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4日 第 2 期
总第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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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会:研究提振消费有关工作,审议通过《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2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提振消费有关工作,审议通过《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研究化解重点产业结构性矛盾政策措施,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

会议指出,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要切实转变观念,把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升消费能力。要聚焦牵动性强、增长空间大的消费领域,深挖消费潜力。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支持便民服务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推动冰雪消费,发展入境消费。推动大宗消费更新升级,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强化消费品牌引领,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持续打造消费新产品新场景新热点。要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制度,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

会议指出,外资企业在吸纳就业、稳定出口、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要拿出更多务实管用举措稳存量、扩增量。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深化相关领域开放试点,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要求,优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要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加大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支持力度,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优化外资并购规则和并购交易程序。要在政府采购等工作中做到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拓宽外资企业融资渠道,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要做好外资项目服务保障,在入出境、停居留等方面为外企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会议指出,要坚持从供需两侧发力,标本兼治化解重点产业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和提质升级。要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标准引领、推进整合重组,推动落后低效产能退出,增加高端产能供给。要优化市场监管,加强行业自律,共同维护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秩序。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不断提高国家发展规划编制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商务部:消费市场总体实现平稳开局

在2月6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介绍,今年春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年味浓、人气足、销售旺,商品消费亮点突出,服务消费活力十足,消费场景拓展创新。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节日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1%,消费市场总体实现平稳开局。

一方面,各类活动丰富多彩。各地商务部门结合地方特色举办新春集市、网上年货节、老字号嘉年华等形式多样的消费促进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激发节日消费活力。黑龙江抓住亚冬会举办契机,组织开展“欢腾亚冬 嗨购龙江”系列促消费活动;四川举办“年味天府·气象万千”百家商圈联动贺新春消费月,满足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商品消费亮点纷呈。春节假期,食品、年俗商品、绿色智能家电、手机、平板等商品热销。重点监测零售企业家电、通信器材销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同时,服务消费活力十足。春节假期,聚餐、旅行、观影、看剧等服务消费需求集中释放。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长6.2%。

此外,消费场景拓展创新。商旅文体健加快融合,数字化、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受到青睐。重庆除夕夜“两江四岸”设置夜景灯饰,推出春晚分会场景点IP、吉祥物快闪及打卡活动;江西举办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直播间活动,创新非遗产品消费场景;浙江嘉兴乌镇景区引入人形机器人,游客纷纷与机器人“握手”、合影留念,感受科技年味。

何咏前表示,后期来看,我国消费市场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回升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各类消费促进活动有序开展,一季度消费市场总体将继续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冯其予

金融监管总局发文规范保险集团集中度风险管理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月8日对外发布《保险集团集中度风险监管指引》,规范保险集团集中度风险管理,促进保险集团稳健经营。

据了解,保险集团集中度风险是指保险集团并表成员公司单个风险或风险组合在保险集团层面聚合后,可能直接或间接对集团正常运营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保险集团因涉及业务领域广、成员公司多,极易形成对同一主体、投资品种、业务区域等相对集中的大额风险暴露。目前,相关监管要求散落在保险集团监管、偿付能力、资金运用等各类文件中,尚未出台统一、规范的集中度风险监管规则。指引将为保险集团加强集中度风险管理提供遵循。

指引明确,保险集团集中度风险管理需遵循审慎性原则、匹配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动态性原则,要求在并表管理基础上,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对集中度风险进行管理。并要求保险集团建立包括集中度风险识别、计量、监测、报告等在内的集中度风险管理流程。

同时,指引要求保险集团推进多维度指标及限额体系建设,建立集中度风险指标与限额的回溯更新机制、集中度风险预警机制、超限额管理机制。

在信息披露方面,指引要求保险集团建立集中度风险信息披露机制,每年6月15日前在官方网站披露年度集中度风险管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集中度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管理策略及其执行情况、风险状况,以及重大集中度风险事件等。

张千千 李延霞

证监会部署资本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力挺”科技创新

2月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这是资本市场领域首个有关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系统性政策文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该文件所涉内容颇为全面,同时概括性较强,透露了资本市场下一步建设的关键方向。

被列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的科技金融,在《实施意见》中占比最重。这与证监会数月来反复强调支持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调高度吻合。

《实施意见》明确,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并从IPO、并购重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多层次债券市场等维度,对科技型企业进行全方位支持。

对于市场颇为关注的IPO方面,《实施意见》明确,将加大对战略性产业支持力度,并列明八个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

对于优质未盈利企业上市,《实施意见》持支持态度。

与此同时,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方面,《实施意见》同样具有诸多值得特别关注的方向性表述。

比如,中小微企业有望获得更多资源支持,证监会将引导市场机构将资源向普惠金融服务倾斜,加大中小微企业对接服务力度;同时推进北交所、新三板普惠金融试点,支持“专精特新”等优质中小企业挂牌上市。

再比如,对于近年来快速拓展的投资顾问制度,监管将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探索构建行业执业标准,同时强调加大对投顾人才队伍的培育力度。

重心落在支持科技型企业

从篇幅来看,科技金融是作为《实施意见》的重中之重。《实施意见》共计18条,其中涉及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具体规定共13条,仅科技金融即占4条。

“数月来,证监会反复强调支持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在IPO、并购重组等方面,科技型企业都被给予更多优待。此番《实施意见》将更多利好向科技型企业倾斜,与监管此前的发声一脉相承。”受访人士分析道。

《实施意见》对科技企业支持的表述为,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具体措施则涵盖IPO、并购重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多层次债券市场四大维度。

具体来看,IPO方面,明确表示将支持优质科技型企业发行上市,并列明八大将被重点支持的战略性产业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

此前,业内认为科创板“第五套”标准被暂停,未盈利企业难以上市。但从《实施意见》来看并非如此,其明确规定,持续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发行上市,同时将更大力度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发行上市。

新股发行承销机制也将进一步优化。2024年6月,证监会曾在“科创板八条”中提出,开展深化发行承销制度试点。《实施意见》明确,将动态评估科创板深化发行承销制度试点实施效果,并适时扩大适用范围。记者了解到,创业板和北交所被优先纳入试点的概率更高。

同样在“科创板八条”中被首次提出的再融资储架发行制度,有望迎来详细落地规范。《实施意见》明确,稳步推动“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落地见效、再融资储架发行制度发布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在鼓励未上市的优质科技型企业登陆A股的同时,特别表示支持境外上市优质科技型企业回归A股。对此,某投行资深保代认为,接下来新上市企业中科技企业占比大概率将进一步加大,未来上市公司中的“含科量”将逐步提高,投资者有望获得更多分享科技企业成长红利的机会。

在并购重组方面,科技型企业同样将获得更多支持。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措施包括六点:鼓励科技型企业开展同行业上下游产业并购,支持上市公司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寻找第二增长曲线开展并购重组;支持上市公司收购有助于强链补链、提升关键技术水平的优质未盈利资产;支持科技型企业合理开展跨境并购;提高科技型企业并购重组估值包容性,支持采用适应新质生产力特征的多元化估值方法;编制更多科技创新指数,开发更多科技创新主题公募基金和相关期货期权产品;对股权激励授予及归属优化适用短线交易、窗口期规定等。

《实施意见》同时强调引导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大多层次债券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并给出共计10条具体措施。

为中小微企业带来“真普惠”

除了科技金融,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另外四个方面——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实施意见》同样作出诸多规定。

在与广大散户投资者关联度相对更高的普惠金融方面,《实施意见》明确将从四个维度出发更好满足居民多元化投资需求。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投资顾问制度,证监会将推动公募基金投顾业务试点转常规,探索构建行业执业标准,培育壮大人才队伍,有序扩大可投产品范围。

“具体投顾规则的出台,相较于速度,全面性更为重要。我国投顾尚且处于早期阶段,投顾质量良莠不齐。如何培养优质投顾、满足哪些要求的机构才有望拥有投顾资格等,都是需要反复打磨之处。”业内人士表示。

完善资本市场服务中小微企业制度安排,也是普惠金融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实施意见》明确,将深入推进北交所、新三板普惠金融试点,支持“专精特新”等优质中小企业挂牌上市;加快建立北交所、新三板普惠金融服务统计评价体系,发挥评价“指挥棒”作用,引导市场机构将资源向普惠金融服务倾斜,加大中小微企业对接服务力度;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健全“专精特新”专板综合服务,加强与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有机联系;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规则对接、标准统一。

与此同时,根据《实施意见》,绿色金融方面,将丰富资本市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产品制度体系;健全绿色债券、可持续信息披露等标准体系,支持绿色产业股债融资,研发更多绿色期货期权品种。

养老金融方面,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满足多元化养老金融需求;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支持银发经济企业股债融资。

数字金融方面,加快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资本市场;推动行业机构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管智能化转型。

崔文静

同比上涨0.5%,环比上涨0.7%——新年首月我国CPI走势向好

国家统计局2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扩大,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7%,同比涨幅由上月的0.1%扩大至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连续第4个月回升,本月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0.6%,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表示,从环比看,服务和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CPI环比由平转涨的主要因素。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37个百分点,占CPI总涨幅五成多。服务中,春节期间出行和文娱消费需求大幅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旅游、电影及演出票价格分别上涨27.8%、16.0%、11.6%和9.6%,合计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28个百分点;受务工人员返乡及服务需求增加影响,家政服务和美发价格分别上涨9.3%和9.2%。食品价格上涨1.3%,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24个百分点,占CPI总涨幅三成多。

从同比看,服务、食品价格受春节错月影响涨幅较大,加之汽油价格回升,共同影响CPI同比涨幅扩大。构成CPI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生活用品和服务、交通通讯两大类价格同比略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据测算,在1月份0.5%的CPI同比变动中,翘尾影响约为-0.2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为0.7个百分点。

1月份,受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处于淡季,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下降0.2%。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张学武表示,从环比看,不同行业出厂价格涨跌互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国内油气开采业、石油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出厂价格分别上涨4.5%和1%;受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金属冶炼加工、水泥等非金属制品、部分下游制造业出厂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从同比看,PPI同比下降2.3%,降幅与上月持平。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展望下一阶段,预计CPI同比涨幅或将小幅回落。伴随春节假期结束,旅游出行、餐饮、电影等消费将有所回落。春节过后,肉类需求回落,叠加豆粕与玉米等主饲料价格处于低位,预计猪肉价格将走弱,鲜菜鲜果等也将因气温回升价格下降。

PPI方面,受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放缓、全球需求趋弱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整体回落,但春节后工业建筑业逐步复工复产,增量政策渐进显效,市场供需关系将得到边际修复,叠加“抢出口”持续,有望推动国内工业品价格回升,预计PPI同比降幅将有所收窄,但走出负区间仍需时日。

温彬表示:“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货币政策将保持宽松,并配合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以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扭转市场主体预期,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熊丽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足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假期,全国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与上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10.8%,其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9.9%和12.3%。

——补贴政策加力带动家电家居类商品消费快速增长。春节假期,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6.4%。建筑及装潢材料等与家居装修相关的商品销售同比增长15.5%。

——旅游服务消费持续较快增长。春节假期,旅游相关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7.5%。其中,休闲观光活动、公园景区服务、游乐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1.9%、59.5%、14.1%。

——文化艺术体育服务热度大幅上升。春节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3%。体育场馆服务、体育健身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35%和224.1%。

——食品类商品消费增势较好。春节假期,粮油食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其中,面包糕点、肉禽蛋奶、粮油零售同比分别增长29.9%、16.9%和14.7%;百货零售、便利店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2%和16.1%。

收入韧性增长显暖意 支出保障民生促发展——透视2024年财政数据

财政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9702亿元,比上年增长1.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4612亿元,比上年增长3.6%。

其中,1.3%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标志着2024年逐月累计财政收入增幅在连续下滑后首次回正,特别是10—12月单月收入增幅连续为正,且增速逐步加快。这不仅彰显了财政收入的韧性,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在宏观政策的有力推动下逐渐回暖。

总体来看,2024年,尽管外部压力增大、内部困难增多,我国财政依旧保持平稳运行,财政收入呈现恢复增长态势,重点领域支出得到切实保障,为经济结构优化、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多重因素交织 税收收入下降

税收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直观反映经济发展态势。2024年,我国GDP达到5%的增速彰显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但全国税收收入为174972亿元,较上年下降3.4%。

对此,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旭红分析认为,税收收入下降主要受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国内需求不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2023年年中出台的一系列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多重因素影响。

从经济大环境看,受到贸易摩擦影响,部分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经营压力,利润空间被压缩,导致所得税等直接税种收入减少。去年,企业所得税共计40887亿元,同比下降0.5%。

从价格因素看,GDP增速是以不变价计算,而税收收入是以现价计算,因此价格变动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2024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2%,企业销售收入因价格下降而减少,相应的增值税等税收也随之减少。

2024年,我国政府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如实施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及提高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等减税政策。从短期来看,减税降费政策直接减少了税收来源,使得税收收入相应下降,去年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收入同比下降3.8%、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1.7%。

“这类政策翘尾因素虽然在短期内降低了税收收入,但却切实减轻了企业和个人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姚东旻指出。

此外,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时,企业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研发、设备更新,这会使企业短期内利润减少,进而降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收收入;而新兴产业创新程度高,可能存在税收政策覆盖不到位、征管难度大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税收流失。

盘活闲置资源资产 非税收入发挥重要作用

2024年,我国财政非税收入44730亿元,同比增长25.4%,在税收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对稳定财政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解释,非税收入增长主要是部分中央单位上缴专项收益和地方多渠道盘活资源资产等,由此拉高非税收入增幅约24个百分点。

2024年以来,面对内需不足、房地产市场低迷、债务付息支出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凸显的形势,地方加大资产盘活力度,从存量中寻找经济增长点,加大对闲置国有土地、厂房、资金、资产、项目的盘活利用,并加强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将收益纳入非税收入,努力增加财政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排污费收入等专项收入占据我国财政非税收入的“大头”,执法机关依法组织实施处罚取得的罚款、没收款、没收非法财物的变价收入(即罚没收入)约占10%。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罚没收入增长14.8%,呈现增幅逐季回落趋势,其中上半年为25.2%、第三季度为13.8%、第四季度为-4.4%。

消费税回暖 结构分化明显

消费是连接生产和民生的桥梁与纽带。2024年,促消费、扩内需成为我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着力点。全年国内消费税实现16532亿元,同比增长2.6%,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信心的恢复和市场活力的增强。

特别是2024年上半年,消费税收入8834亿元,同比增长6.8%,在税收收入整体有一定波动的情况下,呈现出较好的增长态势。

“消费税主要体现为成品油、卷烟、酒等的产销增长,不仅是传统消费品市场恢复的反映,也揭示出消费结构性分化的特点。”姚东旻认为,2024年,成品油产销两旺、烟酒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弹成为消费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相较之下,改善型消费和新型消费的回暖较为缓慢。

“总的来看,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依旧强劲。”李旭红认为,在支持绿色、智能产品消费政策的助推下,新兴消费热点不断涌现,进一步促进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带动消费税明显回升。

未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将逐步提升。“如何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功能,考虑消费结构变化引导行业合理平稳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绿色低碳及能源转型、科技创新及技术升级等问题,是未来政策调节的重点方向。”姚东旻说。

聚焦民生与发展 支出保持力度

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4612亿元,比上年增长3.6%。支出进度和强度都有明显变化。特别是,四季度财政支出节奏加快,12月财政支出同比增长9.6%,回到较高水平。

从支出投向来看,财政部门持续加大对基本民生和重点领域的投入力度。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2114亿元,增长5.6%;教育支出42076亿元,增长2%;农林水支出27045亿元,增长12.4%;城乡社区支出21742亿元,增长5.9%。

“2024年财政支出聚焦民生领域,不仅彰显了政府保障民生、提振经济的坚定决心,还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经济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姚东旻指出。

一方面,大力支持社会保障、就业与教育领域,加大相关支出比例,强化兜底保障能力,切实增强人民福祉;另一方面,通过农林水、城乡社区等领域的重点投入增加基建支出,既能扩大投资需求和创造就业推动刺激短期经济,又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促进社会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实现当前受益与长远发展的统一。

“这两大支出重点相辅相成,在以往对‘强激励’领域集中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补齐过去财政在社会发展领域投入的短板,优化资源配置,充分体现了财政服务全局、惠及长远的功能与价值。”姚东旻说。

“2024年,我国政府不仅有效提高了预算执行效率,而且确保了资金精准投向关键领域。”李旭红认为,农林水领域的投入有助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社区事务支出的增加促进了城市和乡村公共设施的改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反映了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支持,这些支出强化了公共服务供给,增强了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进一步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夯实了基础。

敖阳利

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增长,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75238亿元,同比增长14.4%。我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专家分析,服务贸易正处于创新提升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表示,当前全球服务贸易增速明显高于货物贸易增速,服务贸易成为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作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2024年旅行服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全年进出口达20511.5亿元,增长38.1%。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放宽优化,外国游客“说来就来”游中国成为现实,带火了中国入境游市场。继“City不City”之后,“周五下班去中国”成为国际新热潮。2024年,出入境外国人6488.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2.9%。

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出海,带动中国文化服务出口增长。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的进出口表现尤为亮眼。2024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幅为39.3%,进口增幅为29.5%。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表示,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所占比重持续提升,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领域增长迅速。技术创新驱动是重要动力之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的首要动力,是现代科技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崔凡分析,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统计范围与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世贸组织统计,2005年到2023年期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翻了两番,同期其他服务贸易翻了一番。可数字化交付服务的发展是服务贸易发展最快的领域。

在鼓励服务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强调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鼓励数字贸易发展。这也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政策助力。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展望2025年,业内专家认为,我国服务贸易有望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2024年我国全面实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其带来的政策效应将在2025年进一步显现。同时,我国在增值电信、医疗等领域的扩大开放措施有望逐步落地;“中国游”热潮的影响有望进一步扩大,推动旅行服务持续增长。

郑伟认为,随着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我国健康养老、文化创意、数字娱乐、智能体育等新兴领域不断创新发展,从而为服务贸易的增长注入新动力。

2024年8月,《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出台,对新形势下服务贸易发展作出了全面系统部署。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孟岳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顺应服务贸易的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积极培育服务贸易发展新动能;支持金融、咨询、设计、认证认可等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发展绿色技术贸易和绿色服务贸易,同时创新“保税+服务贸易”监管模式,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融合发展。

冯其予

权威视点
闫中立:以数据要素驱动山西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中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领域,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本质上就是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推动经济运行效率提升,促进知识扩散、业态创新,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提升科技创新实力。

当前,山西正处于数字经济创新突破的关键时期,要全面规划、统筹布局,将数据要素潜能与数字经济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推动数据基础设施扬优势、数据要素补短板、数字产业延链扩规、传统产业全面数字转型、公共服务智慧便捷发展。加快构建以算力为关键基础、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高效协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

前瞻布局智能可信的数据基础设施。夯实算力基础设施优势,发挥我省气候适宜、绿能充足、毗邻京津等比较优势,打造全国算力高地。以市场需求为牵引,抢抓京津算力需求外溢机遇,优化布局大同、太原、阳泉等地智算建设,坚持“无需求不建设”。以算电协同为抓手,重点建设绿色算力,推进“绿色能源+”在算力先行。以算网协同为重点,提升算力网络支撑能力,建设全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适度超前布局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率先以金融需求为导向,启动公共数据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支撑多元公共数据依场景归集、不出域可信流通。以特色领域为重点,在煤炭、文博、医疗等领域,打造行业或企业型数据空间,实现数据集聚赋能。

有序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为导向,加快公共数据管理、授权运营、数据产权、流通交易等制度建设,渐进探索价格形成、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制度,重塑制度“篱笆”,营造公平、高效、有序的数据要素市场秩序。加强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引领,整合现有信息系统资源,推进公共数据平台建设,编制全省公共数据目录“一本账”,推动形成“上连国家、横接厅局、下通各市”的公共数据资源体系。聚焦能源、装备制造、文旅、医疗等重点领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集市”建设,探索基于数据分类分级的行业数据高质量供给和高效利用、个人数据开发利用新模式。推进高标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建立健全数据产权登记、数据资产入表、数据资产价值评估等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推动山西数据交易中心提质增效,融入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畅通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据“大动脉”。

以数据牵引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加快培育数字产业新动能,聚焦软件、通信、互联网等领域,引培成长好、潜力大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强化项目建设、壮大产业规模。积极培育数据产业,围绕标注、算力、文旅、煤炭等领域,制定产业图谱、加快“建强延补”,打造重点数据产业链,高标准推动大同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建设。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布局通用和垂直行业大模型,推动智能装备、智能终端、虚拟现实等领域发展,争取建设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基地。梯度培育数字产业集群,引导各市差异化布局数字产业园区,支持阳泉云谷、临汾云商等省级示范性数字经济园区提质升级,新增一批数字产业基础好的数字经济园区,推动打造百亿级特色数字产业集聚区。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支持医疗健康、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发展。培育无人配送、无人零售等新模式,布局低空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

大力推进数实深度融合发展。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支持国有企业、龙头企业打造一体化数字平台,整合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强化全流程数据贯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增效。搭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探索上线“晋数贷”产品,推动中小企业由点及面向全业务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延伸拓展。深化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支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煤矿智能化改造,推进制造业“链式”数字化转型,推动提升种植、养殖、渔业等农业领域智能化水平,鼓励文旅、金融、交通物流等服务业数字技术集成创新和数据要素融合应用。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统筹部署城市智能感知终端,加快构建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引导产业园区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园区管理和服务能力,积极探索平台企业与产业园区联合运营模式,丰富技术、数据、平台、供应链等服务供给,探索打造数字化绿色化综合转型试点。整合公共服务数字资源,提升服务智慧便捷水平,推进大平台大系统建设,提升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数据贯通应用水平,推动公共服务由人力服务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

山西省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 闫中立

曾刚:平衡监管与创新,让供应链金融更好惠及中小企业

供应链金融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起草了《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 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一举措体现了国家对供应链金融领域的高度重视,旨在通过规范化管理,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特别是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供应链金融的核心在于通过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用传递,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供应链金融模式不断创新,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的应用也日益广泛。这些系统通过开立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高效的融资渠道。

然而,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一是监管盲区的存在。部分供应链核心企业和信息服务机构在业务开展中缺乏明确的监管标准,导致信用过度扩张、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二是核心企业的信用风险。核心企业利用其优势地位,可能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甚至通过虚假贸易背景套取银行资金。三是信息服务机构的角色异化。部分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超越信息中介的本职,直接或间接参与资金归集,甚至开展未经许可的金融业务。

在此背景下,《通知》的出台旨在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职责与行为边界,防范潜在风险,同时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这不仅是对供应链金融行业的一次全面规范,也是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

从《通知》的内容来看,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解决当前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笔者认为主要涵盖了几个核心要点:一是明确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方向,强调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应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民生、服务国家战略为出发点;二是规范商业银行的供应链金融管理;三是强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的规范管理,有助于提升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防止其被滥用;四是明确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的职责,防止信息服务机构角色异化,确保其专注于信息服务的本职工作;五是设置两年过渡期,保障平稳实施,有助于减少对市场的冲击。

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的行业影响

《通知》的出台不仅是对供应链金融领域现存问题的回应,更是对未来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引,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助力中小企业融资。供应链金融通过核心企业的信用传导,将其信用延伸至上下游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例如,通过应收账款融资、预付款融资等模式,中小企业可以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获得资金支持,而无需依赖自身的信用评级或资产抵押。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也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通知》的出台将显著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一方面,通过规范核心企业的行为,要求其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减少账款拖欠;另一方面,通过推广应收账款电子凭证,提升中小企业的融资可得性。这将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增强其在供应链中的竞争力。

其次,更好防范金融风险。近年来,供应链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风险事件,例如虚假交易、伪造合同、信用风险累积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供应链金融的健康发展,也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例如,一些企业通过虚构交易背景获取融资,导致金融机构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部分核心企业滥用其信用优势,拖欠上下游企业款项,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金融的风险。

《通知》通过规范化管理,旨在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例如,通过加强对交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核,确保供应链金融业务基于真实的交易场景;通过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提供可靠的信用评估和交易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通过明确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要求,提升其对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此外,《通知》的出台也有助于增强市场参与者的合规意识,推动供应链金融行业向更加透明、规范的方向发展,从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第三,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供应链金融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规范化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供应链金融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行业内缺乏统一的操作标准和监管框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部分企业过度依赖供应链金融,忽视了自身的信用建设和风险管理能力,影响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通知》的出台,为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例如,通过规范业务操作流程,提升供应链金融的服务效率和质量;通过加强对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的监管,确保其提供的信息真实、可靠;通过引导金融机构加强风险管理,提升其对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支持能力。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解决行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也为供应链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通知》还强调了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金融机构和信息服务机构在开展业务时,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目标。这一要求有助于引导供应链金融行业回归本源,避免过度金融化和脱实向虚的倾向,从而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应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

尽管《通知》在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注意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以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地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首先,加强对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的监管。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在供应链金融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为金融机构提供交易信息、信用评估等服务。这些信息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决策,决定了资金能否顺利流向中小企业。然而,近年来行业内出现了一些信息服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参与不规范操作的现象,导致金融机构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甚至引发了一些风险事件。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的监管,确保其提供的信息真实、可靠。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明确信息服务机构的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审计机制,对信息服务机构的业务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此外,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例如区块链技术,提升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其次,平衡监管与创新。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其发展离不开创新。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供应链金融在业务模式、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例如,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可以实现交易信息的实时共享和验证,大大提升了业务效率和透明度。然而,过度的监管可能会抑制行业的创新活力,阻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应用。

因此,在规范化管理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行业的创新活力。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沙盒监管”等方式,为创新企业提供试验空间,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业务试点。同时,也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和信息服务机构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只有在监管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既保障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又促进其创新能力的提升。

再者,要提升中小企业的参与度。中小企业是供应链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但由于信息不对称、认知不足等原因,许多中小企业对供应链金融的了解有限,甚至对其存在一定的误解。例如,一些中小企业认为供应链金融的门槛较高,或者担心其融资成本过高,从而对参与供应链金融持观望态度。这种情况不仅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影响了供应链金融的普及和推广。

因此,有必要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中小企业对供应链金融的认知和参与度。一方面,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等渠道,向中小企业普及供应链金融的相关知识,帮助其了解供应链金融的优势和操作流程;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提升中小企业的金融素养和风险管理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政策支持,例如提供融资补贴、降低融资成本等,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参与供应链金融。

最后,还要加强政策的执行力。《通知》的实施涉及多个部门,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这种多部门协作的方式虽然有助于提升政策的覆盖面,但也可能因为部门间的协调不力而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例如,不同部门可能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标准存在差异,导致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偏差;或者因为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导致政策的执行效率较低。

因此,有必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确保政策的执行力。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跨部门的协调机构,负责政策的统筹和监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提升部门间的沟通效率。此外,还可以通过加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例如,可以定期开展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活动,了解政策的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反馈意见对政策进行优化和完善。

预计随着《通知》的逐步实施,供应链金融领域有望迎来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一方面,通过规范化管理,可以有效解决行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例如虚假交易、信用风险累积等;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可以进一步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 曾刚

刘向东:大力提振消费增强扩内需动力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带动了生产和投资,也连接着供给和需求,事关就业民生和社会福利,对畅通经济循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明显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25.2%的贡献率,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但也要看到,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政策的着力点需要更多转向扩内需、促消费,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以消费为牵引畅通经济循环

伴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在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中地位越发重要。进一步扩大消费需要把握好消费与生产供给、就业增收以及投资之间的关系。

消费需求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消费与生产是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环节,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与消费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方式、质量和水平,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推动生产的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将为消费创造新的动力,并支撑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起着导向作用,全方位推动消费扩容升级能有效牵引生产需求扩张,促使供给优化调整。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进一步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有利于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及拉动生产和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此外,进一步释放国内消费潜力,还有助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扩大进出口改善对外贸易条件,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提振消费要有稳定增长的收入支撑。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居民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全面促进消费和实现就业增收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只有持续提振消费,加快形成以消费为始点和终点的经济循环,生产、流通、分配等相关环节才能稳定贯通。扩大消费能够带动企业稳定生产经营,促进企业稳岗扩岗,拓宽就业渠道、增强就业弹性,进而增加劳动者收入,增强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增加居民消费的底气,从而实现消费扩容升级。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影响消费购买力,其中劳动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前,消费动能不足也与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完善有关,特别是需要提高劳动报酬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经济循环中,广大居民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持续增加劳动报酬收入,从而改善可支配收入预期,就能增强消费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通过最终需求带动有效供给。

提振消费要与有效益的投资良性互动。消费和投资都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二者既互为条件又相互促进,加快形成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手段。全方位扩大内需意味着投资和消费都不可或缺,但两者之间不能失衡,既不能长期不足,也都不能过度,过度投资会降低资本配置效率,过度消费会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实现合理有效的投资,让有效益的投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投资能带来生产能力提升和新的产品供给,为拉动消费需求提供源头活水,因而投资是满足消费需求的工具和手段。对有消费潜力而缺少供给的领域,既要畅通消费和投资联动的堵点,也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发挥好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撬动更广泛的社会投资,依靠有效投资提升供给水平,特别是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投资,如增加科技创新投资,支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扩大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消费牵引投资、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找准重点激发消费潜能

消费和投资都是市场预期的函数。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首要的是提振市场信心、改善社会预期。为此,要进一步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改善社会预期,增强消费内生动力。

发挥服务消费的牵引带动作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人口结构变化、社会需求转变,居民消费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消费者更注重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和场景化的消费体验,对产业结构和产品品质提出更高要求,消费需求从以实物消费为主转向实物和服务消费并重。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重有望超过50%。服务消费是增长性、带动性强的领域,提振消费可从服务消费入手,以改善消费者预期为重点,加大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积极培育重点领域消费细分市场,丰富高品质服务供给,培育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高服务消费特别是“科教文卫娱”领域的消费比重。深入挖掘餐饮住宿、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消费潜力,激发文化娱乐、旅游、体育等改善性消费活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持续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不断创新服务消费场景,做强做优消费品牌,畅通商贸流通服务网络,提高消费便利性。有序扩大电信、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等领域对外开放,持续优化服务消费环境。

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和促进增收。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其对中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潜在需求有待充分释放。与此同时,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还存在巨大空间。为此,要抓好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统筹推进稳岗支持和扩岗激励,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体就业,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劳动、知识、技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居民工资收入合理平稳增长,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此外,还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让有恒产者有恒心,使其有能力有条件有意愿消费。

积极扩大惠民生、促消费的有效投资。随着居民收入稳步提升,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投资结构也将做出相应调整。当前,广大居民期盼更好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以及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将进一步激发对民生保障、公共服务、适老设施等领域的投资需求,需要加大投资力度,以更好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等多重挑战。为此,要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等重点任务,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快地方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实施启动一批“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老旧小区改造、生态环境治理、公共服务改善等项目,创新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更加快速便捷地让政策“真金白银”直达消费者。实施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支持社会资本加大对设备更新等的投资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将着力点更多投向惠民生、促消费领域,为大力提振消费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管理和信息服务部副部长、研究员 刘向东

黄卫挺:服贸规模首破万亿美元 彰显中国经济巨大潜能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4%,达7.5万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在全球经济曲折前行的背景下,我国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折射出市场对中国发展的坚定信心,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巨大的发展潜能,是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注脚。

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从国内看,在高质量发展引领下,“中国服务”和“服务中国”加速发展,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二,推动经济动能更加多元、竞争力更为综合。从全球看,我国正在加速从“世界工厂”向“服务方案提供者”升级,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爬升,中国服务有望在“世界工厂”这个优势下创造出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的相互赋能、协同提升。

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背后,是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认可和信心。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市场潜力巨大,这将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加码布局中国服务市场,也将鼓励中国服务企业更加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以更强的“双向奔赴”之势推动中国服务贸易进一步扩容提质。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也意味着,市场将迎来更多的投资热点和增长点,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等重点领域有望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加速推动服务贸易破茧成蝶,普通民众也将能够更便捷地享受到来自全球的各类优质服务。

一方面,我国庞大的制造业基础蕴含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在分工更加精细的趋势下,过去隐藏在中国制造背后的“中国服务”将进一步分离,实现独立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更多生产性服务融入制造环节,将催化形成更多新的服务贸易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消费升级将对高质量的生活类服务产生旺盛需求。2024年居民人均服务类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从国际经验看,服务消费需求潜力空间巨大。

当前,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发展正在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并创造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业态,而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为这些创新创造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有望引领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扩散路径。以在线教育为例,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到3.55亿人,上线慕课数量超过7.68万门,建设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我国在线教育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在线教育格局,也将为全球学习者提供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

2024年8月,国办发布《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围绕制度型开放、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国际合作等提出20项任务举措,旨在为服务贸易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支持企业不断探索服务贸易新模式、新机制,提高“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合作,通过多边和双边机制拓展服务贸易国际市场,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战略支持。

服务贸易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是新征程的起点。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立足大国经济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谋划和完善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顶层设计,坚持改革引领和创新驱动,不断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短期内要用好中国经济的综合优势,稳妥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多重影响,继续推动服务贸易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中长期则要增强全球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打响“中国服务”全球品牌。

面向“十五五”时期,一是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坚持放宽准入和完善国内规制并重的思路,进一步深化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提升服务贸易治理水平。二是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协同提升,促进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型服务贸易,以自贸区、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为平台扩大优质服务出口,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供应商和品牌,鼓励央企整合资源打造“中国服务”集成供应商。三是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合作,加强对新兴市场的战略性布局,完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提升驻外机构服务水平。四是加强服务贸易发展要素保障,加大服务贸易融资和保险支持力度,加强服务贸易学科、智库和人才队伍建设,创造条件吸引服务业高级人才来华工作。五是持续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全口径服务贸易统计和监测平台,建立健全服务贸易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服务贸易发展行稳致远。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黄卫挺

张晓晶: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效隔离的“防火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自2016年启动产融合作试点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良性互动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设立了产业转移、先进制造业集群等24个特色专区,汇聚了34.58万家优质企业、2965家金融机构、741项金融产品,累计助企融资突破1万亿元。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发展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和协同创造价值,但也蕴含着重融轻产、金融泛化、盲目扩张等风险隐患,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是做好产融风险隔离的重要部署。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与分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产业资本一般是指直接参与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资本,主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通过商品生产、销售来实现利润。它是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一种运作形式,直接推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金融资本一般是指通过金融市场运作的资本,主要以货币形式存在,用于投资、借贷、证券交易等金融活动,以获取利息、股息、资本增值等收益。它不直接参与商品生产,而是通过资本的流通和增值来实现利润。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经济循环过程中相互融合、共生共荣。一方面,产业资本是金融资本扩张的根基,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认为,产业资本通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实现价值增殖,并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进步。金融资本以产业资本发展为基础实现价值增值,具有信用创造、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帮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从而推动产业资本积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本质上是要发挥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互补优势,即产业资本利用金融工具优化资源配置和加速资本积累,金融资本借助产业资本获得长期稳定收益。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产业资本有向金融资本转化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的主要形式是产业资本。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生产力迅速发展,资本集中于工业生产领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逐渐融合,形成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演进过程,体现了资本积累的历史逻辑。而为了更快更多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从生产过程“抽离”,直接进入“以钱生钱”的循环,则体现了资本积累的理论逻辑。资本总是在积累到足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正是这样的趋势性力量,使得微观上出现了企业的金融化,宏观上出现了产业的空心化。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机融合与良性循环,为创造价值、推动生产力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双向无序扩张,则成为经济结构失衡与金融风险累积的源头。为此,一方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既要积极融合,协同创造价值;另一方面,要构建风险隔离机制即“防火墙”,以消除二者双向无序扩张与风险互溢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发展规律来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路径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产业资本介入金融资本的“由产到融”模式,即非金融企业通过发起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投资控股多类金融机构,组建财务公司或金融控股公司。二是金融资本介入产业资本的“由融到产”模式,即大型金融机构跨业投资形成综合性金融集团。

西方国家产融结合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并不限制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股和跨业经营,形成以大财团和商业银行涉猎实业领域为代表的“由融到产”模式。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由产到融”模式开始兴起,部分实业集团利用其雄厚的产业资本向金融业延伸,通过成立信贷公司、与银行合作等方式,提高产业资本经营效率,并获取巨额金融收益回馈实业。这一模式容易引发重融轻产、金融盲目扩张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放松金融管制,金融业回归混业经营,产融结合重新盛行,形成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全能银行模式。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中,一是建立金融“防火墙”制度,防范关联交易传染风险;二是对母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整体的资本充足率采取并表监管,防止财务杠杆比率过高的风险;三是建立与混业经营相匹配的“伞形”监管模式。在全能银行为主的混业经营模式中,全能银行既能全面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业务,也可深度参与工商企业的实业投资。这一“由融到产”模式能够稳健发展的原因在于,全能银行与工商企业虽然相互渗透,但各自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推动共荣发展的同时,可以避免因彼此过度干预和控制而导致发展失衡和异化。

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的重要路径。为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效协同,促进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有必要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效隔离的“防火墙”。

一是产融结合良性循环要立足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国际分工和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产业资本要聚焦主业,拥抱科技和创新,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金融资本应以服务实体经济和维护金融稳定为目标,切实改善金融服务,提升资本效益,防止“脱实向虚”和过度金融化。“由产到融”模式应依托产业经营的规模化和稳定性,以更低的成本由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延伸,在巩固产业优势的同时拓展金融收益。“由融到产”模式要顺应科技型企业和产业培育周期较长、科技创新融资需求多元等规律,为科技创新提供“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资本使用效益,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二是金融控股公司建立内部“防火墙”制度。在法人“防火墙”方面,根据当前“集团混业、子公司分业”的发展趋势,借助法人的有限责任,以子公司的独立法人实体分割风险,控制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风险传播,实现对实业与金融、各类金融业务之间的风险隔离。在保障金融安全前提下,逐步降低法人“防火墙”的厚度和高度,提升混业经营效率,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在资本“防火墙”方面,资产关联是金融风险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传染的重要渠道,应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各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人员流动和信息披露等,防范母公司与子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资金不当流动、信用担保、内幕交易等行为。

三是加强产融协同发展模式的分类监管。一方面,针对金融控股公司涉及业务种类繁多、股权结构复杂、关联交易风险高等特点,应以财务并表、风险并表、资本并表为基础,全面强化穿透式监管。对并表范围内的公司治理结构、整体资本和杠杆水平、关联交易、整体风险敞口等方面进行持续管控,强化股东资质、资金来源和股东行为的穿透审查,健全关联交易管理、报告和披露制度。另一方面,构建包容审慎的科技金融监管框架。当前银行信贷、股权投资、证券、融资担保、保险等机构加强合作,不断丰富完善以科技支行、投贷联动为代表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对这一产融结合新模式应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在项目评审、投贷后管理过程中坚持独立审批原则,建立信贷与股权投资之间机构、资金、人员、信息隔离的“防火墙”机制,避免风险传递和利益输送。适度提高中小科技型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建立股权投资收益与银行信贷损失之间的风险共享机制。审慎设定项目退出的触发条件、退出价格、退出方式等条约,建立风险跟踪和止损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张晓晶

陈亮:科技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以资本市场为纽带,联结协调好财政和银行,为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创新和规模化生产阶段的创新,提供覆盖全流程、各阶段的资金支持。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相继出台,完善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在强有力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基础前沿研究实现新突破,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战略高技术领域迎来新跨越,嫦娥、天宫、天问、蛟龙、悟空、墨子等一批标志性高技术成果竞相涌现,我国在部分前沿科技领域也正式进入并跑、领跑阶段。

科技是基础,产业是载体,科技创新只有与产业创新相结合,落地为现实产品,才能够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产业化落地,做出了“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的重要指示。

从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我国既有光伏、新能源汽车等具备显著竞争优势的产业,需要加速引领式创新;也有芯片、大飞机、高端机床等少数仍相对落后的产业,需要加速追赶式创新。过去几年,在“卡脖子”领域链主企业的带领下,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明显加快。展望未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具有原创性颠覆性的引领式创新将会越发重要。过去一百多年的国际竞争史也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足够的引领式创新能力,将无法跳出“落后—追赶—再次落后—再次追赶”的循环,不利于国际竞争优势的持续提升。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在逐步破解技术落后领域“卡脖子”风险的同时,我国需要更加重视提升各领域的引领式创新能力,通过原创性、颠覆性技术赋能各行各业的发展,全面提升各产业的技术领先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是我国应对外部竞争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发展目标,并将科技金融放在了金融“五篇大文章”首位,这意味着未来金融需要更多地为中国创新发展提供服务。通常而言,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存在财政、银行、资本市场三种方式。研究表明,科学研究的正外部性强,社会资本参与意愿往往不足,因而需要财政发挥更大作用;银行资金具有规模大但风险偏好相对较低的特点,其更有能力和意愿为科技成果成功转化后的规模化生产阶段提供支持;资本市场的生态效应与筛选效应,能够包容不同领域、不同技术路线的引领式创新活动,更有能力支持风险较高、不确定性较强的引领式创新。

换言之,资本市场是促进引领式创新活动的主战场,这也是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宏观背景。过去几年,中国AI风投由领先变为了落后,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增长乏力,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中国资本市场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科技金融》一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找到症结所在,进而助力中国资本市场更好地发挥科技金融职能、促进科技创新。

需要强调的是,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并不意味着要忽视财政及银行的作用,而是需要以资本市场为纽带,联结协调好财政和银行,为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创新和规模化生产阶段的创新,提供覆盖全流程、各阶段的资金支持,以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通过科学研究来探索前沿技术方向,借助中国产业链优势将前沿科技创新转化为能够有效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产业创新,进而助力国家实现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

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是投资者与融资者、金融与实体间的桥梁,助力资本市场建设、促进科技创新也是证券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服务国家战略的应有之义。中金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证券公司,始终秉持“植根中国,融通世界”的理念,积极为中国科技创新贡献中金力量。目前,中金公司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投资+投行+研究”的业务协同机制,通过直投基金、母基金等方式为未上市优质科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沿科技、专精特新企业等优质科创企业上市融资,持续追踪优质科创上市公司并提供基本面研究、并购交易、市值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从而建立起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涵盖股权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多层次科创服务体系。

做好研究也是中金公司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目标的重要一环,过去几年,中金公司发布了《创新:不灭的火炬》《大国产业链》《AI经济学》等专题报告,积极为中国创新发展贡献中金智慧。《科技金融》一书是中金公司研究团队有关科技金融问题的最新探索,系统覆盖了与中国创新发展高度相关的私募股权市场、A股市场、港股等境外市场及投资者保护等多个方面,将理论研究与中金公司的业务实践经验做了很好的结合,希望能够对读者思考如何建设有效的科技金融体系有所帮助。

中金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管理委员会主席 陈亮

国研分析
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作出重要部署。这不只是推动年度经济工作的一种顶层设计,也是宏观经济治理理念的一种升华。面对国内外发展新形势,把握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趋势和规律,厘清新旧动能转换的多维变量关系,在巩固强化传统动能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方能促进经济体系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配合,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动能和旧动能是指经济发展中的不同动力来源。旧动能一般指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新动能是指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通过技术扩散、溢出作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新动能建立在新的比较优势基础上,其关键在于通过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即以技术、知识、数据等为主要投入要素,优化生产组织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形成一批高技术产业并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农业现代化,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服务业多元化、个性化趋势等,都体现了新动能。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是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必须激发新的增长动能。从国际比较看,在与我国类似的发展阶段,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并非易事,2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万现价美元之后十年GDP增速均值仅为3.1%。从近年我国经济增长总体态势看,随着房地产、基建投资等传统增长动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经济增速呈现出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加上资源环境等约束日益趋紧,我国继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速面临较大挑战。因此,如期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就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新技术的广泛扩散应用支撑传统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尽快将科技创新的潜在增长动能转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增长力量。

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新旧动能、激发新动能。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内在要求将先进科技成果落实到产业创新发展上,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从而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生产要素视角看,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工具升级和劳动对象拓展,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重组,在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被不断催生出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生产力发展新路径。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对新旧动能转换的认识

新旧动能转换的意义在于推动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这一过程不仅能够克服传统动能内生衰退问题,还能通过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和需求结构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增长动力。

新旧动能转换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是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可归纳为资本积累、要素投入和效率提升(特别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在既定技术水平下,单纯依靠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必然面临收益递减,因此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培育新动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如此,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和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有不断发展新技术、激发新动能,才能避免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持续创造以高技术为主的新的比较优势,走出一条自主创新、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在此背景下,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引入创新要素、推动技术进步,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举。

从需求角度看,消费需求的高端化多元化升级要求供给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收入水平的提升不仅带来消费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引发消费结构的深刻变革。随着我国人均GDP突破13000美元,消费结构加速升级催生了大量新兴需求,居民消费将从过去的以商品型消费为主,逐步向服务消费和体验消费转变,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消费需求将显著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和高端化特征。这个消费升级的过程不仅直接扩大了内需,还将牵引推动供给结构优化。例如,消费者对个性化、即时化服务的需求,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需求结构的变化要求供给结构必须优化调整并与之相适应,为市场提供更多元更高端的产品和服务,以匹配需求的升级。

当前,我们既需要发展高质量的制造业以提升全球竞争力,又需要发展多样化的服务业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和提供就业。这就要求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推动供给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实现旧动能的更新,同时,不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坚持统筹推进协同发力

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既是当前推动经济平稳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深化存量更新与增量优化,实现激发新动能与更新旧动能齐头并进。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超过80%,其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不容忽视。此外,传统产业在吸纳就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我国传统产业不仅面临印度和东盟国家的后发追赶,还面临美日等发达国家促进制造业回流的竞争。因此,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等手段,推动传统产业在保持规模优势、平稳发展的同时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此基础上,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积极培育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通过创新驱动形成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2024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彰显出新动能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把握技术扩散应用与跨越式突破关系,引领产业不断转型和创新。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尊重发展规律,通过技术改造、工艺优化和管理创新,增强传统动能的竞争力。2024年制造业技改投资比上年增长8%,明显快于全部投资的增速,为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在培育新动能方面,把握科技革命机遇,以技术创新引领发展、以模式创新突破瓶颈。创新的全周期活动包含了从研发经费投入到创造科学技术成果,再将科技成果产业化产生经济效益,进而从经济效益中提取一部分投入到研发费用这样一个不断往复、不断扩大的良性循环过程。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往复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促进区域协同与优势互补,构建融通发展新局面。东部地区可充分利用其创新资源和产业集群的优势,加快布局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带动全国新动能发展的重要引擎。中西部地区可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通过差异化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挖掘特色产业潜力。目前,长三角地区依托产业链协作和创新平台建设,促进了区域内传统产业持续升级、新兴产业快速集聚。2024年,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突破33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24.6%,充分说明通过区域间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可有效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锚定动能转换的着力点

我国产业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既要总揽全局、统一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以产业为载体,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促进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坚持适度超前构建数据基础设施,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支撑。健全数据治理体系,探索制定数据确权、流通、交易等一系列配套规则,加大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力度,促进数据跨境安全便捷流动,让数据要素向传统产业不断渗透、赋能。提高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的能力,推动大模型与具体应用场景相结合,增强行业应用深度和水平。支持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数据标准和接口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积极发展绿色制造,加快钢铁、建材等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传统服务业新技术应用步伐,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着力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为培育未来产业提供动力源泉。未来产业是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催生,目前尚处于技术突破关键期或商业化探索导入期,未来5年至10年具备较大增长潜力或较强战略性影响的新产业形态。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难题。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体系。既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聚焦量子信息、生命科学、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力度,又要创新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建立跨学科、大协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既要健全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又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大学和科研院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高地。

推动关键性、通用性技术突破,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完善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机制;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推动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基地建设,促进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深度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田杰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 王明辉

建立高效便利的数据跨境流通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下简称数实深度融合)关键在于数据的高效利用与共享。现时期,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数据的自由流动促进了科技创新和知识共享,加速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建立高效便利的数据跨境流通机制,将为数据资源优化配置和创新应用提供坚实保障。

数据跨境流通机制的内涵特征

高效便利的数据跨境流通机制是指一套旨在促进数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安全、迅速、无障碍流动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架构。这一机制的内涵是法律法规兼容、安全与隐私保护兼具、标准化流程、监管协调、透明与可追溯。具体而言,就是确保不同国家的数据保护法律和标准能够相互兼容或互认,减少法律障碍,为数据跨境流动提供法律基础;数据跨境过程中,实施严格的数据加密、匿名化处理、访问控制等技术手段,以及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和应急响应机制,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制定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安全认证规范等,简化跨境数据传输的审批流程,提高效率;建立多边或多部门间的监管协调机制,确保监管的一致性和高效性,避免重复监管和过度监管;提高数据跨境流动的透明度,确保数据流动的每一步都可以被追踪和审计,增强信任。

数据跨境流通机制具有高效性、便利性、灵活性、可持续性、开放合作等特征。高效性,就是通过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和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减少数据传输的时间和成本,加快数据流动速度;便利性,就是为数据主体和数据使用者提供简单易行的操作界面和清晰的指导原则,降低跨境数据交易的复杂度;灵活性,就是数据跨境流通机制能适应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需求,以及技术快速变化的环境,灵活调整策略和规范;可持续性,就是建立长期稳定的制度框架,支持数据跨境流动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考虑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开放合作,就是鼓励国际合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反对数据保护主义,促进全球数字贸易的繁荣。高效便利的数据跨境流通机制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还能确保数据流动的安全与合规,为数字时代的国际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建立高效便利的数据跨境流通机制路径

完善数实深度融合法律体系,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

完善法律法规,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确保数据在两大经济形态间安全高效流通与价值最大化。推进国内数据保护标准与国际规则相衔接,明确数据跨境流动的基本原则、条件、程序和法律责任,为企业提供清晰的指引。随着数据价值的提升,国家、机构以及个人的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各地区纷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日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APPI)、加拿大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档法》(PIPEDA)以及澳大利亚的《1988年隐私法》(APPs)。我国应结合国情,借鉴国际有益实践,在法律法规中明确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为数据处理活动设定总纲;清晰界定个人信息、敏感信息、重要数据等核心概念,明确数据处理者的权利与义务,制定数据主体的权利、数据泄露的报告机制、跨境数据转移的条件等;设立专门的数据监管部门,监督法律法规执行。

针对不同类别和级别的数据,设定不同的跨境流动规则和保护措施。基于数据的敏感程度、价值、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影响等因素,可将数据分为不同类别和级别,如公开数据、内部数据、敏感数据、机密数据等。基于此,企业或组织内部可成立数据管理小组或数据安全委员会,负责数据分类分级的规划与执行;进行全面的数据资产盘点,识别数据源、存储位置、使用情况等,为数据分类分级提供基础;依据标准对数据进行标记和分类,确定每一类数据的保护级别,并根据不同级别数据特点制定相应保护策略,如加密存储、访问控制、定期审计等,确保高等级数据得到更强保护;定期进行数据保护内部审计和外部第三方审计,检查分类分级制度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

强化数实深度融合安全与保护技术,构建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平台

推广使用加密技术、匿名化处理、去标识化等技术手段,提升数实深度融合过程中的数据跨境安全性。具体而言,相关机构应建立数据泄露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处理安全事件,对跨境传输的数据实施端到端的加密;在不损害数据使用价值的前提下,对敏感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以降低数据泄露风险;实施严格的访问控制机制,采用多因素认证技术,增强账户安全性,特别是金融领域等高价值数据在跨境流动中易泄露和被窃取,要对数据从创建到销毁的每个阶段实施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异常访问或潜在威胁,定期进行安全审计,评估系统安全状况并改进防护措施。

设计统一的数据接口和服务标准,方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组织接入,降低对接成本,提高兼容性和互操作性。例如,开发合规性检测工具,自动评估数据跨境传输的合规性,包括检查是否符合目的地国家的法律要求、是否已获得必要的同意等,减少人工审核负担。此外,我国还可与部分国家共同建立数据保护标准互认机制,明确数据在跨境存储和处理时的规则,减少重复认证,简化跨境数据流动程序;构建专用的、高度安全的数据传输通道,支持数据传输的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共同参与国际数据保护协议的制定,提高数据流动的国际兼容性。

加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全球化融合,建立健全数据流动多双边框架

推动国际合作与数据保护标准互认,深化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融合,共同释放数据要素潜力。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组织的数据保护与数据治理讨论具有前瞻性意义,我国应在积极参与研讨的基础上,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伙伴建立双边或多边对话平台,如中欧数据保护对话、跨境隐私规则系统(CBPR)等,增进共识,协调立场;推动标准制定与互认,参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数据分类、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协商,签订数据保护标准互认协议,减少重复认证,简化数据跨境流动合规程序。

探索建立跨区域数据安全港协议,为特定行业数据流动提供安全便利的渠道。针对金融、医疗、科研等对数据安全要求较高的行业的数据流动需求,应识别国内外数据保护法规差异与冲突,通过调整国内法规或签订谅解备忘录等方式提高数据保护政策的透明度,及时公布并解释本国数据保护法规的变化,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数据治理政策的理解和信任。

加强数实深度融合能力建设,开展数据跨境流动项目试点

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开展数据跨境流动试点项目,积累有益经验并逐步推广。根据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可选择自由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或相关行业等作为试点对象,设定清晰的试点目标,明确试点任务,如测试数据跨境传输的新技术、新标准或新模式,建立数据保护机制、优化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方式等;制定涵盖技术路线、管理流程、法律合规、安全保障、评估指标等多个方面的试点实施方案,确保试点工作的系统性和可行性。例如,北京自贸试验区尝试利用多方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开展数据跨境流动、新业态准入等试点任务;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按照“负面清单+正面指引”的方式,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跨境分类分级管理,为国家推进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提供“临港方案”。

增强公众对数据保护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国际规则的理解和执行能力,提升监管效能。一方面,我国可通过提供数据保护合规培训,包括数据分类、跨境传输合规流程、风险评估与管理等,帮助涉外企业建立健全数据保护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媒体、社交平台、公共讲座等多种渠道普及数据保护知识,提升公众的数据安全意识和隐私保护能力。

建立数实深度融合效果评估机制,强化专业人才培育与交流

建立基于数据流动安全性、合规性、经济效益等多维度的数实深度融合评价体系。一方面,我国可通过监管平台、企业报告、用户反馈等多种渠道,定期收集数据跨境流动相关信息,运用数据分析技术深度挖掘跨境流动特征;另一方面,通过研讨会、听证会等形式组织行业专家、企业代表、消费者团体、监管部门等共同参与评估,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基于收集的数据和反馈结果,应及时总结机制实施成效、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及潜在风险,调整数据跨境流动的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管理措施,对于新出现的技术、市场变化或国际规则应迅速作出响应。

根据数据跨境流通最新特征和发展趋势,培养相关领域人才的合规意识和专业技能。相关部门应根据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的最新要求和行业发展动态,定制培训课程体系,覆盖法律法规、技术应用、风险管理、合规操作等内容,并针对不同角色和需求,分层次实施培训。具体而言,为技术人员提供数据加密、安全审计技术的培训;为业务操作人员提供跨境数据处理的实操指南,利用线上平台和线下研讨会、工作坊相结合的方式,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便于跨地域人才交流,为数据跨境流动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李苍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魏际刚

健全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的探讨

近些年来,农村土地生产条件改善提升了土地内在价值,农村土地要素稀缺导致土地流转价格容易上涨,土地用途转变的不合理预期及行为引致流转价格虚高。农村土地流转价格高、流转费用不合理上涨已影响了农业生产与收益。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出要健全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应在市场形成流转价格机制基础上,建立土地流转价格调节指导机制,以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应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供给机制,改善土地供给质量与服务,规范土地流转需求与使用机制,严格管理土地流转的不合理需求及使用。

土地流转价格高、上涨快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收益

近些年来,我国土地流转面积增长、流转价格上涨,曾经土地流转较少情况下隐性的土地成本逐渐显性化,影响着农业生产与收益。

据《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2年)》,截至2022年,我国农村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土地流转,含出租、入股,不含转让、互换)总面积5.76亿亩,占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6.73%;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数7681.47万户,占家庭承包经营总户数的34.8%。并且,笔者调研观察到,越是农业生产条件较好、适合规模化种植的土地,越是粮食主产区、农业主产区,土地流转比例普遍越高,比如,笔者调研到的安徽省淮南市2023年土地流转率为59.5%。

土地成本高影响农业收益,农业生产经营赚钱难。粮食产业本就是弱质产业、薄利行业。2017-2019年,我国三种粮食每亩平均净利润都是负的,2020年之后才转负为正,但也仅一两百元,普遍低于土地流转费用。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3》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三种粮食每亩平均土地成本(含流转地租金、自营地折租,单季)280.09元,比上年上涨8.76%、比2017年上涨29.92%,占总成本1252.71元的22.36%,占总产值1442.01元的19.42%,比亩均净利润(去除土地成本后)189.30元还高90.79元。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农业主产区,土地流转价格较高。淮南市近两年新流转的土地流转费用一般600~800元/亩(双季),水利条件好的800~1000元/亩(双季),该市种粮大户杨金培流转入460多亩土地,流转价格500元/亩,去年种小麦亩均单季土地流转费用250元,占总生产成本835元的29.94%;新疆伊宁县上拜什温村因玉米制种企业进入而抬高的土地流转价格高达1500元/亩,海南三亚市、云南元谋县等一些南繁育种基地的年亩均土地流转费用更是高达三四千元,科研人员颇感无奈。

农村土地流转价格高、上涨快的原因分析

土地要素相对稀缺导致流转价格容易上涨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土地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很不匹配。据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从事农业(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高达2亿人,劳均使用的集体所有的耕地面积为8.7亩,劳均耕地资源不仅低于美国等土地资源富裕的国家,也低于日本等土地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农村土地是特殊的稀缺资源,总面积基本稳定,可供流转的土地供给相对有限,供给弹性较小。2022年,农村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流转出的户数占比均超过1/3,占比已不小;土地经营权可流转面积已呈现下降趋势,2011年至2020年,全国农村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年均新增流转面积约3250万亩,2020年至2022年年均新下降至2200万亩。我国农村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不尽匹配,农村中产业发展相对不足,劳动力就业机会少、相对过剩,投资机会少、渠道少,依靠土地生产、就业、谋生、投资是传统方式,流转土地的需求较大,土地流转呈现供不应求状态。一些有实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商资本对土地流转的规模化需求大,进一步加剧供不应求。在一定区域内、局部市场上,可供流转的土地有限、成规模的更是有限,供给弹性更小,导致土地流转价格容易上涨,这是土地流转费用容易出现不合理上涨背后的供求因素。例如南方某乡镇人口2.6万人、耕地2.6万亩,人均仅1亩耕地,镇上干部反映,完全按市场竞争流转,租金溢价严重,有的一亩一千多,种粮大户承受不了,竞争不过工商资本。

土地用途转变的不合理预期与行为易引致土地流转价格虚高

一些经营者或工商资本对土地流转后“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不合理预期及行为会诱导土地流转费用超过合理价格,市场机制失灵,正常的粮食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上例列举的乡镇有干部讲,邻近镇的田不比这里好,但租金却高达每亩1300元,而规定不允许“非粮化”,工商资本靠种田(粮)不挣钱,承包户先是高兴后是失望。土地流转收益预期升高,流转后农业收益一旦弥补不了虚高的土地流转价格,往往会发生转入土地的经营者“跑路”情况,影响农业生产及多方利益。流转土地种植非粮食作物占比较高与流转价格普遍较高存在密切关系。个别经营者想着打“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主意流转土地,真正高价转入土地后,受耕地用途所限,靠种粮又难以支付流转费用,最终流转各方都难受益。

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的历史形态与调节指导经验

分成制与定额制是土地价格历史形态的主要方式,当今主要采用定额方式

历史上农村土地价格的形式主要有分成制(或称分益制)和定额制两种。有学者考证分析,分成制曾是西汉以来主要的租佃制形式,且从西汉开始到民国时期,前后两千多年,凡是采取分益租制的佃约大多是对半均分,明清时期,分益租制逐渐演变成定额租制。当代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形式极少采用分成方式,普遍都采取定额方式,这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越来越精细复杂,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多且不易衡量,多数土地转出户离土离乡,分成不易实行,而定额好说省事,交易成本小。实践中,既有实物定额,一般以一定数量的谷物为土地流转价格,支付时往往折算为货币,也有货币定额,即直接以一定货币作为土地流转价格。

分成制的思路可以用于调节指导土地流转价格

无论是实物定额还是货币定额,土地流转价格或费用都是农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都占农业产值的一定比例,都与农业收益密不可分。土地流转价格过高、费用不合理上涨实质上是土地流转费用占总成本的比例过高、占农业产值的比例过高、与农业收益比值不合理。因此,调节、指导土地流转价格应对标土地生产成本、产值、收益,土地流转指导价应以这三者为锚。历史上的分成制思路可以用于调节指导当前的土地流转价格。也就是,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或费用应处于农业生产成本、产值的一定范围内,与收益形成合理比值。历史上的对半分成在目前看来显然是太高了,古代的农业产出对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依赖性强,而当代的农业需要更多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技术、水利、资本等外部要素投入,对土地的依赖相对减弱,因而,土地流转价格或费用的占比也应相应逐步降低。

土地流转价格受调节指导的历史经验

我们党在减少农业的土地生产成本和农业生产者的土地费用上有历史经验。抗日战争时期,在一些解放区推行“二五减租”,即减租25%,战前一般实行对半分成制,“二五减租”后,最高地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7.5%,这对土地价格的硬性上限约束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发展。

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的探讨

土地流转费用一头是承包户的财产性收入,另一头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土地成本,事关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稳步增收,需要保持合理的土地流转费用,稳定农业生产经营收益与预期。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不是一个容易破解的问题,本文尝试对此问题提出一条思路与几点建议。

在市场形成流转价格机制基础上,建立土地流转价格调节指导机制

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并非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健全与否的问题。实际上,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存在,即市场形成土地流转价格机制,土地流转的供求双方在市场上以协商议价、公开竞价等方式决定价格。《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价款,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期限、价款和具体条件,由流转双方平等协商确定。这表明,农村土地流转是由市场形成价格,流转双方以外的主体不多干预。

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土地流转价格高、上涨快的问题,但一般也都缺乏有效办法。而针对农村土地这种特殊稀缺资源、基本恒定的生产要素、特殊“商品”,以及土地流转价格对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传导效应,在农村土地流转价格过高、上涨过快的不合理情况下,应对土地流转价格进行干预,将土地流转价格作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管理规范内容,进行价格调节指导。除了保障农民利益外,国家长期投入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目的在于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应的公共利益,而当农业生产因土地流转价格过高而受到影响时,国家因公共利益目的、因长期投入原因,可以对土地流转价格进行调节指导,以平衡公共利益和参与主体利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现有的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需要健全,健全的关键是在市场形成流转价格的基础上,建立土地流转价格调节指导机制,防止市场失灵,防止流转费用不合理上涨。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不是要改变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改为政府和农村集体定价,不能违背市场规律、抛弃市场机制。杭州市太阳镇干部讲述,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好后,外来工商资本出价每亩800-900元流转,价格差点抬上来,镇政府担心资本运行后破产跑路,为了让流转价格可持续,镇政府与几个村集体开会讨论二三十次,争取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既市场化运行、又价格合理,镇政府指导村集体统一流转,集体以500~600元/亩统一流转过来,再在流转平台以600~700元/亩出租,中间100元/亩用于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服务。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工作的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指导和管理工作。今后可明确将土地流转价格调节指导作为地方政府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指导和管理工作的内容。可以由农业农村、发展改革(价格管理)、自然资源、统计等部门一起,综合土地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用途、生产成本收益、地理区位等因素,综合平衡土地流转双方利益与公共利益,采用价格调节指导方式,联合确定合理的土地流转调节指导价格,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制。

农村土地既有农业生产属性也有资产属性,土地流转价格应主要以农业生产属性来衡量,不能脱离农业生产属性而主要以资产属性来形成价格。土地流转价格或费用占农业生产成本或产值的比例多少为合适,这是个难以给出确定答案的问题,但有个上限却是应该规范指导的。如前所述,农业对土地要素的依赖在逐渐减轻,土地要素的价格或费用的分成或占比上限也应逐渐减小,呈下降趋势。土地流转价格上限具体设置为多少应由相关管理部门进行综合系统的专业测算,各地农业生产情况不同,可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类、用途调整指导价。如果仅以2022年三种粮食平均土地成本占总成本的22.36%、占总产值的19.42%来简单推定,本文初步提出一个设想,未来农村土地流转用于种植粮食的调节指导价格上限应是不得高于农业生产成本的1/4、农业产值的1/5。太阳镇太阳村陈元生等种粮大户以每年600元/亩的价格租地,一季租金300元,占单季产值约2000元的15%,这一比例还较为合理,如果租金高到一些工商资本出价的800元以上,则土地成本占产值比重超过4成,这显然是单靠种粮无法承受的。

健全农村土地流转供给机制,改善土地供给质量与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法律保护了承包户土地流转的自主权利和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土地发包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流转中无所作为。农村中可供流转的土地在供给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地块分散、细碎、不平整,可供流转土地的规模化程度差,供求信息不对称、供求双方缺乏信任,承包农户多带来的谈判成本、交易成本高,等等。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土地生产条件的改进,应健全农村土地流转供给机制,在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支持下,像太阳镇太阳村一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可以积极有为,充分发挥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优势,依靠农田建设和交易服务等提高流转土地的价值、降低其使用成本,平整改良土地,在承包方农户自愿并授权情况下适度规模流转土地,统一组织做好农田基础设施维护,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为流转双方提供交易服务并监督双方依法履约,为流转后的土地经营者提供灌溉、农机、农技等服务,且可以依服务内容适当收取不属于土地流转价格之内的管理服务费。

健全土地流转需求与使用机制,严格管理土地流转的不合理需求及使用

防止土地流转费用不合理上涨必须管理土地流转的不合理需求及用途转变。国家近几年已经加强了对“非农化”“非粮化”的管理力度,但不合理使用依然存在。太阳镇为此要求土地流转中转入方必须具备农业生产条件并实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60岁的老农民章佳良一家凭借其具有的农机、烘干机、冷藏库等生产条件流转到800亩土地,进行水稻、蛙、甲鱼、鸭等综合种养及加工。因此,应健全土地流转需求与使用机制,减轻土地费用不合理上涨“虚火”,进一步加强对流转土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管理和宣传,应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明确列入土地流转信息发布、合同签订、社会资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应进一步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或者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机制,改进简单的价高者得的交易规则,集体和承包户在选择土地流转对象时还要综合考虑其农业生产经验、农机设备等生产资料、土地利用计划等,有权利、有责任与政府主管部门共同监督流转对象合法合规合理使用土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张云华

宏观纵览
坚持以五个“必须统筹”做好经济工作

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做好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统筹的目的是兼顾,就是要善于从全局看问题,平衡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到中国经济实践中,强调坚持系统观念,并围绕一系列重点工作,提出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的要求。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五个“必须统筹”是我们党从我国经济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和解决当前经济领域突出矛盾的具体体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既是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

一、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一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中不断探寻破解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都已经充分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有利于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具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资源配置中并不能起全部作用。这就必然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秩序。对于我国来说,发展市场经济的大前提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辩证法、两点论,不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只有这样,才能既发挥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积极效应,又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近年来,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2024年,全国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1.89亿户,较上年增长3.1%。在政府前瞻战略引领、科学规划指导、各项政策支持下,在企业抢抓机遇、大力研发、充分竞争中,“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产品不断涌现。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13年的1.8万辆迅速增加到2024年的超过1300万辆,推动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新时代以来新能源汽车的跨越式发展,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生动实践。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当前,更好统筹这一对重大关系,必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新征程上进一步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的战略之举,能够让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发挥出来。这一优势和作用的发挥,需要政府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决不能热衷于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决不能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出台规范市场监管执法行为指导意见及执法行为规范,加强涉企乱收费源头治理,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落地见效,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

二、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

总供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生产活动实际提供给市场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服务总量。总需求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可用于投资或消费的支出所实际形成的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力总量。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就是要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不断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运行中对立统一的两个基本方面,如果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如果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供给,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正是由于供给和需求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在宏观经济治理中,必须协同用好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这两个基本手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是要发挥供给侧管理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上的优势,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同时,发挥需求侧管理在解决总量性问题上的优势,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来有效调节需求。在统筹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中,必须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当结构性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时,必然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当总量性和周期性因素的不利影响明显上升、国内需求不足问题凸显时,就要把扩大内需摆上更加重要位置。总之,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根据经济形势作出正确抉择,关键是要适应经济发展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动态变化。

2024年二、三季度以来,我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国内需求不足带来的挑战更加严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特别是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有力促进了消费和投资需求,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一揽子增量政策准确把握供求关系,是科学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经济工作的生动实践。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会议确定的2025年要抓好的九个方面重点任务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通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一定能够让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更加充分发挥出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进而让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不断增强,让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畅通。

三、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

新动能和旧动能都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和发展动能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齐头并进”。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必须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动力变革的内在机理看,必然要求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促进、新动能与旧动能相统筹。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与新兴产业和新动能相伴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给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旧动能的更新创造条件、开辟路径。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传统产业和旧动能拥有的基本盘、覆盖面、既有优势等,给新兴产业的壮大和新动能的培育提供试验田、拓宽应用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也不是排斥、消灭旧动能。要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相互依存中,在新动能与旧动能的相互转化中,源源不断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源。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催生了新的产业。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宝贵机遇,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大势所趋,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截至2024年11月末,我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基站总数超过419万个,数字化改造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企业,新产业、新动能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按照会议部署,重点是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人工智能+”行动等务实举措,坚持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方向,让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激发传统农业、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新的发展动力,让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都成为催生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沃土。在此进程中,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着力破除制约新旧动能转换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

我国经济总量规模长期稳居全球第二位,诸多领域保持超大体量。由于基数很大,每一个小幅增长都是一个较大的增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阐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新特征时指出,我国经济结构正在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在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时,既要考虑增量问题,也要考虑存量因素。

统筹好增量和存量关系,充分体现了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考量,充分体现了区别对待、分类施策的方法,充分体现了治标和治本的客观要求。在很多领域,习近平总书记都着重强调用好这一科学方法。比如,针对城镇化工作,反复强调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强调控增量和疏存量相结合,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两手抓,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疏解工作。针对防范化解风险,强调要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严格控制增量。针对经济结构调整,强调要引导增量、优化存量、主动减量,积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针对房地产工作,强调要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会议对此作出新的部署。比如,提出要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对城市空间、公共资源进行合理调整配置,实现“新陈代谢”。这就涉及大量存量和增量问题,要把实施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紧密结合起来,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增进社会福祉,提高生活品质,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又比如,提出要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做好这些工作,要在目标上统筹好,对存量和增量设置不同的任务指标、衡量标准等;要在政策上统筹好,处理好节奏、力度、时序,确保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要在风险管控上统筹好,防止既有风险失控,妥善化解新发风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资产负债表以资产和负债的存量分析为主,提供了从企业、居民等微观层面分析宏观经济的新视角,与国内生产总值等传统流量分析形成互补认识,有利于揭示主要经济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利于准确刻画全国、地方和各部门的资产负债情况,有利于把经济增量分析与存量分析、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更加准确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这项工作极为重要,也有一定基础,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拓展资产负债表的监测、预警和管理功能。

五、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

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新时代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没有高质量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包含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在经济发展中,“质”通常表现为结构、效益和安全性,质变是这些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突变性飞跃。“量”通常表现为规模、程度和速度,量变是这些方面连续的、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呈现出非线性演进、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形态,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变化与长期趋势、技术性因素、体制性因素等相互交织。数量型要素红利逐步让位于质量效益型要素红利,中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突破原有界限、不断外展。生产方式转向网络化、智能化,产业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国民经济循环更加畅通,分配方式向着更有利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优化调整,经济发展在“量”的不断积累中日益接近“质”的新飞跃。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根据时和势的变化,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党和政府不断加强顶层设计,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战略规划、支持体系、政策举措、工作机制加快完善,政策利好效应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增强、支撑条件在改善,社会共识和行动自觉明显提高,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量的积累到质的有效提升的螺旋式加快上升阶段。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高”和“新”上,包括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创造高品质生活等。会议对此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一方面在扩大总量上精准加力,包括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海洋经济、湾区经济,培育绿色建筑等新增长点,扩大服务消费,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等等;另一方面在提升质量上精准加力,包括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等等。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这五对重大关系,在认识上深刻揭示了必须运用系统观念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规律,在方法上丰富充实了唱好“经济大合唱”的工具箱,在实践上提供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行动指南,在理论上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成果,应当长期坚持好、正确运用好。特别是在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形势下,更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全面协调各方面工作,不断形成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执笔:李玉举 顾严)

大力提振消费的抓手是什么

防范化解外部冲击是202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一。随着特朗普关税第一枪打响,进一步凸显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24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九大重点经济工作之首。分析相关经济数据,透过现象看本质,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与把握促消费的一系列长短期工作部署。

消费不振是当前主要矛盾

最新数据显示,2020~2024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五年复合平均增长4.7%,较2015~2019年均值低了27.7%。进一步分析,“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承压的根源。

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看,2020~2024年,消费拉动作用的算术平均值为2.69个百分点,较2015~2019年低了1.59个百分点;投资平均为1.44个百分点,低了0.94个百分点,但不及同期消费拉动作用的降幅;净出口平均为0.75个百分点,高出0.69个百分点。其中,2024年,消费拉动作用仅为2.23个百分点,不仅远小于2023年4.62个百分点的数值,还略低于2020~2023年均值2.81个百分点的水平,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低(仅高于2020年的-0.10个百分点和2022年的1.53个百分点),显示2023年的报复性消费确属昙花一现。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2020~2024年,消费贡献率平均为47.0%,较2015~2019年低了16.5个百分点;投资平均为36.6%,高出1.2个百分点;净出口平均为16.4%,高出15.3个百分点。其中,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4.5%,较2023年的85.6%大幅回落,甚至低于2020~2023年均值47.7%的水平,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次低(仅高于2020年的-4.3%)。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恢复是内需驱动。1998~2002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算术平均值较1993~1997年均值分别高出19.5和低了2.4、17.1个百分点,显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复苏主要靠消费驱动。2009~2013年,前述三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值较2004~2008年均值分别高出7.7、10.2和低了17.9个百分点,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复苏主要靠消费和投资双轮驱动。

宏微观体感温差是当前市场的一个热门话题。其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经济仍处于负产出缺口(偏冷),即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负产出缺口正对应着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就业不充分、物价低位运行。当然,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复合平均增长4.86%,却仍低于潜在增速,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潜在增速不低于5%,仍处于中高速增长平台。同期,美国实际GDP复合平均增长2.39%,略高于美国官方估算的1.8%~2.0%的潜在增速,处于正产出缺口(过热)。这正是美联储抗通胀工作尚未全功的根源所在。

正因为中国经济尚处于负产出缺口,故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当属对症下药。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回升,推动实际增速回到潜在增速以上,由负产出缺口转为正产出缺口,则中国经济还将保持追赶态势。事实上,随着中美经济产出缺口的相向收敛,2022~2024年间,美国名义GDP增速领先中国的优势已经由4.67个百分点降至1.06个百分点。

进一步提振城镇居民消费

从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看,城镇居民消费不振是当前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2020~2023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算术平均值为79.0%,较2015~2019年均值低了0.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平均为21.0%,高出0.1个百分点。

这不同于前述两次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况。1998~2002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算术平均值为66.3%,较1993~1997年均值高出8.3个百分点;2009~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占比77.7%,较2004~2008年均值高出4.4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下降是因为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回落,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稳中趋升。2020~2024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算术平均值为67.5%,较2015~2019年均值低了3.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值为62.9%,低了4.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值为82.8%,高出0.7个百分点。

在相同的冲击下,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表现迥异,又是因为同期双方收入变动不尽相同。2020~2024年,城镇居民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五年复合平均增长5.05%,较2015~2019年均值低了2.95个百分点;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3.86%,低了2.00个百分点。同期,农村居民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59%,较2015~2019年均值低了1.23个百分点;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30%,仅低了0.46个百分点。这表明疫情期间,农村居民名义与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受到的负面冲击远小于城镇居民。

值得一提的是,2020~2024年,城镇居民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五年复合平均增长4.65%,较同期城镇居民名义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低了0.40个百分点。按可比口径,2015~2019年,前者高出后者0.06个百分点。这显示,疫情对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城镇居民群体的收入影响更大。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疫情期间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有关。2020~2023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算术平均每年减少443万人,较2015~2019年均值少减302万人;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年均增加72万人,多增436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年均增加20万人,少增909万人。同期,城镇就业人员年均增加446万人,较2015~2019年均值少增60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的算术平均值为60.2%,低了0.9个百分点。

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也显示,大城市就业总体难于中小城市,本地户籍人口就业总体难于外来农业户籍人口。中国就业统计自2018年起才有了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之前为登记失业率。2018和2019年,各年算术平均的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高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0.15和0.08个百分点;2020年仍高出0.06个百分点,但2021~2023年分别低了0.10、0.40和0.15个百分点,2024年重新高出0.06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细项数据,2022~2024年,各年算术平均的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较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高出0.20和低了0.33、0.58个百分点。前者就业形势好于后者,或因为前者是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的重要群体。

提振消费还需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激发农村消费潜力。尤其是要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净收入。目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净收入占比为8%稍强,其中农村居民该项占比仅为2.5%左右(美国该项比例为16%左右)。农村居民的财产性净收入显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不过,考虑到城镇居民占到居民消费支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近八九成,短期看,大力提振消费的重点仍是城镇居民。为此,要落实好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等。

增加政府消费

从最终消费支出的构成看,与前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相比,政府消费(公共消费)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2020~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消费算术平均占比30.6%,较2015~2019年均值仅上升0.6个百分点。而1998~2002年,该项占比较1993~1997年均值上升2.73个百分点;2009~2013年,该项占比较2004~2008年均值上升2.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前两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扩大政府投资,还刺激最终消费。当时,中国采取了提高公务员工资、鼓励家电下乡等政策举措。

事实上,2024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释放了政策转向的信号,不仅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还明确要将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从同年7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统筹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下称“两新”)以来的情况看,随着8月底相关资金划拨到位,次月起与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的社零销售立即同比变动由负转正。“两新”政策实施对于扩大有效投资、提振消费需求、促进绿色转型、改善社会民生产生了重要作用和显著效果。

2024年7月中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将合理增加公共消费作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同时,提出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具体包括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落实好产业、就业等帮扶政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扩大普惠养老服务,等等。

一年之计在于春。日前,相关部门明确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的总体考虑是,增加资金规模、扩大支持范围、优化实施机制、放大撬动效应。其中,扩围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主要举措有:扩大燃油车报废更新补贴范围,规范汽车置换更新最高补贴限额;将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的家电产品增加到12类,提高单件最高补贴标准到20%;将每位消费者购买空调产品最多补贴增加到3件,并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继续大力支持家装消费品换新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近日,中央财政已预下达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810亿元,支持各地做好政策持续实施的衔接工作。

尽管特朗普关税增加了新变数,但春节假期国内文旅消费市场的空前火爆,以及DeepSeek(深度求索)的横空出世,让我们对2025年中国经济乘风破浪、持续回升向好满怀期待。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管涛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重点把握四个方向

财政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9702亿元,比2023年增长1.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4612亿元,比2023年增长3.6%。

从数据来看,2024年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预算执行情况较好。财政在保障经济总体平稳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实施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加强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等措施,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面向2025年,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打好政策“组合拳”。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更加积极”,不仅是政策工具的调整与政策力度的加强,更体现了政策理念的转变。

为稳经济保驾护航,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向:用足财政政策空间,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提升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现了政策理念的转变

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更加积极”,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财政政策结合宏观形势和发展趋势,及时出台支持措施并动态调整投入方向。例如,2024年安排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着力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以及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体现了财政政策在重大项目和关键领域的预见性与超前部署。财政政策针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2024年10月,财政部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宣布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效提振社会信心,促进经济明显回升。一系列举措凸显了财政政策前瞻布局、精准施策的特点,及时准确回应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并为长远发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二是从短期平衡型财政向中长期功能型财政转变。财政政策的调控思路,在兼顾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同时,更加关注对经济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影响。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这既基于对政府赤字与债务空间的科学评估,也说明我国财政仍有较大扩张空间,可以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和使用债务工具筹集资金用于“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在发展中不断突破短期年度预算平衡的固有思维,进一步强化了财政政策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功能,为经济稳增长和结构优化创造更持久、更有力的财政支撑。

三是更加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着重提到要“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凸显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提升宏观调控整体效能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方面,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撬动引导社会资金投资预期,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导入实体经济,以公共投资的形式创造新的总需求;另一方面,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不仅能为财政政策的适度扩张留出更大空间,还能避免财政投放对金融市场流动性造成过度冲击,从而降低通胀风险。在此基础上,“财政+货币”协同发力,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为经济的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方向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用足财政政策空间,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充分挖掘政策空间,强化逆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一是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强化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扩大赤字规模不仅能够为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提供充足资金保障,还能通过财政乘数效应撬动银行信贷和社会资本的投入,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在执行过程中,需科学平衡债务可持续性与资金使用效率,确保新增赤字资金精准投向关键领域,实现最优政策效果。二是优化债务结构,充分释放政府债券的调控能力。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在稳定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加快专项债券发行进度,聚焦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等重点领域。同时,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大行资本金,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强化债券资金的全流程管理,严格实行专款专用,提升资金配置效率,确保债务工具效益最大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三是精准施策,提高重点领域的财政支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精准高效的优势,着力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的支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当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和财政紧平衡的背景下,要综合考虑财政支出的短期效益和长期目标,统筹兼顾各项财政支出安排,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是要“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进一步加大对民生领域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基石,通过“推动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保体系、培育新的消费行业、改善消费条件”等举措,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振居民的消费信心,拉动居民有效需求的增加,进而为经济的中长期稳定发展注入强大韧性。二是要补齐财政支出短板,持续加大对教育人才、科技攻关、乡村振兴、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推进奠定坚实基础,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通过加大对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相关产业领域的支持,不仅能够推动国家重大战略的改革,也为经济结构的深度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长远助力。三是要稳步推进财政的科学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要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明确财政支出使用标准和范围,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保障财政支出精准落地。同时,要加强财政信息公开程度,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监督,增加财政透明度。此外,要推动数字化技术管理财政资金,打通部门壁垒,加强部门协同,促进财政资金的有效配置。

第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可以更有效地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确保财政资金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支撑。一是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通过优化债务结构、明确债务分类和功能定位等,更好地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实施。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为地方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推动置换隐性存量债务,以“延长债务偿还周期”换取“增加财政操作空间”,缓解短期偿债压力。应强化专项债券资金管理,确保资金投向优质领域,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大规模债务置换和强化财政支持,切实增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能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财政可持续性提供坚实基础。二是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优化转移支付结构,确保资金精准投向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和经济薄弱的地方政府。加大对基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进一步强化财政保障力度,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和效益评估,确保资金使用效率和基层“三保”底线得以稳固维护。

第四,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提升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作用,是提升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关键。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紧密结合,充分发挥我国独特的财政金融制度优势,形成政策叠加效应,促进有效需求增长,从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一是发挥我国金融制度优势,以货币政策扩大财政空间。我国是国有资本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高度国有化的金融体系下,政府债务发行具有可持续性,这为扩大财政空间提供了有效途径。扩大财政空间是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通过债务置换等措施,将短期、高成本债务转换为长期、低成本债务,不仅有助于缓解短期财政压力,还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加灵活的资金调度空间。同时要加强对债务置换资金的监管,确保债务信息的公开透明,提升债务管理的规范性与透明度。二是统筹财政金融领域,以财政政策助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直接的资金投入,还可以通过引导和优化资金流向来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在财政政策的引导下,政府可以通过积极支持重点领域和产业,推动金融资源向更具成长性和战略意义的行业集中。例如,财政部门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时,通过指导和约束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结构,优化资本结构和风险管理,确保银行体系能够更加精准地服务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求。

2025年既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年。站在2025年新的起点,财政将继往开来、锐意进取,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注重实效,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财力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支撑。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马海涛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备受瞩目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是做好2025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经济工作,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一、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绩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一年来,走过的历程很不平凡,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任务顺利完成。预计2024年我国经济增长5%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30%。就业、物价保持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3.2万亿美元以上。同时,生产供给稳定增长,工业稳中有升,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

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000万辆的国家。

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经济外交成果丰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前11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6%。外国人来华经商旅游明显增多。

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10月份以来,在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房地产市场信心得到有效提振,呈现出止跌回稳的积极势头,全国新建商品房交易网签面积连续两个月同比、环比双增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正在得到有效缓解和管控,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我国粮食安全底气更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实践再次证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这是全党上下形成的最大共识。2024年二、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准确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拓进取、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

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振;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一些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保护主义上升,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们面临的都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只要信心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国经济从来都是在攻坚克难中发展壮大的,我们要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和底气。

二、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多优势和有利条件

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一是基础稳。我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经济体量、市场容量很大,产业配套能力强,供给和需求都能够支撑国内大循环,这是我国经济能够行稳致远的基本依托。二是优势多。我国拥有大部分国家所不具备的多方面优势,既在“量”上有大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市场优势,也在“质”上有人才优势、创新优势、社会稳定优势,还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制度优势,这些优势支撑了我国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目前,我国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同我国经贸合作需求持续上升,彰显出我国的国际地位优势。三是韧性强。我国企业敢闯敢拼、经营灵活,人民群众勤劳智慧、百折不挠,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极强。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居民储蓄率高、产业结构齐全,经济体系抗风险、防冲击的能力强。四是潜能大。我国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2亿人,研发人员总量已连续11年稳居世界第一,创新发展的基础扎实。城镇化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低于发达国家,扩大内需的潜力很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效应会持续释放,将对经济发展形成有力支撑。

总的看,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要通过改革发力、政策给力,把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三、做好经济工作要统筹好一些重要关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五个“必须统筹”的规律性认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既是对以往经济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今后经济工作的指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因此,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不断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有所不为,就是要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不搞地方保护主义和自我小循环。

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我国产业体系完整,供给能力超强,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货物出口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但当前我国内需不足,外需受到国际上很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影响,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必须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促进供求平衡。一方面,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增有减、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另一方面,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之举,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样才能夯实做大国内大循环,更好带动和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数智结合、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同时,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和沃土,要加快运用先进技术、前沿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家底厚实了,积累了规模巨大的资产,也形成了较大规模负债。推动经济发展,需要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对各种存量资源要心中有数,统筹加强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善于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要持续推动产业园区“腾笼换鸟”,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减轻利息负担,用好用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央行再贷款资金收购和处置存量商品房,各类产业园区要盘活存量闲置低效土地,等等。可做的文章很多、可挖的潜力很大,这样就能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我国具有巨大经济体量、市场容量和产业配套能力,能够为提升质量、做优做强创造有利条件。大,本身也是一种强。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规模有很高的要求,我国发展的任务还很重。要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用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领先技术,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四、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党中央明确,202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2025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为此,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也就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统筹安排收入、债券等各类财政资金,用好税收、赤字、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政策工具,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当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特别是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要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赤字规模,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大财政支出强度,确保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拉动。同时,政策着力点要更加精准,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重点领域保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用好转移支付政策和资金,加强动态监测、分级预警,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在补短板、强弱项、防风险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要适时降准降息,用好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充分满足有效资金需求,推动资金充分流向实体经济,助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货币信贷较快增长,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引导信贷资金直达基层、快速便捷、利率适宜,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贵慢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打出有力有效的政策“组合拳”。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要以战略思维和全局视野统筹谋划经济工作,防止政策相互掣肘。要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各地区各部门无论出台经济政策还是非经济性政策,都要主动评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形成各方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促进政策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衔接协同,消除“中梗阻”,提高政策整体效能。

五、做好2025年经济工作要抓好九方面重点任务

一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情况下,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我国消费率较低,尤其服务消费占比低。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多措并举改善消费条件,优化消费环境。稳住大宗商品消费,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有效扩大消费和投资。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扩大服务消费,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

二是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大力支持发展更多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用好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完善技术、环保、安全、能耗等标准,促进“新三样”等优势产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三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出台更多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改革举措。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规范算法、加强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协同构建完善全国社保基金、保险、年金、理财等“长钱长投”的制度环境,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要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质增效和扩大改革任务授权,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落实好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部署,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五是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一方面,着力释放需求,因城施策落实好各项政策,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另一方面,着力改善供给,在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大力实施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加快转型发展。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建设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好房子。充分发挥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作用,推动“白名单”项目扩围增效,巩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势头,坚决打好保交房攻坚战,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央地协同合力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六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严守耕地红线,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目前,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贡献了全国75%左右的粮食产量、90%左右的粮食调出量,要保护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积极性,健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稳妥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七是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我国经济大省在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地区生产总值前10位的经济大省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前10位工业大省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60%以上,前10位外贸进出口大省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80%以上。要强化对经济大省的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同时,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更好发挥比较优势。

八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合计超过12亿千瓦,提前6年完成对国际社会承诺目标,新能源装机规模占全球1/3以上,近年来为全球提供了60%的风电设备、70%的光伏组件和超过70%的动力电池关键原材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要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美丽中国。营造绿色低碳产业健康发展生态,培育绿色建筑等新增长点。我国“沙戈荒”面积广阔、太阳能风能资源富集,要加快“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碳标识认证制度。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九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政策要推动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相得益彰的局面。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落实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政策,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扩大普惠养老服务。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和及时应对社会安全事件。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 韩文秀

金融透视
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强化金融业数据治理

摘要:在积极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聚焦金融业数据治理,深入剖析其内涵、特征、国际经验、现状与挑战,我国政策框架虽逐步完善,但仍有进步空间,数字金融市场规模扩张之际也面临诸多挑战。为推动金融业数据治理发展,建议加快立法进程,明确行业标准,建立监管机制,强化安全措施,引导差异化竞争,优化数据结构与协同治理,为数字金融与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助力金融领域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金融,数据治理,金融监管,数据安全与隐私

金融业数据治理的内涵与特征

(一)金融业数据治理的基本概念

数据治理是指在数据的全生命周期内,即数据的供给、需求、交易全过程内对其进行安全保障、监督管理、标准制定、价值释放等一揽子管理行为的统称。数据治理的本质是在实现数据价值和规避数据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制定合适的政策法规体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掘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尽可能降低数据使用过程中带来的安全风险。

金融业数据治理则是在金融行业背景下,围绕金融数据开展的治理工作。其核心在于构建一套完善的框架与流程,对金融机构内外部各类数据资源进行整合、规范与优化管理。从本质上讲,要在金融业务复杂多变且数据大量增长的环境中保障数据质量,使数据成为金融机构稳健运营、风险防控、产品创新以及客户服务提升的坚实基石,让数据在金融体系内有序流动并发挥最大价值。

(二)金融业数据治理的特征

金融业数据治理与一般数据治理有着不可忽视的共性,同时也具备独有的特性。在共性方面,二者数据质量目标相同,不管是金融业还是其他行业,都着重提升数据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等。同时,二者治理流程相似,均涵盖数据规划、采集、存储、处理、监控等环节。但是,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在数据安全合规、数据共享私密性以及与业务流程融合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行业特征,需要金融机构在开展数据治理工作时采取更为特殊和严格的策略与措施,以适应金融行业的高要求和复杂环境,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其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据安全合规

金融业数据治理受到严格的监管。金融行业涉及大量客户敏感信息,如个人身份信息、账户余额、交易记录等,这些数据一旦泄露或被篡改,将对客户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引发信任危机,甚至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银行需遵循巴塞尔协议等国际准则以及国内众多金融监管法规对数据安全与合规性的要求,在数据治理过程中从访问控制、加密技术应用、数据备份与恢复等多方面构建强大的安全防护体系,这比一般行业的数据治理在安全合规方面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标准要求。

2.数据共享私密性

金融数据的共享、交易和转移相较于其他行业更为谨慎和私密。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往往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和风险考量,其数据共享通常局限于特定的业务场景和经过严格筛选的合作伙伴,并且在共享过程中会采用加密、匿名化等多种技术手段保护数据隐私。例如,在信贷业务中,金融机构之间可能会进行有限的信用数据共享以评估客户信用风险,但会严格控制数据的传播范围和使用权限,防止数据被滥用,这与一般行业如互联网行业相对开放的数据共享模式有着显著区别。

3.业务流程融合

金融业务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如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等。金融业数据治理的成果必须紧密嵌入这些业务流程中才能发挥价值。经过处理的数据要能够直接为金融产品定价、风险评估、客户关系管理等业务环节提供精准支持。例如,在信用风险评估模型中,治理后的数据要能够准确反映客户的信用状况,为信贷决策提供依据,而不是像一般行业数据治理可能更多侧重于数据的统计分析与一般性报告用途,金融业数据治理与业务流程的融合深度和紧密度要求更高。

(三)金融业数据治理在数字金融中的重要地位

金融业数据治理对于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起着决定性作用。数字金融以数据作为其最根本的核心要素,其各类业务模式的创新突破以及丰富多元产品服务的推陈出新,均依赖于海量且精准可靠的数据资源。在数字金融的宏大架构中,金融业数据治理占据着核心枢纽地位,是驱动其稳健发展的关键力量。

第一,数据治理是数字金融创新拓展的强劲引擎。数字金融的业务模式创新与产品服务多元供给皆以数据为原动力,而数据治理凭借构建精细的数据管理体系,保障数据的精准性与可靠性。例如在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评估场景下,通过整合多渠道数据并实施严谨治理流程,精准勾勒企业运营全貌,为风险评估夯实基础,有力推动普惠金融的深入践行,从而为数字金融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第二,数据治理构成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坚实根基。在数字化浪潮中,金融机构借助数据治理打破数据隔阂,优化数据流通路径,达成部门间数据的无缝对接与共享。例如,微众银行在供应链金融领域,依托数据治理确保区块链数据真实可信,大幅提升融资效率;招商银行则利用数据治理整合多系统客户数据,绘制精准画像以实现个性化营销,二者均彰显出数据治理在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核心引领作用,促进业务实现质的飞跃与突破。

第三,数据治理堪称金融服务效率与质量跃升的关键保障。在量化投资等业务领域,数据治理承担着对海量金融市场数据进行深度净化、标准化处理以及深度挖掘的重任,进而构建高效能模型,助力投资机构敏锐捕捉市场机遇,实现资产配置最优化与收益最大化。同时,在复杂多变的监管环境中,稳健的数据治理机制能够确保金融业务严格遵循法规要求,合规有序运营,有效增强市场主体信心,为数字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壁垒,保驾护航。

金融业数据治理国际经验

在全球金融数字化浪潮中,各国金融业数据治理呈现出不同特征与模式,为我国提供了多维度的经验借鉴。

欧盟在数据治理方面以严格的隐私保护称。其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金融业数据治理设定了高标准的隐私合规框架。金融机构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和共享过程中,需遵循明确的用户同意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等。这使得欧盟金融业数据治理高度重视数据主体权利,例如数据可携权、被遗忘权等,要求金融企业投入大量资源构建合规体系,以确保数据处理活动的合法性与透明性,在保障个人隐私的同时也对金融创新的数据应用产生一定约束。

美国则侧重于行业自律与分散监管相结合的模式。不同金融监管机构如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依据行业特点制定数据治理相关规则。在金融科技领域,鼓励创新与竞争,对数据治理的监管相对灵活。例如,在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方面,美国企业凭借其全球业务布局与技术优势,在遵循一定国内安全审查机制下相对自由地进行跨境数据传输与业务拓展,推动金融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与利用,但也因监管分散性存在部分数据治理规范协调不足的问题。

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在数据治理上采取平衡创新与风险管控的策略。一方面积极推动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等机制,在特定范围内放宽数据治理要求,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创新业务试点,加速金融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加强对关键金融数据基础设施的保护与监管,制定严格的数据安全标准,确保金融数据在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下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为其国际金融业务的稳健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各国金融业数据治理模式虽有所不同,但总体趋势是在保障数据安全、合规的基础上,寻求金融创新与数据利用效率的平衡,这对我国构建完善的金融业数据治理体系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我国可结合自身金融市场特点与发展需求,选择性地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优化本土数据治理路径。

金融业数据治理现状

(一)政策梳理

在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金融业数据治理政策框架正稳步构建并日臻完善。

201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确立了银行数据治理四大基本原则,即全覆盖、匹配性、持续性和有效性,要求构建组织架构完备且职责清晰的数据治理架构。这一规定意义重大,有效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重视数据治理工作,提升数据质量,开启了金融业数据治理规范化的新纪元,让数据价值挖掘有了明确的规范路径,为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根基。

2020年,数据治理立法进程显著提速。《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先后公开征求意见。前者侧重构建数据分级分类管理、风险评估、监测预警以及应急处置等制度体系,明确数据活动主体的安全保护责任;后者专注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处理活动的规范。尽管二者未深入涉及数据权属问题,但在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维度为金融业数据治理明确了关键边界,有力地强化了数据治理的安全底线意识。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多部法律也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协同发力,形成了全方位、多维度约束金融机构数据处理行为的法律网络。在数据开放共享层面,自2015年起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促使国家级、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以及部分企业平台纷纷涌现。这为金融机构获取多元数据开辟了广阔渠道,例如在授信业务中,金融机构得以融合税务、法务、个人征信等信息,创新业务模式,有效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数据治理标准制定方面持续精耕细作。2024年5月,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治理实施指南》(GB/T 44109-2024)正式发布,并于2024121日起正式施行。该指南作为数据治理标准体系的重要补充,全面涵盖规划、执行、评价和改进四大关键过程,深度细化各过程的实施活动与具体内容,为各行业数据治理实践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就金融业数据治理而言,其有助于金融机构依据统一标准精准规范自身数据治理流程,实现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的全流程有据可依,有力推动金融业数据治理朝着标准化、科学化方向迈进,全方位提升金融业数据治理的整体水平与效能,促进金融业数据治理与数字金融发展需求实现更为紧密、精准的对接与适配。

(二)市场情况

从市场规模与受众维度来看,数字金融规模持续扩张且受众广泛。自2003年支付宝诞生开启互联网金融服务先河,到2013年余额宝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如今数字经济已占据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比重,如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2.8%。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和先进的移动支付体系为金融服务拓展了边界。截至2023年末,10.92亿互联网用户中9.54亿为网络支付用户。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25年全球数据量将高达175泽字节(ZB)。其中,中国数据量增长速度最快,增速比全球高3个百分点;数据量最大,到2025年将高达48.6ZB,占全球的27.8%。这既为数据治理提供了海量数据资源,也要求数据治理确保广泛受众的金融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应对数据量剧增带来的存储、处理与质量把控挑战。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加速,服务创新与数据治理联系愈发紧密。银行的数字化战略中,如招商银行“数智零售”整合多源数据时,面临格式、标准不一的难题,数据合规压力也大,不同业务场景下数据治理架构尚需适配调整。证券业的深交所智能监管系统虽利用大数据,但数据及时性与准确性要求高,内部及外部的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保险业的蚂蚁保“安心赔”等创新服务在数据质量把控、与其他行业数据对接的标准差异方面存在挑战,数据治理需解决这些问题,以保障服务质量与效率提升,促进金融机构创新业务的稳健开展与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

金融科技投入增加使数据治理机遇与挑战并存。银行业在加大科技投入时,利用人工智能的智能客服场景,数据治理要优化训练数据管理,保障数据多样且无偏差。区块链应用于供应链金融时,数据治理需建立严格验证机制确保数据可信,平衡共享与隐私保护。云计算助力金融机构时,数据治理要构建加密体系保障存储与传输安全,优化存储结构提升读写效率。数据治理需与时俱进,适应金融科技发展,防范因数据问题引发的风险,推动金融机构创新发展。

金融业数据治理的挑战

(一)数据权属与使用规范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与制度框架下,数据确权方面的规制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清晰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文与实践指引。在数据治理已成为数字产业发展基石的大背景下,各国基于自身政治、经济、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以及信息规模等因素考量,制定了差异化的数据治理路径。我国虽积极致力于构建金融业数据治理框架,但相关可落地的办法仍有待细化与完善。现行法律体系中,针对数据获取、数据挖掘与使用以及数据交易等关键环节的管理制度尚属空白。部分金融机构在收集客户个人数据时存在过度采集、滥用数据以及侵犯客户权益的行为。数据权属与使用规范的不明晰,使得金融业数据治理在数据产权界定、数据合法合规使用以及数据交易监管等多方面存在问题,难以构建起稳定、有序的数据治理秩序。

(二)监管与合规性

监管与合规性成为金融业数据治理难以回避的挑战。首先,监管滞后性导致数据治理依据缺失。金融科技创新催生众多新兴业务,如区块链、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其发展速度远超监管法规制定进程,使得数据治理难以找到适配的规范框架,许多业务的数据处理活动处于模糊地带,无法有效开展合规性的数据治理操作。其次,合规成本高企给金融机构数据治理资源配置带来难题。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在严格监管要求下,为满足合规要求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数据治理相关工作,如数据合规审计、数据存储与使用权限管理等,这可能超出其承受范围,进而影响数据治理工作的全面性与有效性。最后,跨境金融服务的监管难题也给数据治理带来复杂性。在数字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境金融服务数据流动频繁,像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在我国境内开展业务时,因监管权限受限,数据治理难以对跨境数据的合法性、安全性进行有效把控,导致数据治理存在大量空白与风险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三)网络安全与数据隐私

网络安全与数据隐私问题给金融业数据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曾指出,隐私保护是数字金融时代最主要的挑战,而这正处于数据治理的核心范畴。一方面,网络攻击的猖獗严重威胁金融数据资产安全。诸多金融机构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如2016年孟加拉国央行遭受黑客攻击致使8100万美元被盗取,同年乌克兰银行1000万美元被窃且利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转移资金,2018年我国某互联网金融平台遭到境外黑客组织的攻击从而损失了价值150万美元的虚拟财产。这些事件凸显出数据治理在防范外部恶意攻击、保障数据存储与传输安全方面面临巨大压力,需构建极为坚固的网络防护与数据加密体系。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自身也频繁发生数据隐私泄露事件,严重损害用户权益。如2019年美国第七大商业银行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因系统漏洞导致超过1亿客户的个人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社保号码等敏感信息;2024年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库遭黑客入侵,超过500万条敏感数据泄露,涉及多国政要及司法人士等的隐私资料。这些事件充分反映出数据治理在金融机构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全流程中对用户隐私保护存在诸多漏洞。此外,技术漏洞如人脸识别被照片、视频破解等现象,也表明数据治理在新技术应用安全评估与漏洞修复方面的滞后性,若不能有效解决,将使金融数据处于高风险境地,破坏数字金融健康生态。

(四)市场竞争与同质化

市场竞争与同质化现象给金融业数据治理带来挑战。产品与服务同质化严重意味着金融机构在数据治理过程中难以挖掘独特数据价值。众多产品和服务缺乏差异性,数据来源与数据应用模式趋同,使得数据治理难以助力金融机构形成基于数据的核心竞争力,如在客户数据挖掘方面,因产品服务无特色,难以精准定位客户深层次需求,导致数据利用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不足进一步加剧数据治理困境。多数金融机构创新乏力,无法开发出差异化产品与服务,反映在数据治理上就是缺乏对创新数据需求的响应能力,不能有效整合与利用新兴数据资源来推动业务创新,如在金融科技专利相关数据应用方面,除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外,多数金融机构难以将专利数据转化为数据治理与业务创新的驱动力。市场集中度高也给中小金融机构数据治理带来生存压力。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占据2023年三季度94%以上市场份额为例,中小金融机构在数据获取规模与质量上处于劣势,数据治理缺乏足够的数据资源基础,难以构建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限制了其在数字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数据结构与协同治理

随着金融业务的拓展与创新,金融业非结构化数据占比不断攀升,给数据治理增加了复杂性。金融数据来源广泛且结构复杂,同一金融机构内部也常常出现数据口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早期金融机构在数据收集初始阶段对元数据结构设计缺乏前瞻性与合理性,这为后续的数据治理及数据应用埋下了诸多隐患。近年来,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日益紧密,非结构化数据呈爆发式增长,传统数据库技术、数据挖掘工具以及数据清洗工具在处理这些数据时显得力不从心,其使用效果大打折扣。与此同时,金融基础设施的数据治理缺乏统一且明确的规范指引,整个金融行业的数据协同治理机制尚不完善。

政策建议

在数据权属与使用规范方面,应加快立法进程,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原则。例如,可以依据数据来源、加工增值程度等确定权属。建立数据交易许可与监管制度,规范数据交易流程,严禁违规交易数据行为,保障数据主体权益,为数据治理提供清晰法律框架。

针对监管与合规性,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对新兴业务如区块链金融在可控环境下先行试点监管,缩短监管滞后周期,及时总结经验形成规范。对中小金融机构给予合规成本补贴或税收优惠,鼓励其投入数据治理资源。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共享跨境金融服务监管信息,明确监管权限与责任,填补跨境数据治理空白。

对于网络安全与数据隐私,强制金融机构采用高级加密技术与多因素身份认证,定期进行网络安全评估与渗透测试,及时发现并修复漏洞。制定数据隐私保护细则,规范数据收集、存储与使用各环节操作,对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完善隐私保护机制。

在市场竞争与同质化方面,政策可引导金融机构差异化发展,设立创新奖励基金,鼓励开发特色产品与服务,对利用数据治理创新成功的机构给予奖励,提升数据利用价值。推动金融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打破数据垄断,改善中小金融机构数据资源劣势,促进公平竞争,提升创新活力。

关于数据结构与协同治理,应加快出台落实金融行业元数据标准规范,指导金融机构优化数据结构设计。支持金融科技企业研发针对非结构化数据处理的新技术工具,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建立金融基础设施数据治理协调机构,统筹制定行业协同治理规范,推动金融机构间数据对接与共享,提升数据治理规模效应与协同性。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政策分析师 胡玉玮;中信建投证券政策分析师 周之瀚

引领银行业保险业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提出,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做好养老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以下简称安徽金融监管局)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精神,紧密围绕金融监管总局和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深入践行为民监管理念,引领银行业保险业在养老金融领域持续发力,助力完善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积极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着力提高老年人风险保障水平,认真做实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

坚守金融业职能定位,深刻领悟养老金融的重要意义

一是养老金融是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完善的养老保障是老龄化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需要充分发挥金融作用,保障养老资金安全,实现平稳保值增值,为公众的养老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二是养老金融为养老产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养老产业涉及医疗、护理、旅游、文化、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对建设幸福友好的老龄化社会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金融业可以通过信贷、险资运用、信托、融资租赁等方式为养老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在促进养老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养老金融为老年群体牢固建立风险保障。由于老年人意外、健康等风险发生概率较高,长期以来保险业考虑自身经营风险,对老年群体的风险保障较为薄弱。大力发展养老金融,需要引导保险机构着力加强对老年人的健康、意外、失能等方面的风险保障,加大相关保险产品供给,切实为老年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四是养老金融有效提升养老服务品质。目前我国养老服务的基本情况仍然是供需不平衡,大部分养老机构盈利能力较差,服务供给上仍以简单生活照料为主,能够提供康复护理、休闲娱乐、精神慰藉等服务的养老机构不多,护理型床位总量和占比也比较低,对失能人员的护理能力较为薄弱;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服务体系。目前银行保险机构在参与养老服务方面开展了许多有益探索,如投资设立养老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等。发展养老金融有利于增加养老服务的多样性,按照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和生活习惯提供养老服务,提升服务品质,助力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养老金融的安徽实践

聚焦“基本+年金+个人”三支柱,参与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障构成的“三支柱”养老体系。在第一支柱方面,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与基本养老保险相关的金融服务,支持银行机构为全省5000余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提供社保卡账户管理、支付结算等服务,鼓励保险公司参与基金托管服务。在第二支柱方面,引导省内养老保险公司、养老金公司充分发挥精算管理、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管理,保障基金安全,实现稳定保值、增值。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全省保险机构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540.16亿元,服务企业1667个,惠及企业员工60.04万人,投资管理资产规模315.79亿元;职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631.45亿元,投资管理规模413.9亿元。在第三支柱方面,积极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加强协调,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加强个人养老金政策宣传,促进特定养老储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等新型试点产品落地,提供缴费灵活、收益稳健、凸显长期养老属性的金融服务。支持保险机构发展具有长期储蓄和养老风险管理功能的保险业务,进一步丰富拓展金融服务内容。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全省银行保险机构在售养老金融产品575款,涵盖储蓄、理财、保险等产品类型。全省银行机构开设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181.29万个,较年初增加23.14%;缴存资金6.39亿元,较年初增加43.6%。合肥试点特定养老储蓄余额79.85亿元。

聚焦“建设+运维+普惠”三关键,满足养老产业发展需求

一是针对养老机构、养老设施等的建设、改造等项目资金需求,提供基本建设贷款、技术改造贷款等。例如,交通银行支持合肥市“滨湖雅园”养老项目建设3亿元,贷款余额7500万元。二是对养老机构、养老服务和老年用品制造企业的日常运营、设施维护等,提供流动资金贷款,针对养老服务供应链企业的融资需求,提供供应链融资产品。例如,建设银行通过“善营贷”产品为提供养老配套服务的企业实现定制化信贷服务。三是针对养老产业小微企业提供普惠金融贷款。例如,建设银行结合安徽区域特色,创新推出“医养贷”,满足民营小微型医疗卫生机构及民营养老服务机构的融资需求。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辖内银行机构向327家企业提供养老产业贷款88.77亿元,较年初增长153.63%。

聚焦“健康+意外+失能”三需求,丰富老年保险产品供给

在健康保障方面,牵头省内多个部门建立全省统一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指导保险机构推出不限投保年龄、不区分既往病史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安徽惠民保”,有效弥补老年人健康保险长期缺位的问题。累计400万余人次参保,其中老年人参保占比超过30%,赔付占比超过40%。在意外保障方面,持续推动老年人专属意外伤害保险发展,丰富保险产品供给。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全省保险机构上市老年人风险保险产品465个,其中专属产品53个,为老年人提供408.19万人次风险保障共7.69万亿元,向13.27万人次支付赔款共2.09亿元。在失能保障方面,持续推动国家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引导承办保险机构在安庆试点地区健全市县两级服务网点,建立专业化队伍,完善信息系统,提升服务标准。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安庆市54.83万职工全部参加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护理风险保障120.07亿元,向1.6万人次支付护理费用896万元,切实减轻失能人员家庭负担,有效推动了当地护理和养老事业发展。

聚焦“机构+社区+居家”三场景,探索养老服务多元模式

在机构养老方面,引导保险行业积极投资养老产业。支持保险公司在合肥、黄山等地打造养老社区、旅居养老服务产业,已落地项目投资总额30亿元。支持银行机构向养老机构提供预收资金、政府补助、应急医疗保证金安心养老平台监管场景服务,满足民政部门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对养老机构资金监管的要求。在社区养老方面,支持银行保险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社区照护中心,为老年人提供餐饮、娱乐、健康管理等服务。在合肥、淮北、淮南等市探索开展“保险服务社区”试点,重点为社区老年人开展多样化健康管理服务,将保险服务融入社区治理。在居家养老方面,引导保险机构根据客户需求对客户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开展健康、意外等风险监测,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上门照护服务。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省内近3000人次享受保险公司提供的机构和居家养老服务,为543家养老服务企业提供责任风险保障114.27亿元。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奋力谱写安徽养老金融新篇章

2024年以来,为推动养老金融加快发展,安徽金融监管局出台了多项支持举措。一是印发《关于促进养老金融加快发展的通知》,在全国较早建立涵盖养老保障、养老服务、养老产业、老年消费者保护四大板块,银行、保险和非银机构全类型,共计10张报表89个指标的养老金融统计体系。二是围绕参与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强化银发经济金融支持、提升老年人风险保障水平、优化老年人金融服务、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信息报送机制六个方面,提出打造特色化养老服务网点等25条工作举措。三是针对丰富养老金融产品、加快个人养老金发展、强化养老保险对灵活就业群体服务、提高“安徽惠民保”覆盖率等重点工作,明确年度发展目标。四是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养老金融专项工作协调小组,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

下一步,安徽金融监管局将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持续深入推动养老金融发展。一是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抓住个人养老金政策全面实施机遇,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加大个人养老金宣传力度,提高个人养老金覆盖水平。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加大养老金融产品供给,加快构建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信托、商业养老保险协同发展的养老金融体系。二是促进养老产业发展。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养老设施等的建设、改造等项目资金需求,养老服务供应链企业的融资需求等,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会同省有关部门,梳理养老产业相关企业名单,探索建立“白名单”制度,立足需求导向,提供精准金融支持。加大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供给,有效化解运营风险。配合地方政府通过强化政策支持,引导保险资金积极在安徽投资养老产业,促进已签约项目的加快落地。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参与构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信息化、专业化支持。三是强化老年人风险保障。与省有关部门加强协调,加大支持力度,促进与医保相衔接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加快发展,提高参保覆盖水平,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目标。鼓励保险机构积极承办政府主办的长期护理保险,大力发展老年人专属保险,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医疗、护理、意外等全方位保障。四是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推进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与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探索推动商业保险理赔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实现“一站式”结算。支持商业保险机构积极参与健康安徽行动,创新完善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促进、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就医服务、康复管理等健康管理服务,推动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融合发展,降低老年人疾病发生率。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一级巡视员 吴俊

绿色金融牵引产业绿色发展的未来趋势

绿色金融是我国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的重要一篇,多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部署绿色金融发展的重点工作,以支持全社会绿色发展,更好释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产业规模化发展带来的增长机遇。

本文通过分析绿色金融在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以“碳”要素为核心增强产融联动、以“信息披露”为抓手增强产融对话、以“多层次市场建设”为依托增强金融服务能力、以“风险管理”为要求筑牢风险底线四个牵引产业绿色发展的未来趋势。

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此后,中央金融委员会、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部门陆续就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开展相关部署。2024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绿色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绿色金融的作用正在进一步发挥。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支持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步伐仍在加速。

一、产业绿色转型升级蕴含新的增长机遇

绿色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我国绿色产业化体系加快布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统计,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新培育国家绿色数据中心50家,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平均值超过50%。新接绿色船舶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达75.9%。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约17亿吨,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超过94%。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国家级绿色工厂5095家,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已超过18%,2024年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将达到万亿元水平。绿色产业化体系的建立正在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专章部署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分别提出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数字化协同转型发展等要求,其中蕴含着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未来机遇。

一方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动质效提升。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行业通常被认为是传统行业、高碳行业,在“双碳”目标下以“降碳”为目标的发展主线清晰明确,但转型升级带来的长期发展机会时常被忽视。事实上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效益不仅是对环境的有益性,也蕴含着经济增长的新潜能,比如,可以通过开发高技术、高端化产品实现传统产业跃升。以钢铁产业为例,“手撕钢”(钢材厚度控制在0.025毫米以下,直接用手就能轻易撕开)是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的缩影。基于我国钢铁企业“手撕钢”创新研发团队的不断研发,当前不仅刷新了“手撕钢”的世界纪录,满足了折叠屏手机的生产需求,还成为国防科技、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通过从传统行业转向为高技术行业,产业发展能力得以深度提升,产业附加值也显著增加。

另一方面,绿色产业规模化发展及带动的衍生业态也将拉动经济增长。比如,不少绿色产业尚处于布局初期,其背后蕴含着的是一个新的全产业生态的建立,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区域布局等都将拉动新的经济增长。以零排放货车为例,作为交通绿色化改造的重要抓手,零排放货车的市场销量正从1%、2%的销量占比上涨到目前的10%,同时随着市场增量的不断扩大,也涌现出了类似于纯电动重卡、换电重卡或者其他电池回收业务等新兴的商业模式。在产业生态建立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主机厂自身的生产性投资,也包括上游的汽车零配件、三电系统、补能基础设施,或者下游的汽车租赁,以及售后回租等业务,都可能形成新的发展机遇。

二、绿色金融支持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作用,目前绿色金融也正在通过上述机制支持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一是绿色金融通过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引导、筹集资金流向绿色领域,在为绿色产业提供融资支持的同时,也在通过资本流向的结构性优化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以下简称《目录》),作为引导金融资本资金投向的重要文件,正在被银行、券商等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引用。《目录》明确了节能低碳产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等七大领域,基本囊括了产业绿色转型的重点方向。

从市场的反馈来看,近年来投向上述重点领域的资金持续增长,尤以绿色信贷最为典型。截至2024年上半年,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4.76万亿元,同比增长28.5%。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的贷款余额分别为15万亿元、9.04万亿元和4.91万亿元。分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行业的绿色贷款余额为8.12万亿元,同比增长26.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行业的绿色贷款余额为5.68万亿元,同比增长13.7%。

二是绿色金融通过发挥市场定价的作用,以差别化的利率和碳市场机制等,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合理的价格参考。在实践中,除通过碳市场形成对碳配额的定价外,绿色金融还通过将项目的环境、社会、治理风险纳入金融授信管理流程、将项目低碳水平与企业融资利率挂钩等方式,来反映绿色转型的市场价格。

2022年6月,原银保监会印发了《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引》中明确提出“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制定针对客户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评估标准,对客户风险进行分类管理与动态评估。银行机构应将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客户评级、信贷准入、管理和退出的重要依据,并在贷款三查、贷款定价和经济资本分配等方面采取差别化的风险管理措施”“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加强信贷和投资资金拨付管理,将客户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的管理状况作为信贷和投资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等具体要求,其本质即是将企业的绿色发展能力转变为融资能力,以差异化的融资定价引导企业重视环境、社会、治理风险的管理,通过金融手段为企业绿色发展能力定价。目前不少地方或金融机构开展了相关实践,其将企业的环境、社会、治理风险水平进行评价,并区分为“深绿”“中绿”“浅绿”等不同风险等级,并基于此给予不同程度的贷款利率优惠,采取差别化的风险缓释措施,企业绿色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授信额度越高,以此助力绿色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绿色企业贷款便利性和可获得性。

三是绿色金融通过发挥风险管理的功能,引导、推动企业提升绿色化改造的意识与能力,增强产业应对气候风险等的能力。绿色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是指通过绿色保险或金融衍生品助力绿色产业规避风险,或者通过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绿色和棕色资产风险权重调整等工具,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以绿色保险体系为例,当前我国绿色保险体系正处于建设阶段,多市场主体正在围绕提升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高企业环境污染防治水平、推进城乡建设节能降碳增效、助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发展等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如,部分保险公司推出针对建筑节能量的保证保险,该项保险保障节能设备运营期间的节能效益,节能服务公司与保险公司签署合同,用能单位为受益人,保险公司在项目运营期间,定期评估节能效益,核实项目是否达到预期节能目标,如果尚未达到预期效益,则由保险公司将相应差额赔偿给用能单位,此类保险形成了对绿色转型过程中风险的共同分担。

三、绿色金融牵引产业绿色发展的未来趋势

当前,无论是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还是绿色金融的市场活力,都显现出了积极的发展态势与成效,绿色金融的支持作用、推动作用、牵引作用逐步增强,积极促进了绿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但是,绿色金融在支持产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产融衔接的常见问题,比如,资金周期难以匹配转型长期性的问题、金融的逐利性与转型或创新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绿色金融对中小企业覆盖不足的困境等,部分困境是产业绿色转型中的阵痛,部分困境则有待于不断完善的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建设。当前,我国金融管理部门也正在着力从多方面增强绿色金融对产业的牵引与推动作用。

一是以“碳”要素为核心增强产融联动。以“碳”要素为核心,是指未来企业的“碳”表现将成为金融定价的重要依据,由此影响着企业的融资利率等现实利益。当前,在金融体系内,不少金融机构开始建立投融资相关业务碳排放数据管理和统计体系。在地方层面,不乏地方通过“碳账户”等形式对企业碳排放数据进行搜集,并向金融机构推送,引导金融机构构建基于碳排放的“碳授信”体系。在顶层设计层面,以绿色债券为例,正在加快引导绿色债券发行人核算并披露募集资金所支持项目的碳减排量和碳排放量,以期构建可衡量碳减排效果的绿色金融统计体系。目前,虽然由于碳信息的可得性仍然有限,但在绿色金融体系中,将碳要素引入金融授信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未来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碳要素将成为产融联动的重要桥梁,通过碳信息开展对话,将进一步缓解当前绿色金融在支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中面临的评估信息不足的难点。

二是以“信息披露”为抓手增强产融对话。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是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支柱,是降低“洗绿”“漂绿”风险、防止资金套利的重要抓手。当前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既包括自身环境相关政策、组织、产品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也涉及对投融资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等方面的信息披露,未来还将加快健全碳排放信息披露框架,披露自身高碳资产敞口和建立气候相关风险突发事件应急披露机制。在健全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也势必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全面性、及时性、精准性等提出更高要求,当前部门间联动推动银企信息披露的实践已在循序渐进地开展,未来企业环境相关的信息披露既是企业获得绿色融资支持的重要手段,也可能成为不得不做的自身义务。

三是以“多层次市场建设”为依托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在当前我国以信贷融资为主的市场结构中,绿色信贷发挥了重要的牵引与支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其他领域的资金使用仍有很大空间,尤其是未来多样化的资金结构,对于应对绿色转型的长期性、高风险性将有更好的适配性。当前,推动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的建设趋势也在进一步显现,以绿色标准体系、绿色统计体系、绿色激励机制、完善制度建设等为抓手,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大力发展绿色保险和服务、吸引养老保险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投资绿色金融产品等。在我国“自上而下”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政策驱动将加快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的建设,将不断增强服务不同类型绿色产业及产业转型需求的能力。

四是以“风险管理”为要求筑牢风险底线。风险是金融体系的永恒话题,牢筑风险底线也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基础。如上文中对绿色金融风险管理作用的分析,有别于传统金融,绿色金融的风险管理内涵也进一步丰富,而强化相关风险能力的建设,既是绿色金融的要求,也将是由此推动的产业风险能力建设的重要窗口。当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风险治理体系,并通过专门的方法学评估项目的气候风险后,也将推动企业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与自身实际经营活动相融合,更加注重增强产业发展的长期韧性。

总体而言,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产业能力的有效路径,其本身就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表现。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设计推动金融业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大力的改革创新对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挥更大的推动与牵引作用。基于绿色金融牵引产业绿色发展的未来趋势,未来企业也需注重自身碳数据价值的发现与能力的提升、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广度与深度、对接多样化资本的能力以及自身气候风险应对能力的建设,供需双方的协同发力将更好、更快地解决融资中的困境,也将带来更显著的发展效益。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王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任玉洁

深入探究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健全多层级金融服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

笔者认为,稳中求进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重点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资产价格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考量因素,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第二,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引导资本市场更好使用金融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资产价格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考量因素

稳住楼市股市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发力点之一,资产价格已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考量因素,为科学的宏观调控赋予了新内涵。

楼市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涉及三大经济主体:居民、地方政府和银行。居民将大量储蓄配置于住房,使得住房成为其最重要的资产,直接关系到家庭财富的保值与增值。相关研究表明,以市场价格计算,当前住房占居民家庭资产财富的比重在60%—70%,财富效应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消费行为。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之一,而地方财政收入事关各地社会民生保障和经济增长动力。数据显示,202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约4.87万亿元,同比下降16%,相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近4万亿元,相比2023年下降近1万亿元。从投资来看,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约10万亿元,比上年下降10.6%,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19.5%,相比2020—2021年的高点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房贷对银行来说是重要的生息资产,房贷数量和质量事关银行体系的盈利性和稳定性。2021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国内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规模分别约为2.3万亿元和3.2万亿元,占房企到位资金的27.5%。2024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国内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规模分别约为1.52万亿元和1.57万亿元,同比分别下滑6.1%和27.9%,两者占房企到位资金的28.9%。2024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约9.7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2.9%;销售额近9.7万亿元,同比下降17.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在构建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房地产领域的投资、融资以及销售环节均经历了广泛变革与深度调整。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央行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金融新政策,这些政策涵盖多个方面,包括引导银行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允许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贷款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市场化收购房企土地,盘活存量用地,缓解房企资金压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充分发挥政策合力,为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其中,专项债券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拓宽,明确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包括支持地方政府回收符合条件的闲置存量土地,以及确有需要的地区用于新增土地储备项目。

从股市来说,除了交易税收和监管外,主要涉及两个重要的市场主体: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对投资者来说,股票是获取投资收益的重要渠道,是决定投资者财富的重要变量,财富效应直接影响消费;对上市公司来说,公司市值是最重要的质押品和抵押品,股价上升能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并促进企业投资创新。因此,股价是激励社会消费和激发社会投资创新热情的重要变量。

我国股市中小投资者占绝大多数,散户占比超过99%;上市公司超过5300家,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接近70%,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资本市场的成长空间巨大。《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报告(2024)》指出,我国股市投资者有2.2亿,基金投资者超过7.2亿,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事关上亿家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1月22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证监会等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重点引导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和公募基金共五大类中长期资金进一步加大入市力度,优化市场投资者结构,发挥机构投资者价值发现功能,明确了险资服务国家战略和资本市场的方向、任务,发挥险资作为长期资金、耐心资本在做好资本市场“稳定器”方面的作用。

证监会1月26日印发的《促进资本市场指数化投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推动资本市场指数化投资规模和比例明显提升,加快构建公募基金行业主动投资与被动投资协同发展、互促共进的新发展格局;强化指数基金资产配置功能,稳步提升投资者长期回报,为中长期资金入市提供更加便利的渠道,助力构建资本市场“长钱长投”生态,壮大理性成熟的中长期投资力量。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股市作为投资财富管理的功能上升至新高度。这意味着伴随经济高质量发展,资产价格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愈加明显。

扎实推动金融—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本质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金融的关键作用体现在高效配置资源、精准助力科技与产业腾飞方面。资本市场不仅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更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持续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把着力点放在强调发展市场和金融机构资源配置以及风险管理功能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要让有效的金融供给和有效的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并为投资者带来基于企业利润的稳健回报。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可以避免资产价格泡沫,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实体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反过来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金融本身的发展。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才能确保金融与产业之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格局。

自2009年创业板设立、2019年科创板推出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不断探索创新,科技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2021年北交所正式运营,专注于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积极探索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基础制度安排,进一步完善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2024年4月底,沪深北交易所发布了修订后的《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业务规则,修订内容涉及上调主板上市标准、上调研发投入等科创属性评价指标、强调创业板成长性要求等。这些调整旨在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激励创新,提升市场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能力。与此同时,为了激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类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助力有技术、有科技含量的企业做大做强,央行创造了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直达实体经济创新领域。近年来,央行结构性货币工具余额基本保持在央行总资产的15%左右,有力支持了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建设和运用好多层次资本市场,要面向科技前沿的“硬科技”领域,汇聚起一批涉及各产业链环节、多应用场景的创新企业,充分利用好社会储蓄资金,在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上持续发力,助力加快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Wind数据显示,2024年底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占比分别为10.8%和25.3%,市值占比分别达到7.4%和12.6%,初步形成了激励创新的资本市场生态结构。各地政府通过组建鼓励创新的资本平台,引导挖掘创新资源,鼓励投融资机构将更多资本要素投入到具有潜力的新兴产业,培育更加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创新生态。近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鼓励耐心资本、长期资本加强重点领域投资,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将有利于进一步形成结构平衡、激发创新的资本市场环境,推动金融与产业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稳住楼市股市、激发资本市场创新和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突出了问题导向,充分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通过稳定市场预期、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推动制度创新,金融体系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和全方位的金融保障,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晋斌

产业追踪
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建设路径选择研究

摘要: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施脱钩断供打压的严峻背景下,如何科学有效地选择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建设路径是当前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对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建设进行文献回顾和概述集成电路产业的基础上,分析全产业链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并提出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全产业链,集成电路,建设路径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集成电路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实现机制及策略研究”(22A0458);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湖南众创产业链纵向创产融合和横向产业分化的组织及政策研究”(22YBA163

引言

近年来,西方国家为维护产业优势地位滞后中国高科技发展,利用在集成电路领域的技术垄断和产业优势持续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和企业进行限供、断供和脱钩,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及下游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2020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接连提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等会议重点。为此,中国建设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成为学界和业界日益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集成电路产业链具有技术密集、分工细密、协作复杂、投入巨大、风险很高等主要特点,全产业链建设面临着很高的技术壁垒、资金壁垒和规模壁垒,建设难度很高;另一方面,集成电路是现代工业的“血液”、行业应用十分广泛,产业链受制于人、限断供及脱钩威胁对于集成电路和下游产业将产生广泛而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探讨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建设问题、分析科学有效的建设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和回顾集成电路产业链相关文献;其次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背景和产业链特征进行梳理和概括;再次分高、中、低三类制程对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探讨,提出合理的建设路径;最后给出小结和建议。

一、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建设的文献回顾

(一)全产业链视角的现状梳理分析

陈志润、李安琪[1]较早从全产业链视角分析了集成电路需求端、核心产业链、支撑产业链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及制度环境。蒋作君[2]指出了我国芯片产业高端受、中低端受挤的整体状况,以及研发投入较低、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徐杰[3]从全产业链视角梳理了资金供应主体、资金供应规模,指出了股票直接融资和大基金出资所出现的主要问题。刘樱霞等[4]分析了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现状,指出了美国技术管制下产业链韧性不足的问题。上述研究为理解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为建设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提供了依据。下一步有待于按高、中、低制程进一步来梳理产业现状和主要问题。

(二)全产业链视角问题的对策建议

陈志润、李安琪[1]提出,从中低端或小众应用场景切入、引导不同地区重点布局、做好境外供应集中对接等建议。蒋作君[2]从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发展角度提出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来实施重大专项、支持首台套应用、拓展应用领域、投入产业基金,坚持长远布局来投资薄弱领域、培养科研人员,坚持对外开放来拓展新型市场、推动海外投资合作等。徐杰[3]就如何覆盖各个环节、提高投资效率分析了股票发行、大基金出资等融资方式的优化方式。刘樱霞等[4]分析了现代化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核心技术联合攻关、领军企业带动产业集聚、促进产业链全国联动、培育高端人才等建议。孙琴、刘戒骄[5]从“三链”融合协同发展角度提出集成电路产业全产业链的创新减税和抵扣政策。上述研究为理解集成电路产业链各环节切入、补齐、加强方式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有待于具体探讨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建设路径的决策及问题。

二、集成电路产业概述

(一)产业生态和市场格局

1.产业生态。集成电路产业始于19世纪50年代,随着技术和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技术、资金、人力密集程度不断提高,相应产业分工协作不断深化,产业链分工日益细密。按照美国半导体工业联合会划分[6],集成电路产业生态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上游支撑体系,包括知识产权公司、原材料供应商、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公司、设备供应商;二是中游生产体系,包括研究开发、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打包、分销渠道等环节;三是下游行业市场,如图1所示。依据目前的集成电路制程水平,包括支撑体系、生产制造、需求市场在内的产业生态可以按高、中、低三个档次来进行划分:高制程或先进制程为7nm及以下,中制程为28nm14nm,低制程为45nm及以上。

2.市场格局。中、低制程较为成熟、市场规模较大。据华经产业研究院统计,全球28nm及以上制程芯片占到全部制程芯片的75%以上;中国每年进口芯片超过4 000亿美元,约65%能在本国制造。比较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上游支撑体系中光刻设备、光刻材料、知识产权核、EDA等是较为薄弱的产业链环节。目前,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国内上游支撑体系、中游制造体系已经普遍达到或即将达到28nm14nm制程水平,其中较为核心的光刻机设备据相关分析已经达到或接近28nm制程量产阶段,经多次曝光技术可以生产14nm制程芯片;但是,国际上游支撑体系已经达到7nm5nm制程的先进水平,国内与国际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二)政策和制度背景

1.国际制度背景。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先后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瓦森纳协定》等机制对中国半导体发展所需的先进技术、材料和设备实施贸易禁运和技术封锁[7]2018年后,面对中国在集成电路产业支撑体系、生产制造和行业市场上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为保持技术领先和产业优势,进一步联合起来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和重要企业实施持续的打压制裁(如表1所示),以阻断中国科技发展进程,从而维护自身的领先地位。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打压具有全产业链性质,涉及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的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单位等主体,打压活动主要集中在高、中制程领域。

2.国内制度背景。(1)产业扶持措施。近年来,为加快推进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推出财政、税收、技术和人才等各类法律法规政策。特别在近期,中国逐步推动全方位的集成电路产业支持政策体系,利用举国体制来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如表2所示)。(2)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升级地滥用国家力量恶意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稀土和石墨烯等战略物资出口管制等,为国内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稳定安全的经营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全产业链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高制程全产业链建设

1.必要性分析

7nm及以下制程属于高制程集成电路,上游关键的硬件和软件由极少数欧美厂家完全垄断,例如,高端光刻机、高制程设计软件等。在《瓦森纳协定》安排和美国协调下,发达国家实施了严格的管制,严格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制程的软硬件及服务。但是,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核电能源、无人飞机等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力强弱的先进技术广泛应用了高端芯片,使得高端芯片市场飞速扩大、需求日益迫切。在前述高端产业格局、国际政治环境、市场需求态势下,国外供应商迟供、少供、限供、断供等现象必然频繁发生,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依靠自身力量来开发建设高制程集成电路产业链具有较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全产业链建设的必要性高。

2.可行路径分析

1)企业自建全产业链的可行性分析。集成电路产业具有技术密集、投入巨大的特点,因而产业链分工持续深化以提升专业化程度、分散投资压力。其中,先进制程集成电路制造更是技术领先、知识密集、工艺复杂,破解上游关键“卡脖子”技术的投入巨大、周期漫长。单一企业受到分工专长限制、研发资金压力、技术积累约束,无法仅依靠自身能力来克服自建所面临的过高的技术壁垒、漫长的研制周期和高昂的投资风险。在西方国家完全垄断和严密封锁下,通过模仿学习或收购兼并来建设高端产业链的方案也缺乏可行性。即便单一企业能克服部分技术难关,但是由于利益关系复杂和协调能力有限,也很难作为行业技术标准加以推广,不易实现规模效应预期。因此,从项目绩效看,由于投资回收期很长、投资项目风险溢价高、项目未来现金流不确定性高,项目的净现金流量为负。所以,企业自建高制程集成电路的全产业链缺乏可行性。

2)国内共建全产业链的可行性分析。当国内产学研用各方通力合作、投入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来协作技术攻关,对标先进、广泛参与、共同开发、择优支持时,就能充分发挥各方专业优势、减轻各方资源投入压力、缩短各方迂回摸索时间[8]。不过,尽管通过产学研用合作有利于分散技术风险、分担资金压力,但是也存在不利的因素。第一,高制程芯片市场规模小,然而投入巨大、周期漫长、风险很高,绝大多数企业承受能力不足、注重短期效益、投入意愿不高。第二,高制程技术专用程度高、技术复杂,有限理性局限凸显、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高,组建高端集成电路战略联盟的协作难度很大、交易费用很高。因此,从项目收益看,由于投资回收期很长、投资收益受限、项目风险溢价高、交易费用很高,所以国内共建高制程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难度很大。

因此,应依靠国家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在国内主要科研机构牵头下实施关键和核心技术的弯道超车或变道超车。例如,清华大学对高精度双工件台、长春光机所对极紫外激光源等瓶颈技术的突破,由此攻克高端产业共性技术难关、制定国内统一技术标准。唯有如此,第一,有利于各方降低科技攻关难度、节约迂回摸索时间,从而有效减少研究开发投入;第二,能促进各方有效竞争,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有效节约交易费用支出;第三,有利于形成国内市场规模需求预期,促进各方围绕共性核心技术加大开发和应用投入。进而通过战略联盟等方式,例如,中国的“半导体联盟”[9],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协同构建国内全产业链。因此,以共性关键技术突破为先导、以行业技术标准建立为前提,国内协同共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3.全产业链建设路径的选择

如上所述,在当前西方国家垄断产业链上游关键软硬件技术,对中国实施脱钩断供的背景下,全产业链建设具有必要性。再考虑到高制程产业链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点,国内科研机构以突破共性技术为先导、产学研用协同共建全产业链的路径,比企业自建全产业链更具有可行性。

(二)中制程全产业链建设

1.必要性分析

28nm14nm制程属于中制程集成电路,上游关键的硬件和软件由欧美日韩中等国家的少数寡头厂家垄断,例如中端光刻机。目前,上海微电子的中端光刻机已经结束开发、试制阶段并即将进入规模量产阶段。中制程芯片广泛应用于移动终端、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等下游市场,市场规模较大,对于国家各行业信息化发展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一方面,西方国家针对5G通信、无人飞机、国防产业等中国关键企业实施禁供;另一方面,尽管国内虽对中端产业链环节实施国产化替代,但是技术水平、成熟度、应用规模还存在不足,一些环节目前还难以完全替代。因此,依靠自身力量来补齐和完善中制程产业链短板、建设自有的全产业链,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可行路径分析

1)企业自建全产业链的可行性分析。尽管中制程集成电路技术相对较为成熟、产业相对较为完善,但是少数发达国家仍然在上游关键环节占据重要技术和规模优势,例如,光刻机、光刻胶、电路设计软件、硅片、FPGA等环节。上述环节要实现完全技术替代仍然投入很大、周期较长、难度较大。因此,要自建中制程全产业链,对于企业有着很高的要求。第一,能够承受长期、持续的科研开发投资压力。个别企业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技术和资金,具备长期、持续、规模化的科研开发能力,有可能克服上游技术壁垒。第二,由于企业自建全产业链具有一定的专用性,其他企业与之对接需要一定的专用性投资,不仅次优使用损失较大,而且规模效益和集约效益不足[10],需要自身能提供较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例如,以芯片为供应来源的下游工业装备用途或民用用途的大型生产商,否则规模化不足将难以支持企业全产业链自建。第三,需要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和推广能力,只有为行业标准所接受并且能够得到更大产业生态的认同,才能分摊持续资金投入的压力、降低芯片成本、提高竞争力。第四,在中制程芯片产业生态基本成熟、产业链基本完善的情况下,无论是科技人才、专利技术、生产企业等都有较多选择,可以作为企业引进、购买、并购的来源,以有效规避技术壁垒、降低自建难度,这就要求企业资金实力较强和经营规模较大能够承受竞价和溢价。第五,由于国外打压和制裁,企业销售收入降低、采购成本增加、交易费用增多、制度成本上升,需要得到政府采购、财税优惠、投融资、产业集群、产学研协作、反制裁等国内制度政策重点支持,以对冲前述不利影响。与国内共建全产业链相比,企业自建全产业链具有较强的一体化,能够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抑制交易费用的增长,节省了时间成本和协调成本。从项目收益看,由于投资回收期中等、投资项目风险溢价中等、项目未来现金流较为明确,项目的净现金流量为正。所以,对于一些具备上述条件、实力较强,却又受到打压而难以对接国外产业链的企业,自建中制程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具备可行性。但是,对于技术积累不足、研发资金不足、缺乏市场支持的企业并不具备自建全产业链的可行性。

2)国内共建全产业链的可行性分析。由于中制程产业生态基本成熟、产业链基本完善,因此,国内产业企业具有了一定的技术储备、资金积累、产业规模、协作经验,这些都有利于显著降低国内共建全产业链的难度,缩短建设时间、降低协作风险,较可能实现产业链整体和参与企业正的净现金流量。国内共建全产业链的另外一个优点是由于各方参与度高,容易建立起为国内厂家所认可的行业技术标准,有效形成产品配套、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带来产业规模化优势和良好的产业生态。

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在国内产学研用合作来破解关键环节短板、构建国内全产业链技术标准、发挥各自分工优势来进行合作技术攻关的过程中,由于大多数企业面临的限供、断供威胁较低,合作意愿并不强烈;第二,在西方国家对特定企业实施断供和市场打压背景下,国内其他企业对与特定企业开展的合作存在疑虑,抬高了国内共建全产业链的协调难度,最终使得国内全产业链建设过程中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私人交易成本较高。为此,第一,应由实力强、影响力大的链主企业牵头、由相关主管部门作为链长来加以协调沟通;第二,强化产业政策扶持,完善反制裁相关法律法规,使大多数企业摆脱疑虑,从而抑制国内共建全产业链的制度性和私人交易成本的增长。近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与中国产业脱钩的倾向增强,反而更能促进国内产业链企业之间的合作。

3.全产业链建设路径的选择

第一,当企业竞争力较强,技术资金人力资源积累雄厚,有着较大下游市场占有,同时又面临着外部断供和打压威胁时,自建具有一定专用性的中制程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大多数企业在竞争力较弱、资源积累有限、对下游市场控制较弱,尚未面临直接的外部断供和打压威胁时,由较强企业牵头和政府协调组织,通过产学研用协调一致来共建国内中制程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可依据企业技术资金状况和断供打压风险,来选择自建或参与共建中制程全产业链。

(三)低制程全产业链建设分析

1.必要性分析

45nm及以上制程属于低制程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游各环节软件和硬件的供应商较多,属于垄断竞争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低制程芯片应用十分广泛,在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装备等下游行业都有庞大而成熟的市场。其中,国内在低制程集成电路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供应较为完整、市场规模较大、技术较为成熟,能够形成有效的国产替代。由此可见,低制程市场的技术壁垒和规模壁垒都低,标准化程度高,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弱,加之又不是脱钩和断供的主要目标,外部供应的违约风险及损失较小。相较于全产业链,产业链内外交错能提高标准化程度和竞争水平、减少交易费用,扩大市场规模、增加销售收入和降低产品成本,同时减轻企业产业链建设的资金压力和投资风险。即使脱钩断供发生,也可以利用标准完善的国内供应来源快速组合形成国内产业链。因此,在国内建设全产业链的必要性较低。

2.全产业链建设的可行路径分析

1)企业自建全产业链的可行性分析。在低制程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一些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企业积累了较多的人才、技术、资金,加之产业链各个环节供应来源较多,就不难通过自主研发或收购兼并来克服技术及规模壁垒,完成全产业链自主建设。全产业链建设项目的投入不大、用时不长、风险较小,收购兼并的溢价不大、风险较小、交易费用不高,因此项目的净现值为正。不过也有不利因素:第一,自建产业链具有一定专用性,难以利用外购的规模效益和集约效益[10],而达不到一定的产销规模,就无法有效摊薄各类成本和费用,从而削弱产品竞争力;第二,企业自建下激励作用较弱,外部购买时激励作用较强。虽然自建全产业链能节约产业链各环节之间交易费用,但是竞争市场下购销交易费用本就不高,比较而言节约作用并不明显。因此,相比外购,企业自建全产业链的可行性并不高。

2)国内共建全产业链的可行性分析。如前所述,国内成熟的、规模化的产业供应形成了共建国内全产业链的有利条件;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有利于国内共建全产业链的规模优势和成本竞争力。但是,第一,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的低制程集成电路产业链具有生产成本低、机会主义行为弱、交易费用低的特点,与之相比全产业链建设并无明显的优势。第二,共建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全产业链容易抑制参与者的激励水平和积极性。因此,国内共建全产业链虽然具有可行性,但是可行性被削弱。

3.全产业链建设路径的选择

如上所述,由于脱钩断供的可能性较小,负面影响不大,无论是企业自建全产业链或者国内协同共建全产业链的必要性都不高。并且,从竞争市场自治组织、到国内共建全产业链、再到企业自建全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会提高,后两者相比前者,交易费用节约作用越来越有限、激励效应却越来越明显、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损失越来越大,因此可行性反而下降。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1.高制程集成电路产业链建设具有技术密集、投入巨大、风险很高的特点,既是脱钩断供打压最为严重,又是国内企业基础最为薄弱的领域,建设全产业链的必要性高。应以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对关键、核心的共性技术突破为先导,国内产业链各环节主要企业共同参与,来组建和运行国内全产业链。

2.中制程集成电路产业相对较为成熟,但技术密集程度、投入资金压力、项目风险仍然较高,仍然是脱钩断链打压目标,且国内企业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因而国内全产业链建设仍具有必要性。但是,创产学研用协同建设国内全产业链面临着制度和私人交易费用较高的问题。对于资金、技术、人才实力雄厚,且有受到较多打压的国内企业,亦可以自建全产业链。

3.低制程集成电路产业比较成熟,市场竞争激烈,产业链替代选择较多,机会主义行为较少,脱钩断供打压较少。考虑到规模效率和协同难度,无论是国内共建全产业链或者是企业自建全产业链,既缺乏必要性,又存在较低可行性。

(二)建议

1.政策建议

国内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扶持政策应该分制程来加以设计。第一,对高制程集成电路,应加大对科研开发投入的产业基金、融资优惠、学科建设、税费减免的政策支持力度,应发挥链长职能,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牵头组建技术协作攻关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产业链各环节主要企业参与国内产业链共建和产业生态培育。第二,对中制程集成电路,应加大对国内企业的市场融资、税费减免、人才引进、土地使用等政策支持力度,积极设立专业园区,推动产业集群建设,促进产业生态完善,充分发挥链长和链主功能;对行业主导企业自建全产业链除给予上述政策有力支持外,还应在政府采购、海外拓展、反制裁等方面给予特殊支持。第三,对低制程集成电路,应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反对海外低价倾销等措施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而非推动全产业链建设。

2.管理建议

第一,定位在高制程产业链的国内企业,应积极参与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协作攻关,促进先进技术转化,培育国内产业生态,共建国内全产业链,提高技术和产品先进性。第二,定位在中制程产业链的国内企业,应积极参与产业集群协作、建设完善国内全产业链,保障供应链稳定和降低协作成本;资金技术积累雄厚的行业主导企业应利用兼并收购、人才引进、对内合作推广等方式来围绕自身发展需要自建全产业链,发展壮大产业生态、化解制裁打压风险。第三,定位在低制程产业链的国内企业,应积极参与行业分工协作、强化自身专业定位,提升规模效益和产品竞争力,增强研发投入以提高产品质量,有力拓展国际国内下游行业市场。

参考文献:

[1]陈志润,李安琪.全产业链视角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路径[J].中国林业经济,20204):41-4352.

[2]蒋作君.关于促进我国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建议[J].中国发展,2021214):3-4.

[3]徐杰.金融支持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发展[J].中国金融,20219):39-40.

[4]刘樱霞,爨谦,仝雷雷,等.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链现代化发展路径[J].科技导报,2023416):47-54.

[5]孙琴,刘戒骄.集成电路产业“三链”融合协同发展: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237):63-73.

[6]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Beyond Borders: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Z]. 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SIA-Beyond-ordersReport-FINAL-June-7.pdf, 2016.

[7]曾繁华,吴静.自主可控视角下中国半导体产业链风险及对策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21391):63-68.

[8]常耀中.“卡脖子”技术协作攻关的政府择优支持制度研究[J].商学研究,2021281):81-86.

[9]常耀中.全产业链建设能解决制造业自主可控问题吗?[J].经济论坛,20217):66-71.

[10]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 222: 233-261.

作者简介:常耀中(1974-),男,湖南长沙人,副研究员,博士,博士后,从事交易费用与制度研究。

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副研究员 常耀中

炼油产业发展新逻辑:从规模扩张到格局重塑

全球炼油产业扩能潮尾声将至,未来将加速向结构优化、产品高端、创新驱动、绿色低碳方向发展,产业发展定位不仅立足于满足传统需求,更将凭借低成本、绿色化、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服务和融入全球产业链双循环大格局中。

世界正处于碳中和主导下的第三次能源革命进程中,绿色能源与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任重道远。在未来5~10年,前所未有的电动化、网联化、数字化和绿色化浪潮将推动交通能源由以油气为主转向油电气氢融合发展,实现能源在交通领域的快速重构。传统的以生产交通燃料为主的炼油产业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和发展机遇。全球炼油产业扩能潮尾声将至,未来将加速向结构优化、产品高端、创新驱动、绿色低碳方向发展,产业发展定位不仅立足于满足传统需求,更将凭借低成本、绿色化、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服务和融入全球产业链双循环大格局中。

全球炼油行业发展经历“大考”

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气候问题、科技创新、能源转型等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炼油行业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供应产业和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其未来发展趋势与绿色发展浪潮、经济发展水平及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在一起,正面临多重挑战。

一是囿于环境压力,传统炼化行业发展受到气候变化问题约束不断增强,但也同样面临机遇。

随着碳达峰日益推进,行业执行的安全、环保、能耗等标准将更严格,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发展空间受到明显挤压,企业的绿色环保、节能降碳成本将大幅增加。一批更趋严格的环保新政策和新标准将实施,对能源化工行业的化石能源洁净化、洁净能源规模化、生产过程低碳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基于增长动力,近中期国内外石油消费先后迎来峰值,原料属性持续增强。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IMF预计2026~2030年全球GDP平均增速为2.6%(2021~2025年年均增速3.4%);全球石油消费在2030年前将达到峰值,特别是在电动化和绿色化浪潮下,汽柴油将先后在未来一到两年内达到峰值,2030年后仅有航空煤油和化工原料需求保持增长。对我国而言,石油消费和成品油消费的峰值要提前全球时间节点两到三年。国内石油消费既需要满足普通燃料和材料规模需求,又要服务于国内生活向高质量转变的要求。领先全球的电动化发展速度使国内成品油消费在2023年已经达到峰值,预计未来10年将保持年均3%~4%的降幅;而化工原料需求增长将抵消燃料型需求的下降,预计石油消费在2027年前后达到8亿吨峰值。

三是考虑供应能力,全球石油供应整体宽松,国际油价趋于下行,但北美和东亚两大能源圈逐步确定,原油贸易流动的地缘政治属性和大区域化趋势凸显。

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由增转降,供应充足,国际油价将呈下行态势。传统资源国视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太国家为优先合作对象,为我国能源合作提供全新战略空间。国内市场,预计2024年国内原油进口5.5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3%。一方面,石油市场已经高度国际化,我国原油进口来源也已高度分散化;另一方面,对外依存度过高容易受到油价波动对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

中国引领全球开启新一轮炼油行业变迁

(一)产业规模扩建将在未来5~10年迎来尾声

全球来看,2030年前全球产能仍有增长,增量集中于亚太。根据S&P Global长期预测报告,2023年全球炼油产能达到50.5亿吨/年。绿色、低碳化浪潮下,全球炼油产业面临着成品油需求增长空间缩小和清洁低碳生产约束扩大的双重压力,预计2023~2030年新增炼油能力2亿吨/年,成为最后一轮增长高峰,2030年后基本停止增长。

分区域来看,2024~2030年全球产能增长中,亚太地区炼油产能增长1.72亿吨,占比超过2/3;非洲、拉美、中东和前苏联地区增量分别占比17.6%、9.9%、3.4%和2.2%;北美、欧洲地区产能则出现下降。同时,需求结构的转变也将进一步推动全球炼厂向化工转型的步伐,“后疫情时代”随着交通用油需求的恢复,成品油收率将缓慢回升,但难以超越疫情前水平;同时,石脑油收率持续提升,至2035年将接近10%。

我国的炼油产能增长终点则提前全球近5年到来,“十四五”末基本达到峰值。估计至2024年末,我国炼油一次加工能力9.5亿吨/年,自2022年起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炼油产能规模最大的国家;预计到2025年国内炼油产能将达到9.62亿吨/年。2026~2030年,国内炼油产业将延续大型项目建成投产与存量企业兼并淘汰同步进行的发展方式,且相较于“十四五”阶段,新投产项目将明显减少,根据目前在建及规划项目,具备较大达产可能性的大型项目包括中国石化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二期)及中国兵器集团与沙特阿美的合资项目;同时,随着成品油需求的下降、石油化工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约束,部分小规模低效产能或将加速淘汰。在考虑部分小规模炼油产能逐步退出的情况下,预计整个“十五五”阶段国内炼油产能维持在9.5亿~9.6亿吨/年左右。

(二)炼油企业调整方向为大型化、一体化、特色化

从新增产能角度看,“十四五”以来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成为国内产能扩张的主旋律,继“十三五”末投产的大连恒力(2019)、浙江石化(一期)(2019)、中科炼化(2020)后,“十四五”又有浙江石化(二期)(2021)、广东石化(2022)、盛虹炼化(2022)、烟台裕龙岛(2024)、镇海炼化二期扩建(2024)等大型项目投产,“十三五”新建能力平均小于500万吨/年,“十四五”新建能力平均为1000万~2000万吨/年,推动我国炼化企业规模不断提高。

从全球角度来看,2025年有数个产能超过500万吨/年的项目可能投产,包括印度拉贾斯坦邦炼厂、泰国斯里拉查炼厂及伊朗波斯湾明星炼厂等。从存量企业角度看,围绕重劣质化原料加工、过程绿色低碳和炼油产品结构升级等需求,炼油转型实践正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一方面,部分纯燃料型炼厂推进适度发展下游化工业务,减少低附加值产品外售;拥有润滑油业务的炼厂,布局基础油、特种油基地,大力推进“油转特”;炼化一体化企业则根据各企业自身发展优势及市场需求,积极推进“油转化”;化工规模较小的炼化一体化企业,进行乙烯扩能改造,提高能效水平;不具备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小规模企业,将加速产能退出。

另一方面,强化科技先导,积极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和落地。新一代技术具有更高的“油转化”效率,如原油直接裂解制烯烃技术单程化学品收率达48%、原油催化裂解技术化学品收率可达50%~70%;同时,加快攻克化工高端材料、新能源和核能与现代煤化工及传统炼油化工的耦合等领域的技术瓶颈,为下一步深化“双碳”转型做好技术储备。

(三)绿色低碳成为未来炼油行业投资的标配

从炼油化工行业绿色转型来看,“双碳”目标对炼化企业转型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企业自身和低碳产品的要求,但当前仍面临多方面挑战,如减排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企业减排潜力尚未理清楚,“油转化”后能耗强度增加,生产生物质绿色燃料的成本和原料存在瓶颈、关键技术有待突破等。

为了与最终碳中和相统筹,炼油企业传统发展模式面临全方位调整。一是提高产品品质,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双碳”目标下,需要依托现有优势产能,发挥现有千万吨级炼油厂和大型乙烯、芳烃项目优势,生产提供更清洁高效的油品、高端润滑油及其基础油、石油基碳材料和石化产品,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二是聚焦过程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2010年之后,炼化能耗降低趋势减缓,目前已进入节能平台瓶颈区,实现“双碳”目标,持续降低炼化过程能源消耗,实现炼化产业能源系统全局优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仍是重要抓手。三是增加低碳能源使用量,构建炼化多能互补能源供给系统。深度发展使用新能源需要大幅度以低碳、零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形成多种能源耦合为炼化企业提供能量,推进石化产业能源消耗结构低碳化。实现新能源替代后,可充分发挥现有能源消耗中的化石能源资源属性,以同样的资源增产更多的化工原料或化学品。

中国石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研究所青年专家、高级工程师 张硕

新时期房地产企业融资困境及应对措施分析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房地产行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因其具有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等特点,科学合理的融资管理对房地产企业至关重要。然而,随着国家政策加强监管以及大量企业涌入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目前面临许多融资相关难题。文章首先对房地产企业目前的融资特点和融资管理对房企的重要性进行介绍,之后深入分析了房地产企业目前的融资困境以及针对融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能对面临相同融资问题的房地产企业有所启示。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融资困境,应对措施

0 引言

作为中国第三产业的支柱之一,房地产业涉及许多相关领域,影响着与其相关的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稳定运行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然而,新时期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加大了房地产业的运营难度,不仅如此,我国目前针对该行业也有着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使得房地产业融资渠道受到限制,越来越多房地产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阻碍了该行业的发展。因此,房地产企业该如何加强融资管理,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应对发展中的各种融资困难问题,是当前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挑战之一。

1 房地产融资相关概述

1.1 房地产企业融资的特点

1.1.1 资金需求量大

从房地产开发的角度来看,从拿地到配套设施建设的完成,都必须依靠大量的资金才能顺利进行,强大的资金基础将会显著增强房地产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相对其他企业来说,普通的融资规模不能满足房地产企业的需求,也无法帮助房地产企业健康稳定地运作和发展[2]。

1.1.2 资金使用周期较长

房地产企业开发项目的周期比较长,从前期项目开始建设阶段投入大量资金到后期实现利润需要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的时间,无论在购买土地、项目建设和房产销售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会影响后期的资金回笼,造成企业经营和财务风险。因此,房地产企业融资更考验对融资管理的连续性,企业应该加强对资金的监管,以避免后续可能产生的风险。

1.1.3 与银行信贷密切相关

根据权威机构的数据,国内房地产企业60%的经济活动所需资金来自银行信贷[3]。由此可见,银行信贷是中国房地产企业近几年最重要的筹资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为了预防和控制经济风险,确保贷款安全,银行有必要要求借款人使用资产作为贷款抵押品,并严格实施贷款资金的监管,严格限制还款期限和还款方式。

1.1.4 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相较于其他行业,房地产行业作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的运作和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近几年,国家召开了多场会议,针对房地产的价格和市场需求趋势提出更多要求,也对房地产行业融资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政策,给房地产行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1.2 房地产业优化融资管理的意义

1.2.1 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房地产企业普遍具有资金需求量大、项目周期较长的特点。在当前情况下,市场不景气导致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回款速度较慢,内部资金的周转速度也较慢,容易使得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因此,房地产企业需要大量外部融资以支持项目的正常开展,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融资渠道不仅可以降低企业整体的资本成本,还可以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有效预防,以减少企业的整体经营风险,保障企业的正常可持续发展。

1.2.2 提升房地产企业品牌形象

为了抢占有限的市场份额,许多房地产企业纷纷采取了各种手段,例如占据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提升住房质量、改善周边居住环境和配套设施、提高房产性价比等,这也造成了房地产业目前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无论企业想要利用何种手段来增强竞争优势,都需要雄厚的资金基础的支持。因此,企业必须加强融资管理,获取科学、稳定且成本低的融资途径以提升品牌形象,巩固竞争优势。

1.2.3 提高房地产企业的管理水平

财务报表是企业管理者了解公司的直接渠道,不仅有助于企业内部管理者进行正确的战略决策,而且还有利于外部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各方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他们的投资、贷款和贸易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优化资产框架结构对房地产企业至关重要,而外部融资管理是影响企业资产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优化融资管理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财务指标反映出来,这也使得企业的管理层能通过对财务指标的分析做出更加科学、准确的决策,提高企业的管理质量以及水平[4]。

2 房地产企业目前的融资困境

2.1 严格监管的政府政策

房地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支柱性行业,其兴衰与民众生活福祉紧密相连,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多个维度。鉴于此,房地产业自然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着力点,特别是在资金分配与流向的调控策略中,更是占据了核心地位。近年来,相关管理部门从始至终持续实时监控,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业融资困难的处境[5]。2020年底,央行和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该管理制度规定了房贷的“两道红线”,是继2020年8月政府为房企设置“三道红线”后房地产业又面临的沉重打击。在该制度的影响下,银行为了减少自身的风险,对给予贷款的房地产企业会进行更加全面的调查与了解,也对贷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增加了更多贷款的流程与条款,这直接收紧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供给端,影响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能力,因此严格的政府制度调控是房地产企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融资难题之一。

2.2 过于单一的融资渠道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房地产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其融资困境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善,融资渠道的局限性依然显著。根据官方数据统计分析,房地产项目开发资金的构成中,约四分之一依赖于金融机构提供的银行贷款,四成来自预收款,而大部分购房预收款是买房的消费者获得的个人贷款,这些个人贷款也来自银行贷款。因此,这种现象进一步凸显了房地产行业对银行融资的高度依赖性和融资渠道的单一性问题。这种过于单一的融资方式可能使得房地产企业在面临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时,容易产生资金风险,不利于房地产企业的长久发展[6]。

2.3 部分企业盲目扩张

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住房需求急速扩张,房产供不应求,导致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企业也因此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为了寻求更高利润,开始盲目扩张业务,投资于房地产行业,这也使得近几年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然而,这些企业在扩张前并没有做好合理规划,缺乏相关行业的管理经验,其相关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较低,这也使得这些中小型房地产企业信用评级较低,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难度也比较大,企业很可能不能正常进行业务发展,不能持续稳定经营。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将导致房地产业融资混乱,使得房地产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的局面。

2.4 融资风险预警机制与内部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部分房地产企业把经营重心放在项目建设、房产销售上,而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对融资风险没有进行全面的事前风险评估,也没有制定事后风险应对措施,不能有效预防日后可能产生的融资。此外,房地产企业在融资时,往往只关注筹集资金的数量,而忽略了对项目成本以及资金流动性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资金被大量占用,资金周转速度变慢,不利于企业的后续可持续发展。

2.5 不健全的法律法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新兴挑战。尽管政府相关部门已积极采取行动,通过实施调控策略及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增长,然而,就房地产行业的融资环境而言,当前法律框架尚不完善,既存法规在房地产行业融资方面的覆盖存在不足,且尚未有效弥补现有制度中的缺陷与漏洞。例如,在信用担保体系的构建上缺乏恰当性规划,这导致了房地产企业在出具信用担保证明及接受金融机构审核时,面临法律监管的空缺。此种情境下,部分房地产企业为获取贷款资金,不惜采取伪造信用评级的手段,从而显著提升了其融资过程中的风险水平。

3 应对房地产融资困境的措施

3.1 关注国家宏观政策导向,选择合适融资方式

当前房地产企业最普遍的融资方式还是通过银行贷款融资,但是这种融资方式很容易受到国家相关融资政策的影响。比如在国家颁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背景下,银行借贷利率发生下调,则证明当前金融环境较为轻松,企业进行银行贷款融资限制条件较少、筹资成本较低,此时企业可以着重进行银行贷款以筹集经营所需资金。相反,当国家颁布相关政策使得贷款利率上调,则证明金融环境紧缩,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和成本都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减少银行贷款融资比重,合理选择其他融资方式,以最大化减少融资成本。因此,对房地产企业来说,应该时刻关注政府宏观政策导向,结合自身企业实际情况调整融资计划,选择合适的融资途径以降低财务风险,保障企业长远发展。

3.2 增强产品竞争优势,提高内部融资能力

房地产企业想要更好地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如果仅靠外部融资可能会造成企业的融资成本较高,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而内部融资具有低成本、风险小、可控性强的优点。因此,房地产企业必须提高内部融资能力,将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相结合,选择合理的资本结构,降低整体融资成本,提高资金周转率,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房地产企业想要提高内部融资能力,就要将重心放到产品的开发和建设上,增强产品竞争优势以降低经营风险。在确保高质量的前提下,注重周围环境和便民配套设施的建设,为客户提供更多满足其多种需求的服务,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而获得充足的资金流和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3.3 完善企业内部风险预警机制与管理体系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之一,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实施严格监控,房地产企业在当前新环境下也面临越来越大的融资风险。因此,企业如果想要保证未来稳定发展,就必须建立融资风险预警机制,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以增强企业内部抵抗融资风险的能力。一方面,房地产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应当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涉及行业的各种政府政策、市场情况、供需关系等各个方面都进行动态监督,利用各种先进模型定性或定量分析经营过程中每个环节可能隐藏的风险因素与发生的可能性,并针对这些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以规避日后可能发生的风险。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也应该从内部控制五要素的角度,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交流与监督构建全面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针对企业存在的融资风险建立专门的议事机构,明确相关职责。另外,企业还可以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对融资风险存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与分析,以监督企业的各个部门履行其相应职责,避免企业因不当融资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3.4 注重人才储备,培养高素质融资专业人才

房地产企业由于其特殊性质需要筹集大量资金支持企业发展,这就需要企业对融资渠道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对专业融资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工作对房地产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企业应该重视对融资人才的培养体系,定期对职员进行培训,不仅要保证企业涉及融资的人员能够掌握有关金融以及证券等领域的基础知识,还要清楚了解最新融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企业融资行为的合理合规,降低可能带来的融资风险。

3.5 完善房地产企业融资有关规章制度

为确保房地产行业融资市场的规范与有序发展,首要任务是构建并完善一套全面的管理制度体系。政府除了要合理利用利率与价格调控手段,还要深入洞察房地产行业的当前态势与未来趋势,秉持市场导向原则,精心构建融资市场架构,以规范房地产企业融资活动的有序进行[7]。此外,政府还需强化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密切关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的执行情况,通过细化法律条文,清晰界定融资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责任,针对制度执行中浮现的问题,采取精准措施予以解决,并适时调整那些已显滞后的法律条款,确保其时效性。随着融资渠道的日益多元化,配套的法律政策亦需同步优化与升级,进一步规范融资流程,促进融资活动的健康进行。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有利于为房地产企业的稳健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与保障。

4 总结

综上所述,由于房地产行业具有资金需求量大、资金使用周期较长等特点,在新时期背景下融资管理对房地产行业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对房地产企业来说,必须清晰认识到融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对这些融资问题给予重视。房地产企业应该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企业自身经营情况与资金需求,选择适合自身的融资方案并且建立完善的融资风险体系,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对政府相关部门来说,也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共同促进房地产行业持久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游前勇.浅谈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的困境与出路[J].大众投资指南,2021(4):11-12.

[2]何国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困境及其出路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2(19):104-106.

[3]温向来,王瀛.中小房地产企业融资问题分析[J].产业创新研究,2021(24):18-22.

[4]翁科真.房地产业融资的困境及出路[J].质量与市场,2023(3):7-9.

[5]钟洁梅.浅析房地产业融资的困境及出路[J].现代商业,2020(5):97-98.

[6]王新华.房地产业融资的困境及解决对策[J].质量与市场,2022(20):166-168.

[7]连俊鑫.房地产行业融资问题分析:以禹洲集团为例[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21(3):149-150.

作者简介:谭若诗,女,重庆人,沈阳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曾婷,女,辽宁沈阳人,硕士,沈阳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会计实务、财务管理。

沈阳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谭若诗 曾婷

区域经济
提升江西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我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前提。省委十五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江西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的决定》提出,“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为保障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先进性,我们要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共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实现自主可控、风险评估、有序转移。

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响应能力。一是以健全强化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为关键抓手,坚持全省“一盘棋”,构建科学系统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针对我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开展全面评估与清单梳理。二是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数字化,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数字生态,借助大数据、知识图谱与人工智能技术等,构建覆盖多产业、多环节、多形态的产业链风险监测数据库与风险预警平台,为全面识别产业链堵点、卡点、脆弱点提供信息支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透明度与可控性。三是建立风险可展示、可监测、可分析、可预警的重点产业图谱,强化对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的持续跟踪监测,依据不同风险形态精准制定差异化的风险预警机制,健全应对产业链供应链短期冲击与中长期风险的预防机制,不断提升江西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预警和快速响应能力。

健全产业创新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控制能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聚焦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前瞻技术、战略性技术领域,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科技联合攻关,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高水平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平台,优化稀土、核资源、有色金属等领域国家实验室江西基地建设路径,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加快突破一批我省优势产业的关键技术,建设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体系,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通过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定制化科研”机制,建设江西优势产业链研发总部,完善从科研创新到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发展壮大耐心资本,完善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特点相适应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打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通道,加快重点产业链“补短板”的步伐。

健全跨区域协作机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作能力。以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为抓手,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积极承接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产业转移,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的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形成区域要素禀赋与产业链分工相匹配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布局。提升产业转移平台服务功能,增强产业转移信息的对接交流,强化对企业、项目、科技、市场等信息的收集、覆盖和更新,促进转出地和承接地的供需衔接,推动承接地上下游分工合作,在项目引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载体、应用场景等方面错位协调、形成合力。完善产业在梯度有序转移方面的协作机制,推进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分享机制建设,健全跨区域产业转移与用能指标、环境指标、利益分配挂钩的机制。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RCEP成员国等新兴市场,引导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同环节形成战略伙伴关系,推进江西陶瓷、中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规则和标准建设。

健全企业融通发展机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体制机制,避免不正当竞争,细化我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的运行管理机制,提升龙头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产业带动能力,动态培育“链主”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推动重点产业链联盟发展,促进各类企业协作共生、互惠共赢,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和良性互动。加快产业链集群建设,完善产业链集群建设体制机制。推进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资源要素的深度整合,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环环相扣、供应链前后端供给需求关联耦合动态平衡,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配套、合作有序和良性竞争,形成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闭环。

健全优势产业备份机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恢复能力。主动研究制订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关键产业备份系统发展规划,围绕“1269”行动计划,统筹和选择关键产业备份系统的方向、重点领域和重点备份区域,聚焦我省具备比较优势的关键产业,从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智能化改造、要素保障等方面分行业开展关键产业备份路径和政策研究,推进江西优势产业纳入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聚焦锂矿等重要战略性矿产资源,制定原材料与关键部件的储备计划,完善实物储备和产能储备、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相结合的储备机制,增强关键产业备份“平时”可持续运营、“急时”可快速转换的能力,重视完善江西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深化央地联动,力争央企在赣布局更多总部经济、关键核心生产基地、重大平台等,增强江西自主安全可控和产业备份能力,争取国家在江西布局建设产业备份基地和关键矿产储备基地。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华旭

激发浙江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和物质载体,也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如何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路径,需要从产业的角度精心谋划,不断丰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应用场景。浙江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和率先实践地,通过实施一系列创新性政策和措施,在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上做出了一系列探索,逐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底色

2002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报告中提出了生态省建设战略部署,明确要求“以建设‘绿色浙江’为目标,以建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努力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3年,浙江省获批成为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并将生态省战略作为“八八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浙江省又陆续提出了“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文明、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环境更加优美、生活更加宽裕”的“六个更加”目标,以及建设“生态浙江”“美丽浙江”的战略部署,并实施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行动计划、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四大建设行动、乡村振兴战略行动等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03年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人口生态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为主要建设内容,全方位、系统性地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并谋划了一批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代表的重点领域标志性工程。

规划先行,省域空间格局不断优化。《纲要》提出六大生态功能分区,浙江又通过《浙江省生态功能区划》《浙江省环境功能区划》《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分区管控规划,实行差别化的区域管理政策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三带四区两屏”的国土空间开发总体格局和“三区一带多点”的生态保护格局,以四大都市区为主体,海洋经济区和生态功能区为两翼的区域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全域统筹,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2004年,浙江省启动对甬江、曹娥江、飞云江、椒江、鳌江、钱塘江、太湖、瓯江等八大水系和11个设区市的11个环保重点监管区的治理,至今历经四轮方案完善和延伸。通过绿色经济培育、节能减排、五水共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专项行动推进美丽浙江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国家公园、美丽乡村、美丽城市、美丽田园、美丽园区和美丽海岛建设,由早期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深化到全省绿色经济培育、环境质量、节能减排、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灾害防控、生态文化培育、制度创新等多个领域,不断向全形态治理、全范围保护和全省域统筹转变,取得了显著成效。

勇于创新,生态文明制度不断健全。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全面负责、部门依法履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制度格局。突出差异化政绩考评,对丽水、衢州、淳安等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市县取消GDP考核。依托浙江环境地图、河长制信息化平台等数字化工具系统,自动监测、信息公开、监督投诉、智慧执法、数据共享、电子化考核等功能日益完善。创新实践生态保护补偿、环境权益交易、环境治理市场、多元化投融资等经济政策工具,跨省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全流域生态补偿等政策实施均走在全国前列。

以绿色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浙江实践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中发展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是一种有益尝试。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实践场景,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生态产业化,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生态资源作为生产投入品,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促进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发展;二是产业生态化,在生产资料和投入要素的采集、投入、生产、制造、产出的全过程中,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对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流通和消费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在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生态效益。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不断深化,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目前,浙江省内各市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相关实践表明,生态产品第四产业不仅能够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还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比如,湖州市聚焦打造共同富裕绿色样本,通过全域旅游、生态农业等抓手,实现了生态资源价值的高效转换。安吉县依托丰富的竹林资源和白茶产业基础,发展竹、茶深加工产业,推动竹林经济、茶叶经济与乡村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德清县依托莫干山名山效应,大力发展精品民宿、户外运动、农业休闲、文化创意等产业,产业集群极大地推动莫干山的商业经济发展。

丽水市聚焦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围绕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实现保障全环节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例如,探索“林权改革”“河权到户”,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考核体系,明确将生态产品总值(GEP)和GDP双向转化列入县(市、区)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衢州市聚焦打造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样板,全面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试点。建立了以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为基础、“生态账户”为核心、“两山银行”为平台、“生态大脑”为支撑的价值实现机制,特别是通过林业碳账户创新,形成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性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与管理机制。衢州市充分发挥森林“碳库”的重要作用,建立林业碳账户,以林业资源为基础,核算碳储量和碳汇量,开展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与林业碳汇应用,实现生态价值转换,促进林业发展,助力山区共同富裕。

发展绿色动能的五点建议

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实践场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要求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依托生态和资源要素推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促进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发展,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当前社会各界对如何助推生态优势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仍未达成共识。从浙江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发展绿色动能的五点建议。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充分认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为”和“位”。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是一种类似数字经济的“派生产业”,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广泛实践,已深度融入国民经济各领域、各行业,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绿色动能、厚植绿色底色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要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推动生态优势地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加快发展壮大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明确区域产业发展目标、重点领域和发展路径,真正实现生态环境美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百姓腰包鼓起来。

二是做好产业统计分类,全面准确反映生态产品全产业链价值及结构特征。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础,统筹考虑行业的全面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制定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建立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统计常态化机制,为新经济新动能“精准画像”,让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更“有数”。

三是健全产业发展保障体系,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健全完善覆盖纯公共性、准公共性、经营性等各类型生态产品生产、消费、交易、分配、支撑等全过程的配套政策,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将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示范推广,形成与产业规模和结构相适应的支撑保障体系。

四是充分挖掘地方生态比较优势,丰富和拓展生态富民惠民举措。充分发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推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强龙头、延链条、兴业态、创品牌、拓市场,引入关键领域龙头企业,培育生态产品全产业链市场主体,在企业入驻、产品研发、品牌创建、数字赋能方面给予激励扶持,培育壮大生态环保、特色农业、特色民宿等特色产业,打造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乡村生态产品公共品牌,加快形成聚集效应。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建设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形成城乡土地、资金、产业的良性循环机制,有力带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厚植人民群众“生态福祉”。

五是强化示范引领作用,结合有关试点示范基地建设,打造多类型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实践样板。选择东中西部生态优势地区,深入开展省市县三级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试点,重点在统计评价、供需精准对接、可持续开发经营等方面探索实践,推动试点地区摸清产业家底、找准发展方向、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实现生态产品第四产业高效高发展。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看得见、摸得着、可复制、能推广的示范样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金南

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少有,区域发展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面临的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强化举措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发挥优势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创新引领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区域板块发展平衡性显著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区域间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近,动力源地区引擎带动作用得到加强,重要功能区关键作用进一步发挥,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区域开放水平跃上新台阶。然而,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必须聚焦重点领域的改革创新,破解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实践中还存在发展机制不健全、区域间地区分割保护和行政壁垒影响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跨行政区域产业协同水平较低、行政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等问题。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创新作出安排部署,以期进一步创新区域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系,形成制度化的方法,促进区域重大战略走深走实。

《决定》将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方向,提出健全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制度和政策、完善持续深入实施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体制机制、强化主体功能区制度建设等改革任务。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核心是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使其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近年来,国家实施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推动战略重点区域加快发展,发挥对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其中,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是打破各地自我小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促进发展的合力,有利于促进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促进四川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

四川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形地貌复杂,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的决定》,作出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部署,立足四川在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中所处的方位和所担负的重任,要求落实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战略部署,强化发展规划战略导向和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是完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制。经过5年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能级和综合实力持续提升,但对标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更为成熟的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基础和成效还存在较大差距。紧紧围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四川应把国家顶层设计与当地实践探索有机结合,更好地在机制上实现突破,完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制,关键在于优化川渝合作常态化工作机制,提升重要节点城市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推进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平台建设等。

二是健全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健全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需要从加快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民族地区、盆山区振兴发展,扎实开展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健全先发地区、国有企业与欠发达县域结对帮扶等机制,深化东西部协作等方面着力,促进四川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携手发展。

三是深化新区开发区综合改革。国家级和省级新区、开发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培育形成区域增长极和动力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四川现有省级及以上新区5个、开发区145个,是各地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深化新区开发区集成授权改革,促进开发区整合优化提升,做强优势主导产业,可更好地促进四川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

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戴宾

企业管理
数智化时代背景下企业新型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构建探讨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智化时代已经到来,这对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组织体系变革成为必然。论文旨在探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企业如何构建新型的财务管理组织体系,以适应这一时代的挑战与机遇。首先,论文分析了数智化时代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企业新型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构建原则;其次,探讨了新型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架构设计与实施路径,以期对数智化时代下企业的财务管理转型有所裨益。

关键词:数智化时代,财务管理,组织体系,设计,构建原则与路径

1 引言

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企业新型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构建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对传统财务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为了适应这一变革,企业需要重新审视和构建适应数智化时代的财务管理组织体系。

2 数智化时代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

2.1 财务与业务的融合

在数智化时代,财务与业务的融合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财务部门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而是与业务部门紧密相连,共同推动企业的发展。财务部门将更多地参与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和决策中,通过对业务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为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的财务信息,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

2.2 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

在数智化时代,数据将成为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财务管理将更加注重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为企业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依据。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财务部门可以预测未来的市场趋势和财务状况,帮助企业制定更加准确的发展战略。

2.3 智能化财务工具的应用

在数智化时代,智能化财务工具的应用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手段。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财务软件将更加智能化,能够自动完成许多复杂的财务操作和分析任务。例如,自动化报销系统、智能预算编制工具、自动化审计软件等,这些智能化工具的应用将大幅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减轻财务人员的工作负担。

3 企业新型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构建原则

3.1 适应性原则

适应性原则是指财务管理组织体系必须能够适应数智化时代的变化和企业的具体情况。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企业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因此,财务管理组织体系需要具备灵活性和可调整性,能够根据企业的战略目标和市场变化进行调整。例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或业务模式的变化,财务管理组织体系需要能够及时地进行组织结构的调整,以适应新的业务需求。

3.2 数据化原则

数据化原则是指财务管理组织体系应以数据为核心,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财务数据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在数智化时代,数据已成为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财务管理组织体系需要建立完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机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通过对财务数据的深入分析,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自身的财务状况,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益。

3.3 智能化原则

智能化原则是指财务管理组织体系应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财务管理的智能化。在数智化时代,智能化财务工具的应用已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趋势。通过智能化工具,财务人员可以自动化完成许多复杂的财务操作和分析任务,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为错误率。同时,智能化工具可以为企业提供预测和决策支持,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

4 企业新型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架构设计

4.1 组织结构设计

组织结构是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基础,它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效率和效果。第一,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企业需要对财务管理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实现扁平化、矩阵化管理。首先,扁平化结构。传统的层级化组织结构往往存在信息传递不畅、决策缓慢等问题。在数智化时代,企业可以考虑采用扁平化结构,减少管理层级,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性。其次,矩阵化结构。矩阵化结构可以有效地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促进部门之间的协同和合作。在数智化时代,企业可以将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如业务部门、技术部门等)进行矩阵化组织,以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和协同效应。第二,搭建跨部门团队。在数智化时代,财务管理需要与其他部门(如业务部门、技术部门等)紧密合作,因此,建立跨部门团队是组织结构设计的重要考虑内容。跨部门团队可以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提高财务管理的效果。第三,组织结构设计要有灵活性。在数智化时代,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非常快速,因此,组织结构设计需要考虑灵活性要求。企业应建立一种灵活的组织结构,能够根据市场和技术的变革进行快速的调整[1]

4.2 职能分工设计

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企业新型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职能分工设计应当充分考虑技术的应用和业务需求的变化。第一,加强技术整合与创新。随着数智化技术的发展,财务部门需要有一部分人员专注于技术的整合与创新。这包括了解和引入新的财务管理软件和工具,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以及如何将这些技术应用到财务管理和决策过程中。第二,强化数据分析与报告。财务部门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负责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报告。在数智化时代,财务数据量庞大且复杂,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运用数据分析工具,提取有用信息,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持。第三,加强全面预算管理与成本控制。全面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是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能。在数智化时代,企业可以通过智能预算编制工具和自动化审计软件等工具,提高全面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的效率和准确性。第四,加强风险管理与内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是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能。在数智化时代,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技术工具,更好地识别和管理风险,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第五,加强资金管理。资金管理是财务管理的核心职能之一。在数智化时代,企业可以通过智能化的资金管理工具,更好地管理企业的资金流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第六,强化对战略规划与决策的支撑。在数智化时代,财务部门不仅仅是提供财务数据和报告,还需要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和决策支持。通过对市场趋势和财务数据的深入分析,财务部门可以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4.3 决策流程设计

在数智化时代,企业财务管理决策流程的设计应当与数智化技术紧密结合,以提高决策的效率和质量。第一,数据驱动的决策。数智化时代的企业财务管理决策应当基于大数据分析,以数据为依据进行决策。通过对大量财务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企业财务状况的趋势和规律,为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第二,实时决策支持。数智化技术可以实现财务数据的实时收集和分析,为管理层提供实时的决策支持。在数智化时代,企业财务管理决策流程应当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业务需求,及时做出调整。第三,模拟与预测。数智化时代的企业财务管理决策流程应当能够进行财务状况的模拟和预测。通过对不同决策方案的模拟和预测,可以评估方案的可行性和效益,为决策提供参考。第四,协同决策。数智化时代的企业财务管理决策流程应当实现跨部门协同。财务部门需要与其他部门(如业务部门、技术部门等)紧密合作,共同参与决策过程,以实现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第五,风险管理。在数智化时代,企业财务管理决策流程应当充分考虑风险管理问题。通过对财务数据的分析,可以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以降低风险对企业的影响。第六,决策可视化。数智化时代的企业财务管理决策流程应当实现决策可视化。通过图表、仪表板等方式,将复杂的财务数据和决策结果以直观的方式展示给管理层,提高决策的易懂性和可接受性[2]

5 数智化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构建路径

5.1 技术实施路径

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企业新型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撑,技术实施策略是确保财务管理组织体系高效运行的关键因素。第一,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企业需要投资于先进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硬件设施如高性能的服务器、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存储设备等,而软件系统包括但不限于财务软件、数据处理分析工具、网络安全系统等。这些基础设施和系统应能够支持大量数据的处理、分析和存储,同时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第二,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构建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是实现财务管理智能化的重要步骤。该系统应能够整合企业内外部数据资源,通过高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为管理层提供实时的财务报告、预测和风险评估。通过这样的系统,企业能够更快速地作出基于数据的决策,提高管理效率和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第三,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应用。在数智化财务管理组织体系中,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的应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AI可以实现日常财务流程的自动化,如发票处理、账目核对等,而ML则可以用于预测分析、异常检测等方面。这些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为错误,释放财务人员的时间,让他们专注于更高层次的分析和战略规划工作。第四,安全策略的制定与执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企业必须制定严格的安全策略,并确保其得到有效执行。这包括定期的网络安全审计、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备份恢复计划等。在数智化时代,财务数据的安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第五,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升级。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企业需要建立一个机制,确保其财务管理系统的技术创新和升级。这可能涉及与外部技术供应商的合作,引入最新的技术,如区块链、云原生技术等,以保持系统的领先性和适应性[3]

5.2 人员培训路径

在数智化财务管理组织体系中,人员培训策略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系统,如果没有经过适当培训的员工来有效使用这些工具,那么这些投资也难以发挥其最大的价值。第一,培训需求的评估。企业需要先行评估员工的培训需求。这包括了解员工当前的技能水平、员工在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熟练程度以及员工在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储备。通过这样的评估,企业可以确定哪些员工需要培训,以及员工需要接受哪种类型的培训。第二,培训内容的确定。培训内容应根据员工的培训需求来确定。这可能包括财务管理的最新理论、实践技能培训、信息技术技能培训等。此外,应包括对数智化财务管理系统的操作培训,使员工能够熟练使用这些系统。第三,培训方式的选择。企业可以选择多种培训方式,如在线培训、内部研讨会、外部培训课程等。这些方式可以根据员工的个人需求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例如,对于那些需要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的员工,在线培训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第四,培训效果的评估。为了确保培训的有效性,企业需要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这可以通过员工满意度调查、培训前后技能测试等方式进行。通过这样的评估,企业可以了解培训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并据此调整培训策略。第五,持续的学习和发展。数智化时代是快速变化的,员工需要不断学习和发展,以适应这种变化。企业应鼓励员工参加相关的培训和研讨会,使他们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4]

5.3 组织文化塑造路径

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企业新型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构建不仅仅依赖于技术的实施和人员的培训,还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组织文化来支持和促进其发展。第一,确立数智化理念。企业需要确立数智化财务管理的核心理念,并将这些理念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当中。这包括对数据驱动决策的重视、对技术创新的鼓励以及对持续学习和适应变化的承诺。第二,建立学习型组织。为了适应数智化时代的变化,企业需要建立一个学习型组织,鼓励员工持续学习和分享知识。这可以通过建立学习社区、组织内部培训和研讨会等方式实现。第三,鼓励创新和实验。在数智化财务管理组织体系中,创新是关键。企业应该鼓励员工尝试新的方法和技术,并允许他们犯错误,从中学习和改进。第四,强化跨部门合作。数智化财务管理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企业应该建立一种跨部门的沟通和合作文化,鼓励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和知识共享。第五,重视员工参与和反馈。员工是企业数智化财务管理组织体系构建的主体。企业应该重视员工的参与和反馈,鼓励他们提出改进建议,并对他们的贡献给予认可和奖励。第六,持续改进和适应。在数智化时代,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企业需要建立一种持续改进和适应的文化,鼓励员工不断寻求改进的机会,并快速适应新的技术和市场变化[5]

6 结论

总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扁平化和矩阵化的组织结构、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及高素质的数智化财务人才队伍是数智化时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成功因素。技术实施策略是构建数智化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基础,人员培训策略则是确保财务管理组织体系高效运行的关键因素,而组织文化塑造策略则是支持和促进数智化财务管理组织体系发展的核心。当然,数智化时代背景下企业新型财务管理组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课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理解和探索,更需要企业从多个方面进行努力探索。

参考文献:

[1]熊莉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J].活力,202413):52-54.

[2]邵晨汐.融资担保类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与应用[J].中国总会计师,20246):79-81.

[3]张瑞.新设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策略——以D公司为例[J].冶金财会,2024436):53-55.

[4]张泽山.大数据下企业财务会计与预算管理体系的构建[J].中国科技投资,202413):83-85.

[5]史中利.大数据视角下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与优化研究[J].财经界,202413):117-119.

作者简介:周焕然(1985-),男,山东青岛人,会计师,研究方向:企业财务管理。

建发(青岛)有限公司会计师 周焕然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战略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的战略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市场环境、行业格局以及企业内部运作方式。本文旨在探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如何创新战略管理实践,确保企业能够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文章分析了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的关键要素,包括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客户体验与价值创新、组织敏捷性与文化变革以及合作伙伴关系与生态系统构建,并提出了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策略。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战略管理,数据驱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必须适应这一转型,以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及客户体验的提升。战略管理作为企业制定和实施长期目标的重要工具,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企业战略管理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性

企业战略管理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一,它为企业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和明确的路径。战略管理能够帮助企业识别和把握数字化的机遇,规避潜在的风险,使企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稳定和持续的发展。其二,战略管理促进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需对内部结构、流程、技术等进行全面的革新。其三,战略管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数字化的浪潮中,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战略管理不仅关注业务和技术的更新,更重视人的因素,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够支持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文化。

二、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的关键要素

(一)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

在当今信息时代,数据已成为企业战略制定的核心资产。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企业通过集成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信息,构建一个全面的数据视角。这种集成不仅涉及数据的量和种类,还包括数据质量和处理速度的提升。进一步地,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如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企业可以从这些数据中提取出模式、趋势和预测,为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过程还需要企业能够将数据洞察转化为战略行动。这意味着决策者必须具备将数据分析结果与战略目标相结合的能力,确保数据分析结果能够有效指导企业战略方向的调整和优化。例如,通过客户数据分析揭示的消费者行为变化,可以指导产品开发和市场定位策略的调整。此外,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能显著提升决策的精准性与效率,可以减少偏差和猜测,使决策更加贴近实际情况[1]

(二)客户体验与价值创新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深入理解客户需求,并利用数字化手段创造具有差异化的客户体验,这是实现客户价值创新的关键。企业需要通过数据分析工具深入挖掘客户数据,包括客户的购买历史、行为偏好、互动反馈等,以获得全面的客户洞察。这些洞察能够帮助企业准确了解目标客户群体的需求和期望,形成精准的客户画像,并据此设计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利用数字技术来创新客户互动方式。通过移动应用、在线聊天机器人、定制化推荐系统等,企业可以提供24小时/7天的即时服务,实现与客户的无缝对接,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体验。同时,定期收集客户反馈,并将这些反馈快速整合到产品和服务的迭代中,不断改进和优化,并采取创新策略开发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客户未被发掘的需求或创造全新的市场。

(三)组织敏捷性与文化变革

在数字化时代,市场的变化速度前所未有,这要求企业能够快速适应各种变化,以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为此,企业需要构建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并培养创新和协作的企业文化,以提高组织的敏捷性。组织敏捷性意味着企业能够迅速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够在必要时快速改变方向。实现这一点,首先需要构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减少层级,简化流程,这样有助于加快决策速度和提高工作效率。其次,企业应该推行跨部门协作,打破信息孤岛,通过建立跨职能团队来促进不同背景和专业的员工之间的交流和协作,这样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组织结构的调整,企业文化的变革也同样重要。企业应当鼓励员工拥抱变化,培养员工的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意识,使其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同时,企业还需要培养员工的创新精神,鼓励员工提出新想法,不惧失败,从而激发组织内部的创造力。此外,企业还应该建立一种基于信任和尊重的企业文化,其中包括公平的奖励和认可系统,这将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到企业的创新和改革中去。为了加强这一文化的落实,领导层需要起到表率作用,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展示对敏捷性和创新的承诺。领导者应该主动倾听员工的意见和建议,透明公开地分享信息,为员工创造一个安全、开放的环境,以鼓励他们发挥最大的潜力[2]

(四)合作伙伴关系与生态系统构建

在数字化生态系统中,企业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与各种合作伙伴的紧密协作。这不再仅仅是与传统的供应商和分销商之间的合作,而是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包括技术提供商、平台运营商、内容创造者、服务提供商等。通过这些合作关系,企业可以整合更加多元化的资源,加速创新,共同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技术提供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能够支持企业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方面的应用,帮助企业提高效率,优化产品和服务。与技术提供商的紧密合作,可以使企业快速获取新技术,保持竞争优势。而平台运营商作为连接不同市场参与者的中介,为企业提供了一个能够接触广泛客户群体的渠道。通过利用平台的数据和分析工具,企业可以更精准地定位目标市场,提高营销效率。除此之外,企业还应与来自不同行业的合作伙伴建立战略联盟,这些跨界合作可以带来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双方甚至可以开拓全新的市场领域。

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战略管理创新实践策略

(一)明确数字化战略目标与方向

企业在迈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明确战略目标与方向是关键的第一步。这需要企业领导层深刻理解数字化对于企业各个方面的长远意义,并将其融入到企业的总体战略中。数字化战略的设定应当考虑市场趋势、客户需求、技术发展以及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等多个维度,确保转型的方向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例如,传统的零售企业,其数字化战略的目标可能是通过引入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优化库存管理和个性化营销,最终实现客户体验的提升和销售额的增长。这个目标不仅响应了数字化时代消费者购物习惯的变化,也利用了新技术改善了内部运营效率。具体路径上,企业需要从组织架构、流程、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进行规划。以某家零售企业为例,首先可能需要构建或升级电商平台,将线下与线上销售渠道整合,形成无缝的零售体验。其次,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行为,以便更好地管理库存和制定营销策略。同时,还需对员工进行数字技能的培训,确保他们能够适应新的技术和流程。在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还需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让员工明白数字化转型的意义,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企业应定期评估转型进度,并根据反馈调整战略,以保证转型的有效性和目标的实现。

(二)构建数字化基础设施与能力

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潮流,企业必须投资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这包括从基础的硬件设施到高级的软件应用,例如移动应用开发平台、物联网(IoT)技术等。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石,也是企业提升效率、开拓创新、增强客户体验的关键能力。以云平台为例,云服务提供了高度灵活和可扩展的计算资源,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求的变化,快速调整所需的资源。一家制造企业可能会利用云计算服务来支撑其供应链管理,通过实时数据分析来优化库存水平,减少过剩或缺货的情况,提升运营效率。除了基础设施的构建,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在组织内部培养数字技能[3]

(三)推动数字化变革与人才培养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一场涉及人才、流程、文化的全面变革。有效的变革管理和人才培养是确保这一转型过程顺利进行的关键。首先,变革管理要求企业领导层明确转型的愿景,并将其传达给所有层级的员工,以确保每个人都理解变革的必要性和最终目标。企业还需要建立起适应变革的组织文化,鼓励创新思维,容忍合理的失败,从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人才培养方面,企业需要通过内部培训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员工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内部培训可以通过举办工作坊、在线课程和实践项目来实现,这些活动旨在提升员工对数字工具的熟悉度及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能力。外部引进则是通过招聘具有先进数字化技能的新员工,或与技术供应商合作,引入专业知识来加速技能的转移和应用。

(四)营造数字化创新文化与氛围

数字化创新文化的核心在于鼓励创新思维和容错精神,这要求企业不仅要重视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更要重视内部文化的塑造。一个开放的沟通环境和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加速数字化创新的步伐。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定期的头脑风暴会议、创新工作坊或hackathon(编程马拉松)等活动,来鼓励员工提出创新的想法。例如,谷歌的“20%时间”政策允许员工将部分工作时间用于追求自己的创新项目,这样的政策孕育出了GmailGoogle News等重要产品。创建一个容错的环境,当员工尝试新的想法和方法时,即使失败了也不应受到惩罚。这种文化可以通过实施快速迭代和原型设计等敏捷开发方法来落实。比如,亚马逊有一个著名的“失败友好”文化,CEO杰夫·贝索斯强调“我们需要大胆创新,我们也会因此体验到失败,而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为了营造开放的沟通环境,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如企业社交平台,打破部门壁垒,让不同部门的员工能够轻松分享信息和观点,增进跨部门协作。例如,微软的YammerSlack等工具就能有效地促进公司内部信息的流通和知识的共享。企业还可以通过设立内部创新基金或奖励机制来激励员工。这些措施不仅能够表彰那些提出有价值创新想法的员工,也能鼓励更多员工参与到创新实践中来。

结束语

数字化变革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不仅涉及技术的迭代,更关乎企业文化的重塑和人才能力的提升。在这场变革中,高效的变革管理确保企业沿着正确的轨迹前进,明确的愿景、合理的组织结构和流程优化是其基石。人才培养则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动力和智力支持,通过内部培训和外部引进相结合,提升员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构建起一支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团队。只有当这些关键要素——变革管理、人才培养以及创新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支持时,企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经济中稳固立足,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1]李松泽,叶坤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与转型策略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37):26-27.

[2]孙伊灵.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预算管理策略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219):38-41.

[3]覃宜都.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的文献综述[J].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1918):2.

作者简介:郑文斐(1994.05-),女,汉族,浙江宁波人,硕士,中级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贵州民航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郑文斐

论企业如何提升人才竞争力

摘要:人才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人才的竞争力就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企业人才竞争力的提升,就是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一个企业想要在竞争对手林立的商业竞争中胜出,提升企业人才的竞争力刻不容缓。论文在企业选聘人才及用人的培训、人才职业生涯、绩效管理和提升人才情商等方面阐述了提升人才竞争力的观点。

关键词:人才竞争力,选聘,培训,绩效考核,情商

1 引言

企业的一切活动离不开“人”,企业的效益是靠“人”创造的,企业的发展靠企业全体“人”的不懈努力,可以说,人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现代企业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在企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一个企业是否能在竞争对手林立的市场环境中胜出,最关键的是能否用好“人”。那么如何提升企业的人才(即员工)竞争力,让人才源源不断地给企业创造效益,驱动企业不断向前发展,从而在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呢?笔者认为企业可以从做好下文几方面工作来提升人才的竞争力。

2 做好选人工作

企业必须把好人才的“入门关”,选聘具有较高素养或者具有培养潜质的人才。

第一,确定公司的各岗位职责,列出各岗位人员需要具备的学历、技能、工作经验、人才特质等条件,明确岗位的业绩考核关键指标。

第二,企业应当结合实际工作职能情况,分析确定需要招聘录用的各岗位的人数。

第三,企业应当根据招聘岗位的工作职责情况,建立人才招聘录用机构,明确招聘录用机构的人员数量、人员层次构成、人员的职责等。

第四,采用多渠道发布人才招聘信息。与各相关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参加校园招聘会或举办宣讲会;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发布招聘信息;鼓励现有员工推荐优秀的人选参加企业的招聘录用选拔;通过职业社交平台搜索人才,如领英、猎聘网等职业社交平台,主动搜索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利用专业的招聘网站和APP,如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发布招聘信息并筛选简历;与专业的招聘代理机构合作,由其负责寻找和筛选合适的候选人;企业直播招聘等。

第五,建立企业胜任力模型——冰山模型。胜任力(心理学家莱尔·斯潘赛提及)是指能把在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表现优异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分开来的个人潜在的、深层次的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态度、价值观、某领域的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等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并且能够显著区分“优异”与“一般”绩效的个人特征。冰山模型是胜任力模型的典型,冰山模型把人的胜任力分为5个要素,即知识和技能、社会角色、自我概念、特质、动机。冰山模型认为,人的全部素质是由显性素质和隐性素质构成,人的全部素质就好像漂在水中的一座冰山,其中,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是他所拥有的显性素质——知识和技能。显性素质包括人的外表形象、技术能力、职业技能等,部分显性素质可以通过各种学籍(学历)证书、职称(职业)证书来证明,这些素质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是非常有限的,企业比较容易对人才的这些素质进行提升,如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让员工提升职业技能。潜藏在水面之下的部分是社会角色、自我概念、特质、动机等,具体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意识和职业态度等,称之为隐性素质。隐性素质能更深层地对人的行为和发展产生影响,也正是隐性部分素质支撑了一个人的显性部分素质,构成了显性素质的基础。因此,将隐性素质好的人才选拔到企业中来,更容易培养和激发他们的潜能,从而提升人才的竞争力。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建立冰山胜任力模型。①在明确企业战略的前提下,确定与企业战略密切相关的核心职位有哪些。只有对与企业战略相关的核心职位进行胜任力模型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形成的胜任力才是最有价值的。②明确核心职位的绩效标准。针对不同的职位,综合运用平衡计分卡、关键绩效指标法、目标管理法等绩效考核方法,制定客观的、明确的可衡量的绩效标准,明确核心职位的绩效考核标准。③将职位的绩效标准分解为一些具体的任务要素,归纳出任职者产生高绩效的行为特征,明确要素对优秀工作绩效和一般工作绩效的区分度、对指导任职者的选拔和培训的依存度、对招聘工作的可信度等。④通过关键事件访谈获取分析样本胜任力特征的数据资料。设计好各岗位的结构化问卷,将绩效优秀的在职人员和绩效一般人员分为两组,分别进行访谈,并对比分析访谈结果,找出能够导致两组人员绩效差异的关键行为特征,最后通过归纳组合形成该职位的胜任力特征。⑤通过对关键事件访谈获得的信息和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对个人关键行为、思想和感受有着显著影响的过程片段,识别导致关键行为及其结果的,具有区分性的胜任力特征,并对其进行层次级别的划分,建立初步的胜任力模型(冰山模型)。⑥利用冰山胜任力模型进行人才的选拔和配置时,企业需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把握好面试、笔试、测评的内容,这些内容必须与选拔职位的胜任力模型高度吻合,尤其是隐性素质测评阶段,如情景、场景测试等。二是确立客观标准。招聘以经过检验的、可预测工作行为的客观标准作为基础条件,而不是依据某个面试官的主观印象。三是培训面试官。在进行人才选拔前,对面试官进行系统的培训,以便于面试官对面试、笔试、测评的内容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对评判依据有统一的认识,等等。

3 做好用人工作

将优秀的人才选拔进入企业后,要将人才“用好”,不断提升人才的竞争力。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重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的管理不仅仅限于对人力资源的日常管理上,企业要把人力资源作为一种战略资源,以企业战略为导向,根据企业战略制定好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制度、措施等。

第二,建立企业人才数据库。将选拔进入公司的人才的显性和隐性素质记录入库,便于公司对人才进行分析管理,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

第三,岗前培训。针对新员工主要进行岗前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企业的文化及企业相关规章制度、员工即将就任的新岗位的一些技能知识等。

第四,做好企业对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工作。企业要鼓励和指导员工根据自己的情况编制好自己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员工编制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可遵从以下几个步骤:一是员工自我分析,分析自己的性格、情感、行为能力,等等,准确地定位自己;二是评价自己的职业发展机会;三是确定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包括远期目标(10年)、中期目标(5年)、短期目标(3年);四是选择职业发展路线;五是制定实现职业目标的行动计划,包括业务知识和能力水平、潜能开发、人际关系等各方面与自身情况相符合的行动计划,并进行实施。同时,企业亦要结合自己的目标和员工个人的职业规划情况编制企业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企业可以通过工作分析、制定人员晋升调动规划、设计职业发展通道、职业发展培训与开发、建立职业生涯评审制度、编制员工职业生涯指导手册等措施编制企业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

第五,进行在职员工提升培训。在职员工提升培训是提升企业人才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战略目标,结合企业本身及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情况,制定公司的中期(3年内)和近期(1年内)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包括公司层面的计划和职能部门的培训计划,培训计划中要明确培训内容、培训目标及要达到的效果、培训评估这3个重要内容。①培训内容确定。首先对员工开展培训内容需要的调查,同时结合公司的业务开展情况,通过对公司人才库人员信息的分析确定培训的内容。②确定培训目标及效果。订立每阶段培训的目标及需要达到的效果。③开展培训评估。根据培训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对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考评,如开展技能提升培训,评估员工完全掌握新技能所需要的时间后,按时对参训人员进行考核,以便于了解培训的效果,员工的技能是否得到了提升,对于尚未达到企业目标效果的员工进行复训指导。此环节在培训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一定要重视培训效果的达成,以便于能确确实实地让员工得到提升。

第六,做好对员工的绩效管理工作。员工绩效是其工作行为和工作结果的表现,员工绩效的结果影响是多因素和多维度的,且是会变化的,在某一考核期内员工的绩效不好并不代表其往后的绩效成果。因此,做好员工的绩效管理对于提升员工的竞争力十分重要。①企业需根据企业战略目标和实际情况制定企业的绩效管理制度,制度需具有可行性和对员工绩效管理工作的可操作性。②确定绩效考核周期与考核指标。首先,绩效考核周期与考核指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绩效考核周期可以选择1个月、1个季度、1个年度为周期,那么绩效考核指标依据企业月度、季度、年度的目标进行制定。其次,绩效考核指标必须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关联,绩效考核指标尽量详细且保证可执行性,在制定绩效指标的过程中,企业及各部门管理人员需与员工进行充分沟通,结合企业目标及员工的岗位职责,双方协商拟定初步可行的绩效考核指标,让员工明确自己在工作上需要达到什么目标,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同时,绩效考核指标不因人而异,管理者通过对下属的绩效考核指标的下达,在考核期内可以掌握员工的行为表现以及实现绩效指标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和障碍,等等。③进行绩效考评。绩效考评包括对员工工作成果和工作行为表现的考评。一个考核期结束后,企业的管理者需依据绩效考核指标对于员工在本考核期内的工作成果以及工作行为进行评定,评定结果作为企业管理者对员工竞争力评判的参考依据。评定结果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级(如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等)后作为员工竞争力的参考,也可以单纯以考评得分的高低作为员工竞争力高低的参考。绩效考评是员工绩效管理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做好之后,能为制定员工竞争力提升计划奠定重要基础。④开展绩效改进指导。绩效考评结果出来后,企业要及时公开考评结果,并对员工进行反馈指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事不能尽美”,很少有每次绩效考评都是十分优秀的员工,那么指导员工进行绩效改进,就是企业提升人才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绩效的改进指导应包括以下环节:一是分析绩效考评结果产生的原因。绩效考评的目的是通过了解企业员工每一阶段内的工作成果和工作行为情况,从而促进员工绩效的不断提升,最终提升整个企业经营绩效,实现企业目标。企业管理者与员工通过分析绩效考评结果产生的原因,以便于下一步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绩效改进措施,以促进企业目标的达成。绩效考评结果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员工自身知识、能力、行为和企业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因素去分析。二是制定绩效改进措施。分析出绩效考评结果产生的具体原因后,针对可以改进提升的因素,制定详细可行的改进实施计划,包括培训提升员工技能计划、改变员工行为计划、改变组织管理方式、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等等。三是实施绩效改进。将企业已制定出来的可行的绩效改进措施加以落实到位。绩效改进措施是否能落实到位,是能否进一步提升企业人才竞争力的关键。绩效改进措施切实到位,企业人才的下期绩效水平即可提升,这也代表着企业人才竞争力在提升。⑤绩效考评结果的运用。绩效考评结果可以运用到薪酬变动、职级(职位)升降、岗位调整、员工内训、管理改进等方面。绩效考评结果的应用也影响着人才的竞争力,企业应当给绩效优秀的人才在加薪、升级、升职方面予以优先考虑;而对绩效中等的人员,更多地加以辅导提升;对绩效不合格的人员进行岗位调整。如此循环往复,企业的人才竞争力便可得到不断提升。

4 培养高情商员工

情商是情绪智力的简称,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耶鲁大学的萨罗威(Salovey)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玛伊尔(Mayer)提出的,是指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和情感,并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丹尼尔·戈尔曼认为“成功=20%的智商+80%的情商”。情商主宰人生的80%,而智商只有20%。可见,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情商决定着人才的成就,高情商的人才,竞争力自然也高。情商不是天生不变的,是可以改造提升的。因此,企业想要进一步提升人才的竞争力,就要提升人才的情商,引导人才提升情商,培养高情商员工。

第一,开展情商相关课程培训。想要培养高情商员工,企业在对员工的培训计划里,需有与情商相关的内容,通过培训让员工了解情商对自己成功的重要性以及初步了解情商培养的路径。

第二,制定情商培养激励措施。企业可以从精神和物质等方面,结合企业的优势,对通过情商训练得到迅速成长的员工进行激励,以引导员工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情商,提升自己的情商。

第三,制定情商提升训练月计划。企业可以从了解自己的情绪、识别别人的情绪、管理情绪、自我激励、处理人际关系这5方面着手,通过与员工沟通,引导员工制定情商提升训练月计划。计划要求结合员工个人的情商目标和企业对员工的情商目标而制定,使计划做到切合实际,又具有可操作实施性。例如,第1天训练积极心态,第2天训练掌控情绪,等等。

第四,鼓励员工每天进行一点情商训练,坚持实施情商提升月计划。

第五,鼓励员工每天自省。“自省”简单地说就是“自我反思”。自省是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也是帮我们提升情商的重要手段。自省的过程其实就是认清自己、提升心智的过程。如果企业的每位员工都能做到每天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员工就会成长得非常快,竞争力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升。

第六,监督员工“自省”。有条件的企业,管理者每天上班后第一时间组织10分钟“晨会”,组织部门员工对前一天的情商训练进行总结,了解员工是否做了“每天自省”、是否训练到位、员工对情商训练的诉求等,以便于掌控员工的情商训练行为,督促员工“自省”的同时也有助于企业提升员工情商目标的达成。

5 结语

总之,企业如果能按照上述方法在人才选拔方面把好人才的“入门关”,从用人方面做好对人才的培训、职业生涯规划、绩效考核及高情商培养,就一定能够提升本企业的人才竞争力,从而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柴一兵.一天一点情商训练[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2]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参考用书编委会.高级经济实务(工商管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20.

南宁通燃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胡冰淇

科技企业供应链成本管理探讨

摘要:科技行业日新月异,竞争激烈,供应链成本管理成为企业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的关键;随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科技企业的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涉及多个环节和广泛的地理分布,有效的成本管理不仅能帮助企业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能提升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灵活性,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本文首先定义了供应链成本管理的主要内容,并强调了其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接着分析了科技企业在供应链成本管理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企业构建一个全新的供应链成本管理体系,将研发活动纳入成本控制的范畴,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以提高管理效率,加强供应链过程中的成本监控,以及培养一支专业的成本管理团队;这样才能帮助企业优化成本结构,提高运营效率,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关键词:供应链成本管理,科技企业,供应链协同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浪潮中,科技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供应链作为企业运营的核心环节,其成本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供应链成本管理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更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此,需要加强对科技企业供应链成本管理的重视程度,解决当前大部分科技企业在供应链成本管理方面存在的对供应链成本认识不足、研发成本控制的缺失、过时的管理模式、供应链过程管理的不足以及专业人才的缺乏等问题,以提升企业的供应链成本管理水平,并促进企业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本论文旨在为企业提供实用的管理思路和决策支持,以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和企业竞争力的持续增强。

1.科技企业供应链成本管理的主要内容及作用

1.1 供应链成本管理的主要内容

供应链成本管理的核心在于全面分析和控制成本,涵盖成本构成的深入理解、精确的成本分配、持续的监控和及时的报告。一是成本构成方面,企业深入分析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成本构成,明确原材料成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仓储成本以及销售和分销成本等,帮助企业识别成本的关键发生点,发现潜在的成本节约机会。二是成本分配方面,企业将成本合理分配到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和具体产品上,确保成本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性,有助于企业更深入地理解产品的成本结构,为产品的定价策略和利润分析提供坚实的基础。三是成本监控方面,企业建立了有效的成本监控机制,实时跟踪成本的变动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成本异常,通过定期进行成本审计和分析,企业能够评估成本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四是成本报告方面,企业生成详尽的成本报告,为管理层提供关键的决策支持,这些成本报告涵盖了成本趋势分析、成本效益比较以及成本优化的建议,辅助企业制定长远的战略决策,优化资源配置,以提升整体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1.2 供应链成本管理在企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技企业供应链成本管理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竞争力提升和风险控制的关键驱动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表现和长期发展。首先,供应链成本管理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过精确控制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每个环节的成本,企业可以显著提高利润率;有效的成本控制策略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增加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其次,在科技行业,供应链成本管理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通过优化供应链流程,企业可以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提高响应速度,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同时成本控制还有助于企业在价格竞争中保持灵活性,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价格,吸引更多消费者。最后,供应链成本管理还涉及到对供应链中潜在风险的识别和管理,企业可以通过成本分析,识别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和风险点,提前采取措施进行规避或缓解,这不仅有助于减少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还能提高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的适应能力和韧性。

2.科技企业供应链成本管理的问题

一是对供应链成本认识不足。科技企业对供应链成本认识不足常导致其无法全面识别和有效控制成本,忽视了供应链中的隐蔽成本和长期效益,从而影响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比如一些科技企业在成本管理上往往只关注直接成本,如原材料和人工费用,而忽视了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例如产品研发投入、库存持有成本、物流配送成本以及管理费用等,这种局限性导致企业无法全面评估供应链的总成本。

二是科技企业研发业务考虑不周。科技企业研发业务考虑不周常常导致成本失控、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缺失,以及创新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平衡失调。比如一些科技企业在研发过程中未能充分评估项目的成本效益,导致预算超支和资源浪费,缺乏对研发过程中人力、材料和时间成本的准确预测,使得企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面临资金短缺和成本失控的风险。因此,企业需要在创新和成本控制之间找到平衡点,确保研发成果既具有技术先进性,又具有市场竞争力。

三是供应链成本管理模式滞后。科技企业在研发供应链成本管理方面可能面临依赖过时的系统、缺乏实时数据分析能力,以及未能有效整合新兴技术,导致成本控制和供应链优化能力不足。一方面,部分科技企业仍依赖于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这些方法往往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复杂的供应链环境。另一方面,在科技行业,产品更新换代快,客户需求多变,滞后的供应链成本管理模式常常使得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反应迟缓,无法及时调整成本结构,导致成本失控和资源浪费。

四是供应链过程成本管理不足。科技企业在研发供应链过程中可能面临成本管理不足的挑战,通常是由于缺乏精细化的成本控制机制、对供应链各环节成本的不透明和难以预测。部分科技企业在研发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成本监控机制,导致无法实时跟踪成本变化和预算执行情况,监控不足使得企业难以及时发现成本超支问题,从而错失了采取纠正措施的最佳时机。

五是缺乏专业成本管理人员。科技企业研发缺乏专业成本管理人员导致成本控制不力、决策支持不足、成本意识薄弱以及员工培训和发展机会受限,影响企业的成本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3.科技企业供应链成本管理的策略

3.1 构建全新供应链成本管理机制

科技企业在建设全新的供应链成本管理体系时,关键在于融合前沿信息技术和流程优化,从而达成对成本的精确核算与供应链流程的高效管理。其一,企业应建立全面的成本识别机制,不仅关注直接成本,也要深入分析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并通过采用成本会计和成本工程方法,确保所有成本因素都被纳入考量,从而实现对供应链总成本的准确评估。其二,企业需要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审视成本控制,避免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产品质量或研发投入,同时通过投资于创新和持续改进,企业可以在保持产品质量的同时,实现成本效益的长期增长。其三,企业需要将成本管理与企业战略紧密结合,进行市场趋势分析、客户需求调研和竞争对手分析,确保成本管理策略具有前瞻性和适应性,这有助于企业在变化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并做出及时的战略调整。

3.2 系统考虑企业研发活动

科技企业通过系统化的方法整合资源、流程和人才,全面考虑研发活动,以促进创新、加速产品开发并确保技术领先优势。首先,企业应在研发项目启动前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定详细的预算计划,并实施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同时要建立成本预警机制,确保项目在预算范围内进行,及时调整或终止那些超出预算的项目,以避免资源浪费和资金短缺。其次,企业需要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对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维护、升级直至退市的各个阶段进行成本管理,并通过预测和管理产品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成本,企业可以更有效地规划产品策略,减少后期维护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最后,企业应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注重成本控制。研发团队应被鼓励采用成本效益分析,选择性价比高的技术方案,并在研发过程中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以降低成本,通过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确保研发、市场和财务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共同制定符合市场需求和成本效益的研发计划。

3.3 引入先进供应链成本管理模式

引入先进供应链成本管理模式,企业可对成本进行更精细化的管理和控制,进而提升市场适应性和运营效率。一方面,企业需要摒弃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转而采用现代化的系统和工具,通过引入先进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和供应链管理软件,企业能够实现对供应链各环节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这些系统能够提供更准确的成本预测和决策支持,帮助企业全面优化供应链成本,提升整体效率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应加强供应链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建立敏捷的供应链管理流程和跨部门协作机制,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及时调整成本结构,减少因反应迟缓而导致的成本失控和资源浪费。例如,一家电子产品制造商可以通过引入先进的成本管理软件和采用敏捷供应链策略,不仅专注于单个产品的成本削减,而是从整体供应链的角度出发,提高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供应链中断的应对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3.4 加强供应链过程成本管理

加强供应链过程成本管理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确保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关键策略,涉及对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成本的细致监控和优化。首先,企业应建立一套精细化的成本监控系统,实现对研发项目成本的实时跟踪和预算管理,并通过定期的成本审查和分析,企业能够及时识别成本偏差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确保研发项目按预算执行,避免成本超支。其次,企业需要对市场和技术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提高研发项目的成本预测准确性,还要建立科学的成本预测模型,确保企业可以更合理地制定项目预算和资源分配计划,提高研发效率,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最后,企业应加强与供应链各环节合作伙伴的协同,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再通过采用供应链管理软件和协同平台,企业就能实现与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等合作伙伴之间的实时信息交换,形成供应链中成本控制的合力,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成本效益。

3.5 培养专业成本管理人员

科技企业致力于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成本管理人员,以提升成本控制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并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第一,企业需要通过内部培训和宣传活动,提高全体员工尤其是研发团队的成本意识。确保每个团队成员都了解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并鼓励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寻找成本效益最高的解决方案。第二,企业需积极招聘具有成本管理专业背景的人才,并为新员工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机会;同时通过内部培训计划,帮助现有员工提升成本管理技能,以填补专业知识的空缺。第三,企业还应开发和实施一套全面的成本管理框架,如成本预测、预算制定、成本跟踪和分析等环节,这套框架应由专业成本管理人员领导,确保成本控制措施得到有效执行。第四,企业通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决策支持系统,能够提供准确的成本数据和预测,帮助管理层在研发预算和资源分配上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4.结语

通过深入分析科技企业在供应链成本管理中的挑战与机遇,本文强调了构建高效、前瞻性成本管理体系的重要性;科技企业必须超越传统思维,采用创新技术与方法,以精细化管理策略实现成本控制与优化,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企业需要培养专业人才,加强内部协同,以及与供应链伙伴的合作,确保成本管理与企业战略相一致。面对未来,科技企业应持续优化供应链成本管理,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远成功。

参考文献:

[1]杨小梅.供应链视角下生物科技企业精益化成本管理与创新发展[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42709):26-29.

[2]王龙.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供应链成本管理优化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中国汽车市场,2024,(02):72-74.

[3]王芳.企业成本管理的困境和解决对策[J].投资与创业,20243507):131-133.

[4]鲁敏.供应链成本管理和优化研究[J].商业2.02024,(09):37-39.

[5]龚玉玲.供应链成本控制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4,(10):128-129.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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