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全球发展局势日益复杂，国内产业结构亟须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资本市场具有直接融资、风险分担以及价格发现的独特功能，在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在赋能新质生产力方面存在着直接融资占比过低、对新要素的定价能力不足、投资端中长期资金匮乏、投资者保护较为薄弱、国际化水平较低等难点和堵点。对此，建议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提升对新要素的估值能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强化持续监管与退市常态化、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从而增强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和稳定性，以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一、引言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全球发展局势日益复杂、国内经济增长亟待新动能的态势，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塑造国际竞争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支持，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创新活动的风险特征相匹配，能发挥直接融资、风险分担以及价格发现的独特功能，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在战略高度上重视和推进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近期，监管部门密集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推动资本市场在实现平稳健康运行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2024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九条”），明确提出要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加有力地服务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证监会随后制定了《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简称“十六项措施”），从上市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私募投资等方面提出全方位支持性举措，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型企业的配套机制。
在顶层设计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性改革，在引导资本投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并培育了一批初具规模的代表性企业。但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建设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难以与迅速涌现的新质生产力需求精准对接。本文梳理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在赋能新质生产力方面存在的几大结构性难点和堵点，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建议，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二、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的作为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全球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的新态势，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一，当前国际地缘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破解我国关键科技领域的“卡脖子”困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其二，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发展阶段，亟待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余永定，2023）。当前我国人均GDP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且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通过技术革命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推动产业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重要的追赶方式。其三，我国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新质生产力利用现代科技工具，帮助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实施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二）资本市场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成效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驱动，而创新活动离不开金融支持，资本市场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①资本市场能发挥融资功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直接融资，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成果转化等提供必要资金支持。②资本市场能发挥风险分担功能。从企业融资端视角，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资本市场将企业的部分创新风险转移到市场承担；从资金投资端视角，通过构建多元化投资组合，资本市场能有效分散单个项目失败风险，从而增强创新主体的风险承担能力。③资本市场能发挥价格发现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本市场通过传递有效信息、实现价格发现，促进科技创新企业与金融资本高效匹配，同时对企业产生相应的外部监督与约束，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资本市场通过系统性制度改革，成功引导中长期资本投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领域和新业态，在培育新兴产业、促进绿色发展、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成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阵地，在不断探索与改革中，逐渐形成并完善了以“沪深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为主体架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2021年9月，北交所正式成立，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做大做强。2023年2月，股票发行全面注册制正式实施，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的融资环境。目前，A股已打造出一批市场认可度较高、行业影响力较大、研发能力较强的新质生产力标杆企业。2023年度，A股整体研发支出达到1.82万亿元，较上年增长9.67%，占整体营业收入的2.51%，其中科创板、创业板、北证A股的研发投入占比均超过4%。在5 3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超过1 800家，主要分布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物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整体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6.04%。
三、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难点堵点
（一）新质生产力的融资需求与现有融资体系之间不匹配
科创企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力量，从事的创新活动投入高、不确定性强，并且其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大多缺乏抵押物。然而，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受到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信贷政策和额度限制，往往需要企业提供抵押品并支付较高的利息或费用。因此在间接融资体系下，金融资源更多流向传统产业和投资领域，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融资需求。相较之下，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具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与创新风险特性的耦合度更高，得以为科创企业提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融资途径（吴晓灵，2021），从而有效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体系为主，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的比重较低。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我国企业债券、政府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三者余额合计112.97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29.40%，其中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股票余额占比仅为11.16%。对比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美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占据主要地位。根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23年末，美国非金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债券融资、贷款融资、股权融资在总资产中占比分别为13.29%、8.92%、74.89%。直接融资占比较低这一数据的背后折射了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股权融资方面，科创板、创业板的上市仍离不开监管机构的“隐性背书”，北交所、股转系统新三板的交易相对缺乏流动性，区域性股权市场经营的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规范等。在债券融资方面，公司债发行存在较高准入限制，信用债呈现由国有企业主导的态势，“专精特新”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相对有限，还存在债券违约风险潜藏、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等问题。
（二）新质生产力估值难度较大，且我国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较低
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难点之一在于如何准确评估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和风险，这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的定价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
一方面，从新质生产力的估值特点来看，新质生产力往往涉及新兴技术、创新模式等，其价值和前景难以用传统的财务指标和评估方法来准确衡量。例如，数据资产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之一，具有可共享、可再生、低标准化等特点，其估值定价面临着标准缺失、价值多变、工具不足、市场缺位、权属纠纷等多方面的挑战（熊巧琴和汤珂，2021）。这导致市场参与者在决策时缺乏统一标准，投资者对创新效能和质量的评估可能存在较大分歧，资本市场在发挥其价格发现和资源引导功能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多挑战，进而影响创新资本与“真科技”“真创新”生产力的衔接。
另一方面，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我国一、二级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和信息传递效率较为低下。比如，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未能充分反映企业内在价值。在核准制下，新股发行的行政干预强，供求关系失衡，IPO抑价严重；注册制的实行有效缓解了新股“堰塞湖”和“打新热”的现象，但由于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专业性不足、监管角色转型和投资者保护有所缺位，财务造假、违规询价、隐性质量担保等问题仍然存在（东北证券-复旦大学课题组等，2022）。再如，我国资本市场的股价同步性较高（Morck et al.，2000；黄俊和郭照蕊，2014），即股票同涨同跌的现象较为普遍，股价变动更多基于宏观经济和中观行业信息，个股层面信息难以有效地反映在股价之中。这使得资本市场的要素配置功能更多停留在行业板块，而难以有效下沉至企业层面。
（三）资本市场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投资存在短期性和投机性
资本具有逐利性的本质特征，在资金结构不协调、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如果不加以合理引导，将导致部分短期高收益的投资领域短期投机之风盛行，而具有长期价值的新质生产力项目得不到足够资金支持。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投资端供给与融资端需求呈现不平衡的特征。一是专业机构投资者队伍培育不足，二是高风险承受能力资金的缺口依旧较大，三是中长期资金不足而短期资金明显过剩。截至2023年末，各类专业机构投资者合计持有A股流通市值占比仅为23%，与境外成熟市场机构占比均超过50%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相较之下，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散户持有A股流通市值占比约为30%，大幅高于美国市场散户持股占比不到10%的水平。此外，我国资本市场还存在“长钱短投”现象，2006年以来，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对我国A股市场单只股票的连续持股时间平均仅有6个月左右（张跃文和焦文妞，2024）。
以上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如下方面。①当前资产管理行业尚未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管理运作模式，阻碍了专业投资者队伍的培育。例如，在资产管理人的激励机制方面，通常具有重短期轻长期、重规模轻业绩的特征（赖小鹏，2022）；在监管体系方面，市场分割和分业监管背景下的监管标准不统一，为不公平竞争和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舒心，2019）。②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而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欠完善，企业的市场价值时常偏离其内在价值，降低了投资者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的积极性。
（四）资本市场违法成本较低，投资者保护不足
2020年《新证券法》施行以来，我国投资者保护机制得到了明显完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仍然面临较大阻力，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仍然屡屡发生。①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而公司治理制度欠完善，缺乏对大股东的有效监督与制衡，大股东利用其“一股独大”的控股地位进行利益输送、侵害公司财产、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屡禁不止（吴世飞，2016）。②对于内幕交易、操纵股价、违规占用资金等行为的稽查难度较大，对于公司内部人员的相关法律责任缺少直接规定。在实践中，往往只能通过信息披露违法追究行政责任，且刑事责任追究难度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监管执法存在避重就轻之嫌。③退市出清难度较大，资本市场尚未建立起“优胜劣汰”的生态。近年来，我国退市标准不断多元化，突破了原有的单一标准，并将重大违法行为纳入退市情形的考量，但相关标准不够细化，执行中仍有困难。截至2023年末，A股退市企业有271家，其中2021年以来退市的有119家，绝大多数为交易类和财务类指标强制退市，占比达90%以上。对比美国股票市场，自2011年以来，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每年退市公司数量均超过300家，且大多数年份退市数量多于上市数量，有效保障了市场的优胜劣汰。此外，在退市过程中，集体诉讼等投资者保护措施的实践仍在探索当中，当地有关方面往往会干预上市公司强制退市的执行，以及公司退市后缺乏成熟的场外市场转板承接，这些因素都影响了退市程序的执行效率。
（五）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不足，对外开放质量不高
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劳动、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但是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①我国资本市场投资开放的便利化不足，较多核心领域仍面临较多限制。在股票市场方面，虽然已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实现了双向对外开放，但仍受到额度管理、收益汇出等限制（范从来和吴曈，2023）。在债券市场方面，开放程度未达到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债券资产配置的诉求，例如，债券承销市场的准入限制、外资机构对信用债评级业务的了解和开发不足等。②我国资本市场“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的发展节奏不均衡。在一级市场方面，“走出去”快于“引进来”，目前美股有中概股300余家，而A股并无国外公司上市先例，仅科创板吸纳了6家红筹架构企业。在二级市场方面，“引进来”快于“走出去”，QFII和RQFII的投资额度已基本放开，但QDII与RQDII仍有额度限制。③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相对不足，金融创新建设滞后。根据英国智库ZN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3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35），在全球金融中心前十强中，美国有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四大城市入围，我国仅有香港、上海入围。在全球金融中心的金融科技、绿色发展水平排名中，我国金融中心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这表明，我国金融中心在规模、层次及运行效率方面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仍存在短板，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国内，国际认可度不高。
四、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匹配新质生产力融资需求
资本市场能发挥其独特作用，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的有效融合，打通金融通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市场，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满足新质生产力的融资需求。
一是在IPO方面，推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强化各自板块优势，提升对新质生产力的精准支持力度，形成协同互补、错位发展的服务创新格局。美国上市标准多元、资本市场层次丰富，由纽交所、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和纳斯达克全球市场组成的主板市场主要面向大型企业；由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资本市场组成的二板市场主要面向高科技和中小型高成长企业；以OTC Markets为代表的场外交易市场主要面向小型创业企业。并且各个板块之间形成了系统化转板机制，为科技企业提供精准定位和全生命周期支持。
对于我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科创板定位于核心技术驱动型企业等未来产业领域，从多元化上市条件、健全信息披露规则等方面入手，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创业板定位于服务“三创四新”，推动更多传统行业通过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实现转型升级；北交所定位于服务和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与新三板层层递进、上下联动，为资本投资更早、更小、更新的中小企业营造阵地。
二是在并购重组方面，推动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并购。合理区分“借壳上市”和符合产业并购逻辑的重组上市，削减壳资源价值，鼓励新质生产力中的关联产业整合。由此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和资本市场吐故纳新，一方面加速打造世界一流的链主型企业，另一方面疏导和分流IPO的增量扩容对市场造成的潜在冲击，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打通退出渠道。
三是在创业股权投资方面，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美国中小企业局为小规模投资公司提供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大力拓宽资金来源，鼓励私人资金流入中小企业。我国风险投资起步较晚，要着力打造各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全链条科技投融资市场。①重点解决风险担保问题，提升政府引导基金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通过适当降低返投比例要求、实施开放性跨区域合作等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市场不敢投、资金需求大的关键技术领域。②切实推动科创属性投资导向，优化合伙型创投机构的税收制度，建立阶梯式创投税收优惠机制，对于投资阶段更早、持有期限更长的项目给予更高的税收优惠，引导创投机构早期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
四是在债券市场方面，推进债券市场化机制改革，鼓励科创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融资。新质生产力企业普遍规模偏小、缺乏有效抵押资产，发债相对困难，美国的高收益债券市场发展成熟，配套风险管理工具完备，场外交易市场发达活跃，有效拓宽了科技企业融资渠道。为丰富我国支持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债券融资工具，建议：①确定债券统一认定标准，包括统一科技创新主体发债支持标准、统一科技创新用途认定范围等，提高科创企业发债意愿和能力。②优化增信安排、丰富担保手段。鼓励设立区域性信用增进公司为民营企业科创债融资增信，积极创设信用保护工具增信；扩大专利权、注册商标权等在质押品业务中的应用。③加强投资者保护契约型条款设计、发展信用风险衍生品市场等，设置多样化的偿债保障措施，提高债券发行认购力度。
（二）探索对新要素的估值方法，提升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能力
准确评估新质生产要素的价值，是资本市场有效发挥定价功能、引导资源配置的前提基础。要从理论框架、估值实践、信息供给等方面共同提升对新质生产力的估值定价水平。
一是完善对新质生产要素的估值定价体系。建立数据资产的估值与核算体系，包括完善修订无形资产准则、完善数据交易与运行机制、健全数据权属的相关法律制度等。加快研究建立科技成果估值规范的国家标准、建设国家级科技成果估值平台，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的评估和交易市场，充分发挥12家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3家技术交易所的专业平台作用，建立实用的科技成果估值制度、规范和流程，更加精准定位科技企业价值的“锚点”。
二是提升金融中介机构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引导证券公司、资产评估机构积极对接全球数字、科技资产的定价规则，加快形成科学合理、规范多元的新要素、新经济估值定价体系。新股定价中严格压实承销保荐机构的中介责任，规范证券分析师对于投价报告的撰写，防范分析师、投行业务部门及发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干扰分析师的独立判断，尤其是保证其中盈利预测和估值部分的独立性、专业性。
三是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不同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往往需要考虑到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美股公司的信息披露强调股东的信息需求，更强调盈余数据的合理性和可验证性，且由于较高的诉讼风险，更倾向于采取稳健的披露政策，及时披露坏消息（Lu et al.，2023）。建议引导科创板、创业板加大对科技成果及创新要素信息的披露程度，提升披露的可理解性、可比性和时效性；强调对技术风险、市场风险、亏损风险等方面信息的披露要求，提高自愿披露水平。通过更加透明、充分的信息披露，提升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推动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向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化等领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三）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避免短期投机倾向
长期资金以基本面分析、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为主导，更加注重投资的可持续性和企业未来的增值潜力。要着力培育和壮大资本市场的“耐心资本”，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一是提高机构投资者素质，优化资本市场财富管理功能。随着全面注册制的实施，越来越多新质生产力概念相关的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数量扩容，赛道更加细分，对投资者选股和估值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研究、价值发现上的专业能力将发挥更大作用。在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普遍较高，并且在提升效率和稳定市场方面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要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的机构化发展，需要：①增强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定价、公司研究、产品设计和风险控制上的专业化能力。②推动财富管理行业回归本源，强调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性和管理居民财富的人民性，让更多投资者分享发展成果，提高投资者获得感，促进资金供给端的良性循环。
二是引导长期资金入市，培养长期投资生态。20世纪80年代起，养老金、保险资金和国外资金积极涌入股市，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股票市场和科技创新的发展。相较于成熟市场，我国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公募基金、信托公司等主要长期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和新质生产力的投资潜力并未充分发挥。建议加大投资端改革，提升资本市场对长期资金的吸引力，便利长期投资者配置新质生产力的途径。①放宽长期资金入市限制，以保险资金为优先试点，逐步扩大长期投资标的试点范围。②建立长期投资导向的激励机制，拉长考核周期，降低短期考核压力对投资者策略执行的负面影响。③政府鼓励设立长期投资基金，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和投融资便利等政策支持，扩大长期资金来源。
（四）加大持续监管与退市力度，着力提升投资者保护
建设法治化、全面化的监管体制有助于确保市场公平与透明、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公司治理改善，从而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和稳定性、增强投资者信心，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一是严格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提升上市公司质量。①加强公司治理监管，严肃整治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等重点领域违规行为，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强化独立董事的监督履职约束。②全面完善减持规则体系，对不同类型股东分类施策，严格规范大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坚决防范各类绕道减持行为。③加强上市公司对投资价值塑造的重视与投入。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股息率，对现金分红比例较高公司加大激励力度，增强分红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对多年未分红或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限制大股东减持、实施风险警示；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并将其纳入上市公司考核体系，从严打击以市值管理为名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
二是加大退市监管力度，加快形成常态化退市格局。深化退市制度改革，促进市场“新陈代谢”，让更多资源流向发展潜能更大的新质生产力产业。①进一步严格强制退市标准，收紧财务类、交易类退市指标，细化重大违法类退市执行标准和适用范围。②加强退市过程中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形成一批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代表性案例，并发挥其示范作用，完善投资者赔偿救济机制，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提升投资者信心。③优化退市通报制度，加强证监会、交易所等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等方面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监管合作，打击各类恶意规避退市行为，加大监督和追责力度，防范和约束在上市公司退市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多方阻力。
（五）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建设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要统筹兼顾开放与安全，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功能和提高国际化水平，促进新质生产力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是继续优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产品创新和制度设计。在跨境融资方面，执行和巩固企业境外上市备案制度，保持境外上市渠道畅通，让新质生产力企业充分利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的资源。在跨境投资方面，继续完善与境外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放宽投资限制，简化部分项目的审批条件，在更多领域探索负面清单、白名单制度，提升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市场的便利性，鼓励更多长期境外资金流入。
二是完善资本市场开放有关的监管建设和风险防控机制。①构建系统性、全面性的风险评估框架，不仅要快速识别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中潜在溢出与传导的金融风险，还要准确识别政治风险、数据风险以及技术过程造成的风险联动等全方位风险。②持续加强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加强对跨境投资行为和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研判，同步引进先进的市场监管经验，完善各类风险应对预案（谭小芬和张坷坷，2023）。③完善跨境监管合作，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治理。例如，对于中美之间的跨境审计监管合作，需建立统一的监管准则，加强双方对彼此监管程序和监管质量的互认互信，在不违背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实现监管协同。
三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充分发挥区域性国际资本市场功能。①拓展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打造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在股票市场方面，促进国内指数国际化，在海外推广中国市场指数型产品，吸引国际专业投资者配置中国市场。在债券市场方面，扩大熊猫债发行规模，完善国际债券交易机制。此外，在期货市场、碳市场、数字人民币等方面，加快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创新，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投资需求。②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及国际合作。不断引入国际一流机构，与国内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与互动，努力培育一批精通国内、国际市场规则的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我国金融机构整体服务水平和国际化程度。
五、结语
随着全球发展格局的调整和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传统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下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新质生产力以其高效能、高质量和创新驱动的特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力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科技创新，资本市场作为重要的资源配置枢纽，得以实现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有效对接，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着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质量，推动“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
具体而言，在融资端，要进一步完善直接融资的配套制度建设；在中介端，要加强金融机构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专业能力；在投资端，要推动中长线资金入市、营造长期投资生态；在监管端，要强化持续监管、退市执行以及投资者保护；在国际化方面，要统筹开放和风险、扩大高水平双向开放。通过督促市场各方归位尽责，共建一个有活力、有韧性的市场，让资本市场更为精准、有效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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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孟庆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宇嘉，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穆天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程师。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孟庆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王宇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程师 穆天虹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数据与养老的结合是大势所趋。国务院于今年8月3日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4〕18号），《意见》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推进公共空间、消费场所等无障碍建设，提高家居适老化水平。进一步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回望2023年，12月31日，国家数据局等17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国数政策[2023]11号，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数据要素供给流通重点任务、保障条件、组织实施等内容，《行动计划》选取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12个行业和领域，推动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1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140多国参加决议联署，该决议获得协商一致通过，表明广大会员国普遍赞同通过对话合作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充分彰显出中国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负责任态度和重要引领作用，也给我国人工智能和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着眼于我国银发经济以及国际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基于《行动计划》所涉及的“数据要素”重点发挥乘数效应的12个领域，就现阶段而言，“数据要素”与老龄产业的结合主要体现在“智慧养老”领域。故而，本年度养老金融报告（数据要素）专题，主要致力于对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研究。
一、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现状概述
近年来，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下滑，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多，未来我国社会的养老负担还将继续加重。我国养老产业的市场开发空间巨大，未来智慧养老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本部分主要从产业背景、发展现状以及发展前景三方面对此进行初步分析。
（一）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背景分析
根据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编著的《人口学词典》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末人口数据，2023年年末全国老年人口（60周岁及以上）29697万人，占比21.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21697万人，占比15.4%。很显然，2023年，中国已成为一个老龄社会（图1）。
图1：中国、日本、韩国、欧盟老龄化对比图
来源：中国经济简报，联合国，世界发展指标，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与其他发展水平较高的老龄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口转型速度比较快。自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据估计，中国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为每名妇女生育1.18个孩子，1980-2022年间每名妇女的生育率减少了1.6个子女，生育率下降速度快于日本的0.6，但慢于韩国的2.0。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仍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未踏入高收入国家标准，但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图2），这需要引起警惕。
图2：中日韩三国生育率对比图
来源：中国经济简报，联合国，世界发展指标，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二）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据要素与智慧养老密不可分，智慧养老是指面向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工具，面向居家老人、社区及养老机构的传感网系统与信息平台，并在此基础上为社会提供实时、快捷、高效、智能化养老服务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目前，智慧养老服务领域主要包括慢性病管理、居家健康养老、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网健康咨询、生活照护以及信息化养老服务等服务领域。下文将从我国养老机构的运营发展情况、智慧养老产业模式发展状况、智慧养老行业相关政策支持现状三个方面对我国智慧养老领域发展现状做简要概述。
我国智慧养老产业模式发展状况。根据我国“9073”的养老服务规划（又名“国家9073工程”），应有90%的老人在家中养老，7%的老人在社区养老，3%的老人在养老机构养老，智能养老重点也主要集中在社区居家养老上。
图3：我国主要智慧养老模式占比图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制图
养老机构运营发展状况。目前，面对我国老龄化现状，各类养老机构也不断注册成立，并且这些养老机构以科技为加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不短实现智慧化。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5.8万个，养老床位合计815.9万张。其中：全国共有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4.0万个，比上年增长4.7%，床位503.6万张。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8.7万个，养老床位合计829.4万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4.1万个，比上年增长1.6%，床位518.3万张，比上年增长2.9%；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4.7万个，共有床位311.1万张（如图4）。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高龄和失能失智老人数量不断增多，养老机构需求不断增加，进一步带动养老机构增长。国内一些城市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智慧养者也得以初见雏形，且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图4：2016-2022年中国注册登记养老机构数量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民政部、各年度《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智慧养老行业相关政策支持现状。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医保、民政养老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国务院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支持养老行业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支持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提高老年人的数字技能，让广大老年人更快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也促进智慧养老行业的发展。下表基于课题组前期工作，对相关政策进行了汇总梳理，主要如下：
表1：“智慧养老”相关文件汇总
表2：“数据要素”与其他与智慧养老相关重要文件汇总
根据表1和表2，并依据课题组前期文章梳理，不难看出，近些年来，与“数据要素”、“智慧养老”相关的文件相继稳步出台，且成系统化、密集化趋势，并相互关联，这表明“数据要素+养老”结合的“智慧养老产业”表现出极大的政策利好。
（三）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前景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增加，智慧养老将成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关键策略之一。
通过以上对于我国智慧养老养老产业发展背景与现状的分析可见，中国的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驱动：
1、人口老龄化促进智慧养老需求增长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这为智慧养老产业提供了庞大的潜在市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2.6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9亿，这预示着对养老服务的巨大需求。对此，如果仅仅依靠传统养老模式，诸如：实体养老机构改善养老保障服务等，不仅存在经济成本高的缺点，而且养老服务效果难以保障。因此，依托智能信息技术，创新数智数据化养老方式，发展智慧养老，是我国应对老龄化的有效措施。
2、政策利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
由上文政策梳理可知，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养老产业的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鼓励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产业规划和标准制定等，以促进产业规范化和规模化。同时，通过地方性政策推进智慧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诸如各省市政府也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用地支持、人才培养、服务外包和大数据企业合作等，以促进地方智慧养老产业的繁荣。预计在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智慧养老行业将迎来良好发展时期。
3、科技创新驱动智慧养老服务发展
科技创新在智慧养老服务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还增强了老年人的生活体验和安全性。诸如：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大数据分析、远程医疗、智能家居、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机器人技术、可穿戴设备、平台和应用程序(Apps）、无障碍技术等方面的探索应用和普及。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高，智慧养老服务有望在未来变得更加普及和高效，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
二、国外智慧养老实践分析
发展我国智慧养老产业需要拥有国际视野，国外的智慧养老实践体现了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旨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保障健康安全以及促进社会参与。新加坡、荷兰、日本这些理念、概念、模式对我国倡导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规划的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与借鉴。
（一）新加坡的“乐龄”智慧养老模式
新加坡的“乐龄”智慧养老模式是基于一系列创新实践和政策支持，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被称为“乐龄人士”）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享受充实和健康的老年生活。这一概念融入到了新加坡智慧养老行业的各个方面，包括：智慧养老技术的应用、乐龄公寓和住屋设计、医疗与养老结合、社区参与与社交活动、终身学习与工作机会、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等。总之，新加坡的智慧养老模式不仅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还注重其心理健康、社会参与和个人成长，旨在创造一个包容、支持和充满活力的老年生活环境。
（二）荷兰的“健康老龄化”理念
荷兰的“健康老龄化”理念是其养老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旨在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幸福和社会参与，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一理念认为老龄化不仅是生命的自然进程，而且是可以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和政策支持来优化的阶段。荷兰“健康老龄化”理念包含一些关键要素，诸如：促进身体活动、均衡饮食、心理健康重视、终身学习与兴趣培养、社会参与、医疗保健优化、家庭与社区支持、智慧养老技术、政策与基础设施等。总之，荷兰的“健康老龄化”理念强调，老龄化是一个可以积极管理的过程，通过综合性的政策、服务和技术，老年人可以在晚年继续保持健康、活跃和幸福的状态。这一理念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福祉，也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和经济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日本的“小规模多机能”社区养老模式
日本的“小规模多机能”社区养老模式是一种旨在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照护服务的模式，特别注重于创造一个家庭式的环境。这种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在较小的设施内提供多种养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生活照顾、健康护理、康复训练、社交活动等，同时支持老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养老模式的特点包括：小规模、社区融入、尊重个人等，这种模式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一种创新尝试，它试图在维持老人尊严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总之小规模多功能养老设施通过为老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弹性服务以及实行多样化的经营策略创造出一种灵活的、高效的设施模式。既可以在原有生活环境中为老人提供了一个可交流的、可持续利用的平台也可以与多种养老设施合设，为老人提供更全面高效的系列服务。
三、我国智慧养老产业主要矛盾分析
基于上文对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的分析，可见，该产业发展态势明朗，势头较好，但鉴于我国的实际状况，依然面临以下几大矛盾：
（一）矛盾之一：技术进步与老年人数字鸿沟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智慧养老产业得以快速成长，各种智能穿戴设备、远程医疗监测系统、智能家居等高科技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极大提升了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然而，技术的进步并未完全惠及所有老年人。许多老年人由于年龄、教育背景或生活习惯等原因，对新技术接受度低，无法熟练使用智能设备，甚至对网络和智能产品抱有恐惧心理，这使得他们难以享受到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
故而，技术进步为智慧养老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加剧了老年人群体内部的数字鸿沟。一方面，年轻一些的老年人可能更容易适应新技术，享受到了智慧养老的诸多益处；另一方面，那些年龄更大、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则可能被边缘化，不仅无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还可能因不会使用智能设备而感到孤独和无助，甚至产生被社会遗忘的感觉。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智慧养老产业的全面覆盖，也影响了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均衡提升。
（二）矛盾之二：市场需求与供给能力
就需求侧而言，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对高质量、个性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在健康管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老年人及其家庭对于智慧养老服务有着强烈的期待和需求。但，反观供给侧，尽管智慧养老产业在快速发展，但由于技术成熟度、市场认知度、资金投入、专业人才储备等方面的限制，目前智慧养老产品的种类、服务的质量与范围还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尤其是针对不同年龄层、健康状况、经济条件老年人的定制化服务供给不足。
故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智慧养老产业的市场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但供给端却未能及时跟进。一方面，市场上的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在功能设计、用户体验、价格定位等方面存在同质化现象，缺乏创新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行业内存在技术研发滞后、商业模式单一、资金链紧张等问题，导致产品迭代缓慢，服务覆盖范围有限。这种供需失衡不仅影响了智慧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也限制了老年人选择权的实现，不利于构建全面、包容的老龄服务体系。
（三）矛盾之三：成本控制与服务品质
从成本控制方面看，智慧养老产业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技术研发、设备采购、平台搭建、人员培训等，成本控制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但是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又难免会导致服务品质低下，为了保证智慧养老服务的有效性和满意度，必须在技术应用、人员配备、服务流程等方面达到一定标准，而这无疑会增加服务成本，尤其是在追求高品质、人性化服务的情况下，成本压力更为显著。
故而，在智慧养老产业中，成本控制与服务品质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一方面，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需要控制成本，避免过度投资导致财务风险；另一方面，消费者期望获得高性价比的服务，即在支付合理费用的前提下享受到优质、贴心的养老服务。这种矛盾要求企业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寻求成本优化的途径，如技术创新降低运营成本、优化管理提升效率、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平衡收支等，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矛盾之四：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从信息安全方面而言，智慧养老涉及到大量个人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包括健康状况、生活习惯、位置信息等敏感数据，如何确保这些数据的安全，防止泄露和滥用，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而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相对较弱，同时，过度的数据监控和分析可能会侵犯其隐私权，影响其尊严和自主性，因此，在提供智慧养老服务时，如何平衡服务需求与隐私保护，是业界必须面对的挑战。
故而，在智慧养老产业中，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的矛盾是随着数据驱动服务模式的普及而日益凸显的。一方面，为了提供精准、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的用户数据，而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成为了用户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数据的过度采集和不当使用则可能引发法律风险和社会伦理争议。
四、促进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促进智慧养老可持续健康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民生工程。需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辩证思维、综合施策、全方位推进，形成合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报告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层面对该产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金融层面：市场培育与产业融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层面来看，推动市场多元化，促进产业深度融合，提高投资与融资，是推动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基础。就推动市场多元化而言，包括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智慧养老市场，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市场结构，丰富服务供给，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就促进产业融合而言，包括促进智慧养老与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行业的跨界融合，开发“养老+”新模式，拓展产业链条，创造更多增值服务。就投资与融资的提高而来看，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如设立专项基金、引入风险投资、发行债券等，为智慧养老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二）政府层面：政策引导与制度建设
构建全方位政策体系，强化顶层设计，对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具体措施包括政策体系的完善、制度创新、优化法治环境等。就政策体系完善而言，政府应制定全面的智慧养老产业发展规划，涵盖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市场准入、服务标准、资金支持、数据安全等多方面，形成一套系统性的政策框架，为智慧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就制度创新而言，需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涉及民政、卫生、科技、财政等部门，共同推进智慧养老政策的落地实施，解决政策碎片化问题，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就法制环境优化而言，要加快智慧养老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订，明确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责任，为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制度创新和法制环境的优化有助于解决行业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如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从而增强公众对智慧养老的信任度，促进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社会层面：公共服务与社区参与
就社会层面而言，推动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养老模式创新。就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来看，要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智慧养老服务网络，包括智慧医疗、远程照护、紧急救援等服务，确保每位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智慧养老服务。就社区养老模式创新来看，要鼓励社区建立智慧养老服务中心，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社交娱乐等一站式服务，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其次，还要推动志愿服务发展，鼓励志愿者参与智慧养老，通过一对一帮扶、技术辅导等方式，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增强社区凝聚力。
（四）生态层面：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
发展智慧养老产业要着眼长远，倡导绿色智慧养老，推动可持续发展。对此，主要包括以下建议：其一，推广绿色技术应用，推广节能、环保的智慧养老设施和产品，如太阳能供电的智能设备、节水节电的智能家居系统，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其二，探索循环经济模式：建立智慧养老产品回收利用体系，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减少废弃物产生，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其三，推动生态环境融合，将自然生态元素融入智慧养老社区的设计中，如建设绿色屋顶、生态公园等，提供亲近自然的疗愈空间，改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总之，生态层面的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是智慧养老产业迈向未来的关键，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促进身心健康的综合提升，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通过上文分析，并且结合课题组今年在“数据要素”专题领域的探索，我们深刻认识到，数据要素正成为驱动智慧养老金融创新的关键力量，将在智慧养老金融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助力银发经济的繁荣发展。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更加智能、安全、包容的养老金融市场，为每一位老年人提供有温度、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保障。这需要全社会共同把握数据时代的机遇，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人文关怀为指南，开启智慧养老金融的新篇章，共创一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银发经济新时代。
（本文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第六届养老金融课题组《2024养老金融报告（数据要素专题）》改编。第七届课题组现已组建完毕，将针对农村养老、适老化改造、国外养老借鉴、老年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专题深入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健康金融实验室（资源库）主任 任国征 ；养老金融课题组年度助理 孔颖
第三季度，央行加大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从总量上看，央行的宽松政策超出预期，包括降息幅度超过第二季度、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并在降准后“预告”了下一次降准。此外，央行创设了临时正逆回购工具，调整了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时间，弱化了MLF政策利率的作用。叫停“手工补息”等政策的影响虽有所减弱，但仍存在。在结构性工具方面，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的新结构性工具落地，央行的政策转型已逐步开始，货币政策的新框架正在逐渐拓展。央行在二级市场的国债买卖操作也逐渐常规化。
在汇率方面，外部环境大幅好转，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周期；内部基本面和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也在逐渐修复，人民币汇率表现相对强势。总体来看，货币政策优先考虑稳增长和稳物价，同时政策思路开始注重修复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在地产、财政、资本市场、消费等政策的配合下，内需有望逐渐实现实质性改善。展望未来，内部政策效果的显现及增量政策的落实情况仍需观察，而外部的不确定性可能对出口和汇率带来压力。货币政策有望保持支持性立场，继续降低实体融资成本，稳增长和转型并行，为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目标提供助力。
精准逆回购操作强化资金面的调控
第三季度，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规模有所增加。在资金利率方面，第三季度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R007）和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DR007）均值分别较第一季度下降4个基点（1.94%~1.9%）和6个基点（1.87%~1.81%）。由于季度初政策利率下调10个基点、MLF利率下调了20个基点，资金利率中枢震荡下行，整个季度基本在公开市场操作（OMO）利率向上30个基点的区间内波动。
7月初资金面较为宽松，资金利率较6月大幅下行。税期过后（15日以后），资金面边际收紧，DR007中枢上行。月底受央行超预期降息影响，资金利率走低，流动性充裕。央行下调了逆回购和MLF利率，并在公开市场新增临时正逆回购操作，加大MLF操作力度，体现了对资金面的呵护态度。8月政府债券发行加速，给资金面带来扰动。月初央行加大逆回购操作，以支持资金面的平稳过渡，随后逆回购规模逐渐缩小，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央行适时回收短期过剩流动性。MLF操作时间后移并缩量续作，但月末最后一周央行加大了逆回购力度。9月资金面波动显著加大，央行根据资金面的变化进行精准对冲。月初流动性宽裕时采取净回笼操作，月中则加大逆回购规模以对冲MLF到期和税期等因素。月底，央行降准释放了万亿元流动性，支持了政府债券的顺利发行。
总体来看，第三季度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波动幅度较上季度有所增加，主要受到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和降准降息等因素的影响。央行的调控操作越发灵活，新增临时正逆回购、MLF续作时间后移等变化，淡化了MLF政策利率的作用，并通过逆回购操作强化了对资金面的调控。虽然第三季度资金面保持了合理宽松，但宽松程度有限，资金分层现象再度明显，R-DR利差较上季度有所回升。
三季度信用扩张持续走弱，实体经济资金活性亟待改善。首先，金融业“去水分”的举措依然对银行信贷增长产生影响。其次，内需疲软是信用扩张放缓的主要原因。自7月以来，信贷总量增长缓慢，且结构上表现出贷款增速弱于票据，短期贷款增速低于中长期贷款的特征。一方面，居民端信贷缩减幅度更为显著，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紧迫性有所增强。另一方面，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导致银行通过增加票据承兑来“冲量”，企业贷款结构不很理想。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有效信贷需求，加快推动储备项目转化”，这反映了央行已关注到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乏力的问题，希望通过推动项目尽快转化来加以改善。
信贷的结构特征受到阶段性监管的影响。对比实体部门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在新增信贷中的占比，7月份居民与企业短期贷款占比创下历史新低，近几个月短期贷款对信贷整体增长的拖累较为明显。居民端贷款走弱与消费需求减弱有关，而企业短期贷款创历史新低，或与央行整治资金空转、“去水分”有关。央行在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曾强调，“将继续密切关注企业贷款转存和转借等情况，配合相关部门，完善管理考核机制”。企业资金套利和资金空转主要表现为利用低息贷款购买理财产品、将资金存入银行定期存款套利，或将资金转贷给其他企业等。自4月禁止“手工补息”以来，严监管的效果逐渐显现，企业通过短期贷款存入高息“补息”存款的链条被打断，或是4月以来企业短期贷款显著走弱的主要原因。
内外部因素推动宽松政策落地
三季度货币宽松政策集中落地，主要表现为：一是7月下旬降息10个基点；二是9月下旬出台货币政策组合，包括大幅度降准降息以及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对比来看，这两次降息的国内外环境略有不同。首次降息时，国内通胀、金融和经济数据表现不佳，反映内需疲软的现实。7月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的偏离加大，政策利率的调降有助于随行就市并强化政策指导作用。7月降息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7月三中全会《公报》罕见提及“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表明短期经济压力有所凸显；另一方面是随着美联储降息预期自6月起逐渐加强，国内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得以打开。而9月更大幅度的降息，则更多出于稳增长的必要性，此时提振内需的紧迫性显著提升。
从内外部背景来看，一方面，外部制约进一步减弱，美联储9月降息50个基点落地，汇率压力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前几次降存款利率的重定价效应显现，商业银行的利润冲击也降至较低水平。因此，存量房贷利率的下调基本符合预期，预计每年将减少借款人利息支出1500亿元。对比2023年9月和2024年9月的两轮调降，受益规模分别为23万亿元和30万亿元，平均下调幅度为74和50个基点，每年减少借款人利息支出1700亿和1500亿元。为缓解商业银行的压力，存款利率将继续下调，目前部分银行已开始下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9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当前货币政策制定的考量因素按顺序为稳增长、抬升物价、保障银行稳健、汇率稳定，以及与财政政策的协同。这或指向汇率对货币政策宽松的制约在减弱，而稳增长的重要性在上升。多项宽松政策同时大幅度落地，这在历史上较为罕见，释放了扩大内需的积极政策信号。
三季度，央行新创设了两个货币政策工具以支持资本市场。第一项工具是“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首期规模为5000亿元。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将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份股以及公募REITs等资产作为质押，与央行委托的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进行国债或央票的互换。非银行机构在置换得到证券后，只能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回购融资，且央行规定所获取的资金必须用于股票市场投资。通过互换操作，可能会有更多资金流入股票市场，产生“股债跷跷板”效应，对债券市场形成影响。
第二项工具是“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央行等部委发布的细则显示，21家金融机构按规定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发放股票回购增持贷款的，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再贷款的首期总额度为3000亿元，年利率为1.75%，期限为1年，并可根据情况展期。该政策属于结构性货币工具，央行通过再贷款形式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以支持上市公司回购和增持股票。预计上市公司，尤其是央企和国企，将积极响应，扩大股票增持规模，从而对资本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实体经济信心的改善仍需更多政策支持
2024年三季度，M2增速回升0.6个百分点至6.8%。尽管M2在季度的前两个月保持在低位，但9月有所触底回升。与此同时，M1降幅扩大，9月同比下降7.4%，继续创历史新低。
从存款结构来看，三季度居民存款同比小幅增加，主要反映在7月居民存款流出幅度低于去年。企业存款则延续同比减少的态势，三季度总体较去年同期减少2200亿元，企业存款流出集中在7~8月并加速。一个显著特点是，三季度非银行机构存款大幅增加，同比多增3.3万亿元。一方面，这与禁止“手工补息”政策的持续影响有关；另一方面，9月底权益市场上涨行情也推动了非银机构存款的大幅增长。9月信贷与M2的背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货币派生方式的变化，即股市上涨带来了居民存款向非银存款的转移。9~10月期间，随着股市边际转暖，居民存款向非银存款的转移阶段性增加，其持续性可能取决于后续市场表现。三季度财政存款增量总体多于去年同期，这表明财政收入形成支出的力度有所减弱，从数据上看，财政支出增速确实有所下滑。尽管专项债加速发行，但专项债资金的使用仍需加大力度。
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或成为当前政策着力点之一。今年以来，受权益市场和房地产价值下跌影响，财富效应减弱，加之可支配收入增长乏力，居民资产端面临收缩压力，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9月24日以来出台的政策意在稳住甚至提升居民资产价值（如房产和股票），以稳定预期、提振信心，进而改善实体经济表现。资产端的改善是否具有持续性仍需观察，而居民收入预期的回升也是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关键因素。
企业预期改善的关键时点可能是基本面出现实质性好转之时。三季度M1增速持续走低，资金活化程度处于历史低位。企业信心的恢复需要依赖基本面的实质改善和营收情况的回暖，因此经营预期的改善还需时间。随着一系列增量政策的落地生效，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可能会先于M1见底回升，化解债务节省的财政支出以及撬动的政府投资有望拉动企业经营景气度回升。
人民币汇率有望稳中有升
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先贬后升的过程，整体呈现合理区间内的双向波动。三季度人民币汇率迎来拐点，表现相对强势。截至9月30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累计上涨2503个基点，升幅约为3.44%；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上涨2900个基点，升幅约为4%；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调升1194个基点，升幅约为1.7%。
三季度人民币汇率的上涨受到了内外部双重因素的推动。从内部来看，政策重心逐渐向稳增长倾斜。7月下旬，国有大行集体下调存款挂牌利率，国家发改委牵头安排约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以加大对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支持力度。9月底，一揽子货币宽松政策以及房地产和股市提振措施出台，国内政策转向得到确认。对经济基本面的信心和预期显著改善，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外，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上涨，出口商的结汇需求逐渐释放。在美元贬值预期下，出口商更愿意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以锁定更高的收益，这种结汇需求的增加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的升值。
外部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也有所减弱。首先，美元指数的回落推动了人民币升值。自7月以来，美元指数逐渐回落，加之美联储降息的确定性提高，发达经济体的宽松预期逐渐兑现，为人民币的升值奠定了基础。其次，日元对美元的显著上涨也对人民币产生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因人民币与日元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性。
从代表汇率综合水平的一篮子汇率指数来看，三季度人民币汇率指数整体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7~8月期间，人民币一篮子汇率指数阶段性下行，9月上旬，CFETS指数从7月初的99.79点下降至97.8点，随后开始反弹，并在9月30日回升至98.4点。中国政策的转向对三大一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产生了实质性的提振作用。
展望四季度，国内稳增长政策正在逐步落实，且更多增量政策仍“在路上”，传递出强化经济回升的积极信号，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海外美联储的降息周期已经开启，人民币贬值压力相对减小，人民币一篮子汇率指数有望保持升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或与美元指数保持一定的反向相关关系。
然而，从更为谨慎的角度来看，四季度也存在使人民币汇率波动下行的潜在因素。一方面，美国大选和地缘冲突可能引发全球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加大汇率的波动性；另一方面，美国大选后可能出现的关税摩擦及其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或影响人民币走强的持续性。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4年前三季度国际收支情况，受益于货物贸易持续净流入以及外资来华投资逐步向好等因素，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资金恢复了净流入。其中，二季度由小幅顺差转为逆差，三季度则再次恢复顺差。从主要构成来看，货物贸易保持净流入，外资来华投资逐步向好，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有序进行。此外，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截至9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3164亿美元，较2023年末增加了784亿美元。
未来的外汇收支表现可能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然而，随着各项政策逐步落地并发挥效果，预计四季度我国经济基本面将有所回暖，这有助于改善市场预期和投资者情绪，人民币汇率有望稳中有升。
政策展望
三季度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较二季度出现了战略性转向，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海外发达经济体的降息逐步落地，人民币汇率压力显著减轻，人民币对美元表现强势，为进一步货币宽松创造了条件。其次，国内经济面临的压力边际增加，三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4.6%，核心CPI环比连续七个月低于季节性水平，且差距逐步加大。居民资产负债表持续受损，储蓄率低于疫情前水平，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因此，在9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货币政策大礼包凸显了对稳增长的重视；在2024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潘行长又强调“将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将发力提升通胀水平，宽松仍是后续的主旋律。
降准、降息和稳地产政策仍可期待。继大幅度降准和降息之后，潘行长已经“预告”年内可能的下一次降准。年内再次降息的可能性不大，但明年继续下调政策利率的概率较高。10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25个基点，显示了本轮政策在稳增长和稳地产方面的积极态度。LPR的下调将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购房成本，有望助力房地产市场止跌企稳。后续预计更多房地产政策将陆续出台：一是专项债允许用于回收闲置存量土地和收储；二是专项资金支持地方通过消化存量房来筹集保障房房源；三是调整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等。消化存量的政策思路更加坚定，财政支持后收储节奏有望加快。目前的政策发力主体仍在地方，若明年地产市场的量价仍有压力，中央财政可能介入。
修复全社会资产负债表仅依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打开空间。10月12日的财政部发布会上，蓝部长指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表明财政政策思路已出现转变。为满足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需求，预计2025年可能继续扩大财政赤字，提高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在化解债务风险、稳增长、稳地产和扩内需等方面持续发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秘书长 刘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何宁
守正创新深化改革 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做好科技金融工作，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健全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政策、金融体系和金融工具，深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打造“股贷债保”金融服务联动生态，努力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实现良性循环，支持科技强国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为安徽实现“六个新提升”，做到“六个当先锋”贡献金融力量。
政策引领，始终坚定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主攻方向
安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兴产业聚集地”，近年来创新实力不断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跃升至全国第7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以下简称“安徽金融监管局”）持续增强政策引领，推动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流动，服务科技创新已成为在皖银行保险机构的普遍共识。
构建“1+N+X”专属政策体系，扛起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大旗”。紧抓制度“牛鼻子”，出台“1”个指导性意见，统筹推进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聚焦产品服务模式、特色专营机构、专属授信评价、产融对接、风险补偿等重点任务出台“N”项制度；配套实施监测评价、通报调度、任务清单等“X”项机制。系统部署推动科技金融重点工作，明确科技信贷投放总量、特色机构、专属产品等具体目标和任务清单，特别是推动商业银行单独制定科技贷款年度信贷计划，充分保障科技金融资源供给。完善统计监测调度机制，构建全省及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科创信贷、科技保险配套统计监测体系，对7个维度35项指标实现定期统计分析，织牢织密科技金融“政策网”。
创新授信评价标准，评审条件由“刚性约束”变“软性要求”。科技型企业具有高投入、高成长、高不确定性、轻资产特点，以物的评价为基础的传统授信模式难以适用科技型企业。安徽金融监管局指导建立适应科技企业发展特点的信贷评价体系，夯实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等高对接的基础。在评价维度上，更注重考量科技型创新技术、数据资源等核心轻资产价值，将创始人团队、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商业模式、市场前景等作为信贷评审关键因素。在评价方法上，建立分层定性、分档赋分评价模式，将知识产权、人才称号等“科创软实力”和订单、销量、交易结算等“成长硬数据”有效转换为授信额度。在评价应用上，对不同生命周期科技型企业实行差异化评价指标。比如对初创期企业，更多考量创始人团队和技术创新能力；对快速成长期企业，将“资本市场认可度”纳入授信评审，满足“大额”融资需求。
坚守风险防控底线，切口试点撬动科技创新大胆实践。坚持信贷资金安全底线，进行“小切口”破局，试点推进科技金融创新。在试点地区上，结合不同地市科技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选择合肥、芜湖等科技创新要素聚集区域开展；在试点机构上，支持资本实力和科技金融能力突出的国有大行选择擅长的领域参与，避免各类机构一哄而上、无序竞争、盲目投入引发金融风险；在风险分担补偿机制上，配套建立8600万元风险补偿资金池，合理分担银行信贷风险。近年来，全省科技型企业不良贷款率长期保持在0.5%以下，远低于同期各项贷款不良率。
监管政策向科技领域的倾斜，锚定了金融支持科技的发展决心和战略定位，有效激发了银行保险机构支持科技创新的信心和潜力，为全省金融业做好科技金融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资源耦合，构建特色组织体系延伸金融服务触角
要服务好科技企业，商业银行必须转变传统服务理念，集中力量打造专营化的组织体系。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率先谋划出台科技金融机构建设的系统性方案，推动商业银行打造懂科创、懂产业、懂金融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
建立多层次组织体系，全面提升系统性服务能力。推动商业银行强化科创金融业务发展的顶层规划和垂直管理，建立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提供专业化系统化金融服务。全省初步建成“科创金融中心+特色机构+专业团队”的多层次组织体系，其中总行级科创金融中心10家，科技支行、科技特色分（支）行等特色机构71家，专业团队72支。
严格把关建设质量，对特色机构实施动态管理。坚持“机构质量和机构数量统筹考虑，质量优先”，提出“科技贷款余额、增量、有贷户和中小有贷户的占比均不低于50%，科技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的“五个不低于”核心业务标准和15条量化评估指标。按年度开展商业银行科技金融特色机构建设评估工作，实施“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推动特色机构以不到1%的网点数量服务超过10%的科创企业，成为安徽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和科技信贷规模的“增长极”。
完善内部制度，推动差异化专营管理。鼓励商业银行在产品创新、信贷计划、授信审批、绩效考核、风险容忍等方面给予特色机构差异化授权，重点加大对科技金融业务考核和提高科技贷款风险容忍，有效释放创新活力、专业能力和主动服务质效。如，徽商银行单独制定科技金融特色机构的考核方案，科技类业务、资产质量等考核权重占比达85%。辖内工商银行等对特色机构科技贷款不良容忍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3个百分点。
安徽金融监管局将继续带领银行保险机构不断更新服务理念，强化科技金融业务发展的系统规划，推动特色机构组织体系在优化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直击痛点，全面打通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链条
从起步、初创、成长至高成长，逐个关节打通科技企业成长期金融服务触达难点堵点，形成贯通科技企业“起步—初创—成长—高成长—成熟”全生命周期的多元接力信贷服务体系和产品谱系，打造真正能够满足科技企业需求的金融链条。
直击起步期“贷不到”痛点，推出“初创起步期信用贷”。针对科技企业在初创起步期普遍存在成果转化不明确、营收不稳、财务档案薄，达不到授信门槛的问题，指导商业银行将客户定位进一步向年轻企业延伸。通过变革授信模型，将创始人团队、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商业模式、市场前景等作为信贷评审的重要参数，突破传统风控模式制约，助力成立不到3年特别是1年以内的初创起步期科技企业获得信用贷款，目前已为2500户企业发放贷款超过98亿元，实际授信企业成立时间最短仅2个月。
直击初创期风险收益不匹配痛点，推广“贷投批量联动”服务模式。针对初创期科创企业信贷风险与收益不匹配问题，设计“贷款+股权投资”业务模式，由政府部门选择区域内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初创企业建立“白名单”，分批次、分行业向试点银行推荐，进行贷款与股权融资双轮资金供给，并通过国有创投基金科技企业投资溢价收益、基金管理费等综合收益回拨注入资金池，形成较为完善的“批量推荐”“贷投联动”“风险补偿”三项核心机制。目前已在合肥、芜湖等6市8区（县）复制推广，为1300户科技企业提供贷款216亿，带动股权投资338亿元，打通了科技信贷风险与收益闭环平衡可持续运行的有效路径。
直击成长期“贷不够”痛点，打造“成长接力贷”专属产品和服务模式。针对成长期科技企业面临扩大融资迫切需求与抵质押物不足的突出矛盾，指导商业银行推出“成长接力贷”，统筹“科创软实力”和“成长硬数据”，配套升级评估授信、弱化抵押担保等举措，开发单户授信额度500万？3000万元的信贷产品，推动全省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融资覆盖率从30%提高至70%。
直击高成长企业“评不准”痛点，指导出台专项授信评价指导意见。针对传统授信模型难以精准评估科技企业高成长性、授信普遍偏低的问题，建立以“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成长性”“市场竞争力”“人力资本”四个维度为评价核心的授信评价模式，科学评估当下价值，合理评价未来增值。并借用“投行”思维，引入“资本市场认可度”加分项，进行合理增信。经模型校验，授信额度普遍高于传统授信评估结果，目前已开发符合高成长期特点的专属贷款产品104个，最高可贷1亿元。
金融工具的创新是科技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途径之一，安徽金融监管局将继续紧紧围绕科技企业之需，不断完善金融工具，为科技创新注入更多金融动力。
多元联动，积极打造“股贷债保”科创金融服务生态
为有效满足科技企业成长中不断衍生的股、贷、债、保等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安徽金融监管局推动内外部金融资源充分联动，多维度多渠道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在科技赋能上的边际增长点。
深化股贷联动，参与“基金丛林”建设。积极引导全国性银行保险在皖分支机构发挥集团总部资金及金融全牌照优势，通过母子联动、设立基金、股权直投等方式参与安徽科创“基金丛林”建设。指导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联动集团公司围绕安徽十大新兴产业基金、天使投资基金、科创基金等母基金群分阶段推进构建“5+5+N”的“基金群落”，打造“私募基金+股权直投”的直接融资体系。引导农业银行联动农银投资与合肥市政府共同成立总规模100亿元的“合肥穗禾科创股权投资资金”，投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腾河电子、极智嘉等项目，并引入企业子公司落户合肥，“以贷引资”的同时达到“基金招商”的目的。目前，大型银行招引集团子公司在皖设立6支子基金规模超过330亿元，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领域；推动险资入皖投资规模超过2800亿元，同比提高20%以上。
深化银担合作，优化风险共担机制。安徽金融监管局将坚持寓监管于服务，统筹发展和安全，平衡好支持科技创新总体方向和科技创新风险变量因素影响。在以“规模总量控制”和“信贷模式单品控制”为前提锁定风险损失上限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政府、市场、监管三位一体协同支持体系和风险分担补偿体系，推动设立2亿元科技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对科技企业贷款本金损失给予最高35%的风险抵补。支持商业银行与省科技担保公司批量总对总担保合作，对纳税A级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见贷即保”，截至目前为8000户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超过460亿元。
此外，安徽金融监管局深化银债互动，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机构积极投资和承销科技创新类债券，2023年以来，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徽商银行等机构承销或投资科大讯飞、兴泰控股、合肥产投等科创债券超过80亿元。顺应金融多业态协同支持科技创新的必然要求，安徽金融监管局将继续推动要素耦合，引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让创新活力更充分地涌动。
赋能产业，全力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实现良性循环
当前，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明显缩短，呈现出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安徽金融监管局依托企业特点、产业特色、区域定位，加大金融资源引流，推动科技创新链与金融资本链的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围绕合肥改革试验区，提升科技要素聚集区服务水平。全力支持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出台《安徽银行业保险业全力支持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行动方案》，系统谋划金融支持试验区建设的目标、任务和举措，部署实施科创金融供给增量提质、科创金融特色机构升级、科创金融服务质效提升、科创金融与科技产业融合、科创金融与智慧监管进阶、科创金融生态优化等“六大行动”，推动人才、企业、金融、资本、信息数据等各类创新要素向合肥试验区汇聚，并积极支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在合肥开展股权投资业务。当前，合肥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过3200亿元，占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的45%。
聚焦重点领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聚焦国家重大研发需求、产业链供应链补短板以及具有牵引性作用的领军企业，支持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针对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大科学装置及科大硅谷、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基地等科创载体，探索形成“财政资金+开发性金融+专业化公司”“使用者付费+政府对使用者补助”等突破性做法，配套开发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专项贷、研发贷、研发险等特色产品，提供授信超100亿元。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提供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服务，安徽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累放金额近60亿元，增速居全国上游。
驱动新兴产业，发挥科技金融集聚作用。围绕新能源汽车“首位产业”，形成“零部件—整车生产—后市场”全产业链金融布局，批量对接新能源汽车企业融资超过1000亿元。围绕安徽新型显示、城市应急安全、生物医药和大健康等新兴产业集群，构建“一链一行多企”批量化对接模式，优化供应链金融产品和场景150余款，相关贷款增长45%、规模超1600亿元。聚焦国家级集成电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风险保障需求，推动中国集成电路共保体全国首家区域中心在安徽成立运行，指导保险机构整合行业承保能力，开展危险单位划分试点，共同制定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风险解决方案，累计承保长鑫存储、晶合集成等150家集成电路链属企业，为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测、装备和材料等全链条提供各类风险保障超过3000亿元。
“大数据+名单制”管理，实现产融精准对接。加强与科技、工信等产业部门的联动合作，及时互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六类科技企业“白名单”。积极运用大数据开展建模分析，精准识别金融服务“空白”的科技型企业，建立直插基层的企业名单常态化推送和走访对接机制，实现“线上推送—线下对接—跟踪落实”闭环式工作机制，不断提升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覆盖率。目前已指导商业银行开展中小科创企业融资对接活动800场次，走访对接企业超过29000户，向全省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产业领域投放贷款合计超过4000亿元。
2024年，安徽省科技型企业贷款站上7000亿台阶，较2021年翻两番，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超过8000亿元，年增长50%以上，有力地支持了安徽从传统农业大省向科技强省的跨越式发展。
结语
下一步，安徽金融监管局将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改革的精神大力推动科技金融工作走深走实，继续坚持科技金融供给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规范推进科技金融组织机构建设，系统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引导和培育更多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驱动安徽创新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副局长 施其武
| 产业追踪 摘要：为了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问题，本文介绍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和症结，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动机。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和论证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探索了实现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博弈，扶持，调控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和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也是其典型特征。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不仅会导致居民购房成本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下降，而且会通过信贷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产业结构的失衡。中央政府为缓和房价上涨过快所导致的种种负面影响，让房子回归其居住属性，一直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从2005年的“老国八条”到2006年的“国六条”，从2009年的“国四条”到2010年“国十一条”和“新国四条”，从2011年的“新国八条”到2013年“国五条”，及2016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论断。虽然调控手段不断变换，力度不断加大，但政策实施效果却很一般。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显示，即使在新冠疫情和调控的双重压力下，2023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价格仍同比上涨8.2%，其中一线城市上涨了11.6%，二线城市上涨了9.4%，三线城市上涨了6.2%。面对房地产市场乱象和不断暴涨的房价，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是否有效？应该做何调整？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来发现其症结所在，并以博弈论的视角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分析论证，以期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及症结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启蒙阶段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当时实行的主要是福利分房制度，但有关住房商品化、土地产权等理论被不断提出，中央政府也陆续采取了相应措施，特别是1980年的土地改革和1987年的深圳首次公开土地拍卖，这些都代表我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启动。然而，重大的政策利好却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野蛮发展：政府肆意批地，银行随意放款，开发商疯狂盖楼。面对过热的市场环境，中央政府从1992年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首次调控，房价迅速下跌，房地产公司纷纷倒闭，房地产行业不景气。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轮扶持-调控周期：从1978年开始，到1997年结束。 从1992年开始的强力调控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为提振经济，我国房地产政策基调自1998年再次转向扶持。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标志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正式开启，福利分房被正式取消，居民住宅实现货币化和私有化，房地产行业进入完全市场化时代。多项扶持政策也相继出台：1999年出台税收减免政策和个人住房贷款条件放宽政策；2000年允许规模以上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2001年实施商品房现售和预售并行制度。正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更多的消费者进入了房地产市场，也使得开发商获得了新的资金来源和更高的资金利用率，最终导致我国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直至2003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迫使中央政府的态度再次由扶持转向调控：2003年央行“121号文”对房地产开发贷、土地储备贷和个人住房贷均进行了严格控制；2005年“老国八条”出台，将稳定房价提高到政治高度并建立了追责机制，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2006年“国六条”出台，调控力度持续加大；2007年央行连续六次加息，提高购房者首付比例以及进一步严格房地产开发贷款条件等调控政策相继出台，但房价依旧暴涨。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二轮扶持-调控周期：从1998年开始，到2007年结束。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受其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遇冷：房价下跌，房地产公司倒闭，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我国政府于2008年11月出台了著名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大量热钱涌入房地产市场，这无疑又是一次对房地产市场的扶持，房价上涨通道再次开启。而2009年12月出台的“国四条”标志着我国的房地产政策基调再次由扶持转向调控。2010年，“国十一条”“新国四条”等多条限购令正式出台，首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取消个人购房的税收优惠；2011年，“新国八条”出台，房产税正式试点，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大幅提高；2013年，“国五条”正式出台，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银行信贷收紧。经历了一系列密集的调控，我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三轮扶持-调控周期：从2008年开始，到2013年结束。 2010年到2013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迅速萎缩，宏观经济风险不断加大，因而我国房地产政策基调又从全面调控转向了大力扶持。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扩大有效需求，化解房地产库存”的说法，降息、降税和降首付轮番上阵，房价再次暴涨。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再次迫使中央政府进行政策转向。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重要论断。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中央政府一直围绕这一战略定位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抑制投机需求，信贷收紧，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等等，最终导致许多开发商暴雷，购房者断供，房地产市场政策再次面临转向。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第四轮扶持-调控周期：从2014年开始，到2022年结束。 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及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从2022年上半年开始，我国房地产政策的基调逐渐从调控转为合理支持，再转为支持，整体变得较为宽松。2023年8月25日，住建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认房不认贷”政策，这标志着我国房地产政策基调转向了扶持，第五轮扶持-调控周期正式开启。综上所述，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央政府扶持与调控政策不断交替出现的历史，这种干预方式不仅没能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反而导致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循环，这就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症结所在。 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动机分析 （一）中央政府 在房地产市场的多主体博弈中，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中央政府是唯一的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其相关政策的出台完全是为了维护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由于房地产行业在我国是支柱型产业，其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大，而且其产业关联度较高，涉及建筑、装饰、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还能带来大量就业岗位以缓解就业压力。可以说，房地产市场是刺激经济、应对危机的有效工具，但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又会导致其他问题，比如：过高的房价挤出消费者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大量的空置房屋使得资源利用率低下；杠杆极高的金融信贷威胁金融安全；资源错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所以，中央政府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言人，必定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一方面，中央政府会依赖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特别是在外部冲击导致经济持续低迷时，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会担心房价过高导致金融风险、经济结构失衡及社会动荡等问题。 （二）地方政府 在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中央政府各种干预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受益者。这决定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动机具有复杂性。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主要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中央政府贯彻调控政策的坚决度，这主要体现在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工作的表态或用词上，比如“建议引导”、“坚决遏制”，或体现在调控政策是否涉及具体措施上。二是各级地方政府可以从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中获得多少经济收益。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时多以宏观方针的形式进行警示或宣传，比如提出“房住不炒”、“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等口号，一般很少出台具体措施，更未使用过“打压房价”、“房价必须下降多少”等表述，所以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主要取决于发展房地产业可以为其获得多少收益，这里的“收益”主要包括土地收益和GDP政绩。 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主要包括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相关的税费收入。[1]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市场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新房买卖市场和二手房中介市场，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可以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巨额经济利益。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各级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而对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各级地方政府同样可以通过低价征用的方式将其变为国家所有并行使土地所有权。所以，从现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来看，不管是城市土地还是农村集体土地，各级地方政府都是土地增量供给的完全垄断者。从需求角度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房地产改革的影响，居民住房需求大幅增加，进而刺激了对土地的需求。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我国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所以在土地出让市场中，地方政府既是土地供给的唯一垄断方，又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来吸引众多开发商竞价，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而上涨的地价又进一步推高房价，最终导致房价与地价的螺旋式上升，地方政府也由此获得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此外，与土地相关的税费收入也非常可观，包括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契税以及由房地产开发商缴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2] 除了土地收益外，由于房地产业是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展房地产业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GDP的增长。GDP的增长情况是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指标之一，所以地方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甚至泡沫都能够为地方官员彰显政绩创造条件，这进一步激励了各级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房地产行业。 此外，在房地产市场博弈中还存在另外两类博弈主体：开发商和消费者。开发商是各种房地产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消费者虽然人数众多，但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无法对房地产政策产生影响，只能根据既定的房地产政策作出自己的判断，并结合自身情况作出买房或不买房的决定。总之，能够影响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只有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中央政府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而不可能是作为政策接受者的开发商和消费者。所以，本文重点关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行为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模型构建 （一）博弈参与人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主要涉及四类利益主体：第一类是作为房地产政策制定者的中央政府，其主要动机是争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第二类是作为房地产政策执行者的各级地方政府，其主要动机是争取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第三类是作为房地产政策接受者的开发商，其主要动机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第四类是作为房地产政策接受者的众多消费者，其主要动机包括刚性需求追求低价购房、投资需求追求资产保值增值、投机需求追求在短期内套利。[3]虽然房地产市场博弈包括四类利益主体，但考虑到开发商和消费者作为房地产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其行为无法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的相关行为，不符合博弈的互动逻辑，因而无法将此二者视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博弈的参与者。所以，本文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视为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参与主体，重点分析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二）博弈策略 在房地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具有依存关系。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存在扶持和调控两种策略。扶持就是出台宽松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调控就是出台紧缩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约束房地产市场的发展。[4]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其在面对中央政府的两种不同策略时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当中央政府采取扶持策略时，根据博弈动机分析可知，此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地方政府会积极贯彻中央政府扶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甚至过度刺激。相反，当中央政府采取调控策略时，根据博弈动机分析可知，此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几乎是对立的，所以地方政府会选择性推行中央政府的各种限制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故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当中央政府调控或限制房地产市场发展时，地方政府究竟如何在执行与不执行这两个策略之间进行选择。假设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分为力度比较大的调控和力度比较小的调控，前者是指附带监督机制的调控，后者是指不附带监督机制的调控。[5]地方政府也有两种应对策略：不执行和执行。由此，可以得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矩阵。 （三）支付函数 假设1：当中央政府采取监督策略时，需要付出成本C1，表现为设立特定机构的花费；可能获得收益R1，表现为良好的政策执行效果；遇到地方政府采取不执行策略时，监督失败的概率为P1，成功的概率为（1-P1）。当中央政府采取不监督策略时，成本为零；若地方政府采取不执行策略，则收益为零；若地方政府采取执行策略，则收益为R1。 假设2：当地方政府采取不执行策略时，需要付出成本C2，表现为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批评或惩罚；可能获得的收益为R2，表现为地方政府土地收益增加和GDP增长。当中央政府采取监督策略时，地方政府采取不执行策略成功的概率为P1；当中央政府采取不监督策略时，地方政府采取不执行策略成功的概率大幅提升为P2。当地方政府采取执行策略时，则既无成本，也无收益。 根据假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对应策略组合中的支付函数如下：（不执行，监督）策略组合中，地方政府的支付函数为[(R1-C2)P1+(-C2)(1-P1)]，即(R2P1-C2)，中央政府的支付函数为[(R1-C1)(1-P1)+(-C1)P1]，即(R1-R1P1)；(不执行，不监督）策略组合中，地方政府的支付函数为[(R1-C2)P2+(-C2)(1-P2)]，即(R2P2-C2)，中央政府的支付函数为0；（执行，监督）策略组合中，地方政府的支付函数为0，中央政府的支付函数为（R1-C1）；（执行，不监督）策略组合中，地方政府的支付函数为0，中央政府的支付函数为R1。 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模型论证 根据博弈论中占优策略的含义，不管中央政府是否监督房地产政策的实施情况，地方政府都选择不执行相关政策的条件为：(R2P1-C2)>0和(R2P2-C2)>0，即P1>C2/R2和P2>C2/R2。根据假设，P2是远远大于P1的，所以上述条件就变为P1>C2/R2。由前面的假设可知，C2为当地方政府采取不执行策略时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批评或惩罚，R2为当地方政府不限制房地产市场发展而获得的土地收益的增加和GDP的增长。C2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成本，主观性较强，一般很难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而R2则是一种具体的收益，表现为巨额的财政收入，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执行策略变为占优策略的条件P1>C2/R2是很容易达到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应对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时，不管其调控力度大小，一般都会选择不执行策略，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推诿扯皮和阳奉阴违，比如：在许多城市的房地产销售市场中都存在房屋的销售价格远高于备案价格的现象，其中的差价被冠以服务费的名义。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形式上的合谋。只有当C2非常大时，地方政府才有动力执行相应的调控政策，比如：中央政府在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时，明确规定未完成调控任务将追究地方政府负责人的相应责任。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无论中央政府的诉求是什么，地方政府都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甚至泡沫的坚定拥护者。 由政府博弈支付矩阵可知，由于监督成本的存在，中央政府不存在占优策略，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不会无条件地对地方政府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而是会有选择地进行监督：当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暴涨、房地产泡沫破裂风险急剧加大时，才会进行力度大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在多数情况下，中央政府只是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一些宏观指导方针或指导意见，比如提出“房住不炒”的倡议，这就留给了地方政府极大的自我解读空间。所以，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多数情况下是无效的，这也符合其博弈动机的两面性，即对房地产市场又爱又恨的特性。 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央政府针对房地产市场虽然存在扶持和调控两种政策，但这两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较大差别。当出台扶持策略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都会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所以扶持政策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即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价快速上涨。当出台调控策略时，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地方财政收入的考虑，一般会拖延或抵制相关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出于监督成本的考虑，不会每次都大力推行限制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再加上突发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导致中央政府出台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或限制政策更为审慎。总之，正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动机导致二者在房地产市场中作出相应的策略选择，进而造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六、政策建议 （一）中央政府：纠正两种错误定位 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房价的上涨是从1998年房改开始的。1998年的房改与教改、医改一样，都是从100%的计划经济及公有体制向市场经济及民营体制转变。由于我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基本无房屋供给，再加上人口翻倍，1998年的房改直接造成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房价飞涨，进而导致后续的房地产市场炒作。所以，要改善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政府应将工作重点放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非纯市场”住宅项目的实施上，比如：新加坡居民大约85%生活在组屋中，我国香港居民大约50%生活在公屋和居屋中，这种方式既可以满足多数居民的刚性需求，又可以为限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此外，中央政府应该禁止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减少政府与房地产市场状况的利益关联。 根据中央政府博弈动机的分析可知，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存在相互矛盾的两种动机，具体表现为扶持和调控这两种政策交替出现。通过对中央政府博弈策略的论证发现，中央政府的扶持和调控政策执行效果差别很大。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中，中央政府曾多次出台扶持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我国政府一直把房地产市场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动辄以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以延缓经济下行趋势，这无疑是一种政策误区。即使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严重库存，但只要经济形势不好，中央政府就会出台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结果就是大量流动性流向了房地产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房价不降反升，经济结构失衡。为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央政府必须改变对房地产市场的定位，绝不能把它视为刺激经济的工具或手段，必须恢复其原本的市场功能，即通过房价的升降来调节供需平衡。 （二）地方政府：改革土地出让制度，使财政收入多元化 由地方政府的博弈动机分析可知，地方政府是房地产行业繁荣甚至泡沫的坚定拥护者，具体表现为其在执行扶持和调控政策时截然不同的态度。通过对地方政府博弈策略的论证发现，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是不执行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改变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热衷”，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改革现行土地出让制度，即从制度安排上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权的垄断，合理分配土地收益，以遏制地方政府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逐，削弱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多元化，即通过改革现行分税制度和优化地方产业结构等方式来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的束缚，实现地方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房地产市场是一种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消费者的多主体博弈，但从博弈论视角分析，前两者才是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中央政府扶持与调控交替出现的干预模式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导致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针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中央政府必须改变自身对房地产市场的定位，地方政府必须放弃土地出让垄断权，努力使财政收入多元化。通过这些变革性的举措，我国房地产市场或许可以回归本性，实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俞露.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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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OYD R，RICHERSONAND PJ.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5. 保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陈博 “需开展煤制油与新能源中绿电、绿氢、绿氧、储能、储热等有机融合，替代原料煤和燃料煤的消耗，实现多能融合、多能互补、协同减碳；针对大型煤制油项目，以及与新能源耦合项目工艺流程复杂、产品丰富特点，开发相匹配的大型工艺系统优化技术。” 基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发展煤制油是我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尽管煤制油技术在我国已有显著进步，但仍面临碳排放量大、环保问题突出、规模效益不足，以及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等挑战。 发展煤制油是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能源自给率持续上升，但我国能源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在军用特种燃料、航空和船用油料、民用油气产品等方面仍受制于人。国际市场的波动和地缘政治风险，更是给我国石油资源的安全供应带来巨大压力。 我国化石能源富煤贫油少气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发展煤制油可以部分解决石油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煤制油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我国石油资源紧张的局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成为我国能源战略安全的“核武器”，而且有利于实现煤炭资源的高效利用，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和工艺优化，能够显著降低煤制油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实现煤炭清洁利用。这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符合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期待。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煤制油技术生产的高端油品和化学品将具备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为我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赢得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 我国煤制油行业面临的挑战 21世纪初至今，我国煤制油产业经历了科技攻关、工业示范和大规模工业化发展，实现了煤制油技术从实验室研究到工业化生产的转变，一批煤制油项目建成，煤制油总产能达943万吨/年，深刻影响了我国能源供给的结构和格局，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煤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技术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我国煤制油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若干问题。 一是碳排放强度大。煤制油的两种技术路线——煤直接液化和煤间接液化的碳排放均高于传统炼油路线，其生命周期碳排放分别是传统炼油路线的8倍和10倍。煤制油生产单位产品的总二氧化碳排放可达5.56～6.86吨。煤制油高碳排放的主要原因在于煤制油过程本身的化学反应特性。首先，相比石油，煤炭中氢/碳原子比较少，煤制油过程需要通过水煤气变换反应产生氢气，以调整原料的氢/碳原子比例，从而满足生成烃类产物的条件，制氢过程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其次，煤间接液化的费托合成反应步骤中会有部分合成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再次，相比传统炼油路线，煤制油对电力热力等公用工程需求更大，导致更多二氧化碳排放。特别是在我国确立“双碳”目标后，碳排放问题成为制约煤制油发展的一大挑战。 二是“三废”排放、水资源消耗等环保问题突出。在煤制油生产过程中，无论煤直接液化还是间接液化都面临一系列环境挑战。煤直接液化会产生大量有机废水、含盐废水、催化剂废水、液化残渣，煤间接液化会产生酸性有机废水、气化炉渣、废催化剂和蜡过滤残渣。二者都会产生粉尘气体、VOC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废气。 煤制油还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煤直接液化生产单位产品水耗达6.05吨，煤间接液化达7.99吨。现有煤制油项目均建设在煤炭资源丰富但水资源匮乏的西部地区，新增用水需求占区域工业用水增量的比例在10%～40%，加剧了当地水资源的紧张状况，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沉重压力。 三是装置规模小、布局分散。国内虽然已建成近千万吨的煤制油年产能，但目前规模布局分散，缺乏规模效应。煤制油项目的最大单体规模仅为400万吨/年，其余装置规模多在100万吨/年左右，已建成的项目分散在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多个省区，未能形成集中的产业集群。这种分散化的布局导致煤制油生产的各类产品难以形成规模，产品加工处理难以集中进行，从而增加了分离纯化成本，阻碍了下游产品的规模化开发，产物和副产物的集中转化利用变得困难。这些，影响了煤制油项目的整体能效和市场竞争力，也加剧了碳排放和“三废”排放。 四是主要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目前，国内已建成的煤制油项目主要生产车用汽柴油等低端大宗油品，产品的低端化、同质化制约了煤制油产业的经济效益。煤制油项目以煤炭为原料产出油品，其经济效益直接受到煤炭价格和油价双重波动的影响。煤制油以柴油等产品为主，下游精细化开发推进缓慢，以生产低端油品为主的产品结构使煤制油项目受煤炭价格和油价双重波动的影响严重，给煤制油项目带来了极大的经营压力和不稳定性。低端化、同质化的产品结构还使煤制油项目受到税费成本的巨大影响。一旦税费政策有调整变动，煤制油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受到直接影响。 煤制油绿色低碳发展势在必行 我国煤制油产业当前面临的挑战，可归结为两大症结：一是“不绿色”。“三废”排放和水资源消耗严重，对环境构成显著压力；二是“不低碳”。煤制油技术固有的化学反应特性及集约化水平较低，致使碳排放居高不下。 问题的解决之道蕴含在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之中。基于此，建议如下： 一是发展低碳催化技术，融合源头减碳与碳排放转化。煤制油技术固有的化学反应特性无法完全改变，但可以通过发展低碳催化技术进行改善，尽量减少反应过程中二氧化碳的生成。例如，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的纯相碳化铁催化剂体系，通过合成纯净的碳化铁活性相，极大减少了水煤气变换反应的发生，实现了近零二氧化碳选择性的费托合成反应。 发展碳排放转化催化技术也能够有效实现煤制油减碳。煤制油在反应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由酸性气体脱除工艺富集而来，浓度一般在80%以上，远高于电站、工业锅炉燃烧尾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非常适合作为二氧化碳转化反应的原料。通过热、光、电催化等技术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化学品，将碳排放转化为碳资源，能够有效减少煤制油过程的碳排放；通过开展节能减排、污染物治理等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探索煤制油与新能源耦合技术、节能降耗技术、CCUS技术等工程示范，形成煤制油与新能源绿色协同发展，培育低碳新兴产业，加速煤制油低碳绿色转型发展。 二是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结合能效提升与产业升级。煤制油实现更大规模集中发展，能够集中对产品和副产物进行加工处理，有效减少分离纯化成本，形成规模效应。规模的扩大将有助于提升煤制油项目的整体能效，也有利于下游产品的规模化开发，促进煤制油项目产业链延伸升级，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煤制油产物种类丰富，具备很好的产业链延伸基础。煤制油产品具有区别于传统炼油路线产品的高比热容、低芳烃、低凝点等特点，具有生产航空煤油、特种柴油、润滑油基础油等高值油品的潜力。煤间接液化中间产品富含α-烯烃，可作为生产PAO（聚α烯烃）、POE（聚烯烃弹性体）等化工产品的原料。以国家能源集团400万吨/年煤间接液化工程为代表，煤制油由技术储备向产能储备转化，由起初的石脑油、柴油、重质蜡到拓展出白油、液体石蜡等产品，通过扩大烯烃分离产能，推进烯烃下游深加工、费托蜡深加工产业化；围绕核心催化剂、PAO合成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煤间接液化技术升级和产业链高端化。通过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等规模化发展，煤制油项目将能够实现能效与产业链的同步提升，从而拓宽利润空间，增强市场竞争力，既能够生产油品保障能源安全，又能够生产高端油品化学品满足市场需求。 三是绿色发展，煤炭开采与煤制油一体化。在西北地区，煤炭开采过程会产生大量矿井水。当前，矿井水资源的整体利用率偏低，如果可以进一步提升矿井水的综合利用效率，将丰富的矿井水资源用于煤制油生产，不仅可以推动煤炭开采与煤制油产业的一体化发展，而且能够同时应对两个产业在环保方面面临的挑战。此外，把煤制油产生的大量废渣作为煤矿采空区的回填材料，也是实现两种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可行方向。 四是展望未来，耦合煤制油与新能源技术。随着新能源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社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将逐步减弱，未来煤炭将更多扮演化工原材料的角色。因此，需开展煤制油与新能源中绿电、绿氢、绿氧、储能、储热等有机融合，替代原料煤和燃料煤的消耗，实现多能融合、多能互补、协同减碳；针对大型煤制油项目，以及与新能源耦合项目工艺流程复杂、产品丰富的特点，开发相匹配的大型工艺系统优化技术，从而实现新能源赋能的煤制油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国家能源集团首席专家、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间接液化中心主任 门卓武 摘要：随着社会数字化进程的推进，游戏产业日渐成为最具显示度的文化传承和传播平台，能够通过数字化还原、沉浸式体验以及产业链的融合互动等方式为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承提供助力。然而，中国游戏产业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面临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制约。为了加快游戏产业和文化数字化的深度融合，同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游戏产业的科技扶持力度，建立规范化的产业治理机制，强化游戏产业链协同发展，实现游戏产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游戏产业，文化数字化，数字技术，文化创新，产业协同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标志着中国正在进入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禀赋推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以游戏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数字科技的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在产品制作中的拟人、拟物等虚拟功能愈加成熟，[1]技术的进步催生了一大批制作精良、内容精深、具有高度文化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的优秀作品，受到中青年群体的广泛好评，也为游戏制作者带来了高额的经济回报。在资本扶持与科技创新的双重推动下，电子游戏日渐成为当代最具显示度的文化传承和传播平台，许多日常生活中难以接触和推广的传统文化元素，也得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嵌入游戏虚拟世界中，向社会公众呈现。据《2022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游戏用户规模6.64亿，接近全国人口总数的48%。[2]由此可见，游戏产业在传统文化图景和社会公众的接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与传播提供了创新路径。然而，游戏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文化元素进行解读、整合与重构，并由此衍生出如何准确还原文化面貌，防止文化歪曲、误读等诸多难题。在文化科技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引导游戏产业正确聚合、凝练传统文化元素，丰富文化数字化转型渠道，打破文化隔阂，助力优秀文化遗产当代传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游戏产业助力文化数字化的基本路径 数字技术是电子游戏的骨架，游戏产业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特别是随着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新兴数字技术的推陈出新，形成了能够存在于计算机和网络上的“虚实互动、互生、互存的虚拟社会”，它给予了玩家通过扮演角色，以“数字化躯体”脱离现实场景，沉浸式参与到围绕游戏所设定的世界观、时空观而构筑的虚拟叙事空间的可能性。在这个数字技术所创造的虚拟叙事空间中，大量的文化内容可以通过文字、图像、音乐、视频等游戏元素的形式，在游戏剧情推进和场景变化过程中向玩家再现。这意味着游戏不仅是一个可以承载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平台，同样也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对文化进行传承、推广和创新的重要场域。作为数字化趋势之下最具活力的内容载体，游戏产业正在与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型产生更紧密的交集，开始超越以往单纯的休闲娱乐功能，向弘扬传统文化精粹，保护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重获生机等深层价值靠拢。推动游戏产业与文化数字化的深度融合，愈发成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途径。 （一）数字化手段还原文化特质 在游戏产业中，新兴技术的涌现和多技术的协同运作，使得游戏画面和场景的呈现更加逼真，实现了从现实到虚拟的“高清重制”，为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还原提供了有效路径。[3]这一技术优势在国外更加发达的游戏市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以2021年知名游戏《荒野大镖客2》为例，该游戏作为美国西部文化在游戏产业领域的代表作，创新性地引入NVIDIADLSS（深度学习超采样）技术，为玩家提供顺畅的游戏体验和真人实景般的画面感受，使玩家“到场般”地感受到牛仔枪战、匪帮斗争、德州扑克等美国西部文化带来的视觉刺激和想象沉浸。作为美国最知名的文化符号，“牛仔精神”及其衍生的提琴乐、拔枪术等文化元素在游戏中得到了数字化的高度还原，任何玩家都可以驰骋于20世纪美国宁静荒芜的原野沙漠，漫步于山川河流，在飞奔的马匹、喧嚣的酒馆中真切地感受美国西部风情和文化特质。由此可见，基于数字技术在游戏中的综合应用，有效增强了文化数字化过程的真实感和互动性，并通过游戏内容本身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了文化宣传效果。 （二）打造沉浸式的数字化体验模式 “沉浸式”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下，是指能够让受众达到主体认知在意识空间中沉浸（Flow）状态，主要特征是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让用户实现虚拟空间、符号空间或信息空间的沉浸（Immersion）。在传统媒介中，民众对于文化的认知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视频观看等手段完成，其形式更接近一种主动或被动的知识灌输，很难引发情感共鸣和深度思考。以节日文化为例，一些少数民族节日的风俗、习惯即使能够通过文献资料、影像影片等形式完整地保存下来，对绝大多数不能亲身参与的社会群体而言仍然只能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无法真切感受到节日本身蕴含的原始信仰、祭祀礼仪、天文历法、易理术数等文化特质。换言之，传统的记录方式只能记录文化的躯壳，而不能充分展示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核。在传统媒介造成传统文化传播空间和传承效果受限的背景下，游戏产业开辟了一条节日文化传播的全新路径：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赋予了游戏强大的现实再造能力，使得“具身化”的游戏方式成为可能。通过对民俗活动基本元素和参与途径的数字化模拟、重组与再现，将现实世界中的各类节日移植到虚拟的游戏空间中，从而让处在游戏空间中的玩家，可以身临其境一般享受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节日快感与乐趣，在真实与虚构交织在游戏叙事之中“沉浸式”地感受节日文化背后的历史与精神，[4]实现虚拟世界中的文化沉浸。例如，知名手游《王者荣耀》在每年的端午期间均会推出一系列主题活动，对游戏场景、界面进行端午文化的主题包装，并举行“王者峡谷龙舟赛”等线上竞技项目，使玩家能够在云端沉浸式体验“赛龙舟”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项目；《原神》在“流光拾遗之旅”活动中聚焦木版年画，将“璃月”地区的画面刻印成一幅色彩丰富、飘逸动感的木版年画作品。此外，该游戏在中国元宵节、中秋节的基础上，创立了“提瓦特大陆”这一虚拟游戏空间中的“海神节”和“逐月节”，实现了张灯结彩、燃放明灯等民俗活动和节日元素从现实到虚拟的数字化转型。[5]由此可见，以游戏作为文化的载体，使游戏玩家能够平等、互动地共享节日氛围，身临其境地参与民俗活动，体会节日内涵，也是对传统文化在实质上的一种确认，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三）产业链融合助力文化数字化传播 从游戏本身来看，成功的游戏研发和运营能够为传统文化提供庞大的受众基础。通过在游戏中设计关于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实现文化元素与游戏元素的数字化结合，不仅能够向更多的社会群体传播文化知识、精神，同样也可以反哺游戏内容，增强游戏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实现文化传播和游戏推广的良性互动。同时，游戏产业除了游戏的研发、运营和销售等基本组成之外，还包括展览、宣传、周边等复杂的产业链结构，涉及文物保护、图书情报、IT产业、制造业、媒体业等多重业态，这无疑为文化数字化创造了良好的业态环境和技术保障。例如，2021年《QQ炫舞》团队邀请非遗传承人和权威专家参与游戏图库的共创，通过提炼岭南代表文化元素和经典作品的形式，使玩家真切地感受到“醒狮”这一重要文化遗产的文化魅力；同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游戏公司腾讯联合主办“三峡文物活化案例数字展”，借助数字导览人、实景AR体感互动等游戏技术的跨界应用，助力三峡文化遗产的活化与中国古代水文化的对外传播；2020年中华书局与《王者荣耀》共同宣布推出文创产品“荣耀中国节·节历”，依托游戏知名度来延展游戏与文创业、制造业的结合场景，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总体来看，作为一种数字文化平台，游戏的互联网基因和娱乐交互属性，使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跨越以往的地域限制和文化壁垒，成为一种能够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表达形式，从而减轻文化传播阻力，实现跨区域、跨时代的文化传播。特别是伴随着开放性、参与度、沉浸感更高的新型虚实相融的元宇宙来临，更多的数字技术开始走出游戏的应用范围，成为文化传承的全新范式。[6] 二、中国游戏产业融合传统文化的现实困境 经过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游戏产业所蕴含的文化属性、科技属性以及社交属性等逐渐被中国社会认知，电子游戏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洪水猛兽”，而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游戏及其衍生产品的市场规模和需求不断扩大，游戏产业开始从粗放式发展阶段走向规范推行阶段。然而，市场环境的变化在吸引了更多企业、资本参与游戏产业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市场竞争，特别是西方涌现的一批倡导高成本、高体量、高质量的“3A制作”开始加速侵蚀国内市场，迫使越来越多的游戏厂商开始反思如何通过丰富游戏内容、赋予游戏精神内核来提高国产游戏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其中，最为典型的路径之一就是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游戏相结合，在游戏中彰显中华文化特色。游戏中大量植入的传统文化元素，如前文提到的“醒狮”元素，凭借其在社会公众中的神秘感、历史感和艺术感，成为国产游戏在市场竞争中的制胜关键。然而，游戏产业虽然处于文化数字化的重要位置，但对中国而言毕竟是一种新兴业态，产业发展相对于西方国家具有滞后性，产业内部环境良莠不齐，以及缺乏有效的规范和治理机制，使得中国游戏产业与传统文化数字化的融合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一）技术滞后导致文化元素还原效果受限 数字技术是实现游戏文化元素真实还原最重要的一环。虽然近年来中国的数字技术水平正在逐步提升，整体差距与西方国家明显缩小，但在游戏制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如3D扫描工具（Megascans）、运动捕捉（markless-motioncapture），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无法满足在国产游戏中“照片级”还原文化元素的需要。相比国内游戏厂商面临的技术窘境，西方国家近年来凭借先进的数字技术优势，在各式“3A制作”中完成了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效还原，如《巫师3：狂猎》中关于波兰斯夫拉神话的展示，《黑客帝国觉醒》中对于美国赛博朋克文化和墨绿美学的呈现，无疑为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可以看出，一方面在游戏中对神话传说、工业美学、民俗礼仪等文化遗产的呈现，给玩家带来具有不同特色风格和精神理念的文化冲击，成为游戏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7]另一方面，大量先进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游戏中文化元素的真实再现以及文化场景的沉浸式体验奠定了技术基础。遗憾的是，类似数字引擎、DLSS、高保真数字人等新兴技术都是现阶段中国的游戏厂商所不具备的。例如，2021年上市的国产经典游戏IP《仙剑奇侠传七》虽定位为国产“3A”，但技术层面上的缺陷导致其游戏画面和沉浸式体验感无法与同期发布的《赛博朋克2077》《巫师3》等国外知名游戏比肩。即使凝聚了国产神话、古典诗词、传统音乐、地方风俗、宗庙建筑等众多具有文化感染力的文创内容，技术上的劣势仍然导致其未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难看出，凭借技术垄断，西方国家的游戏产品相比国产游戏在视觉效果和游戏体验上更为细腻、逼真，对西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甚至凝结了一批崇拜西方文化的粉丝团体，客观上助长了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和文化入侵。[8] （二）游戏领域的文化挖掘和创新能力不足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和多民族融合的多元文化国家，每一个历史阶段和民族群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精髓，并通过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俗歌谣等文化遗产得以保存。然而，现阶段许多国产游戏厂商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玩家，在游戏中肆意曲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植入大量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有违社会基本常识的文化遗产内容，甚至歪曲历史、恶搞文化，以此制造噱头，向社会传递了错误的文化观、历史观而备受争议，这无疑一种侵害文化安全和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许多游戏厂商倾向于“短平快”的游戏制作模式，不愿意投入资金用于文化钻研、创新，导致抄袭模仿等“山寨游戏”现象蔚然成风。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运作模式扼杀了制作者通过挖掘更多的文化遗产来丰富游戏文化内涵的积极性，造成国产游戏的同质化严重。例如，在近两年的新发行的游戏中，“国风游戏”占据了大量份额。固然应当认可“国风”在中国游戏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积极作用，但对多数游戏而言并没有深入作为游戏逻辑内构层的“国风文化”探索其应有的内涵，只是一味的国风元素堆叠并不能真正实现对文化精神的精确提炼，而仅仅是一种披着传统文化“外衣”的空洞皮囊。 （三）游戏产业链建设不完善 1.传统文化与游戏的融合互通，迫切需要大量的文创人员来对多样化的传统文化进行识别、解构、重组、还原和创新，工作内容涉及游戏的设计研发、策划运营、加工宣传等方方面面，需要从业者对游戏的运行管理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具有系统性认知。但在中国当前的游戏产业链中，厂商并未重视相关领域的人才引进和教育培训，大部分游戏厂商中的制作人员都是从计算机专业技术转型而来的，文创人才严重不足。 2.产业协同能力受限。游戏产业链涉及多个产业领域，不同产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和特殊性，协调和整合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需要克服文化、理念、收入分配等问题上的分歧。这无疑给游戏产业链中跨领域的产业协作和整合带来了挑战，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将游戏中涉及的文化理念打造成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IP”。以家喻户晓的“孙悟空”形象为例，目前市场中涉及该人物的游戏包括《梦幻西游》《英雄联盟》以及即将上市的《黑神话：悟空》等上百款，虽然这些游戏对“孙悟空”类传统文化元素的传承和创新具有推动作用，但彼此之间缺少合作，未形成诸如日本围绕“宝可梦”、美国围绕“蜘蛛侠”“超人”等“超级英雄”打造的完整产业链结构。市面上也鲜有受公众广泛欢迎的“孙悟空”人物周边等衍生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类国内知名文化元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输出能力。 三、中国游戏产业助力中华传统文化数字化的路径完善 囿于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制约，中国游戏产业尚未实现与传统文化数字化的深度融合。围绕实践中暴露的痛点、难点，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改进措施，使数字技术、游戏产业、传统文化三者在互相渗透和影响的过程中达到互利共生，这是引导中国游戏产业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的可行路径。 （一）加大游戏产业的科技扶持力度 技术是游戏产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同样也是文化数字化的根本保障。推动游戏产业与文化数字化的深度融合，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对游戏产业发展新兴数字技术的扶持力度，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 1.政府应当重视游戏产业相关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的发展必须以相应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持，如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了进一步发展游戏产业中的数字技术，需要更好地建立支持数字游戏的基础设施，加大对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基础设施的投入，避免一些中小型的游戏公司和个体制作者面临学科缺失、资源短缺等问题。 2.通过政策手段优化市场环境。政府的宏观调控将对游戏产业的数字技术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政府可以出台相关规划和政策，包括税收优惠、研发资金投入等，以此吸引更多游戏企业深耕数字技术和文创作品，同时吸引外部投资来缓解高额的技术研发成本带来的经营压力，从而推动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 3.加强数字人才培养。充足的人才储备是推动技术进步和文化创新的重要保障。随着新技术不断涌现，游戏制作需要不断地调整其技术应用方面的细节，这就需要游戏制作者能够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使游戏制作变得更为高效和适应市场需求。对此，政府可以加大对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开发数字技术技能的资金投入，通过组建专业的数字技术人才团队、改革人才的教育模式、举办科技论坛等方式，以满足中国游戏产业对于数字技术人才的需求。 （二）建立规范化的产业治理机制 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文化数字化的表达形式，向人们呈现着新颖、富有想象力的游戏世界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对文化元素扭曲误读的问题，使游戏的创新性和艺术性受到损失，甚至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游戏监管是治理这类问题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的重复出现，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应当建立更加规范化的产业治理机制，着重增强对游戏产业文化创新的监管力度。 1.游戏产业的相关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当明确游戏制作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规范和标准，并且在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保证规范和标准的落实。同时，各类游戏平台也要肩负起行业自治职责，确保平台所售卖的第三方游戏符合相应的法规和规范，遵守游戏内容审查制度。例如，文化部门需要重点审核游戏规则和内容标准，对游戏中的文化元素进行评估和筛选，尽可能地减少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和误解；游戏平台可以对游戏运营过程中的文化创意内容进行审核，评估是否存在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丑化、歧视的现象。对于侵犯他人文化权益、恶意歪曲传统文化等行为，平台需要即时对游戏采取停售、下架等措施，情节恶劣的情形下负有管理职责的部门和机构也应对游戏制作人员作出相应惩处。 2.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是创新原动力的根本保障，能够起到鼓励游戏公司以及制作者不断地探索新技术、新文化，积极开发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游戏产品，加速游戏产业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作用。因此，保护知识产权是游戏产业发展和文化数字化可持续的关键。[9]特别是对于抄袭成风、缺乏创新性、同质化严重等国产游戏市场乱象，政府需要出台更为严格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支持，保护能够在文化领域深耕细作、努力挖掘传统文化元素的游戏制作者的知识产权，以此达到鼓励创作和传播的目的。 （三）强化游戏产业链协同发展 随着全球游戏产业化程度加深，产业链内部的分工不断细化，技术人才协同、数字技术流通、盈利模式转型等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伙伴关系愈加重要。尤其是对于将知名文化元素打造为“主题IP”的游戏，不仅要做好精品化的内容研发，更应具备全局视野，加强从内容挖掘到IP立项，再到研发运营、推广的全产业链协同。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会同大型游戏厂商以举办论坛、建立协同创新平台等形式，为凝聚产业合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游戏产业链协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范式。例如，2022年厦门市政府举办“网易厦门游戏出海论坛”，为厦门市中小游戏企业的市场研发等方面提供了方向指导，并通过网易公司在数字技术、文化挖掘、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优势，以文化为游戏生态牵引，从研发端为国产游戏提供产业链路的上下游资源支持。[10]此外，上海、武汉等地也开始陆续成立“游戏产业联盟”，吸纳重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文化机构等相关领域的单位，汇集了游戏产业资源优势和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共同探索构建具有文化性、艺术性的优质游戏产业生态。 综上所述，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游戏产业已经具备了教育、文化、社交等多重功能：对内，游戏是激活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数字载体；对外，游戏则是文化输出的高效率手段。将游戏产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产业技术优势和文化影响力，通过数字化还原、沉浸式体验、周边产品推广等形式，寻求情与理、观念与制度、本质与现象多元平衡的中国式思辨与伦理价值，将之作为游戏故事演绎的内在核心逻辑，达到促进文化传承和价值重塑的目的。[11]可以预见到，随着游戏产业与文化数字化融合进程的不断加速，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将进入一个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国产游戏也将借由文化数字化带来的资源禀赋效应开启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庞大市场。 参考文献： [1]陈庆华.游戏产业视域下中华传统文化的表达创新[J].出版广角，2021（6）：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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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倩倩，王敬仪.“机关术”：游戏中的技术想象与文化传承多元路径[J].探索与争鸣，2022（2）：146-162. 作者简介：王开元（1992—），山东东营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治理。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王开元 摘要：人工智能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是建设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文章介绍了近年来纺织行业生产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现状和典型场景，指出了目前应用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人工智能，纺织生产领域，转型升级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逐步应用于纺织行业生产领域，为纺织行业的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产业生态带来了重大影响。加快人工智能在纺织行业生产领域的发展应用，是推动纺织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关键是做好“3+1”模式（数据、算力、场景算法+人才）的应用。 一、纺织行业生产领域AI发展现状 AI在纺织行业生产领域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因AI系统需要大量的数据、算力、算法等资源支撑，现阶段纺织行业仅少数企业在进行尝试，大部分企业仍以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改造为主。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设计、工艺优化、质量检测、智能物流、产品数字化等方面，需要持续完善和推广。 1.AI在棉纺织行业生产领域的应用现状 AI在棉纺织行业生产领域的应用仍处于尝试阶段，主要应用在异纤分拣机、布面疵点检测等设备以及产品质量在线监测、自动排产、智能配棉、能效管理、智能物流等系统中。据我国棉纺织行业人工智能应用突出企业反馈，目前其最先进的生产线具备全工序自动化、全流程质量监控管理、设备健康管理、能耗管理、车间最优运营等功能，较常规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38%，能源利用率提高21%，用工节约80%，万锭用工在10人左右。 2.AI在印染行业生产领域的应用现状 目前AI在我国印染行业生产领域的应用场景较少，只有少数企业尝试使用智能验布系统、AI图案与风格设计。其中，智能验布系统用于印染布成品检验，是将机器视觉与AI技术融合应用，采用AI深度学习技术自动生成疵点检测模型，实现对印染面料疵点的智能化检测。但目前该技术还不够成熟，应用效果有待进一步优化，尚未能在行业中大面积推广应用。AI图案与风格设计，主要用于印花面料花型设计和面料开发，能够模仿设计师的创作构思，快速呈现设计作品，极大地推动了面料花型设计的发展，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需求。 3.AI在服装行业生产领域的应用现状 AI在服装行业生产领域的应用逐渐深入，过去，传统服装制造以批量化生产和传统管理模式为主，在满足当下市场渠道多样化和消费者需求多变等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智能化改变了服装行业的生产效率并提升快速反应能力，生成式AI的应用可实现订单款式设计、自动版型工艺处理、自动计划产前、生产过程调度全流程的效率提升及深度协同，以更高效、更精准快速地满足消费者不断更新迭代的消费需求。据某咨询公司预测，到2026年，超过80%的技术产品将集成某种形式的AI技术。在服装智能制造领域，生成式AI技术已全面深入地介入服装生产各个环节，使得设计研发、生产与供应链管理、精准营销等领域实现更高层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到2035年，在生成式AI的推动下，制造业数字化率将突破85%。到2055年，中国生成式AI技术基本实现对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率将达到100%。 二、AI在纺织行业生产领域应用的典型场景 1.配棉数字化 配棉是棉纺企业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因原棉在性能上呈现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配棉工作需了解原棉库存情况、物理性能、质量连续性和稳定性，计算量大，容易出现错误。现阶段，多数企业依赖配棉师的经验完成配棉工作，难以实现高效、精准配棉，直接影响企业用棉成本。“AI+数字配棉”利用数字技术的系统配棉，可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为经验造成的质量波动，有效降低接批前后平均等级差异波动，在减少配棉成本的同时，保障产品质量稳定性。有企业数据表明，通过系统自动化配棉后，同种产品用棉等级平均能够下降0.5级左右，配棉接替前后平均等级差异降低0.1级。但需要注意的是，影响产品质量波动的各类因素均需建立数据模型，除了配棉模型之外，还需建立执行工艺标准与跟踪记录、纺专配件损耗数据跟踪、温湿度环境信息跟踪、员工状态跟踪等，真正实现智慧配棉还需要长时间的研究和积累。 2.纺纱协同制造 面对纺纱企业人工巡检效率低、纱线质量控制较为被动，管理上较为粗放、招工难、缺少支撑平台等问题，基于纱厂小批量多品种、顾客需求多样化的特点，无锡物联网创新中心研制了纺纱工业互联网协同制造管理创新平台，自研的“磁电”+“光电”传感器可实时监测锭子运动状态，甄别出断纱等问题；粗纱停喂时及时自动化触发停喂动作，减少粗纱浪费以及皮辊缠绕问题；智能小车快速引导挡车工作业，提高巡检效率；采集全流程设备数据，部署大数据平台，实现全方位监控和数据分析。纺纱的数字化赋能有助于企业生产精益化、管理透明化、决策数字化，为企业降本提质增效。 3.智能纺丝监测 面对纺丝人工检测存在的检测时间长、检测效率低、易疲劳、用工难等问题，福建恒申集团通过外观视觉检测系统解决产品外观检测难题，提高产品检测效率和质量合格率，运用机器视觉设备代替人眼完成检测、测量和判断，实现产品毛丝、绊丝、网丝、成形不良、油污、纸管破损等一体化外观检测；检测时间由人工检测的一车48锭丝饼需要5 min提升到每锭2.5 s，整车仅需2 min即可完成检测，效率提高至原来的2.5倍，准确率由人工检测的96%提升至99%。 4.瑕疵检测 面对织造企业人工检测招工难、漏检率高、原料浪费多的问题，特别是经编花边花型更换频繁、瑕疵种类多、面料具有弹性的检测难点问题，福建东龙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龙针纺”）应用AI瑕疵检测技术，快速高效检测出蕾丝花边瑕疵，有效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对生产机台进行技术改造（增加相机成像及管理系统、图像采集及预处理系统），部署5G网络，开发面料算法、异常识别等模型，运用AI训练等云服务，实现织造过程检测、坯布瑕疵检测、印染布瑕疵检测、成品布瑕疵检测等。 在检测效果和人力成本上，“AI+智能瑕疵检测”均具有很大优势，能够有效提高品质合格率和产品竞争力、减少原料浪费和补损率、节省人力成本。同时，东龙针纺地处福州长乐区，该地拥有众多纺织厂，且从事花边工艺制造的厂家也较多，瑕疵检测技术的应用，可复制性强，投入成本不高，对其他企业有快速复制推广的作用。 5.智慧印染 面对印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运行效率低、能耗高以及管理方式较为粗放等痛点，结合当前市场小批量、多品种的变化趋势，杭州天富公司成功研发了一种印染智造系统，全面覆盖了从染布、染纱、染棉到染成衣，再到印花与织染一体化的全过程，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全面数字化管理。通过构建集成化的ERP管理系统，提升了印染企业在计划排产、质量控制、设备管理等核心业务方面的能力，实现了业务流程的优化和信息的实时共享。建立了MES系统，实现了对定形机等关键设备的实时监控和精细化管理。采集染缸等设备的能耗数据，对能耗进行精准计量和考核，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减少能源浪费。 6.服装生产智能化 服装行业具有市场化程度高、中小微企业占比较大、劳动密集型等特点，近年来面临着综合成本高、市场竞争加剧、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亟待提升等挑战。AI技术正在参与服装设计、生产、供应链、销售全流程环节，大致可以分为数字人分身、研发技术管理、计划排产管理、设备物联、智能生产管理、视觉质量检测管理决策等6个领域。 通过集成生成式AI，可在生产运营管理过程中发挥精准灵活的分析决策功能，增进企业理解和运用大数据的能力，促进管理层至执行层各阶段的智能化。此外，生成式AI还改变了依赖非结构化数据的传统工作流程，打通了部门的信息壁垒，使得信息传递更加高效、透明，确保操作的流畅性。实时查询和播报生产运营数据，帮助管理层精准快速决策，实现数据可视化呈现，提升决策效率和系统友好交互体验。 三、AI应用于纺织行业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关键因素 1.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AI在纺织行业生产领域实现了初步应用，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 在企业层面，大多数企业尚处于数字化转型阶段，管理数字化、设备智能化基础较为薄弱。同时由于人才短缺、资金困难等多方面问题，距离实现人工智能应用还有较大差距。在行业层面，数据在纺织行业内部分散保留，缺乏有效的跨界数据共享和积累，缺少一套被广泛认可的行业生产领域关键数据的数据标准和注释协议，缺乏系统化、大规模的数据收集机制，AI模型的训练效果和精度受到极大限制，因而AI在行业的进一步应用受到限制。 2.关键因素 基于AI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应结合行业特点，抓住AI发展的关键因素，才能做好其在行业内的推广和应用。应提升企业数据采集、整合和处理能力，夯实AI 应用的基础；应识别AI在生产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结合纺织生产制造特定需求和逻辑的创新算法，同行业内优质资源合作，共同推动；应通过云计算资源共享来优化算力使用，探索算力共享模型，共同承担成本；应多方共同培养了解AI及纺织业务的人才，提供人才培养的渠道。同时，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将持续推动AI在纺织行业的应用。基于数字孪生的智能工厂的建设及运行，将在全生产要素采集和计划调度、生产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总之，应紧紧围绕“数据是基础、算法是关键、算力是保障、人才是支撑”的模式，从企业的能力、效益这一本质出发，持续深入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和应用。 四、加快AI在纺织行业生产领域应用的建议 近年来，AI在纺织行业的应用效果初显，应继续保持其良好发展势头，在典型应用场景、关键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推进。 1.深化纺织行业生产领域典型应用场景 加快研究并应用纺织行业生产领域生产优化、智慧检测、供应链管理、智能仓储物流、产品追踪、智慧营销等先进技术方案，培育一批集智能设计、生产、管理为一体的纺织智能工厂，在行业内大规模复制推广，发挥人工智能标杆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 2.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依托纺织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服务商和科研院所，推动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以及智能部件、装备、系统研发。开发适用于纺织行业智慧配棉、智慧染色等工序的解决方案，加快突破智能控制与优化、数据采集与分析、故障诊断与维护等一批核心技术，夯实纺织行业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基础。 3.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整合产、学、研、用各方资源，推动构建纺织行业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在岗学习进修通道，打造具有自主发展力的企业人才梯队。积极引入并发挥相关产业联盟、科研机构、服务商的作用，组织举办各类专题培训。 参考文献（略）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信息化部工程师 殷强 | 区域经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这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的地理环境、要素禀赋、产业基础和人才资源均存在差异。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我国长期以来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在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区域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相对差距不断缩小，欠发达地区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区域比较优势持续发挥，动力源地区引擎作用不断增强，发展协调性逐步增强；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近；等等。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 完善实施区域协调战略发展机制。一是加强国家重大战略协调融通。着眼“全国一盘棋”，注重“四大板块”与“五大国家战略”间的衔接，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与整体性，推动区域间由资源竞争转向竞合并进、协作分工，强化东部地区创新引领作用，突出打造中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探索打造西部大开发新引擎，加快东北地区全面可持续振兴，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二是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一方面，优化跨区域间产业互助机制。创新完善跨区域产业转移建设运营模式，处理好转出地和承接地的利益协调关系，推动“双向飞地”深层次合作发展。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促进科技合作与产业协同相结合，发挥“链主”企业带团组队的优势，构建“东部研发+中西部制造”“东部转移+中西部转型”等模式。另一方面，推进“硬联通”与“软联系”一体化并举。率先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着力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衔接、政策协同、标准趋同，着力完善“空铁水公”和新基建等各类交通网络基础设施标准的跨区域衔接，加快形成现代化、一体化的交通体系。三是完善区域资源配置优化机制。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既要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抓手，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在“立”的层面，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构建全国统一化、规范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制度开放行业标准；在“破”的层面，着重打破各类准入的“硬封锁”、拆除隐蔽性更高的“软门槛”，强化市场竞争基础地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进一步健全国内跨区域要素自由流通机制。 不断优化新质生产力区域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种绿色、智能生产力范式下的生产力变革，本质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空间布局，直接决定着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与底色。优化新质生产力区域布局，必须走新质空间一体化发展之路。首先，加快构建全国新质基础结构。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风光储、算力中心等布局，建立健全绿色化、智能化、安全化的全国网络体系，加快传统基础设施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设施能共用、数据能共享、服务能共通的新格局，建设新质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其次，加快新质生产力地域专业化分工、优势化合作。东中西部地区的要素禀赋具有明显的优势互补性，要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各个地区要素禀赋资源的特点与优势，尊重人口流动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深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积极“抢位”“错位”发展，努力构建具有区域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城乡融合发展既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优化我国经济布局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一是提升县域“自我造血”功能。以产业融合促进城乡融合，立足县域资源与发展潜力，大力发展县域特色产业、特色经济，做好农业这篇大文章，加快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化、全产业链式发展。二是增强县域的城市功能。着力提升、改造县域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加快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三是强化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双轮驱动。要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利用城市发展的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雄厚的资金支持、先进的技术支撑、优质的人才供给。要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城乡资源均衡配置，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为乡村建设、产业发展聚集优势资源。要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保护好乡村生态环境，保存好乡村历史风貌，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构建现代都市与秀美乡村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城乡发展新形态。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 邓强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 ●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呈现五个新特征 ●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强化区域技术创新和协同创新，充分挖掘潜力，探索跨区域创新合作机制 ●中部地区应以城市群为依托，着力推进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加快中部崛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成效斐然 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经济实力增强、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改善等方面。 形成了两大国家级城市群。分别为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其中，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为副中心，并通过开封、新乡、焦作、许昌、漯河、平顶山、济源等地区性中心城市构建了紧密的联系网络。作为中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中原城市群位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的陆桥通道与京广通道交会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这一城市群不仅有助于打通全国城市群之间的联系，还有助于推动我国东南西北的经济联动发展。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一个明显的变化体现在人均经济指标上，近年来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距逐渐缩小。对于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郑州而言，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6万亿元人民币，位列全国城市第16位。这一数据反映了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引擎的重要地位。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核心驱动力。长期以来，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带动了经济较快发展，提高了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中部六省产业格局实现了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当前，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成为我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之一。同时，先进制造业从东部向中部地区持续转移，促进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推动了中部地区产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科技创新发展较快。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不仅依赖于地区自身的创新要素，还依赖于创新要素在区域内、区域间实现何种配置。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中部地区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一系列政府创新政策的支持下，近年来，创新要素向武汉、合肥、长沙、郑州等中心城市集聚，与此同时，武汉光谷、合肥创新中心、郑洛新自创区、长株潭自创区发挥了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高校人才优势显著，行业间技术关联度高，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 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近年来，作为新一轮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区域，中部地区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等中部城市群相互补充，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太原、合肥、洛阳、南阳、襄阳、湘潭等中心城市和大中城市集聚作用日益凸显，周边小城市和小城镇功能不断提升。近年来，无论是在人口总量还是在人口增速，郑州成为中国内陆城市中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的集聚会随之带来一系列发展优势。 生态环境日益改善。目前，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占比高，中部六省资源型城市占六省总城市数量的比例接近1/2。而资源型地区容易遭到“资源诅咒”，使得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水平高度相关，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中部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黄河流经中部六省中的河南、山西两省，生态环境脆弱性突出，发展与保护矛盾突出。当前中部地区加强了沿黄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部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日益改善。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特征 中部地区经过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的发展，呈现了以下五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经济增长从不平衡向相对平衡演变。在近十多年的区域政策实施过程中，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正在从不平衡逐渐向相对平衡演变，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步提高。在新的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发展逐渐由关注“数量”转向关注“质量”，也对中部地区经济平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除了需要保证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外，还要更加关注提升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引领地区经济向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缩小区域间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距。 产业结构从不协调向相对协调变迁。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指导下，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正从不协调向相对协调转变，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转型，制造业快速发展。但是，在较长时间内中部地区仍以承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中部地区制造业创新能力与东部地区相比有待增强，当前阶段产业转移取得的升级效果有待提高，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促进中部区域繁荣、缩小区域差距，需要更加重视提高先进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加速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创新活动从分散向集聚转变。近年来，中部地区创新要素由分散向集聚转变，提升了中部地区的整体创新能力。但是，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创新差距仍较明显，创新资源仍处于向核心区域集中的阶段。对于远离这些中心城市的中部城市而言，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并不明显，创新能力有待增强，区域技术创新和协同创新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深化。随着投资红利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中需要特别关注区域技术创新和协同创新，充分挖掘潜力，强化科创合作，探索跨区域创新合作机制。 城乡关系从分割向融合转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农业生产出现规模化现代化；城市间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分工日渐明确，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同时，借助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就业岗位有一定增加，中部劳动力出现回流态势。但是，当前中部地区城市群辐射作用相对有限，内部经济联系并不紧密，直接导致了大部分城市人口向外流失，人口增长较为缓慢，地方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当前中部地区区域整体城镇化率仍有待提高。 生态环境从失衡向协调修复改善。近年来，尤其是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生态修复取得一定的成效，中部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周边的生态环境从相对失衡逐渐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改善。但是，新时代黄河流域全面深入转型发展的任务仍然艰巨。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需要加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的治理力度，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推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建议 为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时期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机遇和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机遇，中部地区应以城市群为依托，着力推进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以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文化发展质量以及人民生活品质等显著提高。 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形成区域协调发展长效机制。促进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通过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等的发展，打破地区封锁，促进资源要素在跨行政区范围内配置和流动。中原城市群内部存在显著的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需要在加强各城市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中心城市与都市圈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形成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并推动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差异化发展，以支持城市化地区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对于一些跨省区的重大项目和重点领域，要在国家的支持下，举中部之力共同进行建设。 主动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部地区地理位置适中，承东启西、接南连北，是国内综合交通网络枢纽地带，也是大规模的潜在内需市场。要立足中部崛起战略把握好扩大内需的战略基准点，融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发展格局之中。一方面，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打通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加强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要主动参与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并进，提高国内国外市场对接水平，加大开放力度，构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支点，而中心城市的发展又依托于城市群和都市圈。中部地区的武汉和郑州是九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中的两个，也是正在建设的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城市。随着多中心城市格局顶层设计的逐渐清晰，空间结构优化的任务愈发重要。因此，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要强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发展的引领和支撑力量，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科技、文化和创新能力，通过引进高端产业和科技创新资源，加强产业链的延伸和协同发展，提高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为整个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要加快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以解决当前竞争力不足、产业规模偏小以及高层次产业人才供给不足的瓶颈问题。 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当前，国家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这将有利于以郑州市、洛阳市为代表的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紧抓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国家战略，依托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在此背景下，应通过经济功能区和一系列招商引资政策，吸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与此同时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首先，要加快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紧抓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引导区域内制造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在不同主体间有效对接。其次，要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之间的深度融合，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围绕制造业集群打造制造业高效服务体系。最后，要健全配套保障措施，优化创新环境，吸引龙头企业，鼓励技术创新，保障创新人才供给。 重视跨区域合作，加强紧邻区域辐射带动作用。目前我国区域间的联系越发紧密，行政区域的分割可能会导致不同省份之间的恶性竞争，只有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破制度性障碍，才能营造统一开放的市场，促进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助力中部地区各省份高质量发展。因此，中部六省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思路，寻求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联系与合作，甚至是一体化发展，这是区域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部六省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交通优势等，和其他紧邻区域的重大战略加强跨区域合作，借助紧邻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程芸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为更好发挥长三角区域“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重要作用指明了方向。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意义重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创新要素加快顺畅流动，汇聚众多创新资源，形成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强大势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携手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加速推动科技供给转化为创新动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正从蓝图走向现实。着眼未来，长三角不仅要提供优质产品，而且要做好高质量科技供给，通过协同创新，不断推动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产出，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为高质量发展当好经济压舱石、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 一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打造国家创新高地。 长三角拥有雄厚的科技创新资源，科技产业起步早、发展快，创新人才资源丰富。随着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持续推进，长三角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效果明显，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茁壮成长，城市群集聚效应逐步形成并向周边辐射，已经成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平台。 进一步提升长三角的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和发展能级，要聚焦国内国际创新资源，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充分流动，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从1到100”的全产业链创新，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同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优化资金链、完善人才链，促进“四链”深度融合。构建以价值链为基点的产业链治理关系，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更大力度吸引汇聚全球高层次人才，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二是推进跨区域合作与体制机制创新，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近年来，长三角在探索科技政策联动、跨区域交流合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率先运用以及不断丰富场景方面都有积极进展，区域创新策源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共同体活力奔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实现强强联合”。更好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应是长三角的重要任务。把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优化跨区域合作机制摆在突出位置，既可以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畅通渠道，也可以为其他地区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一方面，着力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合作共建国家实验室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并在长三角合理布局，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共同搭建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在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融合的环节和领域，形成群体优势、联动优势，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另一方面，深化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合作。推动集聚在中心城市的创新链向周边地区、中小城市扩散，让各地企业能够以低成本共享中心城市的创新资源，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作用，打破科研财政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的地域局限，不断丰富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让创新资源在长三角畅通流动。 三是强化开放思维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长三角放眼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在引进高质量外资、推动制度型开放、拓展更广阔市场等方面锐意进取，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未来，需进一步发挥长三角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先试优势，协同推进高水平开放创新，主动融入全球创新链，共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有利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创新主体协同互动、汇聚国内国际科技创新资源、打通科技创新全链条。长三角要在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方面走在前列，集中优势资源，在生物医药、能源、先进材料、信息技术、空间天文与海洋等领域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联合研究，突破重大科学难题。建立国际大科学计划组织运行、实施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新模式、新机制，吸引国际组织、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及社会团体等参与支持大科学计划。同时构建开放融合的创新生态环境。推动科技规划对接，建立长三角科技会商机制，形成有效分工与协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促进创新主体高效协同，推进创新资源数据共享、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和建立高效的创新创业服务支撑体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制高点，充分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优势，协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进一步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 成长春 | 企业管理 摘要：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企业科研成果率对于其战略竞争力的影响日益凸显。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的加速发展，企业越来越重视科研成果的获取与应用，将其转化为产品和服务，以增强市场竞争力。文章基于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探讨企业科研成果率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企业科研成果率与战略竞争力的相关性，探寻提高企业科研成果率的策略，希望为企业科技创新和战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科研成果率，战略竞争力，关联性，策略 在现代经济环境中，企业的竞争力不仅依赖于传统的生产效率和市场份额，更取决于其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投入和成果转化能力。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各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差异化竞争。特别是在科技迅速发展的行业，如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新能源领域，科研成果率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地位和长远发展。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推动企业不断优化研发资源配置，以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对于企业而言，如何有效地将研发投入转化为实际的市场应用，已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课题。 研究企业科研成果率与战略竞争力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首先，从现实意义来看，提高科研成果率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增强市场占有率，提升盈利能力和品牌价值。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不仅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形成良性生态系统。其次，从理论价值来看，系统研究科研成果率与战略竞争力的关系，有助于完善企业创新管理理论，为企业制定科学的研发管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此外，这一研究还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推动建立有利于创新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从而提升整体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前期相关研究成果 前期研究表明，企业的科研成果率与其战略竞争力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大量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探讨了科研投入、创新能力和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水平的科研投入和较高的科研成果率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一些研究指出，科研成果率的提升不仅依赖于研发投入的增加，还受到企业内部创新管理机制、外部合作网络以及政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拥有完善的知识管理体系和创新文化的企业，其科研成果率普遍较高，进而在市场中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此外，关于科研成果转化与企业战略竞争力的关系，已有研究也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和实践案例。创新链理论认为，企业的创新链条包括研发、试验、生产和市场推广等环节，任何一环节的优化都能提高整体科研成果率，并增强企业的战略竞争力。开放式创新理论则强调，通过与外部机构的合作，如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企业，企业可以更有效地整合资源，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表明与外部伙伴合作密切的企业在科研成果转化和市场表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此外，政策研究指出，政府的支持政策，如研发税收优惠、创新基金和技术转移服务等，对提高企业科研成果率和增强战略竞争力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体而言，前期研究为理解企业科研成果率与战略竞争力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企业科研成果率的理论分析 （一）企业科研成果率概念分析 企业科研成果率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科研投入所产生的实际可应用成果的比例。具体来说，它衡量了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效率，即从科研投入到成果转化为市场应用的过程中的有效产出。科研成果率高的企业通常能将更多的研发成果转化为新产品、新技术或新工艺，进而实现商业化应用。这一指标不仅反映了企业在创新管理和研发执行方面的能力，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科研成果率的高低对企业的战略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高科研成果率意味着企业能够有效地将科研投入转化为市场价值，从而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性与竞争力。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创新能力是企业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保障。其次，科研成果率的提升能够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提高研发投资的回报率，增强企业的财务稳健性。此外，高科研成果率还能促进企业内部的创新文化建设，激励员工不断追求技术突破和创意实现，从而形成良性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提高科研成果率，企业不仅能在短期内提升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还能在长期内巩固其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企业科研成果率不仅是衡量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企业提升战略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二）企业科研成果的种类和特征分析 企业科研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包括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的开发与应用，这些成果通常通过专利、技术标准或技术秘密等形式加以保护和应用。技术创新的特征在于其高技术含量和高投入成本，但一旦成功转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性能，增强市场竞争力。产品创新成果则是指企业在现有产品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和全新产品的开发，如新产品设计、新功能开发和新市场定位。产品创新不仅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还能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客户忠诚度。其特征在于直接面向市场，周期相对较短，但需要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管理创新成果包括新的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的创新，如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优化供应链管理和实施扁平化组织结构。管理创新的特征在于提升企业的内部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通常不直接面向市场，但能为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提供有力支持。 这些科研成果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创新性、应用性和价值创造能力。首先，创新性是所有科研成果的核心特征，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管理创新，都需要突破现有的知识和实践。其次，应用性是科研成果能否成功转化的重要标志，只有能够在实际生产和市场中应用的科研成果，才能真正产生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最后，科研成果的价值创造能力是衡量其成效的重要标准，高价值的科研成果不仅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还能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因此，企业在追求科研成果时，应注重创新性、应用性和价值创造能力的平衡与结合，以实现科研投入的最大效益。 （三）影响企业科研成果率的因素分析 企业科研成果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研发投入、创新管理机制和企业文化。首先，研发投入的充足性和持续性是决定科研成果率的重要基础。高水平的研发投入不仅能保障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还能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科研人才。其次，创新管理机制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科学的项目管理、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及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都能提高科研工作的执行力和成果转化率。企业文化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创新氛围浓厚、鼓励试错和持续改进的企业文化，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推动科研成果的不断产出。 外部因素则包括政策环境、市场需求和合作网络。政策环境对企业科研成果率的影响体现在政府的科研资助、税收优惠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良好的政策环境能为企业创造有利的科研条件，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市场需求的变化也对科研成果率有直接影响。只有当企业的科研成果能够迅速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时，科研投入才能转化为实际收益。因此，企业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动向，灵活调整科研方向。最后，合作网络的广泛性和深度也是影响科研成果率的重要外部因素。与高校、科研机构和其他企业的合作，能够共享资源和知识，促进技术交流和创新，提升科研成果的质量和转化速度。综上所述，企业科研成果率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协调好内部管理和外部环境，才能最大化科研投入的效益。 三、企业科研成果率与战略竞争力的关联性分析 （一）企业科研成果率对战略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分析 企业科研成果率通过多种机制显著影响其战略竞争力，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动态的互动系统。首先，高科研成果率意味着企业能够更高效地将研发投入转化为市场应用，这直接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响应速度。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可以为企业带来具有独特优势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这样的创新成果不仅满足了现有客户的需求，还能吸引潜在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其次，高科研成果率能够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和运营效率。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常常伴随着生产工艺的改进和管理流程的优化，这些改进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不断提升科研成果率，企业可以形成良性的研发—生产—市场循环，不断提升其综合竞争能力。 此外，高科研成果率还增强了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形象。持续的科研成果和创新产品使企业在行业中树立了创新领导者的形象，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不仅有助于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良好的品牌认知，还能增强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的信心，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广泛的资源支持和合作机会。品牌价值的提升和市场形象的改善，又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在战略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最后，高科研成果率带来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能力，使企业能够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及时推出满足市场新需求的产品，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抓住市场机遇，避免被市场淘汰。企业在这种动态的竞争环境中保持领先地位，其战略竞争力自然得到显著提升。因此，通过提升科研成果率，企业不仅能在短期内获得市场优势，还能在长期竞争中构建坚实的战略壁垒，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企业科研成果率与战略竞争力的关联性分析 企业科研成果率与战略竞争力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性，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持续发展能力。 第一，高科研成果率是企业战略竞争力的重要基础。科研成果率的提升意味着企业能够高效地将研发投入转化为市场应用，通过创新产品和技术占据市场先机。这样的转化能力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推出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建立竞争优势。 第二，科研成果率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运营成本。高科研成果率表明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研发管理更加高效，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有价值的创新成果。这不仅降低了研发成本，还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进而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有效的资源利用和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营模式，使企业在价格战和成本竞争中更具优势，从而巩固其战略竞争力。 第三，科研成果率的提升还能够增强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形象。持续的创新和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使企业在行业中树立了技术领先者和创新驱动者的形象。这种正面的品牌形象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还增强了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的信心，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品牌价值和市场形象的提升，反过来又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战略地位。 最为关键的是高科研成果率赋予企业在动态市场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够持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使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和技术更新时能够快速调整策略，抓住新的市场机会，避免因技术落后而被淘汰。这种适应性和灵活性，使企业能够在长期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确保其战略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因此，企业科研成果率不仅是一个衡量创新效率的指标，更是提升企业战略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因素。两者的紧密关联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和长远发展潜力。 （三）企业科研成果率增加战略竞争力的实例 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其成功经验充分体现了企业科研成果率与战略竞争力之间的密切关联。华为每年将收入的10%以上投入研发，拥有庞大的研发团队和多个全球研发中心。通过持续的高额投入和有效的科研管理，华为在5G技术、智能手机等领域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使华为在全球通信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还增强了其整体竞争力。例如，华为在5G技术上的突破，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众多国家和运营商的合作订单，显著提升了其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华为的成功证明了高水平的科研投入和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对提升企业战略竞争力的重要性。 苹果公司在科技领域的持续创新同样证明了科研成果率与战略竞争力的关联。苹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通过创新管理和设计思维，持续推出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如iPhone、iPad和MacBook。这些产品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其卓越的科研成果和创新设计，还得益于苹果完善的知识管理体系和强大的市场推广能力。苹果的创新能力使其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了强劲的竞争力和高利润率，成为科技行业的领导者。苹果公司的经验表明，科研成果率的提升对企业的战略竞争力和市场表现具有决定性影响。 四、提高企业科研成果率增加战略竞争力的策略与建议 （一）增加研发投入与优化资源配置 持续增加研发投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创新活动。企业应每年制定明确的研发预算，确保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的合理比例，以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优化资源配置，确保重点项目获得充足的支持。通过项目优先级管理，将资源集中在具有高市场潜力和技术突破性的项目上，提高科研成果率。 （二）加强创新管理与激励机制 完善创新管理体系，建立科学的创新管理体系，包括从项目立项、研发过程管理到成果转化的全流程管理。利用先进的项目管理工具和方法，提高科研项目的管理效率。同时激励创新的文化和机制，营造支持创新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提出创新想法和参与创新项目。建立多层次的激励机制，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激发员工的创新动力和积极性。 （三）提升研发团队能力与协作水平 重视加强研发团队建设，引进高素质的科研人才，提升研发团队的整体能力。提供持续的专业培训和发展机会，保持团队的创新活力和技术前沿性。 （四）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 建立成果转化平台，设立专门的成果转化部门或机构，负责科研成果的评估、孵化和市场推广。通过技术转移中心和创新孵化器，提升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速度和成功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确保科研成果得到有效保护。通过专利申请、技术秘密保护和商标注册等手段，保障企业的创新成果不被侵权，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 （五）借助政策支持与市场导向 利用政策支持，积极争取政府的科研资助和政策支持，如研发税收优惠、创新基金和技术转移服务等，降低研发成本，提升科研投入的有效性；紧贴市场需求，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客户需求，灵活调整科研方向和创新策略。通过市场调研和客户反馈，确保科研成果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具备较高的市场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尹雷.初创型科技成果转化公司发展战略研究.东南大学，2017. [2]王春魁.JS森工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太原理工大学，2015. [3]延昕珂.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11. 杭州含利科技有限公司 张晓娴 摘要：随着金融支付手段的迭代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国有企业传统的资金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国资监管数字化和管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深刻的改革。司库管理体系建设则通过运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实现了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统筹管理。因此，论文通过探讨国有企业司库管理体系的核心功能，从而提出国有企业加强司库管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旨在为国企全面加强资金资源统筹管控、推动财务管理精益化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司库管理体系，资金管理，风险管理 1 引言 司库管理体系通常依托财务公司、资金中心等管理平台，以战略服务、价值创造、业务支撑为导向，以提高资金运营效率、强化资金风险防控、实现资源价值增值为目标，对企业资金等金融资源进行实时监控和统筹调度。国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作为司库管理体系的核心执行主体，肩负着集团内部资金归集、融资管理、资金运营、风险管理和战略决策等职责功能。为推动建设综合性司库管理体系，国有企业需要制定明确的司库管理政策、详尽的操作流程及严格的规章制度，创新开发高效的信息技术系统，培养专业的司库型管理人才和团队，推动企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形成标准化和系统化的管理框架。 2 国有企业司库管理体系的核心功能 2.1 发力资金归集功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国有企业财务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资金归集功能，具备集中管理公司资金等金融资源的能力，能够优化资金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时跟踪公司资金流向和操作状态，及时调整和优化资金配置；预测各主体的资金需求，有效进行资金调拨，降低财务成本。 2.2 发力资金结算功能，强化资金风险防控 国有企业财务公司司库管理体系的支付结算功能，能够为其下属各部门和子公司提供一系列安全、可靠的内外部支付结算服务，实时监控所有资金的流向，即时捕捉每一笔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情况，保障资金操作的精确性和时效性。此外，其内部严格的内控措施和连续的风险评估程序，能够有效隔离和控制资金风险，增强企业对外部市场变化和内部操作风险的适应能力。 2.3 发力资源配置功能，实现资源价值增值 财务公司司库管理体系配备流动性协同管理机制，能够精准地将资金分配到企业各个下属部门和子公司。该机制强调资金的统一计划、备付和调度，能够严格控制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金融资源价值增值。 2.4 发力战略决策功能，打造“智慧型司库” 国有企业财务公司司库管理体系具备智能分析功能，能够为其战略规划和经营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它通过建立涵盖从业务前端到资金后端的全流程分析模型，动态监控公司财务状况、债权结构、融资成本以及投资利率等关键财务指标的变化情况，智能预测未来资金需求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调整其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并避免流动性风险。 3 国有企业司库管理体系的建设路径 纵观知名央企司库管理体系建设，均结合其战略规划、行业特性、产业布局及资金特性等实际情况，将司库管理体系与企业总体战略紧密结合，确保财务管理与业务管理协同发展；制定和实施高效的管控模式，跟踪资金流向和强化风险管理；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财务管理软件，实现资金流、信息流和业务流的三流合一；精简业务操作流程，减少冗余步骤，加速资金流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重视人才培养和储备，增强团队专业能力和业务适应能力。推动司库建设高标准起步、高水平设计、高效率运行。鉴于此，国有企业应构建“一一五三”（即一个中心目标，一层策略框架，五个管理聚焦点，三大实施保障）的司库建设新路径，更好地统筹整合系统内的资金及其他金融资源，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同时，深化业务与财务的融合，推动产业与金融的结合，加速财务管理向数字化、精细化、精益化的转型，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升提供坚实的支撑。 3.1 构建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以制度引领强化顶层设计 3.1.1 规章制度“定规则” 国有企业司库管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一个全面、统一和高效的制度环境。为此，公司需要深入分析自身的战略规划、行业特性、产业布局及资金特性，规范建立配套司库管理规则制度，明确司库管理体系建设目标、基本架构、主要职能以及实施计划，提供关于资金归集、资金结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战略决策等核心职能的指导原则和标准，确立司库管理“基本法”；修订并完善司库管理内控制度，制定明确的资金调拨、资金使用及资金归集的业务依据和批准流程，设立自动化的监控系统跟踪资金的实时流动情况，从而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交易，防止资金滥用或挪用，确保集团资金运作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夯实司库管理“普通法”。 3.1.2 管理模式“定基调” 为提升国有企业司库管理体系的运行效率，加快推动司库管理流程规范化运作，企业应积极探索“统一管理、分级授权”的司库管理模式，实施总部统筹、平台实施和基层执行“三位一体”的责任分工方式。集团财务部制定统一的司库管理策略，监督考核各层级的执行情况；财务公司发挥资金归集、资金结算、资源配置和战略决策等核心职能；子企业根据总部的策略和财务公司的指导，负责日常的资金管理和经营管理活动。 3.1.3 职能架构“定权责” 在纵向上，划分集团总部、一级企业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职责。集团总部主要负责制定整体财务策略和监管政策，明确全公司的财务方针和目标；一级企业则需要根据总部的方针政策实施具体的财务管理策略，同时管理其下属企业的财务活动；下属企业则专注处理实际业务和财务事务，保障业务活动的财务需求得到满足。横向上，明确划分集团财务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和财务公司的司库管理职责。集团财务部负责制定统一的资金归集、融资管理、资金运营和风险管理等方针政策；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薪资发放、账目管理和日常财务事务处理等标准化的前端业务；财务公司则承担后端数据智能分析和资金管控配置的职责，为集团提供资金调配和风险管理的策略建议，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安全性，防范财务风险。此外，企业还需要优化业务流程并强化各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以提高企业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 3.2 建设高效运行的信息系统，以数智化手段强化金融资源管理 3.2.1 创新开发司库管理信息系统 创新开发司库管理信息系统，充分发掘司库管理体系资金归集、融资管理、资金运营、风险管理和战略决策的职能，实现对金融资源的全流程线上操作和智能管控。 3.2.2 促进系统互联互通与信息共享 推动司库管理信息系统与业务管理信息系统、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与信息共享，自动监测资金流归集、分配和使用情况，确保资金流的可视性、可追溯性和可控性。 3.3 发挥司库型财务公司五大功能，以战略导向全力支撑集团价值创造 国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作为司库管理体系的核心执行主体，应充分借助信息系统与数字科技，助推集团业务与财务的深度融合，深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协同发展，为国有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 3.3.1 充分发挥资金集中管理平台作用，持续提升资金统管水平 运用“RPA+AI”（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机器人平台，实时监测、自动筛选与智能分析海量资金数据中的异常交易活动，为企业资金管理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提高资金监控效率；加快建立外汇资金池，延伸司库管理对象，扩大司库管理范围，使企业可以根据全球各地的资金需求和汇率变动，实现境内外资金统一调度、审核和支付，减少操作环节，提升支付效率，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实施基于“年、月、周、日”维度的资金管控体系，精确调整资金的即时配置，实现对资金流的精细管理，严格监控预付卡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中备付金的存放、使用和划转，从而大幅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金融机构可以针对不同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金管理能力制定不同的存贷款利率，资金归集度好、结算率高的企业可获得更低的贷款利率和更高的存款利率，以持续激励企业提升资金统管水平。 3.3.2 充分发挥融资管理平台作用，助力集团降本增效、稳健经营 第一，积极扩充融资储备。为了保障国有企业具备足够的资金供应以支持其重大项目投资、战略产业发展以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企业优化其融资结构和融资渠道，充分发挥融资管理平台作用，引入战略合作银行，获取优惠的贷款条件和充足的融资支持。第二，多举措降低融资成本。企业可以通过债务重组，置换利率较高的存量贷款，以减少债务服务成本；不断探索和开发新的融资渠道、融资产品、融资方式，如银行贷款、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供应链融资等，帮助企业分散融资风险，选择适当的融资期限和类型，以平衡短期资金需求和长期投资计划。 3.3.3 充分发挥资金运营平台作用，促进集团资金资源效益最大化 第一，强化流动性管理。将企业应收账款纳入司库管理资金池，定期审核应收账款的状态，及时识别和处理逾期账款，减少坏账损失；定期进行账款核对，确保账目清晰，及时调整逾期或未清账项，提高现金周转率；加强国有企业资金流动性管理工作，定期开展流动性压力测试，模拟不同的市场情景下企业的资金流动性状况，以帮助其预测可能发生的流动性风险，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 第二，强化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在现代企业经营中，金融服务的适应性和创新性是支持企业战略目标实现与实体产业发展的关键。因此，金融机构或企业内部的金融部门需要根据企业的战略目标和实体产业的具体需求，合理确定信贷规模和投向，并不断探索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线，如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产品、智能合约贷款等，提高金融服务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以精准满足企业的差异化金融需求。第三，做强做大产业链“生态圈”。为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支持产业链协同发展，国有企业需要整合和应用其产业链上下游业务和资金信息，对接司库管理平台与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了解企业在生产、流通、交易等各环节的资金需求，通过与外部银行、金融机构及投资者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获取更多的融资渠道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促进国有企业产融协同增效。 3.3.4 充分发挥风险监控平台作用，筑牢司库运行“防火墙” 第一，强化资金全过程安全管控。建立涵盖资金全流程管理的风险监测机制，实现资金风险监控精细化管理。在事前监测中，利用财务分析工具和风险评估模型，对相关的资金活动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及时识别并规避出现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多种潜在风险因素；在事中监测中，通过设置自动监控系统和实时报警机制，及时捕捉任何偏离预定资金计划的行径，并迅速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在事后监测中，评估资金管理的成效性和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帮助企业识别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不足，为制定更有效的财务策略和风险控制措施提供依据。第二，加强事前合规管控。为确保资金结算与支付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企业可以运用司库管理信息系统，并将资金管理的内控规则直接嵌入资金结算的每个环节中，实现对资金审批和支付过程的严格监控，一旦发现异常交易，系统将自动触发警报并暂停相关支付，待进一步审核确认后才能执行。第三，建立金融市场风险防控体系。利用司库管理信息系统有效监控和分析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可视化预警金融资产风险敞口，及时调整信贷政策或重新配置投资组合。搭建与业务相匹配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模型，结合自身的业务模式、财务状况及市场环境，识别和评估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市场风险因素。第四，织密流动性风险“防护网”。利用司库管理信息系统有效监控和分析日常经营活动和关键交易事项，识别资金流入和流出的趋势，评估季节性和周期性的资金需求变化。搭建与业务相匹配的流动性风险监测评估模型，实时测算、动态监控、精准预警资金管控指标、资金风险指标的变化，识别和评估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的流动性风险因素。 3.3.5 充分发挥决策支持平台作用，打造集团内部“战略智库” 企业需要充分发掘司库管理系统的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依据企业财务数据、市场数据、运营数据等，建立数据决策支持模型，场景化、动态化和智能化分析企业财务策略和业务战略，显著提升司库型财务公司在国有企业战略决策中的核心作用，使其成为推动企业业务运营的“智囊团”和战略决策的“先行者”。 3.4 强化司库运行的数据、人才、考核保障，护航司库管理行稳致远 第一，国有企业应建立健全数据治理工作机制，统一规范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分析的标准，明确数据的格式、质量要求及共享原则，严格控制和提升数据质量；定期开展数据治理自评估，识别数据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数据治理策略、改进数据处理流程，激活数据价值，为企业高效的分析和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第二，加强司库管理人才的内部培养，提供持续的学习机会和职业发展路径，不断丰富司库管理人才在财务管理、金融市场、数据分析、战略决策等领域的知识储备；将业务培训与实践锻炼结合起来，通过模拟实际工作场景的培训，提高团队成员的实战能力；招聘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背景的司库人才，打造多元化、复合型司库管理团队，强调人才“知金融、善财务、懂业务、强数据”的能力，使司库管理更加适应当前的市场需求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三，强化对关键资金管理指标的考核，例如，企业银行账户可视率和资金归集率等，推动司库体系建设的任务具体化、责任明确化，确保财务活动的透明性、可靠性、安全性。企业银行账户可视率是衡量企业对其银行账户信息掌控能力的重要指标。定期评估此指标，使企业管理层能够实时监控账户余额和交易动态，从而更好地进行日常资金调度和风险管理。资金归集率则反映了企业将所有下属公司指定账户的资金有效集中到集团主账户的能力，定期评估此指标，能够提升集团决策战略引领资金优化配置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彭雪妍.基于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国企集团司库管理体系建设路径探析[J].国际商务财会，2023（23）：49-52. [2]姜天琦.数智化背景下国有企业司库管理体系的构建策略[J].商业观察，2023，9（36）：113-116. [3]黄聪，曹向，李柱林.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司库管理体系构建研究——以A集团为例[J].会计之友，2023（15）：90-96. [4]魏茜.国有企业司库体系建设中的五大难点问题探析[J].财务与会计，2023（12）：82-84. [5]张庆龙，方汉林，董兴荣.中央国有企业司库未来发展趋势分析[J].财会月刊，2022（19）：32-37. 作者简介：聂艳巍（1992-），女，河南濮阳人，会计师，研究方向：司库管理。 山东省征信有限公司 聂艳巍 摘要：本文从业财融合视角探讨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化措施。本文分析了业财融合背景下企业实施预算管理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如预算编制与业务脱节、预算执行效果差、业财数据不统一等。然后提出以业财融合思路指导预算编制、加强预算执行控制、建立统一的业财信息化平台等优化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推动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深度融合，使全面预算管理更符合企业发展需要。文章证明，业财融合是优化预算管理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发挥预算职能，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关键词：业财融合，企业，全面预算管理，运用研究 引言 当今经济环境，企业面临着日益复杂和变化的内外部形势，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业财融合为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带来了新的契机。全面预算管理可以在业财融合的指导下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企业实现稳健经营。但是在实践中，预算管理还存在编制与执行脱节、监控不力等问题，无法真正体现业财融合的效益，导致预算无法真正指导业务部门的生产经营决策，进而影响企业整体经营效益。因此，企业必须从更高视角审视业财融合与预算管理的内在逻辑，不断探索预算管理优化路径，以此推动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业财融合是当下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方向，但融合程度仍有待提高，无法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甚至存在相互制约。只有树立业财一体理念，持续推进业财深度融合，全面预算管理才能发挥应有效益，助力企业立足长远谋发展。 一、业财融合背景下企业实施预算管理的意义 预算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企业发展有着战略性的导向和约束作用。全面预算管理集成了企业多个职能部门的信息，可以更加科学地制定企业整体和部门的经营目标、运营计划和资源配置方案。因此，如何在业财融合指导下有效开展预算管理，实现编制执行考核的统一，对于推动企业管理体系优化升级、防控经营风险、提高经营业绩水平、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可以促进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沟通融合。预算管理需要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紧密配合。通过业财融合指导下的预算管理，可以推动两者在编制执行考核各环节的深入交流，形成良性互动，有助于打破部门壁垒，促进协同高效。 第二，可以提高经营决策的科学性。预算管理可以收集业务和财务数据，在业财融合指导下进行整合分析，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全面信息支持，使企业在市场环境变化中能快速做出科学回应。 第三，可以增强企业的风险防控能力。业财融合将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有机结合，使企业能更全面地判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通过预算管理进行监测和防控，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 第四，可以提高资源配置和业绩管理的效率。预算管理可以明确部门责任与资源需求，在业财融合基础上使配置更加精准高效，并通过全过程监控促进绩效，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可以看出，业财融合为预算管理提供了重要机遇。只有把握这一契机，不断深化业财融合，推进与之相适应的预算管理改革创新，才能发挥预算职能，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助力企业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健经营。 二、业财融合背景下企业预算管理问题分析 业财融合为企业预算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许多企业在实践过程中，预算编制与执行仍存在脱节，无法实现业财深度融合，制约了预算管理效能的发挥。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存在的具体问题，以找出业财融合过程中的瓶颈所在。 （一）预算的编制偏重财务指标，与业务脱节 一是预算编制过分侧重财务指标，没有充分考虑业务情况。原因在于编制依据不科学合理，没有对市场需求和风险进行充分调研，各部门之间数据不互通共享。二是预算编制方法比较单一，仅依据历史数据的基数按比例分配，没有考虑各业务部门的实际运行情况。三是预算编制脱离业务部门，业务部门认为预算目标过高，而财务部门又没有深入了解业务部门的具体需求，导致预算不合理。四是预算指标设置不科学，仅关注财务指标而忽视业务指标，导致执行效果不佳。五是编制过程中往往由财务部门主导，缺乏业务部门的参与，难以做到财务指标与业务指标相匹配。 （二）预算执行未能切实体现业财融合有效性 一是企业对预算管理各环节重视不够，过分强调年度预算编制，而对执行过程的监控不够严格。二是财务部门编制时主导但执行时监督不力，业务部门在执行预算时缺乏财务部门的指导，导致执行效果与预期存在较大差异。三是预算执行存在滞后性，面对市场环境变化无法及时调整预算，造成预算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四是预算考核缺乏公平性，无法客观反映业务部门的实际工作贡献。五是预算编制与执行部门衔接不顺利，导致执行中出现偏差难以调整纠正。上述问题制约了业财融合在预算管理中的发挥，导致预算无法真正指导业务部门的生产经营决策，进而影响企业整体经营效益。 （三）业财数据口径差异，导致沟通不畅 一是企业各业务部门的数据与财务部门的数据常常存在出入。二是财务部门需要遵循会计准则进行数据统计，与业务部门关注的核心业务指标不同。三是业财数据口径不统一增加了部门间的数据沟通成本。四是进行数据核查和清理盘点需要占用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五是不同业务类型的数据性质和范围不同，使原业务数据难以按财务要求进行转换。上述问题导致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难以对接，增加了企业的会计风险。 （四）预算管理信息化系统未体现业财融合的要求 一是系统建设仍然以财务部门为主导，缺乏与业务部门系统的有效对接和整合。二是业务部门自建的信息系统与财务系统存在脱节，两者的数据无法实现统一，无法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三是系统建设缺乏业财融合的理念指导，无法获得企业多个部门的整体信息以支持决策。四是系统建设进度滞后，无法形成统一平台，导致数据分散在不同系统，出现信息孤岛，交叉查询不便。五是系统无法支持全过程预算监控，难以随时发现和调整执行中出现的偏差。以上问题导致当前预算管理信息系统难以满足业财融合的要求，无法发挥信息化支持决策的效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业财融合背景下企业预算管理中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这难以避免地制约预算管理效能的发挥，不利于企业全面发展。 三、业财融合背景下企业实施预算管理的具体思路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业财融合背景下预算管理亟待优化和转型升级。为此，本部分将重点探讨企业应如何落实业财融合理念，实现预算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以此推动预算管理向规范化、科学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一）以业财融合的思路指导预算编制 首先，企业应以业财融合思路全面指导预算编制工作。一是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和经营目的，确定全年预算总体框架，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预算编制方法，进行目标分解与汇总整合。二是设计和完善预算编制的具体指标体系，组织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人员共同参与指标设计，根据对下一年度市场环境变化的预测以及销售收入预期和各项经营成本变动进行准备，使预算更加贴近实际。三是在编制中不仅要设置财务指标并监控其完成情况，还要积极制定能够量化的业务指标，实现部门间指标的有效衔接和融合。四是明确各职能部门和具体工作岗位的预算任务分解，进行预算方案的多轮讨论和总结审核，并及时下达执行，以确保预算目标的全面落实。 （二）做好全面预算的执行以及控制工作 就预算管理的实际执行和实施过程而言，财务部门应当强化把控工作。不同层次的财务管理人员都有必要对企业不同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以此来深化财务部门与企业各业务部门之间的融合，真正促进企业业财融合的整体实现。同时，财务部门强化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把控，也有利于其更好地完成企业的财务风险预警工作。在预算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与编制时的原预算目标存在较大偏差的情况，这时企业的财务人员可以及时找出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的具体原因，并对存在问题的地方进行适当的调整和纠正，以最大可能地减少或避免企业在预算执行中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 （三）强化企业业财融合下预算管理信息化建设 首先，企业应优化信息环境，积极运用XBRL、信息共享和大数据技术等，在业财融合的支持下实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信息化，实现业财数据的自动分析和集成。其次，XBRL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数据库，实现数据最大程度的集成。类似ERP系统的预算信息管理系统也可以将企业原有的财务和业务流程有机串联。在既定信息化目标指导下，系统可形成闭环，将整个财务系统融入业务，不再局限于传统预算管理系统。此外，在业财一体化预算管理信息平台基础上，企业应进一步设计相关的框架结构，对企业单位和业务模块进行优化整合，实现业务、财务等信息的组织和处理，构建信息源。同时，采用XBBL语言深化信息处理，确保信息可靠地进入数据库。通过系统化企业预算，可构建内部流程、财务信息相结合的框架，按多元化方式落实各单位预算目标，快速传递到内部结构，发挥业财融合基础作用。 （四）以预算反馈为核心提升抗风险能力 首先，企业应促进内部业务和财务单位协同发展，构建预算管理反馈系统。财务单位应加强工作规范性，确保预算工作的真实性，发挥预算反馈的监督作用。全面预算管理是一个动态循环过程，需要不断调整。在设计考核指标时，要从客户导向、业务目标导向等多角度考虑，同时反映业务指标、财务指标、实施进度等多维信息。财务部门要用可理解的方式与业务部门进行沟通，促进编制执行过程中的沟通和指导。此外，业务和财务单位须形成信息反馈，确保内部数据促进彼此发展，并通过系统应用围绕预算环节进行分析，根据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升管理效果。另外，可选择性地应用半年数据等进行调整，进一步反映业务实际水平，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通过实施以上措施，企业可以推动业财融合在预算管理各环节的深入应用，使预算编制科学化、执行标准化、考核公正化，有效防控经营风险，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结语 总之，在当下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企业亟须转变财务管理理念，积极拥抱业财融合发展之路。业财融合为企业预算管理提供了全新视角，使之能更科学地指导业务决策，防范经营风险。业财融合是优化和提升预算管理的重要途径。只有不断深化业财融合，持续推进预算管理创新，使之在编制执行考核各环节体现业财一体化，才能真正发挥预算的效能，助力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人员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本文为思考这一过程提供了一些参考思路，但实践路径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相信通过业财深度融合与预算管理优化，企业定能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参考文献： [1]王丛丛.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化措施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1（09）：59-61. [2]管蕾.基于业财融合视角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探析[J].中国总会计师，2023（01）：115-117. [3]张君.业财融合背景下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优化策略[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3（02）：60-62. 作者简介：葛宾（1989.02-）男，汉族，本科，山东云德食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中级会计师；主要研究方向：会计实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等。 山东云德食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中级会计师 葛宾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