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4日 第 4 期
总第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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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

3月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娄勤俭介绍,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3月5日上午开幕,3月11日下午闭幕,会期7天,共安排3次全体会议。娄勤俭回答了中外媒体关于中国经济形势、人工智能、民营经济立法、地方政府化债、大湾区经济、中美经贸关系等十几个问题。

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

在回答“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时娄勤俭表示,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保持战略定力,顶住压力,克服困难,特别是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30万亿元、实现了5%的增长,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娄勤俭指出,不可否认,当前,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稳定外需面临的困难挑战加大。从国内看,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我们更要看到,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娄勤俭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措施,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九个方面重点任务,这一系列举措激发和增强了经济活力。

娄勤俭举例说,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需求升级、结构升级、动能升级的广阔增量空间,既为经济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也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足够的回旋余地。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娄勤俭表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继续通过立法、监督等方面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法治保障。

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尽快出台

在回答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工作相关问题时,娄勤俭表示,民营经济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

去年12月,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上个月又进行了再次审议。一审后,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还通过座谈、调研等方式听取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方面意见。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娄勤俭说,草案第一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写入法律,把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举措上升为法律规范,对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家发展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娄勤俭表示,下一步,将根据继续审议情况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认真做好草案修改完善工作,推动法律尽快出台。

大湾区经济总量超14万亿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澳门时指出,港澳“要积极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整合优质资源,深化协同发展”。

“香港、澳门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地位独特、贡献重大、作用不可替代。”娄勤俭表示,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全力支持香港、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粤港澳居民“心联通”不断提升。

娄勤俭介绍,从经济情况看,5年多来,大湾区经济总量上升至超过14万亿元。从要素流动看,粤港澳三地货物、资金、人员流动更便捷,“1小时生活圈”从发展愿景成为生活现实。2024年访港旅客数量达到4500万人次。从民生角度看,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香港多措并举增加房屋和土地供应,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澳门协和医院建成使用,增加了医疗资源的供给。从法治建设看,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下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的高度认可。

娄勤俭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今年将开展专题调研,推动大湾区建设把“一国”之本、“两制”之利、三地优势结合好。

去年底,坐落于国家“东数西算”广东韶关集群的中国联通粤港澳大湾区(韶关)数据中心一期工程竣工。在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韶关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前瞻布局,加速向“算力新城”迈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

加快建立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2024年11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批准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截至去年年底,2024年2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已全部发行完毕,大部分地区已完成置换。2025年2万亿元置换债券发行相关工作已经启动。这有效防范化解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力保障了地方财政平稳运行,支持推动了高质量发展。

“要把事情办好,监督必不可少。”娄勤俭说,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组织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情况介绍,形成了监督调研报告,针对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化解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并依法送国务院研究处理。

娄勤俭表示,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特别是加强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实施情况的跟踪监督,推动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积极稳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助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田新元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经济主题记者会 以实招硬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3月6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

今年5%左右的增速目标能否实现?财政政策在哪些方面体现更加积极?消费提质扩容有哪些具体抓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否实施?如何更大力度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在2个多小时里,面对16位记者的提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5部门主要负责人,以翔实数据为支撑,结合新发展格局,回应社会关切。

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信心

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为5%左右。这一目标能否完成?实现该目标的基础条件有哪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说,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经过综合研判、科学论证、系统平衡,稳慎提出的。在工作层面上,我们也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了扎实和充分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通过4个“加力”举措抓好落实,“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具体来看,4个“加力”包括:把促消费和惠民生更好结合起来,加力提振居民消费,如增加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资金至3000亿元,创新丰富消费场景;把补短板和增后劲更好结合起来,加力扩大有效投资,如支持民企投资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铁路、核电、水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重大项目;把培育新动能与升级传统动能更好结合起来,加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如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做优做强做大创新型企业;把点上突破与面上提升更好结合起来,加力深化改革开放,如深入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统筹安排收入、债券等各类财政资金,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今年赤字率拟按4%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长4.4%;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的财政政策安排,体现出“持续用力、更加给力”的特征。

在重点领域保障上,蓝佛安介绍,今年全国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均接近4.5万亿元,分别增长6.1%和5.9%;科学技术支出超1.2万亿元,增长8.3%。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等领域支出保持较高增幅。“同时将持续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坚决落实党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的要求,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出好效益。”他说。

蓝佛安介绍,2024年四季度一次性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三年每年2万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这项政策通过整体设计和机制重构,在主动化解债务风险的同时,支持地方腾出更多资金资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以旧换新加力扩围,全力以赴稳外贸

今年以来,消费表现十分活跃,亚冬会带动冰雪热,“非遗春节”打响入境游“开门红”……消费回升向好的势头进一步巩固。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8.3万亿元,同比增长3.5%,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以旧换新”成为家喻户晓的高频词。

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统筹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推出更多务实管用举措,释放消费增长潜能。一项是以旧换新,突出“加力扩围、惠民升级”,让大家“换”得更加便利、更加放心。另一项是服务消费,重点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开”。

“我国外贸表现有目共睹,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增大,成绩来之不易。”王文涛表示将继续从“政策加力、拓展增量、帮扶企业”三方面下功夫,全力以赴稳外贸。“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全球贸易合作不可阻挡,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贸易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王文涛说。

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鼓励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2025年的宏观政策取向,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回应道,人民银行将贯彻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平衡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支持实体经济与保持银行体系自身健康性的关系。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机构整体健康,地方债务和房地产风险持续收敛,金融市场运行平稳。”潘功胜表示,今年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择机降准降息。

为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人民银行将会同其他部门,创新推出债券市场的“科技板”,支持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等三类主体发行科技创新债券,丰富科技创新债券的产品体系。同时,优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

为新质生产力营造健康生态

如何不断筑牢股市健康发展的根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从进一步增强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包容性、投融资发展的协同性、监管执法的有效性、市场基础制度的适配性等方面入手。如深化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改革,在发行上市、信息披露、板块层次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差异化的安排,促进市场资源向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领域集聚,并支持创新转型、绿色发展。

近年来,以科创板、创业板等系列改革为契机,关键制度创新深入推进,资本市场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先进制造、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涌现出一批龙头领军企业,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质效明显提升。对此,吴清表示,科技创新是探索未知的过程,既孕育新的动能,也伴随着风险。对于科技企业成长中的风险,希望市场各方全面客观冷静看待,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有效管理风险、获取收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更加健康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

李苑 岳佳仪

凝聚各界信心 共谋发展新篇——聚焦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围绕交通强国建设、科技引领教育变革、保护经营主体权益、金融支持提振消费等话题回答记者提问,回应社会关切。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展现“流动中国”的澎湃活力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的重要举措。刘伟介绍,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有关部委研究制定了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以及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五个领域的实施方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24年,全国全社会物流成本共降低大约4000亿元,其中运输成本降低了2800亿元。

“在工作推进中,我们重点突出了调结构、强枢纽、促联运这三个方面。”刘伟指出,在调整运输结构方面,大力推动大宗货物和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的公转铁、公转水;在强化枢纽功能方面,集中打造一批高水平的综合交通枢纽,带动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效率;依托综合交通枢纽,大力推动铁水联运、公铁联运和空铁联运。

刘伟表示,近年来,我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邮政快递网和世界级港口群,中国高铁、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和中国快递都已经成为亮丽的中国名片。同时,我国交通运输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比较完备,交通运输现代化治理能力加快提升,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流、物流运输最繁忙的国家。

“我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刚刚过去的为期40天的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90.2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1%,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高速公路拥堵路段数量明显下降,全国没有出现大范围、长时间人员和车辆滞留现象,充分展现了‘流动中国’的澎湃活力。”刘伟说。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科技发展引领育人方式变革

DeepSeek横空出世、人形机器人舞动春晚,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的当下,如何深化育人方式改革、培养更多时代英才?

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机遇。怀进鹏认为,要加大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围绕产业变革加快和加强学科布局,针对不同高校的学科优势与特点,有效建立和推动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和分类改革。

“科学技术有它的规律、有科学的范式,如何结合科学规律和科学范式培养人才?”怀进鹏提出,要加强“强基计划”,继续加大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加快和加强围绕国家战略技术发展重要的学科设置,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培养;优化现有的学科、适度增强新的学科。同时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扩容,大力提升职业教育。

怀进鹏表示,将推进试点探索示范,在科教、产教融合中建立示范区,推动建设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借助“双一流”高校的一流学科筹建高等研究院,加快与区域发展的结合,并结合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重要领域,适应国家战略和科技发展。

基础教育关系千家万户。怀进鹏对此表示,要加强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改革力度,推进市县结合的模式和机制,适应社会和人口结构的调整;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吸引和培养优秀教师到县中,更好服务乡村学生。同时,建好寄宿制学校,提升随迁子女的教育质量,推动优秀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跨域交流,加大数字教育国家平台建设。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

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平台规则不公平、收费不合理、算法不透明……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对此,罗文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将着力优化监管方式方法,大力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罗文指出,针对平台滥用“仅退款”规则造成商户货款两空的突出问题,将督促平台明确规则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情形,保障商户正当权益;针对平台实施“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规则造成“内卷式”竞争的突出问题,将督促平台规范促销行为,保障商户自主经营权。

在平台收费方面,将坚持以合理透明为目标,着力降低中小商户负担,针对部分直播主播恶意炒作、搞虚假营销、假冒伪劣产品频出等问题加强产品质量的专项抽检,加大监管执法力度。针对算法不透明、大数据杀熟、刷单炒信等问题加强综合治理,督促平台企业提高算法透明度、优化算法规则。

在规范涉企执法问题上,罗文表示,今年将继续对涉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现象进行集中整治。

对于涉企乱收费问题,既要重点查处乱收费行为,也要积极推进涉企收费监测点建设,还要积极开展涉企收费政策措施合规审查,制定出台乱收费行为处理办法,建立监管长效机制。对于涉企乱罚款问题,将通过落实过罚相当原则进行纠治,小过轻罚、大过重罚,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对于涉企乱检查问题,将通过推广非现场监管方式进行纠治,对不涉及安全、生命健康的行业领域建立无事不扰清单,对信用良好的经营主体实施“守信免检”“守信少检”等措施。对于涉企乱查封问题,要严格法定依据,规范审批程序,强化执法监督。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

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

“去年我们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稳’的态势和‘进’的步伐都更加明显。”李云泽表示。

“稳”与“进”如何体现?李云泽认为,“稳”体现在金融行业稳健运行、金融风险稳步收敛、金融改革稳妥推进;“进”可归纳为资金供给量增价减、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行业治理持续完善。

提振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科技创新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李云泽指出,促消费、惠民生,将聚焦以下关键点:一是提供更丰富的金融产品,比如,针对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场景,鼓励金融机构“量身定制”金融产品;二是提供更便利的金融服务,不断强化数字赋能,尤其针对性地解决老年人、外国游客等在金融服务中遇到的难题;三是营造更放心的消费环境,不断优化监管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匹配消费需求,有效激发消费潜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我国融资结构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这要求我们积极稳妥引导银行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李云泽认为,重点抓好“四项试点”,即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试点、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改革试点、科技企业并购贷款试点、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进而以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鲁元珍 李晓

回应热点话题 共谋发展新篇——聚焦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

3月8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依次亮相,围绕高质量发展、防洪安全、粮食安全等热点话题回应社会关切,共谋发展新篇。

“没有绿色低碳,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

黄润秋带来了两块从北京市的大气环境监测仪上取下的空气滤膜。其中一块是2015年的,是灰黑色——这一年北京PM2.5的平均浓度是80.6微克/立方米,全年有46天是重污染天。另外一块是2024年的,是灰白色——2024年北京的PM2.5平均浓度是30.5微克/立方米,全年只有1天是重度污染。十年间,北京的PM2.5浓度下降幅度达到62%。

全国的形势怎么样?黄润秋介绍,十年间,全国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性的变化。2024年生态环境质量有了新的改善,全国PM2.5平均浓度降到了30微克/立方米以下,达到了29.3微克/立方米。这也是除疫情期间的2022年以外,全国PM2.5的平均浓度首次降到30微克/立方米以下,大幅度超过“十四五”时期PM2.5浓度下降10%的目标,累计下降幅度达到16.3%。

黄润秋还表示,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永恒主题,两者不是“有你无我”或者是“有我无你”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彼此支撑、相互成就的关系,没有绿色低碳,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积极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黄润秋介绍,2024年以来,生态环境部相继推出了生态环境领域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揽子政策举措,出台了支持民营企业的22条措施。同时,生态环境部还完成了一批排放标准的制修订,推动和倒逼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与数智化转型升级。

“保障防洪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不断加剧,我国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频繁出现。李国英介绍,水利部锚定推进防洪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目标,积极推进“三个体系”建设。

一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这个体系由‘三个要件’组成。”李国英说,“第一个要件”是水库,其目的在于增强对洪水的主动调控能力。“第二个要件”是河道及堤防,其目的在于增强河道的泄洪或排洪能力。“第三个要件”是蓄滞洪区,其目的在于分蓄超出了河道泄洪能力的那部分洪水。

二是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这个体系由‘三道防线’组成。”李国英介绍,“第一道防线”是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负责监测预报“云中雨”。“第二道防线”是雨量站网,负责监测预报“落地雨”。“第三道防线”是水文站网,负责监测预报“河中水”。“三道防线”层层递进、联动发力,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和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为防洪调度提供雨水情情报支持。

三是防御工作体系。“这个体系由‘三项机制’组成。”李国英说,“第一项机制”是责任落实。锚定防洪对象和防御工作的关键环节,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最小单元,让各级责任人都明责、守责、尽责。“第二项机制”是决策支持。通过数字孪生平台,在数字流场中提前推演洪水的风险影响和防洪工程体系运用方案。“第三项机制”是调度指挥。明确各级水利部门防洪决策制定、防洪指令发布、防洪指令执行等工作程序,保障防御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李国英说,“总体上看,我国防洪安全体系和能力在逐步提升,但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多发重发的态势没有变。保障防洪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粮食安全这根弦,要始终绷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纳入主要预期目标。韩俊表示,最近三年,我国粮食平均产量已经达到1.39万亿斤,1.4万亿斤左右的目标,是经过严格科学论证的,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建设农业强国,科技是利器。”韩俊认为,现在农业科技还有一些短板弱项和瓶颈制约,农业农村部将聚焦提升农业科技创新的综合效能,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特别是推进以企业为主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大力培育农业科技领军企业,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稳产保供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14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靠自己养活自己,别人是靠不住的。粮食安全这根弦,要始终绷紧。”韩俊说。

付朝欢 成静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解读报告 设定5%左右的增长目标符合我国实际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5日举行吹风会,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解读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5%左右。对此,沈丹阳表示,这一目标的设定,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兼顾了需要与可能。

沈丹阳表示,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态势还在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发展累积了很多积极有利条件,宏观经济政策和各方面政策举措提供了强有力支持。“今年设定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符合我国实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实现这个目标绝非轻而易举,必须付出艰苦努力。”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进一步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对2024年工作回顾的提问时,沈丹阳用三个“明显”作答:一是经济明显回升向好。去年二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受国内外多方面因素影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作出决策部署后,国务院全力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回升。全年增长5%,经济总量达到134.9万亿元、首次突破130万亿元大关。二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去年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是10年来全球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三是民生保障和改善取得明显成效。比如,教育方面,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标准,近2000万学生受益。社保方面,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提高3%,向1100多万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CPI涨幅预期目标定在2%左右,有哪些考虑?陈昌盛介绍,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是经济运行的“体温”,过高过低都不好。在当前我国物价下行压力大于上涨压力的背景下,强化价格指标的导向作用,努力通过各种政策推动物价温和回升,既可以保障基本民生不受影响,同时有利于提振市场预期、促进企业增加投资,使老百姓有更多就业增收机会,有利于改善国民经济循环。

谈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陈昌盛表示,要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畅通国内大循环。具体讲,在继续落实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强化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基础上,今年的工作重点可以概括为“五统一、一破除”。“五统一”就是着力推进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统一的商品服务市场、统一的市场监管。“一破除”就是进一步规范地方经济促进行为、招商引资行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真正破除地方保护。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不少新举措。沈丹阳介绍,报告相关内容很丰富,包括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更大力度稳定和扩大就业,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抓好校园学生餐、平台外卖安全监管等。

“对社会上关心的‘一老一小’问题,报告也提出了一系列支持措施。”沈丹阳介绍,比如,针对老年人不同的服务需求,提出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强化失能老年人照护、加大老年助餐服务支持,并对加强老年医学建设、完善无障碍适老化设施等提出了工作要求。报告还提出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等措施,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帮助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马春阳

稳中求进 逐新而上——解读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国内生产总值1349084亿元,比上年增长5.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3.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5.3%……回顾2024年,中国经济航船无惧风雨、劈波斩浪,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稳健前行,交出了一份难能可贵、令人鼓舞的成绩单。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公布的《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经济增长5.0%,经济总量首次站上130万亿元新台阶,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分析指出,从生产看,得益于产业基础扎实、出口较快增长、新产业增势良好以及政策发力,工业生产增速加快、贡献率提升,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24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4.1%,提高12.7个百分点。居民旅游出行需求释放带动交通、住宿等传统服务业持续恢复,信息技术创新迭代带动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2024年,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0%,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6.2%,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从需求看,“两重”“两新”政策持续加力,内需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9.7%。同时,对外贸易实现较快发展,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3%,比上年明显提升。

“5%的增长彰显了大国的韧性和实力。”盛来运表示,5%的经济增速意味着我国有更多的实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创新、改善社会民生,不断夯实经济稳定发展的根基。放眼全球,我国5%的经济增速位居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预计达30%左右。

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破局成势的关键阶段,各方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高质量发展动能更加充沛、基础不断夯实。”盛来运说。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投入持续增加。2024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68%,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上年增长10.5%。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大国重器持续“上新”,凸显了中国创造硬实力。创新成果加速转化,更多专利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链”。2024年,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53.3%。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以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态势向好。2024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升至34.6%、16.3%。新需求不断催生高品质产品供给,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中,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5.1%、53.5%;虚拟现实设备、充电桩、新能源汽车等新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9.4%、58.7%、38.7%。

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善。高速铁路网进一步织密,2024年末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4.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70%以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截至年末共有5G基站425万个,“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7万个,实现41个工业大类行业全覆盖。

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改革开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2024年,我国坚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动力,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力,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基础制度不断完善,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有效发挥。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48.3万亿元、52.1万亿元。

高水平对外开放呈现新格局。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循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贸易伙伴遍及五大洲,已成为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43.8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连续八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尽管结构性就业压力犹存,但得益于经济总量扩大、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稳就业政策发力,就业大局总体稳定。”盛来运说,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1256万人,连续4年保持在1200万人以上。

社会事业欣欣向荣,社会保障网织密织牢。2024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为95.9%、92.0%,均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分别为1037万张、1295万人,均比上年末增加。2024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人。

2024年,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能源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2024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为23个,比11月份增加6个,今年1月份进一步增加至24个……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为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的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有利条件多于不利因素,发展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变,发展的“时”与“势”依然占优。

董蓓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相关意见。

《指导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顺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阶段特征和结构特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政策和科技、产业、财税等政策衔接配合,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支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指导意见》明确金融“五篇大文章”重点领域和主要着力点。科技金融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绿色金融坚持“先立后破”,统筹对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支持。普惠金融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体系,优化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乡村振兴、社会民生等普惠重点领域产品服务供给。养老金融强化银发经济金融支持,服务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数字金融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健全数字金融治理体系。

《指导意见》从3方面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政策措施。一是提升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和支持强度。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股权投资机构立足职能定位,为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提供融资支持。健全完善组织管理体系、产品服务体系、数字驱动的金融业务运营体系以及风险管理体系。二是强化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支持债券、股权、外汇等金融市场丰富产品谱系和风险管理工具,优化基础制度机制。培育金融机构与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循环互动的金融市场生态,加强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和配套支撑。发挥货币信贷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财政、货币、监管政策合力,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引导。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和支持配套机制,稳妥有序推进相关改革试点。

受春节错月等因素影响,二月份CPI有所回落——物价温和回升态势没有改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受春节错月等因素影响,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0.7%。扣除春节错月影响CPI同比仍保持上涨,一些领域价格显现积极变化,当前物价温和回升的态势没有改变。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表示,2月份CPI同比由涨转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春节错月导致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上年2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多,抬高了今年2月份的对比基数,导致今年2月份同比受上年价格变动的影响为负。据测算,在2月份的CPI同比变动中,上年价格变动的滞后影响约为-1.2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为0.5个百分点,扣除春节错月影响2月份CPI同比上涨0.1%,当前物价温和回升的态势没有改变。二是今年2月份的天气有利于鲜菜生长运输。2月份全国雨雪冰冻天气较少,而上年同期部分地区出现两轮雨雪冰冻天气,对农业生产和运输产生较大影响。三是汽车等商品降价促销,2月份燃油小汽车和新能源小汽车价格同比分别下降5%和6%。

2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下降0.1%、同比下降2.2%,降幅均收窄0.1个百分点。PPI下降的主要原因有几方面:一是春节前后为工业生产淡季,多数建筑项目停工影响建材需求。二是春节期间煤炭供应充足、保障有力。三是国际油价波动传导带动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下行。与此同时,随着宏观政策效果逐步显现,部分行业生产需求增加,推动PPI降幅收窄。

董莉娟表示,从分项结构看,一些领域价格显现积极变化。一是CPI中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稳中有涨。2月份CPI中能源价格环比上涨0.6%,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3%。受消费需求回升影响,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环比和同比均上涨0.2%,部分服务行业价格稳步上涨。二是工业品需求稳步释放,相关行业价格小幅上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行业发展带动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8%和0.3%。三是部分工业行业供需结构有所改善,价格降势趋缓。装备制造业中,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子半导体材料、汽车整车制造等价格同比降幅比上月均有所收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目标为“2%左右”,将通过各项政策和改革共同作用,改善供求关系,使价格总水平处在合理区间。并围绕“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

“预计2月份CPI是全年最低点,展望后期,随着有关宏观调控政策落地见效,以及翘尾因素对今年影响减弱,CPI将温和回升。”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表示。

熊丽

权威视点
严运楼:展现上海“先行者”新作为

上海勇担“创新发展先行者”使命,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形成,产业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制度创新成果丰硕,城市治理创新成效显现。新形势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需要上海进一步展现“先行者”新作为。

一是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争取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促进相关产业跨越式发展。

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

做强三大先导产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加快布局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前沿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同时,通过实施“上海制造”品牌崛起计划,加强品牌建设和质量提升,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三是深化改革开放与创新协同。

加强与国际规则对接,吸引更多国际创新资源,吸引国际先进技术、资金和人才,提升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促进创新要素的集聚和优化配置。进一步加强与长三角地区的协同创新,增强整个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推动长三角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四是提升城市软实力与创新生态。

城市的文化、教育、环境等软实力因素对吸引人才、促进创新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上海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府服务效率,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真正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要放眼世界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为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要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促进创新成果的产生和转化。通过城市软实力多方面共同发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创新发展。

进一步看,要以“五个中心”建设为抓手,全面发挥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功能优势,聚焦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严运楼

赵福昌:提振经济 稳定预期

2025年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国债、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发行规模明显加大。同时,优化结构保障重点、防范风险腾空间提能力、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提效率等也是财政政策积极加力的重要体现。多措并举,今年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超过以往,对于提振经济和稳定预期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赤字率大幅提升,规模超过以往。2025年财政赤字率为4%,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规模达到5.66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6万亿元,无论是赤字率还是赤字规模至少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高,甚至略超预期,给2025年经济向好和预期稳定吃了一颗定心丸。进一步从政策年度接续的角度考虑,赤字加力态势仍然明显。鉴于2023年发行用于灾后重建的国债资金2024年使用0.5万亿元,以及2023年使用的灾后重建资金因当年实施时间偏晚、效果多体现在2024年的存量因素,2025年的赤字率和赤字规模安排仍有相当幅度提升,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特色依然鲜明。

二是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都有明显增加。专项债规模增加到4.4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5万亿元,加力明显。即使考虑2024年使用盘活存量限额空间0.4万亿元的情况,专项债规模比上年可用财力规模仍有一定幅度增加,体现了政策积极给力。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1.3万亿元,规模较去年增加0.3万亿元,政策加力明显。

三是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强化精准投放。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和增后劲,强化战略性和重点支出保障。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对稳就业的支持,促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和重点群体就业问题。围绕扩大国内需求,加强提振消费的支持,推动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保体系、改善消费条件。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教育人才、科技攻关、绿色低碳等领域的支持,增强政策协同性。这些都通过结构优化提升整体的政策效能,达到加力的效果。

四是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腾空间、通过提升能力实现加力。按照一揽子化债政策安排,推动地方落实隐性债务置换政策,继续在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安排一定规模用于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支持地方还债,这些可以降低利息支出和腾出资源空间,实现政策积极加力。新增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增强稳健经营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为财政政策加力创造了条件。

五是在转移支付上更加给力,增强地方内生动力。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10.34万亿元,同口径增长8.4%,规模创历史新高,重点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有效提高地方财政保障能力,同时增加安排促进高质量发展激励资金,引导地方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内生动力。

六是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通过提升效率加力。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助力财政政策积极加力。如深入开展中央部门零基预算改革试点,支持地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切实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化水平,打破支出结构固化,提升战略性和重点支出领域保障水平。完善重大政策评估机制,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通过财政能力评估,防止地方超出财政能力安排支出,为财政风险防范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完善专项债项目的审批及组织实施机制,提高项目落地见效。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福昌

温彬:“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或在“适度”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沿袭了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如何落实“适度宽松”,成为市场关注热点。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货币政策基调首次由十余年来的“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要求“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在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市场倾向于认为央行将会延续一揽子增量政策以来的风格,继续加大货币宽松力度。债市随即出现抢跑。会议后不到一个月时间,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从2%左右被压到了1.6%左右,已经提前定价了30~40bp的降息预期。

央行通过各种方式来修正这一预期:1月10日,央行发布公告称,鉴于近期政府债券市场持续供不应求,决定2025年1月起暂停开展公开市场国债买入操作,后续将视国债市场供求状况择机恢复。同日,《金融时报》发表了《业内专家解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文章,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隔14年重提适度宽松,更多是对前期货币政策立场是支持性的确认”,应“避免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解读”。

这些信号基本上表明了央行态度。所以开年以来,降准降息并未如期落地,其间央行甚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流动性,使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高于政策利率。《2024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示将“强化逆周期调节,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择机调整优化政策力度和节奏”,“相机抉择”态度非常明显。

实际上,从基本面来看,年初货币政策宽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都不算强。一方面,由于受到人民币汇率偏弱、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以及防止资金空转等因素掣肘,宽松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基本面继续趋稳,1月份新增信贷开门红,春节期间消费火热、房地产成交量好于预期,市场信心在逐渐回稳,宽松的迫切性并不高。

但在政府工作报告设置了相对高的增长目标、重申“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市场对于下一步政策走向非常关注。央行行长潘功胜在3月6日的经济主题记者会上从四个方面做了详细阐释,从中可以看出不少端倪。

在总量上,央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择机降准降息”。这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适时降准降息”有微小差别,或反映出中央更关注结果,而将时机的选择权交给央行。

目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平均为6.6%,还有下行空间。向商业银行提供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资金利率也有下行空间。央行还将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充裕,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持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

在结构上,央行“将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政府工作报告也要求“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提及的领域包括“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提振消费以及民营、小微企业等的支持”等。

央行表示将“进一步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规模,拓宽政策支持的覆盖面,并科学运用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小微、养老金融等领域”“用好支持资本市场的两项货币政策工具,与证监会探索常态化的制度安排,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在政策传导上,央行“将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框架,持续强化利率政策的执行和监督”。“对于一些不合理的、容易削减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行为加强规范”,预计去年以来多次抢跑的债市将是关注重点。

遵循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打好政策‘组合拳’”的要求,央行表示“金融政策将加强与产业政策的协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注重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发力见效”。

在汇率上,央行“将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同时,强化预期引导,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年初以来,央行推出了一系列稳汇率措施,并在多个场合强调“三个坚决”(坚决对市场顺周期行为进行纠偏、坚决对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进行处置、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目的在于避免汇率过度波动,掣肘未来宽松的空间。

总体来看,“适度宽松”的重点可能不在于“宽松”,而在于“适度”,央行将通过对时机力度的把握,在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支持实体经济与保持银行体系自身健康性之间保持平衡,进而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温彬

张永军:5%左右增长目标兼顾国内外形势和中长期发展需要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202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等。2025年度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兼顾了国内外形势和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需要。

首先,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充分考虑了年度发展的需要。据教育部统计,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 1222万人 ,这些毕业生绝大多数将进入劳动力队伍、寻找就业岗位,加上往年尚未找到稳定就业岗位的群体,我国新增就业岗位必须达到1200万人以上。根据我国历史发展经验,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将带动两百多万新增就业岗位。据此,2025年经济增长速度确定为5%左右,考虑了稳就业的需求。同时,创造足够多的新增就业岗位,有利于保证居民收入增长,并实现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目标。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是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国内需求不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目的就在于通过各项政策和改革共同作用,扩大国内需求、改善总供求关系。

其次,2025年度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充分考虑了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衔接。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25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直接影响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完成又会影响到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时期要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根据多数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分析判断,“十四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在5%~5.5%之间,2025年提出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我国“十四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将为5.4%左右,体现了增长潜力充分发挥的要求。2035年远景目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要求我国经济总量在202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这就要求2026~2035年十年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速达到4.5%左右。受我国人口和经济总量变化的影响,多数研究机构和专家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在4.5%~5%,2025年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充分考虑了“十四五”与“十五五”两个五年规划期目标的衔接,也对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需要予以充分考虑。

再者,2025年度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突出了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鲜明导向。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现年度发展预期目标很不容易,必须付出艰苦努力。这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在制定2025年度发展目标时,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充分考虑到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及其影响。2024年我国实现GDP增长5%,从需求端来看,反映外部需求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1.5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0.3%,2025年随着美欧政局的变化,我国受到的外部压力和不利影响明显加大。同时,我国人口总量下降和老龄化步伐在加快,内部面临的困难也在增多。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经济增长5%左右等目标,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迎难而上的决心,也彰显了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

最后,实现2025年度经济发展预期目标需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经济政策。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必须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来实现预期目标,这就需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2025年度财政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赤字规模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一般公共支出规模29.7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2万亿元;拟发超长期国债1.3万亿元,比上年增加3000亿元。这些都体现了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导向。而且,赤字规模明显扩大并相应扩大发债规模,使得可用于一般公共支出的规模得到资金保障。从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看,不仅要求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还明确提出要优化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稳定发展,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提振消费以及民营、小微企业等的支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拟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这有助于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更好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 张永军

杨成长:持续夯实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资本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的变化,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是稳预期、提信心和推动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基础。自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我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增量举措,央行创设了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两项结构性工具,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中央金融办协同多部委发布了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证监会围绕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优化并购重组制度、做好“五篇大文章”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上述政策的及时发布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自去年9月底以来,市场交易活跃度和信心明显修复。今年春节开市以来,以DeepSeek和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科技产业领域迎来突破式发展,助推市场投资信心和活跃度进一步提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资本市场发展放在了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提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改革优化股票发行上市和并购重组制度。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从三方面为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指明方向、明确改革重点。

从市场供需平衡出发,在供给端强调以优化发行上市和并购重组制度为抓手持续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在需求端强调加快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优质上市公司主体是资本市场价值创造的最终来源,为更好服务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去年证监会先后发布了“科技十六条”“科创八条”等举措,通过健全精准识别科技型企业的制度机制、完善科技型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优化科技型企业并购重组和股权激励制度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来提升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度和服务能力。从上市公司结构看,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及机器人等创新领域快速发展,在上述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应用领域都已产生不少行业领先公司,同时也还储备了大量优秀的中小科创企业资源。我们要通过持续优化发行上市和并购重组等制度安排,为优秀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的综合融资服务,让A股上市公司的市值结构能更好反映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趋势,反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通过持续吸引和服务优质企业上市来增强资本市场内生增长动力,提升市场长期回报水平。与此同时,我们要持续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堵点,通过提升权益投资比重、构建3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优化会计核算准则、完善风险对冲工具等措施来持续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发挥好中长期资金的市场基石作用。更好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引导鼓励中长期资金持续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及“出海”的支持。

从稳定市场运行出发,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当前资本市场把稳定运行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证监会在年初工作部署中就强调要突出维护市场稳定这个关键,着力稳资金、稳杠杆、稳预期。稳市机制建设要重点突出三个抓手。一要发挥好资本市场内生稳定机制,让市场在合理波动中逐步上行。供给端要持续优化发行上市和退市制度,根据市场运行情况动态调整优化上市节奏,逐步推进IPO发行的常态化;需求端要持续引入中长期资金,通过发挥专业投资者队伍在公司治理、价值判断方面的作用来对上市公司质量及上市企业数量给予外部约束,更好实现市场的供需平衡。二要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提升对极端市场情况的应对能力。从境外市场的发展经验看,中国香港的盈富基金、日韩的平准基金以及美国的救市基金在市场经历外部冲击或剧烈下跌时都发挥了较好的托底作用,极大提振了投资者信心。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这为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有效的外部保障机制。三要引导金融机构将功能性放在首要位置,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各类金融机构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参与中介,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功能性建设,通过做市交易、丰富衍生品对冲工具来有效缓解当前A股市场交易结构失衡难题,发挥好市场稳定“维护者”的角色。

从健全多层次市场出发,持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差异大、不同行业及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投融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我国在多层次股权市场发展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绩,接下来要更好的发挥多层次债券市场的作用,切实做好“五篇大文章”。在科技金融上,要探索开发更多科创主题债券,探索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业务,更好支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智慧城市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科技创新产业园区等领域项目发行REITs,促进盘活存量资产。在绿色金融上,要进一步提升绿色债券申报受理及审核注册的便利度,丰富绿色债券产品。在普惠金融上,要积极发展乡村振兴债,支持企业发行债券用于现代乡村产业和农业建设,创设更多固收+的低风险、低波动产品更好匹配居民低风险偏好的需求。在养老金融上,加大支持银发经济企业债权融资,探索以养老设施为基础资产发行ABS和REITs产品。在数字金融上,持续完善多层次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展望全年,我国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具备一系列积极条件和因素的支持。从境内看,在一系列增量政策举措下,我国经济稳步回升向好为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长期资金的持续入市为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提供了有效的资金支持,截至2024年底我国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已突破32亿元,其中权益类投资规模接近8亿元。从境外看,人民币汇率的企稳、中国科技企业的创新突破都在吸引境外资金加速回流境内市场,并且从全球资产配置角度看,当前大部分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配置比例都处在近年来的历史低位水平,配置结构的再平衡也可能引发境外资金加速回流,这都将有利于推进资本市场持续走稳走强。

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杨成长

王红英:以“五篇大文章”为锚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功能

今年两会恰逢“十四五”收官之年、“十五五”规划布局之年,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年。同时,也是在特朗普再次出任美国总统后,再度挥舞“关税大棒”,搅动贸易逆风,加剧全球经济的分化和不稳定,导致世界经济进入动荡期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个关键时期召开两会,制定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发展中国经济高质量经济,成为从近日代表委员的发声中,笔者切实感受到了代表委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在大家的热议中,一方面重视民生经济发展,尤其是重视年轻人就业、老龄化康养,涉及医疗、教育、就业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如何提升中国产业的发展内涵是大家在今年两会期间的重要关切。

今年两会提到着力提升高质量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层面的高质量发展,将在芯片、新能源、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方面持续投入,促硬科技发展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另一个是如何创新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提升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金融多达22次,充分显示了政府对金融市场的重视程度,尤其是涉及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个方面。同时,要求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改革,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全面提升资本市场发展的质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事实上,我国金融资本市场从2023年进入全面注册制时代以来,高质量的金融资源保障势必会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其功能作用已有效发挥,效果明显。期货及衍生品市场作为金融资本市场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对企业风险管理、未来价格预测,可以起到较为客观、科学的引领作用。

在普惠金融方面,期货市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功能角色。从2013年大连商品交易所首次创新开发“期货+保险”模式以来,这种新型金融模式对我国农业平稳化、规模化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随之推向全国,并多次出现在过去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种通过场外衍生工具,加上财政补贴的模式,有效助力农业主体管理风险,持续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在保障农户收入、提高农户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过程中贡献了期货智慧与方案。

在新能源产业层面,我国推出了工业硅、碳酸锂等与新能源关系密切的期货及期权品种,许多生产商通过广州期货交易所的碳酸锂期货开展套期保值,不仅稳定了碳酸锂行业的价格体系,还稳定了企业资产负债表、现金流,为提升我国新能源产业在全球的引领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股指及国债期货,在经济调整阶段,许多上市公司的市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其利用场内、场外的期货、期权产品进行对冲,稳定了公司的净资产,实现了健康发展,尤其是通过细分的股指期货分类,创新型、科技型、环保型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实现了对冲保值,期货市场的避险作用充分体现。在养老金融方面,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募基金在老龄化、利率水平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则利用金融期货锁定所投资资产的价值。

所以说,期货行业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只有构建高质量的金融资本市场,才能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只有进一步发挥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为我国经济保驾护航,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着眼于国家战略目标和实体经济需要,明确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工作目标,提出到2027年“五篇大文章”有关领域融资可得性和金融产品服务适配度持续提升,金融管理和配套制度机制更加健全。这与央行前期出台的各领域专项文件一起,构成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完整政策体系,可以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质效。

《指导意见》提到,“证券、期货、基金、私募股权投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机构围绕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型,有效提升投资能力,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持续优化全球网络布局和服务模式,助力中小企业出海拓展业务”。笔者注意到,今年两会期间还有一些代表委员进一步提出发展期货市场的相关建议,尤其是提到期货的国际化发展极为迫切。加大推广人民币定价的大宗商品及其他资产的国际化交易,未来将成为全球贸易定价的核心资产。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化的背景下,适度放开资本限制,让期货行业“出海”,为国际化企业提供全球化的风险管理服务,在当下显得极为重要。

近几年,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期货及衍生品研究机构在香港成立。比如,笔者所在的研究院从2000年进入香港,拥有20多年的全球研究经验,为许多出海企业提供汇率保值、海外EPC、项目的对冲解决方案以及财富管理服务,提供了全球化的、高质量的风险管理策略及投资建议。

春风浩荡迎盛会,砥砺奋进谱新篇。今年两会胜利召开,是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这无疑也将促进期货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无论世界政治、经济如何变化,科学地掌握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熟练使用套期保值工具,将使中国经济乘风破浪、稳健发展。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 王红英

王微:大力提振消费 促进改革与创新协同发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政府工作的十大任务之首,使消费再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日前,本报记者采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王微,深入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提振消费的举措,剖析消费新特点,探寻提振消费的可行路径。

大力提振消费对稳定经济增长至为关键

“现阶段将提振消费摆在重中之重,对当前经济稳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王微表示,提振消费既是短期稳增长的迫切需要,也是中长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短期看,疫情后消费虽在恢复,但仍不稳定。2024年,15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举措,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一个百分点,全年增速稳定在3.5%,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4.5%,稳定消费对稳增长意义重大。

从中长期而言,根据国际经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稳定上升,内需尤其是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迈向高收入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扩大消费、促进消费增长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更为有力有效地带动产业升级和投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不断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中央通过“十四五”规划,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促消费长效机制等举措,持续强化消费在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和稳定锚地位,今年的工作部署更是体现了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和创新性。

“增速向稳、增量向新”为当前消费重要特征

谈及现阶段我国消费呈现的新特点,王微总结为“增速向稳,增量向新”。近年来,最终消费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持续稳固。2024年是消费市场从疫后回补转向常态化稳定增长之年,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消费增速趋于稳定。同时,消费增长中主要的增量来源展现出很多新特点,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政策创新对消费的支撑拉动作用显著。

一是消费结构向新调整,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加快转向服务消费,服务消费的支出比重进一步稳定上升。2024年服务零售额增速达6.2%,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近2.7个百分点,居民服务消费占比恢复至疫情前的47%.教育、医疗、文旅等领域需求增长显著。

二是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新动能持续增强。2024年,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同比增长40.7%,市场占有率超40%;2024年全国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13.08亿元,同比增长6.5%,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6.8%,增速持续领先。

三是供给创新激活新赛道。2024年新增消费品种类超2000万种,增幅超10%.随着近年来文化自信的快速提升,国潮新品等新消费品类不断涌现,成为增长新亮点。

四是政策创新成效显著。特别是“以旧换新”政策四两拨千斤,2024年撬动消费1.3万亿元,家电、汽车等品类销售大幅增长。今年政策也将进一步加力扩围,补贴资金规模与覆盖品类双双提升,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提振消费要依靠改革与创新协同发力

在探讨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时,王微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与政策创新需要协同发力。

——在政策创新层面,延续并强化现有政策,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推动消费体制升级。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显著,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5年将继续推进和加力扩围,加大补贴资金力度,扩大覆盖品类,相关政策已开始落地实施。2025年1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对外发布《关于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明确将加力支持家电产品以旧换新。继续支持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吸油烟机等8类家电产品以旧换新,将微波炉、净水器、洗碗机、电饭煲等4类家电产品纳入补贴范围。中央财政已预下达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首批资金810亿元,支持各地做好政策持续实施的衔接工作。

——促进宏观经济政策协同,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财政政策可通过降低税费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金融政策则加大消费金融支持,如降低利率、创新消费信贷产品。2024年底,绝大部分存量房贷利率已完成批量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全年利息支出1500亿元左右,惠及5000万户家庭。

——稳定居民就业是提振消费的关键一环,通过稳定就业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升养老金水平,增强居民消费信心。——稳定楼市和股市也至关重要,楼市与百姓消费关联紧密,股市影响投资者信心,稳定二者有利于释放消费潜能。

王微表示,针对百姓新需求,要加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力度,特别是针对医疗、电信、教育、养老、托幼等等重点领域,增加服务消费供给,满足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消费信心源于稳定预期与增加收入。短期需稳定楼市、股市,避免资产价格波动抑制消费意愿,中长期要通过稳就业、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稳定就业才能稳定收入,进而促进消费,让百姓生活稳定,敢消费、愿消费。”王微最后说。

记者 王馨玉 杨鑫月

马建堂: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底气在哪里?

2025年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第一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举行。

央视记者提问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马建堂,今年开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电影文旅等各方面展现出勃勃生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如何看待今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底气在哪里?

马建堂说,过去一年的经济工作很不容易,取得的成就极不平凡,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改革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应对、综合施策,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胜利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主要发展目标任务,不仅为“十四五”规划的圆满收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步履维艰的世界经济注入了稳定向上的中国力量,彰显了经济大国的强劲韧性。

马建堂说,2025年是“十四五”的最后一年,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非常重要,正在召开的两会要讨论和审议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我坚信中国经济一定能够在去年企稳回升向好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取得新进展,对此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深厚的底气。”

首先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难关,化危为机,难中有进。无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诸多方面的历史性变化,还是去年中国经济走出了前高中低后扬的增长曲线,从根本上都归因于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归功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把舵领航,这是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到达彼岸的最大底气所在。

第二,因为我们有有力的宏观调控工具。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定,今年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要实施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要更加有力,更加给力。比方说要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要适度增发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只要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这些大方针,社会预期就一定能够进一步的改善,社会信心就一定能够进一步的增强,中国的经济一定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进展。

第三是因为我们有全面深化改革的支撑和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确定了360多项改革的任务,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6个多的年头,这些年来我们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历史性变革,划时代的进步,都已经证明了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仗。我们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改革、努力开放、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奋力实现今年两会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和确定性。

记者 顾杰 刘雪妍 肖彤 曹飞

国研分析
“扬长补短”建设中国特色综合型农业强国

摘要:以评价指标计算作国际比较,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在全球较为领先,但与建设综合型、特色型农业强国目标相比存在差距。对标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并基于中国国情和特色,我国应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综合型农业强国为战略目标,以“扬长补短”为战略方针,改进农业生产手段,拓宽农业与食品产业格局,完善农业支持政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经营方式。

关键词:农业强国,综合型,中国特色,扬长补短,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农业强国。本文分析了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优势与短板,进行了国际比较,提出了战略目标与方针。

一、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与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与一些必需的优势。

(一)我国农耕文明历史深厚,历史上既是农业大国又是农业强国

我国历来具有高度重视农业的政治传统。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兴修安丰塘、郑国渠、都江堰等规模宏大的灌溉水利工程,秦朝以后历朝历代兴修水利、治河治水为我国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期的农耕文明演变中,我国形成精耕细作、种养一体、生态循环、农业与纺织等手工业结合等为特点的高度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悠久深厚的农耕文明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和遗产,造就了我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强国的历史地位,滋养了两千多年来持续保持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培育了大量优良品种,总结了大量农业生产经验知识,农业品种和技术向世界不断传播,在历史上形成了《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一批农学经典著作,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评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我国现拥有19处,居世界第一位。

(二)我国是农业资源大国,具有农业资源丰富优势

我国幅员辽阔,经纬度跨度大,距海远近差距大,地势高低不同,地形类型多样,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农业气候和农业地理,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明显。丰富多样的农业气候地理条件孕育了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的大国农业,我国农业资源的丰富性、农业的多元化、农产品的多样性足可以傲立全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耕地面积19.18亿亩,仅次于美国、印度、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逐步完备,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进一步夯实。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超10亿亩。

(三)我国是农产品生产大国,具有农业产业体系齐备优势

多年来,我国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谷物、肉类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保障了全球最多人口大国的食物安全。我国水稻、小麦等自给率长期保持在95%以上,2023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93公斤,位于全球前列,实现了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我国持续增强国内农业产业链供给保障能力,农林牧副渔产业体系齐备,农产品及食品生产体系丰富多元,构建了农业研发、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品牌、服务等环节组成的功能齐备的农业产业体系,各类生产经营与服务主体不断发展壮大,积极融入全球农业产业链,体现了农业生产大国与消费大国应有的、农业强国必须的产业体系齐备优势。

(四)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具有经营体系健全优势

我国拥有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广大农民的农业技能较强,农业从业者专业化、职业化、高素质化趋势明显,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实力增强,我国已具有农业强国必需的不断提升、层次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具有农业经营体系健全优势。据农业农村部数据,全国共有农村实用人才2200多万人,其中高素质农民超过1700万人。由高素质农民组成的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主体正在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2022年全国有家庭农场391.4万家、农民合作社222.2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104.1万个,通过服务带动小农户超过8900万户。

(五)我国工业支撑农业的实力增强,逐步具有农业科技装备水平较高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工业体系完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工业有力地支撑了农业科技装备进步,农业装备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工业化支撑。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4.5%提高到2023年的63.2%,农作物自主培育品种面积占95%以上。现代农机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能够生产4000多种农机产品,满足国内90%的市场需求。三大主粮作物收获已基本实现机械化。2023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3%。农业机械化进一步向产后收储、加工环节延伸。

二、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存在的短板

在建设农业强国的征程上,我国农业主要存在五大短板,其中最大短板在农业科技装备。

(一)农业关键技术由发达国家掌握,高端农业科技装备存在受制于人的短板

历史上我国农业既大且强转变为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代工业落后导致的农业科技装备水平落后,尽管我国工业支撑农业的实力增强,但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最大短板依然在于农业科技装备,主要表现是农业关键技术与高端农业科技装备落后。我国在育种、农机关键技术等方面同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生物育种原始核心专利、实用功能性状基因专利、育种科研仪器设备等关键技术主要为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所掌握。我国在农机动力、机电控制等农机装备领域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一些关键零部件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能够生产的4000多种农机产品以中小型、中低端为主,同全球7000种农机产品相比仍有40%空白。我国国产主要农机产品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仅为国外先进水平的50%左右。满足丘陵山区、地方特色农业需求的小型轻便农机具、用于林果茶等特色农业和畜牧养殖业的特殊农机具仍是短板。

(二)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业产业存在韧性不足短板

我国大多数农业产业仍然以销售初级产品为主,产业链延伸距离短,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价值增值能力弱。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农业附加值的重要途径,2022年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2%,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比达2.52∶1,但我国农产品深加工率仅有30%,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跨区域、跨季节调节农产品供需能力不足,产地价低滞销和销地价高短缺情况并存。农产品流通运输存在瓶颈制约,特别是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运输能力不足,果蔬、肉类、水产品等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运输率分别只有5%、15%、23%,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由于冷链物流设施不足和“断链”造成的生鲜农产品损失率高达20%。

(三)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农业国际贸易存在竞争力低的短板

农业生产成本上涨挤压农户收益空间,特别是农资、农机成本和土地流转费用快速上涨。2011年到2023年的12年间,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均呈上涨趋势,如稻谷总成本上涨51.4%、小麦上涨66.3%、玉米上涨71.7%、大豆上涨93.2%、规模养殖生猪上涨48.5%,而同期各主要农产品利润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我国多数主要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价格倒挂,农业产业竞争力在国际市场处于弱势地位。

(四)人均耕地资源不足,农业经营存在“小、散、弱”短板

我国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国土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国土面积的33%,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占比小。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资源匮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农地经营规模、经营主体存在“小、散、弱”短板。2022年全国经营耕地的农户23290.7万户,其中经营耕地面积超过30亩的农户有1132.7万户,占比仅4.86%,经营耕地30亩以下小农户数量占比超95%。

(五)自然资源结构性不足,农业资源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短板

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带多,水资源与耕地空间分布错配。水资源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全国年降水量的分布由东南的超过3000毫米向西北递减至50毫米。我国耕地的分布却是南少北多。64%的耕地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吉林、新疆等5个省份耕地面积较大,占全国耕地的40%,而水资源只占全国的12%左右。2022年全国农业用水量占全国用水总量的63%。华北平原农业生产长期开采地下水造成面积广泛且严重的地下水漏斗区,东北地区黑土地长年以来重用轻养导致黑土层变薄。

三、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与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

(一)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基本类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共同特征,就是要遵循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给农业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质的飞跃,世界上典型的农业强国普遍为先发展起来的经济发达国家,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根据其典型发展特征可以分为四类(见表1)。第一类为综合能力强的国家,美国是国际公认的综合型农业强国,农业发展的各类指标都名列前茅、几乎没有短板,农业强国的五个特征均强。第二类为资源禀赋好、产品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2021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人均耕地分别为17.92亩、28.56亩,人均谷物占有量分别为1223千克、1988千克,领先全球。第三类为产业韧性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经济综合实力强、农业科技水平与生产效率较高,2021年谷物单产水平都超过460千克/亩。第四类为资源少但产品精、特色强的国家,日本、以色列、荷兰的人均耕地都不足1亩,比我国还少,但其2021年劳均农业产值分别达到2.48万美元、8.75万美元、17.86万美元,远高于我国的劳均农业产值0.71万美元。

(二)我国在农业强国国际比较中的地位

以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五大特征为标准,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包含5个一级指标与15个具体指标的农业强国评价体系及方法(见表2)。通过综合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兼顾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类型,筛选出35个国家后利用极差法标准化处理指标并加权平均计算其农业强国综合指数(见表3)。从评价结果看,我国的农业综合发展水平在全球处在较为领先水平,2021年位列第7名,不及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和以色列,高于德国、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等西方发达国家,高于同属于东亚且是发达国家的日本和韩国。日本虽然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特色强,但由于其人均谷物占有量较低、农产品成本高、国际竞争力弱等因素,在综合比较中不占优势。

(三)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综合型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

农业强国建设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全局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与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总体战略目标应当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综合型农业强国。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内涵更广、目标更高,不仅是单项强、特色强的农业强国,而应是供给保障、科技装备、经营体系、产业韧性、竞争能力这五大特征都强的综合型农业强国;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特色更鲜明,不仅要遵循一般规律,还要体现中国特色、大国特色、社会主义底色;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地域更广,不仅发达地区、农业大省的农业要强,全国农业整体上都要强。

四、建设中国特色综合型农业强国的战略方针

我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综合型农业强国应以“扬长补短”为战略方针,充分发扬我国农业优势与长处,有针对性地补足农业发展短板、采取关键举措,不断增强农业发展能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一)发扬工业支撑农业的长处,改进农业生产手段,补齐高端农业科技装备研发与应用短板

充分发挥我国工业支撑农业的优势,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着力攻关基因编辑、合成生物、智慧农业、农机装备等方面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学研深度融合,补齐高端农业科技装备研发与应用短板。充分发挥我国信息技术的优势,以智能农机发展为先锋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推进北斗导航、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在农机上的应用,推进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无人农场建设等协同发展。加强特色农机、丘陵山地小型机械、畜牧养殖机械、农产品加工装备等研发与应用,提高基础性关键零部件效能和可靠性。

(二)发扬农业产业体系齐备长处,拓宽农业与食品产业格局,补强农业产业韧性不足短板

充分依托农业农村资源条件与特色优势,树立我国特色农产品与美食自信,拓宽农业与食品产业格局,开辟农业新赛道,农业更广地向二三产业拓展,农产品生产更深地向食品生产拓展。合理利用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自然资源、生物资源、农业设施资源,积极开发具有我国各地地域特色的美食产品,培育壮大稳定成熟的多样化的中国特色美食产业,形成全球知名的系列“老字号”美食品牌,推动中国特色农产品与美食走向全球。对标全球最强食品加工企业,推动农产品与食品加工业提质升级,锻强农产品与食品全产业链,以加工业升级发展为龙头带动大农业良性发展。促进初级农产品生产与食品加工业更紧密结合,打破其分属一二产业的行业壁垒,统筹整合农业科技、工业制造、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提高农业与食品产业专业化、规模化、集聚化、产业化水平,全面增强农业与食品产业韧性。

(三)发扬农业大国长处,完善农业支持政策,补上农业国际竞争力低的短板

充分依托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产品生产大国、消费大国、进口大国的地位,以农业大国优势促进农业强国建设,以农业大国影响力促进国际竞争力提升,提高我国参与制定农业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和农业国际贸易主动权。提高农业补贴支持政策的激励效应和精准性,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脱钩;强化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等的补贴力度;调整农业补贴对象,从“土地承包者”转向“生产经营者”;健全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补贴政策,激发农民提升农业生产生态效益和竞争力的内生动力。

(四)发扬农业资源丰富的长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补上人均农业资源不足的短板

充分利用我国多样化农业地理与气候、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补上人均农业资源不足的短板,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全方位发展大农业,全面增强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加大跨区域、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力度,促进水土资源匹配,积极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在新疆等大西北水土资源条件适宜地区新建一批大中型灌区。积极采用现代农业设施、农机装备、生物科技等突破性技术,充分开发传统生产方式未能利用的荒地、沙地、盐碱地等土地资源,充分挖掘利用山地、高原、丘陵以及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产潜能。

(五)发扬经营体系健全长处,改进农业经营方式,补上“小、散、弱”短板

既要发扬光大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强项,又要引入现代化经营方式弥补经营主体普遍“小、散、弱”不足。透过“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应适当定位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职能,小农户是稳定农业基本盘的经营主体,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强大农业未来格局的经营主体。应持续培养提升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探索农业合伙制经营,让这些“大农”担当强农重任,成为提供商品化农产品的主力军,成为发展生产、加工、物流、产品营销等产业链的主力军,成为提供农业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服务的主力军,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全面增强农业经营体系实力,以“大农”为主体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综合型农业强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

以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算法”优势缓解青年就业压力

青年就业问题是关乎民生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城市产业集中、资源集聚、各类发展设施完善,是吸纳就业的“蓄水池”。2022年,共青团中央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并在全国56个城市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截至2024年初,我国已经有超过200个地级市、500个县级市明确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目标,通过聚焦青年群体,不断优化满足青年多样化、多层次发展需求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助力青年成长成才。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不仅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也是缓解青年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国家统计局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显示,2024年12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5.7%,青年群体就业压力仍处高位。教育部数据统计显示,202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达1179万,创历史新高,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大量毕业生涌入城市求职,使得城市就业市场供需失衡加剧,就业竞争越发激烈。与此同时,我国城市产业快速升级转型,传统岗位不断减少,新兴产业对人才技能的要求大幅提高,也使得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青年发展型城市是新时代顺应青年人才成长规律,服务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未来,应更加充分地发挥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算法”优势,丰富青年就业机会,减轻青年就业负担,激发青年就业潜能,全方位、多层次缓解青年就业压力。

做好“加法”:拓展青年就业岗位

缓解青年就业压力的关键在于从源头上广开就业渠道,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从目前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实践来看,尽管各城市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各异,但均首先强调“以业引人”“以产聚人”,通过锚定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做好就业“增量”、促进青年就业岗位的多元化创造条件。例如,杭州、合肥等城市,对与青年群体知识技能结构高度契合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消费等产业精准培育,带动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电商运营等岗位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青年人才投身其中,展现出青年发展型城市在产业升级驱动青年就业方面的强大效能。

缓解青年就业压力,需要进一步做好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加法”。一是以产业升级拓展就业岗位。充分利用青年发展型城市在资源整合、政策引导方面的有利条件,借助高能级企业、平台、项目的集聚效应,激活高新技术、现代服务和文化创意等产业,扩大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等就业容量大的经营主体规模。通过提升城市产业对青年就业的吸纳能力,提升青年就业岗位承载力,稳定并增加高品质青年就业岗位。二是搭建青年适岗化培训体系。由城市政府牵头,联合高校、职业院校和专业培训机构,结合城市产业发展和当前青年群体就业诉求,开发定制化的培训课程,增强青年就业竞争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三是强化青年就业供需对接。鼓励企业深度参与高校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开展订单式的人才培养,实现青年人才培养与城市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同时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城市青年人才对接平台,实时更新就业岗位和人才信息,定期举办各类招聘会和行业人才交流会,不断提高青年就业的精准匹配度。

做好“减法”:降低青年就业成本

青年于城市的就业选择,本质上是基于个人和家庭“成本—收益”的理性权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核心优势之一,就在于其明确提出“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发展理念,能够主动且精准地对接青年发展需求,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为青年提供可负担的住房、优质的教育、可靠的医疗等条件,有效减少青年的“营生”支出,减轻青年的就业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例如,珠海、淄博等城市,立足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通过新建或改造既有房屋,打造覆盖城市主要产业园区、人才市场、交通枢纽的“青年人才驿站”,为青年求职者提供免费住宿,满足青年求职期间的短期住宿需求,就是发挥青年发展型城市“减法”优势的具体举措。

缓解青年就业压力,需要进一步做好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减法”。一是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推广城市青年驿站等青年居住服务模式,在城市优质地段筹建青年人才公寓。同时,针对青年“买不起房”“租不到好房”的困境,完善“配租+配售”的住房保障体系,形成公租房“兜底”、保障性租赁住房“过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安居”的格局,满足青年不同阶段住房需求,实现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再到“一套房”的有序衔接。二是协同推进儿童友好型和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托育、养老等家庭因素对青年就业成本和城市归属感具有直接影响。应在推动青年发展城市建设过程中,协同推进儿童和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支持各类托育机构提供全日制、半日制、临时托管等丰富多样的托幼服务,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减轻青年的家庭负担。三是加快空间场景适化改造。针对青年群体普遍面临的职住分离问题,联动中心城区更新与新区建设,优化产业和居住空间资源配置,建设青年友好型小区、社区、街区、园区,减少青年工作通勤时间,营造多元化理想生活场景,充分满足青年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需求。

做好“乘法”:营造青年就业生态

良好的就业生态,对于改善青年就业环境、激发青年就业潜能与活力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产生就业与发展的倍增效应。青年发展型城市不仅要重视短期青年适岗就业问题,更要关注青年长期成长成才。各地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通过紧密结合青年群体就业需求和特点,健全青年职业发展支持体系,营造热爱学习、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氛围,促进知识共享、文化交流与合作创新,为青年提供丰富的学习、发展和价值实现机会,能够显著增强青年对城市的认同感,有效推动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和协同发展。例如,成都、嘉兴等城市,建立了“青年夜校”,贴合青年的就业需求和兴趣爱好,开设电商直播、短视频制作等热门课程,支持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充电学习”和创业交流,不仅有效提升了青年在新兴行业的就业能力,还培养了青年的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

缓解青年就业压力,需要进一步做好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乘法”。一是健全城市青年就业服务体系。完善从实习实践到适岗就业全周期政策服务体系,开发涵盖科研类、技术技能类、管理类、社会服务类等的见习岗位,“提前一步”助力青年岗位锻炼;加强青年就业指导,及时提供专业性的就业指导服务。同时,完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协调、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等制度,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乱象,健全城市新业态的青年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二是完善城市青年终身学习条件。鼓励和支持青年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自主实现自身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加强城市青年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建设,为青年提供多样化的进修培训机会。推广“青年夜校”,设置和开发更多实用课程。优化城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的服务,建设“城市书房”“青年自习室”等,免费向青年开放。三是培育城市青年创新创业文化。将青年创新创业政策纳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政策体系,完善税收优惠、创业补贴、项目资助等城市青年创新创业政策。举办各类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创业论坛、创业分享会等活动,弘扬创新创业精神,推动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精准定位青年群体,挖掘城市特色元素,塑造城市青年创新创意品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赵峥;北京师范大学 荣婷婷

中国绿色制造业的内涵、发展与政策支持

绿色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主要讨论了绿色制造及其相关概念的内涵特征,我国绿色制造业的发展概况,并从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等方面对我国的政策激励进行讨论,以期为我国绿色制造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助力相关企业更好地理解政策导向,优化自身发展战略,推动绿色制造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我国绿色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培育更多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绿色制造企业,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一、绿色制造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与制造业有关的概念众多,如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绿色产业链绿色供应链等,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身在其中的业界人士必须明白。

1.制造业的内涵及其特征

制造业与工业的内涵不同:工业是从事自然资源开采、对采掘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生产部门;制造业是通过物理或化学变化将原材料转化为商品的生产部门,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两大部分;如生产机床的是重工业,生产衣服的是轻工业。而制造业则分为众多行业,如机械制造、电子制造、化工制造等等。铁匠打造菜刀、工厂生产手机或农药化肥等,均属于制造业范畴。简单说,工业的源头是自然资源,制造业的起点是原料(当然,同样是煤炭,埋在地下是资源,开采出来就是原料或燃料),终点是产品;运用技术工艺,消耗资金和能源对原料进行加工,形成可满足市场或用户所需的工业品或消费品。建筑物中的制成品、零部件,如砖头、螺丝钉等的生产属于制造业;而将这些部件组装成建筑物则属于建筑业。

制造业,根据产品用途可分为生产最终消费品的加工制造业,生产机械设备的装备制造业;依据使用的物质形态,可分为离散型制造业和流程型制造业(钢铁生产还分出长流程和短流程);按企业的运作方式,可分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专家视角制造业;按照技术含量,可以分为低技术、中技术及高技术制造业。《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制造业覆盖31大类行业,包括食品加工、家具制造、金属加工、化工制品、医药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等领域;31大类分为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行业。制造业也包括再制造产业,如将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的专业化修复并达到与原有产品相同的质量和性能标准。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研究,我国是拥有其产业分类中所列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唯一国家,建成了世界上体系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

总之,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我国14亿人的衣食住行用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制造业也就谈不上“世界制造中心”了。

2.绿色制造的内涵及其特征

绿色制造,是一种生产过程清洁、原材料利用效率高、环境不利影响小、对气候友好的先进制造,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现代化制造。绿色制造要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产品的设计、制造、包装、物流、使用以及回收再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统筹考虑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生态安全、环境保护、人体健康、气候变化等因素,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绿色制造体系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资源的绿色化、生产过程的清洁化以及产品的绿色化。具体来说,这涉及在制造过程中采用环保材料和可再生能源;对生产中使用的物料和燃料进行详尽的科学分析,识别问题并进行优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物料和燃料的消耗,减少或消除有毒有害物的使用,并加强对生产过程中废弃物排放的管理,实现清洁生产;同时,推动制造业在各个方向、各个环节和整个供应链上的转型和改进,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端发展、能源消费向低碳转型、资源利用向循环经济转变、生产过程向清洁化发展、制造流程向数字化升级、产品供给向绿色化迈进,全面提升各地区、各行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绿色化水平。

绿色制造的重要环节是绿色设计。绿色设计,也称为环境设计或生态设计,是技术体系的集成。发展绿色制造需要建立系统设计平台,并与成熟的相关设计工具(如CAD、CAE、CAPP等)一起形成平台的支撑系统。选用可循环的材料,包括产品可卸性,可拆卸零部件模块化和链接技术及其应用。在包装材料选择、包装形式以及产品贮存、运输等方面对环境的影响要最小化。对报废产品进行回收利用,包括可回收的零件、材料识别与分类分级利用,或进行可回收零部件的修复、检测和再利用,再生产品必须符合产品设计要求。

绿色制造,是“从摇篮到摇篮”的制造过程绿色化,强调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综合考虑原材料和环境因素,以体现现代制造的“大制造、大过程、综合管理”等特点。绿色制造要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应满足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绿色制造强调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减废、资源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这意味着能源的使用必须既安全又高效,同时要追求清洁和低碳,目标是减少能源消耗、优化能源利用,以节约能源并减少污染物及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的排放。此外,绿色制造还要求开发和采用高效、清洁的制造技术和工艺,这有助于提升资源转换效率、降低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并促进材料的有效回收和再利用。

3.智能制造的内涵及其特征

智能制造,是集软件和硬件于一体的制造系统,融合了先进制造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现代企业管理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决策、自执行、自学习、自适应特征,是传感器、移动通信、数字孪生、工业大数据、仿真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蓬勃发展与交叉融合的结果,其本质上是先进制造。

智能制造,从系统层级看可分为设备、单元、车间、企业等,这些均为智能制造的载体。智能制造以制造为本,智能是制造水平提升的手段。智能工厂或车间是构成人机协同的高效、节能、环保的主要组织单元。智能制造以制造业的关键环节和主要流程智能化为核心;关键环节包含产品、装备、生产过程、管理、服务,主要流程覆盖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各环节各流程的协同融合,以保证高效生产和智能运作。

智能制造的技术与产业链。从技术看,可分为基础共性技术和标准(数据标准、集成电路、移动通信等),智能装备,工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从产业链看,分为上游的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解决方案,中游的智能工厂(行业应用)和下游的智能服务(智慧物流及仓储等)。智能制造的精髓是精益生产,这是一种能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没有冗余的生产体系和管理方式。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之一是绿色化。智能制造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集中体现,没有互联网,数字传输和云计算等难以实现。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进行数据的深度挖掘、加工并形成数字孪生,服务于智能制造系统各个生产单元;强调柔性、集成、协同、高效、精益、绿色,采用清洁能源、绿色材料、绿色工艺、绿色产品、绿色包装和绿色工厂等途径,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是信息技术(IT)与运营技术(OT)融合,是一种节能、环保、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可以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

4.绿色产业链与绿色供应链

绿色产业链(Green Industrial chain)是在整个产业链中,重视各环节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核心在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调联动。在上游,原材料供应商要尽量减少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采用绿色环保材料,确保产品从源头就是绿色的;在中游,生产企业要采用绿色设计,优化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在下游,物流企业和销售商要采用绿色包装和低碳运输方式,减少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环境影响。

绿色供应链,是在整个供应链中综合考虑资源效率和环境影响的管理模式;实现产品从设计、生产、包装、运输到回收利用的全链条绿色化。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重构、气候变化持续加剧、资源约束日益紧迫的背景下,绿色供应链已成为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驱动力。绿色供应链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本质上是通过从根本上重构产业生态、全方位推动技术创新、深层次引领消费变革,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构建绿色产业链,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要推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产业的有机融合,以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有机衔接。全球绿色供应链发展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加快,特别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以区块链、大模型、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全面重塑供应链的运作模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和贸易规则。

绿色制造是工业绿色发展的抓手,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绿色制造可以减少和消除生产环节的技术、成本、制度等方面的制约,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可以构建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促进生产、消费等环节畅通。流通环节可以打通生产、消费堵点,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可以通过政策激励公众的绿色消费,并降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信息不对称,创新消费服务模式等途径以释放我国的消费潜能。

二、我国绿色制造业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机遇挑战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近年来,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加快构建,绿色制造理念得到推广和普及,并从生产端、供应链延伸到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之中。以重大工程和项目为牵引,以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为重点,推动绿色制造业快速发展,并带动绿色技术推广应用、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转型。绿色工厂遍地开花,绿色工业园区相继涌现。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底,国家层面共创建绿色工厂3616家、绿色工业园区2 6 7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 0 3家,累计推广绿色产品近3万个。一大批绿色工厂能耗水平比国家能耗限额先进水平还低,初步构建起从基础原材料到终端消费品的全链条绿色产品供给体系。一批节能环保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迅速成长,有效带动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创新能力提升。

同时,我国绿色制造也存在诸多不足与挑战:

一是粗放式生产方式依然存在,面广量大的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产品能耗水平高。

二是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单位产品能耗高出国际先进水平20%以上。三是重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能力较弱,自主品牌少,主要装备依赖进口,关键技术和设备遭遇“卡脖子”问题。四是制造技术工艺水平不高,工业报废品再利用率低,资源化利用二次污染问题严重;绿色制造技术研发投入较低、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突出、企业主动投入实施绿色制造意愿不强等成为制造业加快绿色转型的掣肘所在。五是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不完善,东西部之间的企业绿色制造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总体上看,需要推动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竞争力提升。

绿色制造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从外部环境看,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乌卡(VUCA)”时代。面对海量信息和复杂情景,一些系统突然崩溃而毫无前兆,付出与收效不成比例,人们对此表示无法理解甚至感到焦虑,因而称之为“巴逆([5]BANI)”时代。有鉴于此,世界各国愈发重视能源和产业的低碳转型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从国内情况看,绿色制造业发展有了较好基础。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结合越来越广泛深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我国绿色制造业带来极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挑战,特别是传统工业化模式难以为继的问题。只有全面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互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融合互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互动,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才能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目标任务,建设制造强国。

三、绿色制造的政策激励以及相关讨论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对绿色制造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必须也一定能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绿色制造得到国家政策支持,包括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等。

产业政策国家制定了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通过产业规划和布局调整,引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迈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鼓励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上马建设。加强对绿色制造园区建设的支持,为企业提供集中的绿色制造服务和配套设施,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产业政策的概念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振兴阶段,目的是培育和激励先进产业发展,因而具有选择性的特点:引导新兴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业。但如果运用不当,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财税政策。国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绿色制造相关项目,鼓励企业开展绿色设计、工艺改进、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工作。对采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和设备的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设备购置补贴;对开展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企业实现绿色制造系统优化。对符合条件的绿色制造企业给予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的减免,激励企业开展绿色制造的积极性。产业政策有一定的选择弹性,税收则是普惠性政策,无论企业规模或身份,只要符合税收减免标准就可以获得相应优惠,因而具有更加公平的特点。

技术创新政策。为加大对绿色制造技术研发的投入,我国设立国家级和省级的绿色制造技术研发项目,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对取得重大绿色制造技术突破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推动绿色制造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金融政策支持也是促进绿色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制造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制造项目提供低息贷款,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贷款发放效率。支持绿色制造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在国家支持政策基础上,企业应当顺应国际绿色低碳发展潮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绿色制造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首先,应着眼于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这涉及明确每个行业的具体实施路径、目标、重大工程和保障措施,并逐一落实。推动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等关键传统行业有效执行碳达峰行动方案是重点问题,这是贯彻落实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政策头件大事。传统行业在原材料选用、生产制造及产品应用过程中,应强调生态环保的重要性,追求全过程能源节约和降碳减污的协同效应;同时,增加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提高矿渣、钢渣、粉煤灰等替代天然矿产原材料的使用;并发展水泥窑余热发电或供热地区的清洁供暖。

其次,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是推动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从价值链曲线看,可以从三个视角入手:一是提升底部,二是延伸左右两端,三是实现进口替代。提升底部是指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品牌社会影响力。延伸左右两端的左端是拥有更多产品专利和企业制造标准,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双翼齐飞;右端则意味着要提高市场占有率,只有满足甚至引领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增强产品的产业竞争力。产品升级可以从进口替代和配套开始,以解决“卡脖子”问题。在高端产品方面,我们既要强化基础能力支撑,也要引领高端装备发展,一方面要“顶天”,另一方面要“立地”,在基础元器件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和基础工艺上取得突破;在大飞机、工业母机、深海装备、医疗装备、农机装备等关键领域,我们要突破一批标志性的重点产品,形成品牌效应。

再次,要打造绿色增长的新引擎。联合攻关核心技术是一种高效的方法,重点是在制造业重点产业链中,集中优质资源,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成果产业化。同时,传统产业企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朝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发展,也是绿色增长的重要引擎,必须引起重视。鼓励链主企业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建设绿色工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开展全领域绿色工厂培育,树标杆、育骨干,并制定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办法;建设高效顺畅的绿色物流体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产生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

最后,还要优化产业布局,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和产业园区建设。,“在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绿色低碳领域培育一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推进重点产品绿色设计,深入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加强循环经济示范试点的督察指导,发挥国家循环化改造园区试点示范引领作用。制定发布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标准,规范行业企业行为,遴选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设计产品,打造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绿色增长新引擎;从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转变,从粗放经营向精细化管理转变,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根据“布局优化、产业成链、物质循环、集约发展”的要求

综上,要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手”作用。一方面,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强化电价、水价等要素价格政策与绿色制造政策协同,推动制造业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引导资源要素向单位产出效益高的产业、项目和地区倾斜;另一方面,企业应充分利用中央和地方财税等政策,为企业谋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丰收。加快构建政策、技术、标准、服务体系,围绕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制定绿色工厂行业标准,完善标杆培育、产业引导和市场化促进机制。畅通产业与金融部门联系渠道,引导金融资源对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进行有力支持,激发企业转型升级内生动力,使绿色成为新型工业化的普遍形态。

参考文献:

[1]周宏春。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攀登制造业强国新高峰[J].经济,2023,(5):16-19.

[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分类[EB/OL].(2017-07-17)[2018-10-20].http://lwzb.stats.gov.cn/pub/lwzb/ekp/jcbjzs/tjjczs/201707/t20170717_3841.

[3]韩鑫。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基本构建[N].人民日报,2023-03-29(010)。

[4]周宏春。以新质生产力促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J].新经济导刊,2024(9)。

[5]周宏春。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能源转型和高质量发展[J].能源研究与管理,2024,16(4):1-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原副巡视员、研究员 周宏春

宏观纵览
以提振消费为重点全方位扩大内需

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5年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复杂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一、内需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

经济发展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决定着需求的对象、方式、结构和水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又反过来引导供给,为供给提供动力,一切经济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需求,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只有各环节顺畅衔接、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整个经济循环畅通运转。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是新时代我们党做好经济工作的一个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扩大内需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中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的问题日益突出。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比2023年回落3.7个百分点,增速大幅低于疫情前8%以上的水平。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9.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44.5%,较之2023年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尽管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2%,但民间投资比上年下降0.1%,连续两年下降,出现投资增速放缓、企业投资意愿偏弱等现象。内需不足导致一些领域和行业出现供求失衡、“内卷式竞争”以及物价低位运行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发展、居民就业和政府税收增长,造成国内大循环动力不足、循环不畅,制约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因素看,由于房地产供求关系、人口总量和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住房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孕产等相关业态增长趋缓。这是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过程,也是我们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从政策因素看,支持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导致支撑消费升级的新供给不足。从体制因素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不同所有制、行业和群体的就业人员之间还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再分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不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第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0%左右,不仅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56%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这也说明我国扩大内需有着巨大潜力。

综合起来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既有需求侧的,也有供给侧的。在需求侧,从消费看,部分人群有消费意愿但支付能力不强,部分人群有一定支付能力,但因公共服务和保障水平不足而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从投资看,投资积累率较高,但缺乏较好的投资项目,大量资金进不了实体经济领域。在供给侧,矛盾主要体现为缺少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一些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不强。对此,必须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着力增强供给侧创新能力,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

还要看到,扩大内需不仅是短期应对挑战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长期战略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从世界经济史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的,特别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主要经济体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平均超过70%,其中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平均超过50%。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围绕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个别国家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动辄对别国威胁加征关税,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高度重视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有效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使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二、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扩大内需的阶段性特征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扩大内需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面临新的空间和机遇。

扩大内需进入到需要更加依靠扩大消费的阶段。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了高效的投资拉动模式,对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迅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们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看,经过几十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目前我国大规模投资阶段已经基本完成,近年来投资效益呈下降趋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依靠投资稳增长的空间在减小、难度在加大。由于投资是间接需求,短期可以扩大需求,但从中长期来看,增加的是供给、扩大的是产能。而且投资的扩大往往伴随债务的增加,在地方政府普遍债务较高和企业出口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如果继续长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必然带来总供求失衡、产能过剩等问题,进一步增加化解债务的难度。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时,经济发展就必然要转向更多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阶段。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在全球的占比,不仅低于一些主要经济体居民消费的占比,而且相比我国人口数量、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资本形成总额在全球的占比也明显偏低。因此,当前必须更加重视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消费重要而投资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要更好地处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补上消费短板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投资特别是有效投资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仍然起着关键作用。

消费进入到从小康型向富裕型转变的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将不断释放出来。一是传统消费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以汽车为例,2023年我国汽车保有量为3.36亿辆,千人汽车保有量近240辆,与主要发达国家千人平均400—800辆的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意味着汽车产业增长空间仍然巨大。又如,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超过40平方米,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但还有大量新市民需要购买住房,还有相当比例的家庭居住在需要解决加装电梯、停车、充电等难题的老旧小区,房地产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以及城市更新需求都蕴藏着巨大潜力。二是服务性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时期。2023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占比为45.2%,而发达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之后,服务性消费比重普遍在50%以上。今后一段时期,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多样化的教育公共服务、医疗健康服务、文化旅游服务等需求将快速增长,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比如,作为美好生活重要内容的旅游业正迎来快速发展期,“90后”、“00后”群体成为旅游主力军,“银发族”的出游需求大幅增长。又如,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97亿人,占总人口的21.1%,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近4000万人,失能老人超过3000万人,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对适老化改造、机构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家政服务等提出巨大的需求。三是新型消费将不断拓展消费空间。近年来,以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为代表的新型消费产品和业态快速发展,为消费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一段时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深入发展,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消费潜能。

投资进入到优化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的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扩大投资仍然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和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但与建成现代化基础设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仍存在区域性、结构性、功能性短板,需要加大对水利、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的投资。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投资方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发展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等方面的投资。以绿色转型为例,据有关研究机构估算,要实现“双碳”目标,今后30多年每年需要投资3万亿元以上,总计将超过100万亿元。在城镇化建设方面,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8.3%,城镇化发展总体上进入从规模增量建设向存量提质改造、增量结构调整并重转变的阶段,进入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时期,城市改造提升潜力较大,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广阔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在城镇化率达到60%—70%的阶段,城镇化率每提升1%,将带动同期的人均资本存量增加3.5%左右。在民生投资和“投资于人”方面,目前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2023年财政对教育、社保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40%,仍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未来还需切实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生育支持等方面的投入。

三、深度挖掘扩大内需的结构性潜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扩大内需作出了全面系统部署,明确要求,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2025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采取切实有力措施,着力释放我国巨大的内需潜力,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大力提振消费,推进消费提质升级。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入手,坚持分类施策,实施提振消费行动。一是大力促进高质量就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稳住消费、提振消费的关键是促进高质量就业,多渠道增加人民群众收入。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稳岗力度,促进青年人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大力发展服务业,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二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对教育、医疗、住房、生育和社会保障等存在“后顾之忧”,是当前影响居民消费信心和意愿的重要因素。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促消费与惠民生结合起来,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出台生育支持政策,切实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信心。三是增加消费供给,大力发展服务消费。要进一步优化汽车、房地产等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持续提升传统消费。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和趋势,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增加养老育幼服务消费,提供多层次医疗健康服务,提升教育服务质量,促进群众体育消费,推动家政服务提质扩容,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把握以数字、绿色、健康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发展机遇,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培育“互联网+社会服务”新模式,发展新个体经济,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

优化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聚焦“补短板、增后劲”,充分激发民间投资动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一是更大力度支持“两重”建设。围绕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地方专项债等建设资金,加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运输通道建设,完善交通、能源等跨省区重大基础设施体系,适度超前布局5G、算力、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投资,持续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支持创业投资发展,打造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一批增长新引擎。加强现代粮食和农资仓储物流设施、战略性资源储备基地等建设。我国民生领域蕴含很大的投资潜力,要着力促进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服务领域投资增长,实施好大规模技能提升培训行动。二是大力促进社会投资增长。促进社会投资关键是企业投资要有利润回报、资本要能保值增值,这是资本运行的基本特征和规律。要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实施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稳定企业投资预期,增强发展的信心。三是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既可以扩大投资,也能提振消费。要围绕建设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和绿色低碳城市,加强城镇老旧小区和城市危旧房改造,促进城镇化品质提升。

完善扩大内需体制机制,增强内需发展动力。针对制约扩大内需的卡点堵点,加快推出一批标志性改革举措。一是优化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更好结合起来,健全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增速快于财政支出整体增速的机制,加强民生领域投资,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围绕“提低、扩中”,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充分挖掘第三次分配对分配格局的补充调节作用。三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民生发展等投资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等投资不同,对投融资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要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优化融资结构,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王昌林

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 关键是扭住扩大内需不放松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要切实转变观念,把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这不仅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同时蕴含着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发展格局相互交织下进一步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新要求。

多重压力下的外需风险大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区域布局正在发生广泛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原有供需循环受到干扰,尤其是特朗普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之后,以“美国优先”为底层逻辑的各项政策粉墨登场,诱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四重压力。

一是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时代”的压力。具体表现在主要经济体的GDP增速明显下降,部分发达国家甚至陷入连续的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普遍放缓,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量走低,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二是新一轮贸易摩擦“箭在弦上”的压力。具体表现在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升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再次浮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各国纷纷筑起“小院高墙”,普遍采取加征关税等贸易制裁措施,原有的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贸易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三是发达国家“去依附”的压力。具体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制造业外流和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纷纷把工业投资集中在国内,将海外工厂迁移回国,或在国内建厂以取代海外工厂,由此引发制造业回流,实现再工业化,从而降低本国实体经济对别国的依赖。

四是新兴国家“替代威胁”的压力。具体表现在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加速崛起,以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显著的技术后发优势和大量的优惠政策广泛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设厂,这样一来,不仅原本投资中国的外资企业纷纷撤离并转投别国,而且本土企业也开始对外投资设厂,引起我国的制造业外流,使我国经济患上“结构病”的风险大幅增加。

国内大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这是我们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考虑。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从需求看,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其中包含4亿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逐年攀升,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超大规模市场。作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稀缺资源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这一超大规模市场能够给我国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发展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优势,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澎湃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大部分领域“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尤为突出,人民全方位、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迸发出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当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更为全面、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将不断孕育新的发展动力,国内市场空间更趋广阔,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因此,在国际市场风云激荡、外部需求日渐疲软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主动选择,是新时代新征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是以独立自主谋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必然要求。

从供给看,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配套最完整的产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我国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企业家,这是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跃升最为活跃的能动因素,能够推动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从而催生新质生产力。依托基于上述优势产生的强大生产能力,我国积极推动全球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断激发。然而,在我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谋求发展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中国发展妖魔化,企图通过“单边制裁”“极限施压”“脱钩断链”将中国拽入“修昔底德陷阱”,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成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摆脱路径依赖、打通卡点堵点,从而实现内部可循环尤为关键。因此,在自身发展优势与外部不利局面并存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倒逼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以自身供给能力的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纷繁复杂的风险挑战。

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是根本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内需市场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民生,是国内大循环的主阵地。进一步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归根结底是要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扩大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和投资对结构优化的关键作用。

一是要不断增强消费能力。消费是收入决定的函数。增强消费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因此,要千方百计促进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推进“两新”政策,同时积极探索出台更加行之有效的促消费政策,使老百姓真正在消费中得到更多实惠。

二是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优化供给结构,更好满足多元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同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发展服务消费,培育绿色低碳消费市场,持续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在更多细分领域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完善乡村市场体系,丰富乡村经济形态,进一步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力。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进一步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引领激发基层消费活力。

三是要着力消除消费顾虑。深入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推动质量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充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合理规制商家经营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使消费者对自己的消费行为更加放心。不断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医疗保障水平,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优质教育资源的可及性,健全社会求助制度体系,着力消除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同时,要鼓励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带头消费,细化公共消费管控细则,让合理的公共性、福利性消费活起来。

四是要持续优化投资环境。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协同发力。深入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促进全社会物流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出台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投融资成本,为真正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创造积极条件。

五是要着力提高投资收益。加强自上而下组织协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提早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优化投资结构,摒弃产能过剩和过度建设领域的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同时,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努力增加制造业投资,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提升投资效率,协调消费与投资,针对各区域之间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消费习惯的差异合理设计投资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 韩保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张容泉

4%赤字率的背后——发展优先,投资于人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5%左右”的增长预期目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其中,2025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赤字率首次达到“4%左右”,超过2020年疫情冲击时“3.6%以上”的赤字率水平,为2008年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的最高水平,体现了中央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坚定决心,是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体现出政策非常实事求是,因时因势顺势而为。

将发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财政政策的力度明显增强,财政主动作为、积极担当,反映出财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一是将发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以更大力度的政策推动经济更快增长,充分认识到财政可持续的基础是经济可持续。事实上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性质、低利率环境和较低的政府债务尤其是中央债务水平,完全能够支持更高的赤字率水平。二是逐步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从注重财政短期平衡转向经济社会中长期稳定发展,更好地发挥财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三是打破赤字率3%的约束,宏观调控方式更加灵活,因时因势优化宏观调控,更加实事求是。

过去国际上长期把赤字率3%作为财政纪律的警戒线,但实际上3%作为警戒线缺乏理论和实践依据,欧美早已打破,约束财政纪律的是完善的财政管理制度和严格的问责制度;对于我国,3%赤字率仅仅是一般公共预算口径的赤字率,专项债、超长期国债、特别国债等发挥了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功能,仅根据狭义口径来判断财政积极程度与现实已不相符,而且控制赤字率在3%可能导致“控赤字、扩专项债、隐性债务扩张”。

“持续加力”是保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的必要,“更加给力”“更加积极”是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物价仍偏低迷的形势决定的。“加力”并“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是今年经济形势的需要,是顺应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目标的顺势而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但经济恢复基础仍有待进一步巩固增强。

4%赤字率可实现三重功效

赤字率达到4%,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提高,中央加杠杆,扩大有效需求、提振市场信心、防范化解风险。赤字规模为5.66万亿元,高于去年1.6万亿元;专项债拟按4.4万亿元安排,高于去年5000亿元;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提高规模至1.3万亿元,高于去年3000亿元;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赤字、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合计11.86万亿元,超过去年赤字、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之和的8.96万亿元。

其一,狭义赤字率突破了3%,首次达到4%,赤字率的提高有特殊意义,可实现三重功效。1)赤字率和赤字规模的明显提高,有利于扩大支出力度,强化财政的逆周期调节能力,更好地防风险、惠民生、稳增长。2)赤字率与其他财政工具不同,公众对赤字率及其变化的关注度非常高,赤字率更能传递政策意图,具有较强的政策信号意义;提高赤字率释放中央稳经济的坚定决心,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3)赤字规模中仍是中央赤字为主,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能够更好地保障基层财力稳定,增加地方财力的可支配程度,有利于地方做好“三保”工作。赤字规模中中央赤字为4.86万亿元,中央赤字占比为85.9%,属于近年来最高水平,体现中央加杠杆;考虑到1.3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加杠杆程度更高,优化了债务结构。

其二,专项债额度进一步提高,规模的提高和管理机制的完善将协同发挥稳定经济增长、弥补短板、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置换隐性债务、畅通经济循环等多重作用。1)专项债投向领域采用负面清单以及下放审核权限,拓展了可选的项目范围、减少了申报审核时间,能够尽快地让专项债资金形成实物工作量,发挥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2)专项债投向市政建设、新能源、新基建领域,发挥补短板的作用。3)专项债可用于盘活闲置土地与收购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这将进一步促进住房市场供需平衡、增加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降低债务风险。4)提高的规模中仍有8000亿元可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实现隐性债务显性化,进一步降低地方债务风险。5)明确专项债资金还可以用于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等,增加企业现金流和抗风险能力,减少上下游间的三角债问题,畅通经济循环。

其三,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进一步提高,不仅力度加大,而且对“两重”“两新”的支持扩围,除了继续形成大量的优质基础设施优化供给结构外,还将有力地促进设备更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促进消费。超长期特别国债形成了优质资产,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地方加杠杆导致的风险,为地方财政腾出了空间。

其四,发行特别国债补偿商业银行资本金,既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又提高了商业银行落实降准降息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中央持续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

报告在面临的风险挑战中提出,“一些地方基层财政困难”,同时在政策取向中提出,“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严格落实分级保障责任,筑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近年来,受房地产调整转型、物价低迷、减税降费等影响,宏观税负下行,但同时债务付息支出、三保支出的刚性增强,财政收支紧平衡持续。而基层“三保”直接面向企业和居民,关系到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因此,中央近年来持续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10.34万亿元。这是连续三年超过10万亿元规模,这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让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财力去支持科技创新、民生改善和营商环境优化,推动经济发展。

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也是近年来一以贯之的做法,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和进一步稳定宏观经济的要求。报告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与“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相互呼应。

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主要体现为从建设财政逐步转向建设与民生并重、民生支出占比持续提高。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城镇化进程进入后半段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的需求从生存型消费逐步进入到发展型消费,尤其是医疗教育养老需求上升,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然也要提高相关支出比重。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中用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为39.7%,较2013年上升4.4个百分点。

优化支出结构的另一个方面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近年来财政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中国研发强度持续提高,近期持续涌现的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重大突破甚至改变了宏观经济叙事,大幅提振了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报告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预算安排对此做了重点保障,这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科技驱动,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循环、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有利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要充分利用化债腾出的时间窗口,构建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报告提出,“开展中央部门零基预算改革试点,支持地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在支出标准、绩效评价等关键制度上积极创新。加快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地方在高质量发展中培育财源。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主要侧重零基预算改革、消费税改革、转移支付改革,这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

零基预算改革方面,零基预算在中国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零基预算是提高财政使用效率、避免财政资源浪费的有效途径。经过长期实践,零基预算的概念已被基层财政工作人员广泛接受。2021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到,“积极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合理确定支出预算规模”。截至2024年末,大多数省级政府已宣布实施零基预算改革。下阶段要建立健全与零基预算相关的配套制度,例如项目库、预算绩效评价及反馈机制等。在财政紧平衡背景下继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消费税改革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给地方政府,此次进一步明确先从部分品目入手,意在增加地方财力,也是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发力点。规范税收优惠,既能服务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避免各地违规的“税收洼地”和税收逐底竞争,又能稳定宏观税负,维护国家财政可持续性和财政安全。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制度,在发挥转移支付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侧重公平职能的同时,嵌入效率因素,避免“鞭打快牛”,鼓励经济大省多发展多创收,提高其积极性。

从未来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看,此轮改革短期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但是从根本上看改革的核心是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至中央政府,避免地方政府承担过多的支出责任,从而减少隐性债务的举债动机。当前财力端的问题仍很重要、亟须解决,要积极推动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但是支出端的改革也有必要成为本轮改革推进的重点,“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治本之策。养老保险、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事权可以上移给中央政府来承担。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罗志恒

新质生产力与财税体制改革:发展逻辑与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部分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要关注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与之匹配的体制机制。《决定》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部分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并从健全预算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三个方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为财税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政策指引。

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实现我国经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路径,也是面对内外不确定环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因此,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更好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与发展逻辑

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指标,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是超越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力量,这一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了当代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生产力”的最新质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一表述是对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高度概括,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历史上多轮产业革命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表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有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当然也离不开强大的财力保障与科学的财税体制。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财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两者的发展逻辑存在理念指引、现实基础以及目标导向的统一。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充分体现了创新思维,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将会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实现生产力的跃迁,这个过程离不开财税政策支持,尤其是对一些基础性创新活动,财政需要予以相应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财政自身的治理模式会发生变化,除了直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做大“蛋糕”之外,财税体制改革持续努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配的体制机制,兼顾效率与公平,将“蛋糕”分配得更好,这不仅有助于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也有助于财政可持续发展。可见,厘清新质生产力与财税体制改革之间的发展逻辑,对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财税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一环。不同于传统经济以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新质生产力是由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数字化、绿色化是两条主线,具有高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改变并重构了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及经济生态,呈现出虚实经济融合、主体多元复杂化、平台经济迅猛、海量数据价值凸显等新发展趋势。与传统经济发展阶段下的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给原有的财税体制带来挑战。

一是财税体制需要适应“新”的生产要素特点。“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在新发展阶段,财税政策所覆盖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呈现向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更广泛的劳动对象转化的趋势。在新型劳动者使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中,财税体制也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下的新技术以及新要素的融入,例如算法、数据、算力等,既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还要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数字与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发挥好财税对新质生产力的助力作用,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二是财税体制需要兼容“新”的产业发展态势。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从工业化转型向数字化转型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呈现出新的产业发展态势,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我国财税体制建立在传统产业基础上,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行业态势存在一定的适配性问题。要兼顾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平衡关系,既要重点支持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业发展,又要加速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率,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提早布局未来产业,完善现代产业链体系,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以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新的产业发展趋势。

三是财税体制需要满足“新”的发展环境需求。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对软硬环境需求的变化也不断增加,不仅包含对数字基建等硬环境的需求,也涉及对相关政策、法律制度等软环境的需求。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是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各类优质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重要条件。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更高标准的市场环境建设,特别是在支持营商环境建设方面,财政要继续加强对交通网络、物流系统、通信基站、能源供应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也要积极支持和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同时,要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健全财税制度与政策体系,如完善与新兴行业发展、企业创新密切相关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税收制度。此外,还要强化执法和监管能力,建立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的财税制度。

四是财税体制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模式。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下的数据资源剧增,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财税的数字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加快数字财政建设是财政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财政促进了数字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形成“政策—项目—资金—服务对象”四位一体的格局,有利于支撑财政决策、改善管理效率以及释放政策效能。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要平衡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释放包括公共数据在内的各类数据价值,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支撑,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财税治理需求。

财税改革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一环,与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具体部署,这其中,加快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税制度是关键。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指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积极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商业模式、财富分配等变化,创新财税制度,推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推进建设美丽中国,加强财税制度供给和政策保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更好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

一是加强财政统筹能力,形成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合力。在发展规划的宏观指导下,更加关注财政资金的总体绩效,打破条块分割,统筹使用各类财政资源、资金、资产,形成合力支持涉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相关行业,尤其是那些能够更好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的核心产业。

二是完善税收制度,促进创新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既要支持新业态的高质量发展以充分激发其创新活力,也要考虑新业态发展中相关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社会成本。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以及数据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促进形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完善与“双碳”目标相适应的财税政策体系,促进税制绿化和绿色产业发展。

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综合分析数字化、绿色化对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优化转移支付制度,使其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特征。既要充分发挥东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又要增强中西部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结合各地的发展阶段、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区位特征等实际,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重复竞争和资源浪费。

四是优化支出结构,增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人力资本供给。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不同行业就业影响不同,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特点,改善人力资本供给数量与质量,加大对新质生产力领域新职业所需技能的财政投入,鼓励头部企业参与教育、培训等,让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群。同时,要完善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更好发挥好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五是以数字财政为抓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水平。按照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要求,更多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形成财税改革的数字化引擎,不断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并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王志刚

金融透视
推动保险市场高质量发展

202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通过强监管、防风险优化市场秩序与生态环境,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我国人身险保费收入增长较快,新业务价值大幅提升;财产险保费收入增速有所放缓;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随权益市场回暖反弹显著;偿付能力整体保持充足,资本补充规模较大;监管继续引导行业降低负债成本,缓释利差损与费差损风险。展望2025年,人身保险存在结构性机会,新业务价值率将提升;人身险主流产品将逐步从普通寿险逐步切换至分红险;个险人力规模将逐步企稳,银保规模与价值贡献继续提升;财产保险将保持平稳增长;保险资金投资环境将有所改善,投资收益率仍面临压力。为了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可优化投资政策,化解利差损风险;支持中小险企在发展中化解风险;以产品转型提高资产负债联动能力;着力提升新能源车险经营能力;把握养老金改革与医保改革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2024年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特征

一是人身险保费收入增长较快,新业务价值大幅提升。2024年前11个月,人身险保费收入40481.31亿元,同比增长14.03%,是2019年以来最快的增速。2024年,尽管宏观经济面临较大压力,居民收入预期下降,但金融市场近几年收益率下行,风险释放,且处于降息周期,保险成为很多家庭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同时,预定利率下调带来“炒”停售,刺激了业务发展。另外,监管部门引导行业降低负债成本,预定利率下调,限制分红险分红水平、万能险结算利率,“报行合一”降低了费用率,使得价值率大幅提升,拉动了主要保险公司特别是上市险企新业务价值成长。

二是财产险保费收入增速有所放缓。2024年前11个月,财产险保费收入13098.32亿元,同比增长5.53%。其中,车险保费收入8180.71亿元,同比增长5.17%。一方面,新车销量增速放缓使得车险保费增速相应放缓。2024年,乘用车国内销量2260.8万辆,同比增长3.1%,增速低于上年同期。另一方面,受益于新能源车新车销量增长及购置税减免政策,新能源车险保费快速增长。2024年,新能源车国内零售1089.9万辆,同比增长40.7%;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接近50%,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新能源业务的承保车辆数、保费收入增速和车均保费显著高于传统燃油车,成为车险保费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2024年,新能源商业车险保费收入约1177亿元,同比增长52.93%。此外,受各地农业保险招标工作影响业务推进节奏、政府业务预算约束增强、头部保险企业主动调整责任险业务结构、压降高赔付雇主责任险业务等因素的影响,非车险业务增速有所放缓。2024年前11个月,非车险保费收入4917.61亿元,同比增长6.13%。

三是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随权益市场回暖反弹显著。2024年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明显提升,投资收益在股票市场9月24日回暖之后反弹显著。2024年前三个季度保险资金总投资收益率分别为7.36%、6.91%和7.16%。受存量资产到期和新增资产收益率下降的影响,净投资收益率普遍承压。前三个季度年化财务收益率分别为2.24%、2.87%和3.12%。在负债端和资产端的共同作用下,保险股估值明显修复,保险板块累计上涨超过40%。

四是偿付能力整体保持充足,资本补充规模较大。2024年第三季度末,保险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97.4%,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35.1%。其中,财产险公司、人身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231.8%、188.9%和262.7%;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203.9%、119.5%和230.1%。为补充资本缺口,2024年,共有14家保险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或永续债,多家保险公司通过增资扩股补充资本,合计超过1400亿元。保险公司通过“发债+增资”方式补充资本,使得偿付能力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

五是监管继续引导行业降低负债成本,缓释利差损与费差损风险。一方面,继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降低利差损风险。从预定利率看,普通型人身险产品从3%下调至2.5%,分红险产品从2.5%降至2%,万能险产品最低保证利率的上限从2%降至1.5%。预定利率下调有助于降低利差损风险,“修复”寿险公司的资本与利润。另一方面,深化实施“报行合一”,降低行业费用与成本。2024年1月,《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银行代理渠道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发布,推动“报行合一”扎实落地。银保渠道佣金费率较之前平均水平下降了30%左右,费用显著下降,促使银保业务价值率大幅提升,银保渠道新业务价值上升。2024年初,通过经纪代理渠道开始执行“报行合一”。受其影响,2024年前三季度,寿险经代市场标保规模同比下降了30%。“报行合一”重塑经代市场格局,不少专业中介公司调整了架构和对业务人员的基本管理办法,削减成本。“报行合一”也倒逼险企渠道端降本增效,摒弃以费用换规模的粗放式经营路径,更加重视客户服务质量与产品创新开发。“报行合一”后,中介业务价值提升,将吸引更多优秀保险公司参与保险中介市场。

2025年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展望

一是人身保险存在结构性机会,新业务价值率将提升。一方面,全球经济平稳,但增速放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1月发布的对全球经济的最新预测,2024年全球GDP预计增长3.2%,预测2025年、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均为3.3%,低于2000~2019年平均3.7%的历史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仍将面临需求不足的挑战。由于消费受制于居民收入增速较低、消费者信心较弱,投资受制于内外需求不足、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消费与投资增速仍将处于相对低位。同时,出口增速下行风险增大。在此背景下,居民资产配置中保值和避险需求提升。储蓄型保险仍是行业增长的核心动力,尽管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调低,但相对于其他金融产品仍有一定的优势。部分家庭进行财富配置时把部分短期储蓄转化为保险资产,这为2025年寿险市场发展带来了结构性机会。由于2024年寿险保费收入基数高,2025年整体增速可能趋缓。同时,2025年人身险新业务价值率可能继续提升。原因在于,之前预定利率已经下调,2025年预定利率可能再次下调,新单负债成本下降。监管限制分红险分红水平和万能险结算利率,存量负债成本也在降低。2015年大概率会在全渠道推行“报行合一”,个险的费差会有所降低。此外,分红险在产品中的占比将逐步提升,也有助于压低刚性负债成本。

二是人身险主流产品将逐步从普通寿险逐步切换至分红险。目前,行业在力推分红险,分红险可能重归行业主流。如果未来资本市场提供更多支撑,类似美国的额年金、指数化年金、独立账户也会有所发展,产品形态将更加多元。

三是个险人力规模将逐步企稳,银保规模与价值贡献继续提升。从代理人体量大的头部险企看,2024年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代理人规模出现回暖,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中国人保短期仍有队伍结构调整,但规模降幅正在逐步收窄。各家保险公司普遍从以往粗放的“人海”战术向绩优“人力”战略转型,绩优人力产能逐步提升,有望带动个险新业务价值在利差和费差改善的背景下继续提高。同时,银保渠道将持续贡献规模,价值贡献也会提高。2024年5月监管部门取消银行网点与保险公司合作的“1+3”数量限制,放开“一对多”后,驱动行业摆脱纯佣金竞争,更加聚焦产品开发和服务质量,产品开发和服务能力更强的险企将凸显竞争力。

四是财产保险将保持平稳增长。2024年末,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强监管防风险促改革推动财险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推动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在监管的引导下,财险业将保持平稳增长。一方面,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保持稳定增长,车险具有刚性消费特征,在车险综改压力释放后,车均保费保持相对平稳,有利于维持保费收入增长。新能源车放量增长,成为新车销售的重要来源,继续成为车险保费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另一方面,财产险公司持续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非车险业务占比持续提升,成为财产险业务重要支柱。未来财险业务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非车险业务有望持续增长。车险和非车险业务双轮驱动,将推动2025年财产险业务继续维持平稳增长态势。

五是保险资金投资环境将有所改善,投资收益率仍面临压力。2024年9月以后,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组合拳”的支持下,保险资金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同时,受国际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2025年投资环境仍面临很多挑战。另外,保险资金对长期债券的配置需求强烈,利率下行将导致存量资产收益率偏低,给保险资金配置带来较大压力。

推动未来我国保险市场高质量发展

一是优化投资政策,化解利差损风险。成熟市场为防范利差损,一般是配置长期国债,让久期缺口变小,或扩大海外投资比重,或增加权益投资和另类投资。2025年,在宏观政策变化之下,国家会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这是寿险调整投资的重要机会。低利率环境下权益类投资很重要,监管可以通过优化会计记账标准,允许设立私募证券基金,鼓励投资高股息的分红股;同时降低权益类投资的风险因子。通过长期股权投资来加大权益类投资,可能是下一阶段权益投资的重要方式,同样需要监管支持。另外,目前保险资金中只有1.8%左右投资海外资产,不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获取投资收益,可探索进一步放宽海外投资范围。

二是支持中小险企在发展中化解风险。对于存量保单的利差损风险,中小寿险公司需要在发展中动态去化解。但目前中小寿险公司普遍面临偿付能力压力,难以补充资本,发展空间受限,很难通过新的优质业务来缓释过去的存量风险。因此,有必要优化偿付能力规则,让中小保险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支持其动态化解风险,比如,提高保单未来盈余计入核心资本的比例,逆周期调整750日移动平均国债收益率曲线,降低当期利润与长期趋势错配,支持资本补充债、永续债扩大发行规模,减少权益投资的资本占用。实施竞争中立的监管政策,为中小保险企业转型提供空间。目前互联网保险、个人养老金业务、“新版”税优健康险都设定了较高的经营门槛,中小保险企业难以参与。监管可实施竞争中立的政策,适度降低经营门槛,允许中小保险企业参与创新业务,为其转型提供必要的空间。

三是以产品转型提高资产负债联动能力。要建立资产和负债联动机制,资产管理考虑负债特点,负债管理以资产为基础,提高协同性,将资产负债联动机制贯穿于产品设计、投资策略、销售策略、流动性管理的整个业务流程。当前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是产品转型。长期低利率背景下,分红险可以兼顾客户与公司利益。同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分红险可以更多与养老保险产品结合。因此,分红险发展前景相对乐观,保险公司需要同步提高红利管理、维持客户合理期望以及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把握能力。

四是着力提升新能源车险经营能力。新能源汽车发展时间相对较短、技术迭代升级较快、驾驶模式也与传统燃油车有一定区别,在风险结构、风险成本上与传统燃油车存在显著不同,车险的定价基础、理赔管理、销售模式等均需要重建。而保险公司新能源车的历史数据积累相对有限,定价、风控、理赔等环节较传统燃油车的难度更大,总体赔付率和综合成本率较传统燃油车业务压力更大。2025年,监管部门关于新能源车保险发展的新规有望落地,如扩大自主定价系数范围、分离网约车定价、推动行业零整比研究等。保险机构可在监管引导下提升经营能力,解决新能源车保险承保难、高出险、高赔付等痛点。

五是把握养老金改革与医保改革带来的发展新机遇。2024年末,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向全国,为养老保险和商业年金险发展带来新契机。保险可以发挥跨期支付、保值增值、年金化领取等功能,提供长期稳健的财富积累和持续稳定的养老金收入,增强个人养老财务规划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稳定性,有效满足老龄阶段财务收支匹配的保障需求,在第三支柱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同时,医保改革赋能健康险发展。受老龄化程度加深等因素的影响,基本医保的压力比以前更大,国家医保局高度重视支持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以及医保平台数据赋能商业健康险发展。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商业健康险成为降低个人卫生支出比例的重要选择,发展空间将进一步释放。同时,在支付方式改革背景下,为了提升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商业健康险将更多承接被“挤压”至院外需求、中高端医疗险需求,提升对优质药品、器械的可及性和可支付性。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朱俊生

主导货币范式理论简述

主导货币范式是近年来一种国际货币理论新范式。美元作为当前的主导货币,在国际贸易、投融资和储备货币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美元汇率、全球金融周期等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我国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以应对美国政策外溢影响,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长期看,建议探索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大的货币”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之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货币是金融体系的基础,强大的主权货币是金融强国的基石。人民币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将成为我国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总体稳步发展,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直接投资、金融交易、国际储备中的份额逐步上升,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2024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为4.7%,排全球第四位;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占比为6.0%,排全球第二位。

主导货币范式(Dominant Currency Paradigm)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国际货币理论新范式(Gopinath等,2020)。该范式强调货币最基本的计价与支付媒介功能,从主导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与结算主导地位出发,进一步延伸至主导货币的主要融资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了解这一范式,既有助于从实证角度理解当前美元的主导地位,又可从规范分析方面为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强大主权货币与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启示与意蕴。

一、主导货币范式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主要表现

主导货币的最基本体现是主导货币在全球贸易计价结算中的比例远高于主导货币发行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Goldberg和Tille(2008)、Gopinath(2015)、Boz等(2022)通过研究大量国家不同时期的贸易结算数据后发现,美元在全球贸易计价结算中的比例远高于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且这一主导地位非常稳固。例如,Boz等(2022)的样本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比例约为49.5%,远高于美国当年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7.8%)。与之相反,2018年欧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比例(39.7%)与欧元区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32.1%)大体匹配(见图1)。鞠建东与夏广涛(2020)认为,主导货币地位远高于主导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基本面。

主导货币汇率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远高于非主导货币的双边汇率(Gopinath等,2020)。在主导货币范式下,因为进口品和出口品主要以美元计价,中短期内非美元双边汇率波动对双边贸易条件的影响很小。对非美国家而言,美元汇率对以本币计价的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较大,对进口数量的影响较大,而非美元双边汇率的影响很小。对美国而言,美元汇率对其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较小,对进口数量的影响较小。Gopinath等(2020)预测,若美元对其他所有货币升值1%,则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总量一年内将下降0.6%。

决定主导货币的重要因素包括全球价值链、出口目的国协同定价效应、经济体量、历史路径依赖等。Mukhin(2022)建立企业内生选择计价货币的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决定主导货币的因素。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化,一个产品的生产环节往往分布在不同国家。进口中间品在生产中的比例越大,出口商越倾向于对出口品和进口中间品采用同一种货币计价,以降低汇率风险。出口商给产品定价时,除自身的生产成本外,也参考出国目的地国其他竞争对手的定价。为降低汇率风险,在同一市场销售相同产品的厂商倾向于选择相同的计价货币,即存在协同定价效应。美国经济规模全球最大,同时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这强化了以美元定价的协同效应,推动形成了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全球贸易格局。主导货币一旦形成,单个出口商难以偏离,具有较强的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

二、主导货币范式:从计价到融资

主导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延伸至跨境投融资以及国际储备领域。跨境投融资方面,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跨境存贷款中的53.4%为美元存贷款,27.9%为欧元存贷款;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债券占所有国际债券的46.7%,以欧元计价的约占39%。Dealscan数据库显示,2008年至2024年二季度,62.4%的国际银团贷款以美元发放,19.5%的银团贷款以欧元发放。国际储备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24年第二季度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币种构成的54.7%,远超排在第二至第五位的欧元(占18.2%)、日元(占5.3%)、英镑(占4.5%)和人民币(占1.9%)。

主导货币的计价结算功能与投融资功能互相强化。Gopinath和Stein(2021)的理论模型直观地解释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由于美元广泛用于国际贸易,企业用美元买卖商品,为降低汇率风险,企业更愿意持有美元存款以及其他美元资产。这使得美元资产回报低,融资成本也低。为获得低成本美元融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以美元对其出口品计价结算,以便向银行提供以美元计价的抵押品,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循环机制。

主导货币在贸易计价结算、跨境投融资中的地位推动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国际储备是一国进行国际支付的最终手段。主导货币因其在进口商品服务和偿还外债中的广泛使用,自然而然地占据了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地位。在Farhi与Maggiori(2018)的理论模型中,主导货币发行国向全世界提供一种用于国际收支的无风险资产(即储备资产),为全世界的风险项目融资。最终,美国扮演着“世界银行家”角色,为其他国家提供美元存贷款服务,并在资产端高收益与负债端低收益之间赚取差价。Gourinchas与Rey(2007)测算,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国国际投资头寸资产端收益率比负债端收益率高出3.3个百分点。Farhi与Maggiori(2017)认为,“世界银行家”也面临类似经典银行挤兑模型(Diamond与Dybvig,1983)中的取舍问题,即需要在最大化自身收益与防止挤兑(主导货币贬值或全球对储备资产丧失信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这便是“特里芬难题”的本质。

主导货币成为影响全球金融周期(Global Financial Cycle)的核心因素。Miranda-Agrippino和Rey(2022)回顾了有关全球金融周期的多个典型事实,发现美联储政策收紧将导致全球金融条件显著恶化,表现为全球资产价格与资本流动的收缩,同时衡量金融市场恐慌程度的VIX指数走高。

三、主导货币范式下的最优政策

在全球宏观政策博弈方面,主导货币发行国成为斯塔克伯格(Stackelberg)博弈的领导者。Egorov与Mukhin(2023)认为,美元主导的格局赋予了美国领导者地位,美国能够通过国内货币政策调节全球无风险利率、全球需求等指标,从而实现国内经济福利最大化。而非美国家作为“追随者”,只能跟随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美国政策变动。Egorov与Mukhin(2023)的模型也显示出,美国经济福利最大化所隐含的美国最优货币政策,往往不能最大化他国福利,可能对全球需求刺激过度或不足,即美国以牺牲他国福利为代价实现了本国福利最大化。只有在部分特殊情境下,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恰好同时实现美国和全球经济福利最大化,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性冲击这两种情况。

作为追随者,非主导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面临更多约束,必须通过多重政策组合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传统开放宏观经济模型认为,一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可通过汇率吸收外部冲击,并获得货币政策独立性。但Gourinchas(2017)、Casas等(2017)、Egorov与Mukhin(2023)的理论模型发现,对于非主导货币发行国,即使采用浮动汇率制,货币政策仍难以完全对冲主导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从实体经济角度讲,非主导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出口关税和生产补贴来优化贸易条件,实现自身经济福利最大化。如果进一步考虑主导货币通过全球金融周期带来的溢出效应,则非主导货币发行国应采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

主导货币范式表明,一国货币对主导货币汇率波动引发的金融不稳定,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恐惧汇率波动的重要原因。Gourinchas(2017)、Bianchi(2023)、Coulibaly(2023)等学者的理论模型结果显示,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负债端主要以主导货币计价,资产端主要以本币计价,中央银行为降低汇率过度波动对本国融资条件以及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倾向于干预汇率,导致其汇率波动性普遍小于发达经济体,即存在所谓的“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

四、政策启示与建议

主导货币范式从贸易、投融资与储备货币等多角度阐释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为应对主导货币发行国的宏观政策对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等各方面产生的溢出影响,我国应综合运用货币、宏观审慎、财政、贸易、产业等多种政策工具,以实现最优效果。同时,主导货币范式对于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有一定的启发。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扩大贸易结算与促进投融资并重。主导货币范式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是其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我国应依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与世界最大贸易国的地位,激发消费潜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为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创造微观经济激励,并逐步在经贸往来较为密切、经济周期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形成人民币使用网络。与此同时,考虑到主导货币的贸易结算与融资及储备职能相辅相成,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融资中的占比,特别是利用当前人民币融资成本低于美元的有利时机,积极促进新能源、基础设施等中国优势产业“走出去”的人民币投融资,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熊猫债。

长期看,可考虑探索构建一个更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跨境支付领域存在明显的效率与成本优势(Bech等,2023),有助于形成多种主权货币并重的新格局。探索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作为支付工具与融资手段的作用,积极探索其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可能性(周小川,2009)。黄金作为“天然的货币”,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不仅在各国储备资产中的重要性上升(Arslanalp等,2023),也可能成为特定场景下的国际支付手段。此外,可以探讨创建一种超主权的碳货币,通过将碳排放权证券化,并根据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进行分配,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补充(Liu等,2022)。

中证金融研究院 宁丹虹;乔治梅森大学 王一飞

货币政策分析——从“稳健”到“适度宽松”

继2024年12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后,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货币政策这一取向。这是十多年来我国就货币政策取向的表述首次从“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本文分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涉及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为何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哪些?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为何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货币政策法定的最终目标。作为总需求管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货币政策就是要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货币政策立场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表现。经济过热与通胀压力较大时,中央银行会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反之,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压力较大时,中央银行就会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各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施货币政策时也不例外。

新千年以来的24年间,中国除了在2009年和2010年明确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外,其余年份的货币政策均界定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最早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时,恰值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稳定宏观经济,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指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进入新千年之后,“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转变成了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不再对应着宽松的或是收缩性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新千年以来一直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中,有的年份央行在一直不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是存贷款基准中利率,在有的年份则持续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无论央行采取哪一种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向,都是为了“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经济体系传达了明确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向,即通过更加充裕的流动性供给,降低市场利率,提振市场信心,改善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放弃了“稳健”的原则,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是“适度”的,而不是过度的宽松或大水漫灌,仍然要求“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是货币政策立场的根本性转变,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人民银行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一直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2015年以来,央行先后20余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大型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比率已经从原来21.5%的高点降至了现在9.5%,中小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则从原来19.5%的高点降至了当前的6.5%,仅通过降准就释放了十多万亿元原本被冻结的流动性。其次,央行通过各种再贷款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体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央行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债权从2014年末的不足2.5万亿元增长到了2024年9月末的17.4万亿余元,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近15万亿元。第三,虽然2015年后央行再没有调整过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在货币政策操作中通过不断下调央行的政策利率直接带动了市场利率的下行。例如,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2014年的5.76%下降至了当前的3.1%,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则从2014年6月末的6.96%下降至了当前的3.67%,下降了逾300个基点;与贷款利率大幅下降相对应,债券市场利率也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长的下行周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17年12月初的3.88%左右下降至了当前的不足1.8%。总之,不断下行的债券市场收益率反映了中国的流动性与货币政策一直较为宽松的事实。

那么,在货币政策已经采取宽松姿态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明确地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从根本上说,这是宏观经济的需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诊断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时,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首先,投资与消费需求疲弱。固定资产投资在疫情过后一直处于低位,自202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低于5%。尤其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极度疲弱,2022年12月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低于1%,2023年5月以来民间固定投资增长率大多数月份呈负增长(见图1)。由于民间投资需要不足,为稳增长、稳投资,不得不依靠政府投资,这既增加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也增加了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消费也非常疲软。疫情结束后的初期,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一度有所反弹,但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显露出了较疲软的态势。2022年12月,也就是国内疫情管控放开之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为-0.2%,到2023年5月反弹至9.3%,此后便转而一路下滑,2024年6月后已降至4%以下。

其次,物价低迷。自2022年10月以来,中国的PPI已持续了26个月的负增长,最近三个月(2024年9月至11月)PPI都在-2.5%以下。CPI的表现虽略强于PPI,但已经持续17个月在0附近徘徊,明显低于全球主要国家2%的通胀目标(见图2)。正因为如此,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4年10月曾表示,“将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低迷,也为进一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了更加灵活的空间。

第三,企业利润增长率持续下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1—11月,除了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利润勉强维持了正增长外,国有控股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利润总额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为-8.2%,股份制企业为-5.2%,私营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下降幅度虽不及前两者大,但也是-1.3%的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率持续下降相对应的是,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也出现了较明显地下降(见图3),2024年第三季度的产能利用率仅有74.6%,这意味着,有超过25%的产能被闲置。实际上,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曾指出过“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利润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和过高的产能闲置,势必进一步对企业的信心造成不利影响,这正是民间投资疲弱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房地产业仍处于深度调整中。过去几年里,尽管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但房地产业的颓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房地产业仍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从2022年4月至2024年11月,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已连续30个月处于负增长,而且负增长的态势不仅没有出现收敛,反而还略有恶化。2024年5月至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均超过了-10%,2023年9月至2024年4月则在-9%至-9.8%(见图4)。比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长下滑更多的是房地产施工面积和房地产销售面积,2024年以来,房地产施工面积增长率在-10%以下,销售面积增长率的下滑虽然有所收窄,但仍在-15%至-20%的区间。特别是,房地产期房销售面积增长率则在-25%至-32%的区间,这使得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周转面临巨大的压力(见图5)。

第五,青年就业压力较大。虽然统计上的城市失业率总体保持稳定,并没有明显地上升,但原来集中在建筑、地产等行业的大量农村务工人员,因房地产业的调整而不得不重新返回乡,这降低了统计上的失业率。2022年6月份,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6.7%,2023年3月末,青年失率则达到了19.6%。根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023年6月末的青年失业率进一步升至了21.3%。统计局此后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数据,但在投资、产能利用率下行的情况下,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大致判断的——青年失业率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正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

央行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举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这就点明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大体操作方式。

首先,继续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虽然央行已经20余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但仍有较大的下调空间。事实上,现在全球不少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已经取消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即使仍然保留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其法定准备金率也很低。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针对所有商业银行实施的资本充足性监管,已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施加了约束,即便是在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也不可能无限扩张信用。另外,多次的危机也表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也难以保证陷入流动性困境的商业银行,能够及时获得充足的流动性和清偿手段,最终还是不得不依靠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机制提供救助。现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9.5%,中小商业银行的为6.5%,未来商业银行总体上至少还有4.5个百分点的降准空间,这是因为,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货币和提供的信贷总量,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

其次,央行贷款的总量与结构性工具并举。在央行贷款总量扩张与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当优先考虑继续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于央行向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极低,增加了商业银行的机会成本,商业银行必然会将成本转嫁到借款者身上。尽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优先政策工具选项,但央行贷款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央行仍会通过再贷款的方式增加流动性的总量供给,同时以形形色色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引导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配置。不过,需要防止一些企业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优惠利率进行套利。

第三,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国债购买量。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持有大量国债不同,我国央行持有的国债占其总资产的比重极低,这事实上不利于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来引导市场利率及其预期管理。2024年我国央行开始重新尝试通过公开市场对国债进行现券操作,但规模甚小,对流动性总量的影响有限。为了更好地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应当加大公开市场操作中的国债现券买断交易。鉴于我国国债余额与GDP之比较低,将来若有必要,央行甚至可以考虑购买一部分信用风险低的省级政府一般债券,作为央行在公开市场中对国债操作的补充,以更好地进行流动性总量管理。

最后,作为研究者,笔者一直主张应当废除存贷款基准利率。中国自2015年以后就一直没有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事实上,LPR早已取代了央行设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而成为商业银行贷款新的利率基准。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也在引导7天逆回购利率成为主要的政策利率,但与此同时仍然保留着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计划经济的遗迹,这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显得不协调,而在市场利率经历近5年的超长下行周期,且无论是贷款利率还是债券市场收益率均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的时期,继续保留着9年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水平本身就不合时宜,它既没有反映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的变化,也没有传达货币政策意图。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影响

毫无疑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它首先会改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结构,央行释放和新增的流动性会影响可贷资金的供给,充裕的流动性将使市场利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总体处于低位。质言之,中国已经进入了超低利率的时代,这既是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然结果。鉴于债券市场利率、存贷款利率均已处于极低的水平,这可能会导致机构投资者和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重新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住股市”的目标实现。

另外,人民币汇率会根据国内经济基本面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反应。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后,中国的出口重新面临关税压力,对冲关税风险客观上要求一定程度的汇率贬值。同时,中国持续下行的利率,使得中美利差进一步扩大,这也将使人民币汇率承受压力。当然,汇率波动可能反过来牵制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因为汇率贬值固然可能促进出口,但它也会削弱货币的竞争力,这与金融强国建设中需要“强大的货币”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的。

不过,中国的宽松货币政策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中国货币与流动性总量已经非常宽裕。截至2024年11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的余额已近312万亿元,与GDP之比已超过200%,中国已是全球货币总量最多的经济体。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不是货币供应量不足的结果。我们明显地看到,尽管广义货币M2仍保持了明显的正增长,但非金融企业的活期存款余额却在持续地下降,这表明,企业基于营业动机而持有的货币需求是不足的。

其次,在2023年末,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达到350%左右,中国今天面临的债务压力与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与过去的货币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权衡信用扩张与未来的信用风险。

第三,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使然,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带来的经济困境,是房地产市场供需格局变化、产业周期出现质变的结果,不可能指望通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业重新步入新千年之后那20年左右的高速扩张时代。同时,全球贸易与地缘环境变化对中国的不利冲击,似乎也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消化。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权宜之计。为了达到“稳增长”“稳投资”目的,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增强信心,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对未来的信心,使他们敢于投资、安心投资、放心投资。这就要求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切实“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能够公平竞争而不存在歧视。为此,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竞争的规律,学会更好地与市场经济打交道,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为市场的公平竞争服务,而不是凌驾于市场竞争之上。

另外,为了提高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中国需要更好地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彭兴韵

银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

我国是人口和经济大国,老年人口总量世界排名第一,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在我国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提出了发展银发经济的重点任务,2024年《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银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要素机制等相关保障。应当说,我国发展银发经济是在新发展阶段符合新发展理念、顺应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在人口新常态下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既有必要性、紧迫性,也有可行性、优越性。

必要性: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亟须发展银发经济

我国人口综合红利持续累积,但规模大、速度快的老龄化亟须积极应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素质提升带来的质量红利能够有效对冲人口数量红利的下降,但以老龄化、少子化为特征的人口结构变动持续深化。一方面,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我国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23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预计将于2033年左右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23年老龄人口已超过3亿人,并预计于2030年左右达到4亿人、2050年前后接近5亿人,老年人口规模远超一些国家的人口总量。另一方面,低生育率使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由于我国经历了快速工业化,人口转变速度也快,近年来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至1.3以下。低生育水平带动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意味着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需要应对远超欧美发达国家老龄化发展速度的问题。

我国尚处于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当前我国人均GDP约为1.25万美元,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需警惕快速老龄化这一发展进程中的“灰犀牛”;如若应对不当,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增长拖拽”和“支出增大”将同时发生。从增长方面看,一是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进而影响投资。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储蓄率一直维持在高位,近年来总储蓄率高于资本形成的趋势逐步显现,导致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未来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将进一步影响投资潜力。二是老龄化导致消费水平下降。由于年龄结构效应,消费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老年人消费倾向总体偏低;在从消费结构上,人口老龄化会增加医疗、健康保健等方面的消费,降低其他消费支出。从支出方面看,老龄化增加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支出,需要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我国为解决所谓“未富先老”困境,要尽量避免人口对经济的“拖拽”效应并促进形成“牵引”效应。

要推动社会发展适老化转型,使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适应人口和经济结构变动。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国土空间利用、资源环境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置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等尚未适应人口结构变动的问题已经陆续显现。发展银发经济是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统筹发展的一个抓手。比如,推动适老化改造从居家社区向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拓展,就是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实现整个建设规划、城乡发展和社会交往思路的转型。只有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适应人口结构变动,才能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使人、地、钱等各类要素更加匹配,实现高质量发展。

可行性:我国现有基础条件适合发展银发经济

事实上,银发经济不是老龄化的被动选择,也不是新生事物,而是我国现有产业结构、要素条件能够支撑持续壮大发展的银发经济。

一是银发产品和服务具备转型升级的产业基础。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供给链和强大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力,具备转型为银发制造业或相关适老化产业的技术条件和生产能力。以制造业为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全球占比超过六成,手机产量占全球75%,无人驾驶汽车、老年代步车、老年智能手机等制造业产业适老化改造,将开辟出扩大内需和全球市场的新赛道。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超过半壁江山,其中生活性服务业更是直接根据市场需求变动配置服务能力。在老龄化趋势下,助餐、助洁、助浴、助医以及照料护理等养老服务,围绕抗衰健身、康养保健、医疗就诊的健康服务,以及文旅娱乐、休闲养生的各类服务均将获得快速发展,共同推动银发经济功能升级。

二是科技创新加速了智慧养老行业发展。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接近6000亿元。截至2024年7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有190多个,用户超过2.3亿人。科技创新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尤其是数字信息、人工智能时代,发展银发经济更注重与数智技术的结合。以智慧养老产品为例,老年人睡眠监测产品、防跌倒感应系统已经是智慧养老产品的基本款,脑机接口技术能用意识带动康复训练,基于智能技术的养老服务机器人能实现生活照料、辅助移动以及精神陪伴。可以预见,科技创新将不断提升老年产品和服务的功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实现银发经济的升级发展。

三是规模巨大的居民储蓄是养老金融发展的有利条件。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规模庞大的人口为老年期储备财富可以形成可观的养老金融市场。根据金融监管总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当前我国商业养老保险规模达8万亿元;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一年多以来注册人数超过6000万,涵盖储蓄、基金、保险、理财在内的产品超过800款,购买规模达到约600亿元。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全面推开、税收等引导政策不断完善以及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拓展,养老金融市场的规模还将继续壮大,对银发经济将形成直接和间接双重支撑。

四是人力资本红利是支撑银发经济的持续动力。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巨大,是支撑银发经济发展的坚实力量。以养老护理员为例,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加入这一职业,并带动辅具适配师、康复技师等多种技能人才投入养老服务市场。此外,我国60~70岁低龄健康老年人口众多,是投入相关行业、公益慈善、社区治理等领域的潜在人力资本。未来,有能力、有经验、有技能且有社会参与意愿的老年人能够提供持续的人力资本供给。

五是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提供了发展梯度。我国幅员辽阔,老龄化程度区域不均衡。“先老”地区能够为“后老”地区银发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市场空间和经验借鉴,“后老”地区在应对地区人口老龄化方面具有更多的储备和腾挪空间。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进入老龄化时间早,银发服务产品丰富,深圳、东莞等城市相对年轻,香港和澳门除了在发展经验和政策上可供其他城市借鉴以外,还可以在引进相关养老金融产品、合作办医和医保异地接续、推动“药械通”发展药械产业、发展旅居或定居型养老等方面与其他地区加快合作,探索成功模式,实现银发经济的梯度发展。

金融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

2024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适老化水平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以金融相关制度安排和产品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为更好地发挥金融对银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养老金融,作为银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适时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全覆盖。金融管理部门应加大向社会和公众宣传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制度等相关政策的力度,鼓励个人和企业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及相关账户建设,提高养老金融市场的活跃度和覆盖面。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不断完善,探索扩大缴存免税额度,创新不同风险和收益等级的个人养老金产品组合,逐步整合金融产品、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综合服务,打造“一站式”养老服务供应平台。另一方面,扩大商业养老金试点范围。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全生命周期的各类金融产品,培育以个人业务为主的养老金融市场。引导保险机构开发年金险、健康险等各类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丰富税优健康保险产品供给,探索包含长期护理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持续推进人寿保险与长期护理保险责任转换业务试点。探索适时开征资本利得税,对养老金融投资收益进行鼓励性退税或递延抵税。鼓励二手房和住房租赁市场配套增值养老服务,研究推广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与享有机构养老服务的衔接,发挥居民自有住房的金融功能。

第二,支持潜力行业发展,作为银发经济的关键要素。一方面,有效拓宽金融支持养老服务渠道。持续实施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标准的普惠养老机构项目,建设市场急需的医养结合床位,助力适老化设施设备、智慧养老等业态一体化发展。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中长期投融资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发挥“融资、融智、融制”优势,加强投贷债租证综合金融服务,向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额长期优惠贷款支持。在风险有效隔离的基础上,支持保险机构开展养老服务业务,实现保险资金对社区和机构长期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的有益支持。另一方面,加大对银发经济潜力行业的金融支持。鼓励人口老龄化程度深、经济发展基础好的地区探索财政和金融联合设立潜力产业引导基金的路径,探索发展银发领域科技应用、产业集聚、业态融合等创新模式。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人民银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资金发放贷款,对纳入相关目录的老年产品制造、智能康复辅具研发生产、适老化改造等企业给予专门信贷支持。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支持国产医疗设备和药品研发生产、大型临床转化中心建设、医疗数据库建设等银发重点行业。鼓励潜力行业重点企业创新服务方式,对租赁、试用、先租后买等模式给予一定的金融支持。

第三,创新管理和服务模式,创造适老、为老、助老的金融发展环境。一是营造信用环境保障老年人权益。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完善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有效整合各领域信息,与银行保险机构充分共享。推动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价体系,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加强对老年人投资行为的引导,做好金融政策、产品和风险相关宣传,倡导理性投资理念,助力老年人规避风险。开展反金融诈骗宣传活动,提高老年人对各种新型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的防范意识,使老年人守好自己的“钱袋子”。二是强化推动金融适老化改造。针对部分老年群体不会用、不善用智能设备的现实问题,推动金融服务软硬件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让智能服务与人工服务相配合,让服务更贴心更可及。人工服务要深入社区网点和老年人身边,引导培养老年人金融素养,帮助老年人选择合适的产品,提升老年人金融服务体验。三是推动养老金融普惠性发展。提升面向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老年群体的金融服务覆盖面,为中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风险防范等政策宣传并推广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李璐

产业追踪
石油化工行业市场营销管理创新策略探讨

摘要: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和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石油化工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市场营销管理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分析了市场营销的4个主要发展趋势,提出了石油化工行业市场营销管理创新策略,包括一体化营销,加大产品服务、客户关系管理与品牌建设,加快数智化转型,通过引入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和智能技术,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强品牌竞争力。同时,主动顺应和采用环保理念的绿色营销,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市场表现,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石油化工行业,市场营销管理,创新策略,可持续发展

后疫情时代,国家间政治经济博弈日趋激烈,随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元宇宙等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营销管理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市场营销管理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石油化工行业应积极探索市场营销管理的创新策略,旨在通过智能化、数据化等手段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1 市场营销的发展趋势

1.1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营销体系更加系统化

现代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认为,新的营销管理有7个关键要素:即产品、服务、品牌、价格、激励、沟通以及分销[1]。营销价值由产品、服务、品牌、价格和激励机制共同创造,服务和品牌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激励包括价格、优惠折扣等成为营销的重要构成,而传播替代了分销成为新的价值要素。通过在企业和目标受众之间的双向沟通,解决如何将价值传递给客户的问题。

市场营销是设计、创造、传播和交付客户价值的过程,是整个组织的落脚点与存在基础,产品生产、服务提供、商业模式的构建、组织流程与制度的设置等均应围绕客户的需求展开,实现为客户最大化创造价值的目的。在石油化工行业,市场营销管理同样应围绕客户需求,从产品设计到服务提供,再到商业模式和流程设置,都应旨在最大化为客户创造价值。

1.2 产品和服务、客户关系与品牌管理仍是未来营销重点

产品是满足客户真实需求的核心基础,为客户提供核心价值和附加价值。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客户将会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产品,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核心价值与附加价值成为发展趋势。因此,明确产品核心价值的本质,为客户提供附加价值,成为产品创新的方向和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服务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对专业性强的石油化工产品,需要提供产品使用指导与技术参数调整等服务,以满足客户生产经营需求。产品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服务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方式,稳定供应与运输速度则成为决定性影响因素。

客户关系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企业要关注客户终身价值,“客户旅程”成为客户关系管理的关键[2]。企业要了解“客户旅程”中所有与企业的接触点,创造关键时刻,增强客户黏性,提升客户忠诚度。

品牌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优势所在,代表着品质承诺和差异化价值主张,引发消费者共鸣,成为消费者选择的内在动力。卓越的公司通过独特的品牌价值主张和差异化定位,形成竞争优势,持续创新得以长远发展。对于石油化工企业来说,通过持续的品牌建设和创新,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可持续发展。

1.3 人工智能助力营销日趋显著

人工智能将承担更多传统营销任务,营销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2026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承担42%的传统营销任务,用作搜索引擎优化(SEO)、内容和网站优化、客户数据分析、线索评分和高度定制化服务等。企业要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优化市场策略,改善客户体验,提升竞争力。

一是数据驱动决策。人工智能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算法分析客户数据,预测未来需求,精准推送信息,并在正确的时间动态触发最佳行动,满足即时个性化需求。壳牌石油公司通过记录客户加油习惯等数据,建立了智能推荐系统,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二是数字化渠道日趋重要。以视频为中心的应用程序增长最快,InstagramFacebook投资回报率最高[3]。专业性强的产品,要提供深度信息和专业化服务,利用社交渠道建立专业度和可信度,同时发展私域流量。品牌应优先使用公共电商平台工具,细分客户群体,精准定位产品,提升市场占有率。

1.4 可持续发展关注度日益提高

麦肯锡研究显示,60%年轻一代愿意在有社会责任承诺的品牌商上花更多的钱,消费者希望看到品牌在行动背后传递的社会价值观和所致力于解决的社会问题,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优异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有更好业绩。

强化利他才能利己的商业伦理观。企业要谋求与环境、社会、客户、员工等利益相关方的平衡发展,特别是资源消耗型企业,要平衡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的关系,跳出简单的利润至上观念,致力于解决环境、贫困、儿童教育、性别歧视等全球公共议题,符合ESG的利他性,先利他再利己,通过利他实现利己。

实施绿色营销行动方案。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环保产品买单。企业要秉承绿色环保理念,产品研发时使用绿色原料,推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绿色产品;生产制造中减少能耗和碳排放,减轻对环境的污染;销售流通中使用绿色包装,采用绿色产品的定价策略,建立绿色营销渠道,通过绿色促销活动引导客户购买。

石油化工行业具有产业链全、一体化、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等特点,面对可持续发展、数字化转型及消费者需求的显著变化,企业要不断创新营销策略,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

2 石油化工行业营销创新对策

大国关系、地缘政治和经济增长速度等政治经济因素对石油化工行业造成很大不确定性,产业环境的快速变迁与消费者需求的深刻变化,共同为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首先,欧美国家对出口中国高科技产品与技术的禁止,倒逼中央企业奋力担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国产替代进口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出现了国产润滑油应用于大飞机,化工产品碳纤维取代进口等成功案例。其次,新一轮科技革命引领数智化转型进入重大发展期。企业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管理效率,充分挖掘发展潜力。再次,石油化工产业结构调整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战略机遇期。绿色低碳是消费大势所趋,产品迈向中高端是市场需求所向,这都要求企业快速响应,抓住机遇,提升产业链价值,调整产品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2.1 一体化营销创新策略

上中下游一体化是集团型公司的重大战略优势,要持续优化全产业链,降低成本,增强抗风险能力,提高市场适应性,创造新的市场机会。

1)强化价值牵引的一体化理念

首先,对外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落实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关键在于经营措施精准有力,匹配客户需求、解决客户痛点、降低客户成本,企业要围绕为客户创造价值开展技术创新、生产运营和管理创新。其次,对内要树立资源向价值创造聚焦的理念。工作流程和资源向价值创造聚焦,发挥战略规划在公司发展中的引领推动作用,把每个业务板块打造成高效价值链,保障集团型公司整体价值最大化。

2)实施“大兵团作战”

充分发挥上中下游一体化优势,做到资源端与市场端联动、生产端与市场端统筹,实现全链条价值最大化。一是优化资源统筹与联动机制,巩固提升国内国际市场。优化炼销内部市场化机制,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统筹配置国内国际2个市场、2种资源,做好资源端调控和市场端攻坚,保障产业链效益最大化。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炼化业务结构调整力度。坚持优“炼”强“化”,突出抓好“油转化”“油转特”,加快大乙烯布局发展,推进芳烃产业链升级和适度延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开发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新材料新应用,引领化工业务迈向中高端。

3)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机制

先进的理念与设想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否则将成为空中楼阁,无法落地。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业务为驱动,重新审视现有业务运行体系、考核评价导向、组织架构设置等,推进经营专业化、管理扁平化、机制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为大局做贡献的考核机制,形成“大兵团”结构格局。通过体制机制优化,用专业化组织和技术支持、高效的营销模式快速响应并满足客户需求的变化。

2.2 强化产品和服务、客户关系、品牌三大建设

成本控制是石化产品永恒的主题,原料成本投入、装置建设投资在成本竞争中起关键作用。要坚持一切成本皆可控的理念,全价值链优化降本。统筹“轻质和重质、自产和外采、国内和国外”原料供应策略,强化多元化和灵活性。立足国内,通过做好石脑油储备等工作降低成本;放眼全球,在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下,拓展海外产业布局,在低成本的资源国投资建厂,打造成本竞争力,以全球资源服务全球市场。增加研发投入,加快产品创新,尤其是在环保和新材料领域,以满足市场对可持续产品的需求。

石油化工行业产业链长,产品类别多,既面向消费品市场(TOC)又面向工业品市场(TOB),具有专业性强、质量稳定性要求高、储运要求高等特点,服务日益成为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要为客户提供深度的行业分析与准确的市场趋势判断,深度洞察客户需求,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甚至是替代方案。

打造全方位立体的客户关系管理。利用大数据分析客户贡献度、行业影响力等因素,实施客户分级管理,从集团公司、事业部、企业、部门不同层面对接不同级别客户,以发挥行业头部战略客户的引领示范作用,利用普通客户的口碑作用,建立市场拓展氛围的良好基础。收集客户相关喜好信息,预测客户购买行为与购买量,根据客户等级与预测购买,合理配置资源,将产品、服务、优惠政策、人员等优先倾向战略客户,最大化实现高附加值。生产企业要重点研究客户的现实需求,完善提升产品性能,改善质量与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直属研究院要重点研究客户前瞻需求,请客户直接参与研究工作,高效对接市场需求。

未来竞争不是单一产品和服务的竞争,而是品牌的竞争。打造品牌形象是一个从重新认识市场到重新塑造自我的系统工程。人们通常对石油化工行业集团型公司的普遍印象是消费端的加油服务与可见的加油站,大众认知与业务专业性的差距较大。企业应充分尊重业务特性,培育业务品牌,打造高端差异化优势,同时将行业议题消费化,在自媒体时代主动传播和塑造社会责任形象,打造品牌美誉度。

2.3 基于数智化转型的营销创新

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蓬勃发展,这些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研发成本、加快创新,以提供对市场和客户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打造智能生产新场景。搭建数字化生产指挥与调控中心,端到端优化各环节,实现区域整合运营、资源统一调度。利用物联网、无人机等技术,在作业现场开展电子巡检、自动化生产决策、设备健康管理等智能化生产运营方式,实现实时感知和远程操控,降低运营成本。建立协同生产研究平台,与作业前线和消费终端直接对接,实现跨专业、跨部门高效协同,加速提升科研成果的产出效率,更快响应并满足客户需求。简言之,通过生产运营一体化,提高各环节协同效率。

以数智化助力科技发展。使用大数据集成油藏数据库等,基于可视化技术展示分析结果,助力科研决策。通过数字孪生和数字建模等技术加速新产品的开发过程,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供应链、产业链数据贯通、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建立远程技术服务中心,集成全球优秀技术专家资源,为作业现场提供远程诊断和技术支持,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

打造数字化经营平台。利用第三方公共电商平台等公域,扩大潜在客户群,做大互联网业务,增加客户流量。大力发展工业品自有商务平台、公众号等私域,集成产品和服务、客户、中间商、能源设备服务商等,重塑产业价值链,实现跨界合作共赢。建设智慧数据库,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分析挖掘数据价值,满足客户潜在需求,增加客户变现价值。

2.4 绿色转型的营销创新

强化绿色发展的价值理念。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50年全球净零可能性为50%,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宣布碳中和目标,碳博弈正成为国与国之间新的竞争手段。因此,能源结构将出现颠覆性巨变,天然气超越煤炭和石油成为第一大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超越化石能源成为第一支柱能源,倒逼能源技术和产业深度调整,包括储能,氢能,燃料电池,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在内的核心低碳技术进入快速突破期。企业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价值理念,加快构建“油+清洁能源”多能格局,大力推动节能降耗,推进清洁生产,成为绿色发展的忠实践行者。

研究绿色需求,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化调整。CCUS市场需求前景广阔,第二代CCUS技术发展逐渐成熟,成本持续下降,未来10年有望大规模推广应用。大力推进CCUS与石化产业融合发展,重点聚焦在高碳浓度生产环节部署碳捕集项目,在地质、化工新材料等领域推动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在捕集和利用衔接中,推进储运、输送等配套能力建设。总之,要适应能源转型需要,以流程低碳化、原料低碳化、废旧废料回收再利用等方式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化调整。

开发绿色产品和服务,打造绿色品牌形象。企业应制定中长期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洞察国内、国际绿色低碳发展需求,从产业链整体发展的角度,以下游客户需求为牵引,基于客户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化工原材料供应端的信息需求,开发新产品和提供相应技术支持,推动绿色产品认证、碳核查与碳足迹认证相关工作,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通过行业认证、专业会议和自媒体等渠道打造绿色品牌形象,增强公众认知,吸引注重社会责任的消费者。

面向海外市场主动发声,讲好中国故事。要主动利用海外社交媒体传播真实形象,通过建立客户社群、利用海外员工、非政府组织等有影响力的力量主动讲好中国企业故事,树立良好形象,吸引潜在客户。

3 结语

面对快速变化的行业形势、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石油化工企业必须积极应对。充分发挥上中下游一体化优势、强化产品和服务、客户关系和品牌管理、推进数智化转型以及绿色转型的营销创新等策略,助力石油化工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结构调整、提高运营效率,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和环保要求。通过持续强化营销理念,创新营销管理策略,石油化工企业不仅能够提升竞争力,还能为行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凯文·莱恩·凯勒,亚历山大·切尔内夫.营销管理[M].陆雄文,蒋青云,赵伟韬,等译.第16版.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

[2]马修·施维茨.场景营销[M].王瑜玲,古嘉莹,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

[3]即能创新.2024年营销现状与七大趋势研判:来自1400多名全球营销人员数据洞察[EB/OL].20240418[20241018].https//blog.csdn.net/upskill2018/article/details/137657590.

作者简介:王彩霞,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中国共产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党校,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专家,主要从事市场营销与企业管理的研究与培训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党校、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 王彩霞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房地产经济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完善,在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同时,还有效推动了住房的市场化改革,让广大群众实现住有所居。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公积金制度与房地产行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渐趋错综,本文通过介绍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目前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情况,旨在深入剖析公积金制度与房地产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关键词:住房公积金,房地产经济,房地产市场,经济影响,住房政策

引言:

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显著标志,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聚集,这也带来了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平衡房价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合理调整住房公积金的相关政策可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调控,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住房公积金制度直接作用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也会影响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运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否,直接关系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风险和资金的安全性。

1.住房公积金制度概述

1.1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内涵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指有关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使用、偿还等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是国家法律规定的重要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旨在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推动住房消费实现住房市场稳定发展的政策。

住房公积金主要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等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社会化和法制化的主要形式,实行专户专储专款专用,具有保障性、互助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旨在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提供支持。

1.2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房地产市场开始逐渐升温,但同时也面临着房价上涨过快,居民购买能力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现状,我国政府决定设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旨在通过集体储蓄和互助的方式,帮助职工解决住房问题。

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产生的初期,其作用主要是缓解和减轻当时住房供给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为主要目的[1]。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住房保障制度,主要致力于解决低收入者、城市新居民的住房问题,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提供更高品质的民生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最早发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199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在全国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2]。在初期建立阶段,试点城市主要制定了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和贷款办法等基本规定。这一阶段的政策为以试点的方式来检验全面推广的可行性以及政策的有效性。职工开始了解和认识住房公积金制度,部分职工通过公积金贷款实现了购房梦。在全面推广阶段,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缴存范围逐步扩大,条件逐渐放宽。这一阶段的政策由单一试点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实施,政策的普惠性及便利性,让使用公积金贷款成为职工购房的首选。在规范完善阶段,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完善和规范。国家在2019年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体制,这一阶段的政策更加科学规范完善,提高了资金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同时,相关政策的调整也更好地满足了职工的住房需求,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1.3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运行机制

住建部公布了上一年度我国住房公积金的运行情况。去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为3.46万亿元,其中住房贷款1.47万亿元,惠及人群不断扩大,全年实缴单位494.76万个,比上年增长9.29%,实缴职工17454.68万人,比上年增长2.8%;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范围稳步扩大;全年共1846.09万人提取,2031.28亿元用于租赁住房,分别比上年增长20.04%33.52%,住房公积金在助力安居宜居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

2.我国房地产经济概述

2.1 房地产经济的概念与特点

一段时期以来,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和主要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房地产经济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服务型的特征,其主要是以房地产为核心,涵盖了土地开发、房屋建设、房地产交易、房地产金融等与之相关的多种类型的经济活动,对经济发展往往会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房地产是一种不动产,具有不可移动性,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供求关系等差异较大。同时,房地产的建设和交易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房地产既可以作为一种消费品,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又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品带来资产增值和收益,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受到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双重影响。房地产开发和交易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房地产经济与金融市场密切相关,体现为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同时,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也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房地产经济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多种政策的影响,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时做出政策有效调整,通过调控让房地产市场有序发展,以实现经济稳定社会公平等目标。

2.2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从投资规模市场供需到政策调控,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从投资规模来看,虽然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规模依然庞大,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其次,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土地供应的有限性使得房价持续上涨,给购房者带来一定压力,在一系列的调控措施有效实施后,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逐渐趋于平衡,有效的稳定了房价,防范了市场风险。

如今,房地产行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市场调整和政策洗礼后,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逐渐从高速发展阶段逐步向平稳发展阶段过渡。一方面,在一二线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快速增长,房价趋于稳定并呈现饱和特征,市场需求更多倾向于改善型住房和高端房地产项目上;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未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将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向多元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3.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房地产经济的积极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住房改革推行住房分配社会化,进入房地产业快速发展阶段[3]。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施,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满足了居民潜在的购房需求,促进消费升级。其次,公积金政策的有效实施,对于房地产业来说更加释放了政策的红利效应,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此外,公积金制度对社会保障体系具有补充作用。在养老等社会保险外,公积金有效改善了城镇职工的居住条件,减轻了职工的购房压力。

一方面,住房公积金为购房者提供金融支持和低成本的融资渠道,有效降低了购房门槛,通过公积金贷款,购房者可以享受较低的利率和较长的还款期限,减轻了经济压力,增强了购房能力,不仅促进了居民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另一方面,住房公积金政策通过调整贷款额度利率等参数,可以灵活调节房地产市场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过热时,收紧公积金贷款政策,如通过首付比例的调整等,来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防止市场泡沫;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时,放宽公积金贷款政策,刺激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回暖。在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方面,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为购房者提供了可持续的金融支持,减少了因资金短缺而导致的市场波动,对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住房公积金贷款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资金支持,也间接促进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回笼和再投资。购房者使用公积金贷款时,资金会及时流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以稳定的资金流确保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从而实现向客户承诺的按期交房,通过房地产业内部良性循环推动行业的持续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繁荣。同时,住房公积金制度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活跃,促进房地产产业链的发展。其次,住房公积金政策对社会经济方面有着深远影响,它加速了居民住房的更新换代速度以及整体生活品质提升,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同时,房地产市场作为关联性较强的产业类型,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就业的增加;此外,通过政策的动态调整还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4.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瓶颈制约

4.1 覆盖范围有限

目前,缴存公积金主要集中在城镇职工,许多地方未开展灵活就业群体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此外,一些中小企业迫于经营压力,还存在不能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导致部分劳动者无法受益。

4.2 使用范围受限,资金利用效率不足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通常有严格规定,一般只能用于与住房相关的支出,在房价高涨的背景下,公积金贷款额度可能不足以满足职工的购房需求,导致公积金制度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作用受限,由此导致部分公积金资金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4.3 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受到城市规模、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在住房公积金使用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发达地区可能资金相对充裕,但房价也高,贷款需求大,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而欠发达地区资金规模较小,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低,住房公积金的作用相对有限,在实现普惠性方面还需要加强。

4.4 无法兼顾公平性与效益性

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公积金缴存比例和额度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会造成不同群体在购房能力和享受住房福利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也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结构产生一定的扭曲作用,影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更多的公积金缴存意味着更多的人力成本支出,在经济形势不佳或企业经营困难时,这些成本可能会对企业造成较大压力,甚至可能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进而间接影响到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基础。

5.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以促进房地产经济健康发展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公积金制度不仅关乎老百姓的住房权益,更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应当从当前的经济环境出发,深入分析公积金政策的现状,进一步完善公积金政策,发挥好住房公积金的杠杆作用,使其更具前瞻性,确保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为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5.1 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5.1.1 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让更多职工受益

新型住房公积金制度将以保障居民基本住房需求作为首要目标,重在提高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消费能力[4]。公积金政策应不断缩小地区间、行业间以及不同收入人群的缴存差距,进一步提高公积金覆盖率,将灵活就业人员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制定合理的缴存比例和方式;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提高这些群体对住房公积金的认知和参与度,通过公积金政策有效实施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通过加大政策普及力度提高中小企业为职工缴存公积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当地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如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补贴,鼓励企业积极缴存住房公积金。

5.1.2 放宽公积金使用限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建立灵活的政策调整机制,根据市场变化和政策效果,及时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适当放宽提取条件。为了更好满足实际需求,公积金政策应逐步放宽提取条件,简化提取流程,提高使用效率,建立动态的提取政策调整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缴存者的实际需求及时进行调整。优化贷款政策。在坚持稳健发展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房价收入水平和还款能力等因素,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贷款额度计算公式;对于房价较高的区域,可以适当提高贷款额度上限,或推出针对性的优惠贷款政策,延长贷款期限,减轻购房者的还款压力,推动政策有效落地实施。

5.1.3 增强制度的适应性,缩小区域差异

加强全国住房公积金政策的统筹协调,逐步缩小地区间的政策差异,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等方式,增加欠发达地区的住房公积金资金规模,鼓励金融机构与欠发达地区合作,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可以建立地区间的合作机制,实现住房公积金资金的共享和调剂,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均衡发展。

5.1.4 适应市场变化,注重公平与效率

加大政策向社会上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力度,确保资金分配的公平性,优先满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同时考虑不同地区房价差异,制定差异化的资金分配政策,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贷款额度和提取比例,给予一定的利息补贴或优惠,建立住房公积金的定向扶持机制,针对特定的保障性住房项目或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需求,提供专项贷款支持,同时,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使用监管,防止其过度占用住房公积金资源。

5.2 加强公积金风险管控

5.2.1 规范管理,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传导

建立房地产市场风险监测制度。通过与房地产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波动、政策调整情况,对房地产市场风险进行预警和分析。

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以应对房地产市场风险。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向住房公积金制度传导,在房地产市场高涨时,适当收紧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提高贷款门槛,降低贷款额度,以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萧条时,放宽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降低首付比例,提高贷款额度,以刺激购房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5.2.2 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确保资金安全。

综合考虑住房公积金的资金流动性、贷款违约率、房地产市场风险等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采取调整政策、加强资金管理、增加风险储备金等措施,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风险,确保公积金制度的长期稳定运行。

5.3 促进与其他住房政策的协同效应

整合住房相关政策,将住房公积金制度与其他住房政策(如公租房、住房补贴等)相结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促进住房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跨部门合作,加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地区间的住房公积金政策,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将与房地产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在保障职工住房需求的同时,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公平普惠、高效灵活,通过相关政策的实施和推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调控,实现住房公积金制度与房地产经济的良性互动,为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燕燕.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运行特征及对居民居住选择的影响研究[D].上海:上海财经大学,2020.

[2]佟广军.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变迁及其现实状况[J].重庆社会科学,20145):51-59.

[3]李宏,闫坤如.新中国成立70年城镇住房制度的嬗变与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908):57-62.

[4]曹文炼,邓智华,方正.新常态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J].全球化,20161):110-118.

包头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樊银箱

我国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及产品研发展望

随着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们健康意识不断增强,我国保健食品产业飞速发展。近几年保健食品相关法规更新较快,为了给保健食品申请人在研发产品时提供政策和技术指导,本文对目前保健食品市场准入制度中已实施的双轨制管理进行剖析,并为拟申报保健食品的申请者提供产品类型、原料、剂型选择等多方面建议,以期为促进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提高上市产品质量提供监管依据。

现行的保健食品的市场准入制度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按照该法律规定,使用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外原料的保健食品和首次进口的保健食品应当经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但是,首次进口的保健食品中属于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的,应当报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其他保健食品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该法律对注册与备案的明确划分,开启了保健食品的双轨制运行。

2016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对注册和备案的基本要求、程序均进行了明确,随着2017年5月1日保健食品备案工作正式开展,保健食品的注册与备案开启了注册与备案双轨制并行的管理。目前我国的保健食品市场正朝着精细化程度更高、集中度更高和品质更高的方向发展。

保健食品现行监管制度对研发的启示

对于拟开展保健食品研发的申请人,首先应密切关注与保健食品有关的法律法规,近几年法规文件更新,对净化保健食品市场、严格保健食品准入陆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2019年发布的《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与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办法》对保健食品的研发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首先,以原料目录为抓手,合理对产品定位。

保健食品市场准入的双轨制将保健食品的研发销售带入了新的时期。对列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的原料实施备案管理,使用此类原料制成保健食品时用量、功效、人群均比较明确,产品基本可实现工业化生产。申请人可根据拟销售市场的需求进行产品研发。

选用备案产品的优点是与注册产品相比,获取备案凭证的速度快,能够降低研发成本,为企业更灵活、更快速地上市相关产品创造了条件。对于没有列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的产品,包括复方产品应该选择注册申请。在研发此类产品时申请人同样需要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熟悉保健食品注册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要求,须对产品的安全性评价、功能评价和质量控制有全面的研究,同时研发时除了需要开展动物实验,部分产品还需要人体试食试验,研发成本较高,产品注册需要周期也较长。

其次,合理进行复方产品的研发。

一是以产品安全性为重要前提,合理选择配方。对于符合要求的,则为可用于保健食品的原料,否则原料不能用于保健食品。配方配伍及用量上要找到充足的依据。在原料用量、配伍上需要有充足的文献依据支持,在科学上能够达成共识,在国际国内有使用历史。中药保健食品的研发,应以中医理论为出发点,基于治未病的思想,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深入开展研究中药生物活性成分的药理作用及相关功效,促进中药保健食品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是以功能目录为抓手对所要申报的保健功能有充分认识。目前允许声称的保健功能是在现有功能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评价的指标、方法上较为成熟,因此在配方选择上,重点关注现行允许申报的保健功能中,产品是否可以达到功效。同时在适宜人群的选择上,应提出人群使用保健食品的必要性,不适宜人群应为现行规定明确的可能存在食用安全隐患的人群,适宜人群范围中应当除外的特定人群以及没有充足的科学依据表明食用安全或者与功能依据不符的婴幼儿、孕妇、乳母等特殊人群。

三是保健食品新功能的开发。根据《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与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办法》中提出对保健功能的要求,包括具有明确的健康消费需求,能够被正确理解和认知;具有充足的科学依据,以及科学的评价方法和判定标准;以传统养生保健理论为指导的保健功能,符合传统中医养生保健理论等。

除目前允许声称的保健功能外,未来对于新的功能声称将开放申报途径,进一步贴合大健康产业的需求。在开展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新功能的开发,同时应对不同国家地区类似功能或健康声称的监管与法规概况进行对比研究,对类似产品的市场和消费情况开展调研,并对国内外类似功能食品或药品的研究应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为保健食品行业开启新的航向标。

四是制定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要求。与产品注册批准证书同时发出的附件包括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技术要求,一个好的产品是通过对原料的选择、生产过程的控制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技术要求中的技术指标对于控制产品的质量能够起到促进推动的作用。

保健食品行业未来展望

首先,开展保健食品上市后的技术评价。目前已经取得了批准证书的有效期为5年,申请延续注册时需要提供人群食用情况分析报告。保健食品上市后技术评价包括上市后安全性技术评价和上市后保健功能技术评价,目前国家尚未建立基于保健食品销售体系的产品上市后人群食用信息收集系统,未来可以构建保健食品上市后技术评价证据体系和证据源,并对保健食品上市后技术评价证据进行分类分级管理,为保健食品特定原料安全性和精准定位保健功能提供证据支持。但作为证书持有人,除在获得批准证书的前期研发外,同样需要关注产品上市后的人群反馈,为今后研发产品提供思路。

其次,传承中医药精华,发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的优势。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在中医药理论基础上的中药健康产业,是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以中药为主要原料或手段,建立以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为目标的产业领域。随着保健食品的改革不断深入,应探索挖掘中医药在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领域中的优势,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高质量发展,让这一中华文明瑰宝焕发新的光彩,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新贡献。

最后,深化注册备案“放管服”,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在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政策要求下,我国的保健食品领域已基本形成以严格注册为基础,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和保健功能目录为抓手,统筹发展与安全,逐步实现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的良好格局。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并存,为提高行政效能、促进行业良好发展提供了动力。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我国大健康产业迎来了巨大机遇和挑战,大健康产业理念的普及和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将为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及拉动国民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审评中心 萨翼 李淑娟 陈晓怡

数据要素推动能源行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及路径

摘要: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数据正逐渐成为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助推能源行业绿色发展。在梳理我国能源行业绿色发展现状基础之上,从数据要素的强基础性、高协同性、易流动性角度探讨其对能源行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提出实践路径,以期数据要素持续赋能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据要素,能源行业,绿色发展

1 能源行业绿色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能源行业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在能源转型、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积极求索,呈现出绿色发展良好态势,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

1.1 发展趋势与机遇

1.1.1 政策支持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统筹有序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及绿色发展。20223月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速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20248月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专门强调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现出国家层面战略重视。相关政策还引导社会资本向能源绿色发展领域流动,为能源行业绿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

1.1.2 结构优化

我国能源结构最初以传统能源为主导,逐步向多元化、清洁化的能源格局转变,清洁能源发展驶入快车道。20248月发布《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数据显示,2023年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6.4%,较2013年提高10.9个百分点;清洁能源发电量达到3.8万亿kW·h,占总发电量比例已攀升至39.7%,相较于2013年,该比例实现了约15个百分点的显著增长。在过去十年间,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据全社会电力消耗增长量一半有余,标志着能源行业稳步迈向更高水平的绿色发展模式[3-4]

1.2 现有问题与挑战

1.2.1 低碳技术受制约

在当下中国能源绿色转型发展道路上,既需促进传统能源向低碳化方向转型,又要加速新能源广泛部署,低碳技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已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就,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地,部分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遭遇成本高、难度大、推广难等问题。例如,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实施需要构建复杂基础设施,并伴随高昂运营成本;电动汽车的普及受制于时间因素及资金限制无法迅速扩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此外,高效太阳能电池技术及先进核能技术等关键低碳技术,在国际层面受到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构成不容忽视的技术壁垒。

1.2.2 新能源规模化发展难

目前新能源规模化发展面临着巨大痛点,不利于能源行业绿色化发展。一方面,部分新能源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供电能力具有不稳定性。例如,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展现出典型的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特征,导致在新能源高渗透率的情境下,电力系统可靠性不足。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市场机制和政策环境尚待完善,绿色能源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较高,部分优质能源项目融资困难,加之相关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导致一些企业面临政策风险和不确定性。

2 数据要素推动能源行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

20248月初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和数据局共同下发《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体现了绿色发展与数据要素的并行驱动和关联促进。数据要素作为新时代一种重要生产要素,凭借其强基础性、高支撑性、易流动性等特征,为能源行业绿色发展赋能。

2.1 数据要素的强基础性助力能源行业绿色数字化发展

数据要素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是驱动能源行业绿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通过建设能源大数据平台、推广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能源行业构建起覆盖能源生产、传输、分配和消费全过程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立更智能、高效、绿色的能源生态系统。能源行业绿色发展以碳中和为目标,以新能源为主体,以新型电力系统为主要载体,数据要素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数据要素能够解决新能源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将超过24亿千瓦,由行为主导的不确定性负荷将达到6亿千瓦,系统将呈现强随机性,打破了以确定性规划为基础的供需平衡模式。这亟需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聚合多领域数据要素,构建以数据驱动的、概率性预测为基础的源网荷储调控协同机制。另一方面,数据要素驱动构建新型能源电力系统。随着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动汽车大规模接入、储能系统规模化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数据更加巨量化、异构化、复杂化,单一数据价值密度远不足以支撑高度复杂的系统,亟需通过多源数据融合实现数据价值深度挖掘,依托数字孪生、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对能源绿色发展的有力支撑。

2.2 数据要素的高协同性促进能源行业绿色创新发展

能源行业属于资源、技术、资本、人员、数据密集型产业,其数据具备实时性、准确性和广泛性,通过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使用,可发挥数据要素的协同效应,促进能源行业绿色创新发展。首先,能源数据要素与人力协同互动。通过深度挖掘和分析能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数据,企业能够精准发现工作流程中的低效环节,洞察绿色市场的需求变化,探索潜在合作机会,帮助人力要素做出更科学决策,进而合理配置各项生产要素,促进能源行业绿色创新发展。其次,能源数据要素与资本协同运作。数据要素的运用让能源项目的风险评估更加科学客观,尤其通过对历史数据、市场趋势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综合分析,能源行业项目的可行性和收益性将被更准确量化,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吸引资本向能源行业绿色创新领域流动。最后,能源数据要素与技术协同合作。通过传感器、物联网设备等手段,实时采集能源行业物理实体的各类数据,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能源生产端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的精准预测,还可有效整合能源消费端的多样化负荷资源,进而实现需求侧的积极响应,提升能源整体利用效率,促进能源行业绿色发展。

2.3 数据要素的易流动性推动能源行业绿色开放发展

数据要素的流动性是决定数据要素价值的要条件,有助于能源行业内的各类信息快速准确流通,推动行业绿色开放发展。一方面,流动的数据要素有利于为政府部门提供实时动态可监测的数据。通过加快整合建立强大的能源行业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要素让每度电的碳足迹都有迹可循,便于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新机制,一体谋划推进“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促进能源行业绿色低碳开放发展。同时,流动的数据要素还能动态反映能源行业的价格指数,为政府宏观调控和行业监测提供支撑,推动能源行业的绿色开放发展。另一方面,流动的数据要素有助于打破能源行业的信息壁垒。数据要素具有共享性与正外部性,能够助力能源行业内部各企业打破数据孤岛,构建公开、透明的绿色资源渠道,进而有利于各企业高效分配资源,推动能源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能源企业可以通过整合电、水、气、煤、油等多种能源数据,打造能源数据要素产业生态,以破解数据流通交易信任阻力,推动构建数据要素产业开放协同发展生态圈。

3 数据要素推动能源行业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3.1 完善能源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加强顶层设计

政府应发挥引领作用,明确能源数据要素基本规则,协调各方利益,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促进能源行业绿色发展。一方面,统一能源行业数据标准。能源行业具有公用事业行业属性,相关数据不仅涵盖个人、企业和公共,还涉及环境、交通、产业链上下游等诸多领域,能源数据整合难度大、利用率低,亟需建立健全行业分类分级标准和体系。参考《证券期货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引》《金融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分级指南》等,能源行业可根据自身数据特征,牵头研究能源数据分类分级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保障能源行业数据安全。能源行业作为我国的支柱行业之一,其数据安全关乎国家基础经济命脉。因此,要加强数据安全共享技术应用,研究隐私计算、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数据加密技术和隐私保护方案,保障和助力数据要素安全发展。

3.2 推动能源行业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激活数据要素

数据基础设施是让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的关键载体,让能源行业数据便于流通才能实现数据高效利用,进而促进行业绿色发展。对此,可以考虑建设规范高效的能源数据交易平台体系。一方面,探索建立以“底座+赋能”为核心的数据流通模式。建设合规有效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平台,集成各类能源企业的生产、消费、价格、政策等数据,实现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共享,提供安全、可信、便利、高效的平台化服务,实现数据、技术和场景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平台多元主体。平台主体除了能源生产者和IT服务商,还需吸引能源消费者、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初创企业等多方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共同构建开放包容的平台生态圈。

3.3 推动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释放数据价值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能源数字产业,有助于释放能源行业的数据价值。一方面,能源企业需持续加强数据组织和机制建设,从服务业务和驱动创新出发,统筹推动数据管理工作有序进行。经调查,截至2023年底,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22家企业将数字化转型工作纳入经营绩效考核,通过战略布局、强化资源保障和跨部门协同,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能源企业要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对内强化数据综合应用,对外推动数据价值变现,积极探索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企业能够以数据驱动生产经营管理提质增效,丰富数据产品开发,推出数据应用或数据产品,并参与能源行业出现的数据资产凭证、数据经纪人、数据信托等诸多创新实践。

3.4 完善数据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强化人才支持

数据人才的多元储备是支撑能源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坚持能力导向和需求导向,完善数据人才培养体系,为数据要素赋能提供人才支持。首先,完善素养教育体系,加强对中小学、大学等教育层次的人才数据素养的普及,通过课程改革、实践操作培养、游学参访等形式加强数据人才储备建设,提升数据素养能力。其次,完善职业教育,建立由政府、协会等公信力机构设立的资格认证体系培养制度,培养相关领域人才的专业执业技能,补齐我国数据中国建设的技术人才需求。最后,加强高等教育校企合作,推进以数据化人才需求为背景下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制度,加快推动我国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深入各种场景下加速数据化转型。

4 结语

数据要素作为新兴生产要素,正在助力能源行业实现绿色发展,通过促进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多要素高效协同与智能联动、打破信息壁垒等路径,加速能源绿色转型。未来,应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持续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推动能源行业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程云洁,张志芳,刘娴.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J].商业研究,20232):65-72.

[2]于洋,陈放,王尔大.数据要素配置、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J].统计与决策,20244017):5-11.

[3]占智勇,徐政,宁尚通.数据要素视角下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243):43-52.

[4]任晓刚.产业绿色化数字化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重点布局与路径突破[J].中国流通经济,2024389):3-13.

作者简介:张国珍(1990—),女,山西太原人,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数字化转型。

通信作者:杨俊芳(1974—),女,硕士,正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政务信息化。

太原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国珍;山西省数字政府服务中心 杨俊芳

区域经济
深圳:构建产业生态体系 促进人工智能发展

提 要

人工智能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圳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具有良好基础,应构建产业生态体系,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受到代表和委员的广泛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也对人工智能发展作出安排部署,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深圳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要积极抢抓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深圳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良好基础

一是企业集群发展,产业链基础良好。截至2024年底,深圳人工智能企业已超2200家,形成以华为、腾讯等龙头企业引领,元象科技、兔展智能等高成长性企业支撑,初创企业竞相发展的“雁阵式”梯队,产业链覆盖芯片、模型、硬件及应用等全环节,为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二是产业创新活跃,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据统计,2023年,深圳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6080件,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二。人工智能发明专利多由企业申请,逐渐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体系。例如,云天励飞是国内第一家兼具AI算法平台、AI芯片平台、大数据平台等AI关键技术平台的独角兽企业;优必选突破了自适应场景及交互对象的视觉感知与建模关键技术。

三是市场规模大,“人工智能+”前景广阔。2024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68万亿元、增长5.8%,增速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超过1万亿元,消费与投资能力强劲。截至2024年底,深圳已发布四批“城市+AI”应用场景清单,涵盖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近200个应用场景,逐步构建起覆盖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城市运行、重点行业赋能的全场景建设体系。

四是政策体系完善,产业发展环境优越。早在2022年9月,深圳发布《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2024年又先后出台《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方案》《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政策支持力度显著,含金量十足。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3日,《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2026年)》《深圳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6年)》《深圳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和《深圳市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行动计划(2025—2027年)》四个文件重磅发布,表明了深圳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的决心,也为今后深圳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了优质的政策环境。

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进路

人工智能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圳需要继续提高创新能力,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人工智能创新能级。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推动深圳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建设,并依托实验室推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计划,将实验室培育成为推动深圳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技力量,形成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格局。要以非竞争性与竞争性经费相结合的支持方式推动实验室可持续发展,并强化实验室的绩效动态评估、科技成果转化、资源开放共享等。

完善技术攻关机制。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路线正处于“十字路口”,具有不同的探索实践和理念,深圳需要鼓励更多的“非共识”创新。对于已实施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揭榜挂帅”制,可进一步融合“赛马制”,一个技术课题由多个团队从不同技术路线展开同步攻关,形成多技术路线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促进,降低技术选择风险,提高项目成功率。

加强协同创新。可以借助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这一平台,在香港建设人工智能离岸创新基地,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前移、创新合作前移,联合香港科技创新资源开展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

促进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重视产业智能化顶层设计,针对不同产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分行业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指导方案,形成深圳重点行业智能化转型路线图,统筹推进企业智能化转型各项工作。

提升人工智能服务商服务能级。可以打造深圳行业“数智大脑”,加强人工智能服务商的引进和培育,以开源和开放标准构建“综合型+专业型+特色型”人工智能服务商体系。以政府购买服务或补贴等形式,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商为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提供诊断评估、规划设计、解决方案、培训指导等一体化服务,降低人工智能服务商服务成本和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的成本。

加快全产业链价值链智能化转型。一方面,重点产业梳理出数家具有产业链带动能力的重点企业,扶持此类企业优先智能化转型,进而鼓励重点企业通过“以大带小”的方式,借助供应链,帮助中小企业参与到智能化转型进程中,以此推动产业链智能化。另一方面,利用“训力券”“语料券”“模型券”等,促进企业积极接入大模型系统,推动研发、生产、营销、管理等企业价值链的智能化转型。

加强资源保障。完善技术创新投入机制,可以推动财政资金、政府引导基金、国有企业资本联合设立人工智能科学基金,与人工智能产业基金分别从科学端和产业端形成有效联动。通过市场化运作,利用基金所产生的收益支持深圳高校、研发机构、企业联合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攻关。同时,鼓励社会以捐赠等方式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项目。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高水平推进人工智能院系建设,培养规模可观的创新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工智能人才队伍。根据产业发展需求,与人工智能企业共同开设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班。同时,鼓励人工智能企业将人工智能创新项目向高校开放,引导学生参与其中,以产业创新项目驱动人才培养。

【本文为深圳市软科学项目(RKX20231017092159003)、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SZ2024C008)、深圳市龙华区软科学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张龙鹏;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教授、执行院长 汤志伟

浙江当前科技创新发展的三个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明确强调,浙江要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省委主要领导在近日召开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以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关键路径,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打造的“八八战略”总纲领总遵循,其中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20多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不断厚植创新基因,持续优化创新环境,积极培育创新主体,进一步引领浙江形成了争做改革创新先行者的鲜明省域特质。当前浙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可喜进展,不仅预示着之江大地正在加速形成新一轮科创产业集群效应,更加彰显着浙江人文优势在新时代的赓续与绽放。

“数字浙江”建设持续发力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强盛的创新基因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前瞻部署“数字浙江”建设,明确以信息化带动与提升浙江工业现代化。20多年来,全省上下一以贯之深化“数字浙江”建设,主动顺应数字技术新趋势和时代新风向,持续探索数字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浙江当前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可喜进展,正是在这种涌动创新元素、充满智能基因的沃土上形成的。

“数字浙江”的前瞻擘画为数字产业发展提供了创新方向。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就明确提出,数字浙江是全面推进浙江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基础性工程。之后,他又全面阐述了“数字浙江”的战略构想,指导制定《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和加快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信息技术。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还亲自为杭州数字化发展定向把脉,推动杭州“天堂硅谷”建设。当前,浙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大力推进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创新,持续攻克数字技术新高地,积极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不断拓展数字产业新天地,就是浙江企业家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数字浙江”战略部署奋勇前行的生动实践。

持之以恒的战略定力为数字产业发展厚植了创新沃土。20多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擦亮数字经济省域“金名片”。在深化“数字浙江”建设过程中,浙江始终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为牵引,着力加大要素投入、创新体制机制、突破关键技术,催生了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物联、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探索推动了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产业化落地。正是在这片创新沃土上,浙江孵化了今天的众多科技新锐企业。

持续壮大的创新网络为数字产业发展蓄积了创新动能。浙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政策推动和市场发力的结果,还是不断建大建强的数字创新网络融合发展“化学反应”释放的红利。得益于“数字浙江”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的推动,浙江在持续创新与孵化前沿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布局了一批创新应用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壮大了一批主攻数字领域研究的科研院校,逐步成为全国数字创新生态最佳省份之一。杭州依托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率先构建了以高校、企业、大装置、大科创平台为节点的数字科创网络,加速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近年来,全省上下更是大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和人才强省建设,为科技新锐企业的诞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持续推动重商宜商的治理改革为浙江科技创新提供了优越的创新环境

新一代科技创新力量崛起,是浙江长期厚植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文土壤的必然结果,是浙江将独特的文化精神和人文优势内嵌于营商环境打造并转化为经济治理效能的必然产物。涌动着重商宜商元素的制度创新,不断迭代优化着企业发展的科技创新环境。

机关效能建设助力经济主体抢占创新先机。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注重强化机关效能建设,在他的亲自部署推动下,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等一系列制度举措在浙江大地率先推开,不仅有效破除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积弊,更将“效率即生命”的时代要求转化为政府机构的公共精神,助力企业赢得发展先机。仅机关效能建设启动当年,浙江全省就取消许可事项8000余件,下放审批事项2000余件,联办项目办理时间比原来缩短了近1/3,企业注册登记时间从原来的12个工作日减到2个工作日,从而大大缩短了企业的创办周期、创新周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机关效能建设,为浙江后续20多年来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示范。

系统性政府重塑压缩新兴产业创新成本。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浙江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目标,大力推进公共机构的系统性重塑,持续推出“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等,大大降低了浙江全域创新成本。“四张清单一张网”坚持“包容审慎、无事不扰”的监管原则,践行“精准滴灌、有需必达”的服务承诺,打造“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创新文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坚持用户导向,通过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整合政务资源、推动数据共享等方式,让企业办事更加便捷、高效。可以说,这些改革举措都突出了制度设计的人文关怀,持续累积的改革红利为科技型企业崛起提供了坚实的人文基石。

政务增值服务改革为科技创新赋能增效。浙江推动政务服务从降低成本转向服务增值,启动了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让政府部门从原先的“有什么,给什么”转变为“要什么,给什么”,为企业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衍生服务,全力帮助广大企业增加收益。可以说,浙江每一阶段的治理创新都蕴含着深厚的人文价值内核,在环环相扣中最终形成了科技型企业生长的人文土壤和制度“脚手架”。

持续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为浙江科技创新培育了活跃的创新主体

浙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可喜进展,深刻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民营经济是浙江活力所在”重要论断的实践伟力。历届省委、省政府牢记嘱托,以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为统领,助推民营经济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让浙江硬核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发挥民营经济先发优势,激发民营企业创新使命。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浙江最大的优势是民营经济先发优势”,围绕“怎么把这个优势发挥好”这篇大文章,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亲商、富商、安商”。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不动摇,相继出台《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政策。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浙江有效激发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和创新使命。

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指出“一部浙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浙商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史”。20多年来,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立足千年商帮文化底蕴与“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传承,通过构建文化共享、精神共鸣、价值共创的良性机制,系统激活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原生动力。2024年,浙江率先发布《关于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进一步支持鼓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决定》,通过立法保障、政策创新和服务优化等多维度举措,更为系统地弘扬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弘扬企业家精神、尊重创新创造的社会氛围中,浙江民营科技企业以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突破核心技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疆拓土;以前瞻洞察的战略眼光,在3D云设计及家居数字化领域稳健前行,焕发出用匠心精神来追求卓越的创新活力。

强化企业家群体生力军作用,推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发挥民营企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力军的作用,倡导“和企业家手拉手交朋友”。20多年来,省委、省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鼓励民营企业家大展身手。为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强劲动能,浙江推出“3+N”产业基金,实施“三个15%”科技投入政策,着力从制度层面培育耐心资本,构建了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创新支持体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阿里、DeepSeek等浙江广大民营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价值观,怀揣实业报国、科技报国的使命情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迸发出巨大能量。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陈柳裕

协同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

2025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紧扣“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和“三中心一走廊”新要求,纵深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服务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同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更好发挥“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作用的必由之路,也是成渝地区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内在要求。要坚持以改革添动能,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双城经济圈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共同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极”。

深化协同创新,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一方面,加强重大科技协同攻关,强化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新兴前沿交叉领域,共同组织开展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科技创新攻关,协同争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积极培育壮大本土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高水平共建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着力打造学科内涵关联、空间分布集聚的原始创新集群。聚力“强化创新资源集聚和转化功能”,搭建科技成果供需对接平台,争创国家技术转移成渝中心,促进川渝两地科技服务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打造川渝创新要素集聚区与创新要素开放高地。另一方面,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聚焦双城经济圈产业科技创新主战场,促进汽车、医疗医药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抢滩占先,谋划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破题布局,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变革生产关系,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回顾人类发展的历程,每一次生产力的跃升都伴随着技术的突破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这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系统性变革,从而将新的生产力从旧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伴随着新产业新业态的兴起和发展,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也有了新内涵,传统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积极变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方面,协同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坚持“川渝一盘棋”思维,共同推动国家综合改革先行先试,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支持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共建功能平台,促进川渝两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和服务链“五链”协同联动,推动链与链之间的耦合,促进数据、信息、人才、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等各环节,加快技术转化、产品创新和产业变革,推动形成更加先进的生产力质态。另一方面,深化合作协同创新,推动城市分工关系与产业分工体系的协同优化。进一步依托成渝间区域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推动两核与区域中心城市形成错位分工的发展格局,共同放大国家战略交汇叠加效应,助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健全体制机制,不断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得新成效新突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坚持“川渝一盘棋”思维,健全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强化战略协作、政策协同、标准趋同、平台对接、利益共享,稳步推进多层面有机融合,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纵深推进,高水平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制度性交易成本显著下降。协同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打通束缚发展的堵点卡点,持续健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行稳致远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健全经济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着力培育高水平市场主体,加大市场准入“异地同标”、产权保护协作、跨省公平竞争审查协作机制的建设力度,让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市场主体在川渝两地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充分激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宏观层面,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两地新领域新赛道的制度供给,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不断完善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共同持续争取国家财政、金融等领域支持事项。另一方面,健全开放合作机制。以开放大通道“硬联通”为契机,深化大通道带大物流带大产业。同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强与国际规则、标准相通相容,减少科技、产业合作的制度性障碍。支持中心城区率先承接国家重大改革和开放试点,优先布局国家级、区域性重大战略性项目,增强对国际人才、国际资本等高端要素的吸引力,通过跨国合作、技术共享、市场互通,协力提升双城经济圈经济实力、发展活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4XJY020成果)

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分中心研究员 蔡礼辉

区域协同立法:趋势与难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区域协同立法”,这是党在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方面提出的新要求。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近年来,各地有了越来越多的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特别是2015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增加了设区的市具有地方立法权的条款,使区域协同立法的主体除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还有323个,包括289个设区的市、30个自治州和4个未设区的地级市。这也意味着区域协同的地方立法需求和立法数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大增。

因此,2022年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和2023年修改的立法法都增加了相关条款。以2023年修改的立法法为例,第八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而要建立有效的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需要兼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平衡地方与地方的利益,协调各个部门的分工合作。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立法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除了上述三个地区以外,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的贯彻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区域还包括: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雄安新区、成渝地区。而涉及的协同发展事务不仅有流域环境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区域交通一体化,更有人口流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源结构、产业转移升级等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步建立了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在可预见的未来,上述其他区域也将逐步建立完善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制定更多区域协同相关议题的地方性法规。简言之,区域协同立法,旨在降低区域协调发展的交易成本,从而更好地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目前区域协同立法的基本形式,分为省内区域协同立法和跨省区域协同立法。前者如广州、佛山有关城市轨道交通管理的协同立法的条例,后者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关酉水河保护的协同立法的条例,以及贵州省、云南省和四川省有关赤水河流域保护的协同立法的条例。当然,如果制定地方性法规不成熟,也会采取决定的形式,例如,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人大常委会同步出台《关于推动和保障长株潭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但区域协同立法并非指上述两种特定的共同立法形式,即相关地方都通过相同法规、相同决定或相同条款。强调区域协同立法,还意味着某一地方在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时,应当考虑法规的外部效应,即对其他地方会产生什么影响,故须征求其他地方的意见。

地方性法规的外部效应,意味着在涉及国家利益或中央职权时,还需要中央有关方面进行指导。例如,《河北雄安新区条例》在制定过程中,也多次主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关国家机关请示报告。实际上,不少区域协同立法事项,都是落实中央的重大决策。例如,为贯彻中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三省市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粤港澳区域协同立法也应以中央通过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基本指南。此外,如果某些立法事项涉及的区域过多,就需要中央有关方面直接主导协调制定。例如,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就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在这个意义上,为保护珠江而立法,由六省区(珠江是中国境内第三长河流,跨经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6个省区)进行协同立法的成本会很高。因此,更需要由中央有关方面来协调制定珠江保护法。简言之,区域协同立法是地方立法事务,也是中央立法事务。为此,《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跨区域地方立法的统一指导”。

利益均衡与分工合作

探索区域协同立法,不能单纯追求通过协调共同通过了多少部地方性法规,而是要建立有效的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建立有效的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不仅是在形式上建立各地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更要在实质上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区域之间的地方利益以及立法与行政、司法的关系。在形式上,以京津冀为例,三省市共同出台加强协同立法的若干意见、人大法制工作机构联系办法、立法项目协同办法、立法项目协同实施细则、构建协同监督机制实施意见等五项制度,并且建立了联席会议、协商沟通、立法规划计划协同、法规常态化清理和学习交流借鉴等工作机制。

在协调区域之间的地方利益方面,难度就更大。虽然区域协同立法的主体地位平等,但按照区域发展原理,每一个较大区域都有中心与边缘,因此需要统筹兼顾,形成利益均衡的格局。区域首先是指经济区域,经济区域则是因流域而形成。知名学者冀朝鼎和施坚雅都有过深刻判断。前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是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后者则指出,每一个大区经济都是在依流域盆地所限定的地理大区中被形塑的,并被包含在其中。而行政区划又并非按照流域而划分,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就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格局。因此,区域协调就得突出重点,不能搞平均主义。例如,京津冀区域协同立法,就是以北京为中心;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就是以上海为中心;对于大湾区来说,区域协同立法存在多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提升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引领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区域协调还得利益兼顾,优化转移支付制度。再以珠江保护立法工作为例,广东省是下游地区,为了保证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就需要对上游地区进行生态补偿,将已有的生态补偿机制用立法形式确立起来。如果涉及各省利益,地方之间难以协调立法,这就需要中央介入指导。

立法的区域协同,还要与行政、司法的区域协同相互配合、分工合作,从而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的要求。以流域生态保护为例,国家层面已建立比较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此前提下,对于健全跨行政区的流域生态环境标准、监测网络体系和信息共享系统,当务之急是运用数字技术建立更为统一有效的政府协商机制;对于跨行政区域的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污染、生态系统损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当务之急是建立区域协同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工作机制。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审慎评估、推动相关区域协同的地方立法。特别对大湾区来说,粤港澳分属三个不同法域,可以先加强区域协同执法和司法。就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强化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更好发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等机构作用,加强电子商务、进出口等重点领域和环节的知识产权执法”“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跨境协作机制”。

大湾区区域协同立法的特别工作机制

如前所述,由于粤港澳分属三个不同法域,大湾区的区域协同立法较之国内其他区域难度更大。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就现有经验来看,一方面,法学界一直在尝试制定涉港澳的相关民商事示范法,可以继续研究,推动民商事示范法成为实务中的民商事惯例;另一方面,广东省司法厅、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和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已经联合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争议调解示范规则》。示范规则是由公权力机关制定,但并无强制力,供实务参照和自愿采纳,具有准立法性质和软法的特点。此外,还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出面制定规范性文件来协调大湾区法律适用、强化规则衔接。由此,大湾区在一时难以建立区域协同“硬法”的情况下,可以力求建立有效的区域协同“软法”工作机制。

此外,由于大湾区有三个法域,法律传统既来自大陆法系,也有英美法系,国际经验的借鉴可能更为必要。例如,美国通过包括《统一商法典》在内的示范法,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区际法律冲突。

总的来说,探索区域协同立法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有效的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工作机制能够准确评估协同立法和外部效应,最大限度地降低协同立法的成本。这不仅需要进行更多的实地调查研究,也需要运用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数字技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党领导立法的制度格局”阶段性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侯猛

企业管理
新时代下新能源技术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品牌资本运营研究

摘要: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和环保意识的提高,新能源技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背景下,新能源技术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品牌资本的有效运营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关键因素。本文旨在研究新能源技术企业如何通过品牌资本的管理和运用来提升其战略管理水平,以增强长期竞争优势。本文通过分析品牌资本的构成要素及其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作用,结合新时代市场环境下的挑战与机遇,提出了一系列品牌资本运营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品牌价值的提升、品牌认知度的增强、品牌忠诚度的培养以及品牌声誉的管理。研究表明,合理的品牌资本运营不仅能够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能够提升企业的整体战略管理效能,为新能源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关键词:新能源技术企业,品牌资本,战略管理

0 引言

新能源技术的兴起标志着能源行业的深刻变革,全球范围内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新能源技术企业在这一背景下迅速崛起,但也面临着复杂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竞争。品牌资本作为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关注。它不仅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还能在企业的市场定位和竞争策略中发挥关键作用。如何有效管理和运用品牌资本,以提升企业的战略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成为新能源技术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市场的成熟和竞争的加剧,品牌资本的优化管理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表现和长远发展。因此,研究品牌资本在新能源技术企业战略管理中的作用,探索品牌资本运营策略,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能源技术服务业企业发展概述

1.1 新能源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历程

新能源技术服务业起初主要集中于新能源设备的安装和基础维护服务。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增加,该行业逐步扩展,服务内容也不断丰富。近年来,新能源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加速。这一过程中,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促使该行业从单一的技术支持转向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提供商。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不仅提供设备的安装和维护,还包括系统集成、技术咨询和运营优化等多方面服务。这些企业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调整,逐渐形成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综合服务体系[1]

1.2 新能源技术服务业企业的发展特点和现状

新能源技术服务业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市场敏锐度和技术适应能力。由于技术更新迅速,民营企业往往能够快速调整业务方向和服务内容,以适应市场变化。其次,民营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的业务范围广泛,包括但不限于能源系统设计、项目实施、设备维护、技术咨询和培训等。这种多样化的服务内容使得企业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目前,新能源技术服务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不仅在技术推广和市场开拓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也面临着不断升级的市场竞争。为了维持竞争优势,企业需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同时还要有效管理品牌资本,以增强市场认可度和客户忠诚度。

2 品牌资本的概念与构成

2.1 品牌资本的定义

品牌资本指的是企业通过品牌积累的无形资产,它包括品牌认知、品牌忠诚、品牌声誉等方面。品牌资本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态度,还反映了品牌在市场上的价值和影响力。对于新能源技术服务业的民营企业而言,品牌资本的积累和管理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市场定位、客户信任以及竞争优势。品牌资本能够帮助企业在市场中建立良好的声誉,提升客户忠诚度,从而实现长期的市场成功[2]

2.2 品牌资本的构成要素

品牌认知度指的是消费者对品牌的认识和了解程度。它反映了品牌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对于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而言,高品牌认知度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通过有效的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策略,企业可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从而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

品牌忠诚度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程度,即他们对品牌的持续购买意愿和推荐行为。高品牌忠诚度意味着消费者对品牌有较高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对于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而言,提升品牌忠诚度可以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以及持续的品牌价值传递来实现。忠实的客户不仅会重复购买,还可能成为品牌的推广者,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品牌联想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的各种联想和印象,这些联想和印象可能来源于品牌的名称、标识、广告、产品质量等方面。品牌联想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和品牌态度。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需要通过一致的品牌形象和积极的市场沟通来塑造品牌联想,增强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认知。

品牌声誉指的是品牌在市场上获得的评价和口碑。较高的品牌声誉能够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感,并提升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对于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而言,品牌声誉的建设需要依靠高质量的服务、诚信经营和积极的社会责任实践。企业的声誉不仅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还可能对合作伙伴和投资者的选择产生较大影响。

3 新能源技术企业战略管理中品牌资本管理挑战与机遇

3.1 市场环境的变化

新能源技术服务业受益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研发资金支持等。这些政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鼓励了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较多的发展机遇。企业必须及时调整战略以应对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3]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广泛应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新能源技术服务业的民营企业面临激烈竞争。更多企业不断涌入市场,技术和服务的更新换代加快,使得市场份额的争夺愈加激烈。在这种环境下,企业需要通过差异化的服务、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来提升竞争力。有效的品牌资本管理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更多客户。消费者对新能源技术服务的需求正在发生显著变化。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对能源效率的关注,消费者对服务的期望值不断上升。他们不仅关注技术的先进性,还重视服务的质量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需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品牌资本的有效管理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客户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

3.2 品牌资本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不断扩张,消费者接触到的品牌信息数量大幅增加,导致品牌认知度的提升变得更加困难。众多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使得品牌难以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这种环境下,民营企业必须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有效的品牌传播策略来突破认知瓶颈,以增强品牌的市场影响力。

新能源技术服务市场的快速变化和竞争的加剧,导致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变化较快。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期望不断提高,品牌忠诚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服务的稳定性、企业的信誉以及市场上的新兴竞争者。民营企业需要持续关注客户需求,提升服务质量,并通过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措施来增强客户的品牌忠诚度。品牌忠诚度的下降不仅影响企业的市场份额,还可能导致客户的流失和品牌价值的降低。

政府对新能源行业的支持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及研发奖励,不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还激励了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这些政策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还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使企业能够在政策支持下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品牌资本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新能源技术的不断创新不仅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效率,还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并优化服务方案,民营企业能够提升品牌价值和市场定位。技术进步使得企业能够提供更具差异化特征的服务,从而在竞争中获得更高的客户满意度和品牌忠诚度。

全球对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不断增加,推动了新能源技术服务市场的需求增长。消费者对新能源技术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创造了品牌扩展的机会。民营企业可以通过精准把握市场趋势,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进一步增强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此种需求的增长为品牌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提供了广阔空间[4]

4 新时代下新能源技术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品牌资本运营策略

4.1 品牌战略规划

品牌战略规划是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品牌资本的关键举措。对民营企业而言,科学的品牌战略不仅有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还能够有效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挑战。品牌战略规划需从品牌定位、市场细分和竞争策略等方面入手,确保品牌能够在目标市场中建立优势。

在品牌定位方面,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应深入分析目标市场的需求和竞争态势,明确品牌在行业中的价值。例如,某民营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在品牌战略规划中,将自身定位为“绿色能源解决方案的创新者”,通过精准的市场调研和客户需求分析,确定了主要服务对象为大型企业,重点突出其技术创新和环保理念。这种明确的品牌定位帮助企业在市场中建立了清晰的品牌形象,并吸引了目标客户群体。

市场细分策略也是品牌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市场进行细分,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从而制定针对性的品牌策略。例如,一家新能源技术服务公司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将市场分为工业领域、商业建筑和居民用户,针对每一细分市场制定了差异化的品牌传播和服务方案。这种细分策略使得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提高品牌的市场覆盖率和客户满意度。

在竞争策略方面,企业需要通过品牌差异化来提升竞争优势。例如,某民营企业通过推出独特的服务模式,如“全生命周期服务”方案,即从项目设计到后期维护的全程服务,建立了与众不同的品牌优势。这种创新的服务模式不仅提高了品牌的市场认可度,还增强了客户的忠诚度,为企业赢得了长期的市场竞争优势。

4.2 品牌建设与维护

品牌建设与维护在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的战略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稳固的品牌建设提升了市场竞争力。有效的品牌建设和维护策略可以帮助企业应对市场挑战、抓住机遇,从而实现长期的业务增长。

在品牌建设方面,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应注重品牌形象的塑造。例如,企业在品牌建设中明确了其核心价值,即提供高效、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通过系统化的品牌传播策略,包括精准的市场营销等,该公司成功树立了行业内的创新和绿色形象。品牌建设不仅提高了公司在市场中的知名度,也增强了客户对品牌的忠诚度。

品牌维护则涉及到持续的品牌管理和客户关系维护。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需要在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上持续发力,以保持品牌的良好声誉。例如,某民营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采取了全方位的客户关系管理措施,建立了客户反馈机制,并定期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通过及时回应客户的需求和意见,该公司能够不断改进服务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同时,该公司还设立了专门的品牌管理团队,负责提升品牌声誉。

4.3 品牌资本的创新与提升

品牌资本的创新与提升对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民营企业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品牌战略,以保持市场竞争力和客户吸引力。

品牌资本的创新可以通过技术和服务的创新实现。例如,某民营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服务质量。该公司推出了基于AI的智能运维系统,能够实时监控和分析设备运行状态,预警潜在故障,并自动优化系统性能。这项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服务的精确度和响应速度,还显著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和品牌的市场认知度。

此外,品牌资本的提升还涉及到客户体验的改进。某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推出了个性化服务方案。通过建立客户数据平台,公司能够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并提供专属客户经理进行一对一服务。这种个性化的服务不仅增强了客户的忠诚度,还提升了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客户通过优质的服务体验感受到企业对其需求的重视,进而提升了品牌的口碑和市场认可度。

5 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面临着品牌资本运营的多重挑战与机遇。品牌战略规划通过精准定位、市场细分和竞争策略帮助企业明确市场方向,实现品牌的市场区分。品牌建设与维护则强调了品牌形象的塑造、客户关系的管理和合作伙伴的策略,确保品牌声誉的稳定与提升。品牌资本的创新与提升,重点通过技术创新、客户体验改进和内容营销等手段,增强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和客户忠诚度。总体而言,新能源技术服务企业应结合市场变化和自身实际,不断优化品牌战略,以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实现品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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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雅琼.提升资本品牌价值的管理路径[J].企业管理,20229):112-115.

山东泛在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杜守勤 李运韬

成本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研究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下,我国企业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为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企业立足于成本预算管理视角进一步推进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使自身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的同时,保证人力资源成本支出合理性。基于此,文章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定位进行分析,阐述成本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应对策略。

关键词:成本预算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

引言

近年来,企业间的竞争逐渐转化为人才间的竞争,人力资源管理在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战略性管理,能够确保员工的行为、决策和努力都与组织的价值观和长远目标相契合,在人力资源科学配置和利用下,激发员工潜能,促进企业目标良好实现。而成本预算管理也属于企业中的重要内容,强调各项成本的合理性,企业需要从成本预算管理视角入手,科学制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策略,以确保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性与高效性。

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定位

一是组织文化传播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进行企业价值观、组织文化的传播与推广,通过培训与沟通,使员工深入了解企业文化,增强归属感,提升员工凝聚力。二是战略支持者。企业发展战略制定与实现的过程中,需要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积极参与其中,形成更加科学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方案,并且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支持下,实现战略的良好实施,在提升企业运行效率的同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1]。三是员工关系协调者。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员工日常事务进行处理,科学制定福利计划,解决员工纠纷,在员工关系管理下,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工作环境,进一步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

二、成本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中的问题

(一)欠缺先进的管理理念

新时期环境下,企业改革深入推进,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过较多企业并未及时更新管理理念,仍沿用以往老旧的管理模式,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较多非专业技术人员,加上一些人员能力水平限制,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导致整体业务水平不高。受到管理理念的限制,致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缺乏清晰的定位,无法在企业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薪酬预算管理不科学

成本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做好薪酬预算工作,从而对人力资源成本进行有效控制,保证人力资源投资的科学性。在完善的薪酬预算管理体系支持下,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现阶段,一些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中,缺乏对薪酬预算管理的重视,存在薪酬预算管理不科学的情况,在人员薪酬及任务分配上不够合理,致使人力资源成本过高。

(三)绩效管理体系不完善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中,绩效管理工作尤为重要,但一些企业并未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绩效管理体系的科学构建,现有绩效管理体系不够完善。一方面;未能结合员工绩效发放绩效工资;另一方面,没有将预算作为年度考核的基础。一些企业中预算管理未能与绩效管理形成良好联系,无法发挥出两项工作的协同作用,致使绩效管理工作形式化,无法有效提升人员工作积极性。

(四)激励机制缺失

企业不断发展中,业务活动逐渐增多,发展规模持续扩大,不过受到传统观念及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企业并未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在人员激励过程中,主要为发放固定薪酬的方式。这种激励方式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无法体现出多劳多得的理念,致使员工工作积极性下降。由于激励形式无法很好地满足员工需求,还存在人才流失问题,无法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源优势。

(五)人才培训薄弱

一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中,面临人才培训力度不足的情况。一般而言,新员工入职后,企业会开展短期培训,但由于培训时间较短,无法使员工快速适应岗位需求。一些企业未能对员工给予充分的关注,没有对其能力情况进行详细了解,无法结合员工需求科学开展岗位规划。一些企业在人员培训中未能立足成本预算管理开展培训工作,致使内部人员无法很好地满足成本预算管理下的人力资源管理要求。

三、成本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策略

(一)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成本预算管理视角下,企业需要重点分析自身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中的不足,并且引入全新的管理理念以及优化方案,科学管理,助力企业改革发展。一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应做到与时俱进,深入认识新鲜事物,积极学习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方法,持续更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先进管理理念引入下,形成与企业发展相符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体系,促进企业人力资源高质量管理。二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将原本的行政化管理逐渐转变为专业化管理[2]。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应做好创新理念宣传,可以选择广告栏公布的方式,也可选择专题会议等方式,重点宣传成本预算管理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的意义,使全体人员形成正确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开展各项工作,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二)科学实施薪酬预算管理

一是立足企业战略实施薪酬预算。员工薪酬制定环节,企业需要对市场行情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详细了解人工费率情况,并做出准确调整。企业若想更好地实现预算控制,开展人工费率调整工作时,需要将企业以往数据作为主要参考依据,结合市场行情分析结果,做出增、减调整。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良好的薪酬预算效果。二是强化企业利润与薪酬预算间的联系。企业开展薪酬预算管理工作,需要严格控制工资总额。实际工作中,需要同时兼顾员工基本工资与企业利益,当企业利润超出相应比例时,则根据上限值确定最终奖金,剩余部分则进入到企业资金账户中;若利润并未达到预期,应保障员工基本收入,确保企业良性发展。三是预算执行应注重员工沟通。薪酬预算执行过程中,企业应进行员工意见的全面收集,在与员工良好沟通下,开展人员配置以及预算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促使预算计划落实。对于薪酬预算而言,直接关系到员工的切身利益,并且同企业稳定息息相关。企业应从实际入手合理制订薪酬预算方案,还应对员工意见充分考虑,最大限度保护员工基本利益,促使员工更加积极地工作,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好效果。四是根据预算分配人员任务。企业应对内部员工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如学历情况、能力水平等,在此基础上科学开展人员配置,获得更高的工作效率。并且企业还应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如人员变动情况、人力成本支出情况等,根据企业发展需求,对全面人力资源成本总额进行预测,科学划分并分配工作任务,实现降本增效目标。

(三)健全绩效管理体系

一是科学发放绩效工资。企业确定薪酬总额后,应通过科学的绩效考核方案,对所有部门及员工绩效进行考评,同时将考评结果作为主要依据发放绩效工资。实践环节,企业应明确各部门薪酬分配比例以及员工薪酬构成比例,对岗位价值进行深入分析,确保绩效薪酬合理性[3]。二是将预算作为年度考核基础。企业员工绩效需要将其所在部门绩效作为重要基础,所以企业应注重各部门的绩效,由各部门进行员工考核,以此实现对各部门经营绩效的有效把控,还能发挥出各部门在员工管理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在每年的年初需要实施全面论证,明确各部门工作目标及预算,结合各部门实际情况,科学选择考核指标,最终结合考核结果确定各部门年终奖总额,强化预算与年度考核的联系。三是在绩效管理中融入预算管理。为使各个员工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企业需要有机融合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通过实施绩效管理培训、制定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等工作,形成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绩效管理体系,提升员工工作积极性,使员工目标与企业目标保持一致。

(四)加大员工培训力度

一是做好中高层管理人员培训。企业需要立足发展战略,加大对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确保中高层管理人员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引领企业全体员工为企业目标的实现而努力。二是培训预算管理技能。企业日常管理中,应注重员工培养与训练,使员工参与到预算制定工作中,掌握预算编制方法,在人员良好参与下,确保基层员工对最终确定的预算更加认同,严格按照预算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促进预算良好执行。并且,在人员沟通讨论下,能够深化员工对预算管理的认识程度,进而掌握预算管理要求,清晰自身绩效考核同预算管理间的联系,进而获得良好的培训效果。实际培训环节,企业应转变以往单一的培训方式,借助线上培训、外派学习、专家讲座等多元化的培训形式,提升培训质量[4]。三是根据职业发展规划开展培训。对于职业生涯而言,立足人力资源管理较多,可将其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职业发展路径;其次是企业内职业生涯。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中,应将员工职业发展规划作为主要依据,科学制订培训计划,将重点培养对象确定为拥有预算管理能力、满足预算管理要求的员工,通过以点带线的方式,不断提升员工对成本预算管理的认知度,最终为成本预算管理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支持。

(五)科学运用激励手段

企业实施薪酬激励时,出于对成本的考虑,一些企业会减少薪酬奖励,进而影响到了激励作用的良好发挥。因此,企业应借助有效的激励措施,激发员工潜能,促进人力资源角色发展。一是突出激励积极作用。企业应深刻认识到激励机制的实际作用,适当提升员工绩效,促使员工努力工作,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企业还应遵循“二八”原则,为核心人员提供更高的福利待遇,提升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避免出现人才流失问题。二是保证评价机制的公平性。企业需要构建公平、科学的评价机制,实现有效激励目标。当绩效工资与能力不匹配时,会使有实力的员工产生不平衡的心理,长此以往会打击员工工作积极性,影响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所以,企业管理人员应科学制定评价体系,借助合理的评价体系,促使员工对自身清晰定位,并明确自身需要努力的方向。针对重要岗位,企业应结合内部评价体系对员工综合能力情况进行评价,由综合能力强的人员担任,突显企业用人公正性与公平性,避免员工出现不平衡的心理,增强企业人员稳定性。三是引入多样化的激励方式[5]。企业在人员激励上,应转变以往单一的激励模式,对各种物质激励(奖金、工资等)进行考虑的同时,还应注重对员工精神的激励。如为其提供岗位晋升以及成长发展机会、荣誉激励等,在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良好配合下,获得更加丰富多样的激励内容,提升激励效果。企业也可结合员工实际需求,科学制订福利计划,包括五险一金、安排年假等。在多元化的激励手段下,充分体现员工个人价值,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与依附感,使企业能够留住人才,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源优势。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下,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不断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可使企业拥有充足的人力支持,实现各项活动的科学开展,获得更高的竞争实力。而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企业若想更好地发挥此项工作的实际作用,需要从成本预算管理角度入手,深入探究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同时,实现对人力资源成本支出的有效控制,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的有效控制研究[J].市场调查信息,202319):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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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晓霞.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的管理和控制[J].中国经贸,202307):175-177.

安阳市科协学会中心 程良

建筑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建筑企业竞争愈发激烈,建筑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就需要重视会计管理工作,加大会计信息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障建筑企业持续稳定发展。会计信息质量作为会计体系中的一项基础内容,对建筑企业的进步发展有着推动作用。基于此,文章主要探讨建筑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希望能够对相关工作人员有所帮助。

关键词:建筑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对于建筑企业而言,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许多的环节都涉及会计信息,保证会计信息准确性与质量,有利于管理人员科学决策,并给战略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近年来,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建筑企业在日常生产建设期间,还有许多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若是没有采取相应解决措施,将会给建筑企业今后发展带来影响。因此,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各项措施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一、建筑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概述

会计信息质量指的是在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指出的有着较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基本规范,能够让投资人意识到当前发展情况,分析相关重要信息,指导接下来的工作。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根据企业各项报告中会计信息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要求。会计信息建设,可以加强各部门的联系,进行信息交流共享。会计信息化可以整合各部门信息数据,并与单位相关业务相联系,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共享等形式,将所收集到的会计信息制作成财务报告。增强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信息化水平,从而对内部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以此提升建筑企业社会竞争力,以免建筑企业遭到巨大经济损失。

二、建筑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依然存在

对于建筑企业而言,其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披露两者联系较为密切,之所以出现失真现象主要是因其自身性质所导致的,会计信息涵盖的内容较多,关系到各方的经济利益。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出现失真这一情况主要是受下述几个因素影响:第一,行业发展速度加快,有了更多盈余操控空间。与其他行业进行比较后发现,建筑工程的建设时间长,有许多大型企业还需要几个建筑项目一同开展,这在无形之中影响到了财务管理工作,工作人员确认与判断各财务数据时,会根据周期设置为两部分,在此基础上开展计算:一是计算本年度已经完工了的项目;二是分析未完工的项目,该模式整体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实施过程中易出现人为错误操控这一情况。并且,大部分工程包括许多主体,合同内容较多,要想按照合同来进行操作,在获得盈利的同时还会产生亏损,若是运用单独结算、统一结算等方式,就会导致结果差异化。第二,受功利性这一特征的影响,一些负责人员根据自身想法操控及管理财务数据。现阶段,建筑企业采取的薪酬政策与激励措施多和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相挂钩,所以在进行绩效考核时,部分负责人为了取得更多利润,按照自身想法对数据进行操控。如擅自更改项目的预计总收入,使其符合规定标准,随之就出现了实际收入与记录数据两者出入较大这一情况。还有相关负责人采用隐瞒、延迟手段来满足自身利益,为后期填平做好准备,防止出现没有达到考核目标这一情况。

(二)企业财务信息的数据反映比较单一

通过分析国内会计信息质量发现,多数建筑企业所给出的财务报告均可以将企业内部情况展现出来,主要内容包括财务会计实际数量、项目实施、经济活动以及交易情况,并没有从源头上正确看待非会计数据,其价值没有得到体现。但由于建筑市场环境的日益变化,如果只是依靠建筑企业目前所用的会计信息分析与判断发展情况,是不科学合理的,难以对建筑企业今后发展进行预测,无法评估建筑企业未来会遇到哪些问题。同时,企业蕴含的一些非会计信息不利于对建筑企业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对建筑企业今后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其并没有体现到会计信息这方面中。

(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管理缺乏一定的客观性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与要求,建筑企业需要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准确,但因部分建筑企业并未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来进行信息公示,还有部分的建筑企业弄虚作假,会计信息公示缺乏真实性,利用过期信息来代替现有信息,将其公示给外界。同时,还有部分建筑企业隐藏了相关会计信息,使得会计信息质量不高,信息数据缺乏客观性。在此背景下,给后续投资决策带来不利影响,出现较大偏差,给建筑企业带来一定经济损失。

(四)会计信息不对称

首先,在收集与整理会计信息的过程中,信息提供者、使用者两者存在会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管理人员除了提供所需的会计信息外,还需要在工作中使用会计信息,与外界会计信息使用人员相比,内部人员优势较为明显。管理人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节企业财政收支。其次,使用人员间所运用的会计信息不对称,如果处理方法选择不当,将会使得会计信息披露更加偏向某一使用人员,使得所使用人员的信息要比其他人员低,使得建筑企业生产及投资成本有所上涨,对企业发展十分不利。

三、建筑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解决对策

(一)重视会计信息管理,完善会计信息管理工作制度

首先,财会人员应树立会计信息质量管理理念,意识到会计信息管理给建筑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结合实际情况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制度,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首先,财会人员要改变自身工作观念,强化财务人员的管理能力,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明确各部门工作任务。建筑企业还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与财务人员密切配合,在此基础上做好相应工作,确保数据准确真实。其次,还要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性,制定管理目标,从企业整体发展方面分析,会计信息质量管理是为了保障会计信息真实、准确,以便让管理人员、投资人员了解到目前建筑企业实际情况,为企业发展战略、投资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数据。对数据对比分析后发现,要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就要保证财务工作有序进行,财务工作要更加全面、多元化,引入现代化管理模式,有效解决目前建筑企业所存在的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确保后续工作可以有序进行,最后,根据建筑企业发展情况完善会计信息管理体系,便于后续工作的有序进行。因此,建筑企业应对自身发展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调整制度内容,在此前提下采取针对性管理措施,进一步优化财务会计管理模式,确保核算方法满足建筑企业发展要求。建筑企业还应分析目前所采用的经营模式的不足,给财会核算带来哪些影响,明确关键部分制度及规范,保障财务人员在开展工作时能够有规可依。

(二)提高会计人员综合素质,搭建监督管理机制

从人为方面进行分析,会计信息质量不佳的一大根本原因是会计人员综合能力不强,专业水平有限,且其他岗位上的员工认知水平与职业素养有待提高的原因。对此,建筑企业除了要重视财会人员技术水平、职业道德的培养,还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以免违法乱纪行为的产生。要想提升财会人员的专业水平,建筑企业应加强团队建设,选拔与聘用优秀财会人员,组建一支高素质的财会团队,从而提高财会部门整体工作水平,储备更多优秀人才。定期组织财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邀请专业人士、资深学者来企业内讲座,设置线上、线下学习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内容也要涉及理论、专业技能两方面,从而使财务人员可以掌握最新法律规定,结合行业状况,深入解读政策,还可通过案例分析的手段向财会人员讲解会计核算手段与方法,让财会人员意识到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影响。建筑企业还要定期开展知识竞赛、技能竞赛,以此提高财会人员自主学习意识。对于企业内部其他员工,建筑企业应做好职业道德培训及职业意识培养,从而提高员工技术水平与道德修养。企业结合员工发展状况,加大法律知识培训力度,以便员工能够在工作过程中约束自身行为,防止违法乱纪现象的出现,始终坚守底线。此外,要想保证会计信息质量,以免发生人为操作失误这一情况,建筑企业需完善监督管理体系,进行绩效考核评估。为了保证监督管理工作有序进行,建筑企业要对内部进行优化改革,逐一核对关键信息,并将原始记录、单据等保存下来,以便财会人员能够及时发现潜在问题,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配合有关单位进行监督检查,主动递交各种信息资料。从考核评估机制方面来分析,会计信息质量需要引入到考核指标中,明确企业各岗位上的员工工作责任,对员工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了解员工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时采取相应解决措施,从而改善会计信息质量。

(三)树立正确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管理理念

建筑企业需先考虑人员这一因素,财会人员应意识到自身所担负的职责,发挥出自身的引导作用,树立正确管理理念,强化财会人员的认知水平,在此基础上搭建一个健全的会计信息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整个管理工作能够有序进行,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在日常工作当中,财会人员在处理、分析会计信息数据时,需要设置不同账号与密码,以此保证会计信息安全。因此,财会人员需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坚定理想信念,严格按照制度进行操作,以免财务信息遭到泄露。加强诚信教育,通过制度与教育来对财会人员进行约束,从而提高财务工作质量。同时,还应与财务管理部门密切配合,确保信息收集、整理等能够顺利进行,确定今后管理方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管理理念,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管理体系,保证会计核算工作能够有序进行。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管理来说,财务报表的制定可以让财会人员了解到目前企业发展状况与真实财务数据,严格按照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制度进行,将其最大化价值发挥出来,提升财会人员的技术水平与综合能力,为后续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参考。内部控制是开展各项活动的前提条件,是管理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对建筑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有很大帮助,既可以保障会计信息质量,又可以使后续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四)做好会计信息主体的培育,打造信息需求市场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会计信息披露科学有效地管控,能够让相关条例更清楚、明确,从而改善建筑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要从全方位多角度披露会计信息,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准确,优化工作方法,以免财务信息泄露、盗取现象的出现,采用先进管理手段与方法。近年来,科技的进步发展,会计信息披露形式有所转变,应做到全面披露,以便及时发现隐患。此外,对会计信息中介机构进行严格管控,为供求双方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便于两者相互交流,起着连接这一作用。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要加强审核,对会计信息进行查验分析,将会计信息推送给财会人员,从而将会计信息价值真正发挥出来。目前,从整体角度进行分析,会计信息在应用期间,信息披露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显示并不充分,这就需要科学判断会计信息中介机构,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处理措施,确保后续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四、结语

总之,建筑企业要想持续稳定发展,需要保证会计信息质量,但部分建筑企业的管理不佳,会计信息质量难以得到保障,这一问题的出现直接影响到建筑企业日后发展。因此,建筑企业需要加大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视力度,结合建筑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解决策略,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确保建筑企业可以持续稳定发展,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有效,提升建筑企业社会竞争力,推动建筑企业稳定运行,使建筑企业经济活动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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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五局集团上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会计师 刘玉锋

新形势下提高央企客户忠诚度研究

研究表明,忠诚客户能带给企业长期的产值和利润。对于央企而言,主要经营涉及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垄断性产业,例如铁路、航空、航天、能源等产业,相比民营企业,其客户范围最广且稳定性最高,甚至包含特殊群体。由于行业存在高技术壁垒、高资质要求和领域特殊性,一旦企业拥有忠诚客户,拥有了稳定的市场份额。在全面竞争新市场阶段央企竞争主要存在于内部央企之间。

20世纪末至今,国家为适应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的需要,在各领域陆续发布一系列推进与竞争性采购相关的政策法规或意见,国资委提出大采购的概念,即企业花钱采买所有产品及服务的行为,各央企按照国家要求全面实施阳光采购,按照统一的制度要求、统一规范的流程、在统一的电子采购平台上实施公开阳光采购。此政策既提供了向其他非传统业务领域拓展的机会,也造成维持现有业务领域市场份额的挑战。由此,我国的央企正式进入了全面的竞争阶段。为了更好适应当前全面竞争阶段新市场,本文通过研究央企客户忠诚度对企业的意义,识别影响客户忠诚度的因素,并结合工作实践阐述了如何提高央企客户忠诚度的科学有效的措施。

客户忠诚对企业的意义

客户忠诚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市场上能够抵制其他品牌的诱惑而主动寻找某品牌,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复购。对央企来说,愿意推荐企业参与项目论证、研制、生产和售后等,愿意跟企业寻求合作,完成国家项目等都是客户忠诚度的表现。有研究表明,忠诚客户已经成为一个余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只有拥有忠诚客户,才能长期确保稳固利润。

企业在战略方面的一个基础目标就是要抓住并且留住客户,建立起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

保证企业的持续性、长期性利润。事实表明,在客户忠诚这一领域里也存在着“二八法则”,即在公司的全部利润中,80%是由忠诚客户创造的,而这些忠诚客户仅占公司全部客户的20%左右。

拥有忠诚客户的企业能够节省发掘和渗透新客户的成本。第一,节省发展和渗透新客户的成本。因非主营业务领域存在行业壁垒和技术壁垒,其领域已形成完整的供应链,由于新客户没有体验过其产品或服务,从而不敢放心地进行购买。企业要想融入其供应链中,不仅要给新领域客户建立购买信心,还要承受同行的竞争和打压。在这种情况下,老客户的信任和复购,能够间接降低挖掘新客户的成本。

第二,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竞争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四个方面。企业与忠诚客户的惯例化交易意味着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第三,降低服务成本。在与忠诚客户的交易中,企业可以投入更少的咨询费用与培训费用,使效率和质量都有所提高。

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口碑效应。央企的客户市场半径有限,行业内相关产品技术和服务有强相关性,如果有忠诚客户作为企业口碑宣传者,可以提升企业获得其他项目信息的效率。

有助于企业巩固主营业务。忠诚客户的稳定使得企业能够有条件钻研主营业务。企业如果不具有稳定的客户基础与稳定的客户需求,很有可能需要左支右绌地应付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而忠诚客户可以将企业从这种被动的应付中解脱出来,避免企业因市场管理混乱而导致贬损企业形象和口碑。

确保企业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忠诚客户可以促使企业完成增长性利润,确保企业年度经营指标的完成。忠诚客户会更容易接受企业推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这是因为随着忠诚客户对企业的信任逐步增加,他们对于企业推出的新产品会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成为企业新产品的早期购买者。

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忠诚客户的存在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且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据有关统计,企业每年因没有合理有效地挽留原客户而流失1-2个重大项目的客户群体。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企业能拥有相对固定的忠诚客户以及良性的客户关系,则可调动更多资源来建立完善生产与服务体系,进而更好地提高客户的忠诚度。

影响客户忠诚度的因素

客户期望值及实现程度。客户在购买之前,会根据自己所耗费的成本对所购产品或服务预设一个期望价值。如果客户在购买过程中所得的实际价值超过了预设的期望价值,那么客户就会获得较好的购物体验,从而更容易对企业产生忠诚感。

客户满意度。通过满意度调查表,可以使客户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得到量化。在客户忠诚度与满意度的关系图表中,存在着两条水平的满意度界限。在第一条低位水平线下,客户对于企业的忠诚度将随着客户满意度的降低而明显下降;在第二条高位水平线上,客户的忠诚度会随着满意度的提高而大幅度增长;而在两条水平线之间,客户对于企业的忠诚度不受客户满意度的影响。

员工素质。职业素质低下的员工会导致客户需求得不到积极响应,甚至有些员工会与客户发生言语或肢体冲突。这些现象都会使得客户心中的企业形象大打折扣,降低客户的忠诚度甚至流失客户

客户信任。客户希望能够通过稳定的交易关系来规避风险。对于用户而言,所选择的企业需要具备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先进的管理水平和一流的生产能力等。客户对企业的信任是客户的忠诚度的基石和前提。因此,企业应注重提供安全感,这是客户能够信任和忠诚于企业的保障。

客户关怀。企业在客户关系管理中如果能增加对客户精神和情感层面的投入,那么客户就可以感受到企业对自身的关怀。附加了人文关怀的感官价值,增加客户期望价值实现率,从而能够加强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

客户转移成本。客户的转移成本是指客户在变更供应商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对于央企的客户而言,转移成本通常包括货币成本、信息搜寻成本、心理成本、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等。转移成本越高,客户在更换承企业时越会慎重考虑,这就给企业挽回客户并再次建立信任和忠诚关系争取到了机会和时间。

如何衡量客户的忠诚度

一是客户批准承接项目数量和项目经济份额的多少。客户批准央企承项目越多,越说明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一般将忠诚客户量化为连续10年存在大量业务来往的组织。

二是客户用以决策项目承接单位的时间长短以及客户选用的决策方式的复杂程度。一般来说,客户用于决策的时间越短、方式越简单,说明客户对于最终选择出的企业更加信任,即客户对该企业品牌的忠诚度越高。

三是客户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弱、承受能力强的产品,往往是客户青睐和信任的产品。客户对价格敏感程度越低,说明客户越习惯性地消费该产品,即表示客户对该品牌建立了忠诚关系、客户对于该品牌的忠诚度高。

四是客户是否愿意对品牌方进行主动宣传和主动反馈。忠诚的客户往往和企业之间更亲近,在他们获得良好的购买体验后,将之推荐给企业的潜在客户。除此之外,他们能够对企业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企业的核心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五是客户对企业的竞争对手的产品与服务的态度。对企业忠诚度高的客户会出于自身的购买体验及对企业产品的信任,会较为排斥和抗拒竞争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如果客户对于企业竞争对手的价值理念抱有好感,则彰显出客户对于企业的忠诚度处于下降的过程中。

六是客户面对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所表现出的承受能力。在面对质量问题时,高忠诚度的客户面对企业的质量问题表现出的态度较为宽容、谅解。相反,客户没有较高的忠诚度时,往往会认为自己的正当利益遭受了损害,进而不再选择该企业的产品。

提高客户的忠诚度的有效措施

时刻以客户为中心。一切的经营活动都围绕客户来进行,完善员工发展和管理客户之间的关系。一是企业高层要以身作则,起到模范作用。二是在培养新员工时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三是将客户关系管理落实到企业每个部门和具体经营环节中。最后是落实好员工激励政策。

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一是注重服务态度。二是引导客户需求,根据客户需求不断完善技术和方案。三是让客户在获得产品和服务时收获愉悦体验。

保持产品的高性价比。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和价格,保证企业产品的高性价比。企业应结合客户的“预期价格”进行定价,放弃短期高逐利行为,始终以获得正常利润为企业的定价策略。

提升客户的品牌忠诚度。一是要做好企业的品牌建设,基于优质的产品对品牌进行设计、宣传和维护,提高品牌知名度。二是要建立客户意见反馈机制。三是要对客户的需求快速响应。四是提供超过客户期望的产品和服务。

对客户群体分类管理。一是做好客户分类管理。可根据重要程度将所有客户分为核心用户、重要用户、一般用户和潜在用户四类客户。二是差异化营销。针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当忠诚客户向企业反馈相关信息时,企业一定要认真对待并且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

加强和客户的沟通交流。第一和客户接触要调整好心态,尊重理解客户处境,坚信客户对于其处境的相关描述。第二,在客户和企业之间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基础。第三,要做到全面细致了解客户需求。第四,当客户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时,要从多个角度寻找和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法直到客户表达满意为止。

满足客户个性化要求。满足客户个性化要求、实现“一对一”营销。为了赢得更高的客户忠诚度,企业必须要实现以下目标: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价格、通过正确的渠道、将正确的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正确的客户。

目前,一些央企缺乏个性化产品开发和设计能力,技术进步慢,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慢和服务效果差等弊端。企业应加强技术创新,实现经营模式转型,在以技术驱动的前提下,加强市场队伍建设、建立起个性化服务档案。

结语

在企业竞争和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加强对客户的忠诚管理必不可少。从企业的基层到决策层都需要提高认识。企业要深入剖析客户的相关信息,准确地分析客户所有的特征和对于产品及服务的偏好,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提高化工产品客户忠诚度的途径和方法讨论王辉;-《塑料包装》-2011-06-15

[2]企业如何提高客户的忠诚度程满兰;-《商场现代化》2008-06-20

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 陶婧姣;北京航天长征科技信息研究所 姜文博;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 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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