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房地产发展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在住房制度改革和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共同推动下，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商品房为主体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房地产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并通过土地财政机制提升政府经济发展能力。但是，随着城镇化率增速有所放缓、人口结构的演变以及住房供给的快速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使得现有房地产发展模式难以持续、面临转型，而这种转型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因此，如何管控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带来的风险、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成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重中之重。既要立足当下，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推动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更要着眼长远，坚持“先立后破”，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新旧动能顺利转换。
关键词：房地产发展，阶段性特征，现实困境，新旧动能转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研究”（批准号：24&ZD044）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编号：GZC20240687）的资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兼顾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经济奇迹，房地产的从无到有、持续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和财富积累的主要载体，其发展仅仅走过了20多年。如果说过去20多年主要依靠土地财政支撑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城镇化率增速有所放缓、人口结构的演变以及住房供给的快速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使得现有房地产发展模式难以持续、面临转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本文在研究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制度支撑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当前房地产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为管控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带来的风险、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房地产发展的制度基础与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住房商品化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和以土地有偿出让为核心的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推动下，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商品房为主体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房地产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并通过土地财政机制提升政府经济发展能力。
（一）房地产发展的制度基础
1.以住房商品化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这一阶段，城镇实行“国家投资、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福利分房制度，城镇居民的住房完全依靠计划供应，公有住房租金低廉，住房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为财政拨款。但是，福利分房制度难以实现城镇住房的有效供给，具体表现为：居住条件较差，截至1977年底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住房供给不足，缺房户数占比为17%，其中无房户数占比5%；棚户区改造缺乏资金，难以推进（李正图、杨维刚和马立政，2018）。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城镇住房公有制和福利分房制度产生的问题，政府围绕补贴出售、提高租金、分配货币化等多种住房商品化思路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为启动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业从无到有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奠定了制度基础。以住房商品化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5年），以公有住房补贴出售为重点。1982年4月，国务院批准国家建委、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出售住宅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探索通过“三三制”补贴出售增量公有住房，突破了公有住房不能出售给个人的限制；但是，由于存量公有住房低租金制，房屋租售比远低于合理区间水平，不仅个人购买力不足，从长期来看国家和企业也难以负担高额的住房建设资金，因此有关部门于1985年停止公有住房补贴出售，住房制度改革的重点转向提租制度。
第二阶段（1986—1993年），以提租补贴方案为重点。1986年7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在烟台、唐山、蚌埠、常州等试点城市实施“提租补贴、租售结合、以租促售、配套改革”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旨在大幅提高房屋租售比、吸引个人购房。1988年1月，国务院在总结试点城市房改经验的基础上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但是，由于部分中小城市的房改运作并不规范，出现了通过低价售房变相进行福利分配的现象，推动住房制度改革的重点再次转向。
第三阶段（1994—2000年），以住房分配货币化为重点。1994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住房制度，从住房实物福利分配方式转为以货币工资分配为主的方式，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1998年7月，为了对冲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1998年下半年起停止公有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一决定使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推动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00年2月，时任建设部部长宣布“住房实物分配在全国已停止”，标志着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
在以住房商品化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的推动下，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商品房为主体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也需要看到，由于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经济适用房、城镇廉租住房建设进展缓慢，住房保障体系并没有顺利建立起来，住房制度改革步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深水区”，亟待破壁攻坚。为此，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将“租购并举”作为进一步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增进民生福祉的角度再次强调“租购并举”，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指明了方向。
2.以土地有偿出让为核心的建设用地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这一阶段，国有土地使用制的基本特征是行政划拨、无偿无限期使用、土地使用权禁止转让。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适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满足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用地需求，在不变更建设用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开始进行以土地有偿出让为核心的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2000年），以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为重点。1987年12月，深圳效仿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实现土地“第一拍”，开启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市场化进程。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1988年9月，国务院发布《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取消征收土地使用费，开征城镇土地使用税。1988年12月修正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有力推动了住房商品化进程。1990年5月，国务院发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出租、抵押制定规则。1994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确定了房地产开发用地、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房地权属登记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土地管理体制仍然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背景下，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成为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对于国有土地集约利用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均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阶段（2001—2008年），以国有土地招拍挂出让制度为重点。需要指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没有对划拨土地进行规范，土地无偿划拨占比较高；土地有偿出让以协议方式为主，具有较大寻租空间；划拨土地大量非法入市、非法转让；地方政府低价卖地、非法批地、巧立名目以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等现象频出。①因此，自2001年起，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重点转向建立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制度。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出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为国有土地招拍挂出让提供制度依据。2004年3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发布《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04年8月31日起，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用地等经营性用地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这一决定对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被称为“8·31大限”。2006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拍挂出让。2007年3月，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其中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严格限制以划拨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阶段（2014—2016年），以禁止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土地抵押为重点。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土地抵押始于土地收储开发②，但从2009年起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债务融资工具。2009年3月，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放松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管制。地方政府将储备土地等优质资产注入地方投融资平台，并通过平台向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举借土地抵押贷款，在短期内缓解了自身融资难题。但是，迅速扩张的地方投融资平台数量和迅速膨胀的举债融资规模产生很大的显性、隐性债务风险。③随着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机制逐步建立，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逐步公开化、透明化，为推动土地功能的理性回归创造了基本条件。2016年2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地方土地储备机构和地方投融资平台等非土地储备机构均不得以储备土地为抵押品向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举债。
（二）房地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房地产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在资本短缺的背景下，房地产经济合理增长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许宪春等，2015）。
第一，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从投资角度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98—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均值为22.1%。随着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从1998年的3614亿元扩张至2021年的14.2万亿元，占比从12.7%扩大至27.5%；尽管这一指标从2022年开始回落，2023年仍然高达21.8%。从生产角度来看，1998—2023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值为5.5%。此外，房地产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高的特点，房地产开发投资能够带动钢铁、水泥、建材、玻璃、冶金、家电、物流、金融等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从消费角度来看，随着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居民居住条件获得大幅改善。根据住建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
第二，在资本短缺的背景下，房地产通过土地财政机制改善地方政府的财力，进而提升政府经济发展能力。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公共资本存在正外部性，对企业产出和要素投入成本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Lucas，1988；张学良，2012；文雁兵、张梦婷和俞峰，2022）。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面临公共资本短缺的困境，使得公共资本的正增长效应难以释放。在住房制度改革和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推动下，土地要素功能演变为财政功能，使得房地产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高度相关。一方面，住房需求引致土地需求，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土地出让收入增加，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周飞舟，2006；周慧珺、傅春杨和王忏，2024）。地方政府通过低成本征地以及招拍挂等有偿出让方式盘活了城市建设用地，显著改善了自身的财力。由于地方政府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招商引资等生产性支出得以大幅扩张。正是在土地财政的支撑下，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不仅通过公共资本的正外部性影响企业生产，而且带动下游部门和民间投资，推动总投资和总产出扩张。随着财力的提高，地方政府倾向于为辖区内企业提供更多针对工业用地的地价补贴和税收补贴（张莉、黄亮雄和刘京军，2019），以及更加宽松的用地审批、金融、管理优惠政策，以此吸引更多企业投资，从而加快民间资本积累和工业园区发展（刘元春和陈金至，2020），推动城市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特别地，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处置权策略性设定工业用地、商住用地的出让价格和规模，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成为招商引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最优土地出让策略（陶然等，2009）。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策略与地区禀赋密切相关，随着地区禀赋差距不断扩大，发达地区倾向于增加工业用地供应，而欠发达地区倾向于减少工业用地供应（程宇丹、龚六堂和田文佳，2024）。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土地价格之间存在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地方政府逐渐摸索出“以地生财、以财养地”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郑思齐等，2014），而储备土地的“抵押品”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能力。正是这种高效的投融资模式增强了自我融资能力和对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供给能力，解决了城市化的公共资本积累难题，使得基础设施获得超常规发展（赵燕菁，2014；葛扬和岑树田，2017）。
需要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强化了房地产业的“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模式和地方政府的“以地谋发展”模式，由此引发房地产市场过热和经济“脱实向虚”。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异常波动，2016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提出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要求准确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消除房地产业“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模式弊端、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对“以地谋发展”模式存在路径依赖，缺乏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的正向激励，致使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逐步累积。
二、当前房地产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如果说过去20多年主要依靠土地财政支撑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宏大背景下，随着城镇化率增速有所放缓、人口结构的演变以及住房供给的快速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使得现有房地产发展模式难以持续、面临转型，而这种转型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
（一）资产泡沫化影响经济增长
一是资产泡沫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第一，房地产泡沫加快经济“脱实向虚”。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具有以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为典型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劳动力跨部门转移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延缓了产业资本报酬递减的发生（蔡昉，2018），使得资本回报率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白重恩和张琼，2014）。但是，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06年达到峰值9.2亿后开始下降。一方面，受到人口结构演变的影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资本劳动比快速提高，导致投资回报率快速回落。另一方面，住房价格过快上涨形成资产泡沫，吸引投机者和部分储蓄，加快经济“脱实向虚”，促使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流向高利润、低效率的房地产相关企业（陈斌开、金箫和欧阳涤非，2015；陈伟泽、刘哲希和郭俊杰，2023），从而“挤出”产业资本投资，使生产性投资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Martin和Ventura，2012），导致资源错配和实体经济扭曲，进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第二，住房价格对劳动力流动存在倒U型影响。住房价格上涨对外来劳动力流入存在拉力作用和推力作用（张莉、何晶和马润泓，2017），其中拉力作用是指住房价格上涨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大的财富增长空间以及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力作用是指住房价格上涨提高了生活成本。当住房价格较低时，价格上涨的拉动作用占主导地位，从而促进外来劳动力流入，有利于劳动力配置的优化；而当住房价格超过临界值，价格上涨的推力作用占主导地位，从而抑制外来劳动力流入，不利于劳动力配置的优化。第三，住宅用地价格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度正相关。当基建投资未达到最优规模时，基建投资的增加能够强化企业自融资机制，从而缓解信贷约束，减少要素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当基建投资超过最优规模时，基建投资引发的产出税率增加现象削弱了企业自融资机制，从而加剧了企业的信贷约束，导致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贾俊雪，2017）。此外，从投资的所有制主体看，基建投资属于国有部门投资。由于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核心作用，金融摩擦的部门异质性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林东杰、崔小勇和龚六堂，2022），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大（廖茂林等，2018；刘畅、曹光宇和马光荣，2020），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二是资产泡沫化加快经济社会分化。第一，扩大国内收入差距。从全球收入差距看，由于房地产是中国居民财富的主体，有房家庭享受住房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积累，从而扭转了全球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但是从国内看，房产差距是驱动中国居民财富差距扩大的最大解释因子，能够解释财富不平等的70%左右，并且这种解释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Wan、Wang和Wu，2021）。由于财富差距会加大收入差距，随着住房价格快速上涨，有房家庭的房产升值，扩大了相对于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差距。第二，导致消费分化。一方面，住房价格上涨通过房产财富效应促进有房家庭的消费（黄静和屠梅曾，2009）。其中，有房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弹性会受到住房价格波动以及房价收入比提高的影响，高收入家庭的抵御能力更强（何兴强和杨锐锋，2019）。另一方面，住房价格上涨增加了无房家庭购房的成本，促使无房家庭为买房而储蓄，从而减少消费（陈斌开和杨汝岱，2013）。第三，导致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分化。目前商品房承载了优质基础教育、养老等资源，不仅提高了无房家庭的准入门槛，而且使公共支出进一步资本化至住房价格中（马光荣和孟源祎，2022），推动公共产品资本化，有损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公平。
（二）房地产市场冲击导致宏观经济剧烈波动
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周期中具有重要作用。第一，地方政府对“以地谋发展”模式存在路径依赖，地方财政与房地产市场的景气度高度相关。房价周期带动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并通过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偏好放大房价周期对总投资和总产出的影响（梅冬州、崔小勇和吴娱，2018）。第二，房地产市场发展与金融市场深度关联，当存在金融摩擦时，房地产部门的正向冲击通过信贷市场影响非房地产部门的投资，造成总投资和总产出的剧烈波动（Farhi和Tirole，2012）。具体而言，一个正向的外部冲击引起住房价格上涨，导致房地产部门投资扩张。房地产投资引致土地和资本需求，带动土地价格和资产价格上升。更高的土地价格和资产价格改善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加速器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市场主体推动非房地产部门投资持续扩张（赵扶扬、陈斌开和刘守英，2021）。此外，房地产投机推高居民部门杠杆率，成为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刘哲希、郭俊杰和陈伟泽，2022）。若放任其发展，则会加大金融体系的风险，日本房地产泡沫就是前车之鉴。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企业的金融约束迅速收紧，导致总投资和总产出下滑，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Gan，2007）。为了缓解宏观杠杆率攀升的局面，需要从资产端遏制资产价格过度波动。
另一方面，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调控加剧经济波动。住房价格过快上涨或下跌均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影响，房地产调控应运而生。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正常的窗口指导和价格信号收效甚微，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中央政府不得已采用以下行政调控方式。第一，实施限购、限贷、限售、提高房贷利率等政策，在短期内改变房地产偏好，形成负向的住房需求冲击，有效抑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势头；在住房价格过快下跌时则采取反向操作。第二，通过土地政策调节住房供给。自2003年起，土地政策成为逆周期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同的是，土地政策兼顾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从新增建设用地总量调控、产业结构和空间配置三个方面进行调控（杨雪锋和史晋川，2010），以此实现稳增长和产业、区域结构优化。从统计数据看，用地指标具有剧烈的波动性，并且这种波动特征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基本一致（陶晓龙，2013）。第三，通过房地产信贷调整住房供给。在超预期因素的影响下，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深度调整阶段。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监管部门于2022年11月先后向房地产市场射出“三支箭”④，用于改善房地产企业融资环境、引导市场预期。但是，行政调控具有刚性、“一刀切”的特征，往往缺乏柔性机制，在稳房价的同时容易引起经济波动。此外，央地博弈也会影响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仅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反应和执行存在时滞和时效（杨继东和杨其静，2016），如果地方政府缺乏执行宏观调控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政策将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三）房地产发展传统模式加快财政金融风险累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2%，表明城镇化转向城市扩张速度放缓和质量提升的“下半程”，住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随着城镇化率增速有所放缓、人口结构的演变以及住房供给的快速增加，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发展“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的传统模式日渐式微，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领域积累的风险逐渐暴露。一方面，住房需求下滑导致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链的产能过剩将是一个长期问题，推动房地产发展向新模式平稳过渡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主要偿债来源，房地产投资和企业拿地需求下降不仅会产生投资缺口，而且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将迅速扩大（赵扶扬，2022），需要着力防范化解房地产过度发展累积的财政金融风险。
三、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需要指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非三年五载能够实现，这既是中长期力量交互、累积的进程，也是当前不确定性增强的外部环境下如何形成发展新动能的进程，核心要义是稳定市场预期。如何管控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带来的风险、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成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重中之重。既要立足当下，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推动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更要着眼长远，坚持“先立后破”，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新旧动能顺利转换。
（一）立足当下的政策应对
立足当下，要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压实保交房各方责任，改善房地产企业融资环境，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一是压实保交房各方责任。无论是从监管方责任还是土地出让收益分配的角度，地方政府对于保交房都责无旁贷。要压实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责任，特别是更好发挥地方政府在商品房烂尾风险处置、保交房、存量商品房消化等方面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第一，多渠道募集保交房资金，鼓励探索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房地产纾困专项资金、联合多种形式国有资本共同设立房地产纾困基金等方式，以市场化手段推动问题项目化解处置，待风险解除择机退出。第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一楼一策”、“一企一策”，完善全国保交房信息系统，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确保在建已售商品房按时保质交付，切实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第三，健全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对问题楼盘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问责、坚决查处，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二是改善房地产企业融资环境。受到经济下行、土地财政渐进退出的影响，地方财政缺口加大。为此，需要更好发挥中央政府作用，在坚定结构性去杠杆大方向不变的同时，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着力防范过快去杠杆带来的信用风险，缓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压力。第一，进一步加大房地产项目“白名单”机制的信贷投放力度，为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构筑保交房的金融屏障。第二，扩大房地产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推动房地产企业债券融资规模有序回升。第三，稳妥推进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进一步拓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推动问题楼盘完工交付和不良资产处置，盘活优质存量资产。第四，支持地方用好专项债收储土地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引导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为地方政府收购存量土地提供专项借款，在推动闲置土地高效利用、增加保障性住房来源的同时，改善和释放房地产行业的现金流。
三是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要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第一，制定对首次购房和改善性换房需求更友好的住房信贷政策，主要包括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将首套和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比例统一调整为15%、降低“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的税费负担等，切实降低居民购房成本、减轻还贷压力。第二，因城施策，调整或取消限购、限售、限价、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等各类购房的限制性措施。特别地，对于人口净流入地区，需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化解房地产风险；对于人口净流出地区，需要政策“托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第三，鼓励开展存量房产“以旧换新”试点，通过货币化安置等方式加大“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力度，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加快消化存量商品房。
（二）着眼长远的制度建设
着眼长远，要扎实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大工程”，深化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提高各级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为加快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提供制度基础，为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城乡互动提供载体。
一是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而且能够有效缓解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性问题、减少居民住房相关支出、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要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为依托，加大土地、财税、金融等方面政策的扶持力度，在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所作为。具体而言，第一，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引领作用。要在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等人口净流入地区率先推进“三大工程”建设，盘活改造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用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等各类闲置土地，加强全过程监管。第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要加强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三大工程”建设运营的支持作用；引导商业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贷款利率等方面实行差异化信贷政策；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为“三大工程”建设项目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二是深化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构建房地产市场发展长效机制的基础。针对建设用地市场的重点、难点、堵点，要从推动中长期建设用地制度建设着手，在优化政府规制框架的基础之上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区域联动、城乡互动的建设用地市场。第一，建立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要完善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加强土地供应利用统计监测；深化用地审批制度改革，逐步扩大省级政府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权和征地审批权，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周期、提高审批效率，全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稳步推进增量建设用地指标的全国交易和“人地挂钩”，在强化经济发展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用地要素保障的同时，为反贫困事业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城乡统一的地价管理制度，逐步扩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试点和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试点范围，稳步推进宅基地融资抵押、适度流转、自愿有偿退出，切实维护进城落户农村居民的宅基地资格权，积极探索宅基地流转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效衔接。第二，优化土地储备制度。要规范地方政府土地收储行为，对公益性用地进行界定；加强对地方政府土地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推动各地建立土地储备项目库，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掌握全民所有储备土地资产、土地储备项目资金使用和建设进度等情况，严格规范土地储备项目运作；推动土地储备项目库与地方债务管理系统有机衔接，确保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与土地储备项目在期限、资产和收益的严格对应，避免债券资金沉淀闲置、挤占挪用。第三，完善建设用地出让制度。要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探索新的供地形式，减少土地出让方和潜在的土地受让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优化城市工商业土地利用，完善对土地用途变更、容积率调整的管理办法，落实增量安排与存量土地盘活挂钩制度，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三是提高各级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房地产过度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房地产开发带来的财税收入。为此，要坚持改善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第一，稳步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要充分发挥房产税的财富再分配功能，系统总结上海、重庆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经验，进一步扩大地方试点范围，为统一立法创造条件。第二，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逐步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从城投债中剥离出来，规避城投债风险与地方债务风险的交叉传染，加快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第三，创新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地方政府在过度举债的同时，沉淀了大量优质国有资产。如何采用市场化的方式盘活存量地方国有资产，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融资模式成功转型的关键。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地方投融资效率、盘活存量优质资产、广泛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适度超前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注释：
①包括“招商引资”、“旧城改造”、“国企改制”等名义，以及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
②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3]121号），《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77号）。
③参见《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关于加强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管理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0]110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监管有关问题的说明通知》（银监办发[2011]191号）、《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2]463号）。
④“三支箭”是指监管部门分别在银行信贷、债券融资、股权融资方面对房企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①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14年第10期。
②蔡昉：《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③陈斌开、金箫、欧阳涤非：《住房价格、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世界经济》2015年第4期。
④陈斌开、杨汝岱：《土地供给、住房价格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⑤陈伟泽、刘哲希、郭俊杰：《遏制“脱实向虚”的稳杠杆效应：机制分析与效果评估》，《管理世界》2023年第12期。
⑥程宇丹、龚六堂、田文佳：《工业用地出让、要素流动与地区间产出不平衡：基于地区间土地竞争的视角》，《经济研究》2024年第7期。
⑦葛扬、岑树田：《中国基础设施超常规发展的土地支持研究》，《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⑧何兴强、杨锐锋：《房价收入比与家庭消费——基于房产财富效应的视角》，《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
⑨黄静、屠梅曾：《房地产财富与消费：来自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2009年第7期。
⑩贾俊雪：《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企业家模型的理论分析》，《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⑾李力行、申广军：《经济开发区、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3期。
⑿李正图、杨维刚、马立政：《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四十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2期。
⒀廖茂林、许召元、胡翠、喻崇武：《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管理世界》2018年第5期。
⒁林东杰、崔小勇、龚六堂：《金融摩擦异质性、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⒂刘畅、曹光宇、马光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挤出了中小企业贷款吗？》，《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⒃刘元春、陈金至：《土地制度、融资模式与中国特色工业化》，《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3期。
⒄刘哲希、郭俊杰、陈伟泽：《经济增长与宏观杠杆率变动研究——一个“债务—资产价格”新机制》，《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
⒅马光荣、孟源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本化与福利分化效应》，《经济研究》2022年第9期。
⒆梅冬州、崔小勇、吴娱：《房价变动、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
⒇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21）陶晓龙：《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新时期土地市场政府干预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年版。
（22）文雁兵、张梦婷、俞峰：《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再配置效应》，《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23）许宪春、贾海、李皎、李俊波：《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4）杨继东、杨其静：《保增长压力、刺激计划与工业用地出让》，《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25）杨雪锋、史晋川：《地根经济视角下土地政策反周期调节的机理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6期。
（26）张莉、何晶、马润泓：《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
（27）张莉、黄亮雄、刘京军：《土地引资与企业行为——来自购地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9期。
（28）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29）赵扶扬：《地价高估、公共投资与资源错配》，《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30）赵扶扬、陈斌开、刘守英：《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土地供给的视角》，《经济研究》2021年第7期。
（31）赵燕菁：《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1期。
（32）郑思齐、孙伟增、吴璟、武赟：《“以地生财，以财养地”——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33）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34）周慧珺、傅春杨、王忏：《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经济研究》2024年第1期。
（35）Farhi, E. and Tirole, J. , Bubbly liquid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9, No. 2, 2012.
（36）Gan, J. , Collateral, debt capaci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85, No. 3, 2007.
（37）Lucas, R. E. ,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2, No. 1, 1988.
（38）Martin, A. and Ventura, J. , Economic growth with bubb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2, No. 6, 2012.
（39）Wan, G. , Wang, C. and Wu, Y. , What drove housing wealth inequality in China? .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9, No. 1, 2021.
南京大学商学院 赵倩 沈坤荣
油气资源保障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石油工程发展的关键目标。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已进入“深水深层”阶段，新投入开发的油气资源以低渗透、低品位为主，稳产增产难度日益增大；天然气开发处于勘探大发现和开发快速上产期，未来非常规天然气占比将达到50%，天然气稳产增产难度也日益增大。在此背景下，推动油气增储上产保障油气供应安全对石油工程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国内石油工程技术发展还存在诸多挑战和难题，技术创新对油气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保障作用还未充分发挥，需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动石油工程科技进步，促进油气生产降本提质增效，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未来之路
石油工程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突破及生产要素重组，驱动施工效率提升、成本优化和产业低碳转型。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在石油工程领域，高科技体现在石油工程关键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上，通过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智技术赋能和交叉融合创新，实现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改变，提高勘探开发效率和质量，降低油气生产成本；高效能体现在石油工程施工效率和资源利用水平上，通过优化施工流程，提高石油工程装备、工具、仪器的利用率，提升人员的技能水平，实现施工效率提升、施工成本降低；高质量体现在服务质量上，通过应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创新管理模式，优化工程设计和施工流程，不断提升地震资料采集处理和解释、钻完井及石油工程建设等工程和服务的质量水平，满足油气勘探开发需要。
技术革命性突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石油工程技术突破，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突破，能带来石油工程施工和服务方式、装备工具及组织方式的革命性改变，从而提高施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方面，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意味着石油工程生产活动将更加高效地统筹利用各类要素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施工服务成本，实现施工水平和质量的提升。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方面，作为传统油气产业的重要支撑服务部分，石油工程转型升级伴随着油气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不断优化。油气及新能源勘探开发为石油工程业务结构调整提供了应用场景，整个能源行业的低碳化和智能化发展也将带来革命性影响，石油工程组织方式、产品和服务结构及市场定位将全面升级，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提升。
迈向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的实践路径
以技术突破（深层-超深层油气开发、老油田绿色提效）和数智赋能（数据平台整合、智能钻探）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同时探索石油工程与新能源工程的融合路径，通过全链条优化实现降本增效、低碳转型。
●创新驱动传统领域转型升级
勘探开发工程一体化发展。一是要搭建一体化协同平台，消除“数据孤岛”，促进一体化数据融合。在一体化管理机制和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建立不同专业系统化、集成化、标准化、可视化的互动式一体化协同决策支持平台。二是要发挥石油工程“主力军”的作用，建立勘探开发与石油工程一体部署、协同解题、交叉促进的运行机制，促进地震与地质、地质与钻井、地质与完井的一体化深度融合。
深层超深层油气。重点开展超深井井身结构优化、防漏钻井液技术、裂缝型储层安全钻井技术攻关，研制高温高压井下仪器、新型抗高温油田化学材料和工作液体系，低密度高强度金属材料（如钛合金）等，持续缩短工程作业时间，降低施工成本，提升安全环保水平。
深水油气。重点布局海洋宽频地震勘探技术、海洋电磁勘探技术、丛式井钻完井技术、先进溢流监测与识别技术、海上快速救援响应技术、智能完井技术等关键技术，研制深水智能钻井平台、新型智能浮式生产平台、高效智能水下生产控制系统、水下机器人等，研发新型水下产品，积极开展智能化、数字化、电气化转型，加快关键技术与装备国产化，助力深海油气高质量发展。
非常规油气。进一步开展地质工程一体化设计、集约化“井工厂”作业模式研究，持续提高大位移水平井延伸极限和安全控制技术水平，推动“一趟钻”关键技术迭代升级，加快超长水平段水平井钻井关键技术、页岩地层防塌钻井液技术、高性能水基钻井液体系研发，优选抑制、润滑、封堵等高性能材料，提升韧性水泥浆体系的性能，形成地质压裂一体化技术体系，提升安全环保水平、作业效率和开发效益。开展页岩油差异化压裂优化设计，攻关智能精准压裂技术和少水压裂技术，开展重油、油砂、页岩油、油页岩等非常规石油井下电加热开采技术研究，提升非常规资源的高效绿色开发水平。
老油气田。开展大幅度提高采收率技术研究，特别是高含水砂岩油藏提高采收率技术、复杂天然气田提高采收率技术、低渗透-致密油藏提高采收率技术、稠油油藏提高采收率技术、复杂碳酸盐岩油藏提高采收率技术等，以支撑主力老油气田长期稳产、低渗透-致密油藏和稠油油藏快速提产、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提产稳产、深层-超深层油藏提产稳产。加强低渗透油藏压驱-注水协同开发、缝洞型油藏气-水-井网协同提高采收率、老油田油藏-井筒-地面一体化开采及页岩气井复合排水采气等技术发展，助力老油气田持续稳产。
●创新引领新领域发展
推进石油工程与新能源工程融合创新。海上风电领域，深入开展石油工程先进技术与海上风电施工的融合创新与应用，加强高分辨率物探地震采集在海上风电建设方面的适应性研究，加强传统海洋工程技术与海上风电施工，浮式平台运营与安全监测，锚泊系统、动态海缆铺设与管理等领域融合创新；氢能领域，开展钻完井技术与井筒储氢融合，利用地球物理技术促进氢气长期储存与监测技术突破；地热与干热岩领域，充分融合应用石油工程技术，加快推进地质选址、高温地热钻完井、干热岩储层改造等工程技术进步；伴生资源领域，加强工艺流程优化创新，实现在油气田采出流体中低成本提取锂、氦等伴生资源。
引领油气业务低碳发展。一方面要加强与新能源协同融合，打造综合能源供应体系，布局地下储氢、储能技术，降低储氢成本，提升存储安全，同时加强深层干热岩开发利用技术研究，持续开展低成本高效开发利用浅层、中层水热型地热能技术研究，提升地热能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地下储层空间，如构建低成本、低能耗、安全可靠的碳封存与利用技术体系，加大地下储能工程技术创新力度，探索深水恒压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储碳、储能为减排提供更多路径选择。
●加强赋能技术融合创新
数智赋能。一是推动数字经济与石油工程行业深度融合，加强石油工程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搭建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完善数据内外部流通共享机制，积极参与油气行业数字化技术的标准制定，加大石油工程数字孪生技术攻关力度，推动智慧供应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等建设，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二是加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石油工程科技领域的融合创新，在石油工程数字孪生、智能钻机、智能建井、智慧油气藏、生产智能化监测和维护等方面加快突破，充分利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钻完井、生产大数据，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加强算法和算力合作，推进数字化服务能力建设。针对石油工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构建系统化、流程化、平台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生态系统，搭建石油工程领域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平台，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资料处理解释、井眼轨道优化、风险预警、钻速优化、完井优化、油气藏数值模拟和产能预测等场景中。
低碳转型。在能源体系和结构实现全面转型、深度零碳和负碳技术全面成熟应用之前，应继续加强传统石油工程碳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充分发挥碳减排技术的基础性作用；持续提升现有石油工程技术水平，优先布局钻井提速提效技术、钻完井工艺优化设计、流体研发等，提高作业效率，实现节能减排；积极推广应用节能低碳技术装备，快速推进装备、设备电动化改造，推广应用钻井液、压裂液可循环利用技术，降低碳排放量。同时，优化石油工程管理模式，本着“因地制宜、试点先行”的原则，加快探索和实施地质工程一体化、“井工厂”钻井模式等先进的管理制度，保障资源高效利用、施工高效进行、装备高效运转和信息高效利用，提高作业效率、减少碳排放。
石油工程高质量发展：技术短板与转型挑战并存
石油工程高质量发展面临高端技术依赖进口、智能化进展慢、未来技术储备不足等挑战，需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破解深水、深层开发瓶颈，加速低碳化、智能化技术布局，重塑产业竞争力。
●高端技术有差距，高质量技术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石油工程部分专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高质量技术供给能力受制约，部分关键产品和技术，高精尖装备、工具和仪器，深海技术装备等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新技术装备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高造斜率旋转导向钻井，恶性井漏控制，超高温高压井下工具、仪器与工作液等的技术瓶颈制约了我国油气勘探开发高质量发展；国产钻头及提速工具在深部难钻地层的应用效果不佳，与高水平进口钻头及工具差距较大；缺乏自主成熟的随钻远探测与前探成像、特高温高压（260摄氏度、200兆帕以上）高端测井技术与装备；深水作业的关键机具、关键材料和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深水浮式生产平台的研发能力薄弱。
●智能化水平有差距，低碳技术创新进展慢
我国石油工程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处于起步阶段，数字化方面存在数据零散与标准不统一、多源异构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和标注等系列基础性难题，数字化融合创新还比较缓慢；智能钻井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地面作业系统、井下控制工具和决策系统的智能化程度低，各装备、工具、系统之间的融合程度低，核心技术有待集成突破；智能压裂方面，没有形成完整的智能压裂技术体系，距离智能精准压裂还有较大距离。
石油工程低碳转型正在进行，离助力油气行业实现“双碳”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支撑油气减排技术的积累还有不足，需要拓展业务领域，加强新能源、储能、储碳等领域创新投入，为油气行业低碳转型提供更多技术手段。
●面向未来的技术储备不足，应对未来油气勘探开发挑战的能力不够
目前，虽然我国已形成了深层、深水、非常规系列关键技术体系，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比较明显，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深水、深层、非常规、低渗透等复杂油气藏高效勘探开发需求，特别是缺少适用于极高温高压、极低温、恶劣地形等复杂工况和地质环境的关键核心技术。在页岩油原位转换、超级“井工厂”、智能精准压裂、极地海洋油气装备、海底智能机器人、数字孪生井筒、智能钻完井、智慧油藏、绿色低碳钻井等方面还需持续加大投入，为支撑油气高质量勘探开发储备更多高水平的工程技术。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我国石油企业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科技体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技创新管理制度体系，但整体效能还未充分发挥。企业各级研究院缺乏有效协同，重复性研究依然存在。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企业的协同机制不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机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科研组织模式还局限于传统方式，不能适应快速研发的需求。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完善，不能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科技人才队伍供需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科研人才创新能力有待提升，高层次领军人才缺乏、后备人才接替不足、技术人才流失等问题比较显著。
构筑新质生产力：“四链”融合与创新生态的战略支撑
石油工程领域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创新生态路径，打破技术壁垒、优化资源配置，驱动油气行业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
●加快石油工程领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融合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油气勘探开发和新能源发展的技术难题，加强油气和能源工程技术领域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开发、成果转化等全链条创新，推动石油工程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助力石油工程产业高质量发展。
围绕技术链布局产业链。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新模式，建立完善基于价值共享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机制；建设石油工程领域特色孵化器平台，提升平台专业化服务能力，利用孵化器推进科技成果快速成功转化。
资金链是“四链”能否成功融合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技术收并购，丰富技术获取工具箱；持续扩大研发资金来源，优化研发资金供给结构，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的稳定资金链保障。
围绕创新链打造，引进、培育石油工程领域战略科学家、高水平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围绕产业链发展，引进、培育优秀企业家、卓越工程师、高水平技术工人；围绕资金链完善，引进、培育高水平金融人才。
●打造高水平石油工程创新联合体，促进跨领域交叉融合创新
联合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共建共性技术平台。推进石油工程领域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健全策源地建设运行管理体系，完善政策保障，加强考核评价；加强国家战略科技任务攻关，联合组织国家级科研项目攻关，持续加大全国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研发平台联合建设力度，健全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和探索实体化运行模式；坚持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聚焦石油工程领域共性技术，依托重点实验室，统筹行业内创新资源，建立联合创新平台；加强交叉融合创新，统筹行业内外部资源，联合打造石油工程智能化、大数据服务支撑、低碳减排、安全环保等新型共性技术平台，成立智能技术等新型共性技术研究院，布局产业发展的共用基础技术，搭建共性技术资源库，实行实体化运营，建立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和市场化运作机制。
加强跨领域交叉融合创新，共建开放共享创新平台。依托石油工程技术创新联合体，构建交叉融合创新平台，以成立虚拟网络组织的形式，推进与国内外相关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等的战略合作，开展广泛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交叉融合创新活动。
●深化石油工程领域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
建立重大科技任务任务长负责制，完善科技评价机制并充分发挥科技评价在激励约束机制中的作用；完善“揭榜挂帅”“大兵团”“赛马”等机制，推动从基础研究到工业转化的贯通式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引领科研，科研指导生产，生产满足需求”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机制、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等要素界定不同成果类型，形成符合科学规律的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加强对作出重大贡献人员和团队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健全长期稳定支持科技人员潜心研究的保障机制；拓宽中长期激励途径，探索引入股票期权制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打造石油工程领域高层次创新队伍，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根基
聚焦基础研究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方向，集聚各方面优秀人才，整合科技资源，搭建创新平台，打造一批高层次创新团队；不定期开展团队评估，优选高水平示范团队，在人才引进、经费投入、项目申请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促进团队快速成长，创造高水平、高影响力的成果，扩大行业影响力。
实施高层次科技人才计划，创新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机制，构建跨学科、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大高端科技人才引进使用力度，建立与创新成果挂钩的人才激励措施、动态调整和退出机制；完善国际化人才选育用留机制，建立多样化人才引进模式，实施领军人才及团队引进项目和核心人才柔性引进项目，建立国际化人才评价和薪酬体系，建设一站式服务平台，做好保障服务；注重创建灵活开放的人才环境，营造识才、爱才、敬才和用才的良好氛围。
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王敏生；战略规划中心主任师 姚云飞
当前，稀土行业“双碳”标准体系仍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加强和完善。本文探讨了稀土行业在“双碳”目标下的标准体系建设问题，包括存在的问题、建设路径、面临的挑战等方面，旨在对稀土“双碳”标准体系建设给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稀土资源对于实现全球碳中和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在风力发电、电动汽车、节能电机等低碳技术领域，稀土功能材料的应用极为广泛。我国作为全球稀土资源的主要供应国，通过出口稀土产品为全球低碳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然而，稀土的开采和冶炼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导致了全球碳减排中“清洁世界、污染中国”的矛盾局面。因此，制订和完善稀土领域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标准，对于准确计算稀土产品的碳足迹，推动稀土产业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稀土“双碳”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
1.国内尚无稀土“双碳”标准发布
当前，我国稀土领域尚未形成完善的“双碳”标准体系。企业在进行碳核算和碳足迹评估时，往往只能参考国际标准或国内其他行业的标准。目前，国内与稀土行业相关的“双碳”标准主要包括：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乘用车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技术规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制订的《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和国家标准《电子电气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导则》。
这些标准很难准确反映出我国稀土行业的绿色制造水平，限制了我国稀土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推广低碳产品和技术的能力。同时，随着国际碳管理平台的发展，国内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碳披露和碳减排压力，缺乏专门的稀土碳足迹核算标准，可能导致企业数据的过度采集和关键技术信息的泄露，影响我国稀土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国际需求倒逼稀土“双碳”标准出台
随着碳披露、科学碳减排等国际碳管理平台的不断发展，目前，大型国际企业大多都已完成供应链碳排放及碳减排信息共享，并急速向国内涉及出口的产业链上游企业传导碳披露与碳减排信息公开压力。企业是否能够有效识别低碳、零碳材料/产品是国际碳披露与碳减排机制所关注的重要技术内容，而科学开展这一工作则需要符合不同行业特点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体系予以支撑。稀土碳足迹核算标准的缺失，将导致国内相关企业在应对国际碳管理机制时，只能由国际第三方评价机构，依据通用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ISO 14067）进行碳足迹核算，从而可能造成对企业数据的过度采集和对某些关键技术信息的间接泄露，制约我国稀土行业绿色发展成果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传播。
稀土“双碳”标准体系建设路径分析
1.以“双碳”政策为先导
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这些政策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在能源领域，我国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和《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节能降碳的政策文件，从产业布局、空间格局、科技创新、政策支持等方面，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绿色低碳发展和“双碳”工作作出了整体部署。2022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以及各分领域规划相继发布，分别对“十四五”时期和到2030年前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基本制度和政策体系建设明确目标。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推动构建新型电力体系，减少能源产业碳足迹，更大力度强化节能降碳。系列政策的出台，将有力推动能源结构的调整，以确保如期完成“双碳”目标。
2.以产业需求为依托
稀土的产业链模式较为稳定，包括开采选矿、冶炼分离、材料制备、终端应用和循环回收等环节，各环节紧密相连，对整个产业链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针对碳排放核算问题，稀土永磁材料的生产工艺具有工序多、牌号种类复杂、成分和工艺对磁体性能敏感性强等特点，这决定了稀土永磁材料碳排放核算的方法体系在性能基准（功能单位）选取、核算系统边界设置以及数据采集信息安全等方面，有别于目前碳核算标准体系及信息化管控技术发展较为完善的钢铁、铝等基础结构材料，亟待制订面向稀土产品碳足迹核算的产品种类规则标准，以推动稀土永磁材料行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各类稀土功能材料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建设。
3.以顶层设计为指导
为实现稀土“双碳”标准的全覆盖，提高标准研制水平和效率，稀土领域已开展标准顶层设计指导相关工作开展，主要分为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标准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2类标准，涉及稀土湿法分离、稀土火法冶炼、稀土永磁、稀土发光、稀土催化、稀土抛光、稀土储氢、稀土硅铁和镁硅铁生产企业和产品。其中，3项稀土产品碳足迹标准已完成立项，目前正处于研制阶段，包括国家标准《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稀土永磁材料》、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标准《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稀土湿法分离产品》和《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稀土火法冶炼产品》。4项稀土碳核算标准已完成立项申报，等待推进下一步工作，包括行业标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稀土火法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稀土湿法冶炼分离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稀土永磁材料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稀土晶体生产企业》。
稀土“双碳”标准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1.稀土“双碳”标准体系建设需考虑行业复杂性特点
稀土生产工艺的多样性、数据的特殊性和单位的多样性，都对标准体系建设提出了挑战。生产工艺方面，以我国为例，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四川冕宁牦牛坪矿、南方离子型稀土矿的开采生产工艺各不相同。不同的生产工艺，数据收集的清单也不同，收集的数据要核实是否适用于研究对象。同一稀土矿还包括不同的矿石类型，相同的矿石类型还会有不同的生产工艺，比如酸法工艺、碱法工艺等，这些都导致了生产工艺的多样性。数据方面，由于稀土生产工艺复杂，使用的化学药剂较多，除传统的盐酸、硫酸、煤油等药剂外，还有许多特殊的化学药剂，如P204、P507等。由于生产这些药剂的企业较少，工艺数据获取相对困难，在清单数据收集的过程中应注意对特殊药剂清单数据的收集。单位多样性方面，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稀土企业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会有不同的稀土中间产品，需要将这些中间产品转化为统一的计量单位。例如：氯化稀土溶液和碳酸稀土溶液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可以直接获取溶液的质量、浓度等信息，但在碳足迹清单中要根据溶液中含有的稀土氧化物（REO）的量来记录。
2.“双碳”标准工作需跟踪应对国际新形势
随着国际新形势的发展，我国稀土产业面临着新的国际竞争和挑战。2024年4月，欧盟委员会公布动力电池碳足迹计算规则“草案”，规定在电力消费的碳足迹计算方面，应按全国平均电力消费组合标准来计算。但有一例外，即直连电力（电池生产设施与电源之间有直接的电气连接Directly connected electricity）的碳足迹可以根据实际值测算。欧盟《新电池法》规定，从2026年8月18日起，电池产品将带有碳足迹性能等级标签，从2028年2月18日起，超过最大碳足迹阈值的产品将被禁止进入欧盟市场，届时我国出口到欧洲的电池将会处于劣势的竞争地位。除此之外，欧盟委员会于2023年3月16日发布了《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用于提升本土制造能力。《净零工业法案》的目标是，到2030年欧洲的整体战略净零技术的本土制造能力达到或者接近年度部署需求的40%。《关键原材料法案》的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在欧洲本土生产至少10%的关键原材料，加工至少40%的关键原材料，回收15%的关键原材料。同时，在任何加工阶段，来自单一第三方国家的战略原材料年消费量不应超过65%。虽然稀土产业尚未受到重大影响，但相关法案思路已十分清晰，旨在摆脱中国供应链影响，迫使相关制造业回流欧洲，重塑欧洲产业链。相关标准的研制工作需积极跟踪国际新形势，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便应对。
总结
稀土“双碳”标准体系对于推动稀土产业的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标准体系建设、应对产业复杂性和跟踪国际形势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以加强和完善稀土“双碳”标准体系。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宋冠禹
| 区域经济 抢抓平陆运河带来国际流量新机遇 加快建设洋浦“双向双枢纽港” 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正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加快引入国际经济流量，加强与环北部湾地区等毗邻区域的联动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正在建设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构建西南部地区直达北部湾港的新动脉，成为该地区货运出海主要通道。地处北部湾港下游的洋浦港，有必要尽早谋划国际流量承接工作，借鉴宁波舟山港与上海洋山港联动发展经验，探索在平陆运河开通背景下，推动洋浦港与北部湾港联动发展的具体路径。 平陆运河打开海南国际流量新空间 2019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提出建设平陆运河。该运河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始于南宁市西津水库，由南向北终于北部湾港，计划2026年底主体建成。建成通航后，将开辟我国西部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为海南西部打开新的流量空间。 西部陆海新通道蕴藏巨大国际贸易流量。西部陆海新通道开通以来，已形成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运、跨境公路班车三种运输方式。其由重庆起始，向南经广西、云南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42个港口，班列开行总量超3万列，沿线对外开放口岸达111个，综合保税区达48个。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值超1万亿元，外贸整体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2024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市经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区进出口同比增长31.3%，外贸蕴含巨大潜力。 平陆运河是承载西部陆海新通道贸易流量的关键枢纽。平陆运河直接连通西江航运干线，并通过多条支流进一步连通西部、中南地区，使西部陆海新通道拥有江海联运出海能力。目前，西南地区南向出海货运主要依托北部湾港海铁/海公联运、珠三角港口与西江水运江海联运、湛江港海铁联运等3大通道。平陆运河开通后，一方面，原经由海铁/海公联运的出海货物，由于水运费用较低，将部分经江海联运转由平陆运河出海；另一方面，原经由珠三角港口江海联运出海的货物，由于水运航程大幅缩短，将部分转由平陆运河出海。预计到2035年，平陆运河货运量可达9550万吨；到2050年，将达到1.5亿吨至1.8亿吨。 北部湾港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货物贸易重要出海口。北部湾港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是我国西部地区对东南亚进出口贸易最便捷的一个出海港口，将汇聚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巨大贸易流量。北部湾港内外贸集装箱航线辐射范围涵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成为我国与东盟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开放合作的前沿。北部湾港吞吐量由2000年的1768万吨、2.5万标箱增长至2024年的3.28亿吨、901.5万标箱，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国沿海港口前十。 抢抓平陆运河开通优势，推动洋浦港集聚国际流量 洋浦港与北部湾港同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北部湾港定位为国际门户港，洋浦港为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目前两港联动主要集中在航线开通方面，联动深度和多元度需进一步加强。据测算，平陆运河开通后，其直接腹地与间接腹地经北部湾港出海货运比重将大大提升，主要影响货类为大宗散杂货和集装箱，在平陆运河流量的带动下，预计2035年、2050年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将分别达到2500万标箱、4500万标箱。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两港联动紧密度意义重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洋浦港位于北部湾港南部，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良港，也是国际船舶出入北部湾港的必经之地，具备吸引转化国际流量的先天优势，这与上海洋山港和宁波舟山港的发展状况类似。过去二十年中，上海洋山港与宁波舟山港通过错位发展、流量互补、产业互动，逐步形成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局面。洋浦港与北部湾港可借鉴舟山港与洋山港协同发展经验，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优势，打造“双向双枢纽港”，即南北航线的南枢纽港、东西航线的东枢纽港。 深化两港协同合作，打造海上一体化示范区。舟山港与洋山港通过资本合作、数字化转型和基础设施互联，形成协同发展格局。比如，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与宁波舟山港集团交叉持股，实现利益深度绑定；浙沪联合建立航运贸易数字化平台，推动跨港区保税油供应、海事仲裁服务等业务一体化；依托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成浙沪相连的主航道网络，服务长三角3100余家企业。《总体规划》明确，推动广西北部湾港和海南洋浦港资源整合。建议：一是利益一体化。推动中远海运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开展资本合作，通过交叉持股实现利益协同。二是信息一体化。统筹铁路、水运、海关等部门信息资源，建设两港统一公共信息平台。三是集疏运一体化。完善钦州港、防城港、洋浦港等港口仓储物流功能，加强直达重点园区、大型企业的专用线建设，打造一体化集疏运体系。 强化合作开发机制，共建区域航运枢纽。浙沪以规划衔接、重大项目牵引推动洋山合作开发。浙江将大小洋山整体纳入城镇开发边界，上海大都市圈规划提出共建浙沪合作区，推进大洋山整体开发，协同推进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建设。从南北航线上看，洋浦港处于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布局的最南端，有利于吸引国内南下货物贸易流量；从东西航线上看，洋浦港位于我国货物出口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等区域的东方起点，是国内国际货物运输的理想集散点。建议：一是建立规划协同机制。将洋浦港、北部湾港建设纳入双方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区域，协同共建临港产业合作区。二是协同规划两港联通航线。加密洋浦港至广西北部湾港的海上“穿梭巴士”，开通海南西部沿线港口至广西和广东相关港口航线。三是差异化布局国际航线。依托洋浦国际集装箱中转业务，辐射北部湾港等沿海港口，开通至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际中转或直达航线，培育至南亚、欧洲、美洲、中东等地区的远洋航线。 创新保税油加注模式，延伸海事服务产业链。舟山通过浙沪一体化供油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地建立供油船舶名录库，备案后可直接开展跨区直供作业，带动舟山成为全球第四大加油港。同时，保税油加注带动产业链式发展，舟山的外轮供应货值、外轮维修产值、船舶量均居全国第一。《总体规划》明确，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洋浦航运交易所，研究建立洋浦港保税油供应中心；培育修造船、油品加工与供应、特色产品加工和高端航运服务等产业。建议：一是强化政策支撑。优化洋浦保税油政策，争取海关恢复出口监管仓与保税仓功能“两仓合一”，开展高、低硫燃料油混兑调和业务，将LNG船燃纳入保税范围。二是完善便利化举措。建立北部湾港与洋浦港一体化供油船舶名录库，推动经营备案、市场监管互认，持续扩大海口—南宁跨关区保税油直供业务量。三是构建现代航运服务体系。集聚船舶维修、检验检测、船级社、船舶运营等企业，打造全要素船舶服务生态圈，建设国际船舶备件保税仓配枢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交易市场。 强化国际通关规则软连接，打造制度型开放示范区。舟山通过数字化改革提升通关效率，依托“江海联运在线”实现船舶通关“一次申报、全域通行”。《总体规划》明确，支持洋浦港吸引国内外货源，发展国际中转运输业务，培育成为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实现高水平的通关便利是建设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的必备条件。建议：一是充分发挥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作用，加快“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建设，优化国际航行船舶登记和办证服务。二是完善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检查工作机制，实现口岸审批智能化、零待时，完善海事服务等航运服务体系。三是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探索创新多式联运组织模式和服务规则，深化多式联运单证物权化等工作。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 肖路，海南省发展改革委 严涵 今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殷殷嘱托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要“努力为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多作贡献。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浙江时要求浙江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今年以来杭州一批科技新锐企业的出圈，证明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正在改写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格局，印证了民营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进化规律，充分展示了民营企业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大有可为。 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集群式突破为什么发生在杭州？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按照创新经济学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要实现数字技术突破，不是某一个要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区域创新系统整体效能激发的结果。我们对杭州科技企业高管调研时发现，正是因为浙江和杭州长期打造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为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式突破赋予强大动能。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科技型企业家的涌现，二是民营科技力量的崛起，三是创新驱动创业青年人才的汇聚，四是民营科技金融的支撑。这四方面构成了创新核心、创新主体、创新能力和创新资源等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四要素。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可以概括为：第一，强调科技型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因为科技型企业家兼具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是“创造性破坏”的核心；第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兼具前沿科技素质和创业实践能力，是科技创新的主体；第三，民营科技力量提供产业技术集群式突破的能力共同体；第四，民营科技金融为高风险科技创新输送源源不断的血液。 第一，科技型民营企业家是“创造性破坏”的核心 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创造性破坏”，打破传统技术经济范式，创造新的经济周期。因此，科技型企业家要具有强大的冒险精神、独到的机会识别能力。这种特质在数字经济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因为数字科技迭代速度更快、失败风险更高、市场竞争更激烈。在新近为人熟知的浙江科技型企业家中，有的深耕半导体三十载，有的率领团队改写生成式AI全球格局，还有的研发智能交互和复杂仿生机器人等，他们都是长期坚持科技投入、探索前沿技术、汇聚高素质青年才俊的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典范。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科技型”？因为前沿技术突破往往属于科学驱动型创业，特别需要创业者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他们不仅需要丰富的商业知识，更需要厚实的科学精神、基础性和原理性知识学习能力，以科学的第一性原理来组织创新驱动创业活动。为什么要强调“民营”？因为科技型民营企业家的创新动力是最鲜明的，他们是以自己的财富和未来去“赌”创新的，有“要么成功、要么成仁”的决心，如果创新失败了，他们失去的很可能是一个企业、一生财富，而不是一个职位、一顶帽子。杭州一批科技新锐企业的出圈，表明兼具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民营科技型企业家群体正在形成。 第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是前沿科技创新创业的主体 创新驱动创业青年才俊的集聚，为前沿技术创新和科技创业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源。几乎没有例外，这批新锐科技企业的研发主力军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硕士博士学历占多数，接受过扎实的科研训练。回顾这些年青年人才在杭州的汇聚，得益于杭州的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得益于阿里巴巴等企业的存在，得益于浙江高校培养了一大批敢于创新、甘冒风险的青年才俊。这其中，浙大毕业生和浙大教授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浙江大学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过程中，输送出一大批具有基础研究素质、创新内生动力和创业精神的青年科技人才；而浙江财经大学等培养出一批从事科技金融的风险投资家，源源不断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创业输送优质人才资源。 第三，民营科技力量提供了人工智能集群式突破的协同引擎 要实现从0到1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希望在民营企业。众所周知，民营企业具有冒险性，创新要素配置力强，对高风险技术投资有体制机制优势。浙江恰恰具有这方面独特优势，这个区域汇聚了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的1/5以上。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杭州这批科技新锐企业家出圈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恰恰为他们的潜心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 第四，民营科技金融力量是前沿科技创新的血液 通俗地说，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是“九死一生”的“赌博”，它们往往没有资源和能力去解决银行贷款，而是要依靠一轮又一轮地到风险资本市场去融资，这个是融资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哪里能实现资金链与创新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哪里就有可能实现技术先行突破。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之一，民间金融实力强悍，还形成了由40余家上市公司组成的科创板“浙江军团”，因此，依托人工智能、智能物联等万亿规模的“链主企业+创新平台”产业创新生态，杭州集聚了我国最强的民营科技金融力量，再加上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形成的撬动效应，为科创企业成长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输血”保障。 除了前面四个基本要素外，还需要软硬两方面的基础设施保障，即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 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是集群式技术突破的硬件保障。浙江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中所形成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体系处于全国前列，具有国际影响力，尤其是阿里巴巴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平台企业，为杭州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全方位赋能。杭州这批新锐科技企业所在的杭州未来科技城、滨江高新区等创新街区，都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平台的赋能支撑，比如，阿里巴巴构建的“云智能+全球化”双轮驱动体系，其云计算基础设施覆盖全球30个地域，支撑日均超万亿次AI调用。再如，在这批科技企业中，有的构建起云端协同设计平台，服务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建的可交互三维数据库突破3.2亿个模型，不仅重构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更形成了空间智能时代的中国标准；有的基于自主研发引擎技术突破国际3A游戏封锁线，开创国产游戏工业里程碑，打造文化符号与硬核科技深度融合的新范式。正是杭州领先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赋能大量中小科技企业实现从工具革新的初级阶段向范式重构的深水区转型，杭州正向未来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发展。 开放包容的一流营商环境是集群式技术突破的软件保障。市场机制与创新生态的深度耦合，使得民营企业能够精准捕捉技术迭代窗口期，在“需求牵引创新、创新创造市场”的良性循环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制度政策角度看，杭州科技新锐企业的破茧成蝶折射出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的智慧。浙江各级政府在坚守法律和道德等原则基础上，适度放松管制、减少“过度”关爱，允许创业者在“无人区”自由探索，为创业者针对性地提供赋能型创业服务。积极探索宽容失败的科技风险共担机制，设立千亿级创新母基金，为企业提供长期资本支持。不断优化高效率政府服务模式，实施“数据得地”“云评审”等数字化改革，将行政审批效率提升60%，树立了“不叫不到”的边界意识、“随叫随到”的服务自觉、“服务周到”的机制创新，促进政务服务从“管理者”向“护航者”转型，打造出创业者、企业、政府部门、科研院校、中介服务机构等多主体合力发展科技事业的创新共同体，让科技创业者从“孤军奋战”走向“抱团取暖”。 未来全球产业竞争是区域创新生态的竞争，特别是以民营经济主导的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竞争。要建立起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区域创新生态，离不开民营科技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具有投身科技创新的最强内生动力；离不开民营科技型企业家，因为民营科技型企业家是原始创新的灵魂；离不开民营科技金融，因为科技金融是创新发展的血液；离不开创新驱动创业的青年才俊，因为他们是颠覆式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当然，有效激发提升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效能，离不开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因为一流营商环境是科技创新的阳光、空气和水；离不开强大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因为技术基础设施是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的底座。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人：浙江财经大学校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浙江基地首席专家 魏江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个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现在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备坚实基础。近年来，川渝两地民营企业围绕科技创新、新能源汽车、环保材料等务实合作、协同发展，推进产业共兴、要素共用、服务共融，在努力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中有力助推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两地民营企业要秉持“巴蜀一家亲”合作理念，树牢“川渝一盘棋”大局意识，围绕制度设计、环境优化、产业协同、金融支撑四个着力点徐徐发力、久久为功，实现优势叠加、互利共赢。 共同谋划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制度保障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是建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民营企业联席会议机制。由川渝两地党委统战部、工商联等部门协同联动，定期举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在深化交流合作中推动各类资源流动、对接和共享，促进川渝两地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增强政策举措的协调性、适配性。二是迭代政企沟通交流机制。深化政务服务协作，高效整合12345热线等平台联动转办诉求信息，建立政策解读、项目推介等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精准聚焦并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各类急难愁盼问题。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改革，加速“AI政务助手+”智能政务平台迭代升级，推动跨区域注册、融资等高频涉企服务事项“一网通办、跨省联办”。三是建立跨区域公平竞争审查协同工作机制。川渝两地应基于现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联合制定覆盖招标采购、市场准入等领域的统一审查标准，完善政策交叉互评机制，及时清理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隐性壁垒。共同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细化禁止和限制准入领域，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要素配置与市场竞争。 协同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一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深入民营企业，主动靠前服务，特别是在民营企业转型攻坚期更要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完善双城经济圈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将清廉制度建设深度嵌入民营企业经营全过程。二是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建立成渝地区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推广“综合查一次”执法模式。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严格规范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适用标准，让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专心创业、安心经营。三是选树典型弘扬企业家精神。深度挖掘优秀典型案例，借助访谈、纪录片等多种形式，多维度展示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的精神力量，激励民营企业立足实业，开拓进取，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家投身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和科技创新攻坚。同时，加大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宣传力度，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大力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舆论氛围。 深化合作提速建设民营经济发展高地。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关键领域展现出强大创新能力和市场活力，有效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一是优化区域分工协作。围绕打造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特色消费品等重点产业开展合作，协同补齐产业链、建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强化重点企业成龙配套，深化重点园区协作互动，构建高效分工、错位发展、有序竞争、相互融合的高能级现代产业体系，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二是探索高效协同实现路径。以“四链”融合为抓手，依托西部科学城、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等创新平台，发挥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深入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新模式，支持成渝地区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三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主攻方向，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引导民营企业抢占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新赛道。着力建设“数字成渝”，提升川渝两地民营企业创新动力、成长潜力和科技实力，持续完善新质生产力发展生态，通过川渝产业联盟等平台，为川渝两地共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注入新动力。 强化金融支撑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是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重要支撑和动力。要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是打造多元化金融服务生态。针对民营企业的特点和行业特征，细分首贷与信用贷客户群体，强化产品场景创新，提升信贷服务精准度。联合设立新兴产业风险补偿基金，对关键技术研发实行损失分级补偿，推动“技术—资本”高效转化。推动川渝共建跨区域信用评价互认体系，开辟科创企业债券融资绿色通道，化解科技型民营企业“首贷难”问题。二是创新金融工具与服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应链票据等特色产品。探索“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综合服务模式，支持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联合设立科创基金。推动数字金融创新，搭建跨区域产融信息共享平台，提升民营经济融资可得性。扩大优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股权融资规模，不断加强银企沟通，建立良性互动的银企关系。 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晓平 张华妙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顺应人口变化趋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发挥县乡国土空间规划的空间统筹和要素保障作用，促进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作为人才、资金、土地和技术等生产性要素的聚集地，县域独特的空间属性和制度优势，以及在“市—县—镇—村”四位一体的空间体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使其成为资源要素城乡双向流动的枢纽性平台。我们要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充分发挥县域在推进城乡融合中的双向赋能和双向驱动作用，发挥好县域在城乡要素流动“中转站”、新质生产力发展“孵化器”、公共服务均等化“试验田”的作用，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动力。 深化县域要素市场化改革 推动农村地区更加繁荣 实现城乡之间要素的高效配置和平等交换，对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缩小城乡差距，要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同时，要着力提升人力资源要素配置，让人才成为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要素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动能。 县域作为政策落地单元，应扮演好“调节阀”的角色。首先，应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重点完善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建设用地的经营流转管理服务制度，在确保农民稳定增收的基础上，为城市资本和技术下乡开辟新路径，形成“土地—资本—产业”的良性循环。其次，应创新投融资机制，引导要素向乡村集聚。通过财政优先保障、金融定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等方式，引导资金精准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和特色产业，构建“财政+金融+社会资本”协同机制，破解乡村建设资金碎片化等问题。再次，着力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激发城市吸纳动力，吸引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同时，要保障进城农民土地权益，消除“离乡失地”的顾虑。最后，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时，积极提升乡村人才资源要素的配置，通过政策激励引导城市人才下乡，不断完善“田间学校”“乡村工匠培育工程”等模式，持续提升农民技能，不断壮大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实现人力资本的“双向赋能”，构建城乡人才共育体系。 打通束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堵点 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一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脉络的继承，又以开放性、动态性、进步性的理论新形态，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新时代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实现“大国小农”向“大国强农”的历史性跨越迫切需要加快形成以高质量为目标、以创新引领为基础和以科技赋能为内核的农业新质生产力。 县域是推动变革进程的实践场域，需结合各地资源禀赋，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多维度发力，重点突破技术应用“最后一公里”困境、产业链条“低端锁定”困局、生态价值“转化梗阻”难题的三重阻塞，打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一要继续以科技进步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与动能优化。通过引入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构建物联网、大数据优化生产流程，推动县域农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形成辅助小农生产的现代服务条件和农产品质量提升的技术条件，实现农业全链条增值。二要打造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队伍体系，培育县域新型经营主体。县域通过政策扶持和平台搭建，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主体，激活县域沉睡资产，形成集体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双重驱动。三要坚持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作为县域发展的重要标尺。县域应统筹推进乡村建设与生态保护，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协同优化。四要不断以特色产业集群为依托，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生产要素的县域统筹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县域经济要以特色产业集群为依托，立足县域布局富民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形成“生产在乡村、加工在县域、服务向城市延伸”的产业分工体系，构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动农民生活更加红火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也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融通城乡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要以县域为统筹单元，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现阶段，县域作为破解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城乡社会建设共同体的突破口，一要加快破除影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因素，不断优化县域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在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完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实现城乡居民基本需求与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有效平衡；二要着力解决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现状问题，通过“大空间分散与小区域集中”的基础设施布局，实现城乡供水、交通、通信等一体化，让全体居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三要统筹城乡治理资源，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四要将文化认同作为城乡融合的情感纽带，使县域成为文化传承的基本单元，通过保护乡土文化、推动城乡文化互鉴，增强居民归属感，在城乡融合中兼顾文化共同体的建设。 县域一头连着城镇，一头连着乡村。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系统思维统筹城乡改革，通过要素流动平台构建、新质生产力培育、公共服务创新三大路径，为县域发展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系统观念推进县域城乡产业协同、要素互动、服务共享、治理融合，在实践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存量和增量关系、硬件与软件关系，通过制度创新持续释放县域发展潜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龙 | 企业管理 摘要：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要求其在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方向上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效益。本研究面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展开系统性研究：首先，深入剖析了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次，从理论和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结合内部控制模型，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包括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监控五个关键环节，并详细阐述了此五环节的运行机制及效用；最后，以某国有企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增强内部控制体系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作用。期望本文对于国有企业实施财务改革、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具有一定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国企财务管理，内部控制体系，财务风险 0 引言 有效的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可以显著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和降低财务风险。然而，部分国有企业在这两个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财务管理效率，增加了企业的运营风险。因此，如何通过研究和实施一套有效的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来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和降低风险，成了当前的重大课题。本研究将以此为出发点，系统性地研究和探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具体实现方式和效果[1]。 1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 1.1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概述 国企的财务管理体系承载了资源配置、资金运作、风险控制等多重要素，进一步探讨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对于提升企业综合绩效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企财务管理主要涵盖融资决策、资金管理、成本控制、财务风险管理和财务信息披露等多个领域。融资决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融资成本的控制[2]。国有企业通常采用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包括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股票融资等，以满足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资金管理涉及企业的日常运营资金和长期投资资金的合理调配，确保企业资本的有效使用和流动性管理。通过科学的资金管理，企业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降低资金闲置率，提升资金周转速度。 成本控制是财务管理的核心工作之一，其涉及成本预测、成本预算与成本核算等环节。通过严密的成本控制体系，企业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成本超支行为，从而提高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财务风险管理则着重于识别、评估和应对企业财务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减少风险事件对企业发展影响。有效的财务风险管理可以降低财务风险的发生概率，保障企业的财务稳健性。财务信息披露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关系到企业透明度和外部投资者的信心[3]。 1.2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现状分析 当前的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系较为庞大且复杂，其运作涉及多个层面，如财务预算、资金控制、成本管理和绩效评估等。国有企业普遍采用较为传统的财务管理方式，具体表现在财务报表的编制、财务数据的分析以及财务决策的制定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竞争环境的日益激烈，国有企业在财务管理中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在财务信息透明度方面，国有企业较为欠缺，导致外部利益相关者难以全面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尽管国有企业通常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但在预算执行、成本控制和资金使用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资金使用效率普遍偏低，资金沉淀现象严重，造成资源浪费和财务压力。 在成本管理上，许多国有企业未能建立起科学高效的成本控制体系。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导致成本控制效果不佳。一些企业缺乏先进的财务管理工具和信息化系统，影响了财务数据的及时获取和有效分析，使得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受到限制。 绩效评估体系方面，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相对滞后，未能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过于依赖传统的定量指标，忽略了定性分析，导致绩效评估结果不能全面反映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和管理水平。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亟需改革和优化，以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1.3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财务透明度不足，信息披露不规范，导致外部监督难以有效进行。二是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落实不到位，存在较多操作风险。三是财务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缺乏系统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影响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四是财务管理技术手段相对滞后，信息化程度低，未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管理效能。五是预算管理和执行机制不完善，预算编制较为粗放，执行力度不足。 2 构建适合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 2.1 推动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目前部分国有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财务信息不透明、内部控制薄弱、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企业构建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内部控制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企业自身发展角度审视，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始终[4]。企业通过优化财务管理过程中的内控措施，可以有效提升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金占用，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不仅能保障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还能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促进财务管理透明化和规范化，进而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风险评估是内部控制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经营规模大、涉及领域广、业务复杂多变、人力财力资源配置广泛等特点，使得其财务管理面临的风险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企业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有助于提前识别和防范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确保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稳健运营。 监督检查是内部控制的重要保障。企业要通过建立健全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审核机制，对财务管理全过程进行全面持续监控，特别是引入信息技术，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信息与沟通效率，加强企业内部信息流转，提高监督的全面性和及时性。 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推动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既是国有企业提高自身管理水平的迫切需求，也是顺应信息化和精细化管理趋势的必然选择。通过内控体系的全面建设，国有企业能够实现管理规范化、决策科学化和效益最大化。 2.2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策略研究 国有企业在构建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时，需要明确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的核心目标，即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降低财务风险，基于内部控制模型，设立五个关键环节：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监控。控制环境方面，企业应建立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完善治理结构，确保权责明确.管理层需高度重视内部控制，从上而下推行财务管理改革；在风险评估上，应定期进行全面风险识别和评估，注重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设计科学的风险应对策略，通过控制活动，实施具体的财务控制措施，如预算管理、资金管理和成本控制，确保运营活动符合既定计划。信息与沟通环节，企业应该打造高效的信息传递机制，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确保准确、及时地传递各类财务信息，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统一；在监控方面，必须设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定期进行内部和外部审计，及时发现和纠正控制体系中的缺陷和问题，确保内部控制体系的持续改进和优化。 通过合理运用以上策略，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够实现透明化和科学化，内部控制体系得以完善，从而在国有企业中构建起高效、稳定、全面的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有效助力企业实现长远发展和提升竞争力。 2.3 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的一体化运营模式构想 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的一体化运营模式构想，以提升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降低财务风险为目标，结合内部控制模型的五个关键环节进行设计。在控制环境方面，企业重视建立健全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以确保员工行为与企业目标一致。风险评估环节，企业强化风险识别和分析，科学评估潜在风险及其可能对财务管理的影响。控制活动包括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审核程序，确保财务操作透明规范。信息与沟通环节，企业建设高效的信息流通机制，保障重要信息及时传递。监控方面，企业加强对各环节的监督与反馈，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高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 3 基于内部控制的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效益研究 3.1 内部控制强化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的效果验证 内部控制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企业通过内部控制的强化，可以有效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和效果，是国有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重要手段。为验证内部控制强化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的效果，本文以某国有企业为例，深入分析了该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强化后的财务管理效益。 具体而言，该国有企业在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中，充分依托内部控制模型，建立了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监控五个环节在内的系统。通过对这些环节的优化与强化，该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控制环境的改善包括了企业文化的建设和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增强。风险评估环节加强了对财务风险的识别和预防能力，有效防止了潜在财务风险的发生。控制活动的实施确保了企业内各项财务活动的规范运行，减少了人为错误和舞弊行为。在信息与沟通方面，该企业建立了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确保了财务信息的及时、准确和完整。监控环节则通过定期的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持续监督和改进内部控制体系，确保其有效性和持续性。 实践证明，内部控制的强化不仅提升了该企业的财务管理效率，还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财务报表显示，该企业在实施内部控制强化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资产负债结构更加合理，财务风险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强化内部控制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具有显著的效果。内控体系的建立和优化不仅能够提升财务管理水平，还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2 内部控制体系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 在推动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内部控制体系的健全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内部控制体系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能，降低经营风险，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一个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有效减少企业运营中的各种浪费行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比如，通过精细化管理和预算控制，企业可以对各项财务活动进行有序规划和有效监控，避免资金的无效使用。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化，使得企业能够将更多资源集中于高价值活动，提升经营效率，实现最大化经济效益。 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体系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对潜在风险的全面识别、评估和控制，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不确定因素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企业降低财务风险有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稳定，从而确保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通过完善的风险防控措施，可提升企业应对市场变化和外部冲击的能力，保障企业长远发展的经济效益。 透明的信息与沟通机制使得企业各部门间能够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效率。决策的准确性与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绩效管理。快速、准确的信息流通不仅能提高管理层的决策水平，也能提升整个企业的反应速度与应变能力，使企业能够迅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内部控制体系的监控机制，通过定期评估和持续改进，使企业管理层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潜在问题，确保各项内部控制措施的有效执行，推动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企业通过严格的监控和持续审查，可以防范和纠正财务管理中的漏洞，确保企业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3.3 内部控制体系对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 内部控制体系对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全面的风险评估，企业能够识别潜在的财务风险并采取预防措施。完善的控制活动可以确保财务操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有效遏制舞弊行为的发生。信息与沟通环节的有效运作则保证了财务信息的准确传递和及时处理，有助于快速应对财务风险。在监控机制的保障下，企业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财务管理中的偏差，从而实现风险的动态管理。 4 结语 本文首先详细剖析了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与问题，接着运用COSO内部控制模型为支撑，提出了符合国有企业发展现状的内部控制体系，并且，以实证研究方式确定了内部控制体系对财务管理的价值。总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是一个既复杂又重要的议题，还有许多空间和可能性被探索，进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 参考文献： [1]杨婷.国企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J].纳税，2023（24）：88-90. [2]刘颖博.国企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研究[J].财经界，2023（11）：117-119. [3]尚艳朋.国企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思考[J].纳税，2020（13）：103. [4]席志胜.国企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探究[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20（18）：69. 作者简介：许维思（1984.11-），女，汉族，浙江湖州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财务风险控制。 宁波甬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许维思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建筑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和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指出财务信息化是应对行业变革、提升管理水平的必要手段；其次，剖析了建筑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认识不足、制度薄弱、人才缺失等方面；最后，提出了构建认知体系、健全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几项信息化建设策略，期望提升建筑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关键词：建筑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 0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建筑企业实现财务管理信息化已成为提高管理水平、控制经营风险的必由之路。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的核心任务之一，其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运营质量、管理效率和发展前景。尤其是对于投入巨大、建设周期长的建筑企业来说，财务管理工作更是复杂艰巨。如何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和复杂多变的管理挑战，实现财务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是建筑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建筑企业普遍存在财务管理相对滞后的问题，如对信息化应用重视不足、管理模式单一、数据统计分析能力低等。这已成为制约建筑企业实现管理变革、控制经营风险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开展建筑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围绕如何推进信息化建设提供系统化策略建议，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1 建筑企业财务管理要点及信息化建设必要性 建筑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主要体现在成本控制和项目管理两个方面。建筑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这两个方面工作的复杂性。因此，企业必须重点关注成本数据，实时掌握项目动态，以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建筑企业财务管理首先要关注成本控制。由于建筑项目投资规模巨大，材料采购、人工劳务等成本支出也十分庞大。如果不能实时监控各类成本数据，很容易造成资金浪费，影响项目收益。因此，建筑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成本监控体系。这要求企业实时收集采购订单、材料领用单、人员出勤等第一手数据，形成各项成本的数据库。数据库还要汇总历史数据，形成动态模型，能够对关键成本进行预测。通过这样的监控机制，企业可以清晰看到各类成本的消耗情况，判断是否存在超支或其他异常。一旦发现数据异常，预警系统会自动发出提示，财务人员必须及时跟进，采取纠正措施[1]。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让复杂的成本数据得以有效利用，不断优化支出结构，降低项目运作成本。 除了成本控制，建筑企业的另一个财务管理重点是项目管理。建筑工程往往投资数以亿计，质量和安全管理事关重大。如果管理不当，工期拖延、质量问题层出不穷。因此，企业必须实时掌握工程进度，确保项目顺利进行。这需要企业建立信息化的工程监控系统，对各类建筑工序的进度和质量数据进行汇总。系统应包含必要的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模块，可以智能分析现场视频和语音资料，判断施工进度是否符合计划。如果发现衔接问题或安全隐患，系统会自动发出预警。与此同时，企业还要建立绩效考核机制，根据系统数据评估项目经理及相关人员的工作表现，作为激励和约束的手段。只有配合先进的监管系统和严密的责任机制，才能推动各方面举措贯彻落实，保证工程项目顺利实施。 2 建筑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2.1 对财务信息化管理不重视 许多建筑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导致财务信息化建设存在缺陷，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建筑企业的管理层可能认为财务信息化管理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对于企业的核心业务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从而忽视了其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在财务信息化管理方面的投入不足，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使得财务信息化管理无法得到有效推进和实施[2]。 2.2 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 一些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或已经过时，无法满足当前信息化时代的需求，这严重阻碍了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开展，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往往缺乏创新和改进，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无法适应信息化环境，导致了企业在处理财务数据和信息时效率低下，甚至出现错误。此外，这些陈旧的财务管理制度还可能阻碍企业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和沟通，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因此，建筑企业需要尽快更新和完善其财务管理制度，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2.3 财务信息化人才缺失 由于建筑企业的特点，招聘高素质的信息化人才较为困难，这使得信息化建设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持。目前，建筑企业在招聘财务信息化人才方面面临较大挑战。具备相关技能和经验的财务信息化人才相对较少，而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又使得企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人才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情况愈发严重。此外，部分建筑企业存在对财务信息化人才重视不足的问题，缺乏对这类人才的培训和发展机会，进一步加剧了财务信息化人才的流失。 2.4 企业内部协调性低 建筑企业的项目分布在多地，这使得企业内部的部门之间沟通变得尤为困难。地理位置的分散使得部门之间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和协作，进一步导致了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困难。由于不能及时沟通，财务部门难以获取其他部门的相关信息，无法快速准确地处理业务[3]。因此，企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协作效果，需要采取措施来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2.5 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实际不符 建筑企业在进行财务信息化时，必须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定制化建设，才能发挥作用。不同企业在发展理念、业务模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信息化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开展差异化和个性化建设。但是目前部分建筑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没有考虑自身实际，直接采用统一的建设模板和管理模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忽视了建筑企业的经营多样性，导致最后构建的信息化系统与企业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这就造成了信息化建设与实际应用脱节的问题。员工在使用时感到极其不便，系统生成的分析报告也难以指导实际决策。信息化不能有效融入工作场景，相关岗位的日常工作也很难开展。这最终导致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用于信息化，但效果并不显著。所以建筑企业的财务信息化必须朝着差异化和定制化方向发展。只有适合本企业的系统，才能够有效提升业务能力，真正发挥作用。 2.6 网络信息平台安全性低 建筑企业的财务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资源，一旦泄露可能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较大损失。然而，部分建筑企业使用的网络信息平台的安全状况令人担忧。这些平台往往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例如网络黑客的攻击、病毒的感染、内部人员的误操作等，这些都可能导致财务信息的泄露，从而给企业带来较大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4]。因此，建筑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平台的安全性，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确保财务信息的安全。 3 建筑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策略 3.1 提升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认知 在建筑施工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管理人员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选择直接影响了建设的方向和质量。因此，企业在推动财务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是提升管理人员对信息化建设的理解和认识。在推动财务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企业管理层应该关注和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应该深入理解财务信息化建设的内涵，明确其意义，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设定目标。这不仅需要他们理解财务信息化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还需要他们明白如何通过财务信息化建设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效率和决策质量。其次，为确保决策工作的准确性，管理人员必须经常更新自己的工作理念，运用现代技术进行创新，并实施现代的运营管理。这意味着管理人员需要积极拥抱新技术，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利用现代的运营管理理念和方法来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再次，管理人员在实施建设过程中，应合理运用网络工具进行线上信息沟通，以增强各部门的交流与协作，进一步提升整体工作效率。通过利用这些网络工具，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将更加便捷和高效，可以大大提升整体工作效率和质量。最后，企业还应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与软件公司的沟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设计财务软件，并对特定板块进行针对性调整，以确保财务信息化建设活动的顺利进行。 3.2 构建信息化管理机制 首先，企业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体系，明确数据收集、使用、共享和安全管理的各项标准，以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规范化、有序化。这些规章制度应该包含数据治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共享和安全保障等，以确保数据的合规性和规范性。其次，企业需要成立一个信息化建设专班，配备专职的管理人员，明确各自的分工和责任。这个专班应该负责指导、协调和推动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开展，确保各项信息化建设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企业应该加强对人员的绩效考核，制定明确的考核指标和标准，以衡量其工作质量和成效。通过制度和组织架构的双重保障，企业可以更好地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水平，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3 强化财务信息化人才力量保障 人才队伍建设是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建筑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化人才培养与引进。一方面，要对现有员工开展培训，通过知识讲座、技能实训等，全面提升其信息化思维和应用能力。这不仅能增强团队整体实力，还能激发员工工作热情。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引进高质量人才，为团队注入新知识和新经验。企业应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吸引更多优秀信息化和财务人才加入。此外，企业领导层也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带头掌握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并根据企业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3.4 建立跨部门协同合作机制 建筑企业项目分布范围广，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这是导致内部协调性差的主要原因。为此，企业需要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通过加强沟通和配合来提高工作效率。一方面，充分利用数字化办公系统这一现代化管理工具，大力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联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时上传各类数据资料，确保每个部门都能够及时获取最新信息，从而提高工作响应速度；另一方面，制定定期的重大项目管理会议制度，由公司管理层针对重大项目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明确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集思广益，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3.5 研发适合本企业的财务管理软件 软件系统的定制化开发，是推进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建筑企业应着力开发能充分契合自身业务需求的财务管理软件。一是通过深入调研，准确定位企业的业务模式和数据处理要求；二是选择实力雄厚的软件供应商，利用前沿技术手段进行交流协作，根据需求定制系统功能；三是建立完善的用户体验反馈机制，在试运行过程中收集使用情况，进行功能优化调整；四是对相关业务人员和财务团队开展专项培训，使其能够熟练掌握软件应用，并提供优化建议。通过这种定制化的软件研发与应用，企业能显著提升财务管理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有力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 3.6 完善网络和数据安全体系 在当今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据和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一旦出现信息泄露或网络攻击，都将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企业建立健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体系势在必行。首先，企业要构建多层防护的数据库体系，对核心业务数据库实施隔离，建立严密的访问权限控制机制，并定期进行漏洞扫描，防范安全隐患。其次，企业要持续优化存储系统，采用加密、备份等手段加强重要数据的安全管理，降低数据丢失或泄漏风险。最后，企业必须强化员工的数据合规意识，严格执行授权审批制度，一旦发现未授权访问或操作异常，要及时报告并处理。企业只有从技术和管理等多个维度构筑网络和数据防护体系，才能让企业实现信息资产的安全利用，支撑业务稳健运行。 4 结语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建筑企业管理水平、应对市场变化的必由之路。建筑企业管理层必须正确认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推进信息化进程。一方面，要加大信息化建设的资源投入，完善顶层设计，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信息化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打造专业化的财务信息化队伍，还要构建适合自身需求的网络平台和应用系统，推动信息化深度融合到各项业务中。只有信息化思维和手段的全面应用，才能推动建筑企业实现财务管理变革，有效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保证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佳.建筑企业财务信息化管理转型发展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3（25）：158-160. [2]朱勇军.建筑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建设[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3（5）：170-172. [3]令狐昌贵.浅析建筑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J].商业观察，2022（22）：86-89. [4]蒋凤.建筑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2（3）：160-162. 杭州路通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娄晓萍 摘要：本文从信息化如何助力企业成本管理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视角开展研究，分析了当前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信息化的影响，提出了面向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几点具体对策。这些对策旨在推动企业成本管理的信息化进程、提高核算质量、控制成本支出、分析控制薄弱环节、制定科学管控策略，为企业转型发展增添动力。 关键词：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成本信息 0 引言 在日益复杂和动态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成本的有效控制与管理关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但是许多企业在成本管理方面仍存在信息系统割裂、过分依赖人工流程以及监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具体来看，各部门之间信息系统割裂导致数据难以共享，成本核算复杂；依赖手工录入流程效率低下，出现人为错误概率大；缺乏数据质量监测，难以保证效率。这些问题制约了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信息化手段可以显著提高企业成本管理的效率与效果。企业应用信息化手段不仅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核算质量，还将助力企业实现成本管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大幅提高经营管理的科学决策能力。基于上述问题与机遇，本文主要从信息化如何助力企业成本管理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视角开展研究，以期为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成本管理信息化策略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1 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成本信息系统割裂 在部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成本信息的录入经常存在多头并行的情况。这种状况给企业的成本管理和核算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和不便。不同部门都建立了各自的信息系统，这些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数据集成和共享，导致成本数据无法实现集中统一管理。这种多头并行的情况不仅增加了企业成本管理的复杂性和难度，还可能引发数据不一致、信息冗余等问题。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使得企业难以全面掌握自身的成本状况，难以进行有效决策和规划。 1.2 手工操作多，数据利用效率低下 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在成本数据处理上效率较低，也保障不了质量，主要问题在于：一线员工数据录入耗费时间多、出错概率大，存储和计算都需人工操作，整理生成报表周期长达一两个月之久，分析决策已经失去实时性。相比之下，信息系统直接连接数据自动采集设备，可进行多维度统计、建模，基本做到秒级反馈，最后生成的报表视图也更丰富直观，真正实现了数据的快速流动和有效应用。可以说，过分依赖手工流程已经严重制约了流程推进效率，企业亟须信息化建设来加速成本数据处理。 1.3 监管体系不健全 目前，在成本管理数据收集和处理的全链条中，企业监管与审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表现为：缺乏对数据质量的预防性监测机制，无法对数据产生的整个过程进行质量把控；同时，对已形成数据的抽查核实也存在盲点，难以评估数据准确性。这使得成本数据在企业内部流转和应用中质量风险一直存在。一旦管理者和决策层依赖了这些隐含偏差的数据进行运营判断，后果可能是决策失误。因此，企业构建全链条的数据质量免疫系统，使“问题数据”无处遁形，是完善企业成本监管体系的重中之重。 1.4 忽视信息技术运用 信息技术己与众多领域深度融合，为企业和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然而，很多企业在成本管理过程中尚未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仅仅依赖成本系统进行单一管理，未能充分结合当前的企业经营环境进行深入思考。因此，企业需要持续挖掘信息技术的价值，以推动成本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发展[1]。 2 信息化对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 2.1 提高成本核算效率 就当前来看，企业通过加强信息技术应用，不仅可以提高核算效率，还可以减少因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误和误差。在过去，人为因素导致的核算误差很难保障成本管理的作用和价值。然而，在现阶段，企业通过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可以在销售、采购、生产以及设备检修等多个业务操作中实现数据的精细化管理，准确反映会计信息并自动生成会计凭证，从而尽可能减少传统人为操作中出现的错误，避免核算误差。 2.2 实现精细化成本分析 企业通过有效运用信息技术，可以进一步细化核算对象，同时信息技术相关系统的构建也可以增加成本归集相关对象。企业可以根据实际的管理需求和业务流程，有针对性、有目的地选择归集对象，并依赖成本中心更好地实行费用归集，快速生成订单，推动成本核算工作。相较于传统的成本管控模式，信息技术在成本管控中的有效应用能够促进成本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 2.3 推动科学成本决策 经过信息化处理后的大量成本数据，为企业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数据涵盖了各种成本信息，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等，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持。管理层可以利用量本利分析、盈亏平衡分析、敏感度分析等技术手段，对复杂的成本管理决策问题进行定量化建模和分析。这些技术手段可以帮助管理层对各种复杂的成本问题进行深入挖掘，找出问题的本质和规律，为企业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4 实现主动成本控制 企业构建智能的成本预警系统，可以有效地实时监测企业的成本数据，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并进行控制。通过先进的算法和数据分析技术，该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异常数据，并为企业提供可能的解决策略推荐。这不仅实现了企业成本控制由被动追溯到主动发现、解决问题的转变，而且使管控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3 面向企业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对策分析 3.1 建立统一的成本信息输入平台 企业建立一个统一的成本数据输入平台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这个平台可以打通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可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将之前分散、混乱的数据进行整合和规范，实现采购、生产、销售等各部门成本数据的统一汇总和管理。这样一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得到了保障，公司的财务核算工作也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2]。同时，统一的数据平台也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了更可靠的数据支持，帮助企业更好地明确战略和发展方向。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更好地管理和控制成本，提高财务核算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这也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了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3.2 实现移动终端的数据录入 现阶段，许多车间生产现场仍然依赖于纸质化的报表来进行数据记录，这种方式不仅难以实现数据实时记录，而且容易因为人为因素导致数据失真或遗漏。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企业应该积极推进移动终端的使用，让生产一线的员工能够通过移动设备来进行数据录入。通过这种方式，员工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数据记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及时反馈。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数据录入的效率和准确性，还可以为公司提供更加真实、准确的数据支持，帮助公司更好地进行成本控制；此外，使用移动终端进行数据录入还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益。员工可以随时随地查看生产计划和任务安排，并通过移动设备进行任务确认和完成情况的反馈。这不仅可以减少员工在生产现场的等待时间，还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因此，企业应该加快推进移动终端的使用，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及时反馈，为公司成本控制和差错核对提供依据。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员工满意度，还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竞争优势。 3.3 加强对财务核算制度监督 企业需要利用信息系统加强对成本数据真实性的监督检查。这些信息系统可以检测数据异常并及时预警，可以确保成本数据的真实性，并为公司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此外，企业还需要加强对财务管理的监管，确保所有交易都按照规定进行，并准确记录在财务报表中；在加强监督检查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对财务管理和税务法规的认识[3]。 3.4 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 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是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盈利的重要手段。通过全面预算管理，企业可以将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的预算指标，并对执行过程进行监控和调整，以确保实现预定目标。而成本控制则是在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得到保证的前提下，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减少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措施，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不仅可以构建智能的成本控制系统，还应当推进全面预算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企业在预算编制和执行的各个环节，利用信息系统实时监控数据，当出现异常或风险时，系统可以发出预警并提示解决方案。这种预警机制的应用，使得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实现由被动追溯调整向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转变。与此同时，智能的成本控制系统也可以接收和处理海量成本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发现控制中的薄弱环节。两者相辅相成，推动企业成本管理的现代化转型。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财务核算和成本分析的效率，还是实施精准成本控制的重要手段，将显著提升企业的管控水平。 3.5 多维度分析成本数据，发现控制薄弱点 当前很多企业的成本分析往往只停留在单一指标的监测上，这种分析方法无法全面地揭示企业成本的真实情况，难以实现交叉验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和掌握企业的成本情况，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从多个维度对成本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这些维度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用、原材料成本、制造费用等。通过这些维度的交叉分析，企业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各项成本项目的合理性，从而发现成本控制中的薄弱点。这些关键点可能是以往被忽视的细节，也可能是以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一旦发现了这些控制薄弱的关键点，企业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这些措施可能是对现有管理流程的优化，也可能是对新的管理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降低成本开支，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4]。 3.6 建立MIS成本分析系统 在ERP系统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构建MIS成本分析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实现对成本数据的多维度分析和业务研究判断。该系统可以直观地展示关键成本控制的指标，生成报表和预警信息，为管理层提供评估成本管控效果和制定科学的管控策略的依据。通过MIS成本分析子系统，企业可以对各项成本数据进行精细化分析，比如对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成本等进行深入研究。这些数据可以通过图表、表格等形式进行可视化展示，让管理层更加清晰地了解企业的成本状况。此外，MIS成本分析子系统还能够提供预警功能，当企业的成本数据出现异常时，系统会及时发出预警信息，提醒管理层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管控。这样可以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并解决成本问题，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3.7 加强员工培训，提高信息化应用能力 企业应制定全面、科学的信息化培训计划，并确保其得到有效执行。企业通过定期、分层级的培训，从管理人员到基层员工，使其掌握信息化知识和信息系统操作技能，确保员工能够熟练运用信息化工具开展日常工作；同时，也要重视培养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防止因操作不当或安全意识薄弱而引发潜在风险。除了组织集中培训，企业还应积极鼓励员工自主开展信息化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应用，通过创造条件，提供学习资源和支持，激发员工主动参与信息系统的开发、测试和改进工作，使其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成本管理的能力。对于难以通过内部培养满足高端信息化人才需求，企业应及时从外部引进，通过聘请具有高水平信息系统研发和管理经验的人才，针对性地开发适应本企业成本管理需要的信息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推动企业成本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综上所述，实践证明，推进面向成本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控制成本、提高核算质量和经济效益。要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要高度重视，从顶层设计到资金及人才支撑等方面提供全面系统保障。 4 结语 推动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对于企业提升核算质量、控制成本支出、分析控制薄弱环节、制定科学管控策略将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围绕这一话题，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对策建议。这些建议系统全面、相辅相成，既关注基础性工作，如统一成本数据平台的建设，也关注管理流程和技术方法的创新升级，将有效推进企业成本管理信息化进程，使成本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为企业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当然，这些策略的实施需要企业高度重视，做好顶层设计，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支持。只有这样，这些对策和建议才能落地生根，为企业成本管理质量的整体提升提供系统保障。 参考文献： [1]李群.企业成本的精细化管理[J].纳税，2023，17（22）：46-48. [2]宫凯利.信息化视角下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及相关建议[J].中国集体经济，2023（21）：60-63. [3]温加红，侯雪筠.信息化下企业成本管理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1（1）：57-59. [4]杨方捷.ERP系统在制造业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0（6）：109-110. 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 施毓敏 摘要：针对目前部分农业龙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足问题，论文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人力资源管理对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作用。目前农业龙头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绩效考核管理不完善、员工培训缺乏针对性、企业文化建设缺失、薪酬福利水平偏低等，针对这些问题农业龙头企业需要构建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关键词：农业龙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1 引言 近些年，我国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持续加大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改革力度，旨在通过政策支持和项目实施来促进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参与主体，在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提升农业生产力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农业龙头企业不断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本文重点探讨目前农业龙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旨在为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人力资源管理对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作用 2.1 有助于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 高素质人才队伍不仅是农业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有效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吸引、培养和留住优秀人才，打造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为企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一方面，基于企业发展现状及战略对企业人才缺口进行调查分析，制定相应的招聘计划，确保招聘的人才能够满足具体岗位要求和企业长期发展需求。在具体招聘过程中，可以采用结构化面试、心理测评和工作样本测试等多元化评估方式，全面了解候选人的能力、潜力和性格特点，有效过滤出匹配企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注重员工职业培训，不断提升企业员工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通过制定长效培训机制，为员工提供多样化培训机会，提升员工技能和知识水平，确保员工掌握最新农业技术和管理理念，不仅可以增强员工的专业能力，还能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还能够促进企业文化建设，让员工了解认可企业发展使命、愿景和价值观，激发员工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社会形象。 2.2 有助于激发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人力资源管理在激发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其通过多种策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员工在企业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一是科学绩效管理。在明确企业各个岗位职责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岗位特点制定相应的绩效考核标准，实现对不同岗位的差异化绩效评估。在绩效管理过程中提升员工参与度，包括绩效目标制定、绩效评估过程及结果，让员工认识到工作中的优点和不足，明确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二是有效激励措施。将员工绩效评估结果与奖惩激励挂钩，包括薪酬、奖金、晋升机会以及非物质奖励，如表彰和荣誉等，让员工感受到自身价值，从而在岗位上投入精力，追求更加卓越表现。此外，人力资源管理还可以为员工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帮助他们设定职业目标并制定实现计划，这种支持能够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他们的潜力，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双赢。 3 农业龙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绩效考核管理不完善 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在绩效考核管理中面临着标准模糊、公平性不足、反馈机制缺乏以及激励措施不匹配等问题。绩效考核标准模糊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考核指标不够明确或缺乏量化标准，员工在工作中容易产生困惑，导致难以准确评估目标达成情况，降低绩效评估公正性，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部分企业在绩效考核中可能存在主观性较强的评价，未能全面反映员工实际表现。这种不公平的评价会导致员工不满，甚至产生信任危机，影响团队合作和士气。此外，许多企业在绩效考核后，忽视了员工反馈。有效的绩效管理除了对员工绩效进行评价外，还应包括定期的反馈和跟踪，以帮助员工识别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没有这些机制，员工可能无法获得必要的支持和指导，影响绩效提升。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不匹配也是重要问题，如果考核结果未能有效地与薪酬、晋升等激励措施挂钩，会削弱绩效考核的实际效果。 3.2 员工培训缺乏针对性 员工培训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技能。但是目前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缺乏针对性，培训效果不理想。首先，许多企业在制定培训计划时，往往侧重于通用技能培训，忽视了员工在特定岗位上的特殊需求。这种培训内容的不匹配，导致员工在实际工作中无法有效应用所学知识，培训效果大打折扣。其次，许多农业龙头企业多采用传统课堂讲授或在线课程方式进行培训，这种方式虽然方便，但缺乏实践性和互动性，员工在培训过程中无法获得实际操作机会，也不能通过与同事的讨论和案例分析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无法激发员工学习兴趣，导致培训效果未能达到预期。最后，企业培训未能考虑员工职业发展阶段和个人差异，不同岗位和职业发展阶段的员工，培训需求和目标是不同的。然而，很多企业未能根据员工职业阶段和个人能力开展量身定制的培训，导致培训效果不佳。 3.3 企业文化建设缺失 企业文化是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它不仅塑造了企业的整体形象，还直接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态度，进而影响企业运营效率。然而，许多农业龙头企业对文化建设重视不足，导致在企业发展中企业文化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企业文化建设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但一些农业龙头企业更关注短期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导致企业文化建设被边缘化。这使得企业缺乏明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员工在工作中可能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有效的企业文化能够将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整体目标对接，使员工感受到自己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部分。农业龙头企业缺乏企业文化，员工可能只是将工作视为谋生手段，缺乏对企业目标的价值认同，不利于人才吸引和留存。此外，在缺乏共同价值观情况下，部门之间和员工之间的合作可能变得困难，信息传递和沟通效率低下，导致企业内部冲突和不和谐，进一步影响企业整体运营。 3.4 薪酬福利水平偏低 薪酬福利水平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留存率。农业龙头企业在追求成本控制和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往往将薪酬福利作为削减开支的目标。低薪酬不仅不能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反而可能导致员工动力不足，影响其工作表现。农业行业工作环境相对艰苦，员工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如果薪酬福利无法与行业标准或其他竞争对手相匹配，优秀人才可能会选择其他薪资待遇更为优厚的岗位，导致企业员工队伍稳定性降低，影响企业长期发展。在农业龙头企业中，除薪资外，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保障也是员工关注的重要内容。在缺乏足够福利保障情况下，员工可能感到不安和不满，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和对企业的忠诚度。 4 农业龙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4.1 构建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 一个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能够帮助企业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和企业生产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增长。农业龙头企业通常面临市场需求波动、技术革新和政策变化等多重挑战。因此，制定人力资源战略时，需要明确企业长期目标，并围绕这些目标制定相应的人员招聘、培训和激励措施。例如，如果企业目标是扩大市场份额，则需要重点引进和培养销售及市场拓展人才。企业应通过系统岗位分析和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确保在关键岗位上拥有合适人才。这需要对现有员工能力进行评估，识别人才缺口，并根据预测结果制定相应的招聘计划。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还需要关注员工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制定具有吸引力的薪酬福利政策，以增强员工的工作动力和忠诚度。总之，农业龙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需要紧密结合企业目标，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注重员工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4.2 完善绩效考核管理 在农业龙头企业中，完善的绩效考核管理是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果的关键环节。农业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较为复杂，需要企业通过高质量的绩效考核管理保障员工队伍的积极性和稳定性。一是设立明确的绩效考核标准。农业龙头企业工作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如生产、销售和技术研发等。为确保每位员工了解自己的工作目标，企业需要制定详细且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对生产人员可以设定产量、质量合格率和生产效率等指标；对销售人员，可以通过销售额、客户满意度和市场拓展情况等进行评估。二是注重全面性与科学性。除了量化的业绩指标，企业还应考虑员工的工作态度、团队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通过多维度评价，全面了解员工的综合表现。企业可以利用360度反馈等方法，收集来自上级、同事和下属的意见，使考核结果更具公正性和客观性。三是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农业生产受到季节、气候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绩效考核应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企业可以设定周期性的绩效评估，以适应市场变化和生产情况。定期审视和调整绩效指标，确保他们与实际工作环境保持一致，提升考核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四是合理的反馈与激励机制。考核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员工，指出优缺点和改进方向。根据绩效结果，实施激励措施，如薪酬调整、奖金发放或晋升机会等，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表现不佳的员工，企业应提供培训和支持，帮助其提升工作能力。 4.3 提高培训针对性 为了提升培训质量，发挥培训在企业生产和员工发展中的作用，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培训针对性。企业应全面了解员工当前技能水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与部门负责人沟通，确定哪些领域需要培训，确保培训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在了解需求后，企业应制定针对性的培训方案，根据不同岗位和职能定制培训内容。对于生产线员工，侧重于操作技能和安全规范；对于管理人员，可以增加领导力和战略规划方面的培训。定制化培训方案能够确保每位员工都能获得与其工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培训实用性。企业应采用多种培训形式，如现场培训、在线学习、实地操作和案例分析等，更好地适应不同员工的学习习惯和需求。培训效果需要通过后续的绩效跟踪来评估，企业应设定评估指标，如培训后员工技能提升、工作表现改善等，通过定期反馈和评估了解培训效果。如果培训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应及时调整培训内容和方式。通过持续反馈机制，确保培训始终与企业发展需求和员工实际需要相匹配。企业还可以设立相关激励机制，促使员工积极参与培训并将所学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提高培训整体效果。 4.4 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 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对农业龙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它不仅能提升员工的凝聚力，还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的基础是企业发展愿景和核心价值观，农业龙头企业应清晰定义长远目标和核心价值，如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和社会责任等。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愿景和价值观传达给员工，使他们能够理解并认同。企业文化的形成离不开高层领导的榜样作用，领导者需要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企业核心价值观，通过自身行为示范来影响员工。如果企业强调创新，领导者应鼓励和支持创新思维，并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这些理念。领导者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员工的文化认同感和行为模式。良好的企业文化需要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包括开放的沟通渠道、团队合作等。企业可以定期组织团队建设活动、员工交流会等，增进员工之间的联系，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参与感。需要注意的是企业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农业龙头企业应定期评估文化建设的效果，通过员工反馈、基层调研等方式了解文化建设效果，并动态调整和优化。 4.5 完善薪酬福利待遇 良好的薪酬福利待遇直接影响员工满意度和企业吸引力，因此农业龙头企业应基于自身实际不断完善薪酬福利待遇，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个合理的薪酬结构应综合考虑员工岗位职责、工作经验、市场薪酬水平和个人表现等，企业需要通过市场调研了解同行业薪酬标准，并结合自身经营状况来制定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同时让员工清晰了解薪酬构成，提升员工的信任感和满意度。除了基本工资外，企业可以提供多种福利待遇以满足员工的不同需求，包括健康保险、带薪休假、年终奖金、子女教育补贴、住房补助等。农业龙头企业可以根据员工实际情况和地域特点，设计更具针对性的福利项目。为了激励员工提升工作热情和业绩，企业可以设计与绩效挂钩的薪酬方案，包括绩效奖金、年终奖、股票期权等，这些激励措施直接与员工工作成果挂钩，激励员工更积极地工作，推动企业目标实现。除了薪酬和福利，企业还应重视员工职业发展，提供系统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提升员工工作技能，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5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农业龙头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限制了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解自身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不断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参考文献 [1]翁文阳.种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与挑战及优化策略[J].分子植物育种，2024，22（15）：5215-5220. [2]舒雅娟.国有农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及优化路径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4（10）：77-79. [3]李子怡，芮晨晶，刘玉婕，等.农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3（05）：117-119. [4]王加丽.农业经济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J].山西农经，2023（04）：122-124. [5]蔡明阳.大数据背景下农业企业人力资源变革路径探究——以都匀市茶叶龙头企业为例[J].产业创新研究，2023（01）：175-177. 作者简介：姚继刚（1971-），男，浙江杭州人，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企业人力资源。 建德市三弟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姚继刚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5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