在提升采购管理规范化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中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型审计方法不仅能够精准识别采购管理中的风险点,还能通过数据驱动与智能化技术实现风险防控体系的动态优化。特别是在招标采购事项与经济责任审计的融合中,将跨部门联合审查机制、区块链技术应用及风险防控指标纳入经济责任评价体系等创新举措的提出,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审计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奇巧.公立医院采购及收费环节审计风险与应对策略[J].审计与理财,202412):1-22.

[2]姜艺苑.基于内部审计视角的高校风险防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24.

[3]张睿.房地产企业工程采购项目风险管理审计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024.

河南省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 顾哲英

企业融资面临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及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企业融资问题越发复杂且棘手。企业需要通过有效的融资手段来获取所需的资金,从而推动自身的业务扩张以及技术创新。本文深入探讨了企业融资管理对企业资金安全、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积极影响,同时阐述了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应遵循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原则。随后指出了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建立健全融资管理制度,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等多种方式来拓展企业融资管理渠道。其次,在严控企业融资风险的同时,着重加强投融资的有效融合,确保资金能够合理流动和运用,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市场变化,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企业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企业融资管理,融资风险控制,投融资结合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体系下,企业融资管理对于推动企业发展以及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资金作为企业运营的血液,其融资活动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存亡和长远发展,有效的融资管理能够确保企业资金链的稳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进而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及市场地位。然而,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日益增多,企业务必要解决制度不健全、渠道单一、资本结构不合理、融资风险突出以及企业自身造血能力有限等一些列问题,才能实现企业融资的可持续发展。此次研究不仅对企业管理者具有指导意义,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参考。

1.企业融资管理意义与原则要求

主要意义:企业融资管理的主要意义在于确保企业能够以合法、合理且有效地获取和使用资金,以此支撑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并提升市场竞争力。

原则要求:企业融资管理的原则要求主要包括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以确保融资活动既符合法规,又与企业战略相匹配,并且能够高效地助力企业发展。

2.企业融资面临的问题

2.1 企业融资管理制度不全

企业融资管理制度不全主要表现为监督机制缺失、决策流程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充分以及风险评估机制不健全,进而导致融资效率低下以及风险控制不力。第一,企业融资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控制机制,导致融资决策随意性较大,难以保障融资活动的规范性与透明度,监督机制的缺失不仅增加了融资风险,也不利于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与风险把控。第二,融资决策缺乏科学性及系统性,决策过程不透明,缺少必要的评估和审批流程,致使企业在融资时难以全方位考量各种因素,容易做出仓促且不理性的决策,从而增加融资成本和风险。第三,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信息披露不充分或不及时,致使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难以准确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与融资需求,不但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效果,也会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影响企业的市场声誉。第四,企业在开展融资时,缺乏系统的风险评估机制,无法准确识别和评估融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使得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和经济波动时,难以及时调整融资策略,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

2.2 企业融资渠道相对单一

企业融资渠道相对单一,意味着企业过于依赖某一种或几种融资方式,融资渠道缺乏多样性,导致融资成本增加、风险管理受限,并在市场变动时缺乏灵活性和应变能力。首先,当企业融资渠道过于依赖某一特定的融资方式,如银行贷款,企业的融资安全性和稳定性便与该渠道的波动直接相关,过度依赖会降低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增加因单一渠道风险而影响整体融资能力的可能。其次,融资渠道的单一化往往限制了企业在不同融资方式之间进行成本比较和选择的余地;在缺乏竞争的融资环境下,企业可能面临较高的借贷利率或其他融资成本,这不仅侵蚀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影响了其长期财务健康。最后,单一融资渠道放大了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因为所有资金来源都可能受到相同外部因素的影响,企业难以通过多元化融资策略来分散这些风险,一旦主要融资渠道出现问题,企业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2.3 企业资本结构不够合理

企业资本结构不够合理表现在债务与股权比例失衡、资金期限结构不匹配以及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之间配置不当,导致企业财务成本增加、风险暴露加大以及现金流管理困难。首先,企业如果过度依赖债务融资,会导致资产负债比例失衡;高负债率增加了财务成本,减少了企业的净利润,同时在经济下行或市场波动时,高杠杆可能加剧企业的财务风险,影响其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其次,企业在融资时可能面临短期资金需求与长期投资计划的期限不匹配问题,短期债务虽然融资成本较低,但频繁的债务续借增加了再融资风险,而长期债务虽然稳定,但成本较高,可能不利于企业的现金流管理。最后,企业未能有效利用内部资本如留存收益,过度依赖外部融资,这不仅增加了融资成本,还可能稀释原有股东权益,同时对外部债务和股权的依赖也可能导致企业在市场不利条件下的融资能力受限。

2.4 企业融资风险问题突出

当今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融资风险尤为突出,如受到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影响,以及融资成本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债务压力和经营风险。一方面,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变动、市场波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衰退或政策调整可能导致融资渠道收紧、融资成本上升,增加企业的财务压力。此外,市场利率的波动也会对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产生影响,利率上升会增加债务的利息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高融资成本不仅会直接减少企业的净利润,还可能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和投资决策。企业在进行债务融资时,如果利率较高,将面临较大的利息支出压力。而在进行股权融资时,过高的融资成本可能导致企业需要支付更多的股息或面临股权稀释的风险。此外,频繁的融资活动也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如银行手续费、中介费用等。

2.5 企业自身造血能力有限

企业自身造血能力有限,指的是企业由于盈利模式单一、成本管理不足、资金周转效率低、创新和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其不能有效利用内部资源和运营活动来积累资本和产生现金流,从而限制了企业的自我发展和市场竞争力。

3.保障投融资开展的建议

3.1 建立完善融资管理制度

企业融资管理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科学、规范且高效的融资管理制度,以支持企业的稳健运营和持续发展。第一,企业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内部监督体系,确保融资活动在规范和透明的环境下进行,并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督部门或委员会,对融资决策进行审核和监督,从而降低随意性,提高融资活动的规范性。第二,企业需制定明确的融资决策流程和标准,确保融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建立评估和审批机制,对融资需求进行全面分析,如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等,以避免仓促和不理性的融资决策。第三,企业要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频率,确保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融资需求,并且定期发布财务报告、融资计划等信息,以增强市场对企业的信任,提升企业声誉。第四,企业通过构建系统的风险评估体系,对融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监控,再通过市场研究、财务分析等手段,及时调整融资策略,以适应市场变化和经济波动,降低财务风险。

3.2 拓展企业融资管理渠道

拓展企业融资管理渠道是指通过增加融资来源的多样性,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和市场,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分散风险、增强企业资金获取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首先,企业应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债券发行、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并通过多样化的融资方式,企业可以降低对单一融资渠道的依赖,提高融资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其次,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和市场条件,优化融资结构,平衡不同融资方式的比例。例如,适当增加长期融资比例,减少短期债务,以降低流动性风险;同时通过股权融资等方式,减少对债务融资的依赖,降低财务杠杆。最后,企业应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对不同融资渠道的风险进行评估和监控,并且通过风险分散策略,如跨市场融资、跨期限融资等,减少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同时企业还应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3.3 持续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持续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是指通过动态调整债务与股权的比例、平衡长短期资金的期限结构,并合理利用内外部融资资源,以降低融资成本、增强财务稳定性和提升企业价值。首先,企业应通过财务分析和市场研究,确定合理的资本结构,减少对高成本债务的依赖,通过增加股权融资比例来降低资产负债率,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财务成本,还能增强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市场信誉。再者,企业应根据其经营周期和投资计划,合理安排短期和长期融资的比例,并通过发行长期债券或进行股权融资来满足长期资金需求,同时利用短期融资来满足流动性需求,这样可以减少频繁续借短期债务带来的再融资风险,同时保持现金流的稳定性。最后,企业应充分利用内部融资渠道,如留存收益和内部再投资,减少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并通过提高内部资本的利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时避免外部融资可能带来的股东权益稀释。此外,企业应与金融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提高在市场不利条件下的融资能力。

3.4 严控企业融资风险问题

严控企业融资风险是企业稳健发展的安全阀,确保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会因财务问题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企业应建立宏观经济和政策监测机制,及时分析和预测经济趋势、政策变化对融资环境的影响。通过这种前瞻性分析,企业可以更好地规划融资时机和策略,规避政策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把握市场利率变动的时机,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对融资成本进行全面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债务的利率、股权融资的股息支付、以及融资过程中的各类手续费用。此外,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如通过谈判争取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利用多种融资工具进行成本对冲,以及合理安排融资结构,平衡债务和股权融资的比例,以减少对单一融资渠道的依赖。

3.5 加强投融资的有效结合

加强投融资的有效结合是企业资本运作的核心,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其一,企业应开发和推广多样化的产品或服务,减少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并且通过市场研究和消费者需求分析,企业可以开拓新的盈利渠道,增加收入来源,提高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其二,企业需要加强成本控制,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和运营开支,同时实施成本效益分析,优化供应链管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提高成本效率,从而增加净利润和内部再投资的资金。其三,企业应通过改进应收账款管理和存货控制,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并采用先进的财务管理系统和库存管理系统,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流动性,确保企业有足够的现金流进行再投资和日常运营。其四,企业应重视研发和创新,持续投入资源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或服务;建立研发团队,加强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推动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以适应市场变化,开拓新的收入来源,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4.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强调了企业融资并非孤立的活动,而是与企业的整体战略紧密相连。需要企业高层的重视和全员的参与,只有不断优化融资管理,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未来,企业应继续关注融资领域的新动向,积极探索创新的融资模式,以支持企业的长远成长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胡晨恺.中小企业北交所融资面临的财务问题和应对措施[J].中国产经,2024,(04):125-127.

[2]张忠.企业融资管理中面临的问题分析[J].当代会计,2021,(17):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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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程志

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与资金集中管理相结合的对策研究

摘要: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方式对国家的财政状况会产生影响。本研究利用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全面预算管理和资金集中管理这两种方式在国有企业中的运用,并提出将两者相结合的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全面预算管理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全面的财务计划,使资源使用更加高效;而资金集中管理则有助于充分利用内部资金,减少企业的财务风险。二者的结合不仅可以实现企业的高效运营,还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策略:在全面预算管理的基础上,引入资金集中管理可能形成的风险控制机制,并通过合理的资金调配,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这一策略旨在打破企业内部的信息壁垒,使高层管理人员能够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内部运转情况,进而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该研究不仅为国有企业管理提供理论支持,而且具有极高的实施价值。

关键词:全面预算管理,资金集中管理,国有企业,风险控制,财务绩效

0 引言

在我国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地位,其管理运作方式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国有企业的预算管理作为其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一直是业界以及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也应注意到,除了预算管理,还存在着许多其他需要重视的财务管理方式,比如资金集中管理。实际上,全面预算管理和资金集中管理这两种方式在一些国有企业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两者之间如何相互关联,又如何相互促进,对于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益仍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如何在全面预算管理的基础上融入资金集中管理的理念,不仅有助于实现公司业务运营的高效性,而且将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绩效表现。全面预算管理和资金集中管理结合,能有效地打破公司内部的信息壁垒,使管理层深入了解公司的内部运营状况,形成优化的资金调配机制,从而实现公司资源的最大化,优化规模经济效应。本研究以财务管理理论为基础,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实务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国有企业提供更具实施价值的管理策略方案,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益,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1 全面预算管理和资金集中管理的优势及局限性

国有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不仅注重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和效率提升,还特别重视国家宏观政策的落实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实现。全面预算管理在国有企业中的推广和应用,能有效帮助企业提高计划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契合度,不仅提升了资金运作效率,还增强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

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势在于能系统性地规划和控制企业资金流向,促使企业各部门协同工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然而,全面预算管理在实际操作中面临执行难、监控乏力和应对市场变化灵活性不足等问题。资金集中管理的优势则在于通过集中调配企业资金,优化资金使用效率,减少闲置资金,从而降低财务风险。但是,资金集中管理也存在信息不对称、调配过程中资金可能短缺、影响各部门调度资金灵活性等局限。全面预算管理与资金集中管理的结合有助于取长补短,提高整体资金管理效能。

2 全面预算管理在国有企业中的应用

2.1 全面预算管理的定义和理论框架

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一种系统的财务计划与控制方法,旨在通过详尽的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帮助管理层有效分配资源、控制成本,并监控企业的经营绩效[1]。该管理方式的核心在于整合企业内部各部门的预算需求,形成一个全面、可操作的财务计划,以支持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论框架中,预算被视为一种综合性管理工具,其不仅限于财务数字的排列组合,更是一个贯穿企业战略、运营和财务活动的动态管理过程,包括战略预算、运营预算和资本预算等多个层面。战略预算强调企业长远目标的规划,确保预算与企业总体战略方向保持一致。运营预算细分为各个业务单元的日常运营计划,通过对收入、成本、费用等项目的详细预测,实现对经营活动的有效管控。资本预算则涉及企业重大投资决策,评估资本项目的可行性和潜在收益,从而指导企业的投资方向和力度。

全面预算管理理论还强调预算编制过程中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要求各部门提供真实可信的数据,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以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和操作性。全面预算管理不仅仅是一个预算编制和审批的过程,更是一个动态的调整和反馈系统,通过定期的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和调整,保证预算目标的实现。

从管理控制方面看,全面预算管理可通过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控与反馈,发现经营中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这种方法能够促使公司的各项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实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全面预算管理还强调预算与绩效的结合,通过绩效评估机制,将员工的工作绩效与其预算执行情况挂钩,从而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在国有企业中,全面预算管理的应用尤为关键。国有企业通常规模庞大、业务复杂,全面预算管理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方法,使得管理者能够通过预算这一“大数据”平台,洞察企业各个层级的运营状况,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经营效率[2]

2.2 全面预算管理对企业财务计划的影响

全面预算管理是以整个企业为对象,通过系统的财务计划和监督手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对于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对其财务计划有着重要影响。

全面预算管理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财务目标体系,帮助企业设定和调整其财务战略和目标,保证企业财务规划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在企业的整体财务计划中,全面预算管理通过反复的预算编制和调整过程,使企业各部门的财务活动协调统一,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投入。

全面预算管理还提高了国有企业财务计划的可行性和准确性。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企业可以结合历史数据、市场预测和关键绩效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这样能够大幅提升财务计划的精确度。通过预算执行中的持续监控和反馈机制,企业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确保财务计划的顺利实现[3]

全面预算管理还促进了企业各层级的信息共享和沟通,使财务计划能够得到更全面的支持和认同。这有助于打破企业内部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提高企业的整体运作效率和财务绩效。通过这种方式,全面预算管理对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增长起着关键作用。

3 国有企业资金集中管理的运行模式及影响

3.1 资金集中管理的定义和实现方式

资金集中管理是指通过将企业内部各分支机构和部门的资金集中到总部或母公司进行统一的调配和使用,从而优化企业的资金流动和管理。这一管理方式的核心是实现资金的统筹规划和集中管理,从而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和风险,提高整体运营效率[4]。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组织结构复杂,资金集中管理的引入显得尤为重要。

内部银行制度是指企业在内部设立一个“银行”机构,负责为各分支机构和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和管理服务。该制度通过内部融资和借贷,实现资金的内部循环和调剂,不仅有助于集中管理企业内部资金,还可以减少对外部银行的依赖,降低财务费用和风险。

通过这些方式,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实现资金集中管理,优化资金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有效降低财务风险。这种管理方式不仅适用于大型国有企业,也对其他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借鉴意义。

3.2 资金集中管理对企业内部资金利用的影响

资金集中管理被广泛认为是提升国有企业内部资金利用效率的有效手段。通过将分散的资金集中到企业的统一账户,可以优化资金的整体配置,从而实现资金利用的最大化。

资金集中管理对企业内部资金利用的影响体现在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在传统的分散管理模式下,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各自保留一定的资金应对日常运营需求,容易导致资金的闲置或使用不当。而通过资金集中管理,企业可以将闲置资金注入急需资金的项目中,从而实现资金的最佳配置和利用,提高整体资金的使用效益。

资金集中管理能够优化资金流动性管理。通过集中管理,企业可以更准确地预测资金流动情况,减少冗余和重复的资金调拨,避免资金不到位造成的项目延误或运营困难。这种管理模式可以更快速地响应市场变化和业务需求,为企业提供更灵活的资金调配方案,提高了财务部门的应变能力[5]

资金集中管理还提升了企业的资金安全性。通过集中管理,企业可以加强对资金的监控和管理,减少资金在转移过程中的风险和损失。集中管理模式下的资金使用流程更为透明和规范,有助于防范财务舞弊行为,提升企业的整体财务管理水平。

资金集中管理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内部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流动性,并且通过提高资金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这种管理模式不仅优化了企业的财务结构,还有效促进了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3 资金集中管理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资金集中管理对企业财务风险有显著影响。通过集中的资金管理,国有企业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分散管理导致的资金浪费,降低资金冗余的风险。统一的资金管理能够更好地监控资金流动,及时发现潜在的资金短缺问题,降低财务风险。资金集中管理有助于优化企业的融资结构,减少高成本融资的依赖,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和风险水平。通过以上措施,国有企业的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将显著增强。

4 全面预算管理与资金集中管理相结合的优化策略

4.1 二者结合的理论分析

在全面预算管理与资金集中管理相结合的理论分析中,可以发现,二者在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和财务风险控制方面具有互补性。全面预算管理通过详细的预算编制,使企业资源配置与战略目标紧密结合,使得企业可以在计划层面全面掌握各类资源的流动及使用。预算管理本身更多的是一种规划工具,它联系企业的资金分配与未来的战略方向,但并不能完全解决资金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流动性及突发需求。

资金集中管理作为一种日常运营中的资金管理工具,可以有效地解决全面预算管理中的不足之处。通过资金集中管理,企业能够对内部的各个部门实施统一的资金分配和动态控制,这不仅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还能在实际操作中保证流动资金的灵活调度。资金集中管理还能通过企业整体的资金调配和合并,降低财务风险,提升资金运作效率。

全面预算管理与资金集中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可以使企业在战略规划和日常执行中均能达到高度一致。通过全面预算管理,企业可以制定出详细且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财务计划;通过资金集中管理,计划中的资源流动在实际操作中得以高效实现。通过这种方式,企业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资金,还能根据实际情况对预算进行动态调整,以应对突发事件和市场变化。

在理论上,二者的结合还形成了一种对企业内部信息和资源的双重优化机制。全面预算管理使企业各部门在预算初始阶段就有了详细的资金规划和使用计划;而资金集中管理则通过集中的资金平台,使企业高层管理者可以实时监控资金流动和使用情况,从而进一步优化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企业财务风险。这种双重优化机制有助于国有企业的资金管理实现透明化、科学化和高效化,两者相辅相成,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4.2 风险控制机制的设计及实施

在全面预算管理与资金集中管理相结合的策略中,风险控制机制的设计及实施至关重要。风险控制机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严密设计,还需要实务中的有效协调。企业可以建立基于全面预算管理的风险识别系统,该系统应能及时识别出各部门和各项预算活动中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包括预算过高或过低、项目实施中的资金断流等;应建立资金集中管理的预警机制,通过实时监控企业的资金流动情况,发现潜在问题并及时预警,例如资金池中的资金不足或超支等情况;应将资金集中管理中的信息透明度提升到新的水平,使内部各部门之间实现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避免出现“信息孤岛”。

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还需要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保障。这包括定期进行资金使用和预算执行的审计,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纠正。还需要制定应急预案,在出现重大财务风险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为确保风险控制机制的有效实施,企业应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风险评估、控制措施的制定及实施情况的监督。通过这些方法,企业可以在全面预算管理与资金集中管理相结合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财务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从而实现企业的高效运营和财务绩效的提升。

4.3 通过资金调配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

通过合理的资金调配,企业可以在全面预算管理和资金集中管理相结合的框架下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在预算编制阶段,企业应考虑内部各部门的资金需求,确保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与精确性。企业可以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实际资金使用情况和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预算,以避免资金闲置或短缺;优化内部资金结算系统,缩短资金流转周期,通过集中支付和审批流程,提高资金周转速度;实施资金调度平台,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资金的实时监控与调配,确保资金在各业务单元之间的高效分配和使用。

5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对全面预算管理和资金集中管理在国有企业中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种创新的、整合两种管理方式的优化策略。全面预算管理可以使企业资源使用更高效,而资金集中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内部资金,并降低财务风险。通过在全面预算管理的基础上引入资金集中管理的风险控制机制,并通过合理的资金调配,企业可以达到资金的高效利用,并打破内部的信息壁垒,使得高层管理人员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内部运转状态,从而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然而,这一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未考虑到企业内部与外部各种复杂因素对资金管理和预算管理的影响,以及各种突发性因素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这些影响因素,以期提供更为全面和科学的管理决策依据。总体来说,全面预算管理与资金集中管理相结合的策略对于提高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效果,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财务管理思路,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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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伍秋艳(1993—),女,土家族,贵州思南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贵州中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伍秋艳

成品油销售企业车生态打造策略

摘要:在国家“双碳”战略推动下,新能源进入快速发展期,对成品油销售企业的盈利能力构成严峻挑战,亟需寻求转型发展之路。车生态市场消费潜力巨大,与加油站场景高度契合,为传统能源企业提供了重要转型发展机遇。创新性地提出车生态发展战略、实施路径及配套策略,旨在围绕加油站网络和客户流量优势,为车主提供汽车全生态链服务,助力传统能源企业加速转型,并推动汽车服务行业持续发展。

关键词:成品油销售企业,转型发展,车生态,网络布局,管理策略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呈现爆发式增长,成品油销售企业和加油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车生态,是指立足汽车“生、养、修、息”全生命周期,涵盖汽车销售、加油、充换电、洗车、维保换油、修理美容、金融保险、二手车置换、车用品、餐饮等业态,为车主提供全链条、一体化的全业态服务。与传统加油站服务相比,车生态服务对象从燃油车车主扩大到所有能源类型的车主,服务内容从加油延伸到汽车销售、洗车、维保换油、修理美容、餐饮等全业态服务。车生态与现有加油站场景高度契合,充分利用了现有加油站网络和客户流量优势。同时,服务的群体更广,服务的内容更多,势必成为成品油销售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

1 车生态背景分析

1.1 必要性

随着车辆电动化、智能化趋势加速,车辆用能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调整[1]。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底,我国新能源车市场渗透率已达31.6%2024年超过40%。据预测,到2030年末,车辆电动化对汽油替代量超过6900万吨,至2035年末,将突破9000万吨。新能源汽车已全面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对成品油的替代和影响将愈加明显[2]。因此,成品油销售企业的转型发展势在必行,且时间紧迫。而车生态对于稳定油品销量、稳定员工岗位、延伸加油站网络价值、培育新兴业态、拓展企业量效等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加快探索和推进。

1.2 重要性

从市场消费需求看,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市场消费潜力巨大。2023年,我国汽车全产业链的营业收入约21.3万亿元,其中汽车后市场规模约5.4万亿元,预估2024年将突破6.2万亿元[3]。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稳中有进”新常态,中国汽车保有量、车龄、单车消费等方面不断增加,汽车后市场的消费需求不断提升。这一庞大、巨量的市场规模为成品油销售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从产业链协同看,化工产品是汽车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比达到20%以上。成品油销售企业可凭借在化工领域的信息、资源、技术等优势,在轮胎等车用化工材料细分领域构筑竞争优势,有利于促进车用品的市场拓展。同时,成品油销售企业车生态建成后,也为化工产业提供了市场渠道,有利于反向推动化工产业的创新升级与发展,强化整体产业链的竞争能力。

1.3 可行性

具有发展车生态的良好优势。成品油销售企业现有加油站、闲置油库等为车生态提供了低成本的场地优势,降低了场地租赁与建设成本。成品油销售企业现有加油客户作为洗车、养车的潜在客户,为发展车生态注入了天然的客户流量。此外,传统成品油销售企业在当地市场具有较高的品牌认可度和信赖度,是成品油销售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车生态市场中难以被复制和比拟的核心竞争力。

具有发展车生态的市场机会。一方面,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3亿辆,平均车龄近7年,为车生态特别是汽车后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汽车后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缺乏消费者广泛认可和信赖的品牌企业。根据中汽中心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汽车服务门店约89.6万家,连锁门店仅占7.8%。成品油销售企业凭借场地成本低、客户流量大、市场口碑好等优势,可以在市场中抢占先机。

国家政策为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持。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的方向。国家商务部等九部门也发布了鼓励发展汽车后市场的政策,旨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和水平,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这些政策为企业进军车生态特别是汽车后市场提供了良好机遇。

1.4 复杂性

市场消费习惯需要培育。在国内车生态市场中,60%的客户依然倾向于选择4S店进行车辆维修保养。大多数客户对加油站的印象仍停留在加油功能上,对于在加油站进行车辆保养、维修及购买保险等多元化服务尚未形成普遍习惯。

行业竞争态势异常激烈。4S店依靠与汽车主机厂的质保政策紧密捆绑,锁定了质保期内的客户资源。汽服连锁品牌凭借其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强大的平台资源整合能力,发展较为迅猛。个体汽服维修店则依靠低廉的运营成本、灵活用工模式以及个性化的服务,在下沉市场中有稳固的客户群体。

企业缺乏专业管理经验。车生态是一个充分竞争的红海市场,需要匹配良好的经营理念、专业的人才队伍、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先进的数智化系统和充分市场化的体制机制。作为传统的成品油销售企业,需要较长时期的探索和转变。

2 车生态主体内容和发展路径

2.1 车生态总体思路

充分发挥企业网络、客户和品牌优势,围绕汽车“生、养、修、息”全生命周期,积极拓展汽车销售、洗车、维保换油、修理美容、汽车保险、汽车租赁、二手车置换、汽车检测、车用品、自驾游等车生态链,积极拓展咖啡、餐饮、广告、药房、洗衣等配套服务,为客户提供全链条、一体化汽车生态服务。

打造行业头部汽车服务品牌,成为成品油销售企业未来接续发展的主力军之一。

2.2 车生态的业态与定位

成品油销售企业在构建车生态时,应全面考虑汽车的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与汽车直接相关的服务可以分为“生、养、修、息”4个阶段,涵盖21项核心服务和3项配套服务,共计24项业态(见表1)。

“生”阶段是车生态链条的起点,也是吸引和留住客户的重要环节。企业可以通过与汽车制造商、金融机构等合作,提供一站式购车解决方案,从而从源头上吸引和锁定潜在客户。“养”阶段中的各项服务是车生态链条的主体业务,能够满足车主的日常需求,也能为企业带来稳定的客流和收益。“修”阶段的服务技术要求高,但也是企业核心能力的展现。通过提供专业、高效的维修服务,赢得市场和客户的信任和口碑。“息”阶段的服务逐渐成为新的增长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二手车市场的日益活跃,将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利润空间。除了以上4个阶段的服务外,餐饮、广告、生活服务等配套业态也是车生态全链条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够提升客户的购车体验和满意度。

2.3 车生态发展路径

市场发展路径:重点发展后市场,兼顾培育前市场。相对于汽车销售等前市场,洗车、汽车维修保养等汽车后市场的市场消费更大,且仍在持续增长;汽车后市场的毛利率达50%以上,盈利能力更强;洗车、汽车维修保养等对加油站场地、企业投资和资质要求相对较低,且消费高频,利于复制推广。因此,销售企业进军车生态的初期,应先重点发展后市场,时机成熟后,可再重点加强汽车销售、汽车金融等业态。

业态发展路径:从“洗”入手,以“洗”带“养”,培育“生”和“息”。在众多业态中,洗车业态是车主的刚性、高频需求,利于快速培育成为企业的量效增长;对人员专业技术要求相对较低,利于转岗人员快速切入;销售企业已经建成完善的洗车网络基础。因此,应以洗车为流量入口,尽快做大洗车业务,带动车主的汽车维保、维修等需求,并逐步培养汽车销售、汽车保险等其他业态。

网络发展路径:先“站内”后“站外”。初期,以自有加油站和闲置油库等为主体,布局汽服店,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成本控制、品牌建设、营销管理。待累积专业经验和盈利模式确定后,再向站外和社会市场拓展汽服店,并以品牌授权或加盟连锁等模式,迅速拓展和扩大汽服网络,提升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客群发展路径:先“燃油车”后“新能源车”。当前,新能源车销售势头迅猛,但总体车龄较新,维保、维修等售后大周期尚未到来,售后需求主要是贴膜、改装等方面。因此,销售企业进军车生态,目标客群可先着力燃油车,并在投资建设、人才招聘、技术服务方面予以重点匹配。同时,关注和把握好新能源车的售后周期和市场机会。

3 车生态网络布局和管理策略

3.1 网络布局

在成品油销售行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车生态网络布局关系到企业的影响力和客户的便捷性。因此,构筑一个门店完善、服务多元、客户便捷的汽车服务网络,是企业进军和建设车生态的基础条件。企业应实施充分的市场调研,并结合商圈市场需求、加油站现有场地等情况,制定分层级、分业态、融合互补的布局规划。

省市级网络要有规模效应。以中国石化江苏石油为例,在全省范围内,以自有站点为基础,结合行业社会资源,逐步构建“自动洗车—人工快洗—维保小店—标准汽服—大型维保中心—汽车产业园”6级金字塔网络布局,在江苏市场迅速形成规模优势,提升市场形象。

县区级网络要有协同生态。以县区为单位,实施“1NW”汽服布局,即在每个县区,打造“1”个大型汽车服务中心,提供业态较为齐全、专业能力较强的车生态服务。建设“N”个自动洗车店与维保小店,在开展洗车、维保换油业务的同时,为汽车服务中心进行客户导流。积极整合当地“W”个行业资源,如信誉较高的汽车检测厂、道路救援中心等,共同打造一个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车服务生态圈,为消费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服务。

3.2 管理策略

为构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连锁汽服品牌,成品油销售企业需全方位推进标准化运营体系建设,确保服务流程与质量的高度一致性;深度践行品牌化服务理念,塑造独特且优质的品牌形象,提升市场辨识度与客户忠诚度;充分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赋能升级,运用大数据分析、智能管理系统等优化运营决策与服务体验。同时,鉴于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市场环境、竞争态势及自身能力存在差异,应因地制宜制定并实施与之适配的经营管理策略,以保障企业在汽车服务领域的稳健发展与持续创新。

在目标客户上,发展初期,主要服务于普通车型车主;在中后期,拓展至全车型客户,并满足车主的多元化、差异化需求。

在市场定位上,发展初期,实施中档价格、中高端服务,体现品质化;在中后期,实施高端化、个性化服务,成为行业的服务引领者。

在功能定位上,发展初期,主要功能定位为油品、充电等能源提供引流和配套服务,吸纳和稳定员工岗位;在中后期,车生态业务应形成独立的盈利实体,成为企业的量效来源之一。

3.3 营销策略

打造特色化营销场景。油品是成品油销售企业区别于社会汽服同行的独特资源。成品油销售企业应构建以油品为核心的特色营销场景。通过油品与车生态服务的深度互动,实现以油育服、以服促油,站内站外、线上线下协同联动,为客户提供多元增值服务。

构建内外双循环生态体系。内循环即在企业“油气氢电服”内部业态之间进行生态设计,实现油品与车生态、充电与车生态、便利店与车生态之间的协同共融。外循环则着眼于企业车生态与外部汽服平台的合作,共同挖掘和培育市场潜力,提升车主客户体验,促进汽服行业的发展进步。

丰富多维度营销套餐。围绕市场和客户需求,精心设计车生态营销产品,包括开业营销、常态营销、会员专属营销以及产品特色营销。通过爆品与套餐的互补、单店与区域的协同、单次消费与长期会员服务的融合等,建立多维度的营销体系,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实现企业综合效益最大化。

4 结语

面对新能源的剧烈冲击,成品油销售企业进军车生态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立足企业现有优势,通过明晰业态定位、优化发展路径、完善网络布局、推进融合营销、实施品牌化运营等措施和策略,销售企业能够打造车生态链,满足车主客户的一站式服务需求,稳定油品销售和员工岗位,培育汽服新兴业态。这一系列措施和策略不仅有助于成品油销售企业的转型发展,也为整个汽车服务行业的进步与创新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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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封昌建,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石油分公司易捷服务中心经理、易捷分公司总经理,长期从事成品油、非油品经营管理工作。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石油分公司 封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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