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制造，指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途径实现制造过程的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集成化和绿色化，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制造业上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主攻方向，更是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分析智能制造的内涵演进及其特征，阐述了我国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成效及政策支持，进而提出我国发展智能制造的重点领域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新型工业化
一、智能制造的内涵演进及其特征
智能制造的内涵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且仍在不断丰富。一般而言，智能是知识和智力的总和，知识是智能的基础，智能则是获取并运用知识求解问题的能力。智能制造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融合，通过数据实时采集、分析、推理、判断、构思和决策等过程，为企业提供更加灵活、高效、智能的生产方式。
（一）智能制造概念的提出及其演进
智能制造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1988年，美国学者赖特和伯恩联名出版《制造智能》一书，认为“智能制造”通过知识集成、制造软件系统、监测设备和机器控制等途径，对制造技术人员的技能和专家知识进行建模，使智能机器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小批量生产。
1991年，日、美、欧联合发起“智能制造国际合作研究计划”，提出“智能制造系统是一种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展示智能活动，并与智能机器有机融合，从订货、产品设计、生产到市场销售等整个制造过程各环节以柔性方式集成起来并发挥最大生产力的先进生产系统”。
进入互联网时代，智能制造的定义得到进一步拓展。维基百科认为智能制造依托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技术，支持计算机集成制造、高度适应性和快速设计变更，并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和更灵活的技术人员培训，根据客户需求，快速改变生产水平、优化供应链能力，实现生产高效和可循环物的回收利用。
2013年，德国《工业4.0白皮书》及后续相关文章将这一概念用“灵捷制造”或“灵智制造”来表述，认为其本质是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高效和基因工程的智能工厂，以实现智能生产，其基础是“物联网+赛博物理系统”（IoT&CPS）。“互联网+制造”是基于网络和数据的智能制造，也称为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强调系统的灵活性、经济性和高效性，通过嵌入式软件和智能装备实现制造系统的自动化、敏捷化、灵巧化和绿色化。
2014年12月，美国能源部牵头组建了“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并将智能制造定义为通过先进传感、仪器、监测、控制和过程优化的技术，实现对工厂和企业中的能量、生产效率和成本的实时管理。尽管美国和德国都强调智能技术与成本控制，但美国更注重生产制造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能力，突出自主学习、自主决策，以及无人化技术和智慧底座的优化提升。
智能制造的发展经历了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制造和智能化制造三个阶段，各阶段之间具有继承性。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智能制造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基于数字技术、工业知识和智能装备的深度融合，以赛博物理系统为技术基础，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形成了由人类社会、赛博空间和物理世界共同构成的人机物系统。这一系统是由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技术等构成的虚拟空间，能够与物理世界精准映射，融合共生。
（二）智能制造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智能制造中应用的先进技术代表了新型工业化的方向。新质生产力是指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智能制造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智能制造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体现。新质生产力和智能制造都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核心，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新质生产力强调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提升生产力水平，智能制造则主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和集成化。新质生产力为智能制造提供了技术基础和人才支撑，智能制造则是新质生产力的实现途径。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产物，不仅可以有效促进产业和资源要素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以科技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还可以有效引领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有力支撑并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和资源要素的深度融合，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二、智能制造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紧跟世界发展趋势、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是落实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我国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智能制造等十大重点领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智能制造装备的研究设计与生产制造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良好的环境。
（一）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支持
为推进制造业发展技术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来促进智能制造发展，如《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智能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等。以《中国制造2025》为纲，进行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确定了38个行业46个试点示范项目，涉及智能装备、智能服务、智能化管理等6个类别。
2016年12月，工信部、财政部发布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将智能制造界定为：“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该《规划》提出2025年前，推进智能制造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化转型取得明显进展；第二步，到2025年，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
2021年12月，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到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能化。此外，还要实现智能制造装备和工业软件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培育150家以上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工信部、国家标准化管委会联合发布《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明确了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总体要求、建设思路、建设内容和组织实施等内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包括基础、安全、管理、检测评价、可靠性等 5类基础共性标准和“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智能服务”“工业软件和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5类技术标准，以及《中国制造2025》中十大重点领域在内的不同行业应用标准。
2023年2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智能检测装备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目标：到2025年，智能检测技术基本满足用户领域制造工艺需求，核心零部件、专用软件和整机装备供给能力显著提升，重点领域智能检测装备示范带动和规模应用成效明显，行业生态初步形成，基本满足智能制造发展需求。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对加快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强调降碳、减污、扩绿及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在“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方面，要求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在电力系统、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建设运行等领域的应用，实现数字技术赋能绿色转型。特别强调了“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推动各类用户‘上云、用数、赋智’，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内容。
（二）我国智能制造迅猛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行业企业示范、央地联合统筹推进，我国智能制造发展规模和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制造融入制造业的水平明显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步伐显著加快。智能制造承载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智能互联时代各国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着力点，智能制造关乎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地位和制造业发展水平。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制造业向高端化和高附加值方向不断迈进，向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步伐日益加快，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智能装备科技含量提升
智能装备是智能制造的核心装备，具有机器智慧，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先决条件，因此智能制造装备又被誉为“工业之母”。智能装备能够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不仅会对制造业产生颠覆性影响，还将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深刻变革。“十三五”期间，中国智能制造取得了长足进展。数据显示，我国智能制造装备国内市场满足率超过50%，主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达43家。
2.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成效明显
工信部数据显示，在推广应用成效上，我国试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5%、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35%、产品不良率平均降低35%。到2023年，我国已培育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增加值高于20%；服务机器人、3D打印等产品产量增长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到2022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达135.7万台，销量29万余台，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日本（5万余台），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2.5%，涌现出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新模式、新业态。
3.一系列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多个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呈现出“一带三核两支撑”的空间分布特征。这一格局基于赛迪研究院对制造业集群的研究结果划分。“一带”指的是长江经济带，其沿线聚集了大量制造企业。“三核”分别是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涵盖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等地，聚焦研发、设计与制造功能；长三角则以上海为中心，江苏与浙江为两翼，在航空制造、海洋工程与智能装备制造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珠三角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地，重点发展特种船舶、轨道交通、航空制造、数控系统及机器人等。“两支撑”为西部支撑和中部支撑。中部地区主要包括湖南、山西、江西及湖北，具有较强的航空装备和轨道交通产业基础；西部支撑区以四川和陕西为核心，形成了规模化的轨道交通与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三、智能制造发展的重点领域与推进策略
我国智能制造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深层次的挑战。如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工业互联网基础较为薄弱，传统制造业面临数字化转型和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等。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抓住智能制造机遇，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制造高水平迈进，要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国产替代为核心，以数据为基础，依托制造单元、车间、工厂、企业和供应链等载体，构建虚实融合、知识驱动、动态优化、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智能制造系统。这不仅是我国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必由之路，也是打造“中国制造”新优势的重要抓手。
（一）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智能制造可实现数据资源的跨界整合，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纽带。为进一步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需要拓展智能制造应用场景，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实现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制定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建材等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转型路线图、施工图，不断加快提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动能，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新型工业化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而智能制造的发展则是推进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智能制造的发展需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要加快原材料、电子信息、绿色制造、装备制造和安全生产等关键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特别是加大培育这些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布局。此外，还应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构建以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服务增值和智能主导为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建设。
（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国产替代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国产替代研发，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采取“单点突破+集成攻关”等举措，聚焦高端装备、材料、机床、科学仪器和核心零部件等智能制造产业，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尤其是先导性和颠覆性技术，做大做强智能制造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上游高端供给和下游有效需求的精准匹配以及各个环节的实时决策和资源高效配置，实现效率变革。
加快工业软件自主研发和进口替代进程。以进口替代为切入点，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设计软件和运行软件。实施“揭榜挂帅”，在消化吸收CAD、CAE、EDA等设计类工业软件基础上，研发符合中国国情的设计和运行软件，解决技术难题。围绕工艺模型、知识组件、算法工具等，重点发展建模、仿真、模拟和分析等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工业软件。构建专业技术人才信息系统，为推动软件国产替代提供人才基础。
（三）推广智能工厂模式，加快高端集群化发展
针对钢铁、建材、化工等传统制造业，应从基础建设、智能技术和系统集成等方面进行智能化改造，提升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换能力，实现生产数据、工艺信息、质量数据的共享，构建协同运作的智能制造生态链。通过推动各地建成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范例和示范模式。
推动智能制造装备高端化发展。运用新型复合材料提高高端制造装备性能和轻量化水平，采用增量制造、激光切割等先进工艺提高设备精度。推动工业机器人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在关键零部件和结构设计、加工与装配等方面取得持续突破。
拓展制造业增加值发展空间。推动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的协同耦合和资源整合，驱动行业变革、网络智能化发展、生态集成引领、知识创造与扩散传播，在技术装备、产业与品牌、数字思维、商业模式等方面建立“行业标杆”，带动我国传统制造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发展迈进。
（四）推动制造业企业“智改数转网联”同构
第一，提升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智能化改造水平。充分发挥我国智能制造场景丰富的优势，以场景化方式推动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智能生产线建设。探索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创新智能设计、生产、管理、服务模式，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的示范企业。发挥大型企业、“链主”企业等在数智化平台建设、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在智改数转网联过程中实现上下游融通和协同式发展。
第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推广应用。一是瞄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网络信息通信、集成电路、设计应用关键软件、量子信息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不断创新并取得突破。推动大模型算法、框架等基础性原创性技术突破，特别关注从“0到1”的基础性创新。二是完善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质量和水平。三是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参与、网络化协同研发、市场化运作管理的创新体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和模式创新。
第三，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重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重点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不断释放数据价值，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坚实支撑。
（五）完善政策与标准，推动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建立健全工业互联网安全、设备、业务流程和合规性等的标准体系，建立统一的通信协议、数据格式和接口标准，充分释放“标准化+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最大潜力。从明确基础标准、构建技术标准、建设标准体系、试验验证、国际化等方面进行部署，建设先进适用的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以价值提升为导向，明确利益相关者“建平台、用平台、管平台”的需求，加强IT与OT网络的深度融合。鼓励中国标准“走出去”，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国际标准的制定，打通“数据壁垒”，破解“信息孤岛”难题，释放数据红利。
同时，完善政策工具。通过财政、金融、人才培养及产业政策，为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持。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以新质生产力全面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入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形成持续推进的长效机制，以体现不同区域、不同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性和差异性。瞄准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夯实计量、标准、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等发展基础，构建完备可靠、先进适用、安全自主的支撑体系，助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
（六）加强绿色技术研发，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依靠技术创新来提高效率，因此，推动“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相关的行业企业使用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和负碳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构建基于数字化的绿色供应链管理系统，实现供应链各环节透明化、可追溯化，促进供应链绿色化转型。加强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通过认证和标识制度，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进一步推动市场向绿色化方向发展。
此外，需要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发挥自主创新在促进工业企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创新研发平台，推动精准技术创新。加快推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优化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的转化路径，实现绿色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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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原副巡视员、研究员 周宏春
摘要：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将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视为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完善风险应对机制。中国作为全球性产业大国，拥有规模庞大、空间范围广泛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面对新变局、新挑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形成自主可控、稳定畅通、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既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也是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应对风险挑战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断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这是中国政府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断点”、“堵点”、关键核心技术掌控能力较弱、产业链上下游共生发展生态不完善等突出问题，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不仅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重要影响，更反映了一国经济抵抗风险能力的强弱。面对新变局、新挑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形成自主可控、稳定畅通、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既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也是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应对风险挑战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美欧日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将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视为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完善风险应对机制。
美国早在2012年就将供应链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布《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提出“促进商品高效与安全运输”和“培养有弹性的供应链”两大战略目标。通过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美国政府加大对本土制造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鼓励企业回流，减少对国外供应链的依赖。2021年6月，美国白宫发布《建立弹性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促进基础广泛增长：第14017号行政命令下的百日审查》报告，根据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第14017号美国供应链行政令》要求，对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及活性药物成分四种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分析各产品供应链的现状和潜在风险，就加强供应链弹性提出具体建议。2024年5月，由美国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法案《促进韧性供应链法案》在美国众议院获得“压倒性通过”。2024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签发最新行政命令，正式成立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拜登在这一行政命令中解释到，“要解决供应商过于集中在某个地理位置的问题”，实质上是要防范中国占据供应链的优势地位。此外，美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供应链安全法律制度，包括海关—商界反恐伙伴计划（C-TPAT）、舱单预申报规定（24小时规则）、集装箱安全倡议（CSI）、集装箱100%扫描规定、自由安全贸易协定（FAST）、《国防生产法》（DPA）等。
欧盟产业链供应链的战略重点是通过协同保障安全，制定统一政策框架，鼓励成员国加强在关键领域的投资和研发，强化区域内的产业协同效应，应对外部挑战，以期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继续将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具体举措包括加强共同市场建设、设立共同市场应急工具等。2024年，欧盟委员会发布《2024年单一市场和竞争力报告》，明确了欧盟巩固和提升全球竞争力的七项原则，包括“通过持续的公共投资确保关键领域竞争优势，借助联盟基金来维持公平竞争环境，加强单一市场的区域融合”等，表明欧盟通过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合作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
英国政府制定了全面、长期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战略。2017年，英国发布《产业战略：构建适应未来的英国》白皮书，宏观布局英国“脱欧”的产业战略，提出“五大基础”和“四大挑战”，确保英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此后，英国陆续发布《制造业未来：英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加强英国制造业供应链：政府和产业行动计划》《英国工业战略》等文件，积极推动制造业创新，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同时通过融资、供应链协同等举措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和本土企业竞争力。2023年，英国发起10亿英镑半导体支持计划，提升英国在芯片设计研发和化合物半导体方面的优势，防止供应链中断。2024年，为保障英国药品、矿产、半导体等关键商品供应，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发布《关键进口和供应链战略》，提出加强信息分享、加大前沿研究力度、成立关键进口委员会、吸引国际投资、扩大供应商范围和加强盟友合作等具体措施，全力打造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德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战略重点在于运用先进技术大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通过实施“工业4.0”战略，推动智能制造和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基于“领先的供应商战略”和“领先的市场战略”，形成以大型制造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相配套的产业生态，引领全球标准，增强产业链发展的稳定性。德国2019年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钢铁、铜铝、化工、机械、汽车、光学、医疗器械、绿色科技、国防、航空航天和3D打印等十个工业领域被列为德国的“关键工业部门”，保持闭环的工业增值链，增强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德国还积极推动供应链立法，2023年1月1日起生效的《供应链企业尽职调查法》要求，公司持续性地分析并报告供应链中与人权和环境标准相关的合规情况。
日本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战略重点是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特别是在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方面。近年来，日本发布《日本振兴战略》，发起《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旨在积极利用全球资源促进国内供应链发展；发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管理角度进行宏观布局。新冠疫情暴发后，日本政府将供应链安全保障上升为经济安全保障的核心任务，推出“2200亿日元补贴日企转移供应链”等政策。2021年，日本推出“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强化尖端半导体制造技术开发，完善国内半导体生产基地建设。2022年5月，正式推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将维护供应链安全作为该法的核心内容。2023年11月，日本发布面向经济安全保障的“产业和技术强化行动方案”，旨在应对全球政治安全形势日益复杂背景下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风险，进一步强化供应链韧性。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第一，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明显短板。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门类，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但从产业内部发展动能来看，中国部分产业存在低端锁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传统产业面临技术水平低、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企业利润空间受限，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根据《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国际市场的外部环境波动带来的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汇率不稳定等因素，同样增加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运行压力。目前，中国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高精度数控机床等领域的对外依存度较高，部分核心技术仍被国外垄断，自给率相对较低，一旦供应链中断，将对相关产业产生严重影响。
第二，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系统评估与预警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外部风险和内生风险增多，必将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造成冲击，引发关键技术或零部件断供、断链等风险，但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系统评估与预警机制尚未完全建立，难以有效防范关键环节风险。
第三，应对国外针对性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的机制和立法保障不足。反对“脱钩断链”，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不仅是捍卫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正当之举，更是维护全球发展的应有之义。由于中国尚未构建系统的“脱钩断链”应对机制，在供应链立法方面尚属空白，导致提前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有限。
第四，产业链供应链标准制定方面的引领不足。尽管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但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仍较为有限，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占比仅为2%左右，亟须通过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协同体系，推动“中国标准”向“国际标准”转变。除此之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新技术在产业链供应链标准转化方面的能力不足，围绕领先技术的“自主研发—标准转化”机制有待完善。
第五，产业链供应链地区协同不足。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地区协同能力有待提升，区域间的政策差异大、信息共享不畅等因素导致地区间优势互补和产业协同效应未能充分发挥，部分地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形成开放、公平的地区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环境，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造成较大影响。此外，统一的区域性风险防控体系尚未建立，制约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全局风险应对能力。
系统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管控机制
中国作为全球性产业大国，拥有规模庞大、空间范围广泛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管控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系统思维、方法和措施，构建起系统风险管控机制，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实现精准风险识别、评估、研判与有效应对。
（一）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机制
一是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联席会议机制。绘制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图谱，列出产业链供应链优势、短板、弱项及被“卡脖子”清单。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可会同来自产业经济、工程技术、应急管理等领域的行业代表、专家学者等，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联席会议机制，其功能是动态监测产业链供应链潜在安全风险，根据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度、供给集中度、风险可控度等细分指标，划分风险优先级，特别是针对“卡脖子”领域的关键环节，建立系统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及时发布全面系统的风险预警报告，提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建议。
二是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动态评估机制。评估项目涵盖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企业，评估其在面临突发事件冲击时的应对和恢复能力。评估内容涵盖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程度、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自给率、突发事件下的关键产业应对策略及其局限等。每年对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进行一次全面评估并发布评估报告。
三是构建合理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模型。基于相关数据，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构、分布、依存度等进行详细、多维度的综合分析。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和关键产业，综合考虑产业布局、行业及区域差异，坚持“底线思维”和“领跑思维”相结合，对产业链供应链抵御力和恢复力的潜在风险因素进行精准量化和全面评估，对关键节点与链路设立动态更新的安全预警目标，以更好适应市场和技术环境的不断演进。
（二）建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
对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成本、风险和可持续性进行量化评估，涵盖供应链响应时间、库存周转率、供应商多样性等关键绩效指标。构建重要资源和产品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关键节点风险精准识别，以及关键链路风险的动态跟踪和实时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通过跨部门信息共享实现风险联防联控，使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最小化。
（三）构建防范“脱钩断链”的系统性工具箱
系统性工具箱包括多元采购策略、供应链备链计划、弹性生产计划、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深入调研并有效对接企业在供应链中断时的切实“痛点”，发挥政策工具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作用，帮助企业快速调整和重新配置资源，缓解“脱钩断链”期间的多重压力，保障生产和运营的连续性。鼓励“链主”企业引领合作，带动全链条的合作伙伴不断提高韧性。
（四）构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
通过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区域产业合理分工布局，打造高水平区域产业集群，提高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和韧性。在特定区域，建立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
（五）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立法保障
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立法工作，明确产业链供应链的法律地位、责任主体、监管机制和安全保障措施，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国家标准和规范。可由全国人大牵头，会同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立法研究，用法律手段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
（六）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与推广，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最佳实践在世界范围应用。积极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标准国际交流合作，大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标准治理方面提高影响力、赢得话语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国际交流沟通平台作用。支持优势企业围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标准制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魏际刚；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 刘伟华 ；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王迪
核心观点：目前，我国物资储备体系已进入整合发展新阶段，虽然基本能够适应各方面的战略和应急保障需求，但是也存在储备品类、规模和布局不够合理，以及基础设施有待提升等短板弱项。我们立足我国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现状，从解决好“储什么”“谁来储”“怎么储”三个方面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强我国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国家物资储备体系是国家储备体系的核心，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际局势剧烈动荡，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正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国家安全和发展环境复杂，进一步增强我国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我国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不断完善。国家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是以政府为主体，以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为目的，有计划地对事关国家战略发展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各类物资进行储备。因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和军事战略不同，世界各国战略物资选定标准和分类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战略物资选定标准多取决于国内国际资源可得性、供求状况、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等，包括粮食、水电气、石油大宗商品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各类资源。应急物资主要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中发挥作用，包括为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定事件所储备的物资。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建立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改革发展，加快构建统一的国家储备体系，储备体系和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储备基础和整体实力持续增强，有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中央储备及明确由地方建立的政府储备有4大门类22个品类，包括粮食等农产品和农资储备、石油等能源储备、战略性矿产品、关键原材料等物资储备，以及应急救灾、医药等应急专用物资储备。这些基本可满足经济发展、国防建设、社会治理、应急救援等方面的需求。
新时代对我国物资储备体系提出新要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粮食、能源资源供应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局部冲突等因素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紧张，这对我国物资储备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从国家安全角度，需要充分发挥物资储备的战略保障功能。我国是粮食、能源、矿产资源消费大国，部分品种外采率较高，需要从保障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物资储备体系，将粮食、能源“两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切实守住安全底线。
二是从稳定宏观经济角度，需要充分发挥物资储备的宏观调控功能。主要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供需失衡、市场异常波动和产业链供应链冲击破坏等风险，通过调节储备有针对性地进行收储和投放，在平衡供需、稳定预期、引导市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从服务应急救灾角度，需要充分发挥物资储备的应对急需功能。主要针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风险，提供救助物资等即时供应，并为后续跟进提供必要的缓冲时间。
我国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存在的突出问题
总体上看，虽然我国物资储备体系已进入整合发展新阶段，基本能满足各方面的战略和应急保障需求，但是我国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尚有待完善，还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储备布局结构不合理，部分储备设施落后。救灾物资储备布局结构与国家储备发展目标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防汛抗旱储备的物资大都是麻袋、编织袋、钢丝网兜、橡皮舟、冲锋舟等基础性物资，普遍缺少抢险设备和高技术含量的设备。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能源战略储备普遍无法全额到位。各地虽然建设了大量的储备库，但是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造成重复建设和大量土地和仓容资源浪费。个别地区救灾物资的储备虽然通过租赁社会闲置仓库予以解决，但是难以满足快速、高效调运的需要。同时，部分物资储备设施落后。
二是储备主体单一，市场化程度低。我国物资储备一直以政府储备为主，社会储备发展相对滞后，储备主体单一。国家储备物资的储备场所和日常管理所需资金基本由国家财政负担，不过，目前财政保障能力有限，财政安排资金严重不足。很多地方财政压力较大，未将物资采购纳入年度预算计划，物资储备保障能力较低，导致储备品种和规模不足。同时，市场化程度较低，储备物资运行管理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物资采购项目与资金需要经过层层审批。有些物资因储存过久，在品质上达不到使用要求，而有些物资，比如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所需的物资又难以及时储备，造成已有储备物资的品类、规模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需求存在不小差距。
三是储备管理体制不健全，运营机制有待完善。省级层次机构改革不到位，尚未建立统一的物资储备管理体制。比如各单位的防汛抗旱、森林消防等应急物资储备难题达成共识，仍由原单位储存，未完成职能划转。各类物资储备由多部门管理，造成储备数量不够、布局结构不合理、补贴标准不一致、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承储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同时，储备物资轮换、物资购置、储备监管、储备调用、储备运营等机制有待完善，物资管理的更新、报废制度普遍未制定，导致物资不能正常更新报废、质检评估经费难以落实、报废程序缓慢等问题。另外，物资调用补偿机制不完善，社会资本缺少稳定的投资回报，社会资本参与物资储备的积极性不高。
增强我国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能力的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储备品类结构，优化布局储备设施。聚焦解决好“储什么”问题，综合研判我国经济社会等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点，明确不同储备品种的功能定位和保障策略，严格落实储备规模。
一是优化储备品类结构。科学评估影响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供应保障的风险情形、风险概率、危害程度，统筹我国实物储备、生产能力和动员潜力，严格落实国家储备发展战略关于优化储备品类结构的要求。结合部门、行业、地方储备需要，提高保急需、保循环、保国防能力，科学制定政府重要储备物资品种目录。
二是优化布局储备设施。结合我国自然灾害、地理条件、人口分布等因素，有效整合各类储备资源，改造或建设一批省级应急救灾、防汛抗旱、森林防火等物资储备库，推动市、县至少建成一个与本级救灾物资储备规模和应急保障需求相匹配的物资储备库。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应急物资集散、调运、储备、分拨、配送的保障能力。
第二，明确各方责任，构建储备新格局。围绕解决好“谁来储”问题，加快健全省市县、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储备责任体系。
一是强化政府储备托底责任。以政府储备为主，市场储备为辅，强化政府储备托底责任，加强社会储备资源统筹，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的物资储备新格局。立足于应对突发重大事件，着眼于有效发挥政府与企业作用，分类完善政府储备和商业代储相结合的实物储备模式：对粮食、食用油、应急救灾、防汛抗旱、森林防火等保障民生物资，重点发挥政府储备作用；对猪肉、医药、蔬菜、种子等市场物资，重点发挥商业储备作用。落实各级政府属地责任，科学制定储备目录，合理确定储备规模。
二是健全企业储备机制。一方面，建立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储备制度，明确有关生产、流通企业和产品用户的储备责任。督促指导规模以上面粉、大米加工企业建立一定规模的社会责任储备。建立应急物资储备生产供应企业数据库，掌握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的产品类型、生产规模、发展趋势和生产潜能，发挥企业的生产能力储备优势，补齐储备短板。另一方面，建立稳定的政企合作储备机制，出台紧急情况下应急物资采购绿色通道政策，增强应急响应供给能力。完善产能储备激励机制与关键物资应急征用补偿制度，在税收优惠、采购收储、贷款贴息等方面出台系列支持措施，拓宽储备资金来源，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参与国家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
第三，加快制度建设，创新储备管理。深入剖析“怎么储”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物资储备管理、调用和数字化应用体制机制，增强应急物资要素配置能力。
一是健全物资储备管理体制。按照“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单位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单位负责”的原则和“条块结合”的思路，统筹推进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整合、脱钩、转企、转型等方式，优化整合有关部门（单位）的物资管理职能，进一步明确省、市、县级储备单位归口。
二是创新储备物资调用机制。建立动态高效的物资轮换机制，科学确定物资储存期限，通过供应周转、调拨使用、市场销售、返厂轮换、代储轮换等形式及时更新物资，防止物资入库后的“终身制”，常储常新，减少浪费，形成一个战备储备物资结构不断优化、品种不断轮换更新、质量不断提高、规模总量相对稳定的储备良性循环格局。
三是提升物资储备数字化应用水平。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储备数据库，涵盖实物储备库存、生产能力布局、物流配送能力、交通运输网络、专业救援能力等方面数据，形成全国物资储备全品类与产、供、储、运等储备信息“一本账”。建立储备监测分析、决策支撑、指挥调度等一体化管理平台和智能系统，形成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物资储备调度指挥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李佐军；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王森涛；国家开发银行规划研究院 田惠敏
| 宏观纵览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形成一大批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以实际行动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 1.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意义重大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顺应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趋势的重要战略抉择，是因应国际形势变化、推动改革开放开辟新局面的关键一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制度型开放是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始终伴随的重要开放类型，也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客观要求。从国际看，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加剧，国际开放竞争的焦点日益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领域。从国内看，制度型开放在我国对外开放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需要释放制度型开放红利，赋能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扩大制度型开放作出进一步系统部署，这既是对过去40多年我国对外开放实践历程的准确概括，也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的科学擘画。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内在要求。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要义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用改革的办法推动发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利于牢牢把握制度建设这条主线，聚焦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对接国际通行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通过科学比较分析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通国内国际交流联系的制度通道，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和“无缝衔接”，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创新、人才、资金、数据等优质要素，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实现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另一方面有利于支持中国企业依托国内大循环有效开展海外布局，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影响力，提升全球规则标准话语权，实现国内国际经济循环良性互促。 2.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应统筹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 制度型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内容体系庞杂、牵涉领域广泛。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需要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统筹把握好如下几个关系。 把握好制度型开放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关系。制度型开放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都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相容为主体，后者以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等的便利流动为重点，两种开放类型之间既不存在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孰新孰旧的问题，也不存在相互取代、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互为支撑的。在对外开放实践中，要注重发挥制度型开放对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引领作用，让制度型开放成果真正落实到贸易投资等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之中，实现两种开放类型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形成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合力。 把握好系统集成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当前，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制度型开放任务已基本完成，剩下的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往往涉及不同地区、多个部门和诸多领域，推进难度较大。为此，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更要注重方式方法。一方面，围绕核心目标加强系统集成，把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分散的改革创新工作在制度型开放的大目标下加以系统集成和聚合迭代，形成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开放创新成果；另一方面，坚持主动作为、重点突破，找准一批具有突出代表性、各方普遍关注、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开展集中攻关，形成“四两拨千斤”的开放效应，开辟制度型开放的新路径。 把握好对标国际与辐射引领的关系。制度型开放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应聚焦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对接国际规则标准，深化国内相关体制机制改革，降低国内外交流合作的制度性成本，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制度型开放也是增强我国规则标准影响力，推动规则标准走出去的过程。应聚焦我国优势领域以及人工智能等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的新领域，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高标准自贸协定规则谈判，提高我国在先进制造、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领域标准制定能力，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3.把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主攻方向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必须全面准确把握主攻方向，聚焦重点领域集中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制度型开放走深走实。 一是牢牢把握制度型开放的主体架构。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着力点，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为“经线”，以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扩大开放为“纬线”，经纬交织明确制度型开放总体布局。第一，针对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分类制定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任务清单。加强规则联通，在电子商务、政府采购、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积极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规则。开展规制对接，优化政府对人工智能、反垄断等问题的治理模式，优化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机制。加强标准对接，推动先进制造标准、农产品检验检疫标准、出口产品检测认证标准、跨境基础设施和物流通关标准等领域与国际相容相通。第二，围绕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电子商务、金融等重点领域，加快制度型开放步伐。优化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执法规则，更好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推动国内环境法规与国际规则有效衔接，提升我国环境立法、执法水平。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中金融领域相关规则，精简限制性措施。 二是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自主开放。发挥制度型开放的赋能作用，明确四大市场自主开放的重点任务、重点国别、推进时序，画好四大市场自主开放路线图。扩大商品市场自主开放，采取符合国际规则的方式自主降低关税水平，加快服务市场自主开放步伐，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研究放宽一些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和准入条件，推动资本市场自主开放，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对原产于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适用关税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拓展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支持最不发达国家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深化援外体制机制改革，严格执行立项审批、事中监督、事后评估流程，加强援外项目全链条监管，带动中国产品、投资以及规则标准走出去。 三是优化开放合作环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中的主渠道地位，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推动世贸组织开展投资便利化、中小微企业等新兴领域规则谈判。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在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加强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公司治理、数据安全等领域企业合规体系建设，提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以及诚信经营与有序竞争等领域合规水平，有效防范企业海外经营风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 原倩 今年以来，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沉着应对，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及时部署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市场预期逐步改善，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好转，推动经济向上向好的积极因素明显增多。 一、整体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一个更加复杂严峻的环境下谋求发展，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国际环境波谲云诡，同时还要克服国内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挑战之巨、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月度、季度间部分经济指标难免会出现一定波动，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向好大势，要跳出短期波动、综合全面地看待我国经济发展态势。 从宏观指标看，“稳”的态势有效延续。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这四大宏观指标，通常可以观察一个经济体运行的总体状况。前三季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形势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宏观经济大盘“稳”的清晰写照。从经济增长看，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95万亿元，同比增长4.8%，在复杂内外环境下，仍保持了5%左右的增长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5.3%、4.7%、4.6%，虽然增速稳中略缓，但所创造的经济增量逐季扩大，分别达到1.19万亿元、1.22万亿元、1.29万亿元。从就业看，尽管面临结构性就业压力，但得益于经济体量增大、经济结构优化以及稳就业政策支持，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前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1%，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为5.1%，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从价格看，有效需求继续恢复，供需关系逐步改善，物价也随之温和回升。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3%，分季度看，一季度CPI同比持平，二、三季度分别上涨0.3%、0.5%，涨幅逐季扩大。从国际收支看，我国抓住外需回暖的有利契机，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培育外贸新动能，对外贸易量增质优成为今年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和“增长点”。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5.3%；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8%。外汇储备时隔9年再超3.3万亿美元，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 从发展质量看，“进”的步伐坚定有力。在经济稳定运行的同时，各方面锚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力促进了动能培育壮大、结构调整优化、民生持续改善。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看，科技创新持续赋能，新领域新赛道不断拓宽发展，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势头愈加明显。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1%、7.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15.9%、33.8%；航空航天等高端产业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光电子器件、虚拟现实设备、太阳能电池等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字经济方兴未艾，人工智能加快发展，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从绿色低碳转型看，传统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稳步推进，清洁能源快速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发展的“含绿量”提升。前三季度，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初步测算，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降幅比上半年扩大0.8个百分点；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5.8%，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从基本民生保障看，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兜底保障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41元，同比名义增长5.2%，其中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人均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分别增长11.5%、8.1%；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46，同比缩小0.05。 二、动态看，推动经济向上向好的积极因素明显增多 观察宏观经济运行，除了看基本面的运行态势，还要关注动态的边际变化。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果断出手，加快落实主要改革举措，加快实施存量政策，特别是9月下旬以来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实施，极大提振了市场信心，提升了发展活力，增强了内生动能，推动经济向上向好的积极因素明显增多。 9月份以来主要指标边际改善比较明显。随着存量政策加快落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以及一揽子增量政策及时出台、稳步落地，工业、服务业、消费、投资等主要指标出现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从生产端看，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比上月加快0.9个百分点，在连续4个月回落后首次回升；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5.1%，加快0.5个百分点。从需求端看，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比上月加快1.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与1—8月份持平，结束了4月份以来逐月放缓的态势；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国内出游人次、出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同比分别增长5.9%、6.3%。从市场价格看，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止跌上涨，10月中旬与9月中旬相比，流通领域50种重要生产资料中31种产品价格上涨、19种下降。作为供需状况的集中反映和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价格的回升释放出经济循环趋于改善、经济发展逐步向好的积极信号。 “两新”、“两重”政策持续发力显效。“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政策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也是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三季度以来，“两新”政策加力扩容，3000亿元国债资金全数下达，相关配套细则和支持政策陆续出台；“两重”工作持续发力，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加快推进。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政策效能加速释放，有效激发了内需潜力。前三季度，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6.4%，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6%，比上半年提高6.8个百分点；9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20.5%，比上月大幅加快17.1个百分点，汽车类、家具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均由负转正。在需求端改善的同时，政策效应也通过经济循环向供给端传导，推动相关领域生产加快。前三季度，食品制造机械、农产品加工专用设备、金属冶炼设备等与设备更新有关的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8.1%、34.6%、13.2%；新能源汽车、家用冷柜、房间空气调节器等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关的产品产量也保持较快增长。“两重”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实物工作量有序形成，为经济稳定增长注入更多动力。目前，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中用于“两重”建设的7000亿元全部落实到项目；已安排体现“两重”性质和国家意志的重大项目1465个，支持沿江高铁、东北高标准农田建设、“双一流”高校、城市地下管网、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三北”工程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市场活跃度有所提升。近期一系列利好政策接连出台落地，提升了股市和楼市活跃度，股市回暖上涨，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增加。9月份，沪深两市股票成交量由上月同比下降15.3%转为增长32.7%；截至10月22日，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收盘价分别比9月份低点上涨21.5%、32.3%。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但相关指标降幅收窄，表明政策对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发挥了积极作用。前三季度，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比1—8月份收窄0.9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收窄；新建商品房销售额降幅也收窄了0.9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收窄；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降幅收窄0.1个百分点。“十一”黄金周期间多地楼盘到访量和成交量上升，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逐步释放。 企业预期和信心逐步增强。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市场预期趋于改善，企业对下阶段生产经营总体看好。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49.8%，比上月回升0.7个百分点，其中生产指数为51.2%，上升1.4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一些重点监测的行业，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景气度都有所改善。9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PMI分别为53.0%、52.0%，比上月上升1.3、0.8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消费品行业PMI为51.1%，上升1.1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活跃度提升，9月份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企业经营信心有所增强。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四季度的综合经营状况预期指数环比、同比分别上升1.2、1.1个点。调查的6万余家规模以下小微工业企业中，预计四季度生产增速加快或持平的企业比重达84.4%，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 三、下阶段，中国经济向好发展态势有望不断巩固 今年前三季度，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稳”的态势有效延续、“进”的步伐坚定有力、“好”的因素正在累积，成绩的取得殊为不易。展望下阶段，我们既要看到挑战、困难、风险的一面，更要看到机遇、优势、有利的一面。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动能偏弱，全球经济碎片化程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地缘政治扰动持续，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中国经济仍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爬坡过坎期，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烦恼还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比如国内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一些领域风险仍待化解等。对于这些困难和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已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正在加力推进解决，一些问题已经有所缓解。同时更要看到，我国依然拥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强大的经济韧性潜力和有效的宏观调控等多重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兴力量也展现出蓬勃生机，中国经济向好发展有支撑、有基础、有底气。 从基本面看，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空间广等有利条件依然较多。从供给能力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和积淀，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便利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网络，产业门类全、产品品种多、生产质量优的优势持续显现，制造业规模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前三季度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2.2%，同比提高11.2个百分点。从市场空间看，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居民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需求潜力巨大，短板领域、薄弱环节和新领域新赛道投资还有很大空间，新型消费、新基建等领域发展活力也在不断释放。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达到37.9万亿元、35.4万亿元。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推进，需求潜力和发展空间还将继续拓展。从人力资源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8.6亿左右，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素质不断提高，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5亿，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目前我国已涌现出1.46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月份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20%以上。 从内在规律看，经济有望不断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归。我国经济发展起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资源要素约束增强，潜在增长率有所降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仍然偏低，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稳步推进，高储蓄率支持资本持续积累，人口红利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化，这些都决定了我国潜在增长率仍保持在中高速水平。综合相关机构的研究结果看，现阶段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在5%—5.5%左右。近年来受需求偏弱、循环不畅等影响，经济增速总体上低于潜在增长水平。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5.2%，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接近5%，环比连续9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展现了经济的较强韧性和回弹能力。下阶段，随着扩内需稳外需的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市场需求有望进一步扩大，带动经济循环改善畅通，有助于推动经济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归。 从动力支撑看，新质生产力不断创造新增长点。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国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对冲下行压力、增强上行动力。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贡献率达27.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24.4%，量子技术、5G通信、新能源等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正在逐步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还要看到，我国科技实力稳步提升，创新活动更加活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创新指数居全球第11位，比上年提升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下阶段，随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健全完善，创新潜能进一步激发释放，科技进步贡献率有望继续提升。 从政策支撑看，经济回升向好保障不断增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运行，近期许多领域出现积极变化，与有力有效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正在加力提效落实存量和增量政策，宏观政策合力有望逐步增强，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通胀率、财政赤字率、政府债务率较低，政策工具箱储备依然充足，加之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降息周期，将为我国政策发力创造更大空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将有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持续为经济平稳运行注入强劲动力。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策部署，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不动摇，统筹今明两年，兼顾当前长远，铆足干劲、狠抓落实，加快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中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中共国家统计局党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需要深入学习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深刻理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把握并系统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举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历史条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解决了我国改革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决定和部署，将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和实践也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新的重大突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广度和深度上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大着眼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心任务，进一步作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部署，提出新举措新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并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过程，是不断探索构建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生动实践的过程，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实践上的一个伟大创造。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89358元，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历史性解决，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国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达1.84亿户；市场决定商品价格基本实现全覆盖，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达97.5%；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货物贸易总额连续7年稳居全球第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激发和增强了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需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提供体制保障和动力保障。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理顺。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让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有效胜出，让更多优质资源要素向先进生产力和优势主体集聚，让更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广应用，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动力来源，不断夯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技术基础。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高品质生活的需要。随着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在不断升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聚焦就业收入、教育托幼、住房保障、健康医疗、养老帮扶、休闲娱乐等，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培育更加活跃更有创造力的经营主体，是实现高质量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丰富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供给质量的重要基础和根本途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分配制度、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需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其更加成熟定型，以制度的稳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内实现准入畅通、规则一致、设施联通和监管协同，对外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制度都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影响。国家能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很大程度上要看能否坚持好和完善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更好结合起来，不断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全面推进和重点推动相结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完成好以下重点任务。 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着眼于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方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加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治层面稳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深入推进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一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努力走在市场曲线前面。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对预算编制和财政政策的宏观指导，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统计制度对树立正确政绩观、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逐步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健全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加强新经济新领域纳统覆盖。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释放巨大而持久的经济发展动能。一方面，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完善“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的政策环境，规范压减对消费的限制性措施，对可以依靠市场充分竞争提升供给质量的服务消费领域放宽准入限制。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多元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领域建设。统筹“硬建设”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两重”项目建设。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要求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完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健全强化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重点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坚持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什么、推进什么，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一是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二是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三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四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五是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强化“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度型开放方面，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外资外贸方面，要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同时，要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因地制宜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必须准确把握各项改革任务的核心要义，科学制定改革任务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优先序，压实主体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加快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韩文秀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湖北考察调研时强调：“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要进一步抓紧抓实，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努力实现2024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善作善成。 必须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和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兼顾需要和可能，提出了全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其中，确定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目标在5%左右。这既充分考虑了当前促进就业增收、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也考虑了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并与“十四五”规划收官和谋划“十五五”规划相衔接。在我国经济总量基数已经超过127万亿元的情况下，实现5%的年增长率并不容易，需要全国上下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为之付出艰苦努力。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形势。从国际形势看，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地缘政治变化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不稳定性，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转向和西方社会针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打压遏制日益加剧。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济仍处在发展方式、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阶段，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相互叠加，调整的阵痛正在释放，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宏观数据和不同主体的微观感受也出现一定的“温差”。 面对今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正视困难，沉着应对，科学决策，及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科学认识经济形势，准确把握经济规律，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也是实施有效宏观治理的重要经验。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全面”就是既要看经济短期波动之“形”，也要观长期发展之“势”；既要看经济增长之“量”，也要看结构调整之“质”。以经济总量分析，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5.3%，二季度同比增长4.7%，三季度同比增长4.6%。虽然从同比看，季度GDP增速在缓慢下行，但从环比看，三季度GDP环比增长0.9%，高于二季度的0.7%，经济增长正在出现边际改善。以结构分析，在消费上，随着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显现，城镇居民改善型消费明显上升，9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量分别增长51%和20.5%，中秋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明显活跃；在投资上，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连续多月下滑后首次止跌回稳，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依然保持较快态势。在创新上，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效明显，前三季度集成电路产量、出口额分别增长26%、22%。在进出口上，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保持基本稳定，服贸会、进博会盛大开展，广聚各国客商。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出现的积极变化，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正在蓄积力量。 “客观”就是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有着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具有经济韧性强、人力资本充足、发展回旋余地大、制度优势明显等有利条件，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的坚实基础。但同时，我国改革发展中还存在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留下的“疮疤效应”尚未完全修复，要进一步稳定经济主体预期、增强信心、激发经营活力。中小微企业可能存在经营困难，要不断推动生产要素流动通畅。对这些情况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正视。 “冷静”就是能够保持定力，冷静观察形势变化，超前布局，谋定而后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决定中国经济前途命运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应对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决心。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化压力为动力，以改革创新精神着力化解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制定时度效相适应的一揽子经济政策，该果断出台的政策抓紧出台，该有力推进的政策必须加快落地，绝不能消极畏难、无的放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 切实用好一揽子增量政策发挥政策最大效应 为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要抓住重点、主动作为，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中央各部门协同发力，系统推进一揽子增量政策。比如，推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等一系列强有力政策；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在有效落实既有存量政策的同时，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出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包括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提出“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政策，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这项决定将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规模10万亿元，未来几年将大大缓解地方政府化债压力。 一个时期以来高密度、大力度、快节奏地推出并逐项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打出了政策“组合拳”，这在我国宏观调控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释放出强烈的促增长、稳预期、激活力、控风险的信号。一揽子增量政策安排，既重视发力解决当前经济运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着眼于巩固短期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更关注、更重视解决经济中长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其政策思路就是将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发展结合起来，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好的政策要取得好效果，关键在于实践层面的贯彻执行。破解当前经济运行的矛盾和问题客观存在“窗口期”，各方面要抓住时机，快速推进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但又必须充分尊重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和宏观调控的运行机理，不能盲目冒进、草率行事，需要注重政策协调，加强一致性评估，增强政策合力，发挥政策的最大效应。 用改革创新激发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发展来解决。问题促发展，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落实作保证。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未来五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我们要坚定不移以改革为动力，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担负起做好经济工作的各项责任，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主动作为、积极作为、创造性作为。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政治勇气，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真正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创造力。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士气宜鼓不宜泄。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凝聚共识，切实做好改革发展的舆论引导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筑牢全党全社会共抓改革共促发展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激发全社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只争朝夕，奋力开拓，努力实现2024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明年经济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社长 胡敏 | 金融透视 “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时代要求。 零售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处于商品流通的最终环节，是拉动消费的最终着力点。银行零售金融面向广大个人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与人民生活联系广泛、直接、紧密，是经济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银行零售金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跟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担当金融为民责任，不断深化人民金融新理念、新发展和新实践。 人民金融之银行零售的新理念 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金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金融领域的全面体现和生动实践，其本质就是以金融的力量践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①”，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有新发展理念。银行零售金融坚持“人民至上”发展思想，既是“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升华，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发展的应有之义。 新发展格局中的“国之大者”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是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金融是基础和重要支柱。金融业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枢纽和环节。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二者共生共荣，“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之要义。 零售金融是国之金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银行零售金融，以其不可或缺性，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财富积累、社会价值构建上，起到资源节点中心作用。践行零售金融工作的政治性，要围绕“让人民生活幸福”这个“国之大者”，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应百姓需求、尊百姓关切、从百姓所愿，便民、利民、惠民。 促进共同富裕的“为小为散”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银行零售金融在社会和百姓资金资产合理流动、保值增值与财富创造中，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金融调节功能外延和补充。 零售金融是民之金融。“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促进共同富裕中，银行零售金融因受众群体广泛性、金融需求包容性、三次分配工具性，其作用功能更为凸显。践行零售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围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坚决杜绝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向西方看齐论，摒弃“例外论”“特殊性”“优越性”“无关论”“业务需求论”，聚焦普通百姓金融需求的“小”与“散”，在共建、共享、共富中，维护广大百姓金融平等参与权与平等发展权。 超大特大城市的“惠城惠民”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未来五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支撑，其中超大特大城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零售金融是城之金融。城市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银行零售金融在参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优化城市空间格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区服务能力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践行零售金融工作的社会性，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人”是核心的城市理念，实现“人”与“城”的和谐发展，参与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美丽家园”建设，深化赋能社会治理、城市发展、社会保障的新理念。 人民金融之银行零售的新发展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确立了银行零售金融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的发展要求、方向和模式。 构建新发展格局，零售金融向“普惠为民”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发展，是为了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为满足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要求，零售金融更需“普惠为民”。 银行零售金融深化“普惠为民”发展，要扩大零售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范围、为金融体系稳定提供广泛的客户基础。新的发展，须破除“重物轻人”“重富轻弱”“重利轻义”的资本惯性，跳出垒大户、做大业务的狭隘，围绕为更多客户创造更大价值，着力减少服务广大百姓的金融荒漠和金融空白，将金融服务下沉和延伸至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创新出更多近民生、接地气、补缺项的金融产品，让各阶层百姓都有获得适当的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 推进供给侧改革，零售金融向“金融活水”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要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零售金融可提供更多选择。 零售金融深化“金融活水”发展，要遵循消费变化规律，把握金融“五篇大文章”内在要求，深度支持百姓住房汽车、餐饮旅游、文化体育、科学教育、养老医疗等消费需求，提振微观消费信心、提升消费信贷能力、扩大消费贷市场，提高消费能力意愿，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以服务于“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 增进民生福祉，零售金融向“增品提质”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内在要求零售金融围绕民生为客户创造价值。 零售金融深化“增品提质”发展，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发展，资源配置积极向百姓利益相关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体现在“共同富裕”上，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机制的基础上，探究金融助力第三次分配方式，发挥零售金融对客户日常生活存、贷、花、赚的中转功能；体现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向中等收入行列，发挥零售金融对客户资产和财富管理的增值保值功能；体现在“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上，发挥对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补充完善功能。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零售金融向“公共治理”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必然要求。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基础，根本在社区治理体系，核心在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零售金融主动融入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的新要求。 零售金融深化“公共治理”发展，要参与和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下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将金融服务下沉化、深度化、社区化；要维护好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树立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风险防范意识，守护好百姓钱袋子；要加快零售金融数字化转型，以银行广量高质的数据资源纳入政府地方数据治理体系，成为便民利民“一网通办”模块载体。 人民金融之银行零售的新实践 近年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上海农商银行”）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坚守“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的使命，在零售金融这个全行战略主阵地和主渠道上，积极推进转型发展、内涵增长、价值创造，积极开展银行零售的新实践。 践行人民至上，重塑零售金融“战略价值”贡献新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围绕建设服务型银行的使命愿景，摆正商业银行利润和客户利益的位置，切实把人民金融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在全行大零售板块承接落地。全行零售条线持续推进“只看当下”的“指标思维”向“立足长远”的“服务经营思维”转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丰富零售文化建设，从过往仅仅关注“指标、规模、当期、结果”向“价值”创造聚焦，将零售金融“价值”在实践中逐步深化为“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客户价值与银行价值”，即以义取利、利他利己、共创同赢、全面发展的“综合战略价值观”，尊重客户、尊重市场、尊重社会，在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作出贡献中获取应有的利润，推进全行零售业务可持续发展。 统筹量与质的发展，构建服务客户“提质增效”转型新体系。“推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既是对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又是上海农商银行零售金融高质量服务发展客户的标准参照。上海农商银行扎根本地70余年，服务个人客户数已超过2000万，面对客群基数增大、服务需求增多、个性要求多元的实际，把握客户规模增量和服务水平质效的关系，突出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三年来坚定不移地深化全行零售大转型，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主线构建“专业化经营”“产品服务”零售转型九大体系，优化大零售板块架构，建立分支行“网点零售负责人”“理财经理”“零售客户经理”和“零售条线产品经理”四支核心队伍，提供增值保值方案服务“客户四笔钱”，新建基础客群部扩展长尾客群服务，从践行零售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的高度，来提升服务客户的专业性。 针对百姓所需，构建零售金融“普惠大众”供给新矩阵。让市场中没有被金融忽视或遗忘的角落，是零售金融“民为邦本”、回归客户本源的价值所在。上海农商银行坚持零售与普惠金融伴行，聚焦客户有需求但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领域，深耕百姓日常生活的“老”“新”“难”三个重点供给。其中，“老”是指稳健专享，响应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针对上海进入时间早、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围绕助力社会养老服务保障，推出系列伴老品牌，上线个人养老产品组合（分仓）账户，创新以养老财富规划和多元化资产配置为核心的综合养老财富服务；“新”是指量身定制，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安居医疗等方面的需求，聚焦自主创业、服务行业、产业工人和新落户群体，提供涵盖农信银结算便利、社保卡即时办理、工会卡权益服务、健康及养老保障、信贷支持、置业创业融资等系列服务；“难”是指舒压缓难，针对客户在家装、购车、教育和旅游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推出以鑫e贷为核心的“1+N”数字化信贷产品体系，深耕本地、脱虚向实，住房按揭贷、个人消费贷、个人经营贷相互补充，联动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消费和经营双管齐下支持实体经济。2022年12月推出的“安享伴老财富规划账户”，能提供综合化、差异化、陪伴式特色金融服务，受到众多老年客户好评。 坚守长期陪伴，打造财富管理“专业稳健”价值新平台。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获得和享有。助力客户获得更多的“享有”，是上海农商银行零售金融回报客户、推进共同富裕的探索。针对工会卡、代发工资、养老三大客群，亮出“安享心生活、月享心生活和卡卡心生活”三大“口碑”品牌，让不同客户在不同阶段，享有全周期服务；构建客户权益体系平台，整合大零售（含信用卡）资源，在全体系、全渠道、全客户回馈客户权益，让客户享有价值回报；打造以财富管理为引擎的零售金融服务体系，在坚守长期、坚持陪伴、转型买方投顾、个性化资产配置方面，让客户在实现财富保值增值与资产传承中，享有专业服务。 与城市建设同频共振，优化做小做散“便捷服务”空间新布局。城市建设是经济、生活、生态、安全的多重组合，舒适便利是百姓宜居安居的首选。上海农商银行主动把握上海“三大任务”“五个中心”“四大品牌”建设，围绕“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城市空间新格局，推进金融资源的配置与上海城市发展战略匹配，全面盘点全行360个营业网点在上海城郊、乡镇、村的布局情况，围绕市区“升级城市功能的更新改造”“常住人口密集区”、郊区“五大新城”“城镇圈”“新市镇—大型居住社区”，针对金融服务空白点和布局不合理点，制定网点布局新三年规划方案，计划在2023年至2025年三年间，通过网点新设、迁址、升格与布设“心家园”公益服务站相结合的方式，与城市发展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人口分布同频共振，在做精“小”、做实“散”中，便民、亲民、利民。 融入社会发展，探索惠城惠民“共愿共美”赋能新路径。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的市政配套、公共设施、活动空间、便民商圈是百姓的日常生活支撑。“社区虽小，但连着千万家”。自2023年起，上海农商银行积极探索实施“心家园”公益服务项目，围绕“城市，让生活美好”，坚持金融机构基础设施的定位，把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直链百姓“15分钟生活服务圈”，把金融和非金融服务相结合，完善“心家园”社区综合服务方案，开展健康关爱、老年大学、社区舞台、家庭教育、农品惠购、居家生活、公益服务及综合金融等八大类服务，把零售金融资源融入共享于百姓“衣、食、住、行、育、乐”的“人间烟火气”。心家园“公益服务站”，坚持“下沉社区、投入民生；因地制宜、百花齐放；资源互补、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融相促。截至2024年7月25日，全行共建设905家“心家园”公益服务站，已建站点覆盖上海全市16个行政区、212个街道和乡镇，全部站点月均开展1000余场常态化、多样化公益服务活动，截至2024年6月末年内“线下+线上”服务人次达57万人次，在融入社会发展中，践行上海农商银行“尚德尚善、惠城惠民、至精至勤、共愿共美”的企业文化核心精神。上海农商银行“心家园”公益服务获得社会广泛认可，项目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上海金融创新成果奖三等奖，这是金融创新领域最具含金量的奖项之一；获得上海市国资系统企业文化建设优秀案例奖、中国银行业保险业“网点服务创新案例”奖、“奋斗杯”上海市青年金融业务创新大赛一等奖及责任云ESG公益先锋、第七届零售银行大奖“市民金融奖”等有含金量的荣誉。 注释： ①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94页。 上海农商银行副行长 张宏彪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这为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发展特别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提供了重要指引。如何深刻理解优化存量金融资源的内涵，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性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增长和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是当前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优化存量金融资源的内涵 新常态下，存量金融资源优化有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存量金融资源是指在特定时间点上，金融体系内已存在的、可用于融资和投资的资金总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金融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存量金融资源。截至2023年末，我国人民币贷款存量、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余额分别为237.6万亿元、378.1万亿元，2008～2023年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分别为14.8%、16.7%，显著高于同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在存量金融资源远大于增量的当下，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提升其运用效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可观动力。因此，有必要推动存量金融资源在经济循环中持续高效发挥作用，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 优化存量金融资源对商业银行具有重要意义 优化存量金融资源，是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一论断揭示了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金融资源变动的重要特征。在总量上，由于经济增速换挡，资本密集的第二产业比重相对下降，经济发展对增量资金的需求将逐渐降低，推动银行信贷等业务从侧重规模的外延式扩张转向侧重效率的内涵式发展。在结构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战略要求商业银行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等新兴领域倾斜，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提供相匹配的金融资源支持。因此，从产能相对过剩、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中有序回收存量金融资源，并将其投放到上述领域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截至2024年9月末，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12.0%、13.5%、14.5%，均明显高于一般贷款增速，银行业的金融资源配置调整已是“进行时”。 优化存量金融资源，是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有效平衡经营目标的必由之路。我国商业银行具备多元化的经营目标，囊括客户服务、股东回报、监管要求、社会责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等诸多方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优先考虑规模增长，通过快速扩张来实现对多重目标的兼顾。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营目标之间的权衡难度加大，单纯依赖规模提升的策略开始失效。从宏观环境层面看，低利率环境等因素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补充能力形成挑战。2019～2023年，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增加48.2%，但2023年商业银行净利润总额较2019年仅上升15.2%。利率下行引致的净息差收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银行业净息差为1.54%，增量与增收、增利之间的强关联性存在“松动”倾向。从监管环境层面看，银行监管体系正不断向精细化发展，对银行资产配置形成多重约束。2016年，人民银行推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信贷政策执行等指标纳入监管考核。2018年5月，《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实施，对银行的净稳定资金比率、流动性匹配率等提出新要求。2024年1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实施，标志着巴塞尔协议Ⅲ最终版在中国的全面落地和差异化资本监管体系的形成，这对商业银行的多目标权衡提出了新课题。从经营管理层面看，商业银行存量资产结构与新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错配，具有较大结构转型的迫切性。从商业银行贷款投向看，2023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37.59万亿元，其中房地产相关贷款余额为52.53万亿元，占比约为22.1%，基础设施贷款余额为37.57万亿元，占比约为15.8%；政府平台贷款余额约为32万亿元，占比约为13%，加上钢铁、水泥、煤炭等高耗能产业贷款，商业银行与新经济发展模式不匹配的存量贷款占比超过了60%。随着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上述存量资产的收益或大幅下降，潜在风险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资产结构调整和优化压力。因此，商业银行需要挖掘存量金融资源潜力，实现多经营目标之间的平衡。 商业银行优化存量金融资源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存量金融资产的总量和结构特征是“规模优先”发展模式的产物，而未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因此，商业银行应加快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在适度规模增长的前提下，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转型需求，从“存量优化、增量引导、风控调整”三方面入手，系统性地对存量金融资源进行优化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加快推动自身经营管理的质效提升。 多策并举，加快存量资产调整。商业银行存量金融资源优化的前提是对存量金融资源进行盘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策略调整。一是更新经营决策体系。商业银行存量资产的优化涉及表内外、前中后台等多个环节，因此，建议设立跨部门跨条线的存量金融资源盘活领导机制，发挥统筹引领作用，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重新审视新常态下增量与增收、增利之间的关系，淡化对规模、增量指标的考核，并将存量资源盘活相关指标纳入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加强其对存量金融资源盘活最新政策、前沿实践的理解，推动知识结构适配。二是改进存量金融资源盘活流程。商业银行存量金融资源种类繁多，需要进行科学分类，精准施策。建议对存量金融资产进行专项盘点，并按照行业、资产属性、资产质量及资本市场状况进行科学分类，以便对存量金融资产进行有针对性的价值提升和盘活。同时加大对资产证券化、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创新金融工具的运用，加快对地产、消费、基础设施类存量资产的盘活，降低存量非“新”资产对信贷额度和风险资产的占用。三是加强与资产管理公司（AMC）等外部方的合作。加快不良资产认定并将其卖断给AMC，释放新增信贷投放空间。积极落实最新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和经营需求，将部分尚未划入不良资产类别的风险资产提前转让给AMC进行处置。在不良资产真实、洁净出表的前提下，与AMC进行反委托处置合作，弥合买卖双方分歧、促进交易达成和资产出表。四是加大客户结构的调整。存量金融资源的优化，关键在于客户结构的调整，商业银行应紧扣“五篇大文章”，加快对存量客户结构的调整。在批发银行业务方面，要稳步压缩房地产、平台及“三高”客户的占比，加大对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客户的投入；在零售业务方面，稳步压降房贷客户的占比，加大对个人生产经营贷、消费贷客户的投入，通过客户的调整带动存量金融资源的优化。 向“新”而行，加快资产结构优化。商业银行金融资源的优化，必须锚定培育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通过新产业、新动能、新模式等增量金融资源的导入，推动现有存量金融资源结构的优化。一是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协作。由于新质生产力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新技术、高成长的特点，与商业银行重抵押、重资金流的业务导向存在较大偏差。商业银行应加大与外部机构的合作，通过建立产业对接会、行业专家库等形式，借助外力快速提升服务新经济的能力。建立与政府部门等外部机构的联动机制，动态更新金融资源投放的重点领域，加强对信贷需求的动态监测和识别，实现对新兴产业的有效支持。二是健全增量引导激励约束机制。根据结构性货币政策中的激励相容机制，设计相应的考核指标，加强对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用，降低优化过程中的成本和资源占用。可通过调整内部转移定价（FTP）提高全行向新兴领域投放信贷的积极性主动性。新兴产业业务的成熟度和风险特性与传统业务不同，可针对合意的信贷业务投向，制定有针对性的尽职免责细则，精准定责、合理免责，提升经营机构“愿贷敢贷”的积极性，提高增量金融资源引导效率。三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大以“不看报表、看含量”的“技术流”信用评价体系为支持的信贷产品创新，支持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发展。 技术为先，加快风险体系完善。商业银行存量金融资源的优化，核心在于风控理念和风控模式的升级和调整，要构建与经济新的发展动能相匹配的风控体系。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商业银行应将基于“技术流”评价的智能化数字化风控体系与存量金融资产优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制定明确的分步骤实施计划，保证风险管理体系“数智化”转型在全行经营战略中的地位和有效落实。二是构建完备的数据生态。商业银行是多元化数据的生产者和汇聚点，但受限于数据的非结构化和“孤岛化”，相关价值远未得到充分开发。可加大对各类数据的采集力度，并将其结构化、标准化，进而在合规前提下形成各部门共享共用的“数据海洋”，充分挖掘数据的业务价值，为风控能力提升奠定基础。三是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强对数据挖掘、客户画像、大语言模型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全面分析客户交易习惯，形成风险全息画像，提高对存量金融资源风险变动监测的实时性和准确度，同时紧密围绕科技型企业成长周期和特征，将传统重资产、重现金流风险管理模式向重创新成果产出、重产品核心竞争力、重创新资源投入及外部支持的风控模式转变，以风控体系的完善引导带动存量金融资源的优化。 渤海银行合肥分行 李威；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任点点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应用愈来愈广泛，所带来的影响也愈来愈深远。就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相关前沿研究进行综述，可明确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二者在金融交易中的具体应用，从成本、速度与安全性等角度就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对金融交易的变革性影响进行阐述，对金融交易中的深度应用进行合理地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金融交易，政策建议 一、引言 当前，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已成为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因作为新兴技术，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安全性高等优势，能够为金融交易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并就重塑传统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发挥应有的作用[1]。通过深入分析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理论基础，结合二者的具体实践，对二者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应用进行探讨，以期为金融行业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理论基础 （一）数字货币经济学解析：发展、定义与金融定位 数字货币作为一种基于去中心化网络与密码学原理而产生的电子资产，其具有独特的价值储存、交换媒介等功能，使得其已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回顾数字货币的发展历程可得出，不管是从比特币的初步探索，还是到当今多样化数字货币市场的形成，其发展的每一步都是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与融合。数字货币的兴起，不仅彰显了其去中心化、匿名性与安全性等技术优势，还在经济领域开辟了新的交易模式与价值传输方式。 基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宏观背景之下，数字货币的地位已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理由在于，数字货币优化了跨境支付、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操作程序，对传统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数字货币的崛起，激起了中央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探索，引发了对货币体系、金融监管的深刻反思。正因如此，数字货币在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已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值得学者们持续地关注与深入地探讨。 （二）区块链技术：核心理念、架构与场景适用性解析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其核心理念就在于去中心化、数据不可篡改与共识机制等方面[2]。现在看来，这些理念一方面颠覆了传统的中心化数据处理模式，另一方面又为数据的安全与真实性提供了更可靠的保障。首先，在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理念之中，去中心化可看作是其基石。原因在于，去中心化打破了传统的数据由单一机构或服务器控制的局面，这使得数据在所有的参与节点上都能得到同步验证[3]。如此一来，该分散式的数据存储与处理模式在增强了数据可靠性的基础之上，还降低了单点故障的风险。其次，数据不可篡改是区块链技术的另一大核心特点[4]。通过使用加密算法、时间戳等技术手段，区块链能够确保一旦数据被记录便很难被私自修改或删除，这使得区块链技术在需要确保数据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应用场景中具有显著优势。最后，共识机制也是区块链技术的一大特点。共识机制即为在众多参与节点之间达成共识，这是区块链网络正常运行之关键。目前，就区块链技术的共识机制而言，使用最为广泛的是“工作量证明”与“权益证明”这两种。这两种共识机制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激励节点参与验证与记录数据，以此来确保网络的安全稳定。 就区块链技术的架构层面而言，其包括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与应用层等多个组成部分。其中，数据层负责数据的存储与加密，网络层负责节点之间的通信与数据传输，共识层则负责节点之间的共识之达成，而应用层便是负责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之中。具有如此完整的架构之后，区块链技术在各种场景中均展现出了广泛的适用性。譬如，在金融领域，区块链技术能提升数字货币交易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在供应链中，它可实现产品溯源防伪，提高效率；在公共服务领域，则能用于身份验证和记录保管，促进政府服务的公正公开。 （三）数字货币与区块链交融：金融体系效应解析 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的结合不仅推动了金融交易的技术创新，还在经济学与金融学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交融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金融模式的根本转变。数字货币利用区块链的优势，实现了去中心化交易，从而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效率。而且，通过智能合约，复杂的金融操作变得浅显易懂，如自动执行合约、条件支付等，这是传统金融体系无法比拟的。 如前所述，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的交融对传统金融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数字货币的兴起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新的挑战。理由在于，中央银行很难控制数字货币的发行与使用，这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能会发生相应变化，故中央银行需要重新考量其货币政策。第二，金融市场的结构与运行方式会受到数字货币与区块链交融的影响。传统金融市场依赖中心化机构，而数字货币交易却更加的自由灵活，不受时空限制。这一变革或将重塑金融市场竞争格局，新兴数字货币交易所和去中心化金融平台正逐渐崛起。第三，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的交融对金融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货币的匿名性和跨境性之特点使得传统金融监管难以应对，监管机构急需创新监管技术与方法。同时，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结合带来的去中心化特性可能加速金融风险的传播，因此监管机构还需强化风险预警与防控。 三、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在金融交易中的深度应用 （一）数字货币金融交易研究：效率、成本与市场接受度 首先，在效率方面，数字货币作为如今的一种新兴金融交易媒介，其高效率特点在交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某区块链平台上的即时结算系统为例，该系统利用数字货币进行资金结算，实现了快速的交易确认与结算[5]。相较于传统金融体系中繁琐的结算流程，数字货币的即时结算功能大大提高了资金流转的速率，进而提升了整个交易的效率。其次，在成本方面，数字货币亦展现出其显著的优势。就传统的金融交易而言，其过程中产生的中介费、手续费及货币转换费等成本较高。但在数字货币交易中，由于没有了中间环节使得交易双方能够直接进行点对点的交易，故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这样一来，不但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益，还为中小企业与个人提供了更为便捷、低廉的交易渠道。最后，就市场接受度而言，数字货币正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6]。当前，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与企业正尝试将数字货币纳入其业务范畴，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随着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货币技术的不断成熟与普及，其未来的市场接受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二）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中的应用 正如前文所述，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逐步成熟，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围绕区块链技术在去中心化金融（DeFi）和智能合约方面的应用进行探讨。 一方面，去中心化金融（DeFi）作为区块链技术的典型代表，正逐步改变传统的金融生态环境。去中心化金融（DeFi）即通过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之特性，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去中心化、透明化与不可篡改化，该方法大幅提升了金融系统的效率与安全性。借助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金融（DeFi）实现了跨境支付的即时性，且其产生的成本非常低，这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新的可能。不过，去中心化金融（DeFi）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监管的缺失、技术安全性的保障不足等。因此，接下来就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发展而言，需综合考虑技术、法律与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另一方面，智能合约作为区块链技术的另一大应用，其在金融交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7]。智能合约通过自动执行预设条件来实现交易的自动化与智能化，以此大幅度减少人为干预与欺诈的行为。如今，在金融领域，智能合约被广泛应用于衍生品交易、保险合约与贷款发放等多个场景，这为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可是，智能合约同样存在如代码的安全性存疑、法律认可度不高等[8]。故此，在推广智能合约的应用时，需要不断地完善相关技术标准与法律规范，以确保其健康、稳定地发展。 （三）数字货币与区块链交易模式对比传统金融：优势与挑战 同新兴的基于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的交易模式相比较，传统金融交易模式的优势便在于其具有深厚的市场基础与成熟的监管体系。传统的金融交易模式到今天已经有数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交易规则与监管机制，这很好地维护了市场的稳定性与交易的公平性。而且，从传统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其拥有丰富的金融产品与专业的服务团队，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金融服务。 然而，传统的金融交易模式发展到如今已存在不少的问题[9]。首先，传统金融交易模式下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昂，这是其主要问题之一。高昂的交易成本，如手续费、税费、时间成本等，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交易的效率与灵活性。其次，传统交融交易模式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以来备受诟病，因为该问题容易导致不公平的交易发生，并产生诸多的市场操纵行为。最后，传统金融交易模式往往会限制跨境交易的进行，如货币兑换、支付清算等，这增加了交易过程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相比之下，基于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的交易模式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该模式通过去中心化的处理方式实现了数字货币的点对点交易，这一特性使得资金可在短时间内快速、安全地转移，而无需经过繁琐的银行体系进行。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增强了交易的透明性与可追溯性，这有效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与欺诈行为的发生。此外，在这一模式下，跨境交易也变得更为便捷，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新兴的模式有其独有的优势，却也因此面临着不一样的挑战[10]。首先，该模式的主要问题便是监管的缺失。前文已反复提到过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性，正是由于该模式的这一特性，使得监管机构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从而易于导致市场操纵与其他非法活动的发生。其次，数字货币价值的不稳定性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数字货币缺乏稳定的价值锚定，使得其价格易受市场与政策的影响而大范围波动，极大地增加了投资风险。最后，区块链技术也面临安全性和可扩展性的挑战。虽然该技术本身安全性较高，但仍可能遭受黑客攻击或网络故障。同时，随着交易量的增长，其可扩展性也存疑。 四、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对金融交易的深层变革 （一）数字货币与区块链重塑金融交易：成本、速度与安全的革新 在当前的金融体系之中，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融合越来越深入，正在引领一场金融交易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下面将从交易的成本、速度与安全性三个核心维度出发，对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如何重塑金融交易模式进行必要的解析。 首先，就交易成本而言，产生了去中介化与成本的优化。如上文所述，传统的金融交易往往会产生诸如中介服务费、手续费等高昂的交易成本，而数字货币的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明显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因为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使得交易的记录与验证减少了中介机构的参与，有效地节约了各种费用的开支。并且，信息的透明性与可追溯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公平性，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额外成本。 其次，从交易速度的角度来看，提高了即时性与资金使用效率。传统的金融体系之中，交易的速度受制于中心化的处理方式与繁琐的清算流程；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账本的即时更新机制，大幅地提升了交易速度。在该机制的作用下，交易一旦被区块链网络验证成功，即可实现即时清算与结算，资金可迅速到账，这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最后，从安全性的视角出发，进行了加密技术与信任机制的革新。无论是在何种金融交易模式之中，安全性均是金融交易中的核心问题。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通过先进的加密算法与分布式账本技术，为金融交易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在新模式之中，每一笔交易都被加密并存储在区块链上，故所有的交易记录与资金流向均是公开、透明且不可篡改的，这极大增强了交易的信任度。同时，通过引入智能合约还能进一步减少人为的干预，提高了交易的自动化与准确性。 （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重塑金融市场：权力与习惯的新格局 随着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逐渐渗透，金融市场的权力结构和交易习惯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接下来将从学术角度出发，深入探讨这两大要素如何对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使金融市场的权力结构发生演变。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之中，大型的金融机构往往因其本身庞大的资本规模、信息优势与业务网络，从而长期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崛起，这一传统的权力结构正在被逐步解构。一方面，数字货币，特别是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降低了交易双方对于中介机构的依赖程度，其点对点的交易方式削弱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对于信息的垄断，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市场压力，使市场参与者均能更平等地获取信息，从而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 第二，使金融市场的交易习惯进行了重塑。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同样对金融市场的交易习惯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数字货币的全球化、即时性等特点，极大地改变了跨境支付的交易习惯。理由在于，传统的跨境支付流程繁琐、成本高昂，而数字货币却能实现迅速、低成本的全球范围内支付，这无疑使交易的效率与便捷性得到了提高。其次，区块链技术的引入使得每一笔交易都能被公开验证，防止了不良交易行为的发生。最后，智能合约等自动化工具的应用也在改变着交易执行与结算的习惯。 因此，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正从权力结构与交易习惯这两个方面不断地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应用，期待能够建立一个更加高效、公平和安全的市场。 五、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在金融交易的前景与政策建议 （一）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在金融交易中的未来趋势分析 在深入研究当前的技术进展与市场发展态势的基础之上，下文试图对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交易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合理分析。 第一，数字货币在未来的高度普及与金融生态的重塑。数字货币在未来的交融交易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为其具有便捷性、安全性与全球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随着公众对数字货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再加之国家政策的逐步放开与支持，数字货币非常有望成为未来的主流支付手段之一。而如若数字货币成为主流的支付手段之一，那将会重塑金融生态，促使传统的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以适应市场的新需求。 第二，区块链技术将推动金融交易的透明化，并提升其安全性。区块链技术的核心机制——去中心化、数据不可篡改与分布式账本，能够为金融交易带来前所未有的透明度与安全性。因此，在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在金融交易中的应用将会越来越普遍，金融交易的透明度与安全性也将随之越来越高。 第三，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将共同促进金融的创新与监管的协同发展。未来，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融合得更加深入，这将催生更多的金融创新，同时也会产生更多的监管难题。因此，未来金融机构将积极探索基于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新产品与新服务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同时，监管机构也将为适应技术变革的需要，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体系，以此确保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二）推动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发展的国际政策建议 为确保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兴起在金融交易中的合规与有序应用，特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以期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促进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第一，确立明晰的法律框架。各国政府应根据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独特性，结合本国国情，明确其在本国的法律地位与相关的权利义务。譬如，完善对数字货币的发行、交易、税收等环节的法律规定，以及对区块链技术的合法性、数据保护、智能合约的执行等方面进行明确的界定。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框架，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稳定的法律预期，进而促进技术的合法应用。 第二，构建多维度的监管体系。针对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特点，应思考如何构建多维度的监管体系。例如，可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技术的监督、风险评估与处置工作；建立全面的监管指标与风险评估体系，对市场动态进行实时监控；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应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可追溯性的特点，针对性地提高监管的透明度与效率。 第三，加强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具有跨国性的特点，因此各国应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具体来说，可以通过签订国际协议、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等方式，共同应对跨境交易中的风险与挑战。同时，可推动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操作规范，以促进相关技术的全球互通性与兼容性。 第四，推动学术研究与技术交流。政府加大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支持力度，能够深化各国学者对于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理解。通过设立研究基金、建立学术交流平台等方式，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学者进行沟通与合作，以此增加各金融机构、科研机构与高校等开展联合研发项目的机会，最终推动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第五，注重人才的培养与知识的普及。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存在一定的技术壁垒，故政府需要注重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比如，制定优惠政策、完善人才评价机制等方式，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于这一新兴领域；加强知识普及工作，提高公众对技术的认知度与应用能力。 综上所述，若想推动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合规、有序发展，需要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采取确立明晰的法律框架、构建多维度的监管体系、加强国家政策协调与合作等措施，可为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李三希，张明圣，刘希.区块链产业发展：经济特性与中美路径差异[J].产业经济评论，2024（2）：14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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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霞.区块链技术背景下金融监管的逻辑重塑与路径展望：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探讨[J].法律适用，2024（1）：166-176. 作者简介：张静波（2000-），男，汉族，贵州毕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行政、数字金融。 贵州大学法学院 张静波 | 产业追踪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奶业是农业现代化的代表性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必然选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奶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开始不断应用到奶牛养殖、生鲜乳运输，以及乳制品加工、销售、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养殖环节，数字化可以帮助牧场降低饲料、疫病防治、人工等环节的成本，有效提高牧场生产效率，保障牧场质量安全水平，帮助牧场实现精准化管理决策，为行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未来，在养殖成本增加、环境约束趋严、外部挑战加剧的背景下，奶业数字化将成为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奶业数字化，智慧养殖，精细化管理，数字化决策 0 引言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智能化蓬勃发展，全球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将对产业发展产生全方位、深层次、革命性影响。近年来，我国推进数字化发展力度不断加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国家大力推动奶牛养殖标准化发展，规模化、机械化逐渐成为奶牛养殖的主旋律，为奶业数字化提供了坚实基础。加快推进奶业数字化转型，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必然选择，更是向高质量迈进的必由之路。 1 当前国内奶业数字化发展现状 1.1 国家高度重视奶业数字化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国办发〔2018〕43号）明确提出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推广应用奶牛场物联网和智能化设施设备，提升奶牛养殖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1号）明确提出要提升畜牧业信息化水平，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在畜牧业的应用，提高圈舍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2022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十四五”奶业竞争力提升行动方案》（农牧发〔2022〕8号）明确提出支持养殖场开展“智慧牧场”建设，对饲喂、挤奶、保健、防疫、粪污处理等关键环节设施设备升级改造，推动基于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智能统计分析软件终端在奶牛养殖中的应用，实现养殖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同时配套设立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资金支持，推动奶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1.2 企业积极布局奶业数字化 奶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随着中国奶业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和集约化发展，带动中国奶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国内外奶业设备供应商以及信息化企业加快布局奶业数字化。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通过进一步挖掘牧场积累的挤奶、饲喂、繁殖、健康、设备性能等奶牛养殖的海量数据，更好地去发挥数据的作用，助推着中国奶业数字化技术应用向高端、前沿、纵深方向发展，助力整个产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利拉伐作为世界领先的牧场挤奶设备和全方位解决方案供应商，在牧场所需的智能化和数字化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方面也一直走在前列。自1979年深圳光明华侨农场引进全国首套利拉伐奶设备，建立新中国第一个奶厅以来，利拉伐长期为中国奶业引进和输送先进技术；1989年，利拉伐在广州设立办事处，1996年在广州正式成立公司，加快在中国的业务发展；2004年，利拉伐VMSTM系列产品首次引进，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蒙牛示范牧场落地应用；2016年，第一套BCS3D扫描奶牛智能体况评分系统和第一台药浴机器人TSR在国内运行；2017年，利拉伐推出“智汇”牧场理念，希望携手全产业链从业者，将利拉伐乃至整个产业链的智慧汇集于牧场，帮助牧场实现可持续养牛，为中国奶业发展探求更好的解决方案；2019年利拉伐在中国正式发布最新一代自愿挤奶系统DeLaval VMSTM V300，预计至2024年底，利拉伐挤奶机器人在中国将有超过200台设备投入使用，服务牛头数将过万头；2022年底，利拉伐在中国正式发布了最新一代模块化、信息化、数字化的转盘式挤奶系统旗舰E500，旨在满足当下以及未来规模化牧场的需求。据荷斯坦杂志《2024中国奶业统计资料》显示，2023年度中国高产牧场中，利拉伐挤奶设备使用占比达44%，持续保持领先。阿菲金也打造了智能化、数据化的阿菲金管理系统，并已在国内首农畜牧、光明牧业、中垦乳业、呼图壁种牛场等国内知名牧业企业的牧场广泛应用。除此之外，莱力、安捷伦科技等国外的挤奶设备供应商、信息化公司也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布局中国奶业数字化、智能化。丰顿等国内奶业信息化企业也在积极推动“互联网+”与现代养殖业的跨界创新融合，提供精准化种养、体系化监测、网络化服务和大数据服务，促进养殖业上下游产业资源整合，实现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6]。 2 数字化是推动奶业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数字化可以让奶牛养殖变得更高效，对环境更友好；同时还让整个产业链更加透明，实现原奶质量的追踪，保证中游产品加工质量，保障终端消费者信心，进而拉动中游加工和上游养殖，让整个产业链动起来，最终推动产业高效、可持续发展。 2.1 数字化有助于提高牧场生产效率 牧场通过应用挤奶机器人、先进的转盘挤奶设备以及智能化牧场管理软件和技术，提高牧场的生产效率。一方面，提高牧场人员的工作效率。如利拉伐最新一代转盘式挤奶系统旗舰E500，转台更大、转速更快，功能更智能，可满足大规模牧场在挤奶效率以及人员工作效率上的更高追求。120位（荷斯坦牛）转盘的最快转速可达3.6s/牛位，128位（娟姗牛/杂交牛）转盘的最快转速可达3.38s/牛位；转台可自动赶牛、自动根据牛群调节转速；挤奶人员通过交互式挤奶控制面板和智能转台控制器可以掌握整个转台的运转以及牛群的挤奶情况，更快、更方便的进行挤奶、分群等操作；配合利拉伐流量响应挤奶技术（包括动态响应自动预刺激技术FAS和动态响应真空调节技术FAV），还可进一步减化挤奶人员操作流程，缩短挤奶时间，实现每小时挤奶牛头数以及单个人员负责的牛只数量的进一步提升。VMSTM V300挤奶机器人使用先进的TOF摄像头和智能识别系统，可以自我学习，动态追踪并且记忆奶牛乳头位置，实现拟人式的更快、更准的套杯、药浴，可满足70头左右奶牛的日常挤奶需要。配合可根据牧场需要量身定制的奶牛交通设计，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人员赶牛的工作强度，可极大减轻牧场用工负担。除此之外，精准繁育、精准饲喂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也大幅减少人工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新技术可以帮助提高牛的生产效率。利拉伐动态响应自动预刺激技术（FAS）和动态响应真空调节技术（FAV）可以给予奶牛个性化的、流程一致的有效预刺激，根据每头牛的奶流情况调整真空水平，实现更短的挤奶时间，减少乳头承受压力时间，在提升挤奶效率的同时保护乳头末端状况和乳房健康；而挤奶机器人VMSTM V300在实现奶牛“自愿挤奶”的基础上，4个乳区独立预刺激、套杯、挤奶、脱杯，还可实现智能脉动调节，个性化的挤奶在最大限度榨乳的同时有效避免过挤，保障奶牛健康，最终实现高产、提高生产效率。 2.2 数字化有助于降低牧场生产成本 在繁育环节，牧场通过奶牛发情揭发技术，及时、准确揭发奶牛发情时间，减少人工巡圈时间，获得最佳的配种方案，提高配种效率。如利拉伐最新一代VMSTM 300挤奶机器人可搭配使用ReProTM精准繁殖监测系统，动态监测牛奶孕酮水平，结合奶牛的基本信息，对每头奶牛的繁殖状态做出诊断，帮助牧场更高效、精准的进行繁殖管理。加拿大魁北克省Comestar Holstein牧场在2020年新建机器人牛舍，使用6台VMSTM V300挤奶机器人对360头泌乳牛挤奶，并配合ReProTM精准繁殖监测系统，当年兽医费用仅为以前的一半（注：兽医负责配种繁殖工作）。在饲喂环节，饲料成本占到70%左右。目前，奶牛全混合日粮（TMR）饲养技术已近普及，通过数字化实现奶牛精准饲喂，能够综合粗饲料、精饲料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添加剂精准配比，满足奶牛营养需要，确保奶牛采食更加科学合理。在疫病防控方面，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有效降低疾病防治成本。利拉伐Plus平台的预测应用，可以全面综合分析牛群及个体级别的动物未来健康状况，针对具体牛只给出多种奶牛疾病风险预警，帮助牧场优化挤奶、饲喂、繁殖和健康表现。再以利拉伐VMSTM V300自愿挤奶系统的乳房炎检测指数MDi这一功能为例，可实现牛只层面的乳房炎疾病风险预警以及乳区层面乳房炎相关计数（如血乳、电导率）监测并预警，在乳房炎发生前干预，实现直观、量化的疾病风险提示，节省治疗、人工以及后续的牛奶损失等一系列成本。 2.3 数字化有助于牧场提升质量安全水平 质量安全是牧场发展的根本，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广泛应用，可有效提高牧场质量安全水平。一方面，保障原料奶质量安全水平。利拉伐挤奶机器人VMSTM V300通过对原料奶中体细胞、血乳的及时检测，对不合格原料奶进行分流，保障原料奶的质量安全。此外，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信息采集设备，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分析，牧场可以及时识别病牛、预判疾病发生风险，有效预防疾病发生，保证奶牛健康福利，进一步提升牛奶质量的基础。另一方面，保障奶牛在挤奶时的安全。如利拉伐E500转台，通过配置智能化的转台控制以及驱动备份，根据实际情况动态确定最大安全转速，即便在多个驱动停止的情况下，驱动备份依然可以维持高效挤奶。 2.4 数字化有助于牧场精准化管理决策 配备系统的数字化设备的牧场，尤其是在奶牛发情揭发、体况评分等环节，借助数字化、智能化设备替代人工经验识别，对于提升牧场开展精准化管理、实现科学决策具有重要作用。比如，在奶牛体况评分方面，更多的是关注不同牛群的平均体况，以了解干奶牛、新产牛、泌乳牛在达到峰值产量前后等等不同时期的体况，主要应用于奶牛的营养管理。利拉伐推出的BCS3D扫描奶牛智能体况评分系统，在统一标准下实现自动监控每头奶牛、每圈奶牛、每个泌乳阶段的体况评分。BCS3D扫描奶牛智能体况评分系统可有效减少人工体况评分的人工和时间成本，同时也解决了不同打分人员对体况评分标准的主观认知不统一导致的数据一致性、准确性欠佳，更为重要的是可有效化解体况评分数据获取不及时等问题，实现实时跟踪体况变化异常奶牛。准确、完整的体况评分数据也会为人工智能的疾病准确预测、牛群精准管理等功能带来帮助。在奶牛繁殖方面，传统的做法是牧场通过计步器进行发情揭发，但随着奶牛站立发情减少、安静发情逐渐增多，加上环境变化干扰，计步器发情揭发率不断下降，容易错失配种时间，多数牧场仍需要结合人工判断发情。而人工手检和B超检查出来耗时耗力、效率低之外，结果不确定也在增加。利拉伐的ReProTM精准繁殖监测系统通过监测孕酮这一奶牛维持妊娠的必要激素指标，通过在奶牛挤奶的同时无应激获得检测数据，结合帝波罗生物模型，对奶牛的繁殖状态进行诊断，准确预测奶牛的发情时间，自动给出发情（包括安静发情）预警、怀孕确认、流产预警、产后乏情、黄体囊肿、卵巢囊肿等繁殖异常预警，并可给出繁殖管理的具体工作标准流程，最终实现将奶牛发情数据转化为有用的管理信息，实现“精准管理决策”。 3 奶业数字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奶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奶业数字化标准不完善、信息孤岛现象严重、数字化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能力不足等问题亟待改善。 3.1 奶业数字化标准亟待完善 目前，瞄准奶牛养殖智能化信息化产品研发的企业和产品日益增多，但同类型的产品，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产品间不兼容问题严重。在以往的牧场调研中，奶农多次反映挤奶设备和挤奶管理软件与牧场管理软件标准不统一，接口不兼容，挤奶管理软件自动获取的产奶量数据无法直接导入牧场管理软件。同样的产奶量数据，不同品牌的挤奶管理软件的产奶量单位也不一致，需要转化成同样的单位，转化的过程中易出错。 3.2 信息孤岛现象严重 所谓信息孤岛，是指在一个单位的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无法顺畅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流动，这样就会形成信息孤岛。目前，多数牧场TMR饲喂、挤奶、发情监测等均建立了相应的系统，产生了大量的生产数据，但各系统间因品牌不同，尤其是数据标准缺乏、接口不统一，数据比较分散，信息孤岛现象严重。 3.3 数字化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能力不足 当前奶业信息化的发展，更多关注点是数字化设备的应用，对于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利用不足。一方面，对于已有系统、硬件资源和技术所产生的数据仅仅用于日常工作，对数据的关联性应用不足，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实现有效利用程度不高。另一方面，缺乏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高级分析预测模型应用偏少，对牧场生产能力、奶牛生产力预测、疫病预警等方面的精准模拟和预判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牧场管理决策。 4 结论与展望 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信息技术正在加速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代表性产业，奶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也提交了亮眼“成绩单”。无论是在养殖环节，还是在运输、加工，乃至销售、仓储、物流环节，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都显著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生产成本，也有效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可以说，奶业数字化建设符合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也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养殖成本增加、环境约束趋严、外部挑战加剧的背景下，奶业数字化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将是奶业数字化的下一个焦点。人工智能通过挖掘数据中隐藏的规律，提升牧场的数据价值，助力牧场面向未来，取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6/11/content_5297839.htm，2018-06-11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27/content_5547612.htm，2020-09-27. [3]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奶业竞争力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EB/OL]. http：//www.moa.gov.cn/nybgb/2022/202204/202206/t20220607_6401741.htm，2022-06-07. [4]董晓霞.挤奶机器人助推中国奶业数字化转型升级[J].中国乳业，2024（5）：2. [5]韩萌.中国奶业的数字化与挤奶机器人的现在和未来[J].中国乳业，2024（5）：3-7. [6]张震，薛永康，郭庭军，等.中国奶业信息化发展思路之我见[J].中国奶牛，2018（4）：48-52. [7]一文读懂ReProTM——VMS的好伙伴，牧场繁殖好帮手[EB/OL].https：//mp.weixin.qq.com/s/M_9lGrQZTXtHzuIp4mjDpQ，2022-08-18. [8]我们不再需要兽医来让奶牛怀孕了，我们百分之百信赖VMS[EB/OL]. https：//mp.weixin.qq.com/s/JMPizeoQbo4Tbj5TJE19Cg，2023-07-30. [9]陶刚，梁海军，郭利亚.我国奶牛养殖生产信息化发展现状分析[C].中国奶业大会论文集，2014. 作者简介：张超（1983-），男，甘肃平凉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畜牧经济；田园（1991-），女，北京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畜牧经济；王礞礞（198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畜牧经济。 通信作者：韩萌（1993-），女，北京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畜牧经济。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张超 田园 王礞礞 韩萌 “在我国，煤炭作为能源的属性依然能够保持一段时期，但主要是为了配合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因此，未来的煤炭资源将更多是作为资源的属性进行高附加值开发。” 近年来，全球政治博弈下的能源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方面，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种类选择的多样性正在变窄，绿色能源需求强劲但面临投资巨大且技术不稳定难题；另一方面，局部地缘冲突下，全球能源供应链条变得十分脆弱，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而我国在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下，一次能源需求仍处于刚性增长阶段，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走高。做好做足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尤其是煤基新产业的大文章，对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意义重大。 立足国情，不断提高煤炭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水平 要始终立足国情保持战略定力，推动煤炭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积极稳妥地“保煤”“进煤”和“退煤”，为形成能源新质生产力贡献力量。煤炭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基本要求是清洁高效集约化利用，突出特征是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具体体现为在现有煤炭产业链基础上强链、补链、延链、稳链，全面推进煤炭上、中、下游相关产业的提质增效。 过去十年，我国实现了三个方面的长足进步：一是以较低的煤炭消费增速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二是燃煤清洁发电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且仍在不断进步。三是我国在煤炭洗选技术和能力上有了显著提升。 同时，我们要看到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入洗率方面，工业发达国家如英国、日本和法国，其入洗率高达90%。在节能节水、提效降本的关键技术装备等方面，我们仍然面临技术瓶颈。另外，我国部分矿井开采条件受限、安全事故多发，制约了开采效率。随着新能源电力装机占比逐年增大，燃煤机组将逐步向调峰电源转变，在清洁化改造、技术创新、政策创新等方面也有待突破。 除我国之外，全球仍有约6万亿千瓦时的电力来自煤炭，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北美地区。我们要持续扩大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在这一领域进行广泛的技术创新，在服务于我国新型能源系统建设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能源系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科技攻关，不断开拓煤化工技术创新新高地 尽管我国化工产品消费总量大，但人均消费仍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且高端产品仍依赖进口。与欧洲、北美和中东等主要使用石油天然气原料的地区不同，我国大量利用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煤化工是碳排放强度最高的产业之一。我国煤化工行业碳排放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0%至14%。在迈向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我国煤化工行业面临极大压力和挑战。 因此，我国煤化工行业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在未来一段时期仍需进一步发展。但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压减碳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是摆在煤化工行业面前的重大难题。 煤化工行业需要集中各方面科技力量开展全方位攻关，迈向高端、多元、低碳，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少地区已实现初步突破。比如，作为国家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山西省，主动在煤化工转型方面积极探索。比较突出的是，山西潞安煤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把原料煤经过系列工序转化为附加值较高的煤制油、高端特种蜡、精细化学品、特种燃料。同时，该公司承担180万吨/年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目的建设运营。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开发出包括煤基合成Ⅲ+基础油在内5大类54种产品270个规格型号的煤基合成产品，多个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技术创新是煤化工产业能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尽管我国煤化工发展整体国际领先，但面临一些关键技术难题的制约，尤其在大型产业化成套技术和重大装备的创新方面。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煤化工产业建立在“万国牌”技术和关键设备组合的基础上，要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术，甚至是颠覆性技术。此外，要认真研究组建煤化工产业公共创新平台或技术创新联盟，并强化创新人才和团队的培育和成长，通过创新引领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的突破。 创新路径，开拓煤基新材料产业新蓝海 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提出退煤战略。今年4月，七国集团（G7）达成一项颇具雄心的气候政策，即最迟在2035年之前逐步淘汰煤电。G7国家煤炭消耗占全球总量约11%，尽管对全球煤炭市场影响不大，但其政策引导性极强。煤炭作为能源属性的重要性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降低，全球煤炭消费总量也将随之呈现下降态势。 在我国，煤炭作为能源的属性依然能够保持一段时期，但主要是为了配合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因此，未来的煤炭资源将更多是按照资源的属性进行高附加值开发。 在煤基新材料的开发上，我国不少地区做出了很好的探索。比如内蒙古乌海市已形成了“焦油→沥青→针状焦→锂电池负极材料”及“煤焦油→苯酚→吐氏酸→介酸及其下游产品”等多条煤基产业链，高附加值工业产品超过30种，煤基新材料产业链不断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千亿级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正在崛起。 煤基可降解材料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内蒙古乌海市聚焦新材料产业基地引进5个可降解材料产业项目，总投资560亿元，可降解材料重要产业基地架构基本形成。东源、三维、华恒等若干百亿元以上可降解材料产业项目加速建设、投产，产能达到300万吨/年，占全国总产能40%以上，煤基新材料产业将迈上新高度。 煤基聚烯烃弹性体作为一种高端合成橡胶材料，具有优异的物理特性和稳定性，广泛应用于汽车、建筑、电器等领域，也是日常用的塑料饭盒、水杯、口罩等材料的来源。宁煤煤制油坚持“平急结合”战略，瞄准产业中高端，在科技创新加持下，已初步形成“五大类、21种”产品集群，实现由单一油品向多元化高端产品的转变。 基于煤基材料的多晶金刚石，可应用于军工、高端芯片等领域，被国内公司研发成功，一举打破这个领域的进口垄断，开拓产业发展千亿元级的新蓝海。 从长远看，作为能源属性的大部分煤炭将逐步被可再生能源或者核能等替代。然而，广泛存在的煤炭资源，储量完全可以维持两到三个世纪。根据“用炭不排碳”的总体思路，煤炭资源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实现煤基材料的持续开发，包括煤基炭材料（如煤基活性炭、煤基石墨烯等）、煤基高分子材料（如煤基聚合物、煤基塑料等）、煤基能源材料（如煤基燃料电池材料、煤基太阳能材料）。 随着碳达峰时间节点的到来，以及我国超大规模的工业化接近尾声，煤炭作为能源的属性将达峰并下降。后期，煤炭作为工业原料的属性会越来越突出。我们要把握好煤炭作为能源属性的保、退、进的时空节奏，又要在现有基础上做好煤基产业转型全新谋划，逐步提高煤炭作为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开发高附加值、精细化、差异化新产品。 作者简介：李勇，北京碳中和学会副秘书长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生态环境部国合会首席顾问专家支持组专家。 北京碳中和学会副秘书长、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勇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能源汽车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引擎，驱动电机作为核心部件，其技术和产业发展备受关注。本文探讨了我国驱动电机的技术实力、市场规模以及海外市场情况等，结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分析驱动电机产业发展趋势及潜在风险，提出支持企业加强创新技术研发攻关、引导和支持企业多技术路线并行发展、推动主要驱动电机企业提升配套能力等相关建议。 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实现汽车产业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我国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已经建立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全球领先。电驱动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由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传动装置等组成。驱动电机作为主要执行机构，是决定新能源汽车动力性的核心零部件，也是全球汽车能源和驱动系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国驱动电机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驱动电机行业参与者众多，既有国内外传统整车厂商，又有大型零部件供应商及新势力跨界科技企业。根据类型和原理分，目前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驱动电机主要包括直流电机、开关磁阻电机和交流电机三类。 我国驱动电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驱动电机的行业规模快速提升，出口量实现翻倍式增长。受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快速增长的影响和带动，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驱动电机2022年装机量为578万台，2023年装机量再创新高，达833万台，同比增长44.1%。其中，永磁同步电机在我国乘用车驱动电机市场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市场份额超90%。因永磁同步电机需用到钕铁硼等稀土，基于资源控制、制造成本和市场偏好等因素，欧美市场的大部分纯电动车或混动车型多采用交流异步电机，而我国因稀土优势使得各车企多采用永磁同步电机。我国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出口量从2020年开始翻倍式增长。据海关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驱动电机出口量为13.7万台，到2023年出口量已增长到51.3万台，增长2.7倍；并主要向美国、瑞典和俄罗斯等国家出口。 我国驱动电机产业处于全球第一梯队 全球驱动电机行业格局分散，已逐步形成车企、传统零部件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相互竞争的发展格局，目前市场主要集中在中国、欧洲和美国。我国驱动电机行业的整车企业自供份额逐年扩大，已经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根据NE时代数据，2023年弗迪动力以150.7万台位居装车量榜首，市场份额达到27.6%，比第二名的特斯拉高14.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已涌现出上海电驱动、精进电动、中车时代电气、巨一动力等一批新切入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电机自主供应商，未来将进一步助力打造中国驱动电机品牌。此外，我国驱动电机在功率密度、系统集成度、效率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并驾齐驱。我国驱动电机平均重量比功率已达到4.0kW/kg以上。驱动电机呈高速化发展趋势，转速水平从主流的1.5万转/分钟升级到1.8万转/分钟甚至2.0万转/分钟以上。比亚迪等车企已开发出转速超1.6万转/分钟的产品，并实现了电驱动一体化集成，技术指标国际领先。智新科技推出“马赫E”电机，采用碳纤维包覆转子技术，转速达3.0万转/分钟，匹配SiC控制器，系统最高效率达94.5%，功率密度达7.0kW/kg以上。小米自研HyperEngine V8s电机实现量产，转速达2.7万转/分钟，功率密度可达10.1kW/kg，最高效率98.1%。 驱动电机产业海外本地化生产进程加速 伴随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加快国际化发展，驱动电机企业也纷纷出海布局。驱动电机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在新能源整车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驱动电机也一起跟随整车协同出海。驱动电机行业头部企业正在海外重点市场积极布局生产基地。2022年，精进电动的北美基地初步形成运营体系，部分产品已在北美基地生产，三合一电驱动总成于2023年正式批量投产。汇川技术匈牙利工厂已于2023年投产。上海电驱动已在美国、英国、印度等设立子公司及生产基地，并计划在海外继续拓展布局。卧龙电驱在越南、墨西哥、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地均布局销售网络和生产基地。方正电机在越南设立合资公司，主攻微特电机业务。宁波双林子公司湖北新火炬，轴承产品已出口北美、欧洲及东南亚市场，在泰国布局3条高端轮毂轴承生产线，并获得美国海关的泰国原产地出口认证资质。 我国驱动电机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目前国内外车用驱动电机的技术发展和应用方向主要围绕扁线电机、高集成化和分布式电机展开。 扁线电机市场渗透率不断增加 扁线电机是将定子绕组中的传统圆柱形漆包铜线替换为加工成发卡状的漆包铜扁线，整体体积更加紧凑，功率性能优于圆线，其定子横截面中，矩形铜线可以更好地填充空间，提高槽满率，当电流相同时，可以产生更强的磁场，获得更大的电机功率。2023年，联合电子的首批500件X-Pin扁线电机样件下线，标志着X-Pin绕组技术在国内首次批产应用。广汽埃安发布了采用X-pin工艺的夸克电驱，并申请扁线定子、扁线电机及车辆专利，能够简化插线工艺，提高生效效率。博格华纳研发的扁线油冷电机，具有独特向心式油冷定子油路，有效降低了电机的重量和体积，在满足电机性能和散热的同时显著降低成本。长安发布了全新的数智电驱混动系统，采用了10层Hairpin扁线油冷电机技术，电机峰值功率达到158kW，功率密度达到7.0kW/kg，最高效率97.8%，效率90%以上区域超过90%。EVK公司采用阶梯槽设计、单槽双拼导体等技术，实现功率密度提升20%，并在吉利E51、哪吒电动跑车、上汽通用五菱HIT 151等车型实现量产应用。 电驱总成向多电力电子集成转变 随着市场对性能、空间、美观等需求的日益增高，电驱总成的高集成化仍是重要方向，相比于电机功率提升和能效优化，多合一集成所带来的综合收益会更加明显。多合一电驱系统是将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减速器等零部件集成，共用壳体线束等部件，具有节省空间体积、实现轻量化、降低物料成本、提升整车性能、提高一体化装配效率等优势。各整车企业纷纷加快多合一电驱动系统应用。根据NE时代数据，2023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三合一及多合一电驱动系统装车量达545.4万套，同比增长50.8%，占到总装车量的65.5%。比亚迪八合一电驱总成的功率密度可提升20%；华为数字能源发布150kW十合一动力域模块，实现BOM零件数量降低40%，芯片数量降低60%；东风新车型纳米01搭载的800V SiC十合一总成，集成了电机、减速器、MCU、DCDC、PDU、OBC、VCU、BMS、TMCU、PTC，将系统体积减小18%，重量减轻15%以上，功率密度达到7.0kW/kg以上，系统最高效率94.5%，CLTC综合效率89%。 分布式驱动或将成为新方向 分布式驱动是未来汽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随着市场需求发展，或将会得到广泛应用。分布式驱动是由多个电机分别驱动不同车轮，通过对转矩和转速的控制来提高驱动车轮的效率和能量利用率。分布式驱动系统的传动链更简单紧凑，可通过调节电机转矩的大小和方向来实现更精细化的轮胎附着力分布，从而提高整车的操控性和可靠性。分布式驱动主要分为轮边驱动和轮毂驱动。盘毂动力、汇川技术和舍弗勒都采用双电机方案，其使用动态矢量管理和电子差速器有效解决车辆行驶中遇到的路面打滑、转弯转向不足和转向过度等问题。轮毂电机构型主要分为减速轮毂电机和直驱轮毂电机。日本丰田、NTN、NSK、日产等均开发出减速轮毂电机；Fraunhofer、Elaphe等均采用外转子直驱轮毂电机；舍弗勒和博世都自主设计完成了轮毂电机方案，未来将向全球客户批量生产。 我国驱动电机产业发展风险分析 我国驱动电机产业链已非常成熟，在原材料和零部件方面已经具备较好的技术基础和生产能力，但仍存在着核心环节卡脖子、技术路线受限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等风险。 核心制造工艺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 我国在驱动电机的制造工艺和加工技术上，与日本、意大利、德国等有一定差距，在功率密度、良品率等方面有待提高。我国在电磁设计和热管理设计方面手段相对传统，部分企业对先进设计软件的应用和研发投入不足，设计优化程度相对较低，在电机绕组制造上，电机的槽满率和电磁转换效率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高速轴承、功率芯片、关键芯片、绝缘材料等关键零部件上仍依赖进口。我国1.6万转/分钟以上转速的高速轴承仍依赖进口，哈轴轴承、瓦房店轴承、洛阳轴承等国内主要轴承企业仍无法突破瓶颈，在高纯净化、热处理、精加工等技术及装备方面还有不足，主要依赖德国GRW公司、舍弗勒、瑞典SKF等供货。功率芯片中，IGBT已实现国产突破，比亚迪、斯达、中车时代等国内企业已实现批量供货，但英飞凌全球出货量仍是第一；但SiC仍受制于人，全球主要生产商包括意法半导体、英飞凌、狼速（Cree）、比亚迪、罗姆、安森美、美国微芯片、三菱电机等，中资企业较少。此外，驱动电机用的MCU、驱动IC、DBC板等部分芯片产品，以及耐电晕绝缘和油冷兼容绝缘材料也依赖进口。耐电晕绝缘和油冷兼容绝缘材料的主要供应商是美国杜邦和鲁玛斯（ABB）、德国西门子、日本东芝和日立等。 主要技术路线突破和推广受限 我国驱动电机多为永磁同步电机，欧美主要为交流异步电机。我国驱动电机多采用永磁同步电机，永磁材料作为转子的核心原材料，是电机功率密度的决定性因素，成本和性能优势突出，具有功率密度高、能量转换效率高、能耗低等优势。但受制于永磁材料性能（钕铁硼），永磁同步电机的功率提升存在一定难度。虽然目前技术有所发展，但在实现大功率输出时，仍需要使用大块永磁体，会进一步增大电机体积。同时，永磁材料也存在着温度稳定性较差、高温性能损失大等问题，为了规避退磁风险，电机控制系统通常会对电机使用最大功率的时间进行限制，从而也限制了永磁同步电机性能的发挥。此外，国际受制于原材料供应，主要车企搭载交流异步电机，虽然具备可靠性高、高转速性能好等优势，但也存在功率密度低、能量转换效率较低、能耗高等问题。目前部分整车企业也组合使用两种电机，前轴搭载永磁同步电机，后轴搭载交流异步电机，两者配合效率更高。我国驱动电机企业未来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或将因技术路线差异化和产能限制，导致不易进入欧美车企的供应链。 驱动电机市场竞争持续加剧 外资品牌谋求电气化转型突破，正在电驱动领域加速布局。采埃孚早于2021年将乘用车传动技术事业部和电驱动事业部合并，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电驱动解决方案；2023年6月，采埃孚在沈阳市建立国内第三家电驱动三合一总成工厂。舍弗勒不仅成立独立的电驱动事业部，还在国内设立电驱动研发中心，把轮毂驱动业务全球总部及研发中心也迁至中国，目标成为电驱动行业技术领导者。博格华纳收购德尔福科技，巩固其在电驱动系统领域的竞争优势，2023年7月，博格华纳动力驱动系统天津工厂投产，实现扁线电机及电驱动产品每年百万台产能。尼得科是全球最大的电机制造商，其依托广汽埃安快速扩大国内市场规模，2023年5月，尼得科华南总部及研发中心在佛山启用。博世也切入驱动电机赛道，2023年9月，博世基于800V高压技术的新型电驱系统投产，应用了扁线绕组和SiC技术，输出功率460kW，最高效率98%。此外，博世（与中联汽车电子）、麦格纳（与华域汽车）、采埃孚（与卧龙电驱）等相继在国内成立合资公司，也在借助中国品牌在国内先发优势进一步扩大竞争力。 相关建议 驱动电机作为新能源汽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近年已经有了巨大进步。随着行业发展加快以及市场竞争加剧，我国驱动电机产业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应进行全面统筹，围绕多技术路线并行发展、加强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研究制定扶持政策，进而规避发展风险，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提升产业竞争力。 支持企业加强创新技术研发攻关 鼓励驱动电机头部企业发挥龙头引领示范效应，促进上下游双向赋能、协同共赢。强化驱动电机细分零部件领域“头雁”领航作用，实现“一对多”帮扶指导，以驱动电机企业带动中小零部件企业实现技术、工艺、质量、规模、市场突破性发展。支持企业加大对驱动电机系统的研发投入，针对高压平台、SiC电机控制器、分布式驱动等技术，以及高速轴承、功率芯片、MCU、驱动IC、DBC板等关键器件开展技术攻关。支持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行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推动重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加大全链条融合创新力度，实现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体系效能提升等方面不断实现新突破。 鼓励驱动电机行业多技术路线并行发展 加强政策引导，建立长期稳定的产业政策体系，鼓励驱动电机企业拓宽技术路线，并行发展永磁同步电机、交流异步电机等多种产品，并结合整车企业实际需求，合理布局不同技术路线产能，为积极探索新技术路线的驱动电机企业提供各类支持。鼓励企业加大不同产品的创新应用，根据产品使用场景，科学合理配置产品。支持驱动电机企业加快海外发展，推广永磁同步电机等高性能、高效率产品在海外市场广泛应用。 推动主要驱动电机企业提升配套能力 坚实市场主导原则，适时辅助适度的激励政策，鼓励整车企业同驱动电机头部企业加强联合开发和配套应用，进一步扩大驱动电机头部企业市场规模、实现行业正向盈利，推动驱动电机行业高质量发展。搭建地方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立多地区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接入各整车企业、驱动电机企业及其主要产品，提供新产品新技术展示交流平台和采购渠道，并围绕产品、技术、工艺、装备创新及采购市场合作等，推动产业内企业协同联动发展，实现跨行业强强联合释放融合创新潜力。 产业展望 全球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面对国际汽车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驱动电机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如何更好的融入和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是提升我国驱动电机产业竞争力，实现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在新形势下，如何与跨国传统零部件企业在驱动电机行业更好的竞合发展，实现全球范围的共建共赢将成为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栾楚禹 杨祥璐 刘艳 朱一方 | 区域经济 天津滨海新区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政策、区位、人才等诸多优势，与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近年来，滨海新区依托“主导产业+主题园区”创新模式，厚植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积极推进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已成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然而，在“链主”型外资企业境外转移加快、园区配套服务水平不高、部分产业需求周期性收缩等因素影响下，滨海新区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正面临挑战。建议以加快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为导向，全面提升科研投入和科研创新平台能力，全力实施“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扩量提质工程，全面落实自贸区高质量提升行动，将滨海新区打造成为我国自主创新重要策源地、先进制造集群发展示范地、国际产业承接转移新高地。 一、滨海新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一）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点产业优势不断厚植 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加速构建。2023年，滨海新区工业总产值超过1.1万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涨幅较2022年同期高出4.7个百分点，占天津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60%。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加快构建。2023年，滨海新区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占GDP比重达到52.4%，较2022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占GDP比重提升至15.2%，成为现代服务业中的主导优势产业。 （二）特色产业发展平台加快构建，产业集聚集群效应凸显 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能级不断跃升，形成了汽车及高端装备、化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医药健康1个500亿级产业集群。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国信创谷”建设稳步推进，信创产业“芯片—软件—整机—系统—信息服务”产业链条全面贯通。天津港保税区加快打造航空产业新高地，已成为全球第四个同时具有单、双通道飞机生产与交付能力的地区。 （三）创新引领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一是原始创新策源地建设加快推进。滨海新区产业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202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330多亿元，研发强度为3.8%，高于天津市水平。科技创新平台载体加快成长，基本形成了“重点实验室原始创新+创新中心技术创新+工程中心应用创新+企业创新转化”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科技创新引领性企业加快集聚，2023年前三季度，滨海新区科技型上市企业达到33家，占天津市64.7%；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4457家，占全市的44.1%。二是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速增效。智能科技产业引领作用初步显现，紫光云、零氪科技等7家企业入选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绿色制造产业迈上新台阶，已累计获评3个绿色园区、37家国家级绿色工厂、96家市级绿色工厂企业、20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3个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5个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和5个绿色数据中心。数字平台经济加快发展，打造了滨海“工业云”“紫光云”“华为云”等一批行业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腾讯天津数据中心、太平洋电信天津数据中心、华为云数据中心等一批高等级数据中心成功落地。 二、滨海新区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 （一）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有待加强 承接北京高新技术溢出能力呈现减弱趋势。近年来，得益于“北京创新+天津转化”机制创新，京津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应看到北京技术创新对天津的溢出效应呈现减弱态势。2020年到2022年，北京流向天津的技术合同交易额由154.3亿元下降到82.1亿元，降幅为46.8%，而同期流向河北的交易额则由192.7亿元上升至274.8亿元，涨幅为42.6%。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地竞相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包括北京等在内的创新策源地也在通过优化企业服务供给等方式方法，积极营造更优质营商环境，赋能具有成长潜力的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造成高新技术向外溢出的频次与质量趋于减弱。京津公共服务落差加大人才引聚难度。客观而言，与北京亦庄经开区等园区相比，滨海新区产业园区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落差明显，引人聚才难度较高，重构研发创新生态难度比较大。据有关统计，目前滨海新区高技能人才已突破15万，但高级技师占比仅2%左右。 （二）主导优势产业发展能级有待提升 工业龙头企业能级不够高。2023年滨海新区入围“2023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共3家，不足同期苏州工业园区等入围企业数量的1/8。此外，滨海新区因缺乏联想、小米等生态主导型的千亿级工业企业，造成产业链整合能力较弱，制约优势企业做强做大。服务业整体规模较小。目前，滨海新区服务业部门分布较为零散，特色不鲜明、亮点不突出，未能形成有竞争力的品牌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实力较弱。优质中小企业数量少，在2023年工信部发布的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上榜企业中，滨海新区入围企业28家，分别为北京海淀区、深圳南山区的33.3%和30%；新兴产业链规模偏小，中医药、航空航天、集成电路三条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产值目前仍不足百亿元、“链上”企业数量不足50家。 （三）产业生态系统建设有待完善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够高。信创产业电子元器件等核心原材料，基本都由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外地供应，本地仅为8%。一汽大众、长城汽车本地零部件配套率分别为19%、13%，远低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汽车产业75%的本地化配套水平。产业价值链位势依然较低。80%的制造业尚未在价值链中高端进行布局，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仍高度依赖于低成本和低价格。2022年，天津滨海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1.6%，与上海43%的水平相比，质与量上的差距依然较大。 （四）稳外贸稳外资压力显著增加 海外需求收缩抑制产能增长。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造成需求收缩严重的大背景下，天津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承压明显。2023年前10个月，天津港保税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绿色石化、轻工、新材料等5条产业链受市场需求量下降和产品价格下降因素影响，产值分别下降31.9%、14.4%、8.2%、3.2%、2.1%。利用外资难度进一步加大。受美西方大力推进供应链“区域化”“友岸化”等影响，近年来滨海新区制造业外资流入持续减弱，2023年新增世界500强外企投资项目仅有10个。以手机等电子消费产品为例，在高峰时期，外资企业在滨海新区产值一度高达近千亿元，随着近年来韩国三星等链主型企业相关产能转移，相关产业生态受到极大影响。据了解，目前三星在津保有的企业仅剩6家，且均为本世纪前后投产。 三、加快滨海新区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打造科技创新策源高地 一是加强科研技能人才引育。聚焦主导优势产业发展需求和未来发展重点与方向，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和高端人才生活配套，系统谋划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实施高层次技能人才引育工程，不断弥补高端技能人才、智能科技等新兴人才缺口。二是持续提升科研创新平台能级。重点围绕滨海新区算力、航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及长远发展需要，适时谋划推动国家级大科学设施、大科学装置落地。滨海新区要继续优化完善“重点实验室原始创新+创新中心技术创新+工程中心应用创新+企业创新转化”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疏通堵点难点卡点，推动科技研发、创新孵化、技术转化和产业化畅通。三是加强京津冀科技创新协同。重点围绕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走深走实需要，支持北京与天津依托滨海一中关村科技园平台机制创新，继续探索“科技+产业化”合作共赢机制，推动更多前瞻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在滨海新区产业化。 （二）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打造高能级产业集群平台。创新产业园区合作模式，加快重点园区间产业“链式”合作机制建设，形成以园聚链、以链集群，集约集聚发展新态势。着力实施“做强链主企业、拓展产业空间、推进精准招商、建设创新载体、完善公共服务、用好产业基金”等措施，推动产业平台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二是全力打造“链主”型企业。全面开展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围绕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着力实施企业扩量提质工程。着力培养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引导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上重要节点精耕细作，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三）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推动利用外资稳中提质 一是扎实有序推进制度型开放。以推动《自贸试验区重点工作清单（2023—2025年）》和《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落地实施为契机，重点支持滨海新区自贸片区，在航空制造、融资租赁等优势主导产业外资股比限制、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方面实现更高水平先行先试，提升外资吸引力。二是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地。依托制造业集聚和高水平开放优势，加快滨海新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生态打造，提高本地供应能力与适配率，重点推动集成电路等半导体产业、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产业“补链”，着力提升半导体材料、关键设备器件等配套服务能力，全力推动石化等传统产业“展链”，提升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等高附加环节生产能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 聂新伟 坚持全国“一盘棋”、系统推进区域绿色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促进西电清洁消纳、产业有序转移和生态气候资源跨省区调用是区域协同减碳的三项重要抓手。当前，区域协同减碳仍面临“西电东送”绿色效益释放挑战、产业转移绿电优势体现受限、生态气候资源化制度有待完善等问题。建议持续优化跨区域清洁能源资源配置、协同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和低碳转型、健全生态气候资源化制度和交易机制，为区域互补融合、绿色发展提供新引擎。 一、区域绿色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一）“西电东送”绿色效益释放面临挑战 “西电东送”是我国推动西部地区新能源开发利用，优化东部地区能源结构，促进区域绿色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截至2023年11月底，南方电网区域“西电东送”中水电等清洁能源超过80%，助力广东、广西累计碳减排约19亿吨。但是，“西电东送”的绿色效益释放仍面临基建、技术与市场等多方面挑战。 一是“西电东送”输电通道能力相对有限，电力调度运营困难增大。一方面，由于新能源电力源荷分离，源网荷储需要跨区域联动，提高了对输电网络设计和建设的要求。加上西部地区新能源发电位置偏远，输电通道投资建设规模大、周期长、运营难，与新能源装机增长相比，新建输电通道资源相对稀缺。另一方面，各类新能源电力不断进入电网，使各类电力占比处于动态变化中，同时新能源发电具有波动性和随机性特征，这为电力系统维持发电及负荷的实时平衡带来挑战，电力调度和电网安全运营难度增大。预计到2030年，若保证新能源100%消纳，国家电网经营区的调峰能力缺额为3.98亿千瓦；若保证新能源95%消纳，国家电网经营区的调峰能力缺额为1.96亿千瓦。 二是跨区域电力市场化交易机制亟待完善。目前，跨区域送受电市场化交易机制在市场规则、电价确定、结算方式、利益分配等方面尚未具备能够有效落实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包含跨省区电力市场的统一市场体系有待完善。我国各省电力市场模式和规则差异较大，跨省区和省内两级交易平台的耦合衔接、协同运作有待加强，省间市场协调难度大限制了区域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充分发挥。新能源发电参与市场交易的规则仍有待完善，参与受电地区辅助服务市场的机制和规则也有待完善规范。另一方面，部分新能源富集地区电力外送不足，利益分配需要再平衡。例如，送电地区强调绿电价值以招商引资，既促进新能源消纳，又加速化石能源利用和碳排放与当地经济发展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送电地区倾向于就近利用新能源来扩大生产，减少电力外送，加大跨区域输电利益协调难度。 （二）产业转移绿电优势体现仍受限制 2023年，我国东部地区经济体量是西部地区的2.4倍，已具备产业转移梯度；2021年，东部地区碳排放量是西部地区（未含西藏）的1.2倍，东部地区碳减排压力与西部地区新能源消纳要求相适应①。对于东部地区，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向西部新能源富集地区有序转移，其核心动力之一是获得碳减排成本红利；对于西部地区，产业引进增加新能源就近消纳，能够破解上述电力跨区域消纳机制中的现实难题。但是，西部地区新能源就近消纳成本较高、绿色低碳转型的市场化激励机制作用相对较弱则制约了产业转移有序推进。 一是西部地区产业引进就近消纳新能源仍面临较高综合成本。近年来，新能源发电成本下降，而新能源电力的相关建设成本及运营成本相对较高，发电成本的下降程度难以对冲前期投资建设成本的提升。由于碳减排和储能设施建设、电网升级改造投资以及电力调度管理等促进新能源消纳的硬件软件设施投资规模巨大，导致西部地区新能源电力利用的综合成本较高。风光等发电成本下降引致的成本优势不再凸显，西部地区产业引进时吸引力受限。据测算，电源侧结构变化、碳捕捉利用与封存（CCUS）项目投资和各类储能项目配套，将引致2030年我国电源侧度电成本较2020年增加18.9%—27.5%；服务新能源发展等各类电网投资增加将引致2030年我国电网侧度电成本较2020年增加-1.1%—4.3%；综合发电、碳减排、储能、输配电等各环节成本变化，2030年我国终端度电成本较2020年增加12.1%—19.3%。 二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市场化激励约束作用较弱，制约产业转移。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及绿证绿电交易等市场化激励举措由于配额相对宽松、技术方案有限、应用场景不足等原因，未能充分反映新能源利用和技术创新的“绿色溢价”，推动产业转移有序推进的经济激励和环境约束仍然有限。例如，由于上述市场化激励机制欠完善，石化、电解铝、钢铁等行业就近消纳新能源发电的低碳经济性优势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其环境负外部性成本内生化的约束也较为有限，从而削弱了相关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和就近消纳新能源发电的动力。 （三）生态气候资源化制度亟待完善 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生态气候资源能够为东部地区减碳、西部地区发展提供生态资源基础。但目前我国跨区域生态气候资源利用和补偿机制仍面临统计核算、制度设计、碳汇项目监管等方面的问题，阻碍了生态气候资源跨区域调用的潜能挖掘。 一是生态气候资源价值核算存在困难。我国生态资源统计基础相对薄弱，生态资源的价值评估方法多种多样，尚未制定统一标准，使得各地生态资源价值核算不具备一致性和可比性。 二是跨区域生态补偿制度设计有待完善。我国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大多集中在西部地区，而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多数集中在东部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空间不对应，导致地区间在资源利用权、生态保护责任等方面存在利益分歧，协调合作困难。 三是碳汇项目的产权界定、交易和监管仍存在困难。碳汇项目权属结构复杂，权属“唯一性”界定难以明确。碳汇项目市场交易规则待完善，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价格不透明等问题。同时，我国暂缺有效的法律政策监管保障碳汇项目的额外性、真实性和永久性。 二、推进区域绿色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持续优化跨区域清洁能源资源配置 一是提升跨区域输电通道建设能力、优化电力调度。通过特别国债、专项债、中央预算内资金等方式加大对跨区域输电通道建设的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跨区域输电通道建设，提高输电效率和容量，提升跨区域输电通道的建设利用能力，有效满足西部地区新能源发电输送需求。增强电源多能互补能力，打造源网荷储聚合体，平衡新能源的波动性，提高电力系统的可调度性和供电可靠性。 二是完善跨区域电力交易机制。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促进电力交易的自由化和市场化。通过制定统一的交易规则和标准，降低市场壁垒，吸引更多参与者，提高市场竞争性，理顺价格传导机制，推动市场供需双方发现价格。加强跨区域协调合作，共同制定合理的送受电计划，并及时进行调整以满足双方需求，确保电力供需平衡和送电计划的足额落实。推动新能源直接财税支持转向传统能源生产消费领域的碳市场、碳税等外部性内部化手段，使新能源和传统能源在电力交易体系下公平竞争。 （二）协同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和低碳转型 一是理顺就近消纳新能源相关机制。建立健全新能源消纳的市场化机制，推动跨部门协调合作，加强信息共享，确保新能源供应与产业需求之间形成良好匹配。加快出台电价激励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降低区域内企业新能源就近消纳成本，促进新能源消纳与地区产业发展良性互动。 二是扩大并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探索实施碳排放配额通过拍卖及其他方式的分配方案，做好绿证交易、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等市场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其他碳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连通，引导增强碳排放权、绿证、CCER的市场流动性。完善市场交易价格机制，通过提高“绿色溢价”引导产业向新能源富集地区转移。 （三）健全生态气候资源化制度和交易机制 一是摸清各地区生态碳汇资源情况。通过遥感测绘、实地调查等手段，建立广泛覆盖的生态碳汇监测网络，精确捕捉不同生态系统中的碳储量和变化趋势，实现碳贡献可度量、可核算。制定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标准，科学评估土壤碳储量、植被碳吸收、水体碳循环等能力，使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能够被量化核算，为生态碳汇的净贡献提供基础数据。 二是加快推进跨区域生态资源利用补偿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跨区域生态资源利用补偿的法律政策，明确补偿主体、对象、标准、程序等内容。明确补偿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责任和义务；确定需要进行生态补偿的区域和项目，划定受益区域和受损区域，合理确定补偿对象；完善生态资源利用补偿机制，包括制定补偿标准、多元化补偿方式、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开展监督评估和信息公开等，促进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可持续。 三是完善碳汇项目的产权界定和交易监管。建立碳汇项目产权登记制度，规范碳汇产权转移程序，以法律协调碳汇产权主体间的关系，确保产权的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制定统一的碳汇项目市场交易规则和标准，明确交易的程序、条件和限制，提高交易的规范性、透明性和公平性。授权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和管理碳汇项目交易活动，确保碳汇项目的额外性、真实性和永久性，建立碳汇项目信息公开和风险预警机制。 注释： ①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数据计算。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 郭琎 摘要：当前，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福建五个东部经济大省进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亟须解决省域内部发展不协调问题。五省区域发展分化体现在沿海与内陆、少数中心城市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其中广东省内分化最为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省经济分化的特征和格局已经基本稳定，但地区间经济差距依然十分明显；人口分化滞后于经济分化，但人口分化格局与经济分化格局基本保持一致；民生水平地区间差异较小且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越来越均衡。造成经济大省内部发展不平衡有多重因素，其中自然条件及区位差异导致最初的经济分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则越来越突出。未来，为更好地推动实现经济大省省域内部的协调发展，要立足不同地区比较优势，更加注重培育落后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不平衡问题。 关键词：经济大省，变异系数，省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张翱等，2023）。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福建是中国东部五个重要经济大省，2023年经济总量占东部地区的75.6%，占全国的39.1%。近年来，省域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新特征。由于区位特征、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的不同，不同地区间发展差距会始终存在，但过大的差距会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孙久文等，2023）。当前，五个大省已经进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需要更加关注省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解决经济大省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分清主观客观原因，立足各地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紧密结合起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发展中解决不平衡问题，以更加协调的区域格局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一、五省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空间格局 五省区域发展不协调总体呈现为沿海与内陆、少数中心城市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其中，广东省内分化最为显著。 1.广东：珠三角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 广东区域发展不协调主要表现为珠三角地区和粤东西北之间的分化，且差距较为显著并有再次拉大趋势。2003年以来，珠三角地区GDP占全省比重稳定在79%左右。党的十八大以来，珠三角地区经济集聚态势有所增强，GDP占比从2013年的79.6%提高至2023年的81.2%。但粤北地区经济下滑明显，2022年，粤北地区GDP、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等全省占比分别为5.7%、5.5%、5.6%、0.4%，分别较2013年下降0.3、5.1、2.2、0.8个百分点。 2.江苏：苏南和苏中苏北 江苏区域发展不协调主要体现在苏南和苏中苏北之间的分化，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苏北仍是共同富裕的短板。2023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GDP占全省比重分别为56.9%、20.3%、23.5%，分别较2012年下降3个百分点、提高2.7个百分点、提高1个百分点。2012—2017年，苏南GDP年均增速慢于苏中和苏北地区；2018年以来，苏南增速快于苏北、慢于苏中地区。苏北地区发展明显滞后的格局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苏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盐城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8.9个百分点。江苏全省有1个设区市、12个县（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部在苏北。 3.山东：胶东、省会、鲁南三大经济圈 山东区域发展不协调主要体现在胶东、省会、鲁南三大经济圈之间的分化，经济重心整体东移且中心城市集聚态势明显。胶东经济圈GDP占全省的比重于2015年超过省会都市圈，2023年达到42.8%，较2012年提高2.9个百分点；2023年胶东经济圈人均GDP分别是省会、鲁南经济圈的1.3倍、2.1倍。2012—2023年，济南、青岛两大中心城市GDP占全省比重从23.8%上升至31.0%，提高7.2个百分点。 4.浙江：浙东北和浙西南 浙江区域发展不协调主要体现在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分化，省内发展协调程度较高，但板块差距、山海差距依然较大。近年来，浙江通过深入推动山海协作、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西南等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但2016年以来，浙东北与浙西南发展相对差距仍有重新拉大的态势，2022年人均GDP倍差为1.75，为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山区26县人均GDP仅约为全省的62%，追赶全省任重道远。 5.福建：福州、厦门、泉州三个中心城市与其他地区 福建区域发展不协调主要体现在福州、厦门、泉州三个中心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分化，且中心城市经济和人口集聚效应持续提高。2023年，福州、厦门、泉州3市GDP占全省比重为61.1%，较2012年提高1.3个百分点；2022年，厦门、福州、泉州人均GDP分别高于全省2.1万元、1.9万元、1万元，其他城市人均GDP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五省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典型特征 本部分以地级市为单元，通过三个维度典型指标变异系数变化判断五个大省区域发展不协调的主要特征、历史演变及变化趋势。其中，经济分化尺度选择人均GDP；人口分化尺度选择常住人口；基础设施通达性、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分化尺度选择公路密度、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经济分化明显，但格局总体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省经济分化的特征和格局已经基本稳定，经济差距快速拉大或缩小的阶段已经结束，但地区间经济差距依然十分明显（见表1）。从人均GDP变异曲线的阶段性特征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福建的内部差距快速拉大，这与其直接面向港资台资、最早推动对外开放密切相关，沿海城市成为最早享受制度红利的地区。山东、江苏、浙江的分化则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东部沿海省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部分沿海城市先富起来，拉大了省内分化。 2.人口分化显著，且有加剧趋势 人口分化较经济分化时间普遍较晚，人口分化格局与经济分化格局基本保持一致，近年来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加速。从常住人口变异曲线来看，广东、山东人口分化处于加剧阶段，江苏、浙江、福建保持在较高差距水平上（见表2）。2000年以来，浙东北地区人口比重从51.5%上升至57.0%，杭州、宁波人口占比合计从26.6%提高到2022年的33.4%；2012—2022年，苏南地区人口总量占比提高1.8个百分点，苏北减少1.2个百分点，苏中占比由20.4%下降至19.8%；珠三角人口占比于2008年首次超过一半，2022年提高至61.9%；2022年胶东经济圈人口占比较2012年提高0.4个百分点，济南、青岛常住人口占比从16.3%提高到19.4%，提高3.1个百分点；福州、厦门、泉州三座中心城市占比为54%，较2012年提高两个百分点，“七普”期间，福州、厦门以占全省10%左右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省60%左右的人口增量。 
3.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趋近，较交通基础设施更为均衡 总体来看，五个东部大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保障逐步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生水平地区间差异较小且保持相对稳定状态（见表3）。但也要看到，相对落后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仍有短板。2014年以来，广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呈现出差距再次拉大趋势，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城市为最低城市的2.58倍，较2014年提高0.23倍。浙江2022年山区26个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约为全省的79%和78.8%，仍有9个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础设施均衡性有所提高，但差距较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仍然较大。从公路里程密度来看，江苏、福建收敛在较高水平后保持相对稳定，浙江基础设施类分化明显高于民生类指标，广东、山东省域内部的基础设施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见表3）。 
三、省内区域发展不协调的主要成因 造成经济大省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多重因素，其中自然条件及区位差异导致最初的经济分化（樊杰等，2022），而随着经济发展，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当前推动省域内协调发展的举措多是“治标”，长远性、结构性的制度设计缺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差距过大的问题。 1.自然禀赋的异质性是发展差距产生的自然基础，由此带来的开放程度差异成为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一是自然禀赋的异质性造成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差异。不同地区地理、气候条件的差异具有客观性、稳定性、长期性，由此导致的区域发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造和缩小，但难以根本性改变和消除。五个东部大省省域内不平衡主要是平原与山区、沿海与内陆的差异，浙闽山区、粤东西北、鲁西南、苏北等分布有大量山地、丘陵，如福建三明山地面积占比达到82%、龙岩超过94%，这些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土地资源紧张、信息相对闭塞、城市扩展空间不足。 二是区位基础进一步形成的改革开放时序和程度差异是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程度高（吴碧波，2024），最早获得制度改革的红利，形成了高度外向型经济，并培育了较为成熟的市场环境，为后续加速发展创造了坚实基础。珠三角地区、福州、厦门、胶东、扬子江城市群、杭州、宁波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开放性政策和措施安排促使生产要素向沿海集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形成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拉开了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例如，2023年福州、厦门、泉州三市利用外资规模占全省比重达到86.1%，胶东经济圈2022年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省会、鲁南经济圈的1.6倍、2.9倍。 2.公共服务质量和基础设施通达性仍有差距，影响了不同地区的发展机会公平 一是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依然差距较大。优质资源配套的差异成为不同地区吸引人才、企业的重要因素。尽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成效显著，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仍然有较大的地区差异，教育、医疗、养老资源共建共享不足，优秀教师、医生等关键人才难以实现有效流动，如广东超过40%的三甲医院、50%的大学均位于广州。 二是交通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差异对地区分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公路与铁路的路网建设，带来交通方式和运输通道的变化，对地区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基础差距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省交通基础设施的分化造成了各地区发展机会的不公平，阻碍了要素流动。例如，浙东北、苏南地区与上海的高铁、城际、高速等交通联系极为便捷，这为其融入上海大都市圈提供了先天优势。宁波、舟山、青岛、深圳港群经济优势明显，结合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和航空线组成了立体的海陆空运输交通网络。而苏北地区2019年底才接入高铁路网，2021年东营、聊城、菏泽铁路网密度低于3千米/百平方千米，不到青岛、济南的一半。 3.部分省域或区域中心城市能级较低，城镇体系格局有待优化 一是福建、山东的省域中心城市“虹吸效应”显著。福州、泉州、厦门三市之间还处于资源竞争阶段，中心城市能级低、龙头带动作用不明显，对周边城市产生明显的虹吸作用。例如，莆田、漳州地处福州、厦门、泉州三个福建中心城市之间，虽然同为沿海城市且拥有宝贵的平原地形，却成为夹在高地中的“洼地”，成为省内人均GDP最低的两个城市；青岛、济南两个中心城市自身的人口和经济集中度较高，但对其他城市带动作用较弱，2023年青岛GDP是烟台的1.6倍、日照的6.6倍，济南是淄博的2.8倍、聊城的4.4倍。 二是相对落后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及都市圈发育不足，是省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相对落后地区即使通过行政手段划定都市圈，但缺少中心城市带动，各自为战的格局仍然很难打破。2023年，珠海、湛江、汕头三个省域副中心城市经济总量仅为深圳的12.2%、11.0%、9.1%；鲁南经济圈中临沂、济宁、菏泽的GDP均在4000亿—6000亿元，2022年其人均GDP（5.3、6.4、4.8万元/人）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9.1万元/人），且同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处于同质竞争阶段；苏北中心城市徐州2023年GDP排在全省第六位，2022年人均GDP排在倒数第三位。 三是县域单元发展差异较大。从省内来看，县域经济不平衡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五省的百强县基本分布于沿海地区，2022年山东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前20名中，胶东、省会、鲁南经济圈分别占据12个、6个、2个；后20名中，胶东、省会、鲁南经济圈分别占据1个、11个、8个，主要分布在鲁西、鲁南省际交界地区。从不同省份来看，浙江、江苏相对均衡的发展格局与其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格局有密切关系；相反，广东县域发展薄弱，2022年57个县（或县级市）面积占全省的71.7%，常住人口仅占28%，GDP占12.4%，难以形成梯次分工合作的经济布局。 4.地区间协作的主动性不足，尚未形成共赢的良性互动 一是政府间合作多、产业链协作少。经济合作主体仍以地方政府为主，合作方式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区域合作内容仍以跨区域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生态保护为主，产业合作项目数量不多，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缺乏能够促进人才、技术、管理等高端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梯次流动的激励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产业合作与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是跨行政区合作利益分享机制缺位。目前，在跨行政区合作方面，尤其是投入成本分担、利益分配、生产和发展要素跨区域调剂等问题上，缺少系统谋划，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缺位，由此导致发达地区成为利益受损者而缺少合作动力，部分跨行政区共建园区反而成为发展相对滞后的园区。 5.后发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或导致“马太效应”进一步增强 一是产业升级与创新能力差距有进一步拉大趋势。先发地区普遍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部分欠发达地区则由于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引进困难，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瓶颈，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2022年，浙东北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3.3%，浙西南仅为2.5%；2023年，粤东西北第一产业占比仍高达14.2%，2022年珠三角研发经费占全省比重达到95.7%。但一些后发城市抓住新经济机遇，加快转型升级，正在加速弯道超车，例如，福建宁德用10年时间发展形成了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四个主导产业集群，2023年实现产值5806亿元，GDP增速连续5年位居全省首位，依靠产业突破实现了从“老、少、边、岛、贫”地区到全省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的蜕变。 二是营商环境等软配套薄弱。省域内部相对落后地区与先发地区不仅是硬条件的差距，深层次的落后还体现在软环境上。营商环境、制度配套等因素深刻影响后发地区的要素集聚能力，以及对先发地区重大产业平台项目的承载能力和吸引力，由此也使得先发地区出现产业的跨省跨国转移而非省内转移。《2022年广东省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显示，营商环境评价方面，粤东西北只有汕头、清远、湛江三市属于第二档次，其他地市属于第三档次，各项指标得分均低于珠三角地市。同时，由于经济上的落后，欠发达地区在各类改革试点、平台建设上难以获得先行先试机会，造成软环境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6.不同类型地区间区际补偿机制不健全，落后地区比较优势难以有效发挥 相对落后地区大多与生态地区、革命老区、资源型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功能性地区重合。例如，浙闽山区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粤东、粤北、闽西是重点老区苏区的所在地，鲁西南、苏北都是资源型城市和产粮大县聚集区。这些地区由于自身所承担的战略功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限较多，加上经济优势地区对这些地区补偿机制缺位，能够发挥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价值转换渠道不畅，导致这些地区在生产了大量具有正外部性公共产品的同时，却成为相对落后地区，特别是部分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落后，区际利益的矛盾冲突不断凸显。 四、推动五省省域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推动省域内部的协同发展，要立足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以切实改善民生、推动共同富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畅通要素区域间流动、提高发展效率和效益为主要动力，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均衡为基本手段，以完善区域利益关系、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为重要保障，更加注重构建相对落后地区培育内生发展动力的长效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1.推进基础设施通达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是增强互联互通，补齐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改善山区、海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交通设施条件，加密长江、珠江过江通道，推进省域内高铁网、轨道交通网、大城市地铁网三网融合，加大对欠发达地区交通枢纽建设支持力度，大力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 二是优化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弥补传统基础设施均衡性短板。抓住新型基础设施再布局的关键时期，着力打造更加均衡的新基建网络，加快工业互联网、5G融合基础设施全面有效覆盖，推动先发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共建“5G+工业园”示范园区，推进多式联运枢纽场站、冷链基础设施、新能源、充电桩及配套电网、加（制）氢站布局建设。 三是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向缩小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着力提高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公平，提高公共服务省级统筹力度，推动省域内公共服务互认制度，提高公共服务可携带性。加大技术、人才协作力度，推进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和问题资源共享，支持开展集团化办学办医、远程教学医疗，加强教师和医护人员异地交流。 2.强化功能区导向优化省域经济地理布局 一是优化城市化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布局。深圳、广州、南京、杭州、苏锡常都市圈相对成熟，要着重增强都市圈内部协作，强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青岛、济南、福州、厦门等要首先增强自身发展能级，更加注重与周边城市合作，形成合力。浙西南、苏北、鲁西南、福建山区要着力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加强与先发地区中心城市的互动，加快形成区域增长极。 二是畅通“核带区”动力传导机制。按照“圈”“链”思维，以优化关键产业链布局为抓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尽快在土地跨域整合、投资项目审批、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形成以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圈发展、都市圈带动协同区发展的空间动力机制。 三是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水系源头地区、自然保护地的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生态保护成效与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挂钩机制。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更大力度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落实产粮大县奖励办法，实施产粮大县粮食风险基金动态补助，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围绕煤炭、水能、风能以及其他矿产等重要资源，建立健全有利于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资源输入输出地间利益补偿机制。 3.增强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一是全面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推广山海协作经验，理顺县级帮扶关系，将先发地区“腾笼换鸟”与后发地区“筑巢引凤”有机结合，共同绘制产业图谱，推动联合招商、共建招商中心，形成“研发+制造”、产业整体转移集聚、产业链双向延伸、“总部+功能性机构”等各具特色的产业合作方式。推动“双向飞地”建设，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设立“人才飞地”和“离岸人才中心”，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设立生产制造飞地。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各类改革试点示范布局，支持后发地区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确保后发地区公平享受改革红利。加大对后发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支持力度，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和服务意识，增强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的能力，从根本上转变发展路径。 三是增强资金等要素保障。推广广东广河高速试点经验，支持后发地区积极申报开展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特别是对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县城补短板强弱项、增强创新能力等的基础设施项目，在项目入库、试点申报等方面优先给予支持。 4.精准施策增强县域和乡村底部支撑 一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域和乡村是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底部支撑单元，要进一步缩小政策单元，推动底部单元缩差。大力培育新生中小城市，支持有条件的县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建立省级层面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目录，开展重点县结对帮扶合作。选取经济发展能力较好的县，或处于省域边界、市域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的县，深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 二是推动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发挥好县域纽带作用，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基层创新，充分发挥各地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省内跨市耕地占补平衡方式，促进耕地占补指标异地有偿调剂，指标调剂收益主要用于耕地保护和农业农村发展。 5.推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一是优化产业资源布局。将跨行政区合作园区作为省内产业转移的试点，优先将适合的国家、省级重点企业和项目布局于合作园区。深入推进省际交界地区跨省合作，支持在省际交界城市优先布局建设跨省合作示范园区，引入跨省重大产业项目和平台，率先探索打破省际行政区壁垒的制度创新。 二是完善收益分配制度。为避免不同行政区域过早陷入利益分配博弈的僵局，允许暂时实施利益留成机制，对一定年限内的发展收益免除上缴税收，在合作区域发展逐渐稳定后，以双赢为导向优化GDP、企业数量、工业、投资等统计制度，稳定税收分成制度（蔡之兵等，2021）。增加有关地方是否实质性参与并推动区域合作的指标数量和考核权重，将跨市、跨省合作园区和合作重点项目指标纳入两市、两省共同考核指标。 三是赋予共建园区更加灵活的发展权限。允许跨行政区合作园区自主选择涉及不同行政区域的发展政策，自主选择适用更加有利的政策。以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园区发展活力，支持园区公司化运营，构建“小管委会+大公司”市场化一体化开发建设模式。持续深化项目审批、市场监管、能源通信等领域改革，下放跨行政区审批权。 参考文献 [1]张翱，孙久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J].社会科学文摘，2023（9）. [2]孙久文，史文杰.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3（2）. [3]樊杰，赵浩，郭锐.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变化的新趋势与应对策略[J].经济地理，2022，42（1）. [4]吴碧波.区域协调发展视域下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产业合作的困境与突破[J].区域经济评论，2024（1）. [5]蔡之兵，张可云.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实践逻辑、典型模式与取向选择[J].改革，2021（11）. 作者简介：李晓琳，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北京100038）。王继源，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038）。刘峥延，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038）。公丕萍，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03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李晓琳 王继源 刘峥延 公丕萍 | 企业管理 摘要：财务风险防范作为企业运营期间的重要内容，财务风险防范效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本文基于财务风险防范问题出现的原因，提出相应的财务风险防范措施，目的在于稳步提升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水平，提高企业资金结构稳定性，促进企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企业，财务风险，防范 一、引言 在市场多元化背景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状态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稳定性。在企业运营期间，受内控水平、企业竞争等因素影响，企业经常遇到各类财务风险，若不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进行处理，那么也会带来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业绩下滑等问题，增加企业债务风险。基于此，加强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稳步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而且能够确保企业资金安全，推动企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企业财务风险类型和特征 （一）风险类型 企业在运营期间面临的财务风险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市场风险，是指市场出现材料、服务等价格波动后，会对企业资产结构和负债率带来直接影响，此类风险的常见表现形式为贷款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第二，信用风险，是指企业与合作方签订合同后，某一方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所带来的相关风险，此类风险出现后，将直接影响企业信誉，降低企业市场竞争力。第三，投资风险，是指企业错误投资决策所带来的资金风险，若错误投资金额较大，那么也会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第四，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在合同执行上出现偏差后，将带来法律责任、企业经济损失等风险。第五，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在内部控制不合理、经营决策失误、业务流程不合理等因素影响下，对企业财务运营稳定产生较大威胁。第六，战略风险，是指企业战略规划较难与市场环境相匹配，从而给企业长期发展带来较大风险。 （二）基本特征 首先，客观性。企业运营活动无法避免财务风险，其不会受主观因素（如市场变化、内部控制制度等）影响，属于客观存在的内容。其次，全面性。财务风险类型较多，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投资风险、战略风险等，这些风险将贯穿整个企业经营过程，包括资金筹集、物资采购、资金分配、产品售后等环节。再次，不确定性。企业所处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复杂程度较高，而财务风险的出现和多个因素相关，如市场环境变化、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等，这些因素都会引起企业财务风险。最后，损失性。企业出现财务风险后，将会给企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例如，企业出现信用风险后，会降低企业在市场中的信誉度，对企业后续融资、企业合作造成直接影响，从而给企业带来相应的经济损失。 三、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一）风险防范制度有待完善 首先，制度滞后性较高。企业制订风险防范制度时的参考依据为历史数据、工作经验、当前市场环境、政策法规、企业竞争情况等，但是市场环境、政策法规等因素一直处于波动状态，由于制度更新频率较低，使得所制订的风险防范制度逐渐与实际情况脱节，从而影响制度的应用价值。其次，制度细化程度较低，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类型较多，各类风险间存在相对独立性与关联性。例如，市场风险出现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信用风险。由于制度制订时未厘清各类财务风险界限，同时还存在制度细化程度不足的问题，此情况下也会增加制度执行时各岗位成员工作内容的自由度，增加不确定因素带来的财务风险。最后，制度灵活性较低。企业在发展期间，会开展新的业务市场。这些新业务也会带来新的财务风险，由于制度未结合新业务制订配套防范措施，也会带来新风险无法及时识别、应对等情况，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 （二）风险防控意识有待提高 首先，企业管理层在日常运营中，对于财务风险防范的重视度较低，其工作重心放在业务增长、市场业务拓展等方面，在管理层影响下，其他部门责任人、各岗位成员的风险防控意识也会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影响风险防控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其次，企业风险防控文化氛围不足，由于企业未能将企业战略规划、日常管理工作和财务风险防控关联在一起，直接影响企业风险防控氛围的形成速度。在文化建设中，缺少风险意识、责任心等内容的融入，使得员工在工作中会忽略潜在风险因素威胁，增加财务风险发生概率。最后，企业对于财务风险防控知识的宣传较少，未建立系统的宣传和培训体系，使企业员工对财务风险防控理念、基本方法、应用技巧的理解深度较低，较难及时识别和处理企业潜在的财务风险，扩大了财务风险出现后对企业安全运行的负面影响。 （三）财务风险监督不到位 首先，企业财务风险监督机制完善度较低。目前，部分企业所使用的财务风险监督机制与市场需求、企业管控要求的匹配度较低，原因在于企业的财务风险监督机制后，较少对机制进行更新，并且机制内容的细化程度较低，无法为财务风险管理活动提供良好保障，从而增加财务风险的潜在威胁。其次，部分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与准确度较低，由于部门未按要求提交财务信息，使得部分信息存在失真或隐瞒问题，影响监督活动的开展效果。最后，监督管理机制的灵活性较低，企业外部环境处于动态变化状态，在市场环境变化、地方政策调整的情况下，财务风险类型、发生概率也会发生变化，但财务风险监督机制缺乏及时更新，从而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识别和应对效果。 （四）资金结构安排不合理 首先，企业没有科学选择融资方式。目前，企业的融资路径包括银行贷款、金融机构合作等，但是企业在选择融资方式时，未考虑融资成本、潜在风险、与企业资金结构匹配度等因素，较难发挥融资方式的应用价值，影响企业安全经营。其次，企业资金监管机制不合理。企业在年初制订全年预算计划时，没有科学规划科研、材料引进、产品生产、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等方面所需投入的资金金额，容易出现部分项目资金过多或不足的问题。同时，对于资金使用过程缺乏有效监督，增加资金浪费问题。最后，企业资金结构对宏观经济、市场环境、行业竞争的应变能力较低，很难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资金结构，从而影响企业资金管理结果的可靠性。例如，在行业竞争背景下，企业需要适当增加投资来维持和扩大市场份额，若资金结构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就会增加财务风险发生概率。 （五）应收账款管理质量差 首先，企业未制订可靠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很难对应收账款记录、追踪、审核、催收等环节进行科学控制，带来账目混乱、账款信息准确度低、很难及时催收等问题，进而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发生概率。其次，对客户信用评估较少。企业在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前，未对客户的信誉度、还款能力等内容进行科学评估，此种情况下，企业很容易与信用较差的客户建立较大金额的金融合作，从而增加企业坏账风险发生概率。最后，企业外部市场环境、行业竞争环境等发生变化后，也会对企业应收账款管理质量带来直接影响，增加财务风险发生概率。例如，在市场政策调整的情况下，使得部分客户出现资金链紧张、经营困难等问题，影响企业的还款能力。 （六）投资决策合理性较差 首先，企业在投资决策活动开始前，缺少系统的市场调研与数据分析，使得管理层很难准确把握目前的市场发展需求、市场竞争情况、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等内容，从而降低了投资项目决策结果的科学性，提高投资失败风险发生概率。其次，管理层投资决策战略性较差，管理层制订投资决策时，未考虑企业长期战略规划、市场发展预测结果，使得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经常出现盲目决策、重复建设等情况，带来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下降等问题，威胁企业的健康发展。最后，投资决策的完善度较低，机制中未明确数据分析、风险评估等活动的开展要求，使得所得综合分析结果的科学性较低，增加企业投资失败风险，威胁企业资金链运营安全。同时，企业所制订的投资决策机制缺少及时更新，指标类型、权重固定性较强，这也将影响评估结果的合理性，无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四、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的措施 （一）完善风险防范制度 首先，提高风险防范制度的更新频率。企业完成风险防范制度建设工作后，需要结合企业所处市场环境、最新政策法规、企业竞争情况等内容，对制度中的相关条款进行调整，确保风险防范制度和企业运营管理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尤其是在市场环境、政策法规等重要因素发生变化时，企业需结合发展定位、战略规划等内容，对制度进行及时调整，确保所制订的制度具有指导价值。其次，提高制度细化程度。企业各类财务风险之间存在相对独立性与关联性，因此在制定风险防范制度时，应秉持精细化管理理念，对各类风险间关系进行梳理，根据所得结果厘清各类财务风险界限，确定各类风险防范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提高制度内容的约束性和指导性，减少不可控因素对制度执行效果的影响。最后，提高制度的灵活性。企业在开拓新业务市场时会带来新的财务风险，需要根据新业务基础情况，提前制订相匹配的防范措施，更新制度后还需做好宣传和培训工作，帮助工作人员及时更新知识架构，使其可以及时识别、应对新业务风险，降低财务风险的负面影响，确保企业的正常运营。 （二）培养风险防控意识 首先，企业管理层在日常运营中，需要提高对财务风险防范的重视度。在具体工作中，企业管理层需要将工作重心从业务增长、市场业务拓展等方面转移到财务风险管理方面，并树立相应的榜样作用，使其他部门责任人、各岗位成员风险防控意识能够在“榜样”的影响下稳步提升，以提高企业风险防控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其次，建立良好的企业风险防控文化氛围，企业在日常运营活动中，需要将企业战略规划、日常管理工作和财务风险防控关联在一起，通过宣传、培训等提高工作人员的财务风险防控意识，以建立良好的企业风险防控氛围。再次，企业要从财务风险管理活动中，提炼企业文化内容，加强文化宣传和培训，使员工在工作中可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风险威胁，降低财务风险发生概率。最后，企业需做好财务风险防控知识宣传，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建立系统的宣传和培训体系，提高企业员工对财务风险防控理念、基本方法、应用技巧的理解深度，使其在工作期间能够及时识别和处理企业潜在的财务风险，降低财务风险对企业安全运行的负面影响。 （三）做好财务风险监督工作 首先，提高企业财务风险监督机制的完善度，企业制订财务风险监督机制时，需要综合分析市场需求、企业管控要求、同行业先进管理经验等内容，以提高财务风险监督机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其次，企业在建立财务风险监督机制后，需根据市场发展、政策调整等情况，对机制进行及时更新，从而为财务风险管理活动提供良好保障，降低各类财务风险对企业安全运营的威胁。再次，企业可结合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建立可靠的财务信息管理平台。各部门需要按要求每日上传财务信息，平台会对上传的信息进行校核，保证上传信息的透明度与准确度，减少信息失真或隐瞒问题，有利于财务风险监督活动的快速推进，及时发现和纠正财务风险问题。最后，提高监督管理机制的灵活性。在市场环境变化、地方政策调整、行业竞争压力、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影响下，企业需要对财务风险类型、发生概率变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根据所得分析结果灵活调整财务风险监督机制，保证企业财务风险识别和应对效果。 （四）优化企业资金结构 首先，科学选择融资方式。企业在选择融资方式时，需要对融资成本、潜在风险与企业资金结构匹配度、回款周期、企业负债能力等因素进行科学分析，基于得到的综合分析结果，选择恰当的企业融资路径。例如，企业开展新业务时，可以充分利用地方或国家的优惠政策，同时综合分析新业务长期发展需求，选择恰当融资路径，充分发挥融资方式的应用价值，提高企业资金结构稳定性，确保企业经营效率和质量。其次，完善企业资金监管机制。企业在年初制订全年预算计划时，需基于企业历史数据、工作经验，对企业科研、材料引进、产品生产、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等方面投入资金进行科学化分析，据此制订可靠的全年预算计划，指导企业有序开展资金管理活动，同时对资金使用过程应做好有效监督，保证资金利用价值的充分发挥，减少资金浪费问题。最后，提高企业资金结构的灵活性。企业应根据宏观经济、市场环境、行业竞争波动情况，科学调整企业的资金结构，细化资金结构中的相关内容，提高企业资金管理结果的可靠性，降低财务风险发生概率。 （五）提高应收账款管理质量 首先，企业需制订可靠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细化和完善制度中的相关内容，依托可靠制度实现应收账款记录、追踪、审核、催收等环节的科学控制，使企业能够科学应对复杂环境下的各类风险，提高账款信息准确度，保证催收活动的高效进行，减少应收账款管理质量较差带来的财务风险。其次，加强客户信用评估。企业在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前，可基于以往的工作经验、历史数据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估机制。在机制中设置信誉度、还款能力、综合实力等指标，合理分配各项指标权重，提高信用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企业根据评估结果，优先与信用较高的客户建立稳定合作关系，若是与信用较差的客户建立合作，那么须控制合作金额上限，减少企业因坏账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企业外部市场环境、行业竞争环境等发生变化后，企业需根据实际情况，更新应收账款管理体系，同时依托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建立应收账款管理平台，对各类应收账款信息进行记录和整理，为企业催收计划的制定提供良好依据。 （六）提升投资决策合理性 首先，企业在投资决策活动开始前，应根据项目基础内容做好市场调研与数据分析工作，使管理层能够准确把握市场发展需求、行业竞争情况、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以此来制订科学的投资决策，提高投资项目决策结果的科学性，降低投资失败风险的发生概率。其次，提高投资决策战略性。管理层制订投资决策时，需综合考虑企业长期战略规划、市场发展趋势、企业资金结构、企业负债情况、企业偿债能力等因素，根据得到的分析结果选择合适的投资项目，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问题，推动企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再次，提高投资决策机制的完善度，在建设机制时，需充分考虑数据分析、风险评估、财务决策目标、战略发展目标等因素，基于得到的综合分析结果，持续优化投资决策机制，以降低企业投资失败风险。最后，企业在制订投资决策机制后，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指标类型、权重等内容，提高评估结果的合理性，为科学决策提供良好依据。 五、结语 综上所述，财务风险是企业运营期间的主要风险，若不能对企业财务风险进行科学控制，就会对企业安全运营、长远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企业在财务风险防范活动中，需要深入分析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基于原因制订配套应对策略，以提高财务风险防范效果，营造安全的企业运营环境。在下阶段发展活动中，企业应做好先进管理方法、专业人才培养、企业文化建设、先进设备引入等工作，持续提高企业财务风险抵抗能力，促进企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朱东明.论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风险及防范措施[J].财经界，2024（20）：153-155. [2]宿建强.集团企业财务管控风险的成因与防范[J].财会学习，2024（19）：32-34. [3]花海容.建筑施工企业财务风险及防范策略探讨[J].财会学习，2024（18）：43-45. [4]卫立静.企业财务风险及防范措施研究——以H铁路建筑企业为例[J].中国市场，2024（17）：127-130. [5]陈立雄.创新型企业财务风险及防范[J].中国物流与采购，2024（12）：67-68. [6]田景阳.新形势下企业财务管理风险的防范措施探析[J].今日财富，2024（21）：131-133. [7]吴玉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风险及防范对策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4（11）：135-137. 作者简介：陈玲玲（1990—），女，汉族，河南省焦作市人，中级会计师，本科，研究方向：内控管理。 河南交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陈玲玲 摘要：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国有企业资产管理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一方面，传统的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内部控制、风险防范、财务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经营效益低下的问题时有发生。为此，本文分析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优化对策，旨在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现国有经济保值增值目标，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现状，重要性，风险，对策 国有企业在经营战略决策制定的过程中，需要认识到自身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结合当前的市场发展环境，了解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原理，不断寻求内部资产管理改革创新，为市场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不竭动力。我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是引领国计民生行业的领头者。国有企业的管理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通过有效手段优化资产管理，实现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已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一些国有企业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有很多国有企业，在资产管理的意识上较为淡薄，缺乏完善的管理办法和相关机制，再加上监管不到位，致使国有资产在管理上屡屡受挫。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规避风险，加大执行力度，确保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序进行。 一、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重要性 国有企业管理层逐渐认识到内部资产管理对企业持续稳定运营的重要意义，制定出相应的管理决策，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其中包括设立单独的国有资产管理岗位，定期进行岗位职员专业技能培训；引进现代化信息管理技术，实现对国有资产分配的动态追踪，确保企业项目运营有着充足的资金支持，将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作为企业能够顺利运营、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的资产是企业财务状况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对国有企业资产进行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决定了其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 通过精细化的资产管理，可以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和盈利水平。比如，优化资产配置，提高投资回报；加强风险管理，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企业偿债能力。这些不仅仅可以增加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还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二）完善规范化、有序化的资产管理 完善的资产管理不仅可以为国有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氛围，还能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现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在不断发展，国有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逐渐凸显。要想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只有与时俱进，优化资产结构，自觉规范企业行为，建立规范的企业治理平台，让国有企业严格按照现代化企业的要求，从整体上增强国有企业内在架构，国有企业的发展才能在优胜劣汰中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三）有助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资产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资产管理，可以确保国家财产的安全和增值。国有企业资金管理不仅推动企业稳定经营，还能够有效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责，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不懈努力。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社会公益性的发展特点，在内部资产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发展目标，所以建立动态化、多元化综合管理体系，能够有效避免因管理漏洞造成企业内部资产流失、损毁等严重后果，从而为国有企业、为国家创造出更大的使用价值，让国有企业资产使用率、保值率、安全率更高，保护国家财产。 （四）有利于国有资产利用率提升 国有企业实行内部资产管理能够确保企业主营产品营销量和质量的稳步提升，只有强化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才能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让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辅助企业领导层制定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提高企业综合资产使用效率，保障各项经营业务的稳定开展，有效杜绝资产流失问题的存在。 （五）有利于践行国有企业社会职能 在国有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管理层忽视了资产管理的重要意义，无法充分体现出国有资产管理的实践价值，国有资产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内部存在大量资产闲置，影响到企业资产的综合使用效率。国有企业资产具有特殊性，属于国家资产，资产主要来自国家的资金投入以及企业在经营阶段的不断积累。想要减少国有资产流失、损毁等问题的出现，就需要不断强化国有企业的内部资产管理工作，践行企业社会管理职能。 二、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存在的风险 （一）市场风险 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问题主要是在企业资金投入的过程中，容易受到消费者个人消费选择因素的影响。在时代发展背景下，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正在不断发生改变，引发市场环境的变化。因此，国有企业在资金管理决策制定前，需要做好市场调研工作，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做出合理预测，仔细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围绕当前的市场因素制定出适合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略，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对国有企业资金结构的不利影响。国有企业资金管理更需要参考当地政府提出的各项扶持政策，在政府的干预下保证国有企业经营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发挥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强化企业内部的资金管理工作，建立科学的资产管理体制，有效预防市场风险。 （二）经营风险 国有企业现有的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容易引发企业经营风险问题。国有企业整体发展规模较大，但在内部资产管理过程中缺乏现代化管理思维，企业各项投资决策的运行面临较大风险。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落实，国有企业正不断寻求改革创新，但制定的管理体系和选择的管理方案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落后的管理体系让国有企业经营风险激增。 （三）职业道德风险 职业道德风险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财务管理人员和企业决策人员受到私人利益的诱惑引发的投资风险。由于许多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不到位，致使财务人员利用财务漏洞、以权谋私。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同流合污，为了获取更加丰厚的经济利益，利用手中职权带来的便利，在企业经营决策制定中弄虚作假。国有企业内部贪污腐败问题逐年增加，但财务问题只有影响过大时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导致国有企业面临重大的经济损失，资金供应不足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经营发展的稳定性。 （四）监管不到位风险 国有企业在资产管理的过程中，缺乏科学的监管机制作为约束，导致制定的各项资产管理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国有企业的内部资产管理工作流于形式。只有当企业出现资金问题时才能发现因内部资产管理不科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三、国有企业资产风险管理的不足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新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管理依旧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企业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很多国有企业缺乏专业的法律法规意识的管理人员，再加上管理机制的不健全，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并不重视企业内部资产的重要性，甚至会出现部分企业在实际运营中，缺乏专业的法律法规知识，导致违规违法、资产闲置、浪费严重等问题的出现。同时，国有企业对各部门之间的管理，也是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不能进行有效规范，对于员工的实际情况没有进行有效评估，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太少。人员岗位职责只有宏观层面的内容，没有具体去细化和规范，思想觉悟不高，没有主动地参与内部的管理，内控意识不强。由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体制的完善是多么的重要。 （二）企业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力度不够 目前，很多国有企业尚未拥有较为健全的内部监控机制，所以即使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及岗位职责，也难以准确地执行，无法将责任落实到位，仅仅流于表面。从我国大多数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一些企业的内部控制方式过于刻板，不符合现代企业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没建立起全面的内部控制系统，无法确保对各个部门展开合理分权，使各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出现交叉，十分不利于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 （三）财务制度不健全 国有企业的财务人员往往受到传统的财务管理思维的束缚与影响，总是认为将现金管理好就足够。其实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应该要有与时俱进的意识，将财务制度逐步完善，提高财务人员整体素质和思想觉悟，强化财务管理工作机制和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之间的制衡，在日常工作中，主管部门领导要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监督，一环扣一环。 （四）国有资产管理经营者缺乏激励机制 在改革逐步深化、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缺乏科学的奖惩机制作为辅助，导致从事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工作人员工作热情不高，各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开展得不到各部门员工的配合，奖惩机制不健全，个人效益与企业利益缺乏关联性，员工在工作中存在得过且过的心理。 四、国有企业资产风险防范的对策 面对充满变数的商业环境和复杂的内部风险，需要提出行之有效的防范对策。加强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良好的内部管理优化了资产的配置，保障了企业资产的充分有序利用，也对保障企业生存繁荣起到关键作用。国有企业应重视完善内部管理机制的迫切性，构建和健全预警机制，来预测可能的风险，及时应对和化解企业所面临的资产风险。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具备区分、识别、测量、分析和处理风险的能力至关重要。对风险进行科学的度量和精准的定量分析，有助于企业提前识别风险，做出合理的业务决策。树立正确的绩效考核观念。传统的效益标准体系过于片面，容易导致企业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而忽视长远的风险防控。因此，应构建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风险防控在内的绩效考核标准，用以规范企业行为，保护国有资产不受损失。因此，国有企业应创建风险防范的专业人才队伍，积极推动企业内部风险管理知识的培训和普及，以便从基本层面加强企业的风险防控意识，提升员工的防范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 （一）加强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筑牢风险防范的制度基石 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对风险、加强管理的有力抓手。国有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健全覆盖全面、重点突出、制衡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一是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各项业务流程和管理要求，强化授权审批、风险评估、资产管理等关键控制环节。二是优化权责体系，理顺管理关系，既要厘清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责边界，又要平衡好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配置。三是加强内控监督，发挥内审“免疫系统”作用，将内控要求嵌入业务流程，对关键风险实施动态监控。四是营造守规矩、讲规范的内控文化，引导全员树立风险意识，主动做好风险防控。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规范经营行为，为企业生存发展保驾护航。 （二）加强国有企业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国有企业要强化资产管理成效，建立科学的管理组织框架，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同时建立风险防范措施。根据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动态化分析企业的风险偏好，设立适合国有企业的风险管理目标，从源头进行风险把控，维护企业的经营效益，从组合的角度对风险进行评估并给出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同时，建立适合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内部审计制度和监督评价制度，实现对各部门员工的动态化监督与管理，在发现贪污腐败、弄虚作假等问题时及时进行干预，加大对违法乱纪人员的惩处力度，维护国有企业的运营成效，保障国有企业资产安全。 （三）加强国有企业财务制度 科学的制度体系是强化企业资产管理的基础和保障，国有企业的运营离不开健全的财务制度。一是树立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在市场环境下，国有企业必须用市场化的经营理念来管理企业，要深化体制改革，实现政企分开；二是建立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合理进行国有企业资产管理职责划分，确保每一项管理工作的开展都能做到有章可循。 （四）加强企业经营者长效奖励机制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资产的管理者，所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尤为重要。一是完善资产管理者的奖励机制，建立考核指标。二是建立动态的奖励机制，既要为经营者提供施展能力的平台，又要强化考核指标，让经营者更有积极性达成任务。三是建立起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各部门在降低成本又不影响产品品质的情况下，提高工作效率和收益率。四是进一步完善权力、义务和责任统一，管人和管事相互结合的激励机制。 （五）加强风险保险，开展风险管理培训，引入外部专业机构 加强与保险公司合作，尤其是针对重大项目、关键设备等时，要将风险损失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定期开展风险管理培训，普及风险防范知识，增强全员的风险意识和防控能力。必要时可以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外部专业机构，借助外部力量开展风险识别、评估、咨询等，为企业防控风险出谋划策。 （六）大力培养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人才 高素质的资产管理人才是国有企业实现规范化、专业化管理的关键。要注重从高等院校招收优秀毕业生，在企业内部开展专业化培训，提高资产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可以通过外派学习、轮岗锻炼等方式，让资产管理人员拓宽知识面，增长实践经验。建立科学的考核晋升制度，为优秀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激励环境。此外，还要重视发挥老员工传帮带作用，促进知识经验在新老员工之间的传承。 总之，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制度建设、内控管理、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等多方面齐头并进。只有建立严密规范的管理体系，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才能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水平，防范化解各种风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这不仅关系到国有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乎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国有企业应当勇于改革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贡献力量。 五、结语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结构，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人员，必须致力于自身专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并紧密结合资产管理的需要，认真分析和总结自身在资产管理过程中的不足，并针对不足之处，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加强对国有企业资产的管理，最大化地确保其作用得到发挥，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带头人，率先形成科学的运作体系和管理策略。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保持自己的地位，不断优化布局提高竞争力，从而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凌非.国有企业资产管理风险及应对措施分析[J].纳税，2021，15（06）：153-154 [2]张国胜.国有企业资产管理风险及其管控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7（18）：93-94 [3].蔡洁洁.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22（06）：53-54 [4].周燕萍.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21（06）：54-55 [5].颜敏.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2（03）：37-39 作者简介：熊鸿玲（1987—），女，汉族，福建省将乐县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会计学。 将乐县镛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级会计师 熊鸿玲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在生产、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同时对企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民营企业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构建完善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提高数据信息传递效率，实现数据内部共享，还有利于企业实现业财融合。基于此，本文分析民营企业在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旨在更好地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 关键词：民营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 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为民营企业创新财务管理模式带来了可能性，进而促进企业实现财务管理转型。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推动企业信息化发展，从建立健全会计数据标准体系、完善相关制度体系、深入推进业财融合、拓展会计职责等多方面，提出了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建议，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有效指导。现阶段，许多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来加强信息化建设，构建了完整的信息交流平台，实现了内部数据共享，推动了业财融合，增强了企业竞争实力。然而，目前仍有部分民营企业管理层没有意识到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重视程度不足，相关制度、工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进程缓慢。 一、民营企业加强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财务管理信息化是指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AI等信息技术，将各种技术组合，以提高财务管理工作水平，促进财务管理职能转型，降低运营风险和成本，进一步增强企业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管理信息化是新时代背景下民营企业革新管理模式的关键手段，加强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财务工作质量 民营企业加强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加大研发力度，将资金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采购管理系统、预算管理系统等相连接，能有效提高财务数据传递效率，保障数据真实和准确，为管理人员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保障，有利于提高财务工作质量，维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有利于增强市场竞争力 民营企业加强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梳理、再造业务流程，摒弃烦琐、不必要的工作环节，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同时，通过财务管理信息化，民营企业管理层可以准确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包括销售金额与盈利、原材料购置、储备情况等，制定科学的战略目标与发展规划，有效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三）有利于各部门沟通交流并深入协作 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并非管理层和财务部门的职责，而需要企业全体员工共同参与。许多民营企业受到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各部门各自为政、业务独立，数据各自保管储存，缺乏交流与协作的意识，企业内部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因此，民营企业要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决策平台，通过信息系统使财务、销售、业务等部门实现互动。一方面可以整合数据，实现数据信息的开发和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内部交流与互动，深入协作，缓解信息孤岛现象。 二、民营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信息化重视程度低 部分民营企业受传统管理模式影响，在发展经营期间并未设立信息化、现代化管理制度，许多民营企业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销售业绩、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得更高经济效益等方面，认为建设财务管理系统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资源，会导致企业收入降低，没有意识到财务管理信息化对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并未积极开展信息化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尽管有的企业购置了信息化系统，但并未积极研发新功能、新模块，财务管理系统只能进行简单的数据收集与核算。此外，民营企业系统开发的时间、工具、品牌等存在较大差异，各系统之间缺乏兼容性和继承性，财务和业务数据难以互通，导致企业内部出现信息孤岛问题。 （二）企业员工综合能力不足 目前，许多民营企业在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期间面临员工专业素养和综合水平低下的问题。第一，部分财务管理人员年龄较大，思想观念传统、落后，不了解信息系统的操作方式，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更改自己的工作习惯，仍然使用人工核算数据的方式，降低了财务数据报告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第二，一些民营企业没有重视人才的招聘与引进，缺乏专业的财务团队，难以发现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无法及时调整、优化工作方案，从而出现财务信息系统建设进程缓慢、不符合企业发展目标与方向的问题。 （三）信息系统存在安全风险 为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民营企业普遍将财务数据信息上传至相关系统平台，由于网络环境较为开放，若企业未注重信息系统的安全防范，重要数据信息就会被黑客窃取。目前，一些民营企业管理层和财务人员缺乏安全意识，没有分析、评估信息系统的潜在风险，也没有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设立安全防火墙，若某个环节出现偏差，会导致信息数据丢失或泄露，给民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不良影响。此外，部分民营企业并未对重要数据或企业机密设立专门的数据库或权限，基层员工可以随意登录查看数据，若员工缺乏职业道德素养或法律意识，会为了个人利益售卖企业信息，导致民营企业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四）未健全财务管理信息化制度 民营企业在开展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期间，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信息化制度不完善，没有明确规定各部门和岗位的权责，也没有落实问责机制，在开展财务工作时容易出现一人多岗、越权的问题，即相关人员没有经过授权随意更改财务数据，发生问题时相互推卸责任，不利于企业顺利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此外，许多民营企业内部审计制度不完善，没有组建专业的管理团队实时监督管控信息化建设情况，出现信息系统操作不合理、数据信息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激化各部门之间的矛盾。 （五）缺乏完善的工作体系 部分民营企业在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期间存在工作体系不完善的问题，主要包括财务共享体系不完善和预算管理体系不健全。以财务共享体系为例，部分民营企业管理层没有意识到财务共享中心和财务部门之间的差异，也没有结合财务共享中心的特点再造工作流程，而是照搬原有财务流程，出现工作流程烦琐、岗位重复等问题，导致民营企业无法建立信息系统，财务管理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 三、民营企业完善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策略 （一）高度重视财务管理信息化，形成全员参与局面 在大数据时代，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是民营企业提高竞争力、保障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要更新思想观念，提高对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主动了解并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明确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信息化建设方案。同时，管理人员应当收集和分析其他优秀企业信息化建设案例，学习其优秀经验，不断更新完善建设方案。 第二，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要充分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召开座谈会、发布内部公告、官网和公众号宣传文章、召开部门会议等多种方式，使基层员工充分认识到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强化其积极主动参与的意识。 第三，民营企业要构建良好的文化环境，购置财务信息系统，要求会计核算、预算编制与分析等工作必须运用信息技术，明确信息系统的操作流程和功能。总之，民营企业要通过文化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员工的思想行为和工作方式。 第四，已经引入财务软件的民营企业管理人员要梳理各关键模块的信息化需求，将其数据口径统一，实现财务数据、业务信息互通共享，避免出现信息孤岛现象。随着民营企业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日益扩大，可以通过搭建财务共享中心，进一步推动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以A企业为例，2023年9月中旬，A企业召开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启动会，落实企业《财务信息化规划》，加快建设一流财务管理体系。在会议上，A企业的管理层以“践行八维精益，引领数字转型，以财务管理信息化助推企业发展”为题，围绕A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提出三个方面建议。一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充分认识A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管理人员指出加强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是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是践行“八维精益”理念的重要抓手，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二是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高标准做好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A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力争弯道超车；要促进业财融合，提升价值创造能力；要加强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推动经营决策智能化。三是多措并举、系统实施，全力保障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落实落地。A企业上下要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形成全员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打牢保质保量的强大根基；攻坚克难、边干边学，培养锻炼财务管理信息化人才队伍。 （二）培训复合型的财务人员，建立信息技术团队 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对民营企业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营企业要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提高招聘标准，为信息化建设提供优秀人才，才能保障财务管理顺利转型。 1.注重财务人员技能培养 民营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主体是财务人员，因此财务人员在学习财务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了解掌握信息系统的操作方式。首先，民营企业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一方面，员工在线上学习平台观看视频，学习财务和信息技术应用的理论知识，每节课程后添加小测验，便于管理人员掌握员工学习情况；另一方面，聘请专业教师开展线下面对面授课，综合培养财务人员沟通交流能力、职业道德素养、信息系统应用能力等。其次，定期组织财务人员进入其他企业相互交流，学习先进的工作经验。最后，民营企业还可聘请软件公司的技术人员，教授财务人员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操作方式，帮助其解答工作中的疑惑。 2.建设专业信息技术团队 首先，民营企业要提高人才招聘和引进的标准，招聘财务专业知识丰富，掌握基础信息技术知识和操作能力的优秀人才，还要考虑员工的专业水平、工作经验、职业道德素养等。其次，民营企业要拓展招聘渠道，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招聘公告。最后，民营企业还可内部推荐或者校园招聘，为优秀人才提供锻炼的机会。 以A企业为例，随着新业务、新模式不断涌现和扩张，该企业统筹规划，协调并引导各部门共同推进企业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一方面，财务部门在工作中严格执行企业各项制度要求，严守财务底线的同时调整各岗位工作方式。财务部门要求各岗位工作人员从传统的核算会计模式中抽离，转换思路，搭上企业信息化变革这艘大船，重新梳理、更新各岗位职责和流程，细化各岗位需求。另一方面，企业财务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持续更新专业知识。通过合作税务事务所、每日税讯会计专业培训和线上专业课程的学习，不断夯实财务专业知识和会计信息化下的线上数据处理技能。财务人员积极与业务人员学习和探讨不同模式的业务流程，专业知识结合企业实际业务，做到融会贯通、一专多能。总而言之，A企业财务人员根据日常实际工作情况，积极转换思路，灵活调整工作方式，确保各项业务安全有序开展。 （三）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保障数据资料完整 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企业通过建立信息系统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增加了数据信息泄露风险。因此，民营企业在开展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期间要及时采取措施，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保障数据资料完整，维护系统安全运行，加快财务转型步伐。 第一，民营企业应当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研发，提高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保障数据信息安全完整。首先，安装杀毒软件，每天自动检查信息系统是否存在病毒，若存在病毒则提醒财务人员删除；其次，设立安全防火墙，抵御黑客的入侵，避免出现数据丢失的问题；再次，数据存储服务器本地化部署，云服务器数据存储易遭受云服务器服务商后台窃取数据，以及黑客等网络攻击带来的数据泄露或遗失风险；最后，办公电脑加装专业保密软件，数据对外传输，需经过保密软件系统解密操作，才能对外传输数据。 第二，民营企业要明确各岗位、管理人员的权限，针对重要数据信息，设立单独的数据库，若管理层想要查看、修改、提取数据，必须通过密码和指纹双重验证。同时，系统自动记录访问人、访问时间等，约束财务人员工作行为，避免出现安全隐患。 （四）建立信息化制度，优化内部审计模式 民营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生产经营情况制定相应的信息化制度，包括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监督管理制度、审计制度等，为推进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层面的指引。 1.制定问责机制 民营企业应当贯彻落实不相容岗位分离的原则，明确规定各部门和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权限，避免出现越权操作、无人问责的情况，当出现问题时可以快速追究到个人，并制定完善的整改方案。 2.健全监督审计制度 民营企业想要减少各种矛盾问题，应当以财务管理的要求、标准为依据，构建完善的内部审计模式，全方位、全过程监督信息化建设情况，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不断更新优化信息化建设方案。 （五）更新优化财务共享体系，落实预算管理 完善的工作体系可以有效提高民营企业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1.财务共享体系 民营企业应构建财务共享中心，加强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全方位收集汇总业务信息，结合业务活动的特点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案，合理配置资金，严格控制成本。 2.全面预算体系 民营企业应当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增加合同管理模块、业务管理模块等，业务人员将各项业务数据信息上传至相关模块，财务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数据资料，开展预算编制工作，确保预算数据真实完整。同时，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要运用信息平台，共同审核、修改预算，保障预算管理工作顺利落实。 四、结语 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是提升民营企业财务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具有“强支撑、强统筹、强引领、强数据、强风控”五个特点。民营企业通过建立集中统一的智能化财务平台，有利于民营企业财务管控实现“标准化、智能化、集约化”，促进业财相互融合和深度协同，加快实现财务数字化转型。首先，民营企业管理层要提高对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重视程度，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例如绩效考核制度、监督审计制度等，为推动信息化建设工作开展给予有效的指导。其次，民营企业要加强对财务人员的教育培训，丰富其专业知识、提高信息系统操作能力，为加强信息化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再次，民营企业要注重对信息系统的安全与防护，避免重要数据信息被不法分子盗取。最后，民营企业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可以提高财务工作质量和效率，有利于民营企业实现财务管理转型，使民营企业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站稳脚跟。 参考文献： [1]杜海曦.大数据时代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改革探讨[J].中国农业会计，2023，33（18）：45-47. [2]肖育鹏.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应用实践——以陕西省Y公司为例[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3（07）：85-87. [3]李思敏.数字化时代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途径探索[J].商讯，2023（13）：29-32. [4]曹丽.新形势下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对策[J].上海企业，2023（06）：63-68. [5]薛伟才.民营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现状及对策分析[J].商讯，2023（06）：37-40. [6]钟明浩.民营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与路径[J].质量与市场，2022（04）：31-33. 作者简介：周育涛（1990—），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信息化。 拓烯科技（衢州）有限公司中级会计师 周育涛 摘要：技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专精特新”是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党和国家愈发重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研究其发展现状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实现向高端环节跃升、促进第二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参考意义。通过文献研究法，对“专精特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存在发展困境，具体表现为人才引进困难、市场拓展困难、数字化转型程度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政策扶持和企业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结合东部沿海地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经验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出建议，认为未来地区应从强化人才支撑、加快数字赋能、利用内外循环进行市场拓展等方面入手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关键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引言 2011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次提出“专精特新”的概念，随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十二五”中小企业规划》中提出将“专精特新”作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已评选7万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8997家。仅十多年时间，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便由新兴的政策概念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党和国家对“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 目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发展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困境。从企业方面来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专业人才招募困难，转型过程中“数字鸿沟”的难题难以解决；从社会方面来看，市场需求下降，新客户开发困难，给企业发展带来挑战。 2.1 招才引智困境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中小企业由传统走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最后发展至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科研人才、管理人才、熟练技术工人的支撑。然而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接近六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招才引智存在困难，而且高学历员工及专业技术员工所占比例较小，无疑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挑战。究其原因，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规模较小而无法开出较高的薪资，而且运行状况不稳定，所以高质量人才毕业后大多更倾向于进入体制内或者大型企业，部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自身招聘条件较高，增加了人才进入企业的难度。 在难以靠自身吸引到高素质人才进入的背景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要想获得研发人才、高级技术工人等核心人才只能通过企业内部培养。但事实上，大部分可塑性较高的人才已经通过我国人才选拔机制进入了层次比较高的高校，可供企业在内部选择培养的人才比较少；而且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内部人才培养机制相对不完善。同时，“专精特新”企业以制造业为主，而制造业由于自身地理位置不吸引人且工作较为艰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年轻人的进入意愿。 2.2 数字转型困境 当前，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先进技术不断被应用到实体经济中，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得较为滞后，大部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处在数字化探索和实践阶段。 数字化转型升级有成本高、周期长的特点，中小型企业自身资金不足限制了其迈出转型的第一步，技术力量较为薄弱，专业人才缺乏，转型风险较高，但容错率却很低，即使转型成功，企业业务短期内也很难与新技术完全契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常常面临“不转就落后，一转就会有风险”的两难问题。因此，很多中小企业宁愿选择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也不愿意让企业转型后陷入风险之中，因此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数字鸿沟”不断扩大，导致中小企业竞争力不断被削弱。 2.3 市场拓展困境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有超过40%的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市场需求降低，短期难以恢复”和“新客户开发难度加大，竞争更趋激烈”。从外部大环境来讲，后疫情时代，国民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市场需求仍然不高，加之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运营成本持续上升，这给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了挑战。从企业方面来看，企业间分工不明确，产品细化程度较低，企业间同质产品多，竞争力不高；市场开发机制不完善，市场拓展手段单一，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不足，阻碍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行市场拓展。 3 发达地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策略 3.1 产业政策方面 3.1.1 财税政策方面 加强财税支持，为被认定为“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补贴；扩大政策支持范围，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应；设立“专精特新”税费服务快车道，精准传递减税政策。 3.1.2 协同创新层面 引导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优先向这类企业开放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鼓励和支持“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参与强链补链稳链等活动，促进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创新要素的高效匹配；根据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征集技术产品问题和协作服务需求，组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与合作，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合作能力。 3.1.3 市场拓展层面 建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展示平台，在国内外重要行业展会上设立展位，展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产品、技术和优势，促进企业与国内外客户、供应商、投资机构等的交流和合作。 3.2 企业发展层面 3.2.1 企业管理层面 东部沿海地区“专精特新”企业实行精细化管理，重视管理效率和精细化管理，通过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流程，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匠心”精神，注重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在产品的质量、品牌、市场营销等方面不断创新，从而打造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 3.2.2 创新发展层面 东部沿海地区“专精特新”企业注重改革创新，不断优化企业管理和生产制度，推动企业变革和转型，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适应能力；鼓励员工创新创业，为员工提供更多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通过激发员工的创新潜力和创业热情，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和创新。 3.2.3 人才培养层面 东部沿海地区“专精特新”企业重视人才培养和激励，注重员工的职业发展和素质提升，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训和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3.2.4 资金管理层面 加强管理，保证资产质量。要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应把资产质量水平提上去，如果企业的资产质量不行，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变现能力，从而制约其发展。因此，对于需要提升偿债能力的“专精特新”企业，一定要加强资产质量管理，只有当资产质量水平较高时，高水平的偿债能力才可能实现。具体措施如：加强存货管理，减少库存商品，因为存货过多不仅占用资金，而且难以变现；加强应收款项管理，尽量避免应收款项过大，对外投资时，做好调查，仔细分析，避免盲目投资，难以回收。 科学举债，降低财务风险。企业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当前企业间激烈的竞争，其实也是资金链的竞争，谁拥有雄厚的资金谁就能更好的发展。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自身规模较小，掌握的资金就比较有限，只能靠融资来解决。当然，融资就伴随着风险。所以，面对形式多样、渠道丰富的举债方式，中小企业一定要进行合理筹划，根据自身需要，结合举债的特点，合理选择风险小的、适合自己的，从而将偿债风险降到最低。 4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优化发展举措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需要从加强成本控制、畅通融资渠道、强化人才支撑、运用数字赋能、利用内外循环拓展市场五个方面入手，并且持续努力。 4.1 整合内外部环境，强化人才支撑 密切关注内外经营环境，抓住发展机遇。对于当前较为复杂的内外经营环境，企业应该时刻注意市场的发展动向，顺应市场的发展规律，主动出击，迎接挑战。企业可根据市场规则，搭建符合实际的管理信息化系统，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使企业内部管理信息得到高效沟通，做到决策科学。提高运营效率，缩减企业经营成本，关注市场导向，树立竞争意识。遵循市场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及时发现市场机遇和挑战，尽早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等。构建企业内部监督体系，落实监督举报制度，减少企业内部权责、职位等方面的矛盾，提升经营的质量。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灵魂，多途径、多形式引进人才，不断充实企业建设力量，引进人才的同时，也要重视管理人员责任心与职业素质的培养，还要剔除落后的、无用的管理岗位人员。首先，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大力引进专业技术型人才。调查企业所需人才，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引进；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其次，加大员工培训力度。加大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培训，充分发挥高层管理者在企业中的引领作用；定期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鼓励员工考取行业从业资格证。再次，增强企业吸引力。优化企业基础设施，提高员工福利，制定完整的员工培养体系，加大企业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知名度。最后，加强校企合作。通过企业专家到高校任客座或咨询讲师、大学教授定期到企业做访问学者或合作培养专业人才等多种方式，解决教学与实际应用脱节、企业科技人才短缺的问题。 4.2 引入现代智能技术，加快数字赋能 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水平发展迅速，数字化转型也是推动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道路的有效方式。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既是顺应数字融合发展趋势的必要之举，也是实现中小企业高水平蓬勃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小企业应抓住高速发展机遇，把握大数据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内驱力，加强智能设备的应用模式，采用智能化设备进行产业深度升级，做现代化制造业的先驱者。在运营成本、生产效率、能源利用和产品质量等方面形成明显优势，在未来更进一步提高企业智能化建设水平，着重在新型智能化管理、专业化生产、特色化供给等方面继续探索，提高专业化水平、精细化水平，生产出高质量、先进化的产品，从而促进经营效益的提升，做国际一流的制造强企。扩大市场占有率，不断进行产品升级迭代，保持企业长期高水平的盈利能力。大力推进打造高品质品牌的定位，进一步扩大企业产品的占有率，以互联网络为特色资源，在销售渠道方式上加以拓展，紧紧抓住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提高产品的性能优势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使之提高其他企业常年盈利能力。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愈发成为企业提高生产力的有力举措，所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想要更好地发展不能离开“数字技术”支撑。 企业加快数字赋能发展，首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加快推进互联网、物联网、AI、大数据等信息通信系统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设施保障。其次，推动建立政企数据共享平台。提高政府对企业的信息掌握度，以便政府更精确地为企业提供服务，充分利用政府公共数据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便利。再次，企业自身要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结合自身业务推动业务数字化升级，培养与产业链上其他企业合作的能力。最后，产业链上已经数字化转型升级成功的“专精特新”企业要积极助力其他企业进行数字化发展，从而促进整个产业链上企业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4.3 抓住发展机遇，以内外循环促进企业突破壁垒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需要加强国内经济的自循环，同时加强国内与国际经济的双向循环，以此来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同时，中国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注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抓住政策机遇，以内外循环促进企业突破壁垒。 顺应内循环发展趋势强化分工、提高产品质量、开拓市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要加强与大企业合作、明确分工，用自身的灵活性来弥补大企业的短缺之处，形成分工明确的产业体系；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发扬“工匠精神”使产品精益求精，质量比同行业产品更胜一筹；建立完善的市场开发机制，制定市场拓展计划和销售目标，并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市场调研和推广活动，积极争取市场份额和客户资源。 重视外循环，政府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政策扶持：制定优惠政策和提供财政支持，支持中小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贸易融资、税收减免等支持措施，降低企业开拓国外市场的成本和风险；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帮助中小企业了解国内外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情况，提高企业市场拓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搭建平台和资源共享，帮助“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了解市场信息和渠道资源，拓展国外市场。 4.4 创新理念打造“专精特新”品牌 创新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只要保持创新理念，敢于进取，总能在困境中找到一线生机。一个经营成功的企业一定是懂得灵活变通且具备敢于创新的品质的企业。作为“专精特新”企业，要始终保持自身具有的创新性的优点，在经营中根据社会发展变化随时做出调整，适时融入新的理念、制度等，推进企业实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技术革新。在发展中注重研发创新，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引进创新型人才，牢固树立创新理念，拓展新的产业、技术、市场领域。中小企业还应培养“专精特新”品牌建设的意识，加大品牌创新建设的投入，打造自己的品牌，增强自身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实现从相对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质量、弱品牌走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质量、强品牌，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提高知名度，充分发挥品牌效应。 4.5 加强成本控制，以系统方法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当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产品价格不变便会降低企业利润率，反之会降低企业竞争力，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对企业发展不利的，可以通过采用更换供应商、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寻找优质的供应商，批量采购，优化供应链来降低原材料成本；优化生产流程，采用更加先进的设备和工具，加强对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废品率，从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和资源浪费来降低成本。 5 结论 通过研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境，并且结合东部沿海地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经验，对此提出以下建议和措施：通过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存在招才引智困难，政府部门要出台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强校企合作，企业自身强化员工培训，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政府部门完善通信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积极帮助其他处于转型期的企业，政企共同推动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升级；同一产业链上的企业间加强合作，强化分工，增强产品质量，政府部门制定优惠政策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刘飞.制造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智能制造，2023（2）：41-43. [2]林昕，王若其.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策略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3（4）：77-80. [3]敦帅，毛军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J].上海质量，2023（2）：22-24. [4]洪群联.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J].中国中小企业，2022（11）：35-37. [5]田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态势与路径选择[J].上海商业，2022（9）：201-203. 作者简介：何嘉（1990—），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政府项目管理与经济政策分析。 武汉维斯第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嘉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