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8日 第 3 期
总第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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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7日上午在京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任正非、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新希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虞仁荣、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兴兴、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雷军等6位民营企业负责人代表先后发言,就新形势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民营企业是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的。几十年来,关于对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和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备坚实基础。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社会生产力将不断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将稳步提高,改革开放将进一步全面深化,特别是教育科技事业快速发展,人才队伍和劳动力资源数量庞大、素质优良,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配套完善,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巨大,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提供更大发展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将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保障。

习近平强调,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总体上是在改革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来,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心,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

习近平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凡是党中央定了的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打折扣。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要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同时要认识到,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违法行为,都不能规避查处。要认真落实各项纾困政策,提高政策精准度,注重综合施策,对企业一视同仁。要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立足实际,统筹抓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落实。

习近平强调,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满怀创业和报国激情,不断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弘扬企业家精神,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为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多作贡献。要按照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不断完善劳动、人才、知识、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使用、管理、保护机制,重视企业接班人培养。要坚持诚信守法经营,树立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以实际行动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力所能及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多向社会奉献爱心。

王沪宁在主持会议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强调要正确认识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作了全面部署。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全局意识、系统观念、法治精神,把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努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石泰峰、李书磊、何立峰、吴政隆、穆虹出席座谈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民营企业负责人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国常会:研究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有关工作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2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听取2024年国务院部门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提案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要着力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电信、教育、文化、医疗、金融等领域研究推出一批新的开放举措。积极促进服务出口,提升我国服务企业国际市场开拓和国际化服务能力。打造一批服务贸易综合改革开放平台,拓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多双边和区域合作。要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支持服务消费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产业集聚,完善文化旅游、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数字消费等领域标准。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放开”的办法,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充分利用市场力量,进一步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服务消费需求。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已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全面提升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能力水平尤为重要。要强化全链条管理,着力打通堵点卡点,构建规范、安全、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可追溯。要用法治化手段规范回收利用,制定完善相关行政法规,加强监督管理。要加快制定修订动力电池绿色设计、产品碳足迹核算等相关标准,以标准引领带动回收利用。

会议指出,办理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是政府自觉接受监督、依法履职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国务院部门去年承办的建议提案已全部按时办结,推动解决了一批关系改革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问题。要继续高质量做好今年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加强与代表委员沟通,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进一步破解难题、凝聚共识,以高质量建议提案办理助力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新办: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月23日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第13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24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介绍,今年的一号文件将深化农村改革贯穿全篇,总体框架可概括为“两个持续、四个着力”——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些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任务;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着力推进乡村建设、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这些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

“文件从党中央关心关注的重大问题、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既着眼当前,也放眼长远。相信通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一定能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韩文秀说。

帮扶政策不会“急刹车” 要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的制度机制

过去一年,我国脱贫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保持稳中有增,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韩文秀强调,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扛稳责任,慎终如始做好监测帮扶工作。

中央一号文件重点部署了提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效能、健全帮扶资产长效管理机制、研究制定过渡期后帮扶政策体系等工作。监测方面要加强工作统筹和信息共享、提高监测效率,同时避免加重基层负担。帮扶方面要强化针对性、实效性,根据困难的类型分类落实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策,以及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开发式帮扶措施。对于一些帮扶资产在使用管理上存在的权属不清、管护不力、闲置浪费、处置困难等问题,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统一的资产登记管理台账,健全资产形成、确权移交、管护运营、收益分配等全程监管制度。

,“过渡期结束之后,帮扶政策不会‘急刹车’,而是要分类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的制度机制。这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当前我们正组织对5年过渡期进行总体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对各项帮扶政策分类优化完善。对于农村低收入人口,重点是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识别监测,强化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开发式帮扶,加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对于欠发达地区,重点是促进其振兴发展,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通过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机制给予差异化支持,让欠发达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赶上来。”“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绝不仅仅是今年的年度性任务,过渡期之后也必须长久、永久地守住守牢。”韩文秀指出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首次突破1.4万亿斤。韩文秀表示,我国粮食总体上仍处于供求紧平衡状态,中央政策是明确的,粮食生产只能加强,不能放松。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强调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具体而言,要在稳定面积的基础上主攻单产和品质提升,促进大面积增产,进一步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加大高产高效模式集成推广力度,确保今年粮食继续稳产丰产。要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力攻克一批突破性品种,推动实用、好用、管用的农业技术进村入户、落地生根。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拓展食物来源,让老百姓的餐桌更加丰富。要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

在提振农产品价格、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一号文件从生产、消费、贸易等方面打出政策“组合拳”,促进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企稳回升。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介绍,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落实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加大小麦、玉米收储力度,促进大豆销售和加工转化,稳定市场价格;继续稳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政策,鼓励地方开展粮油种植专项贷款贴息试点;降低产粮大县农业保险县级保费补贴承担比例,推动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投保面积;扩大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实施范围,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受益”省份出资、“贡献”省份获得补偿的方式,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支持。二是着力促进产销衔接。三是强化贸易与生产协调。

激发农村要素活力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去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119元,同比实际增长6.3%,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进一步缩小。祝卫东透露,2024年经营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分别占农民收入的33.9%和42.4%,是农民收入的大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从这两个方面入手部署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一是着力发展富民产业。要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适合家庭经营的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等,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乡村产业要按市场规律办事,适合什么就发展什么,有什么资源就发展什么,不能一窝蜂地盲目上项目。针对脱贫地区帮扶产业发展不均衡、有的发展活力不强甚至难以为继等问题,要按巩固、升级、盘活、调整的原则一业一策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探索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方式,让农民群众有活干、有钱赚。”祝卫东介绍,二是着力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增收,强化就业服务和劳务协作,扩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规模。

谈到如何通过深化农村改革盘活用好农村闲置资源资产,赋予农民充分的财产权益,祝卫东表示,改革的关键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激发农村要素活力,让农民分享更多改革成果,重点是完善“三块地”的管理制度。

“第一块地是承包地,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今年要继续扩大整省试点范围,总原则是‘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承包地总体顺延、保持稳定,不能打乱重分,更不能收回集体或借机违法调整。第二块地是宅基地,要扎实做好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探索农房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规范管理,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基本权益。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这两条政策底线必须守住。第三块地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去年全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已到期,有关部门正研究下一步改革举措,重点是健全收益分配和权益保护机制。”祝卫东说。

陈晨

五部门部署开展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

2月19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五部门近日印发《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部署深入开展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消费供给提质、消费秩序优化、消费维权提效、消费环境共治、消费环境引领等五大行动深入开展,供给质量不高、市场秩序失范、维权效能不足等问题得到系统治理,商品、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消费风险明显降低,消费纠纷源头治理效果显著,经营者诚信意识普遍增强,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大幅提升,全国消费环境明显优化。

行动方案明确,在实施消费供给提质行动方面,提升实物消费质量、改善服务消费品质、创造更多消费场景;在实施消费秩序优化行动方面,严守消费安全底线、整治市场交易环境、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完善综合治理机制;在实施消费维权提效行动方面,强化消费纠纷源头解决、强化消费纠纷行政调解、强化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创新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在实施消费环境共治行动方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行业自律、加强消协组织建设、强化社会监督引导;在实施消费环境引领行动方面,突出创新引领、注重标杆带动、鼓励区域先行、深化国际合作。

鲁元珍

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

记者2月18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尽快修订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2%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也在92%以上。

“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已提请审议,我们将抓紧做好出台实施的相关准备。同时,加快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积极参与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备说。

郑备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实化举措,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强化失信惩戒,防止边清边欠,推动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

“我们将认真落实各项助企纾困政策,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用好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和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对民营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精准施策、真帮实帮,把各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郑备说。

魏玉坤 黄晨发

中国人民银行:完善房地产金融管理 助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2月17日至18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5年宏观审慎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2024年宏观审慎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会议要求,2025年宏观审慎工作要加强宏观经济金融分析研判,立足实体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健全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创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

会议明确,完善房地产金融管理,助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增强跨境支付、计价、投融资等功能,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融资便利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发挥货币互换和人民币清算行作用,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会议认为,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健全宏观审慎政策和治理机制,加强金融重点领域宏观审慎管理,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优化房地产金融政策,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完善跨境人民币业务管理,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截至2024年末,人民币位列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第三位贸易融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

张琼斯

金融监管总局:保持对民营企业稳定有效的增量信贷供给

2月18日,金融监管总局党委召开会议,金融监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云泽主持会议。会议强调,金融监管总局系统要将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责无旁贷的重大课题和任务,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要求,金融监管总局系统要坚持问题导向,继续下大力气引导督促银行业保险业将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做实、做深、做精,抓关键,出实招,见行动。要保持对民营企业稳定有效的增量信贷供给,加大民营小微企业的首贷、续贷、信用贷支持力度。

会议具体提出,为重点民间投资项目搭建银企精准对接平台,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落实好无还本续贷政策,加强科技赋能普惠金融,切实提高民营企业融资满足度;用好“白名单”机制,打好房地产各项融资工具的“组合拳”,满足包括民营房企在内的各类房地产企业不同环节、不同阶段的合理融资需求;丰富保险产品体系,稳步推进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工作,加强和完善对民营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

会议还要求,在金融业市场准入方面,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

张琼斯

稳外资行动方案推出四方面二十条举措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 从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增强开放平台效能、加大服务保障力度等四方面提出二十条举措,强调做好2025年稳外资工作,加大引资稳资力度。《方案》于2月19日发布。

在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方面,《方案》提出,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要求;优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推动生物医药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具体举措包括支持试点地区抓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政策宣贯落实,对相关领域外商洽谈项目开展“专班式”跟踪服务,推动项目尽早落地。适时进一步扩大电信、医疗领域开放试点。研究制定有序扩大教育、文化领域自主开放实施方案等。

在提高投资促进水平方面,《方案》提出,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加大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支持力度;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取消外商投资性公司使用境内贷款限制;鼓励跨国公司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便利外国投资者在华实施并购投资;加大重点领域引资力度;加强经济政策和营商环境对外宣介。具体举措包括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促进外资服务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支持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

在增强开放平台效能方面,《方案》提出,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具体举措包括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质增效,扩大改革任务授权,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打造吸引外商投资高地等。

在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方面,《方案》提出,推动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落地;建立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体系;拓宽外资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人员往来便利化;提升外资企业贸易便利化水平。具体举措包括鼓励金融机构为外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引导各类基金与外资企业开展股权投资合作等。

柴新

权威视点
孙文凯:民营企业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重申了国家坚持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肯定了民营经济现在的规模和贡献、未来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进一步明确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等。此次座谈会直面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原因两个根本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具有高度指导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民营企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五六七八九”的贡献格局——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经历着发展范式的深刻变革。在这历史性跨越中,民营经济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发展韧性。截至2024年三季度,科技服务类民营企业数量达642.7万家,占行业总数的91%。研发投入前1000强民企的科研支出占全国企业研发经费的51.7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高达95%。华为公司将销售收入的23.4%投入研发,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专利储备量位居全球前列。这都显示出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方面的积极态度。在科技含量较高的光伏产品、锂电池、新能源汽车“新三样”领域中,以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民营企业同样占据主导地位。

在国际形势剧变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下,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大的自适应能力。2015年-2024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比从37%跃升至55%,民营企业主体之一私营企业的出口顺差贡献率从98.4%提升至132%。在光伏产品、锂电池、新能源汽车“新三样”领域民营企业占据很高的全球市场份额。这种结构性突破不仅重构了国际贸易格局,更培育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未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强国之路上将会作出更大贡献。创新是第一动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民营企业由于活力足,对市场需求和技术前沿嗅觉敏感、反应迅速,随着我国民营企业规模实力增长,以及不断壮大的理工科和工程技术人才队伍涌入民营企业,其在创新发展、科技强国中无疑会发挥更大作用。

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强调了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不断出台,但民营企业仍有一些问题存在,包括外部环境问题和内部发展问题。可见,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仍有优化空间,包括内容优化和执行力增强。当前,我国支持民营经济有单独立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标志着民营企业权益保障进入法治化新阶段。配合《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等针对性行政法规,正逐步破解长期困扰企业的账款拖欠、市场准入等难题。

总体来看,当前需要在顶层设计层面出台统一的对各类企业的法案,将不同类型主体支持办法协调优化,增强可执行力才能真正推动执行力。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支持法案,整合现有结构性立法,将成为释放制度红利的关键。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具有超强的效率,相信民营企业当前面临的问题都将最终得到解决,民营经济发展潜力将不断变现。

当制度创新持续突破、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创新动能加速集聚,民营企业必将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发展范式,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丰富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内涵,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孙文凯

董希淼:降准比降息更具必要性和可能性

2月20日,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布,其中1年期LPR为3.1%,5年期以上LPR为3.6%,继续“按兵不动”,符合预期。这是2024年10月两个期限LPR各下降25个基点后,LPR连续四个月保持不变。从短期看,LPR下降可能性较小,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既有必要也有空间。

近期央行多次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作为LPR定价基础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并未发生变化,LPR较难下降。如2月20日央行开展12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仍然维持在1.50%。从银行方面看,随着持续向实体经济减费让利,银行息差收窄的压力不断增大。虽然2024年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利率、大力压降负债成本,2025年息差收窄压力或将减轻,但下降趋势仍然未变。因此,银行缺乏压降LPR报价加点的动力。所以,2025年2月两个期限LPR继续维持不变,在意料之中。

2024年LPR已经下降三次,无论是1年期还是5年期以上LPR都明显下降,降幅均为历年最大。随着LPR多次下降,贷款实际利率持续下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显著降低。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2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43%,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1%,均处于历史低位。在这种情况下,降低LPR并非当务之急。从汇率因素看,特朗普重新上台之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面临压力,美联储传递出放缓降息步伐的明确信号。如果LPR下降速度过快,将可能扩大中美利差,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压力。不过,汇率波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汇率因素并非LPR下降的主要掣肘。

总体而言,从短期看,LPR再次下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大。LPR保持相对稳定,有助于银行将净息差维持在合理水平,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服务实体经济持续性;有助于减少资金空转和套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减轻中美利差压力,促进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多次表示,2025年将根据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择机降准降息。但“择机”的“机”在哪里?2024年12月27日召开的四季度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提出,“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稳中有降”,而不是大幅度下降,旨在引导市场对降息保持合理预期。不过,2025年2月13日,央行发布《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下降”。是“下降”,而不是“稳中有降”,对降低信贷成本的基调相对积极。但降低信贷成本,并非一定需要降低LPR。

2025年,如果政策利率和存款利率继续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持续下行,LPR仍有下降的必要和可能。但对LPR等利率下降的节奏、幅度,市场不可抱有过高的期待。总体而言,下一阶段LPR的变动,需要在稳增长、稳息差、稳汇率等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研究还表明,在经济下行阶段,由于利率弹性较低,持续下调利率对消费和投融资规模的影响并不强,且边际效用递减。因此,下一阶段无论是扩大有效需求还是防范化解风险,更需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积极有力地发挥作用。

从货币政策看,相比降低LPR,下一阶段实施降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更大。《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专栏《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动态演进》中,对我国存款准备金作用和演变进行了详细说明。从2003年9月至2011年6月,央行先后3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升至20.1%;2013年之后,央行又先后29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从20.1%降至6.6%,目前已接近5%“隐性下限”。但是,并没有相关制度明确规定存款准备金率不能突破5%。预计央行将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5%“隐性下限”将可能打破,存款准备金工具的政策调控功能将得到更充分发挥。此外,将流动性相对较好的中短期国债,纳入存款准备金资产范围同样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

应该看到,降准除了向市场释放长期流动性之外,还将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推动金融机构保持息差基本稳定,同样有助于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继续有降。如果突破存款准备金率5%“隐性下限”,所有银行都可能受益,但最受益的是目前已经执行5%的农村中小银行。当前农村中小银行发展面临多重压力,如果突破5%“隐性下限”,将可以帮助更多农村中小银行降低成本、稳定息差,助力中小银行改革化险。

春节前后,受到缴税缴准高峰、中期借贷便利(MLF)到期、现金投放增多等影响,市场短期流动性相对紧张,春节之后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下一步,在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之下,应继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降准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注入更多短期和中长期流动性,推动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更好地保障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继续加力支持稳增长、促消费、扩内需、防风险。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董希淼

袁东明:促进民企发展要把握公平竞争和企业家权益保护两个核心

2025年2月17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重点强调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

时隔六年后,再次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旨在为民营企业构建安心发展的“温暖港湾”。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已形成相当规模,民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2%以上。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许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要切实保护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按照市场制度和规则,让民营企业依法平等获取和使用要素资源,使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破除现有障碍,尤其要强化执法监督。

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扎扎实实地落实到位

“参加完民营企业座谈会,我感觉再次点燃了创业奋斗的激情。”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2025年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DeepSeek大火出圈,让科技企业对中国引领世界科技创新发展的潮流充满了信心。“座谈会再次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让我们能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加油干。”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雷军表示:“深切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关心、支持和爱护,让我们信心倍增。习近平总书记也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议,希望民营企业家能立足实业,聚焦主业,做大做强,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包括怎么参与国际竞争,诚实守信,还要引入现代化管理,做好接班人培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袁东明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近两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许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把这些政策措施扎扎实实地落实,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

袁东明表示,首先,要切实依法保护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目前,民营企业反映较多的是认为政策不确定性大,一些地方和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账款拖欠,以及在执法监管中存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这都是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侵害。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了这些问题,强调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提高政策精准度,强化执法监督等。

其次,要按照市场制度和规则,让民营企业依法平等获取和使用要素资源,使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土地、用能、碳排放指标等越来越紧缺,技术、数据要素越来越重要,民营企业如何平等使用要素资源的呼声很高,这是近一段时期民营企业反映尤为突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深入推进要素资源的市场化改革。

再次,要形成专业、公正、透明的行政执法体系。行政执法监管直接关乎企业的日常经营运转,是企业最能感受政策稳定性和法治化的环节。近年来,一些地方行政检查过多过频,“过罚不当”“类案不同罚”等问题时有发生,钓鱼执法、逐利执法、以罚代管等现象增多,行政执法监管不当成为民营企业认为政策不确定性大、预期不稳的一个主要方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规范涉民营企业的行政检查作了专门部署,国务院近期也已出台相应的文件,怎样把这些文件执行下去、执行好,是当前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袁东明表示。

袁东明表示,要加强产权执法的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的机制。对侵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要有惩罚性赔偿。过去一些地方侵犯了企业合法权益,尽管也有赔偿,但赔偿额度并不合理,所以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就很重要。

从法治、社会环境、政企关系等多方面形成体系化政策举措

下一步,如何拓宽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

袁东明表示,近段时期,民营企业的活力在持续恢复和迸发,从去年《黑神话:悟空》游戏的火热,到今年《哪吒2》电影荣登全球动画票房榜第一名,再到杭州“六小龙”的火爆出圈,可以看到在高科技、文化娱乐等领域,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空间巨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我国“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巨大,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提供更大发展空间”。这些领域都是竞争性很强的领域,民营企业有显著优势,如何让民营企业愿意在这些领域加大投资,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是关键。

袁东明表示,要完善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将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保障”。当前,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在制定,将党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是让民营经济敢于投资、愿意投资的最基础的保障。

此外,袁东明表示,要持续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地方各级政府,还是社会民众和舆论,都要坚定“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的认识,这种导向和共识能够让民营企业家放下包袱,踏实干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要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要让地方政府敢于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敢于和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接触。从法治、社会环境、政企关系等多个方面入手,形成体系化的政策举措,让民营企业家敢于投资、敢于发展。

记者 刘慧

张跃文: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投资和融资是资本交易的一体两面,要完成一项资本交易,二者缺一不可,投融资需求并存是资本市场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的基础尚不牢固,资本市场的投资、融资功能存在一定失衡。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再次强调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作用。

一、增强实现交易的核心功能

资本是社会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但是它并不总是掌握在生产者手中,因此,生产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资本交易在社会生产的全过程持续发生。随着社会资本总量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和社会分工细化,资本供给量和需求量不断增长,资本交易数量增加,交易品种和方式不断发展。将资本供需双方和零散交易集中起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配对成交可能性,这是资本市场形成的原始动力。

同产品市场不同,在资本市场上,准确界定所交易的权益凭证的真实价值较为困难。对于投资方而言,资本交易在一开始就隐含着风险。常见的风险主要有三类:一是经营风险,融资者的生产经营状况不达预期,难以实现向投资者承诺的投资回报;二是道德风险,融资者缺乏诚信,虽有能力但不愿意向投资者履行承诺;三是市场风险,市场条件发生变化,使得投资者获得的约定收益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导致投资者发生相对损失。与此同时,融资者也要承受因经营风险而衍生的现金流风险、再融资风险和控制权风险。当这些风险因素足够大且投融资双方都无法化解有关风险时,或者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能看清风险并为风险定价时,资本交易将很难达成。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出现判断错误,还可能出现错误交易并引发连锁反应,形成价格泡沫乃至群体性恐慌,历史上的英国南海泡沫事件、荷兰郁金香事件均属此类。

现代资本市场的功能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依然是通过协助投融资双方看清风险、准确定价来促成交易,并协助处理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欺诈问题、交易纠纷和违约事件。因此,要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必须增强资本市场实现交易的核心功能。考虑到交易处理和监管能力限制,资本市场通常以股票、债券等标准化权益凭证作为主要交易品种,并通过设置适当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也就是证券上市、退市制度以及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来选择接纳适当类型的投资者和融资企业进入市场。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以此帮助投资者评估风险和作出投融资决策,将信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股价等行为列为干扰市场运行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并进行严惩。

二、两类举措促进投融资协调

应当承认,投融资不协调是现代经济体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也是建立资本市场的原始动力之一。虽然在理论上,一个经济体内只要存在资本的需求与供给,就有可能通过建立资本市场的方式促成资本交易。但如果跨过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范式,会发现实践上的困难。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法治水平、商业习俗和传统文化等长期变量,会不同程度地制约投融资双方的需求。比如,在财富积累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的发展中国家,融资方更多需要的是低成本且风险偏好较高的资本,但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资本供应;一些存在大量资本剩余的发达国家,尽管有充足的资本供应,但却没有足够多的长期资本需求;而一些同时拥有资本与投资项目的国家,投融资双方还有可能在投资期限、风险承担、收益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导致无法达成交易。

为促进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活动彼此协调,目前各国主要采取两类措施。一类是改革措施,即持续深化制度变革,提高资本市场为投融资双方服务的能力。一方面通过市场准入措施和持续监管措施提高融资企业质量,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投资者教育和交易规则设定,提高投资者的风险认知和定价能力,保护投资者的平等市场地位。另一类是开放措施,即放松资本管制,吸引外资流入,以实现国内市场投资者的多元化,更好满足国内融资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允许国内企业到境外融资,允许国内投资者到境外投资,以弥补国内投融资不协调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尽管如此,实现投资与融资相协调也依然存在困难。从融资角度看,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常见两种现象:一是融资难、融资贵,融资企业遇到比较多的证券发行困难,投资者不愿认购企业发行的证券。二是投融资错配,融资企业发行的长期证券主要由短期投资资金认购;高风险证券主要由低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认购;低收益证券主要由要求较高回报的投资者认购。这两种现象的出现,既体现了经济运行中的固有矛盾,也反映出资本市场功能的内在缺陷。

因此,我国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尊重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一般规律,重视继续落实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两大类政策措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有序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这反映了党中央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高度,对资本市场功能形成了深刻认识和系统布局,并且将增强市场投融资功能列为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促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另一方面,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当前的演化趋势,将完善市场投资功能作为重点改革任务,对“重融资、轻投资”思想进行纠偏。监管部门和市场机构将继续围绕该项任务,根据投资者要求在融资资源配置、新金融产品创设、持续性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等诸多方面不断出台新规则新举措,逐步增强市场的投资服务功能,使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更加协调,共同推动形成良好市场生态。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张跃文

依绍华:提升消费意愿和层级

消费作为重要的经济活动,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经济循环起着牵引带动作用。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

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2%,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0个百分点。其中,交通、旅游等服务消费零售额增势较好,数字娱乐、在线教育、直播及短视频购物等新型消费带动信息类服务零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这充分表明,居民消费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从消费类型、结构和层级来看,由生存型向发展和享受型转变。随着我国人均GDP不断攀升,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优不优”,消费需求特征从大众化转向个性化、多元化、多样化,进而对消费供给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大力提振消费,除了要在推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提升消费能力上下功夫,还需通过进一步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体验、延伸消费链条等,更好激发消费意愿、提升消费层级。

近年来,我国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创新各类多业态融合方式,在扩大消费上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应在总结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顺应新型消费发展规律,进一步从供给端发力,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供销全链条,做好提升消费意愿和层级的文章。

一是创新消费场景。近年来,适应消费需求新变化,传统商业设施逐渐由单一消费场所向生活化、社交化载体转变,零售、餐饮、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生活服务等多业态融合趋势明显,由满足消费者商品购物需求向满足消费者精神文化需求延伸,由经营生活用品向提供文创、娱乐产品和服务等方面扩展,形成了对消费者的强大引力场。有的品牌家电打造一体化门店、提供沉浸式智慧生活体验,并针对不同顾客需求开展不同场景的私人定制服务,再配以生活美学类、课程分享类等活动,拓展消费者对科技的认知,通过体验“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幸福感,极大激发消费意愿。鲜活的实践告诉我们,培育新型消费业态,创造更多消费场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要。

二是打造特色商圈。商圈作为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标志性载体,既能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是城市发展的展示窗口。商圈内容的丰富度和业态布局及氛围打造,成为推进城市及周边辐射区域商业活力的风向标,更可作为激发消费意愿、提升消费层级的试验田。目前,很多大城市都不遗余力地推动传统商圈转型升级,将地方优势资源与时尚、科技等要素深度融合,在吸引外来游客和激发本地居民消费热情方面实现“双赢”。由于不同城市在历史起源和文化脉络上具有差异性,人文风俗习惯不同,依托城市特色资源打造特色商圈,能够对消费者产生独特吸引力,以差异化供给激发消费活力。

三是强化品牌引领。随着经济发展,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提出更高要求,更加注重品质,讲究品牌消费。只有叫得响的品牌,才能对消费者产生强烈吸引力。目前,一批老品牌凭借创立时间久、经营经验多、知名度高的优势,面对消费群体迭代、消费需求变化坚持守正创新,焕发“年轻态”,成为国货“潮品”,出圈走红,备受消费者青睐;还有一批新品牌,迎合了消费者对健康生活、文化体验及科技发展的消费需求升级趋势,获得了市场认同。同时,近年来我国既推动品牌商品出口,也积极加强品牌国际交流,扩大国外优质商品进口。如,北京培育“美食、时尚、绿色”多元化消费品牌,设立老字号聚集区,孵化新消费品牌,并建设集仓储、加工、展销一体化的进口商品展示销售中心,让消费者能够便捷地体验和购买来自不同国家的优质商品,在提升消费满意度和满足感的同时,也提升了消费水平。

我国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在满足消费需求的过程中,利用新技术手段深刻体察消费需求,多角度、多层次创新供给、优化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偏好,是激发消费意愿、提升消费层级的关键。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消费意愿和层级并引领供给创新,将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 依绍华

杨涛:需重视加密资产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挑战

近日,加密货币平台“世界自由金融”(World Liberty Financial)宣布,它将推出一项“战略代币储备”计划,旨在支持“处于重塑全球金融前沿”的比特币、以太坊和其他加密货币。而就在不久之前,特朗普在其就任总统前公开发行了个人Meme币“TRUMP”。一时之间,加密资产的冲击与影响再度成为全球市场热议问题。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稳定报告(2024)》中探讨了全球加密货币的监管进展,并分析了香港地区在加密资产合规进程中的创新举措。2025年1月召开的2025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也提出要研究虚拟货币等问题。新形势下,亟需重新审视加密资产给现代经济金融体系带来的挑战。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加密资产市场已经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类型与模式。就狭义看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基于公链的加密货币,主要用于资产储备;二是以USDT、USDC等为代表的稳定币,主要用于支付;三是以ETH和SOL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可基于以太坊或Solana的智能合约而进行功能创新,并形成各类去中心化金融资产与形态(DeFi或PayFi);四是证券型代币发行(STO)和现实资产代币化(RWA),主要是把现实金融市场的合规资产予以代币化,包括股权、债权、票据等。

就广义看还可能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各类非标准化的、WEB3赛道的相关资产项目,如非同质化代币(NFT)、社交金融SocialFi、去中心化身份和数据所有权(DID)、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去中心化物理基础设施网络(DePIN)等;二是基于加密资产而设计的现实世界金融产品,如以比特币、以太币及其挂钩资产为核心发行的ETF产品,属于加密资产的衍生资产;三是各国央行试点的CBDC,或国际组织的区块链创新项目(如BIS推出的Agora全球跨境支付系统计划),当然其是否具有去中心化属性仍不确定。

面对加密资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其与传统法律与监管规则日益不兼容,由此各国都在积极做出改变,以应对扑面而来的挑战。如2024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21世纪金融创新与科技法案》(FIT21),旨在指导监管机构对加密资产进行有效监管。美国证监会(SEC)于2025年1月21日宣布成立工作组,致力于为加密资产制定全面而明确的监管框架。再如,欧盟《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MiCA)于2024年12月30日全面实施,对加密资产市场也带来深远影响。

当然,近年来虽然出现了更多“加密资产友好型”国家或地区,但整体还是持审慎态度。但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则呈现积极支持加密资产的姿态,其背后因素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究其根源,有几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利益成为重要考量。二是特朗普在选举中得到加密资产圈的普遍支持和捐助,并且以此作为吸引年轻人的重要渠道。三是特朗普或许有改变“深层政府”的“小政府”偏好,这与加密资产的去中心化权力构建也有诸多契合之处。四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标的的主流监管改革,是强调给金融创新戴上“紧箍咒”,而特朗普式改革则强调放松管制。五是当前稳定币主要由法币稳定币主导,其中美元稳定币成为核心记账单位,由此使得曾以挑战美元形象而出现的加密货币,反而有可能协助稳固美元地位。六是加密资产的从业主体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税收和非税收入的重要来源。

客观来看,迄今为止多数类型的加密资产更多体现出资产属性而非货币属性,因此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冲击有限,更多是对金融市场产品、结构、风险与定价等,以及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带来深远影响,也会影响投资者行为偏好与金融消费者保护逻辑。对于各国金融体系来说,加密资产带来的挑战有几方面:一是对WEB3世界的类金融服务供给,如何、且有无能力继续设定标准和“门槛”,怎么稳固加密资产的信用“共识”基础;二是怎样进行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教育与保护,尤其是能否确定和规范“合格”个人投资者的参与;三是去中心化金融与传统金融如何协同,两套截然不同的金融标准化体系能否共存,对WEB3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资产互通怎样控制风险;四是加密资产能否以及如何真正促进经济增长、企业创新、居民就业等现实经济目标,而非只是“小圈子游戏”。

无论如何,加密资产将成为各国政策与监管越来越绕不开的主题。当然,不同类型的加密资产带给政府的挑战各有差异;基于技术、数据、业务、市场的不同层面,围绕加密资产所需考虑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但可以预计,未来加密资产将成为全球博弈、中美交流、跨境资本流动等绕不开的焦点,由此我国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各国市场与监管动态,更加积极地推动加密资产市场的规则制定和主动监管,从而增强与海外的监管协调、防范潜在风险、规范市场发展、发掘行业价值。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国研分析
国资国企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先锋队和生力军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除了第一部分总论之外,第二部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条就论述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内容。中国式现代化说到底就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了国资国企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先锋队和生力军作用。国资国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这个独特优势是公有制自身的优势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融合的优势决定的。

关键词: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国有企业能更好建立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

从政治经济学上看,西方国家经济周期和危机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所导致的,资本片面追求增殖导致生产目的偏离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壮大国有经济,本身就是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手段,国有企业不单纯追求利润,而是有能力和动力在长远性、基础性、公共性、战略性领域增加投资,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攻克经济科技制高点,加强产业整合协作,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弥补当前经济发展的短板和缺陷,能更好地建立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国内外实践来看,我国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不同,就在于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一大批举足轻重的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发展壮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同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将生产的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也是国有企业生产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国有企业保障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能为解决市场失灵提供了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国有企业超大规模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为完善和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物质基础。国有企业是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有利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通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价值创造能力,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国有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具有显著的体制机制优势,国有企业在全国范围建成纵横成网、布局均衡、节点密集的基础设施网络,增强了经济社会运行的韧性和稳定性,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国有经济首先集中在基础产业和有先导性的战略性产业,有利于把更多资源集中到那些带动力强、外溢性强但短期投入大的项目,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长远和整体效率。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产能和技术的新陈代谢,涉及到产权、专利、原料、技术、员工等一系列资源的调整和出清,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有很大的“交易成本”,而国有企业就能在目标一致、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布局和产能的整合与转换。

国资国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资国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来实现的。

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是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必然选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在推进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国企是一种以公共目标为导向的生产系统,能够跳出单个企业得失,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提供创新产品。国企能够摆脱成本损益法的限制,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出发制定长期规划,不断将资源投入到重大科研项目攻关中,积极从事具有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效应的前沿创新活动。我国科技创新在创新战略上,从“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领先优势”;在创新路径上,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在创新政策上,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要提高国有企业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推动创新联合体建设,打造开放式科技创新平台,加强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发挥政府和市场协同作用,分类施策分类考核,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在产业控制方面,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的执行者、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参与者、社会责任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经济稳定和风险防控的守护者。多年来,国有企业在产业控制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在执行国家战略、控制关键领域、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增强全球影响力、稳定经济环境和有效防控风险等方面积极担当。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在产业控制方面的作用,要提高政策影响力和渠道控制力;促进技术创新,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国际竞争力,构建全球品牌,优化品牌控制力和渠道控制力;加强风险管理,保障经济稳定,强化资本控制力。

在安全支撑方面,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国有企业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关键时刻发挥好兜底托底作用。国有企业是政治安全的基石;国有企业能够有效约束资本,有效避免全球化下资本扩张的负面效应,抗衡跨国资本的垄断与扩张;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危难时的最可靠依托,是经济安全的基础;在保障社会安全方面承担兜底作用,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中起到重要作用;是保障人口安全的重要力量;公有制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保障;国有企业是在全球大变局下维护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压舱石。

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具体工作,体现了党中央对国资国企改革的新思想新部署。

“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这就是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之后逐步解决“九龙治水”问题、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国资国企管理的战略性,通过有关管理部门的战略协同,体现国有经济承担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让国资国企真正成为执行产业政策、体现宏观发展导向的主体。

《决定》关于“三个集中”的要求(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明确指出了未来国有资本发展的重点方向。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速下降,主要是因为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过剩、产能过剩的同时,在公共性、基础性、战略性部门,由于投资规模大、短期收益低、收益周期长、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等原因,企业对这些部门投资的能力和动力不足。甚至一段时间以来,受“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路和新自由主义宣传的影响,主动放弃了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性和带动能力的投资项目。国有经济“三个集中”,就能够突破投资瓶颈、延长产业链、营造新的产业生态,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拓展空间,带动广大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给国有企业赋予了新的重要职责,就是推动“从0到1”的原始创新。原始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源头,我国有14亿人口,人口、资源、环境和文化的约束不同于西方。即使我们突破了所有的“卡脖子”领域,现有西方的全部技术储备依然无法全部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必须走自己的路,开辟新的科技进步路径,爬新的更高的“科技树”,这就对原始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是国有企业的重要使命。

“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这是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重要地位建设的配套制度。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资国企规模有限,国企的主要作用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拾遗补缺”兜底线,以及获得一部分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对这些国家来说,政府只是“账房先生”,不需要对国企进行战略性使命的考核评价。我国的国有企业要履行战略性使命,就不能只看短期收益和利润,更要建立战略使命的评价制度,特别是鼓励企业投入符合未来方向的、收益周期长、风险大的领域和公共性领域。

“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这既否定了过去一度流行的将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私有化的主张,吸取了一些国家铁路私有化、拆分路网、电力私有化的失败教训,也给社会资本参与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路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江宇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内涵、目标与路径

城市是反映数字中国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是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空间载体。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无人终端、元宇宙等数字技术的迭代创新和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持续加快,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正在全方位影响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城市不断分享“数字红利”,通过数字化转型与智慧化升级,促进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基础设施更加智能、社会服务更加便民、应急保障更加及时、城市规划更加科学,有效地优化了空间资源配置,释放了经济社会活力,为培育我国城市综合竞争新优势、激发我国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4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围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对全领域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全方位增强城市数字化转型支撑、全过程优化城市数字化转型生态等作出了具体安排。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不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一场对城市发展范式、治理体系、运行机制及服务模式的全面优化与深刻重构。需要结合其理论内涵与实践探索,从资源、服务、产业、治理、保障等核心要素的统筹协调与深度融合的角度,进一步理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和现实路径,以更好地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内涵

我国城市数字化转型在经历信息化建设、数字化建设及智慧化建设阶段后,正加速迈向“体系重构、质效提升”的全域数字化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强调的是“全域”范围内的数字化转型,即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一层面,而是将地理空间全域、经济行业全域、发展主体全域作为有机整体,统一规划、统一架构、统一服务、统一运维,实现城市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让更多、更广泛的城市居民切实享受到城市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需“整体性重塑智慧城市技术架构,系统性变革城市管理流程,一体化推动产城深度融合”,旨在实现城市全域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变革。因此,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理论内涵在于,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对城市各领域数字资源的深度挖掘、整合与应用,推动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及城市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与高效化转型,最终实现城市全空间、全要素、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这一转型不仅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涉及城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服务模式的全面优化与重构,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具体而言,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应紧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这一核心目标,聚焦人民城市建设和城市居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诉求,围绕“城市数字化升级建设”与“数字化城市全面赋能”两大战略导向,推进城市的“数字更新”。一方面“以城带数”,通过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为数字经济增长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肥沃土壤;另一方面“以数促城”,通过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为城市现代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不断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应秉持系统观念,坚持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遵循“整体性提升、系统性优化、协同性强化”三项基本原则。其中,整体性提升意味着要全面赋能城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城市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文化、数字社会及数字生态文明新形态的整体跃升;系统性优化要求贯彻城市“全周期管理”理念,围绕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更新的全生命周期,以及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强化各阶段的相互衔接、支持与反馈,实现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优化;协同性强化要求城市跨部门、跨层级、跨所有制、跨行业、跨领域的高效协同,确保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的互联互通,推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纵深发展。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特征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城市发展理念和战略的深刻变革,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字技术与城市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渗透,适应和主动应对技术变革,促进城市发展质量和治理水平提升。城市全城数字化转型的具体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转变。

一是设施建设从单点布局向一体化集成式部署转变。城市数字化转型强调城市各部门硬件设施、应用系统从分散建设转向共性支撑、信息基础设施一体化集成式部署。具体表现为统筹建设城市政务网络、云基础设施、数据平台、基础信息库等信息化底层架构体系,促进数据市场化开放、开发与利用和数据产业全业态协调发展,使得各类数字资源能够更大程度上互联互通、更加敏捷地反馈交流、更广范围地共享共用,在加强网络互连、数据融通的基础上,为城市各部门开发个性化应用提供支撑。

二是服务对象从典型场景向全领域全场景赋能转变。城市数字化转型强调在城市交通、安防等城市典型场景智慧化的基础上,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城市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城市全域数字化以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不断增加医疗、教育、出行等与市民生活紧密相关,及生产、交易等与市场主体紧密相关的智能化应用场景供给,提升服务资源覆盖面和均衡普惠度。同时主动适配城市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的发展趋势,以“用户导向”持续不断扩展智慧就业、智慧医疗、智慧住房、智慧文化、智慧养老等方面的高质量城市数字化公共产品和服务,根据城市群体差异、需求差异、供给方式差异,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供给,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效能和供给质量。

三是产业发展从数字经济提质向全业开放共荣转变。城市数字化转型从聚焦城市数字经济规模转向强调更好发挥数字经济的产业融合和带动作用。具体表现为不仅要培育壮大城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更要深入推进数字技术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布局,提高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的效率,拓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新空间新模式新赛道,推动现有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引领带动城市共享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平台经济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城市发展新动能。

四是实现机制从单头管理向跨地域跨层级协同转变。城市数字化转型强调从功能、资源、责任的单头管理,转向跨地域跨层级联动、协同、共融的整体性治理。具体表现为通过数字赋能,协调不同部门间、不同层级间乃至不同行政区划间的数字资源和转型行动。通过建立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联创共享的协同治理系统,有效发挥城市政府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强化城市数字治理组织体系的领导力和协同力,使得城市全域治理体系更加健全,省、市、区纵向之间,各部门、各领域和区域横向之间规范有序的统筹协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形成目标一致、多元参与、合作共赢的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模式。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目标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需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资源、服务、产业、治理、保障五大维度整体升级,实现资源“全面”统筹、服务“全景”覆盖、产业“全链”新质、治理“全程”协同、保障“全项”稳固,构建共建、共融、共治、共享的新型现代化城市范式。

一是城市数字资源“全面”统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要实现城市数据设施资源和数据信息资源的空间全域统筹规划。实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将全面建成统一的智能感知、云网环境、城市大脑等基础支撑体系,构建集约共享的智慧城市新基座,公共数据归集、共享、应用、流通及开放水平大幅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消除各类“信息孤岛”。

二是城市数字服务“全景”覆盖。城市全域数字化要全方位服务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的生产与生活场景需求。实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将形成多渠道、广覆盖、主动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务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生态服务体系,全面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营商环境明显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社区管理等领域的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数字化对生态环境、低碳环保等业务的支撑作用凸显。

三是城市数字产业“全链”新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要以数字技术推动产业持续建链、补链、固链、强链,形成全链条、全领域的新质产业生态。实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需整合城市科技创新资源,推进数字科技研发和应用的革命性突破,加快数字技术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显著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力。同时,“光芯屏端网云智”等数字新产业加速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线上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四是城市数字治理“全程”协同。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要建成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多级全流程联动治理体系。实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各类城市公共事务将全面实现高效联动指挥及处置覆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全面实现“一网统管”,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城市及城市群数字治理典范不断涌现。

五是城市数字保障“全项”稳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要形成以制度规范为准则、以监测预警为手段、以安全防护为支撑的全方位综合保障体系。城市全域数字化的制度保障、运营运维保障、安全保障将更加全面、完善,数字治理生态将更加公平规范,运营机制将更加长效稳定,安全屏障将更加可信可控。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路径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从理论建构到实践推进的过程。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要求,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不仅要厘清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特征,还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当前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难点问题,通过设施融合、服务优化、产业升级、协同联动、保障强化,促进数字资源由“散”转“聚”、数字服务由“基”至“精”、数字产业由“量”到“质”、数字治理由“点”及“面”、数字制度由“虚”变“实”。

一是设施融合:促进数字资源由“散”转“聚”。围绕全域数字化转型目标,加速推动城市数字设施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协同,实现从“零散分布”到“聚合共享”的转型升级。首先,不断加强城市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物联、数联、智联”的城市数字底座,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新一代感知、数据与算力设施,完善城市数字化共性基础平台体系。其次,加速城市数字化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共用,围绕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需求,统筹规划物联网感知终端、高速网络基础设施以及数据存储与处理中心,确保数字设施资源能够基于业务需求进行灵活高效的调度与利用。最后,着力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城市级的可信数据空间,通过整合城市、企业、行业、个人及跨境数据资源,打造安全可信的数据流通环境,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全面、高效的数据支撑。

二是服务优化:促进数字服务由“基”至“精”。围绕全域数字化转型目标,创新数字服务模式,实现服务内容与体验的双重飞跃,推动城市数字化服务从“基础覆盖”迈向“精细服务”,加快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从“能办”向“好办”转变。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紧密围绕市场主体与市民的实际需求,拓展城市公共安全、社区管理、交通、医疗、教育、科技、就业等城市公共服务应用场景,通过数字化手段重构公共服务流程。具体而言,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算法支撑,通过业务重组与流程优化,通过信息收集、反馈、分析、决策和干预等途径,实现“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成本”,让企业与市民能够以最便捷的方式享受高效服务。同时,积极探索公共服务新模式,如云端服务、智能助手、政务直播等,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服务体验。此外,通过发挥数字技术的时空穿透和广域渗透优势,克服传统意义上由于地域、系统、层级限制所带来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资源的错配问题,使城市居民特别是信息弱势群体分享“数字红利”的机会和渠道得以增加,增强和提升城市发展的包容性和均衡性。

三是产业升级:促进数字经济由“量”到“质”。围绕全域数字化转型目标,细化城市产业升级方向,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引导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城市产业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一方面,要聚焦高端、智能、生态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等,通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计划,提升数字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重视微观主体在城市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鼓励城市企业采用数字化技术革新生产模式,如平台化设计、个性化定制等,推动“灯塔工厂”“5G全连接工厂”等新型制造模式的普及。同时,加强城市与周边区域的产业链协同,以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为依托,构建数字化产业生态,实现数字产业链由线性向网络化的转变。

四是协同联动:促进数字治理由“点”及“面”。围绕全域数字化转型目标,打破传统区域壁垒,推动城市数字治理从局部试点扩展至全面覆盖。首先,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引领制度重构,打破部门、行业间的界限,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的流程再造与管理协同。其次,要加强数据空间生态建设,促进数据要素在多元主体间的可信流通与共享,构建开放、协同、共赢的数据生态体系。再次,需注重线上线下协同,推动数字化服务与应用在城市各领域、各场景、各主体间的广泛渗透与深度融合。最后,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需要,培育和建设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增长极”。鼓励并支持中心城市在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方面进行探索示范,促进数字治理理念、先进工具在中心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范围内先行先试,加强都市圈与城市群间的跨区域合作,推动城市数字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优化。

五是保障强化:促进数字制度由“虚”变“实”。围绕全域数字化转型目标,加快推进城市适数化制度创新,创新数字化改革配套机制,确保数字技术在城市转型和发展中的良性应用,规范城市数字治理各主体的行为边界,抑制“技术作恶”并鼓励和支持“技术向善”。首先,要建立健全数字化转型的组织保障、规章制度与标准体系,以及发展监测和评估机制,为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其次,要明确数据伦理、算法伦理、人工智能伦理等在内的一系列技术伦理规范,引导和激励治理城市企业和个人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对数字技术应用中存在科学上不确定性的潜在损害和因果联系进行主动干预。再次,要强化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运营保障,加强规划统筹、政策协调,确保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持续性与有效性,避免“建成即落后”的现象发生。最后,还需加强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通过技术创新与手段升级,提升城市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安全防护能力,确保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平稳运行及持续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赵峥;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文艺璇 刘杨

我国养老金融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内容提要:大力发展养老金融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发展态势良好,但仍面临养老保险体系发展不均衡、养老服务金融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以及养老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今后,要从促进养老保险体系均衡发展、加大金融支持养老产业力度、提升养老金融监管与服务水平、加强养老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着力,促进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养老金融是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发展养老金融是完善和健全我国金融市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和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根据《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截至202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总数达2.97亿人,占全国人口比例超20%,显然我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我国面临的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充分发挥养老金融的作用、助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势在必行。

我国养老金融发展现状

养老金融是服务养老的一切金融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以养老金制度安排和养老金资产管理为主的养老金金融、金融机构围绕老年人财富管理需求开展的养老服务金融以及支持养老产业投融资及其发展过程的养老产业金融三个方面。近年来,我国养老金融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近年来,我国在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二支柱),不断推进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试点落地见效。一是基本养老保险稳步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金参保人数为10.75亿人,同比增加1401万人,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86亿人,覆盖98.3%的人口。此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运营工作稳步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地区间基金收支压力明显缓解。二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挥了对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截至2023年底,超过14万家企业建立年金制度,覆盖职工人数3144万人,积累基金规模达3.19万亿元,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投资运营规模接近5.6万亿元。截至2023年底,企业年金基金建立投资组合5590个,投资规模为3.15万亿元,投资运作率已达到99%,且近10年稳定处于高位。三是个人养老金试点全面铺开。个人养老金制度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2022年11月,我国率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36个城市启动个人养老金试点。截至2023年底,我国个人养老金参保人数已超5000万人,个人养老产品超过700个,累计缴费金额达数百亿元。2024年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自12月15日起在全国推行。

(二)养老金融服务多元化发展

银行、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养老金融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一是银行业开发适老化储蓄服务。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银行在5个城市开展特定养老储蓄业务试点。据中国金融新闻网报道,截至2023年底,有22家银行共推出465个养老储蓄产品,其中六大国有银行产品数量占比超过30%。二是基金业推出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和目标风险基金。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个人养老金基金名录,截至2023年底,已成立的养老目标基金产品数量达到162只(其中养老目标日期基金59只,养老目标风险基金103只),整体规模超过950亿元。三是保险业引入适老化保险产品。产品主要涉及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金,并探索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我国已于2016年开始在49个城市试点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取得积极成效。2023年12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联合印发《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统一评估标准,为长期护理保险的规范化管理、广泛化应用奠定基础。根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底,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参保人数约1.7亿人,通过失能等级评估,享受待遇人数累计超过200万人。四是信托业丰富养老投资服务。信托公司开展养老金融业务的主要模式包括企业职业年金服务信托、养老理财信托、养老服务信托、养老产业信托。2023年3月,原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养老信托成为信托公司业务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行业推陈出新,不断探索新的养老服务金融产品,满足多元化养老需求,促进了我国养老金融服务全面发展。

(三)养老产业金融不断壮大

随着《“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多个老年人产业规划陆续出台,养老产业金融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是对养老产业的差异化信贷支持方式有所突破。金融机构以应收账款、动产、知识产权、股权等抵质押贷款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差异化方式,加大对养老产业的融资支持。比如,国家开发银行积极推动养老产业资源整合,设立养老产业专项贷款,通过优惠利率有效降低养老产业项目融资成本,有力支持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二是保险业资金对养老产业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2018年,人保资本股权设立了北京人保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主要投资养老医药产业。2021年,中国人寿设立200亿元大养老基金,专注养老产业股权投资,在全国中心城市布局养老社区项目。2024年5月,中国人寿集团发起设立总规模100亿元、首期规模50亿元的银发经济产业投资基金,聚焦养老产业广阔市场空间,促进养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养老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养老保险体系“三大支柱”发展不均衡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整体呈现对第一支柱过度依赖、第二支柱占比较低、第三支柱尚在发育中等特点。一是企业年金覆盖率不高,未能充分起到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补充作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3年披露的《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截至2023年底,我国建立年金的企业占全国法人单位数量的比重仅为0.23%,占全部1.8亿多经营主体的比例更是不足0.1%。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年金覆盖就业人口的比重都在半数左右,而我国企业年金参保人数占具备参保条件的职工总人数比例仅为8%,加上职业年金后第二支柱的覆盖率也仅为15%。二是个人养老金试点效果有待提升。尽管我国个人养老金试点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相较开户人数而言,实际缴存人数比例偏低;对比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缴存上限而言,实际缴存金额比例偏低。同时,基金类产品不丰富。市场上主要的基金类产品为养老目标基金,债券型、股票型以及混合型基金类产品数量少且规模小。此外,尽管我国养老目标基金自2018年成立以来发展较快,但整体表现不佳,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二)养老产业金融有待加快发展

一是金融支持养老产业发展存在缺口,不能满足养老产业市场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相关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2022年我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分别达8.8万亿元、10.3万亿元,两年平均增长率为17.05%,显示出我国养老产业处于较快发展期。相比之下,针对养老产业的有效金融供给明显不足,难以充分满足市场需求。二是政策性工具作用力度不强。政策性金融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围绕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性金融工具体系尚未建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服务养老产业边界范围仍不明确,对于养老设施、老年文娱、智慧养老等新型细分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不足。三是市场化工具较为缺乏。养老产业涉及范围广、投资额度大、回报周期长且多为轻资产运营模式,需要各类市场化金融工具支持。但受政策等多重因素制约,养老产业相关企业难以满足抵质押和担保条件,限制了贷款投放。此外,银行在风险分担补偿、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方面缺少专项支持措施,致使部分养老产业项目无法得到有效的融资支持。

(三)养老金融服务不到位且缺乏监管

一是养老金融市场监管缺乏制度依据。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完整、全面的养老金融监督检查法规,现行规章制度未对养老金融业务范围、从业机构、服务标准、业务流程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养老金融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管体系存在漏洞。二是养老金融市场服务不平衡。由于我国养老金融体系尚在形成过程中,不同地区、金融机构之间适老化金融服务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养老金融服务水平普遍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地区适老化金融服务能力普遍强于农村地区;大型金融机构针对老年客户的产品和服务普遍多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基层金融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等。三是数字化服务能力偏弱。近年来,随着金融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银行等金融业务通过网络办理的比例逐渐提升,但现行网银、手机银行操作相对复杂烦琐,大部分APP和软件在制作过程中未充分考虑老龄人口特殊需求,老年人使用较为不便,造成所谓老年人群的“数字鸿沟”,影响养老金融推进。此外,老年人群也是网络电信诈骗的重灾区,不法分子以“养老投资理财”“以房养老”“代办社保”等幌子进行网络诈骗,相关案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

推进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促进养老保险体系均衡发展

一是巩固第一支柱的基础性地位。持续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优化调整基本养老金缴费比例,合理调节基本养老金经济资源占用。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提升第一支柱投资收益率,通过“开源”方式实现基本养老金增值。二是加强企业年金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探讨推动企业年金由“自选”加入向“必选”参与方向过渡,同时完善领取阶段计税政策,加大对企业的政策激励和倾斜力度。鼓励更多企业参与设立覆盖全员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对于暂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可按人员比例分批分层次建立。三是完善第三支柱养老金激励机制。探索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提升个人年金开户意愿,扩大参与金融机构和产品的范围,提高个人养老金实际购买率。此外,应在政策层面、运营层面和服务层面研究制定第二支柱账户和第三支柱账户互动联通的办法。

(二)加大金融支持养老产业力度

一是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养老产业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养老产业金融必须在市场化基础上综合运用政策性金融手段,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导向作用,探索推广使用政策性金融债、政府贴息贷款等政策性融资工具,实现优势互补和风险分担。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培育健康养老潜力产业,支持各类企业研发适老化产品,提供适老化服务,支持养老产业园区化、集群化发展。二是提高金融服务养老产业精准性。针对养老产业项目通常面临的产业周期长、利润低、抵质押担保不足以及中小民营企业较多等问题,鼓励金融机构完善相应信贷管理机制,适当延长对建设周期长、现金流稳定的养老产业项目融资期限,增加多样化风险缓释措施,探索更加灵活的担保抵质押方式,不断创新推出符合养老产业和项目特点的特色金融产品,更好满足产业类项目融资需求。三是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围绕养老适老产品、老龄文旅、宜老居住等养老产业关键领域,综合运用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养老产业引导基金、养老地产信托、养老融资租赁等多元融资渠道,全面支持养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银行业可积极探索差异化行业授信、风险缓释和信用评级体系,建立“伴跑型”银企、银产合作机制,通过权益互换、股权合作等方式对养老产业提供融资支持。保险业可在推出涉老产业专项保险品种的同时,强化资产管理,探索直接投资开发养老企业,委托专业机构运营,运用保险资金参与养老产业项目开发。

(三)提升养老金融监管和服务水平

一是加强对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监管。明确养老金融产品标准,持续提高产品安全性和适宜性。在提升居民风险防范意识的同时,规范养老金融产品信息披露,确保老年人充分了解养老产品的投资收益和风险。二是提升养老金融数字化服务水平。对现有手机银行、网络银行等金融基础设施进行适老化、便老化改造的同时,将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应用于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研发中,灵活应对养老需求变化,实现养老金融产品供需相适。三是将人工智能与养老金融产品有机结合。事前根据用户年龄、风险偏好和收益要求等特征为用户推荐产品,事中为用户答疑解惑和预警风险,事后为用户提供服务评价和问题反馈,进一步提升养老金融的数字化服务水平,弥合老龄用户群的“数字鸿沟”。

(四)加强养老金融产品创新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总体工作思路,推广应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完善运营补贴机制,实现养老金融“产品质量有保障、收费价格能承受、机构运营可持续、产业发展有前景”。二是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充分筛选客户群体,针对不同群体需求探索可提供长期稳定收益、符合养老跨生命周期规律的专业化金融产品,如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商业养老年金、养老信托等。三是引导商业保险机构积极开发长期护理保险、健康保险、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等产品,助推养老、康复、医疗、护理等服务有机结合。四是加强养老金融投资顾问服务业务推广,在充分披露风险的同时,让居民通过投资顾问服务筛选出合适的养老服务金融产品。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李佐军;国家开发银行规划研究院 田惠敏;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市分行 王丰

宏观纵览
建设高标准全国统一大市场事关全局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思想由来已久。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首次提出“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5年要抓好的九项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的要求中,提出了“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随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发布,这也是继2022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后又一个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文件,各项建设任务有了更为细致的规划与指导,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多年来,通过一系列细化实化的举措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已经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效。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突出特点

市场主体活跃。2024年,我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1.89亿户,比2023年年底增长3.1%。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3327万个,产业活动单位3636万个,个体经营户8799.5万个,由此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市场活动群体。其中,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42898.4万人,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17956.4万人,这些又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市场。

市场规模巨大。我国经济规模持续增长,2024年GDP已超134万亿元。GDP作为经济活动总体创造的增加值,其创造过程是需要建立在更加庞大的市场运行活动的基础之上。如果从产品、服务和要素市场的总体视角来看,其运行规模远超过狭义的居民和政府的最终消费。经济运行的总体市场规模需要考虑各类主体在经济统计的考察期内与上下游的经济交易。在经济学投入产出统计中,各行业的经济创造活动中所使用到的来自其他产业或者本产业其他主体的“中间产品”规模同样巨大。如此巨大的市场是否能够促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关键。

市场类型多元。我国的市场总体规模成就了当前世界最大的建设用地、能源和资源市场以及与之匹配的环境市场和碳市场,并间接催生了世界第二大的资本市场。以2023年为例,在建设用地市场中,全国土地总成交金额为37504亿元,而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平台,我国产权市场年度交易总额达到25.38万亿元,交易规模稳定增长;在数据要素市场中,全国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291.6万个,从业人员3615.9万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算力总规模达到每秒230浮点运算次数(EFLOPS),居全球第二位。全国数据生产总量达32.85泽比特(ZB),同比增长22.44%,这些都支撑起了我国是全球第二的数据市场地位。未来是否能够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将成为各类市场是否能协同共进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问题。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意义重大

我们的全国大市场距离真正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仍有差距,下一步是否能够有效建设成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更是事关全局、意义重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强支撑。因此需要从当前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来理解其重要意义:

从国内发展需求来看,构建高标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这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宏观调控,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从国际竞争形势来看,构建高标准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也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构建高标准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创造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形成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等,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构建高标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来促进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升级。通过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引导资源向高效率、高附加值的产业和领域集聚,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市场和政府协同发力构建高标准全国统一大市场

构建高标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总体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市场机制的高效运作与政府作用的精准发挥之间的协调统一,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就包括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确保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同时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动力;如何优化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角色,从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转向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制度环境,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政府既要充分发挥引导和培育高层次市场功能的作用,解决市场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资源配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损害生态环境等负外部性问题;又要确保不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实现“放得活”与“管得住”的辩证统一。这就要求解决好如何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职能边界,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构建好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未来构建高标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思路主要聚焦于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以及优化政府宏观调控两个关键。一方面,完善市场体系建设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持续破除市场壁垒,打破行业垄断与地方保护,让各类生产要素能够依据市场规则、自由流动且平等交换。无论是劳动力、资本,还是技术、数据等要素,都应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中寻找到最适配的价值落点,充分激发市场的内生动力,以提升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促使经济运行更加顺畅高效。另一方面,优化政府宏观调控不可或缺。政府需精准定位自身职能,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熨平经济波动,防范系统性风险。针对市场失灵领域,如公共产品供给缺失、环境保护成本错位等进行及时补位,以引导经济朝着高质量、可持续方向稳健前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与协调性,为市场经济的繁荣筑牢根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高宇宁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全方位扩大内需是当前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5年的9项重点任务,并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首位。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这一战略要求落到实处,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凝心聚力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奋力谱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当代华章。

1.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必然选择

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既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重要引擎,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为促进经济高效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重要基础。一方面,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能够通过消费的提质扩容和扩大有效投资,进一步打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各类堵点,促进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环节顺畅衔接,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向协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能够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为国内经济循环持续注入动力,特别是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对全球高端资源的强大吸引力,为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奠定坚实基础。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之策。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核心在于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主要包含消费需求的提质扩容、投资需求的优化升级以及供需结构的动态平衡。这些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协调拉动,从外需依赖转向内需主导。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需求规模扩张,而是通过需求结构的优化升级,倒逼供给体系改革,实现经济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这意味着,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调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扩大的国内需求,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市场容量和创新动力,从而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内需的扩容支撑能够促进本土企业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在消费领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的升级需求将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优化产品结构,进而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投资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带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引导资源要素向高效益、高成长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2.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具有广阔空间

当前,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不论从我国经济发展内在逻辑,还是从市场规模、增长潜力、政策支持来看,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都具有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

超大规模市场为扩大内需提供广阔市场空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的突出优势。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4.9万亿元,同比增长5%,消费、投资结构持续升级,消费模式不断创新,市场前景广阔。从消费需求看,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8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5%,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227元,较上年实际增长5.1%,并且居民消费进一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尤其是服务消费比重不断上升。从投资需求看,202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51.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2%,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4%和9.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8.0%。此外,在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亟须增加有效投资以提升民生服务供给品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活力将进一步释放,对扩大内需的作用将更为显著。

完整的产业体系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经济支撑。我国拥有完整齐全、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范围效应看,全面的产业覆盖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的分工细化,形成高效的生产网络,不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助于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增强内需市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从规模效应看,巨大的产业规模能够有效平摊企业长期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并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储备。此外,产业发展在带动居民就业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的同时,能够助力虹吸全球资源要素,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有效增强经济体系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为我国长期保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中等收入群体为扩大内需提供坚实基础。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全球最有增长潜力的消费市场。人口规模优势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为各类产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对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型消费需求旺盛,能够有效拉动相关产业发展,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推动力量。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扩大内需提供重要推动力。从城乡发展看,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至67%,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深化,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释放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城乡消费规模与消费空间的持续扩大,城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衡布局的持续推进,均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增量。从区域发展看,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进一步释放了区域消费潜力,形成多极支撑的增长格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区域消费综合承载能力显著增强,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为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3.在促消费和惠民生中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落到实处

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提振消费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首要任务。应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为牵引,稳步扩大汽车、家电、家装等领域实物消费,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支持力度。拓展“两新”政策覆盖面,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积极扩大服务消费,通过优化服务内容和提升服务质量,增加有效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线上线下相互引流。

聚焦重点领域优化投资结构,大力提升投资效益。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战略方向,扩大重点领域投资,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优先支持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民生保障、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投资领域。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资金,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国家战略性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项目,增加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民生短板领域的投入。强化投资效益评估,建立健全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确保实现投资项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

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供需动态平衡。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高质量产业创新打通供给侧堵点。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要素配置,最大限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在有效推动供需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加强政策协同,持续优化内需环境。财政政策应强化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注重精准发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通过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增加公共支出等措施,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货币政策注重降低融资成本,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同时,高度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发力,加强政策沟通,提升政策透明度,在协同施策过程中注重预期管理,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居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基础,社会保障是影响内需的重要因素。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确保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稳定、增收减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强化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黄茂兴;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讲师 薛见寒

深刻认识制度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阐明了在决定稿起草过程中重点把握的几点,其中一点是抓住重点,突出体制机制改革,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凸显改革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认识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指引。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抓住了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改革的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的重大原则之一,抓住了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改革的关键,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对制度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结着党领导人民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承载着党的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政治纲领、施政方略,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这一先进制度并不是一经建立就成熟定型、尽善尽美,而是需要在改革中日益巩固、完善和发展。随着实践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制度作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美丽中国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继续完善和发展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才能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实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内在要求。《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规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方向,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这一总目标既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一脉相承,又同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相衔接,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目标导向。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突出体制机制改革,是改革不断深化、向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运用改革的方式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完成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是改革顺利推进、改革成果及时巩固的有效路径。《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提出的改革举措。我们要扭住体制机制改革这个重点,不断健全已有制度,把制度探索创新的成果纳入系统化、整体化、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果,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的根本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也更重,需要制度建设在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立破并举、先立后破。围绕制度建设这条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思路是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具体来说,对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等根本制度,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基本制度,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对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重要制度,要加大创新力度。要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使制度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抓住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作了重申。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我们党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基础上作出的重大论断。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对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具有重大意义。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因为经济体制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体制的连接点和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决定了各领域的体制都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都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只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与其他各领域体制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其他领域改革形成牵引,才能实现改革的全面深化和系统推进。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例如,2018年全面实施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就同简政放权改革相联动,牵涉到从微观经营主体到宏观管理机制、从规章制度细则到全局调控运行,构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连的一条纽带,大大激发了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激发了全社会内生动力。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战略选择。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对经济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使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布局方向、调整机制更加清晰,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壮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日益健全,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2023年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数量达到1.84亿户。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等更加灵活有效,使我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始终位居前列。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科技自立自强成果加速涌现,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粮食、能源安全等得到巩固。正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系统性推进,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就,才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解决发展中矛盾和问题的客观要求。当前,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持续健全,我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经济体量和发展质量迈上新的台阶。然而,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例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马克思曾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只有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发展矛盾和问题,才能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说,如果制度建设是主线和主要矛盾,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着力通过制度建设在经济体制同其他体制之间建立密切的关联性。经济体制改革是制度建设的关键点,要加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制度建设的有机衔接。要着力发挥制度建设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协同性,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促进制度建设有破有立、串点成线,使改革举措全面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要扭住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要紧扣“七个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又注重系统集成、全面深化,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着力创造各领域改革互动并进的良好局面,提升改革综合效能。

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杜飞进

干字当头 奋发有为 扎实推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自觉用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干字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绩。

2024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024年以来,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沉着应对,特别是9月下旬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社会信心有效提振,主要指标好转,积极变化增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一是经济发展态势向好。四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分别为5.3%、4.7%、4.6%、5.4%,全年增长5.0%。二是供给需求平稳增长。工业生产增势稳定,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服务业发展加快,12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5%,比11月加快0.4个百分点,为全年最高点。投资持续增长,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1.4万亿元,增长3.2%,其中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9.2%、4.4%。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5%,较前三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全年服务零售额增长6.2%。外贸运行总体平稳,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43.8万亿元,同比增长5.0%,其中出口增长7.1%。三是市场预期信心向好。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连续3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PMI分类指数看,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壮大。一是产业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全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高于整体工业增速3.1个百分点,其中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行业分别增长10.9%、25.1%、53.5%。二是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4%和35.5%,年产销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我国已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人470台。三是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预计全年能耗强度下降3%以上,风电、光伏装机合计超过13亿千瓦,提前6年完成对外承诺目标。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水平明显提升,已建成装备领域214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34家灯塔工厂、1850家绿色工厂。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是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平均为4.6%,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二是物价走势保持平稳。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由降转平,同比上涨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降幅收窄0.2个百分点,国内工业品需求有所恢复。三是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待遇水平持续提高,社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教育、医疗、养老、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快补齐。

经济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一是粮食安全基础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产量达到1.41万亿斤,比2023年增长1.6%,在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迈上1.4万亿斤的新台阶。大豆油料扩种成果巩固,大豆播种面积连续3年稳定在1.5亿亩以上。二是能源资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煤、油、气、电、核及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基本形成,用能高峰期和重要活动期间能源供应总体平稳,迎峰度夏、迎峰度冬能源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三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制造业规模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中国供给”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四是重点领域风险稳步化解。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12月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2.78,连续8个月回升,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收窄。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正在得到有效缓解和管控。

总的来看,2024年我国经济迎难而上、稳步前行,持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

全力推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打好政策“组合拳”,持续推动经济稳定向上、结构不断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2024年以来,扎实推动“两重”建设,加力推进“两新”工作,政策组合效应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有效激发。全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比上年增长15.7%,增速高于全部投资12.5个百分点,全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整体带动大宗耐用消费品销售额超1.3万亿元。下一步,将大力提振消费,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将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扩大至更新换代潜力大的电子信息、安全生产、设施农业等领域,扩围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快提升回收循环利用水平。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更大力度支持“两重”建设,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进一步提高国债资金对项目的支持比例,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并优化支持范围,支持和鼓励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持续推动重大项目引入民间资本。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2024年以来,积极推进科技创新,科技成果加快转化,技术合同成交额保持两位数增长。加快产业创新步伐,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截至2024年末,国产大飞机C919累计交付16架,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入列,“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建成并首发成功,5G基站达到425万个。下一步,将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大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供需调控和产销衔接。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抓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推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擘画了新时代新征程的改革蓝图。2024年以来,强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施行,市场环境更趋规范有序,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持续优化,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下一步,将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深入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修订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加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

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2024年以来,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跨境服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对外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加速发展。全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近6万家,同比增长9.9%,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10.5%。下一步,将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质增效和扩大改革任务授权,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2024年以来,坚持系统谋划、持续发力,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下一步,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大力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工作,稳妥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2024年以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第二轮乡村全面振兴规划印发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下一步,将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提高城市安全韧性水平。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补齐城镇建设中的短板弱项。严守耕地红线,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入实施以工代赈。

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2024年以来,系统谋划出台实施一批重要区域规划和政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引领带动作用凸显,长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东数西算、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跨区域合作重大工程有力推进,东北地区维护“五大安全”能力不断增强。下一步,将继续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推进区域内战略深化实施,推动区域间联动融合发展。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024年以来,出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大力推进节能降碳,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出台施行《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2.7%,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90.4%,比上年上升1.0个百分点。下一步,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打好能耗双控收官战,努力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推进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加快建立一批零碳园区。营造绿色低碳产业健康发展生态,培育绿色建筑等新增长点。

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2024年以来,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显温度。下一步,将落实更多惠民生举措,更大力度促进就业,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着力促进居民增收,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完善“一老一小”设施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改善高校基本办学条件,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发展改革工作高质量发展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保持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努力做到“四个加强”,不断提升发展改革工作质量和水平。

加强政治机关建设,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发展改革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坚持把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第一要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做好深学笃行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排头兵。充分发挥委党组领学促学作用,统筹用好委党校、周三大讲堂、求是论坛、发改书吧思享汇等各类学习平台,引导干部自觉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来阐释经济现象、总结发展规律、指导做好工作,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积极传播者。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发展改革队伍。培养干部做到“宏观着眼、微观着手”,既聚焦“国之大者”,善于谋全局、抓大事,又做到接地气、懂实际,制定管用“解渴”的政策举措,让企业和群众有感有得;做到“能文能武”,既能坐下来静下来研究重大问题,又能走出去协调相关各方、有效推动工作。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强化重点工作和关键环节监督,从严从实抓好日常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扎实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真正把严守纪律规矩转化为行动自觉。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 郑栅洁

金融透视
发达经济体低利率时期的政策选择

202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25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示出2025年财政政策在稳增长方面的取向更为明确和有力。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特别是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约束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欧美经济学家普遍主张在低利率时期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增强债务的可持续性。尽管我国目前并未进入低利率阶段,货币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但财政政策的提前布局对于防止经济下行至关重要,能够使其在稳增长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低利率时期,货币政策空间受限,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均强调,低利率降低了政府借贷成本,应加大公共投资以拉动内需。

笔者对发达经济体低利率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及其经济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了布兰查德《低利率时代的财政政策》一书中美国、欧洲、日本的实践经验,并梳理了我国需考虑与警惕的要点。笔者认为,我国应未雨绸缪,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支持基建、科技创新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同时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工具。此外,需警惕债务过快扩张,确保债务水平与经济增长相匹配,以实现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低利率时期需要财政发力

发达经济体中性利率呈下降趋势

从过去30年看,日本利率最先开始下降,欧洲和美国紧随其后。图1显示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1992~2020年10年期国债实际利率的变化情况。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10年期国债实际利率通常比10年期利率增长预测值低3%。尽管有时中央银行会因当前的低利率而受到指责,但政策利率大多反映了低中性利率(布兰查德将中性利率定义为由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条件所决定的实际利率的值,其取决于行为和制度),而低中性利率又反映了政策背后的影响因素,即高储蓄、低投资、高风险、高风险厌恶和流动性需求增加。实际利率的长期下降趋势既不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也不是新冠疫情危机造成的,布兰查德将中性利率的稳步下降归结为深层次的基础性因素在起作用。

从长期趋势看,实际利率从14世纪以来每年大约下降1.2个基点。施梅林(Schmelzing)构建了一个跨越七个世纪的实际利率时间序列数据,从1300年威尼斯的借款开始,一直到2018年美国财政部的借款。图2显示实际利率从14世纪的10%~15%下降到2018年的接近0%,平均每年下降约1.2个基点。

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有限

由于人们可以持有名义利率为零的现金,中央银行就无法将政策利率降至远低于零的水平,货币政策受到有效利率下限(Effective Lower Bound,ELB)的约束。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中央银行无法使政策利率远低于负的通胀率,此利率被称为有效利率下限,在给定有效利率下限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低实际利率被称为最低利率。当中性利率非常低时,有效利率下限的存在制约了中央银行将政策利率下调至与中性利率一致的能力,导致政策利率高于中性利率。缩减甚至消除货币政策将实际产出维持在潜在产出水平的空间,这也是近年来许多中央银行经常面临的情况,此时就需要财政发力。

利率越低就需要越多的财政政策支持

正确的财政政策是纯公共财政(专注于债务和赤字的作用,忽略财政政策对需求和产出的影响)和纯功能财政(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宏观稳定作用,如果总需求疲软,货币政策受到有效利率下限的约束,那么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维持总需求和总产出,并维持基本赤字)的结合,孰轻孰重取决于中性利率的水平。在实际利率很低、债务率(债务与GDP之比)很高的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应该如何选择?布兰查德认为,中性利率越低,债务的财政和福利成本越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越小,这时应该更多地运用纯功能财政方法,利用赤字来维持需求,即使这会导致债务增加;中性利率越高,债务的财政和福利成本越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越大,这时应该更多地运用纯公共财政,如果认为债务过高,应侧重于债务削减。

低利率时期无须过度担心债务问题

对所有借款人来说,低利率都是利好信号。对个人而言,利率越低,还债成本就越低。对政府而言,利率越低,财政债务融资的成本也就越低。如果个人借了钱,就必须在其生命周期内偿还所有债务。但是,政府则不同(因为政府永续存在),其可以通过债务滚动(即在旧债务到期时发行新债务)来持续融资,而大多数政府实际上也在这样做。布兰查德指出,在财政空间方面,政府似乎拥有无限的财政空间这个结论过于绝对。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债务可持续性问题。

当中性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时,政府不存在债务问题。在低利率环境下,中性利率变得低于经济增长率,由此,实际利率也变得低于经济增长率。当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时,如果不偿还债务,债务将以实际利率的速率增加,产出则以经济增长率的速率增长。因此,在不增发债务的情况下,债务率将逐渐下降,债务的可持续性状况更佳。那么,在可预见的较长时间内,当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时,政府可以维持基本赤字,并保持债务率稳定,形式上不存在债务问题。

政府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债务率都能稳定在一定水平。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重要的不是债务而是债务率。这意味着,为了稳定债务率,政府必须实现基本盈余,即债务越多,所需的盈余就越大。要么通过增加税收,要么通过减少支出,或者两者兼施。与之相反,研究发现,不论是政府增加支出还是减少税收,起初债务率会提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债务率都会收敛至一定的水平。

从政策调控的角度分析,债务也不存在严重风险。如果私人需求变得非常强劲,导致中性利率大幅上升,政府偿债负担就会增加,但由于利率上升,货币政策的空间相应增加,也会为财政整顿留出时间。如果私人需求变得更加疲软,那么为了使产出保持在潜在水平,政府可能不得不维持巨额财政赤字,以至于尽管利率很低,债务率却不断上升,此时需要寻找赤字以外的办法来应对经济的长期停滞(阿尔文·汉森提出,越来越少的投资机会将导致投资不足和需求疲软,为了产生足够的需求从而将实际产出维持在潜在水平,可能需要较低甚至是负的中性利率)。尽管人们对高水平的债务和庞大的赤字规模感到担忧,然而,布兰查德认为,在低利率环境下,债务可能增加,但最终会收敛而不是爆发危机,债务总是可持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6年,全球27个发达经济体中有18个经济体的债务率将下降,只有比利时、韩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债务率的增长略高于2个百分点。

财政政策发力的具体建议

在低利率环境下,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

在影响需求和产出方面,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能更快起作用,即使货币政策不受约束,财政政策也有助于减少波动。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可以采取以下形式:在低利率环境下,要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私人需求的强弱会影响中性利率的高低,进而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的相对权重,以避免经济过热并将产出保持在潜在水平;或者两者协调配合,以应对私人需求的变动。

一方面,如果私人需求减弱,就要运用纯功能财政原则以稳定宏观经济。在产出异常低的情况下,让“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通过更低的税收和更高的转移支付来刺激需求,确实是长久以来的传统做法。那么在低利率环境下,应该增加多少赤字?布兰查德认为,财政政策至少应该使中性利率恢复到最低利率水平,这样产出可以回到潜在水平。中央银行可以将政策利率设定为刚好等于中性利率,然而,这时货币政策就没有了进一步应对不利冲击的空间,因为有效利率下限仍具有严格约束力。财政政策应该做的是提高中性利率,比如将中性利率提高至最低利率与通胀率之和(通胀率的大小取决于留给货币政策的空间与增加债务成本之间的权衡),从而给货币政策留出一些空间(如果遵循以上政策,政策利率应该永远不会低于此时的中性利率。实际上,财政政策将为中性利率设定一个下限,一旦中性利率降至最低利率与通胀率之和以下,财政政策就要随时准备增加赤字)。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主导作用,增加赤字规模。这可能导致经济过热,促使中央银行根据中性利率提高政策利率。也可以采取财政扩张与货币紧缩配合的形式,政府增加需求,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从而在中性利率的期望值下实现潜在产出。

另一方面,如果私人需求变得强劲,那么政策调整的形式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货币政策的空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赤字。换句话说,私人需求的增加应该部分被赤字的减少所抵消,从而使总需求的增长低于私人需求的增长。而总需求的净增长本身应被货币政策紧缩(即提高政策利率)所抵消,以便将需求和产出维持在潜在水平。结果应该是赤字减少,中性利率提高,货币政策空间扩大。

低利率环境下的三种政策选择

在低利率环境下,保守、进取和激进的财政政策选择(见表1)会导致不同结果。

一是欧盟选择了保守的政策,导致财政政策力度不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欧盟通过了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其结果是官方债务增加。2010年,尽管美国、欧洲、日本中央银行的利率仍处于或非常接近其有效利率下限,但欧盟的政策重点却转向了债务整顿。欧盟财政整顿计划将大多数国家置于《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纠正机制下,并启动了过度赤字程序(EDP),要求各个成员国在两到三年内恢复到债务中期目标。

欧盟的教训是,在低利率环境下,着手进行财政整顿以减少债务,优先考虑纯公共财政方法是明显错误的财政政策选择。欧盟过于关注债务可持续性,导致财政整顿成本高企,货币政策持续负重,进一步拖累了经济疲软地区的复苏进程。值得思考的是,欧盟委员会担心的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是增长下降是否会影响债务削减。

二是日本选择较为进取的政策,使其在债务可持续和稳定产出方面维持着恰当的平衡。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经历了有效利率下限约束,早于美国和欧洲,此后其利率一直接近这一下限。90年代的日本在限制债务增长还是维持需求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导致了日本政府巨额的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大幅增加。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失败的,中央银行无法实现其通胀目标,增长率低,巨额预算赤字,债务率稳步上升,净债务超过GDP的170%,总债务超过GDP的250%。布兰查德却将日本视为一种有限的成功,因为它利用激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弥补了非常疲弱的私人需求——产出仍接近潜在水平。他认为,日本增长率低主要是因为人口结构问题,而非债务问题。日本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低位,只有2001年(1990年后一直上升)和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两次略高于5%。另外,通胀率低于目标水平也并非重大的失败。自1992年以来,日本通胀率一直远低于2%的目标,CPI的平均值在0.3%左右,其中轻微通胀和轻微通缩交替出现。

日本的教训是,财政刺激政策执行不坚定,导致政策效果不佳,最终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大幅增加。实际上,减少赤字即使不会导致产出下降,很难在政治上获得支持。如果导致出现有关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日本就需要考虑用赤字以外的方法来维持总需求,这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探索的重要问题。

三是美国拜登政府选择过于激进的政策,经济过热导致中性利率增长过快,引发通货膨胀。新冠疫情暴发以来,2020年,美国财政政策的重点是保护家庭和企业;2021年初,政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从保护家庭和企业转向维持经济复苏。2021年初,拜登政府实施的财政刺激计划(即美国纾困计划)被称为“拜登赌注”。相对于明显的产出缺口而言,该计划的规模非常庞大。对于美国财政部来说,该计划旨在大力增加总需求,从而提高中性利率,放松有效利率下限约束;对美联储来说,该计划旨在推迟政策利率向中性利率的调整,允许出现一些经济过热,并在此过程中产生略高的通胀。

美国的教训是,选择较为激进的政策,需求过于强劲,未及时缩减财政规模,导致经济过热和过度通胀。结果是,潜在产出低于预期。许多工人还没有返回工作岗位,2021年12月的劳动参与率(61.9%)反而低于疫情初期2020年1月的水平(63.4%)。全球需求强劲(部分原因在于美国需求强劲)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提高了生产成本。供应链中断,部分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影响,但主要原因是需求旺盛导致短缺和价格上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丁志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张文婷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系统推进

2024年,中国资本市场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又被称为新“国九条”)的系统安排,综合施策强本固基,系统推进重塑市场基础制度建设,“1+N”制度体系逐步落地。稳市场稳预期取得了显著成效,市场呈现积极变化。

“1+N”制度体系逐步落地

2024年4月12日,新“国九条”出台,作为资本市场指导性文件,坚持系统思维、远近结合、综合施策,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系统安排。根据新“国九条”要求,证监会陆续会同相关方面制定、修订出台相关制度规则,形成新“国九条”及其配套制度规则的“1+N”制度体系,在制度建设层面系统落实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完善的制度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基本保证。2024年3月15日,证监会出台《关于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试行)》,全面从严加强对企业发行上市活动的监管,压紧压实发行监管全链条各相关方责任,维护良好的发行秩序和生态。5月15日,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10号》,强化拟上市企业行为约束。

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化上市公司结构,带动上市公司质量的整体提升。2024年4月30日,证监会修订发布《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凸显科创板“硬科技”特色,强化科创属性要求,要求科创板始终坚守板块定位,进一步引导中介机构提高申报企业质量,推荐真正具有关键核心技术的优质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4月19日,证监会制定发布《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从上市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私募投资等全方位提出支持性举措。6月1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动科创板持续健康发展。全年创业板和科创板IPO共计53家,远超沪深两市主板IPO家数(24家)。

强化企业上市后持续监管,堵漏补缺规范股份减持

上市后持续监管确保规范运作,是上市公司质量提升的重要制度保障。2024年3月15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着眼于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和加强投资者保护,确保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其中包括以下内容:为防范绕道减持,将减持与上市公司破净、破发、分红等挂钩;对通过离婚、质押平仓、转融通出借、融券卖出等方式绕道减持的行为严格监管;责令违规主体购回违规减持的股份并上缴价差;鼓励上市公司提高分红、回购股份。全年上市公司实施分红2.4万亿元、回购1476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长期以来,违规减持、绕道减持是影响市场稳定的顽疾,规范减持行为是实现市场稳定的必要条件。2024年5月24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完善减持规则体系,将原有的规范性文件上升为规章,并针对市场反映的突出问题完善了相关内容,进一步严格规范了减持行为。

2024年11月15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要求上市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依法合规运用多种方式,推动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上市公司质量。对主要指数成份股公司制定市值管理制度、长期破净公司披露估值提升计划等作出专门要求。

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加大退市监管力度

并购重组是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市场工具。2024年9月24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又被称为“并购六条”),引导、支持方向更加明确,在同业竞争、估值、业绩承诺和补偿、交易安排、审核程序等方面明显提升了包容度、灵活性和便利性,激发了并购重组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市场反响热烈,2024全年已披露并购重组交易2131单,一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整合的并购浪潮正在兴起。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实现优胜劣汰、稳定发展的重要机制。为进一步深化退市制度改革,2024年4月12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被称为“史上最严退市新规”,通过严格退市标准,加大对“僵尸空壳”和“害群之马”出清力度,削减“壳”资源价值,提升存量上市公司整体质量,拓宽多元退出渠道,加强退市公司投资者保护。全年55家上市公司退出交易所市场,创历年新高,助推了上市公司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

加强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监管

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离不开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健康发展。2024年3月15日,证监会发布《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聚焦校正行业机构定位、促进功能发挥、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和监管效能,切实促进证券行业机构提升能力。5月10日,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对上市证券公司在发展理念、内控治理、投资者保护、信息披露等方面按照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标准和要求进一步完善监管规定。

加强交易监管的动态完善,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与时俱进动态完善交易监管,增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程序化交易(也称量化交易)发展较快,已经成为我国股票市场上重要的交易方式。证监会在前期监管实践的基础上,于2024年5月11日发布《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试行)》。按照要求,上海、深圳、北京三大证券交易所在证监会指导下,于6月7日分别起草了《程序化交易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融资融券、转融券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是信用交易机制的组成部分。融资融券、转融券这种信用交易机制能够提升市场流动性、促进价格发现,健全市场功能。但是,对市场上涨和下跌趋势也具有加强作用,甚至可能被作为不当套利、违法违规的手段。为此,证监会陆续出台措施对融券、转融券进行整治,2024年1月28日,全面暂停限售股出借,转融券由“T+0”改为“T+1”交易。2月6日,证监会进一步加强监管,暂停新增转融券规模,严禁向利用融券实施日内回转交易(变相T+0交易)的投资者提供融券,打击利用融券交易实施不当套利等违法违规行为。7月10日,证监会依法批准中证金融公司暂停转融券业务的申请,进一步强化融券逆周期调节。

培育耐心资本,推动长期资金入市

加大投资端改革,推动长期资金入市,需要突破性、实质性的举措。一直以来,监管层在倡导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方面做了积极努力,但是,还存在着诸多影响长期资金入市的问题亟待解决,如投资、监管、考评等基础制度不完善,产品类别不够,ETF指数基金审批速度慢,权益类投资占比低,基金费率偏高,考核周期偏短,差异化投资选择面窄等。2024年9月26日,中央金融办、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具有突破性的一系列指导意见,必将有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2024年末,权益类ETF规模突破3万亿元大关。

2024年12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城市(地区)实施的基础上,于12月15日推广至全国。个人养老金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和规模性,投资资本市场成为其分享实体经济发展、实现长期保值增值的重要渠道,公募基金行业是连接个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目前已受托管理各类养老金资产超6万亿元,未来持续增长可期。

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跨境互联互通机制拓展优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继续推进。香港是内地资本市场连接全球的重要桥梁纽带。2024年4月19日,证监会发布五项资本市场对港合作措施,放宽沪深港通下股票ETF合资格产品范围,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纳入沪深港通,支持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优化基金互认安排,支持内地行业龙头企业赴香港上市。12月20日,证监会修订发布《香港互认基金管理规定》,将香港互认基金客地销售比例限制由50%放宽至80%,适当放松香港互认基金投资管理职能的转授权限制,为未来更多常规类型产品纳入香港互认基金范围预留空间,内地与香港市场联系更加紧密。11月1日,14家证券公司试点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落地,助力推进粤港澳区域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外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11月1日,六部门修订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降低了外资进入投资门槛,允许外国自然人实施战略投资,可以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放宽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要求,增加要约收购这一战略投资方式等。这便利了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将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进一步拓宽外资投资证券市场渠道,鼓励外资开展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

财务造假污染资本市场生态、破坏诚信基础,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重要表现形式。2024年7月5日,证监会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这是综合惩防资本市场财务造假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进一步完善了行政执法、民事追责、刑事打击“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证监会加强部际协调和央地协同,支持投资者拿起包括民事诉讼等在内的法律武器,追究违法违规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支持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依法行使代表投资者实施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法律职能,进一步加大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信息披露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持续净化市场生态,提升上市公司可投性。坚持“长牙带刺”,一以贯之,推进“支持诉讼+示范判决”。据证监会信息,2024年前10个月查办相关案件658件,罚没款金额110亿元。

从制度建设上提高资本市场法治化水平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在经济运行尤其是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要更好地发挥其枢纽功能,疏通股市到预期和股市到消费、经济的正向传导机制,应当进一步强化市场稳定机制,根据中央精神和新“国九条”部署,从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规则等层级健全资本市场“1+N”制度体系建设。

研究出台股票市场平准基金,建立股票市场全方位稳定机制。2024年9月24日,人民银行创新性地推出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其实施和不断完善,突破性地强化了股票市场稳定机制,对股票市场稳定与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应当进一步研究对这一机制作常态化的制度安排。从操作层面看,这一机制具有间接性和被动性特征。接下来,应当进一步优化工具的设计和制度安排,提升便利性。股票市场平准基金则具有直接性和主动性特征,可以与人民银行创设的上述稳定机制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股票市场稳定机制。实际上,我国市场上已经有了类似股市平准基金的操作。在既有实践的基础上,可按照统一性、协调性、一致性要求,尽快研究推出股票市场平准基金,明确法律地位,政府是主要或唯一出资人,保证能够发挥稳定市场功能需要的资金规模,由人民银行提供最后的流动性支持,畅通资金来源运用渠道,规范运作机制。投资者是市场之本,上市公司是市场之基,法治是市场之根。除了上述两类稳定机制外,保护投资者利益尤其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法治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最基本的市场内在稳定机制。

严把股份减持关。防止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要内容,除了种种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以外,大股东违规减持、绕道减持导致上市公司股价异常下跌,是长期以来中小股东利益受到伤害的突出表现,应当特别注重制度上的全链条建设和监管上的全链条贯穿,从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到股份减持、退市强化对大股东、实控人等“关键少数”的制度约束,如责令购回、上缴差价、赔偿中小股东、延长限售期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让违规股份减持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试图违规减持者得不偿失、望而却步,切实有效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健全资本市场“1+N”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各层级制度建设。对于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规则各层级制度,长期缺位的应当适时制定出台,不适用新环境、新形势的应当适时修改完善,已经出台更高层级制度或新制度的,应当按照“先立后破”的原则适时废止旧制度。

重视落实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具体措施,加强部门协同,有针对性地打通入市堵点,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提高权益投资比例,深化公募基金改革。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2013年6月开始施行,是资本市场制度的上位法之一,实施至今超过11年,证券投资基金及其运行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应当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适时修改。近年来,公司债券发展很快,需要提升相关制度层级,制定出台“公司债券管理条例”。另外,还需要配合《刑法修订案(十二)》出台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司法解释、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以及打击挪用私募基金资金、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等犯罪行为的司法文件。中介机构在获取服务收益与保持独立性之间存在天然的利益冲突,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已经完成征求意见,其出台能够更好地规范中介机构服务收费,切实发挥“看门人”作用。

适时制定、修订出台资本市场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出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为了规范证券基金投资咨询业务,早在2020年4月,证监会就起草了《证券基金投资咨询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应当适应行业新的发展形势尽快完善后正式发布。适时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全面注册制实施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监管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需要系统优化修订,其配套文件也应一并修订发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也需要根据新形势要求适时修订。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要求,进一步深化科创板、创业板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改革,强化制度基础。为了适应深化创业板改革、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科创板试点中对未盈利企业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比例更高、锁定期限更长的网下投资机构,要相应提高其配售比例,对此,《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也有修订需求。落实“并购六条”配套制度,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宜尽快修订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等。在促进产业整合、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并购重组目标实现的同时,应特别注重在并购过程中强化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继续优化退市机制,拓宽退市渠道,支持吸收合并,正视“壳”资源价值,适当放松借壳上市限制,充分发挥并购重组在退市中的作用,尽快完善退市过程中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机制。

《公司法》已经于2024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需要做好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工作,相应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也应当根据要求修改或废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李永森

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做好养老金融

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立足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作出的前瞻性重大战略部署。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作为专门从事养老金投资运营的机构,多年来始终坚持全球视野、长期视角,持续跟踪研究国际主要养老金机构投资动态,立足中国实际,在总结借鉴国际养老金投资经验的基础上,审慎开展投资运营各项工作,切实履行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主体责任,以实际行动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

全球养老金总体情况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全球主要国家为应对老龄化持续深入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给养老金可持续性带来的挑战,近年来在养老金管理与投资上作出积极调整,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趋势。

规模及增长情况

得益于各国养老金筹资端的不断扩大和养老金的投资增值,全球养老金总资产规模在过去20年持续增长,年均增速达6.08%,目前总规模已超过50万亿美元。

从全球养老金的资产规模看,储备型及覆盖面较广的基金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规模在世界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OASDI基金(美国覆盖范围最大、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基础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规模为2.79万亿美元)、日本GPIF基金(管理和投资日本厚生劳动省委托的储备资金,规模为1.59万亿美元)、挪威GPFG基金(资金来源为挪威政府石油收入,规模为1.56万亿美元)(见图1)。

从各国养老金的规模增长速度看,2014~2023年全球主要养老基金资产规模除法国FRR外,均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其中加拿大CPP年均增速为8.74%,位居榜首;挪威GPFG(6.83%)、韩国NPS(6.65%)、新西兰NZSF(6.58%)均保持在6%以上的增速水平(见图2)。

投资增值情况

从养老金累计投资增值占总资产规模比重看,投资收益是主要养老基金资产规模持续扩张最为重要的支撑因素之一。截至2022年,全球主要养老金中部分基金累计投资增值贡献了基金总资产规模的一半以上,其中法国FRR、新西兰NZSF、加拿大CPP的投资收益占总资产的比重甚至超过了70%(见图3)。

全球主要养老金历年收益率情况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各机构的年投资回报收益率曲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1年全球货币政策普遍宽松、2022年全球股债汇市场剧烈波动等年份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这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金融大事件带来的系统性冲击难以避免,机构间投资收益率显示出高度的同频共振。二是各国养老金的累计投资回报率曲线较为平滑,长期收益率中枢相对稳定,这表明养老金管理机构可基于其长期投资经验不断强化风险管理能力、回撤控制能力,通过全球多元化、分散化的资产配置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市场波动的冲击,维持长期稳定水平的投资收益表现。

全球养老金主要投资趋势

境外投资方面

境外投资对于追求绝对收益和长期回报的养老金投资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全球主要养老金在境外投资方面的投资趋势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秉持全球分散化投资理念,过去十几年各国养老金境外资产的配置比例普遍呈上升趋势。除去挪威GPFG等本身就全部投资于境外的养老金,日本GPIF、韩国NPS、加拿大CPP、澳大利亚FutureFund的境外投资占比分别从2008年的16.2%、6.3%、54.5%、55.4%上升到2022年的50%、47.9%、86%和77%(见图4)。

二是从境外资产的国别分布来看,虽然各大养老金在投资国别上都进行了分散化,但也呈现出境外投资集中于发达经济体的特点。例如,截至2023年末,挪威GPFG的资产组合分布于73个国家,其中美国资产占比达到46.9%;截至2023财年,加拿大CPP国内投资占比仅为12%,其余资金均投资于海外,共计在56个国家持有资产头寸,其中美国占比达42%。究其原因,一是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更加成熟;二是从实操层面看,大部分养老金境外投资所选取的基准为MSCI全球股票指数和彭博债券指数,而美国资产在上述两大指数中均占据较大权重。

三是具体到不同资产类别,各养老金持有的股票资产中境外股票的占比上升更多,而固定收益资产仍以国内固定收益资产为主。从2003年到2023年,全球养老金规模最大的七国(P7国家,依次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瑞士)养老金的本国股票配置比例从2003年的60%下降至2023年的36.3%,同期海外股票配置比例则大幅上升。固定收益资产中,P7国家养老金持有的本国固定收益资产配置平均比例从2003年的81%下降至2023年的71.8%,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全球养老金普遍加大境外投资力度的原因可归结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养老金因其自身特点需要跨越较长的时间周期,追求稳健增值和绝对收益,境外市场有更为丰富的资产类型、投资机会和风险管理工具,通过全球化资产配置,养老金可以有效利用不同资产类别间的异质性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同步带来的分散效应,从而分散风险、平抑波动、增厚收益。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冲击,特别是对本国经济体量和资本市场容量较小的国家来说,进行养老金境外投资可以降低大规模资产买卖对单一市场的冲击,维护国内资本市场稳定。

2018~2020年,由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部分养老金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一度增加了本土投资。从长期视角来看,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更具投资价值的资产、构建更低风险的投资组合是全球养老金共同面临的“必答题”。

另类投资方面

另类投资是指投资于传统股票、债券和现金之外的金融和实物资产,如房地产、基础设施、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大宗商品等。近年来,全球主要养老金机构的另类资产占比明显提升。P7国家养老金投资另类资产的占比从2002年的9%上升至2022年的23%。从另类资产的具体结构来看,根据道富基金对全球18家公共养老金机构(管理规模总计约5.9万亿美元)另类资产配置比例的统计,另类资产中私募股权基金和信用类资产的平均配置比例变化最大,从2009年平均不足3%上升至2019年平均超过6%;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不动产配置比例的升幅相对较小,从2009年的约6%上升至2019年的约9%,但就绝对占比而言,其仍然是养老金最主要配置的另类品种。

养老基金另类资产配置的品类也在逐渐创新和丰富,目前已涵盖基础设施、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大宗商品、对冲基金、信贷类投资等诸多品种。部分养老金机构还根据本国资源禀赋开辟了特定的投资品类,如新西兰NZSF设立了农村及木材投资、澳大利亚FutureFund设立了林地类投资品类。

各国养老金增配另类资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另类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与传统资产的收益相关性较弱,能够与传统股债类资产形成互补,从而更好地分散投资组合风险,增加收益。二是另类资产与养老金的资金性质契合度高。房地产、基础设施等另类资产具有挂钩通胀、穿越经济周期的特征,通过投资此类资产,养老金可以将自身在规模、期限和流动性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投资回报的提升,更好实现保值增值。三是部分另类资产(如私募股权基金、不动产类资产)的期限长、流动性低,其估值更多取决于对资产基本面的长期预期,受市场情绪、短期流动性扰动等突发事件的影响较小,能够在公开市场大幅波动时,发挥平抑资产组合收益波动的作用。

在当前全球资本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灰犀牛”“黑天鹅”事件频出、全球范围内通胀压力持续存在的背景下,养老基金对另类投资的需求还将持续提升,另类资产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通”。

ESG投资方面

近年来,ESG投资理念已经越来越深地融入主流投资机构的决策流程之中,养老金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者。根据景顺投资2022年的《全球主权资产管理研究》,75%的机构已制定了ESG策略,较2017年的46%提升了29个百分点;还有30%的主权基金制定了碳排放目标。

各国养老金越来越多地将ESG融入其投资决策流程之中,采用的方式既包括宏观的组织架构和决策流程调整,也包括微观的落实工具手段。许多养老金机构成立了专门的ESG投资部门或决策委员会。例如,2023年丹麦ATP设立了可持续性委员会,由首席执行官领导,包括首席投资官和首席风险官等成员,对ESG投资相关的基本决策负责;加拿大CPP投资委员会董事会批准了可持续投资政策,并设立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及其领导的可持续投资委员会,参与并监管投资决策。

一方面,ESG投资较强的风险管理效率有助于提升投资组合的抗风险效果和长期收益的稳健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养老金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养老金进行ESG相关投资能够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开展ESG实践,有助于支持低碳转型、改善公司治理、提升社会福祉,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的持续加深,ESG投资理念在养老金投前尽调、投资决策、投后管理全流程中整合的广度和深度有望逐步提升。

夯实养老财富积累,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

提高养老金的长期投资收益、夯实养老财富积累是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的必然要求。截至2023年末,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运营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地方委托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划转部分国有资本三大类资产权益总额超过6万亿元,已成为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始终秉承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理念,忠实履行好保障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主体责任,为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财富积累贡献力量。截至2023年末,社保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达16825.76亿元,规模也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在境外投资、另类投资和ESG投资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在境外投资方面,社保基金自2006年开始开展境外投资,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社保基金境外投资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总资产的20%。截至2023年末,社保基金境外投资资产折合人民币3459.93亿元,占基金资产总额的11.48%。在对全球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形势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基础上,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坚持境内投资与全球投资相协调,不断加强与境外机构的交流合作力度,紧密追踪境外市场变化,抓住境外市场能源、工业、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等相关行业和板块上涨的投资机遇,境外投资取得较好收益,有效发挥了海外资产分散风险、增厚收益的作用。

在另类投资方面,目前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的另类投资品种包括直接股权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高质量发展,对国家管网、京沪高铁、中粮福临门等重大项目进行直接股权投资;认缴出资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中金启元基金等国家级大基金以及多只市场化股权基金;2023年,出资150亿元设立中关村、长三角和大湾区三只科创新专项基金,为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在另类投资的实践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从中国经济转型新机遇中受益,在行业增长和企业价值提升中获取长期稳定收益。

在ESG投资方面,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始终关注环境、社会、治理等多重责任,积极践行负责任机构投资者的责任担当。如在直接投资方面,积极研究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机会,2021年作为战略投资者投资中广核风电,2023年投资防城港核电基金,2024年参与中国核电定向增发,助力清洁能源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在委托投资方面,2022年增设可持续投资和战略新兴投资两类境内股票委托产品,在部分产品投资方针中增加可持续投资条款,推动委托管理人将可持续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体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还坚持贯彻“股东积极主义”理念,持续参与完善被投企业的公司治理。

当前,全球宏观环境正从低通胀、低利率、持续增长的“大缓和”时代转向高通胀、高利率、低增长的“高波动”时代,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形势和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将立足中国实际,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借鉴国际养老金在机构投资实践中的经验,更好发挥作为长期资金、耐心资本的作用,夯实养老财富积累,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以社保基金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金荦

探索新形势下科技金融发展路径

世界已进入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越来越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本文通过解构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和科技金融功能着力解决“两力问题”(即科技创新动力和金融投入科技创新动力),着眼催生更多原创性、前沿性的颠覆技术、布局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补链强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提出科技金融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路径和建议。

发展历程

我国科技金融经历了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为主,从单一业务领域到多元业务领域,从起步探索到快速发展的过程,不断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起步探索阶段(1978年至1998年)。我国科技金融主要是由政府引导推动的,集中在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上,主要业务是为科技企业筹集科技贷款及少量的股权融资,政策抓手是财政贷款贴息。华为、联想、海尔、同方、远大等企业都是在这一阶段依靠科技贷款完成了初步的技术资本化、产业规模化。

二是快速发展阶段(1998年至2012年)。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科技金融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始涉及更多电子商务及相关互联网创业领域,风险投资事业快速发展,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持。

三是融合创新阶段(2012年至2022年)。科技金融开始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更多领域,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金融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从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到产业化等各个阶段,科技金融生态系统也在不断完善,政府、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投资机构、中介机构等各方共同参与,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和创新氛围。

四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阶段(2023至今)。科技金融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以颠覆式创新技术形式横空出世,正在牵引新一轮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将迎来爆发式发展,大数据、元宇宙、量子计算等相关领域融合创新将带来产业重组,催生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会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在这个阶段,以加快金融强国为目标,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倾斜,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金融支持,为科技企业提供接力金融服务,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形势挑战

(一)多行业主导技术加速迭代,科技金融服务需不断创新。

随着新科技创新范式的出现,多行业主导技术加速迭代。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产业对于科技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金融服务产业的内容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新需求。但目前我国科技金融创新还存在金融产品相对单一、服务模式不够灵活、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被动投资多主动赋能少等短板,影响了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选择和接受金融服务的体验。随着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科技金融需要更加贴近科技创新一线市场开发新产品、探索新方式以适应新需求。

(二)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服务与赋能亟须强化。

科技创新和科技金融的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但由于科技创新的专业性和知识性门槛高,导致科技金融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性、科技金融精准服务科技创新的决策与研判存在屏障,看不准、投不进、管不好、退不出成为制约科技金融服务的瓶颈。因此亟须加强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服务与赋能能力,把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规律,提供成本更低廉、获取更便捷的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有力地促进科技创新。

(三)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

传统金融以服务确定性经济为主,强调风险控制,而新时代科技金融需服务于“乌卡时代”的不确定性经济,服务内容由以跨期配置金融资源为主,转向了以价值发现、科技创新培育赋能和主动价值创造为主。科技金融既是引资,更是引智、引制,强化对科技创新的赋能与价值创造落脚在科技金融赋能科技创新速度、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创新效能,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订单、提供市场、提供商业化的应用场景,引入机制围绕价值创造建立激励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益。

政策建议

(一)以强基策略布局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共性研究支持。

一是对于应用市场前景广阔但需要较长时间培育的战略导向的体系性基础研究,发挥大基金(如集成电路大基金)锚定性作用,初期由政府资金或国有资本发挥基石投资人作用,以较大比例基石性出资吸引市场资本共同出资,通过方向性布局重大项目完成国家对材料、装备等重点领域、重点方向战略性布局,发挥科技金融赋能与价值创造功能,建设原创成果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以原创成果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及衍生技术的转化、交易与应用。通过资金引导、风险共担、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励社会资金参与设立科学基金、开展科学捐赠丰富基金来源,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基金资助效能,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科技评价激励、成果应用转化等制度。

二是对于前沿探索导向的基础研究,通过设立新型创新机构(Special Innovation Vehicle,SIV)方式,作为大科学装置(设施)等重大科技创新基础设施资产的载体,结合SIV重资产特性,引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的中长期投融资,发挥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市场建设功能,通过大科学装置(设施)的开放共享以及科技创新溢出效应,以大科学装置(设施)为核心,有序开放合作研究攻关,因地制宜引导创新产业集聚,跨区域整合创新资源,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打造科技中心和战略创新高地。

三是对于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找到转化路径和市场前景的,以市场资金为主,需要政府资金参与的,政府资金通过快速引导启动后尽快退出,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效率。以大工程构建产业应用基础,降低企业大规模创新技术风险,提高产业技术稳健性,完成产业链体系性布局,实现企业高水平技术创新和技术强基。

(二)以自立策略催生原创性、前沿性的颠覆技术。

应以自立策略建立风险补偿和风险共担机制,通过股、贷、债、保联动模式多渠道满足中小企业金融需求,不断开辟科技创新新赛道、新模式、新路线,以创新资本的价值发现与赋能功能孵化科技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

在自由创新领域,可发展一批深谙产业创新与技术创新规律,具有价值发现功能的新型科技金融机构TenaciousFund(T基金),发挥资本主动性布局下一代技术创新,整合产业资源补链、强链。不同于创投和风险投资基金,T基金投资更注重资本牵引性,通过投早、投小提前布局于传统创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不涉及的创新阶段和领域,依靠其产业和价值发现能力获取超额收益和时间溢价。具有战略性的重大市场创新项目培育成熟后,可通过反向混改或者国有资本战略性增持,增强国家战略科技自立能力,以市场化方式降低战略性创新成本。

(三)以自强策略补链强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自强策略布局工程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技术研究,应对关键核心技术、供应链产业链等方面卡脖子风险。发挥我国间接融资体系规模性产融结合优势,沿着产业科技前沿发展方向进行追赶与突破,以大资本、大产业、大市场支撑对产业科技前沿的体系性追赶。在科技金融资源供给上充分发挥好政府科技专项支持、税收优惠、产业配套支撑作用,完善科技信贷和资本市场建设,在产业基础、工业体系等领域加快产业专业化整合和战略性重组,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业核心能力的旗舰企业。更好发挥规模经济与科技创新投入溢出效应,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到商品转化,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

利用数字化转型战略机遇,实现传统产能升级,将传统产能和存量资产盘活转化为创新资本,以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投入创新探索和产业研发中去,带动传统老工业基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依托统一大市场规模优势整合资源,围绕市场资源型产业链构建战略性供应链,优化建设产能备份和战略纵深,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围绕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向多产业链聚集式发展。

(四)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围绕创新链部署资金链,通过科技金融产品培育和创新能够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更有力支持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

一是加快科技金融产品和市场培育。科技金融产品区别于其他金融产品具有独特风险收益特征,能够满足不同机构投资人资产配置需要。完善保险资金、社会养老基金、证券投资基金、银行理财类资金配置风险投资敞口机制,支持各类长期投资人按照市场化原则投资科技创新,鼓励资产管理机构开发与科技创新投资相适应的长期资管产品,进一步完善国际专业风险投资机构和团队在境内设立人民币基金投资于科技创新的支持机制。

二是优化创新资本结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重大工程以及科技创新大基金建设。优化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允许国有资本配置一定比例风险资本参与前沿探索与风险性创新研究,探索建立不考核具体项目成败、以考核国有资本总体保值增值率和在关键领域实现预期创新目标为主的国有风险资本创新试错、容错机制。

三是畅通创新资本退出机制。从美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规律来看,美国科技金融的繁荣依靠的不仅是IPO单一路径,科创企业的并购重组也是重要路径之一,一家科技创新企业从初创到上市短则需要5至10年时间,甚至更长周期。唯有科技创新资产投资与并购市场的活跃,才能提升多元股权融资的流动性。因此,应充分发挥企业风险投资(CVC)、上市公司、产业资本、私募资本等孵化器和加速器的功能,通过对科技创新资产的并购、收购、整合完成上一轮创新资本的退出,并开启新一轮创新资本的孵化和培育。从转让、上市等方面完善创新资本底层资产的转让和退出流程和办法,以科技金融市场的高流动性推动科技创新的高价值创造。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板块为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公司提供上市和后续资本运作的平台,进一步细化优化科技创新企业境外上市备案管理,畅通风险投资基金退出渠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 陈超

产业追踪
数字经济下汽车产业发展探讨

摘要: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汽车产业作为传统制造业代表,正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并已实现了从单一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空间的重要跨越。面对消费者对出行体验要求及科技创新驱动,加速汽车产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势在必行。文章从数字经济对汽车产业发展需求着手,分析数字经济对汽车产业影响因素,探究数字经济下汽车产业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数字经济,汽车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创新

引言

在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的基础上,数字经济促使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发展,对汽车产品形态功能进行革新,为消费者提供便捷、安全出行方式。且数字经济将汽车产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行业深度融合,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便利条件。为此,对数字经济下的汽车产业发展策略进行深入分析,可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信息支持,为汽车产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1]

一、数字经济下汽车产业发展要点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产品及服务模式创新,以满足市场多元化发展变化。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基础上,推动汽车生产过程智能化、自动化,可使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提高。而构建数字化生态系统,还可促进汽车产业与互联网、信息通信等产业深度融合。

在数字经济时代,汽车产业涉及车辆数据远程服务、故障诊断、预测性维护等内容,逐渐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服务转变。且包含基于消费者需求的出行服务、充电服务、金融服务等。通过构建开放汽车生态系统,还可减少对传统燃油汽车的依赖。汽车产业还应加强废旧电池回收及再利用,降低环境污染及资源浪费。新能源汽车生产,还可降低碳排放强度,推动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资源循环利用,实现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

二、数字经济对汽车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技术创新驱动

数字经济为汽车产业提供技术创新,在自动驾驶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汽车从传统交通工具转变为可自主决策、自主驾驶的智能移动空间。在智能网联技术应用基础上,汽车与道路、城市、互联网等系统实现资源共享,使交通效率得到提高。随着新能源汽车发展,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使汽车产品性能得到本质提升,为汽车产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支持。通过数字技术应用,汽车企业可对市场需求准确了解,且数字经济为汽车产业带来如车联网服务、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等全新增长点,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便利。

(二)产业链重构

在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数字经济拉近了汽车企业与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等的关系,相关数据做到共享与业务协同,使产业链整体运行效率得到提升。通过构建基于数字智能化决策系统,企业可对市场需求情况实时掌握,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运营成本。数字经济对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业态也有促进作用,为汽车产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再者,数字经济还促使汽车产业与互联网、通信、电子信息等行业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展了汽车产业的边界和汽车产品功能,推动汽车产业创新发展。

(三)市场服务模式优化

数字经济可从根本上提高数据处理分析能力,使汽车企业对消费者需求喜好准确掌握,实现个性化定制及精准营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可有效提高消费者体验,增强粘性,进一步开拓汽车市场。借助智能化服务平台,汽车企业可提供远程诊断、智能维护等便捷售后服务,降低消费者使用与时间成本。此类智能化服务模式,还可提升企业服务效率,增强消费者对产品认可度。再者,数字经济对汽车租赁、共享出行等新兴业态发展也有推动作用,为汽车产业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提供便利条件[2]

三、数字经济下汽车产业的发展策略

(一)加强技术研发投入

1.重点关注自动驾驶,探索新能源汽车技术。自动驾驶技术作为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对机器学习、传感器融合、高精度地图等技术进行探索,可使自动驾驶系统感知、决策及控制能力得到提升,为自动驾驶技术从辅助驾驶向自动驾驶方向发展提供支持。还应选择与高品质芯片厂商、软件公司、科研机构等进行合作,形成创新生态模式,促进自动驾驶技术得到顺利发展。还应从电池技术、电机电控系统、轻量化材料等角度分析,加大投资力度,使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有所提升,保证汽车运行安全,以带动充电基础设施向智能化、网络化方向发展,为新能源汽车多元化建设提供支撑。

2.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汽车企业应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搭建紧密合作关系,设立研发中心、实验室等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针对产学研合作,还应建立成果转化机制,促使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政策扶持等方式,加快科研机构及科技成果商业化转变,将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通过组织学术交流、技术培训等活动,还可带动知识共享与经验交流,为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二)推动产业链协同整合

1.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供应链透明度。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可实现供应链各环节实时数据采集,使供应链透明度得到提升。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企业还可对库存水平、生产进度、物流状态等信息进行实时掌握,采取科学方法对现存问题妥善处理,使供应链顺畅运行。在对生产计划、库存信息、市场需求预测等数据真实掌握后,企业可对市场动态情况进行预测,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运营成本。不仅如此,还应对供应链可持续性及韧性建设予以重视,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降低碳排放,使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通过引入可再生能源、优化物流路径、采用环保材料等方式,降低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真正做到提质增效[3]

2.完善产业生态构建,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汽车产业应做到与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深度融合,促使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业态发展。汽车产业还可搭建创新生态体系,促使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等活动,以应对市场挑战,使产业整体竞争力得到提升。还应与国际汽车产业达成合作共识,引进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促进我国汽车产业价值飞跃提升。在推动产业生态构建过程中,汽车产业还应凸显自身优势,做到与其他产业资源互补。借助汽车产业制造能力及当下市场渠道,推动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技术融合应用,应用信息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使汽车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得到提升。

(三)加强数据安全隐私保护

1.构建数据安全体系,制定数据采集存储制度。构建数据安全体系,需建立全面数据分类及分级管理制度,对各类数据保护要求明确了解,为数据安全防护提供基础依据。还应借助数据加密、脱敏、访问控制等技术应用,使数据在采集、传输、存储、使用等全生命周期中安全得到保障。企业应构建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确定数据安全管理职责与流程,注重数据安全培训,使数据安全防护能力得到提高。

还应组建数据安全应急响应队伍,制定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以便在数据安全事件发生时可得到及时处理。此外,通过构建数据安全体系,还可使数据采集及存储安全性得到提高,汽车产业可对数据泄露、非法访问等安全风险问题进行有效预防,使企业核心资产与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得到保护[4]

2.注重隐私保护,防范黑客攻击带来网络威胁。汽车企业应构建完善的数据隐私保护体系,保证消费者数据在采集、存储、传输及使用过程中免受威胁。企业还应对所收集数据进行最小化处理,并告知消费者数据使用目的及范围。汽车企业还应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网络安全防护体系,采用先进加密技术保护数据传输安全,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等安全设备,对系统进行安全漏洞扫描及修复处理。企业还应构建问题响应机制,当遭遇黑客攻击时可迅速进行处置,减少损失。通过与其他车企、网络安全厂商、政府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可对安全情报及威胁信息及时掌握分享,使整体防护能力得到提高。

(四)推动市场服务模式创新

1.利用大数据智能技术,提升消费者体验。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使汽车企业对消费者画像、消费者偏好、驾驶习惯及用车场景等进行精准分析,设计出与消费者需求相符合的汽车产品。按照车辆运行数据实时监测,企业可在第一时间对潜在故障进行排除,提供主动式维护与保养服务,使车辆使用时间得到延长。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使汽车智能化水平得到明显进步。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语音交互系统以及个性化推荐系统等,可使汽车驾驶更加安全便捷,为消费者创造多种用车体验。通过对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优化,汽车导航系统可对路况信息进行实时更新,提供最佳行驶路线,使交通拥堵问题得到缓解。

2.拓展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模式。以数字经济为依托,线上销售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技术,可为消费者准确推送车型信息,提供24h不间断在线咨询服务。增设虚拟试驾、在线购车等创新功能,可拓展消费者购车选择方式。线上平台还可及时收集消费者反馈意见,对销售策略作出适当调整,形成闭环优化。线下汽车实体店作为消费者体验服务平台,消费者可实际感受车辆性能,享受专业购车咨询及售后服务。

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下,消费者可根据需求偏好,选择最为便捷的购车方式,享受个性化购车体验。此外,汽车企业还通过社交媒体、直播等新媒体渠道,加强与消费者互动沟通,使品牌影响力及消费者粘性得到提升。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融合销售模式,可拓展汽车产业销售渠道,还可提升销售效率,提高消费者满意度,为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予以便利条件[5]

(五)完善政策法规支持

1.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确保汽车驾驶安全。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快速发展下,为使驾驶安全得到保障,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对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进行完善与执行,主导制定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市场准入、运营管理等标准规范,以免发生数据泄露,对驾驶安全造成威胁。从自动驾驶技术角度分析,应对驾驶员操作进行培训,使其在紧急情况下可快速接管车辆控制权。还需对自动驾驶汽车运行状态进行监测评估,使车辆处于安全运行状态。通过制定科学的政策法规制度,可为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依据,保障汽车驾驶安全。

2.加强监管评估,保证产业发展符合要求。政府部门应构建科学监管体系,明确监管职责及范围,以便对汽车生产、销售、使用、维修等环节进行全链条、全方位监管。对于数字经济下汽车产业新型优势特征,应确定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标准、自动驾驶技术测试标准等。构建科学评估机制,对汽车产业发展情况定期评估,及时处理潜在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汽车产业发展重要驱动力,应加强数据监管,构建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传输,以防数据泄露滥用等情况发生。还应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方式,使监管效率及精准度得以保障。通过建设智能监管平台,实现对汽车产业运行情况监测预警,借助数据分析技术,对潜在风险有效预防,为监管决策提供支持。

四、结论

数字经济对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生态和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电动化等关键技术,带动汽车产业向智能方向发展,汽车企业要积极与互联网、通信、能源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未来,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汽车产业应始终保持敏锐洞察力及创新精神,加强与国际合作交流,积极应对风险,努力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剑,赵二牛.双碳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研究[J].中国商论,202408):128-131.

[2]李韵.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汽车测试报告,202404):50-52.

[3]李晓敏,张策,李东昆.数字经济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1):44-50.

[4]谢丽莎.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研究——以A市为例[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312):311-313+316.

[5]李洧.数字化转型驱动下汽车企业高质量发展[J].新型工业化,202307):5-11.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魏云暖

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分析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经济建设与发展迎来全新的目标与要求。为持续激发乡村经济活力,应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乡村食品产业具备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地域特色,可提供优质的绿色食品,实现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调一致。为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应促进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的协同发展。基于此,本文对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食品产业,农业经济,协同发展

农业是农村发展的根本产业,也是国家经济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乡村产业向绿色化方向转型,强调农村经济朝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绿色食品因其卓越品质及地方特色,有助于推动农业经济的前进,促进乡村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确保农业与乡村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本文结合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现存问题,对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进行探讨。

1 农业经济现状

1.1 农业生产朝品牌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

品牌化建立在质量保证和品牌信誉基础上,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标准化则是农业生产的规范化过程,以统一的生产标准实现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食品安全,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市场交易的透明度。农业生产品牌化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品牌形象,扩展市场渠道,结合数据分析精准掌握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还能增强产品识别度来提升消费者忠诚度,为农产品开拓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是提高农业产业链效率的关键,实施农业生产标准可以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减少因品质不稳定带来的市场风险,有助于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

1.2 农业新技术工艺得到大力推广

农业新技术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高效、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效提升农业产出效率,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生物技术的推广应用如转基因技术,能提高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信息技术如智能农业系统、大数据分析能够实现精准农业管理,优化生产过程,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率。生态技术的推广有助于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基础,提高农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农业自动化的推广如无人机植保为农业生产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解决方案,能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提高农业操作效率,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2 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的意义

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指在农业生产、食品加工、销售等环节中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及效率提升的经济发展模式。食品产业是农业的下游产业,其发展状态直接影响农产品市场供给体系的稳定性。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农业经济逐步扩展到高附加值的食品加工,强化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尤为重要,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食品产业提供高质量的原料保证。

2.1 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健康稳定的发展直接影响国家的食品安全,食品产业作为农业的下游产业,其发展状态对农业产出的吸纳和转化起着决定性作用,有效的产业链整合可以实现农产品的增值,提高农民收入水平。①农业与食品产业的协同发展能够推动农产品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化,从而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农产品加工能够有效延伸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帮助农民增收。加工产业的发展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促进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②食品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民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同时也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整体效益,使农民借助规模经济获得更多收益。食品产业的扩展可以为农产品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开发新的食品加工产品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农民可以参与这些新兴市场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实现增收。③协同发展还有助于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农产品的依赖,降低因市场波动造成的风险,进而形成稳定的内需市场,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1]

2.2 创新食品产业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协同发展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能够推动食品产业从传统加工向更高端的生产转型,实现农业的多元化,提升整个食品产业链的价值。①创新的食品产业发展模式能够有效集成农业生产与食品加工的各个环节,如采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提升原料生产的质量,使农业成为食品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加工率,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②创新性发展模式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农业与旅游、健康、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多功能性,使其转型为综合性的服务提供者,从而开拓新的收入渠道,增强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③创新食品产业发展模式能够构建更为紧密的产供销一体化链条,确保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有效的质量控制,从而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高标准需求,同时也有助于缩短供应链,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整个食品产业的经济效率。④食品产业的创新发展模式也有助于推动绿色生产,采用环保材料,推广有机农业等可持续生产方式,以此保护环境,满足市场对健康生态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2]

2.3 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经济健康发展

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的协同发展可以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农业生产模式,促进环境可持续性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同时关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强调以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增强食品产业的长期竞争力。①协同发展引入环保的农业技术,可以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担,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保护土壤健康,减少水资源的浪费,进而维护生态平衡,提升农产品质量。②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的协同发展可以有效推动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农民的附加收入,还可以提升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率,降低生产成本。③协同发展能够强化农村生态环境的自然资本管理,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景观,促进生态服务功能的恢复,保证农业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提供稳定的自然服务,如授粉、病虫害控制,是农业生产的支持系统。④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的协同发展能够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模式的普及,加强公众对可持续农业的认知与支持,形成市场对环境友好产品的需求,进而推动更多的农业生产者转向可持续生产。

3 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现存问题

3.1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层次较低

绿色食品产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多数绿色食品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投入,限制其市场扩展能力。由于规模小,部分企业在获取原材料、生产、加工等各个环节的成本控制存在困难,难以与大规模的传统食品企业竞争。尽管市场对绿色食品的需求逐渐增长,但部分农业生产者和食品加工企业在生态农业技术、可持续生产方法上的应用仍然不足,影响产品质量及绿色食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绿色食品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存在不足,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使得产业发展缺乏动力。部分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度不高,对其重要性的理解有限,直接影响绿色食品的市场销售,且市场推广活动不足,信息传播缺乏,使得绿色食品难以达到较广泛的市场认知。

同时,绿色食品的定价通常高于传统食品,高价位也成为限制其市场普及的一大障碍。虽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政策存在执行力不强的问题,缺乏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使得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缺乏必要的外部条件[3]

3.2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足

农业和食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持续的财政投入以保障其稳定发展,但部分企业未能获得与其经济价值相匹配的财政支持,资金总量不足,导致部分创新项目无法获得必要的经济支持,影响行业的技术进步。同时,资金多数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对于中小型企业和偏远地区的农业生产者,财政资金的可获取性相对较低,从而加剧行业内的不平等,阻碍小规模生产单位的技术升级,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政策的频繁变动使得企业和农户难以进行长期规划,降低政策效果的可预见性,企业和农户的投资意愿会受到影响,从而制约农业和食品产业的长期发展。财政资助也未能精准对接行业的实际需求,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支持不够,无法有效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痛点,进而浪费宝贵的资源,降低政策的整体效益。

3.3 欠缺规范化管理,食品产业市场化水平低

当前,部分农村地区食品产业缺乏有效的行业标准,导致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不能得到保证,食品安全隐患较多。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业准则,生产者在生产加工环节缺乏必要的标准化操作流程,从而影响产品质量,制约行业的整体升级。在当前食品产业中,由于市场准入门槛设置不合理,执行不严,导致市场中涌入大量小规模、低水平的生产经营主体,这些主体技术水平有限,难以保证产品质量,从而降低整个市场的品牌形象。

同时,监管部门在技术上存在不足,导致对这些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不到位,加剧市场的混乱状态。食品产业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消费者难以获取关于产品来源的准确信息,生产者和经销商之间的利益博弈也影响市场的公正性。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部分地区形成垄断的市场结构,抑制行业的多样性发展[4]

3.4 农村人才支撑不足,产业发展面临人才瓶颈

现阶段,农业和食品产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但部分农村地区教育培训活动相对缺乏,农业技术投入不足,导致农村地区从业人员普遍缺乏必要的技能,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不如城市,直接影响人才的留存率,尽管企业尝试通过优惠政策来吸引人才,但仍难以解决基础设施落后、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更倾向于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问题日益严重。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发展需要多学科交叉的专业知识,但部分农村地区难以提供这样的职业发展机会,导致本地人才难以与产业发展同步进步。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职业发展机制,农村地区的从业人员晋升机会有限,职业吸引力不足,从而加剧人才外流,即便是愿意在农村地区工作的人才,也会因看不到明确的职业发展前景而选择离开。

4 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

4.1 优化产业结构,培育龙头企业

优化产业结构需对现有农业和食品产业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升级,促进农业向高效率、高产出的现代农业转变,加强与食品加工和配送的无缝对接,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应推广智能化农业技术,提升农产品的标准化水平,通过信息化建设加强产销数据的实时监控,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响应速度。

培育龙头企业要侧重于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注重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需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并与高校合作,加速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龙头企业应重视提高产品质量,以高标准的质量管理系统保证产品质量,增强消费者信任。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定上提供支持,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为龙头企业的成长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并促进产业聚集的区域发展,建设产业园区,提供配套设施,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集聚发展,形成产业集群,以集聚效应促进技术创新。龙头企业应利用自身优势探索国际市场,加强国际合作以拓展外部市场,并利用电商平台等新型营销模式来拓宽销售渠道,提高产品的市场覆盖率[5]

4.2 制定绿色农业发展战略,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绿色农业发展战略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政府需通过政策引导明确绿色农业的发展目标,推广有机耕作,减少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实施作物轮作,从而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提升土壤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确保食品的健康安全。

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为采用绿色农业技术的农户和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绿色农业相关的科研项目,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提高绿色农业的科技含量。同时,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设立培训中心、示范基地,加强农民对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确保绿色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还应强化市场导向,建立绿色食品标签制度,提高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识别能力,形成对绿色农业生产的市场需求。

4.3 加强市场管理,激发产业发展活力

有效的市场管理可以提升产业效率,保障食品安全,增强消费者信心,从而激发整个产业链的活力。应建立公正透明的市场准入机制,确保所有进入市场的农产品和食品企业均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审查生产基地,定期检测产品质量,对违规企业实施严厉处罚,以维护市场的公正竞争环境。加强供应链管理,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有效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也能优化物流配送过程,降低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损耗,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响应速度。

政府应加强对食品安全法规的执行,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监控,以科学合理的监管措施提升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提升消费者消费意愿。同时,建立全国性的农产品和食品市场信息服务平台,实时发布供需信息、价格波动等重要数据,帮助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更为科学的决策,增强市场的透明度,提高市场对外部变化的适应能力[6]

4.4 熟龄青年再就业,缓解农村专业人才短缺

熟龄青年再就业计划能够缓解农村地区专业人才缺乏问题,有效增强农业经济和食品产业的人力资源支持,需利用熟龄青年的工作经验与技能,结合培训与激励措施重新引导熟龄青年参与农村的农业和食品产业,以解决农村地区专业人才紧缺的问题。相关部门应实施专门的培训项目,针对熟龄青年再就业需求提供农业技术、食品加工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更新其专业知识,提高技能水平,使熟龄青年迅速适应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工作环境。同时,为熟龄青年提供有效的就业引导,帮助其了解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明确职业发展路径,并与企业合作,开发适合熟龄青年的就业岗位,创建灵活的工作环境如兼职、远程工作等,以吸引熟龄青年到农村地区就业。应加强宣传,提升社会各界对熟龄青年再就业重要性的认识,借助媒体、社会组织等多种渠道宣传熟龄青年在农业和食品产业中的潜在价值,改变公众对于熟龄人员的就业偏见,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5 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振兴是首要任务,以增强农业效益,提升农民收入,从而促进农民致富。强化食品产业与农业经济的协同发展能够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增强农民的幸福感,二者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农民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形成协同力量,以实现乡村经济的绿色转型,促进生态、文化、产业的全方位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丽.探寻我国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J].农业经济,20246):32-33.

[2]王雨晴,孙海军.农业供给侧改革下大理宾川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农业与技术,20234316):168-172.

[3]蔡颖颖,刘林奇,王辛月.湖南省绿色食品产业结构与产业集聚的空间耦合分析及其发展模式建议[J].农产品质量与安全,20234):42-47.

[4]陶玥昕.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优势分析[J].现代农业研究,2021277):13.

[5]陈芳.绿色食品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评《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与绿色营销》[J].食品工业,2020419):353.

[6]刘颖,冉勇.绿色食品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与绿色营销》[J].食品工业,2020417):359.

作者简介:夏斌斌(1984—),男,山东兰陵人,本科,经济师。研究方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产业化经营、农村合作经济、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等。

费县信访服务中心 夏斌斌

“数字化+文化”推动文化产业新发展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建设内容和目标。我国各地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已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数字技术的兴起又为文化产业向数字化转型升级注入了新动能。其中,大数据的普及与应用为文化资源数据的采集、生产、流通、使用和消费等环节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技术支持,实现了对现实世界中纷繁多样的文化元素的数字化映射,创造了传统文化内容的创新性表达与传播形式,推动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2021年,科技部将“文化资源大数据服务技术集成与典型应用(2021YFF0901700)”列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揭榜挂帅”项目,提出从术语、技术、组织、产业、标准等维度构建文化资源大数据服务体系及运营模式。本文立足产业维度,充分总结了在参与该项目的课题研究任务中,形成的对文化资源大数据体系建设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文化资源大数据体系建设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文化资源大数据是以文化资源为基础,通过大数据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将传统形式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与呈现,并开发依托数字化媒介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国家“十四五”规划把“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单独列为一章,提出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壮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产业。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背景下,推进文化资源大数据体系建设,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打造优质文化产业链与产业生态

构建文化资源大数据体系。一方面,通过先进的智能技术集群赋能,可实现文化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提质增效。采用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可对文化资源及所有相关数据进行采集、计算,为文化生产提供优质素材,并精准识别文化市场需求;采用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可协助文物数字化建模、数据自动化标注;采用多媒体技术,可推动文化传播模式的创新;采用区块链技术,可为文化数据确权、文化产品交易、平台运营监管等提供信用和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发挥要素融合、资源集聚等优势,并融入丰富的文化创意与共享理念,打造文化资源数据化、关联数据资产化、数据分享平台化、创新创造智慧化、消费体验场景化的文化资源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现代文化产业全产业链,从而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创新与消费生态环境,促进更多具有特色与竞争力的文化品牌和文化企业的诞生。

提升数字文化治理能力

构建文化资源大数据体系。一方面是能对数字文化资源本身进行治理,解决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共享不足、利用率低、开放网络环境中资源供给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保障规模庞大的数字文化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与高效的分配管理。通过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可实现数字文化资源的全流程规范化处理;通过大数据技术,充分采集用户需求并分析不同用户群体的特征,可实现数字文化资源效益最大化,达到精准、高效治理的目的;通过建立平台,联合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数字文化建设,畅通合作关系,可实现优势互补,并形成较为完善的管理监督机制[1]。另一方面是能形成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文化产业治理方案,包括通过大数据和AI算法,可对文化内容进行识别与筛选,运用区块链技术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提升国际文化竞争软实力

目前,文化产业发达国家正在将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等进行融合,构成新一轮产业革命主体,文化软实力竞争也逐渐表现为各国在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的竞争。在文化资源大数据体系的支撑下,文化产业能够更好地依托互联网、AI和云技术,实现对数字文化产品体验与服务的优化升级;通过多种云端应用,既能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内容挖掘、储存加工、科学利用和共享互动,又能构建全方位、多维度、宽领域的文化对外传播体系,形成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网络传播的多渠道融合联动,向世界展现多彩、立体、文明、开放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大数据要素融合催化产业高效运行

大数据与产业基础要素充分融合,助力产业价值链延伸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基础要素。首先,大数据融合文化资源,将各种存在形式的文化资源数据化后,作为生产要素投入文化生产,高效转化成文化产品和服务,提升其附加值,并促使数据资源转化成数据资产,达到延伸产业价值链的目的。其次,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文化内容数据、数字化运作的衍生数据等,在大数据技术的处理、关联匹配与激活下,可极大地拓展其用途以及业务范围,提升产业资源配置效率、助力生产流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使文化产业从资源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到文化生产、产品消费等一系列的产业链上下游活动之间达到无缝衔接、紧密交织,进而提高产业的供给质量和盈利能力[2]。大数据与产业核心要素充分融合,释放产业新效能人才和创意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大数据在与人才和创意的融合中能够提高产业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即通过分析各产业间的关系,找准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的切入点,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从而创造新的优质文化内容和产品。大数据也可从素材到产品,再到消费,对文化产品的创作流程进行跟踪分析,辅助梳理创意者思路,管理创意过程数据,优化产业创意管理流程[3]

大数据技术赋能建构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

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在战略布局上提出了“四端”体系架构,即资源端、生产端、云端和消费端[4]。文化资源大数据体系建设同样依据此架构,通过大数据技术赋能“四端”建设,以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资源端数据采集全面性和资源分配有效性

资源端即文化资源大数据的供给端,主要负责从各类文化机构采集文化资源数据,并向生产端的数字化文化生产线提供文化资源数据共享服务,以支持其生产数字文化内容产品。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有助于实现采集内容的丰富化和采集方法的多样化,因而能够提升数据采集的全面性。采集内容的丰富化体现为大数据在内容上以全量采集为主,即不仅采集文物和文化遗产本身的数据,也采集其使用过程中衍生的各类数据,经过数据抽取、清洗、集成、转换等过程,将分散、零乱的数据进行整合,以一种结构化、可分析的形态加载至数据仓库,为后续的数据使用,包括文化内容生产和平台服务等奠定坚实基础。采集方法的多样化体现为大数据采集根据不同场景,实现数据离线采集、实时采集、互联网采集等多种方式自由切换或同步进行,并尽可能多地应用自动化手段进行非法数据监测与过滤、数据格式转换与数据规范化、数据替换等,提升数据采集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有助于采集和存储海量数据并作分析处理,因而能够更加精准把握文化机构的运营情况和用户消费的文化偏好,预测文化产业市场未来发展趋势,帮助资源端有针对性地采集、开发、筛选最有价值的文化资源数据,为特定的文化生产线或产业链下游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数据信息,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供给与分配[5]

提升生产端文化生产效率和文化内容优质性

生产端位于文化资源大数据的数字文化内容生产环节,主要负责在采集的文化资源数据基础上,将碎片化数据通过数字化生产转化为可以利用且能够在云端文化数据服务平台上进行交易和传播的文化数字内容产品。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助于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化生产,形成能够带给人们极佳视听体验并能长久保存的文化数字内容,对文化生产的提质增效起关键作用。在提升文化生产效率方面,大数据主要协助优化生产流程和产业内部组织结构,促进文化生产相关资源和要素的组织、部署、调度、优化,实现对文化生产线的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一则,大数据将文化生产所需要的素材、知识、设计方案、人力资源、资金等引入生产系统,通过统一的平台化管理,实现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及合作分工的协调,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和时间成本投入。二则,大数据创造的完全信息条件,可使产业供需双方精准对接。生产端通过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和消费价值取向信息,及时发现文化产品服务供给中存在的不足,并根据数据分析得出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来调整产能与产品结构,实现利润最大化[6]。在提升文化内容优质性方面,采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实现数据内容的质量监管与优化提升。具体体现为,通过大数据技术构建文化资源元数据标准和编目体系、规范文化资源及生产内容的元数据描述与标识、完善文化产品内容加工各阶段状态数据的记录、实时监控生产过程中的数据源和数据流,有助于保障文化数据内容的真实度、可信度和精细度。

提升云端文化资源数据和数字内容流通的安全可靠性

云端为生产端所需要的资源数据及其所生产的文化数字内容提供交易平台,并将文化数字内容受控分发至各类文化体验装备和设施,并提供给用户进行体验。为避免出现数据内容的侵权、流转无序、隐私泄露、交易不安全等问题,云端需要对文化资源数据和数字内容流通进行全过程的严格管控,大数据技术的介入能够有效提升云端文化资源数据和数字内容流通的安全可靠性。

首先,大数据技术凭借可以处理海量多源异构数据、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和精度的优势,与其他先进的计算技术有机融合,能高效解决云端运营管理难题。例如,与区块链技术结合,能帮助产业实现大批量文化资源、数字内容的精准溯源和加密传输,实现数据的安全防篡、信息防伪、内容可验证,有效保护文化数字内容与产品的专利权和著作权,以及相关数据的完整和真实性;还能实现对数字内容产品交易全过程的记录与审计,保证交易数据透明。与隐私计算技术结合,能在保证数据及文化内容拥有者的权益和隐私安全的前提下,对于无需公开共享的数据流通做到数据可用不可见;在云端分析处理数据时,也能支持不同种类与格式的数据充分脱敏,做到仅提取数据中最有必要和价值的信息进行针对性处理。与多方安全计算技术结合,可实现特定数据、特定算法下的密文计算,提升特定使用权交易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其次,大数据技术凭借支持数据实时计算和分析的优势,嵌入云端平台系统能进行产业运营与实时监管。包括搭建基于标识寻址的分布式安全可信数据共享平台体系,研发数据可信备案系统、交易分发系统、运营支撑系统、服务监管系统等,实现云端文化数据存储传输的安全化,内容的可信化、共享化,交易的智能化、合约化。

提升消费端产品服务供需匹配度和用户体验

消费端是文化资源大数据的需求端,负责从云端获取文化数字内容,进而向文化消费用户提供数字文化产品与文化体验服务。数字文化资源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线上线下消费场景的持续拓展,使消费者对文化产品服务的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与日俱增,采用大数据技术能够更好地识别不同消费群体对文化产品服务需求的差异、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贴心、便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体验。具体体现为,将大数据推荐算法集成在文化资源大数据运营服务平台中,打造文化产品服务智能推荐系统,在系统中统一集中文化资源,整合运营商、文化产品内容提供商、文化消费用户等主体的相关数据并进行大数据分析运算,从中预测消费用户的产品服务需求,协调供给,适时对多元化的产品和便捷、新颖、有趣的数字化服务进行靶向推荐,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提升用户文化体验。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对产业发展的领航作用

2022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指出“科技支撑,创新驱动”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工作原则,通过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集成运用先进适用技术,以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

引领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首先,在文化数字化战略引导下,产业中各要素力量能够得到充分调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并通过共享服务平台系统的构建夯实产业联动基础。《意见》指出:“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推动不同层级、不同平台、不同主体之间文化数据分享。”国家文化专网、文化资源大数据共享平台、运营服务平台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夯实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基础起关键作用,从而为产业内资源、技术、知识、创意的共享以及合作的开展提供有力保障。其次,文化数字化战略鼓励各类文化机构及企业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等文化参与者,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依托网络平台进行文化创作和表达,同时广泛吸纳不同学科、行业的专家与学者将所从事领域的专业技能和成果与文化建设深度融合,激发全民文化创新氛围,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创的局面。

推动产业新型文化业态形成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在文化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呈现等领域,将培育一批数字化建设的新型文化企业,创新文化表达与呈现方式,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和传统业态转型升级[7]。在此背景下,资源内容和数字技术的双重赋能,有助于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培育和形成。一方面,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了数字文化生产与展呈模式,可为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提供强大支持。具体表现为5G、大数据、云计算、VRAR、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技术的迭出,为产业数字文化内容生产、传播和市场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文化与科技融合促进了文化及科技领域创新人才和智慧的集聚,有利于推动建立高效协同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发展培养出的众多新型数字文化从业者,为产业发展和优化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此外,文化与科技融合将创造更加多元的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不断丰富文化供给方式和文化产品与服务,催生文化消费新模式和新体验,这也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点任务之一。《意见》提出:“集成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将静态文物和文化资源转变为动态数字化文化产品,不仅提供了大众近距离接触以及与优质文物和文化资源交互的机会,也让文化体验变得更加生动、丰富、深刻[8]

建设文化资源大数据体系是国家“十四五”规划所确定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工程建设中“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重大任务。其目标和意义在于加强对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的前提下,推动文化资源数据库、文化数字化生产、文化大数据运营服务、数字文化体验以及互联网文化传播的产业化,同时致力于打造面向文化大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文化资源大数据服务体系和运营模式,为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促进国家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丰收贡献力量。数字时代,文化资源与大数据的融合使文化产业形成了其特有的运作机制。大数据以数字资源要素作为生产资料投入文化产业,造就了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技术要素赋能产业各个环节,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流程,使产业从内容素材收集到产品消费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无缝衔接、紧密交织,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网络,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供给质量。未来,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引领下,文化产业必将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创造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释:

[1]杨滟,田吉明.基于科技与人文融合的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建设研究[J].现代情报,2020,40(10):43-51.

[2]崔波.以数据资源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J].出版广角,2021(03):31-35.

[3]许安明.利用大数据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N/OL].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2-29[2024-10-18].https://news.cctv.com/2020/12/29/ARTIkJ4kCStedD7UyAwUOs31201229.shtml.

[4]高书生.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技术路线与中心环节[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23):14-20.

[5]赵嘉凌.针对公共文化共享服务的大数据采集和分析平台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8(01):30-33.

[6]许安明.大数据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内涵、机理与路径[J].求索,2022(04):135-142.

[7]周建新.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义与关键[J].人文天下,2022(06):26-29.

[8]吴丽云.打造数字化文化场景拓展消费空间提升旅游体验[N].中国旅游报,2022-06-23(03).

北京邮电大学 胡柏铮

区域经济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路径研究

摘要: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被定位为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关键节点。本文分析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重要性及现状,并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希望能够提升区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市场拓展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立,为探索新形势下的数字贸易提供了独特的战略机遇。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不仅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考虑到该区域将通过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完善及国际合作,构建一个开放、便利的数字贸易环境,吸引全球资源要素的集聚。

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重要性

(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设立为粤港澳大湾区实现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平台。通过数字贸易的深化发展,该区域将有效促进资源的跨境流动,打破传统贸易壁垒。同时,数字贸易能够实现信息快速传递和资源的高效配置,从而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提供技术支持和路径依赖,有助于完善区域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聚集和优化配置。通过加强合作区内与澳门及其他大湾区城市的数字化衔接,横琴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节点,为湾区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随着全球数字化趋势的加速,数字贸易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此基础上,横琴积极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将为数字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数字贸易通过电子支付、跨境电商、数字内容产业等多维度的业务拓展,创造出大量新型商业模式和就业机会,有助于区域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且,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将进一步促进相关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相关技术的综合应用将提升横琴在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并推动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

(三)提升国际竞争力

现代国际竞争不仅体现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更体现在信息技术和数字服务的创新能力上。在这一背景下,横琴通过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努力建设一个高水平的数字贸易生态,从而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和跨国企业的入驻,进一步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同时,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将提高横琴及其合作区内企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效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通过加强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联系,横琴将逐步树立起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桥梁。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的全球竞争力,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制度创新和制定规则提供了实验场。

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现状

以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为指引,横琴被赋予了四大战略定位,尤其是在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一方面,通过新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横琴将成为在数字领域实施高水平开放、现代化改革的试验田。在此背景下,顶层设计方案明确了横琴与澳门的制度深度融合,特别是在分线管理和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上的突破,加强了区域内外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的同步推进是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建设的重要环节。横琴在推进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过程中,通过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如跨境数据中心、高速通信网络及智能物流系统,创造了高效的数字生态环境。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提升了区域内资源流转的便利性,同时也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特别是在澳门与横琴的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对接上,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促进了两地技术、人才和信息的流动。通过优化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布局,横琴有效地解决了澳门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拓展了澳门居民生活和就业的新空间,从而在构建开放、包容、高效的数字贸易环境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在国际合作与市场拓展方面,横琴利用地理及制度优势,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网络,增强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联系。通过吸引国际企业和人才,横琴致力于打造一个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地,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国际化的视野和资源支持,在与澳门特区政府的合作中,积极探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经济政策衔接等领域的问题,努力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在使横琴本身的经济竞争力显著提升的同时,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进一步推动横琴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核心枢纽,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技术基础薄弱

数字技术是推动现代贸易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然而,横琴在数字技术基础建设方面仍显薄弱,这对其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构成了障碍。尽管5G网络的部署和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其覆盖范围和应用深度仍不够全面,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速数据传输的能力。另外,横琴在数据中心规模、云计算服务能力以及大数据处理技术等方面,也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特别是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上,横琴的技术开发和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影响了数字贸易的安全性、透明性和效率。

同时,数字基础设施的滞后不仅导致企业在数据处理和智能决策方面的能力受限,也影响了跨境电商、数字支付等创新业务的发展。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薄弱加剧了企业参与数字贸易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数据泄漏和网络攻击的风险。

(二)人才缺乏与培训不足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横琴在数字贸易领域的人才缺乏与培训不足问题亟待解决。当前,在跨境数字贸易领域,特别是涉及高端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专业人才供给显得尤其不足,主要原因是该地区虽然吸引了一些国内外优秀人才,但在数字经济专业技术人才、具备国际市场开拓能力的管理人才,以及能够推动科技创新研究人才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缺口。人才短缺的问题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解决,会直接影响横琴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

另外,现有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体系尚不健全,未能及时跟上技术发展的节奏。培训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导致员工对新兴技术的掌握不足,进而影响了企业在数字转型的效率和效果。因此,横琴需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鼓励高等院校、职业教育机构开设针对数字贸易的专业课程,同时加大在职培训力度,提高现有从业者的技能水平。

(三)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市场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和多变。企业在进行市场预测和制定发展策略时,普遍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例如,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变化快,使企业产品和服务开发需具备更快的响应能力。并且,数字贸易市场中的技术和模式创新,也不断改变着竞争格局,增加了市场进入和扩张的风险。

加之现阶段全球经济形势的动荡,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政策频繁变动,也对数字贸易需求的稳定性产生了影响。不确定性事件的频繁出现,不仅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市场布局,也使横琴在争取国际市场份额时面临更大挑战。因此,横琴需要加强市场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构建完善的市场监测体系,提高对市场动态的预测能力和应对能力。

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路径

(一)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1.提升网络覆盖与速度

为了适应数字贸易对高速网络的迫切需求,横琴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广泛且高效的网络体系,并重点推进5G网络的全域覆盖,实现主要商业区、产业园区、物流园区的无缝高速网络连接。通过引入先进的通信技术和设备,提升网络传输速度和稳定性,确保在大数据处理、视频会议、远程操控等应用场景下,能够提供持续稳定的网络支持。同时,应加强与运营商的合作,通过合理规划基站布局,优化网络结构,减少盲区和弱覆盖区域,提升用户体验。并且,还需要推动网络基础设施与新兴技术的融合,支持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的快速发展,以此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网络服务。

2.建设数据中心与云计算平台

数字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数据支持和计算能力。为此,横琴应加快建设高效能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通过引入国际领先的数据中心设计理念,构建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数据存储和处理中心,满足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实时处理需求。同时,推动本地云计算平台的构建,支持企业实现数据的云端存储与管理,进一步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和灵活性。在此过程中,要注重数据中心与绿色节能技术的结合,采用先进的冷却和能源管理方案,降低能耗和运营成本。积极吸引国内外专业云服务提供商入驻,提升云服务的多样化和专业化水平,为企业提供全面有效的云计算支持。

3.加强信息安全保障

信息安全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石,横琴需建立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通过构建多层次的网络安全防护框架,加强对网络攻击、数据泄露和信息篡改等潜在风险的预防和响应能力,确保数据和信息安全。同时,建立统一的网络安全监控平台,实现对网络流量的实时监测和异常情况的快速响应,提升整体安全态势感知能力。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培训,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降低人为因素带来的安全风险,通过积极开展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吸收借鉴先进的安全技术和管理经验,构建开放共享的安全防护生态,确保数字贸易环境的安全可靠。

(二)优化政策环境与制度创新

1.制定数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

为应对数字贸易发展中的法律问题,政府必须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建立涵盖数据跨境流动、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框架,确保数字贸易活动的合规性与安全性。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一系列法规细则,明确企业在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和合规经营方面的责任与义务。通过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实现法律法规的统一实施和监管,确保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为企业营造稳定、公平的法律环境。

2.建立跨境电商政策支持体系

跨境电商作为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须建立健全政策支持体系。横琴需要从资金支持、通关便利化等方面入手,强化对跨境电商企业的政策扶持。具体可通过设立专项基金,鼓励中小电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同时,优化跨境电商的通关流程,借助技术手段实现跨境货物的快速验放,提升物流效率,加强对电商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其专业技能,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只有通过构建系统化的政策支持体系,该地区才能有效推动跨境电商的繁荣发展,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三)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

1.建立与高校合作的培训机制

为培养本地化的专业人才,横琴应积极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训机制。因此,当地政府应通过联合开发数字贸易相关课程和专业,促进产学研结合,培养具备前瞻性思维和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和行业交流活动,为学生和从业人员提供与行业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增强他们对行业动态和发展趋势的了解。同时,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共同设立实习基地和研发中心,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操作,增强其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以此构建标准化的科学人才培养机制。

2.引进国际高端人才

在全球化背景下,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是推动横琴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横琴应注重人才引入,提供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吸引更多的国际顶尖人才和团队落户。落实到实施环节,需要建立国际招聘平台,广泛发布人才需求信息,扩大国际人才的来源渠道。并且,为高端人才提供专项扶持政策,如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待、医疗保障等,确保高端人才在横琴能够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

3.建立多层次人才激励机制

横琴应构建适应性强的多层次人才激励机制,以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工作热情,为此,当地政府和企业应完善薪酬制度,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确保薪酬水平具有竞争力,吸引并留住核心人才。在此基础上,建立晋升与发展通道,为员工提供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和成长空间,鼓励企业为员工制定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计划,支持技能提升和职业转换。设置专项奖励基金,对在数字贸易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队给予表彰与奖励,激励更多人才投身于数字贸易的创新与发展中。

(四)推动国际合作与市场拓展

1.拓展国际市场网络

为赶上国家发展政策的“快车”,横琴应积极拓宽国际市场渠道,构建覆盖全球的市场网络。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化合作,横琴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中,增强市场影响力。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国际性的展览和博览会,展示创新产品和服务,提升国际知名度。同时,加大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设立海外营销网络和分支机构,实现市场的多元化布局。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横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的优势,打造跨境数字贸易平台,促进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从而形成覆盖更广的全球化市场布局。

2.搭建国际合作平台

为了实现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横琴应搭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技术交流与合作创新。积极举办国际性会议和论坛,邀请全球数字贸易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提升横琴的国际话语权。并且,建设国际化的创新园区和合作中心,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和创新项目入驻,形成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圈。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横琴将有效整合国际优势资源,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过程中,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拓展市场网络、加快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和推动人才培养,横琴将进一步增强其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而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的创新驱动能力和持续发展潜力。未来,随着各项措施的逐步落实,横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将全面提升,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球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参考文献:

[1]张森.内地与港澳加强数字贸易合作简析[J].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2102):19-22.

[2]高旭,刘丽伟.上海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路径研究[J].价格月刊,202306):36-45.

[3]陈晔.深化区港联动打造物流枢纽发展新引擎——金义新区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创新发展区经验启示[J].浙江经济,202403):50-51.

作者简介:张翔(1983—),女,汉族,甘肃省兰州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国际贸易学研究。

珠海科技学院金融与贸易学院 张翔

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大力推进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与过去商品、人员、服务等要素单一流动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是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为主的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系统性总结思考,也是面对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和统筹推进国内深化改革与扩大国际合作的战略性前瞻布局。可以说,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制度型开放探索的前沿阵地。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与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深刻联系

在全球经贸规则体系重构中发挥独特优势,扛起制度型开放的使命担当。回顾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参与和全球融入历程,可以说是充满困难和不同寻常的。华盛顿共识与中国“入世”共同塑造了中国与全球经贸体系之间深刻而紧密的联系,中国也通过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来不断深化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海南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没有缺位缺席,几次政策性开放波澜起伏,走过一些弯路也在渐进性发展中积累了经验。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提出要“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站在自贸港建设新的历史关口,海南与国家的命运前途紧密关联,进一步探索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出更多具有示范性、影响力和自贸港辨识度的制度集成创新成果,以改革激发活力、以创新驱动发展,不仅是海南自身发展的事情,更是国家赋予海南的重大使命。

在国际竞争与新技术变革中找准比较优势,向制度型开放要新质生产力。作为新兴大国,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关联。一方面,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门类和发达的电子商务,使得中国具备新技术快速商业化应用和迭代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商品、服务、技术、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全球新领域规则制定中发挥作用,通过加强产业转移和“南南合作”,兼容差异化巨大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不仅给世界提供了中国解决方案,还将有效对冲美国遏制战略,为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赢得时间。海南拥有气候温度、海洋深度、地理纬度、绿色生态等比较优势,种业、深海、航天等产业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而和创新要素的富集程度密切相关。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对制度环境更加敏感。扩大制度型开放可以更好建立高效畅通的全球要素流动机制,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开放制度体系,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促进海南集聚更多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在实现“五向图强”的同时放大中国面向热带区域和全球南方的科技地缘优势。

在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中形成发展优势,对外展现中国制度型开放形象。当前,我国参与全球分工比较优势已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低成本优势转向人力资源、产业体系、规模经济优势,正在加速形成技术创新优势、制度红利优势。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跨境流动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为此,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这就需要深化开放体制改革,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平等竞争和法治环境。作为最高水平开放形态,自贸港建设不仅关乎海南自身,更是检视我国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从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来看,简便极低的税制、自由的投资环境、完善的法治体系、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缺一不可。在这些共性要件中,有些通过物质和资金投入就可以实现,但更多的需要“软性”的制度建设。对于海南而言,推进制度型开放,就是要以风险防控为底线,突破现有规则,对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金融监管等“边境后”规则作出“自由贸易港版”尝试,探索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经贸投资法律体系,营造更具制度优势的营商环境和人文环境,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引领“三区一中心”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科学谋划封关前后的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全方位实施好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全面推进更高水平的中国制度型开放探索实践。

主动融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国已经加入RCEP,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也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从TPP到CPTPP,核心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上海自贸改革的经验促成《外商投资法》修法,正式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方式固定下来。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要进一步围绕高水平经贸规则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劳动权益、竞争中性、数字贸易以及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开放等方面形成突破,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时,落实好海南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先行先试任务举措,加快推进电子单据、电子签名互认等试点,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促进数据便捷有序流动,形成对全球高端资源要素的强大吸引力,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发挥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示范作用。

全面推进全球南方务实交流合作。中国制度型开放就是要顺应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和国际产业转移新态势。海南位于全球热带区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贸港建设又带来了扩大单方面开放的先天制度优势,可以通过举办全球南方合作与中国制度型开放对话高端论坛,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制度型开放经验交流和机制性对话,特别是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做好以东盟为主体的RCEP开放合作文章,加强与区域经济伙伴的人文联系,努力让海南成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商品要素双向流动的大通道、人文制度对话的大平台。

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向联动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独特政治优势造就了“一国两制三法域”的法治环境,成为中国对接国际规则的“超级联系人”,也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天然试验场”。海南和粤港澳地缘相近、商缘相连、人缘相亲,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随着港航一体化持续推进,琼州海峡运输效率、管理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都将得到大幅提升,从而更有力支撑港湾经济一体化发展。融合联动发展可充分发挥彼此地理区位独特、背靠超大规模国内市场、面向东南亚新兴市场等突出优势,强化规则协同、资质互认、机制对接,共同打造中国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要素集聚和服务高地,也为全国区域性一体化制度开放探路。

建设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智库平台。从实践看,以智库建设来塑造和推动区域制度型开放,是全球自贸港崛起和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比如,新加坡素有东盟的“大脑”与“军师”之称,其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所、东亚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等,为新加坡国际开放地位的形成,以及东南亚区域一体化作出了突出贡献。2025年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之年,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既需要知识,更需要人才。可通过依托本地高校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的方式,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中国制度型开放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打造高水平专业智库,在建言献策的同时为海南自贸港培育储备更多具有跨学科国际视野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优秀人才。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相关院系中国制度型开放联合课题组执行负责人、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创新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曾钰峰

新型都市工业:形成原因、内涵特征与发展策略

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回归都市和发展都市工业呈现一种全球性趋势,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重新定义及定位的制造业,成为全球众多都市推动经济多样化的重点内容。

新型都市工业的形成原因

都市是社会演进和产业分工的产物。都市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相互依托。工业回归都市现象,预示着数字智能新时代背景下产业演进的规律和机制发生变化,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再次发生改变,具有全球性趋势的新型都市工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产业形态。

(一)现代都市进入产城人融合的发展阶段,强调“以人为本”的产城关系重构

现代都市正进入产城人融合发展阶段,强调人是城市各系统动态变化的起点和要素互动的支点。不断满足人全面发展的开放性要求,持续支撑以人为核心的各类创新活动,成为城市演进的根本动力和基本方向。

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以可运营的面貌展现出无限想象力,现代都市为产业和创新提供的空间、创造的形态和生态也发生剧烈变化。

(二)新时代工业范式、形态和生态的变化是产生新型都市工业的必然诱因

一系列重大通用的技术集群为传统工业插上信息化的翅膀、注入数字化的基因,深刻改变着产业结构、技术经济范式、生产制造方式和组织管理体系。

第一,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新工业范式日益呈现精密、轻巧、精准、集约、小型、多元和去规模特征。依托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新型工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集约、精准控制、智慧运转、快速响应等特征,形成泛在连接、全局协同、智能决策的新型智造体系。

第二,工业组织过程重构与工业工程创新更加强调突出整体生产效率的共享互利性协同和响应。伴随制造技术集成、工业工程集约的广度和深度大幅度拓展,产品分工日益细化、分散,产品多样化服务化程度日趋提升,单个企业或生产单位不必通过垂直一体化独自覆盖生产制造过程的全部创新和经营活动。以追寻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为目标,网络化协同、融合的生产方式正在形成。

第三,绿色低碳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新工业生态观主导下的另一工业领域重要创新方向。

第四,以制造方式创新为源头、以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为动力的工业新形态在推动生产过程简明化、丰富化的同时改善着产业内在关系。

(三)致力业务模式、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创新的企业是新型都市工业的推动力量

在数字智能时代背景下,工业企业通过“企业上云”“AI赋能”实现新一代智能技术与业务的全方位、多层次深度融合,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实现机器换人,制造方式日益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创新业务模式涌现,推动企业战略管理、业务架构、组织模式和商业范式深刻变革,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更高效率的协作分工、更为灵活的市场场景。扁平化、柔性化、网状化和分权化的企业组织,从集中决策中心转换为分散而扁平的多中心,借助构建跨企业业务流程体系、员工合作赋能体系以及创新和优化绩效制度,突破企业边界和规模局限,形成以激发人的创造性为导向的自组织和价值网络,强化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用户之间的资源整合和业务协同,从而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求,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建筑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塑造新型都市工业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一,建筑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使建筑形态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建筑的外观和形态上,而且深入影响建筑的功能和性能。第二,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和应用,使建筑对都市工业有着更大的适应性。第三,建筑业技术进步有助于更合理规划和利用城市空间,优化工业用地布局。以不断创新的新型建筑材料、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为基础,无论是新城区开发,还是老城区更新,通过科学的城市设计和规划,建筑物的空间布局和功能设计得到优化,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更高的容积率和使用率,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第四,建筑使用理念和空间组织方式的改变优化了都市工业的布局和效率。

新型都市工业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

新型都市工业的形成深刻反映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牵引下都市产业形态的演变。新型都市工业是体现新时代先进工业和现代都市融合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新型都市工业的基本内涵

新型都市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适应现代都市产城人有机融合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一种新工业形态。新型都市工业由技术革命性突破为条件的新工业范式、工业生态和工业形态变革所催生,依托现代都市集聚和融合的知识流、信息流、物流、人才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社会资源,以重塑现代都市和新型工业的关系、“以人为本”激发都市工业创新发展为动力,以全面提高都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出价值密度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为目标,以体现精密、精准、集约、敏捷和智能的轻型先进制造业为引领,以知识密集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互融互通为支撑,以围绕现代都市集聚的生产要素重组和跨界的生产知识融通而深化工业形态变革为途径,与现代都市的经济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相协调,与新型工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的时代要求相适应。

新型都市工业的出现及蓬勃发展,意味着工业正以崭新的产业布局方式、产业运行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重塑现代都市的面貌,形成新时代区域工业生态与产业治理的全新时空格局。

(二)新型都市工业的主要特征

新型都市工业呈现的六方面主要特征丰富了新型都市工业的内涵,共同构成新型都市工业的独特性和竞争力。

第一,新型都市工业的产业空间形态是主要位于都市广大次中心区域或泛都市区域的高用地容积率、高产出价值密度的非单层、生产研发复合利用的综合楼宇型实体空间。这类实体空间集中以楼宇工业园区、都市工业社区和都市工业综合体等递进的具体形式予以体现。

第二,新型都市工业的产业行业形态是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产业链随技术进步动态敏捷重构的趋轻型、精准型、智能型、融合型加工制造和新型制造,以及与之高度匹配、顺畅融通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新型都市工业的发展体系以推动科技成果的高效快速转化以及对有效终端细分市场的快速响应为导向,注重依托都市开放式产业空间的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和共享制造等新型制造形态的创新。着眼于提高工业生产过程的价值密度,增强对细分市场变化的敏感度和响应度,倡导“互联网+”制造业、“人工智能+”制造业、“数字技术+”制造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互动发展,致力精密制造、精准制造、柔性制造、敏捷制造和增材制造,促进技术与技术融合、技术与产业融合、产业与产业融合。

第四,新型都市工业的微观运行主体主要是知识技术密集、充满创新创造活力的高端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中小型制造企业。这些企业通常以获得融合效益、精准效益、速度效益和集聚效益为经营战略,依托都市独特的社会资源和创新氛围,以“三低”的跨知识自主创新和集约生产方式,先进精炼的工艺及设备,短小精干、弹性匹配的供应链,缩短知识和科技成果向商品转化及市场响应的过程和周期,面向广泛、多变的细分市场,生产和提供创意型、融合型产品和服务。

第五,新型都市工业的区域产业属性是作为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产业中先进、高端、集约的内容以及新兴产业的培育,并以开放引领态势向周边辐射输出工业新知识、要素资源和创新成果。新型都市工业并不是独立于或游离于本都市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或重点产业之外的工业形态,而是作为区域工业制造体系中以延伸性工业空间组织形态所体现的工业核心内容和先导部分,推进区域产业的整体提升。

第六,新型都市工业的区域产业治理方式是在城市空间规划和产业发展战略指导下的社会合作型、参与型治理。以产城人融合推动现代都市可持续发展和增强都市竞争力为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都市工业生态体系。

新型都市工业的发展策略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下,新型都市工业对现代都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及都市竞争力的重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一)转变观念,理顺关系,形成新型都市工业发展共识

坚定发展新型都市工业是现代都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及重构都市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的理念和信念。全面理解产城人融合发展的底层逻辑以及都市产业空间形态的变化,形成对新型都市工业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以求真务实、创新进取、探索规律的姿态面对新型都市工业,因地制宜探索与本地区重点产业和城镇化目标相吻合、相衔接、相协同,适合于本都市的新型都市工业发展动力、内容和路径,防止形成一哄而上的运动式、跟风式行为。在利益相关者中达成共识,围绕新型都市工业全域推进以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为牵引的都市产业资源综合重置,高效驱动都市更新、机制再造和完善服务配套,塑造复合产、研、商、居、游等功能的新型工业社区。

(二)规划先行,按照新型都市工业发展规律重新配置都市工业资源

加强顶层设计,引导各地在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差异化布局新型都市工业,注重产业规划与城市规划相衔接,并为新型都市工业创新实践预留适度空间。制定国家新型都市工业分类发展规划,指导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因地制宜发展新型都市工业的相关规划和落地政策;对现有工业资源进行细致梳理,以新的认识和理念协调都市工业存量的调整与工业增量的吸纳;以严守都市区域内工业用地规模底线为前提,保障新型都市工业用地规模和比例;逐步建立新型都市工业的技术标准体系,引导都市工业园区社区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三)加快数智化转型,为发展新型都市工业提供必要条件

新型都市工业的起源和基础是以高度数字化智能化导向的精密、轻巧、精准、集约、快速制造。助力都市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数智化转型,实施由点到面的企业数智化转型行动,加大对企业数智化转型的资金支持;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新型都市工业生态的建构推动工业园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力推动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数据共享,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重视新型都市工业的大数据工作,并加强对工业大数据安全的监管力度。

(四)发展与新型都市工业高度匹配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现代都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具有服务高端产业的能力。以本区域主导制造业为依据,从弥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欠缺和强化现有生产性服务业入手,重点引入高质量的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和绿色技术服务商,全面扩大服务市场需求,提升体系性服务能力。同时,在企业层面找准生产制造全过程中服务需求的嵌入点和结合点,通过针对性服务产品设计和服务模式创新,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务精准融入、渗透至制造过程,支撑、赋能制造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协同改造和升级,实现服务型制造、制造型服务的产品与服务融合及价值链延伸。

(五)高标准建设发展新型都市工业所需的新型基础设施

对现有工业园区、工业建筑和产业基础设施等遵循“楼宇工业”的建筑规范进行更新改造,按照知识融合、精准生产、轻巧制造、快速响应原理构造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的要求,调整工业楼宇及周边设施的布局,增加建筑承载强度;打造与新型都市工业相匹配的新型基础设施,建立公共服务平台或共享制造平台,形成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条件下新的都市工业运营机制。建设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的知识创造和转化基础设施,构建产业上下游密切合作的创新联合体;完善面向新型都市工业的区域生活服务公共设施

(六)致力新型都市工业与社区融合的都市社会形态创新

推动都市形成以“楼宇工业”为基础的开放性工业社区。制定新型都市工业发展规划,综合考虑社区情况,确保工业发展与社区利益相协调,使都市成为生产活动和创新活动密集的场所,同时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通过打造集创业、工作、生活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开放性都市空间和社区环境,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工作和生活体验,激发年轻一代产业人群的创新力、创造力,由此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和创新资源集聚,形成以知识创造和转化为核心,既具有生产效率又兼顾生态、生活和社会责任的新型都市工业社会形态。

(七)推动试点示范,形成差异化的新型都市工业发展态势

采取中央分类指导下各都市依自身产业和社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多类型多场景创新性实践的策略,由各都市自主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尤其是注重培育以某方面、某领域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细分市场快速响应为特色的新型都市工业,并在此过程中重构都市独有的知识分工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罗仲伟;电子工业出版社华信研究院高级经济师 李亚光

企业管理
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业财融合路径研究

摘要:为探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业财融合的路径,论文深入分析了业财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业财融合信息化程度不足、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割裂、业财融合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数字化人才缺失等,并提出了推进业财融合的路径。结果表明,通过打造业财融合管理系统,推动信息化系统升级;打造跨部门协作机制,实现业财流程再造;引入数字化技术,构建智能化业财融合评价体系;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构建数字化人才队伍等策略实施,可全面提升业财融合效率与质量。

关键词:财务共享,业财融合,数据共享,业财流程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管理模式与竞争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企业业财融合的进程。传统企业中,业务与财务职能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容易造成信息孤岛、数据断层、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使企业在动态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实现业务与财务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举措。企业若能有效借助数字技术优势,充分发挥业财融合优势,使业务运营和财务管理更加敏捷、精准,从而帮助企业快速应对市场变化,提升整体经营效能。尽管数字化技术为业财融合提供了技术支撑,但部分企业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因此,研究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业财融合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既能为企业业财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也能帮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实现业务与财务的深度协同,从而提升企业业务和财务管理效能。

2 业财融合概述

业财融合是指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将业务流程与财务管理紧密结合,以财务数据为业务决策提供支持,实现业务与财务的协同发展。在传统企业中,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各自独立运行,容易造成财务数据滞后、业务决策缺乏财务支持等问题。业财融合的核心是通过财务视角参与业务运营,提升企业的决策效率与整体管理水平。业财融合不仅是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也是管理理念的革新。业财融合实现需依托先进的信息系统,将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进行高度集成与实时分析,从而为业务部门提供准确、及时的财务信息支持。在业财融合环境下,财务部门不仅是“记录员”,更是“参谋员”。通过深入参与业务流程,财务人员能帮助业务部门进行成本控制、风险预测、预算编制等活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业财融合要求企业在组织架构、流程设计、人才管理方面进行深度调整,以推动业务与财务的深度融合。业财融合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运营透明度与风险控制能力,还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企业的敏捷性。

3 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业财融合的重要性

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业财融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逐渐成为企业应对多元化市场环境的重要举措。

首先,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企业能更加精准、高效地获取和处理大量业务数据。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可实现对业务运营的深度洞察,为财务部门提供全面、实时的数据支持,使财务分析、决策更加科学和精准。

其次,基于数字化应用的业财融合有助于企业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存在业务与财务割裂的现象,造成企业内部资源分配与决策效率低下。通过数字化手段,企业能实现业务与财务数据的无缝对接与共享,确保财务能更好地服务于业务需求,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再次,基于数字化应用的业财融合可为企业构建高效的管理体系提供基础。随着社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须具备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数字化平台不仅能提升企业内部流程的自动化程度,还能增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

最后,基于数字化应用的业财融合推动着企业财务职能从传统核算职能向战略管理转型。数字化工具应用使财务人员能从烦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更具战略意义的分析和决策支持工作,从而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在数字化背景下,业财融合的实现不仅是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创新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4 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业财融合面临的问题

4.1 业财融合信息化程度不足

业财融合信息化程度不足,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先进的信息技术系统,无法实现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的高度集成与实时共享。

首先,部分企业由于信息化水平较低,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分散在各自独立系统中,造成数据孤岛现象,影响数据的流动性。这种割裂性使财务部门无法及时获取业务数据进行分析,业务部门也无法实时获得财务支持,从而导致决策滞后,难以实现业务与财务的高效协同。

其次,大部分企业传统的财务信息系统多以单一财务功能为核心,缺乏对复杂业务场景的处理能力,难以适应现代企业多样化业务需求,阻碍了业财融合的推进。

最后,企业在信息化方面投入不足,不仅限制着数据自动化处理与流通,也使管理流程的优化难以实现。

4.2 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割裂

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割裂是阻碍业财融合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在工作流程上缺乏协同机制,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不能实现无缝对接,致使二者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大打折扣。企业业务部门注重业务扩展、客户服务、生产运营等,财务部门主要关注成本控制、财务核算、风险管理。由于二者在流程设计上的侧重点不同,缺乏统一的规划、协调,造成业务数据不能及时反映在财务系统中,影响财务数据的准确性。例如,在销售流程中,业务部门已完成客户的订单处理,但由于财务流程滞后,系统信息更新不及时,导致资金回笼与利润核算延迟,无法及时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4.3 业财融合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

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业财融合推进过程中,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制约着业财融合的有效性。企业传统的绩效评估体系侧重于单一部门的财务指标或业务成果,缺乏对业务与财务深度协同的衡量标准,导致企业无法准确评估业财融合的整体效果。

首先,现有考核机制注重短期财务结果,如收入、利润等,而忽视了长期战略目标与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益,这与业财融合追求的业务流程优化、财务支持的目标存在冲突;其次,企业在评估业财融合时缺乏科学的指标体系和充分的信息支撑,难以量化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协同效应,如业务部门在财务数据支持下进行的决策优化、财务部门在参与业务运营中的贡献等隐性效益难以体现在传统的绩效评估中;最后,跨部门的协同绩效缺乏统一的考核标准,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协作难以被准确衡量,造成部门间的融合动力不足,削弱了业财融合效果。

4.4 数字化人才缺失

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业财融合进程中面临着数字化人才缺失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业财融合的推进。一方面,部分企业内部复合型人才匮乏。现有业务、财务人员只具备单一领域的知识,业务人员精通业务流程与操作,但缺乏财务知识,难以将业务决策与财务数据进行有效结合;财务人员更专注财务报表、核算等传统财务工作,对业务运营流程和需求的理解有限,导致在业财融合过程中缺乏全局视角。此外,业务和财务人员对数字化技术的掌握程度不足,利用数字化工具推进业财融合的能力欠缺。另一方面,现有企业培训、人才培养机制未能跟上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员工难以通过培训迅速掌握数字技术、数据分析等跨学科技能,加剧了业财融合进程中的沟通障碍与流程割裂。

5 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业财融合路径

5.1 打造业财融合管理系统,推动信息化系统升级

实现企业业财融合的关键是打造高效的业财融合管理系统,推动信息化系统的全面升级。

首先,业财融合管理系统架构设计可采用模块化、层次化的结构,以确保系统具有灵活性与可扩展性。系统架构可分为数据层、应用层、用户层。数据层负责整合来自各业务单元以及财务部门的数据资源,通过统一的数据标准、接口,确保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的无缝对接与实时共享;应用层集成业务流程和财务流程,通过智能化的流程引擎可实现自动化处理,提升整体业务与财务的协同效率;用户层为业务人员与财务人员提供一个友好的操作界面,支持个性化功能定制。

其次,业财融合管理系统功能模块设计涵盖业务与财务的全流程管理,确保各环节的协同与一致。核心功能模块包括预算管理、成本控制、资金管理、采购与销售、应收应付、财务核算等模块。通过数据集成分析,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持。

最后,系统部署应用需考虑企业现有IT基础设施,采用云端与本地部署相结合的方式,以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在部署过程中,要逐步实现从传统系统向业财融合管理系统的平滑过渡,避免对企业现有业务运营造成冲击,实现最大化的业务与财务协同效果。

5.2 打造跨部门协作机制,实现业财流程再造

打造跨部门协作机制是实现业财流程再造的关键步骤。跨部门协作机制主要包括组织架构调整、沟通协调机制建立、流程标准化、绩效考核机制的优化。

首先,企业管理层需发挥主导作用,重新设计组织架构,设立专门的业财融合工作小组或项目团队,成员应来自业务、财务、IT等相关部门,确保各部门利益与目标一致,并由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小组负责人,负责整体协调推进工作。小组需定期召开会议,确保信息及时传递与跨部门高效沟通,避免因信息滞后或传递不畅而造成业财融合流程阻塞。

其次,流程标准化作为跨部门协作的核心,通过梳理业务与财务流程,制定统一的操作标准,可确保不同部门在执行过程中能按照一致的标准和步骤进行操作。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需共同参与流程再造设计,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分工与交接点,确保数据流通与信息共享无缝对接。例如,IT部门可配合业务与财务部门,通过信息系统优化来支持流程自动化、智能化,减少人为操作中的误差。又如,企业需鼓励部门之间通过协作、共享工具,如ERPCRM系统等,实现流程的透明化与实时数据共享,以此来提升企业整体业财融合协作效率,达到业财流程无缝衔接的目标。

5.3 引入数字化技术,构建智能化业财融合评价体系

为解决业财融合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的问题,企业需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智能化的业财融合评价体系,从而对企业业财融合实现精准、全面的评估。

首先,企业可借助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收集相关信息,建立全面的绩效指标体系。该体系不仅涵盖传统的财务指标,如收入、利润、成本控制,还要纳入业务与财务的协同效应、长期战略目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等维度的指标。

其次,企业可通过智能化工具对评价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动态调整,以此来确保业财融合对企业整体运营的贡献能得到有效量化、评估。例如,企业可利用数字化平台来整合业务与财务流程的数据,实现数据自动化收集与智能化分析,从而动态跟踪企业业财融合的各项指标。大数据技术可帮助企业实时跟踪业务部门、财务部门的运作情况,通过对关键数据的分析,生成动态的绩效报告,及时反映业财融合中的协同效果与潜在问题,从而增强管理者对业财融合过程的洞察力。

最后,为提升评估的客观性,企业可制定统一的跨部门绩效考核标准,确保业务部门、财务部门在融合过程中的职责与贡献能被清晰衡量。例如,由人力资源部门主导开展绩效评估工作,基于数字技术制定涉及业财融合工作的绩效考核周期、程序、方法和工具等考核标准,激励各部门在流程协同中承担责任,推动协作效能提升。

5.4 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构建数字化人才队伍

为解决企业数字化人才缺失问题,企业可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通过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强化业财融合所需的人才储备。一方面,在外部人才引进方面,企业要积极吸引具备数字化管理、数据分析及跨领域融合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企业可与高校、培训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设立人才定向培养计划、联合实习项目等方式,提前锁定优秀的数字化人才。企业也可在招聘时注重多学科背景的人才,即具备业务、财务、信息技术综合能力的候选人,通过优化薪酬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品牌吸引力等措施,与市场中的竞争者展开竞争,吸引更多数字化人才加入企业。另一方面,在内部人才培训升级方面,企业要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培养现有员工的跨领域技能。财务人员要加强对业务流程的了解以及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业务人员要掌握基本的财务知识与数字化操作技能。企业需加强针对员工的数字化技术培训,涵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例如,企业可通过设立跨部门轮岗机制,让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有机会参与对方领域的实际操作,从而增强企业员工的综合职业素养,同时,加强与IT部门工作人员的交流合作,在企业内部构建一支具备较高业财融合能力的数字化人才队伍。

6 结语

基于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业财融合不仅是技术升级,也是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本研究深入分析了企业在业财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信息化程度不足、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割裂、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以及数字化人才缺失等问题,研究发现,企业业财融合推进不仅依赖于技术提升,更要实现组织结构、流程设计、人才策略的全方位优化。企业可通过打造智能化的业财融合管理系统,推动跨部门协作和流程再造,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建立起科学评价体系,以确保业务与财务协同动态优化。培养与引进具备数字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可为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提供竞争优势。数字化技术为业财融合提供了技术支撑,研究表明,企业通过业财融合推进,不仅能提升运营效率,还能增强自身战略决策的科学性与灵活性,更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较强的适应力,因此,企业要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以此为契机推动业财深度融合。

作者简介:于金金(1992-),男,江苏宿迁人,会计师,研究方向:业财融合、绩效考核、财务信息化。

江苏方洋集团有限公司 于金金

新常态下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的融合发展路径解析

摘要:在新常态下,企业面临转型升级、人才争夺加剧、文化落地不足等挑战,亟需在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融合方面寻求突破。论文基于新常态下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剖析了二者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了融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将企业文化贯穿管理全过程;构建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提升文化渗透力;加强文化绩效评估,推动文化管理良性互动。通过践行这些策略,企业可以实现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的深度融合,进而增强企业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和执行力,为企业基业长青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新常态,企业文化,企业管理,融合发展

1 引言

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企业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引领作用,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的融合。一方面,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的精神力量,也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新常态下企业管理创新变革势在必行,需要先进文化来武装员工思想、指引行动。

因此,推动二者的融合发展,让文化真正融入管理、引领管理、创新管理,让管理充分体现文化内涵、传承文化价值,是新形势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对于凝聚发展共识、提振员工士气、推动管理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融合的重要意义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旗帜,是引领企业发展、提升企业软实力、推动管理变革的重要抓手。先进的企业文化承载着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经营理念和发展愿景,为企业指明前进方向,凝聚员工智慧和力量,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企业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新常态下,企业管理变革已成为大势所趋,唯有用先进文化武装企业管理,才能扫清思想障碍,凝聚改革共识,化解变革阻力,推动管理从“要我变”到“我要变”的根本转变。同时,文化建设也是管理创新的不竭源泉,能够启迪管理思想,为变革创新提供智力支持。此外,企业文化还是企业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优秀的文化能够塑造良好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员工忠诚度和创造力;彰显企业社会责任感,赢得各方信赖和支持。这些无形的文化资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是构筑竞争优势的坚实根基。因此,将文化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与企业管理充分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为企业基业长青奠定坚实基础。

3 新常态下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面临的挑战

3.1 转型升级的挑战,需要企业文化引领管理变革

在新常态下,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企业必须加快转型步伐,实现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从依赖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这对企业的管理模式、经营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管理变革势在必行。然而,管理变革绝非易事,需要先进的企业文化来引领和推动。但现实中,一些企业的文化建设还存在着脱离管理实际的问题,未能很好地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同时,在转型过程中,一些企业新旧文化交织,价值理念发生冲突,员工的文化认同感下降,凝聚力和向心力减弱,影响了变革的进程和效果。企业文化建设如何紧密结合管理实际,用文化的力量破解转型难题,推动观念、行为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是摆在许多企业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这考验着企业家的战略眼光和文化智慧,也对企业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3.2 人才争夺激烈,需要企业文化增强凝聚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当前,各行业的人才争夺呈现出“空前激烈”的态势,人才流失已成为许多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对此,不少企业花重金招揽人才,制定优厚的薪酬待遇,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忽视了企业文化建设对人才凝聚的重要作用。在人才争夺中,物质激励固然重要,但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结更为关键。一些企业过于强调短期激励,却忽视了文化建设,未能在精神层面给予员工归属感和认同感;一些企业重形式、轻内涵,文化缺乏感召力和吸引力;还有一些企业文化缺乏人文关怀,未能为员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久而久之,员工缺乏向心力,极易被其他企业“挖角”。

可见,在人才争夺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如何以文化凝聚人、以文化育人,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是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企业能否在人才争夺战中胜出的关键所在。

3.3 文化落地不足,需要创新传播方式提升执行力

企业文化要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落地生根、形成生产力。只有扎根于管理实践的沃土,转化为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企业文化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不少企业在文化落地上还存在着明显短板。一些企业热衷于高大上的文化包装,却缺乏务实管用的文化实践,文化成了悬在空中的“空中楼阁”;一些企业囿于单一的文化宣贯模式,缺乏互动体验式的文化活动,员工的知晓率、参与度不高;还有一些企业将文化建设与管理实践割裂开来,“两张皮”现象严重,导致员工的文化自觉和行为自律意识不强。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渠道不畅、方式方法欠创新所致。员工天天被各种信息和事务所包围,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的文化传播,已难以吸引员工的注意力,更难以内化为员工的行动自觉。新常态下,企业必须创新文化传播模式,用贴近员工、贴近管理的鲜活方式,推动文化落地,让文化真正入脑入心、形成习惯,这是新形势下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

4 新常态下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的融合路径

4.1 贯穿管理全过程,将企业文化融入企业管理

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与企业管理深度融合,贯穿于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形成“将文化融入管理之中,将管理蕴含于文化之内”的良性互动。这就要求企业在制定发展愿景、经营使命和战略规划时,要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充分吸收和体现文化理念的精髓,使文化成为指引企业发展的灯塔和罗盘,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在设计各项管理制度时,要将企业文化的核心要素充分体现其中,把文化的要求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行为规范和管理流程,使文化真正内化为组织运行的基因,成为每一个员工的自觉行动。与此同时,还要注重营造浸润文化气息的组织氛围,在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彰显文化特质,让员工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熏陶,使其自觉将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文化指导和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过程中,企业文化必将在企业管理的沃土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推动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效率的系统提升。只有这样,企业文化的引领作用、凝聚作用和导向作用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企业上下才能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才能不断提升,进而推动企业基业长青、行稳致远。

4.2 适应发展战略,构建企业文化体系

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紧密契合企业发展战略这一主旋律,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文化体系。这就要求企业在谋划文化建设之初,要立足企业战略发展的高度,科学界定文化建设的战略定位和目标导向,明确文化建设的实施路径和关键举措,使文化建设与企业发展形成同频共振、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要高度重视企业核心价值观这一文化建设的灵魂和精髓,通过各种形式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使员工在思想观念上形成高度共识,凝聚起同心同德、携手奋进的强大力量。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文化传播机制的构建,创新传播方式方法,综合运用文化手册、主题宣讲、专题培训等多种载体和形式,推动文化理念深入人心、“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外,切不可忽视文化建设成效评估和优化改进,要建立常态长效的文化评估机制,强化评估结果的转化运用,持续增强文化建设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感召力。通过构建起这样一套系统完备、环环相扣、执行有力的文化体系,企业文化建设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企业战略目标的达成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4.3 坚持人本管理,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关爱员工,是新常态下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要求企业要树立“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的理念,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经营管理和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企业要积极关注员工的发展诉求,创造条件满足员工在工作中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需求,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潜能发挥。在管理中,要充分尊重员工的主体地位,积极营造民主、平等、互信的组织氛围,通过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与此同时,企业要不断创新完善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给予员工持续的激励和鼓舞,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员工个人价值与企业发展目标的高度统一。要高度重视员工职业生涯发展,拓宽员工的成长通道,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搭建员工成长成才的舞台,实现员工个人职业生涯与企业发展的同频共振、同步提升。在企业发展成果共享上,要加大员工关爱服务力度,用心用情做好员工的关怀帮扶,让员工切身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使其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4 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提升文化渗透力

文化传播是推动企业文化落地生根的关键一环。在新常态下,企业要着力创新文化传播模式,丰富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形式,不断增强企业文化的感召力和渗透力。这就要求企业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学习文化、践行文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企业文化的深刻内涵,形成自上而下推动文化建设的“头雁效应”。同时,企业要构建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传播渠道,综合运用线上线下各种载体和平台,营造浓厚的文化建设氛围。例如,可以通过编制文化手册、开设微信公众号、设置文化宣传栏等方式,深入解读企业文化理念;举办形式多样、员工喜闻乐见的文化节、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特色文化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员工的文化素养。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员工的主体参与,广泛听取员工对文化理念、行为准则的意见建议,积极引导员工参与文化建设,让员工成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不断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文化建设的执行力。唯有创新文化传播模式,用入脑入心的方式推动文化触及员工、感染员工,员工才能真正成为企业文化的自觉践行者,企业文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企业在新的发展阶段再攀高峰、再创辉煌。

4.5 加强文化绩效评估,推动文化管理良性互动

构建完善的文化绩效评估机制,是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要将文化建设的成效纳入整体绩效评估的范畴,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评估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和不足。在实施过程中,要将文化绩效评估的结果与员工的绩效考核、奖惩机制紧密挂钩,形成常态化的文化管理闭环,激发员工参与文化建设、践行文化理念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企业还要高度重视文化绩效评估中的反馈改进环节,通过领导评价、员工互评、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渠道,全面诊断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客观剖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评估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完善,推动文化建设不断突破、螺旋式上升。更为关键的是,要注重评估成果的转化运用,根据评估结果有的放矢地调整文化实践的策略和举措,切实增强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只有建立健全文化绩效评估机制,并充分发挥其导向、监督和激励作用,企业文化建设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企业文化与管理的融合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才能不断增强,为推动企业在新常态下转型发展、提质增效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常态下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的融合发展,对于提升企业软实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着眼全局,将文化建设融入管理各个环节;又要突出重点,在人才凝聚、文化落地等方面持续用力。

企业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把文化建设放在与生产经营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强文化与管理的耦合互动;要创新路径方法,在体制机制、考核评价等方面不断深化文化管理的融合;要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推进文化建设,不断厚植文化底蕴,提升核心竞争优势,推动企业基业长青、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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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聂贵洪.新常态下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的融合发展路径解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32620):120-122.

[4]夏春秋.电力企业党建和企业文化的融合方法探析[J].现代企业文化,202322):13-16.

[5]常梦.新时代国企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及对策[J].现代企业文化,202314):1-4.

[6]王江波.新常态下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的融合发展路径[J].中国商界,202212):160-161.

作者简介:李奕含(1992-),女,陕西杨凌人,讲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管理学院 李奕含;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 徐文青

国有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摘要: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和基石,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何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管理者密切关注的议题。在国有企业的战略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而绩效管理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能够激励员工,将其潜力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对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重大影响。基于此,论文对绩效管理的概念与内容进行了简单介绍,分析了国有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提高国有企业绩效管理水平的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国有企业,绩效管理,解决对策

1 引言

21世纪,人才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也是企业稳定成长的内在推动力,这使得人力资源管理变得尤为关键。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种有效管理工具,能够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并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这对于企业保持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社会价值的重要责任。目前,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员工个人和企业整体的绩效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从整体来看,由于体制机制的限制,以及管理者对绩效管理重视不够、员工认识不足等现实困境,国有企业的绩效管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管理模式陈旧、激励效果不明显、考核工作未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通过优化绩效管理来提升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任务。

2 绩效管理的概念与内容

绩效管理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其涉及管理者与员工共同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系列活动。这个过程包括制定绩效计划、开展绩效监控与辅导、实施绩效考核与反馈,以及将绩效结果应用于激励和奖励机制中[1]。绩效管理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绩效计划。绩效计划是绩效管理的起点,其为整个绩效管理流程奠定基础。在制定绩效计划时,必须确保计划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并且要通过有效的沟通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参与到目标设定、评估标准和考核周期的确定过程当中。

第二,绩效监控与辅导。绩效监控与辅导是绩效管理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管理者需要定期监督员工的工作进展,并提供必要的指导。这包括定期检查工作进度、收集绩效数据,并与员工进行沟通,提供反馈和建议,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三,绩效考核与反馈。绩效考核与反馈是评估员工工作表现的环节。管理者需要根据既定的标准对员工的工作成果进行量化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员工。在反馈过程中,管理者应该详细解释评估结果,记录员工的反馈和意见,帮助员工理解自己的工作表现,并指导他们如何改进[2]

第四,绩效结果运用。绩效结果运用是将绩效评估结果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环节。根据员工的绩效表现,企业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或惩罚,以此来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

总之,绩效管理的每个环节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持续改进的管理过程。

3 国有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对绩效管理不够重视

部分国有企业领导层对绩效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充分理解其在企业发展和员工成长中的核心作用。他们往往将绩效管理简化为奖金分配的依据,忽视了其在提升组织效能和员工个人发展中的多维价值。部分国有企业领导层还将绩效管理视为一种例行公事,仅仅为了给员工打分而进行。由于绩效考核的结果对领导者个人没有直接影响,他们可能会为了避免得罪下属,而采取平均主义的打分方式,这种做法无法真实反映员工和部门的工作表现和贡献。

另外,部分国企员工对绩效管理持有偏见,他们认为绩效管理是领导层的职责,自己只需按照规定配合即可。在绩效考核过程中,他们认为考核结果与个人表现关系不大,更多地取决于与领导的关系,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年终奖金,他们就认为绩效考核与自己无关。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成长,还容易引发上级与下级、各部门之间的矛盾[3]

3.2 绩效考核指标设计不合理

第一,考核指标与企业战略脱节。部分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指标未能与企业的长远战略紧密结合,导致考核指标过于注重短期经济效益,忽视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战略目标。

第二,考核指标单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过于单一,通常只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其他关键的绩效指标,如员工满意度、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这种单一的指标体系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过于局限和狭隘,忽视了企业的整体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考核指标设计不科学。部分国有企业在设计绩效考核指标时,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指标设置可能过于理想化,与实际工作脱节,导致员工难以达成,或者指标过于简单,无法真实反映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贡献。

第四,考核指标缺乏动态调整。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但部分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指标缺乏动态调整机制,不能及时反映新的变化和需求,使得考核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4]

第五,忽视员工个人发展。在绩效考核指标设计中,部分国有企业忽视了员工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没有将员工的职业发展和能力提升纳入考核体系,导致员工缺乏成长动力和职业发展路径。

3.3 考核结果缺乏反馈

绩效沟通是国有企业绩效管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目前,国有企业绩效沟通环节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反馈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往往缺乏有效的绩效反馈机制,考核结果只是单向公布,没有形成互动的反馈流程。这导致员工对自己的表现和改进方向缺乏清晰的认识,无法根据考核结果进行针对性的改进。

第二,考核结果反馈不及时。部分国有企业在绩效考核结束后,不能及时将考核结果反馈给员工,导致员工错过了改进工作表现的最佳时机。

第三,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部分国有企业在绩效考核过程中,没有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当员工对考核结果有不同意见时,虽然人力资源部门会记录他们的反馈和申诉,但通常不会对员工的表现进行复审或重新评估。第四,考核结果反馈形式化。即使存在反馈,也可能过于形式化,缺乏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员工无法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帮助。

3.4 考核结果运用不充分

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是确保绩效管理体系有效性的关键组成部分,其效果直接影响整个绩效管理体系的成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绩效考核结果的运用仍不充分。

第一,奖惩制度执行不力。在国有企业中,尽管绩效考核制度明文规定了考核结果将直接影响员工的薪酬,但实际上很多企业的考核结果与员工的奖惩措施脱节,员工的薪酬调整与绩效考核结果不挂钩或挂钩不明确,员工的优秀表现没有得到相应的奖励,而不良表现也没有相应的惩罚,导致员工对薪酬的公平性产生怀疑,影响其工作积极性。

第二,晋升和培训机会分配不公。目前,考核结果未能有效用于员工的晋升和培训机会分配,员工无法获得全面的能力提升和技能发展,这将难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进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团队凝聚力。

第三,与员工个人发展计划结合不够紧密。部分国有企业未能充分重视员工的长期职业规划,绩效评价结果未能有效融入员工个人发展计划当中,使得员工看不到个人发展与绩效考核的直接联系,缺乏长期工作动力。第四,忽视员工心理和情绪反应。在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过程中,部分国有企业忽视了员工的心理和情绪反应,未能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辅导,导致员工对考核结果产生抵触情绪。

4 提高国有企业绩效管理水平的对策

4.1 提高对绩效管理的认识

第一,强化绩效管理意识。国有企业高层需要树立正确的绩效管理意识,充分认识到绩效管理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性。企业可以定期邀请企业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专家,为中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专业的绩效管理培训,提高管理层对绩效管理的认识。

第二,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至关重要。这包括明确绩效目标、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标、实施有效的绩效监控和沟通机制,以及建立公正的绩效评价和反馈流程[5]。国有企业要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在绩效管理中的职责,确保绩效管理工作得到有效执行,避免仅仅将绩效管理视为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而是要让所有管理层都参与到绩效管理工作当中。

第三,加强绩效管理培训和宣传。通过培训和宣传,提高全员对绩效管理的认识。具体可以通过全体员工大会、内部通信等方式,传达绩效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帮助员工实现个人职业发展,确保员工了解绩效管理对个人和组织发展的积极作用。

4.2 构建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国有企业在设计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时,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以确保考核指标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第一,明确考核目的并与企业战略有效衔接。企业要明确绩效考核的目标,这通常与企业的长期战略规划和年度目标紧密相关,确保员工的工作目标与企业的发展目标一致。第二,指标要具体化和可衡量。考核指标应该是具体的、可衡量的,这样可以让评估更加客观和公正。可以通过设定具体的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时间、质量要求等来体现指标的具体性。

第三,制定差异化的考核指标。国有企业应根据不同岗位确定差异化考核标准。中层管理人员是部门的核心领导者,他们的绩效考核指标应与部门的目标和责任紧密对齐。例如,市场部门的负责人不仅要带领团队实现销售目标,还要根据市场动态制定和调整销售策略,同时还要负责团队的培训和发展。

因此,他们的考核指标应该包括销售业绩、市场策略的有效性、员工培训计划的实施情况等。对于基层员工,考核指标的设计应当简单明了,同时,要与企业的整体战略目标相协调。通过分析职位说明书和使用鱼骨图等工具,可以确定与岗位职责相对应的考核指标。

4.3 做好绩效管理的反馈沟通

在国有企业中,绩效管理的反馈沟通是确保评估过程公正性和合理性的关键环节。

第一,建立多渠道沟通机制。国有企业应建立包括但不限于定期会议、一对一会谈、内部网络论坛、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工具等多种沟通渠道,以便于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交流。管理者应根据具体情况和员工的个性特点,选择最合适的沟通方式。这要求管理者不断学习和掌握各种沟通技巧,包括倾听、总结和感知员工的需求和期望,以确保沟通的有效性。

第二,提供培训和支持。国有企业要对员工和管理层进行沟通技巧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确保他们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需求。企业要鼓励员工提出意见和建议,管理层应积极响应并给予反馈,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同时,通过定期的绩效评估会议,及时向员工反馈他们的工作表现,以及如何改进的具体建议。

第三,提升绩效沟通的持续性。绩效沟通不应仅限于正式的考评周期,而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和支持性的工作环境,鼓励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持续改进和成长。

4.4 强化绩效考核结果应用

绩效管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核结果的应用。国有企业应当合理利用考核结果,以确保员工的满意度,并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企业和员工的共同成长和提升。

第一,与薪酬体系相结合。薪酬是员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此,将绩效考核结果与薪酬直接挂钩是提高员工对绩效管理重视程度的关键。企业应该确保绩效优秀的员工能够得到相应的工资增长或奖金奖励,而表现不佳的员工则可能面临工资调整。这种直接的价值分配方式能够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

第二,指导人力资源规划。绩效考核结果可以为人力资源部门提供宝贵的数据,帮助他们了解哪些岗位需要加强或补充人才。通过分析考核结果,人力资源部门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招聘,确保新员工能够满足企业的关键需求。

第三,促进员工职业发展。年轻员工往往更加关注个人职业发展的机会。国有企业应该利用绩效考核结果来帮助员工规划未来的职业道路。对于表现优异的员工,可以通过岗位轮换、专业培训等方式来提升他们的技能,并在晋升时给予优先考虑;对于表现不佳的员工,企业应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和支持,帮助他们改进工作表现,如果培训后仍无明显改进,可能需要考虑调整岗位。

5 结语

总之,人才是企业得以稳定发展的内驱力,绩效管理在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有企业应结合市场环境以及企业战略目标等因素,构建一套高效的、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员工绩效水平,更好地挖掘员工潜在的能力,形成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机制的良性循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朝着企业目标持续、健康、有力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崔国东,李诗桐,程延园,等.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组织绩效的路径:基于员工赋能视角的案例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373):78-92+114.

[2]葛淳棉,詹敏敏,邓慧琪,等.强制分布评价制度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2393):6-22.

[3]何斌,赵楠,何琴清,等.管理模式转型视角的数字化管理适应性变革研究——以字节跳动为例[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2):29-36.

[4]沈亮俊.国有出版企业绩效考核管理优化探究[J].中国出版,202220):52-55.

[5]苏萍芳.国企绩效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探[J].中国市场,20211):88-89.

作者简介:樊承年(1971-),男,浙江象山人,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宁波市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樊承年

数字化转型对上市公司供应链管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摘要:在全球经济日益数字化的当下,上市公司面临着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的迫切需求。数字化转型,即企业采用现代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改造传统业务流程与模式,已成为推动供应链管理效率革新的关键驱动力。论文系统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优化信息流、强化数据驱动决策、推进智能化设备应用及自动化流程,最终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同时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为上市公司实施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提供了策略建议。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上市公司,供应链,管理效率

1 引言

在全球化与技术驱动的商业环境下,上市公司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供应链管理效率的优化。供应链管理是企业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涉及从原料采购到产品交付全过程中的流程设计、资源调配及信息流的有效管理。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供应链透明度、响应速度和成本效益的关键途径。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上市公司供应链管理效率,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挑战。

2 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管理效率的理论基础

2.1 数字化转型的定义与内涵

数字化转型被定义为企业通过采用和集成各种数字技术来改造其业务流程、文化和客户体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预期的过程。这一概念在供应链管理领域尤其关键,涉及利用数字化工具和解决方案优化供应链操作的全局。在供应链管理效率日益提升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涵盖了从简单的自动化到先进的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其目标在于提高透明度、增加敏捷性以及降低运营成本,其中包括利用物联网设备收集实时数据、应用云计算提供无缝数据访问和分享,以及部署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优化库存管理和需求预测。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不仅限于技术的应用,更关注企业如何重构其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确保跨部门的协调和协同作业,以及如何利用数字数据支持策略决策和提升客户服务质量。此外,数字化供应链的构建也需要企业对数据治理、技术标准和安全问题有全面的规划和控制,这些都是提升供应链整体效率和反应能力的关键因素。

2.2 供应链管理效率的概念与指标

供应链管理效率是衡量企业在整合和协调其供应链活动中,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服务最优化程度的关键指标,它关注的是物料、信息与资金流在供应链各环节的流动速度与成本控制能力。有效的供应链管理不仅需要实时监控货物流向和库存水平,还需要优化供应商选择、采购策略和物流运作,以降低运营成本并提升服务质量。在量化供应链管理效率时,常见的指标包括订单履行周期、库存周转率、供应链成本占销售比重、供应链响应速度以及顾客满意度等。这些指标共同作用,反映了供应链的整体表现与竞争力。订单履行周期衡量从接收顾客订单到完成交付的时间长度,是评价供应链反应速度的重要指标;库存周转率反映了企业在一定时间内销售或使用其库存的效率,是成本控制能力的体现;供应链成本占销售比重指的是供应链操作成本与销售收入的比例,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供应链响应速度体现了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高效的供应链能迅速调整生产和分配计划以应对市场需求波动;顾客满意度则从终端用户的角度评估供应链管理的成功程度,包括准时交付、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等方面[1]

2.3 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管理的影响机理

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管理的影响机理涵盖了通过集成和应用先进的数字技术优化供应链运作的多个方面,关键在于其通过提高信息流的质量和速度、增强供应链透明度以及通过智能系统优化决策过程来实现管理效率的提升。这一转型过程通过实施物联网(IoT)技术使供应链中的每个节点都能实时监测和传输数据,从而实现对物料流动的实时追踪和管理。这不仅提升了供应链的可视性,还增强了对供应链中潜在瓶颈和问题的预测与应对能力。而云计算的运用使得各种供应链数据可以被集中存储和处理,提供了一个平台以支持跨地域、跨组织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有效地缩短了供应链决策时间,降低了成本,提升了响应速度。此外,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从大规模的供应链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对市场需求、消费者行为和供应链风险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支持更精准的需求预测和库存管理,优化供应链的整体性能。

3 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分析

3.1 不同行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进展

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进展和特点,这种差异反映了行业特性、市场需求和技术成熟度的多样性。在制造业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集中于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制造,通过引入工业物联网(IoT)和机器学习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从而优化生产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零售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则侧重于消费者数据的分析和电子商务平台的优化,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消费者行为,上市公司能够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和提高库存管理的精确性,同时提升消费者体验和市场响应速度。金融服务行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引入了更多的在线服务和移动银行功能,利用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改善交易安全性和透明度,同时通过算法优化信贷审批和风险管理流程。而在物流和运输行业,数字化主要表现在通过GPS和物联网设备优化物流路径和车辆管理,大幅提高了物流效率和减少了运输成本[2]

3.2 数字化技术在供应链中的应用现状

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中,数字化技术已成为上市公司供应链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技术的应用旨在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效率及灵活性。具体来说,云计算技术使得供应链数据的集中管理与实时共享成为可能,为供应链中的各方提供了统一的信息视图,极大提高了决策的速度与准确性。物联网(IoT)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仓库管理和物流追踪领域,通过实时数据收集与监控,提高了库存精度和运输效率,降低了过剩库存和缺货的风险,同时优化了货物的配送路径和时间。大数据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改变了传统的需求预测方法,使得供应链管理更加基于数据驱动。通过分析历史交易数据、市场趋势以及消费者行为,上市公司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和供应策略。

3.3 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各环节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上市公司供应链的各环节影响显著。从供应商管理、库存控制、物流优化到客户关系管理,每一环节都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实现了效率的大幅提升。在供应商管理方面,数字化平台和工具,如供应链管理软件(SCM)以及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的应用,使得上市公司能够更高效地选择和管理供应商,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成本效率。库存控制得益于物联网技术和自动识别系统,如射频识别(RFID)技术。这些技术提供了对库存水平的实时可视化,大幅降低了过剩或短缺的风险,从而优化了库存成本和空间利用率。在物流优化方面,通过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高级路线规划软件,上市公司能够有效地规划运输路径,减少交货时间和运输成本。

3.4 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在现代供应链管理中,数字化转型呈现出一系列挑战与机遇,尤其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这一过程更为复杂和具有多维性。挑战主要来自供应链整合的技术障碍、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以及跨部门协调的困难。技术障碍包括旧有信息系统与新兴数字技术之间的兼容问题,更新换代的高成本以及员工对新技术的适应和接受程度。数据安全问题则涉及供应链中各环节数据的安全存储、处理和传输,需要上市公司投入大量资源以确保信息不被非法访问或泄露。此外,跨部门协调困难导致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影响决策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然而,数字化转型也为供应链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实施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系统(SCMS),公司能够实现库存优化、成本控制以及响应速度的提升。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可以对供应链进行更深入的见解和预测,从而优化库存管理和需求预测,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此外,数字化平台的建立能够增强供应链的透明度,提高其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针对上述挑战,上市公司在推行数字化转型时应采取以下策略:首先,针对技术障碍,企业应进行全面的技术评估,选择与自身业务模式和技术基础相匹配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采用分阶段实施策略,逐步替换或升级旧有系统,以减轻技术整合过程中带来的冲击。其次,应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尤其是在数据分析和系统操作方面,以提高员工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和使用效率[3]。再次,建立全面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从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双管齐下,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机密性。最后,推动跨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流程整合,通过建立统一的数字化平台来消除信息孤岛,增强协同效应。

4 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管理效率的影响

4.1 信息流优化对供应链效率的提升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效率通过信息流优化得到显著提升。信息流的优化主要体现在数据透明度的增强、信息共享的实时性以及决策支持系统的智能化。数据透明度的提升允许各供应链环节之间实现信息的无障碍流通,这不仅减少了库存冗余,还缩短了响应时间,增强了供应链的敏捷性和响应能力。例如,通过实时数据监控,公司能够迅速应对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库存水平,从而降低成本并提高服务水平。信息共享的实时性是供应链管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上市公司能够通过集成的平台实现供应链上下游的即时信息交流。这种高效的信息流转有助于同步供应链各方的操作,减少供应链断点,确保生产与配送的高效协同。信息共享还包括对外部数据的集成,如市场趋势、原材料价格等,这些信息对于预测供应链风险以及及时调整战略至关重要。

4.2 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对供应链响应速度的提升

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DSS)在提升上市公司供应链管理的响应速度和效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集成先进的分析工具和算法,企业能够处理和分析大规模数据集,以发现趋势、预测需求并优化供应链决策过程。这种数据驱动的方法不仅改善了决策的质量,还缩短了决策时间,提高了企业对市场变动的适应能力。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从原材料采购、生产计划到最终产品的分销和销售,数据驱动的DSS能够提供实时的洞察和预测,帮助管理者优化库存水平,减少过剩或缺货的情况,同时调整生产速度以匹配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避免资源浪费和潜在的服务中断。例如,通过实时分析销售数据和市场反馈,DSS可以预测特定产品的需求增减情况,允许供应链管理者迅速调整供应策略,增强供应链的敏捷性和灵活性。

4.3 智能化设备与自动化流程对效率的提升

智能化设备与自动化流程在提升上市公司供应链管理效率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些技术的实施不仅提高了操作速度,还大幅降低了错误率和人力成本。在供应链的多个环节,如仓库管理、物料搬运、产品组装和包装,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已经能够执行复杂的任务,将大量劳动力从传统人工操作中解放出来。这些机器人能够不间断地工作,不受传统工作时间限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和处理的连续性和效率。例如,在仓库内,自动化的存取系统和自动导引车(AGV)可以确保物品快速、准确地被存储和取出,同时降低了物品损坏和错误配送的风险,提高了库存准确性。在生产线上,与物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智能化设备可以实时监控生产状态和设备运行情况。预防性维护程序能够根据设备数据自动触发,避免了意外停机和生产延误。这不仅优化了生产效率,也提升了产品质量[4]

4.4 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风险与成本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上市公司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和成本控制带来了显著影响。通过实施高级数据分析、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企业能够更有效地预测和应对潜在风险,同时优化成本结构。数字化工具和系统为供应链活动提供了深入洞察,使企业能够实时监控供应链状态并快速响应外部变化,从而降低由于市场不确定性、供应中断或需求波动带来的风险。具体而言,数据驱动的风险评估模型可以帮助企业识别和评估关键供应商的风险水平,实现更为精细化的供应链设计。这不仅增强了供应链的适应性和韧性,还通过优化供应商网络降低了依赖单一供应源的风险。此外,数字化转型通过自动化和流程优化显著降低了操作成本和错误率,智能化系统可以自动执行订单处理、库存管理和物流调度等任务,减少了人工干预需求以及相关人力成本。而精确的需求预测和库存优化也大大降低了库存持有成本和积压风险,提升了整个供应链的成本效率。

4.5 客户响应与服务水平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在上市公司供应链管理中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客户响应能力和服务水平。通过整合先进的信息技术系统,如客户关系管理(CRM)软件、实时数据分析平台及自动化客户服务工具,企业能够更快速、更准确地理解和满足客户需求。数字化工具使公司能够在接收到客户订单后迅速处理和响应。自动化的订单处理系统减少了处理时间和人为错误,确保了订单履行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通过实时跟踪技术,客户可以实时查看订单状态和物流信息,这不仅增强了透明度,也提高了客户的信任和满意度。此外,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使得企业通过分析历史购买数据和市场趋势来预测客户需求,从而使供应链能够更灵活地调整生产和库存策略,以适应市场变化,进而优化库存水平,减少积压并降低过时风险[5]

5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数字化转型在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方面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效果,指出了上市公司在应对复杂供应链环境时可以采用的策略。通过这些策略,企业不仅能够优化供应链操作,还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市场反应速度。此外,文章还探讨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挑战与风险,为上市公司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建议。这一研究不仅对企业管理者具有指导意义,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参考,以便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管理效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彭梓倩,周鹏.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供应链信息传递的视角[J].管理现代化,2023431):82-90.

[2]马欣欣,尹伟伟.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供应链集成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219):25-28.

[3]刘桓,窦文章.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A股上市流通企业的经验证据[J].管理科学与工程,2024134):773-786.

[4]李绮,吕点.商业模式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生态系统创新的影响[J].物流工程与管理,2023457):152-154.

[5]孙月梅.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46):31-34.

作者简介:施烽塬(1994-),男,湖北黄冈人,会计师,研究方向:企业财务与经营管理。

国网武汉供电公司 施烽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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