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5日 第 6 期
总第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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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 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 有效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高效顺畅流动,有效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部署健全四个机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意见》涵盖价格改革、价格调控、价格监管等价格工作各领域,部署健全四个机制,即健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创新服务重点领域发展和安全的价格引导机制、完善促进物价保持合理水平的价格调控机制、优化透明可预期的市场价格监管机制。

健全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方面,《意见》提出了三项重点举措。

一是深化价格市场化改革。分品种、有节奏推进各类电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稳妥有序推动电能量价格、容量价格和辅助服务价格由市场形成,探索建立促进改革平稳推进的配套制度。进一步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深化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二是加快重点领域市场建设。推进重要商品现货、期货市场建设,优化期货品种上市、交易、监管等规则,夯实市场形成价格的基础。有序发展油气、煤炭等交易市场。完善多层次电力市场体系,健全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推进电力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培育多元化竞争主体。完善售电市场管理制度。

三是营造竞争有序市场环境。废止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公平竞争的价格政策,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有效规范自然垄断企业经营范围,防止利用垄断优势向上下游竞争性环节延伸。加强输配电、天然气管道运输等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

创新价格引导机制方面,聚焦完善农业价格政策、健全能源价格政策、健全公用事业价格机制、完善公共服务价格政策、创新公共数据价格政策五个重点领域发挥价格引导作用,着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解决民生价格问题。

其中,健全能源价格政策方面,《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天然气发电、储能等调节性资源价格机制,完善新能源就近交易价格政策、工业重点领域阶梯电价制度,完善全国统一的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体系,建设绿色能源国际标准和认证机制,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公共数据价格政策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制定符合公共数据要素特性的价格政策,促进公共数据安全高效开发利用。

完善价格调控机制方面,《意见》提出加强价格总水平调控,加强价格政策与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等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提升价格总水平调控效能。同时,夯实重要商品价格稳定基础,并强化重要商品价格调控。

优化市场价格监管机制方面,《意见》提出,综合运用公告、指南、提醒告诫、行政指导、成本调查等方式,推动经营主体依法经营。防止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开展恶性竞争。建立健全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加强线上线下、现货期货联动监管,形成监管合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抓好《意见》组织实施,逐项细化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目标举措,统筹推进价格改革和行业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政策衔接和协同配合,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同时要强化上下联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抓好落实,推动改革举措尽快落地见效。

于祥明

国办:聚焦突出问题提出7方面重点任务 我国建立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

近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坚持问题导向、防治并举、标本兼治,标志着我国涉企收费监管进入了更加规范化的新阶段。

明确重点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涉企收费监管工作。近年来,国家持续整治涉企违规收费,总体看,涉企收费秩序明显好转,收费项目逐步减少,收费行为更加规范。但涉企违规收费问题具有复杂性、反复性,一些领域和地区违规收费行为仍时有发生,有的利用强势地位或信息优势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成本通过收费转嫁给企业,有的借助行政权力和影响力“搭车收费”,有的利用市场优势地位设置不合理收费项目或收取过高费用,这些行为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也破坏了营商环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涉企违规收费源头治理、协同治理、长效治理,更好稳定各类经营主体预期、提升发展信心,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指导意见》,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实施。

《指导意见》着力健全涉企收费监管制度,加大违规收费治理力度,强化防治、常治、惩治、根治,提出7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健全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要求各部门、各省份建立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实现目录清单全覆盖,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二是完善涉企收费政策评估审核工作机制,对新出台涉企收费政策严格评估审核,对存量涉企收费政策开展专项整治,违法违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三是加强涉企收费政策常态化宣传解读,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向企业推送相关收费政策并解疑释惑。四是健全涉企收费跟踪监测制度,通过多种方式及时了解涉企收费政策执行情况和企业意见建议,推动解决企业关切的问题,探索通过开展价格、成本调查等方式,引导有关涉企收费主体合理合规收费。五是健全涉企收费问题线索收集和处理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形成问题线索闭环处理机制,综合采取市场、行业、信用监管等手段,加大对违规收费主体的惩戒力度。六是加强相关领域收费规范,围绕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经营自然垄断环节业务的企业等问题多发领域,进一步推动深化改革、清理违规事项、规范收费行为。七是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加快推动制定修订价格法、涉企收费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及相关指南、社会团体会费管理等法律法规制度。

坚持问题导向

《指导意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有关方面反映的突出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如针对涉企收费政策数量多且分散、服务内容不清晰,企业查询难、维权难的问题,提出建立目录清单制度、做到“清单全覆盖”,明确收费项目对应的服务内容;健全问题线索收集和处理机制,实现问题线索闭环处理,着力解决企业普遍反映的痛点、难点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规范涉企收费工作治根治本的难度较大,监管效能和协同联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杨娟表示,《指导意见》从建立全链条长效监管体系、推进相关机制改革和法制建设,以及健全多部门多层级协同联合监管机制进行突破,为各部门和地方建立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提供框架思路指导。

《指导意见》将健全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作为治理涉企违规收费的突破口,要求各部门、各省份都要建立相应目录清单,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同时,要求清单必须包含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水平等基本信息,并做到及时更新、动态调整,让企业明明白白、一目了然。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和认证中心处长黄进表示,涉企收费一张目录清单全覆盖,旨在公开透明晒出收费项目,推动社会监督和收费主体自我约束,避免乱收费和隐性收费。各省级人民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尽快摸清涉企收费项目底数,抓紧制定政府部门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推动政策尽快落实落地。

中国企业联合会雇主工作部主任张文涛认为,涉企收费涉及领域多、范围广,违规收费行为具有分散、广布、多发的特点。健全涉企收费问题线索收集和处理机制,是优化营商环境、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的重要举措,为企业提供了一条制度化、体系化、稳定且畅通的渠道,企业投诉能得到有效回应,受到侵害的权益能得到及时救济提供保障。同时,政府部门及时掌握企业关切和诉求,有助于提升涉企收费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突出标本兼治

《指导意见》构建预防与惩治相协同的监管机制,不仅强调“治”,对已经发生的涉企违规收费问题进行坚决治理、对违规行为“零容忍”;而且强调“防”,充分体现“治未病”的理念,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降低违规收费滋生空间,从源头上、日常中预防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的发生。

“一些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相对多发,从深层次看是一些行业体制机制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指导意见》突出标本兼治,综合利用市场监管、行业监管、信用监管等手段加大对违规收费主体的惩戒力度,着力“治标”;同时注重推动完善体制机制,铲除滋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的土壤,长远“治本”。

据介绍,与以往相比,《指导意见》有3方面特点。一是全链条治理。《指导意见》重点任务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事前建立目录清单和完善评估审核,事中加强常态化宣传解读和跟踪监测,事后完善问题线索的收集和处理机制,形成对涉企收费的全过程闭环监管。二是源头治理。针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违规收费多发领域,通过规范行业管理、推进行业改革实现源头治理,同时推动完善涉企收费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进一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三是协同治理。治理乱收费问题涉及部门多、领域广,需要各部门协同发力才能取得实效,《指导意见》注重强化部门协同,明确责任分工,压实部门责任,形成监管合力。

从政策层面把住“第一道关口”,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涉企违规收费问题。《指导意见》提出,完善涉企收费政策评估审核工作机制。对于增量收费政策,出台前必须严格论证,确有必要出台的,按规定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合法性审核、公平竞争审查等,加强对其合法性、公平性、社会预期影响等方面的评估审核。对于存量收费政策,部署开展专项整治,对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越权设立的涉企收费项目,一律予以取消;对擅自提高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的行为,坚决予以纠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振霞认为,《指导意见》的出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是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涉企收费改革实现从“减负治标”向“制度治本”转变。

熊丽

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2025年工作会议召开 制定出台乱收费处理办法 “两新”政策加力扩围

4月2日,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2025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出台乱收费行为处理办法、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

联席会议召集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李乐成主持会议并讲话。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通报了2024年减轻企业负担工作情况和2025年工作考虑。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胡彬郴,审计署党组成员、副审计长王本强提出工作要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密切配合,聚焦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完善涉企行政事项清单、整治涉企违规行为、优化企业服务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减税降费和降低成本取得新突破,涉企违规事项治理取得新进展,企业服务水平取得新进步。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聚焦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乱查封等“四乱”问题,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制定出台乱收费行为处理办法,坚决防止以罚增收、以罚代管、逐利罚款等行为,健全完善执法监督纠错问责机制。要聚焦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开展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严格源头管理,加大对新增拖欠的惩戒力度,建设国家统一的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健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强化上下联动,形成整体合力。要聚焦企业成本负担重问题,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组织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强化制造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支持,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多措并举减轻企业负担。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成员单位要深入基层一线加强调查研究,真找问题、找真问题,把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各级减轻企业负担工作机制的工作着力点。联席会议办公室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部省联动,开展减轻企业负担综合督查,督促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组织好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传周活动,积极发挥协会、专家、媒体等方面的作用,形成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支持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系统合力和全国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李雁争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9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张斌、李迅雷、沈建光、万敏、郑津、彭志辉、王钻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好,发展新动能加快壮大。虽然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不少困难,但我国经济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发展前景长期看好。大家还就应对外部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提出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的形势比较特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沉着冷静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一季度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同时要清醒看到,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平稳运行造成一定压力。我们对此已经作了充分估计,做好了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准备。我国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克服困难挑战中前进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能够化危为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李强强调,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做好二季度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尤为重要,各项工作都要持续加力、更加给力。要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发力推动既定政策尽快落地见效,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新的增量政策,以有力有效的政策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要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加大力度稳就业促增收,在抓好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同时加快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引领需求、创造需求。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深入落实各项支持性政策,着力规范涉企执法,进一步解决账款拖欠、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努力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服务。

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应变局促发展,做强做优做大企业,为国家发展大局多作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围绕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多提前瞻性、建设性意见。

吴政隆参加座谈会。

商务部:中国外贸有信心有底气面对各种风险挑战

近期,多个国际机构和经贸专家表示,全球贸易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可能延缓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商务部如何看待当前外贸形势?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副司长肖露4月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贸易领域,产供链稳定受到了威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更广泛的“贸易战”将导致贸易壁垒增加,并据此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0.2个百分点至3.1%。但是与此同时,OECD也充分肯定中国经济政策提振效果,将中国经济增长率上调了0.1个百分点。这“一升一降”体现出,国际社会看好中国经济,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不断增强。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释放,稳经济、稳外贸政策接续发力,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变,中国外贸也有信心、有底气面对各种风险挑战。”肖露指出,“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但是也要看到,广大外贸企业勇于开拓创新,各项便利化政策措施持续落地显效,中国外贸韧性不减,进出口已经实现了平稳开局。”

肖露表示,中国外贸有信心、有底气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我们有稳固的“基本盘”。2024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连续跨过两个万亿级台阶,达到43万亿元人民币。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进,有望达14.7%左右。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近70万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超八成,广大外贸企业在丰富的外贸实践中、在开拓和拼搏中锤炼了韧性、增强了实力、积蓄了动能,这是中国外贸最坚实的基本盘。

我们有充沛的“新动能”。“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鲜明底色,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持续转型升级,中国产品的创新力已经得到全球消费者的青睐,小到咖啡机、扫地机、布料纤维,大到电动汽车、船舶飞机、工业机器人,尽显“科技范儿”。中国新业态的潜力仍在持续释放,跨境电商为全球的消费者创造了更为便利的购物体验,也支撑了它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能。

我们有开放这一“重要法宝”。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个自贸协定,2024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首次超过50%。中国将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全球贸易秩序,和更多贸易伙伴携手合作、实现共赢,为全球贸易增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力量。

张翼

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 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构建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并部署了五方面23项重点任务。《意见》有何深意?如何更好地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4月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和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刘鹏飞、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任咏梅、金融监管总局普惠金融司司长蒋平就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有关情况进行了解读,并答记者问。

李春临表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取得了信用信息共享水平大幅提升、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逐步完善、信用促进融资步入机制化轨道、社会信用体系法治化标准化基础不断夯实、诚信文化氛围日益浓厚等五方面的积极成效。但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社会信用体系提出了新要求,相关制度规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维护公平有序竞争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方面继续深入推进“信易贷”工作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都是制约民营中小微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李春临表示,民营中小微企业资产和财务实力偏弱,如果金融机构无法掌握企业更多维度的信用信息,很难提供充分的融资支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深入推进“信易贷”工作,推动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建立了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在国家层面实现了包括企业登记注册、纳税、社保、住房公积金等74项关键涉企信用信息的机制化归集共享,支持接入平台网络的金融机构经授权查询使用有关信息。截至2025年2月末,银行机构通过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累计发放贷款37.3万亿元,其中信用贷款9.4万亿元,有力服务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从提升信息共享质效、优化平台服务功能、强化数据应用和产品开发三方面,继续深入推进‘信易贷’工作。”李春临表示,在提升信息共享质效方面,在持续扩大归集共享范围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信息归集共享质量,确保共享信息内容准确、字段完整、更新及时。在优化平台服务功能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提升平台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依托平台为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金融产品,向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报告和信用评价服务,推动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在线办理,对经营主体直达快享。在强化数据应用和产品开发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了国家信用信息归集加工联合实验室,深化关键信息开发利用,支持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符合民营中小微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

同时,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缓解中小微企业因缺乏抵押担保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依法建设了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进一步提高了担保交易的效率和透明度,提升了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可得性和便利度。任咏梅表示,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创新搭建了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帮助金融机构为缺乏信贷记录的中小微企业提供首次贷和信用贷。截至2024年末,资金流信息平台已为5600万户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建立了信用档案,覆盖资金流账户8800万个。

“社会信用体系与融资活动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也是相互促进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给小微企业融资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蒋平表示,金融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将归集共享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作为提升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的重要抓手。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将按照“保量、提质、稳价、优结构”的总体目标,继续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做深做实“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更好满足守信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严厉打击信用修复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信用修复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也是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建立信用修复制度是为了给予失信主体改过自新的机会,推动其主动履行法定义务、纠正失信行为,提升全社会诚信意识。李春临表示,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制度和措施,提升企业信用修复效能。但是也要看到,修复规则不统一、部门之间协同不到位、第三方机构与政府部门信息不同步等问题还比较突出。针对这些问题,《意见》作出了明确部署。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制度,重点从统一规范、强化协同、加强监管三个方面落实好相关要求。

首先,在统一规范方面,李春临提到要做到“三个统一”——统一公示窗口,明确“信用中国”网站集中公示各类公共信用信息,行业管理部门原则上不再公示本部门领域之外的公共信用信息,解决多头公示带来的信用修复难题;统一受理渠道,按照“前店后厂”模式,由“前店”“信用中国”网站接收信用修复申请,再按照“谁认定、谁修复”的原则,推送给“后厂”相关行业管理部门,让企业和群众“只进一扇门”,实现信用修复集成办、高效办;统一修复规则,按照过罚相当原则,根据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统一设置公示期限和修复条件,在提高信用监管精准性的同时,最大程度减轻经营主体负担。

其次,在强化协同方面,李春临介绍,信用修复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对提升企业信用修复效能和用户体验至关重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推动“信用中国”网站与行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的信息共享和结果互认,实现企业一次修复、多系统自动共享。

最后,在加强监管方面,李春临介绍,一些第三方机构信用信息更新不及时,甚至要求有偿修复,还有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谎称能够“提前修复”大肆敛财。“信用修复是政府向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会以任何形式收取任何费用。下一步,我们将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管,严厉打击信用修复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的信用修复环境。”李春临说。

构建全方位的信用激励政策环境

信用建设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更是实现惠民便企的关键路径。《意见》提出要构建“全方位”的信用激励政策环境,明确了激励举措既要有政府层面也要有市场和社会层面,既要有政府部门参与,也要有平台企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的加入,形成全方位的守信激励大格局。

“在实践中,各地方和有关部门也形成了很多很好的激励应用场景,惠民便企取得了积极成效。”李春临举例说,比如,浙江省大力推进“信用+公共服务”,在“信用+审批”场景中,为全省121个系统的政务审批提供信用核查服务3433万次,支撑对信用良好的主体实行“容缺办理”861万次,即对缺少材料但做出按期补全承诺的经营主体,先行受理其申请。在“信用+就医”场景中,推行就诊结束后一次性付费,累计金额已经达到了24亿元。再比如,江苏省鼓励招标人接受投标人以信用承诺书替代投标保证金,全省共91万投标人使用信用承诺书,减少经营主体资金占用1687亿元。

在谈及未来是否会推动更多守信激励政策时,李春临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更好发挥信用奖惩制度在信用体系建设上的基础性作用,推动信用社会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让守信、用信成为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自发选择。

交通运输部门也持续推动信用监管,在守信激励上发力。

“截至目前,交通运输领域已经建立了970多万个经营业户,3200多万名从业人员的‘一户式’信用档案,广泛应用于各地区、各领域。我们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信用关联度,支持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守信激励优惠待遇、‘信用+’应用场景等纳入分级分类监管,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风险,为守信企业减负松绑。比如,在水运管理方面,江苏、浙江、山东、广西等地,以及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等单位,根据船舶过闸的时长、合规行为、年度信用评价结果等动态增减分,建立信用档案,通过‘奖优罚劣’规范过闸行为,提升过闸效率,效果非常明显。”刘鹏飞表示,长期以来,交通运输领域持续拓展信用评价的应用范围,推动信用评价结果依法公开,并同差异化的监管措施挂钩,积极发挥了信用便民惠企的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此次《意见》是继2014年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及2022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之后,中办、国办再次发布的一部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综合性政策文件。《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站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必将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吴限 岁正阳

央行、国家外汇局:拟将高版本资金池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

为稳步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更好便利企业跨境资金统筹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4月1日发布《关于印发〈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管理规定〉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通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通知》拟将前期试点较为成熟的高版本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通知》提及,支持各地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按照通知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下称“资金池业务”)。其中,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广东、海南、陕西、宁波、青岛、深圳十地的资金池业务,按现有规定办理,不适用通知规定。

从主要内容来看,《通知》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资金池政策框架。针对目前资金池版本较多、本外币分头管理问题,《通知》将本外币资金池业务纳入统一政策框架,进一步便利其资金划转和使用,同时鼓励以本币开展资金池业务。操作上,由各地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统一接受企业备案、变更申请等,减少企业“脚底成本”。

二是对相关跨境资金流动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在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上,《通知》基于资金池成员企业所有者权益,分别设置外债和境外放款集中管理公式,对资金池相关跨境资金流动实行双向宏观审慎管理,必要时可通过调节有关参数实现跨境资金流动逆周期管理。

三是完善管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通知》明确高版本资金池业务具体办理要求和数据报送义务,各地人民银行分行、外汇局分局将加强统计监测,强化风险评估,开展非现场核查与现场检查,切实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政策近年来持续升级扩围。此前,为便利跨国公司集团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已分别出台人民币、外汇跨境资金池业务相关政策。

2021年以来,为更好支持企业用好资金池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积极探索资金池政策合并方案,推动高、低两个版本的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其中,高版本资金池主要服务于大型跨国公司,特点是门槛较高、资金划转额度高、便利度高。2021年3月,在北京、深圳两地各选择5家信用等级较高的大型跨国公司进行试点,并于2022年升级扩围至8+“2”个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广东、海南、陕西、宁波、青岛和深圳。2024年12月,按照“迭代升级,梯次推广”的思路在上述10个省市全辖进一步升级试点政策。

范子萌

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一季度经济发展向新向好

4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今年以来,随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落地,叠加去年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及存量政策落地见效,一季度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沈新国表示。

创新动能不断积蓄,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一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4%,延续较快增长势头。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和11.6%,反映数实融合持续深化。科研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9.6%和11.4%。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一季度,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推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8.7%和17.8%。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向好,太阳能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2.3%。受绿色出行需求带动,新能源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6%。

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院长张巍表示,系列数据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加速深度融合,绿色低碳转型的内驱力不断增强。

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一季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8%,占全国销售比重达29.1%,较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服务消费增势较好,新兴消费展现较强活力。在首个“非遗版”春节假期消费带动下,一季度,服务消费同比增长5.3%。

一季度,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全国企业采购机械设备金额同比增长11%,延续去年较快增长势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表示,企业采购机械设备较快增长将推动技术升级提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装备制造业发展,从而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带动,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增长29.3%和38.4%;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售同比增长15.9%;新扩围的手机等通信设备零售同比增长27.3%。

交通物流保持通畅,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一季度,交通运输物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8%,其中多式联运、快递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2%和20.6%,反映新形态新模式运输承载能力增强。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收入比重为40.2%,较上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反映省际间商品服务贸易较为畅通。

“一季度交通运输物流业较快发展,有力保障了商品要素资源的畅通流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经济学家汤继强认为,省际贸易销售额占比提升,说明区域间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

董碧娟

权威视点
马名杰:奔着问题去 寻找人工智能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在2023年的初春,人工智能热潮涌动,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话题,研究机构纷纷发布报告,各种观点令人应接不暇,多数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上的进展已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一个横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多个研究部门的课题“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趋势和影响”(下称“课题”)在那个春末启动了,由国研中心二十余位研究人员组成的课题组,希望通过系统梳理一系列问题,试图探寻人工智能背后的规律,从不确定性中寻找到确定性。

2024年的春天,历时约一年撰写的报告形成最终版,部分刊发在《中国发展报告2024》上。课题组广泛梳理资料,实地走访企业和机构,进行上百次各种反复讨论,奔着问题去,以“唯实求真”的精神描绘人工智能的未来——即将被科技改变的世界,以及中国扮演的角色。

为什么做:热潮涌动下的冷思考

2022年年末—2023年年初,ChatGPT的问世掀起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热潮,科技创新的“奇点”越来越近,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落后了。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还会继续扩大吗?这些问题需要答案。

2023年年初,横跨国研中心多个部门的课题启动了,它由创新发展研究部牵头,产业经济研究部、信息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多个部门和单位参与。

这是一场不断刷新研究人员认知的攻坚战。

人工智能不仅是当前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也事关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技术门槛非常高,需要研究人员有很强的专业能力,才有可能准确判断新技术对未来的影响。

国研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研中心的研究人员要围绕事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四性)问题展开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四性”结合度非常高。

为了突破认知边界,课题组首先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大量数据和信息汇集在一起,从定量和定性的不同角度整合资料,内容覆盖国内外的技术研究能力、人才竞争力、领军企业差距、初创企业生态等方面。

“我们从阅读数十本专著,整理大量文献资料开始,再与业内专家反复沟通。”课题组成员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几周内,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对一访谈业内权威专家,以求快速了解人工智能背后的逻辑。

观点蜂拥而至,课题组需要有热潮下的冷思考能力。

“几乎每天都是高强度的思想碰撞,需要不断突破研究能力的边界。”课题组的年轻人说,他们需要具备快速学习的能力,迅速找到横跨产业界、社会学界、科学界的主流权威观点,不断拓展研究深度。

完成第一轮访谈后,研究人员开始走访企业,他们从创新、技术和产业的角度,深度访谈一线实践者,努力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开会的时候大家经常因为不同的观点争论得面红耳赤。”课题组的年轻人说,对于一些研究人员自己能看懂的问题,在会议的讨论过程中能形成逻辑自洽,还有一些技术领域中存在较多矛盾点的部分,就要咨询相关领域里的技术专家,弄明白技术背后的逻辑。

马名杰认为,专题讨论会议可以突破研究人员个体的认知局限,在讨论中发现问题,探寻本质和规律,达成共识。“讨论的过程像盲人摸象,发挥研究人员的各自所长,就会接近于拼出一头完整的大象。”

历时近一年,人工智能课题组的年轻人逐渐跨过专业门槛,从门外汉向领域专家成长。

怎么做:奔着问题去做研究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人工智能,课题组开始剥洋葱式的研究之路,逐个理清问题,寻找确定性。

“报告高度关注的人工智能垄断性问题,是贯穿在整个报告中的基础性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深入的研讨。类似的基础性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如何综合技术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等,最终要让研究报告中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对众多基础性问题的准确认知上。”马名杰说,只有准确判断前因后果,从本质上认清问题,才能提出可操作执行的建议。

“奔着问题去,不预设结论”,是人工智能课题的突出特点,“唯实求真”是课题组的根本遵循。

以中国要不要做大模型为例,为了能形成共识,短短一周内课题组几乎每天都在开会讨论,反复分析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最终结论还是要发展大模型。

“创新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旦路径选择错误,就会面临系统性风险。”课题组成员告诉记者,课题组不仅要想方设法讲清楚技术逻辑,还要理清技术发展的重大趋势和重大影响,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寻找确定性。

类似的讨论贯穿于人工智能研究的全过程,研究人员不只访谈权威专家、业内知名企业家,也会走访一些初创型公司,尽量掌握最全面的情况。此外,大量采取专题讨论的方式,对每一个重大的问题召开专题研讨会。

两种调研方式结合,拓展了调研半径,提高了研究效率。

“为了能够掌握尽量多的信息,我们还大量使用线上交流方式。”马名杰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日千里,线上交流能提高调研效率,特别是在有突发热点问题时能及时沟通,获取关键信息,立即把握住难点问题。

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讨论修改,形成了最终版的研究报告,成稿和初稿相比,迭代不下十几次。

“创新发展研究部的研究涉及长期性的技术发展趋势,对深度要求很高,不能只解决眼前和表面上的问题,研究人员要具备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决技术性和战略性问题的能力。”马名杰说,只有想方设法弄清楚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历史逻辑、技术经济逻辑,才能准确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的政策建议才可操作。

区别于学术界的研究,智库的研究不是单纯的求新求异,而是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对课题组而言,这是一条漫长的探寻诸多问题背后原因的“为什么”之旅,更是一条寻找到可落地实施政策建议的务实之旅。

超越:透过现象看本质

乱花渐欲迷人眼,为了能给出可操作的建议,课题组将探寻本质规律放在重中之重。

马名杰坦言,准确判断技术发展趋势,可以线性预测,可以在掌握周期性的运行规律前提下,通过分析过去的轨迹,推测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还要思考未来的潜在需求,充分考虑需求将如何引领技术变化,突出前瞻性。

课题组除了涉猎大量的技术史、科技史、创新规律等内容外,还要梳理历史的规律和变化,再对比调研中发现的一些经济社会现象,寻找到适应性强的规律,将技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融合起来,让对策建议更具操作性。

马名杰说,做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要非常谨慎地对待报告中的每一个建议,结论要方向正确,建议可行。“做研究要有深度,研究中的判断要经得住历史和实践考验。”

为了能够得出可靠的结论,课题组设置多种情境,分别从高预期、中预期、低预期和没有预期来判断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趋势,但不管在哪种情景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人工智能的研究区分不同场景,尤其是对于高度不确定的事情,要尽可能判断哪些是大概率事件,哪些是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中哪些有可能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马名杰说,发展人工智能必须考虑到对安全的影响。

对于参与课题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中,找到了对新的科技前沿技术的研究工具,建立起涉足新领域的信心,他们对新科技前沿重大问题的认知形成了自己的分析框架,能够从经济、社会、政治、安全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

“未来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我们要了解技术的逻辑、可能的方向,还要有对产业的清醒认知,能够看到发展过程中的新变量,实时跟踪新进展。”马名杰表示,技术最终要与产业相结合,人工智能课题就是要搭建起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的桥梁,还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2025年年初,中国的DeepSeek引起世界关注,其技术路线另辟蹊径,从此人工智能步入不完全依靠算力支持的时代。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获悉,创新发展研究部已经启动新一轮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

记者 张一鸣

张立群:我国经济总体保持扩张

近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为50.5%、50.8%和51.4%,比上月上升0.3个、0.4个和0.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三大指数均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我国经济总体保持扩张。

制造业PMI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产需两端扩张加快,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6%和51.8%,比上月上升0.1个和0.7个百分点。受制造业产需回升等因素带动,企业采购意愿较强,采购量指数为51.8%,连续2个月保持扩张。

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PMI为52%,较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3.7个百分点至55%以上,创2023年4月以来的新高,新出口订单指数也较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至51%以上。高技术制造业PMI为52.3%,较上月上升1.4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4.1个百分点至接近56%的较高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3%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表示,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国内外需求都明显增长,生产活动连续较快上升,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从企业规模看,中小型企业PMI均有改善。大型企业PMI为51.2%,比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仍高于临界点。中型、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9%和49.6%,比上月上升0.7个和3.3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景气水平不同程度回升。

从价格看,受近期原油、铁矿石等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49.8%和47.9%,比上月下降1.0个和0.6个百分点,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有所下降。文韬表示,基础原材料行业市场价格下行较为突出,是带动整体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下降的主因。比较传统产能与新动能价格指数来看,新动能价格指数处于上升态势,既从侧面反映出新动能供需较好增长,也反映出高附加值产业对传统产能的替代,显示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推进。

从市场预期看,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8%,比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持续位于扩张区间,制造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3月份PMI指数在荣枯线上继续小幅回升,表明经济回升苗头更为明显。新订单指数回升,表明扩大内需多项政策的综合成效进一步显现;生产指数继续小幅提高,且大中小企业的指数均在荣枯线以上,表明生产的恢复态势比较明显。

3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8%,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2个月上升,一季度持续在50%以上,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升至57%以上,显示非制造业经营活动保持扩张,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更为乐观。

服务业景气水平回升。3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总体有所提升。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水上运输、航空运输、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随着春节效应逐步消退,与居民消费相关的餐饮、生态保护及公共设施管理、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有所回落。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7.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多数服务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预期继续向好。

随着天气转暖和投资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建筑业施工活动继续趋升。3月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4%,连续2个月环比上升,创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

张立群认为,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定,要持续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特别要显著加强政府公共产品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关键作用,坚持不懈地尽快改变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趋势。

记者 熊丽

许正中: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在今年2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奏响了激昂奋进的时代强音,也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方向。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深度融入国家发展的血脉。从传统制造业的精耕细作,到新兴产业的开疆拓土,再到未来产业的拓荒者,民营经济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创新活力,不断打磨产品、提升服务,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创造奇迹,推动着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已成为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的强大引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民营经济自身的兴衰荣辱、生存发展,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内容。

民营经济发展正当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持续完善政策体系,为民营经济茁壮成长筑牢根基。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重磅发布,随后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细化政策相继推出。这些政策从市场准入、融资支持、税收优惠、权益保护等多个维度,不断扫除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障碍;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信贷扶持力度,缓解资金压力;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全方位为民营企业量身打造支持体系。

随着我国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市场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鲜明趋势,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等行业,随着“两新”政策持续加力扩围,市场需求被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得以在这片蓝海中大展拳脚。同时,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异军突起,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也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大量新的供给与需求。民营企业借助国内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不断创新产品与服务,精准对接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随着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民营企业迎来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寻找新合作机会的契机。“一带一路”倡议恰似一座友谊与合作的桥梁,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与共建国家深度合作的新机遇,助力其在海外投资、技术输出和市场拓展等方面实现突破。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从金融支持到出口信用保险,再到贸易便利化措施,全方位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基础设施建设、消费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加速,为民营企业出海营造了广阔市场空间。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民营经济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投身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与应用,踊跃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行动,加速科技成果在产业链中的转化,推动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民营企业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促使传统产业向智能化华丽转身,不仅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还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民营经济依托庞大的工业互联网和丰富应用场景,走出一条独特的创新路径,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崭露头角。

民营经济大力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积极参与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在新能源、环保技术和智能制造等领域,在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积极主动地转变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机制和高效的市场响应能力,迅速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成为绿色发展的践行者和引领者,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随着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不仅在国际市场的活跃度与日俱增,而且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伴随品牌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民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逐渐赢得认可,盈利能力和产品亲和力显著增强,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迈进,正在全球产业格局中扮演着新的角色。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和强大的人才队伍支撑。我国有大批民营企业家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大力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统筹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政策支持、金融服务保障、市场环境优化、创新能力建设等多方面统筹推进,多维赋能。

优化政策环境,提升创新速度。当前世界竞争格局呈现新变化,创新速度日渐成为焦点。民营经济是创新的生力军,政策支持则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基石。我国近年来出台一系列政策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如“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等。但仍有进一步细化和优化的空间,最终目的是要确保政策精准落地。比如,针对不同行业、规模的民营企业制定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对新兴科技型民营企业给予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鼓励其创新发展。

拓宽融资渠道,破解资金难题。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可以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除了鼓励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开发针对民营企业的特色信贷产品,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供应链金融等,还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

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应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投资机会,制定明确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激发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

培育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创新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政府应加大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例如,设立专项创新基金,鼓励民营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测评中心和认证机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搭建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让民营企业敢于创新、愿意创新,同时能够分享创新成果。

提升管理水平,促进高质量发展。科学的企业管理是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家族式管理在民营企业中较为常见,虽然在企业发展初期有一定优势,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可能会出现决策不科学、人才短缺等问题。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关键一招。我国民营企业应积极创新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企业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化水平。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部教授 许正中

姜雪:如何破解消费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提振消费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频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破解消费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快速变化,需要加快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随着消费升级趋势凸显,消费供给结构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何认识和破解消费供给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所在。

促进居民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除了在需求端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社会保障外,还要重点关注消费供给对适配有效需求、畅通供需循环的支撑作用。消费供给的本质是社会生产体系对消费需求的动态适配过程,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其内涵已经从传统的商品供给扩展为涵盖物质产品、服务体验、场景创新的综合供给体系。与以往相比,呈现出三个新特征。

一是供给形态多元化。这不仅指产品种类的增加,更包括供给主体、要素组合、服务模式等多维创新,其核心在于通过多样化、差异化的供给方式满足多层次、动态化的消费需求。传统的消费供给主体以普通的制造业和零售业为主,当前则呈现出新兴服务主体、技术平台深度参与和融合的特征。在供给内容上也不断突破传统产业边界,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技术加速重塑消费场景,出现“服务+制造”“文旅+科技”等新的融合形态。二是价值创造深化。消费供给正在从单一的功能性满足向情绪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多重功能延伸。如,“宠物经济”快速升温是当代消费者对情感需求提升的结果;高质量陪诊师和护理员等供给的增加则聚焦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三是适配动态化。消费供给通过技术赋能,能够构建更为灵活的响应需求变化的供给体系,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如,企业利用大数据,通过跨平台数据整合与深度学习算法,可实时捕捉消费需求的微观变化,更好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又如,柔性制造系统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波动快速调整生产线,提升消费品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响应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消费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商品消费领域存在中高端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消费者的多层次、个性化、高品质需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满足。另一方面,服务消费存在供给短板,特别是在高端化、专业化、标准化方面存在对消费升级的制约。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突破1.3万元,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服务消费需求进入快速释放期,但因其具有无形性和体验性的特点,品质管控和标准管理难度高于商品消费,一些服务领域质量参差不齐。如,家政、养老服务在用工标准、收费标准等方面还不统一;文旅、养老、医疗等领域存在同质化现象,适老化与个性化服务亟待增加。此外,由于服务消费往往具有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使得医疗、教育等优质服务资源因城市的“虹吸效应”而导致区域间供需不平衡。

破解消费供给的结构性矛盾,需把握“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辩证关系,通过制度突破、监管创新、供需协同等系统性改革,切实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胜势。

第一,推动消费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明确产品安全性能和技术门槛,以消费者为中心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加快消费品制造业领域标准提升,将用户需求嵌入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促进消费品领域个性化、高端化、定制化发展,解决同质化竞争导致的供需错配问题。

第二,加快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规范服务质量基准,明确文旅、家政、养老等领域的服务流程、质量评价体系。加快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建立服务质量监测平台。推动远程服务与智慧终端融合发展,如加快智慧养老院建设,通过智能设备监测老年人健康数据并提供远程医疗支持。

第三,扩大服务消费市场准入。聚焦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清理服务业行业不合理的准入限制。如,可探索试点“负面清单+信用承诺”制度,缩短民办养老机构审批周期,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在中高端医疗、休闲度假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适度放宽市场准入,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第四,优化城乡服务资源配置。加强城乡要素县域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重点保障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城乡统一的养老托育、健康管理等服务标准,支持县域智慧养老、远程医疗等场景建设,更好满足县乡居民服务消费需求。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姜雪

龙文军: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民收入的重要工具,其作用日益凸显。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不仅涵盖了传统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还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制度设计,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不同产业的多样化需求。构建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运作和科技赋能,形成覆盖广泛、保障有力、运行高效的农业风险保障网络,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与农业农村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的粮食产量更是达到7.065亿吨,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积极进展,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6%以上,高标准农田占耕地的5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3%,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4%。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必须走自立自强的发展道路。这一战略定位要求我们构建符合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把握“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和农情,让更多农民参与进来,让科技更好地助力发展;农业保险的功能必须首先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顺应从服务“口粮农业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更加高级的大食物观方向转变的要求;农业保险的经营必须坚持人民性,要应赔尽赔,充分发挥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必须坚持普惠性,不断加大各级财政补贴力度,提高效率,让更多农民享受到补贴;农业保险的创新必须顺应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绿色发展的要求,为农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更多的产品。

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契合的产品体系

农户需要农业保险来保障农作物遭受的干旱、水灾、冰雹等自然风险,保障因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带来的市场风险,保障畜禽和水产养殖遭受疾病或市场波动等导致的损失,保障农业设施和机械在自然灾害或作业过程中遭受的损失等。2024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1521亿元,为1.47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万亿元,深受广大农户的认可。从需求主体看,经营不同品种的农户、不同经营规模的主体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程度不尽相同,农业保险产品的设计既要兼顾一般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需求,又要推出更加适合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多元需求的保险产品。从保障水平看,根据不同农产品的成本收益机理,为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提供相对稳定的保障,实现由低保障向稳收入的政策导向升级,让农业生产经营者稳定预期、稳定生产、稳定收入。从保障品种看,既需要为大宗农产品提供保险,又需要为特色农产品提供保险。从保障区域看,既需要在发达地区普及农业保险,也需要在脱贫地区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稳定脱贫群众的收入水平。

中央与地方分工协调的保费补贴机制

根据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工,我国采取“中央保大宗,地方保特色”的策略,综合发挥不同层级财政补贴的优势,为投保主体提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中央和省级财政重点保障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生态安全的大宗农产品,并向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予以倾斜支持,稳步扩大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尤其是扩大粮食作物、大豆的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的实施范围。对于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的保险费,中央和省级财政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一定支持,通过提供保费补贴、创新激励、信息共享等方式,充分尊重保险机构产品开发、精算定价等自主权,调动相关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支持特色农产品的发展。

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业务体系

保险机构根据国家政策要求,与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各级财政为投保主体承担一部分保费补贴。这部分政策性业务是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的主体。对于生产经营主体确实需要保险的农产品,保险机构可以设计保险产品采取商业模式经营。这部分商业性业务是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的重要补充。对于一部分关系地方经济发展的商业性保险业务,经过试验评估以后可以变成政策性业务,纳入财政补贴范围,进一步降低农户的投保成本,努力营造“人人参保、物物参保”的浓厚氛围,形成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相结合的业务体。同时,支持经营模式的创新。2023年2月,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成立,接受农业农村部的行业指导和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这种相互制模式在我国落地是农业保险服务渔业发展的重大突破,是我国农业保险业务模式的重要创新。

支持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产业发展的保障体系

《农业保险条例》中所称的“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作为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农业保险服务的触角要尽可能延伸至更为广泛的农业生产领域,为产业发展提供更为全面、细致的保障。当前,种植业、畜牧业、林业等的保险业务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规模,不仅是广大农户和养殖户抵御自然与市场风险的“保护伞”,而且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助推器”,有效提升了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然而,渔业保险的发展还明显滞后,与渔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发展渔业保险”,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虽然已经开展了渔业保险业务,但是投保渔民并没有享受到中央财政的保费补贴,渔业保险业务发展相对缓慢,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

农业直接保险与再保险相统一的风险分散机制

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亟须加快建立由直接保险、再保险、大灾风险基金和紧急预案构成的多层次、相互衔接且有机配合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做好覆盖农业产业链多环节、全领域的风险管理服务。在直保环节,农业保险机构须从根本上降低风险发生频率和损失金额,有效提升农业产业韧性,为农业发展创造更大价值。在再保险环节,要根据直保端业务量的拓展需求,发挥好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政策性再保险功能,加强对直保公司保险准备金的有效管理,通过再保险体系对农业保险直保业务提供合理引导。在大灾风险基金管理上,可以探索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开展农业大灾风险分散的试点,运用多种巨灾风险管理工具分散风险,有效提升农业产业大灾风险的应对能力。在风险减量上,地方政府、保险机构、投保主体等要化被动为主动,提前介入,前移风险管理关口,推进全流程农业风险管理。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金融保险研究室主任 龙文军

锁凌燕:充分发挥出口信保稳外贸作用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前不久公布的2024年业务数据显示,中国信保全年承保金额首破1万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支付赔款增长11.7%,服务支持客户数量增长12.4%。相较于同期我国进出口商品总值(按美元计)增速3.8%和出口总值增速5.9%,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在外贸中的渗透度和重要性得到明显提升,承保金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28.6%。

出口信用保险发展取得突出成果,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相对稳定,商业活跃度有所提升,加上一些国家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催生出抢订单等行为,企业出口规模显著增长,为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需求基础。其二,稳外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出口信用保险被纳入多项国家及省市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2024年11月商务部印发《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将“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作为若干措施之首,为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其三,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面临更多风险挑战,信用保险保障需求上升。中国信保适时在普惠业务、融资增信、资信评价等多个方面强化服务,将企业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有力支撑了业务发展。

这种发展态势也揭示了出口信用保险在当下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的特殊重要性。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4年贸易与发展报告》提出,全球贸易对GDP的占比自2008年达到25%的高峰后便停滞,加之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进步加速、供应链波动,全球贸易格局日益受到政治力量影响,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秩序正在被打破。在复杂形势下,我国外贸要持续保持韧性与活力,探索包括跨境电商等在内的更多新模式、新业态,建设海外仓等外贸基础设施,推出各类新产品、新品牌,拓展更多新贸易伙伴。

不过,求新突破的活动本身与不确定性相伴相生,不仅需要企业家精神予以推动,也需要完善的融资安排、风险防控和损失补偿等综合服务体系保驾护航。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际通行的、符合国际规则的贸易促进制度,针对出口商等因商业或政治风险导致的不付款或违约进行赔付,本身就具有损失补偿功能;也因为其风险保障功能,间接为交易对手提供了信用保障,从而为贸易融资提供了信用增级,便于与信贷服务嫁接,有助于提高融资服务可及性、降低融资成本。保险人作为风险损失的“买单人”和风险池的管理人,天然具有控制损失成本的动机和数据基础,可借助其信息汇聚、统计监测、分析预警等专业能力,帮助客户降低风险、规避损失,实现风险“减量”,对改善企业预期、提振信心非常重要。

接下来,要高度重视出口信用保险的“减震器”“稳定器”作用,坚持其政策性定位、加大创新力度,通过扩大承保规模和覆盖面、丰富产品种类、拓展业务范围等,更好缓解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冲击,为外贸结构优化和长期稳健增长积蓄动能、奠定基础。大力强化风险管理中枢作用,持续建设国际企业及金融机构信用数据库,拓展海外资信调查和理赔追偿渠道,探索数智化、高效化变革,完善海外风险评估及预警体系,有效评估并集中管理信用风险,降低风险的集中暴露,提升业务发展可持续性。

加强探索出口信用保险+融资服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新模式,发挥外贸“融资引擎”功能,积极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数据显示,约90%的全球贸易依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某种形式信贷,信用保险的融资支持功能对促进贸易和支持增长的作用不可小觑;我国出口信保稳外贸促升级的功能发挥,也与其融资促进服务密不可分。以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减量服务为牵引,形成“风险转移+风险防控+融资服务”一站式解决方案,可显著降低企业准入门槛和融资成本,对中小企业尤其有利。接下来,应瞄准世界领先水平,为更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差异化保险产品和服务,助力外贸更好“破维升级”。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锁凌燕

潘秋晨:以区域战略叠加释放发展活力

近年来,长三角坚持“淡化行政区经济,强化功能区建设”,以区域战略叠加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

一方面,一体化融合经济、生态、服务等多元功能,以区域功能协同机制增强区域创新活力。

长三角一体化呈现以区域功能协同为主、地理空间选择为辅的发展逻辑,多在都市圈、跨域园区、跨界城镇等空间尺度下创新一体化发展机制,扩展区域功能边界,超越了基于“点—轴—网”的区域功能布局逻辑。

如围绕数字功能,开展以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为联结的区域通信骨干网、枢纽算力网、工业互联网布局;围绕经贸功能,一体衔接海陆枢纽,通过港航联动、联动接卸、多边通关等新机制提升经济效率,降低跨域成本。

如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在对接生态环境功能的基础上,围绕重点片区探索跨省域产业技术高新区建设机制;跨界河湖地区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上,探索跨行政区划的文化旅游廊道、都市圈建设机制等。

另一方面,一体化统筹“市场—政府”主体功能,以统一大市场龙头带动机制增强区域市场活力。

如探索建立一体化统计监测机制、价格指数共同测算发布机制、联合反不正当竞争机制等,支持更充分的市场竞争;聚焦自然环境要素、科技创新要素、数据信息要素等,建立交易共同市场,以统一规则设计,支持更公平的市场交易行为。

如探索设立长三角轨道交通运营公司、联合职业教育集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载体,通过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机制,支持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扩大信息互联、规则统一、信用治理机制的覆盖领域,降低搜寻匹配成本,提升统一市场信号的准确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潘秋晨

曾刚:发展绿色金融,亟须解决碳核算难题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工作方案,覆盖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标志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次扩围工作进入操作实施阶段。这是推动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其中,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也正因此,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绿色金融”列入“五篇大文章”,成为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今年初,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旨在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支持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绿色金融的核心在于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倾斜,支持传统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施方案》明确的重点支持领域包括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绿色转型,能源体系的低碳化,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支持碳市场建设。

不仅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支持力度,《实施方案》也强调金融机构自身资产组合和运营的低碳化,重点工作包括:一是开展碳核算工作。《实施方案》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做好碳排放数据收集和积累,探索重点行业企业和产品的碳排放测算。这将为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和风险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同时提升绿色金融环境效益数据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二是降低资产组合碳排放。《实施方案》要求银行保险机构优化资产结构,逐步降低高碳资产比重,探索基于碳表现的投融资评价和动态管理。这种以碳排放强度为导向的资产组合优化策略,将推动金融机构在支持绿色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推进自身绿色低碳运营。通过实施绿色办公、绿色采购、绿色出行等措施,银行保险机构可以降低自身运营的碳排放强度。同时,《实施方案》鼓励有条件的机构探索碳中和网点建设,为行业树立绿色运营的标杆。

总体上看,《实施方案》为推动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提供了清晰路径,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需关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完善、金融资源的精准配置、风险防控与业务创新的平衡以及碳核算与信息披露的落实,等等。

首先,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完善。当前,绿色金融标准尚未完全统一,部分领域存在标准不清、执行不一的问题。《实施方案》提出要健全绿色金融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协调不同机构间的标准差异,确保绿色金融业务的规范性和一致性,是关键问题。

其次,金融资源的精准配置。《实施方案》强调支持重点领域和行业的绿色转型,但如何在传统高碳行业与新兴绿色产业之间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既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又推动低碳转型,是一大挑战。特别是在能源保供与低碳转型之间,需要平衡短期经济稳定与长期绿色发展的关系。

第三,风险防控与业务创新的平衡。绿色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伴随着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的增加。《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全流程风险管理,但在实践中,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避免因过度追求规模而忽视风险,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四是碳核算与信息披露的落实。碳核算和信息披露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但目前碳排放数据的收集、核算和披露仍存在技术难点和数据不透明的问题。如何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建立完善的碳核算体系,并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规范性,是实施中的重要任务。

从长期来看,银行业保险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将推动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更加成熟,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一方面,随着绿色金融标准的完善和政策工具的丰富,金融机构的绿色服务能力将显著提升;另一方面,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为我国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争取更多话语权。同时,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碳核算和信息披露的难题有望逐步解决,为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 曾刚

刘志晓:如何推动养老金融健康发展

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是党中央作出的前瞻性重大战略部署。自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以来,养老金融受到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202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 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建立养老金融工作落实机制,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为养老金融落实落地提供了根本遵循。养老金融不仅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议题,也成为各地抢抓银发经济新增长极的关键突破口。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周期的经济社会常态现象,深刻影响着社会生产方式、收入分配、消费结构等国家整体发展格局,既是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热点、焦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战略出发点和增长极。一方面,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稳健运行带来巨大压力,需要充分发挥养老金融的跨期资源配置功能,对当前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进行有效补充。另一方面,银发经济浪潮正席卷全国,尤其在数字化引领下,需要养老金融的全面跟进与支持。就国家和社会而言,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金融发展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社会保障、医疗健康之间的关系,通过金融政策扶持、政策倾斜等具体举措,明确养老金融与重点领域协同发展,引导资本市场提前布局薄弱环节和空白地带。就个体而言,立足全生命周期,把握个体老年期的相对“延长”与教育、就业、健康、养老等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强调做好养老准备的重要性。在普遍“长寿”的社会背景下,不仅要解决当前老年人金融参与问题,还要教育和引导人们关注老龄与金融的关系问题,从小树立和培养金融知识学习意识、养老储备意识、积极参与金融活动的意识。

多渠道打破流动性约束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以现代金融手段充盈养老金,通过提高养老金覆盖率、适当适时提高养老金发放基数,平衡不同群体养老金差异,适度向中低保障人群倾斜,调节城乡养老体系差距,是提升老年人收入、保障老年消费的关键。同时,继续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的有效衔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大力发展老年人商业保险,鼓励和引导保险公司针对老年病、慢性病等开发适老商业保险产品,推广和普及长期照护保险、商业养老保险项目等险种,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老年健康风险屏障”作用。

鼓励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拓宽老年人增收渠道。退休后的老年人面临社会角色的转换,疾病、失能、孤独等风险加剧,拥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和收入来源是其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前提。在完善老年经济保障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搭建老年人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平台,营造老年友好型经济社会环境,引导老年人尤其是经验型、技术型、学术型退休老人继续在各自领域发挥余热,鼓励老年人社会兼职,拓宽收入渠道,在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同时,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灵活有效运用金融工具,增强老年人资产流动性。房产等固定资产占据了家庭资产尤其是老年家庭资产的绝大部分,该类资产“长期趴账”,不能随时变现以满足老年期资金流通和全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加剧了老年人的流动性约束。应积极开发创新型金融工具,探索老年人“固定资产变现”在我国的实现路径和推广可能性。充分考虑老年人城乡、地域、代际的差异,因地制宜、因俗而异,实现老年消费由“能”向“敢”再向“乐”的转变,从根本上解除老年人消费顾虑,满足老年人多样性消费需求。

多路径完善养老金融发展环境

大力开展老年金融教育,提升老年人金融素养。引导老年人学习金融知识,掌握参与金融实践活动的必备技巧和金融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结合老年人金融需求,依托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实践基地等多元化平台,大力宣传电子银行、银行储蓄卡、信用卡、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理财产品、基金投资等金融知识,提高老年人对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金融媒介的了解,认清新型金融工具的本质和使用技巧。侧重反面警示教育,结合当前典型金融诈骗案例,深度梳理和揭示金融诈骗者的惯用伎俩,引导老年人树立防范意识,理性参与金融市场,拒绝高利诱惑,规避金融陷阱,做好风险防范措施。同时注重城乡、区域金融发展的协调性、普惠性、创新性,提供多元化老年金融教育平台,形成城镇与农村、东部与西部老年人金融素养协同提升的良好局面。

不断创新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推进以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主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调动供给方的积极性,推广和普及创新型金融工具的运用,促进二级市场的发育与完善。结合老年人养老需求以及风险偏好、城乡差异等特点,不断探索和创新金融产品,开展新的商业模式,针对性地开发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降低老年人金融参与门槛,从广度和深度上提高老年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满足人民多样化养老金融需求。

以监管促协调,推动养老金融健康有序发展。目前我国建立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综合监管协调机制,各项工作高效运行,为老龄社会条件下金融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养老金融深度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协调机制优势,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为依托,加强与养老基金、企业年金、房地产企业等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探索和创新养老金融业务运行机制,提高监管效率,明晰服务标准,严格业务范围,规范业务流程,优化申诉渠道,建立健全养老金融市场机制,推动养老金融走上规范、稳定、深入、高效、持续发展的道路,防止养老金融参与者陷入非法集资、高利贷等金融陷阱,降低老年人参与金融市场的风险,使老年人获取实实在在的金融福祉,实现养老资产的长期稳健与保值增值。

以法治引领养老金融制度发展。通过制定一系列金融领域的涉老法律法规,将保障老年人合法金融权益、促进老年人金融参与纳入国家法治化轨道。持续完善和优化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加大老龄政策、金融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衔接性研究,从立法层面为养老金融服务发展提供保障,明确养老金融服务目标定位和发展方向,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大胆探索、积极有序开展养老金融业务。同时,设定专门针对老年人金融参与的法律条款和专项规定作为基本依据和指导原则,鼓励老年人在金融领域内多向发展,走出中国特色养老金融发展之路。

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副教授 刘志晓

黄庆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庆数字产业集群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扩大5G规模化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面对国际科技博弈升级、产业链加速重构的外部挑战,以及国内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传统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结构性压力,培育壮大数字产业集群,是赢得发展先机的重要抉择。重庆作为国家首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理应先行探路,为塑造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贡献地方经验。重庆产业基础雄厚,数字经济势头强劲,具有发展数字产业集群的强大优势。面对新的技术形势、新的产业发展要求,重庆必须聚焦重点、找准方向,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探索“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设立支持数字产业集群建设的财政扶持专项资金,聚焦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探索“基金+基地+产业集群”发展新模式。依托两江新区、西部(重庆)科学城、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等优势平台和相关单位,联合设立数字产业集群投融资联盟。支持头部数字企业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链中小企业融资对接。鼓励行业协会、商会、民间资本设立数字产业扶持基金,明确数字产业作为捐赠接收领域的重要地位,引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关注数字产业集群建设。

构建“优势互补+区域协同”的空间布局。一方面,构建“一核两极多点”特色化数字产业集群。以两江新区为核心牵引,以西部(重庆)科学城、重庆经开区为重要载体,充分挖掘区县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加速培育一批极具重庆特色、竞争实力强劲的市级重点基础产业园,做大做强细分领域数字产业集群。另一方面,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重庆数字产业集群空间布局。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的思维,加强各区域产业集群间的协调联动,编制全市数字产业集群一体化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

促进“平台企业+非平台企业”融合共生。吸引国内外头部平台企业落户重庆,鼓励其在渝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带动猪八戒网、忽米网等本土平台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平台企业向非平台企业开放数据接口和应用平台,帮助长安汽车、赛力斯等制造企业有效对接腾讯西南区域总部、京东(重庆)数字经济产业园等数字平台,提升供应链协同和智能化水平。支持平台企业与非平台企业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促进科技成果在数字产业集群建设过程中应用转化,共同打造平台与非平台企业协同共进、融合共赢的产业生态。

打造“要素集聚+协作紧密”的创新网络。鼓励细分领域头部数字企业搭建产业创新平台,吸纳数字技术、产品、服务等领域的主体加入其中,构建面向集群内各类创新主体的要素流通共享机制。由市科技局牵头,依托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高校,联合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等科研院所,搭建重庆数字产业集群创新联合体。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加快与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共同突破一批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在更大范围内促进数字产业更均衡、更协调发展。

推进“人工智能+智能硬件”规模化应用。推动重庆与成都、西安等西部城市共建西部“人工智能+智能硬件”产业走廊。依托两江新区、西部(重庆)科学城、重庆经开区等,建设“人工智能+智能硬件”应用示范区,拓展多元化应用场景建设的广度和深度。举办重庆“人工智能+智能硬件”应用大赛,挖掘一批创新性高、应用性强的优秀案例和技术方案。提升重庆“人工智能+智能硬件”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推动“人工智能+智能硬件”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黄庆华

国研分析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培育未来产业

摘要:培育未来产业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不仅适应了全球经济和技术变革的趋势,也是应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挑战的有效之策。为赢得未来竞争,可大力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人工智能+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产业升级”“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行动,培育未来产业。

关键词:人工智能+,未来产业,战略

一、培育未来产业的现实背景与战略意义

新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是指由前沿科技创新驱动,正处于发展初期或成长阶段、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新兴产业,通常具有引领性、战略性和颠覆性的特点。为加快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产业发展,利用人工智能(AI)先进计算等技术,精准识别和培育高潜能未来产业。

培育未来产业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包括AI、大数据、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结构,不断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国际竞争重要方面体现在未来产业的布局和发展上。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有关未来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东盟、金砖国家等在积极推动成员间的科技创新合作,以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因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恰好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资源短缺、大流行病等全球性问题,如清洁能源技术可以减少碳排放,生物技术和医疗健康领域技术可以帮助人类应对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件威胁。特别是,为了支持未来产业的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生态系统,包括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孵化器和加速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中国政府也深刻认识到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大研发投入,优化营商环境,以图抓住历史机遇、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产业集群。

培育未来产业也有着深刻的国内背景。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传统产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环境压力加大的问题,社会保障面临严重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而且,随着消费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新产品、新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给新产业培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显然,未来绿色低碳产业可以提供清洁能源、环保技术;未来生物、健康医疗技术可以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未来信息、未来空间能够开拓新的市场领域,满足广大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并创造更多高技能工作岗位,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此外,在一些关键领域,如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等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提升国家战略安全水平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各国都在积极布局未来产业,以保持或增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之时,中国需要通过发展未来产业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确保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不落后。因此,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不仅是为了适应全球经济变革的趋势,也是为了应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

培育未来产业对中国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具体体现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驱动型转变;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影响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创造大量新型就业岗位,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缓解就业压力;帮助解决环境资源、公共卫生、全民健康等社会重大问题,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引领新消费潮流,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新需求,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激发更多的科研活动和技术革新,形成良性的创新循环,持续推动经济社会进步。

二、“人工智能+”是培育未来产业的有效路径

培育未来产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而“人工智能(AI)+”是培育未来产业的有效路径。“人工智能+”是指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行业和新兴领域深度融合,以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性举措。这一概念强调的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各种行动方案的组合来推动各个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从而实现更高效、更智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就是要促进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研发,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推动算法优化和计算能力的提升,为复杂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具体内容包括:在未来制造领域,集成物联网(IoT)与AI技术建立自适应的生产系统,实现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交付全过程的自动化控制;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监控设备状态,提前预警潜在故障,降低维护成本和停机时间;通过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对产品进行在线检测,快速识别缺陷并调整生产工艺。在未来信息领域,开发基于AI的安全解决方案,如异常行为检测、威胁情报分析等,增强信息系统防护能力;构建语义理解和自然语言处理(NLP)平台,帮助企业更好地组织、检索和分享内部知识资源;运用推荐系统为用户提供定制化内容和服务体验。在未来材料领域,借助计算模拟和机器学习加速新材料的设计过程,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数据驱动方法探索现有材料的最佳应用条件,提高其效能或延长使用寿命;开发回收再利用技术,并采用AI优化废弃物管理和资源循环体系。在未来能源领域,建设能够自动调节供需平衡的电力网络,提高能效和稳定性;利用气象数据及历史记录训练模型预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量,指导调度决策。未来空间领域,运用AI改进卫星轨道控制、姿态调整等功能,确保任务执行效率;分析遥感图像以监测气候变化、灾害响应等领域的动态,辅助规划行星际航行路线,支持无人探测器自主导航。在未来健康领域,整合遗传学、环境因素等多维度信息,制定个性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加快新药筛选流程,减少临床试验时间和费用;推广远程医疗服务,开发移动应用程序帮助个人跟踪自身健康状况,提供生活方式建议。

(二)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

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就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多个传统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服务质量,形成高效率、高级化的产业链。具体内容包括: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效率并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推广环保材料和技术,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鼓励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加速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快5G网络建设,同时研发6G等更先进的通信技术,构建强大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支撑海量数据处理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防护,确保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发展边缘计算技术,重点研发高性能复合材料、智能材料、生物基材料等,形成和扩大新材料产业园区,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产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国内新材料行业的竞争力。推动新材料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应用;构建智能电网系统,实现电力供需平衡和优化调度,推广节能技术和产品,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发展,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扩大卫星通信、遥感监测等服务范围,促进其深度应用于农业、环境监测等领域。参与国际合作项目,进行月球、火星等深空探测任务,探索太空旅游、太空资源开采等新兴商业模式。在医疗健康、教育、交通等领域引入AI技术,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结合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技术,提供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利用可穿戴设备、移动应用程序等收集健康数据,为健康管理提供支持;研发新型疫苗、抗体药物等,应对新发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挑战。

(三)人工智能+数据驱动

人工智能+数据驱动,就是利用AI挖掘大数据潜在价值,支持决策制定和业务流程优化。具体内容包括:在未来产业领域构建安全可靠的数据共享机制,促进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流动,通过AI和物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运用大数据分析和AI技术对设备进行实时监控,提前预测潜在故障,减少停机时间;利用AI进行需求预测、库存管理以及物流规划,确保供应链的高效运作;将AI用于优化网络架构设计,提高传输效率和稳定性;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和个人兴趣,自动生成或推荐相关内容,提升用户体验。用AI辅助材料科学,加速新材料的设计与合成过程,借助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对生产中的材料进行非接触式检测,保证产品质量;应用AI优化电力分配,利用天气预报数据和历史发电记录,预测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输出量;将AI技术用于优化电池管理系统,延长储能系统的使用寿命,根据环境条件和居住者习惯自动调节温度、照明等,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快速处理大量的卫星遥感数据,提取有用信息,协助计算最佳飞行路径,降低发射成本和风险;将AI用于太空探索机器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复杂任务,如火星表面样本采集,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太空旅游体验和服务。结合临床数据信息,在药物发现过程中用AI筛选化合物、进行健康数据分析,缩短新药上市时间,向用户提供健康建议和预警。

(四)人工智能+产业升级

人工智能+产业升级,就是利用AI结合产业升级行动来培育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通过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内容包括:部署AI驱动的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利用AI进行供应链分析,提高库存管理效率,减少浪费,并通过实时数据分析优化物流路径;通过AI算法动态调整频谱使用,进行行为分析和异常检测,开发基于AI的安全解决方案,以适应不同场景下的需求,预防和应对网络对生产运营的攻击;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生成高质量的内容,并根据用户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辅助材料科学,通过计算模拟和大数据分析加速新材料的设计与开发,优化材料制备过程中的参数设置,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用AI追踪材料生命周期,促进回收再利用,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用AI进行智能电网的管理和优化,包括负荷预测、故障检测以及分布式能源的集成等,分析生产中的天气数据和其他环境因素,提高能量转换效率。用AI处理卫星遥感数据,进行卫星图像分析,提取关键信息,支持农业水文监测、灾害预警等领域;将AI与轨道优化和导航相结合,提高任务成功率,赋能探测器在极端环境下自主执行复杂任务。将AI与精准医疗、远程医疗、健康管理结合,提升医疗水准,增强医学对民众诊疗健康服务能力。

(五)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就是通过人工智能与人才培养行动相结合,培养具备AI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具体内容包括:通过教育改革、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机制,普及AI基础知识,提高全民科技素养;进行教育与课程设计,在高等教育中引入智能制造相关的课程,开设跨学科项目,让学生能将机械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开展校企合作,企业与高校联合设立实验室或研发中心,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成长;进行在线教育与认证,提供在线课程和专业认证,帮助在职人员更新技能,适应未来产业的新需求。进行新兴技术教育,教授最新的信息技术、相关防御技术和最佳实践经验,培养学生的编程能力和算法思维,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开展数据科学分析,提供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相关课程,培养学生处理大数据、构建大模型的能力。加强对材料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教授先进的表征技术和材料测试方法,通过虚拟实验平台,让学生模拟材料制备过程,理解不同参数的影响;教授智能电网的设计、运行和维护,使用仿真软件训练学生处理复杂的电网调度问题,通过案例研究,探讨如何优化能源系统的效率;提供航天器设计、轨道力学、遥感技术等基础知识教学内容,通过模拟飞行任务,让学生体验太空探索的实际操作;教授卫星通信、导航、地球观测等方面的知识,通过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参与到小型卫星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开展国际交流项目,让学生有机会参与跨国的空间科学研究和工程项目;结合生物学、医学和工程技术,培养能够在医疗设备开发、生物材料等领域工作的专业人才;教授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使用AI进行疾病监测和预防,讨论全球卫生政策和国际协作的重要性,探讨如何利用可穿戴设备和移动应用来改善个人健康管理;通过案例分析,展示AI如何辅助慢性病管理和健康咨询。

为AI和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提供财政补贴和支持,建立人才终身学习机制,支持在职人员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供灵活的学习路径,定期组织讲座和工作坊,包括短期课程、在线研讨会等形式,让员工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技术前沿;与企业合作,共同投资教育项目,确保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努力构建一个全面的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充分满足未来产业各领域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魏际刚;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研究员 李苍舒

加快经济社会重点领域绿色转型

绿色低碳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金融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双轮驱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一、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必要性

绿色低碳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气候增温约束下的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基本之策,本质是实现特定条件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绿色低碳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压缩型的工业化使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巨大,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发展全局,提出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一场发展观的深刻革命、一种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绿色低碳发展是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保障。我国是世界“制造中心”,但存在“卡脖子”问题:油气、铁矿石等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应对风险挑战,既要在供给端“开源”,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地热能等非化石能源,也要在需求端“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以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色。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要推进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循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产品供给绿色化、产业结构高端化,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绿色低碳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保护,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没有高品质的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难以实现。绿色化、低碳化要体现在规划、设计、建设、生产、消费和回收利用的全过程,协同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统筹城乡、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到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明了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绿色低碳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环境危机,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绿色低碳发展,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我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必须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探索一条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面临新形势、新机遇。

全面绿色转型面临的机遇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将重构发展要素,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潜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我国“新三样”出口,正是得益于我国经济绿色转型。二是绿色转型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相连。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和总量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良好的示范,带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三是我国站到了全球绿色转型的前列。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24》指出,2023年,中国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的60%,中国的清洁能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能源系统中的表现突出。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推动能源转型国际合作,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全面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也不可忽视。一是我国存在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运输结构偏路的情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我国是世界上制造业种类最齐全的国家,拥有200多个工业门类;保持“世界制造中心”地位虽是工业化的基础,但绿色转型压力大。二是能源低碳转型迫在眉睫。我国煤炭消费占比虽由2012年的68.5%下降到2023年的55.3%,但仍然偏高;非化石能源供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堪忧,统筹能源安全保障与绿色转型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三是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短,我国仅用了30年时间,美国用了40多年,欧盟用的时间更长。储能、氢能和智慧电网配套是“短板”,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尚难以规模化应用。四是外部环境对我国绿色转型的冲击凸显。2022年,美国发布《通胀削减法案》,目标是为本地新能源产业提供额外补贴、限制进口、保护国内产业。20245月,欧盟的《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相继生效,目标是将光伏、风电等8个净零排放技术产业40%的制造控制在欧洲国家。20235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发布,计划2026年正式实施,进出口商品的碳含量或碳足迹将成为跨国贸易的决定性因素。

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绿色转型路径与政策促进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坚持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将绿色低碳转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方位、全行业、全地域加以推进;科学设定各地各行业转型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坚持协同转型;强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发展模式创新,坚持创新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安全转型,保障粮食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推进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和交通运输能耗占比将逐步增加。要完善城乡规划、建设、运维、管理体系,积极发展装配式、超低能耗和近零碳建筑,推动既有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节能降碳改造,以同样的能耗提供最佳的能源服务。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发展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发展多式联运、大宗货物“散改集”,提升大宗货物清洁化运输水平,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改造,大力推广新能源交通工具,减少车辆空载率。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解决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问题,就必须在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下功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任重道远。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加强水、粮食、土地、矿产等类资源的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高水平、高质量抓好节能,实施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广节地技术和模式,推动水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加强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建设,推进生活垃圾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两网融合”,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以产业的办法不断提高节能降碳水平,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促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协同转型,锻造新的竞争优势,抓好任务落实,培育新质生产力,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在孕育新技术、催生新业态、创造新供给、形成新需求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利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元宇宙、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赛道,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整治“散乱污”企业及其产业集群,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产业的健康发展,建设集垃圾收集、储运、焚烧、发电、供热、沼气利用和炉渣制砖于一体的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显著改善环境质量。

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衡量美好生活,文化是一个重要尺度。有效扩大绿色产品消费,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群众公平享有发展成果。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培育碳普惠应用场景。利用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际臭氧层保护日等时间节点,宣传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等创建活动,推进生态环保全民行动,推动全民在衣、食、住、行、游、用等方面勤俭节约、绿色低碳,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氛围。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在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绿色转型,是“三端发力”的系统工程。第一端是电力端,用风光水等低碳能源替代煤、油、气等高碳能源。第二端是能源消费端,用电力、氢能、地热等替代煤、油、气;加快大型风光电基地建设,推动风光电就地就近开发利用。推动海洋能规模化、商业化发展,加强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举措。推动多元互补、温度对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第三端是固碳端,用生态建设、碳捕捉(CCUS)等碳固存技术应用将碳固定在地表、产品或者地层中,要重视二氧化碳循环利用(碳循环经济的发展),另辟蹊径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碳达峰碳中和之路。

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交流。世界正经历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和能源革命浪潮,全球产业链面临绿色重构;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扩大绿色国际合作“朋友圈”。加强我国绿色产品、技术、标准、模式与国外衔接。将绿色作为“走出去”的理念先导,探索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跨境结算并带动人民币“走出去”;提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绿色化水平。讲好中国故事,与国际社会分享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最佳实践,作为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庄严承诺,充分展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为清洁文明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范式。

形成法规标准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法、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节能法、可再生能源法等的制修订;修订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规,补齐法规短板,强化风险防控。推动标准体系绿色化,健全方法科学、实施有效、更新及时的制修订机制,形成体现国家和地区特色、指标先进、系统完整的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标准体系。调整环境税率、扩大征收范围,不断增加能耗高、污染重的产品消费税,降低绿色产品消费税,引导企业增加生态产品供应,激发经营主体保护环境的内生动力。支持中小型企业绿色融资;对绿色低碳发展有突出作用的重大项目,优先给予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激励。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和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从消费端拉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健全市场机制,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并与用能权、排污权等交易市场协同联动。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鼓励企业使用新能源、节能节电。创新第三方治理、服务托管等模式,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完善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和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产品碳标识认证、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建立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加强绿电绿证与碳交易等市场机制的协同,切实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强度。

完善技术创新支撑。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各地各行业各环节的技术创新需求将激发绿色技术不断涌现,反过来又会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推进气候投融资,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为工具,积极探索园区化、商圈化、社区化节能低碳技术示范和应用场景。加强对碳减排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发,加快成果转化。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探索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碳排放源锁定、数据分析与监管、预测预警等方面的应用,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原副巡视员、研究员 周宏春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有效支持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近期,一些海外政客和媒体炒作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这种论调与基本事实和理论逻辑不符,完全站不住脚。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壮大,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心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模经济与比较优势。应该以全面、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新能源产能,不能片面以国内市场需求框定合理产能规模,不能将技术迭代中的有效产能和无效产能简单加总,不能忽视市场竞争中的企业优胜劣汰和产能动态调整,不能简单以当期需求来评判产能是否过剩。同时更要看到,中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新能源产业,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改善全人类的总体福祉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心和长期积累形成的规模经济与比较优势

为了有效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中国积极把握绿色低碳转型机遇,坚定不移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中国较早制定实施了相关法律和政策,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2009年《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先后提出发展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低碳产业,之后持续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明确而稳定的政策环境,并积极推动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随着风电、光伏等的快速发展,中国于2019年提前完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目标。特别是自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逐步进入市场力量驱动的大规模发展阶段,新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新能源汽车销量明显增加,新能源产品质量持续提升。2023年底,中国的风电、光伏累计装机量达到10.5亿千瓦,占全球新能源总装机量的四成;新能源汽车销售接近950万辆,连续9年居全球第一位。

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形成完备和有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链。一是较强的制造业配套能力支撑新能源产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为30%,产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完善,系统性优势突出。高效协同的制造业网络,为新能源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提供了全面支撑。经过多年积累和发展,中国已拥有较为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比如已建成包括动力电池、电机电控、整车及充电设施、制造装备、回收利用等在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二是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摊薄成本、容纳多条技术路线竞争成长。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期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研发和设备投入,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摊薄成本,企业凭借在国内市场竞争中获得的低成本、高性能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有研究人员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拆解显示,一些国产新能源车企的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同时,巨大的市场空间为不同技术创新路线、商业创新模式提供了足够赛道,让真正具备竞争优势、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产品和企业能够快速成长。比如,中国光伏电池具有多条细分技术路线,每条技术路线都孕育出数家上市公司。

长期积累并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技术不断升级、要素禀赋结构深刻改变、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结合,有力支撑了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一是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等领域技术处于全球前沿。中国抓住了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关键时间窗口,技术水平全面提升,高能量密度电池、高效率驱动电机、电控系统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光伏电池片平均转换效率居于全球前列,风电中的长叶片、高塔架等技术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16—2022年,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授权量累计达55.8万件,其中中国专利权人获得授权17.8万件,占比达31.9%。二是新能源领域人才富集、勤劳实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与国际劳工组织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从业人员约555万人,约占全球四成。中国工程师数量占全世界的1/4,优秀勤奋的工程师队伍吸引全球跨国车企在华布局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例如,2023年大众汽车将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落户中国安徽合肥,集中开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三是资本丰裕度上升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新能源行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22年,中国资本形成额占全球比重已达到28.1%,产业发展的资金缺口明显缩小。中国已形成一批高水平的铁路、电网、运输管道、储能、充电桩等基础设施资产,有力支撑新能源产业发展。四是数字经济优势与绿色低碳转型相结合,为新能源产业发展增添了更多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数字化赋能带动新能源产业的制造、物流效率显著提升,客户响应更加及时,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更加活跃,新产品设计和技术迭代更为迅速。2023年12月,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入选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是目前全球唯一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同时,整车制造企业与芯片、软件、通信等科技企业跨界融合,自动驾驶和智能网联等技术持续发展,智能化的应用及服务将汽车与人的社会活动紧密相连。

应以全面、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新能源产能,而不是片面、静止、简单得出“产能过剩”谬论

纵观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先进工业产能从来都是面向全球总需求的,不能片面地仅以国内市场需求框定合理产能规模。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各国依靠各自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局限于一国内部。

19世纪末,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显著上升。1915—1920年,美国出口额占全球份额持续超过20%,其中1916年高达26.2%。依靠大规模生产能力,美国的汽车、飞机、计算机等先后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1913年,福特汽车的底特律工厂采用了著名的“流水线”生产模式,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美国很快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产量一度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0%。20世纪60—80年代,美国IBM公司占据了当时工业化国家大型计算机市场70%—80%的市场份额,波音公司长期占据全球商用飞机市场60%以上的份额。二战以后,西欧和日本的汽车工业快速崛起。德国汽车出口量占产量比重从1957年的48.3%上升到2018年的78.0%;日本汽车产量从1963年的128万辆增加至1985年的1227万辆,同期出口从10万辆增长到673万辆,1985年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高达54.8%。过去30多年来,众多欧、美、日、韩汽车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并长期占据重要份额,中国并没有指责其产能过剩。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占产量的比重仅为12.5%,完全谈不上产能过剩。

还要看到,新能源产业发展伴随技术突破和快速迭代,有效产能和无效产能并存,不能简单加总。新技术往往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企业有很强的动力应用新技术建设先进产能。与此同时,基于上一代或上几代技术建设的低效甚至无效产能,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然退出市场,如果将其与高效先进产能进行简单加总并得出过剩的结论,必然会背离基本事实。以光伏电池技术为例,2010年量产光伏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为16.5%左右,2015年第二代提高到20%左右,2023年第三代已达到25%左右。光电转换效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发电成本可下降7%。这样巨大的效率进步和成本降幅,吸引着企业不断研发新技术、投资新产能。近年来,光伏生产线的平均迭代时间已降至2—3年,而物理折旧年限超过10年,很多落后产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竞争力。类似情况在其他高技术产业领域也很常见。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近年来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在摩尔定律驱动下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先进产能不断上马、落后产能大量闲置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2023年三季度,台积电公司4—5纳米制程的先进生产线产能利用率超过80%,而美国格罗方德公司16—22纳米制程的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仅有55%—65%。在这种情况下,更先进的产能还在不断上马。2024年,三星、台积电、英特尔等企业预计将分别投资数百亿美元,用于建设先进制程生产线。

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伴随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能的动态调整,新能源产业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不能静止地看待某一时期的产能规模。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企业相互竞争、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其间产能会不断进入、退出、改造和调整,这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仅停留在某一时间点上看待这个动态演进过程,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比如,20世纪初美国成为汽车制造大国后,一度出现过几百家汽车企业。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绝大部分车企倒闭,传统车企仅剩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少数几家,而且当前还面临特斯拉等新兴车企的挑战。再如,20世纪70年代末个人电脑兴起后,全球一度有400多家厂商涌入。随着技术标准统一和市场不断成熟,大量企业被淘汰。到1997年,康柏、IBM、戴尔、惠普等前几大厂商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又如,手机行业也经历了优胜劣汰过程。21世纪初,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和爱立信等企业占据市场领先地位,其中诺基亚的市场份额曾高达35%。但随着智能手机出现,这些企业逐渐失去了市场地位,被其他手机厂商取代。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企业的快速兴衰更替和产能的持续动态调整,新能源产业也必然会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中经历类似的过程。

新能源产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产能建设主要是为了匹配未来预期需求,不能简单以当期需求来评判产能是否过剩。产业发展一般会经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阶段,在成长期需求往往加快增长,企业为满足未来预期需求纷纷加大投资,短期内必然会产生投资“潮涌”和产能增加现象。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未来十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将持续强劲增长,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倍多;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GW),是2022年的约4倍。如此强劲的未来需求必然会吸引大量投资进入,带动产能快速增长。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990—1997年,美国家庭拥有计算机的比例从15%增长到35%,对网络的需求也随之急速增长,众多投资集中涌入互联网领域,当时也有人称之为“互联网泡沫”。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时期的大规模投资,为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韩国液晶面板产业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历程。LG公司液晶业务从1987年到1994年连续亏损8年,平均每年亏损5300万美元;三星公司液晶业务从1990年到1997年连续亏损7年,平均每年亏损1亿美元。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相关企业仍然基于对未来巨大市场需求的预期,将数十亿美元投资于大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建设。随着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及平板电视需求的急速增长,三星、LG等厂商的液晶面板产能在满足市场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前瞻性的产能建设,后来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顺应绿色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大势,造福人类、惠及世界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超出预期,全球绿色产品总供给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关键在于行动。中国新能源产业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

2023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海平面上升、南极冰川融化面积等多项气候指标打破历史纪录。持续高温干旱、强降雨、洪涝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和威胁。2023年度《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指出,相比于1986—2005年的平均水平,现在与热浪相关的65岁以上老人死亡人数上升了85%。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的预测,如果全球仍然以化石能源为基础推动经济增长,210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将较1995—2014年平均水平上升0.63—1.6米。照此下去,很多海岛和沿海城市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被海水淹没或不宜居住,人类文明的大量成果将毁于恶劣气候。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绿色低碳技术尚未成熟,庞大的低碳发展需求与低成本绿色技术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突出,制约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国依靠自身努力找到了能源和交通领域深度脱碳的可行技术路径,并通过大规模应用显著降低了新能源产品成本,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希望。《纽约时报》4月刊文称,全人类都需要大规模、快速地转向可再生能源。2022年《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测算,2008—2020年以中国为主的全球光伏组件供应链分别为美国、德国光伏安装节省了240亿美元和70亿美元。如果各国转向国内生产,光伏组件的价格将比全球化生产高出20%以上,这将严重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在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合作,与他国分享发展机遇。一是向外资企业敞开国内市场的大门。2018年,中国取消了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特斯拉、大众、宝马、丰田等车企纷纷在华投资布局电动车生产。盖斯特汽车战略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外资车企在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上的份额合计占14.2%,其中美国特斯拉公司一家就占了7.9%。二是支持新能源对外投资。2021年和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对外签约额连续增长,年增长率达到13%。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签约额达到38亿美元。比亚迪公司正在匈牙利建设工艺先进、高度自动化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这不仅能够促进当地产业绿色转型,也将为当地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三是积极发展互惠贸易。中国除进口大量宝马、奥迪、保时捷等新能源整车外,还从国外大量进口高端电动汽车的灯具、刹车系统、轮胎、减震器等零部件。中国出口中也包含大量外资企业产品,2023年特斯拉一家企业占了中国新能源电动车出口的28.6%。

在以上事实面前,如果还有人刻意渲染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论”,不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动机。各国之间存在产业竞争和贸易摩擦不可避免,但诉诸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用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论”为保护主义提供借口,限制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只会造成世界新能源产业发展延缓、新能源技术进步步伐放缓和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迟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不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国际合作,将继续为各国共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和改善全人类的总体福祉不断注入新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纵览
破解“内卷式”竞争首要在于扩大发展空间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争。从2023年底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首次提出部分新兴行业存在“内卷式”竞争,到2024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再到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求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央决心的不断强化以及治理“内卷式”竞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内卷式”竞争是行业内过多企业为了生存,相互之间展开的手段复杂细微、程度不断加剧、结果不断恶化的竞争。“内卷式”竞争已蔓延到我国不少新兴行业,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理,将会严重影响我国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内卷式”竞争的主要危害和影响

从微观层面看,“内卷式”竞争不利于企业发展,也损害消费者利益。对企业而言,疯狂的价格战等无底线的竞争,会大幅压缩利润空间,严重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和长远布局与发展。过低的价格也会倒逼企业压缩必要的生产成本、降低产品质量,对企业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对消费者而言,暂时的“内卷式”竞争可能会让消费者享受一波低价福利,但长期持续的“内卷式”竞争,特别是当市场价格低于成本价格时,将会严重影响产品质量,损害消费者利益。因为没有企业能够承担长期亏损,必然会牺牲质量压缩成本,特别是一些小企业,为了在“内卷”中生存下来,甚至会出售一些假冒伪劣产品。

从中观层面看,“内卷式”竞争会破坏行业生态,抑制新兴产业发展。“内卷式”竞争会导致行业利润大幅减少,影响行业的升级发展,造成整个行业发展后劲不足,破坏行业的发展生态,特别是不正当、非法的“内卷”会对经济发展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此外,也会影响供应链的安全。在“内卷式”竞争中,产业链中下游和外围的弱势企业将承受更大压力,这些企业的倒闭将会造成供应链断链。对于新兴产业来说,“内卷式”竞争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当前,我国一些新兴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已形成较强的竞争力,但在发展过程中,尚未完全发展成熟。“内卷式”竞争逼迫这些企业不得不进行价格战,企业利润被大幅压缩,减少了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提升质量和竞争力的机会,为未来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

从宏观层面看,“内卷式”竞争扭曲市场,浪费资源和影响创新发展等。“内卷式”竞争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是多方面的。“内卷式”竞争不考虑成本、供需关系,肆意压价,扭曲了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竞争应当是有序的,是在合理范围内、遵循公开透明规则和标准的竞争。“内卷式”竞争违背规则,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秩序。扭曲的价格导致供求机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的扭曲,造成市场失灵,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内卷式”竞争迫使地方政府和大量社会资金投入发展前景较好的新兴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重复建设,浪费社会资源。此外,“内卷式”竞争在产品的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不愿在核心技术创新上下功夫,如果这类情况不能得到及时改变,将会抑制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内卷式”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表现为过多竞争者(企业)追求有限的市场份额。在钢铁、机械、水泥等传统行业,主要表现为市场容量在缩小甚至明显缩小,但行业企业数量变化不大甚至有增长。而对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行业来说尤为明显,由于这些行业发展前景较好,其他行业的企业大量转行进入这些行业,一些地方政府在布局产业时,也都选择这些行业,导致大量的资本等要素蜂拥地涌入,企业数量(产量)快速增长,而市场容量却明显有限。高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包括光伏面板、锂电池等新兴行业在内的五大行业的产能总和,已经超出了全球市场的实际需求。其中,2024年我国光伏面板的产能已高达全球需求的1.9倍。

第二,表现为竞争主要是在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上做文章。当前,“内卷”的方式越来越多,但基本不在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上去竞争,而是在一些不重要的

细节上加倍付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不仅“卷”价格,而且卷营销、卷配置、卷售后、卷销量榜单等。其中,卷销量榜单就是一个典型表现。在汽车行业中,“销量榜单”对企业和消费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汽车品牌、受欢迎程度的象征,更是消费者购车时的重要参考。为了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少企业开始在“销量榜单”上做文章,有的改变发布周期,但更多的是通过使用大量的定语做前缀,做出了大量的细分市场的“榜单”。

第三,表现为竞争激烈程度不断加剧。最突出的表现是价格战,一些企业无视产品成本、供需等实际情况,为了抢占市场份额、确保市场地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硬靠资金优势“卷”死对手。此外,就是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有的企业不愿意在产品质量、技术等上下功夫,而是抄袭其他企业的先进技术,甚至通过“挖墙脚”的不道德方式,挖取对方的技术团队。更过分的还有采取违法的手段,通过制造舆论打击对手,通过商业贿赂官商勾结等非经济手段,非法取得竞争优势。

第四,表现为竞争结果越来越差。按照经济学理论,竞争有助于企业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但这样的竞争必须是公平的竞争,“内卷式”竞争的结果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这也是不少学者把“内卷式”竞争等同于恶性竞争的原因。而且,越“卷”结果越差。在这方面是有惨痛历史教训的,就摩托车来说,我国国产摩托车曾在东南亚很受欢迎,但由于国内摩托车企业“内卷”严重,影响了技术创新,后来产品质量跟不上,最后失去了不少东南亚的市场份额。当前,我国一些新兴产业虽然保持了快速增长,但因为“内卷”,“增产不增收”问题突出,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了大面积亏损。

“内卷式”竞争产生的深层原因

从宏观层面看,“内卷式”竞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总量上的供需失衡。“内卷”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宏观经济上的供大于求,总需求不足,导致过多的企业为了追求有限的市场份额,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相互厮杀。从需求方面看,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多方面因素,导致我国外需受到严重影响。从国内看,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统一大市场没有完全建立等,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受到极大抑制。从供给端看,“世界工厂”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长期的快速发展也为国内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资金,这些都需要出路,碰上总需求萎缩,想不“卷”都不行。我国“内卷式”竞争的情况早就有了,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在执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内卷”未能得到及时治理,而且越演越烈。

从中观层面看,与行业特征有关且行业协会约束乏力。首先,行业进入壁垒宽松,退出壁垒较高。我国产业以中低端为主,总体技术水平不高,即使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兴行业,也多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几乎不存在进入的技术障碍。但由于沉没成本较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重,以及破产等企业退出条件不完善等,我国许多行业都存在较高的退出壁垒。易进难出,为“内卷”创造了条件。其次,行业集中度低,行业协会协调能力有限。我国多数行业集中度低,优势企业话语权有限,行业协会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一些地方为了自身利益,人为设置隐性壁垒,造成市场分割。这一方面,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充分释放;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地方落后产能,加剧了产能过剩。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偏重短期行为直接导致“内卷式”竞争。首先,追逐短期利益。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让我国企业过了较长时间的好日子,这让许多企业更加注重短期利益,不愿意做长期打算,存在追逐优惠政策“套补套利”、投机取巧赚快钱的心理。当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时,由于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企业仍然使用拼价格等竞争手段。其次,创新能力不足。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投入多、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企业有长期发展的耐心和强大的资金能力等,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缺乏耐心、惧怕风险,即使明白创新的重要性,宁愿“卷”也不愿在创新上加大投入。部分企业不顾行业健康发展,为了一己之利,逼迫其他企业不得不“卷”。

破解“内卷式”竞争的主要对策

破解“内卷式”竞争的根本之策,首先,在于为企业和社会资金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全方位扩大内需,把14亿多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内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多渠道增加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同时,不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免除后顾之忧,让大家能够放心大胆地消费。此外,创造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以高质量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加快未来产业布局发展。未来产业往往都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吸纳大量社会资本,是破解“内卷”的重要选择。未来产业生成的关键是前沿技术的创新突破,要按照“技术创新—前瞻识别—成果转化”的思路加快催生未来产业。对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清洁能源等比较成熟的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同时,为未来产业构建良好的发展生态。

其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内卷”行业质量效益。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推动“内卷”行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实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益。完善市场进入、退出壁垒,通过提高安全、环保、能耗、质量等国家和行业标准水平,提高市场进入壁垒。同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形成各种要素畅通流动和优化组合的市场机制,完善企业退出制度。此外,加大行业的联合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引导和培育一批资本雄厚、经营规模大、市场拓展能力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型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和优势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推动过剩产能有序退出。

最后,不断提高政府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及时有效遏制各种“内卷”行为。不断完善法规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为执法主体提供清晰的指导。加大惩戒力度,提高低价竞争,特别是不正当、违法违规竞争行为的成本。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保证市场竞争有序进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市场统一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规范企业行为,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手段,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摒弃短期行为。营造合作共赢的社会氛围,鼓励和引导企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协同联动,实现共赢。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王海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张占斌

坚持系统观念 大力提振消费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重点任务。为此,国务院召开专题学习会,特别强调“提振消费要对症下药、统筹施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效能、释放改革效应”。党中央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不仅是应对当前消费不足的务实之举,而且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全方位提振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锚定消费主体、消费客体与消费环境着力施策,固本强基。

前期政策成效显著

前期的促消费惠民生政策,在增强消费能力、扩大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优化消费环境四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消费能力增强。在“两新”“专项”等一揽子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的系统集成作用下,居民消费需求得以释放。政策杠杆效应推动了大宗消费扩容提质,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国产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286.6万辆,同比增长35.5%;商务部数据显示,在“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汽车置换更新申请量攀升,2024年全国置换更新超259万份。

二是服务消费扩容。在“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等政策“组合拳”下,服务消费需求呈现多元化升级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较2023年提高0.9%,服务零售额增长6.2%;《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公布数据表明,2024年银发经济市场规模达7万亿元,占GDP的6%;同时,冰雪经济、首发经济热点层出,已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三是新型消费涌现。以即时零售、绿色消费等为代表的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6.5%;在补贴政策的刺激下,2024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较2023年提高了9.3%,2024年一级能效家电产品销售额占比达90%以上,2023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三大有机产品消费市场。

四是消费环境优化。软环境方面,在“放心消费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系统性政策牵引下,市场监管效能与消费体验实现双向提升。2024年,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通过处理投诉举报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7.2亿元,同比增长17.1%。硬环境方面,各类新型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底,累计建成充电桩1235.2万台,同比增长50%。

提振消费的制约因素

坚持“两点论”分析消费形势,不仅要看“成绩”,也要看“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3—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始终维持在5%以下的低位,最低下探至2%,消费明显乏力。消费需求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是消费主体的能力与意愿不足。从消费能力来看,2024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仅为56.46%,低于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城乡收入倍差与养老金倍差依然偏高,需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增强消费能力。就消费意愿来看,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储蓄率长期超过40%,远高于发达国家。此外,平台算法价格歧视等现象也引发消费者不信任感,导致新型消费意愿不强。

二是消费客体的供需适配度不高。目前,供给侧问题集中表现为高端供给稀缺、低端供给过剩,缺少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较弱。同时,消费侧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服务消费不足成为引发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到40%,与美国(67%)的差距超20%;造成这一差距的关键在于服务消费占比仅26%,远低于美国(55%),消费不足严格来讲是服务消费不足。

三是消费环境中存在诸多堵点。政策工具以消费补贴为主、缺少收入支持政策,且补贴政策存在需求透支风险。制度层面,市场监管与消费保障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于消费新业态的发展,造成消费纠纷频发,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2024年消费投诉量同比增长32.62%。

以系统观念提升促消费效能

“坚持系统观念”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在提升促消费惠民生政策的效能这一系统工程中应加以贯彻。需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与消费环境三端协同发力,固本强基。

从消费主体端发力,应完善收入倍增机制,培育多源消费动能。促消费惠民生政策需跳出短期刺激思维,注重培育长期可持续增收能力,从根源上解决消费能力不足与消费意愿不强的问题。一是增加财产收入份额,提振消费倾向。考虑到可支配收入增长(直接)形成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净财富资产增加(间接)产生的边际消费倾向,但消费倾向随着可支配收入增长而下降、随着净财富资产增加而上升,为提振居民消费倾向,短期内需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则需要改善收入预期并提高财产收入份额。二是推动就业质量提升,筑牢增收基础。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就业高质量发展,乘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之风,增加高质量岗位数量,促进高质量就业。同时,深化投资者教育,提升金融素养,持续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探索建立居民财富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化“沉睡资产”为消费动能。三是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化解消费顾虑。实施省际、城际、城乡互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财政支出更多向中低收入群体下,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居民预防性储蓄压力。

从消费客体端发力,需深化供给质量变革,牵引供给扩围适配。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数智化驱动、服务化延伸的高质量多元化供给体系。一是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供给内核。全方位推动生物制造、深海空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向消费领域渗透转化,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拓展新型消费的有机统一,以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与结构适配。二是以数智化转型打通供需链条。由政府牵头打造消费大数据中枢平台,整合线上线下消费行为数据图谱,开发市场动态追踪与需求智能预测系统。依托数智技术完善供给端质量可信认证,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大数据质量追溯系统,传递消费安全信号。三是宽领域推动服务供给扩围。丰富服务供给,既要扩大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智慧康养等重点领域的开放,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发展享受型服务消费,又要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服务供给差距,增强服务供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同时,优化城市规划布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利用人口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服务供给成本、扩充服务供给业态,促进服务消费总量和种类持续增长。

从消费环境端发力,要破除流通领域堵点,打造全域消费生态。以系统思维推动消费环境治理升级,破解市场分割、监管不完善、维权成本高等堵点,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高效畅通的消费生态。一是针对市场分割、监管标准不统一、跨区域维权成本高等痛点,打破地方保护、行政分割以及市场垄断,加速推进区域一体化,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防止自我小循环。二是提升平台经济领域向善治理能力,建立全流程信息披露标准与算法备案审查机制,实施穿透式动态监管,通过强化价格形成机制透明度与用户数据主权保障,遏制算法歧视等垄断定价行为,推动数字正义框架下的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建设,保障消费环境的透明、有序和公平。三是完善会展、支付、物流、售后等产业配套设施,建立健全服务供给质量星级评价体系,提升消费纠纷处理效率与多元化解路径,既为经营者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也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根深者叶茂,源远者流长。坚持系统观念促消费、惠民生,应以需求侧管理激发“能消费”的底气,以供给侧改革培育“愿消费”的锐气,以消费环境优化壮大“敢消费”的勇气,构建起“消费主体有动力、消费客体有活力、消费环境有引力”的消费生态系统,协同发力提振消费。

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傅联英;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蔡煜

提高价格治理水平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加快构建市场有效、调控有度、监管科学的高水平价格治理机制,对深化价格改革、完善价格调控、优化价格监管等作了系统性部署。

提高价格治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有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是经济运行的普遍要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途径,其能够在调节供求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催生新质生产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价格合理形成、提高价格调控水平、促进价格监管高效透明,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有利于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水平。价格调控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意见》提出“综合考虑总供需关系、经济增长、市场预期等因素,合理确定价格水平预期目标,强化宏观调控导向作用”,有利于推动价格政策与财政、货币、产业、就业、投资、消费等经济政策协同发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从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水平。从短期看,价格调控要在有度有效上下功夫,主动加强预调微调,开展区间调控、精准调控,引导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平稳运行,助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从中长期看,深化价格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更多运用价格、税收、利率等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能够为宏观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有利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建章立制和清理破除“两手抓”。从“立”的角度来讲,《意见》旨在提升价格领域相关基础制度规则的一致性,确保价格政策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亮点在于,从创新服务重点领域发展和安全的角度,对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能源价格、公共数据价格等专项政策进行了部署,有利于推动要素畅通流动和重点市场建设,从而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提供重要支撑。从“破”的角度来讲,《意见》明确提出“废止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公平竞争的价格政策”“防止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开展恶性竞争”等举措,有利于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从而增强全国市场的统一性。

有利于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顺应时代发展新形势、企业和群众新期待,当前要持续激发创新动力与社会活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是优化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意见》紧扣时代脉搏和市场诉求,明确提出“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高效顺畅流动”的工作要求,释放了更好指引企业向“新”而行、向“绿”转型、向“高”攀登的价格信号。

提高价格治理水平须辩证处理好几大关系

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了全面、系统而科学的价格改革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推动改革落实,评价改革成效,都要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革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时效度,明确优先序。《意见》综合评估当前形势下的重点领域成本变化、质量安全等因素,研提创新性举措;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聚焦现实问题和突出矛盾深入调查研究,确保改革方案和政策举措更符合实际,更接地气,具有可操作性。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价格改革沿着市场化方向不断前进,基于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科学认识,最大限度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环节的价格,并把价格管理重点从直接定价转向建机制和强监管,对确需保留政府定价的领域逐步建立了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价格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这次《意见》提出“市场有效”是高水平价格治理机制的首要特征,根据市场竞争水平和发育程度以及不同产品属性,统筹设计改革方案和政策举措,在重点领域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紧密结合。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而且“有形之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立规建制与兜牢底线方面。例如,《意见》部署了“完善促进均衡可及的公共服务价格政策”,其中涉及养老、育幼、教育相关分类收费标准等“民生重点关切”的事项;又如,强调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兜底保障,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等。

完善体系机制和提高能力水平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是引导资源配置最灵敏、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价格治理是在价格领域规范价格管理和维护市场秩序的一系列体系性的制度安排。健全价格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两方面是有机整体,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了健全的价格治理体系和机制,才能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水平,才能更好充分发挥价格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健全价格治理体系和提升价格治理能力,要强化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实现相关改革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联动、紧密配合,同时狠抓《意见》落实,锚定目标、久久为功,建立持续优化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长效机制。

提高价格治理水平的实践路径

立足“十四五”末期,展望“十五五”时期,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物价保持合理水平,都对完善价格治理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意见》指出的“价格合理形成、利益协调共享、民生有效保障、监管高效透明”的治理目标和效果,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把健全价格治理体系和提高价格治理水平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抓牢抓实。

夯实四大机制能够有效提高价格治理水平。一是从深化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重点领域市场建设、营造竞争有序市场环境等方面健全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突出“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的导向,推进电价、气价、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民航客运价格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二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创新服务农业、能源、公用事业、公共服务、公共数据等重点领域的价格引导机制。尤其是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运用价格杠杆引导经营主体和消费者行为,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促进公用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意见》强调明确政府投入和使用者付费的边界,健全公用事业价格机制。三是强调完善促进物价保持合理水平的价格调控机制。抓好重要民生商品生产流通组织以及价格调控,保障市场供应与价格基本稳定,这是衡量价格治理水平的重要维度。四是优化透明可预期的市场价格监管机制。主要强调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强化价格监督检查、推进高效协同共治的配套建设。

全方位、全过程提高价格治理能力和水平。一是夯实价格治理的法治基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夯实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基础尤其重要。《意见》强调要“依法治价”,完善价格法律法规,提升价格治理科学化水平,规范经营主体价格行为。二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加强反垄断监管。在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有效规范企业经营范围,防止利用垄断优势向上下游竞争性环节延伸,加强成本监审和调查,提升价格监管能力;在竞争性领域,加强反垄断监管执法,预防和制止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三是加快重点市场建设,同步优化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意见》提出完善多层次电力市场体系,有序发展油气、煤炭、碳排放权等交易市场,培育多元化竞争主体,在此基础上完善定价机制;推动重要商品期货和现货市场一体化建设,优化上市、交易、监管等规则,夯实市场形成价格的基础。

在价格领域推进高效协同共治,持续提高价格治理水平。在《意见》形成过程中,广泛开展了调查研究,系统梳理和分析价格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征求相关方面的意见建议,精心设计改革方案与政策体系,确保稳妥审慎推进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相关工作。在优化透明可预期的监管机制方面,《意见》明确提出推进高效协同共治,完善多元治理的模式,加强行业企业自律、社会监督与政府监管的协同配合,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当前和未来,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以企业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为标尺,不断优化调整价格政策,同步加强价格政策及配套措施解读,做好《意见》的落地实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 郭丽岩

提升政策工具组合效能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依托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运用各类政策工具组合,能够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丰富人力人才资源等诸多优势,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

从一揽子增量政策看我国宏观政策工具运用特征

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逐步构建起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相比传统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治理目标更多元、统筹更全面、手段更丰富,而且相关政策工具还在实践中不断拓展。从近年来的实践看,各类宏观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具有鲜明的治理特性,这在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部署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是注重短期调控目标和中长期发展目标相结合。近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不是割裂的,必须统筹考虑。传统宏观调控在面对经济短期波动时,更强调尽快通过财政货币手段进行逆周期操作,以快速推动经济恢复到预期增长轨道,实现短期调控目标。然而,过度关注短期目标,容易导致政策超调和变动频繁,透支未来政策空间,还可能加剧风险,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反过来也会影响短期目标的实现。我国宏观政策工具运用强调统筹好“近”与“远”的关系,既有效应对当下困难挑战,也更加重视解决中长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实现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目标的有机结合。一揽子增量政策,不仅及时有效应对当前问题,通过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等举措推动实现年度目标,还通过落实“两重”“两新”等重大举措,加大补短板、惠民生领域投资,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能,为长远发展打牢基础、夯实根基。

二是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供需动态平衡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理想状态。传统宏观调控主要是调节总需求,突出需求管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以熨平经济波动。我国宏观政策工具运用则针对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强调供给与需求并重,既注重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内需,也注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供给,努力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循环。在一揽子增量政策中,既使用消费、投资政策工具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也注重通过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等措施来优化供给。

三是注重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相结合。与逆周期调节相比,跨周期调节具有时间跨度长、政策手段多样、调控目标长远等特点。与传统宏观调控以逆周期调节为主不同,我国宏观政策工具运用注重统筹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一方面,科学运用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主要政策工具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注重通过发展规划、人口政策、体制改革等中长期工具,着力解决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系统性风险等中长期、深层次问题。一揽子增量政策中,在大力度逆周期调节政策基础上,还系统部署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政策举措,给逆周期调节提供了更长远的跨周期指引。

四是注重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传统宏观调控往往将经济过热、过冷视作总量问题,而忽略其背后对应的结构调整需要。我国宏观政策工具运用则将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既通过总量政策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也采取结构性政策工具促进结构调整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关注一揽子增量政策,不仅要看到可以量化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财政货币政策规模,更应看到产业、投资、消费等政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平衡的作用,还应特别注意针对地方隐性债务、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等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结构性问题的有效治理。正是将解决总量与结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出政策效能,促进经济行稳致远。

五是注重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相结合。与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类似,我国宏观政策工具运用不仅关注短期如何应对,更注重通过长期制度建设来破除制约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各类障碍因素,在调控中实现经济制度体系科学组合和优化升级,进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跃迁。一揽子增量政策,不仅涉及各领域短期性举措,还坚持用改革精神、创新举措解决发展问题,注重加快推出一批条件成熟、可感可及、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改革举措,进而提振市场信心、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如,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实施更加开放的过境免签政策、出台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意见等,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不断释放和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此外,我国宏观政策工具运用还特别注重政策组合与协调配合。就单个政策而言,政策是否务实管用,出台的时点、力度和节奏是否合理是影响政策效果的关键。就整体政策而言,政策取向是否一致、是否协同发力至关重要。一揽子增量政策打出的是一套“组合拳”,统筹财政、金融、消费、投资等领域,兼顾经济运行各领域各方面,是针对经济运行各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系统性部署。在政策实施中要求用好一致性评估工作机制,提升各领域政策目标、工具、力度、时机、节奏的一致性和匹配度,不断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进而形成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一揽子增量政策效能持续释放

面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部署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为顺利完成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相关政策效能也在持续释放,为2025年乃至更长时间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心剂”。

增长目标顺利完成。2024年经济运行呈前高、中低、后扬态势。一季度经济开局良好,但受国内外多方面因素影响,二、三季度主要指标连续走低,下行压力加大,实现预期目标难度明显加大。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及时推出和落地见效,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比三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最终全年经济增速5%的目标顺利完成。

国内需求显著提振。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带动下,2024年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8%,比三季度加快1.1个百分点。2025年1—2月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继续显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0%,比上年全年加快0.5个百分点。在“两重”建设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带动下,2024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4%,比前三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15.7%,比上年加快9.1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2个百分点。2025年1—2月份,效果继续释放,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6%。

产业发展显著加快。需求端的有效扩大带动工业和服务业增长加快。2024年四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2%,比三季度上升1.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比三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2025年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上年全年加快0.1个百分点。2024年四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比三季度加快1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加值也由三季度的负增长转为全年增长2%。

物价水平温和回升。在消费需求提振拉动下,2024年四季度以来至2025年1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CPI涨幅连续回升。工业产销改善也带动价格回稳,2024年11月份和12月份PPI降幅连续收窄。2025年1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与上月持平,2月份同比、环比降幅均有所收窄。

楼市股市逐步改善。政策组合效应不断释放,楼市、股市状况有了不少积极变化。2024年四季度,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实现正增长;2025年1—2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5.1%,降幅比上年全年收窄7.8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2.6%,降幅收窄14.5个百分点。2024年四季度,资本市场活跃度显著上升,沪深两市股票成交量、成交金额分别比三季度增长1.1倍、1.6倍,市场情绪逐渐回暖;2025年以来,资本市场表现良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科技领域的亮眼表现带动市场继续活跃。

债务风险有效缓释。在力度空前的地方隐性债务置换政策支持下,地方实现了隐性债务显性化、高息债务低息化,资金压力、利息支出压力、化债压力大大减轻,既兜住基层“三保”底线,也使地方政府腾出更多资金发展经济,增强了经济发展动能。截至2025年3月5日,地方已发行置换债券2.96万亿元。债务置换有效带动平台退出,2024年四季度平台减少4680家,占全年减少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有效降低了地方债务风险。

此外,经济运行回升向好,各部门收入有所好转,带动了各方面预期信心增强。

优化提升政策效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清醒看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不确定、难预料情况增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对我国贸易、科技等领域造成冲击。同时,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不稳固,还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等问题和困难。为此,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强化系统思维,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

一是将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落实到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按照既定预算安排,加快各项资金、额度下达拨付,尽快形成实际支出,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货币政策支持性功能,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将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着力做好扩大内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各项重大任务,进一步巩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坚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研究部署一批有利于拓展宏观政策发力空间、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市场活力、经济增长效应明显、可感可及的改革措施,实现宏观政策和改革措施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二是强化政策工具组合运用和协调配合。科学研判宏观经济大势和微观主体政策需求,加强综合统筹和综合平衡,强化财政、货币、产业、投资、就业、消费、区域等领域的政策协调,提高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合理确定政策出台时机、力度和节奏,建立健全政策有序退出机制,做好新旧政策的衔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政策出台前评估—实施中跟踪分析—实施效果反馈调整”的全链条动态化评估调整机制,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出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与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看准了就一次性给足,提高政策实效。加强上下联动、横向协作,促进政策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衔接畅通。此外,预期管理至关重要,要注重倾听市场声音,及时了解不同类型微观主体的政策诉求并作出回应,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创新政策宣传解读工作,以易懂的语言、合理的方式,在合适的时机向社会公众准确说明政策意图,提高宏观政策实施效果。

三是强化政策工具前瞻储备。加强对国内外中长期经济形势的前瞻性研究和预测研判,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分析、大模型分析等新技术手段加强经济监测预警,提前发现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问题和风险。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推动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与发展规划确定的中长期目标相协调,并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做到提前布局、靠前发力。顺应存量经济对宏观调控影响加大的形势,探索将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融入宏观经济治理,推动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政策协同发力,形成存量经济与增量经济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格局。加强对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研判,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有效防范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外溢效应。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郭春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清彬

金融透视
我国当前显著增加国债发行的必要性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拟从当年起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2024年先发行1万亿元。2024年4月23日,财政部宣布支持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增加国债买卖,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储备。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未来的宏观政策将更具扩张性的重要信号。2024年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宣布了“6+4+2”的地方政府化债新方案。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

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国显著增加不同期限的国债发行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提供资金支持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存在负向产出缺口,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尽如人意。在此背景下,仅靠扩张性货币政策发力是不够的,必须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来主动创造需求,这就是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在家庭消费需求与企业投资需求较为疲弱的背景下,应该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总需求,进而带动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增速回升。财政政策应当突破3%的赤字率“门槛”,通过发行国债等手段适度扩大名义赤字率,发行国债能够将私人储蓄聚集并转化为有效需求,进而支持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公共债务大幅上升,随着全球实际利率长期趋势性下行,高债务国家仍然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务率上升,其利息支出反而下降,传统的债务可持续性理论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现象在日本尤为突出,其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70%~80%一路攀升至当前的250%左右,但由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存在,日本政府的债务风险一直维持在可控范围内。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低利率政策配合大规模财政扩张,只要利息偿付压力可控,债务率突破既有上限也不会损害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在低利率时代,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阐释了利率下降与债务可持续性的关系,成为各国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Furman and Summers,2020;布兰查德,2024)。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强调政府更应该关注偿债能力,因为在低利率环境下,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融资,只要政府债务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速,债务增长的速度就会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上述理论极大地扩大了财政政策的空间。在该理论框架下,政策制定者应关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削减赤字和债务。

虽然近期政策研究机构对全球公共债务风险上升的担忧有所加剧(IMF,2024),但这种担忧更多是针对新兴经济体以及大量使用外币借债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估算,截至2023年末,中国全口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为84%,与2019年全球平均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83.7%)基本持平,低于2023年全球平均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94%)。即使考虑了隐性债务和不同口径的估算差异,我国全口径广义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为100%~110%,仍然显著低于日本的249%和美国的123%。这意味着我国政府还有充足的举债空间。

综上所述,无论是依据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还是参照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为应对当前总需求不足,我国必须采取更加扩张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规模的赤字率。此外,受经济增速放缓和房地产结构性调整的影响,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20.2%,地方政府收支平衡压力较大。因此,为确保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顺利实施,需要中央政府加大举债力度,增加国债发行就成为题中之义。

笔者预计,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有望提升至4.0%,这相当于5万亿元左右的赤字规模。此外,中央政府可能额外发行3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传统基建、人力资本相关新基建(教育、医疗、养老)以及民生领域。上述财政扩张规模加上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望支持我国2025年的GDP增速继续保持在5%左右,名义GDP增速也有望企稳反弹。

有助于更好地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如前所述,我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但我国政府债务的结构需要优化,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成本高、期限短,中央政府债务成本低、期限长。笔者估计,如果算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我国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占比高达80%左右,而中央政府债务占比仅20%左右。而美国政府债务中,国债占比为80%左右,市政债占比仅为20%左右。更进一步,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中,成本相对较低、期限相对较长的省级政府债务占比很低,而成本相对更高、期限相对更短的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债务占比很高。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债务的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张明,2023)。

由于中央政府的发债成本最低,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发债成本次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发债成本最高,因此债务结构不合理导致我国政府债务成本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同时还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面临收益率与期限双重错配,表现为债务负担更重的地方政府需要支付更高的发债利率,并且只能发行期限更短的债券。

因此,为了更好地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量方面,应当增加国债与省级政府一般债,降低三、四线城市的新增举债;存量方面,可以考虑进行更大规模的存量债务置换。对财政实力较强的省份而言,增发省级债券置换三、四线城市债务即可;而对财政实力较差的省份而言,未来可能需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置换地方政府债务。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置换过程中,强化财政纪律、降低道德风险至关重要。笔者建议,对于抗疫期间支出增加而产生的地方政府债务,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债进行债务置换。今后,对于全国性、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则应当直接通过发行国债和省级政府一般债进行融资。

笔者认为,2024年11月8日提出的“6+4+2”化债方案有助于缓解未来3至5年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压力,解决地方政府、民企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三角债问题,支持地方政府获取更充足的资金用于稳增长和保民生,但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地方债压力依然存在。为全面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仍需要通过中央政府适当加杠杆等方式承担部分化债成本。此外,针对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库存大规模积压风险,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来募集资金,出资支持地方政府设立专项基金,用较低价格从开发商手中收购过剩商品房,再将其转变为保障性住房来满足新市民居住需求。

综上,通过增量和存量两方面发力,适度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进而建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有助于标本兼治地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有助于向中国金融体系提供更大规模的抵押品和安全资产

2024年初至今,中国宏观金融数据出现分化。一方面,制造业投资增速、出口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实体经济指标均有回升;另一方面,金融相关指标仍然表现低迷。截至2024年12月,狭义货币(M1)同比增速已经连续9个月负增长,且M1与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之差也处于历史性峰值,意味着人们更愿意将资金留在银行作为定期存款,而不是用于投资或消费。2024年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为负,企业与居民等微观主体缺乏借贷意愿。出现上述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存在显著错配。

房地产市场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房价下跌并且成交量低迷,使得依靠房地产作为主要抵押品的银行信贷市场运行不畅。抵押品价值下跌甚至抵押功能丧失,是我国金融周期处于下行阶段的重要原因。

过去,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土地财政实现财政问题金融化。地方政府除了通过出售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外,还将土地作为要素注入城投融资平台公司,平台公司则以土地作为抵押品,从银行获得贷款并用于各类投资,城投融资平台在过去10多年的地方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换言之,过去城投融资平台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居民和企业以房地产作为抵押品的加杠杆模式,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背景下难以为继。我国经济“金融加速器”的有效运行需要被市场主体广泛认可的“新的抵押品”。

在此背景下,大规模增加国债发行能够为我国金融体系提供新的高质量抵押品。一方面,这有助于缓解中国金融周期下滑,促进尽快实现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双回升”,这不仅将夯实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且有助于降低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感受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大力增发国债将显著增加金融市场上的抵押品和安全资产供给,优化债券市场结构,促进金融体系发展质量提升。

有助于重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与完善利率传导机制

从1999年至2011年,我国持续保持经常账户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储备不断飙升,外汇占款成为最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为避免外汇占款过度增长导致“流动性过剩”,央行只得通过发行央票与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进行对冲。2015年“8·11汇改”前后,随着外汇储备停止增长甚至下降,央行逐步寻找新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公开市场操作(OMO)和各种形式的再贷款(例如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成为新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

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都是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这也是未来我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演进方向。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是发达国家央行的常见做法,并不是量化宽松或者财政赤字货币化(余永定与张一,2024)。与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方式相比,央行买卖国债的优点有两个。一是不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抵押物,这有助于缓解我国金融市场抵押品不足和债券市场安全资产供需紧张的问题;二是还可以直接对特定期限的国债收益率进行精准调控。因此,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促使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的操作常态化,并成为调节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手段,有助于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与国际主流接轨。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问题是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的传导机制不太顺畅,虽然目前我国的短期利率已经充分市场化,但短期利率向银行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传导还面临诸多“堵点”。从短期利率到MLF、从MLF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LPR到银行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传导环节还不够顺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能够反映市场对期限结构的确切定价,有助于短期利率变化向长期利率的传导。

目前,我国的存量国债以1至10年期为主,1年以内的短期国债和10年以上的长期国债规模在国债存量规模中的占比分别仅为2%和17%。适度增加短期和超长期国债发行比例,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有效疏通从短期利率到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机制,进而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已经通过若干渠道实现互联互通,例如沪港通、深港通、全球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等。2018年起,我国逐步将扩大金融市场向境外机构投资者开放作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2024年,债券通首次允许使用人民币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作为抵押品,开放境外机构参与债券回购。然而,现阶段我国债券市场上高信用等级债券(例如国债、国开债以及部分银行发行的金融债)供给不足,境外投资者缺少存量规模大、流动性强、收益率具备吸引力的人民币计价安全资产,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金融市场开放进程。因此,加大国债发行规模能够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大规模、更高流动性的金融产品。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境内人民币金融市场还是在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高质量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供给均不足,并成为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扩大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计价国债发行规模,既有助于政府融资,也有助于繁荣金融市场,还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谓一举三得。

全球安全资产的短缺问题由来已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强监管要求和人口老龄化等长期结构因素推升了全球安全资产的需求,导致无风险利率快速下降并接近零下限(ZLB),进而让经济体陷入衰退的“安全性陷阱”(Caballero and Farhi,2018)。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政府联合盟国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这事实上构成了美国国债对俄罗斯主权投资者的定向违约,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最安全资产的声誉。作为回应,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加大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新的安全资产的力度。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发展潜力较大,政府主权信用较高,我国国债作为高等级债券具备成为全球重要安全资产的潜力。我国政府应该抓住这一机会,持续加大国债发行力度,特别是在离岸市场上增发国债,增加全球安全资产供给,积极推动我国国债成为受到全球投资者认可的安全资产,这也能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晓曦

金融科技支持数实融合的思考

央行近日召开的2025年科技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金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在金融领域应用。当前,通过数字化、新技术的力量改善金融功能,进而通过支持数实融合来优化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新形势下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主线索。文章指出,金融科技支持数实融合的具体思路包括,持续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改善金融科技供给能力;高效支持科技创新,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改善数据要素治理与应用,打造产融互动的数据生态;推动智能化金融服务场景融合,打造不同金融产品的协同支持模式;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区域数实融合的协调发展。文章认为,金融机构需以支持产业数字化为重点、以人工智能应用为技术突破口、以产业链金融为场景突破、以开放金融生态建设为支撑、以信用科技创新为保障,破解信息不对称,实现金融资源精准匹配,全面服务数实融合的多元需求,助力经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新质生产力为主要载体,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之一,则是以数实融合带动经济效率全面提升。同时,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并且以包括数字金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作为落脚点。由此,通过数字化、新技术的力量改善金融功能,进而通过支持数实融合来优化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新形势下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主线索。

一、理解数实融合的不同层次

首先,可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来看数实融合。一则,宏观层面是通过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质量,推动经济效率提升和增长方式转变,并呈现创新性、再生性、生态性、精细性、高效益等特征。二则,中观层面是促进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效率改善,并且重构众多行业的上中下游运营方式。通过充分发挥数字化的力量,激发数据要素的价值,努力构建具有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则,微观层面是推动市场主体的数字化创新与变革,改善企业生产函数,全面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各类企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努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全面增强市场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其次,可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来看数实融合。一则,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高精尖”部分,亦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这也是数实融合的前沿部分。二则,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产业经过数字技术改造,增加了新价值、形成了新业态,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亦即数字化效率提升业,也是数实融合的拓展部分。三则,数字基础设施指能够体现数字经济特征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涵盖5G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重点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层设施和应用基础设施三方面。

此外,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数实融合本质上是充分运用劳动力、数据、技术、平台等供给侧要素,更好地服务居民与企业需求。一则,在劳动力供给规模受约束的情况下,更多需要依靠数字化来改善劳动力质量;数据作为重要的新兴要素,需真正进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再生产过程中;基础性技术、前沿重大技术、应用技术都成为承载数实融合的重要工具;平台经济则是推动数实融合、为产业集群助力的典型模式。二则,数实融合的结果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消费稳健发展、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产业规模化发展、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等,因此数实融合的“产出价值”也需进行系统梳理与综合考量。

二、金融科技支持数实融合的战略思路

1.金融支持数实融合的总体思路。与数实融合的不同层次相对应,需要厘清金融支持的思路与视角。首先,对应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数实融合。一是金融活动应致力于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既服务经济结构优化,又着力改善实体经济的金融“有效需求”,使得货币金融循环更顺畅。二是推动产业链金融创新是重中之重,使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物流等呈现一体融合。三是面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需要更加精准、功能多元化、生态共赢的金融资源匹配。

其次,对应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等层面的金融需求。一是围绕数字产业化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沿技术企业,不断拓展“耐心资本”的有效支持,推动金融风险管理模式创新。二是随着传统产业的业态变得分散化、智能化、轻资产化,传统金融工具遇到挑战,也需不断创新适应产业数字化演变所需的金融数字化产品。三是数字“新基建”需要投融资模式的创新,从而适应项目形式更多样、范围更广泛、规模更分散、技术含量更高的特点。同时,还需完善金融“新基建”来助力数实融合,包括数字化的支付清算设施、征信系统、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等。

最后,对应投入产出视角的数实融合。一方面,金融在促进就业、支持劳动力素质与技能提升,保障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创新,合规健康地融入平台经济模式等方面,都大有可为。另一方面,消费金融、产业金融的创新迭代,金融“走出去”以助力企业国际化等,都是改善金融服务的重要层面。

2.金融科技支持数实融合的具体思路。首先,持续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改善金融科技供给能力。2022年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202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案》)并提出要“系统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是指由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为促使金融科技更好地助力数实融合,必须推动金融业全面提升自身的金融科技创新供给能力,而这又以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作为前提。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拥抱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增加科技投入,更需要持续增强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

其次,高效支持科技创新,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从不同视角推动数实融合,其共识的着眼点就是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由此,金融业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有效支持科技企业发展,也成为金融支持数实融合的主要“抓手”。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有助于科技金融创新,进而形成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的循环互动。一方面,金融业自身就是科技应用的重要领域,也是科技企业的优质客户,金融业拥抱新技术、推动应用创新,可以带动前沿技术的实践探索;另一方面,在科技金融发展中,往往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信息不对称、缺乏抵押物等难题,深度应用金融科技,可以有效缓解这些矛盾。

再者,改善数据要素治理与应用,打造产融互动的数据生态。推动数实融合的关键在于打通数据要素市场的价值流动,使数据应用于千行百业的效率提升之中。当前,国家层面努力推动的数据资产化是数据要素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能够打破数据产业链的障碍,为企业和机构创造战略资产,提高各方积极性。要健康、快速地推进数据资产化,离不开金融科技工具的有力支持。从技术层面看,金融科技推动了数据确权、交易规则制定及隐私保护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数据流通效率。例如,数据融合技术整合多源异构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全面的风险评估依据。从生态层面看,金融科技也为传统产融结合方式带来诸多新变化,产业与金融的内生融合动力愈加突出,为金融支持数实融合提供了全新的生态保障。

还有,推动智能化金融服务场景融合,打造不同金融产品的协同支持模式。不同层面的数实融合涉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不仅有短期或长期融资需求,还有投资与资金跨期配置的需求,更有对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金融功能的需求。关键创新点在于如何打通金融子行业与产品约束,对数实融合主体或项目提供“金融超市”型服务。对此,在金融科技加持下,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模式或平台,使市场主体可多维度筛选金融产品,更加高效、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从而缓解金融机构与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可以充分运用新技术与网络服务,对于不同金融产品进行整合,为数实融合的客户提供一站式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不仅涵盖银行传统业务,也可包括保险、基金、证券、投资咨询等。

最后,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区域数实融合的协调发展。无论是数字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发展,在我国都存在区域结构失衡与亟待协调的问题。对此,优化数实融合成效的关键,也在于能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减少各类数字与产业“鸿沟”。有鉴于此,在推动金融科技支持数实融合的过程中,也应致力于直面相关挑战。例如,在优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时,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引导中长期资本投向各类项目,优化区域算力布局,减少区域数字基础设施保障差距。再如,充分利用数字支付、信贷等工具,不断完善县域、乡村的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由此来提升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使得数实融合的成果真正普遍惠及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等主体。

三、金融机构赋能数实融合的重点环节

1.以支持产业数字化为重点。对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数实融合提供了诸多业务创新的“蓝海”领域,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产业数字化。《行动方案》提出引导金融机构将金融服务嵌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产业”等数字化场景,正是面向产业数字化的重要举措。例如,一方面金融机构应着力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对传统制造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中长期资金支持,促进金融资源和产业转型融资需求高效对接。以数字金融服务模式为依托,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工业制造技术的创新、融合。另一方面,可努力探索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的创新融合,围绕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研发与创新难点,努力构建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耐心资本支持体系,优化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2.以人工智能应用为技术突破口。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金融变革的主线。一方面,人工智能金融应用已涵盖支付、信贷、投资、风险管理等众多领域。随着生成算法、预训练模型、多模态数据分析等技术融合,生成式大模型也快速迭代,逐渐成为金融机构数智化转型中的主要支持工具。近期,许多金融机构都开始探索基于DeepSeek的测试,寻找合适的落地场景,分析其可能带来的降本增效作用。另一方面,在产业运行中,人工智能带来运行效率的提升和创新机会的增加,将有助于改善数实融合的模式、特征和内生动力,从算法、算力、数据等方面重构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因此,人工智能必然给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与赋能数实融合同步带来巨大改变。

3.以产业链金融为场景突破。日前,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 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鼓励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在实践中,从供应链金融到产业链金融的探索,天然契合了金融科技与数实融合的内在逻辑。例如,招商银行重点服务拟上市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投商私科研”(即投行、商行、私行、科技、研究)的一体化综合服务方案。华夏银行构建了“1+3+N”服务体系。其中,“1”指产业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实现金融服务全流程数字化;“3”指核心企业类、产业直通类、产业园区类三大数字化产品体系;“N”指多个行业解决方案,覆盖制造业、能源、物流等关键领域。平安银行通过实施“星云物联网计划”,构建智能物联网数据平台,深入供应链场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升级“平安好链”供应链金融平台。

4.以开放金融生态建设为支撑。源于欧洲的开放银行变革,最早是指通过开放API技术实现数据共享。更广义的开放金融则是指打造平台化生态模式,通过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等,为客户、合作伙伴等提供更聚焦、更敏捷、更智能、更开放的体验,从而使金融机构创造出全新业务模式。《行动方案》指出“支持金融机构搭建数字化金融服务平台,鼓励金融机构输出技术、平台”,实质上也是对开放金融理念的拓展。应该说,数实融合自身就建立在开放共赢基础上,再叠加上开放型金融服务,必然能带来更高效的生态改善。对此,金融机构也应努力通过开放合作,对外输出核心金融服务和数据能力;加强与科技公司、数据企业、互联网企业的合作,把金融服务嵌入更多数实融合场景中。

5.以信用科技创新为保障。对于数实融合中的科技创新、中小企业等领域,金融支持的“堵点”之一在于信用缺失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亟需推动信用科技创新,弥补金融信用基础设施的“短板”。当前,新技术已经在征信领域广泛应用,依托大数据可以进行海量数据的采集和存储,运用人工智能可以对征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风险分析,围绕联邦学习、隐私计算等可以提高服务安全性,而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则可以改善服务便捷性和实时性。实际上,推动数实融合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发掘数据要素价值,这与充分利用传统与替代数据支撑信用创新,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金融机构同样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各方信用信息共享共用,协助数实融合相关主体不断探索“数据增信”,从而更加安全、高效地配置综合金融服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外汇展业改革开启跨境金融服务新篇章

外汇展业改革是我国外汇管理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旨在推动商业银行外汇业务流程再造,营造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外汇展业改革通过借鉴风险为本、全流程展业的国际监管理念,推动银行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前提、风险分类为依据、风险报告为补充的全流程展业框架。同时明确尽职免责原则,更好地激励银行对外汇便利化业务“能干、愿干、敢干”,切实发挥银行资金跨境“第一道防线”作用,进一步提升优质客户办理外汇业务的便利化程度。

宁波银行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的支持与指导下,不断完善和规范外汇业务事前客户尽职调查分类、事中差异化流程、事后风险监测体系,不断优化与之匹配的组织架构、内控制度、系统建设、人员配置,全面搭建外汇业务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管理的展业体系,自2024年7月26日起正式启动外汇展业改革,在宁波、上海、深圳、苏州四家机构先行试点。

成立专班工作小组,自上而下推动外汇展业改革

为确保外汇展业筹备工作的稳步高效推进,宁波银行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举措,专门成立了外汇及跨境人民币展业专班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总行行长担任组长一职,组员涵盖了总行国际业务部、公司银行总部、零售公司部、个人银行部、合规部、科技部等多个关键部门,从改革方案的制定、实施到监督评估,专班工作小组全程把控,确保改革工作有序推进。

同时,专班工作小组还负责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打破部门壁垒,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通过这种跨部门协作模式,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专业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工作效率,为外汇展业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流程革新,推动外汇展业管理体系全面升级

宁波银行所服务的客群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外汇合规和反洗钱是国际业务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为确保合规经营,宁波银行结合监管要求和业务实际,不断探索和优化外汇展业模式,从2017年开始推行“展业尽调五步法”,逐步摆脱凭证列举式的惯性思维,通过访谈、收集、判断、留痕、跟踪五个环节,全方位、多维度地了解客户情况。这一流程不仅强化了对客户背景、经营状况、业务需求及潜在风险的洞察,还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了信息的实时更新与动态管理。自启动外汇展业改革以来,宁波银行进一步细化尽职调查模型,引入了300多项关键要素,涵盖客户信息、业务信息、信用信息、监管信息、交易信息等七大维度,确保了尽职调查的深度和广度。此外,宁波银行充分利用内外部数据源,通过数据共享与智能分析,大幅提升了尽职调查的准确性和效率。

为更好地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和风险特征,宁波银行对原有客户分类体系进行了重构,将客户细分为一类、二类、三类,每类客户对应不同的管理与服务策略。这一分类不仅考虑了客户的基本特征和业务类型,还综合评估了其与银行的合作历史与合规表现。通过评分制和规则制相结合,采用系统自动化评分与人工审定的方式,最终确定客户分类,为后续的差异化审核与风险防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事中审核环节,宁波银行遵循“客户分类、业务分级”的原则,对不同等级客户和不同类型业务实施了差异化审核措施。首先,根据客户分类实施差异化审核。对于一类优质客户,银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允许其免资料办理跨境资金收付及结售汇业务,从而缩短了业务处理时间,提升了客户体验。对于二类客户,依据现行的监管规定,要求其提供必要的交易单证,以确保业务的合规性。对于三类高风险客户,银行则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审查措施,要求提供更多佐证资料,以全面评估业务风险。其次,针对业务类型实施差异化审核。在处理离岸转手买卖、特殊退汇、直接投资等特殊类型的外汇业务时,宁波银行始终秉持审慎原则,要求客户提供详尽的资料进行办理,以确保业务的合规性。最后,宁波银行创新性地引入了异常交易拦截机制。在业务处理过程中,设置异常交易拦截模型,自动识别并拦截单笔或累计金额异常的高风险业务。对于这些被拦截的业务,银行会进行更为严格的强化审核,以确保不存在虚假交易或潜在风险。

在事后风险防控方面,宁波银行采取了现场和非现场“双线并行”的模式。通过外汇业务经理和客户经理的定期回访,及时了解企业经营变化情况;同时,依托客户智能管理系统建立的事后预警模型,对客户的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为了提升预警的精准度和覆盖面,宁波银行升级了外汇风险预警体系,优化外汇风险交易模型,形成了更加全面的风险防控网络。

针对系统预警的异常交易信息,宁波银行采用了“系统预警+人工识别”的审核机制,通过智能化筛选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识别并处置潜在风险。宁波银行按照风险等级将预警信息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级别,分别触发不同紧急程度的处置流程,确保风险得到及时、有效的应对。同时,对于涉及报送外汇风险交易报告的情况,宁波银行增设了确认环节,以确保报告报送的准确性和合规性。

配备专属团队,强化外汇展业执行力

为了进一步提升外汇展业质量和服务水平,宁波银行国际业务条线实施了一套分层展业机制。这一机制根据客户的重要性和业务需求,将客户细分为战略客户、重点客户和平台客户三大层次,并为每一层次的客户配备了专属的尽职调查团队。

对于战略客户,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室负责进行走访调查。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他们能够全面、准确地把握战略客户的业务需求和潜在风险,并为其量身定制金融解决方案。在展业过程中,团队不仅关注客户的当前需求,还关注战略客户的潜在风险,保障双方合作的长远稳定。

对于重点客户,分行国际业务部市场营销部承担起走访调查的重任。他们凭借专业的市场营销知识和敏锐的业务洞察力,深入挖掘重点客户的业务需求和市场潜力,为客户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在展业尽职调查中,定期回顾业务合作情况,及时调整风险管理措施,确保合作过程中的风险可控。

对于平台客户,分行下属支行的外汇业务经理成为走访调查的主力军。他们凭借自身的外汇业务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客户提供全面、细致的外汇业务咨询和指导。在展业过程中,外汇业务经理不仅解答客户的日常业务疑问,还主动引导客户了解最新的外汇政策和市场动态,确保每一笔交易都符合监管要求。

为确保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行和外汇业务的合规性,宁波银行为管理层和相关业务人员搭建了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该体系不仅涵盖了外汇业务的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还特别强调外汇合规考核指标的重要性。通过对执行情况的持续监督,确保外汇业务从业人员始终严守合规底线,进一步提升业务的合规性。对于未能满足合规要求的个人或团队,银行将依据内部规定进行责任追究,以此实现预防和控制风险的目标。

银企共赢,外汇展业改革成效显现

外汇展业改革既是为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减负”,也是为银行开展外汇业务“减压”。在改革区域内,银行直接凭一类客户指令办理外汇收付业务,无需客户提供业务资料。宁波银行四家机构运行以来,大幅提升客户业务效率,也同步提升银行内部管理效能,真正实现了降本增效,银企共赢。

外汇展业改革为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以AK电器有限公司为例,该企业与宁波银行的业务合作以汇款为主,每年汇款业务在1000笔以上,平均每天5笔,金额不大,但对收付汇效率要求较高。虽提供资料后银行当天可办理完业务,但企业前期的准备工作需1~3天,有时会耽误后续发货。外汇展业改革政策推行后,宁波银行在确认公司自身管理规范、职责明确、内控制度完善后,按照展业流程认定其为一类客户,外汇业务可以直接凭指令办理,有效提升了企业收付汇办理效率。新政策下,该企业收汇业务秒级入账,减少了内部工作量及沟通成本,降低了财务成本,提升了结算效率,企业对此高度认可。

外汇展业改革的实施,使银行在处理外汇业务时能够摆脱传统繁琐流程的束缚,从而更加高效地运营。改革之前,银行员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企业提交的外汇业务背景资料进行详尽的核对和审查。这一过程不仅繁琐复杂,而且极易因资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而导致业务办理受阻,甚至需要企业重新提交资料。外汇展业改革后,银行对一类客户的业务办理流程进行了全面优化,能够仅凭借客户的指令办理外汇业务,这一变革提升了业务处理的效率和质量。银行得以将原本用于资料核对和审查的人力资源重新分配到业务一线,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更好地满足企业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多元化需求。

下一阶段,宁波银行将坚定不移地深化外汇展业改革,通过优化内控流程、加大科技投入以及强化资源配置,稳步扩大试运行成果,持续探索并积累面向广大中小企业的外汇服务经验,确保更多秉持诚信经营、管理规范的中小企业能够便捷地享受到外汇展业改革红利,为全行推广外汇展业改革积累经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宁波银行国际业务部高级经理 赵锦文

产业追踪
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研究

摘要:文旅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主要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六个方面成就乡村振兴新动能,基于此,以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为导向,提出若干优化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建设的建议,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支持。

关键词: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推进乡村振兴,文化不能缺场[1]。当前,全国各地将文旅产业作为区域经济新引擎高起点推进,依托各自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民俗文化,把文旅产业作为转变农业农村发展方式的新途径和振兴区域经济的突破口。文旅产业为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文旅产业在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文旅产业赋能产业兴旺

产业兴旺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础。文旅融合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产业效率,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还可以提高整个乡村经济发展水平[2]。文旅产业通过整合地域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吸引游客消费,直接拉动当地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不仅限于旅游业本身,还通过旅游+”模式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链条。文旅产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成为赋能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旅产业赋能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的关键,要以整洁、美丽、和谐、宜居”为目标,让美丽乡村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宜居家园和城镇居民休闲养生、养老的生态乐园。文旅产业往往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与设计,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打造宜人的旅游空间。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也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为居民创造了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例如,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文旅产业,建设了一批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点、民族风情的特色小镇等[3]

(三)文旅产业赋能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任务。乡风文明的建设需要注入新时代的文化元素,要求乡村文化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最大限度地满足新时代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文旅产业产生了许多别具特色的创客空间、休闲驿站、艺术工作室、创意咖啡馆、民宿旅馆等公共空间,这将使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也推动了移风易俗与文明的进步。

(四)文旅产业赋能治理有效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构建新型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及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4]。通过文旅产业的引入,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统一管理,调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增强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文旅产业开发、运营过程中,往往需要政府、企业、村民等多方合作,共同协商解决问题,这种多元共治的模式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五)文旅产业赋能生活富裕

生活富裕,就是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宽裕,生活便利,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通过文旅产业打造,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相关产业的繁荣,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助力实现生活富裕。此外,文旅融合还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让生活富裕的内涵更加全面而深远。

二、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文旅产业的发展和建设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头戏。但在文旅产业导入乡村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四个问题。

(一)重独立看待,轻整体思维

近年来,文旅产业被投以更多的目光,成为当下的新风口。但在其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项目规划上,往往孤立地看待文旅资源的开发,忽视了与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系统的深度融合。比如,一些地方盲目上马文旅项目,却未充分考虑其对当地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及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导致资源错配、生态破坏等问题。二是产业联动上,缺乏从全局出发的整合思维,文旅产业与农业、手工业、教育、康养等其他产业间的协同效应未能充分发挥。这种碎片化的开发模式不仅难以形成持续的产业竞争力,还可能加剧乡村内部的资源争夺与利益冲突,阻碍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因此,树立整体思维,强化规划引领,促进产业间深度融合,是文旅产业有效赋能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重外来带动,轻内生动力

地方政府虽然拿出最大的诚意,花最大力气在招商引资工作上下足了功夫,但是真正洽谈成功的项目不多,对外部投资与资源的过度依赖,而忽视了乡村自身发展潜力的挖掘与培育。乡村居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其文化认同、参与意愿及创业创新能力对于文旅产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部分乡村在推动文旅项目时未能充分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导致项目运营中缺乏本地特色与文化底蕴,游客体验单一,难以形成持久的吸引力。

(三)重景观建设,轻乡村味道

乡村味道,是乡村文化的灵魂,是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它体现在乡村的田园风光、乡土建筑、农耕文化、民俗活动等多个方面。当前部分乡村被过度商业化、景观化,其原有的生活气息、文化底蕴便被冲淡甚至消失。过于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与短期内的经济效益,将大量资金和资源投入人造景观的建设上,忽视了乡村原有的自然风貌、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的保护与传承。这种千村一面的发展模式不仅让乡村失去了独特的韵味和魅力,也难以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对深度文化的体验和差异化旅游产品的需求。

(四)重追求经济,轻社会发展

一些地区在推进文旅项目时,过于关注短期的经济效益与游客流量增长忽视了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性。这种倾向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大量资源被投入旅游设施建设和市场推广上,而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应是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如果仅仅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乡村社会的整体进步,那么这种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不足、文化传承断裂等。

三、优化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建议

要想文旅产业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就要以问题为导向,从构建文旅产业体系、提升乡村内生动力、活化地域文化、强化综合规划等方面优化文旅产业。

(一)构建产业体系

促进文旅产业与乡村各系统的深度融合,是优化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点。首先,强化规划引领,实施文旅产业与乡村多系统融合发展战略。在文旅产业规划初期,应摒弃孤立开发的短视行为,转而采用系统性和前瞻性的规划方法。这要求地方政府联合农业、文化、环保、社会等多部门,共同制定综合性的发展规划。规划中需明确文旅产业与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系统的相互关系,确保项目既能促进文旅产业的发展,又能兼顾农业生产、居民生活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通过科学规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避免盲目开发和资源浪费,确保文旅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其次,加强产业联动,构建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机制。文旅产业不应孤立存在,而应成为乡村多元产业体系中的一部分。为此,应鼓励和支持文旅产业与农业、手工业、教育、康养等产业的跨界合作与融合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促进产业间的信息共享、技术交流和产品创新,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例如,可以开发融合农业体验、手工艺品制作、生态教育、康养休闲等元素的文旅产品,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乡村经济的多元性和抗风险能力。此外,还应加强产业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确保各参与主体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二)提升内生动力

针对重外来带动,轻内生动力问题,可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增强本地居民参与度两方面出发,制定相应对策,以实现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提升乡村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政府应加大对乡村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投入,特别是针对青年和返乡创业者,提供文旅管理、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同时,支持建立乡村创新创业平台,如文创工作室、乡村旅游合作社等,为村民提供实践和创新的空间,鼓励他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产品和服务,如手工艺品、民俗体验活动、特色民宿等,以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提升乡村文旅的竞争力。其次,要增强本地居民的参与度,关键在于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归属感。一方面,政府应建立健全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乡村居民能从文旅项目中直接受益,比如通过股份合作、收益分享等方式,让村民成为文旅发展的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这样不仅能提高他们的经济收益,还能增强其对项目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另一方面,应鼓励村民参与项目规划、决策及运营的全过程,尊重并吸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使文旅项目更加贴近本地生活实际,体现出独特的乡村风情和文化底蕴。

(三)活化地域文化

为解决乡村旅游同质化问题,就要立足地域特色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中,不只是文化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让文化可体验、可传播、可传承,并要注重精神文化的注入。首先,打造接地气的文化设施。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提炼与挖掘,找到体现乡村文化的内容载体,这种文化内容包括建筑文化、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乡村美食、手工艺、婚丧嫁娶等,但在设施建设中,要注重文化的展示方式以及体验性,还可以将二者相结合,增加功能性,避免让文化设施沦为一个负担。其次,打造可交流的共享空间。乡村文旅项目建设要考虑增加村民和游客可以互动交流的共享空间,从游客对乡村文化的休闲性需求出发,展现村民生活方式的茶馆、戏台、宗祠均为重要的文化休闲空间,打造创造主客共享的适宜载体。此外,复合游客中心、村民活动中心、村民餐厅等,也是打造交流空间的一种方式。最后,打造可传承的文化活动。很多乡村意识到民俗文化活动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性,并将其转化为可以吸引旅游者活动。如很多地方将婚俗变成一种表演让游客参与。

(四)强化综合规划

为摒弃重追求经济,轻社会发展,就要做到:首先,强化综合规划,促进资源均衡配置。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个方面。因此,在推进文旅项目时,应制定全面而长远的发展规划,确保资源配置的均衡性。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应在进行文旅项目规划时,同步考虑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需求,确保这些领域也能获得足够的资源和投入。通过综合规划,可以避免一边倒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同步提升,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其次,注重社会事业,提升居民幸福感。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因此,在推进文旅项目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投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居民也能享受到优质的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要注重文化传承和保护,避免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造成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流失。可以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举办文化节庆活动等方式,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参考文献

[1]杨小冬.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J].人民论坛,202224):81-83.

[2]王红霞.以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贵州实践[J].新西部,20243):78-81.

[3]刘彦武.以文化助推乡村振兴战略[N].学习时报,2018-01-0804.

[4]问荣荣,孟欣慧,李秀伟,等.黄河流域乡村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研究——以泰安东平县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245211):125-129.

作者简介:庄欣娜(1993—),女,宁德霞浦人,中共宁德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共宁德市委党校 庄欣娜

以深化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药品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保障药品安全有效、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健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健全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机制等重大改革部署。2024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进一步全面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作出全面谋划和系统部署,吹响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药品监管改革的号角,必将对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药品的需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深刻把握我国药品监管和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改革完善疫苗管理体制、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等重大改革措施,推动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部署实施医药工业、医疗装备产业高质量行动计划,鼓励和引导龙头医药企业发展壮大,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竞争力。药品监管部门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效能,持续激发医药创新活力,推动新药好药上市步伐不断加快。

审评审批质效显著提升。推进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将新药由“中国新”调整为“全球新”,扎实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新药与仿制药的审评标准进一步提高。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并连续三次当选其管理委员会成员,ICH指导原则已经全部在国内转化实施。对创新药和医疗器械研发加强指导服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建以来先后发布了555个药品和529个医疗器械审评技术指导原则,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为药品医疗器械研发创新和技术审评提供了有力支撑。优化审评审批流程,简化境内未上市而境外已上市新药审批程序,取消进口化学药品口岸检验,实行药品制剂与原料药、药用辅料和包装材料关联审评审批,实施临床试验申请默示许可,审评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平均用时已由2017年的175个工作日缩短至2024年的50个工作日,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平均用时已由2017年的420个工作日缩短至2024年的235个工作日,基本消除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现了注册申请和审评数量年度进出平衡,极大地提高了药品审评的可预期性。

临床急需药品加快上市。设立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特别审批四个加快通道,建立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将药品上市审批程序与相关专利纠纷解决程序有效衔接。加快罕见病新药上市速度,将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防治罕见病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加快儿童药品审评审批,对在审品种设立“儿童用药”特殊标识,优化审评资源配置。自开展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以来,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量、审结量大幅增长,药品研发创新热潮高涨,突破性治疗药物不断涌现,每年审评上市的创新药数量从个位数起步,到2019年上升到两位数,2023年、2024年批准上市的创新药分别达到40个、48个。医药产业整体规模不断做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药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目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居全球第二位,小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创新药“出海”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球市场对中国创新药的认可度正在不断提高。

医疗器械发展量质双升。打通“政产学研用”,成立高端医疗装备创新合作平台,支持医药工业、医疗装备高质量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产品上市。对具有我国知识产权、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创新性医疗器械予以优先审评。我国于2014年明确了创新医疗器械的定义,2014年至2017年批准创新医疗器械33个。2018年国家药监局成立以来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到目前为止已累计批准323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主要集中在高端影像设备、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设备和试剂等高端医疗器械,部分产品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监管改革面临新要求新挑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日新月异,给医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创新方向。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对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期望越来越高,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为医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驱动力。但是,我国医药产业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短板,创新药基础研究相对薄弱,药物研发仍以“跟随式”创新为主,靶点同质化现象严重,市场竞争激烈但效率不高;原始创新、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医疗器械数量仍然不多,部分医疗器械的关键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对外依赖度较高;医药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强,基于市场价值的回报不足,影响企业创新积极性。这些问题的存在涉及研发创新、质量安全监管、知识产权保护、支付使用体系等,说明我国医药创新发展整体生态仍有进一步改进空间。各方面对进一步把改革向纵深推进,以药品监管改革新举措促进医药产业新发展有较高期待。

二、全面把握深化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

《意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药品监管和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部署,提出了一揽子深化监管改革、促进产业发展的改革措施,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药品监管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要准确领会和把握好《意见》精神,扎实抓好贯彻落实。

加大对药品医疗器械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创新药研发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三高一长”的特点。对成功研发新药,业界有“花费10年时间、投入10亿美元、不到10%的成功率”的说法。为进一步激发医药创新活力,推动我国医药从模仿创新向原始创新,《意见》提出完善审评审批机制全力支持重大创新、加大中药研发创新支持力度、发挥标准对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引领作用、完善药品医疗器械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积极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推广使用等措施,从制度设计上鼓励和激发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对重点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实行“提前介入、一企一策、全程指导、研审联动”,在标准不降低、程序不减少的前提下,对企业进行提前指导服务,允许企业在研发过程中滚动提交研究资料,提升创新研发的质量和效率,加速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转化进程。加大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扩大药品试验数据保护范围,对符合条件的罕见病用药品、儿童用药品、首个化学仿制药及独家中药品种建立市场独占期制度。积极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推广使用,研究破解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入院难”“报销难”问题,稳定企业对新药研发的回报预期。

提高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质量和效率。审评审批是药品研发上市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保障药品质量的“第一道关卡”,提高审评审批质效对加快新药好药上市,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至关重要。《意见》提出加强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报前置指导、加快临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审批上市、优化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机制、优化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优化药品医疗器械注册检验、加快罕见病用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等措施,努力缩短审评审批时限,进一步加快创新产品上市进程。其中,优化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机制明确对药品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按不同情形将审评审批时限由60个工作日压缩至30个工作日,压缩50%。部署开展药品补充申请审评改革试点,授权条件成熟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开展药品上市后变更补充申请前置指导,将需要核查检验的补充申请审评时限由200个工作日压缩至60个工作日,压缩70%。这些措施是提高审评审批效率、切实为企业减负的实举措、硬手段,将有力地推动新药好药加快上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临床用药需求。

以高效严格监管促进高质量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药品和医疗器械专业性、技术性强,产品的安全有效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医药产业在世界主要国家都是受到政府最严格监管的领域之一。强大的监管催生强大的产业,严监管就是促发展。为应对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给药品监管带来的新挑战,《意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应对监管挑战,完善监管举措,提升监管效能,提出推进生物制品(疫苗)批签发授权、促进仿制药质量提升、推动医药企业生产检验过程信息化、提高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效率、强化创新药和医疗器械警戒工作、提升医药流通新业态监管质效等措施,着力为产业发展营造高效、有序、可预期的监管环境,促进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在疫苗批签发方面,综合考虑生产工艺成熟度、检验方法便捷性以及疫苗上市紧迫程度,将针对儿童和老年人等易感人群且时效性强的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批签发时限由60个工作日缩减至45个工作日以内。在药品检验方面,在保证满足检验需求的前提下,将注册检验、批签发检验和进口药品通关检验每批次用量从全项检验用量的3倍减为2倍,预计每年将为企业减少20亿元以上送样成本。在药品检查方面,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部署要求,根据企业和产品风险等级合理确定检查频次,鼓励协同检查、合并检查,减少重复检查,切实让涉企监督检查“无事不扰、无处不在”。

支持医药产业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医药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领域,质量高、疗效好的药品都是在全球销售,为全人类造福。《意见》坚持大国格局、全球视野,从监管角度提出制度型开放新举措,注重统筹“请进来”和“走出去”,进一步鼓励跨国医药企业扩大在华投资,支持中国医药企业按照国际规则参与全球竞争。在“请进来”方面,优化境外转境内生产的审评审批流程,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将原研药品和高端医疗装备等引进境内生产。在“走出去”方面,拓宽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的出证对象范围,对具备资质的企业按照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生产的药品,无论是否已经在我国注册上市,均可出具出口销售证明,支持我国医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这些重大举措,有利于提振医药产业发展信心,有利于扩大医药行业对外开放,稳定扩大跨国药企在华投资预期,推动一批医药制造领域标志性合作项目落地。

推动药品监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高效能监管是保障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连续制造等不断应用于医药研发生产,医疗器械创新的多学科交叉、多技术融合、多功能体现的特点更加显著,需要药品监管部门持续强化制度创新和手段创新,完善监管机构,充实监管力量,加快推进药品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为适应保障质量安全、促进医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的需要,《意见》提出持续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大力发展药品监管科学、加强监管信息化建设等措施,通过持续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药品监管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

三、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意见》各项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守住改革初心、坚定改革决心、砥砺改革恒心,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全面深入推进药品监管改革的新实践,力争尽快取得工作进展和成效。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深化药品监管改革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按照“四个最严”要求,抓好贯彻落实。药品监管部门要切实把讲政治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开展工作的源头活水和逻辑起点,自觉养成在吃透党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开展工作的习惯,自觉把药品监管工作放到改革发展大局中谋划,坚持以深化药品监管全过程改革服务改革大局。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坚持法治和改革同向发力、同步推进、相互促进,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要在药品管理法确定的药品监管法律框架下,及时将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积极增加制度供给、优化制度设计,以良法促善治。加快推进相关法规和配套规章、规范性文件制修订,加快形成更加有利于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加有利于加快创新药和医疗器械上市、更加有利于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的法律制度体系,切实做到在法治下推进药品监管改革、在改革中完善药品监管法治。

有力有序推进改革落实。《意见》部署的改革任务涉及多部门职责、涉及央地两级政府工作,有全国性的也有区域性的,有规定性的也有探索性的。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坚持协调联动、系统集成,推动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科学制定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形成改革落实台账。建立改革任务的跟踪评价机制,及时跟进各项改革任务进展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切实以药品监管改革再深化,为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利

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模式的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运输业的不断发展,运输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铁路货运作为运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货源结构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铁路货运要创新发展,必须加快推进货运体制改革,优化货运组织方案,延伸货运发展链条,协同物流产业发展,拓展物流增值服务,探究铁路货运向物流化的发展策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技术基础更加坚实。

关键词:铁路货运,物流业,发展模式,协同发展

1、我国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铁路货运在发展现代物流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在规划建设铁路物流节点、发展物流产业、建设物流企业等方面的成效显著,为推动铁路物流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铁路货运在向物流化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铁路货运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铁路在箱货物、产成品运输市场中的份额也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只有充分掌握铁路货运与现代物流协同发展过程中的现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国家政策调控、铁路货物运输发展现状,探索其发展优势,才能抓住物流发展先机,加快铁路物流的发展,才能提高铁路货物运输效率,满足用户需求。目前,我国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1 铁路物流节点不断完善

铁路货运与现代物流协同发展已经成为提高铁路货运服务质量、提升铁路经济效益核心要素之一。为此,铁路部门在加快铁路网建设的同时,推动铁路货运场站生产力布局调整,积极构建铁路物流网络新体系,加快完善铁路物流节点布局。并且,为了推进现代物流与铁路集装箱运输的发展,建成了多个综合物流中心及大型装卸车点和经营基地,构成了大能力的大宗物资通道,有力推动了铁路货运生产向物流化的发展。

1.2 铁路运输物流企业发展迅速

铁路货运在向物流化转型升级发展的过程中,铁路局物流企业、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在现代物流经营方面成效显著。后三家运输公司主要从铁路集装箱运输、集装箱多式联运、冷藏货物运输、行邮行包以及其他延伸业务方面开展物流业务;铁路局物流企业则主要从装卸、配送、包装等方面开展货运及物流业务。

2、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主体分工不明确

目前,铁路物流的规划、建设及运营涉及铁路局运输部门、三大专业运输公司、铁路局物流企业、运输站段等不同运作主体。从铁路开展货运延伸服务、货运代理、现代物流的发展历程来看,铁路局、多经企业、专业运输公司也都参与了物流市场的拓展,且均在资产关系、业务分工、生产协作等方面存在着不清晰、不科学、不可持续的问题,极大程度地制约了铁路物流的整体发展,加大了物流成本[1]

2.2 物流发展和服务滞后

铁路发展物流业虽有一定的硬件设施基础,但没有形成物流一体化,且物流服务功能较单一,铁路运输手续繁多、法律法规不健全,运输能力在一定程度不能及时满足货主的需求。

3、铁路货运产业链协同创新的问题

铁路货运产业链协同创新是指产业链各主体包括铁路运输企业、铁路货运客户、铁路物流企业、铁路装备制造业共同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以提高铁路货运效益为目标,进行资源互补和优势互补。目前,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协同创新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创新主体间利益冲突、创新资源分散

铁路货运产业链涉及到多个主体,且各个主体都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能力,导致创新资源分散,缺乏资源整合。由于各个主体之间的经营范围、追求目标不同,导致各产业链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影响整体铁路货运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进程。

3.2 创新机制不完善

目前,由于铁路货运产业链缺少统一的管理机制,导致铁路货运产业链各个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和沟通,从而影响铁路货运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效率。

3.3 创新环境不健全

铁路货运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策法规、信息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等。由于目前各类创新环境还不健全,导致其创新成效受到了影响。

4、铁路货运产业链协同创新的对策

4.1 完善协同创新机制

铁路货运产业链应建立统一的组织管理机构,通过协调铁路货运产业链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进行有效的沟通,建立协同创新平台、完善协同创新激励机制、强化协同创新政策,从而支持提高铁路货运产业链协同创新效率。

4.2 建设创新平台

铁路货运产业链应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通过信息平台实现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技术交流、资源共享。

5、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协同创新的关键环节

5.1 多式联运协同创新

多式联运协同创新通过构建多式联运信息平台、制定多式联运标准、革新多式联运装备、创新多式联运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铁路、水运、公路、航空和管道运输的无缝衔接,促进了多式联运全流程管理,打造绿色、智能、高效的多式联运体系。

5.2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近几年来我国的货物运输也逐步向着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公路运输已经实现了信息共享和货物的实时追踪,但是铁路物流的信息化只实现了大节点追踪和内部信息流通,还不能满足社会各方对铁路物流信息化的需求。随着物联网的快速发展,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也要积极应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实现铁路货运物流的智能化、信息化。

6、铁路货运拓展物流增值服务的运作方式

6.1 自营物流

自营物流是指各铁路局利用铁路局物流企业原有的基础设施和资源,通过与客户签订合同、设计物流方案、进行物流作业等独立完成的一系列物流作业从而满足客户需求。自营物流能保证货物及时送达到客户端,有效控制物流智能化,满足客户的需求服务质量。但自营物流需要用大量的资金购买物流设施设备,投入的成本较高。

6.2 战略协作

战略协作指当铁路局物流企业基础条件薄弱、运营条件受限时,其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按物流功能不同环节、不同地域范围或不同项目阶段进行拆分,通过战略联盟、合资合作等形式交由除自身以外的一方或多方主体来完成运作方式。铁路局物流企业通过战略协作的方式能够弥补自身的不足,但对协作方依赖性较大,在协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1]

6.3 物流并购

物流并购指铁路局或铁路局物流企业,通过合并或收购路外物流企业资产的形式开展物流服务的方式,其中合并模式根据主导企业法人地位的取消与否,又可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方式。物流并购能使铁路局或铁路局物流企业快速拓展物流增值服务市场,整合客户资源和网络资源,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但该方式需要铁路局或铁路局物流企业自身拥有很强的实力[1]

7、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协同创新的发展策略

7.1 创新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技术

铁路货运物流企业要实施产教融合,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增强铁路货运物流的技术研发投入,推动铁路货运物流技术创新。

7.2 提高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服务水平

1)铁路货运物流企业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服务;2)要及时了解物流服务过程中客户提出的问题,并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反馈,提高铁路货运物流企业的服务质量。

8、结语

随着我国铁路货运物流产业的不断发展,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也在不断优化,为进一步提高中国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我国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协同发展模式。通过对中国铁路货运物流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进行分析研究,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铁路货运物流产业体系的优化和升级,为我国铁路货运物流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1]孙杨.铁路货运拓展物流增值服务的发展模式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2.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张博

区域经济
深化琼港联动发展 共创区域合作示范

海南自由贸易港近年来建设步伐加快,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发展不断深化。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海南与香港的合作迎来了新的历史性机遇。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上,海南省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博鳌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向新台阶。深化海南与香港在生物科技、教育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发挥两地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能形成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案例,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过去两三年间,笔者及研究团队成员多次前往海南自贸港和香港,实地考察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并与政府机构、企业代表及学术专家深入交流。调研结果显示,海南与香港在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具有高度互补性,协同合作潜力巨大。基于实地调研的分析,研究团队认为以下产业最具合作价值。

其一,打造国际医疗健康中心。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生物科技研发机构和医疗科研资源,特别是在精准医学、基因科技和新药研发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海南自贸港近年来积极推进医疗健康产业发展,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政策优势,在国际先进药品和医疗设备引入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正在吸引国际医疗机构和生物医药企业落户,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疗健康中心。可鼓励香港的医药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或联合实验室,共同推进新药研发和精准医疗技术应用;推动两地医疗机构的合作,为患者提供高端跨境医疗服务;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便利,吸引全球医疗资源整合,助力香港与海南共同打造亚洲领先的生物科技创新高地。

其二,共建绿色低碳经济体系。当前,海南各地正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海洋生态保护、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然而,海南在环保技术创新、绿色金融支持和国际合作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通过与香港的深度合作,海南可加快引进国际领先的环保技术,同时借助香港的绿色金融体系,为本地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共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此外,两地还可在碳交易市场建设、可再生能源开发、生态修复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可复制的绿色发展模式。

其三,构建全球创新资源枢纽。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具备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成熟的国际市场网络。香港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和国际化的法律体系可以为海南提供有力支持。未来,海南可以借助香港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立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为全球创新企业提供便利的专利、商标和技术交易服务。

其四,推动国际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香港在影视制作、设计、艺术、广告传媒等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拥有众多世界级的创意人才和文化品牌。海南也多次举办国际电影节、艺术展览、音乐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积极吸引国际文化企业落户。海南可借助香港的文化资源和国际化经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鼓励香港的影视公司、设计机构和艺术团体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共同打造国际文化IP;另一方面,推动两地文化企业的合作,发展跨境影视制作、数字创意产业和文化科技融合项目,提升海南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链中的竞争力。

其五,携手打造高端服务产业集群。海南正加快建设现代化服务业体系,推动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贸易等高端服务行业的发展。香港作为全球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专业服务枢纽,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可为海南提供人才、技术和市场资源支持。可推动香港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机构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提升海南现代服务业水平;推动两地企业在贸易结算、跨境投资、商业咨询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国际市场对接;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打造国际金融创新试验区,吸引全球资本和企业落户海南,形成现代服务业集聚效应。

其六,深化国际教育合作。教育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人才流动的重要力量。香港近年来提出“留学香港”战略,致力于吸引国际优秀学生,而海南自贸港也在积极打造“留学海南”计划,旨在构建国际化教育体系,提升区域竞争力。双方可在国际教育领域深化合作,共同建设亚洲国际教育中心。对此,建议推动香港高校在海南设立分校或合作学院,在海南就读的香港高校毕业生,可享受香港就业和居留政策,鼓励更多国际人才在两地流动和发展,同时支持海南高校与香港企业及机构建立合作机制,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及就业机会,增强海南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

其七,协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海南和香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应加强合作,推动高质量发展。两地研究机构可围绕国际经贸合作、航运物流枢纽建设、金融服务创新等领域开展系统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政策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互补,可在贸易便利化、跨境投资、航运资源整合、金融创新等方面深化合作,提升区域竞争力。同时,建议可从历史文化角度联合研究古海上丝绸之路,系统梳理其发展脉络,挖掘海南和香港在海上贸易、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历史地位,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开展考古研究,保护和活化沿线文化遗产。两地可联合打造古海上丝绸之路主题博物馆、遗址公园、沉船遗迹展示区等文化旅游景点,并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展览、沉浸式体验、虚拟现实(VR)等,增强文化传播力和国际吸引力。

推动海南自贸港与香港的深度合作,也必须建立高效的合作机制。对此,建议借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成立琼港政府合作专班,统筹推进合作项目,确保政策协调和资源共享,提高合作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与构建产业对接平台,参考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经验,进一步优化海南的营商环境,吸引香港企业落户。同时,海南可梳理香港五大优势产业的龙头企业,建立联络机制,提供定制化招商政策,推动重点产业落地海南,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加强宣传推广与国际影响力建设,借助展会、论坛及媒体资源,讲好海南自贸港的故事,提高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资本和人才汇聚海南。通过完善合作机制,海南和香港的联动发展将更加顺畅,推动两地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融合发展。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梁海明;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史旭峰

西部陆海新通道赋能贵州开放发展新格局

2024年,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4万亿元大关,达到4.05万亿元,同比增长8.3%。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部地区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愈发深入,更多产业机遇不断涌现。在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与区域经济合作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贵州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通道+产业”双轮驱动,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西部陆海新通道激活开放新势能

2024年,贵州外贸全年出口额达579.3亿元,同比增长11.3%,创下历史峰值。亚洲市场成为核心增长引擎,2024年第四季度,贵州对亚洲出口占当期出口额比重的66.76%。从历史数据看,季节性趋势进一步明显。2022年至2024年,第四季度出口额均高于前三季度,占全年出口额比重从33.85%攀升至39.91%,反映出年末外贸冲刺的集中效应。更为关键的是,出口产品竞争力显著提升,东南亚市场连续四个季度排名前10的39种商品中,白酒、食品级磷酸等4种产品稳居绝对竞争优势地位,南亚市场21种重点商品中,农业机械轮胎、饲料级磷酸氢钙等产品成为新增长点。

根据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相关课题组测算,2024年第四季度,贵州省外贸出口先导指数攀升至50.28,释放出持续向好的积极信号。数据显示,第四季度宏观综合指数从第三季度的47.34升至51.28,反映出国际市场需求回升与制造业活动扩张的积极信号。出口经理人指数中,新增出口订单指数(52.04)、出口经理人信心指数(53.06)等核心分项指标同步回升,印证了贵州外向型经济的韧性与潜力,显示出贵州出口势能正在提升。这一向好趋势,源自贵州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纽带,精准锚定外向型产业布局——通过优化磷化工、轮胎等优势产品供应链,拓展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品类,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的战略实践;也源自将物流效率提升与制度创新相结合,为内陆开放探索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深耕亚洲市场释放“黔货出海”新动能

2024年第四季度,在出口东南亚的318种重点商品中,白酒、食品级磷酸、碳酸钡等39种产品表现尤为出色,它们连续四个季度稳居竞争力排名全国前十位,彰显贵州在这些领域的深厚产业底蕴和强劲市场竞争力。其中,更有4种产品凭借卓越的品质和优势,具备绝对竞争优势,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为贵州在东南亚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基础。在南亚市场,贵州的出口产品种类也实现了显著增长,达到了231种,相较于上季度环比增加了172种,这一增长幅度充分展现了贵州企业对南亚市场的开拓力度和市场潜力的挖掘能力显著提升。连续四个季度出口南亚竞争力排名全国前10的产品有21种,其中,具备绝对竞争优势的产品4种、具有强竞争优势的产品4种,这些产品在市场中也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能够有效地应对来自其他地区的竞争;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品数量达到11种,它们在南亚市场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为贵州在该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中亚市场,贵州的重点出口产品种类为130种,较上季度增加了13种,这一增长表明贵州在中亚市场的出口产品线正在逐步丰富和拓展。连续四个季度出口中亚竞争力排名前10的产品有4种,其中具备绝对竞争优势的产品有1种,具有强竞争优势的产品有1种,一般竞争优势产品有2种,这些产品在中亚市场中为贵州的出口业务提供了稳定的支撑,为进一步开拓中亚市场提供了有力的切入点。

以化工、农产品为代表的“黔货”,正借助陆海新通道的“快车道”加速触达亚洲市场。这一通道的畅通,不仅缩短了贵州与亚洲市场的时空距离,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运输效率,还为“黔货出海”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使得贵州产品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贵州的出口模式也正从“单品输出”向“系统作战”转变,通过“化工+农业”的产业组合,构建起区域产业合作生态。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贵州产品的整体竞争力,还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了产业集群效应,进一步增强了贵州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制度创新培育“走出去”战略新优势

面对国际市场竞争,贵州以制度创新打开开放发展新格局。一方面,建立跨部门动态监测服务机制,商务、海关、税务联合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进一步缩短出口退税时间,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另一方面,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与东盟银行合作开发专项金融产品,对冲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实施“守存量—提质量—扩增量”战略,分层培育竞争优势产品。对绝对竞争优势产品,维护市场与渠道,延伸至省内产业链,发挥出口优势,促进产业壮大;对强竞争优势产品,优化供应链,提高销售效率,加强品牌和市场营销,提升竞争力;对较强竞争优势产品,纳入重点出口产品培育清单,实施培育工程,纳入贵州省产业体系,夯实出口基础;对一般竞争优势产品,转化短期优势为长期竞争力,防范市场波动风险,实现可持续出口贸易。

陆海联动书写内陆开放新篇章

实践表明,内陆省份完全能够通过通道经济突破地理约束。面向未来,贵州需进一步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乘数效应”,通过铁水联运、多式联运重构物流网络。具体而言,应加快推进“渝黔桂”运河与贵阳国际陆港建设,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提升物流运输效率。与此同时,推动“黔货集拼”向“全球集散”升级,实现从区域物流枢纽向全球物流网络的延伸,助力贵州从物流过境站转变为区域资源配置中心。

深化与RCEP成员国规则衔接,在数据跨境流动、绿色标准互认等领域先行先试,为贵州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便利条件,提升贵州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贵州的“地理内陆”标签转化为“效率枢纽”优势,充分发挥贵州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关键节点作用。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杨明锡

上海:从“要素优势”迈向“系统能力”

在上海,广大民营企业通过“制度创新赋能+全球资源配置+垂直生态深耕”,以高标准接轨国际规则,以本土韧性筑牢发展根基,让“参天大树”与“灌木丛林”共生共荣。

“三重优势”奠定发展基石

制度创新赋能:重构激发市场活力的底层逻辑——

上海发挥国家战略叠加政策优势,在跨境数据流动、离岸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先行先试,为民营企业创造制度红利;通过负面清单管理、跨境资金池等政策,降低民营企业准入门槛和运营成本。

上海持续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随申办企业云”接入多个部门的196项服务,推出普惠金融专区、上市服务专区、纳税服务专区、绿色金融专区、集成式发布政策库等热门专区,提供涉企事项办理、涉企信息查询、惠企政策发布、利企项目申报等相关惠企服务,为企业打造“一企一档、千企千面”的特色办事服务体验。

世界资源配置:打造全球要素整合的超级接口——

依托制度创新、资源集聚和全球化视野,通过系统性改革构建创新土壤和国际赛道,为民营企业提供突破传统瓶颈、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机遇。

比如,积极建设“浦东国际人才港”。立足“枢纽型人才综合服务平台”定位,在功能集成上注重“全覆盖”,在落地服务上突出“一站式”,在服务保障上体现“专属化”,在人才通行、工作、生活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首创性、引领性举措。

垂直生态深耕:孕育产业协同创新的热带雨林——

构建产业生态赋能模式,打造“国引民进”创新共同体。从初创企业的“张江孵化器”到独角兽企业的“临港加速器”,以知识共享、风险共担、价值共创为核心,形成“苗圃—孵化—加速—上市”的培育链。同时,张江实验室、上海光源等大科学装置向民企开放,降低研发成本,形成协同范式。

推动链主驱动的生态裂变,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进化。比如,商汤科技打造的人工智能开发者社区,汇集4.2万家企业共享算法工具链,催生智慧医疗、工业质检等23个垂直应用场景;联影医疗集团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共同打磨出一系列高精尖零部件、元器件,既满足了技术标准,也打造出一条本土高端医疗设备产业链。

国际规则与本土韧性统一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演变的背景下,上海民营经济高标准接轨国际规则、锻造全球竞争“通行证”,高起点强化本土韧性、构筑风险防控“护城河”,进而在开放与安全、效率与稳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比如,拼多多旗下“多多跨境”打通长三角200个产业带,形成“全球市场+区域制造”的弹性网络。这种根植性发展模式,使企业既能获取全球化红利,又可依托区域集群化解断链风险。通过跨域融合与范式变革,打开价值创造新空间。

但也必须看到,上海民营经济也面临制度优势边际递减、全球资源配置脆弱性增强、垂直生态路径依赖等挑战,需要从“要素优势叠加”迈向“系统能力重构”。

一是优化制度供给模式,力争政策与市场共振。

通过设立挑战响应型政策实验室,建立压力测试沙盒机制等,开展前沿领域监管试验。针对部分风险场景,允许企业开展技术替代预演和规则弹性适配。对标CPTPP和DEPA数字贸易规则,在临港新片区试点跨境数据分级分类流动,打造制度型开放标杆。

同时,设立“国际标准创新服务中心”,提供技术合规性认证服务;建设民营经济总部基地,支持拼多多、携程等搭建全球供应链指挥系统。

二是优化要素配套机制,重构全球资源整合模式。

根据企业规模、发展阶段、风险等级等因素,建立差异化的成本分担机制,以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如推广“混合用地”制度,降低民营经济综合成本。

用好政府引导型基金,加大对关键环节基础研发的资金投入;建立银行间合作基金,进一步为优质企业提供产业基金配套;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补助,并积极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提高服务效率。

三是重塑产业生态系统,从“链式整合”到“网络协同”。

针对智能终端、生物医药等赛道,建立“链长+盟主”机制。通过建立设备共购平台,方便企业联合采购相关设备,降低授权成本;强化链主企业生态赋能,打造硬科技创业社区,重塑产业生态网络。

开放更多的新产业应用场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大模型、机器人等产业方兴未艾,未来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技术商业化。

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大都市治理中心特聘研究员 刘文富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机遇与策略

2025年2月17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彰显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事业的高度重视与殷切期望。一段时间以来,受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影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我国民营企业发展遭遇困境,广大浙商也在国际竞争新形势下面临新问题与新挑战。座谈会的适时召开,切中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的堵点、痛点与要点,擘画发展民营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坚定方向与稳健步伐,既是民营企业坚守主业、做大做强的“定心丸”,也是我国宏观经济量增质强、持续向好的“强心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浙江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的重要抓手,也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关键一环。

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不会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成长、持续壮大,时至今日,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在我国的宪法与党的重要决议中,对民营经济的定位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从“引导、监督和管理”到“鼓励、支持和引导”,再到如今的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已经形成了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系统性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又一次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党中央一贯支持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定立场,也为新时代新征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一是在狠抓落实上突出一个“强”字。近年来,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突出困境,党和国家不断优化完善顶层设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31条具体举措。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举措的出台,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凡是党中央定了的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打折扣。这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对民营经济有关政策举措落地落实的重视前所未有,对抓落实的力度之强也是前所未有。这有利于政策直达民企末梢,真正提升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的政策获得感与发展安全感。

二是在用好政策上把握一个“统”字。在新的历史阶段,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样面临新的现实问题与外部挑战。特别地,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都在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民营企业困境的成因也日趋复杂和多样。当下,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九成的市场主体,遍布在社会经济的各行各业,又通过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创新链、人才链交织成网,政策传导的网络效应凸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一方面直面当下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强调在公平竞争、融资回款、执法监督等方面下功夫,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强调要“提高政策精准度,注重综合施策”“统筹抓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落实”。这既是对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新问题新成因的精准破题,更是对注重统筹用好政策举措,综合解决民营经济发展切身问题的新要求与新思路,是全局思维、系统观念在民营经济领域的又一次重要应用。

三是在发展企业上强调一个“新”字。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民营企业发展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在理想境界上持续焕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的民营企业家敢闯敢干,始终紧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在做优做强企业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与家国情怀,在解决百姓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区域共富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弘扬,离不开优秀企业家紧跟时代浪潮理想境界的不断提升,这是民营企业保持内生动力的精神内核。其二,是在发展方式上不断创新。民营企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推动自身发展的效率变革、质量变革与动力变革,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都离不开创新。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模式创新,抑或是体制机制创新,都是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宝,不仅不能丢,而且还要继续发扬光大。其三,是在企业治理上勇于革新。企业治理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营主体微观维度的应有之义。广大民营企业要按照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持续推动企业治理的规范化。以自身革新,为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浙江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实基础与重要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鼓励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金名片”,民营企业是浙江发展的生力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浙江有坚实基础,更有重要机遇。

一方面,浙江民营经济量大质强,发展势头持续向好。浙江是全国第五个市场主体总量破千万的省份。2024年,全省年末在册经营主体1095万户,其中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有351万户和710万户,占全省在册经营主体的96.89%。庞大的民营企业群体,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量保障。特别地,浙江上榜企业数量在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研发投入500家、发明专利500家等五张榜单上均居全国第一,首次实现大满贯。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质量与结构呈现双提升良好势头。2024年,浙江有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首次突破十万家,我国每5家民营出口企业中就有1家是浙江企业。与此同时,浙江跨境电商订单暴涨300%,海外仓覆盖196个国家和地区。在推动中国企业从“出口”走向“出海”的进程中,浙江民营企业的开放发展之基越筑越牢。

另一方面,浙江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走在前列,良好环境催生重大机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迅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快速迭代,人工智能日益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2024年,全省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到233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01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万家。2017年以来,仅杭州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就增长了5.7倍。可以说,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新一代的浙江民营企业已经走在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第一线,这为持续擦亮浙江民营经济“金名片”增添了新动能,赢得了新优势。浙江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浙江对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最多跑一次”“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等市场环境优化中制度性变革的实现,推动浙江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高地。这既是浙江对“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坚定践行,也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关键优势和重要机遇。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浙江作为经济大省与民营经济强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对此,一是要以市场化改革夯实民营经济发展要素保障,着力破解民营企业在用地、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瓶颈难点,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二是要以法治化改革强化民营企业产权保障,在鼓励带头清偿、做好财政支持、严防新增欠款上加力,着力打造民营企业产权保护、账款清欠高地;三是要以数智化变革提升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赋能保障,坚持需求导向,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四是要以国际化视野优化民营经济开放发展平台保障,对标国际先进经验与标准,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引导民营企业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作。多措并举,形成合力,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浙江民营经济“金名片”越擦越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贡献更多力量。

浙江大学 潘士远 任晓猛 陈秀茂

企业管理
关于国有企业开展研究型审计的思考

摘要:研究型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受到广泛关注。相较于传统审计,研究型审计强调全过程审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提升审计质量和效果。然而,部分国有企业在开展研究型审计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了研究型审计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强调其系统化、战略化和人本化的特点;随后,分析了国有企业在实施研究型审计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提出需要建立完善的审计管理体系、明确审计内容范围、加强审计过程管理、创新审计方法、强化监督管理以及提升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等举措,希望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审计水平,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研究型审计,实践路径

0 引言

20216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署印发《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审计工作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任务。该规划提出,要深化审计体制改革,更好发挥审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型审计作为一种新兴的审计模式,注重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管理建议和改进方案,从而提升审计的附加值和实效性。面对国有企业管理结构复杂、业务多样化的现状,传统的审计方法已难以满足其对精细化管理和决策支持的需求。研究型审计通过运用数据分析、风险评估等现代技术手段,能够更精准地揭示问题根源,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因此,本文探索和实施研究型审计,将有助于增强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水平,推动其持续健康发展。

1 研究型审计内涵与特征

1.1 基本内涵

研究型审计强调在执行审计任务的过程中,融入研究型思维方式,贯穿审计的启动、执行及总结各个阶段。此类审计着重于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依据审计目标的具体情况,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透过表面现象挖掘审计对象的本质属性,确保理论有效转化为推动审计操作的助力。在审计活动中,单位要持续搜集相关信息,基于实际情况确保审计结果的客观性;此外,还需依据审计目标的特征,灵活变换研究手段,以提高审计成效。对于审计人员而言,不仅要掌握审计的理论基础,还需熟悉国家、行业相关政策法规;应充分利用所学理论和经验,紧密结合实际操作,从而提高审计结果的精确度。

1.2 主要特征

一是系统化特征。这种审计模式并非仅仅依赖个别审计活动来完成既定目标,而是强调在审计全过程中实施综合分析和操作,从审计项目的启动、执行直至得出结果,每一阶段都需凸显研究型审计的核心意义。同时,审计活动在战略、目标和成果三个层面上实现闭环控制,以保障审计行为的全面性和连贯性。二是战略性特征。研究型审计与常规审计手段有明显区别,不仅要在操作层面上显示出战略眼光,更要在审计的目的、任务和技巧上彰显其特征,尤其是在国有企业的审计工作中,需要与战略定位以及企业所在行业的未来动向相结合,以提升审计工作的实效性[1]。三是以人为本特征。作为审计实施的关键力量,审计人员必须注重研究型审计方法的使用,持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和创新思维,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研究型审计的优势。

2 国有企业开展研究型审计的重要意义

企业需革新审计观念,推动研究型审计的实施,以增强审计工作的预见性。此类审计着重于将研究思维贯穿于审计流程,从具体问题的剖析到全局归纳,推动审计实务与理论研究的有机结合,从而提高审计成果的应用深度。其关键在于审计思维的转型,不仅要揭示问题,更要着眼于问题的解决,发挥审计在促进企业建设方面的功能。针对国有企业,研究型审计应注重以增值为核心,全面审视审计项目及价值贡献,保障审计活动有助于企业健康发展[2]

3 国有企业开展研究型审计中的问题

3.1 缺乏完善审计管理制度

在国有企业中,完善的审计管理制度对于规范发展、监督运行、发现问题、优化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保证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但是部分国企对审计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建立审计管理制度时,企业没有紧密结合现代企业的发展需要,缺少针对性,造成了审计结果不够可靠,从而制约企业长期发展。

3.2 审计内容范围不够全面

国有企业在开展研究型审计时,审计内容的覆盖范围往往不够全面,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审计重点多集中于财务数据和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忽视了对企业管理、内部控制、风险防范等非财务领域的审查。另一方面,企业对于长期战略规划、政策执行情况、资源配置效率等关键因素的审计不足,未能系统评估企业整体运营状况。部分审计工作缺乏对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市场竞争等方面内容的研究,导致审计工作缺乏全局视野。

3.3 研究型审计过程管理不足

在部分国有企业开展研究型审计的过程中,管理不足的问题在各个阶段均有所体现。在计划阶段,审计工作缺乏系统性和科学规划,未能有效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导致审计目标不够明确。实施阶段,审计过程监控不力,缺乏对审计方法和技术的创新应用,审计人员在操作中未能深入开展研究分析,导致审计工作深度和广度不足。在审计结果运用阶段,存在对审计发现问题的反馈和整改机制不健全问题,审计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企业管理的改进措施和提升企业决策质量的依据[3]

3.4 缺乏有效审计管理方法

一方面,审计管理过于依赖传统的经验和手段,缺乏对现代审计技术和信息化工具的有效应用,导致审计方式单一,无法全面适应复杂的审计环境。另一方面,审计方法创新不足,对新风险、政策变化和企业动态发展的研究不够深入,缺少科学的分析模型和评估工具。此外,审计管理方法没有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业务特点,无法灵活调整审计策略,以应对不同的审计需求和挑战。

3.5 研究型审计监督管理滞后

首先,审计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缺乏系统的监督流程和标准化的管理规范,导致审计过程中的监管力度不够。其次,审计工作的跟踪和反馈机制不完善,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缺乏及时监督和跟进,难以确保审计结果的有效落地。最后,审计监督管理的信息化水平较低,缺乏对审计过程和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能力,导致对审计工作的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不足,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审计中的问题。

3.6 审计人员综合素养有待提升

部分企业审计人员大多出身于会计专业,而非专门的审计专业,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素养,即便拥有诸多审计实践经验,但与审计岗位的实际需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能力差距。同时,部分审计人员工作观念相对陈旧,对于新事物的适应和新思维的接纳较为困难,对新型审计方法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形成了固化的思维模式,会对审计质效产生较大影响。

4 国有企业开展研究型审计的对策

4.1 完善审计管理体系

国有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审计管理体系,以提高研究型审计的效率和效果。首先,国有企业需构建系统化的审计管理框架,明确审计目标、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确保审计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有效管理。其次,企业建立健全的审计制度和标准,涵盖审计工作各个阶段,从计划、实施到结果运用,都要有明确的规范和操作指南,确保审计活动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最后,企业设立有效的审计结果反馈机制,确保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整改,形成闭环管理,推动审计结果的高效应用和企业管理模式的持续改进。

4.2 明确研究型审计内容范围

在确立研究型审计的具体内容和范畴时,审计人员需细致剖析并锁定审计的核心要点,力求审计工作实现全面覆盖。首先,在审计的启动阶段,必须密切关注企业的运营状况,保证审计项目的设立与企业的高效发展、深化改革的方向保持一致。融合理论探索和实际操作,规划审计的内容和范围,着重于将理论研究的成果与实际项目执行相结合,并开展全方位的可行性分析。在审计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要把企业的改革步伐和内部治理视为研究的重点,保证研究型审计的理念渗透到审计的每一环节。最后,定期实施针对性的审计调查,例如针对企业资产状况、偿债水平、管理效率等关键环节,通过专项审计调查来深入掌握采购制度执行的效果,并从管理机制建设和经营效益的提升等方面,提出具体可行的优化措施[4]

4.3 加强研究型审计过程管理

为了加强研究型审计过程管理,国有企业应从计划阶段、实施阶段和审计结果运用阶段全方位提升管理效果。在计划阶段,企业需制定详尽的审计计划,明确审计目标、方法和步骤,结合企业战略和业务特点,设定合理的审计范围和重点;要进行充分地前期调研,了解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和潜在风险,确保审计计划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实施阶段,企业需加强对审计工作的动态监控,确保审计过程按计划进行,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审计策略。审计人员应运用现代审计工具和技术,深入挖掘数据,开展详细分析;同时,要定期召开审计进展会议,及时解决审计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审计质量和效率。企业在实施过程中应注重记录审计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和发现,以便后续审查和分析;在审计结果运用阶段,撰写审计报告并非意味着工作的终结,对审计问题进行深入归纳与分析,挖掘问题原因,梳理出审计建议;依托协作机制,与各相关部门开展协作与交流,广泛吸纳各方观点,共同撰写研究报告。

4.4 创新研究型审计管理方法

在推进研究型审计进程中,国有企业需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丰富信息资源及提升工作效能,进而深化大数据审计的探索。企业通过整合财务、业务等多领域的大数据资源,挖掘数据间的内在联系,专注于潜在问题的挖掘与分析,揭示企业运营中的不足之处,并对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细致剖析。此举的宗旨在于两点:一是审计部门不可孤立运作,需与其他部门保持紧密交流,共同商讨事项成果。二是研究型审计不应固守传统模式,应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立足于宏观视野审视关键审计内容,从而对国有企业的重要事务提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建议,以提升审计报告质量。例如,面对一些国企管理层对企业定位的模糊不清,应及时规划明确的战略路径,推动改革与创新,围绕主营业务制定适宜的市场改革策略。

4.5 强化研究型审计监督管理

首先,国有企业应建立健全审计监督机制,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制定详细的研究型审计操作流程,明确审计目标、范围、方法及标准,为审计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导;同时,强化审计过程的跟踪与监控,确保审计程序规范、严谨,审计结果客观、公正。其次,国有企业还应注重审计成果的运用与转化,将审计发现的问题与整改建议作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参考,推动企业管理持续改进。最后,企业建立健全审计责任追究机制,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进行惩处,确保审计监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4.6 提升审计人员专业能力

一方面,审计人员须打破常规思维,刷新认知,逐渐形成正确的审计观,需要经过日积月累的锻炼,审计人员需在具体执行审计任务时不断吸收新知识和内化经验。所以,国有企业需鼓励审计人员从传统的审计模式转向研究型审计思维,培养其对审计工作的战略性和前瞻性认识,使其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深入分析问题。企业通过组织培训和研讨,帮助审计人员理解和运用新的审计理论与方法,增强其综合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过往的审计手段高度依赖对表格、账目及凭证的核查,整个工作流程多基于个人的经验和知识储备,问题出现时编写报告,若无问题则仅提供简要的审查意见。但随着企业成长和审计内容的变革,审计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挑战。研究型审计模式将理论研究融入审计的全过程,自项目启动之初便设定审计的研究目的。因此,审计人员要将理论研究真正地融合到审计工作中,提升审计实践水平。

5 结语

研究型审计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审计工具或方法,也是审计理念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满足了审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审计模式,研究型审计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应用,提升审计的质量、效率和水平。这种模式不仅能增强审计的系统性和前瞻性,还能更好地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通过内化为审计人员的自觉行动和工作习惯,研究型审计将推动审计实践与理论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徐智花.关于国有企业研究型审计的探索与实践[J].财会学习,202222):110-112.

[2]陈勇.国有企业开展研究型内部审计的意义及策略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38):89-91.

[3]马向东.新发展理念下国有企业开展研究型审计解析[J].中国经贸,202321):154-156.

[4]郭雁.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电力企业做深做实研究型审计的思考[J].中国经贸,202315):58-60.

河北省烟草公司衡水市公司 张宝玉

现代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测度与策略选择

摘要:当前,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发复杂,企业经营者需要不断提升风险意识,以更好地应对各类挑战。企业若想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长久发展目标,应该对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精准掌握,并立足于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控制办法,同时借助切实可行的方式,准确识别、衡量以及控制风险,通过最低的成本将风险带来影响和损失降到最小。鉴于此,本文围绕现代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展开,通过分析全面风险管理举措,从多角度出发,提出合理的全面风险管理策略。

关键词:现代企业,全面风险管理,风险测度

0 引言

现代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突破了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旨在引导企业人员动态识别、测度企业的经营过程风险,并结合风险预测结论来制定企业的管理决策,最终实现提升经济效益与发挥竞争优势的目标。由此可见,全面风险管理的着眼点在于“防患未然”,不仅包括事中处置风险与事后弥补损失,而且更加重视针对企业风险的事前防范。现代企业在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的指导下,关键是要准确测度企业的风险等级,结合现代企业的实际情况加以妥善化解。

1 现代企业风险的主要形式

1.1 市场环境风险

市场环境有着实时变化的特征,现代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本身包含风险因素[1]。如市场中的原材料价格呈现实时的波动,导致企业的采购材料成本费用上涨,不利于企业有效控制采购成本。企业在制定并实施投资方案的过程中,外部市场环境的改变有可能造成企业投资领域的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影响到企业投资决策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2]。企业为了挽回投资成本的损失,则会改变原有的投资计划,客观上增加了企业在回收投资成本中的风险。

1.2 运营管理风险

现代企业的运营风险指的是企业开展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集中表现在供应链风险、合同风险、经营决策风险等。现代企业如果要取得较高效益,则需通过运营管理举措予以实现。但是企业管理人员制定并实施的运营决策有可能存在失误,导致企业面临较为严重的成本损失,甚至造成企业直接面临破产的风险。企业在参与合同签订与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存在合同违约风险,企业将会由于合同对方的违约行为而承担部分风险。此外,企业在对外实施并购、对内实施技术产品研发等阶段,企业都有可能存在运营管理工作中的失误,客观上增加了企业的运营管理风险。

1.3 事故灾害风险

突发事故、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现代企业遭遇风险,主要体现在不可抗力造成的企业经济效益损失。事故灾害风险具有突发性,企业通常很难对其实施提前的预测,因此就会直接造成企业无法继续维持正常的经营运转。例如,具有突发性的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将会降低企业的固定资产总值,并造成企业承受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2 现代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涵与意义

2.1 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涵

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全面风险管理的基本内涵就是充分考虑企业可能面临的多层面风险因素,采用整体性较高的思维方式来识别风险并且评估风险等级,并依据企业风险评估预警的科学结论来完善应对方案。全面风险管理还应包括风险发生后的处置措施,要求企业人员运用切实有效的方式加以处理,在最大程度上化解企业风险并挽回经济损失[3]。全面风险管理不仅体现在准确识别以及科学评估风险,而且还要重视防患于未然,协调企业各岗位与各部门人员来共同应对并且应对风险。现代企业通过实施多层面的有效控制手段,能够建立起更加完整、连贯的风险管理体系,突出体现了“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与实质[4]

2.2 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

2.2.1 提升经济效益

现代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参与主体,企业最为关注的就是经济效益与利润。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途径就是增强风险管理意识,采取科学措施来抵御风险并且消除安全隐患,如此才能顺利实现企业的经济利润目标。现代企业只有加强了全面风险管理,才能培养企业人员的全过程风险控制思维,显著提升现代企业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着眼点就是深入开展全面风险管理。

2.2.2 减少成本损失

降低现代企业的成本损失属于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目标,全面风险管理的深入实施将会有助于企业成本损失的减轻,能够保持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实力。对于多数企业而言,企业赖以实现运营、发展的根本基础就是企业的成本投入,借助全面风险管理来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损失有着非常显著的必要性。现代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险预警与风险控制体系,因此能够提前开展风险预测工作,切实有效减轻了企业承受的财务损失。

2.2.3 巩固竞争优势地位

现代企业如果要在行业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则需充分依靠全面风险管理作为保障。企业人员在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的指导下,能够转变对于风险管理的片面认识,有助于科学预测企业运营风险。企业在采取行之有效的风险预测与控制措施基础上,有力推动企业的竞争地位提高,巩固企业的竞争优势。

3 现代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测度措施

3.1 构建风险识别模型

全面风险管理的目标如果要完全实现,则不能缺少信息技术模型的支撑。现代企业人员在计量风险与识别风险的阶段中,主要采用建立三维嵌入模型的措施。这应当运用计算机软件予以构建,进而用于识别企业风险因素。信息化模型能够帮助企业人员测度、评估风险等级。企业人员需结合企业所在行业的基本特征来选择相应的分析模型,以此实现精准度更高的风险识别预测目的,切实增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可行性。

具体而言,三维嵌入模型在全面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就是分层次识别风险,主要包括“风险辨识”与“风险评估”的两个组成部分,其中的“风险辨识模型”应用于判断企业风险的形成根源与风险性质等因素,而“风险评估模型”则用来按照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开展科学评估工作,客观确定企业遭遇风险等级,估测风险损失与影响的严重程度。现代企业在实施运营管理的全过程中,企业人员需结合以上两种形式的风险识别模型,将立体化、多维度的风险管理理念渗透于风险识别阶段。

3.2 评估风险等级

企业风险要素的严重程度和等级有所不同,某些风险因素将会给现代企业带来较大影响或者损失,然而另外一些风险因素并不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被视为较低等级风险。通常来讲,全面风险管理模式下的风险要素等级应划分为低等级、较低等级、一般等级、较高等级、最高等级。企业人员针对不同层次的风险因素需采用不同的应对、管理措施。企业人员在判断风险因素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还需按照企业的风险等级划分规则来评估风险要素所在的层次级别[5]

企业评估风险要素等级,能够指导现代企业人员制定更具可行性的防范方案,最终达到消除风险的目的。企业人员需要重视的是,评价风险等级并不仅仅根据主观经验加以评定,而是需要结合企业所在的市场环境情况、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企业经济实力与发展规划等多层面要素,综合采用定量与定性的两种评估方式。现代企业人员只有进行了客观风险评估,才能有益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3.3 预测风险损失

现代企业只有结合了风险损失影响程度的考量因素,才能督促企业人员运用积极有效的手段来避免风险。企业预测风险的损失影响程度,应当借助信息技术模型工具作为辅助[6]。在客观预测风险损失的情况下,企业人员就能结合企业资金实力与风险承受程度来制定应对方案,建立起全方位、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机制。

三维坐标值风险预测方法,充分考虑到了企业风险因素的不确定性,同时结合了企业人员的偏好因素、企业决策中的主观经验因素等,采用综合预测的形式给出风险测度结果。

4 现代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完善策略

现代企业处于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决定了现代企业人员需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进而采取必要的预警技术手段来消除风险影响,力求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风险损失。现代企业在扩大经营领域以及创新运营方式的同时,企业人员应充分重视风险管理工作,增进企业人员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

4.1 转变传统管理理念,提前防范风险

现代企业人员是否具备全面风险管理的认识,直接关系到企业开展风控工作的成效。企业人员应当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的思维方式,摒弃事后弥补损失影响的传统思维。现代企业有必要加强针对员工的培养力度,采用强化企业人员培训等举措,帮助企业人员建立起全面风险预警的理念。作为现代企业的管理人员也要善于从源头入手来辨别风险,做好必要的预测防范工作,实时关注风险等级的变化。同时,管理人员还要将“全面风险管理”模式融入现代企业文化,采用科学的企业文化理念来激励并且引导企业员工,注重培养现代企业员工的风险意识。唯有如此,现代企业员工才能共同营造形成全新的企业文化,进而保证了现代企业中的全体人员都能牢固树立防范风险的意识。

4.2 强化风险预警意识,防范决策失误

风险预警属于全面风险管理中的核心措施,现代企业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能够确保企业人员及时察觉相关决策中的失误,并且及时进行妥善弥补。信息化的风险预警体系主要建立在企业数字技术作为保障的前提下。现代企业人员需要利用信息化、数字化的风险预警体系来准确预测风险,然后结合企业制定经营决策的实际情况加以必要调整。作为企业员工也要积极落实风险预警工作,将风险管理理念渗透于岗位实践,确保能够共同着眼于风险预警机制的改进。企业人员应当各司其职,在各自岗位的业务实施中注意防范风险。

4.3 落实成本控制原则,健全风控体系

现代企业应当贯彻落实成本效益原则,严格落实企业的成本原则才能达到降低风险损失的效果。企业人员应当充分认识到,任何经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都不可避免存在风险,因此需采取综合平衡的思维方式来衡量其中的成本效益因素。企业人员经过科学预测后,如果能够判断企业经营决策中的效益因素远远超出潜在损失的影响,则可以确定企业目前实施的经营管理方案具有可行性。企业在预测成本效益的基础上健全风控体系,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

4.4 增进部门协同,共享信息资源

增进企业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对于共享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信息资源有着重要作用。因此现代企业有必要积极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在各部门人员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实现企业信息互通,保证企业人员能够实时跟踪风险变化,采取可行性更高的措施方法加以应对。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应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依靠网络数据库、物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来支撑企业人员共享信息资源,有力促进企业实现更好的风险防控与风险管理目的。企业全面加强管理人员与企业各部门人员之间的风险防控配合,关键就要体现在灵活分散风险,避免将企业风险因素集中于某个运营环节。作为企业管理人员需积极听取企业员工提供的风险管理建议,及时修正存在不合理因素的企业经营决策,促进现代企业的抗风险水平实现显著提高。

5 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重点体现于风险测度、风险辨识与风险应对,将全过程风险管理理念渗透于企业风险管理。近些年以来,现代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发生显著的改变,因此企业只有采取了风险测度与提前预警等应对措施,才能促使现代企业的竞争地位提升,进而通过更低成本来提升企业的利润。企业有必要融合事前、事中与事后的风险管理措施,侧重于培养企业人员针对风险的动态识别能力,促进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安蕾.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创新研究[J].经济师,202312):291-293.

[2]熊向莉.关于现代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分析与模式探讨[J].法制博览,20215):164-165.

[3]陈贤.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研究[J].财经界,202035):33-35.

[4]周雁峰.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的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探究[J].会计师,20202):40-41.

[5]庄甦,刘晓宇.内部控制在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中的作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01):30-31.

富龙控股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任凯

地勘企业激励机制构建策略研究

摘要:借助完善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升凝聚力,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本文分析地勘企业激励机制构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系列对策,以提升地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促进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地勘企业,激励机制,人力资源管理

对于企事业单位来说,人才是其保持竞争优势的第一要素,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最重要的就是充分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保障自身人才队伍稳定。激励机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合理运用能极大地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增强工作人员的归属感,促使他们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也保障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一、地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激励机制构建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都是其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只有做到人尽其才,才能让每个人都找到自己在集体组织中的位置,也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实施,可以从根本上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使人才资源得到合理运用,从而提升整体效益。

(二)有利于增强工作人员的归属感

激励主要应用两种方法:一种是薪酬激励,另一种是精神激励。选用合理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强工作人员的归属感和信任感。首先,薪酬激励是对工作人员劳动付出的肯定,也是增强工作人员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方式。地勘企业人事部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参照事业单位人员薪酬福利的相关标准,根据岗位和职务制定相应的激励薪酬制度,尤其是核心技术人才、一线管理人员,给予其更多的福利,可以让他们更加稳定。其次,精神激励是对工作人员精神上的认可,主要使用评优评先、职位晋升、表扬嘉奖、职称评定等手段,可以让工作人员感到存在的价值,提高他们的忠诚度。

(三)有利于培养危机意识

地勘企业属于事业性单位,为防止职工产生“铁饭碗”思想,出现职业懈怠现象,需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竞争氛围,促使各岗位职工能随时处于学习、进步和发展的良好状态,从而增强企业活力,创造更大的成绩。激励机制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工作考核,只有公平考核,才能使激励机制发挥最大效力。具体地说,对于在工作过程中表现较好、为企业经济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职工,给予其相应的奖励;对于工作能力低下、组织纪律松散的人员也给予相关处罚,如此一来就可以促使职工形成紧迫感、危机感,迫使他们不断加强自我提升,形成更强的竞争力。

(四)有利于提升职工的创造性

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激烈的市场竞争局势,要求地勘企业审时度势,加强内部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激发职工的创造性,让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敢于突破传统模式的局限,敢于革新和创造,推动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有效提升。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应用多种激励手段,为地勘职工尤其是一线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自我展示机会,能够激励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当前的工作模式、技术工艺等进行改进、优化、创新,既可以降低成本,也可以促进地勘事业的更好发展。

二、地勘企业激励机制构建存在的不足

经过多年的积极探索,地勘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已经逐步规范化。但由于传统机制的影响,一些激励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同时,地勘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体现。

(一)晋升机制缺乏足够动力

人员晋升计划是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调度的重要依托。在事业单位里,资历、职称、工龄等,常常被作为人员职位晋升和加薪的重要依据。然而,这种晋升机制往往缺乏公平性,会造成地勘企业内部的功利性竞争,甚至会引发内部人员的较大利益冲突。目前,部分地勘企业的核心工作和职权仍然掌握在资历较老、工龄较长的领导干部手中,对新人的培养和任用仍不够公平、公正、合理。现有的升迁渠道和晋升条件仍然参考传统评价模式,依然受到较强的人为干预,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部分优秀新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限制了他们的良好发展。

(二)薪酬分配缺乏灵活性

历经数年改革与发展,地勘企业的薪酬管理制度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绩效工资分配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表现为绩效分配制度不合理、缺乏灵活性、与人员能力不匹配,从而影响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同时,少数地勘企业的业务考核和晋升制度也不够规范,导致职工薪酬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加大。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分配体系中,职工的绩效工资并不是根据其劳动量、创造价值的高低进行分配,也没有随着职工贡献大小、行业平均水平等变化进行合理、及时的调整,无法完全体现职工的劳动价值。由于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也一个样,职工的热情逐渐降低,出现了消极怠工的问题。

(三)人文关怀方面存在不足

良好的人文环境是保证企事业单位内部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有让职工切身感受到组织的关怀、重视,才能让他们安心工作。从当前情况来看,很多地勘企业大力推行现代化生产管理模式,尤其强调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却忽视了职工的工作压力和实际困难,总是以业绩指标和最终的成果来衡量职工,不注重对其工作过程的评价。部分职工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完成预期任务而受到处罚,同时,当职工遇到工作难题或生活上的困难时,也很少得到领导的关心和理解,使得他们感到不满,进而变得越来越消极。

(四)职务分配阻碍人才的合理流动

基于地勘企业的事业单位性质,在用人机制和岗位设置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地勘企业中,大多数职工一经录用就被分配到固定岗位,除了职位晋升和编制内人员调整外,很少有岗位变化。在这种机制下,职工长期从事同一单调的工作,不仅会让他们感到枯燥乏味,使他们的意志被慢慢消磨掉,开始出现职业倦怠,而且还阻碍人才的合理流动,降低了职工对新环境、新业务的敏感性和快速适应能力,影响了地勘企业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三、地勘企业激励机制构建的优化策略

(一)构建公平的晋升机制

优化选聘制度和岗位分配标准,可以有效促进地勘企业的人才流动,提高工作效率。首先,构建科学、系统的职位评估体系,对所有岗位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估,以确定职位的相对价值和晋升的基准条件。职位评估体系应全面涉及岗位职责、技能要求、工作复杂程度及责任大小等多个维度,以此确保评估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对于优秀人才,企业要给予其更好的发展平台,综合考虑职工的技术水平、资质及工作能力,在进行科学评估后,再根据评估结果作出相应的岗位调整,确保人才处于职位与能力之间的最佳的平衡点。

其次,依据地勘工作的实际需求、职工的具体情况等,制定统一、公平、合理的晋升标准,这是保证人才质量的关键。晋升标准需要包含工作年限、业绩指标、专业技能水平、团队协作能力等多个方面,保证所有职工都清晰了解达到何种标准才能获得晋升机会。同时,晋升条件应公开透明,有效增强制度的公信力和职工的信任感。

再次,建立透明、公正的晋升流程。从职工提交晋升申请,到部门推荐、考核评价,再到决策审批和结果公告,每一个环节都应详细规定并公开,让职工知晓并参与到整个晋升过程中来。同时,还要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或由上级管理部门介入,全程跟踪晋升流程的执行情况,确保流程严格按照既定规则执行,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维护晋升制度的公平性和权威性。这样通过加强对晋升程序的民主监督,赋予全体职工监督权,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公平、公正的提拔和晋升。

最后,制定定期审查和完善的晋升机制。随着企业战略调整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晋升机制也应随之调整和优化,确保其始终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要积极听取职工的反馈和建议,不断改进晋升制度,提升其透明度和公平性,从而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地勘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壮大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二)构建灵活的薪酬待遇

职工的劳动价值通过薪酬待遇来体现。薪酬待遇不仅关系到职工的生活质量,还会对其工作积极性构成较大影响。地勘企业应予以高度重视,要建立健全一套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制度,激励职工努力创造和积极奉献。为了提高人才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地勘企业应对市场的薪酬进行全方位的调研,全面了解同行业、同地区相似岗位的薪酬水平,以此确保地勘企业的薪酬结构既能吸引外部优秀人才,又能内部保持相对公平,避免人才流失。

对现有的绩效分配方法进行优化和完善,在绩效工资的分配中应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基本原则,以职工价值创造的多少、贡献高低为基本衡量标准,制定富有竞争性、充满弹性的职工薪酬体系。加强对各岗位职工的任务完成量、质量效果、工作态度等指标进行综合考核和评价,对于优秀职工给予较高的绩效工资和丰厚的福利待遇,除了一般的奖金、补助、绩效工资外,还可以适当增加年假、旅游、学习培训等多样化福利,以此激励他们再接再厉。对在工作中责任意识低下、影响相关工作正常开展、给企业造成较大损失的人员要给予相应的处罚,如果存在违规违法行为,还要追究其相应责任。

以市场薪酬调研结果为依据,地勘企业设计多元化的薪酬结构,合理设立绩效奖金、项目奖金、年终奖等多种形式的激励性薪酬,并将这些薪酬与职工的个人业绩、团队贡献以及项目完成情况紧密结合起来,鼓励职工追求卓越。尤其是一些关键岗位和核心人才,可积极实施股权激励、职业发展规划等长期激励措施,这样便能够让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为了有效增强薪酬体系的灵活性,还需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如统筹结合职工的工作表现、市场薪酬变化以及企业经营状况等因素,定期对薪酬水平进行适时调整,以此确保薪酬体系的外部竞争力和内部公平性。此外,通过合理设立薪酬的沟通渠道,鼓励职工与管理层就薪酬问题展开对话,全方面理解职工对薪酬的期望和诉求,及时传达企业的薪酬理念和策略,这样便能够形成双向沟通的良好氛围,从而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劳动关系,为地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构建融洽的人文环境

缺乏人文关怀会导致职工对企业的认可度和好感度大幅下降,致使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有效激励职工,地勘企业应加大对过去的固化模式和落后的人资管理机制进行改革,逐步建立一个和谐的管理环境。其中,构建融洽的人文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地勘企业从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氛围营造、职工关怀与心理健康,以及反馈与认可机制等多方面入手,持续努力,以便建立起一个既有利于职工个人成长,又能够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首先,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明确并传播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使命与愿景,让每位职工都能深刻理解并认同企业的文化理念,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这是构建融洽人文环境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建立开放包容的工作氛围至关重要。鼓励职工之间的正向交流与合作,通过定期举办团队建设活动、技能交流会、创意分享会等形式,增进职工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知识与经验的共享,同时为职工提供展示自我、发挥潜能的平台,激发团队的创新活力。

其次,建立职工关怀机制,如设立职工心理健康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组织职工家庭日活动等,关注职工的工作生活平衡,帮助职工缓解压力,增强职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同时,领导干部要做好表率作用,要经常深入基层职工群体,调查了解职工存在的困难、思想动态,听取职工对工作和企业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主动倾听职工的心声,及时回应职工的合理诉求,营造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让职工感受到尊重与价值。

最后,建立健全的反馈与认可机制。积极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化解各种内部矛盾,并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紧迫问题。对职工好的建议要采纳,收到职工的意见反馈要及时回复,并通过表彰大会、荣誉证书、奖金激励等多种形式,肯定职工的成就,增强职工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以此实现与职工之间的良性互动,增进彼此之间的互信关系,从而进一步巩固融洽的人文环境。如此一来就能有效消除职工的后顾之忧,促使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四)深入改革职务分配体制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也逐步趋于人性化和系统化。加强人才信息环境建设与分配机制建设,对提升地勘企业人事管理质量意义重大。首先,从改革职务分配制度入手,在人才选拔方面要确保程序规范、过程透明、结果公正、信息公开。大力推行职务与职责清晰对应的职级体系,明确各职务的岗位职责、能力要求及评价标准,确保职务晋升与个人能力、工作绩效紧密挂钩,打破职务晋升的“天花板”,为优秀职工提供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大力实施动态职务调整机制,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和个人能力变化,适时调整职务配置,保持职务体系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在实施过程中要善于抓重点抓关键,要严格执行制度标准,严防某些人徇私舞弊

在用人制度方面,要大胆突破传统思想和模式限制,坚持在企业内部推行优胜劣汰制度,所有职位都实行竞争上岗,所有人员都要定期接受业务考核,对不合格者予以培训或调整岗位。

积极引入竞争上岗和任期制管理,并合理采用公开竞聘、择优上岗的方式选拔职务人选,增强职务分配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激发职工的竞争意识和进取心。同时,合理设定职务任期,期满后重新评估任职资格,确保职务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人才的持续优化。对新型专业人才也要采取综合淘汰模式,严格实行技术能力考核制度,激励全体人员不断学习进步,以此提高地勘队伍的整体素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激励机制在现代地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不仅能提高职工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价值,更能增强职工对地勘企业的归属感。当职工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个人主观能动性完全调动起来后,他们就会持之以恒、兢兢业业地工作,从根本上推动地勘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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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晓楠.激励机制在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运用探讨[J].商讯,202125):169-171.

[5]朱代见.新形势下激励机制在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107):111-112.

作者简介:

张伟(1985—),男,汉族,四川省绵阳市人,本科,会计师、经济师,研究方向:企业经营管理。

湖北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会计师、经济师 张伟;湖北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 苏惠敏

成本视角下微型餐饮企业提高竞争力路径分析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微型餐饮企业也快速发展,数量激增。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大环境下,能否有效降低成本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微型餐饮企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策略,以帮助微型餐饮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竞争能力,实现稳步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微型餐饮企业,成本控制,责任预算

一、引言

成熟的电商平台能够促进微型餐饮行业的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数据显示,中国餐饮市场的份额达到52890亿元;2024年上半年,餐饮收入继续保持8.4%的高增长趋势,国内新增餐饮企业134.6万家,其中2/3为微型餐饮企业。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下,价格战、同质化竞争不断加剧。餐饮行业整体利润水平不容乐观,出现了收入增长利润却不增长的现象。2024年上半年有105万家餐饮企业倒闭,接近2023年的全年倒闭数量,而微型餐饮企业淘汰率更为明显,接近70%。因此,寻求有效优化成本的途径,对微型餐饮企业提高竞争力、稳定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微餐饮企业的经营特征

微型餐饮企业是指人数在10人以下,年营业收入在100万元以下,配有60平方米以下的合法固定的经营场所,条件简单、规模较小的餐饮服务企业,服务形式多种多样且餐品类目繁多,包括小餐店、小型饮品店、小吃店等,能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用餐需求,主要经营特征分为以下几点。

灵活。微型餐饮企业人员少,组织构成简单,经营决策快速、灵活,能够在短期内根据市场消费热点调整产品、营销策略,并灵活运用各种营销手段快速吸引顾客群体。

独特。微型餐饮企业能够紧密契合地方消费习惯和消费倾向,为顾客提供特色餐品;服务的顾客群体为特定区域内的熟客,能够为他们提供个性化服务,赢得该群体的认可。

效率高。微型餐饮企业由于规模小,员工数量少且集中,员工之间可以快速进行沟通。员工间的紧密合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充分发挥了人工成本的效用。

周期短。微型餐饮企业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员工流动快、管理松散等情况,导致其经营成本高、利润微薄,尤其是遇到产品过时、选址不当、门租上涨、设备更新等情况时,很容易资金断链退出市场。

三、成本视角下微型餐饮企业竞争力不足的表现

(一)同质化竞争带来的低效成本

在网络经济大环境下,餐饮行业的发展逐步标准化,供应链管理模式下从餐品开发、制作、销售逐步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运营流程。餐饮企业充分利用自身品牌优势,迎合新一代消费者的“一人食”“办公轻食”“群食晒圈”等新消费理念不断涌现。餐饮产品出现销售周期短、开发成本高、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微型餐饮企业品牌树立度不够,处于餐饮市场的末端,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餐饮产品通常经过开发、成熟、繁荣、衰退四个阶段,热门餐品具有独特的配方或设计,需要企业在前期投入几万元至几十万元的加盟费用才能获取配方。微型餐饮企业开发能力薄弱,通常投入千元至万元的费用来仿制热门餐品,然而只能抓住产品的成熟、繁荣末期,研发成本的受益期较短。同质化餐品的营销周期短决定了餐品几个月就可能销声匿迹,流行过后其开发成本就会成为无效成本,餐品盈利的短期性与成本投入不匹配导致微型餐饮企业倒闭情况的时有发生。

(二)物料损耗成本高

微型餐饮企业受规模限制,物流供应、配送能力弱,准确、标准化的物料定点配送能力不足,更倾向于采用传统的外出采购、店内存储方式。餐饮企业的材料多为食材,需要具备特殊的存储条件。以鱼虾类等鲜活水产品为例,其存储对水温、水质、含氧量等有规定的要求,但由于微型餐饮企业规模限制,原材料耗用少,无需大量采购,配备水箱等专用设备会带来固定资产购置费、用电、充氧等一系列费用,极大提高了运营成本。但缺乏相应的设备也会导致材料新鲜度不够或发生变质,餐品成本也会上升。此外,粮油、调料等材料需要常温、干燥、洁净的存储空间,微型餐饮企业受店面规模限制,物料分类存放不够细致,堆放不规范,物料受潮、霉变等现象时有发生,物料损耗也随之增加。

(三)人工成本不断攀升

微型餐饮企业的配备人员一般有店长、厨师、服务员、配菜员、清洁工等。店长和厨师属于餐饮行业管理、技术人员,是微型餐饮企业最重要的员工。优秀的餐饮管理员和中高级厨师是餐饮企业竞相招揽的对象。微型餐饮企业中经验丰富的管理、技术人员对市场薪资变动更敏感,流动更快、更频繁,离职成本居高不下。频繁更换厨师还会给微型餐饮企业造成一定的信用损失,导致部分顾客群体流失。

微型餐饮企业的服务员、配菜员、清洁员属于高劳动强度、低技术含量的岗位,流动性更为频繁。这部分人离职的空档期会给微型企业的运作带来不便,初始培训成本和离职成本也同样增加。

如何稳定微型餐饮员工队伍,提高人工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也是微型餐饮企业在成本优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成本预算编制粗放

微型餐饮企业成本控制标准的制定能力不足,导致无法实现细微化成本控制。微型餐饮企业规模较小,一般实行总额预算控制,即由经营者或店长根据近期各类产品每日或每周的营业额确定成本总预算,并以此作为采购、制作的标准;一些个体商户甚至没有预算,而是根据当日估算营业额实施临时采购、制作。预算不标准、不细化会导致微型餐饮企业无法有效实施成本控制,如高低峰不同客流造成的成本控制不力现象。从材料角度看,微型餐饮企业餐品的制作一般采用计件制,客流高低峰交替时,由于没有精准的预算很容易出现计件错误;标准不精确还会出现葱、椒等零星耗材的购、用不匹配。另外,客流量大幅度波动时,粗放的用料标准会导致菜品质量差异,带来潜在损失。从人工成本看,微型餐饮企业人员少,工作内容较固定。专聘人员在客流低峰期相对空闲,降低人工成本效益。从其他费用看,水电费等预算只有总额,没有具体的控制措施,经常出现人为浪费现象。如夏季客流低谷期空调仍保持低温模式,各种餐饮制作用电设备不随手关闭等浪费现象常常发生。综上,各种细微浪费汇总后就造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五)数字化成本投入有限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餐饮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手机APP成为饮食消费的主要媒介。微型餐饮企业也顺应时代发展借助美团、饿了么等外卖电商平台配送餐品。但由于受规模和资金成本的限制,微型餐饮企业数字化成本投入有限,电商平台上的产品推广能力不足。微型餐饮企业初设时由于缺乏持续稳定的营销资金以及对目标客户和市场需求缺乏深入调研和精准定位,营销方式较为保守,倚重店址所在区域内的客户群体,采用发放传单、餐品开业打折等传统方式吸引客户。短期内的集中线下营销能迅速聚集客户群体,但缺乏持续的营销资金投入导致部分微型餐饮企业很快就会销声匿迹。

微型餐饮企业无力承担电商销售平台高昂的收费。以2023年为例,美团的收费项目为单家入驻费每年2000元,广告费每月100元,另外还需按平台成交额支付10%20%的佣金,高额的数字技术服务费、履约服务费给微型餐饮企业造成巨大的经营压力。因此,电商平台上的微型餐饮企业淘汰率高达50%70%

微型餐饮企业数字化销售技术缺失。目前,数字化点餐软件系统已经广泛运用于餐饮企业,单独开发一个点餐系统需要千元至上万元,如果是连接全店的复杂点餐系统价格更为高昂,还需要支付上千元的年维护费,微型餐饮无力承担。微型餐饮企业的支付系统则主要依赖于微信、支付宝等普通的第三方结算平台,在顾客满意度和运营效率方面也无优势可言。

(六)环境成本效用不高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餐饮环境成为餐饮文化的一部分,在顾客消费取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微型餐饮企业受成本限制,在门店装修、餐品的造型和包装等方面更倾向于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用餐环境水平不高。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餐饮企业后厨环境脏乱差、物品归置不规范、使用临期食材等问题常常被新闻媒体曝光,让消费者对规模小、数量多的微型餐饮企业的卫生环境产生不信任感。因此,如何提高环境效用,改善用餐环境,赢得消费者信任也需要微型餐饮企业重点考虑。

四、成本视角下微型餐饮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对策

(一)聚焦主要产品微创新

盲目跟风会让企业产品的品种和类目越来越多,不仅增加企业的开发、营销成本,也会加重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微型餐饮企业应集中做好主打产品的微创新,将更多的成本投入主要、特色产品的再研发,获得市场认可,才能提高研发成本投入的有效性。

微型餐饮企业应加快衍生产品研发成本投入,降低餐品的开发成本。微型餐饮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其主要产品必有被市场认可的独特配方,在此基础上进行主料更换等产品微创新,投资成本小,回收效益快,更能有效规避营销风险。

微型餐饮企业应加大主要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主要餐品的流动性、翻桌率,这样既能保证主要产品的新鲜度和口感,赢得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又能实现规模化材料采购,降低采购成本。此外,主要餐品是微型餐饮企业固定成本的主要分摊对象,提高其产量能够大幅度降低单位固定成本,获得成本优势。

微型餐饮企业可创新主打产品营销模式,如采用限额、限量销售。主打产品的限量供应能提高产品的独特性,提高品牌认可度,节约营销成本。

(二)灵活运用物料供应配送方式

随着现代物流快速发展,外送商品成为社会常态。微型餐饮企业采购应当充分利用现代物流的便捷性,由自储物料方式转为按需供货方式,减少物料损耗、存储、管理成本。当然,也需谨慎考虑量少物流配送导致的物料零售价、配送费高的缺陷。

微型餐饮企业应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商合作关系。在物料质优前提下,避免零星分散采购,拉长供应合作期,获得供应商配货,降低物流成本。此外,微型餐饮企业应统计好供应商的集中供货区域、时段,精准搭上“顺风车”配送,降低配送成本。

微型餐饮企业在选址上除了考虑客流量,应尽可能靠近定点供应商,缩短配送距离;还应充分利用配送会员等优惠方式降低物料配送成本。

微型餐饮企业应明确物料的精准需求时间,可充分利用餐饮高低峰交错期自提物料,减少配送成本。

(三)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对于店长、厨师等技能型人员,微型餐饮企业应当根据其技术水平、工作经验、市场认可度核定薪酬。宣传共赢理念并配套给予远期福利待遇,提高人才吸引力和核心人员稳定性,从而降低人员流动成本。与其签订长期用工合同,写明高标准离职成本条款,规避技术、管理人员离职风险。微型餐饮企业还可以采用合伙制方式招录烹饪、营养专业应届毕业生,既能自培技能人员,提高人员归属感,还能获得国家给予的免费培训、创业资金、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减少人力资源获得成本。

对于服务员、清洁工等普通岗位,微型餐饮企业应做好人力资源信息储备工作,关注技能培训机构、网络招聘平台等媒介,及时获取人力资源供需信息,缩短人员流动窗口期,降低普通员工离职成本。还应当充分利用国家、地方人力资源优惠政策,如聘用聋哑残障员工的餐饮店获得优惠补助后人工成本能降低一半。另外,政府对聘用灵活就业人员、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还给予不超过个人缴税基数60%的补贴,微型餐饮企业也可以利用该政策降低人工成本,这样既提高了社会贡献度,还能大幅度降低用工成本。

(四)细化成本预算及责任制

微型餐饮企业成本预算应分产品类目,结合客流量高低峰、物料供需状况等经营情况细化,确定定额标准并严格执行。由于受人力及专业限制,定额的制定需要店长、管理员协同厨师等技术人员开展。以主要餐品为例,微型餐饮企业对其耗材和制作时长应按照近36个月的数据核定标准,并考虑淡旺季浮动销量、物价变动等因素及时调整标准。微型餐饮企业还应准确进行人工成本预算,对店长、厨师等长期聘用人员核定基础工资和绩效薪酬,其中绩效薪酬应与营业额、营业利润直接挂钩;对清洁工、服务员等人员实行临时聘用制,按小时内完成的业务量确定薪酬标准。微型餐饮企业对设备折旧、水电费等日常开支应按制作区、招待区等分区核定耗费标准。

实施严格的责任制。微型餐饮企业应当按日核算成本开支,做到按日实施责任考核。主要物料的消耗考核应严格按照定额标准执行,按日计算实用金额,并确定厨师、店长绩效责任;出现废品或退货品,应根据出品规格、出品时长等退货理由扣除第三方赔偿后落实相关责任人。人工方面,微型餐饮企业在人工成本预算执行中应充分协调常聘人员的工作高低峰,如在低峰期,安排常聘人员配送餐品或参与清洁、服务工作,减少第三方平台配送费用和临时工的开支,提高长聘人员的工作效率;对清洁、服务等工作人员采用信息技术设备实施精准考勤,严格执行小时薪酬制。微型餐饮企业对设备折旧、水电开支等日常费用应按照区域进行考核,对各项超支费用由相应区域的人员进行均摊,促进全员落实节约意识。

(五)提高营销成本效用

微型企业受资金限制,应当优化数字营销成本,多样化提高品牌知名度,提高市场竞争力。

借壳营销。微型餐饮企业应选取对口大型餐饮企业加大营销成本投入,着重推广自身特色产品,并采用先折扣后市价等方式争取大型餐饮企业的对口餐品外包业务,充分借用其数字化营销平台展示餐品,提高产品知名度和销售量,改善数字成本投资不足的现状。

低价开发或租用点餐系统。微型餐饮企业由于餐品较少,通过一些小程序就能满足其点菜需求,还可通过区域范围内的技能学校或高校的数字化人力、技术资源,开发简易数字化点菜小程序;也可以租用点餐系统,规避单独开发点餐系统高昂的开发费和持续不断的维护费。

实施多样化、低成本网络营销方式,降低营销成本。微型餐饮企业可通过店长和服务员个人抖音、小红书等美食打卡经验分享、地图标注优惠、盲盒赠送、微信朋友圈等多种手段提高门店和餐品的知名度。

争取线下稳定客户群体。微型餐饮企业应充分利用自身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采用移动售餐方式在社区养老、医院、高校等单位团餐中推出质优价廉的餐品,既能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扩大知名度,也能降低营销成本。

(六)提高环境成本效用

卫生条件的优劣、用餐环境舒适是微型餐饮企业赢得客户信任,获得长期稳定发展的前提。微型餐饮企业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当轻装修、重装饰,结合店名、餐品进行文艺、复古等软性特色装饰以节约装修成本,吸引客户,提高环境成本投入的有效性。

凸显卫生标准。微型餐饮企业应加大对环境卫生成本的投入,配置净水器、餐具消毒柜等并放置于餐厅显眼处,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对软性装饰应日日清洁,定期更换;实施第三方督促,杜绝不卫生运营行为的发生。

实行卫生餐前、餐后日检制度。微型餐饮企业应安排专人在餐前对后厨、餐厅进行全面检查;餐后确保垃圾全部清除,不留死角;对食材、厨具等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清除隐患,降低隐性成本。另外,提高外送餐具标准,采用可分解、食品级打包餐具盒,获取长期稳定的客户源。

五、结语

总之,微型餐饮企业作为餐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活节奏快速发展的今天已成为服务社会的重要力量。市场竞争白热化下餐品快速迭代,新旧餐饮企业更替频繁,微型餐饮企业应时刻关注市场发展新趋势、新环境、新技术,充分利用有限资金开展主要产品微创新,核定细化的成本标准。基于供应链寻找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伙伴,有效控制材料、人力、费用等各项成本开支,最大限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形成适合自身经营特点的发展模式赢得市场份额,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彩霞.中小企业成本控制策略研究[J].现代商业,202114):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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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曼丽.基于电子商务下的中小型餐饮企业供应链管理优化研究[J].商情,202014):175.

作者简介:金洁(1980—),女,汉族,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沙洲职业工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沙洲职业工学院 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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