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绿色金融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不仅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也在全球绿色金融治理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在助力落实“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我国应进一步发挥绿色金融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牵引作用。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要求，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从宏观面、政策、产业结构、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消费体系、基础设施、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绿色金融创新、法律法规等不同层面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政策，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强调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相关市场化机制。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生态环境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从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实施保障四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在“双碳”目标下，如何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工具、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相关配套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美丽中国建设值得深入探讨。
美丽中国建设面临的资金需求及投融资路径
目前突出的问题包括：一是美丽中国有哪些资金需求？二是如何通过发展绿色金融能够满足这些资金需求？
根据文件内容，美丽中国建设的投资重点包括4个重点领域、6项重点产品和服务。4个重点领域包括：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污染防治攻坚、生态保护修复；6项重点产品和服务包括：区域性生态环保项目金融支持模式、碳市场、资源环境要素融资产品和服务、EOD项目、气候投融资、绿色消费金融业务。
这些内容，多数在以往文件中有所提及，譬如对清洁能源的支持，对减污降碳改造等项目的支持，拓展多元化气候投融资服务等，但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包括：支持新兴固体废物（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退役及报废光伏组件、风电机组叶片等）综合利用，拓展二次利用市场化场景，支持区域回收利用基地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探索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业务模式，为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重大科学装置和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提供金融服务；积极开展绿色消费信贷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围绕“衣食住行用”等日常行为，拓展绿色消费贷款应用场景，开发个人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纳入个人绿色低碳行为碳减排信息，形成可兑换的碳积分，在授信额度、利率及增值服务等方面给予优惠。
文件内容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定位区分，这既是经验总结，也是对不同类型银行机构给出方向性指导，包括：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要突出功能属性，结合主责主业靠前发力，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对美丽中国重大项目建设的融资支持作用；国有大型银行要发挥领头雁和主力军作用，完善绿色金融工作机制，不断提升美丽中国建设融资对接效率；股份制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禀赋培养优势和强项，做优做强绿色金融服务品牌；中小银行要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聚焦特定领域、重点行业，提升绿色金融业务质量；保险机构要健全绿色保险服务体系，建立绿色保险服务网络，推进产品创新，增加服务供给，提供一揽子风险减量与损失保障保险方案；证券基金类机构要遵循绿色投资理念，培养长期价值投资取向，树立绿色投资行为规范。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金融工具创新及配套机制建议
第一，建立绿色金融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多元化政策体系和工具箱，加强产业部门、金融部门、市场主体的协同合作。
地方层面应结合各自区域发展特点、产业情况、绿色低碳发展、区位和技术等角度对实施方案和路线图进行统筹规划，结合相应区域发展特点实际和产业发展情况，建立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常态化对接机制，引入多元化的绿色投资主体，加强政银企对接，拓展融资渠道，搭建重点项目库，设计有针对性、差异化的融资路径，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解决融资难问题，构建制定绿色金融支持地方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持续优化经济政策组合工具箱，包括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支持等“1+N”政策体系的协调机制，加强投资、金融财税、工具创新，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引导调节，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支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有效发挥绿色金融对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牵引作用。
第二，推动地方绿色金融试点及试验区建设，加强区域绿色金融合作，为美丽中国先行区发展积累经验。
地方绿色金融创新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特色之一。自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启动以来，试验区数量已经从五省八地扩大到七省十地。浙江湖州等试验区锐意创新，积累了一批成果。下一步，这些成果如何推广、试验区是继续扩大试点范围或是升级现有试点都很值得关注。
地方绿色金融也越来越多与“双碳”目标协同。很多地方将绿色金融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如《上海银行业保险业“十四五”期间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服务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行动方案》《北京银保监局、天津银保监局、河北银保监局关于协同推动绿色金融助力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通知》等。2025年，预计这一趋势仍将持续。此外，气候投融资试点2022年正式启动，目前已呈现一批创新成果，建议进一步推动创新工具的落地与实践。
结合绿色金融试点有效实施推进乡村振兴的金融方案。在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和创新试点中，应鼓励地方政府实施适合地方农村发展的绿色金融实施方案，建立地方乡村和农业绿色项目库，利用地方特色打造绿色金融服务品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强调建设绿色农业实验区域，支持循环农业示范乡镇、低碳排放、农业园区循环化改造，为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提供有效路径。
推进开展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的试点。目前浙江、新疆、广东、贵州、江西、和甘肃的部分地区作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北京、上海、陕西、山东、海南、河北、江苏等地区也都在自主探索了绿色金融的创新。在今后开展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的试点过程中，加强政策协调机制，例如应考虑与自贸区、国家级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园区之间的联动与协同发，加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黄河流域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积极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第三，气候投融资试点应注重通过多种手段撬动社会资本参与。
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工作以投资政策引导、强化金融支持为重点，推动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明确目标、路径、绿色低碳投融资数量，激励机制和地方的配套政策。对于投资项目要切实测算带来的碳排放量及跟踪其碳足迹。推进气候投融资国际平台的建设，吸引海外投资者。支持符合条件的气候友好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鼓励小微企业与社会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支持和激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气候友好型的绿色金融产品。鼓励地方积极探索气候投融资模式和机制，建立区域性气候投融资促进中心、构建气候投融资特色的绿色支行（部门）等手段吸引金融机构，同时通过市场化方式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参与。包括“政银担”“政银保”“税融通”“银行贷款+风险保障补偿金”等合作模式，通过绿色金融与气候投融资工具的创新更好服务“双碳”目标。
关注包括碳基金在内的碳金融工具创新。建议鼓励开发碳期货、碳远期、碳掉期、碳期权、碳保险等交易工具，碳债券、碳基金、碳质押、碳抵押、碳回购、碳租赁、碳托管等融资工具，提升金融机构产品创新能力，提高碳交易市场的定价能力，推动碳金融创新。
加强气候投融资试点的基础设施和创新机制。金融机构需要根据国家战略，加强应对环境与气候风险的能力，提前做好资产配置与布局。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投资有效结合，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和碳金融方面的专业投资者群体和能力建设。
第四，完善地方政府绿色投融资体系，建立健全美丽中国建设绿色金融政策扶持机制。完善地方政府ESG评级指标体系建设，推进绿色城市建设和乡村振兴。
一是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绿色投融资体系，通过推动发行绿色地方政府债券、建立政府引导基金和地方绿色发展基金等方式，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
二是引导地区商业银行、农信社向绿色银行转型，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支行，以金融手段引导新兴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全面助力美丽中国建设与乡村振兴。
三是引导绿色信贷，通过优化信贷结构和产品，拓宽绿色融资渠道，积极为绿色农业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农村污染防治项目提供金融服务。
四是适时推进绿色债券等证券市场绿色产品创新和市场主体支持乡村振兴。应发挥绿色债券工具的特点，政策性引导绿色债券为中长期乡村振兴、绿色农林业项目提供融资便利，提升投资者对中长期绿色项目的信心。鼓励金融机构进行绿色金融债的发行并更多关注乡村振兴领域。
第五，推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与落地，为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动力。
一是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相关标准，制定绿色低碳技术支持目录，减少金融机构识别绿色低碳技术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其识别成本，为金融机构精准有效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提供支持。
二是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私募股权和创投机构等结合自身优势探索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的有效路径。
三是发挥各类绿色基金对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的支持作用。
四是深化绿色股权融资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低碳技术企业上市融资，建立资本市场服务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五是建立PE/VC的绿色标准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绿色技术界定标准。
六是出台支持绿色科技孵化器、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政策。
第六，发挥各类绿色基金、碳中和基金等对于美丽中国建设、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在浙江、云南、河北、湖北、广东、山东、陕西、重庆、江苏等多地建立了多个由地方政府支持的绿色发展基金，而2020年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成立对于积极推进绿色技术产业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将绿色低碳重大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作为绿色基金的重要支持领域，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和成果转化利用。充分发挥绿色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绿色技术成果转化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知识产权基金、碳基金、气候基金、碳中和基金的作用等，支持新能源产业、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推进绿色技术成果落地应用。建议建立绿色基金ESG投资评价体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地区与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级经开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方面的激励机制和合作。
绿色基金应该采用“绿色正面清单”模式选择ESG投资标的，在“负面剔除”型ESG投资标准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设置绿色环境、绿色技术、绿色交通、绿色农业、绿色能源、污染防治等重点投向，对细分赛道分别设计详细的ESG投资筛选标准。此外，在对投资组合的管理过程中，应当定期跟踪投资标的的环境绩效和环境信息披露结果，未来如何建立有效的政府和社会资本成本效益的分担机制值得深入探讨.
第七，推动转型金融成为新增长点。
转型金融能够帮助传统高碳行业获得融资支持从而实现低碳转型，是对绿色金融的有益补充。近两年，央行将转型金融作为重点工作，已组织编制钢铁、煤电、建筑建材、农业等重点行业的转型金融目录。预计目录的发布将极大推动转型金融的快速发展。一些地区如上海、湖州、重庆推出转型金融目录，河北出台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指引。这些地方先行先试的创新成果值得推广。
第八，搭建绿色影响力投资生态圈，培育多层次的绿色投资者，引领资产管理者推进ESG绿色投资。
实践表明，机构投资者是ESG投资的主要力量。未来，要扩大绿色基金的投资者范围，引入民间资本、养老金、社保基金、金融机构、政府投资基金、保险资金、社会公益基金、各类气候基金等多元化投资主体，推动其积极践行ESG投资理念，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有效管理投资组合风险，对被投企业的绿色影响力进行跟踪量化，加强能力建设，从而有效搭建绿色影响力投资生态圈。
具有长期属性的资产管理者是ESG市场驱动力的重要源泉。近两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也通过委托境内外基金管理人开展ESG投资等方式加速推进ESG。而保险业在推进ESG的资产管理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譬如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出台《尽责管理准则（草案）》；国寿资产、太保资产、泰康资产等机构积极参与中国气候联合参与平台（CCEI）。监管推动是重要因素：2022年保险业监管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绿色保险统计制度》；2023年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绿色保险分类指引》《保险机构ESG信息披露指南》。《资产所有者责任投资调查报告（2023）》显示，境内市场资产所有者的ESG意识逐步提升，过半受访机构总是会考虑基金管理人实施尽责管理的能力。这些都释放出清晰的信号。预计2025年，资管机构会更多参与ESG绿色投资和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的进程。
第九，加强资产管理者的ESG责任投资能力评价体系，提升各类机构参与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主动性。
构建资管机构责任投资能力评级，责任投资能力评估围绕战略、管理、产品、气候、披露、倡导六个维度展开，截止到2023年10月31日，中国责任投资论坛RICE评估的金融机构共计221家，包括157家公募。通过评级结果反映出的中国资管机构责任投资能力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为进一步完善国内ESG生态体系建设提供了思路。同时，尽快出台、完善保险资金、基金等资管产品ESG投资指引，规范有效引导各类资金参与绿色产业发展，为普惠民生和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可持续的动力。
第十，鼓励发展影响力投资，以及慈善金融、混合融资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拓宽美丽中国建设融资路径。
推动混合融资、影响力投资与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慈善金融、责任投资等概念做适度的链接，将“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标的都纳入广义的投资标的范畴。影响力投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既是沟通慈善公益和投资的桥梁，又是混合融资重要的机构资金来源。应完善相关的投资激励机，提高投资评估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积极推进影响力投资基金的发展，特别是通过种子基金的形式大范围投资初创企业，给予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引领资本向善，推进ESG责任投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力投资评价指标体系，在儿童保护、养老、绿色农业等行业建立影响力投资项目库，培育多层次投资者群体。加强企业家教育、推进ESG责任投资能力建设，也是推动影响力投资的关键一环。
通过影响力投资开辟公益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项目的新路径。通过公益资本、耐心资本、风险资本、股权资本的组合搭配，改善项目风险收益特性。影响力投资基金通过支持相关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也为气候相关领域的混合融资项目拓宽渠道。
我国应该尽快建立慈善资本参与混合融资的激励机制，通过相关政策积极引导相关慈善组织、金融机构参与混合融资项。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在推动慈善金融发展方面已不断修改完善，银行理财、基金、保险资产管理、信托等金融产品也纷纷助力慈善资管，社会责任投资、ESG投资等慈善金融工具也迅速发展，有效发挥混合融资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副理事长 安国俊；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理事长、商道融绿董事长 郭沛源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成为新形势下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202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围绕培育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市场生态，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同时，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主线，能够为金融活动的“提质增效”助力与赋能。202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要求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为关键驱动，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竞争力。当前，在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过程中，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能够天然融合在一起，更好地助力于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一、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的内涵
狭义视角的科技金融是指致力于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科技创新企业通常是指技术应用程度较高、产品创新与持续发展能力突出的企业。在我国，根据相关政府政策，通常可分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科技部）或专精特新企业（工信部）。广义视角的科技金融则是指支持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既包括典型的“硬”技术创新，也应包括“软”技术和模式创新；既包括基础性重大科技突破，也涵盖应用性技术的市场化落地；既包括纳入各类产业政策支持目录的科技企业，也应关注传统企业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升级活动等。
而数字金融则有几方面内涵，一是包括了金融科技的范畴，即技术带来的新模式、新业务、新流程和新产品；二是突出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与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三是体现了金融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再造；四是更好地服务于新兴的数字经济模式。
二、科技金融发展的痛点问题
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服务格局，顶层设计与政策不断完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提升。但同时科技金融发展中还有许多痛点问题：
一是重点领域的科技金融服务深度尚显不足，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高新技术企业贷款相对绿色、普惠、涉农领域贷款还有所不足，对广义视角下科技创新活动的金融支持也存在缺失。二是单一、局部的科技金融创新产品越来越多，但是能有效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仍存在许多不足。三是直接融资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空间还未充分打开，尤其是与科技创新特点相匹配的风险投资，因各种制约还未发挥出应有作用。四是作为支持方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还缺乏高效匹配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评估能力不足，有竞争力的专业人才配置有限，对科技活动的风险理解和管控水平有待提升。五是缺乏系统性、可信度高的科技企业信用评估模式和评级标准，使得“高人力成本、高研发投入、轻资产”的科技企业难以符合金融服务准入标准，相应的增信手段仍然不足。六是基于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特征的综合性风险管理、分散机制仍然有限，现有的科技保险、担保等产品发展仍整体滞后，新型的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创新明显不足。七是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业务不确定性较强，信息标准化、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都有待提高，自身也缺乏充分的金融“有效需求”能力。
面对上述痛点与挑战，迫切需要充分运用数字金融创新成果，反过来支持科技创新的探索不足，有效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动金融资源链、技术创新链、信息链、产业链的高效融合。
三、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双轮驱动”支持科技金融
（一）面对科技金融探索中的成本高、效率低、信息不对称、缺乏抵押物等传统难题，金融业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和推动数字化转型，对于缓解相关矛盾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就银行业来看，金融科技的应用使银行不断开拓市场，深化业务渠道并优化客户服务体系，进而提高了服务效率，并降低了运营成本。就证券业来看，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逐步由零售经纪业务扩展到机构业务、资产管理、投资银行、自营投资、中后台等多个领域。就保险业来看，金融科技推动保险产品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保险服务不断丰富，风险抵御与管控能力不断提高，保险的服务和价值创造作用不断凸显。就信托业来看，众多信托公司都以建立规范化、规模化、健全完善的信息系统为保障目标，且明确将数字化转型列为公司重要战略。
例如，根据科技企业的高成长、高风险、高收益、轻资产等特点，银行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来甄别科技企业的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扩展期、成熟期等，依托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产品体系，设计不同时期的产品创新策略。如种子期的创新创业贷，初创期的人才贷、研发贷、知识产权类贷款产品等，成长期的科技订单贷、成果转化贷，扩展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中长期贷款，成熟期的并购贷款、股权融资等。
（二）金融机构发展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也是科技金融探索的组成部分。金融业往往是科技应用的核心领域，也是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所依赖的重要客户。因此，金融业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增加科技投入，也间接给科技企业带来发展壮大的机会，同时成为新技术的前沿实践场景。
据统计，2019年至2023年，我国国有六大行累计金融科技投入达5142.26亿元。虽然近几年金融科技投入增速呈现逐年放缓趋势，但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在2023年却达到了3.52%的新高。另外，据披露相关信息的44家证券公司来看，2023年信息技术投入合计投入281.1亿元，其中14家券商投入规模接近或超过10亿元，投入合计198.06亿元，投入占比为70.46%。34家信息技术投入同比增速为正，占比为77.27%。另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统计，2023年保险公司在科技应用方面累计投入资金近2.25亿元，主要用于空间信息技术、AI识别、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科技手段应用，构建农业生产、风险信息数据共享平台。由此来看，依托于技术创新主线，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两篇大文章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四、推动资本市场数字化转型完善服务科创的“耐心资本”
（一）资本市场还需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激励引导。上市公司中已经集聚了一批优质科技企业，对于其创新活动，除了股权再融资支持之外，还应探索更多的直接金融、结构金融类产品与服务，实现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奖优罚劣”，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科技金融资源保障。当前，证监会正在稳妥开展“人工智能+资本市场”“数据要素×资本市场”“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等专项行动，面向真实业务，依托真实场景，创新服务模式，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资本市场深入应用。这些工作应该与有效支持上市科技公司结合在一起，更好地改善科技金融服务质效。
（二）考虑到科技企业和科技创新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抵押物少等特点，风险投资应该在支持其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样，把数字技术应用于风险投资领域，也能够提升投资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例如：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对历史投资数据进行训练，建立投资预测模型，可以帮助预测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回报率等指标，从而辅助投资决策；利用大数据分析被投资企业的需求，为其精准匹配相关的资源和服务，帮助被投资企业快速成长，能够提高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和回报率。
（三）就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服务来看，科创板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仍有完善空间，新三板服务中小企业科技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区域股权市场服务科创也存在一些挑战。究其根源，主要体现在对“软”“硬”科技的甄别存在不足、发行定价需要优化、交易环节不足导致流动性缺陷、标准与原则的不协调统一等诸多问题。对此，多层次资本市场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也有助于其更好地服务于科技企业融资。例如，科创板的IPO审核离不开科创板智能辅助审核平台的助力，依托基于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了自动化的风险识别、价值判断、多人协作的电子化审核工作平台，有效提高了审核、监管、服务效率。此外，区域“四板市场”的问题在于融资效率较低、交易不够活跃、信息披露不够规范等问题，对此充分应用大数据与新技术，也是缓解矛盾的必要条件之一。
五、发挥新技术与数据要素价值优化科技金融服务生态
（一）新技术是数字金融创新的“生产工具”，包括AI大模型在内的前沿技术如果能够在科技金融创新中深度应用，对于全面优化金融服务会带来突出作用。自2023年以来，生成式AI大模型快速发展与迭代，从底层大模型到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构建了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就大模型的金融应用来看，可以通过复杂的分析能力，助力于中小科技企业的信贷融资模式创新；也能够在投资银行业务中帮助机构提高效率和降低合规成本，从而更好地服务科技企业；还可以在投资活动中识别投资机会、优化投资组合，提高投资机构面向科技创新进行“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能力。事实上，行业机构已经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探索。例如，建设银行开发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内部评估方法，并且应用AI等前沿技术，把评估模型搭载于“科创雷达”平台，为基层业务经营和管理人员提供精准、便捷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工具。再如，浦发银行顺应数智化发展趋势，重塑了产品触达、服务流程，围绕科技创新的不同领域和阶段，创设了“全周期、伙伴式、定制化”的科技金融产品体系，科技贷款余额连续三年保持30%以上增速。还有，中信银行探索创新了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火炬贷”、全线上产品“科创e贷”，并且基于数字化能力而创新了聚焦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贷”、服务科技人才的“科创个人信用贷”等科技金融特色产品。综合看，如果前沿技术在金融领域更加安全、高效地深度应用，一是能够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效果，使得科技企业获得“水涨船高”的效果。二是能够针对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特征，创新更多“精准施策”的科技金融服务产品。三是使得前沿技术在金融领域得以应用之后，增强技术成熟度与可行性，从而更容易向诸多垂直行业进行推广，带动整个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步伐。
（二）数据要素是数字金融的“生产资料”，也是做好科技金融的重要基础保障。一方面，就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来看，能够在几方面助力科技金融创新探索。一是在数字产业链金融模式中真正体现“数据增信”的作用，从而对产业链上的中小科技企业带来全新支持模式，并且依托不同产业链的科技特征，努力贯穿于科技与产业融合的全生命周期。在实践中，许多机构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针对不同行业产业链的生产、销售等全流程进行动态实时数据收集与分析，从而更好地匹配资金流、信息流，为服务行业龙头的许多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更好丰富的金融支持。二是充分利用各类替代数据，有效评估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信用共识”。面对科技创新活动的特殊性，传统信用评估方法更关注财务指标、缺乏创新能力评估、难以把握知识产权价值和技术自身风险，近年来学界和业界都在着力推动相关评估模型与指标的改善，未来还需进一步发挥多元化数据的作用，更加系统、科学、可持续地完善科技金融信用评估范式。三是有效服务于风险管理与“泡沫”控制。科技金融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难以把握技术自身的潜在风险，因此传统金融风控手段在科技金融领域可能效率降低，更需要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新型风控模式。同时，科技金融创新也离不开有效的风险管理与分散手段，使得参与各方的“责权利”更匹配，这都离不开数据要素的加持作用。另一方面，从数据要素变革升级为数据资产，也是当前各行业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科技创新、科技企业、科技产业链都积累了众多颇有价值的数据要素，如果相关企业能够推动数据资源入表，并被金融机构所认可，那么银行业就可以根据科技企业（科技成果）的数据资产，基于合规前提下，探索信用或抵押融资模式创新；同时，资本市场机构也可以基于科技企业（科技成果）的数据资产，探索推动相关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产品创新。当然，即便只是着力推动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数据要素走向资产化，也能够给科技发展带来内在动力，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所代表的前沿技术来说，都离不开各方支持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国家金融安全视域下的金融科技风险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新兴技术推动金融服务转向更加便捷和智能的同时，其“破坏性创新”的特质也在传统金融监管框架中形成了新的盲区，给宏观金融稳定、国家金融安全带来新型风险挑战。
首先是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活动结合的风险。在与信贷、理财等传统金融活动紧密结合的背景下，金融科技成为传统金融风险的放大器。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扩大了机构展业经营的地域范围，使得金融风险集中爆发地往往与机构实际运营地相隔甚远。另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等缺乏贷款审核管理与信用风险管理能力，风控严重依赖于外部信用评分体系。在公司发生信用风险时，其资金与银行、信托等传统金融机构的高度关联性，将会进一步助推金融机构的期限错配与货币错配，造成更为严重、更加迅速的挤兑与拋售问题。
其次是依托科技建立金融网络系统的风险。科学技术改造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形成了与现实金融市场对应的网络金融空间。金融网络安全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呈现出企业通信服务合作、科技外包风险这两种主要形态。网络安全事件是金融稳定的一个关键漏洞。随着金融机构持续投入信息技术研发，其对广泛互连的网络平台呈现出更强的依赖性，增加了网络安全事件对金融机构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风险程度。破坏关键金融服务或公共事业、使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丧失信心、损害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稳定运作至关重要的数据等多个类型的风险事件，都可能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最后是新兴科技在金融领域直接应用的风险。一方面，是国家金融和国民经济中的各项金融敏感数据在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过程中被泄露。基于使用者的输入与反馈进行机器学习的优势，反而成为该技术泄密的风险点。并且，各类AIGC自身的数据管理能力仍然有待提升，与国家金融安全相关的重要数据很可能就此形成外泄链条，造成不可控的国家金融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内容准确度的缺失还有可能快速生成并传播大量金融机构破产、挤兑等易引起恐慌、抛售的不实信息，威胁国家整体金融稳定。
国家金融安全视域下金融科技的风险溯源
（一）金融科技的风险溯源：基于关联的风险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系统性风险，不仅基于机构规模的“太大而不能倒”成为监管审视的重点，侧重于机构间相互关系的“太关联而不能倒”（Too connected to fail，TCTF）问题也逐渐引起监管机构的重视，其倒闭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巨额周转量。在新兴技术赋能并改造金融活动的过程中，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即是金融科技公司深度介入金融体系、成为金融机构网络结构中重要节点的过程。金融危机后监管机构逐渐认识到，中介机构的规模和互连性是系统性风险的核心来源。大量科技公司不仅在移动支付、消费金融等现代金融体系中占据了极大的市场规模，还与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及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取得了紧密的互联性，具备相当强的金融风险传导可能。
因此，金融科技与国家金融安全交互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其生成机理即是科技赋能下涌现出新的市场中介主体、金融体系中的新网络节点在业务范畴与其他金融机构有广泛而深入的关联，由此增加风险外溢程度、加快风险传导速度。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不应仅及于头部大型金融机构，而是应当重点关注机构间风险水平的关联影响，把握重点风险的关联网络节点。同时，将关联度考量纳入“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认定当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持牌金融机构（如互联网金融）、新型基础设施（如云服务提供商）在金融体系中取得了广泛关联性地位，引发金融科技领域“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新的具备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二）金融科技的监管空白：冲击传统金融监管框架
贯穿各金融业务条线的金融科技，具有冲击和突破传统金融框架的固有特性，很容易再次导致金融监管的空白或盲区。金融科技的“破坏性创新”特性，将从金融监管立法、金融监管实施两个方面冲击金融监管框架，从而加剧出现监管空白。一方面，金融监管立法因其天然的规范性、可预期性与演变程式，呈现出“时滞”（time lag）特点，在某些情况下会成为进步和改革的羁绊。法律基于社会经验与历史沉淀而存在，难以直接回应金融科技的前沿创新与繁杂变化。另一方面，“破坏性创新”的金融科技具备领域复合性，会“破坏”并重构金融领域与其他领域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对此，单一的金融监管必然力有不逮，应对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共生风险，需要从技术之治的角度予以正本清源。如欧盟除了针对智能投顾等金融风险的特别法律规制之外，还确立了“2023—2024年数字欧洲计划”的工作方案，在云服务、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层面加大资金和资源投入，建设网络安全应急机制，资助关键实体开展网络安全审计。着眼科技进步与风险作用的多项领域施以协同的监管举措，构建数字化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型金融监管框架，方能有效应对基于关联的金融科技国家金融安全风险。
金融科技的“动态协同”治理模式
通过分析数字化时代金融科技对国家金融安全带来的治理困局，国家金融安全的法治保障亟须理论层面的反思与重构，进而形成“动态协同”治理模式。首先，规制理论的发展与变迁，决定了金融科技治理需要由协同式监管向“动态协同”治理转变。从“监管”到“治理”的话语转变逐渐丰富，诸如精巧规制等理论是追求更优规制过程中的重要理论创新，逐渐成为学界应对金融科技等新型金融风险的重要策略。其次，需要以“动态协同”治理模式应对金融科技的动态性。金融市场具备试错、容错、纠错等多样化的现实需求，金融科技监管规范的制定与执行需要更多资源，以及跨领域、跨区域性的执法协调。这就要求行政、社会和市场三类机制之间的深度嵌入与有效互动，通过规制主体的类型扩容与关系重塑，以治理动态性应对金融科技与金融市场的动态性。最后，“动态协同”治理模式与新形势下国家金融安全结构与功能的动态性相匹配。在国家金融安全的视域下，安全这一概念不会呈现出一成不变的样态，必然是动态发展、长期评估与不断调适的，需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性、动态性的视角，构建国家金融安全的法治保障。
面临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日益繁重、多元金融风险层出不穷的大背景，金融科技“动态协同”治理模式应以法治为轨道，强调治理模式的与时俱进与守正创新。在这种动态演进、系统发展的治理过程中，作为“规则之治”的高水平法治保障金融科技及金融体系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国家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对金融科技“动态协同”治理的基本方向是“在法治轨道上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
在法治轨道上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使“动态协同”遵循金融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方向。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逻辑，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动态协同”治理模式的保证、价值与底线。另一方面，“动态协同”治理模式遵循中国金融法治的改革方向。以金融监管、金融稳定、金融开放与涉外金融等领域的高水平法治，促成和引领金融领域的高水平治理，实现中国金融法治改革与国家金融治理的系统推进。
通过对金融科技风险表现、产生原因与作用机理的分析，可以归纳出金融科技“动态协同”理论的治理场景：金融安全与科技创新并重、金融市场与基础设施并重。其一，金融安全与科技创新并重。需要协同金融监管部门与科技创新部门，以动态视角、发展眼光审视尖端金融科技的研发创造，以多方主体协同共治、金融科技伦理审查等方式控制新兴技术风险，探索科技应用于金融领域的全新空间。其二，金融市场与基础设施并重。“动态协同”治理不仅存在于金融市场中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各类金融业务、金融产品中，还应当在金融网络、金融通信服务商等场景中发挥调控功能，继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部门之间、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国家网络安全部门与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组织之间的协同配合，推动各类新型金融基础设施向统一、安全、高效、开放的方向发展。
金融科技风险“动态协同”治理模式的多层次展开
在“动态协同”治理下，应当从外层金融网络与基础设施安全、中层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内层金融服务行为三个层面着手，逐渐形成多层次的金融科技监管体系。
（一）外层金融网络与基础设施的法治保障
从金融科技风险的分析框架来看，新兴技术赋能下的金融网络与基础设施体系中，不仅存在系统攻击、程序篡改、数据盗取等网络安全风险，大型云服务提供商等基础设施还可能基于其关联性损害金融稳定。提高金融部门的网络韧性是其中的优先事项，而这需要加强现有的网络安全框架并引入动态举措，如建立“红队”进行网络安全测试要求，开展网络安全模拟演习，形成与市场发展、技术发展“同频共振”的金融科技监管举措。
而从以云服务提供商为代表的关联风险来看，首先，要继续加强支付服务和云计算等关键领域网络的相关控制等方式，检查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及其向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其次，以立法形式确保金融监管部门针对第三方服务提供商、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等的审查和执法权力。最后，形塑出保障技术服务多样性的金融监管规则，减少金融服务免受云服务提供商的影响。
（二）中层金融科技创新活动的法治保障
金融立法的滞后性与金融科技创新“步调”失调，现有金融监管体制难以适配具备“破坏性”的金融科技创新，亟须对金融科技领域的规范体系与执法体系进行升级再造。从规范体系来看，应形成“伦理、法律、标准”相结合的金融科技复合性规范体系，充分发挥科技伦理、金融从业伦理的软法之治。金融法律以强制性规范保障金融科技基本秩序，明确金融科技发展的“刚性底线”；金融科技伦理指引以社会价值的普遍认同形成合法性基础，为金融科技风险圈定“柔性边界”，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服务于金融科技良法善治的目标；金融行业协会等主体牵头制定金融科技应用、金融数据管理等行业标准，实现伦理从道德评价到软法行为约束的跨越。
从执法体系来看，应形成“金融+数据+科技”的全方位执法体系。监管金融科技，不仅需要金融系统内部各金融监管部门的协同，也需要金融监管部门与国家数据局、中央网信办等数据监管部门开展执法协作，做好数据利用与数据保护相协调、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相平衡。与此同时，将金融科技与科技伦理审查工作相结合，以金融监管、数据监管、科技监管的跨领域、跨部门协同，保障数据与金融在要素资源层面的共同发展。
（三）内层金融服务行为监管的法治保障
基于活动的监管与基于实体的监管的划分旨在落实金融监管职能。由于金融监管职能的笼统与抽象，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寻找“切入点”。如果金融系统活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执行这些活动的实体失败，那就需要执行基于实体的监管；相反，当满足适当性与可行性两个条件时，应当适用基于活动的监管。换言之，即使执行系统性活动的实体未失败，系统性活动也可能失败；对于金融活动，可以直接独立进行监管。
因此，基于活动的监管将是一个起点，能够确保大型科技公司与从事类似活动的其他实体一样受到相同的金融稳定措施约束。在此之上，应当采用基于活动的监管和基于实体的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分场景应对金融科技风险：在金融稳定、竞争等政策领域，应当实行差异监管，采取基于实体的方法；而在消费者保护、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等其他政策领域，为避免出现监管差异，应当采用基于活动的方法。
在对金融服务行为采取基于活动与实体的监管相结合的策略同时，还要强化“对监管的监管”，推动“监管科技”（Regulatory Technology）、“监督科技”（Supervisory Technology）双轨并行与共同推进，各金融监管部门应协同利用科技手段有效识别和精准锁定金融风险。
结论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与先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体系融入的科技元素正在加快金融创新速度，金融科技已经成为国家金融安全新的风险点。科技赋能下涌现出新的市场中介主体、金融体系中的新网络节点在业务范畴与其他金融机构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关联，由此增加风险外溢程度、加快风险传导速度，金融科技呈现的“破坏性创新”特征也导致了难以彻底规避的监管空白。“动态协同”治理模式能够以治理动态性应对金融科技与金融市场动态变化。未来，应以金融法制定及相关金融法律的立法与修订为契机，妥善搭建云服务、网络系统等金融网络与基础设施监管架构，对金融科技领域的规范体系与执法体系进行升级再造，推动金融监管部门利用科技手段有效识别和精准锁定金融风险，进一步完善落实金融科技的“动态协同”治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郭雳
202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鼓励推出更多股债混合型创业投资基金产品，更好匹配长期资金配置特点和风险偏好，通过优先股、可转债、认股权等多种方式投资科技创新领域。其中，以分红优先权、清算优先权为核心的优先股，是海外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重要工具之一，但目前在我国应用相对有限，具有一定发展潜力。
发展优先股的重要意义
第一，优先股对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重要补充。我国企业的多样性决定了融资需求的多样化，因此需不断构建涵盖债权、夹层、股权等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产品体系。从投资方角度，优先股可作为有益补充，其相较于股权投资获得了一定保护，相较于债权投资又保留了一定收益空间。因此，夹层资本在资金融通方面体现出一定优势，有利于满足投融资双方的需求，促成投融资的落地，其应用也将更加广阔。根据PitchBook数据库发布的报告，2019年以来，夹层资金在全球私募债权募资市场中的规模整体呈现扩大趋势。2023年，全球夹层融资规模达到361亿美元，占全球私募债权募集总额的18.9%，在私募债权各资金类型中排在第二位，从全球视角看，夹层资金具有较强的商业需求和发展潜力。
第二，优先股有助于促进市场化风险定价更加充分。实现市场化风险定价的基础是使融资需求与金融服务精准匹配，从而实现资产价值分层定价、信用风险分层定价。优先股为进一步细化风险定价提供了一定基础。例如，银行信贷准入通常注重传统的信用评价，依赖于抵质押等增信措施，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定价受限制较多；股票和债券虽市场化程度高，但对于发行人准入门槛也比较高；在一级市场，私募股权通常关注被投企业成长性，私募债权则由于承担了较高的风险而获得较高的定价；优先股作为一级市场投融资工具的有益补充，使得投融资双方协商博弈充分，条款设置更加丰富，定价形式更加灵活，风险定价更加充分。
第三，优先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释金融风险。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优先股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补充企业融资缺口，降低企业对间接融资的依赖，从而提高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抵御能力。另一方面，对金融体系而言，引入优先股投资可以减少银行体系的风险，例如，在境外，银行等传统信用中介更偏好向引入夹层投资的企业提供贷款，因为夹层投资者能够专业地进行风险筛选、识别和管理，减少银行发生违约的概率，同时优先股的偿付顺序劣后于银行贷款，为企业对银行的还款提供了缓冲保障，进一步降低了银行承受的违约风险，也是多种金融工具组合服务实体经济的有益尝试。此外，优先股相对于股权投资更为稳健，对资产泡沫风险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优先股存在广泛市场需求
为了充分了解优先股的市场需求，本文课题组与部分股权投资机构做了交流，并联合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对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机构做了广泛调研，投资机构目前主要面临对赌退出障碍、夹层投资商业需求未充分得到满足、权利优先条款可能无效等痛点，如果能进一步将优先股明确为一类合法合规的投资工具并配套相应衔接制度，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痛点，提升投资积极性。
●优先股可以缓释与被投公司对赌退出面临的障碍
在私募股权、风险投资（PE/VC）等机构股权投资中，通常会约定对赌回购条款，从而保障投资人在标的企业经营不达预期、未成功进行合格IPO时的退出。目前，投资机构主要依靠与企业实控人签署对赌条款来保障退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实控人资金来源通常是公司借款或分红。如实控人通过从公司借款获得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会占用公司资金，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甚至如果无法偿还，有被认定为“抽逃出资”的可能，会对未来企业上市造成影响。如实控人依赖从标的公司分红获得资金，则可能涉及相应的税收，从而削弱实控人完成回购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回购的成本。
因此，较多市场投资机构希望要求标的公司本身承担回购义务，但是，该种情况下个别投资人要求公司回购退出，实质可能构成定向减资，标的公司回购可能面临流程复杂甚至无法达成的风险。此外，企业历史上的定向减资行为可能会对上市造成不利影响。
优先股则可以通过设置标准化的回购条款，明晰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会计实务和工商流程中避免定向减资问题。
●优先股是夹层投资的重要工具之一
在现行市场环境下，投资人夹层投资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一方面，近年私募股权市场投资机构面临退出难等情况。另一方面，有限合伙人（LP）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国资主导基金成为主力；国资LP有时以支持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为主要目标，不追求过高的投资收益率，但相对风险厌恶。在这种背景下，普通的私募债权（或可转债）可能并不在私募基金原有的投资范围内，重新审批亦需要较长的流程，且可能受到私募基金进行债权投资比例的限制，而优先股等兼具股权和债权特点的夹层投资工具可以较好满足投资机构平衡风险和收益的需求。
调研中，部分投资机构认为股权投资中一些投资条款的设计因具备一定固定收益属性，有被认定为“明股实债”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优先股这类夹层工具就更为必要，它可以使得投资人在投资时便具备一定的防御机制，以应对未来市场的变化。同时，优先股的条款设计相较于纯股权投资而言对于估值来讲有一定平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账面估值下调的压力。
从实践来看，我国创投领域大量使用了类似优先股的条款进行投资，如投资协议中约定优先清算权、回购权等。此类投资在工商登记上仍为普通股，实践中，其优先清算权条款的法律效力可能存在争议。而法定优先股的优先清算权则不存在法律效力问题。
政策建议
第一，拓宽优先股发行主体至非上市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目前的法规仅对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优先股的场所做了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拓展优先股发行主体，在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明确类别股安排的背景下，建议允许非上市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优先股。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调研的机构表示，有限责任公司在被投公司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也建议试点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参照发行优先股。可考虑将这类优先股产品在区域性股权市场进行试点。
第二，明确优先股投资的政策支持。建议明确优先股投资的政策依据，特别是优先股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投资人回售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债”的特征，因此需要清晰界定其与“明股实债”的区别，给予机构运用优先股的空间。明确优先股的股权投资性质有利于打消投资机构的顾虑，吸引更多资金投资优先股，从而有效打通企业融资渠道。根据调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夹层投资需求因受到债权投资比例限制而无法得到满足。若能够明确优先股的股权投资性质，将吸引更多资金投向优先股，提高优先股的市场流动性和认可度。
第三，支持条款灵活性设置，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需求。遵从投融资民事主体自愿、公平原则，支持优先股产品条款在表决权、可转换普通股、灵活退出方面的多样化设置，更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以可转换普通股条款为例，建议鼓励优先股发行设置转股条款，完善转股机制，既能避免“明股实债”，又能吸引投资者，提高优先股的流动性。目前市场上的优先股大多未设置转股条款，优先股没有得到充分应用。应用转股条款对参与投资的双方均有益处：对企业来讲，附有转股条款的优先股往往股息率较低，能降低企业的财务压力；对投资者来讲，可满足投资者更多的投资灵活性，有机会参与企业的成长收益分享。
第四，完善上市衔接机制。企业携优先股申请上市面临影响股权清晰的障碍，普遍需要在上市前完成清理。例如，对于拟申请北交所上市的发行人而言，北交所允许其保留优先股的情形仅限于在新三板挂牌期间所发行的优先股。因此，建议完善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优先股的上市衔接机制，例如，在充分披露优先股的发行情况，如付息与调息，赎回与回售，优先股股东表决权的恢复、行使、变动及优先股股东分类表决情况等前提下，为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备案的优先股提供豁免或简化的清理要求，或允许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备案的优先股转板挂牌为新三板优先股等。
第五，积极争取扩大投资者范围。除私募基金外，银行、保险、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也是重要的潜在优先股投资者。例如，《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实施中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投资于优先股，但更多集中于成熟的优先股品种，非上市非公众股份公司的优先股业务仅进行试点。因此，如果能推出区域性股权市场优先股产品，并获得各类金融机构及对应的监管机构支持，明确属于投资范围内合规的投资方式，则可丰富优先股投资者来源，提升优先股的流动性，扩大应用场景。
优先股在金融创新、助力中小企业融资、解决投资机构痛点等多方面有积极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兼具股债属性，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直接融资的有效工具。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金融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优先股投资有待多方形成合力，政府及监管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支持，投资机构应提升投研能力，深化研究、普及和推广优先股产品。随着改革推进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中国优先股投融资市场有望迎来发展机遇，金融市场也将不断提升产品创新能力，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组
| 产业追踪 切实发挥装备制造企业对新能源业务的战略支撑作用，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为统筹发展绿色低碳装备指明了方向。 在“双碳”背景下，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是装备制造企业共同的责任。作为中国石油产业链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渤海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加快新能源装备研发，加大推进生产清洁替代。公司牵头编制《氢气储输管道用钢管》国家标准，研发国内首条长输掺氢管道用螺旋埋弧焊钢管，积极推进长庆油田“零碳井场”示范区建设，参与辽河油田稠油绿色低碳开发创新联合体，在国内首创5000千瓦大功率电导热油炉，研发形成直热式和储热式“绿电锅炉”产品集群，研发的二氧化碳密相泵较同类产品效率提升30%，自主金属裂解水蒸气制备“绿氢”技术国内领先，研发的新型风光互补离网型智能微电网系统为采油井场源源不断输送“绿电”……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集团公司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紧密围绕集团公司“十四五”新能源新业务发展规划和全流程技术发展部署，主动融入集团公司“六大基地”“五大工程”绿色低碳产业布局，快速跟进集团公司新能源业务，重点突破关键产品开发，切实发挥装备制造企业对集团公司新能源业务的战略支撑作用，为集团公司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依托国家战略 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服务服从国家战略需求，以生态优先、节能减碳为原则，兼顾当前和长远，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提高能源高效供给能力提供装备保障。 紧跟集团公司“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和构建“油气热电氢”五大能源平台的步伐，立足“双碳三新”，做好装备制造前瞻性规划，加快传统装备制造产业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开启“油气装备+新能源装备”双轮战略驱动，助力“绿色中国石油”“数智中国石油”建设。 国家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鼓励和规范企业采用新能源、新材料和新技术开展优质的绿色制造业务，倡导并指导企业开展绿色制造的创新活动。我们将加强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以发展市场潜力为驱动，对创新技术、装备和生产方式针对性地开展推进工作。推动构建以需求端技术进步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下游协同、供应链协作的清洁低碳能源技术创新促进机制，不断提高绿色制造环境下产品的整体竞争力，为整个行业的升级转型注入新的动力。依托大型新能源基地等重大能源工程，推进上下游企业协同开展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制造和应用，通过工程化集成应用形成先进技术及产业化能力。 强化创新驱动 着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快速突破”支撑当前和“久久为功”引领未来两个层面加大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创新攻关力度。 在支撑当前方面，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瞄准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快速突破，助力“零碳”能源供应。 在引领未来方面，围绕创新链部署产业链，力争在新能源新材料、深地深海能源等装备领域形成一批原创性和引领性关键核心技术。 重点推进井下大功率电加热器、大功率储热型电锅炉、分布式燃料电池电站等新型装备研发制造，以及全流程绿色CCUS/CCS、新型压缩气体储能、新型光热发电、化石能源地下原位清洁转化等技术研发应用，大力推进配套装备研发，全力创建新能源产业孵化培育和制造基地。 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技术共享平台，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利用新一代数字技术驱动传统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发挥数字技术对传统制造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推动制造业企业由“高投入、高耗能和低附加值”的传统生产模式向“低投入、低排放和高附加值”的先进生产模式转变，通过向服务业延伸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品种引领力、品质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以及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低碳转型效果明显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建立绿色低碳的数字化生态系统，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以绿色化带动数字化，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 大力实施科技人才高端引领、科技创新团队汇智、新能源新材料新事业发展人才等专项工程，培育世界一流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工程科技专家，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科技创新型人才队伍。 为领军人才量身定制培养方案，支持牵头承担国家和集团公司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加快打造中国石油战略人才力量。积极拓宽高层次人才引进渠道，聚焦“十四五”期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分层级细化梳理引才岗位，确定急需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攻关项目，采取“以才荐才”等方式更加精准引进高层次人才，实行“一人一策”特殊支持政策，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将培育战略人才力量的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有针对性地选派企业首席专家、企业高级专家担任青年科技人才导师，有计划地安排青年科技人才担纲领衔企业级科研项目，参与重大科研攻关、高层级专家现场会诊。 深化国际合作 我们将充分利用双多边国际合作平台，加强技术、标准、人才等全方位的国际合作。 鼓励骨干优势企业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污染治理企业联合，开展成套装备出口、工程建设、运营维护等全流程业务的合作，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提高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按照“优先发展、积极部署、超前储备”的思路，结合东道国资源禀赋、政策体系、发展规划和合作基础，系统谋划、点面结合，探索“油气+新能源+基础设施”“油气+CCUS”等新合作模式，积极推进生产用能替代项目，扎实开展清洁能源示范项目合作。 拓展能源数字化、智能化领域合作，推动海外油气项目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共同做清洁低碳能源的践行者。 新时代，新征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更加光荣、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将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绿色低碳精品利器。 中国石油渤海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张同钟 文化资本视域下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攀升机制是包括工艺升级、功能升级、产品升级在内的动态过程，文化资本对于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存在正向影响，其作用路径包括促进文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生产效率和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并提出基于提高文化产业附加价值、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延伸文化产业价值链等路径，有效识别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背后的驱动因素，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环节攀升的建议。 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经历了巩固改革阶段、探索转型阶段、协同发展阶段，如今步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期间，我国的文化产业经历了规模化的增长，产业结构由文化服务业取代文化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向高级化的产业升级，加快文化产业在价值链中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是我国文化产业当前面临的紧迫的任务之一。 文化资本通过价值创造的过程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产业价值链分析方法下，文化资本作为文化价值的积累，兼具文化和经济双重特征，探究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我国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寻求价值链攀升的有效路径。前期学者们通过研究，提出了多种攀升路径，一般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四种类型。探索促进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的动力来源，将经济学模型应用于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机制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文化产业层面文化资本与价值链攀升之间的关系，对有效识别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背后的驱动因素，以及有效推动文化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环节攀升具有实践意义。 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攀升路径 文化产业价值链作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标准，通过价值链将创意转化为文化产品来实现和增值。价值链中产业升级具有三种方式，即工艺升级（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引入更先进技术使得投入产出更有效率）、产品升级（迁移至更复杂产品）、功能升级（增加新功能以提升总体技术含量），价值链攀升的内在涵义是指产业在价值链框架之下动态升级的过程，根据价值链攀升的内涵，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是“工艺升级—功能升级—产品升级”的动态演进过程。 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工艺升级 工艺升级是价值链攀升的基础，即由低效率、低效益的环节向高效率、高效益的环节流动。文化产业的工艺升级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结构的变动，如由附加价值较低的制造向附加价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攀升。经济结构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在文化产业中表现为文化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即向附加价值更高的文化服务业变动，当文化产业价值链中的生产制造环节向创意设计与品牌营销环节攀升时，在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和附加价值均得到提升，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工艺升级。为了更好地展示产业结构对经济结构“服务化倾向”的体现，即产业结构是否呈现“服务化”的发展趋势，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对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即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志性特征进行度量。因此，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用文化服务业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占比来表示。一般来说，文化服务业在文化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越大，说明文化产业发展越好，产业高级化指数也越高。 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 功能升级是价值链攀升的核心，文化产业的功能升级具体表现在产业主要环节附加价值的提高，即文化产业结构通过调整或重组提高生产效率和收益。文化产品生产流程的优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新技术的引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品收益，从而实现文化产业的功能升级。根据《世界贸易报告（2014）》公布的数据，价值链中生产环节所创造的价值仅为整体价值的三分之一，其余价值为服务环节所创造。文化产业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实现动态转换和调整，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重要衡量指标发挥了关键作用，更多研究指出效率的提升依赖于服务环节比重的扩大以及投入成本的降低，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促进产业价值链的有效攀升。 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产品升级 产品升级是价值链攀升的关键，具体是指产品的新旧更替以及提升产品复杂度，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品升级从而提高产品质量的过程。当文化产品的复杂度提升、生产质量提高时，能够获得更高的产品质量和创新效率，从而实现文化产业的产品升级。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产品升级即为文化产品的新旧更替以及高技术复杂度、高附加价值的文化产品的创新。产业价值链中的价值增值和转移过程具有动态性特征，其内部结构特征因不同行业而存在差异性，具有抽象性文化特征，并且能够转换为较高的经济回报，其盈利模式受链条环节影响。 文化资本视域下的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机制 文化资本在积累的过程中同时对产业价值链的攀升产生影响，价值链攀升的过程能够促进文化资本的有效积累，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互动机制。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可以分为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品升级，即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产业创新。文化资本对于价值链的攀升影响机制主要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三方面展开。因此，可以设定一个理论框架对文化资本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当文化资本实现有效积累时，能够从以上三方面促进产业价值链的攀升；同时，在文化资本积累到一定水平时，有可能发生门槛效应及溢出效应，导致对价值链的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和产业创新能力产生阻碍，进而对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攀升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建立了有关文化资本如何对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产生影响的理论框架（见下图），通过从文化资本如何与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产生关联，以及如何改变攀升状态等层面分析文化资本对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机制。 
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价值链工艺升级 文化资本对文化服务业产值在文化产业增加值中占比的提高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从而提高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指数，流动性的文化资本推动了价值链的创新转化以及信息传递，文化附加价值以动态形式创造和再生，促进了价值链的动态演变。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整体呈现复杂性和阶段性，“服务化”发展趋势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文化产业结构由低端向高端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对产业生产效率和水平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附加价值得到不断提升，弥补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性而产生的阶段差异，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确定优势产业的主导地位，从而实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 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价值链功能升级 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多种要素的投入，文化产业对于区域经济水平的增长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反映经济水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包括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等相关要素的综合效率，实质上是对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率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关系的测度。在此过程中，需要对有效的文化资本存量进行正确估算，以确保结果符合经济理论分析的需求，进一步进行计量检验。 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到政策环境、研发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通过文化资本投入强度的提高和合理配置，能够实现区域之间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从而促进区域生产效率的提升。文化资本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实现文化产业的功能升级，进一步对于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攀升产生促进作用。 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价值链产品升级 文化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本质上是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实现对文化资源的利用，推动高附加值文化产品的生产。产业创新能力所带来的差异性特征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从文化创意的生成到文化产品的开发，再到经济效益的产生，产业创新能力使得文化生产力不断完成新旧交替，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缩短产业循环发展周期，有利于产业价值链中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 文化产业的产品升级主要依靠产品复杂度和文化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提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市场需求，使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质量与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文化资本通过知识产权水平的开发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以实现文化产业的产品升级，进一步对文化产业价值链产生促进作用。 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价值链 文化资本水平的有效积累，对于文化产业的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品升级发挥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价值链视角下文化产业高附加值活动要素的数量与质量是文化软实力的衡量标准。高附加值活动的文化资本要素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和产业创新指数存在正向影响，对于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价值提升发挥决定性作用。 1.文化产业价值链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产业设计研发能力不强，品牌化运营能力较弱，主要集中在高产值、低附加价值的代工制造环节，原创设计的文化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文化产业价值链的独特性在于文化价值对产品附加值产生主导性影响，能够激发产业活力、发掘产业潜能，促进文化价值的创造和增值，并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发展文化产业价值链向附加价值较高的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推动产品创新以提高创意设计的附加价值。同时，创新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能够加速文化产品价值链环节中的营销拓展，从而成为区域文化产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价值链之间的关系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基于价值链理论，文化资本通过规模效应以及溢出效应对产业结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学研究视角下，文化资本以身体化、客观化、制度化的形式存在，是社会关系的表达；经济学研究视角下，文化资本具有流动性和累积性特征，文化资本的积累量和结构变动能够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通过对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价值链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品升级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验证文化资本在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过程中的效应和价值。 本研究构建文化资本影响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文化资本促进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的内在机理进行系统考察。文化资本对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存在促进作用，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的路径包括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品升级。通过对文化产业特性的综合考量，本研究认为文化资本通过影响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工艺升级、功能升级、产品升级三条路径对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攀升产生促进作用。 2.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价值链 当文化资本到达某个水平时，对文化产业的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品升级产生负向作用，进一步阻碍了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攀升。因此，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存在U型关系特征，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首先，我国文化产业整体结构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加速了文化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要素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转移。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服务业成本的大幅上升会引起相对劳动率的下降，进而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即“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disease）；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会对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的协调关系产生破坏，阻碍运行机制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引发“结构性减速”。因此，文化资本存量的增高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导致产业结构服务化现象的出现，从而对文化产业的工艺升级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阻碍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攀升。 其次，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对于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也会出现变化。发展初期和中期，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幅增加，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发展中后期，我国产业增长速度放缓，进一步加大了对于文化产业的投入力度，文化资本的存量迅速增大，但由于供给结构对于产业多层次的需求缺乏适应和灵活调整能力，出现了产能过程和产业效率降低的情况。因此，文化资本存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会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降低，对文化产业的功能升级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阻碍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攀升。 最后，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具有较高的波动性和较低的稳定性。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资源差异性，文化资本存量的提高会导致文化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文化产品与文化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对文化产业的产品升级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对文化产业的价值链攀升产生阻碍。 综上，文化资本水平的提高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存在“结构性减速”现象，进而引发“鲍莫尔成本病”，阻碍文化产业的工艺升级；文化资本存量快速上升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降低，进一步阻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功能升级；文化资源的分布不均和创新环境的差异降低了产业创新发展水平，对产品升级造成阻碍。因此，文化资本对于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影响过程中整体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变化趋势。 文化产业要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关键要提高价值链环节的附加价值，文化资本的价值需要在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工艺升级、功能升级、产品升级的不同层面进行思考和实践。文化产业价值链能够实现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转化，在价值创造的同时完成价值的再生产过程。文化资本水平的提高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和产业创新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环节攀升，在实现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目标的基础上，文化资本如何发挥促进作用，是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攀升，本质上是以文化资本为基础，以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品升级为途径，以实现价值创造增值、向中高端环节变动为目的，发挥文化资本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最终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艺术与新媒体学院 王一鸣；深圳市聚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蒋宽 石化化工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路径主要包括：通过提高工艺的能源效率来降低能源消耗，通过增加产品回收利用来减少需求，采用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化石燃料原料替代品，发展可再生氨，使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等 目前世界上多个经济体正在探索绿氢与绿氨、绿色甲醇等耦合融合发展路径，推动使用由绿色氢气和清洁二氧化碳来源生产的合成碳氢化合物来生产其他化学品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世界多国提出碳中和或净零碳排放承诺，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石化行业作为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行业之一，面临日益严峻的绿色低碳转型压力。及时了解全球石化行业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现状，持续跟踪全球石化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动态，对我国石化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全球石化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路径 石化行业的碳排放来自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源，以及用作化学品原料的能源载体。若要将碳排放量减少到零，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两种来源的排放。结合IEA（国际能源署）、IRENA（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相关研究和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工业脱碳路线图，可以发现石化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路径主要包括：通过提高工艺的能源效率来降低能源消耗，通过增加产品回收利用来减少需求，采用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化石燃料原料替代品，发展可再生氨，使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等。值得欣喜的是，这些转型涉及的一些低碳技术已经商业化，可以依托相关政策驱动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步扩大应用规模。 1.提高能源效率 石化行业耗能设备众多，包括精馏塔、换热器、加热炉、压缩机、物料泵等各式各样设备。通过进行技术改造、系统优化、提高数字化程度，可以做到节能降耗，起到碳减排作用。自2010年以来，全球石化行业的能源强度以年均0.5%至1%的稳定速度下降。不过，能源效率虽有所提高，但行业的能源需求每年增长约3%。依据IRENA相关研究，在1.5摄氏度情景下，未来30年石化行业生产过程的能源效率须平均每年提高3%。 2.加强需求管理 石化行业应用循环经济原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新生产化工品的需求，具有多种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主要的循环经济措施一般包括：机械和化学回收；增加再利用。IRENA相关研究表明，到2050年，全球塑料产量预计将达到每年9.86亿吨。目前石化产品的回收和再利用有限且不足。以塑料为例，全球仅有9%被回收。低回收率会增加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此外，不良的废物管理做法会造成空气和水污染，影响当地生态。这凸显了从气候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对石化行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迫切需要。现阶段，机械回收占主导地位，化学回收率不到0.1%。这主要是因为化学回收的经济性尚不理想，而且，杂质或昂贵的分选要求会加剧回收利用的不经济性。 3.发展氢基化工 绿电、绿氢发展对石化行业原料脱碳与实现碳氢解耦具有重要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整个行业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水平。其中可再生氨（绿氨）替代传统合成氨可以为化工部门脱碳做出重大贡献。现阶段，合成氨主要通过哈伯-博世工艺生产，天然气和煤炭被用作主要的燃料和原料，这种氨因其产品碳足迹高被定义为灰氨。绿氨是无碳化的氨合成与生产，由绿电制取的绿氢与空气分离得到的氮经过一定的合成工艺合成制得。绿氨技术在商业上是可行的，但其生产成本明显高于灰氨。灰氨的生产成本目前在110-340美元/吨。新工厂的绿氨生产成本目前估计在720-1400美元/吨，预计到2050年，生产成本将下降到310-610美元/吨的水平。 绿色甲醇既可以从生物原料（生物甲醇）中提取，也可以从绿色氢气和二氧化碳中合成。生物甲醇可以通过气化或厌氧消化过程来生产。可利用的生物质原料种类繁多。这些废物包括农林废物、垃圾沼气、污水、城市固体废物和制浆造纸工业的黑液。不过，生物甲醇的生产成本预计仍将高于以化石为基础的甲醇，估计在327-1013美元/吨，具体取决于原料成本。绿色甲醇可以从绿氢和一种可持续碳源合成。这可以是来自BECCS（生物能源与碳捕集和储存）或直接从空气中捕集（DAC）的二氧化碳。绿色甲醇的生产成本高于生物甲醇和化石甲醇，在800-2400美元/吨，这取决于氢气制备的成本和获得可持续碳源的成本。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预期下降，预计到2050年绿色甲醇生产成本有可能降至250-630美元/吨。 4.促进原料替代 使用可持续来源的生物质替代化石燃料和原料被公认为高价值化学品生产脱碳的一种重要举措。例如，如果用生物基塑料替代化石燃料基塑料，塑料行业的生命周期排放量将会显著减少。生物塑料替代主要体现在塑料生产方面，现有的塑料产业上游原料主要来源于烯烃、PX、PTA等石化基本原料。目前，全球已开发了多种基于不同原料的生物降解塑料，不过，现阶段生物塑料的高成本是影响其推广应用的主要掣肘。此外，技术准备水平相对较低，需要进一步创新和试点部署来建立知识、信心和规模经济。 5.加快电气化 石化行业热力需求的主力是各种蒸汽透平机械，这部分蒸汽需求通常通过自备或者园区火力热电厂提供。通过推动电气化，这部分需求可以通过电驱代替。电子裂解装置是用于生产高价值化学品的传统蒸汽裂解装置工艺的电力替代品，目前正在几个试点工厂进行测试。壳牌和陶氏化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能源转型园区安装了实验性电动热蒸汽裂解炉装置，对其作为燃气蒸汽裂解炉的替代品进行测试。2021年，巴斯夫、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和林德在德国的一个测试设施开始建设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电加热蒸汽裂解炉示范工厂。与传统技术相比，其目标是减少9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于低温和中温，可以部署热泵，目前许多机构正在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将温度范围提高到最高200摄氏度。 对推进我国石化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启示和建议 1.加强石化行业深度脱碳战略规划研究 目前，国际上已有少数经济体专门针对石化行业深度脱碳制定了战略规划，甚至给出了具体的量化减排目标。以法国为例，其在2022年发布“工业脱碳”加速战略，提出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的支持下，通过加速工业脱碳，实现至2035年工业领域温室气体减排35%的目标，最终实现2050净零排放目标；法国工业碳排放72%来自冶金、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重工业，为实现减排目标，2021年5月法国先后与相关行业签订了路线图，要求至2030年，化工行业相比2015年减排26%。美国、英国等也发布了工业脱碳路线图，对石化行业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绿色低碳转型方向。因此，建议国内在落实石化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的同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做法，加强碳达峰后的深度脱碳研究工作，为2030年后石化行业迈向碳中和的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2.以氢产业链培育发展为依托，积极发展氢基化工 目前世界上多个经济体在探索绿氢与绿氨、绿色甲醇等耦合融合发展路径，推动使用由绿氢和清洁二氧化碳来源生产的合成碳氢化合物来生产其他化学品。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现阶段已启动绿氢衍生物产能部署，正在加紧规划建设相关基础设施，旨在通过支持第一批商业规模的工厂使用绿氢生产低碳商品（如合成氨、甲醇、钢铁），加速推进化工、钢铁行业绿色转型。建议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大对绿氢、绿氨和绿色甲醇等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支持力度，统筹建设氢能基础设施（包括制氢设施、储运体系和加氢网络），构建氢氨醇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积极参与绿氢、绿氨等国际标准制定，为国内高标准发展氢基化工及促进石化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产业支撑。 3.创新政策和机制，促进石化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现阶段，国际社会对低碳氨和甲醇的补贴和补助等支持政策频频出现。典型的例子包括：欧盟创新基金的研究与开发拨款超过18亿欧元，用于生产绿色氢、氨和甲醇，或扩大电解槽和燃料电池的制造规模。美国能源部资助了多个绿氨试点项目，旨在研究绿氨的生产、储存和运输技术，这些项目涵盖了绿氨的各个方面，包括生产原料的选择、生产工艺的优化、设备的研发等。印度对可再生氨生产进行补贴，最近宣布了第一轮竞争性招标，目标需求为每年55万吨。建议我国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作用，支持氢基化工相关产业发展。加强金融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性原则支持氢基化工产业发展，运用科技化手段为优质企业提供精准化、差异化金融服务。鼓励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按照市场化原则支持绿氢、绿氨或绿氢甲醇创新型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石化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进程。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研究员 冯相昭 | 区域经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逐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双重浪潮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之一，如何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其迈向高质量发展所亟需解答的时代命题。 一、成就：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新质生产力初具规模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数字基础设施构建、数字化产业培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交易促进以及数字治理体系建立等多个维度上，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为催生并壮大新型生产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 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4）》显示，2023年度广东省的数字经济体量已成功攀升至6.9万亿元，连续八年稳居全国榜首。在这一突出的成就中，深圳市作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领头羊，其增加值超越了1万亿元大关；广州市紧随其后，达到了约3946亿元的水平；东莞与佛山两地数字经济规模也分别突破了千亿级别。这一系列数据充分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深厚底蕴与巨大潜力，为新兴经济形态和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链基础。 数字产业化方面。广东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各种智能机器人正从广东的工厂走向广阔的海内外市场。此外，广东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突破，技术应用转化能力较强，有力地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产业数字化方面。截至2023年底，广东省已成功推动2.9万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值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并促进了超过65万家中小企业接入云端服务。例如，佛山市的30余家陶瓷企业联合创立了众陶联平台，该平台通过利用陶瓷行业的交易数据，为行业内企业提供信用认证，有效降低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在服务业范畴内，大湾区也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如广东国际贸易数字博览馆推出的线上展会平台，为企业提供包括“云端参展、在线洽谈、远程对接、电子签约”等服务，持续增强了跨境贸易的服务效率。 数字治理方面。通过实施《“数字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三地规则机制有效衔接、新型基础设施高效联通，促进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此外，广东省发布了《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指引1.0》等系列文件，逐步探索出了适用性强、特色化程度高的数字经济本地化发展模式和演进路径。 二、挑战：区域差异明显，数字创新能力不足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差距明显。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相较而言，香港、深圳和广州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而肇庆、江门等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滞后，这种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湾区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进程。 第二，数字创新能力不足。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全球领先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等核心技术领域，面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封锁和贸易保护做法，短期内粤港澳大湾区在“高精尖”领域和“微笑曲线”两端仍面临较大挑战。 第三，数字监管不足。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监管和治理体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驱动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平衡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关系、维护数据要素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亟待解决。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监管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管机制。 第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度大。尽管大湾区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小企业因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在数字化转型上仍面临较大困难。鉴于此，帮助中小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的障碍成为重中之重。 三、抓手：多措并举，促进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现存的挑战，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精准施策、深化合作，才能更好地推动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之间实现深度融合发展。 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和优化投入结构，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借助“百千万工程”等区域帮扶机制，逐步缩小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此外，加强粤港澳数字互联互通，推动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创新组合。同时，要加快拓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提升数字创新能力。亟需强化数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着重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及人工智能关键算法等核心技术范畴内开展深入探索与突破。同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此外，还要积极引进和培育数字人才，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是完善数字监管和治理机制。要加强数字监管制度建设，完善数据收集、处理、存储和使用的规则，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协作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数字跨域监管工作。此外，还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数据滥用、侵犯用户隐私等违法行为。 四是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培训、资金扶持等方式，帮助其更好地克服数字化转型的障碍。同时，要鼓励大型企业或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此外，还要加强数字化服务供给，为中小企业提供高效、精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咨询服务。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要素跨境流动路径研究”(编号：21&ZD123)阶段性成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云山学者、博士生导师 刘胜；广东金融学院副教授 陈秀英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核心动力，是提升新质生产力国际竞争力的引领支撑因素，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深刻把握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才能更好地探索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传统要素与新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不能急功近利、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要统筹考虑传统要素与新要素，推动二者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既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化，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逻辑。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从底层逻辑上看，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驱动生产力向先进质态跃升。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核心动力。从技术起源上看，技术成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手段，源自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需求和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人类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开始利用自然界的资源制造石器，后来出现了冶金技术、农业技术等。随着人类社会从部落向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转变，社会化需求和大规模协作使科技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一定意义上讲，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新质生产力就是人类借助创新、数字等新要素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核心支撑。 科技创新是提升新质生产力国际竞争力的引领支撑因素。科技创新从多个维度引领支撑产业发展而成为新质生产力。从产业发展趋势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重新组合融合，信息技术、大数据、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加速了生产方式变革，新质生产力也随之孕育发展。从国际竞争视角看，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只有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才能突破种种封锁限制。从市场需求视角看，以科技创新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水平、创造新需求，是推动发展的必然选择。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以创新为基本特点的新质生产力不仅包含技术层面的创新，还包含组织、工艺、管理、体制机制、业态、模式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创新。全方面的创新不断放大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成为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比如，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应用场景不断创新，正在颠覆人们的认知，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据统计，我国2023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17.73%，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路径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深刻把握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才能更好地探索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路径。 加快提升创新能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提高创新能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源头，也是首要任务。从国家层面讲，要加快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既包括基础研究，也包括应用研究、技术推广和商业化。从区域层面讲，要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体系，引领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多方面发力。一是明确创新体系的战略定位，构建调控层、功能层、要素层分工协同、紧密联系的区域创新体系，形成分工协同、优势突出、整体优化的国家创新体系。二是建立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三是增强多维度、多领域、多层级联系，促进传统要素、新要素融合，强化政府各层级、各相关部门协同，特别是重视人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能动作用，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支撑体系。 积极推进全面创新，持续放大科技创新成果的乘数效应。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后续的工艺、组织、管理、场景、业态、模式等创新不可忽视，这些创新既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延续，也是增强科技创新效应的重要途径。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一是适应消费需求特点与趋势，重视业态与模式创新，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在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中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瞄准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积极推进场景创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三是推进传统产业的工艺、组织、管理创新，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提升新质生产力规模与水平。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从实际看，我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创新驱动发展的活力持续迸发，但还存在着创新能力不高、创新要素不活、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度不强等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探索形成促进新要素功能充分发挥、适应科技创新特点的体制机制，将存量要素潜力释放出来。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探索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支持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增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力。加强与京津协同创新，是破解我省创新能力不强难题的重要举措。要紧紧围绕提升京津冀协同创新能力，进一步深化分工协作、推进融合创新，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驱动力。着力构建一批深度融合的现代创新组织，形成多类型、多元化主体紧密联系的京津冀协同创新链、产业链、产业生态圈等，促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是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空间载体和重要平台，要以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中关村科技园与我省各类园区深度合作，强化园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合作，不断提升园区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京津研发设计、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战略咨询、检验检测、会计法律等科技服务优势，构建跨行政区域、辐射力强的协同创新服务体系，以高水平、一体化的科技服务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营造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创新生态。与传统要素相比，创新、数字、创意等新要素更加需要良好的环境。一是要营造积极向上、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吸引新要素聚集并优化配置。二是要适应科技创新高投入、高风险、延迟性等特点，在金融服务、政策支持、中介搭桥、目标协同等方面，更好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三是要健全完善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举措，增强针对性与实效性。 消除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认识误区 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把握其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消除各种认识误区，在实践中做到因地制宜、遵循规律。 消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一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认识误区。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也不是要搞一种模式。高新技术产业固然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但并不是唯一载体，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后同样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消除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只是单一部门事情的认识误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全领域、各层级，是新要素对经济发展各环节系统性渗透、融合、优化和提升的过程，仅强调某些领域、某些环节是不全面的。只有从整体上谋划、系统性推进，加强各部门、各领域间的有效协同，才能真正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合力。 消除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就是仅利用新要素的认识误区。新质生产力是传统要素与新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离开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创新、数字等新要素将是无源之水。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不能急功近利、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要统筹考虑传统要素与新要素，推动二者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 颜廷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长三角各地必须在动态中、不确定中去探索规律，就是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要练就移动打靶的心理和能力，才能开创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如何在诸多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呢？自然是有规律的、经济是有规律的、科技是有规律的，既然有规律，就有确定性。长三角要做的就是去研究规律、追寻规律，在规律中寻找确定性。要研究国内外成功的案例，从这些成功的案例中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要研究国内外的不成功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消除发展的不确定性，避免被淘汰、被出局，进而成为发展的新势力、新动力。航天专家说，航天是高科技、高风险、高可靠。高风险如何转化成高可靠？我国航天系统创造了技术与管理“双归零”的管理方法，那就是：技术上“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管理上“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按这5条要求逐项落实，保证火箭发射的成功率。可见，我们可以通过艰苦努力、控制风险、减少意外，实现长三角发展的新目标。 时下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未来是不确定的，只有不确定这一点是确定的。有时过度渲染未来的不确定性，把未来弄得虚无缥缈，实际上是不妥当的。似乎战略、规划、目标都失去了意义，未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不可捉摸、不可控制、漂浮不定，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和规律的。 其实，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长三角都是从过去的很多不确定性中走过来，奠定了现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体制正被逐步冲破，很多东西不懂、不会，如何推进产业发展、如何搞招商引资、如何打开国际市场、如何经营企业、如何提升党政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这些方面长三角都很陌生，充满着未知和不确定性。因为不懂不会，所以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游泳，呛过水；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有时也不知道风险在哪里。可能有过犹豫，也有过曲折，但是，通过四十多年的历练，长三角学会了大规模制造，增强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产业管理、社会管理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的各种发展经验和案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未来，长三角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攻克新的不确定性，开拓前进，学习成长。 长三角要用强有力的战略管理降低不确定性的干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市场是有不确定性的，但要努力通过“放得活”“管得住”，把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科技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要不断探索，既解决“卡脖子”难题，又开创引领性前景。开拓国外市场充满了风险，到处都是陷阱，但长三角要披荆斩棘，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精神，开辟新天地，走向确定的未来。 总的来说，就是要努力走在规律、周期、趋势的轨道上，把方向锁定，不因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而发生动摇。因此，不能惧怕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这些与机会、成功、胜利长相伴、常相随。没有风险的地方，收益也有限。曾经有著名企业家说，当有30%把握决策的时候，利润率可能是百分之八九十；当有70%把握决策的时候，利润率可能是零。我们需要的是具备在30%把握时做决策的风险意识和能力。 长三角在培育未来产业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有学者指出，未来产业天然具有“新”“小”“强”特征。培育未来产业周期长、投资多、风险高、潜力大，甚至部分领域有一个形象的说法，“10年孵化、10亿投入、10%成功率、10次方成长空间”。培育未来产业就是要不惧各种技术、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四千四万精神”去开辟一条条新的产业赛道。 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徐根兴 共筑增长极 同聚动力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周年历程与启示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逐步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位处西部的成渝地区有两个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基数大，经济体量大，科技实力强，产业体系完备，发展势头强劲，对整个西部地区都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成渝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中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助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战略意义和现实需要。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问题，成渝地区发展翻开历史新篇。 立足“高起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力有序 五年来，川渝两地党委政府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推动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手总牵引，有力有序有效推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全面启动，建章立制。2020年初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响了发令枪。当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描画了路径图。中央相关部委及川渝两省市迅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建章立制，全面启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委印发一系列涵盖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内容的政策文件。受新冠疫情影响，川渝两省市在2020年3月和12月分别以视频会议形式和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第一、二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文件。川渝两省市党委召开全会专题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构建了四梁八柱。 夯基垒台，积极推进。2021年，在中央相关部委的全力支持下，川渝两省市密切协作，积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3月，川渝两地首个协同立法成果《四川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重庆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获通过，并于当年7月1日起施行。6月，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5月和12月，川渝两省市分别在重庆永川和四川宜宾召开了第三、四次党政联席会议，两省市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21年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共同启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等一系列涉及交通、金融、城市建设等方面政策文件相继落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基础不断夯实。 高阶谋划，势起效显。经过两年的积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质效显著增强。2022年10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川渝两省市党代会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分别作为总牵引和“一号工程”。6月和12月，川渝两省市分别在重庆和成都举行了第五、六次党政联席会议，共同启动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大活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前，举行川渝共建改革开放新高地推进活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听取共建世界级机场群、共建对外开放大通道有关项目建设情况汇报，举行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川渝总运量突破60万标箱发车仪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乘势而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成果持续显现。 创新驱动，融合发展。2023年新春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川渝一盘棋”，加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尽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6月和12月，川渝两省市分别在重庆璧山和四川绵阳召开第七、八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关于优化完善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合作工作机制的建议》，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前，举行川渝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活动。《推动川南渝西地区融合发展总体方案》《推动川渝万达开地区统筹发展总体方案》等区域协作方案先后印发，创新引领区域融合发展的底色进一步彰显。 纵深推进，提能增级。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重庆、四川两地要紧密合作，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6月和12月，川渝两省市分别在四川广安和重庆沙坪坝召开第九、十次党政联席会议并发布建设成果，审议《关于川渝高竹新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恳请国家支持事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集成式标志性重大改革清单（2025—2027年）》《进一步强化川渝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行动方案（2025—2027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实施五周年跨区域协作典型经验》等文件，通过共同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联动，统筹推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等重大改革事项，持续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向纵深。 跑出“加速度”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效凸显 五年来，四川、重庆携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向着“尽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目标加速迈进。 双城引领的空间格局初步形成。成都、重庆的发展能级显著提升，区域带动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以市域（郊）铁路和都市圈环线高速为支撑的成德眉资1小时交通圈基本建成，成都都市圈轨道交通线网运营里程突破670公里，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成（都）德（阳）高端能源装备集群、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成德绵自凉航空航天集群、成渝地区生物医药集群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成渝主轴毗邻地区功能平台建设有序推进，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快建设。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快建设，川南渝西文化旅游联盟等和泸永江装备产业联盟协同运作，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川渝高竹新区、城宣万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合广长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建设，川渝东北绿色能源、高效农业等特色产业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成都和重庆为“双核”，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中挑起大梁。 基础设施联通水平大幅提升。“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区域综合交通网不断完善、多向出渝出川大通道携手共建、高能级综合交通枢纽合力打造。交通路网正越织越密，川渝间已建成铁路通道6条，联合开工建设成渝中线、西渝、成达万和渝昆等高铁通道4条，在建（含改扩建）和已建成高速公路通道达24个；水路，航运网络正加速形成，从四川广安港始发经重庆果园港抵达广西钦州港的班线已稳定开行，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工程正式通航；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呼之欲出，成都“双机场双枢纽”已经成型成势，成都成为我国内地第三个年航空旅客量迈入“8000万级俱乐部”的城市，年货邮吞吐量突破100万吨、居全国城市第五位，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和第四跑道项目基本建成，重庆新机场场址已获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复。四川、重庆携手开展的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为主题的交通强国试点项目，获得交通运输部验收批复。 现代经济体系初步形成。川渝聚焦产业发展做强项，建基地、强链条、聚要素，加快形成高效分工、错位发展、有序竞争、相互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截至2023年底，两地累计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7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25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4个。川渝共同实施100项重大合作事项，共建300个重大项目，培育形成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4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全国21%的动力电池实现“川渝造”。在科技创新方面，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启动，锦屏深地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等一大批大科学装置持续产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成果。金凤实验室、天府实验室高质量运行，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挂牌运行3家。准环对称仿星器、超瞬态实验装置等重大科创载体等项目加快建设。 改革开放成果更加丰硕。川渝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为目标，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携手将改革创新向纵深推进，不断扩大高水平开放。稳步推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川渝高竹新区建立全国首个跨省域税费征管服务中心，118项税费征管差异事项已统一 67项，办税时间缩短约60%。川渝协同立法项目——关于川渝高竹新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正式施行，川渝协同立法项目全国首个跨省域共建新区依法取得行政主体资格和相应行政管理权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区域协作18条经验做法，被国家发展改革委总结推广。借助大通道大平台大枢纽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的548个港口，进出川大通道达48条。作为开放的标志性工程，中欧班列（成渝）自2021年统一品牌以来，累计开行量已突破3.6万列，线路增至50余条，覆盖欧亚116个节点城市。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等重大国际性活动成功举办，进一步拉近川渝与世界的距离。 生态宜居水平大幅提高。川渝锚定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目标，生活宜居水平大幅提高。两省市共同建设“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完成营造林超1000万亩，长江干流川渝段水质稳定达到Ⅱ类，川渝跨界河流25个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100%。川渝建立生态环境协作共管机制，重庆238个水站、四川331个水站实现水质数据共享，川渝累计建成45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川渝协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政务服务改革，“川渝通办”事项总数已达350项。 续写“新辉煌”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步履铿锵 五年来，川渝两省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这期间形成的一些做法经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的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 必须坚定不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尽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历史使命。实践证明，只有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执行党中央战略部署，才能保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落到实处。同时，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组织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全面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以党的强大领导力铸就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强劲的发展力。 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政策配套协同。“统筹协同，合作共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主要原则之一。实践证明，只有把政策配套的协同作为重要抓手，才能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顺利推进提供重要支撑。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川渝毗邻地区合作，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等改革、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建设，纵深推进毗邻地区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协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格局。 必须坚定不移增进人民福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便民利民是核心价值取向。实践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改善民生福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才能得到更多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共享包容，改善民生”的原则，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必须坚定不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以来就肩负的历史使命。实践证明，只有用好改革“关键一招”，持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健全创新激励政策体系，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以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为重要抓手，聚焦重点区域、强化攻坚突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双城经济圈发展赋能。 必须坚定不移做到同心实干。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实践证明，川渝唯有同心共进，才能实现高层次协同发展，共同推动区域经济的繁荣和进步。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加强合作、密切协作、同步发力，紧紧围绕强化“四个功能”推进协同发展，做好“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的大文章，不断提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辐射力和发展带动力，合力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 山同脉、水同源、文同根、人相亲，川渝两省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共生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川渝两地必将继续秉持“一家亲”理念，强化“一盘棋”意识，紧密协作、相向而行，在持续“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过程中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续写新辉煌。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执笔人：谢海彬 瞿伟 田姝 高大红 | 企业管理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通过胜任力模型在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体系构建中的研究和赵曙明教授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现状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新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挑战、趋势及应对策略，旨在为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人力资源，胜任力模型，挑战，策略 一、新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背景与趋势 （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人才和知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从传统的物质资源竞争转向人才和知识的竞争。人力资源部门不再仅仅是负责招聘、培训、薪酬等日常职能，而是成为企业战略规划的核心参与者。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吸引、培养和留住高素质人才，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任务。 （二）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双重挑战 经济全球化使得企业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同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方式和沟通方式，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需要适应跨文化、跨国界的管理需求，提升组织的全球竞争力。此外，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也是新时代企业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三）员工需求的多元化 新时代背景下，员工的需求逐渐多元化和个性化。他们不仅关注薪酬和福利，更关注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因此，企业需要更加注重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和个人成长路径的设计，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二、胜任力模型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一）胜任力的内涵与重要性 胜任力是指个体在特定职位上取得优异绩效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动机和价值观等特质。这些特质是可测量、可观察且能够显著区分优秀绩效者与普通绩效者的关键要素。构建胜任力模型有助于企业明确各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为招聘、培训、考核等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二）胜任力模型的构建方法 胜任力模型的构建方法主要包括行为事件访谈法、层次分析法等。其中，BEI通过让受访者详细描述在工作中遇到的关键事件及其应对措施，提炼出胜任该职位所需的关键能力；AHP则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并进行两两比较打分来确定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这些方法有助于企业系统地识别和评估各岗位的胜任力特征，为胜任力模型的构建提供数据支持。 （三）胜任力模型与绩效管理的结合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绩效管理体系将员工的能力和行为表现与绩效目标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设定明确的绩效指标和评估标准来评价员工的工作表现。这种绩效管理体系有助于企业更加客观地评估员工的工作绩效，并为绩效改进提供明确的方向。同时，胜任力模型还可以作为员工职业发展规划的依据，帮助员工明确自身的能力短板和提升空间，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三、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 （一）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强调将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战略目标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策略来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中，企业需要关注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发展、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等方面的协同作用，确保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企业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同时，企业还需要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及时调整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以应对市场挑战。 （二）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随着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人力资源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国际人力资源管理涉及跨文化管理、国际招聘与配置、外派员工管理等多个方面。企业需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需求和价值观差异，制定符合当地法律法规和文化习惯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践。同时，企业还需要关注国际人才市场的动态变化，制定有效的人才吸引和留用策略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人力资源管理效益评估 人力资源管理效益评估是衡量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成效的重要手段。通过评估人力资源管理的投入产出比和对企业绩效的贡献程度等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益水平。目前，常用的评估方法包括人力资源指数问卷调查、人力资源会计、人力资源审计等。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但都可以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四、新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 （一）环境变化快速 在21世纪，市场和技术环境的快速变化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首要挑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技术进步的速度上，更在于其对企业运营模式的深远影响。新兴技术的应用，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正在彻底改变企业的工作流程和业务操作方式。这种变革要求企业不断审视和调整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业务需求。 首先，新兴技术促使工作模式从传统的固定岗位向灵活多变的项目制转变。企业需要更灵活地配置人力资源，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不仅要具备快速响应的能力，还要能够预测未来趋势，提前布局人才资源。 其次，新兴技术带来的信息爆炸和数据处理需求，使得沟通方式和工作效率成为关键议题。企业需要探索并实施新型管理工具和方法，以提高内部沟通效率，促进信息共享。同时，还需培养员工适应数字化工作环境的能力，提升团队协作和项目管理水平。 此外，新兴技术还改变了员工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这要求企业在制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时，更加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和工作生活平衡，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二）人才竞争激烈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推进，高端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制定有效的人才吸引和留用策略。然而，当前的人才市场环境复杂多变，企业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才流动性的增强，优秀人才的选择范围更加广泛。企业需要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吸引并留住这些优秀人才。这就要求企业不仅要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还要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满意度。 另一方面，随着行业间的交叉融合和新兴业态的出现，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这类人才往往稀缺且难以培养。企业需要制定长期的人才培养和发展计划，加强内部培训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的人才发展策略，以满足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三）跨文化管理难度大 在国际化进程中，企业需要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和管理环境。跨文化管理成为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在价值观、工作方式和沟通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团队协作障碍和沟通不畅等问题。 为了有效进行跨文化管理，企业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要加强跨文化沟通和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员工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企业可以组织跨文化培训活动，提高员工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和包容性。其次，要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企业还要注重本土化战略的实施，根据当地文化和市场需求制定相应的业务策略和管理模式。 企业还需要建立全球视野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这包括制定统一的招聘、培训、考核和激励标准，确保全球范围内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一致性和公平性。同时，要加强全球人才库的建设和管理，为企业国际化战略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综上所述，新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环境变化快速、人才竞争激烈和跨文化管理难度大等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并抓住发展机遇，企业需要不断审视和调整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合作，提高人才吸引和留用能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五、新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 在新时代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必须采取一系列科学有效的策略，以应对这些变化并推动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加强胜任力模型建设 胜任力模型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对于提升招聘、培训、考核等各个环节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应高度重视胜任力模型的建设和应用。具体而言，企业应采取科学方法，如行为事件访谈法（BEI）和层次分析法等，识别和评估各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明确胜任某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等要素。在此基础上，企业应将这些核心能力要求纳入招聘、培训、考核等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确保员工具备完成工作所需的关键能力，从而提升整体绩效水平。 （二）优化绩效管理体系 建立以胜任力为基础的绩效管理体系，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能的重要途径。该体系应将员工的能力和行为表现与绩效目标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明确的绩效指标和评估标准来评价员工的工作表现。同时，企业还应注重绩效反馈和激励机制的完善，及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员工，并根据结果制定个性化的绩效改进计划。通过正向激励和负向反馈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企业绩效的持续提升。 （三）注重员工培训与发展 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关注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和个人成长路径，对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企业应制定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和职业发展规划，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培训资源和学习机会。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学习、导师制度等多种形式，提升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同时，企业还应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各种培训和学习活动，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企业文化。通过员工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实现，推动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 （四）强化跨文化管理能力 在国际化进程中，跨文化管理能力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为了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环境，企业需要加强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建设。首先，企业应深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需求和价值观差异，制定符合当地法律法规和文化习惯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践。其次，加强与当地员工和合作伙伴的沟通和协作，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提供有力支持。此外，企业还应关注国际人才市场的动态变化，制定有效的人才吸引和留用策略，吸引并留住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 （五）推动信息化建设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利用信息技术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已成为新时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应积极推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全面、准确、及时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员工信息的集中管理和共享。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挖掘员工行为和绩效数据，为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提供支持。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等工具加强与员工的互动和沟通，提高员工参与度和满意度，构建更加和谐、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环境。通过信息化建设的推进，企业不仅能够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能和质量，还能够为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保障。 六、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通过加强胜任力模型建设、优化绩效管理体系、注重员工培训与发展、强化跨文化管理能力和推动信息化建设等策略措施，企业可以有效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不断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将继续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因此，企业需要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管理方法和工具，以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1]董旭.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数据驱动[J].江苏建材，2024（04）：131-133. [2]祁崎，杨军，谢珍珍，等.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创新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4（18）：84-87. [3]徐峰.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体系构建：胜任力模型视角[J].企业经济，2012，31（01）：68-71. [4]赵曙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现状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01）：15-20+26. [5]杨东涛，朱武生.基于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2（09）：8-10. [6]赵曙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16. 山东港口海外发展集团烟台有限公司 兰洪菖 摘要：文章通过理论和实践分析，探讨了上市集团公司财务合规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深入分析了上市集团公司财务合规的特殊性，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创新策略，希望有助于上市集团通过提升财务合规水平，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上市集团公司，财务合规，经济效益 财务合规是指企业在财务管理和运营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内部政策，以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透明度。财务合规对于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全球经济日益复杂和监管环境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上市集团公司面临着更加严格的财务合规要求。合规不仅是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更是企业实现稳健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财务合规对经济效益的潜在影响，通过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不仅可以降低法律和运营风险，还能提高财务透明度，增强投资者信心，最终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竞争力。因此，研究财务合规如何为上市集团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 （一）上市集团公司财务合规的特殊性 上市集团公司的财务合规具有其独特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由于集团公司通常涉及多个子公司和业务领域，其财务活动跨越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因此，必须遵循不同的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这种多样性要求集团公司在财务合规上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以确保所有子公司和业务部门在不同的监管环境下都能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同时，集团公司还需要应对跨国业务中的税务合规、外汇管理和转移定价等复杂问题，这进一步增加了财务合规的挑战性。 此外，上市集团公司的财务合规对企业的整体经营和战略决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严格，财务合规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法律责任，还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企业的市场形象。不合规的财务行为可能导致高额罚款、法律诉讼，甚至引发企业的信誉危机。 （二）财务合规的法律和监管要求 国内财务合规的法律和监管要求主要涵盖公司法、税法、会计准则以及证券监管等多个方面。《公司法》为企业的设立、运营、治理结构等提供了法律框架，明确了企业在财务管理中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包括定期编制财务报表、依法纳税、合规披露财务信息等。《税法》则详细规定了企业在税务方面的合规要求，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税务法规，按时申报并足额缴纳税款。此外，《企业会计准则》为企业的财务报告和会计处理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规范，要求企业按照标准编制财务报表，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比性。 国内对于上市公司的财务合规要求更为严格，涉及信息披露、内控管理、审计监督等多个环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按规定定期披露财务报表、重大事项及相关信息，确保投资者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此外，《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以有效防范和管理财务风险，保障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二、财务合规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分析 （一）具体影响分析 1.降低法律和合规风险。财务合规显著降低了企业面临的法律和合规风险。首先，严格遵守财务法规和行业标准可以有效预防财务报告失实、税务违规以及内部控制不足等问题。这些合规措施通过确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合法性，减少了企业可能面临的法律诉讼和监管处罚。例如，准确的财务报告能够避免因信息不实而导致的高额罚款，合理的税务合规减少了税务部门的审计压力，从而降低了因不合规行为引发的法律纠纷及相关费用。通过建立全面的合规体系，企业能够有效地减少这些潜在风险，从而维护其财务稳定性和运营安全。 其次，合规体系的完善不仅有助于降低法律风险，还能有效减轻合规检查和审计的压力。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合规管理制度，使得企业在接受外部审计和监管时更加从容。 2.提升企业声誉与市场信任。财务合规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声誉和投资者信任。企业若在财务管理上表现出色，遵循透明的报告和审计程序，会获得投资者和公众的高度认可。市场上的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财务合规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通常具备更高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能够提供真实、准确的财务信息。这种市场信任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最终推动企业的经济增长和价值提升。财务合规对于提升企业的市场声誉和投资者信任起着关键作用。企业在财务管理上展现出色的合规性，能够确保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从而获得投资者和公众的高度认可。 遵循严格的报告和审计程序使企业能够展示其真实的财务状况，增强了市场对企业的信任。这种信任不仅提升了企业在投资者心中的信誉，也减少了因财务不透明而可能引发的疑虑，从而增强了企业的市场形象，直接提升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由于财务合规的企业具备更高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它们更容易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投资者通常愿意将资金投入到那些财务透明、管理规范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的投资风险较低。企业因而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优化资本结构，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优势。这种通过提升企业声誉和市场信任获得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经济增长和市场扩展，从而实现了企业价值的显著提升。 3.促进内部控制和管理效率。财务合规在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和管理效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通过实施严格的财务合规措施，企业能够优化内部控制流程，确保资金和资源的合理使用。例如，企业在进行财务审计时，采用系统化的审计程序和控制机制，以防止舞弊行为和资金浪费。这种系统化的审计机制不仅提升了对财务活动的监控能力，还能及时发现和纠正潜在的财务错误，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这种规范的内部控制流程确保了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透明度和有效性，使得资金能够被合理分配到各个业务部门，最大限度地提高其使用效率。而且财务合规通过提高财务管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帮助企业更好地掌握和利用财务信息。企业在遵守财务合规要求的过程中，会建立详细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机制，确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更新。这使得企业能够获得可靠的财务数据支持，从而做出更科学的经营决策。例如，及时的财务报告可以帮助企业发现经营中的潜在问题并采取有效的调整措施，避免了因信息滞后而导致的决策失误。此外，通过完善的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机制，企业能够提高运营效率，优化业务流程，减少管理成本，进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4.增强企业长期可持续性。财务合规在增强企业长期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通过保持高标准的财务合规，企业能够在法律和市场上建立起坚实的信任基础。这种信任不仅为企业赢得了稳定的市场地位，还增强了其在投资者和合作伙伴中的信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因其稳定的合规表现而积累了更多的市场信任，从而获得了持续的收入来源和投资回报。例如，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更愿意与遵守合规要求的企业合作，这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机会和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企业在长期内稳固市场地位和拓展业务。同时，良好的财务合规记录增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品牌形象。企业通过透明的财务报告和合规经营，展现了对社会责任的承诺，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的公众认可度和市场声誉。在面对经济波动和市场挑战时，这种积极的品牌形象使企业更加具备韧性，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外部压力和风险。合规的财务管理策略使企业能够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和成本控制，从而保持经营的高效性和经济效益。这种长远的财务规划不仅帮助企业应对短期挑战，还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保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二）财务合规对经济效益影响的综合评价 财务合规的直接经济效益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通过确保公司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合规性，企业能够降低因财务失实或违规行为导致的法律风险。这种风险降低不仅减少了潜在的罚款和诉讼费用，还避免了由法律纠纷引发的额外财务支出。其次，财务合规能够提高企业的资本获得能力。合规的财务实践使企业能够向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展示其财务健康状况，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本的获取效率。这直接提升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 财务合规的间接经济效益则主要体现在提升企业的市场声誉和投资者信任上。企业通过维持高标准的财务合规，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市场上的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那些财务透明度高、风险可控的企业，这种投资者信任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的股价上涨和资本增值。此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得到了提升，因为透明的财务报告和稳健的合规性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增加了市场份额和业务机会。 从长期来看，财务合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尤为深远。通过持续的财务合规实践，企业不仅能够建立和维持长期的市场信任，还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保持稳定的经营基础。合规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强的财务稳定性和风险管理能力，这使得企业在经济波动和市场挑战中更具韧性。同时，高标准的财务合规也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品牌形象，从而在长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长期的经济效益提升了企业的整体价值，并为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上市集团公司财务合规的实践案例 （一）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合规实践 1.背景介绍。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作为中国领先的房地产企业之一，上市以来不断优化其财务合规体系。万科致力于提升财务透明度、加强内部控制，并严格遵守财务法规，以确保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健康发展。万科的财务合规实践不仅帮助其降低了法律风险，还显著提升了公司的市场市值，成为财务合规如何提升上市公司市值的一个典型案例。 2.财务合规实践分析。万科的财务合规实践包括多个方面。首先，公司实施了严格的财务报告和审计制度，确保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万科定期进行内部审计，并聘请了外部审计机构进行独立审计，以提高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其次，万科建立了完善的内控体系，涵盖预算管理、资金使用、财务审批等关键环节，有效预防了舞弊行为和财务失误。公司还定期更新合规政策和程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法规要求，并开展员工培训，提升全员的合规意识。 3.财务合规的市场影响分析。万科的财务合规措施提升了公司的市场市值。首先，通过保持高水平的财务透明度，万科赢得了投资者和市场的高度信任。投资者对万科的财务信息具有更高的信心，这促进了公司的股价上涨。其次，合规的财务管理减少了因法律风险引发的额外成本，使公司能够将更多资源用于业务发展和市场扩展。由于万科在财务合规方面表现卓越，其股东回报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力。 4.总结。万科的财务合规实践显示了高标准财务管理对提升上市公司市值的重要性。通过实施严格的财务控制、提高报告透明度和建立健全的内控体系，万科不仅降低了法律和合规风险，还增强了市场对公司的信任，推动了公司市值的增长。这个案例表明，财务合规不仅是企业稳健经营的基础，也是提升市场价值的重要途径。 （二）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规失败 1.背景介绍。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的一家知名证券公司。尽管公司在市场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在财务合规方面却经历了严重的问题。2016年，某某证券因未能严格遵守证券市场的相关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要求，面临了一系列合规失败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公司的经济效益造成了显著影响。 2.合规失败的实践。某某证券的合规失败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公司在内部控制和财务报告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例如，未能有效防范和控制内幕交易行为，导致了市场对其诚信的严重质疑。其次，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未能及时、准确地披露重要财务信息，造成了投资者的误解和损失。这些问题不仅违反了证券市场的相关法规，还导致了监管机构的调查和处罚。 3.经济损失。由于合规失败，某某证券遭遇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首先，公司因为信息披露不充分和内幕交易被罚款，直接面临了数千万人民币的罚款和经济赔偿。这些费用不仅损害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还增加了公司的运营成本。其次，合规失败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市场对某证券的信任受到严重打击。投资者纷纷抛售公司股票，股价的下跌导致公司市值显著缩水，进而影响了公司的融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此外，公司的声誉受损也使得其未来的业务拓展和合作机会受到限制，进一步影响了长期经济效益。 4.总结。某证券的合规失败案例凸显了财务合规对上市公司经济效益的重要性。未能遵守相关法规和内部控制要求，导致了严重的法律和经济后果。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合规失败不仅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还会对公司的市场声誉和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确保财务合规是保护公司经济利益、维持市场信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提升上市集团公司财务合规经济效益的策略与建议 （一）实施智能化合规管理系统 引入先进的智能化合规管理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控和分析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合规情况。这种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潜在的合规风险，预警异常财务行为，并提供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智能化系统不仅提高了合规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还能减少人工干预带来的错误和延迟，从而有效降低合规风险和相关成本。 （二）强化跨部门协作机制 建立跨部门的协作机制，将财务合规与公司各部门的运营活动紧密结合。例如，设立专门的合规协调小组，定期开展跨部门的合规培训和演练，提高全员的合规意识和能力。通过这种机制，财务合规不仅是财务部门的职责，而是整个公司的共同目标，从而提升合规管理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减少因部门间信息不畅或协调不足带来的合规风险。 （三）加强合规文化建设 在公司内部积极推动合规文化建设，培养全员的合规意识和道德标准。通过定期的合规培训、宣讲和案例分享，使员工了解合规的重要性及其对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激励机制可以包括对合规表现突出的员工给予奖励，并将合规表现纳入员工绩效考核体系。建立良好的合规文化有助于形成全员自觉遵守法规的氛围，从根本上减少违规行为，提高公司的整体合规水平。 （四）实施动态的合规评估和改进机制 定期进行动态的合规评估，评估公司现行的合规政策和流程的有效性，及时发现和修正潜在的问题。通过内部审计、外部审查和员工反馈等多种手段，获取合规工作的实际效果和改进建议。根据评估结果，持续优化和调整合规策略和流程，确保其与最新的法律法规及市场变化保持一致。动态的评估和改进机制可以帮助公司不断提升合规水平，减少合规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周娜.集团公司财务管控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3，44（11）：165-167. [2]杨乐，王伟.项目经济性与财务合规性评价体系研究.商讯，2019，188（34）：34-35. [3]罗承熙.上市公司兜底式增持的动因与经济效应研究.广州大学，2021.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沙沙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面临市场竞争加剧、资源配置不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挑战。文章分析了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创新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适应经济新常态。同时，探讨了经济新常态下创新企业经济管理的要求，包括注重市场导向、强化风险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等。最后，从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手段创新、组织结构创新三个方面，提出了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对策，高质量发展 引言 2023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为新时期企业经济管理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然而，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新形势下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企业急需通过创新经济管理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一、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一）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是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根据2023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市场主体数量已超过1.5亿户，同比增长8.4%，市场竞争程度不断加剧。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不断创新经济管理方式。通过创新，企业可以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企业可以创新管理理念，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及时捕捉市场需求变化，快速调整产品策略；创新管理模式，引入扁平化、网络化等先进管理模式，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创新营销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拓展营销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以电商企业为例，它们通过创新商业模式、物流模式、支付模式等，极大地提高了用户体验，赢得了大量忠实客户。2023年，我国电商交易规模达到44.1万亿元，同比增长9.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7.7%，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力量。可见，创新是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二）优化资源配置 2023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6%，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运营等各个环节，通过管理创新来优化资源配置。比如在生产领域，企业可以引入精益生产模式，消除一切浪费，最大限度挖掘现有资源潜力；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可以创新用工模式，建立弹性用工机制，根据订单和生产需求合理调配人力资源。企业还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对资源利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优化。以钢铁行业为例，通过建立资源利用大数据平台，企业可以精准掌握各环节的资源消耗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根据测算，如果我国工业能源利用效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为企业节约成本约1万亿元。因此，通过创新经济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无疑将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适应经济新常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23年，我国GDP增速为5.0%，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在这一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全新挑战。企业必须通过经济管理创新来适应这些变化，以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应对各种挑战。企业需要创新发展理念，树立绿色、循环、低碳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创新产业布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增长动力，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不断激发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900万辆，占汽车产销的比重超过3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得益于企业通过创新发展理念、产品研发、商业模式等，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创新企业经济管理的要求 （一）注重市场导向 在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环境日趋复杂多变，消费者需求也在不断升级。企业必须更加关注市场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创新，这是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前提和出发点。 企业要建立市场导向的经营理念。传统的生产导向、产品导向已难以适应当前市场变化，企业必须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将满足客户需求作为经营的根本目标。这就要求企业时刻关注市场动态，及时捕捉客户需求的变化趋势，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产品策略、营销策略等。企业要建立科学的市场调研机制，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对市场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和预判，掌握市场发展趋势。同时还要加强与客户的互动交流，通过客户反馈、用户体验等渠道，直接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 企业要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步伐。根据市场调研结果，对现有产品和服务进行优化升级，或者开发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同时还要注重产品个性化定制，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体验。企业还需要创新营销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社交平台等新兴渠道，实现精准营销。要与客户建立良性互动，倾听客户心声，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只有真正做到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企业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二）强化风险管理 在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企业面临的风险也在与日俱增。无论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政策法规的调整，还是技术革新、竞争格局的变迁，都可能给企业经营带来各种风险隐患。因此，在推进经济管理创新的同时，企业必须高度重视风险管理，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以降低经营风险，确保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企业要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不能仅局限于财务风险，还要关注运营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环境风险等各个方面的潜在风险因素。要将风险管理融入企业决策和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实现风险管理的全面覆盖。企业要建立科学的风险识别和评估机制。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内外部环境进行持续监测，及时发现潜在风险点；同时建立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模型，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进行科学评判。 企业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应对预案。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不同风险采取相应的规避、分散、转移或承担策略，并明确风险处置的具体措施和责任人，确保风险可控。企业还需加强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明确职责分工；制定风险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形成长效机制；加大风险管理培训力度，提高全员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 （三）坚持以人为本 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建设，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企业注入持久的创新活力。 企业要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员工职业发展通道。要根据不同岗位特点，制定科学的员工培养计划，为员工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机会，帮助员工不断提升专业技能。同时，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晋升机制，为员工创造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要优化薪酬福利体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要将员工收入与工作绩效、创新贡献紧密挂钩，让员工的付出得到应有回报。另外，还要关注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辅导，帮助员工实现自我价值。 企业要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鼓励员工大胆创新，允许失败，给予创新者应有的荣誉和回报。同时，要加强创新团队建设，促进不同专业背景人员的交流融合，形成创新的强大合力。企业还要高度重视员工的身心健康。合理控制工作强度，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开展心理咨询等活动，缓解员工的工作压力。只有身心健康的员工，才能充分发挥创新潜能。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路径分析 （一）管理理念创新 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管理理念如重资产、封闭运营、层级管理等已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企业亟需转变管理理念，树立创新、开放、共享的新理念，以指导经济管理实践。 企业要树立创新理念，将创新视为第一生产力。首先，要破除僵化思维，勇于尝试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主动拥抱变革。其次，要将创新理念融入企业文化，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鼓励员工大胆创新，并为创新者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企业要树立开放理念，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再次，要打破资源禀赋等传统约束，通过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积极吸纳国内外先进理念和人才，推动管理模式、技术工艺等不断创新。最后，要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配合，形成利益共同体。 企业要树立共享理念，推动资源高效流动。首先，要顺应共享经济潮流，打造平台型企业，实现资源开放共享。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整合各方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强内部资源整合，打破部门墙，促进跨部门协作，实现优势互补。最后，企业还需要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如精益管理、敏捷管理、平台经济等，来指导和规范经济管理实践。精益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持续消除浪费，提高效率；敏捷管理有助于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平台经济则能够打破资源禀赋限制，实现优化配置。 （二）管理手段创新 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经济管理手段已难以完全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企业急需借助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创新经济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和决策水平。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管理手段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以大数据为例，2023年我国数据资源规模超过120ZB，数据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市场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全面掌握市场动态，为经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企业可以构建大数据分析平台，整合内外部数据资源，对用户画像、消费习惯、市场趋势等进行多维度分析，精准把握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策略和营销策略。同时，还可以基于大数据预测模型，对未来市场走势进行预判，为企业战略布局提供决策支持。 企业还可以借助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实现生产运营的智能化管理。通过部署云平台，企业可以集中管理各类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物联网感知设备，企业可以实时监控生产运营状态，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水平。人工智能技术也为企业经济管理带来全新机遇。企业可以应用智能决策系统，辅助管理者进行风险评估、方案选择等，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同时，人工智能在财务管理、供应链管理等领域也大有可为，有助于企业提升管理精度和效率。 （三）组织结构创新 在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挑战。为了提高组织机动性和响应速度，适应市场变化，企业需要对传统的组织结构进行创新调整。 企业可以建立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压缩管理层级，缩短决策链条。传统的层层把关决策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快节奏的市场变化，扁平化组织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加快对市场的响应速度。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管理层级为4.8层，同比下降6.3%，扁平化改革成效初现。企业可以探索网络化的组织形态，打破职能部门的壁垒，促进跨部门协同。在网络化组织中，不同部门通过信息共享和紧密协作，形成一个高效的有机整体，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专长，提高组织的整体绩效。 企业可以设立专门的创新团队或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经济管理创新工作。创新团队可以汇聚企业内外部的创新力量，集中精力研究创新课题，为企业注入持久的创新动力。同时，创新部门还可以建立创新项目库和人才库，系统推进创新项目的落地实施。企业还可以借鉴“赛马理论”，在组织内部营造“内部市场”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通过建立扁平化、网络化、创新型的组织架构，企业将更加灵活高效，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抓住发展机遇。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只有不断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组织结构，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抓住市场机遇，应对各种挑战。同时，企业经济管理创新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经济管理创新，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姗姗.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路径研究[J].质量与市场，2022（22）：94-96. [2]蔡子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路径[C]重庆市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经济技术与管理创新交流会论文集.2022：3. [3]廖金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路径[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2（09）：81-83. [4]张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路径[J].商场现代化，2021（21）：119-121. [5]李沁怡.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研究[J].营销界，2020（12）：161-162. 吉林警察学院 李京蓉 摘要：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国有企业应持续健全内控体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面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切实增强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内控体系建设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章着重分析国有企业内控体系建设常见问题并提出实施方案。 关键词：国有企业，内控体系建设，常见问题，实施方案 引言 内控体系建设是有效推动国有企业战略转型发展、实现公司治理现代化和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主要抓手；是流程梳理与再造，贯穿着整个经营管理活动；是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可有效提升经营业绩及管理水平。国有企业内控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关系到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企业内控体系建设背景 良好的企业内控体系助力公司行稳致远，加强企业内控体系建设迫在眉睫。一是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及现代化企业制度，全面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效率、市场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二是防范经营管理风险的迫切需要；三是确保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与经营决策可以顺利执行的迫切需要；四是提供真实、有效、可靠的会计信息的迫切需要。内控体系建设的目标为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二、企业内控体系建设五大要素 一是内部环境。内部环境是公司实施内控体系的基础，一般包括公司治理、内部审计监督、企业文化建设等。二是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公司识别风险、系统分析经营活动和实现内控目标有关的风险，应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三是控制活动。控制活动是公司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要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以内。四是信息与沟通。信息与沟通是公司及时、准确地收集、传递和内控相关的信息，保证信息在公司内部、公司与外部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五是内部监督。内部监督是公司对内控体系建立和实施情况而进行的监督检查，评价内控体系的有效性，如发现内控缺陷要及时优化和调整。 三、企业内控体系建设工作主要内容 内控体系建设重点，是在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有效机制，构建“风险有监测、执行有标准、过程有监督、结果有考核、责任有追究”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强化内控执行的刚性约束，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规范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系统梳理公司整体层面及业务流程层面的风险点，全面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形成“三个一”（一本内控手册、一套流程表单、一套规章制度）成果。 （一）管理部牵头工作 一是实现“十四五”规划落地；二是聚焦重点领域，突出关键控制；三是加强非行政财产保护控制；四是搭建内控体系，深入推动整改，强化成果运用；五是健全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及经济运行机制；六是强化权力制衡，优化控制措施。 （二）计划合约部牵头工作 一是造价结算管理；二是加强招投标及合同管理。 （三）办公室牵头工作 一是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全面推行经理层市场化选聘；二是建立健全人员考核、薪酬体系及中长期激励机制；三是建立健全与内控体系监督评价结果挂钩的考核机制；四是加强行政财产保护控制；五是制定《员工行为规范手册》；六是提升信息化水平，强化刚性约束。 （四）财务部牵头工作 一是加强货币资金控制；二是实行全面预算管理；三是实施公司自评，上级单位监督评价；四是强化外部监督，提升内控水平；五是健全会计控制系统。 （五）各部室重点工作 全面梳理投资、工程建设、资产经营以及处置、资金、财务等重要制度，嵌入流程风险点的管控要求，持续完善重要业务领域风险防控措施，强化制度执行刚性约束。二是全面梳理流程，查找内控缺陷，进一步树立和强化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的内控理念。三是加强关键流程风险管控。四是动态监测风险，加强评估应对。 四、企业内控体系建设常见问题 在公司市场化转型发展过程中，企业重视经济效益，往往忽视了内控体系对风险防范及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内控体系重视不足 未能从现代化企业管理维度挖掘内生动力，未能系统思考、凝练总结形成企业内控体系，而究其根本还是公司经理层对企业内控体系重视不足，尚未认识到企业内控体系建设对公司长远发展的意义。 （二）内控体系不健全 企业虽针对各项业务和管理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但对内控的重要性理解不透、认识不深，内控环境关注不够，人员投入不足，尚未形成高效的内控体系。 （三）合规管理存在短板 公司流程管理及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短板，亟待提升信息化、制度化管理意识，防范合规性风险。 五、企业内控体系建设路径和实施方案 （一）内控体系建设总体要求 一是公司内控体系建设，要为公司战略转型发展及发展规划落地提供保障；要与建立健全公司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规避公司法律风险联系起来；要与各业务板块结合，使其融入公司管理体系，实质性提升管理水平，建立现代化企业治理体系联系起来。二是按照“一年全面达标、两年提升优化、长期巩固坚持”的工作要求，系统梳理公司整体层面及业务流程层面的风险点，全面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形成“风险有监测、执行有标准、过程有监督、结果有考核、责任有追究”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三是通过对比标杆企业、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实现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四是在内控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内控工作的宣传与培训，使内控管理的理念深入到每个员工，培养全体员工内控管理意识，增强制度执行力。 （二）企业内控体系建设路径 企业内控体系建设是实现公司战略转型发展及发展规划落地实施的重要保障。企业以确保法律、财务、经营等各类风险全面受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为切入点，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统筹推进，系统梳理公司经营管理、业务流程等层面的风险点，全面建立健全内控体系；提升内控制度执行力，加强高风险业务管控及高风险岗位、重点人员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加强内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1.完善公司组织架构及部门职能。结合公司实际，通过内控诊断，优化组织架构、流程、部室职能、岗位说明书，确保流程到岗、规划落地。同时，随着公司市场化转型发展，不断优化公司组织架构及部室职能，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2.建立健全内控体系。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制定内控手册、表单及制度管理手册，实施、宣贯、持续优化，实现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规范公司治理，实现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效率实质性提升。建立健全公司自评、上级单位监督检查、中介机构专项评价相结合的内部监督机制，形成内控评价、缺陷发现、修补更新的完整工作闭环。加大对执行有效性的监督力度，形成良性循环的内控系统。 （三）企业内控体系建设分阶段实施方案 为保障企业内控体系建设有效实施，建议分内控诊断、内控修订、内控评价、持续优化四个阶段。 1.诊断阶段。通过调研访谈全体员工、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系统梳理企业治理结构、组织架构、制度办法、业务流程，并识别关键控制、重大风险及控制设计层面的差异事项，查找内控缺陷，对公司内控体系现状进行评价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 2.内控修订阶段。针对内控缺陷提出的整改建议与优化方案在流程、制度等内控体系建设中落实，健全内控管理体系。一是编制流程手册并完善岗位说明书。对公司全业务流程方面系统梳理并优化，编制全业务链条的《流程手册》，并出具规范化、标准化表单；完善岗位说明书，确保流程落地。二是编制内控手册。建立内控管理组织架构，搭建《内控手册》，如全业务的风险控制矩阵，授权审批清单、内控管理组织架构与流程等。三是明确《界面管控清单》。明确公司与三级子公司的管控界面，出具《界面管控清单》。四是编制制度手册汇编。对制度进行诊断评估，查找缺陷漏洞，提出优化整改建议，落实整改并梳理形成制度手册汇编。 3.内控评价落地、成效总结。一是形成阶段总结报告、工作成果、服务机构出具的内控评价报告。二是根据公司运行情况，继续完善内控流程和制度。三是内控方法及培训。开展内控培训，培训内容如内控基本理念宣贯、内控体系建设方法、编制流程图及风险控制矩阵、岗位说明书及制度撰写、内控评价方法等，提高公司内部风险控制意识，营造良好控制氛围。公司内控人员全程参与项目实施，为公司培养风险管理及内控专业人员。四是内控体系落地实施及辅导。开展内控体系宣贯、培训内控人员及具体业务人员如何使用内控手册，如何开展内控评价。 4.持续优化，巩固坚持。在内控建设过程中，融合信息化建设，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提升公司内控水平。完成内部信息系统的整合、优化，用信息化手段全面固化业务流程、岗位职责、审批权限、流程表单。建立健全公司自评、上级单位监督检查、服务机构专项评价相结合的内部监督机制，形成内控评价、缺陷发现、修补更新的完整工作闭环，加大对执行有效性的监督力度，形成良性循环的内控体系。公司在每年年底出具本年度内控工作报告和内控体系评价报告。 （四）企业内控体系建设组织保障 为保障内控体系建设顺利实施，成立公司内控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推动公司内控体系建设的各项部署，加强内部权力制约，有效防控法律、财务、投资、经营等各类风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内控体系建设日常组织协调、具体工作落实。 （五）具体做法及成效 以某国有企业为例，首年内控体系建设启动年。下半年公司启动“风险管控质量工程”建设，对公司内控体系建设现状分析，成立公司“风险管控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压实工作责任；结合公司实际，制定公司内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并推动实施。第二年内控体系建设年。组织全员调研访谈、内控现状诊断，并针对诊断结果多次专题研究整改方案，结合公司实际，制定适用公司近期发展且可操作的整改计划并实施。完成内控管理手册（含表单）、制度汇编手册并开始运行。下半年，通过内控评价有效检验内控执行；年底完成内控管理手册（含表单）、制度汇编手册优化并下发执行。在内控体系建设过程中，组织内控工作的宣传与培训，使内控管理的理念深入到每个员工，培养全体员工内控管理意识，增强制度执行力。第三年内控体系建设优化年。一季度制定内控评价方案并下发执行，二季度执行部室完成内控自检，修订及新增内控制度，同步更新制度管理手册，下半年完成内控评价并督促整改，年度完成内控成果优化并下发。第四年内控体系持续优化年。结合上年度内控评价结果及公司运行实际，通过PDCA循环方式检查内控成果并不断深化，最终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主要成效。结合公司发展规划，编制了内控“三个一”（一套内控手册、一套表单、一套制度管理手册）并实施、宣贯、持续优化，实现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规范公司治理，实现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效率实质性提升。同时，建立健全公司自评、上级单位监督检查、中介机构专项评价相结合的内部监督机制，形成内控评价、缺陷发现、修补更新的完整工作闭环，加大对执行有效性的监督力度，形成良性循环的内控系统。优化规章制度体系方面。一是强化规章制度顶层设计，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及上级要求，结合企业实际，以制度管理台账为抓手，制定规章制度管理规定，明确制度制定原则及具体要求；制定并实施涵盖公司治理、战略管理、招采管理、风险管理等环节的规章制度。二是强化制度修订机制，定期开展制度梳理，结合制度执行情况不断优化制度修订，有效增强了制度的时效性和适用性。三是充分发挥法律前置审核把关作用，制度法律审核后决策，保障制度的合法合规。 六、结论 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市场转型发展及公司实际，在全面梳理公司原有制度、组织架构、流程、岗位说明书等基础上，优化公司组织架构及岗位说明书，确保流程到岗，保证内控运行有效；同时内控“三个一”成果嵌入日常经营管理及考核体系，通过以评促建、以考促评机制，持续优化内控成果，确保风险控制措施有效，内控手册可操作，促进公司管理水平实质性提升，有效保障战略发展规划落地，实现公司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宋雪菲.国有纺织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以TF公司为例[D].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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