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微生物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微生物技术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又一次“绿色革命”。农业微生物产业逐渐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改善耕地土壤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基础坚实而多元，为高质量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迈向新高度提供了保障，但仍面临微生物资源信息基础不牢、核心技术支撑能力不足、政策法规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十五五”时期乃至未来一定时期，迫切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多元措施，促进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发展，进而助力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此，应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引领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方向；建立微生物资源数据库，夯实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基础；开展关键技术创新研究，强化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支撑；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筑牢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保障。
关键词：农业微生物产业，微生物资源，现实基础，“十五五”时期
注：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者资助计划”项目“粮食安全背景下农业的绿色发展研究”（编号：XC2023001）的成果。
当前，微生物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微生物技术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又一次“绿色革命”，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基于农业微生物资源和生物技术的生物科技产业，农业微生物产业已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增长点，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改善耕地土壤质量、提升土壤健康水平，以及实现农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都具有重要意义。[1]作为微生物种质资源大国，我国初步建立了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但尚未跻身种质资源强国的行列。“十四五”期间，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推进、政策支持的持续加强及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菌种资源的精准鉴评能力上还存在明显不足，制约了农业微生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2]因此，有必要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面临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推动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健康发展，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一、文献梳理及问题提出
从内涵上看，农业微生物产业主要指应用农业微生物资源及相关工程技术的产业总称，涉及农业生产加工、农业生物科技、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是具备高质量、高效能、高科技特征的新质产业形态。[3]现阶段有关农业微生物产业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微观层面农业微生物资源的功能效用研究。有研究发现，部分由微生物种群制作而成的营养液和生物肥料，具备显著的养分活化功能和有机物分解功能，能提高作物品种发芽成活率和改善土壤结构[4]；部分以微生物种群为主要成分的生物农药则可以对传统化学农药形成替代效应，有助于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排放[5]。
二是中观层面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发展态势研究。总体上，我国农业微生物产业目前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种养行业相关的微生物产业规模和市场份额都在逐渐扩大，食用菌产业也呈现供销两旺的蓬勃之势，仅生物肥料一项每年创造的GDP就超过400亿元人民币[1]。当然，也有学者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农业微生物产业面临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尤其在资源保护利用和前沿科技攻关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一定差距。[6]
三是宏观层面农业微生物产业的战略意义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愈发重视农业微生物产业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出台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提出“适时启动农作物种质表型和基因、动物疫病、农业微生物研究设施建设”[7]。2021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将“如何高效利用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列为年度10个工程技术难题之首。[8]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在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之下发展农业微生物产业的重要意义。如，黄季焜[9]提出，充分利用农业微生物的热量资源生产食用菌、益生菌及蛋白食物，是践行大食物观和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题中之义。高德胜[10]提出，保护农业微生物种群的多样性、积极开发利用农业微生物组学技术，对于破解高效固碳固氮、维持生物链稳态、加速生态环境损伤修复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深层次难题同样大有裨益。此外，亦有学者将农业微生物产业与种业振兴战略紧密结合，有针对性地指出我国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总量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保护利用和鉴定开发步伐明显滞后，是制约种业产业链韧性提升和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的突出短板。[11]
既有研究围绕我国农业微生物的功能效用、产业发展态势、产业战略意义开展了一系列分析与探讨，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启迪。同时也可发现，已有文献多是基于当下或者过去某一时期农业微生物产业的特征事实进行经验性总结，对于未来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发展方向研判和障碍因素识别缺乏关注，更鲜有围绕“十五五”时期国家经济社会远景战略规划开展的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阐述“十五五”时期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剖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推进策略。
二、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
我国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坚实而多元，不仅拥有丰富的农业微生物资源，而且在农业微生物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环保、绿色农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农业微生物产品市场需求也呈现蓬勃增长且日益多元的趋势，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研发支持、税收优惠到产业配套，全方位推动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发展，为产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一）具有丰富的农业微生物资源
我国农业微生物资源丰富，常见的种类有细菌、真菌、放线菌、病毒等，广泛分布在土壤、农作物及畜禽体内外。土壤中的微生物分布在不同的土层中，农作物上的微生物分布在植物的根际、叶面、果实等地方，畜禽体内外的微生物分布在畜禽的体表、呼吸道、消化道等部位。这些微生物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能促进植物生长、调节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增强作物抗病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等，还能进行有机废弃物的降解，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未来，随着微生物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创新，农业微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更加深入和广泛。通过高通量测序、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可以更精准地挖掘和利用农业微生物的潜在价值，推动农业微生物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方向发展。
（二）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取得新进展
随着农业微生物基础研究的持续深入和生物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创新，我国生物固氮、微生物农药、微生物资源发掘、微生物肥料、微生物饲料等领域都取得了新进展，农业微生物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生物固氮领域中，基因编辑微生物的研发使固氮菌在高氮浓度环境下也能持续为作物提供稳定氮源，为减少氮肥使用提供了可能。新型固氮菌剂的问世为植物提供稳定的氮素来源，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增强植物对干旱、盐碱、高温等逆境条件的抵抗力，还能诱导植物产生系统防御反应，增强作物对病虫害的抵御能力，减少农药的使用。微生物农药领域中，新型生防菌株为微生物农药的研发提供了新的资源。新型微生物菌剂可以诱导植物抵御病虫，在实现固氮、提质、增产的同时还能提高光合作用、促进根系生长发育。微生物资源发掘领域中，植物有益细菌的研究和新型产甲烷古菌的发现，为研究全球碳循环机理和低碳技术研发提供了新型的生物资源基础。微生物肥料领域中，氮多多GAIA1.0融合了生物固氮、氮素缓释、养分活化增效、促生抗逆、病害防控等核心技术，不仅能为作物提供氮素营养，还能活化土壤养分、促进作物生长、增强作物抗逆性和防控病害。另外，利用微生物对农业有机废弃物如秸秆、畜禽粪便等进行发酵处理，将其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料，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微生物饲料领域中，益生菌菌株可改善动物肠道微生态平衡，提高动物的消化吸收能力、免疫力和生长机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另外，利用微生物对饲料进行发酵处理，能够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和适口性，同时产生一些有益的代谢产物，如有机酸、酶、维生素等，促进动物的生长和健康。农业微生物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的不断突破，为农业微生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和创新动力。
（三）具有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环保、绿色农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微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产品以其安全、高效、环保的特点受到广泛欢迎，农业微生物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呈现增长态势。
一方面，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与品质的关注度不断攀升，对无化学残留、绿色环保的农产品需求激增。同时，随着畜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对高品质饲料添加剂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促使农业生产向更生态化的方向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对农业微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产品的市场需求，为农业微生物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另一方面，传统农业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破坏问题亟待解决，农业微生物凭借其在土壤修复、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例如，利用微生物将农业秸秆等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肥料，既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又满足了土壤对养分的需求，市场对这类相关技术与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
此外，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精准农业成为发展主流。农业微生物产业需要提供更具针对性、精准化的产品与服务，如依据不同土壤类型、作物品种定制微生物制剂，以满足精准农业对高效、个性化投入品的需求。这种市场需求的精细化转变，为农业微生物产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促使企业提高个性化、多元化服务的能力，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支持政策体系初步形成
政策扶持与产业配套是推动农业微生物产业蓬勃发展的“双轮”。政策扶持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农业微生物领域的发展。例如，《“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的种养循环体系”[12]。另外，国家还制定了税收减免和专项补贴政策，例如，针对研发新型微生物肥料与农药的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旨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政府引导科研资源向农业微生物领域倾斜，设立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加速关键技术攻关。产业配套方面，各地积极建立产业园区，整合上下游企业，形成集聚效应。比如，在微生物制剂生产集中区域，配套建设原料供应、包装材料生产企业，有效降低企业采购与物流成本。此外，产学研合作机制不断完善，高校与科研机构为产业提供技术支撑与人才储备。
三、“十五五”时期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是指来源于农业生态系统或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微生物总称，不仅为国家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提供了战略保障，而且为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农业微生物产业对农业科技进步至关重要，其种质资源开发是前提，核心技术突破是关键。我国虽已初步建立了保护体系，且市场规模较为庞大，但在微生物资源信息基础、农业微生物产业核心技术、农业微生物产业政策法规等方面，依然存在弱项与短板，这些都是“十五五”时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农业微生物资源信息基础不牢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农业微生物在改善土壤质量、提升土壤健康水平、提高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如此，基于国家核心利益的保护，世界各国政府高度关注农业微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利用智能化新技术，建立了微生物资源保藏库，并实现了资源收集、保藏、分类、评价、共享利用的一体化。相比之下，我国对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注依然不足，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无疑导致了农业微生物资源家底不清、信息基础不牢等现实问题。
1.缺乏微生物资源全息数据库。如前所述，微生物资源具有重要作用，学术界对此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并初步建立了我国农业微生物资源专业菌种库。但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实施微生物资源专项普查行动，因而无法建立起微生物资源全息数据库。由此导致微生物资源总量、区域分布、资源演变特征等基础资料信息的不足或者匮乏，尤其是在空间维度上依然还存在一些空白区域。当一些区域缺乏本地微生物资源信息特征时，就难以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微生物产业，或是导致农业微生物产业脱离区域实际，难以实现预期成效。
2.农业微生物资源储备量不足。在缺乏微生物资源全息数据的同时，我国微生物资源，尤其是农业微生物资源储备量明显不足。有关数据表明，2021年我国农业微生物资源专业菌种库可公开获取的库藏资源总量约为1.75万株，仅占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微生物资源库可公开获取的细菌和真菌资源总量的18.42%。可见，我国在农业微生物资源领域的现实储备还较为薄弱，极大限制了农业微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潜力。更为严峻的是，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微生物菌种资源进口国，部分关键种类微生物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在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叠加影响下，未来我国获取外部微生物菌种基因资源有可能面临“卡脖子”风险，这无疑对我国农业微生物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3.农业微生物资源质量不高。我国保有的微生物资源质量普遍不高，尤其是缺乏核心优良菌种，这已成为制约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就专利菌株而言，作为一类经过独立研究并且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的创新性菌株，其对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根据世界菌种保藏联合会统计，2021年我国的专利菌株发放率仅为3.3%，同期美国专利菌种发放率却高达1206.93%，双方差距十分明显。同时，尽管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微生物资源，但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度挖掘，尤其在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具有区域特性的微生物资源尚未实现充分利用，这对我国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后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4.农业微生物资源保护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资源集成机制和保护体系，农业微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基础比较薄弱。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分散的微生物资源未能实现有效的集成和规范化管理。由于缺乏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和科学的分类标准，大量的农业微生物资源仍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这不仅增加了资源收集、整理和鉴定的难度，也极大地提高了资源散失的风险。同时，由于管理层次和布局的不完善，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存在障碍，导致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二是农业微生物安全防控体系、一体化安全管理体系尚未形成。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微生物资源的交流和利用日益频繁，但同时也带来了生物安全方面的隐患。由于缺乏完善的安全防控体系，一些潜在的生物威胁可能通过微生物资源的引进和利用而传入我国，对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乃至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此外，一体化安全管理体系的缺失也使得我国在应对农业微生物资源安全事件时缺乏有效的协调和应对机制，难以迅速、有效地控制事态的发展。
5.农业微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分工协作滞后。囿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约束和产业标准指引，现阶段我国农业微生物资源的鉴定、开发、利用等诸多环节存在较为严重的割裂现象，不仅阻碍了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高效利用，也制约了整个产业的协同发展。突出表现为不同地域之间、不同主体之间资源共享与技术合作的渠道匮乏，共建与共享的观念意识淡薄，以及产学研联动的价值链共创机制建设滞后。这种“单打独斗”的割裂现象，一方面降低了国内主体对农业微生物资源的功能开发与应用程度，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和额外成本支出；另一方面也导致部分本土优势菌群和种质资源向海外流失，变相挤占了国内产业的发展空间。
（二）农业微生物产业核心技术支撑能力不足
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发展，既需要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还需要专业人才队伍支撑。但实践表明，我国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中，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强，尤其是战略性支撑人才和领军人才严重短缺，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难以支撑产业的发展。
1.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领域核心技术研究能力薄弱。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发展需要科技支撑，这涉及农业微生物核心种质资源的获取、选育、鉴评等各个环节，但当前这些方面的研究能力还较为薄弱，从而导致核心优良菌种的自主率难以提高，无疑会对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发展形成一定限制。同时，微生物相关产品的应用受农业环境、宿主等因素的影响机理尚不清晰，对使用效果的稳定性将产生较大限制。此外，当前对农业微生物产品效果的制约因素还缺乏更加深入的研究，一些内在机理还没有系统把握，这也成为农业微生物产品使用效果不稳定的直接原因。
2.农业微生物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人才队伍有待强化。前面有所提及，我国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刚刚受到关注，仍处于起步阶段。从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来看，完备的农业微生物学科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系统完善的专业人才队伍不足，尤其是缺乏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战略性支撑人才和领军人才。从产业发展的实践层面来看，高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对外依赖程度还较大，难以实现农业微生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难以真正突破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前沿技术和核心品种。
3.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有待强化。从微生物研发的总体情况来看，基础性研究得到的关注度较大，尤其是农业微生物研发更是如此，应用于产业化发展实践层面的关键技术及平台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直接导致很多关键技术创新仅能在实验室复现，无法真正推广转移至生产一线。同时，技术研发步伐明显滞后于产业发展的实践需求，难以有效支撑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向好发展。笔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当前一些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规模较小，也处于产业的起步和探索阶段；一些企业无法保障自身的技术研发投入，从而导致行业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难以实现。
4.农业微生物关键核心领域对颠覆性创新技术的应用程度较低。本质上，技术与资源类似于“药方”与“药材”的关系，颠覆性创新技术所蕴含的“药理”能最大化地发挥农业微生物资源的“药性”。然而，从实践反馈来看，现阶段我国农业微生物产业对于本领域的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的应用程度还明显不足，除部分顶尖科研院所和优势企业之外，大部分产业主体的技术支撑并没有随时代发展进行迭代升级。此外，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等相关领域的颠覆性创新技术也没有全面且及时地渗透到农业微生物产业中，其对新模式、新产品、新业态的催化功效鲜有在农业微生物产业得到实践与显现。
（三）农业微生物产业政策法规保障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国家相关政策开始关注微生物产业的发展，并将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来看，微生物产业将会成为我国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领域、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制高点。在此过程中，更需要加强农业微生物产业保障体系建设。但当前，在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中，保障体系依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1.缺乏促进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专门政策。当前，关于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条款，零星地分布在其他政策及国家相关文件之中，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特别是针对促进农业微生物产业关键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尤为缺乏，这无疑制约了农业微生物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缺乏农业微生物资源产权保护制度。当前，涉及农业微生物菌种产权的界定条款不够明晰，产权保护制度并不健全，加之农业微生物菌种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使得创新主体申请和维护知识产权变得较为困难。这直接导致了市场主体模仿创新和套牌侵权的投机成本不高，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前期菌种研发投入方面的积极性受到抑制，从而影响了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3.农业微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有待完善。严格意义上来讲，农业微生物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实践层面看，与农业微生物及产业发展相关的主体安全防控意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此才能更好地推动微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换句话来说，目前尚未构建起涵盖微生物安全防控法律法规、生产技术规程、加工和贸易安全防控政策、专业防控队伍建设及微生物安全应急处置等重要内容的一体化安全管理体系，这无疑增加了农业微生物产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四、“十五五”时期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推进策略
农业微生物产业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为此，“十五五”时期乃至未来一定时期，迫切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多元措施，促进农业微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农业现代化建设。
（一）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引领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方向
新发展阶段，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潜力及优势将会日益显现出来，必将有力地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改善土壤质量，提升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一套合理有效的顶层设计是引领农业微生物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为此，需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为“十五五”时期农业微生物的发展指明方向。
1.深化对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重要性的认知。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是耕地土壤质量的保护、灌溉用水水质的保护，[13]这是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并保障其质量安全最重要的生态基础。尤其是“十五五”时期如何实现土壤健康，将成为国家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而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无疑成为有效途径之一。为此，应站在耕地资源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提升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战略高度，强化对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重大意义的深刻认识，并在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下对农业微生物产业中长期发展进行系统部署。
2.科学制定“十五五”时期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规划。鉴于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广阔前景，需要基于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现状，科学制定“十五五”时期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为“十五五”时期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进行具体部署，并为实现农业微生物产业中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是需要对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空间布局进行科学规划，并提出实施的关键路径及相应对策。
（二）建立微生物资源数据库，夯实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基础
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基础是微生物资源。要提升上述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及精准性，需要夯实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基础。“单打独斗”极易引致重要资源错配和产业效率低下。为此，急需整合产学研多主体的有生力量，积极开展覆盖全国的微生物资源普查行动，高效建立微生物资源数据库。
1.开展微生物资源普查专项行动。微生物资源作为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基石，建议多部门、多区域、多主体做好协同配合，尽快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微生物资源普查专项行动，摸清微生物资源种类、结构、分布等基本信息。一方面为筛选优质微生物资源、选育并创制更高效的菌群提供样本材料，进而为种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为“十五五”时期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精准性，更好地推动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发展。
2.推进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对微生物资源普查专项行动获得的数据，在进行系统性评价与鉴定的基础上，选择重要的农业微生物资源，进行系统深入的遗传分析和功能解析，以全面揭示其潜在价值和应用前景。同时，考虑到现阶段多数农业微生物资源被分散保存在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不同类型的主体之中，因此应通过产学研多主体的价值链共创机制整合目前小而分散的农业微生物资源，尽快梳理制定统一的分类评价标准流程，加快推进国家级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为微生物资源的长期保存和高效利用提供有力保障。此外，还应积极推动微生物种业的发展，将其纳入现代种业体系，促进微生物资源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为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三）开展关键技术创新研究，强化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支撑
农业微生物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撑。例如，滕州市通过微生物技术研发推广与应用，撬动了农业的“绿色革命”，实现了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湖北省聚焦于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的开发，构建了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了农业生产力。为此，应围绕关键技术开展系列创新研究，为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1.创新关键技术研究的组织模式。采取多学科交叉、国际化协作的研究模式，充分发挥科研机构、高校在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以及企业在推广应用方面的优势，通过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农业微生物关键技术实现新突破，为农业微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开展农业微生物资源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根据农业微生物资源禀赋特征及区域分布特点，加大对本土功能微生物资源的发掘力度。这一方面能够丰富和充实国家微生物资源的多样性与总量，另一方面可以强化本土高性能菌株的选育力度，进而推动微生物种业领域一些关键共性技术实现突破，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重大微生物资源品种提供支撑，为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开展农业微生物产品创制技术研究。从微生物资源选育出高性能菌株，进而开发出高性能产品，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过程。为此，需要对其中的关键创制技术进行深入的创新研究，一方面实现农业微生物产业产品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不断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推动农业微生物产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优化配置，从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等方面优化微生物产业发展格局，提升农业微生物产业产品创制的质量。
4.积极借鉴和引入相关产业的颠覆性创新技术。伴随着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不同产业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以量子信息、AI、大数据为代表的颠覆性信息技术正在逐渐渗透到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各个细分产业中。农业微生物产业应秉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发展理念，广泛借鉴和吸纳这些革命性技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通过对这些前沿技术的跨领域交叉应用，优化重塑农业微生物产业链全环节的短板与弱项，高效探索适合本产业的新技术路径和新产品模式。
（四）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体系，筑牢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保障
农业微生物产业目前仍处于生命周期的起步阶段，仅靠市场的“无形之手”难免会产生一些失灵与不足问题。政府应当适时出台一些政策，科学搭建一套政策法规体系，引导农业微生物产业的结构升级和质量效益提升。
1.建立健全促进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高质量推动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发展，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尤其是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卡脖子”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方面实现有效突破。这就需要建立一套高效、精准的政策体系，同时对现有政策中阻碍产业发展的内容进行调整和优化，确保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2.建立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制度体系。基于微生物资源的独特性质，应制定完善的微生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针对新研发的功能菌种资源，构建一套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这既能确保新资源菌株选育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又能有效提升农业微生物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3.制定和完善农业微生物产业的法律法规体系。微生物种业、菌种资源、微生物安全等对农业微生物产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因此，应围绕着微生物种业发展、菌种资源管理、微生物安全等级等诸多领域，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农业微生物产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同时，对现有法规进行优化调整，以适应产业发展的新需求，为农业微生物产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此外，在推动农业微生物产业发展过程中，应考虑空间维度的影响，注重农业微生物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协调，加强其安全管理规范，确保菌种信息标准化、流通安全化及保护制度化，从而高效推动农业微生物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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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法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朱鹏，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郭春娜（通讯作者），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于法稳；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朱鹏；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郭春娜
近年来，国内卫星互联网建设稳步发展，在星座组网、场景试验和服务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伴随着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实现突破应用，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进程进一步加速，或将迎来腾飞机遇。
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稳步推进
卫星互联网基础能力稳固提升。一是在轨卫星数量排名全球第二。据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和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5日，中国在轨卫星约895颗（其中，通信和卫星互联网相关卫星约152颗），位居世界第二。二是轨道发射约占全球发射总量的四分之一。据SpaceStats统计数据平台，截至2024年8月31日，年内我国轨道发射37次，占全球轨道发射的23.4%。三是卫星互联网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美国卫星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规模超过330亿元人民币，预计2025年升至446.9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1%。
卫星码号资源布局和组网验证深入推进。一是加强卫星码号资源布局。中国电信2024年3月获得国际电信联盟批准，取得用于卫星通信业务的国际电信码号资源，推进天通卫星业务走向国际。二是推动星座建设组网。依托中星16号、中星19号和中星26号等高通量卫星，中国卫通初步建成高轨卫星互联网；上海垣信低轨“千帆星座”首批18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升空，2024年共发射54颗；中国星网推进低轨“GW星座”建设，2024年下半年进行首次发射。三是开展前沿技术验证。中国移动发射卫星“中国移动01星”与“‘星核’验证星”进入轨道，验证5G天地一体技术和6G架构。
不断探索场景试验与服务模式。一是探索低轨宽带通信验证。银河航天依托“小蜘蛛网”试验星座，在泰国实现实时卫星互联网视频通话试验验证。二是拓展出行领域卫星通信服务应用。中国卫通联合航空公司推出消费级卫星互联网产品服务，提升用户空中网络体验；时空道宇与吉利内部多个汽车品牌进行深度合作，将卫星通信服务导入车载场景。三是提供物联网数据服务。国电高科“天启星座”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海洋等行业领域。
手机直连卫星加速助推卫星互联网产业进程
智能手机企业加速转战卫星通信行业领域。2023年9月，中国电信与华为联合推出5G手机直连天通卫星，引发行业与广大用户的热烈关注。一是手机直连卫星市场快速发展。截至2024年8月底，国内大众型卫星手机已涉及天翼、中兴等8个品牌，累计出货量超过1700万部。二是功能应用不断迭代升级。华为Pura70手机支持发送卫星图片消息，并可自由编辑卫星消息；荣耀MagicV3双卫星版手机支持两套卫星通信系统，新增支持高德地图接入卫星通信等功能。三是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荣耀研制超薄卫星天线，天线体积缩小40%；OPPO自研卫星天线方向图调控技术，降低卫星方位对手机通话的影响。
芯片模组厂商创新助力智能手机直连卫星。一是芯片研制支撑产业规模化应用。联发科开发NR-NTN（New Radio-Non Terrestrial Network，一种新的移动通信标准，旨在通过非地面终端实现广域覆盖和扩展移动信号的传输范围）卫星芯片，将卫星通信技术集成到智能手机中；紫光展锐推出5GIoT-NTN（Internet of Things-Non Terrestrial Network，是指将物联网技术与非地面网络相结合的一种通信技术）芯片，实现5GNTN手机直连卫星空口上下行连接。二是模组开发助力星地物联。卫星物联网通信模组基于私有协议和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伙伴项目计划）技术，覆盖多平台多制式，助力卫星物联网运行应用。
手机直连卫星引发卫星互联网产业新动态。一是地面运营商不断深入卫星领域。中国电信设立天通卫星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移动与中国星网等联合成立中国时空信息集团。二是设备企业不断攻克技术难关。中国电科攻克星座高速运动状态下星间和星地组网路由技术，中信科移动研发卫星互联网核心网产品，支撑卫星在轨业务。三是产业共同推进标准化建设进程。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2023年通过NB-IoT NTN（Narrow Band-Internet of Things Non Terrestrial Network，窄带物联网非地面网络）标准立项5项，2024年通过NR-NTN标准立项6项，涵盖总体要求、终端、卫星接入节点设备和物联网等多个方面。中国信科完成ITU-TY.3208《固定、移动和卫星融合-在IMT-2020及以后网络中卫星回传的会话管理》标准结项。四是积极开展非地面网络场景试验验证。分别对5G宽带非地面网络、基于运营商网络卫星物联网IP多媒体子系统语音通话和“VoWiFi+NRNTN”融合组网等进行了技术验证。
卫星互联网发展对行业监管带来的挑战与影响
卫星互联网将原有的空天专网与地面通信网络相融合，逐渐形成天地一体、融通发展的立体化通信网络。立体化通信网络与现行地面通信网络的行业监管逻辑存在较大差异，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一是监管对象转变面临必要政策完善。手机直连卫星使卫星通信专网和大众互联网加速融合，原有经营专网业务的卫星运营企业延伸扮演地面运营商角色，面向公众提供电信和互联网业务，因此，提供卫星互联网业务的卫星运营企业应参照地面运营商标准进行管理。卫星互联网设备如信关站、星载通信设备等，是关系接入公众互联网的重要节点型设备，也应按照《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规定进行管理。
二是监管内容扩展需要配套标准跟上。卫星互联网涉及不同空间网络下的互联互通和安全问题，较地面通信网络监管范围更广。当前主要围绕卫星通信终端、卫星通信地球站制定技术标准，对于其他卫星互联网设备类别定义、参考标准来说，尚不够清晰、明确，设备检测方面不具备参考性，亟须完善相关标准体系。
三是“隐蔽”安全风险要求监管技术升级。一方面由于大多采用私有体制和技术机制，安全隐患与问题不易被发现。部分卫星互联网系统支持星间链路技术，在不接入境内信关站的情况下可以无察觉接入国际互联网，存在跨境非法信息传播风险。另一方面，手机企业将卫星通信技术融入系统功能和预置应用中，若涉及私有接口的卫星通信和卫星短信服务，不受现有操作系统安全机制管控，易产生安全问题，侵害用户合法权益。
推进卫星互联网监管的政策建议
2022年9月23日，国办发〔2022〕3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电子电器行业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将卫星互联网设备纳入进网许可管理，这一举措既符合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方向，也是保障电信安全、互联互通和广大用户权益的必然要求。面对即将到来的卫星互联网产业浪潮，建议进一步加快制定完善配套监管政策，构建相关标准体系，提升卫星互联网监管能力与水平，促进卫星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
一是完善卫星互联网监管政策。随着国内卫星互联网发展日渐成熟，应考虑制定顶层法律法规，有效规范市场准入、产业促进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梳理明确卫星互联网设备种类，将信关站、星载通信设备、星间链路设备等纳入进网许可管理范畴；对涉及网间互联的卫星互联网设备，出台管理办法。
二是构建卫星互联网标准体系。考虑到私有体制的特点，建议采用多标准体系同步推进的方式，推动共性技术能力统一标准出台；卫星互联网关乎国家安全，应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标准管理，研究制定信息安全方面的技术标准与测试方法，提早开展标准布局与测试验证；加强产业交流合作，培育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提升内生安全水平；支持电信终端产业协会等组织制定相关团体标准，共促卫星互联网设备标准体系建设。
三是形成设备安全检测和监测预警并行的管理策略。一方面对设备实行现行进网检测要求，针对大众消费类卫星设备，强化卫星通信安全方面的检测能力，确保进网设备的信息安全与互联互通；另一方面完善风险监管监测机制，加大对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设备的检查力度，探索建设风险预警平台，对违规问题及时查处；适时适需开展联合监管与设备互认等工作，共同维护卫星互联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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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要求城乡融合不仅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更强调发展的质量、效益与可持续性，注重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公平的实现，以此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 产业协同化趋势显著。高质量发展强调产业优化升级与创新驱动。城乡融合正逐渐打破“城工乡农”的传统分工，呈现出协同共进的态势。农村产业链与城市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形成产业整合的良性循环。同时，农村成为新业态策源地，乡土资源正通过“数商兴农”“农旅融合”等通道转化为共富资本，与城市的旅游、物流等产业形成互补，共同拓展了市场空间，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支撑。 要素流动双向化加速。在传统城乡发展格局中，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长期向城市单向流动，而当前城乡要素正加速向“平等交换、双向流动”转变。一方面，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开始向农村回流。社会资本正掀起“下乡热”，投资发展的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人才回流—技术渗透—产业升级”的链式反应。另一方面，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管好用好农村资源资产”，允许农民保留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同时探索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既保障农民进城“退路”，又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活力，使农村资源更顺畅地进入城市市场。 公共服务现代化加快。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乡基础设施联通与公共服务共享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交通网络实现“血脉融合”，轨道交通向乡村延伸与农村路网提档升级同步推进，形成多层次、立体化交通体系。能源体系迈向“绿色共享”，电网改造升级，清洁能源普及，城乡能源供应从保障基本需求转向品质化、低碳化发展。教育医疗开启“云端协同”，优质教育资源通过智慧教育平台全域流动，医联体建设和远程诊疗系统让城乡居民共享高水平医疗服务。 同时，城乡融合发展也面临产业协同程度不深、要素流动不顺畅、生态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衍生出新要求。 以系统思维重构城乡关系。高质量发展要求彻底摒弃城乡二元结构的传统思维，建立全域统筹、动态平衡的系统观，以此将城乡视为功能互补的有机体，通过要素流动和功能互补实现动态平衡。这一平衡的核心在于催化城乡功能的结构性耦合，使城市的创新扩散效应与乡村的生态缓冲功能形成交互作用，构建“知识共享与创新—生态环境优化”的双向赋能机制，形成“城市反哺乡村技术、乡村滋养城市生态”的共生格局。 以创新驱动产业协同升级。产业协同需从“物理叠加”转向“化学融合”，这要求城市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工业互联网赋能农业全产业链升级，乡村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智慧农业，打造地标产品集群，促使城乡要素在智慧农业、绿色供应链、文化IP 开发等融合界面发生链式反应。这种协同不仅是产业模块的重新组合，更是价值网络的拓扑重构，推动形成“城市研发—乡村转化”“乡村供给—城市消费”的双向价值链，实现城乡产业深度嵌套与价值倍增。 以制度突破激活要素潜能。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与利用，亟须破除“人、地、钱”三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梗阻。在人口流动领域，强调建立“动态适配”型户籍制度，推行技能赋分、贡献积分的落户政策，破除人才下乡的身份壁垒；土地管理改革突出“价值激活”，深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试点工作，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与异地置换机制；金融供给创新瞄准“精准滴灌”，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体系，创新乡村金融工具，引导资本向农业农村渗透。通过构建“人、地、钱”高效配置机制，让城市技术人才“下得去”、农村资源资产“流得动”、城乡要素价值“涨得起”。 以生态共治筑牢发展基底。高质量发展强调绿色的发展底色，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互动，亟须构建全域联动的生态价值实现体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新阶段生态治理突出“双向责任共担”，要求城市制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健全污染转移责任追溯机制；乡村重点实施生态资产确权登记，建立“生态信用+”监管体系，筑牢绿色发展底线。城市严控污染转移，乡村守住生态红线，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 基于以上新趋势与新要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有以下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构建“功能互补—价值共生”的城乡协同治理体系。通过完善城乡融合规划机制，建立多级联审制度，确保规划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同时，深化要素对流工程，搭建城乡资源要素数字化交易平台，运用先进技术实现要素的跨域确权与智能匹配。此外，强化数据赋能平台建设，实现县域城乡数据互通平台全覆盖，建立示范基地，推动城乡协同治理向纵深发展。 打造“创新驱动—跨界融合”的城乡产业生态圈。在城市，通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农业全产业链升级，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在乡村，立足特色资源，发展精致农业，打造地理标志产品集群，同时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发展农文旅康养、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实现产业跨界融合。一方面，通过建设“田间实验室”，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另一方面，打造“农创综合体”，整合乡村闲置宅基地建设科学家工作站、创客孵化器，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 建立“弹性适配—市场主导”的要素配置机制。推行人力资本共享计划，推行“双栖人才”认证制度，建立城乡通用技能资质互认体系，对下乡科技人员实行特殊保障政策。同时，推进土地要素证券化改革，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开发。此外，创新金融工具，开发“生态价值指数保险”产品，构建正向循环。建立全国性农村产权跨区域交易市场，设立城乡技术攻关专项基金，实行“揭榜挂帅”机制。 创建“全域联动—价值转化”的生态治理模式。通过建立生态产品核算体系，将生态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同时，完善污染联防联控网络，构建跨行政区的污染溯源系统，建立生态补偿标准。
广西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苏梦颖；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郭丽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抓手。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发展银发经济，既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事业产业协同，又能加快相关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 作为我国西南边疆的多民族省份，云南发展银发经济具备“生态”“民族”“跨境”三大特色优势，但也存在产业链条薄弱、区域发展差异显著、老龄产品供给质量不优等问题。近年来，云南省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发展，出台了《云南省“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云南省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建成养老机构1168所、街道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85个、社区居家养老设施（中心）12372个，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床位18万张，自2020年起省级每年安排1.58亿元重点用于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发展，初步完善了以养老服务为核心的上下游产业体系，努力打造“七彩云南·养老福地”品牌。着眼未来，唯有从“应对老龄化”向“创造老龄化红利”战略转向，才能更好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新动能。 构建精准化政策体系。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基本养老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逐步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养老金标准。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推动个人养老金业务发展。二是健全行业技术标准体系。推动在养老服务、老年用品等领域开展标准化试点，出台老年用品行业性标准、评价指标。在规范市场准入、服务标准、老年人权益维护等方面不断完善配套政策，确保银发产品和服务合规且标准。三是创新智慧养老模式，实施数字助老行动。建设省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银发经济创新中心，推动形成高效养老服务圈。四是强化银发经济的要素支撑。在金融、土地、财税、人才、医养等方面出台具体举措，助力打造银发产业先行区、康养创新示范区。 聚焦融合化产业布局。一是推进银发产业集群发展。打造“旅、养、康、医、护、培、研、产”多业态的现代康养服务综合体，持续推动医养康养产业、适老康复辅具产业等方面强链延链补链，融汇共生，联动发展。以大健康产业构建的全产业链和大生态体系为重要依托，形成“研发—制造—服务”的完整产业链。二是推动养生养老服务与文化、旅游、教育、体育、家政等业态融合发展，丰富拓展养老服务消费领域和消费场景，释放养老消费潜力。创新“银发+”融合发展模式，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发展庭院式养老。以“银发+文化”开发银发游学、银发旅游专列等新形式，建设云南老年文化创意产业园。以“银发+跨境合作”建立中老泰“澜湄银发经济走廊”，推动养老资格互认、医保跨境结算。三是延伸地方特色银发产业链。推动森林康养游、运动康养游、中医药养生游、温泉康养游提档升级和品牌塑造，打造“滇西温泉疗养带”“普洱茶乡养老基地”等10大特色康养走廊，开发中医养生、森林康养等主题产品。做强生物医药价值链，推动民族医药特色开发，建设民族医药康养基地。四是深挖“旅居”潜力，培育养老新业态，规划新市场。精心设计养老旅居服务产品，精细供给养老旅居优质服务，充分发挥云南旅居对康养产业发展和银发经济的积极影响，促进旅居目的地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扩大丰富化产品供给。一是开发适老化产品。扩大养老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实用的“轻技术”产品供给，推动建立和完善老年用品产品目录，更好满足老年人需求。包括创新开发适老化产品，丰富养老健康食品，推出康复辅具、医疗器械、老年助餐等养老产品。二是丰富社区服务。鼓励零售服务商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扩大助老服务范围，包括为老年人代购生活用品、提供家政服务预约、代收代缴服务以及协助挂号取药等。推进物流配送、智能快递柜和蔬菜直通车等服务进驻社区。三是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加强云南综合医院和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提升老年病防治水平。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和健康管理能力建设，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推进协同化区域空间布局。一是加强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养老产业示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增加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充分运用新型数字技术，建设可靠、灵活、安全的基础设施，重点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升级特色乡村、康养酒店、养老服务机构等。二是产品和服务供给差异化布局，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一州一策”。重点发展智慧养老、金融养老等高端业态；建设沿边跨境养老示范区，发展跨境医疗、旅居养老；建设民族生态特色体验区，开发非遗养生体验项目。三是助推养老产业区域内外联动升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发展银发产业，强化各区域间养老服务的合作与共建机制。依托已有国际多边合作机制，深入推进银发经济领域的跨区域、国际性合作，不断拓展合作渠道。四是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依托村级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建立起互助式的养老服务网络。 云南发展银发经济需立足“边疆性、民族性、生态性”特征，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新引擎、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支点。在守住“老有所养”底线的同时，要积极拓展“老有所为”的空间，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银发经济生态系统，为边疆民族地区应对老龄化提供实践范本。 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赵晗羽 加快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是辽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以高水平开放赋能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东北振兴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东北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我国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辽宁要主动融入国家“双循环”战略、深度融入国家开放战略，强化对内对外开放的高效联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从畅通开放通道、建好开放平台和创新开放业态三个维度为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提供全方位保障。 畅通开放通道，强化开放合作支撑 畅通开放通道是加快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的重要支撑。高质量的开放通道建设能有效提升辽宁与各国各地区的可达性和贸易投资合作便利性，优化物流网络，深化区域经济联系，促进互联互通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也可以发挥辽宁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生产要素在更广泛的区域内优化配置，促进信息共享，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动辽宁加快融入全球产业体系，提升开放合作能级，变“经济通道”为“通道经济”，让通道“流量”转化为经济“留量”。 以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经济发展“硬支撑”。优化通道与枢纽布局，深入推进公路网、铁路网、新型电网、油气管网等建设，加快城市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5G基建建设、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建设，促进通道建设提档升级。以多式联运为抓手促进通道“织网络”。以中欧班列为载体，完善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最大化发挥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功能核心，推进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建设，打造中欧班列沿海集结中心，打通公铁海的“最后一公里”，形成紧密连接、无缝衔接、联通全球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以完善规则标准促进通道“软联通”。完善集疏运物流体系、综合服务体系，强化枢纽集散功能，创新物流模式，优化物流运营组织，提升东北海陆大通道运行效率。完善口岸功能，升级智慧港口建设，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提高口岸通关能力和便利化程度。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开放合作引擎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制定辽宁自贸试验区重点任务清单，推进大连自贸试验区整合提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鼓励沈阳、大连、营口三个片区自主开展制度创新，在贸易、投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建设，为开放合作提级增能提供重要载体。实施国家级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质战略，进一步明晰国家级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职责和功能定位，深入推动“一区一策”改革，加快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推动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特有优势，推动转口贸易发展。抓住建设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契机，以“跨境电商+产业带”壮大外贸新动能，形成商贸带动产业、产业反哺商贸的新格局。 做实做优各类开放平台，推动平台提质升级。推动平台创新发展，强化不同平台的统筹协调与联动，有效激发制度创新活力，推进辽宁与各国各地区市场相通、规则相连、要素共享，促进辽宁有效集聚和配置全球优质资本、关键资源、高端要素、先进技术和拔尖人才，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延伸和拓展产业链供应链，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创新链中的地位，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水平，增强开放合作竞争新优势。 大力发展会展业，为开放型经济合作增量提质搭建平台。高标准办好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辽宁省跨国采购洽谈会、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专业展会，扩大辽宁展会的影响力。以展会为平台，推动辽宁与全球密切经贸往来、拓展合作领域、加强人文交流，使之成为辽宁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创新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激发开放合作活力 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是拓展开放合作空间、推动开放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新业态新模式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推动辽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加快对外开放的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打破传统产业的边界和限制；提高传统要素利用效率，充分释放以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新要素潜力；创新产品或服务模式，优化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引领传统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拓宽合作渠道，拓展合作市场，激发合作需求，增强贸易投资韧性，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新动能。 提升外贸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推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鼓励企业利用线上平台开展自主品牌全球推广、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完善适应跨境电商的贸易政策，加速推进跨境电商发展。充分发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优势，推进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利用平台优势促进业态创新，推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试验区等平台优化贸易结构，积极推动离岸贸易、保税维修和再造、二手车出口、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模式发展，稳步推进边民互市贸易、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预包装食品出口试点，着力促进海外仓提质扩容，推动贸易伙伴海外仓在辽宁落地运营，向世界展示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辽宁。 东北财经大学 施锦芳 | 企业管理 摘要：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不仅需要精准把控内外部信息，还要制定精细化的战略发展规划，确保各项经营活动有序推进。预算管理作为企业内部管理的核心环节，能够指导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加速战略目标的实现。近年来，经济环境持续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全面预算管理纳入企业的治理体系，将全面预算管理与战略规划结合，识别并解决企业运营中的各类问题，推动企业稳定健康发展。由此，本文分析了战略导向下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实施路径，旨在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关键词：战略导向，预算管理，全面预算 基于战略导向完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不仅能够实现企业战略与预算的深度结合，还能够将战略发展目标融入预算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实现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规范化管理，推进战略目标达成。由此可见，探究战略导向下的全面预算管理应用策略，有利于推进企业长远发展，助推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持续扩大经营规模，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全面预算管理的意义 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重要的管理工具之一，贯穿企业所有经营环节，覆盖企业所有内部层级，是保障企业战略实施、优化企业资源配置、防范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管理手段。首先，全面预算能够分解战略指标，将长期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规划，帮助企业将宏观战略规划与具体的经营活动结合起来，为企业实施战略提供明确、切实的执行依据。其次，全面预算管理是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全面预算对企业资金、人才、技术等进行全面的梳理分配，制定具体的资源配置方案，能够支持企业关键业务及项目的顺利开展。最后，全面预算管理涵盖周密计划以及动态监控，可帮助现代企业识别并应对各类潜在经营风险。预算编制、执行、反馈、考核形成完整的管理闭环，能够为企业发现并解决运营管理问题提供支持，帮助企业快速适应市场环境变化，防范各类风险隐患，保持稳健运营。 二、战略导向下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性 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企业战略落地的关键性工具。首先，全面预算管理基于企业战略目标，设置具体的财务及非财务指标，为推进战略落地执行提供行动指引，助力企业将战略目标转化为可执行的预算指标，确保各部门工作方向与战略目标一致。其次，全面预算管理为资源配置制定了具体的执行框架，并依据战略需要编制预算方案，合理分配财务、人力、物资等战略资源，为企业推进战略落地执行提供基础支撑。最后，全面预算管理涵盖绩效监控机制，在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估的同时，能够识别企业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偏差。企业通过预算绩效评估，能够实时调整战略执行策略，进一步推进战略落地。 三、战略导向下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战略解析不充分预算目标缺乏针对性 现代企业在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时缺乏对战略目标的全面解析，致使预算目标设置不够精准。例如，有些企业的预算目标设置仅依据财务维度的利润目标，忽视了客户维度的市场开拓、管理维度的内部流程优化等，预算目标的侧重性较强，无法全面支持企业实现战略目标。也有部分企业在分析战略目标、绘制战略地图时过于笼统，缺乏对各个管理维度的深入分析，预算编制所依赖的数据较为简单，仅获取财务历史数据，导致预算规划的预测性不足、预算目标缺乏针对性，无法与企业的未来发展紧密相连。由于战略解析不充分、预算目标缺乏针对性，企业推进战略目标需要投入的资源未能准确反映在预算目标中，且预算目标无法根据战略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引发预算执行与战略方向的偏差。 （二）预算指标单一未能覆盖战略关键维度 许多企业在设置预算目标时，存在预算指标单一、未能覆盖战略关键维度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度依赖财务指标，指标体系中的财务指标占比过大，如收入、成本、利润等。这就导致预算管理的视野过于狭窄，无法全方位支持企业推进战略执行。通常情况下，企业设置预算指标时需要参考实际经营场景的需求。例如收入、成本、利润等指标与经营业绩的关联性更强，因此更为受到重视。反之，内部流程、学习成长等维度的指标较为抽象，在实际执行中难以把控此类指标的权重，因此常常受到忽视。而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类指标，与预算执行有效性的关系更为密切，未设置此类指标的预算体系，难以确保预算管理策略能够有效落实。 （三）预算编制不规范执行过程控制不严格 全面预算管理的过程控制十分关键，是避免预算执行偏差、推进企业实现预算目标的核心策略。然而，部分企业存在预算编制流程不规范、预算执行过程控制不严格的问题，过程性控制形同虚设。一是很多企业并未设立明确的管理机构来处理预算编制预算监督工作。由于缺乏专职管理机构行使决策权，导致预算编制过程中责任不明、协作不畅，无法依据战略目标持续优化预算方案，保证战略预算的有效实施。二是企业预算编制流程未能涵盖从预算目标设定到预算目标分解、指标审核等全过程，预算编制节奏不够清晰，业财双方存在沟通阻碍，预算编制效率较为低下，容易出现编制时间延误或部门预算脱离业务需求等问题。三是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动态监控机制不够完善，缺乏强有力的事中控制。有些企业对预算执行情况缺乏实时追踪，易出现预算执行数据反馈滞后、预算调整响应速度较慢等问题，限制了企业资源调配和运营决策调整的效率。 （四）预算考评与绩效考核未能深度融合 目前，企业的考核机制过于僵化，考评对象主要为财务部门，考核内容主要在于预算目标是否达成。而业务部门通常未被纳入预算考核范畴，或是考核指标设置较为简单，仅关注资金支出是否超出预算。也正因如此，业务部门更为关注绩效考核中的销售业绩考核，对于预算相关的预算流程考核、客户满意度考核、市场份额考核等关注度较低。由于预算考评与绩效考核未能深度融合，企业在预算考评后难以基于考核结果对业务部门经营策略进行总结和分析，及时诊断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并启动纠偏策略。预算考核难以与绩效考核对应的薪酬激励关联起来，预算考评流于形式，致使员工或部门缺乏改进预算执行策略、落实预算管理制度的动力。 四、战略导向下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化路径 （一）绘制战略地图确定全面预算目标 为推动企业战略目标顺利落地，全面预算管理需以企业战略为基础编制预算方案。绘制战略地图、确定预算目标，是编制预算方案的基础步骤，能将企业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的预算目标，确保预算准确支撑企业战略实施落地。 绘制战略地图需要财务部门基于四个维度对战略目标展开分析。这四个维度分别是财务维度、客户维度、内部流程维度、学习与成长维度，分别对应企业在不同层面的战略需求。财务维度是战略地图中与财务预算密切关联的维度，也是衡量企业战略落地效果最为直观的维度。财务维度的分析主要关注收入、利润、成本控制、现金流等方面，从财务维度分析战略目标，能够确保预算规划符合经营活动的实际需求，并推动财务绩效提升。客户维度即围绕客户满意度、市场份额等非财务方面分析战略目标。基于客户维度分析的企业预算规划，需针对客户需求制定具体的资源投入计划，如市场营销预算、客户服务预算等。客户维度的战略目标分析，能够确保预算方案支持企业市场扩张及品牌建设，为企业吸引新客户、保持老客户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内部流程维度是指从运营效率、生产流程、质量控制等多方面实施战略目标分析，从内部流程维度分析战略目标，可确保预算规划制定具有针对性，确保全面预算管理支持企业规范内部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学习成长维度主要关注企业在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建设以及组织文化等软性实力提升方面的战略目标。该维度的战略目标分析能确保预算目标覆盖员工培训费用、信息系统建设资金、企业文化建设支出，有利于企业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并为其他维度预算执行奠定基础。 从上述四个维度分析企业战略目标，绘制企业战略地图后，财务部门可整合各个维度的数据，明确每个维度具体的预算目标，并确保各目标相互支持、协调一致。例如，某医药企业K经过多年运营，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K企业基于自身经营战略对预算管理体系做出全面优化调整。K企业战略目标是提升市场份额、加快业务节奏、加速业财一体化。由此，通过绘制战略地图，确定K企业的预算目标分别为：增加销售预算；在新业务层面增加推广预算，支持营销团队提升服务质量；改进业财管理系统，加速业财系统建设投入及系统升级预算。 （二）基于战略导向规划指标体系 现代企业可依据战略地图确定的预算目标，进一步设计财务、客户、内部流程以及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的预算管理指标体系，借此保证预算指标与企业整体战略相匹配。 财务费用预算指标与企业财务状况及经济效益存在直接关联，是衡量企业战略目标实现效果的核心定量指标。因此，财务维度的预算管理指标要体现增强盈利能力、优化资产结构、压降成本费用等战略目标的核心要求。例如，设计利润总额指标，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评价企业经济效益；设计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衡量企业投资回报率，确保资本有效运用；设计资产负债率指标，体现企业财务风险水平；设计成本费用指标，评估企业成本控制效果，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客户维度指标是衡量企业市场拓展、业务开发能力的重要指标，关系到企业是否具有充足的资源及能力支持自身长期发展。此类指标需关注客户维护、增加市场份额、增强社会影响力三个方面。具体的预算指标如下：客户满意度指标，评估客户对服务或产品的满意程度，维持客户忠诚度；新客户人数指标，反映企业在市场开拓中的成效，衡量企业吸引新客户的数量；市场占有率指标，衡量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判断企业市场份额的变动情况；社会影响力指标，主要涉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成效，反映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声誉和影响力。 内部流程维度的指标，需重点关注企业运营效率及质量的提升。此类指标对应的企业战略目标，包括拓展收入来源、提高运营质量、保障生产安全、确保运营流程规范化等。具体的预算指标包括产品质量问题次数、新产品或项目开发数量等。 学习与成长维度的指标应着重关注信息化建设及企业员工素质的提升，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其涉及的预算管理指标包括人才引进完成度、员工培训次数、员工满意度、员工培训预算投入、信息化建设预算投入等。 例如，作为大型集团型企业，K企业在预算编制方面，按照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及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设置具体的预算指标。如，财务类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成本费用率；客户类指标，客户满意度、社会影响力；内部流程类指标，信息沟通效率、内控制度完整度；学习与成长类指标，信息化建设程度、人才引进完成度等。 （三）设计预算流程加强过程控制 为确保全面预算管理有效地服务于企业战略，企业需要对预算管理实施全流程控制。 一方面，为确保预算体系紧扣企业战略，企业要强化预算编制的战略导向。一是优化预算管理机制，建立预算战略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既要参与企业整体战略的制定，明确企业发展方向，也要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提供宏观的指导，负责全面预算的决策与审批，统筹管理预算编制过程，避免预算方案偏离企业战略规划。二是优化预算编制流程。预算战略管理委员会绘制战略地图、制定预算目标后，应该由财务部门分解预算目标，各业务部门参与预算目标分解协调会，协助财务部门完善预算目标分解方案，双方协同完成预算编制大纲，确定最终方案。 另一方面，企业要实施预算全流程控制。首先，企业要强化预算事前控制。注重预算编制与战略的契合，防止预算管理在预算编制环节偏离战略规划。财务部门审核、汇总、平衡各业务部门上报的预算数据，并与预算战略管理委员会、业务部门沟通预算方案修改意见，确保预算编制方案以及预算目标分解方案切实可行，与企业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其次，企业要重点关注执行控制，加强预算执行的动态监控。除按照常规管理规范对预算执行实施实时跟踪监控以外，还要运用信息化手段，监控预算偏离情况，将预算偏离与战略实施差异联系起来，及时采取措施，控制预算偏离。最后，企业需要在预算执行完成后，对预算进行深入总结分析，完成事后控制，为下一轮预算编制提供数据支持。 K企业在预算执行方面，强化预算流程性管控，注重责任主体的划分，确保预算执行更为细化、高效，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实时跟踪各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识别出偏差原因、及时调整预算，确保预算执行过程始终与战略实施方向一致。 （四）完善预算考评确保目标统一 企业要完善预算考评，确保预算考评目标始终对齐战略管理目标。 首先，在预算考评之前，企业应进行详细的财务分析及经营分析，以识别潜在问题。预算考评具体包括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如收入、成本、利润率变动情况；经营绩效分析，如客户满意度、市场份额变动等，借此找出实际执行结果与预算目标、战略目标之间的偏差。同时，基于财务分析及经营分析的结果，企业要诊断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的纠偏措施。例如，某部门成本控制未达预期，对此企业需优化成本控制策略，根据财务数据分析影响成本的因素，制定针对性的成本控制措施用以改善成本绩效。 其次，预算考评环节要与业绩评价高度融合。业务部门通常较为重视业绩评价，且业绩评价与企业战略规划的落地实施具有较强的关联。因此，企业需将预算考评与业绩评价融合，避免业务部门忽视预算执行的问题。一方面，企业应强化财务部门与人力资源等部门的协调，成立专业的考评小组，统一负责预算考评及业绩评价，提升考评效率，同时帮助各部门更加清晰地了解预算与日常工作、业绩的联系。另一方面，企业应建立预算考评与业绩评价的互动机制，重点增加业务部门业绩评价体系中与预算相关的考核指标。同时在预算考评过程中，要判断各部门是否在提升绩效的同时仍然坚持企业战略导向、是否出现偏离战略的行为，借此防范预算与战略脱节。 最后，在预算考评完成后，企业应对考核方案进行评估和修正，确保其与战略目标一致。一是根据各部门的执行情况，在下一年度考评方案中调整考核指标与权重，完善考核方案。二是根据预算考评的结果，企业对下一年度的年度计划予以修正，确保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及企业后续战略落地的需要。例如，当某项战略目标未能实现时，需重新评估年度计划中的资源配置方案及相关支持措施，调整年度计划。 在预算考评方面，K企业结合预算指标，采用实际值与预测值对比的方式，考核预算执行效果，及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五、结语 在当前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战略导向完善全面预算管理，可帮助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应对外界挑战。战略导向下的全面预算管理需要企业绘制战略地图确定预算目标、基于战略导向规划指标体系、设计预算流程加强过程控制、完善预算考评确保目标统一，借此持续优化预算管理，助力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取得更大的成功与突破。 参考文献： [1]张亚楠.基于战略导向的钢铁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优化研究[J].投资与创业，2024，35（16）：148-150. [2]陈坤.基于战略导向的企业集团全面预算管理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4（06）：21-23. [3]乔敏.基于战略导向的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研究——以M公司为例[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4（08）：84-86. 作者简介： 周琛（1980—），女，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预算管理。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周琛 摘要：财务信息化要求对传统财务工作进行改造和优化，以实现财务数据的电子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管理。以此为背景，文章从财务管理流程优化与自动化、决策支持、数据分析能力提升、财务报告和合规性改进以及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加强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财务信息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同时，提出了培养专业人才、选择合适技术、加强数据安全和优化组织结构等策略建议，用于应对财务信息化挑战。本次研究旨在提高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效率，确保企业适应信息化管理环境，保障企业财务数据的安全和质量。 关键词：财务信息化，企业财务管理 1、引言 信息化环境下，财务信息化已成为企业财务管理领域的重要趋势。财务信息化具体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对传统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改造和优化，实现财务数据的电子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这一变革改变了企业处理财务信息的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决策过程、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中，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对此，下文将具体分析财务信息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财务管理的新对策探究上，期望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提升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2、财务信息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财务信息化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趋势，具体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支付和自动化会计系统等来实现。对企业的财务流程、决策支持、报告制度以及内部控制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财务信息化实现了财务流程的优化与自动化。通过引入财务软件和自动化工具，企业能够显著提高财务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减少因人工操作导致的错误，不仅加快了财务数据的处理速度，还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其次，信息化提升了企业的决策支持与数据分析能力。借助信息技术，企业能够实时获取和分析财务数据，这使得预测和预算管理更加精确和高效。管理层可以基于这些实时数据做出更加明智的商业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再次，财务信息化为财务报告合规性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标准化的报告流程确保了报告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同时使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更加透明、合规[1]，有助于企业内部的管理，也增强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的信心。最后，信息化加强了企业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实时监控和预警系统的建立，使得企业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点，并采取相应的风险评估和应对策略，有利于企业构建更加稳健的风险管理体系，保障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3、企业应对财务信息化挑战的策略 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正面临新形势，因此在工作方法和目标上要适当做出调整。下文将着眼于财务信息化环境，剖析和总结应对企业财务管理新挑战的对策。 3.1 培养财务信息化人才 企业应对财务信息化挑战的过程中，培养财务信息化人才是关键。企业应重视内部财务人员的培训与教育，提升他们的信息化技能，包括定期组织财务软件操作培训、数据分析工具使用课程以及网络安全知识讲座。通过这些培训，财务人员可以更好地适应信息化环境，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企业还应鼓励财务人员参加外部专业培训和认证课程，如针对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CISA）或注册会计师（CPA）的认证培训[2]，以增强其专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除了培训现有员工，企业还可以通过招聘具有财务信息化背景的专业人才来加强团队实力，招聘时应关注应聘者的信息化技能和经验，如熟悉ERP系统、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此外，还应注重团队建设，促进财务人员与其他部门如IT部门的协作与交流，形成跨部门合作的高效团队，确保财务流程与信息技术的无缝对接，从而优化企业运营，增强决策支持系统的有效性。 3.2 选择合适的财务信息化技术与工具 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中，企业面对财务信息化的挑战，必须对自身的需求与资源进行全面评估，了解企业的财务流程、数据处理需求、员工技能水平以及现有的IT基础设施，通过评估明确财务信息化的目标和优先级，为后续的技术选择和工具部署打下坚实基础。此外，要选择与企业战略相匹配的解决方案，应根据自身的业务模式、市场定位以及长期发展规划，挑选出相匹配的财务信息化技术与工具。例如，对于追求快速扩张的企业，可以基于云财务软件，实现异地共享、互联互动、高效办公，数据安全防护可通过增加防火墙等服务实现[3]；而对于注重数据安全和私密性的企业，可考虑本地部署的财务管理系统，更好地保护企业的财务信息和商业机密。 同时，企业还应考虑解决方案的可扩展性、集成能力、用户友好性以及成本效益，并加强与供应商的沟通，了解其服务支持和未来升级计划，确保所选技术能够随着企业的发展持续提供支持。 3.3 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企业必须构建一套完善的数据安全政策与程序，涵盖明确的数据访问权限设置，确保仅授权人员能够接触敏感信息。同时，应确立数据加密的标准化流程，对存储及传输中的数据实施加密措施，以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遭受截获或篡改。企业应部署先进的安全技术与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应用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和防病毒软件等安全工具，以抵御外部攻击和内部威胁；应用数据丢失预防技术（DLP）监控和控制敏感数据的流动，防止数据泄露[4]，以及实施多因素身份验证机制提高账户安全性，减少未授权访问的风险。 3.4 优化组织结构与流程 流程重构与组织优化是企业应对财务信息化挑战的核心战略之一，企业必须对现行的财务流程进行细致审查，辨识出效率低下的部分或不符合信息化要求的环节，并对它们进行重新设计，这一过程可能包括简化审批流程、自动化常规任务以及引入先进的财务软件系统；而组织结构调整也是必要的，以确保财务部门与其他业务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更加顺畅，从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强化跨部门协作与沟通是实现财务信息化的另一个重要策略。信息化环境下，财务部门不再是独立的信息孤岛，而是需要与销售、采购、人力资源等多个部门紧密合作，共享数据和信息，通过建立跨部门的沟通机制和协作平台，企业能够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和准确理解，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促进知识和经验的交流，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总之，企业应对财务信息化挑战需要综合考虑人才培养、技术选择、数据安全和组织流程等多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企业能够应对当前的挑战，还能够为未来的财务信息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结语 基于对上述内容的探讨和分析，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财务信息化对企业财务管理带来的深远影响。财务信息化优化了财务流程，提升了决策支持能力，改进了报告与合规性，还加强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面对财务信息化的管理变革，企业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包括培养专业人才、选择合适的技术工具、加强数据安全以及优化组织结构与流程。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形势不断变化，未来的工作要求和方式也将面临变化，可能会出现新的挑战，如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的进一步应用、云计算的普及以及区块链技术的整合等。对此，企业应持续关注这些趋势，以确保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杰.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现状及优化对策探究[J].管理学家，2023（09）：85-87. [2]王莉.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市场瞭望，2023（04）：46-48. [3]刘丽花，肖剑钦.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理论体系与实践应用——评《财务管理信息化（第3版）》[J].商业经济研究，2022（08）：193. [4]王娜.云计算下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模式探讨[J].财讯，2022（29）：158-160. 临沂未来科技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庞丽娟 摘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招标投标上的快速融合，电子招标投标应用愈加广泛。本文分析了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并从数字化发展制度机制、数字化交易平台、智能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策略。 关键词：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发展困境，改进对策 1.背景 1.1 石油企业发展招标投标数字化的意义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对大数据的发展与应用，要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因此，石油企业发展数字化招标是当下这个提倡发展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 发展数字化招标能够让石油企业的整个招标流程变得透明化、公开化。数字化招标能够借助电子信息网络技术对石油企业的整个招投标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对招投标中的文件信息进行储备、记录和实时管理保护，可减少招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暗箱操作等腐败现象。同时，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能够打破招投标工作时间、空间的限制，为各个环节的招标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便利。 石油企业招标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意义不仅是把招标活动从线下繁琐的操作引至线上简易的全流程操作，更是为了通过数字平台来实现与外界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并且通过分析每一次招标采购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来构建大数据资源，更加准确、全面的反映市场情况，以数据驱动业务，使决策更加精准与科学，为使用者提供较为重要且有意义的参考价值。石油企业借助数字化招标平台实现全流程招标后，招标工作的重心也会逐步从流程化操作转移到高质量的价值创造上来。 1.2 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数字化招标的稳步普及与开展，并且按照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引，国内的国有大型石油企业基本已经开展了统一数字化招标交易平台的建设。目前，中国石化集团的数字化招标平台已经完成了国家的检验和认证工作，中石化工程、服务类招标已经实现全流程数字化招标；中国石油集团的数字化招标交易平台也已经完成了与国家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对接，其具备线上发售标书、开标、投标、评标、授标、一键归档等功能，基本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招投标。 制度方面，目前中国石油集团制定了其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的操作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核心框架体系；中国海油集团积极完善招标投标制度的操作性和约束性，制定发布了中国海油《电子招投标管理办法》《招标投标异议投诉处理办法》等相关管理文件，并完善了集团异议投诉机制。 硬件配置方面，中国石油集团根据平台的使用要求对设备与设施进行了更新与添置，包括关键设备所需的不间断电源UPS、监控设备、音视频录制设备、门禁安全设备、开标室、评标室等。 在技术支持方面，中国石油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积极引入新技术。例如，加解密都采用国家认证的第三方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hinaFinancial Certification Aut-hority）的证书授权机构认证技术，全部过程充分保证投标文件的安全性、保密性、可用性、完整性和抗否认性。 这仅仅是一些大型国有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发展的现状，还有许多的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如制度机制、信息互联互通、智能应用以及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 2.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发展困境 2.1 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发展现存制度机制建设局限 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相关法规不健全。目前，石油企业的数字化招标系统属于自行研发，缺乏统一的协调、指导方法以及技术标准。数字化招投标的操作流程、时效、责任以及主体身份识别等一系列特定问题，缺乏相关配套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同时，石油企业电子招标交易平台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网络技术故障，相关纠纷的解决和容错免责机制也尚不完善。 石油企业数字化监管能力和手段跟不上。围标、串标等一些容易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隐蔽性较强且认定难度较大，对于纸质招投标而言，一般习惯于对交易现场实行专人监管，但其严格按照属地划分的特点，难以适应数字化招标线上、异地活动的特点。还有一些石油企业担心实行数字化招标后，投标成本降低将助长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从而更加难以对其实施有效地监管。 2.2 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 发展现有资源交易CA互认局限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了全国CA（Certification Authority）互联标准体系，该体系能够有效解决交易平台在交易过程中使用不同数字证书进行验签、加密解密等集成应用的问题。但有些石油企业还未使用统一的电子招标交易平台，且现行的“CA锁”办理程序和收费不规范，技术标准不统一，各CA机构相互分割市场且彼此无法互联互认，在石油企业以往的现场开标过程中，经常有投标人因CA锁问题无法顺利解密或者解密失败，从而需要技术部门增派人手处理此类情况，不仅降低了交易效率，还提高了交易成本。 2.3 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发展智能应用有限 审核、审批无法智能追溯。由于岗位、参与人员以及组织架构等发生变化或者数字化招标平台程序的更新、升级而导致之前已形成的审核、审批结果无法查询或追溯，从而无法获得最初的内控信息。 开标评标会议室智能预约功能缺失。若无法提前预约开标评标会议室，就可能出现同一时间有多个项目出现冲突的情况，还可能导致在投标时间截止后，因开评标会议室的限制而影响招标项目的开评标，无法保证招标项目的有序开展。 平台统计、分析功能不完善。虽然目前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平台的一些基础数据都已进入系统，如招标成功率、异议及投诉数据等，但还未完全实现实时统计、查询及分析等功能，导致招标人员在统计报表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4 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发展人才建设滞后 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的发展速度不容小觑，对专业型的人才需求量也愈发大。但目前，石油企业招标数字化发展人才建设相对滞后，石油专业资深评标专家数量不足，导致了数字化评标效率较低。运维人员也严重不足，远程开评标业务导致大量数据产生，使得屈指可数的运维人员在解决业务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时捉襟见肘。同时，由于数字化招标仍处于发展中，其相关岗位的工作待遇存在不理想的情况，很多专业人士不愿再从事这一工作，造成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专业人才的流失，影响招标数字化的发展。因此，培养一批专业人才对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的发展刻不容缓。 3.促进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发展的策略分析 3.1 建立健全石油企业招标制度机制 一方面，根据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的特点，建立统一的指导、管理办法以及技术标准，包括电子辅助评标、远程异地评标、CA全国互认、电子保函、在线签约、电子归档等标准规范，增强所建立的制度机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节省时间、人力成本。 另一方面，石油企业应当尽快适应招标采购全流程数字化的新趋势，从管理层面建立与数字化招标相适应的制度规范、突发状况应急机制，减少法律风险、招标异议和投诉等。积极推进监管方式数字化，推动建立跨区域协同监管体制机制，避免数字化招标中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的出现，进一步提高石油企业数字化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和规范性。 3.2 加快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智技术应用 石油企业应统筹规划好企业从上到下、从整体到局部的数字化招标网络平台建设的布局。鼓励各石油企业利用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共享评标专家资源、开展远程异地评标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不断提升数字化招标采购的公正性、透明度和便利度。在实现CA全国互认方面，可以考虑利用数字信息资源引入CA云证书和云签章，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来收集专家信息及专家签名，为其颁发数字证书，并将证书保存在云端，以方便评委完成评标时使用。 同时要想最大限度地共享信息资源，必须要考虑到该平台兼容性的问题，从而方便与其他系统扩展：一方面是与石油企业自身管理系统相衔接，如ERP、OA（OfficeAutomation）系统等，招投标过程中的流程审批、费用处理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操作来完成，以方便操作人员的使用；另一方面是与公共信息平台相衔接，如国家规定的信息发布平台、监督平台等，甚至可以进一步与投标人的信息平台相衔接，使共享的信息资源更加丰富饱满。 3.3 丰富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应用场景 借助信息化手段和先进的技术，建立共性标识。石油企业招标项目数量大，同类项目名称多样，缺乏共性标识，人工合并工作量很大，可借助丰富的信息资源来建立共性标识，推进石油企业数字化集中集约招标。 完善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的智能追溯、查询、统计功能。实时查询项目进度，便于招标人、投标人、机构、监管部门掌握招标信息；自动生成各类统计报表，筛选所需条件，快速形成准确的数据表单；线上管理招投标业务的相关各费用，缴费、收费、退费都线上提醒，各类费用表单自动生成，从而为相关参与人员提供了便利。 根据评标专家分布及实际需要完善远程开评标智能应用建设布局，实现开标评标会议室智能预约功能，避免出现同一时间有多个项目出现冲突的情况。 3.4 优化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 为了推动石油企业招标投标数字化的高速、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需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以下有几点建议：第一，建议高校合理开设数字化招标相关课程，为培养招标投标数字化专业人才奠定一定的基础；第二，建议石油企业积极培养数字化招标人才，确保各个工作人员都能掌握数字化招标系统的应用方法，注重提升数字化招标人才的创新能力，并且不断完善企业数字化招标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第三，建议石油企业提高数字化招标工作的薪资待遇，吸纳更多的专业人才，以避免不必要的人才流失。 4.结论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进入了互联共享、深度应用的新阶段。石油企业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数字化招标的制度机制，完善其数字化招标平台建设，打破现有资源交易CA互认局限，充分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用大数据来打通信息堵点，使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同时也要创建并完善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的智能追溯、查询、统计、预约、缴费等应用功能，积极引领石油企业数字化招标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效率，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为建设一流石油企业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参考文献 [1]齐朋.“互联网+”背景下企业招标采购新模式研究[J].中国物流与采购，2023（24）：63-64.DOI：10.16079/j.cnki.issn1671-6663.2023.24.022. [2]陆立群.2021年征文活动一等奖获奖论文——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中远程开标评标的应用研究——以中石化工程、服务类招标为例[J].招标采购管理，2022（04）：26-29. [3]杨洁.以数字化赋能招标采购全流程电子化向纵深发展——在中国招标投标协会2021年央企会员单位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J].招标采购管理，2021（06）：12-14. [4]刘继国.电子化招投标视域下国有石油企业招标管理探析[J].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21，41（07）：79-80. [5]唐猛，吕行，杨锋.招标信息化创新发展之路——中石油招标中心新疆分中心塔里木分部招标电子化实践与思考[J].招标采购管理，2021（03）：25-28. 华北油田招标中心 翟金生 董金哲；西南石油大学 胡芸宁 刘琴 蒲忠 摘要：在我国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传统房地产发展模式存在过度依赖住宅销售、“三高”模式不可持续、经营理念过于粗放等问题。房地产开发企业为适应新形势，开始广泛介入代建领域。本文在综合分析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代建的优势与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向轻资产战略，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企业，代建业务，业务模式 一、引言 随着近年来城镇化率的快速上升，房地产市场保持高速增长。然而，“三条红线”与“集中供地”等政策在2021年初正式实行，密集的调控政策接踵而至，房地产行业迎来了重大变化——过去行业内传统的“高杠杆、高周转、高回报”的“三高”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随着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始纷纷寻找转型升级路径。 在此背景下，传统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始逐渐涉足代建领域，通过降低自身负债、减少资金投入，在实现团队稳定的同时，获取可持续收益。 二、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面临困境 （一）过度依赖住宅的开发销售 在我国，长期以来，房地产行业的定义相对比较狭窄，即房地产行业主要专注于“住宅开发和销售”，而这一单一的房地产业务每年的投资规模约为10万亿元，占比超过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七成。建立在住宅地产业态基础上的房地产运作模式本质上类似于制造业——建造与出售住宅以赚取差价。 因此，对于许多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非住业务、业态、模式往往只是住宅开发销售业务的辅助。许多房地产企业会将商业运营、产业运营等能力作为“产业勾地”的手段，或者在政府的规划及出让要求下，被动持有一部分物业（并在投资逻辑中将其视为“成本中心”），最后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住宅销售业务中，导致出现商业运营不善、产业物业空置等问题。 （二）“三高”模式积累金融风险 过去十余年，由于金融政策的持续宽松，以及城镇化红利与经济高速增长红利的刺激，房地产行业总体呈现“量价齐涨”的发展局面，“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三高”开发模式一度成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制胜宝典。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化调整，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三高”模式的弊端也开始逐渐显现。一方面，房地产开发企业端竞争的“马太效应”加剧，部分房地产企业片面追求规模，盲目加杠杆，给房地产开发带来了较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居民端投资投机需求过度增加，造成资产泡沫加剧。事实证明，过去“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三高”模式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市场环境，还会给行业带来巨大风险。 （三）经营理念过于粗放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式的以开发为主导的粗放发展。开发商将主要精力用于资源整合、规模扩张，对投资选择、产品研发、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关注度不足，从而造成盲目扩张规模、市场产品同质化等问题。而在住宅产品销售给业主后，房地产企业的持续性“售后服务”及“售后责任”比较有限，利润与利益都集中在销售端，这又使房地产企业大多比较短期主义，缺乏健康的运营文化，品牌意识比较淡薄。 在存量时代，居民购房会更多关注产品设计、住房品质、物业服务等因素，这也要求各大房地产开发企业根据自身定位开展业务，打造更成熟化、差异化、多元化的产品系列，满足消费者“千人千面”的个性化需求，提升产品品质与服务质量。 三、国内代建业务模式及运作 代建业务，也可称之为委托开发管理，是指拥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一方作为委托方，委托具备房地产开发管理能力的代建方对其拥有的土地进行合作开发，双方通过资源及优势互补，提高并共享开发收益的一种房地产开发业务。代建业务的本质是投资与开发的分离、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 “代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建设经理制（CM制）。在不同国家，代建的发展过程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例如，新加坡的代建是以资产管理人形式展开的，通过“私募基金+REITs”的双基金运作模式实现地产业务的“轻资产”化。在日本，代建主要针对C端的独栋住宅建设、翻新等需求，输出住宅建筑规划、建筑施工、竣工验收、售后支持等全流程服务。 在我国，代建最早起源于地方政府提倡的政府代建项目。1993年，厦门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将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委托给专业的项目管理机构建设。随后，多地政府为解决建设需求过大但又受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开始零星实行代建模式。得益于国家对投资体制的多轮改革与规范，代建模式受到政策鼓励，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发展至今，市场化房地产企业参与的代建及代建上下游衍生模式已经日趋成熟。然而，由于REITs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法规仍需完善，我国的代建业务大多集中在开发能力的输出方面，对持有型物业的资产退出方面介入较少。 我国目前的代建业务模式根据委托方性质的不同，一般可分为政府代建、商业代建与资本代建三大类。 （一）政府代建 政府代建的委托方是政府或者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代建的对象一般具有非营利性与公共服务的特征。例如，政府办公楼、体育场馆、博物馆、图书馆、学校、医院、市政公园等。这一类项目会由政府通过招标方式选择具有技术性、专业性的项目代建管理单位，对项目建设进行全过程的管理。对于这一类的项目，代建方一般会以总建造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服务费。 （二）商业代建 商业代建的委托方一般是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业主，代建的对象大多为营利性物业，例如可售住宅、商业等。代建方通过输出品牌与管理能力，帮助委托方开发建设，并获取预期收益。 根据代建方是否出资或占股，商业代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纯收取服务费代建模式、融资代建模式与小股操盘代建模式。在纯收取服务费代建模式中，代建方不承担出资义务，主要负责项目管理团队组建及开发环节的全过程管理；融资代建模式则需要代建方为项目引入部分资金，因此对代建方的资金整合能力要求更高；小股操盘代建模式需要代建方在项目中占有一定股权，从而强化合作双方的信任关系，使代建方能够享有一部分项目股权收益。 对于这一类的项目，代建方的收费模式相对多样化，可以按照销售物业货值的一定比例收取营销费、管理费，也可按照融资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融资费等。 （三）资本代建 资本代建的委托方一般是投资房地产行业的信托、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大多拥有代建项目的部分股权，并非单一业主，代建的对象通常是营利性物业。对于这一类的项目，代建方的收费模式与商业代建类似。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代建业务的优势与挑战 在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下，各大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多年的项目开发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开发经验。面对国内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如何既充分发挥自身的原有优势，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找到新的发展模式，成为各大房地产企业思考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在近两年各城市土地拍卖市场“国进民退”现象的推动下，代建业务成为各大房地产企业瞄准的目标。由于政府代建项目以非营利性项目为主，参与招投标的企业以工程施工单位为主，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选择的代建模式大多为商业代建。同时，近几年受房地产行业融资端、销售端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市场上不良资产开始增多，资本代建业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也成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代建业务的新方向。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代建模式的优势 1.有利于充分发挥品牌优势。代建方之所以能输出管理，是因为已经建立了具有相对优势的品牌资源。例如：在成本方面，具备集中采购的成本优势；在工期方面，借助丰富的开发管理经验与标准化管理体系缩短开发周期；在产品方面，有成熟且标准化的产品体系；在销售方面，凭借品牌优势、物业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实现产品溢价与快速销售。除此以外，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以往的开发过程中还积累了在商业运营、产业运营等领域的丰富经验与良好口碑，能够将其快速迁移至代建项目中，帮助委托方实现经营性物业的收益最大化。 2.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促进向轻资产战略转型。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代建方参与代建项目，不出资或尽量少出资，充分发挥自身在设计定位、开发管理、物业管理、品牌溢价等方面的能力优势，输出服务赚取管理费。通过降低负债，不仅可以保证企业的财务状况稳定，还可为企业的轻资产战略转型创造条件。 3.维持团队稳定性，保持人才梯度。在房地产市场新形势下，传统地产开发规模收缩，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短缺，许多房地产企业面临存量项目逐渐收尾、增量项目难以为继的困境。通过代建业务的发展，能够在不出资金或少出资金的情况下保持一定体量的开发规模，从而维持现有团队的稳定性，并保证人才梯度完整、管理体系健全。 4.促进企业向精细化经营转型。由于长期以来房地产行业的粗放发展，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重心大多在融资加杠杆与供应商资源整合方面，在产品研发与服务端的核心能力方面差异有限。在代建领域，房地产企业必须主动追求产品差异化、创新能力、科技驱动力及服务意识，并尝试在不同的产品业态中构建有竞争力的垂直能力，实现从粗放式经营到精细化经营的转型，从而打造自身的独特品牌竞争力。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代建模式的挑战 1.受委托方影响较大。在代建项目中，由于项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代建方在操盘过程中可能受委托方影响较大。 首先，在开发过程中，开发理念、体制机制的不同可能导致项目推进受阻。此外，由于代建的委托方中有一部分是开发实力较弱、规模较小的地方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这类企业非常容易出现资金链问题，而项目大多使用代建方的品牌进行推广，因此，如果委托方出现资金问题，导致项目停工、拖欠工程款、延期交付等状况，代建方往往难以独善其身。如果风险暴露，房地产企业的品牌形象将严重受损。 2.代建利润规模有限。代建的轻资产、低杠杆模式相对于重资产投资模式毛利率更高。然而，由于其本身投入较小，绝对利润量比较有限，代建领域龙头企业的年利润最高也不超过十亿元，这与重资产模式下动辄数十亿乃至上百亿元的利润规模无法相提并论。 3.行业竞争度加剧。在代建领域，由于进入门槛不高，许多传统地产开发龙头企业能够快速介入且形成优势。在当前重资产投资受限的背景下，如果这些企业大量进入代建行业，势必造成代建行业竞争快速加剧。 五、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代建业务的建议 （一）主动转变经营理念 与过去自行拿地建设的方式不同，代建使房地产企业转变为乙方，完全切换了其项目角色，即从开发商向服务商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仅是运营模式的转变，更多是角色定位以及运营理念的转变。在过去，房地产企业做开发，如何定位、做什么产品都是自己决定的。然而，面对代建业务，接到项目后首先要做的是了解委托方、市场、客户的需求，针对不同项目提供差异化服务，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许多刚入局代建的房地产企业容易在代建过程中把委托方的项目当成自有项目进行管理，忽视委托方的需求，并期望依靠现有运作机制与管理流程直接建设项目。这显然没有摆正位置，未能明确自身角色的服务属性。 因此，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在切入代建这个新赛道时，首先要主动转变经营理念，真正将“长工心态，管家角色，东家思维，专家服务”落到实处。 （二）认真甄选合作对象 因为代建项目受委托方的影响，可能出现品牌声誉受损、资金亏损等风险，所以选择合作对象时要设定严格标准并做好调查，从而保证风险的可控性。 首先，必须对委托方及项目进行详细且完整的尽职调查，提前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一方面，要对委托方的资金、信誉、经营理念等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另一方面，要按照代建方自投项目的标准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项目收益水准达标。 其次，要做好委托方诉求的识别。精准识别委托方提出的各类诉求，结合自身的经营理念、业务能力与管理特性进行匹配，对合理的诉求可欣然接受，对不合理的诉求要作充分沟通，如最终能够达成共识则推进合作，如存在重大分歧则需慎重考虑退出。 最后，在正式合作协议中，要约定好合作的内容与边界，明确双方权责，保护自身利益。代建项目涉及开发全流程多个业务条线的合作。一般而言，合同主要规范以下事项：开发建设、成本控制、销售回款、品牌输出、费用结算、管理权责、融资服务及代建团队等。对于代建方而言，有两项核心内容尤其需要关注。一是代建费的支付方式与支付时间节点；二是尽量争取对项目公司财务进行一定的管控，防范资金风险。 （三）打造自身核心优势 一般而言，代建所需的能力包括资源整合能力、管理经营能力、成本管控能力、产品溢价能力与其他专业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能够整合许多有实力、有经验、高水平的合作方，包括设计、施工、咨询顾问、材料供应等重要战略资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保障产品质量。 管理经营能力：对项目作全方位的管理与把控，管理制度健全，熟悉工程管理与质量管控要点，能够高效运作项目。 成本管控能力：树立成本价值逻辑，并非一味追求成本的节约，而是精准投放，让所有的成本投入都能换取更大的价值。同时，持续研发创新，通过性价比高的新技术、新工艺，在解决工程顽疾的同时，降低项目建造成本。 产品溢价能力：利用自身的品牌号召力、客户研究体系、客户数据、产品创新能力，为项目带来额外溢价。 其他专业能力：例如通过商业运营能力打造购物中心项目，通过文旅运营能力打造文旅综合体项目。 随着代建赛道入局者逐渐增多，房地产开发企业想要在这个新的领域内脱颖而出，就必须在全面提升代建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造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四）做好双向服务评价 服务是代建行业的核心属性，因此客户满意度显得尤为重要。代建的满意度评价不仅仅是针对购房业主的，更是针对项目委托方的，通过对委托方的满意度调查，可以获得委托方的真实评价，从而能够及时寻找到核心问题，快速加以调整与改善。当然，除了让委托方评价代建方外，代建方也可以建立一套评价体系反向评估委托方，从而寻找到与自身发展理念契合、合作顺畅的优质合作方。 （五）强化人才培养体系 代建业务的核心是团队。一支专业化的团队，包括项目总经理、设计、工程、成本、营销等条线管理人员。优秀的团队需要大量的项目经验与技术能力支持，而这正是传统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强项，其团队成员大多具备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与技术专业知识，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项目需求与问题。 然而，代建业务与传统地产业务在商业逻辑、沟通机制与决策机制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代建项目与传统地产项目也有着不同的人员能力素质要求。代建团队在服务于委托方的同时，要持续强化委托方的品质意识、品牌意识、客户意识、契约意识等，同时，还要站在股东角度全盘管理好项目全过程的经营与市场风险的把控。 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需要主动搭建代建人才能力模型，加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行业形势，依托关键人才优势，实现高效成长。 六、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当前中国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的形势下，代建业务凭借投资与开发分离、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特点，能够让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减少资金投入、优化公司财务状况的同时，维持人才梯度完整、最大化输出品牌价值。因此，代建业务已经成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向轻资产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从传统开发业务转为代建业务的过程中，由于身份定位、经营理念、收益模式等多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一业务模式的转变也将会面临诸多挑战。 因此，建议各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梳理并总结自身开发能力，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积极主动转变经营思路，从甲方心态调整为乙方心态，提高服务水平；强化人才培养体系，重视代建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做好双向服务评价，审慎选择合作对象，合理管控风险。通过各家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共同努力，积极推动与促进代建业务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资源配置，助力全国房地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宏伟，赵一民，翟宇星，等.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商业代建的探讨与思考[J].建筑经济，2023，44（S01）：40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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