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DeepSeek大模型谱写金融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模型已成为推动各行业变革的重要力量。DeepSeek大模型凭借其卓越的算法性能、强大的多模态处理能力以及高效的推理效率，在众多领域崭露头角。金融行业作为数据密集型和高度依赖智能化决策的行业，对先进技术的应用需求极为迫切。DeepSeek大模型的出现，给金融行业的数智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其在金融各个细分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和深化，正在重塑金融服务的模式与生态。
当前，Deepseek正在被金融业加速落地部署应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2月，已有近百家银行基金和保险金融机构官宣部署或接入Deepseek，包括超过20家银行、15家保险公司、22家券商、10家公募基金，其中既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人保、中信建投证券等头部金融机构，也有中小金融机构。Deepseek迅速成为金融机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技术引擎，有望为金融业扎实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精神、做好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注入强大动力和活力。
DeepSeek大模型优势突出
DeepSeek大模型具有显著的技术、成本以及性能优势。在算法设计上，DeepSeek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独特的架构和优化策略，显著提升了模型的训练效率和泛化能力。与同类模型相比，其训练成本大幅降低，例如相较于Meta的Llama 3，训练成本仅为1%。这一成本优势使得更多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规模机构，能够有机会应用先进的大模型技术。在推理阶段，DeepSeek大模型展现出高效的性能，调用价格低至GPT-4的1/5左右，这为大规模应用提供了经济可行性。在多模态处理方面，DeepSeek大模型能够对文本、图像、音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进行综合理解和处理。在金融领域，这种多模态能力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可以同时分析财报中的文字信息、图表数据以及相关的语音解读，从而更全面、深入地挖掘数据背后的金融价值。
DeepSeek与同类大模型相比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与目前市场上广泛应用的其他大模型相比，DeepSeek大模型在性能和应用适应性上具有独特之处。以GPT系列为例，虽然GPT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应用，但DeepSeek在训练成本和推理效率上表现出明显优势。在金融行业特定的复杂业务场景下，DeepSeek大模型凭借其对金融数据的深度理解和优化的算法，能够更精准地满足金融机构在风险评估、投资决策等方面的需求。例如，在处理大规模金融交易数据时，DeepSeek大模型能够更快地进行数据挖掘和模式识别，为交易策略的制定提供更及时的支持。
在开源生态方面，DeepSeek大模型的开源特性也为其在金融行业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2月21日，DeepSeek宣布在前期模型开源的基础上，继续开源5个代码库，这些代码库来自在线服务的核心模块，涵盖已通过生产环境测试的机器学习模型、数据处理框架等，覆盖其通用人工智能探索项目的关键技术组件，此次开源的代码库已完成文档记录、部署和实战测试，可直接投入生产环境。DeepSeek大规模持续性的开源使得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促进了行业内的技术交流与创新。
DeepSeek大模型落地应用受追捧
DeepSeek大模型的突出优势特性与金融业各类应用场景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一经部署应用就展现了强大的赋能效应，在金融业的落地应用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不仅促进了金融业降本增效，而且切实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普惠性、便捷性，有效增强了广大群众、客户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银行智能信贷方面，DeepSeek使银行能更加智慧高效、更好落实以人为本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四川农商联合银行运用海光智算资源部署了DeepSeek-R1等多种大模型，开展多场景技术验证应用，运用“小模型+大模型”框架，精准解析复杂信贷材料，使得信贷综合识别率提升至85%以上，报告自动生成时间从数天大幅缩短至数小时。这一显著提升得益于大模型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能够快速准确地处理信贷材料中的各类信息，不仅提高了信贷审批效率，让客户能够更快获得贷款服务，改善了客户体验，同时也降低了银行的运营成本，减少了人工审核可能出现的主观误差，提高了信贷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在银行流程规范化标准化与智能客服方面，DeepSeek能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潜能并提升客服效能。成都银行打造基于大模型的“智能问答助手”，结合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向量数据库技术，为客户经理处理票据业务提供精准的业务流程、操作标准、法律法规要求等咨询解答，有效保障了业务流程的合规性和准确性，提升了业务效率。在对公营销领域，成都银行依托大模型上线“智能营销助手”，通过分析行内外数据，自动生成涵盖营销对象基本情况、产业研究、营销策略、营销话术和推荐产品的个性化营销方案，大幅提升了客户经理的营销效率和客户获取金融服务的体验。
DeepSeek增强了银行智能研发与数据分析能力。新网银行自2024年5月起就在系统研发场景中应用DeepSeek大模型，构建了研发知识问答助手与代码续写助手，这大幅缩短了一线工程师在研发过程中查阅技术资料的耗时。另外，通过自研插件的方式将DeepSeek代码大模型的能力嵌入到代码编辑器这类开发工具中，形成Copilot助驾的研发模式，使得专业大模型的能力可以嵌入一线研发人员的工作流程中。DeepSeek-R1发布后，新网银行迅速完成部署，将应用到银行的多个业务板块。如在大模型对客营销环节，利用DeepSeek-R1大模型与蒸馏技术，来提升对客大模型对话的逻辑性，增强对话体验感。在贷款审批环节，嵌入DeepSeek-R1大模型的推理能力，通过人机协作的方式，辅助审批人员进行审批分析引导，以释放效率潜能。在专业报告分析环节，根据相关交易行为进行推理，得出潜在论证，借助DeepSeek R1提高报告质量，提升分析效率。
在证券领域，DeepSeek正加速智能投研的应用。上海恒生聚源旗下新一代智能投研平台WarrenQ全面接入DeepSeek大模型，为证券行业的投研工作带来了新的变革。WarrenQ平台拥有丰富的金融数据资源，涵盖3500万篇专业文本及100TB结构化数据。结合DeepSeek的多模态理解能力，平台能够实现金融文本、图表和数据的智能关联与深度解析。在实际投研过程中，分析师需要对大量的研报、市场数据等进行分析，DeepSeek大模型能够快速理解这些复杂的数据信息，并通过底层数据的深度关联和逻辑推演，将复杂的投资问题拆解为清晰的分析步骤，深入理解市场逻辑。从数据到结论，清晰展示推理过程，告别“黑盒”推理，为分析师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和更贴合业务需求的投研建议，提升了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DeepSeek优化了投资者服务与个性化推荐。南京证券在2025年2月宣布，已部署DeepSeek大模型并进行应用适配。在投资者服务方面，大模型利用其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和快速的学习适应性，能够根据投资者的交易历史、风险偏好、投资目标等多维度数据，为投资者提供个性化的市场分析和投资建议。通过对市场动态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模型能够及时向投资者推送符合其需求的投资机会和风险提示，提升了投资者的投资体验和满意度。同时，在证券产品推荐方面，DeepSeek大模型能够通过对市场上各类证券产品的特征分析和投资者需求的精准匹配，为投资者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推荐，提高了证券产品的销售效率和投资者的投资收益。
在保险领域，DeepSeek在销售支持与代理人培训等方面凸显应用潜力。人保财险、太平人寿等多家保险机构在销售支持和代理人培训方面积极应用DeepSeek大模型。人保财险在保险业内率先引入全尺寸的DeepSeek大模型，并基于国产算力设备完成了“私有化”部署。通过将DeepSeek的能力融入公司的大模型基础，人保财险进一步提升了其智能化服务水平。同时，利用前期在人工智能技术探索中积累的保险业务数据集，构建了DeepSeek大模型针对保险业务的专业服务能力，并已实现快速落地应用。目前，该公司已完成业务用户界面的定制开发，并即将开放相关业务应用。太平人寿已成功在内网完成DeepSeek的本地化部署，并利用该模型打造太平人寿AI助手。该AI助手具备深度理解对话、文档和图片的高级功能，能够为内勤人员提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DeepSeek提升了核保理赔效率。在核保环节，保险机构利用DeepSeek大模型对投保人的健康状况、风险因素等进行综合评估。模型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和医学知识的学习，能够快速准确地判断投保人的风险等级，为核保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对于健康险的核保，模型可以分析投保人的体检报告、病历等多模态数据，评估其患病风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在理赔环节，大模型能够快速处理理赔申请，验证理赔材料的真实性和合规性，提高理赔效率。如太平人寿通过大模型实现理赔流程的自动化处理，减少了人工审核的时间和成本，同时提高了理赔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提升了客户满意度。
DeepSeek增强保险产品创新与风险洞察能力。新华保险已成功接入DeepSeek的R1、V3两款模型，通过新华e家App打造个人AI助理，支持销售方案生成与风控管理，同时在产品创新方面进行探索。借助对市场需求和客户数据的深入分析，利用大模型的预测能力，开发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保险产品。东吴人寿构建疾病特征关联模型，实现健康险个性化定价，利用DeepSeek大模型对疾病数据和客户行为数据的分析，能够更精准地评估不同客户的风险状况，从而制定个性化的保险费率，提高保险产品的竞争力。在风险洞察方面，大模型通过对宏观经济数据、行业动态、自然灾害等多源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为保险机构提供风险预警和风险管理建议，帮助保险机构提前做好风险防范工作，降低潜在损失。
应用挑战与应对策略
下一步在金融业继续深化拓展应用DeepSeek，需关注并统筹处理好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问题。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金融数据包含大量客户敏感信息，如个人身份信息、财务状况等。一旦数据被泄露，将给客户带来严重损失，同时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为应对这一挑战，金融机构需要建立严格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采用加密技术对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和传输，确保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安全性。在数据使用过程中，遵循最小化原则，仅向模型提供必要的数据，并对数据访问进行严格的权限控制。同时，利用联邦学习等技术，在不泄露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实现模型的训练和应用，保护客户隐私。
在模型可解释性与监管合规方面，金融行业受到严格的监管，模型的决策过程需要具备可解释性，以满足监管要求。DeepSeek大模型作为复杂的人工智能模型，其决策过程往往较为复杂，难以直观理解。为提高模型可解释性，研究人员和金融机构需要开发相应的解释技术，例如通过可视化工具展示模型的决策逻辑，解释模型为何做出特定的决策。在监管合规方面，金融机构需要积极与监管部门汇报请示，准确理解和落实监管要求，确保模型的应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要建立健全模型风险管理体系，对模型的性能、风险等进行持续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问题。
在人才培养与技术融合方面，应用DeepSeek大模型需要既懂金融业务又具备人工智能技术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目前，金融行业此类复合型人才相对短缺，限制了大模型技术的深入应用。金融机构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通过内部培训、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等方式，培养一批具备金融与人工智能双重背景的专业人才。同时，促进金融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的深度融合，打破部门壁垒，加强沟通协作，确保大模型技术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金融业务需求。在技术融合方面，还需要将DeepSeek大模型与金融机构现有的业务系统和技术架构进行有效整合，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最大限度发挥大模型技术与数据要素以及已有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优势。
未来趋势展望
DeepSeek大模型在金融行业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成果，为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然而，在应用过程中也面临着数据安全、模型可解释性、人才短缺等挑战。通过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提高模型可解释性、培养复合型人才等措施，金融行业能够更好地克服这些挑战，充分发挥DeepSeek大模型的优势。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不断深化，DeepSeek大模型将在金融行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推动金融行业向更加智能化、高效化、创新化的方向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进一步深化应用并拓展场景。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经验的积累，DeepSeek大模型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场景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在银行领域，可能会进一步应用于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等复杂业务场景，借助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数据的分析和整合，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服务，优化跨境支付流程，提高支付效率和安全性。在证券领域，大模型有望在量化投资策略优化、市场情绪分析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对海量市场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的实时分析，挖掘更多投资机会，提升量化投资的收益水平。在保险领域，除了现有的应用场景，大模型可能会在保险欺诈检测、长期护理保险风险评估等方面取得突破，基于对多源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更准确地识别保险欺诈行为，合理评估长期护理保险的风险，为保险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与业务模式变革重塑。DeepSeek大模型将推动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催生新的业务模式和金融产品。例如，在财富管理领域，基于大模型的智能投顾服务可能会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根据客户的人生阶段、财务目标、风险偏好等因素，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财富管理方案。在保险行业，可能会出现基于实时风险监测的动态保险产品，基于被保险人的实时风险状况调整保险费率，实现保险产品的精准定价。同时，大模型技术还将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创新，加快推动数据共享和模型共建，打造更高效、更智能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
进一步加强行业合作并完善生态体系。为了更好地应用DeepSeek大模型，金融行业各机构之间将加强合作与交流。大型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其在数据资源、技术研发和应用经验方面的优势，与中小金融机构分享技术成果和应用案例，帮助中小金融机构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同时，金融机构还将与人工智能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培训，推动大模型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创新应用。此外，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也将在促进金融行业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构建良好的金融科技生态环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研究室 毕超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拟从当年起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2024年先发行1万亿元。2024年4月23日，财政部宣布支持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增加国债买卖，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储备。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未来的宏观政策将更具扩张性的重要信号。2024年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宣布了“6+4+2”的地方政府化债新方案。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
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国显著增加不同期限的国债发行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提供资金支持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存在负向产出缺口，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尽如人意。在此背景下，仅靠扩张性货币政策发力是不够的，必须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来主动创造需求，这就是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在家庭消费需求与企业投资需求较为疲弱的背景下，应该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总需求，进而带动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增速回升。财政政策应当突破3%的赤字率“门槛”，通过发行国债等手段适度扩大名义赤字率，发行国债能够将私人储蓄聚集并转化为有效需求，进而支持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公共债务大幅上升，随着全球实际利率长期趋势性下行，高债务国家仍然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务率上升，其利息支出反而下降，传统的债务可持续性理论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现象在日本尤为突出，其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70%～80%一路攀升至当前的250%左右，但由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存在，日本政府的债务风险一直维持在可控范围内。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低利率政策配合大规模财政扩张，只要利息偿付压力可控，债务率突破既有上限也不会损害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在低利率时代，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阐释了利率下降与债务可持续性的关系，成为各国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Furman and Summers，2020；布兰查德，2024）。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强调政府更应该关注偿债能力，因为在低利率环境下，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融资，只要政府债务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速，债务增长的速度就会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上述理论极大地扩大了财政政策的空间。在该理论框架下，政策制定者应关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削减赤字和债务。
虽然近期政策研究机构对全球公共债务风险上升的担忧有所加剧（IMF，2024），但这种担忧更多是针对新兴经济体以及大量使用外币借债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估算，截至2023年末，中国全口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为84%，与2019年全球平均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83.7%）基本持平，低于2023年全球平均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94%）。即使考虑了隐性债务和不同口径的估算差异，我国全口径广义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为100%～110%，仍然显著低于日本的249%和美国的123%。这意味着我国政府还有充足的举债空间。
综上所述，无论是依据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还是参照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为应对当前总需求不足，我国必须采取更加扩张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规模的赤字率。此外，受经济增速放缓和房地产结构性调整的影响，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20.2%，地方政府收支平衡压力较大。因此，为确保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顺利实施，需要中央政府加大举债力度，增加国债发行就成为题中之义。
笔者预计，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有望提升至4.0%，这相当于5万亿元左右的赤字规模。此外，中央政府可能额外发行3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传统基建、人力资本相关新基建（教育、医疗、养老）以及民生领域。上述财政扩张规模加上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望支持我国2025年的GDP增速继续保持在5%左右，名义GDP增速也有望企稳反弹。
有助于更好地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如前所述，我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但我国政府债务的结构需要优化，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成本高、期限短，中央政府债务成本低、期限长。笔者估计，如果算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我国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占比高达80%左右，而中央政府债务占比仅20%左右。而美国政府债务中，国债占比为80%左右，市政债占比仅为20%左右。更进一步，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中，成本相对较低、期限相对较长的省级政府债务占比很低，而成本相对更高、期限相对更短的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债务占比很高。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债务的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张明，2023）。
由于中央政府的发债成本最低，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发债成本次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发债成本最高，因此债务结构不合理导致我国政府债务成本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同时还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面临收益率与期限双重错配，表现为债务负担更重的地方政府需要支付更高的发债利率，并且只能发行期限更短的债券。
因此，为了更好地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量方面，应当增加国债与省级政府一般债，降低三、四线城市的新增举债；存量方面，可以考虑进行更大规模的存量债务置换。对财政实力较强的省份而言，增发省级债券置换三、四线城市债务即可；而对财政实力较差的省份而言，未来可能需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置换地方政府债务。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置换过程中，强化财政纪律、降低道德风险至关重要。笔者建议，对于抗疫期间支出增加而产生的地方政府债务，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债进行债务置换。今后，对于全国性、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则应当直接通过发行国债和省级政府一般债进行融资。
笔者认为，2024年11月8日提出的“6+4+2”化债方案有助于缓解未来3至5年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压力，解决地方政府、民企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三角债问题，支持地方政府获取更充足的资金用于稳增长和保民生，但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地方债压力依然存在。为全面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仍需要通过中央政府适当加杠杆等方式承担部分化债成本。此外，针对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库存大规模积压风险，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来募集资金，出资支持地方政府设立专项基金，用较低价格从开发商手中收购过剩商品房，再将其转变为保障性住房来满足新市民居住需求。
综上，通过增量和存量两方面发力，适度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进而建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有助于标本兼治地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有助于向中国金融体系提供更大规模的抵押品和安全资产
2024年初至今，中国宏观金融数据出现分化。一方面，制造业投资增速、出口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实体经济指标均有回升；另一方面，金融相关指标仍然表现低迷。截至2024年12月，狭义货币（M1）同比增速已经连续9个月负增长，且M1与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之差也处于历史性峰值，意味着人们更愿意将资金留在银行作为定期存款，而不是用于投资或消费。2024年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为负，企业与居民等微观主体缺乏借贷意愿。出现上述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存在显著错配。
房地产市场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房价下跌并且成交量低迷，使得依靠房地产作为主要抵押品的银行信贷市场运行不畅。抵押品价值下跌甚至抵押功能丧失，是我国金融周期处于下行阶段的重要原因。
过去，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土地财政实现财政问题金融化。地方政府除了通过出售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外，还将土地作为要素注入城投融资平台公司，平台公司则以土地作为抵押品，从银行获得贷款并用于各类投资，城投融资平台在过去10多年的地方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换言之，过去城投融资平台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居民和企业以房地产作为抵押品的加杠杆模式，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背景下难以为继。我国经济“金融加速器”的有效运行需要被市场主体广泛认可的“新的抵押品”。
在此背景下，大规模增加国债发行能够为我国金融体系提供新的高质量抵押品。一方面，这有助于缓解中国金融周期下滑，促进尽快实现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双回升”，这不仅将夯实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且有助于降低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感受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大力增发国债将显著增加金融市场上的抵押品和安全资产供给，优化债券市场结构，促进金融体系发展质量提升。
有助于重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与完善利率传导机制
从1999年至2011年，我国持续保持经常账户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储备不断飙升，外汇占款成为最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为避免外汇占款过度增长导致“流动性过剩”，央行只得通过发行央票与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进行对冲。2015年“8·11汇改”前后，随着外汇储备停止增长甚至下降，央行逐步寻找新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公开市场操作（OMO）和各种形式的再贷款（例如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成为新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
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都是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这也是未来我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演进方向。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是发达国家央行的常见做法，并不是量化宽松或者财政赤字货币化（余永定与张一，2024）。与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方式相比，央行买卖国债的优点有两个。一是不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抵押物，这有助于缓解我国金融市场抵押品不足和债券市场安全资产供需紧张的问题；二是还可以直接对特定期限的国债收益率进行精准调控。因此，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促使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的操作常态化，并成为调节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手段，有助于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与国际主流接轨。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问题是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的传导机制不太顺畅，虽然目前我国的短期利率已经充分市场化，但短期利率向银行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传导还面临诸多“堵点”。从短期利率到MLF、从MLF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LPR到银行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传导环节还不够顺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能够反映市场对期限结构的确切定价，有助于短期利率变化向长期利率的传导。
目前，我国的存量国债以1至10年期为主，1年以内的短期国债和10年以上的长期国债规模在国债存量规模中的占比分别仅为2%和17%。适度增加短期和超长期国债发行比例，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有效疏通从短期利率到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机制，进而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已经通过若干渠道实现互联互通，例如沪港通、深港通、全球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等。2018年起，我国逐步将扩大金融市场向境外机构投资者开放作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2024年，债券通首次允许使用人民币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作为抵押品，开放境外机构参与债券回购。然而，现阶段我国债券市场上高信用等级债券（例如国债、国开债以及部分银行发行的金融债）供给不足，境外投资者缺少存量规模大、流动性强、收益率具备吸引力的人民币计价安全资产，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金融市场开放进程。因此，加大国债发行规模能够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大规模、更高流动性的金融产品。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境内人民币金融市场还是在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高质量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供给均不足，并成为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扩大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计价国债发行规模，既有助于政府融资，也有助于繁荣金融市场，还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谓一举三得。
全球安全资产的短缺问题由来已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强监管要求和人口老龄化等长期结构因素推升了全球安全资产的需求，导致无风险利率快速下降并接近零下限（ZLB），进而让经济体陷入衰退的“安全性陷阱”（Caballero and Farhi，2018）。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政府联合盟国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这事实上构成了美国国债对俄罗斯主权投资者的定向违约，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最安全资产的声誉。作为回应，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加大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新的安全资产的力度。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发展潜力较大，政府主权信用较高，我国国债作为高等级债券具备成为全球重要安全资产的潜力。我国政府应该抓住这一机会，持续加大国债发行力度，特别是在离岸市场上增发国债，增加全球安全资产供给，积极推动我国国债成为受到全球投资者认可的安全资产，这也能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晓曦
绿色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解读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此前，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人民银行已联合其他政府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等政策。《实施方案》延续了前期多个绿色金融政策的关键工作，也不乏“稳妥有序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发展”等新提法，结合一系列推动绿色金融的政策文件要求，及当前我国绿色金融的总体进展，未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更需立足长期视角，通过分类施策的精细化管理与健全风险应对机制等，更好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
一、坚决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是战略要求
从战略层面推进绿色金融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主线之一。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中明确提出从战略层面推进绿色金融的主旨要求，在金融五篇大文章明确定调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后，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人民银行等陆续出台相关文件部署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相关工作。《实施方案》中再次明确提出“坚决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充分认识推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等表述，进一步强调了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是银保等金融机构需要部署的重点战略。
深入推进绿色金融的关键是要加强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推进资产组合和自身运营低碳转型、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深化绿色金融体制建设。《实施方案》中就推动绿色金融的重点工作任务进行部署。一是要加强重点领域金融支持，着力锚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源体系低碳转型、生态环境改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碳市场建设四个方面加强资金支持。二是要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通过优化供给、丰富产品、拓宽渠道，增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能力。三是要推进范围一、二、三的低碳转型，通过自身转型与降低资产组合碳排放，实现绿色发展。四是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继续在金融全流程中落实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等的管理。五是深化绿色金融机制建设，把内部管理、数据基础建设、信息披露、激励约束、人才储备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稳妥有序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发展是基本原则
全篇多次提出“稳妥”推进相关重点工作，金融机构需适应绿色金融发展新阶段。值得关注的是，《实施方案》中除在推进绿色金融数字化建设中提出“加快”以外，多次提出“稳妥”，包括在基本原则中提出“稳妥有序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发展”；在加强重点领域金融支持中提出“稳妥有序开展碳金融相关业务”；在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中提出“稳妥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等抵质押融资业务，探索绿色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在增强风险防控能力中提出“稳妥应对转型风险”；在深化绿色金融机制建设中提出“稳妥开展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同时还涉及“银行保险机构要有序拓展绿色消费业务”“有序开展碳核算工作”“渐进有序降低资产组合的碳强度”等相关表述。“先立后破”的基本原则定调长期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总基调。
要以长期主义深耕绿色金融。《实施方案》中多次提出“稳妥有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自2016年我国系统性全面推进绿色金融相关工作以来，绿色金融政策、标准、市场、服务等一系列工作加速推进。以绿色贷款为例，根据人民银行统计口径，截至2024年四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4.5个百分点,全年增加6.52万亿元，绿色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比例达14%，而截至2020年末，绿色贷款余额仅有1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仅7%，数据的增长足以说明绿色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但发展至今，绿色金融部分领域也出现“内卷式低利率竞争”的情形，环境效益数据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也待提升。在此情况下，从“求变求新求规模”的发展模式转向“稳妥有序高质量”的深耕模式，必要且迫切，同时《实施方案》中关于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目标的表述为“合理设置绿色金融业务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与“稳妥有序”相呼应。
三、分类施策提升服务质效是关键
基于绿色产业及其细分领域的分类施策仍有广阔空间。《实施方案》指出，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政策性银行着力向重要领域、重点区域和重大项目提供中长期资金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则是“主力军”作用，要优化资源区域协调分配、支持绿色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股份制银行要以差异化的市场定位深耕绿色产业细分领域；地方法人银行以合理经营半径为限精准服务当地绿色产业；外资银行需立足自身特色优势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结合市场表现来看，绿色金融市场结构不均衡的问题始终存在，新能源等领域资金过热，但节能环保、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资金缺口仍十分显著，后续不同银行如何立足自身定位寻求差异化金融服务仍有较大突破口。事实上“绿色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仅从《实施方案》来看，既有存量改造升级的资金需求空间—如传统高载能行业的设备更新；也有产业结构性升级的需求空间—如“公转水”“公转铁”的低碳交通体系建设；也包括新兴前沿领域的需求空间—如氢能、核电、海洋能等。深化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细分领域的金融服务，仍需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协同发力。
基于客户碳表现和ESG风险的分类管理体制仍需持续优化。《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已就金融活动全流程融入环境、社会、治理风险的管理与应对等作出全面部署，《实施方案》再次对相关工作予以强化。一是“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基于碳表现的投融资评价、分类和动态管理”，其目的是优化资产结构、渐进有序降低资产组合的碳强度。二是针对客户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开展分类管理和动态评估，以便通过差别化的风险管理措施精准施策。当前，不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探索将ESG或碳表现纳入金融授信流程，但受限于精准数据与广泛信息的有限性，分类施策体系建设仍处于初期。但无论是本次《实施方案》还是前期相关的绿色金融重点政策，都明确了不同部门间的数据协同、信息协同的方向，在实践中也有不少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或绿色金融发展较快的地区开展了相关探索，在此趋势下银行等金融机构持续夯实分类施策的基础性工作，在发展中完善分类施策的管理体系，将有助于在未来更快速地利用“绿色信息”优化、拓展绿色产品与服务。
四、有效防控绿色金融风险需常态化
ESG风险、气候风险、市场风险是发展绿色金融要处理好的主要风险。风险管理始终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底线，近年来关于绿色金融的相关政策中，绿色金融风险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已有专章提出“强化气候变化相关审慎管理和风险防范”，推动金融机构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风险控制体系及公司治理框架。本次《实施方案》也就“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作出专门部署。除上文提出要基于客户ESG风险进行分类施策外，《实施方案》还提出了“应对气候风险”和“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的相关要求。
认识气候风险、分步分行业探索解决方案是应对气候风险的短期要求。2019年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影响报告》已指出了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路径与机理，但由于气候风险的复杂性，目前金融机构对气候风险的认识仍较为有限。基于此背景，《实施方案》在引导金融机构应对气候风险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动金融机构认识风险、加强基础能力的建设。从具体做法来看，一是要方法引领、认识风险。即探索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管理方法、技术和工具，基于研究与数据的积累认识气候风险对资产的影响。二是要关注高碳行业转型风险，稳妥应对环保政策和法规变化、环境技术革新和消费者行为改变等因素对高碳行业发展造成的影响。三是加强物理风险的研究，评估物理风险暴露水平。
防止无序压价竞争和资金空转套利，维护市场良好秩序是近期政策中关于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的新要求。与以往政策相比，《实施方案》特别提出要“维护良好市场秩序”“防止无序压降竞争和资金空转套利”的风险管理要求，这也是当前绿色金融发展需要解决的挑战之一。要更好应对无序的市场竞争，更需要金融机构细化、优化行业投融资政策，前瞻性预判行业结构性转型的风险与机遇，改变传统规模投资的路径依赖，通过新的绿色项目识别机制、精细化的绿色金融定价机制等提供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服务，真正实现绿色金融从形式创新向实质扩面的转变，切实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
绿色金融不是一蹴而就的创新工程，是顺应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金融改革。在过往十年的发展与摸索中，我国绿色金融已形成了宏观框架，也由此助力经济绿色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当前，随着绿色金融理念的广泛传播与基础性工作的初步完成，绿色金融也进入发展的新阶段，要从“创新”“亮点”“首单”的开拓性工作，逐步转向夯实基础、纵深推进、扩面提质的深耕阶段，在中国绿色经济有广阔空间的确定性下，绿色金融仍蕴含着更多值得深耕细作的可能性。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任玉洁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一重大课题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金融软实力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这一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探索和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同时也为全球金融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已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取得显著成果。其主要成就涵盖金融机构体系的持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多维度发展、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的科学合理构建、金融文化理念的广泛传播、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金融基础设施的“硬实力”与价值观的“软实力”相互促进和共同提升。这些成就凸显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旺盛生命力。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丰富内涵，其核心在于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倡导清廉金融文化，服务实体经济，秉持诚信守法，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稳健与创新并重，强调依法合规经营。这些核心价值观念是金融行业的行动指南，也是每位金融从业者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基和灵魂，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内在文化属性，具有中国式金融强国的独特精神气质。因此，积极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并使这一文化在促进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及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落地生根，显得尤为重要。
积极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理念体系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是行动的承诺，是对未来的规划和展望。因此，无论是个人发展还是企业经营，确立并坚持正确的理念，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积极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转化为指导金融活动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其核心目标在于促进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其基本路径是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营造以“诚实守信、稳健审慎、以义取利、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金融生态；其核心理念主要包括：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坚持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宗旨，确保金融资源能够有效地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从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金融的发展成果能够广泛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法律的强制力和道德的引导力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构建既有序又充满活力的金融环境；坚持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思维，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恪守诚信、承担责任、勇于创新，其中诚信是金融体系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础，责任是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创新是金融行业发展的关键。
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制度体系
金融制度在确保金融事业稳健运行和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保障。在构建金融文化的过程中，金融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显得尤为关键，包括制定科学合理的金融法规，确保金融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为金融市场提供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运行环境。金融制度应着重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建立健全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金融制度需要与时俱进，积极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确保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并重，推动金融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此外，应不断完善廉洁从业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明确界定各层级、各部门的职责权限。一个健全而完善的金融文化制度体系，应当包含多个关键组成部分。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是基础，要通过制定精准的政策并有效执行来引导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对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至关重要，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要有良好的协调和互动；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是金融市场运作的主体，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之间要明确分工和紧密合作；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保障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手段，要对金融机构和市场活动进行有效监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多样化的专业服务体系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提供包括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财务规划等全方位的服务；自主可控的基础设施体系是金融交易顺畅进行的物质基础，包括支付结算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等。
积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行为体系
金融领域应特别重视金融高管、金融重要岗位和一般金融从业者行为习惯的培养和职业素养的提升。通过一系列教育培训活动及宣传手段，引导金融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确保其自觉践行金融职业道德，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一是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金融行业作为经济体系的核心，其运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从业者必须坚守诚信原则，确保所有交易和操作都在道德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二是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金融活动绝不能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略道德和伦理。金融业从业者应恪守道德规范，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确保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三是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金融活动应恪守稳健审慎的原则，确保业务可持续与长期发展。合理评估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是每一位金融从业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四是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要在坚守金融行业核心本质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并鼓励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要防止金融活动过度虚拟化，确保金融活动始终不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五是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金融活动必须坚守依法合规的核心原则，恪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所有操作均在法律许可的框架内进行，从而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并持续发展，为投资者营造一个安全、公正的投资环境。
积极完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软硬件设施体系建设
一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完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确保金融交易顺畅进行。二是完善金融产品与服务。包括完善股票、债券、基金、保险、支付结算等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市场主体的融资和投资需求，从而促进资金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发展。三是完善金融科技建设。充分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与安全，促进整个金融行业的转型与升级。四是完善金融政策与监管措施。充分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监管政策与措施，致力于维护金融稳定，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五是完善金融教育。广泛开展金融文化教育普及活动，提升公众的金融素养，引导协助其树立正确的金融观念，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金融知识。六是加强金融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国金融文化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底蕴。管仲的货币论、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对现代金融仍有影响，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和传承。
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保持坚定信念与初衷，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与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会伴有金融风险的累积。金融机构在创新金融产品时，必须深入分析市场趋势与客户需求，构建并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强调稳健审慎，这是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传统金融机构造成冲击。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在理论研究、实践探索、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金融文化体系。
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金融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西安培华学院金融文化研究院院长 赵晓舟
| 产业追踪 随着人们健康与环保意识的提升，绿色食品逐渐成为市场焦点，它不仅符合大众对营养安全的要求，也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目前绿色食品在供应链协调、认证及监管体系完善和成本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制约了其市场竞争力及广泛推广。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强化供应链协同、完善认证监督体系、引入科技创新等措施，以期为我国绿色食品产业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绿色食品及其优势 绿色食品凭借其纯净、无害以及无污染的特点，成为人们追求健康饮食的理想之选。与常规农作物生产不同，绿色食品在种植过程中主要采用生物种植、作物轮作和自然肥料施用等手段，对农药和肥料的使用实施严苛管理，极大地减少了化学残留，保留了丰富的自然营养元素。这种种植生产模式注重生态和谐，有效降低了对土壤、大气及水资源的污染负担，显著减轻了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相契合。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的安全性与营养价值给予了更多关切，促使绿色食品逐步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这类食品的营养价值较高，而且蕴含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及天然抗氧化成分，对于增强体质、防治慢性疾病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倡导绿色食品的生产与消费，有助于优化人们的饮食构成，也有利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绿色食品产业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供应链各环节不协调 在绿色食品产业链中，从生产加工、物流直至销售的各个环节之间，往往存在协作不足的问题。比如，生产环节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往往会导致某些绿色食品的供应量波动较大，相对于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特点，容易引发供需失衡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季节性农产品短期供给过剩或不足，可能会造成价格波动和市场不稳定。 信息流通不畅也是影响供应链运作的重要因素。如果各环节之间未能实现迅速而精确的信息交流，生产商、加工商、物流公司以及零售商便难以对市场需求数量和供货量作出精确的判断，可能会引发库存积压或货物短缺的问题，不仅会增加经营成本，还可能使消费者对商品失去信心，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绿色认证和监管不足 绿色食品的认证标准并不统一，不同地区和机构的认证标准差异较大，导致消费者对绿色食品认知混乱。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一些企业甚至采用伪造成有机标签等手段欺骗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绿色食品行业的监管力度不足，有关机构的监督和执法活动不够充分有效，虚假宣传、虚标绿色食品标签以及不合格产品的流通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有些商家为降低成本或提高利润，往往采用劣质原材料或违规生产工艺，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消费者也往往无法准确识别真正的绿色食品，这既会削弱市场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也会阻碍绿色食品产业的良性发展。 （三）成本高、利润低 绿色食品的生产成本普遍较高，主要归因于其在生产环节必须严格遵循环保及食品卫生的诸多标准，涉及对化学肥料与农药用量的严格控制，并倾向于运用生物肥料及天然防治方法。这些措施需要更多的人力和技术投入，直接导致其生产成本显著增加。另外，由于绿色食品的生产过程往往需要更长的周期，并且受气候、土壤等多种自然因素制约，会进一步提高其生产成本。而消费者对价格较为敏感，面对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绿色食品的价格提升空间受限，导致企业在制定价格策略时面临较大的挑战。高成本和低利润的双重压力，已成为制约绿色食品普及和扩大市场份额的主要瓶颈。企业盈利空间受限，会对其长期投资及研发热忱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在资金运用与资源配置方面，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遭遇严峻的考验。 三、优化绿色食品产业链的策略 （一）强化供应链的协同管理 为了提高绿色食品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必须强化各个环节之间的协同合作和信息交流，保障各个流程无缝对接，共同促进供应链的改善升级。 第一，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实现从生产加工、物流到销售整个流程的数据共享，精确匹配供求双方的需求，加快供应链响应速度，显著减少库存积压，有效遏制资源过剩与浪费现象。例如，京东利用先进的智能供应链技术，融合海量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算法，帮助农产品供应商预测市场需求变化，精确调节供应量，避免库存积压过多，降低仓储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有效减少因产品逾期或过量供应而造成的浪费。 第二，打造坚实可靠的协作架构，提升供应链的整体稳健性。通过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持久稳定的协作关系，绿色食品企业能够实现资源互通有无、各展所长，保障供应链的适应性与坚固性。例如，沃尔玛与农场主携手合作，为他们提供更尖端的科技与教育训练，助力提升农产品的产量与品质，确保绿色食品供应的持续性与品质的同一性。 第三，打造商品追踪机制，提高物流链透明度和顾客信赖度。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得绿色食品从生产到加工再到分销的每一个环节均能实现跟踪追溯，顾客只需扫描商品标签，便能迅速了解商品相关资讯，包括原材料出处、制造流程、物流路径等，有助于保障商品的安全性与绿色环保性。这样不仅能增强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信任，也能为企业赢得更多忠实顾客，进一步提高绿色食品的市场吸引力。 （二）完善绿色食品认证与市场监管体系 制定统一的绿色食品认证标准和完善的市场监管机制，是确保食品质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核心举措。 第一，构筑缜密的审核体系，对绿色食品生产的全流程实施标准化监控，包括对生产、加工、包装和销售环节实施全面监管，可以从源头上保证绿色食品的真实性和安全性。例如，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明确规定了对农药、化肥用量的严格限制，坚决杜绝在生长周期内运用化学合成的农药与化肥，转而投入自然肥料并采用生物防治手段，力求保证食品的纯净性、安全性及营养性。执行这样的认证规范，不仅能为消费者健康筑起一道防线，也能促进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加强市场监管也是极为必要的。相关部门需要周期性执行审查与监管工作，以保证市面上的绿色食品均能达到既定标准，防止不实广告及不合格产品的出现与传播。比如，针对市场上出现的假冒绿色食品标志、利用不实信息诱导消费者等现象，监管部门加大了对不实广告及假冒产品的惩处力度，对违法经营者采取了严格的罚金处罚并追究法律责任，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第三，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为绿色食品质量追溯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实现了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全过程的可追溯，消费者只需扫描产品上的二维码，即可轻松查看其来源、生产工艺、运输过程等信息。这种透明度提升了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信任度，也提升了绿色食品的市场竞争力，并激励众多企业积极投身于绿色食品的制造及认证。得益于这些策略的综合实施，绿色食品的品质得到了坚实的保障，消费者的信心日益提升，也促进了该产业稳健、有序地发展壮大。 （三）引入科技创新与成本控制 科技创新在提升绿色食品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保障绿色食品的品质与安全性，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及长远发展的驱动力。 第一，通过普及智能农业设备，如自动化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能够大幅减少对水资源、肥料和农药的浪费。以色列Netafim公司推出的精确灌溉方案就是一个成功案例，通过实时监测土壤湿度，自动调整灌溉量，确保水分利用效率最大化，避免了水资源浪费，并大大减少了水费支出。由此可见，采用智能化技术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农场在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投入，显著增强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在需求预测和库存管理方面的应用，可以极大地提升供应链效率，减少库存积压，优化物流运输。通过对顾客需求和市场动态的细致洞察，企业可以预先判断市场对产品的需求量，从而调控生产力，有效防止库存过剩，减少储存和物流成本，优化企业的整体运营效能。 第三，区块链技术能帮助企业实现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跟踪与监控，保障绿色食品从生产、制造到配送的各个环节都能被清晰追溯，并且能够方便消费者了解产品的出处和制作流程等详尽信息，有助于提升他们对绿色食品的信赖，增强其购买动机。 第四，政府的绿色信贷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采用新技术、推动环保型生产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缓解了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财务负担，促进了绿色食品行业的持续繁荣。 综上所述，优化绿色食品产业链对于满足健康和环保需求至关重要。通过加强供应链协作、健全绿色认证与监管机制以及采用创新科技和成本控制措施，可以显著提高产业链的效率、透明度及可持续性，增强绿色食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公众的健康水平。在政策和技术的双重支持下，绿色食品产业链将持续完善，为促进健康饮食和环境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杨娟（1987-），女，汉族，安徽淮北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食品营养与检验检测。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化工产业学院 杨娟 摘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中医药产业价值的必然选择，是推动中医药产业智慧化、惠民化发展的根本立足点。通过梳理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按照产业经济学分析范式，从中医药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动能、发展效率、发展环境四个维度构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从价值提升、融合发展、人本发展、惠民发展四方面提出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关键词：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路径探析 基金项目：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招标课题）“推动贵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GZLCZB-2024-17）。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对中医药产业发展系统的均衡性、共享性、融合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本质内涵是什么？如何评价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如何实现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成为当前中医药产业发展必须解答的疑问。为此，本文通过梳理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级体系，进而对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进行探析，并提出相应的参考建议。 一、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应该是满足社会全面协调的可持续性、科学性发展[1]，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2]。高质量发展旨在实现城际、产业、城乡之间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3]；同时，高质量发展具有民生指向性特征，旨在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重视人民的满意度和合意度[4]。然而，将高质量发展限制于中医药产业领域的研究并不多，就其实质内涵来看，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应致力于产业发展方式、结构和内在机理的协调耦合[5]，应从重视中医药产业发展规模扩大向发展质量提升、从中医药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向产业融合发展转变[6]，要紧扣中医药产业的质量变革、围绕中医药产业的动力转换、把握中医药产业的效率提升、突破中医药产业的融合发展、立足中医药产业的成果共享，围绕以生产要素投入使用的充分性、有效性为基本前提，以生产方式的创新性、持续性为重要判断，以产业发展的协调性、稳定性为外在表现，以发展成果的开放性、共享性为价值追求的四大目标导向，重构贵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认知。 二、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一）构建原则 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必须坚持以下原则：（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要求在构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过程中，要积极借鉴其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高质量发展测评方法和指标选取，全面科学客观完善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同上，要以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2）可操作原则。在构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过程中，对各级指标的选取要具有可行性，要切合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即具有针对性。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收集必须做到翔实可靠。（3）整体性原则。对于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应该将其纳入特定的环境中，坚持整体性原则，重视该产业发展与特殊的空间、生态、人文地理、社会生活、其他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4）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构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过程中，要体现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与中医药资源禀赋、地区人力资本开发相结合，与中医药产业发展地区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 （二）评价指标体系 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发展状态，它表明中医药产业应通过融合发展、协调共进、效率提升、动力转换等途径，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整体过程[7]。回顾学术界现有研究，中医药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更多集中于中医药服务[8]、人才培养[9]等方面，而针对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并不多，因此，对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从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基本功能和重要意义入手，充分结合“十四五”以来国家颁布的关于中医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指导，比如《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等[10]；充分参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监测指标表》提出的评价体系；充分借鉴部分学者和部分地区提出的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测评体系[11]；基于中医药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动能、发展效率、发展环境四个维度，分别包括产业组织基础、产业价值基础、产业融合基础，人才动能、资本动能、创新动能，资源配置效率、设备利用效率、医疗服务效率，信息化基础建设、产业政策支撑、财政投入等多个方面共计35个指标，构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测评指标体系（见表1）。 
三、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一）路径之一：中医药产业价值提升之路 首先，要构建中医药产业自主创新体系，提高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持续创新能力，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重视技术开发和创新，要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中医药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为支撑的产学研模式，提升中医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其次，要打造区域中医药产业集群，提高中医药产业市场竞争力。通过对分散式中医药企业进行联合重组，形成能与跨国集团相互竞争的大型中医药集团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升中医药产业的国际分工价值。最后，要提升中医药产业要素协同性，促进中医药产业优化升级。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产业集聚优势，拓宽中医药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联系渠道，形成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组成的中医药产业网络链条，提升中医药产业价值。 （二）路径之二：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整合中医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共享资源，逐步扩大中医药产业的影响领域，进而形成中医药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之路。一方面，以中医药理论体系为基础，构筑中医药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中医药理论讲求“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哲学思想，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变”的疗养理念，这一系列理论体系，都能在一定程度转化为吸引游客追求高质量、健康生活、康养结合的旅游新模式，必将推进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以中医药产品为核心，搭建中医药产业与大数据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大数据产业作为未来产业布局的基础，必然为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大数据提供的数据化和网络化管理，也能有效提升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同时，大数据产业发展还能不断缩小区域之间信息壁垒，为中医药产业发展开拓广阔空间。 （三）路径之三：中医药产业人本发展之路 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加强中医药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应该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人才管理观念。需要疏通和拓宽人才流动渠道，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搭建人才流动信息平台，充分发挥各级管理部门对于人才资源配置的辅助性作用。另一方面，因地制宜优化区域本土人才培养机制。要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实现人才与当地中医药产业发展实际的无缝衔接。二是要优化中医药产业发展人才结构。当前，中医药产业正由传统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过渡。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更依赖于数据分析、信息传输等一系列技术含量较高的个性化服务，因此，应致力于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动能。 （四）路径之四：中医药产业惠民发展之路 打造中医药产业惠民发展之路，是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为此，一方面，要强化区域信息化技术支撑能力，各中医药卫生机构应建立并完善“互联网+中医药产业/产品/服务”新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构建区域中医药信息化智慧化平台，有效整合区域中医药发展要素和产业资源，积极发展智慧中医药服务系统，努力打造一体化中医药智慧服务平台，促进中医药产业产品智慧化和惠民化；另一方面，要鼓励优质中医药人才资源下沉基层，推进中医药医护师多点执业，积极引导搭建以大型中医药卫生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和社区卫生医疗机构为节点的中医药卫生网格集团，统一部署医院管理、医药资源、医疗服务、信息互通、要素共享的智慧化平台，实现中医药机构联合智能化双向诊断、多元互通、互认共享、实时追踪等一系列中医药智慧化服务，进一步实现优质中医药资源上下贯通、左右互联、前后衔接的高效率、高质量服务。 参考文献： [1]宋明顺，张霞，易荣华.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研究及应用[J].经济学家，2015（05）：35-43. [2]许永兵.河北省经济发展质量评价——基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01）：58-65. [3]邓子纲，贺培育.论习近平高质量发展观的三个维度[J].湖湘论坛，2019（01）：13-23. [4]赵剑波，史丹，邓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11）：15-31. [5]余泳泽，段胜岚，林彬彬.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实困境与政策导向[J].宏观质量研究，2021，9（04）：78-98. [6]蒋维晏，章德林.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分析及路径选择[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35（06）：109-112. [7]章林，顾博丁，任宏丽，等.融合发展：中医药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必然贡献的路径和趋势[J].中医药管理杂志，2023，31（08）：1-5. [8]贾莹.构建社区中医药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5. [9]温淑兰，戚淼杰，张建.我国中医药人才评价体系研究现状分析[J].中国医疗管理科学，2022，12（04）：64-69. [10]章林，任宏丽，刘红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评价体系与基本路径探析[J].新中医，2024，56（15）：181-188. [11]张明静，张明玖.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20（05）：12-15. 作者简介：张鹏飞，男，贵州凤冈人，讲师；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发展。 贵州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 张鹏飞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不断推进的情形之下，各个产业都在积极地探寻转型之路，以此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其中稀土产业也不例外。稀土作为一种关键资源，在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诸多领域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建设为稀土产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运用信息化手段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化生产管理以及提升创新能力，已然成为稀土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借助这种转型，稀土产业可更为良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 构建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 促进协同创新 构建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把稀土产业从开采、冶炼分离直至深加工、应用等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加以整合并实现共享，以此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产业链上各企业以及各环节之间的协同合作，激发创新活力，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首先，要明确平台的功能架构，包含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展示等模块。在开采环节，安装智能传感器设备，实时采集矿石品位、开采量等数据并上传到平台。冶炼分离企业接入平台后，可获取准确的原料数据，并依据这些数据来调整生产工艺参数。对于深加工企业而言，可以根据平台上的市场需求数据，规划产品研发方向。构建线上交流社区，产业链上的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可在社区内分享技术经验、发布科研成果、探讨合作机会。例如，某稀土永磁材料生产企业察觉到市场对高性能永磁材料的需求在增长，借助平台与上游冶炼企业进行沟通，共同研发新的原料配方，与高校科研团队合作攻克技术难题，提升产品性能，实现产业链协同创新。此外，平台还可设置数据安全保障机制，保证企业数据不被泄露。 应用大数据分析 优化稀土资源管理与利用 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针对稀土资源的储量、分布、开采进度以及市场需求等多方面数据展开分析，为资源的合理规划、高效开采以及优化利用给予科学依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保证资源的可持续供应。构建稀土资源数据库，收集地质勘探数据、历年开采记录、资源储备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数据挖掘算法，剖析稀土资源的分布规律与潜在储量区域，为新的勘探工作提供指引。结合市场上稀土产品的销售数据以及下游产业的发展趋势数据，预测未来稀土资源的需求状况，合理安排开采计划。例如，当分析得出新能源汽车产业对稀土永磁材料的需求快速增长时，适度增加相关稀土元素的开采量，并引导企业进行针对性生产。同时，对于开采过程中的尾矿、废渣等数据进行收集分析，探寻其中稀土元素的回收利用方法，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推进智能制造 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 于稀土产业的生产环节引入智能制造技术，达成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以及智能化控制，以此提升生产效率，减少人为因素所带来的干扰，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对生产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安装自动化控制系统以及监测设备。于稀土冶炼分离生产线上，凭借自动化控制系统精准控制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以此保证生产过程稳定运行。借助机器视觉技术对产品实施实时检测，及时发现产品表面缺陷、杂质含量等问题并给予自动分拣。构建生产过程监控平台，企业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生产进度、设备运行状态等信息，一旦出现异常状况便可迅速做出响应。比如，当设备出现故障预警之时，系统会自动通知维修人员，并且提供故障诊断报告，帮维修人员快速定位问题并加以解决。引入工业机器人参与生产操作，如在稀土深加工环节，机器人开展精确的装配、焊接等工作，提升生产精度以及效率。 强化信息安全保障 支持产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稀土产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信息安全变得日益重要。要强化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保护企业核心数据、技术及商业秘密，防范网络攻击与数据泄露风险，为产业可持续发展营造安全可靠的环境。要建立完备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清晰界定企业内部各部门、各人员在信息安全方面的职责与权限。要对企业网络系统实施安全加固，运用防火墙、入侵监测系统等网络安全设备，以防外部网络攻击。对关键数据开展加密处理，存储于安全服务器，并定期实施数据备份。开展员工信息安全培训，提升员工信息安全意识，防止因员工操作失误致使信息泄露。例如，规定员工在使用企业内部网络和系统时，务必使用强密码且定期更换，禁止员工随意将企业内部数据拷贝至外部存储设备。与专业信息安全服务机构合作，定期对企业信息系统开展安全评估与漏洞扫描，及时察觉并修复潜在安全隐患。制定信息安全应急预案，在发生信息安全事件时可迅速采取处理措施，将损失降至最低，保障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稀土产业数字化转型将持续深入，会有更多先进技术融入产业发展，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与国际竞争力，促使稀土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朝着中高端迈进，达成绿色、高效、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基本项目】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内蒙古稀土产业数字化转型与风险管理研究”（课题编号：2024ZZA231） 内蒙古科技大学理学院 李明昕；中共包头市委员会党校 智慧 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电力是算力发展的关键保障，算力与电力正在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新态势。2024年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工信部联合印发《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提出推进算力与绿色电力融合，加强大型风光基地和算力枢纽节点协同联动，把绿色电力转换成绿色算力。在发展数字经济和碳中和目标任务的双重驱动下，绿色电力和算力的协同融合发展水平亟待提升。 算力电力协同发展的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算力逐渐由互联网行业向交通、工业、金融、政务等行业渗透，各行业对算力资源的需求持续高涨。人工智能行业沿着模型规模定律（Scaling Law）向前演进，新模型不断涌现，模型训练参数量、数据量大幅提升，算力需求指数级增长。 DeepSeek的出现并没有完全打破定律，而是加速了全球算力产业由Pre-training Scaling向Post-training Scaling和Test-time Scaling的过渡过程，后训练和推理端的算力需求将接棒预训练。 算力基础设施是规模化算力的关键底座和物理载体。我国各地智能计算中心加快布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上半年，全国已经建设和正在建设的智算中心超过250个，全国规划具有超万张GPU集群的智算中心已有10余个。 庞大的算力规模，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在此形势下，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成为必然趋势。 2023年12月，《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提出，创新算力电力协同机制，面向国家枢纽节点内部及国家枢纽节点之间开展算力电力协同试点。2024年7月，《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底，算力电力双向协同机制初步形成。2024年7月，《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实施一批算力与电力协同项目，开展算力、电力基础设施协同规划布局，提升算力与电力协同运行水平。 当前算力电力协同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算力高耗能特性VS低用能效率 “十四五”以来，视频直播生态爆发，图片、视频存储等通用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已推动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超15%。人工智能的应用扩展加速推动了数据中心电力需求井喷式增长，GPU服务器的能耗功率通常是CPU服务器的4—5倍，智能算力较基础算力能耗明显增加。随着DeepSeek-R1的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将从传统的生成式模型向深度推理模型过渡，推理的使用场景、复杂度和频次会大幅增加，带动推理算力需求增加。当前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约为1.6%。在枢纽节点城市，占比更为显著，以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例，因“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建设和承接北京算力需求溢出，其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从2019年的6.8%增长至2024年的23.6%。 电能利用效率（PUE）是数据中心最重要的能耗指标，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到2025年底，全国数据中心平均PUE降至1.5以下，新建及改扩建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PUE降至1.25以内，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PUE不得高于1.2。目前，我国数据中心总体上还处于小而散的粗放建设阶段，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占比不高。据统计，2023年，我国数据中心平均PUE为1.48，其中，东北、华北等北部地区充分利用自然风冷等自然资源优势，平均PUE分别为1.40、1.39，远低于华南（1.53）、华中（1.54）等南部地区的平均PUE。 （二）算力高碳排放特性VS低绿电使用率 高能耗用能特性下，算力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碳排放量的增长压力。从算力全生命周期来看，算力的碳足迹主要包括3个方面：能源间接碳排放（电网购电），覆盖全生命周期资产投入和运营管理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及运行过程中拥有和控制的排放源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备用柴油发电、制冷剂溢散等）。当前我国发电量结构仍以煤为主，决定了向电网采购电力所带来的间接碳排放量较高，考虑全生命周期，算力的碳足迹会进一步上升。国家已经将数据中心与钢铁、电解铝、水泥等八大传统高耗能行业一同纳入重点推进节能降碳的领域。到2025年底，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绿电占比要超过80%。 当前我国仍处于绿电交易市场建设初期，不同省份的绿电交易规则和标准存在差异，跨省区绿电交易不顺畅，东部地区数据中心绿电供给不足。我国电力市场、碳市场建设相对独立，协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数据中心消费绿电的节能减排效益没有获得认可。绿电溢价仍然偏高，部分数据中心建成时间早、规模小，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采购绿电的成本相对较高。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调研468家数据中心2023年绿电消费情况，数据中心绿色用能合计37.88亿千瓦时，占其总用电量的11%。 （三）算力高密度布局VS电力设备低利用率 “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分布在10个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占全国的比重约为71.5%，90%的新建数据中心是大型及以上规模，呈现规模大型化、区域集聚化、负荷密度大的特点，往往采用数个变电站集群供电。随着“东数西算”工程建设，预计东部数据中心用电量比重逐步下降，中西部数据中心增速将快于东部。西部数据中心与新能源选址整体耦合，但局部方案、具体设计落地时并非完全匹配。数据中心接入需要电网提前预留线路走廊、变电站间隔资源。随着智能算力的扩张、数据中心的密集并网和规模化聚合接入电压等级有抬升趋势，属地电网的增容压力、规划难度进一步增加。 在报装容量不断增大、接入电压等级不断提升的同时，数据中心面临上架率相对较低、供电设备利用率偏低、达产周期较长的问题，电力负荷达到预计的周期一般在3—5年。从调研情况看，2024年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所在的冀北地区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为59%，与国家文件要求的65%仍有一定差距，供电设备平均利用率为18.5%，70%的数据中心投产2年后仍未达到预定产能的一半。作为更底层的变电、线缆等电力设备，在为后续算力发展留有一定供电能力裕度后，负载率较算力设备更低，部分省份甚至不足30%。 （四）算力高供电可靠性VS新能源发电波动性 数据中心的高性能设备及业务需求对电源稳定性要求极高，特别是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高于传统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在训练阶段对算力的集中需求可能导致电网局部出现突发性高负荷，人工智能训练的工作负载可达100%，而且模型的单次训练时间随着迭代呈指数级增长，后续模型的迭代将进一步提升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虽然DeepSeek带动全球AI大模型降本提效，但杰文斯悖论指出，提高资源（如煤炭、石油）的使用效率反而可能增加其总消耗量。大模型的未来算力需求可能仍会呈现爆发式上涨。智算中心的价值体量随着GPU算力与价格的不断提升而增长，潜在电源波动带来的损失将更高。 在“东数西算”背景下，数据中心向西部转移，既可以消纳新能源，又可以实现自身降碳。但数据中心的高性能设备及业务需求对电源稳定性要求极高，与风光发电波动性大、利用小时数低的特性存在结构性矛盾。河北、甘肃、宁夏等“东数西算”国家数据中心集群所在省份新能源装机占比已超过50%，新能源大发与用电负荷季节性错配、时段性错配越来越明显，夏季“极热无风”、晚峰“日落无光”，导致新能源出力严重受阻，影响发电能力。 算力电力协同发展的思路和初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综合算力指数（2024年）》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排名全国第一，廊坊市、张家口市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张家口新能源资源丰富，是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也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凭借区位优势和气候、资源条件，算力产业起步较早，在算力电力协同发展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先行先试。青海、贵州贵安、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也在创新探索绿色算力电力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 （一）算力电力规划协同，以可靠电力保障规模算力 加强政府、企业、电网等多方沟通协作，科学研判算力发展规模、类型，明确建设进度、达产周期、能效标准，滚动完善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能源电力发展规划，适度超前做好新能源场址预留和电网规划建设。加强数据中心负荷的时间、空间分布特性及用电结构变化规律分析，提高电力需求预测准确性，提前对接用电需求，开展电网现状诊断和运行数据分析。结合算力产业发展走向、增长潜力和区域特性，动态优化配电网规划，确保满足算力用电需求。 张家口深化政府、电网企业和项目主体的沟通协作，结合大数据园区建设与招商进展，统筹考虑腾讯、阿里等企业正式用电需求规模和时序，科学规划近远期供电方案。“十四五”至今，张家口为大数据供电的220千伏变电站以每年平均落地1座的超快速度发展，有力保障张家口数据产业集群安全可靠用电。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按照“规划先行，适度超前，远近结合，分步实施”原则，政企协同开展算力电力协同规划，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绿色算力中心集群。贵州制订贵安集群可再生能源保障方案、电力网与算力网协同联动工作方案，为服务各数据中心启动建设的24条10千伏线路工程已成功投运22条，算力保障指数居全国前列。 （二）算力电力规划协同，以可靠电力保障规模算力 数据中心区别于仅具备时间调节潜力的空调等传统柔性负荷，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可以不依赖电网而实现电力负荷瞬时转移的新型负荷，同时具备时间、空间调节潜力，可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进行数据中心电力负荷的时空转移，实现“算力—电力”协同调度，能够为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的运行优化创造更大的调峰空间。 2022年，阿里巴巴公司联合华北电力大学，开展了数据中心优化调度参与华北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试点，将阿里巴巴江苏南通数据中心约100千瓦的算力负载转移至其张家口数据中心，是全球首次电力系统灵活运行驱动的算—电协同调度试验。2024年，青海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建成国内首个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实时监测全省1.5万台通算和智算服务器、3033PFLOPS算力资源，引导算力负荷曲线响应清洁能源曲线，实现绿色算力资源高效利用和合理分配。 （三）算力电力建设协同，以高效电力支撑经济算力 因地制宜开展可再生能源与算力资源融合开发，依据地区资源禀赋发掘分布式能源、自然冷源等供能新模式，提升数据中心绿电占比。在保障数据中心可靠供电基础上，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术，聚合园区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柴油发电机等数据中心负荷侧资源，引入智能自动化能耗管理系统，构建数据中心综合能源体，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能源利用效益和经济效益。 张家口腾讯怀来东园云数据中心，建成国内首个采用“风光储+负荷”智能管理模式的数据中心微电网项目，通过智能微电网能源管理平台，实时监测园区整体的用电负荷和所有供电设备情况，优化运行策略，实现绿电使用量和项目收益最大化。张家口怀来合盈大数据产业园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研发电力负荷预测和分时电价管理、多场站风光发电互动管理、算电协同运营管理等功能，实现自然冷却机房PUE小于1.25，液冷机房PUE小于1.18，算力中心对电力资源的调峰能力显著提升，可调负荷占比超过30%。 （四）算力电力市场协同，以绿色电力驱动绿色算力 推动更多新能源电力进入市场，积极引导数据中心参与绿电、绿证交易，探索发用双方签订多年期绿色电力购买协议（PPA），为数据中心等绿电需求量大的用户提前锁定绿电供应。充分融合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数字化技术开展绿电溯源，实现绿色电力来源、传输、分配和消费全过程的透明追踪，确保绿色算力电力来源的清洁性。推进“碳—电”市场协同，推进绿证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衔接协调。 冀北地区已实现绿电交易“年度+月度+月内”常态化运营，建成国内首个大规模绿电市场连续运营体系。2024年，冀北电网绿电交易量超280.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85%，交易规模居全国省级电网首位。2024年12月，张家口某数据中心企业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签订了3年（2025—2027年）2.1亿千瓦时的绿电采购协议，这是冀北电力交易中心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绿电交易平台上组织出清的国家电网公司系统首笔省内多年期绿电采购协议。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岳昊 | 区域经济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要深度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山东地理区位条件独特、经济体系相对完整，经济体量居全国第三、北方第一，人口过亿居全国第二、北方第一，具备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良好基础。近些年来，山东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全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今后要以更高的站位，积极主动担负更多区域协调发展责任，通过多维战略布局推动区域战略联动，加快建设成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 充分发挥“丁字路口”作用 山东在我国区域合作中扮演着沟通东西、联通南北的“丁字路口”角色，这一地位使其在国家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东西横向上，山东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下持续深化与沿黄省区的合作，与西部省区在对口支援、结对帮扶等促进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南北纵向上，山东地处京津冀、长三角之间，经济、社会等方面联系密切，与东北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华东沿海其他省区也颇有渊源。 作为经济大省，山东不仅要肩负强省建设的重任，更要肩负以“龙头”带动沿黄省区共同实现现代化的使命。勇挑重担就要积极融入京津冀、积极对接长三角。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过去主要重视东西协调着力缩小东西差距，对于东部之间协调合作着力较少。今年山东省出台《山东省深入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对接京津冀和长三角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且和京津冀、长三角等省市建立了合作关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些对接合作还存在不足。一是合作的领域、层次、深度都有限；二是合作更多的是由山东主动提出，或多或少得到了合作方的认同；三是国家层面缺少促进东部合作的总体战略。因此，笔者建议“十五五”期间研究出台促进东部合作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明确协调合作的重点领域和促进合作的制度安排，赋予山东、上海这样处于丁字口战略位置的省市以重任和相应的支持政策，并进一步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成为“十字路口”。 全方位深化区域合作 在现有区域合作基础上，山东应进一步明确合作重点，通过深化区域之间的交流，形成动能强劲的新增长极。 西向方面，要继续充分发挥山东带动黄河流域发展的龙头作用，强化鲁豫陕合作，以鲁豫陕合作带动全流域的发展。2024年山东与河南联合发布了《鲁豫毗邻地区合作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在豫鲁毗邻地区深化生态保护、防洪减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探索“流域+省际”区域合作新模式。山东要在此基础上，重点打造和建设鲁豫陕科创走廊。山东、陕西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鲁豫陕三省产业存在较大合作空间，且区位上便于接受来自北京的科研辐射。河南和山东已经提出共建鲁豫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并向科技部报送了相关规划。陕西可以积极参与，推动三省共建科创走廊，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同时，积极向国家争取政策支持，将鲁豫陕科创走廊建设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争取更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 北向方面，要扎实对接京津冀行动方案的战略设想，特别是瞄准京津冀的科研、文化、金融优势发力。专项梳理山东产业发展需求与京津冀科研供给之间的潜在联系，进一步优化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建设京津冀科研成果转化专区，推动京津冀科研成果优先落户。加大与京津冀文化优势机构的合作力度，深化在文化建设、旅游开发领域的合作，加快将山东文化资源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资源。北京金融资源丰富，不仅金融机构的总部均聚集北京，而且有北交所、银行间市场等金融市场，山东要加大对接力度，同时探索在绿色金融、科创金融、养老金融以及金融科技领域进行合作创新，共同打造现代化金融示范。 南向方面，山东要更加积极地融入长三角。加快共建高能级科创平台步伐，落地建设一批研发中试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在先进钢铁材料、智能交通工程联合等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现有园区与长三角共建合作园区，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重点包括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打造数字经济高地及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探索联合发布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合长三角高校及科研机构（如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攻关核心技术，推动山东半岛与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合作，扩大科技资源共享范围，实施高层次人才挂职交流政策，促进科技创新深度合作。 东向方面，随着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日韩深化合作的可能性大幅度提高，山东要抓住机遇，加快推动建立与日韩更加全面和稳固的经济合作。深化海洋经济合作，加强港口互联互通、海洋科研与生态保护，共建海洋经济示范区。引入日韩农业精细化管理技术，开展育种、种植等技术合作，提升山东农业现代化水平。发展医养健康产业，引进智能化老年产品，推动日韩养老服务业态与山东资源结合。成立中日韩银发旅游联盟，开发长期停留项目，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优化人才政策，试点日韩技术技能人员就业居留便利化，推动“候鸟型”人才引进。 以毗邻区域一体化为突破口。区域一体化是全域一体化的起点，要积极推动山东与周边区域毗邻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尤其是以交通的高水平互联互通为切入点推动省区之间的合作。菏泽、聊城、德州、枣庄等要全面消除与毗邻省区断头路现象，通过公路、铁路、航路等形成密切的交通网络格局。同时，强化在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市场建设等领域的协同共商，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以毗邻区域的一体化带动省区之间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共同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大力推进数智化转型 当前，我国传统产业智能化渗透率较低，全国规上企业数字化覆盖率不足70%，小微企业的数智化水平更低。中国北方是传统制造业的聚集区，黄河流域多数城市的主导产业集中于装备制造、传统能源化工等领域，相互之间缺乏差异化定位，导致区域间竞争加剧。如山东化工产业长期居全国领先地位，但周边省份也普遍布局重化工。产业同质化导致竞争加剧、低效竞争，严重制约了产业效率的提升，制约了产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的形成。 新质生产力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山东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中，要以传统产业的数智化为核心，在为北方区域产业升级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也通过数智化促进形成协同发展、合作竞争的良好格局。近年来，山东通过龙头企业引领，在纺织、机械、化工、家电等领域打造智能化标杆，深度实施传统产业数智化升级工程，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势转化为数智化优势。国家级智能制造工厂数量居全国首位，包括8家“灯塔工厂”和35家国家级智能工厂，拥有海尔卡奥斯、浪潮云洲等46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居全国第一。在这个过程中，依托链主企业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实现上下游数据贯通，全产业链协作效率显著提升，产业集群实现智能化升级。 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智化升级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协同，形成产业错位、良性竞争格局。山东依托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如海尔卡奥斯、浪潮云洲）和省级平台，构建了覆盖黄河流域的数字化服务网络。2024年山东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超1000万台设备，服务全国300万家企业，为沿黄省区提供设备管理、供应链协同等数字化解决方案。通过“链长制”、“工赋山东”、“产业大脑”等行动，汇聚产业链数据，推动海尔、浪潮等龙头企业与沿黄省份共建数字产业链。用好黄河工业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实现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等多元算力的统一协同调度。 今后，北方各个省区要积极协调，共同出台推动产业数智化深度合作的制度安排，山东要着重强化与周边区域在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化领域的合作，推广可复制的“产业大脑+晨星工厂”等数智化模式，加快数据标准化步伐，使数智化成为产业协同的基础。建立“产业链图谱智能匹配系统”，利用AI分析各省资源禀赋，自动生成协作项目清单，避免重复投资。建设全国东西部产业协作大数据中心，集成政策、人才、资金等要素，实现项目智能匹配与风险预警。 完善生态协同保护制度体系 中国北方区域是生态约束相对较强的区域，淡水资源严重不足、生态脆弱区域较为广泛。当前已经有了生态补偿和碳汇交易的实践，但还没有构建起覆盖全区域的生态协同保护制度体系，没有形成常态化的生态交易市场。山东要在生态协同保护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继续深化省域内区域之间协同保护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牵头促进建设北方生态交易市场。推广和落地应用山东在碳汇核算、交易定价等方面的技术和制度安排，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奋力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的领先省份。 一是健全完善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21年山东省与河南省签订《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成为黄河流域首个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山东还在省内建立县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深化了河流上下游的协同治理。借鉴山东的做法，省域之间、生态区域之间都可以建立相应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这样与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纵向补偿相结合，从而形成纵横结合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 二是建立生态权利交易市场。推进生态资产确权登记，完善定价机制和分配规则，制定统一的GEP核算规范。实施碳普惠计划，加快建立水权交易、草场森林碳汇、湿地碳汇等跨区域交易等市场化机制，形成北方区域生态交易市场，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市场化常态实现。2024年黄河流域首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在宁夏银川签约，随后陕西延安、甘肃庆阳等地也相继完成交易，东营市三角洲养殖繁育有限公司完成首笔海洋生态修复碳汇交易，这些交易通过监测核算碳汇量并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有效促进了当地生态建设。 三是进一步优化八七分水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供给的再平衡。水资源是北方区域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1987年国务院颁布了《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八七”分水方案），规定了黄河流域各地区的用水量分配。该方案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细化为年度分配及干流水量调度方案，为缓解黄河断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的上升、南水北调工程建成投运以及地下水等因素的影响，“八七”分水方案已不能适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黄河流域省区以及用水地区要积极协调、科学测算，尽早形成新的分水方案，强化管控、推进水权交易，加快形成高效节水用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社社长 魏建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 202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强调“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的重要要求，为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找准方向、发挥优势、实现突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一、以思想为灯塔，指引发展航程 旗帜决定方向，思想凝聚力量。迈上新时代新征程，党中央高度重视天津现代化建设，为天津发展擘画蓝图、引领方向。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和重要关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天津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要通过打破行政壁垒，携手京冀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区优化开发的新路径。 目标明确方向，共识增强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在新的关键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要继续深化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的协同，更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和区域功能优化，推动区域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突破。 信念引领征途，毅力铸就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实践，其成功经验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更为扎实的典型案例，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二、以行动为驱力，打开崭新局面 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推动全局性突破取得显著成效。天津相继出台《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商事制度改革实现三地资质资格互认事项增至209项，自贸试验区政务服务“同事同标”工作成功入选商务部第五批最佳实践案例。依托政策叠加效应构建央地协同网络，成功吸引中国资源循环集团落户。 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成果显著，科技驱动与产业融合迈上新台阶。在科技协同创新方面，联合京冀单位共建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我国首个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正式投入运行。在成果转化方面，联合发布“京津冀科技成果供给及需求清单”和57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中试熟化基地清单，上线“京津冀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协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在产业协作方面，持续强化“六链五群”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等获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唱响京津“双城记”协同奋进曲，同城化效应加速释放。在科创体系同轨共联方面，天开高教科创园与北京创新资源互动持续加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与天津共建的技术创新平台已达11家。在重点园区项目同建共营方面，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共建共营共享机制不断完善，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等重点承接平台提质增效。在京津通勤同频共振方面，实施24项京津出行便利措施，京津城际全天运能提升19%，进一步优化两地交通衔接。 重点领域协同水平持续提升，区域合作效能稳步增强。在交通建设方面，京滨城际南段、津潍高铁等项目加快建设，京津城际新增武清至亦庄站，区域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在生态保护领域，2024年，天津市PM2.5年均浓度为38.14微克/立方米，区域联动治理成效突出。在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京津冀社保“一卡通”发布一批应用场景，60项医疗检验结果实现跨省市互认。 高层次开放合作持续深化，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加速构建。在陆海双向通道建设方面，天津港雄安服务中心入驻综保区；天津港驻京服务体系为小米汽车等北京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定制化服务。在海空两港建设方面，天津港与滨海国际机场持续发力。2024年，天津港新增美东、南美东等多条直航航线，吞吐量突破2329万标准箱。滨海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超2000万人次。在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率先在全国形成“双首个”数据跨境流动政策体系。 三、以战略为牵引，开拓未来之路 以科技创新牵引产业创新，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天津应着力强化创新策源，培育核心动能。聚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做优海河实验室，做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分中心，推动科技领军企业联合国家实验室等组建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完善科创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扩大技术经纪人队伍，促进技术、资金等要素有机衔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以应用场景为切入点，深化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利用龙头企业、高校院所等资源，丰富一批特色应用场景，吸引优质企业和资源集聚。 以要素集聚牵引空间集聚，优化区域空间形态。天津应推动区域空间布局由“东重西轻”向“西拓东开”转变。构建以天津为中心的现代化都市圈。在“津城”“滨城”双城格局基础上，提升“通武廊”“静沧廊”能级；规划京东黄金走廊与唐山、承德的对接方案，拓展天津区域“骨架”。与北京推进京津科创走廊建设。打造“核心城市+交通干线+人才流动+功能疏解+制度创新”发展新格局。聚焦津雄生态拓展带建设。重点发展生态型、节能环保型、医疗康养型产业，探索跨区域城市治理。 以京津同城化牵引区域一体化，推进综合改革先行先试。天津应推动同城化综合改革先行先试。谋划成立京津同城化领导小组，探索规划共编、项目共管、利益共享机制，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推动同城化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2.0版，以“站产城”模式为导向，提升全域承载能力；推动现代产业成链成群，共建招商联盟；探索实行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推动医联体建设和康养产业发展。 以港口优势牵引经济优势，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天津港应以宜居宜业宜游的港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为目标，探索特色发展路径。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完善物流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区域集装箱与大宗散货运输布局，推动内陆无水港共建共享，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与铁水联运，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加快适港产业提质升级，推动“运输港”向“贸易港”转型。引育航运等要素，设立政务服务专窗，形成港产城联动发展新态势。构建全球性开放合作平台，拓展国内外市场。强化跨省域腹地拓展功能，完善陆海联运网络，打造内陆优选出海口。同时，推动跨境海铁联运模式，夯实“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服务圈。 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教授 张贵；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孙晨晨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向、根本要求与实现路径高度适配，能为构筑大国竞争新优势提供持久动力。要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在指导实践过程中的基本要求，总结经验规律，强化新技术研发与创新、打造现代特色产业集群、激发生产力诸要素活力，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经济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强化新技术研发与创新，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实现“质态跃迁”的关键因素，科技创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实现中部地区生产力质量能级的跨越式提升，必须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实现科技资源新质化整合，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一是坚持原始创新。原始创新是通过逻辑推理与实践检验发现新事物、归纳新规律、开发新技术的革命性、颠覆性创新，是从“0到1”的飞跃。中部地区要构建科技原创力矩阵，整合高校、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等科研主体力量，促进域内科技资源流动，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基础前沿问题与“卡脖子”技术进行原创性、引领性攻关，实现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技术研发取得突破。二是坚持集成创新。集成创新是指将技术、设备、体系进行系统性、整合式、融通式创新，构建“新生态”，具备“1+1>2”的功效。中部地区要以实现知识突破为基点，依托中部科学城的建设，组织技术关联度较高的跨领域、跨学科、跨产业集成，创造单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兼备的“科技生命体”，凝聚科技资源，推动成果转化，辐射带动中部地区科创能力水平的提升。三是坚持开放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既要自立自强，还要主动开放。依托中部地区交通优势、产业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加强与东部地区科技创新合作，吸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科技资本投入和科研人才入驻，进一步扩大科技领域开放，通过内外双向开放水平的提高，厚积中部地区科创资源。 打造现代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部崛起格局发生历史性、整体性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未来产业“播种育苗”，正是得益于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新质生产力推动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更新迭代，引致产业结构与产业形态梯次演进，构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一是打造现代特色产业集群。中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地理位置禀赋，利用交通优势，塑造中部地区枢纽经济地位，推动中部地区融入国际产业链分工，打造现代特色产业集群。要依据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促进数字技术嵌入制造产业领域，实现生产控制与运营优化，形成能自处理、自反馈、自适应的智能生产和运行系统，提升生产效率。二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部地区在现代农业、新能源、现代装备制造等产业具备比较优势，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保障完善产业治理体制机制。要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利用的质量和效率。推动新一轮科技变革赋能先进制造产业发展，通过生产力诸要素的高效协同，打造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重要场域。三是积极培育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成熟度较低，但又极具前沿性、交叉性与颠覆性。中部地区要科学研判统筹规划，在未来网络、类脑智能、基因科学、量子计算等重点领域建成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和未来技术应用场景，为高素质劳动者利用新技术劳动资料作用于新型劳动对象提供新的产业载体，推动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培育面向未来、迈向更高层次。 激发生产力诸要素活力，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与重构。新质生产力将深刻改变中部地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及生产生活消费方式。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激发人才、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活力，驱动产业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一是要建立完善人才创新培养体系。中部地区要健全基础教育、专业教育、跨学科教育相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青年人才在知识整合与科研创新中拓展认知维度，善于从基础理论中探寻前沿方向，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要营造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协作氛围，搭建主体多元、信息共享、智慧叠加的协作平台。根据人才分类以及学科属性，精细化设计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推动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自主构建人才创新评价方案，科学设计评价内容，对承担战略性、前沿性、基础性重点研发任务的科技人才要予以奖励倾向。二是要以科技创新加快孕育先进生产力质态。围绕中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求，探索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领域前沿创新成果，加大数智生产线、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设备等新型劳动工具的研发、生产与应用，通过让智能、高效、安全、环保的劳动资料为具备高素质的劳动者所使用，全面提高中部地区生产力水平。三是要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中部地区要建立健全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价值评价体系，从法律层面明确数据要素的产权归属问题，为数据要素的评估和交易提供科学依据；要加强数据开放共享，打破数据要素壁垒，强化数据信息安全，通过定价机制和交易规则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繁荣，发挥数据流通价值；制定统一开放的数字产业标准体系，建立数字产业集群，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确保数字产业健康发展。 西安科技大学 郑诗洁 建设“五个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是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功能定位。作为“五个中心”建设核心承载区的浦东新区，所承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全力做强“五个中心”的引擎功能。 一要构筑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创新生态，全力做强科技创新引擎功能。 全球性的创新竞争更多是创新生态的竞争。这个创新生态，不仅表现在资源投入、载体建设等硬环境方面，还表现在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链条等软环境方面。浦东新区做强科技创新引擎功能，应以创新生态建设为抓手，对标国际最先进的创新规则与文化，接轨全球最活跃的创新中心，构建更为强劲的创新引领格局。 比如，创新生态存在衔接断层。在基础研究创新策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策源、产业化创新策源三个环节，大企业主导性不够强，产学研合作有效性偏低，存在衔接主体话语权缺失或权威性不够的情况；偏爱大中型企业、偏爱体制内创新机构以及大中型科技企业，对小型科技企业不够友好，没有普遍形成活跃的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 又如，全球创新协同度有待提升。新形势下，一些全球关注的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以及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需要我们积极参与进去、发挥作用。浦东新区在参与全球顶级科研项目方面大体处于跟随者角色，尚未形成主导性影响力，在“走出去”方面也缺少布局和政策配套。 下一步，要着力补上创新生态衔接断层短板，在资源配置、政策支持等方面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创新策源、更加强化民营科技大企业在创新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更加爱护和培育小型科技企业。这是创新生态的底层，更是创新的活力源泉。可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保护创新权益，打造小型科技企业成长的热带雨林和肥沃土壤。 要加快补上全球创新协同短板，积极参与、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并进一步合理松绑，包括资金使用、数据开放、人才引进、成果共享等，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科研合作新机制。同时，强化科技创新的国际枢纽作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研机构、创新团队开展科技项目合作，构建国际创新协同网络。 二要构筑链接国内国际的要素交易枢纽，全力做强资源配置引擎功能。 枢纽强，则功能强。这个枢纽不仅要有一批总部、功能平台、专业服务集聚，还要有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和国内国际合作网络作为重要支撑。通过枢纽型交易平台的交易、定价、交割，对资源配置形成权威的价格信号和交易量信号，引导并决定资源配置。 浦东新区是全球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地区之一。依托股票、债券、期货、保险、信托、外汇等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的优势，不断完善着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制度创新与市场开放双向发力。除了发达的资本市场，还有技术、人才、数据、产权、大宗原材料以及贸易资源、航运资源、科技资源等交易市场。同时，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聚力打造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 但对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高地”的战略定位，仍有一定的差距。比如，金融开放度仍然不够，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不充分，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不足，离岸金融体系建设滞后；要素市场的国际接轨不够，数据交易所基本局限在国内交易，技术、人才市场的枢纽性不够突出，航运、贸易资源交易平台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够。 抓住国际化和枢纽化两个点，是浦东新区做强全球资源配置引擎功能的关键。 国际化，就是要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全面拓展，重点实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比如，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为诚信合规企业的跨境资金收付提供便利服务，稳步推进人民币资金跨境双向流动；深化与东盟、中东欧、拉美、非洲等区域重要要素市场的联通，形成区域经济风险对冲机制。 枢纽化，就是要努力联通国内国际。比如，对标、联通纽约、硅谷、伦敦、东京、新加坡等要素市场，实现平台联通、制度联通、信息联通和人才联通；加快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各地要素市场的高标准联通，引领区域一体化市场建设，实现平台联通、标准统一、规则一致、数据共享。 三要构筑开放共享的跨区域协同体系，全力做强区域合作引擎功能。 浦东新区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除了让各地可以充分共享高水平的创新平台、金融平台、贸易平台、航运平台和科技创新成果溢出之外，还需着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协同，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使命担当。 举个例子，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是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部署。松江区和普陀区抓住契机、展现作为，增强了上海在区域合作中的引擎功能。浦东新区可积极参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为松江区、普陀区赋能。同时，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重任，做实做强长三角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网络，构建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分工协作现代化体系，进而突破一批核心部件、推出一批高端产品、形成一批中国标准，全面做强区域合作引擎功能。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王振 | 企业管理 内容摘要：随着企业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管理的复杂性日益增加，信息化建设逐渐成为提升资金管理水平的核心途径，不仅可以显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还有利于加强资金风险控制。然而，实际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数据整合难、安全风险隐患多、缺少专业人才等。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建议优化数据整合、强化系统安全管理、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以便进一步完善资金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路径，为企业集团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 关键词：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数据整合 引言 随着集团化经营规模的扩展，资金在不同子公司、业务单元、地区之间的调配愈加复杂，传统的管理手段已难以满足资金实时掌控，高效运作，以及风险防控的需求，资金管理信息化正逐渐成为企业集团提升运营效率的重要抓手。然而，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也面临诸多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分析并制定相应的解决策略，不仅有助于推动资金管理信息化的深入发展，还能够为企业集团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借鉴。 一、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意义 （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能显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方面，对于企业集团来说，资金流动往往涉及多个子公司、业务单元、地区，传统的资金管理模式通常依赖于分散系统，各单位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严重，而通过信息化建设，可以建立统一的资金管理平台，将资金流动的数据实时整合到系统中，从而实现资金信息的全面掌控。这种实时性不仅缩短了信息传递的时间，还能够避免因信息滞后而导致的决策失误，为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企业集团内部分子公司和业务单元的资金需求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如果缺少信息化支持，集团内部资金调度往往难以及时满足需求，可能出现一方资金过剩，而另一方资金短缺的情况，从而影响整体运营效率[1]。 （二）加强资金风险控制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还能够有效加强资金风险控制。首先，对于企业集团而言，资金风险的来源多种多样，如果不能及时识别并加以应对，会对集团的财务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通过信息化建设，可以建立一个覆盖全集团的资金风险监控平台，对资金流动、账户余额、借贷情况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控，从而有效降低风险的发生概率。其次，传统的资金管理模式下，企业往往依赖分散的报表数据进行风险评估，难以形成全面的风险认知，而通过信息化建设，企业集团可以将分散在各业务单元的数据集中起来，并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各类资金风险进行量化评估，从而帮助企业提前制定风险应对策略。最后，在传统的资金管理模式下，资金流转往往涉及多个审批环节，流程复杂且缺少统一的标准，容易出现因人工操作失误引发的风险，而信息化系统可以通过建立标准化的资金审批流程，将资金管理中的每一个环节记录在案，并明确相关责任人，这不仅能够提高管理透明度，还能够有效防范内部管理风险，为企业资金安全提供更强的保障。 二、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问题 （一）数据整合难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数据整合难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第一，企业集团内的子公司、业务单元、区域分布广泛，但不同单位之间采用的资金管理系统可能存在技术架构的差异，导致数据接口不统一，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存在阻碍，从而影响信息化建设的整体进程。第二，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涉及多个业务环节和数据类型，包括资金预算、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财务报表等，这些数据来源复杂且分布零散，存在数据格式不一致的问题，从而增加了整合的难度[2]。第三，不同子公司或业务单元在资金管理中采用的管理方式和数据处理规则可能存在差异，部分单位的数据质量较低，存在数据冗余、缺失、错误等问题，导致资金数据在整合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清洗和修复工作，进一步增加了整合的复杂性。第四，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往往需要对历史数据进行整合和利用，但由于历史数据存储分散在不同系统中，甚至部分数据仅以纸质或离线形式存在，缺少数字化处理的基础，导致历史数据的导入和整合成为一个重要难题。 （二）安全风险隐患多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中，还存在安全风险隐患多的问题。一是企业集团在资金管理信息化过程中，涉及大量资金流动数据、账户信息、交易记录，但这些敏感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容易受到网络攻击，一旦网络安全防护不到位，资金数据极易被非法窃取或篡改。二是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涉及多种应用系统，这些系统的安全性在设计时往往存在漏洞，导致资金管理平台存在后门漏洞或弱口令设置等问题。三是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信息化平台需要进行权限分配和用户管理，但实际操作中权限设置不当问题较为常见，导致敏感资金数据被过多人员接触，而权限分散则可能因缺少统一管理造成系统漏洞。四是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依赖于第三方服务商的技术支持，但部分外部服务商在提供技术服务的过程中可能无法严格保障数据安全，导致资金数据可能因外部因素面临威胁[3]。 （三）缺少专业人才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中，缺少专业人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信息化需要融合财务管理知识与信息技术能力，但在实际工作中，既懂得资金管理业务又熟悉信息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极为短缺，从而难以推动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开展。第二，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系统设计和开发环节对技术专业性的要求较高，但许多企业缺少具备大数据分析、系统架构设计、资金风险控制技术经验的核心技术人员，导致系统的开发和实施过程中缺少创新性和针对性，难以满足企业集团复杂的资金管理需求。第三，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专业的运维团队对系统的日常运行进行维护和管理，但在实际操作中，集团内部的运维人员数量不足且能力有限，无法应对系统运行中出现的复杂技术问题。第四，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专业的项目管理团队对整体进程进行规划和协调，但在实践中，集团内部缺少具备信息化项目管理经验的专职人员，对信息化项目的特殊性缺少充分认识，导致在制订计划、协调资源、推进进程时容易出现偏差，从而影响信息化建设的质量和进度。 三、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解决对策 （一）优化数据整合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数据整合作为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资金管理能力的提升，但数据整合的难题已成为制约信息化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障碍，所以必须制定系统性优化策略，从根本上提升数据整合的能力，从而为信息化系统的成功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第一，针对企业集团内部不同单位系统技术架构差异的问题，集团应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数据接口标准，明确各子公司和业务单元在资金数据采集、传输、整合中的技术要求，保证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能够顺畅对接。第二，为了解决资金管理信息化过程中数据格式不一致的问题，企业集团在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必须对资金数据的类型、格式、字段定义等进行标准化，并明确各类数据在系统中的使用规则，以便减少数据整合中的障碍，从而提升数据的兼容性。第三，企业集团在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中，要引入数据清洗技术，对冗余、错误、缺失的数据进行自动修复，还要设立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定期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估，以便保证整合前数据的可靠性。第四，针对分散存储的历史数据，企业集团应优先开展数据数字化工作，将纸质或离线存储的数据转化为电子数据，并将其导入统一的资金管理平台，以便为后续的数据整合奠定基础。第五，针对数据整合过程中缺少统一技术标准和实施规范的问题，企业集团需要设立专门的信息化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中的数据整合工作。第六，为了解决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中跨部门协作不足的问题，企业集团需要建立跨部门的数据协作机制，为此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二）强化系统安全管理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推进，使得资金数据处理、存储、传输的复杂程度大幅增加，这也让系统安全管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因为只有从多维度强化安全管理，针对具体的安全风险隐患逐一部署防控措施，才能够保证资金管理系统的安全性，为集团的资金管理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第一，针对网络攻击防护不足的问题，企业集团需要建立全面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为此要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数据加密技术，从而保证资金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免受网络攻击威胁。第二，安全性应作为系统设计的核心指标之一，贯穿整个系统开发生命周期，所以在系统开发的各个阶段，要引入专业的安全测试技术，来及时发现潜在漏洞[4]。第三，集团应根据岗位职责和业务需求设计分级权限模型，严格限定用户对资金数据以及系统功能的访问范围，还需建立统一的权限管理平台，实现对权限分配、变更、审核的集中管理，减少因权限管理不当导致的安全隐患。第四，针对企业集团对第三方服务的依赖导致的数据安全隐患，在选择外部服务商时，要优先考虑具有较高安全能力的供应商。第五，为了应对系统升级和维护过程中安全防范不足的问题，企业集团在每次系统升级前，要进行全面的功能测试和安全测试。 （三）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不仅依赖于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功能，更离不开一支具备专业能力的人才队伍，因此打造既懂资金管理又精通信息化的专业团队，才能为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第一，针对资金管理信息化中的关键技术需求，集团可以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专业技术公司合作的方式，吸引具有大数据分析、系统架构设计、资金风险控制经验的技术专家加入团队。第二，为解决运维团队能力有限的问题，集团应制定明确的运维岗位职责，并通过定期组织技术培训的方式，不断提升运维人员的专业水平。同时，集团需要为运维团队提供完善的资源支持，以便保证资金管理信息化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5]。第三，针对项目管理人员经验欠缺的问题，集团可以通过引进项目管理专家、提供专项培训、设立内部导师制度等，提升项目管理人员在资金管理信息化项目中的管理水平。第四，资金管理信息化系统上线前，集团应制定全面的培训计划，为所有相关岗位的员工提供系统功能、操作流程、安全规范的培训课程，以便保证每一位用户能够熟练掌握系统的操作技巧。第五，集团应推动高管直接参与信息化项目的规划，以便增强其对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从而为整个项目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意义、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针对性解决对策，明确了信息化建设对资金使用效率、风险控制能力、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作用，为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的推进提供了实践思路。相信，通过不断完善信息化建设，企业集团将能够更好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挑战，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高翔.高校资金管理信息化刍议[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4，（14）：109-111. [2]党国强.论集团公司基于信息化的资金集中管理体系建设[J].中国市场，2024，（20）：98-101. [3]包彧彧.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J].活力，2024，42（11）：118-120. [4]赵婧.互联网时代下的资金管理信息化革命[J].销售与管理，2024，（09）：9-11. [5]张莹蕾.大型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以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系统建设为例[J].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2017，（17）：128-129. 作者简介：于琦清（1992.04-），男，汉族，大连人，本科，中级会计师；主要研究方向：资金管理信息化。 四川翰本财税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于琦清 一、前言 近些年，我国建筑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叠加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影响，施工企业发展压力不断增加，项目经济效益降低甚至出现亏损，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提升项目经济效益成为目前施工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施工企业项目经济效益影响因素与提升措施，旨在更好促进施工企业发展。 二、施工企业项目经济效益内涵与重要性 施工企业项目经济效益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合理配置资源、有效控制成本和加强项目管理，最终实现的经济效益。具体来说，它包括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两方面，直接经济效益为项目完成后的盈利、成本节约和投资回报等，间接经济效益则体现在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客户满意度、市场竞争力等方面。 项目经济效益对施工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升企业盈利能力。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有效配置资源，施工企业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施工效率，从而提升项目的利润空间。良好的盈利能力不仅能为施工企业创造更多财务回报，还能增强其自我融资和业务扩展能力。二是提高施工企业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好的项目通常能够带来较高的市场口碑和信誉，提升施工企业在行业中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具备较强经济效益的施工企业，能够通过优质服务和良好履约记录吸引更多客户和合作伙伴，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1]。此外，良好的项目经济效益还能够使施工企业积累更多的行业经验和技术优势，为企业参加项目招投标提供竞争优势。三是促进施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良好的项目经济效益不仅能帮助施工企业在短期内获得丰厚回报，更能通过优化管理流程、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在行业中持续进步。施工企业在保证项目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会注重环保、安全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投资，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施工企业项目经济效益影响因素 （一）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影响施工企业项目经济效益的重要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市场竞争状况和材料价格波动等。市场竞争直接决定了施工企业的项目承接能力和市场定价空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施工企业需要通过提升施工质量、缩短工期、提高服务水平等方式来提高其市场占有率。然而，过度竞争或低价中标可能会导致项目利润率下降，影响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施工企业必须依靠精细化管理和高效执行来降低成本，提升施工效益。建筑材料价格波动会直接影响项目的成本和利润。在材料价格上涨情况下，施工企业可能面临成本增加压力，进而影响项目经济效益[2]。若合同中没有约定价格浮动条款，施工企业可能无法通过合同调整来应对材料价格变化，造成利润被压缩。此外，原材料供应问题和质量问题也可能对施工进度和质量造成影响，进而影响项目经济效益。 （二）项目管理因素 项目管理因素是影响施工企业项目经济效益的核心因素，涉及项目组织架构、人员配备、施工进度控制、质量管理等方面。项目成功与否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架构和合理的人员配备。科学的组织架构能确保各部门之间的协作高效，职责明确，信息流畅。人员配备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执行力和工作效率，合理的人员配备可以减少人力浪费，提高工作效率，提升项目经济效益。施工进度控制是项目管理的重要环节，施工进度延误不仅会直接导致工期延长，还可能因未按期交工而影响企业的信誉和后续业务。通过科学的进度管理，施工企业可以在保障项目质量的同时，尽量缩短工期，降低人工和设备使用成本，提升项目经济效益。高质量工程不仅能够减少返工、修复的成本，还能提高施工企业的信誉，增强其市场竞争力。质量问题频发不仅会造成成本上升，还会影响项目的交付时间和客户满意度，进而导致项目经济效益下降。 （三）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包括施工技术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等，也是影响项目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较高的施工技术水平可以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工期、减少返工，进而减少成本。特别是在一些复杂或高精度的工程项目中，施工技术的先进性直接决定了项目的质量、工期和成本。例如，采用现代化的施工设备和先进的施工工艺，企业可以大幅提高施工效率，并减少人工成本。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施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技术挑战。在此背景下，技术创新能力成为提升项目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施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不仅可以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还能够降低施工成本，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技术创新还能够帮助施工企业开辟新的业务领域，拓展市场空间，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四）风险因素 施工项目常常面临各种内外部风险，一旦发生风险将可能对项目经济效益造成严重影响。合同风险是指由于合同条款、履行过程或外部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导致施工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法律、财务、运营等方面的潜在损失或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合同中的条款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工期、质量标准、付款条件等内容，可能导致后期出现争议，增加诉讼和赔偿风险。合同中的不明确条款可能给施工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负担，如未约定价格浮动条款、工期延误的责任划分等。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台风等不可抗力因素，也会对施工项目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影响。自然灾害可能导致项目停工、施工进度延误、设备损坏等问题，增加项目成本。 四、施工企业项目经济效益提升措施 （一）加强市场调研分析 在建筑行业中，市场需求、政策环境、行业趋势等外部因素均会对项目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加强市场调研和分析，能够帮助施工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的动态变化，捕捉到更多的商机，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项目决策。通过市场调研，施工企业可以了解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市场需求，掌握市场容量、市场竞争情况、价格变化等关键信息[3]。通过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分析，施工企业可以提前预测未来项目的需求和发展方向，做好战略布局，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项目类型。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保、绿色建筑等方面的重视，绿色建筑成为市场新热点。如果施工企业能够提前进行相关市场调研，了解并把握这一趋势，将有助于其在未来项目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政策是影响施工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施工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政府对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政策导向，可能会影响施工企业的项目选择和执行计划。通过政策研究，施工企业能够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规避政策风险，确保项目的合规性和合法性，避免因政策变动带来经济损失。施工企业还应加强对竞争对手的分析，了解行业内竞争者的优势与不足，研究其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通过对竞争对手的分析，施工企业可以找出自身的优势，优化市场定位，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二）优化项目组织架构 优化项目组织架构，有助于提升项目管理效率，减少资源浪费，提高项目经济效益。项目组织架构优化不仅包括管理层职能分配，还涉及具体岗位人员合理配置与明确分工。在施工项目中，过于复杂的管理层级会导致信息传递滞后、决策迟缓，影响项目进度和质量。施工企业应根据项目规模和特点，优化组织架构，简化管理层级，确保项目管理团队能够高效运转，快速响应项目遇到的问题。合理的岗位职责和分工是提升项目管理效率的前提。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施工企业应确保每个岗位职责明确、任务清晰，避免职能重叠不清。项目经理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合理调配人员，确保每个团队成员都能够在其职责范围内最大化发挥作用。施工项目通常涉及多个部门和团队协作，因此，施工企业应建立健全沟通机制，定期召开项目进展会议，确保信息共享与问题及时反馈。同时，施工企业应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确保项目各环节协调顺畅，避免信息不对称和沟通不畅导致的误解和项目延误。 （三）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项目管理是施工企业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的重要保障。提升项目管理水平，涉及优化项目进度管理、质量管理和成本管理等方面。进度管理是项目管理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项目完成时间和整体效益。在进度管理过程中，施工企业应采用科学的进度计划编制方法，合理安排各项工作任务，明确关键路径和控制节点。通过使用现代项目管理工具（如甘特图、项目管理软件等），施工企业可以有效追踪项目进展，及时发现进度滞后问题，并采取相应纠正措施。此外，施工企业应与业主、分包商等相关方密切协作，确保所有工作任务能够按计划推进，避免因某一方进度滞后导致项目延误。质量管理是施工项目中另一个关键要素，直接关系到项目的交付成果与企业的信誉。施工企业应根据行业标准和项目需求，制定详细的质量管理方案，确保各项施工工艺和环节都符合质量要求。在质量管理过程中，施工企业应加强对施工过程的监督和检查，确保各项质量控制措施落地实施。施工企业还应加强对项目团队的质量培训，提高员工质量意识，确保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的各个环节都能够严格执行质量控制标准。成本管理是确保项目经济效益的基础。施工企业应在项目初期进行详细地成本估算，明确项目预算范围，并制定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施工企业应定期对项目成本进行审核和分析，及时发现成本超支的原因，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通过有效的成本管理，施工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必要支出，提高项目经济效益。 （四）推动技术创新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建筑行业中，技术创新已成为施工企业提高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并提升项目质量的重要手段。推动技术创新不仅能够帮助施工企业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还能推动行业的发展。建筑信息模型（BIM）、装配式建筑、3D打印等现代施工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施工企业应积极引入新技术，提升项目施工水平，缩短施工周期，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工程质量。施工企业还应注重施工工艺创新，通过改进施工流程、采用新型施工设备等手段，提升施工效率和质量。通过技术创新，施工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提高项目整体经济效益。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施工企业实现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有效管理。通过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施工企业能够实时获取项目的各项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提升项目的管理水平和执行效率。技术创新不仅依赖设备和技术更新，更离不开技术人员的创新思维。施工企业应通过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提出改进方案，可以通过设立创新奖、项目奖励等方式，激发员工创新积极性。同时，施工企业应为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学习和成长机会，定期组织培训、技术交流会，增强技术人员的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推动企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4]。 （五）加强项目风险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是施工企业提升经济效益的重要保障。施工项目中可能面临多种风险，包括工期风险、成本风险、质量风险、法律风险等，若不及时识别和应对，将可能对项目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影响。施工企业应在项目初期进行全面风险识别和评估，分析项目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并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通过风险评估，施工企业能够明确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采取相应措施。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施工企业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具体的风险防控措施，包括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质量控制、优化供应链管理等，确保各项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对于某些不可控制的风险，施工企业可以通过投保、合同条款等方式，将部分风险转移或分担给第三方。施工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工程保险、与业主签订明确的违约责任条款等方式，减轻企业风险负担。风险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施工企业要建立动态的风险监控机制。项目经理应定期评审风险管理计划，监控各类风险的变化，及时识别新的风险，并对现有风险的应对措施进行调整。有效的风险监控包括通过数据分析、现场检查、与合作方沟通等手段，实时掌握风险的动态变化，确保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性。此外，应培养风险管理文化。施工企业应通过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增强全员的风险意识。施工企业可以定期开展风险管理培训，提升员工的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施工企业应鼓励团队成员主动报告潜在风险，形成全员参与的风险管理氛围。 五、结语 综上所述，项目经济效益直接影响施工企业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施工企业应提高对项目经济效益的重视程度，全面分析影响项目经济效益的各种因素，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提升项目经济效益。 引用 [1]肖朝龙.项目施工成本控制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关系[J].今日财富，2022（18）：49-51. [2]董克山.建筑施工企业项目全过程的成本控制与管理措施[J].质量与市场，2021（24）：106-108+111. [3]方正.建筑施工项目成本精细化管理对建筑企业产生的经济效益[J].现代商贸工业，2021，42（34）：88-90. [4]张吉.建筑施工项目成本精细化管理对建筑企业产生的经济效益[J].中国科技投资，2021（20）：158+175.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王兵 摘要：建筑企业在项目管理中，成本核算与成本控制是确保项目成功的重要环节。有效的成本核算可以为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而科学的成本控制策略则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项目风险。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建筑行业的成本核算方法及控制措施，探讨了信息化技术在成本管理中的应用，提出了加强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和实施动态监控等策略，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建筑企业，成本核算，成本控制，信息化技术，预算管理 0 引言 在建筑行业中，项目成本的控制与核算是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客户对项目质量要求的提升，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建筑企业的需求。如何在复杂的项目环境中实现精准的成本核算与有效的成本控制，成为行业内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和优化管理策略，建筑企业不仅能够提升成本管理水平，还能增强市场竞争力，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建筑企业项目成本核算的重要性与现状分析 在建筑行业中，项目成本核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建筑企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准确的成本核算不仅直接关系到项目的盈利能力，还对企业的整体财务状况、资源配置及市场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通过科学的成本核算，企业可以获得详细的成本数据，识别各个环节的成本构成，从而为项目的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准确的成本核算有助于评估不同项目的效益，为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依据。同时，良好的成本核算能够帮助企业及时发现潜在的财务风险，调整经营策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因此，提升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成为建筑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推动其在动态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 目前，建筑企业在成本核算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往往依赖于人工记录和纸质文档，导致数据不准确、信息滞后，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手动录入数据不仅增加了出错的风险，还使得信息更新滞后，无法满足实时决策的需求。此外，缺乏有效的成本控制体系使得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成本超支现象，影响整体效益，增加了企业的财务压力。虽然一些企业已开始尝试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以提高成本核算的效率和准确性，但整个行业的技术应用水平仍有待提高。当前的现状要求建筑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的成本核算方法，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模式，以应对行业的快速变化，提升管理效率和竞争力。与此同时，加强对新技术的培训和应用也显得尤为重要，以确保技术与管理的有效结合。 在此背景下，企业需要充分认识到信息化技术在成本核算和控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建筑企业能够实现实时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提高成本核算的透明度与准确性。此外，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预算管理的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这些系统不仅使企业能够迅速响应市场变化，还能够通过历史数据分析来预测未来的成本趋势，从而更有效地制定应对策略。未来，建筑企业应加强对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与控制策略，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和改进，建筑企业才能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同时，有效控制成本，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确保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 2 成本控制策略在建筑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在建筑项目管理中，成本控制策略的有效应用至关重要。这些策略不仅涉及项目的预算编制和实施，还涵盖了对成本动态的实时监控与调整。随着建筑市场的日益复杂化，单一的成本控制措施已无法满足项目管理的需求，因此，企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策略来实现精准的成本控制。项目初期的详细预算编制是成本控制的基础。在制定预算时，建筑企业需充分考虑项目的各个方面，包括人工、材料、机械、管理费用等；此外，还应留出一定的应急预备金，以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可预见费用。这一阶段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后续的成本控制效果，因此，建筑企业必须在预算编制上投入充分的时间和资源。 项目实施过程中，动态成本控制的必要性逐渐凸显。建筑项目通常具有较长的周期，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可能导致成本波动。因此，实时监控项目成本是确保项目在预算范围内顺利进行的关键。通过建立健全的成本监控系统，企业可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获取各项成本数据，进行分析和比对，识别出成本超支的风险点。与此同时，项目管理团队应定期召开成本分析会议，评估项目进展与预算执行情况，及时调整实施方案，以确保项目目标的实现。动态成本控制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还能增强管理团队的敏感性和应变能力，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信息化技术的引入为建筑项目的成本控制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运用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企业可以实现对项目成本的全面监控与分析。例如，运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建筑企业可以在项目设计阶段就对成本进行初步评估，避免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重大偏差。同时，信息化技术还能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与协作，使得项目各参与方能够及时了解项目的财务状况，增强沟通与协调。这种协同工作模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为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数据支持。因此，建筑企业在项目管理中应积极应用多种成本控制策略，以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筑企业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成本控制，才能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3 信息化技术对成本核算与控制的影响 在现代建筑行业中，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成本核算与控制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准确的管理手段。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多依赖于手工记录和纸质文档，这不仅容易导致数据错误，还在信息传递上存在滞后性，难以满足实时决策的需求。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引入，建筑企业可以实现对项目成本的实时监控与动态调整，从而提升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和透明度。通过建立集成的成本管理系统，企业能够将项目各个环节的成本数据进行整合与分析，实现对成本构成的全面掌握。这种系统化的管理方式，使得企业在面对复杂的项目环境时，能够迅速识别潜在的成本风险，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整，从而有效控制项目成本。 信息化技术不仅提高了成本核算的效率，还促进了成本控制策略的创新与实施。利用BIM技术，企业可以在项目设计阶段进行成本预测和预算编制。这种技术通过三维可视化的方式，帮助管理者更直观地理解项目的各项费用构成，便于进行准确的预算管理。同时，BIM技术还可以模拟不同施工方案对成本的影响，从而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使得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成本控制更加灵活。通过实时监控成本数据，项目管理团队可以及时发现偏差，并迅速调整项目实施方案。例如，当某项材料的价格大幅上涨时，系统能够立即提醒管理者，从而促使其及时寻找替代材料或调整施工计划，减少因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这样的动态调整能力，是传统管理模式所无法实现的。 信息化技术的普及不仅提高了建筑企业自身的成本管理水平，还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协作与创新。通过建立行业共享平台，各个企业可以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实现成本数据的互通与共享。这种合作模式使得企业能够借鉴同行的成功经验，形成良好的行业生态。同时，信息化技术还为建筑项目的各参与方提供了更为透明的管理环境，有助于提高各方的协作效率。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化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促进沟通与协调的手段。随着行业内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化，建筑企业将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市场变化，提升项目管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因此，信息化技术对成本核算与控制的影响深远，建筑企业应积极拥抱这一变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4 预算管理在建筑项目成本控制中的关键作用 在建筑项目的成本控制中，预算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预算管理不仅是成本控制的起点，也是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制定详细且合理的预算，建筑企业能够为项目的各个阶段设定明确的财务目标，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预算的编制通常需要对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包括材料、人工、设备、管理费用等，从而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资金计划。通过准确的预算，企业可以清晰地了解每个项目环节的费用需求，及时识别出潜在的财务风险，为后续的成本控制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预算的制定也为项目管理团队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帮助他们在实施过程中遵循既定的财务目标，有效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预算管理不仅有助于监督和控制项目成本，还能促进团队的协作与沟通。通过建立透明的预算体系，项目团队各成员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各自负责部分的预算情况，从而增强团队的责任感。在项目进行时，定期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偏差并进行调整。此时，管理团队需要对比实际支出与预算之间的差异，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这种动态的预算管理方式可以有效提高项目的响应能力，确保在出现意外支出时，能够迅速调整其他部分的资金配置，从而避免整体预算的失控。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预算管理的方式和方法也在不断创新。现代建筑企业逐渐采用信息化系统来管理预算，这不仅提高了预算编制的效率，还增强了预算管理的实时性和准确性。通过集成的信息管理系统，项目团队可以实时跟踪预算执行情况，生成数据报表，进行深入分析。信息化的预算管理工具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为决策提供支持。例如，当某种建筑材料的价格突然上涨时，信息系统能够即时反映这一变化，管理团队可以及时调整预算，以应对成本波动带来的挑战。这种高效、透明的预算管理方式，为建筑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有助于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所述，预算管理在建筑项目成本控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不仅为项目提供了明确的财务框架，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还促进了团队的协作和沟通，增强了项目的应变能力。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预算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使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在未来的建筑项目中，预算管理必将继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推动企业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通过不断优化预算管理策略，建筑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抓住机遇，实现持续发展。 5 提升建筑企业成本管理水平的建议与展望 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提升建筑企业的成本管理水平已成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首先，建筑企业应重视成本管理团队的专业化建设，培养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通过引入专业的成本管理人员和项目经理，企业能够提高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和管理的专业性。此外，定期进行培训和交流，提升团队成员的成本控制意识和技能，是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通过培养具有项目管理、财务分析和风险控制能力的人才，企业能够建立起一支高效的成本管理队伍，为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保障。 建筑企业应积极引入信息化技术，提升成本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采用BIM技术，企业可以在项目设计阶段进行全面的成本分析和预算编制。这种技术不仅有助于预测项目的整体费用，还能在设计变更时即时调整预算，减少信息滞后造成的损失。此外，全面的项目管理软件系统使得项目各阶段的成本数据能够实时更新和共享，有助于实现对项目成本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信息化的手段，企业可以在复杂的项目环境中提高决策的灵活性，及时应对市场变化，从而有效控制项目成本。 建筑企业应加强与供应链各环节的协作与沟通，建立全面的成本控制体系。通过与供应商和分包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可以获得更有利的采购价格和优质的服务，从而降低项目成本。同时，实施合同管理和绩效考核机制，确保各参与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都能按照既定目标和标准进行工作。通过透明的沟通机制和合理的激励措施，各方的合作意识能够得到增强，共同推动项目的成功实施。展望未来，建筑企业的成本管理将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和协同化的方向发展，只有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提升团队能力，企业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实现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提升建筑企业成本管理水平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企业在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和供应链协作等多方面下功夫。通过建立完善的成本管理体系，企业不仅能够有效控制项目成本，还能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建筑行业中，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建筑企业必将在成本管理的创新和优化中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6 结语 在建筑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提升企业的成本管理水平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引入信息化技术和优化供应链协作，建筑企业能够有效控制项目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成本管理将朝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企业只有不断适应市场变化，优化管理流程，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李乾.建筑施工企业项目成本核算问题及控制策略[J].中国建筑金属结构，2021（8）：34-35. [2]康敏.建筑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影响因素与控制策略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2（27）：46-48. [3]王修灵.基于全流程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成本控制策略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3（6）：107-109. [4]黄红萍.基于项目核算及成本控制角度提高建筑安装企业经济效益的路径研究[J].广东经济，2023（14）：65-67. [5]雷力.GZ建筑企业项目供应链成本控制策略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2024. 作者简介：饶春坪（1982—），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建筑企业会计。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饶春坪 摘要：企业战略管理在企业运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种宏观企业管理手段，企业战略管理对企业的经营效果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企业制度的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之一，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够促进企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创造企业经济效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分析企业战略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的经济效益，以企业战略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与经济效益的联系为切入点，分析战略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产生的经济效益，并讨论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策略，以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经济效益提升。 关键词：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济效益 0 引言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与经济效益三者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的战略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企业的长远战略目标与战略管理工作会指导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使人力资源管理规划、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符合企业战略发展目标，从而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能够推动员工工作效率的提高，通过人岗匹配实现优化配置，发挥员工的最大效能，助推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1 企业战略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与经济效益关联分析 1.1 企业战略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相互作用 企业战略管理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制定的长远、全局的宏观发展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所细化分解的相关任务清单等，还包括对企业人、财、物资源的配置、优化等内容。通过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企业能够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进而对人力资源管理形成指导。通过对市场、行业、自身运营情况的分析，企业能够更加了解自身对于人才的具体需求。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能够使人力资源结构尽可能满足企业战略管理需求，并建立企业与员工的良好关系，营建积极的文化氛围，进而支撑企业战略发展的长期实施。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是推动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的关键内容，通过优化绩效与激励机制，员工能够更加有效地执行企业战略管理计划，从而推动企业战略管理目标的实现。企业战略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存在双向互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实际表现能够形成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反馈，使企业战略管理向着更优化的方向发展，而企业战略管理的调整也会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形成更为具体的指导。 1.2 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首先能够实现人力成本的降低，通过优化招聘渠道选择，调整招聘策略，合理地筛选候选人，有效降低招聘错误成本，避免企业资源浪费。从员工满意度角度考虑，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可以提高员工对于企业的满意度以及忠诚度，降低员工的流动性，使企业留住人才。良好的福利体系搭建与绩效薪酬设计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减少无效工作成本。上述措施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储备充足的人才资源还可以有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团体的合作能力，增强整体组织效能，提升企业的市场响应速度与市场适应能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此外，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也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动力与积极性，提升客户对企业的满意度，塑造更好的企业形象。 2 企业战略资源中人力资源管理产生的经济效益分析 2.1 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成本控制效率提升 企业战略管理对人力资源工作形成有效指导，辅助人力资源的规划与成本控制。首先，企业在战略发展方向确定后，会结合当前实际对企业人力资源需求、人力资源结构、人力资源类型等进行有效预测，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优化提升提供根本遵循。在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环节，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通过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结果以及企业战略目标与经营计划的深入了解，能够有效地控制资源的投入力度，避免无效人力资源的过度使用，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成本的有效控制。绩效考核体系可以识别员工的工作能力与发展潜力，对于员工工作中的不足与专长之处也能够更好把握，进而将员工的工作内容或工作岗位等进行调整，使员工与岗位更加匹配，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通过绩效管理进行的工作流程优化，工作内容削减、变更，以及冗余岗位裁撤等能有效降低人力成本。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成本结构，提高企业成本控制，使其更加符合企业战略发展的需求。 2.2 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创新能力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驱动主要表现在对创新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以推动企业管理模式、技术、服务等的创新。通过招聘工作，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引进具备企业所需的技术能力和专业背景的员工，并利用其先进思想与技术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创新活力。对企业内部员工，人力资源管理将着重对其进行持续性的培训工作，使不同员工能够基于自身的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学习提升，例如开展职业发展技能培训等，通过为员工制定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路径来助推员工实现职业目标，激发员工的创新发展能力。实行岗位或工作轮换制度可以加深员工对于企业的深度了解，并让员工在不同的岗位上获取丰富的工作经验，进而促进员工的跨领域知识发展与创新。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开展定期的创新会议、头脑风暴等来鼓励员工提出创新想法，并转化为实际；或在企业内部建立一对一的导师制度，加强新老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可以进行跨部门的项目合作，促进知识共享与创新思维交流。 2.3 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竞争力提升 企业本质上是一个知识集合体和整合机构，知识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也是企业形成和培育竞争力最重要的关键性资源[1]。知识优势对企业竞争力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形成和培育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前提[2]。人才既是知识的拥有者，也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构成。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能够通过有效的激励体系来留住企业认为有价值的核心人才。合理的人才梯队建设也是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手段，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通过合理构建人才梯队，能够确保企业发展运行的各个环节有合理的人才结构，有尖端人才带领，有储备人才提供后继支持。通过人力资源管理驱动的员工培育能使员工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进而使员工更加符合企业战略发展需求，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也是提高企业整体运营效率的关键，使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员工福利、奖金等激励体系则能够促进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提升，也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敬业度。此外，当企业遇到转型、组织变革等情况时，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能够提高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度，降低企业变革阻力，企业的顺利转型也有利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2.4 人力资源管理与客户满意度提高 客户满意度是企业服务形象与品牌塑造的关键，影响客户满意度的要素之一是员工，员工所具备的专业素养、专业技能水平以及其对待客户表现出来的态度与行为都会影响客户的整体满意度。人力资源部门可以通过系统的员工培训来提高员工的职业素养，确保员工能够用更高的服务标准对客户进行服务，例如培训员工的专业知识，进行客户服务情景模拟，开展企业文化教育等。企业在战略管理中强调客户的重要性，明确客户导向的员工服务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会更倾向于对客户关系的管理，例如招聘和培养更加具有客户导向思维的员工，使员工在面临客户对接等工作时，满足甚至超越客户的期望。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塑造积极的企业文化来培养员工的客户服务意识与积极的工作态度，如：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活动，对践行企业价值观的员工进行内部表彰等，进而使得员工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良好的服务；或为客户服务类员工制定更加明确的行为规范标准，确保其对客户的服务标准化，以此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客户满意度对于企业形象和企业服务品牌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舆情也会对企业品牌和客户满意度产生影响。由此，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企业应认识到网络舆情的价值，通过构建企业客户推动式信息反馈模型[3]，可以更好地完成企业客户群体的培养构建，完成从用户到客户的关系建立，通过客户满意度预测来匹配最佳销售战略等，从而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企业战略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优化策略 3.1 以企业战略为指导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构成部分，为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优化，企业应当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主动纳入企业战略规划之中。首先，企业应当在明确企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保持人力资源管理目标与企业战略规划目标一致，使战略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相互支撑。其次，企业要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高层人员纳入企业战略规划管理层，强化企业战略目标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有效沟通，重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的相关意见。再次，企业应根据战略规划形成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具体指导，例如本年度哪些部门需要扩张，需要更多纳入哪方面人才，裁撤哪方面人员等，还包括对人才的具体需求，掌握何种知识技能，拥有哪方面工作经验等。最后，企业要根据战略管理规划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规划，包含人力资源管理的组织结构设置、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方法、员工关系培养等，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能够形成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推动，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 3.2 根据企业战略开展人力资源规划工作 一方面，人力资源规划工作要按照企业战略管理规划进行，对企业战略管理规划内容与目标进行深入解读，如企业想要达成何种发展成果，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与市场定位等，并将企业的总体战略发展目标拆解为可操作的人力资源管理目标进行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如前文所提到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预测、人力资源配置结构调整等。另一方面，企业要做好员工的培育工作，重视员工的重要性，激发人才在企业竞争力中的核心驱动力，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员工凝聚力都得到提升，朝着企业战略总目标迈进。这要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能够对员工进行人才梯队的合理建设与员工的双通道培养。在人才梯队构建方面，企业要能够识别对于企业战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岗位，如运营、生产、技术等岗位，对内部人才进行梳理和盘点，为筛选未来关键岗位的继任者和公司领导者做好人才储备，对人才进行有效的识别，提供针对性的人才培训机会。双通道培养的含义是：让员工通过管理通道实现职位晋升，或通过技术通道成长为领域专家。管理通道培养旨在通过领导力、团队管理等管理培训，项目领导机会的提供等实现对员工管理能力与领导力的培养提升，进而使员工完成管理职位的晋升。技术通道的培养主要通过技术的行业研究交流、专业技能培训以及技术创新项目的推进实现。双通道的培养涵盖员工在企业发展的全过程，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保障。双通道的培养要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管理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体现企业人才结构框架和人才培养策略，更加关注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基于立足本岗、关爱一线、动态管理等原则进行双通道建设，结合多职业发展通道建立员工成才路线图及发展阶段标准，最终选拔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储备队伍[4]。 3.3 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形成内外部竞争 合理的人才资源配置能够形成内外部的有力竞争，从而激发员工的潜力，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与创新能力。从内部竞争角度分析，首先，企业应当优化人才的资源配置，使员工能够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工作潜能与工作积极性。其次，企业要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内部竞争环境，促使员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准，并带动其他员工共同进步。从外部竞争角度分析，人才资源的配置能够帮助企业更加适应外部市场的变化，从而提升企业产品的竞争力与服务能力。由内部人才的资源配置优化所驱动的企业发展水平提升能够使企业在外部市场中建立更为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实现竞争力的提升，也有助于吸引更多外部人才加入，提升企业人才储备与创新活力[5]。 3.4 创新绩效考核与奖励机制 绩效考核机制与奖励机制是现代企业推动人力资源管理优化、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关键手段。在企业战略目标的指导下，企业要以长远发展为导向对绩效考核机制与奖励机制进行创新，绩效考核要更加向基层一线员工倾斜，向企业的价值贡献者倾斜，向企业战略目标的完成者倾斜，使员工能够更加认可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为企业的战略发展贡献力量，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奖励的设计也要从员工实际需求出发，为员工提供能够激发其工作动力的物质奖励、精神奖励以及两者结合奖励等，以驱动员工工作效率提升，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3.5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更加重视信息化的作用，企业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倾斜一定资源给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HRIS），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对于人才的识别和人才资源的配置更加精准。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对人力资源数据进行更加有效的分析，分析结果可以反馈给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以及企业战略制定者，为企业的进一步战略调整提供数据支持，使企业战略规划更加科学合理，并反过来助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4 结语 企业的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三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由企业战略管理指导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助推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从而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正确战略目标的制定，人力资源管理能够为战略的制定提供人才资源支撑与数据分析，使企业能够做出科学的战略决策。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优化配置，实行职业发展道路双通道策略助推人才成长，创新绩效考核机制与奖励机制，加强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等措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到有效提升，实现成本控制、提高工作效率与客户满意度等目标，进而推动企业战略目标的达成与经济效益的提高，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GRANT R M.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S2）: 109-122. [2]许造成，侯经川.知识优势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21）：134-142. [3]高学东，王艾.基于企业网络舆情的客户满意度分析及管理方法[J].运筹与管理，2020，29（7）：232-239. [4]陶华.建立企业员工职业发展“双通道”的研究[J].中国商贸，2011（25）：255-256. [5]余强.加强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J].现代企业，2024（3）：24-26. 作者简介：赵钢（1986—），男，汉族，河北鹿泉人，本科，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经济管理、战略管理、人力管理。 阳泉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中级经济师 赵钢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