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1日 第 19 期
总第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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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会:研究部署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关举措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关举措,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改革,实质上是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以更有力举措推动改革走深走实。要把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结合起来,坚持从企业的实际关切出发,推动一批可感可及的改革事项,在深化改革中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各地要坚持在良性竞争中更好发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要推进违规返还财税奖补、政府购买服务、妨碍公平竞争等领域专项整治,让各类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成长壮大,以更高经济效率推动各地更好发展。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推广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和新型设施装备,着力提高水产品产量、品质和附加值,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政策支撑效应会加速显现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基础比较扎实——国家发展改革委解读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如何研判四季度经济走势?一揽子增量政策如何持续发力?还有哪些重大改革举措将要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

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有足够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存量政策有效落实和增量政策加快推出,9月份以来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10月份一些高频数据增势良好,加上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实现4.8%的增长,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基础比较扎实。

下一步,政策的支撑效应会加速显现。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逐步释放,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更好发挥,出口也能保持较强韧性。

随着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将进一步释放,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有足够的支撑,预计全年能够较好完成目标任务。

近一半增量政策措施已出台实施

围绕一揽子增量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增量政策措施有将近一半已经出台实施。下一步,还将有一批增量政策措施继续出台实施,包括最大限度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适当扩大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明确阶段性涉企政策后续安排,提高学生资助补助标准并扩大政策覆盖面,提高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额度并推动降低贷款利率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密切跟踪形势变化,及时研究新的增量政策;统筹今明两年政策衔接和工作衔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加快重大改革举措落地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推出一批可感可及、有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改革举措。

一方面,是着力推进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的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制定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目录,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和良好的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另一方面,着力推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尽快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进一步明确各地“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鼓励做什么”。同时,要加快修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压减负面清单事项,切实让各类经营主体进得顺畅。

“两个1000亿元”项目清单已下达

一揽子增量政策明确,要在年内提前下达明年10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1000亿元“两重”建设(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清单。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抓紧会同相关行业部门和各地方,按照符合投向领域、前期工作成熟、具备下达条件的标准,筛选确定了“两个1000亿元”提前批次的项目清单,按程序已经下达。其中,“两重”建设项目121个、带动总投资约88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526个、带动总投资约9300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抓紧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加快建设,争取在年内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对四季度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

推动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涉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加快细化落实,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持续增多。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会同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建立了沟通协调机制,推动涉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以及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的解决。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发改系统,加强对地方罚没收入情况的监测提醒。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动更多民间资本参与能源、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着力优化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环境,增强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活力;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要素保障。

进一步释放“两新”政策效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7月份加力支持“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若干措施出台后,政策效应快速释放,拉动经济、扩大投资、提振消费、加快转型的作用非常明显。

为进一步释放“两新”政策效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做好调度,对进展缓慢的部门和地区进行督促提醒;针对部分领域补贴流程复杂等问题,积极协调商务部等部门,指导地方简化资金拨付流程、提升审核效率,让真金白银的实惠直达消费者;依法严查消费品以旧换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先提价后打折”“虚假折扣”等行为;针对群众反映的废旧家电等产品循环利用渠道不畅等问题,组织地方加快完善覆盖县、乡、村的回收网络。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抓紧开展“两新”政策效果评估,提出明年继续支持“两新”工作的总体安排、实施方式、支持标准,进一步推动“两新”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陈炜伟 胡旭

国家统计局: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各地区各部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生产需求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扎实有力,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9月份多数生产需求指标好转,市场预期改善,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在10月1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总的来看,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政策效应不断显现,主要经济指标近期出现积极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

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从增长、就业、通胀、国际收支这四大宏观指标判断,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定运行的总基调没有变。”盛来运介绍,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8%,其中一季度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三季度增长4.6%。这些指标波动幅度不大。

前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其中,二季度为5.0%,三季度为5.2%,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稳定。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3%,一季度同比持平,二季度上涨0.3%,三季度上涨0.5%。另外,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今年的外贸形势总体好于预期,前三季度,出口增长6.2%,我国外汇储备重新回到3.3万亿美元。

盛来运表示,9月份国民经济出现积极变化,多数指标边际改善,经济运行呈现出筑底企稳态势。在一系列政策效应的作用下,尤其是在9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以后,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快推出,极大增强了市场信心,改善了预期,增强了市场活力。

从生产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月份同比增长5.4%,比8月份回升0.9个百分点,这是在工业增速下滑4个月以后的首次止跌回升。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5.1%,比8月份提升0.5个百分点。从需求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月份同比增长3.2%,比8月份提升1.1个百分点。1—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与1—8月份持平,这是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多月下滑以后首次止跌回稳。

工业经济表现亮眼

工业是今年经济运行的一个亮点。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比GDP增速高1个百分点,为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贡献率接近4成

前三季度工业表现缘何成亮点?盛来运指出,我国工业基础比较扎实,产业配套能力比较强、韧性比较大。因此,尽管遇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结构调整的压力,我国工业仍显示出了较强的竞争力。

今年工业表现较好与出口的支撑有关。前三季度,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4.1%,全口径货物出口增长6.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力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动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数据显示,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和趋势明显。另外,数字经济产业、具有竞争优势的新能源相关行业都保持较快增长,为工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工业势头表现较好与“两重”“两新”政策落实也密切相关。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新能源车受益较大,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33.8%,与其相关的一些制造业如金属冶炼设备、数控锻压设备等产品产量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盛来运认为,从大趋势看,工业还会继续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四季度,随着一揽子政策落地落实,中国工业经济质量和效益都会得到提升。

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盛来运表示,从统计数据来看,新质生产力在加快形成。

创新投入继续增加。去年我国研发投入R&D经费的总量首次超过3.3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二,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较去年上升1位至第十一位。此外,高技术产业投资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0%,高技术产业投资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1%。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知识产权相关部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20%以上,量子计算机上线,大国重器、重大成果不断涌现。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拓展。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3.3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1.3%,明显高于服务业增速。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7.9%,即时零售、直播带货都保持较高增速。

“新质生产力在加快培育、形成。”盛来运认为,随着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增量政策落地和改革政策到位,我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较大空间。

董蓓

商务部:五措并举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一系列部署。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弘在10月23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深入贯彻全会精神,推动各项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举措,积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持续建设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托自贸试验区探索创新,及时推广具备条件的试点开放措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

二是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积极拓展绿色贸易。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数字领域对外开放,深化数字贸易的国际合作。

三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聚焦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支持各地创新招商模式,提升精准招商水平。健全外商投资促进成效评价体系。发挥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作用,加强对外资企业服务保障。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四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以外商投资准入和跨境服务贸易两张负面清单为重要抓手,持续加大重点领域的开放力度。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五是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加强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高质量建设经贸合作区等境外合作园区。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商务部把这个作为重要任务,积极贯彻落实,全力推进。”唐文弘介绍,从2024年12月1日开始,对原产于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适用关税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中国是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支持相关最不发达国家用好用足这一优惠安排。

在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唐文弘表示,将加强与相关最不发达国家在检验检疫领域的合作,积极发挥非洲产品输华绿色通道作用,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积极推进与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框架协定,推动与相关最不发达国家建立更加灵活务实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安排,为双边经贸合作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同时,积极深化重点领域开放合作。将帮助相关最不发达国家加强贸易能力建设,通过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发展,培育贸易新动能;通过举办进博会等展会,为最不发达国家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接驳世界市场,搭建平台和桥梁。

白舒婕

前三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平稳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0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赵志国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前三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平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重点领域创新取得一批新成果,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赵志国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但我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国工业体系完整、产业链配套齐全、综合制造成本较低的全球竞争优势没有改变,推动向上向好的积极因素在累积增多。

“尤其是近期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实施,将持续释放产业升级的动力、居民消费的潜力、经营主体的活力。我们有信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赵志国说。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全部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31.8%;电子、有色、化工、汽车4个行业对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一半。

“我们积极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赵志国说,前三季度,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6.4%,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芯片等产品产量高速增长。

赵志国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在稳增长、扩需求、增动能、优环境方面下更大功夫,深入推进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实施,支持工业大省、工业大市巩固优势,勇挑大梁。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建设,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大智能家居家电消费推广力度,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活动。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制定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措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开展服务中小企业系列专项行动,不断完善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协调解决问题诉求,坚定企业发展信心。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持续加强政策供给,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强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和工信领域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广应用。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工业节能降碳持续推进。”陶青说,今年新培育国家绿色数据中心50家,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平均值超过50%。前三季度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约17亿吨,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超过94%。绿色发展动能加快培育,目前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已超过18%,预计全年环保装备制造业总产值近万亿元。

陶青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着眼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制定出台《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聚焦钢铁、电解铝、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品,加快研制一批碳足迹核算标准,推动工业企业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转型升级。

累计建成5G基站408.9万个

“今年以来,我国信息通信业总体保持稳步增长,高质量发展取得系列新成效。电信新兴业务保持高速增长,网络基础能力持续优化,产业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普惠民生服务纵深推进。”赵志国告诉记者。

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我国累计建成5G基站408.9万个,5G用户普及率达69.6%,千兆宽带用户达1.96亿户,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5G行业应用已融入76个国民经济大类,“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5万个。

赵志国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尽快出台“双千兆”(5G和千兆光网)网络发展接续政策,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持续开展“宽带边疆”和“信号升格”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超前布局6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科技创新。持续打造高水平5G工厂,开展“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试点建设。持续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我国电信业对外开放迈入新阶段。

刘坤

国家税务总局:个税有效发挥“调高惠低”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10月15日发布近年来的个税申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人员中,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占申报人数的1%,但这部分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的五成以上,申报收入位居全国前10%的个人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的九成以上。

“个人收入位居我国前1%和前10%的人群缴税占比较高,符合税法基本原则中‘税收负担须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分配’的公平原则,也与世界上主要国家收入居前人群缴纳个税比例均占大头相一致。这说明个人所得税的‘调高’作用较为明显,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

李平指出,个人所得税的“惠低”作用也得到充分发挥。从综合所得缴纳个税情况看,低收入群体享受税改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缴纳少量税收,个人所得税款大部分是由中高收入群体贡献的,充分体现了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者不缴税”的基本取向。

2018年,我国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第七次修订,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月3500元提高至5000元。“这个标准相对于人均国民收入而言在国际上已处于较高水平,能大体覆盖当前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并且还有一定的空间。”李平告诉记者。同时,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继续教育、大病医疗6项专项附加扣除设立。2022年新增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又提高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3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其中,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分别由原来每孩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原来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

2023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2023年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后,全国约6700万人享受到了该项政策红利,减税规模超过700亿元,人均减税超1000元,给“上有老下有小”的纳税人及时送上了政策红利。

“这些扣除大大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数据显示,纳税人人均享受两项专项附加扣除。”李平举例说,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纳税人,若他有一个小孩,与妻子分摊享受子女教育专扣,即可扣除1000元/月;若他有一兄弟并与其分摊享受赡养老人专扣,即可再扣除1500元/月,两者合计将扣除2500元/月,也就是3万元/年。如果纳税人有两个孩子,或是独生子女,扣除金额会更高。加上6万元/年的基本减除费用,再扣除“三险一金”(按年工资收入10万元计算,理论上可扣除1.5万元左右)等,个人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0万元的,基本无需缴纳个税。

税收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取得综合所得的人员中,无需缴纳个税的人员占比超过七成,在剩余不到三成的实际缴税人员中,60%以上仅适用3%的最低档税率,缴税金额较少。

陈晨

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抓紧建立健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10月15日联合召开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动员部署视频会议,提出加强统筹部署和组织协调,抓紧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会议指出,支持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促进就业的现实需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和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应有之义。要求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推动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时善于运用市场化机制和法治化办法,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高效结合,合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会议强调,为引导信贷资金快速直达基层小微企业,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地方相应建立工作机制,从供需两端发力,统筹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和银行放贷难的问题。区县工作专班要“两手牵”,一手牵企业,一手牵银行。通过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深入园区、社区、乡村,全面摸排融资需求,形成“两张清单”,把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推荐给银行机构,银行机构及时、精准对接,实现信贷资金直达基层、快速便捷、利率适宜,打通金融惠企利民的“最后一公里”。

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部署和组织协调,抓紧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落实相关部门、地方政府、银行机构、小微企业等各方责任,明确目标任务,密切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机制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李延霞 张千千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市场预期稳韧性强

2024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国民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跨境资金流动趋向均衡,外汇市场呈现较强韧性,市场预期和交易总体理性有序。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在10月22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红燕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前三季度外汇收支数据情况。

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意愿进一步增强

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银行代客涉外收入37.39万亿元,对外付款37.37万亿元,涉外收付顺差187亿元。从结售汇数据来看,结汇11.91万亿元,售汇12.78万亿元,结售汇逆差8646亿元。

李红燕介绍,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外汇收支状况主要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跨境资金恢复净流入。前三季度,银行代客涉外收支总体小幅顺差,其中一季度小幅顺差,二季度转向逆差,三季度恢复顺差。二是结售汇趋向基本平衡。前三季度,结售汇总体呈现逆差,主要是二季度逆差扩大;三季度重新回到均衡水平。三是近期结汇率有序回升、售汇率稳中有降,企业结售汇意愿保持理性。四是外汇市场交易比较活跃。前三季度,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30.2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1%。五是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9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3164亿美元,较2023年末增加了784亿美元。

近一段时期,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总体呈现良好势头,今年以来人民币债券的综合收益率保持良好,吸引了境外投资者增配人民币债券。截至目前,外资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的总量超过6400亿美元,处于历史高位。

“受股市上涨带动,9月下旬以来,外资净购入境内股票总体增加,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意愿进一步增强。”李红燕表示,目前,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的资本市场总体处于起步阶段,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规模和比重不算高,外资在国内股市、债市的占比在3%至4%左右,受多重有利因素支撑,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保持稳定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债规模稳步提升。截至6月末,外债余额为2.54万亿美元,较2023年末增加971亿美元,增幅为4%。从初步统计数据看,三季度外债规模总体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贾宁表示,我国外债规模总体适度、偿债风险较低。外债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在14%至16%区间内小幅波动,企业跨境融资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外债偿付风险可控,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等四个指标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

“未来,我国外债有望保持平稳发展态势。随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金融市场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资产配置功能持续显现,外资投资人民币债券将保持增长。同时,我国对外贸易投资潜力持续释放,叠加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降息推动外部融资成本回落,企业等部门借用外债需求将逐步回升。”贾宁指出。

今年9月,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实行两年多的紧缩政策开始转向,中美利差有所调整。李红燕认为,未来,美联储降息节奏和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近期市场预期也紧跟美国经济数据变化在不断调整。从过去情况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对全球金融市场会产生外溢影响。我国的外汇市场运行虽然受到了波及,但总体保持稳定,这主要得益于国内基本面的支撑作用。未来我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持续推进,市场韧性进一步增强,外汇市场更有基础和条件保持稳定运行。

一国的出口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汇率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李红燕分析,今年以来境内人民币对美元的即期汇率总体小幅贬值0.3%左右,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保持基本稳定。即使8、9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升,也是美元走弱后各种非美元货币的普遍反应,并且人民币的升幅在全球范围内也属于平均水平,对于进出口的影响比较温和。

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逐步提升

当前,我国国际收支总体保持基本平衡。从经常账户看,继续呈现合理规模顺差。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937亿美元,与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1%,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其中,货物贸易保持一定规模顺差,继续发挥了稳定跨境资金流动的基本盘作用;服务贸易逆差基本回归到疫情前水平。初步统计,第三季度经常账户顺差仍然保持在合理水平。从资本项下看,近期跨境资本流动更趋均衡。外资来华投资有所增加,外资投资境内债券延续稳定流入态势,前三季度累计净增持超过800亿美元。

李红燕指出,总的来看我国外汇市场的成熟度和内在韧性不断增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承受力也明显增强,为今年以来外汇收支形势总体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我国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逐步提升,外汇市场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条件不断完善,目前已经具备包括远期、掉期、期权等国际成熟外汇衍生品体系,市场服务覆盖全国各地,交易货币涵盖企业跨境结算的主要币种,具有功能齐全的交易、清算等基础设施。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超过了1.1万亿美元,首次办理汇率避险的商户超过3.2万家,这些数据都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李红燕表示,外汇局将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优化服务,多方合作降低外汇套期保值成本,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构造更好的外汇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支持企业更好地管理外汇风险。

温源

权威视点
刘元春:一揽子增量政策的逻辑框架不同于以往的刺激政策

社会各界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三大疑问。第一个疑问,9月26日,中央为什么作出政策调整,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政策?第二个疑问,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性质是什么?属于“急救章”,还是意味着中国政府在稳增长上已上升到一个特别的高度,从而全面逆转目前的经济态势?第三个疑问,一揽子增量政策下一步还有什么,效果会怎么样?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了明确答案,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

一是国内二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不是很理想,与年初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左。

二是中央从去年年底布局的存量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房地产下滑没有明显收窄;地方政府不仅面临无钱可用的难题,同时还面临着“给了钱用不动”的难题。这个新现象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三是国内对中国经济问题形成了一些新共识。我国房地产行业从2021年调整到现在,大家深刻认识到这一轮房地产调整不是重复以前的简单调整。中国经济短期稳定的逻辑不是传统上把房地产市场从中期的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作为优先项。大家认识到,房地产行业稳定、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改革是国内稳预期、稳信心、稳企业的焦点,同时也是扩内需的前提。中央对短期政策框架作出较大调整——将房地产行业的稳定、资本市场的稳定从中长期布局定位全面转向短期定位。

四是国内经济政策的窗口期。世界经济由于持续疲软,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进入宽松通道,包括美联储降息,外部环境为国内经济政策一系列调整腾挪出空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窗口期。

9月底以来,国内有关部委,如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等,围绕房地产止跌回稳、股票市场提振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同时对逆周期宏观调控、扩大国内需求、企业纾困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不是“急救章”,不属于短期行为,后续还会进一步跟进。

第一,稳房地产行业、稳资本市场成为扩内需重要前提。目前,稳地产、稳股市是关键,而稳信心更是至关重要的变量,稳信心是稳短期需求的重要前提。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框架转向。这其中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我们围绕提振资本市场提出两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即回购再贷款以及借贷便利和资产抵押。这两个政策开启了央行通过间接渠道进行资产购买的先河。为什么此次中国人民银行也出手?主要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出现了持续的市场扭曲、市场失灵。截至9月25日,国内5300多家上市公司,接近800家上市公司“破净”,还有接近100家“破净”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分红率超过5%,这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定价出现了系统性扭曲。如何进行系统性纠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鼓励大股东回购,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机构增持股票。该举措为中国资本市场构建了一个可见的底部,这个底部就是不允许普遍性、持续性出现“破净”现象。这将对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投资者行为理性回归起到根本性作用。

二是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组建了国债买卖联合工作组,这是国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未来定位的重大调整。这个重大调整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全面完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利率市场化以及国债市场的深度、广度要进行全面扩容,这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和未来财政政策框架带来了转折性变化。

如果说我们的政策是“急救章”,简单地进行刺激,我们大可不必在宏观政策框架上进行较大调整。同时,在一揽子增量政策中,不仅有短期扩内需的政策工具,同时还有结构调整和改革方案。因此,这绝不是简单的“放点水”,让大家缓缓气。一揽子增量政策将从行为模式、激励体系上发生根本性改变。

我们一定要看到此轮政策调整所体现的决心,以及暗含的结构性、制度性调整的深刻内涵。对于股票市场底部的构建,使股民行为模式发生变化;上市公司重组和长期资金的鼓励,对整个资本市场结构进行调整;对地方政府的化债方案、职能重构,从而改变目前地方经济“发动机”动力不足的状况。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变化的一些新现象。稳房地产首先是一线房产要稳、头部企业要稳,这一个目标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诚如住建部部长所言,在系列政策作用下,经过3年的调整,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筑底。

扩内需主要是在社会建设和民生建设的基础上进行扩消费,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扩大投资和消费。促进消费重在提升未来收入、在于不同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全面修复等。

这一轮出台了很多政策,我们还会看到有不断的增量政策出台来巩固目前的经济增长态势。因此大家要坚定信心,更要看到此轮政策与一般刺激政策内涵是不一样的。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 刘元春

杨丛: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1%以上。广西打造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就是要加速融入大湾区的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资金链。

强化产业合作。持续拓展面向大湾区的产业招商,谋划布局一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用足用好沿边临港产业园区政策,提升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推进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建设。加强产业联盟对接,强化与大湾区生物医药、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产业联盟的对接合作,深度参与粤桂黔高铁经济带产业联盟建设。依托“链主”企业,聚焦电池和储能系统、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研发+广西制造+东盟市场”产业协作体系。

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引进大湾区高水平研发机构、创新平台和创新孵化基地。推进面向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以合作区为载体深度对接大湾区科技创新资源,引聚大湾区独角兽企业。支持两地科技创新主体聚焦中医药大健康、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生态农业等领域开展科技项目联合攻关。加强两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合作,加快构建科技成果“大湾区研发—广西转化”的快车道。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大力开展营商环境改进提升行动,完善投资便利服务体系,加快实现承诺便利、设立便利、经营便利、注销便利、破产便利。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产权保护等经营主体关切的重点领域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协同和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高标准对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经贸规则,在跨境数据流动、跨境人民币使用、增值电信业务等方面探索更多便利化举措,推动广西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杨丛

周静: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促进生产力变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为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推进生产力变革指明了方向。

把握好两对关系——

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要从中央层面完善推进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并对各地进行分类引导,加强新设政策与原有政策的协调配合;各地要将中央的总体要求和指导原则同本地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进行创造性落实,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

二是区域与区域间的关系。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区域间藩篱,使生产要素可以畅通流动,实现规则一致、充分竞争、高度开放、运转流畅的市场格局。区域间的分类推进、错位发展并不意味着“隔离”和“对立”,要加强区域协同联动,在科技和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区域间产业分工与合作、四类主体功能区联动中建立发展联动机制和区域间利益补偿机制。

抓住三大着力点——

一是坚持变革重塑,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要优化科技创新布局,打造分梯度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数智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二是提高生产要素区域间创新性配置能力和效率。比如,加大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鼓励适度超前建设,通过数字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实现空间溢出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

三是结合地区特色和资源优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把传统产业简单“一退了之”,而要立足已有产业基础,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实现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导创新要素集聚,推动更多有基础、有优势的企业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链主”,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为“专精特新”企业。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静

董幼鸿:夯实基石和底座 建设韧性安全城市

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所谓韧性安全城市,是指在受到外界干扰后,能在维持其基本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具有抗扰、恢复、适应的过程或能力的城市。

从组织韧性建设维度来看,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功能,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应急管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完善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一组织、指挥、协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同时,发挥好属地企业专职救援力量、微型消防站以及民兵、预备役人员、物业管理人员、保安员、医务人员等作用,加强专兼职基层应急救援力量,打造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各方共同参与的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基本格局。

从制度韧性建设维度来看,要确保将风险治理和应急响应工作落实落细。

强化智能监测预警制度,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促进专业监测和群测群防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监测手段,提高预警精准度,实现从人防、技防向智防提升,并重视做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应配合相关部门定期开展重点检查,做好日常巡查,推动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动自查等制度,突出防御重点,盯紧基层末梢;依法开展监督检查,综合运用派驻执法、联合执法、协作执法和“四不两直”等方式,提升乡镇(街道)执法效能。

同时,加强预案编制和演练、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发布、开展先期处置等;加快基层应急力量配置、场所设施、物资装备、应急标识等标准化建设,做到力量充足、设施完备、装备齐全、标识一致、管理规范。

此外,还有必要强化应急管理责任制度,完善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落实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县级党委和政府负责本地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指挥协调灾害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从经济韧性建设维度来看,要提供充分资源和财力保障。

保障资金投入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将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完善多元经费保障;市县两级坚持节约高效原则,综合考虑本地灾害事故特点、人口分布、地理位置等因素,合理规划应急物资储备点布局,在重点区域和高风险乡镇(街道)、村(社区)配备卫星通信终端、险情监控、救生防护等必要物资装备。

同时,救援队伍和应急场所建设、应急装备物资配备、应急信息化项目等应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推动应急避难场所和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基础设施融合共建、综合利用。

从技术韧性建设维度来看,要提高韧性城市建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推动“智慧应急”和基层治理有机融合,按照部省(市)统筹管理、市县推广创新、基层落地应用的要求,推广应用符合基层实际需求的科技手段和信息化系统。

加强“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状态下的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在基层推广配备“小、快、轻、智”新型技术装备,不断夯实基石和底座。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教授 董幼鸿

田轩:丰富金融供给支持科创融资

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浪潮中,科技型企业正以其创新的商业模式和高速成长性,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新引擎。这些企业以轻资产、高风险、高回报的特性,对金融市场提出了新要求,即需要长期、持续且稳定的资金支持其研发与市场扩张。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涵盖信贷、保险、融资担保、债券、创业投资、资本市场等多个方面,显著提升了金融市场在适应新经济模式中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市场,央行通过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引导了金融机构增加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投放。各地银行也积极响应,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和应收账款质押等创新方式,推出了科创贷、人才贷等多样化的信贷产品,以满足科技型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在直接融资市场,“接力式”服务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效能持续增强,包括创投、股票和债券等融资渠道在内的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不断完备的区域股权市场及政府引导下产业基金的撬动作用,为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充足的资金支持。

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双轮”驱动支持下,过去5年,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额不断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以及中长期贷款余额均突破2.5万亿元大关;获贷率从14%增长至47%;政府引导基金中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基金规模占比达50%……不断增长的数字反映出科技型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也体现了我国金融体系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以充足的资本要素保证研发投入,成为企业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目前我国科技型初创企业的资本供给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堵点在于: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直接融资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包容性不足,债券融资规模有限,风险投资市场规模较低,风险容忍度较低,存在募资难、退出难等问题。未来,应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平衡优化中,不断丰富金融服务供给的形态、渠道。

创新我国间接融资体系,持续丰富银行信贷产品矩阵。差异化设计信贷模式以匹配企业发展,强化信用担保,提升科技企业授信,降低融资成本。支持科技创新项目库,健全信用管理机制,完善融资担保与抵质押品管理。鼓励银行创新信贷产品,如科创贷、研发贷。明确投贷业务标准,推动投贷联动普及,鼓励银行理财子公司开发长期权益产品,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加快培育积极活跃的创投市场,提高资本包容性。加强政府引导基金支持,优化考核标准,提高对科技型项目包容度,建立政府基金与产业资本投资项目共享平台,促进政府与产业协同。同时,完善风险投资“募投管退”制度设计,针对不同类别投资机构进行差异化监管,分类制定短、中、长期资金规划,加大税收优惠,激励“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加大力度发展科创债。适当放松对科创债纳入带息负债考核管制以及对研发费用、管理费用、营收、市场占比等的过度要求,建立科创企业信用评估体系,推动债券市场标准统一,促进多种所有制企业市场地位平等。鼓励在科创板试点科创类债券创新品种,进一步放松科创类REITs等产品发行条件,降低发行成本。完善信息披露和持续监管,尤其是加强对资金流向、企业经营情况的披露,推动优质科创债做市交易。

完善科创资本生态,壮大耐心资本。深化发行承销制度改革,完善科技企业认定标准,优化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推进交易制度改革,同步进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引导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持续扩容外资互联互通机制,扩大交易产品范围,促进双向交流。健全强制退市标准,优化退市流程环节,畅通企业退市的后续融资通道,促进优胜劣汰、吐故纳新的良性市场生态加速实现。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田轩

王瑞民:利好政策密集出台 购房信心逐步回升

房地产市场再迎重磅政策“组合拳”。2024年10月1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五部门明确,将打出一套重磅“组合拳”,即“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自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以来,一系列利好政策密集出台,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一手房看房量、到访量、签约量有所增加,二手房交易量小幅上升,需求侧出现了积极的回应,购房信心逐步回升,部分一线城市及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呈现止跌回稳的趋势,需求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

政策利好 购房者信心逐步回升

“受惠于市内六区取消限购、降低首付比例、降低贷款利率等政策,我终于可以在和平区买房了。”在北京工作并考虑在天津买房的任静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利好政策的出台,降低了普通老百姓的购房成本,减轻了购房压力,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任静的切身感受并非个例。受惠于房地产政策“组合拳”的不少购房者,开始出手购房或者换房,市场信心进一步提升,市场交易日益活跃。

“近段时间,无论是看房量还是到访量,均显著攀升,购房意愿增强。我们观察发现,得益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中对刚需购房者的扶持,首次置业者的比例明显上升。同时,改善型购房者也抓住政策利好积极出手。”一名我爱我家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利好政策有效提升了市场的活跃度。

链家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5日,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5252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2.9%,与9月上半月相比下降14.5%。

自2024年9月末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房地产利好政策频出,优化和调整房地产市场,提振市场信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一揽子政策出台,对于提振需求侧购房者的信心具有较为积极的助推意义。一些之前有支付意愿和能力但苦于没有资格或流转税费偏高的购房者,领取“政策红包”后将进入住房市场,一方面能够显著地激活市场,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带动其他潜在购房者的信心回升,加快形成市场止跌回稳的良性循环。

为购房者提供更多“好房”和更多实惠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购房者对于当前的利好政策普遍持积极态度。调整住房限购政策、降低购房成本等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购房机会和实惠。与此同时,各大房企响应促销倡议,推出的多种优惠活动和折扣,让购房者享受到更多的购房福利,进一步激发购房者的热情。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对住房的需求,正从过去的“有房住”过渡到“住好房”。为满足这种对美好居住生活的向往,需要推出更多优质的楼盘,不仅在地理位置、配套设施等方面具有优势,更在户型设计、装修标准等方面追求高品质。

“需求侧管理政策基本已经应出尽出,更大的政策空间在供给侧。通过土地和金融要素的供给侧改革,推动住房产业上游要素的市场化,释放更大的政策红利,实现要素成本下台阶、住房产品力上台阶,住房产品崭新的性价比将显著加快市场筑底和再平衡,这对于提振购房者的信心和预期具有更为根本的助推作用。”王瑞民表示。

业界认为,房地产市场向好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购房者三方共同努力。政府应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企业应注重提升楼盘品质和服务质量,满足购房者多样化的住房需求;购房者则应理性看待市场变化,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购房决策。

记者 李晓红

薛智胜:擘画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这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意见》围绕一条主线、三个发展阶段,从8个方面出台17条具体措施,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擘画路线图,是指导未来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创新点颇多,具有体系化、系统化和全方位发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化体系化期货市场监管体制机制。《意见》正文46次提到“监管”一词,从战略高度将中国期货市场监管体系化,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五大监管”的要求在期货市场领域予以细化和具体化,以行为监管和机构监管为着力点,以加强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为工作重点,以功能监管为补充,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期货市场监管布局。《意见》提出“将监管的政治性、人民性与专业性有机结合起来,坚决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部署和大政方针”,将“构建中国特色期货监管制度”“期货市场监管能力显著增强”作为中国期货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建设的目标。行为监管方面,既要管合法,严格监管期货交易行为,重点强化高频交易全过程监管,也要管非法,更要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机构监管方面,严监管全面覆盖期货公司股权管理、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处置各个环节。穿透式监管方面,要通过严格落实账户实名制、优化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管理方式、改进大户报告规则等措施,强化对期货交易行为“一看到底”,同时要加强对期货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审查,严防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主体控制期货公司。持续监管方面,无论对期货交易行为还是期货公司业务经营,均要加强从准入到退出的全过程监管。功能监管方面,要统一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尺度和强度。

总之,《意见》从体系化角度对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措施和监管责任进行系统安排,既有顶层设计,也有具体措施;既有全方位的架构,也有明确的监管重点和具体措施,注重提高监管措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二,构建系统化期市风险防控机制。《意见》正文25次提到“风险”一词。期货市场具有管理市场风险的功能,在特定情形下又有放大市场风险的特点。因此,必须织密期货市场的风险防控网。期货市场各项制度建设要围绕风险防控展开,建立一体化期市风险防控体系。《意见》主要从有效防范期货市场风险目的、对象、具体途径和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阐释。一是充分认识期市风险防控的重要意义,有效防范期货市场风险,是期货市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明确风险防控重点,提出强化对子公司的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健全期货公司风险出清长效机制,鼓励通过兼并重组平稳化解期货公司风险,拓宽期货公司资本补充渠道,提高期货公司抗风险能力。三是建立健全跨交易所跨市场跨境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巩固期货市场风险预防预警体系,强化对风险的源头管控和早期纠正,强化期货市场风险防范。四是通过完善期货市场结算、交割机制以及技术设施,压实结算参与人的风险管理和损失吸收责任,防范期市结算风险、交割风险和技术风险。五是建立场内与场外、期货和衍生品与现货市场一体化风险防控机制。六是强化开放环境下监管能力建设,实现期市监管向数字化、实时响应转型,通过强化监管组织协调机制,加强培训,帮助企业妥善应对期现货市场风险,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

总之,《意见》从期市机构到行为、从市场到产品、从内部到外部、从交易到交割等方面,力图构建涉及期货市场运行各个主体、各个环节,融事前风险识别与预警、事中风险监测、事后风险处理的风险防控系统,努力做到“四早”,坚决杜绝发生系统性风险,维护期市秩序和运行安全。

第三,制定全方面的期市发展目标和发展举措。《意见》正文19次提到“发展”一词,可以说发展是期市的主旋律,期市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意见》的主题词。无论是体系化期市监管体制机制,还是系统化期市风险防控机制,其目的都是为了期市高质量发展。《意见》从多方面诠释期市高质量发展。一是明确期市发展功能定位。《意见》明确了期市具有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等功能,肯定了其对稳定企业经营、活跃商品流通、服务保供稳价发挥着积极作用,提出商品期市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发展定位,服务于金融强国建设。二是明确期市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按照到2029年、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三个阶段,设计了层次合理、层层递进的发展目标,勾画了期货市场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三是明确促进期市高质量发展的多项具体措施。四是明确新时代期市发展理念。

综上,高质量发展是目标,严监管是防控风险的基本手段和期市发展的保证,防控风险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三者是辩证统一的。

天津工业大学教授 薛智胜

依绍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坚强支撑。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大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市场规模大,产业韧性强,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些是我国始终具有市场供给充足这一优势的前提和基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更好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作用,引导投资和产业流向,推动生产行业和相关企业调整产出结构,促进产品及产业升级,形成充满活力的市场竞争格局,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在于健全市场体系与完善市场机制。市场体系要结构完整、比例合理、功能齐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等各类市场均有特定的作用和职能,彼此并存、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市场体系,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支撑。市场机制有效运行,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风险机制等要充分发挥作用,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在健全市场体系方面,既要培育大量充满活力的经营主体,通过取消不必要的审批,为企业松绑,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又要不断提高消费者收入水平,让更多人有能力消费,创新产品和服务,激发新的消费需求。在完善市场机制方面,其着力点在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形成合理的要素价格机制为基础,进一步优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以统一的市场规则规范经济活动。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加快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建立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下放行政审批权,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流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不同层次的各类标准相互统一,促进标准之间有效衔接。加快智慧物流、电子商务、农产品流通等重点领域的标准制定和实施。完善标准实施过程监督和评价机制,加强标准在认证、检测、市场准入、执法监督等行政管理中的应用,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体系。推进多式联运信息共享,强化不同运输方式标准和规则的衔接,促进跨部门、跨区域、跨组织、跨方式的一体化运营和网络化协作,降低联运主体转换成本,加快推行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模式,创新运单互认标准与规范。

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对自然垄断企业开展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的范围进行监管。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对于市场潜力大、附加值高、技术要求高的中高端工业品制造企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供转型升级的机会和条件,对于长期亏损、无法扭亏的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其退出市场,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完善招投标制度规则,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过度同质竞争,及时清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明确各地政府不得为企业跨区域经营或迁移设置障碍,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以限制商品服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城乡流通体系布局。打破地域束缚,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理环境差异、技术应用程度差异等因素,在流通网络设施均衡布局、流通网络节点分布、城市流通功能定位、城乡流通设施相承互补、跨地区跨部门协调治理等方面,逐步推进各区域流通网络无缝衔接。加强流通体系建设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规划、交通规划等相关规划有效衔接,统筹整合资源,对不同地区流通设施共建共用、流通体系对接和流通信息共享进行重点督办。合理规划农村地区、西部地区交通路网和信息网络建设,提升不同区域间流通体系协调能力,强化功能分区,逐步消除城乡流通水平差异,优化全国大流通网络布局,提高流通体系运行质量和效率。

以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整合市场内碎片化或离散化信息,在数字平台实现即时共享,破除商品、服务和信息传输的空间地理限制,利用数字技术的信息联通功能提升供需匹配效率,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议价成本和决策成本。建立健全数据要素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数字经济市场监管,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探索高效的数据要素定价机制,加快明确数据权属,不断提升数据交易水平,增强数据要素市场的安全防护能力。着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基建布局,弥合地区间与城乡间的“数字鸿沟”,消除城乡、区域市场壁垒,满足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数据量爆炸式增长的技术和基础设施需要,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我们要建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规模大、质量高,更是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将有力推动市场效率稳步提高、市场环境持续优化、市场结构提质升级,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依绍华

国研分析
新征程上更好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和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尽管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是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还不足,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为此,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上,需要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精神和要求,选择适当的措施和方法,更好地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工作,使两者在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中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

一、更好地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工作,需正确认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各项规律,准确把握绿色低碳转型的历史机遇和面临的一些挑战

生态保护工作有自己的规律,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有自己的规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自己的规律,作为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碳工作的综合体,美丽中国建设兼顾了这三方面的工作,也呈现出自己的规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在2035年前,我国总体仍然处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期,降碳、减污、扩绿这三方面的工作总体会呈现正相关性。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统筹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上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律,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只有把握规律,才能在规律中统筹协调好生态保护、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工作,结合工作需要协同开展体制、制度、机制的集成创新和耦合发展,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之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工作之间相互支持且协同增效。

在不同发展阶段,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不一样,国家和社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条件和能力不一样,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统筹的内容和要求也会不一样。党的十八大以前,环境保护法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统筹。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修订了环境保护法。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筹,意味着我国进入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新时代。从全球来看,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在绿色低碳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属于后发追赶国家。作为后发追赶国家,我国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既迎来历史机遇,也面临一些挑战。历史机遇是,我国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绿色低碳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济和技术基础,解决转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并可利用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和人才、技术优势,抢占国际绿色循环低碳产业竞争的新赛道。比如,我国利用低碳发展领域的技术优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面临的挑战是,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既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解决历史遗留的存量生态环境问题和目前发展中新增的生态环境问题,又要在2030年前有序推进碳达峰工作。而发达国家普遍是在解决传统环境污染问题后再解决碳减排问题,发达国家目前已基本进入碳中和阶段。面对挑战,我们需要在措施和方法上改革,在技术上协同创新,在进度上梯级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协同发展的目标。总体上,经济和技术的压力更大,政府、企业和社会推进工作的难度更大。面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任务,如果我国不及时转型,不仅难以如期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目标,难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保护的生态环境支撑,还会影响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如果不坚持先立后破,走得太急,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二、更好地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工作,需增强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内生动力

目前,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同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起点基本相同。绿色、循环、低碳、智慧化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基本特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处理好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强绿色科技创新,增强美丽中国建设的内生动力、创新活力。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会对全国的能源结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改造、社会生活等产生全面的系统性变革。这个变革既包括发展新经济的新产业变革,也包括发展传统经济的传统产业变革。为此,要结合2030年、2040年、2050年、2060年的绿色低碳发展目标,以能源、工业、交通、建筑产业的绿色低碳变革为导向,对我国的产业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进行合理的规划,形成科学有序、充满经济活力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系统地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经济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持续为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提供经济和科技支撑。

要增强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内生动力,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做好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是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要求,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低碳化深度融合,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全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全面形成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为此,需要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加强以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为主导的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工作,围绕产业变革的方向引导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共建一批绿色低碳产业创新中心,加大高效绿色环保技术装备产品供给。而且要在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中融入低碳理念,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

二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要求,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更好发挥一些区域经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比如,在水电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及风光发电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沿海地区等可再生能源富集的地区,强化绿电与区域矿产资源的耦合开发利用,发展绿色低碳的新型煤化工、石油化工和其他新型工业,在保障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的前提下,有序减少对国外油气和煤炭的依赖。

三是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为基础,以盘活经营权为重点,改革和创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落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依法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激活自然资源资产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市场活力。

四是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分门别类地建立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戈壁荒漠、澎湃大海等领域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优美的生态资源、纯洁的冰雪资源、普照的阳光资源、宽广的风力资源转化为“金山银山”。

五是加快构建与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相配套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促进废旧风机叶片、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快递包装、汽车配件等废弃物再制造或者循环利用。

六是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优化居民阶梯水价、电价、气价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为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增长提供优质且价廉的生产要素。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增强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循环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为了依法引导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对产业变革的投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给绿色低碳转型营造良好且规范的营商环境,巩固经济社会发展预期,除了坚持改革开放、加强与主要贸易地区和国家的沟通协调外,还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处理好法治的刚性和政策、手段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坚决防止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市容卫生、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政策实施出现“一刀切”现象。对于“一刀切”损害经济发展、破坏营商环境的,要依规依纪严肃追究责任。

二是针对市场主体,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加快构建安全生产、环保信用等监管体系,对守法主体强化信用税收政策支持。综合考虑行业能耗、水耗、气耗和排污绩效水平,针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落实差别化或者阶梯化的供电、供水、供气和污水处理收费政策,确保企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三是稳中求进地提升绿色、循环、低碳管理目标、标准和行动计划,既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在长期上形成良性循环,也防止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工作在短期内出现矛盾或冲突。加强经济发展和绿色循环低碳监管决策、政策、目标、标准的取向一致性评估,使所有工作都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协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行动计划和标准的制定、修改,要开展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评估,广泛、深入征求其他各部门的意见,并在实施前给行业和企业留足准备期和转型期,还要对转型予以扶持。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行动计划和标准实施后,要根据形势适时开展跟踪性的后评估。

三、更好地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工作,需有序推进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和全社会行动

为了在更高层次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工作,《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快能源、工农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在工作的推进中,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要求,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在具体方法上,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找准工作抓手和工作切入点,处理好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工业提质增效、美丽城市建设等措施,统筹好生态保护、污染治理、节能减碳等工作。

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要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分区管控制度,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实施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和专项补偿。在京津冀、长三角、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或流域,按照各自的特色、定位和绿色发展目标,在加强产业协作的基础上,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以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智慧高效为导向推进美丽城市、美丽社区和美丽乡村建设。在美丽城市、美丽社区建设中,协同推进城市更新、社区更新、建筑更新,推进海绵城市和海绵社区建设,增强城市和社区的生态环境韧性。美丽乡村的建设应当统筹推动乡村经济振兴、生态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整治须统筹考虑乡村产业和人口迁徙的变化,有序推进“空心村”的整合,做到产业相对集中、人口相对集中、服务相对集中,提高乡村建设和乡村运行的投入实效。在区域和流域生态保护中,要严守生态红线,保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多样性,提升环境容量,为经济社会发展腾出必要的生态安全空间。

在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方面:要遵守不欠新账的同时逐步还清旧账的原则,对照环境质量改善的阶段性目标,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制度机制,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要统筹开展各方面、各类型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推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在火电、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基础上推动水泥、煤化工等行业的超低排放,不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向质变转变。要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提升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的综合绩效,减少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综合成本。要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在推进乡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与黑臭水体治理、垃圾分类与集中处置的工作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工艺的选择要因地制宜、简单实用,既要考虑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也要考虑村集体和农户的可持续支付能力。

在节约能源和控碳减碳方面:要统筹碳达峰碳中和与污染防治,坚持先立后破,把握工作力度和节奏,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有序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快既有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超低能耗、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

为了更好地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工作,可将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适时过渡到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综合考核;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好转的时候,再将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考核并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考核。与此相适应的是,在2035年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点应当由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扩展到节能降碳领域;到2035年时,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统筹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督察之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常纪文

中国贸易结构升级:回顾、挑战与建议

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系列外贸体制改革,全面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从而实现了商品贸易的快速增长和飞越。从1978年到2022年,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出口、进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3.9%14.4%13.4%,在世界商品出口中所占比重从1973年的1%1983年的1.2%上升到2022年的14.8%

本文先回顾分析我国商品贸易结构升级和外贸发展进程,再对未来我国商品贸易结构升级将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一些未来可以采取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外贸发展,结构升级,挑战,建议

一、对中国商品贸易增长和结构升级的简要回顾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品贸易的规模增长和在全球贸易中份额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2022年,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62699.6亿美元,进出口、出口、进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3.9%14.4%13.4%。此前的1950年到1977年,我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0.9%10.8%11%。可见,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由相对封闭到开放,对我国贸易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贸易增长的同时,我国占世界商品贸易的比重也逐渐上升,入世后上升速度加快,从1948年的0.9%1983年的1.2%,升至2022年的14.8%(如图1)。2002年中国在世界商品出口中的占比超过法国、英国,2004年超过日本,2013年超过美国。据世行数据计算,我国在世界商品和服务进口中所占比重从1970年的0.6%上升到了2022年的12.1%

(二)中国商品贸易结构升级与中国制造实力的提升

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出口奇迹应该归功于中国很好地融入了全球价值链,而仅用中国人工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来解释是不够的。但是,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出口纺织品都是耐克等国际品牌,不是所有出口皮包都是香奈尔等国际知名高端品牌,不是所有出口家具都是IKEA/Kartell,不是所有出口手机都是苹果,单用价值链解释中国出口奇迹或贸易结构问题可能都解释力不足。本文更倾向于用其他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中国贸易结构性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出口,逐渐解决了外汇缺口和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双缺口”问题,同时通过吸引外资、进口设备与技术进一步发展了工业,避免了单纯进口替代会产生的问题及拉美国家由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陷入债务危机的发展陷阱。贸易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之后互相促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金密集型再逐渐向技术密集型攻关,我国得以运用动态比较优势,走出了一条非均衡发展路线。贸易产生的原因本就包括比较优势、互通有无、商品差异化、产业内部贸易等多种因素,故而我们也可以从商品贸易的升级中,看出工业中不同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的大致变化。无疑,中国贸易增长受益于全球价值链贸易,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品牌效应、技术外溢、批发零售网络外溢,但其并不是全部。

如图2所示,1980年到1985年,SITC分类中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的出口在货物出口总额(以美元计)中接近各占一半。自1985年开始,我国工业制品出口占比持续上升,到2020年已升至95.5%;而初级产品出口逐渐下降,至2020年已压缩到4.5%。工业制品中,主要为劳动力密集型的按原料分类的成品(原称轻纺制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制品)出口占比在1985年到1995年间上升而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占我国出口总额为16.8%。同样,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杂项制品(包括家具服装鞋包等)出口从1985年到1995年占比显著提升,而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占22.6%。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在出口比重中的下降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全球此类产品制造向东南亚等地的转移。与之相比,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自1985年开始快速提升,2005年后保持高位,2020年占比为48.6%2000年后机械及运输设备超过杂项制品,成为我国出口占比最大的工业制品大类。由于其相对来说更趋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这个分类中已经反映出我国工业实力的提升。以汽车为例,2022年我国出口汽车311万辆,同比增长54.4%,体现了技术实力提高带来的突破性出口高增长。

而从HS分类商品出口数据看,我国从2006年到2021年的出口结构显著变化: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第7类塑料及其制品和橡胶及其制品、第16类机电和音响设备机器零附件、第20类杂项制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显著上升;第3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第13类石料石膏水泥陶瓷玻璃制品、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第17类车辆航空器和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出口所占比重有所上升;第11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占比显著下降了7个百分点;第4类食品饮料酒醋和烟草及其制品、第8类生皮皮革及其制品、第12类鞋帽伞等、第18类光学与医疗等仪器和钟表乐器出口所占比重有所下降。总体来看,劳动密集型的第81112类占比都下降了,而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第671316类都上升了。这些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见图3)。

另据世行数据,自2007年起,我国工业制品出口中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保持在30%左右(高峰期的2010年占32%2021年占29.9%),远高于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20%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已然跨越了从接受技术援助到自主掌握一定技术的过程,实现了竞争力的实质性提高,为贸易升级奠定了基础。

而从我国进口商品结构分析来看,近40年来则有工业制品占比总体下降、初级产品比重上升之势。1985年以前,我国工业实力尤其是制造能力不足,需要依赖大量进口工业制品,故直到1985年工业制品占进口总额比重高达近90%。自1985年开始,随着我国工业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工业制品进口占比不断下降,到2020年已回落到67%。与此同时,初级产品进口占比逐渐提升,到2020年已升到33.2%。工业制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持续近40年是进口比重最高的类别,从1990年起先缓慢上升而后略有下降,到2020年比重为40.1%。该下降趋势反映了随着制造能力提升,我国机电产品逐渐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进口依赖度进一步下降。工业制品大类下,按原料分类的成品进口所占比重自1985年以后趋势性下降,也反映出自主生产能力提升后的进口依赖度下降趋势。同样劳动密集型的杂项制品在商品出口中占比从1980年到2005年总体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而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为7.1%。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进口占比近40年来则只有略微下降(见图4)。

(三)商品贸易结构升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的高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外向型部门的就业,进而推动了城市发展,还大大推动了我国工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实力提升,带动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从1978年到202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0.1%;工业对GDP的贡献率直到2000年都高于50%(最高曾于1980年达到74.9%),而后虽逐渐下降,但到2020年仍占33.6%。而贸易需求对工业的支撑可以从商品出口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来看出。2021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中工业制品(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达32229.51亿美元,而2021年工业总产值6.99万亿美元,可见工业产值中约46.2%用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同时与工业结构升级形成了互促格局。从改革开放之初高科技产业非常稀少到2020年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制造业比重达18.2%,反映了工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我国科技实力和工业实力的提升。这其中少不了贸易的带动作用,其中包括外资企业带来的技术外溢和本土企业在承接外贸订单时通过干中学获得的技术进步,也包括教育和研发投入增加及改革开放后科技交流合作增加带来的技术进步。贸易的发展对我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化也有贡献,典型的例子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大都市,其中离不开外贸对其城市经济的带动。贸易结构升级除了伴随产业发展,还通过其引力效应为城市带来了人才。

二、当前中国贸易结构升级面临的外部影响和挑战

当前我国贸易结构升级面临的外部影响和挑战有:疫情后全球贸易的碎片化,各国对安全的考虑上升,全球绿色发展潮流,数字化潮流等。

(一)疫情后全球贸易的碎片化尚未完全恢复,而受其促动的近岸贸易仍将影响国际贸易格局和各国贸易结构变化

疫情时期的工厂暂停、供应链条断裂、物流成本升高使得主要发达国家对供应链韧性更加重视,更多地鼓励近岸外包。疫情降级后,尽管防控措施放松后工作秩序恢复,但由于疫情期间部分工厂倒闭、下游企业对风险考虑增加,供应链有部分调整在所难免,部分国家对保持供应链韧性更加重视,鼓励更多的近岸贸易,重新在岸生产,涉及的企业在调整供应链的同时也就推动了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目前阶段,疫情造成的贸易碎片化情况虽在快速修复,但欧洲发达国家经济不振导致需求疲弱,地缘冲突持续、通胀的冲击并未完全过去,部分国家一些产业受到能源危机冲击,仍在明显调整中,因此,预期全球贸易碎片化要完全恢复仍需一定时间。疫情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也必然带动各国贸易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二)国家安全因素在各国制定贸易政策时更加重要,导致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冲突或摩擦增加,多国在制定贸易政策和安全政策时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增加。这与二战后建立关贸总协定和其理事会(世贸组织的前身)是为了解决贸易分裂、促进全球化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加以重视。以美国为例,从2018年开始出台了多项强调国家安全的贸易政策。如,2018年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对新兴和基础技术及产品出口实行控制、对系列涉及国防工业基础的产品实行出口许可程序等;2019年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对外资(尤其是受外国政府影响的投资者)投资于关系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以及关系敏感的美国个人信息的领域实行事前国家安全审查和批准程序。这些规则严格了受控芯片和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扩大了受管制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范围,增加了确保美国公司不再为中国制造半导体提供支持的限制等,体现了美国将安全理念进一步植入出口管制政策中。此外,欧盟和日本出台了一些类似的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国家安全考虑在他国贸易政策中受到的重视增加,反映出地缘政治变化情况下美国等对华提防或遏制意识上升。这对我国来说,影响将是多元的。

(三)全球产业转移对未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

受劳动力成本变化、贸易协定、技术和生产设备条件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转移早已开始。从2010年到2022年数据看,中国服装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从36.6%下降到了31.7%;而孟加拉国占比从4.2%上升到了7.9%,越南占比从2.9%上升到了6.1%。从钢铁出口看,2010年到2022年,日本占全球钢铁出口的比重从9.9%下降到了5.7%,欧盟对外钢铁出口占比从11.4%下降到了7.4%,美国钢铁出口占比从4.1%下降到2.9%;而中国占比从9.4%上升到了16.1%。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方面,2010年到2022年,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从27.8%升到了31.1%,欧盟对外出口的办公和通信设备占全球出口之比从7.4%下降到了5.2%,美国占比从8.3%下降到了6.6%,韩国占比保持为6%

全球产业转移既有企业主动为之,也有被动自然形成的成分。但其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是深远的,将影响国际贸易的区位分布、不同商品出口产能的全球分布甚至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过去20年全球商品出口的区域分布变化可以看出,常说的东升西降在贸易领域部分应验。2003年到2022年,亚洲占全球商品出口的比重已经从26.1%提高到了35.1%,中东出口占比从4.1%提高到6.7%,南美、中美和加勒比地区出口占比从3.1%略升至3.4%;与之形成对比,欧洲出口占比则从46.2%下降到了35.8%,北美洲出口占比从15.8%下降到了13.3%。进口方面呈现了类似的升降趋势。2003年到2022年,亚洲占全球商品进口比重从23.8%上升到32.5%,中东进口占比从2.8%升到了4.2%;而北美占全球进口比重从22.7%下降到18.3%,欧洲占比从44.6%下降到了36.9%

未来我国怎样适应全球产业转移,在各商品贸易领域中找到自身定位,将是个重要问题。这需要企业、政府共同寻找。

(四)气候变化因素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对贸易的影响

2016年生效的《巴黎协定》第一条即提出该协定旨在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包括把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为此,各国在制定绿色发展政策时,有的也将促进碳减排的要求融入贸易政策中,以减少气候变化对经济、生态、人类发展的不利影响。

例如,欧盟出台的《欧洲2020》《欧洲绿色协议》,将其气候目标改为到2030年比1990年碳排放减少55%2023年又通过了碳关税法规,拟通过贸易政策促进欧盟进口商品生产商减排。而这还只是其环境贸易政策的一个小工具。欧盟很早开始在其与他国的贸易协定中纳入可持续发展与贸易章节,先是在2011年生效的欧韩自贸协定中纳入了可持续发展与贸易章节,然后在与加拿大、英国、日本等79个贸易伙伴的共42个贸易协定中纳入了该类章节。此外,欧盟的循环经济政策中包括环境足迹方法、生态标签、纺织品可持续要求、可持续建筑等多方面,为其国内绿色产业发展和相关产品出口、绿色标准国际化打下了基础,其对欧盟绿色贸易发展的潜在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虽于202011月初一度退出《巴黎协定》,但当年12月拜登执政后又重新加入了该协定。关于美国碳减排的目标,拜登曾于20214月宣布,到203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2005年减少50%。而在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中则将预期目标调整为到203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2005年减少40%。另外,在2021年美国白宫的一份文件简介(fact sheet)里提到其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为实现该目标,其推出了系列政策。对内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通货膨胀削减法案》《防卫生产法》等来推动美国自身的在岸绿色工业发展和消费,支持本土新能源汽车、汽车电池、锂矿采等产业,促进绿色科技投入,打造美国在这些方面的竞争力。对外,美国积极推进相关国际合作,先后建立了与欧洲国家的跨大西洋合作机制、与日澳印的印太气候合作机制、旨在促进大跨国企业购买绿色技术和服务的先行者联盟等。此外,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还表示要努力在自贸协定中纳入环境章节。另一方面,美国在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时,表现出对非盟友的竞争对手有所区别的态度。譬如,美国热议中国新能源车补贴,但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通过后对美国产汽车给予税收抵免优惠,也引发了其做法具有歧视性、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讨论,而这还未考虑美国产汽车芯片是否得到补贴的因素。

对于气候变化因素对贸易的影响,首先需要全面认识贸易对碳排放的多方面影响。其一,贸易可以通过将环保、节能和减排技术扩散来促进碳减排;其二,部分能源使用效率更高、单位产品排放更少的跨国公司借助贸易开放去扩大市场与规模时也会在此过程中促进碳减排;其三,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及竞争可以鼓励新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开发并降低相关产品成本、促进推广应用;其四,一些绿色标准的国际化会促进绿色产品的生产,从而促进生产流程绿色化和减排;其五,贸易也可能造成一些生产从高环保要求的国家向要求更低的国家转移,从而造成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增加。在这些分析基础上,认识到贸易可以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及扩散,因此,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贸易协定中的环境条款或可持续章节以及气候国际合作来促进绿色贸易与国际投资发展的。但对于以所谓人权为由禁止绿色产品贸易,则需明确反对。对于碳关税的讨论,要明白此种关税需要国际协调。绿色产品、服务、技术贸易的发展是否受限,我国未来贸易结构升级无疑会有显著影响。因此,需要继续关注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贸易协定等贸易政策变化。

(五)数字化与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对贸易的可能影响

OECD数据,2020年,数字贸易规模已经达到50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达到了25%(其中数字订购占40%,数字交付占60%);OECD国家间的数字贸易仍占全球数字贸易的73%。而据世贸组织数据,2021年,数字方式交付的服务贸易占亚洲内部服务贸易的43.2%,占欧洲内部服务贸易的62%,占北美内部服务贸易的18%,占中东内部服务贸易的10%,均比此前两年有所上升;欧洲与亚洲间服务贸易中数字交付的比重也均有所上升。除了规模上升外,数字贸易章节近年来被纳入越来越多的贸易协定,如北美自贸协定、欧盟-日本自贸协定等。世贸组织主持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也有一些进展。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发起并参与的DEPA协议则在对跨境信息流动作出了规定之外,还对电子支付、数字身份、电子发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定了高标准规则,强调要通过数字技术为中小企业创造贸易和投资机会。与之相比,我国参与的RCEP和一些贸易协定中有关电子商务的条款可能将需要升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数字化对贸易模式乃至贸易品制造和服务提供带来的变化。

除了数字技术对贸易带来深刻影响,当今世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的技术革命都会对相关产业带来深远影响。能否抓住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对我国未来贸易结构升级非常重要。

三、对未来促进中国商品贸易结构升级可用措施的初步思考

从全球看,根据WTO数据,2022年全球货物贸易24.2万亿美元,仍是服务贸易的3.6倍,商品贸易仍然是发展国际循环的不可或缺一环。我国商务领域多年来也为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

推动商品贸易结构升级是建设贸易强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推进。

(一)通过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构建绿色贸易体系、保障外贸产业链畅通运转、深化“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等措施来应对相关挑战

我国“十四五”相关规划中提到了不少措施,对应对上文所述的挑战很有针对性。例如,《“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中提出要促进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发展,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推动贸易主体数字化转型,从而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这些措施对贸易应对数字化的挑战如何升级有针对性。该规划还提出要建立绿色贸易标准和认证体系、营造绿色贸易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开展绿色贸易合作等。落实这些措施,需要政府和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个人共同参与。欧盟的生态标志(或称绿色标志)到20243月已达2743种(向企业发放),已经覆盖了其市场上的95758种商品。公私部门多方参与推动了其绿色农林业、制造业、绿色产品市场发展,也为其绿色产品出口打下了基础。此外,绿色认证往往随着其在首发地区的发展而逐渐向国外推广,从而走向国际化。例如,提供可持续森林标准认证的FSC就由非营利组织运营,其第一家地区办公室在英国,而随着FSC认证推广,2007年其已成立中国工作组;2021年,在欧洲发放的FSC系列认证已经超过23000次。这些对我国发展绿色贸易有一定启发。此外,《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中提出的保障外贸产业链畅通、深化一带一路”贸易畅通措施,对我国应对地缘政治变化或公共卫生危机等对贸易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都会有帮助,对于应对他国贸易政策中安全因素的增加对我国产业和贸易的影响及对我国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将有所帮助。未来抓好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链建设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开展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示范,对外贸产业链畅通和升级将有直接帮助。而针对芯片等短板以及新兴科技的研发和产业开发建设,对部分通信、运输设备、机电类出口产品供应链的安全和新兴产业与商品贸易发展可以提供助力。

(二)积极推动在贸易协议中纳入可持续发展章节、升级电子商务章节

将可持续发展内容或章节融入自由贸易协定,是发达国家已经实践多年的一项以贸易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受其影响,一些多边贸易协定中也已经包含此类内容。欧盟-日本自由贸易协定就设立了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一章,其中对协议各方通过法规和实践有效执行《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此段简称《公约》)等多边环境协定作出承诺,声明将为实现《巴黎协定》和《公约》中的国家承诺开展合作,通过贸易来促进低碳转型(包括促进环境商品与服务、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商品与服务的贸易和国际投资;促进绿色标志体系;鼓励跨国企业和贸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鼓励使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的产品进行贸易等)。该协定中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章节还制定了审查自贸协定执行的可持续性影响、促进与环境有关的合作贸易和投资及相关评估合作、设立贸易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协议各国组建国内顾问团表达其对协议的意见、开展政府咨询、与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对话、组建专家组并发布其对协定执行调查中的发现和建议的报告等程序性内容。在对此类章节的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后,我国未来可以有选择性地部分吸收,并基于本国立场再设计,纳入未来商议的部分贸易协议,从而通过贸易协定促进可持续发展。类似的,在电子商务章节方面,可以在研究多种自贸协定相关章节基础上,考虑本国国情,升级部分条款,使得数字贸易更加便利化,促进其发展。这些可考虑的措施都有助于促进我国贸易适应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从而实现贸易结构升级。

(三)在贸易政策方面综合考虑发展与安全的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处理和平衡好与他国的贸易关系

尽管近年来国家安全考虑在一些发达国家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影响上升,但是要看到,促进合作与发展仍然是全球经贸政策的主流理念。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中未来需要综合考虑发展和安全的需求。对于一些有贸易摩擦的国家,在看到摩擦的同时,也要看到过往经贸合作、科技等方面国际交流的成果及未来机遇,通过多种途径沟通处理好总体经贸关系,用机遇与合作去冲消摩擦的负面影响,将摩擦的影响限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并逐步化解,为贸易发展和结构升级维护友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WTO. Global Trade Outlook and Statisticswww.wto.orgOct.2023.

[2]WTOWorld Trade Report 2023Oct. 2023.

[3]江小涓.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增长1980-200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桑百川.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效、路径与发展思路[J].国际贸易,20239.

[5]李钢.贸易强国建设:评估、测度与实施路径[J].国际贸易,2024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戴慧;国研大数据研究院 王超

不被城镇化率定义的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已从增量驱动转入存量挖潜阶段,应推动城乡权益“双脱钩”和公共资源“两挂钩”,健全灵活就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扎实推进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

论及城镇化之重要性,斯蒂格利茨在2000年一次会议的发言屡被提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一、当提及城镇化率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1978年-2023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了7.6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66.2%,9.3亿的城镇人口规模相当于欧美国家城镇人口的总和。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人口翻了一番,城镇化率提高了30个百分点。从巴西卡拉加斯铁矿山到德国沃尔夫斯堡,全球经济决策都与中国城镇化率的提升发生着或远或近的关联。

从国内来看,无论是评估投资和消费拉动,还是分析要素跨部门配置对TFP(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抑或城乡和住房规划,“城镇化率”都是绕不过去的变量。城镇化率的定义极其简明(城镇人口/总人口),但在相关分析中又极易被误用,试举三例。

1.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并不意味着14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

2010年-2020年间,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39个百分点,即使近年来城镇化速度有所放缓,但2023年当年城镇化率仍然提升了近1个(0.94)百分点。考虑到14亿的总人口基数,不少研究会将城镇人口增长与乡城人口转移画上等号,认为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代表着1400万的人口从乡村迁徙到城镇,并据此估计可能撬动的各类宏观指标增长。

但事实上,城镇人口增长有三个源泉,乡城人口迁徙只是其中之一,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和城镇区域扩张(即就地城镇化)是另外两个源泉。根据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21年的新增城镇人口中,乡城人口迁徙的贡献率只有42.2%,略低于城镇区域扩张的贡献率(43.3%),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率则为14.5%。仅从2021年的情况看,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只有约596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

2.城镇化率并无国际统一口径,进行国际比较需谨慎

由于对城乡划分的标准不一,各国之间的城镇化率并不能简单地比较。笔者分析了116个国家的城镇化率统计方法,发现各国城镇人口界定标准有很大差异,采用人口数量、行政区划、产业结构、城市形态、人口密度等五类不同的方法或其组合(表1)。即使同一种方法,其阈值也相差很大。

如表1所示,“人口数量”是最常用的划分标准,样本中有56.9%的国家使用了这一指标,但它也是标准差异最大的指标:人烟稀少的格陵兰的标准是200人,人口紧凑的韩国的标准为5万人。样本中有54.3%的国家用到了“行政区划”的方法,大量非洲国家将此作为界定城镇的唯一标准。“非农就业(产业)比重”是样本中20.7%国家划分城乡的标准之一,但没有一个国家单独使用该指标界定城镇。“城市形态”包括了公共基础设施(给水排水系统、电力、医院、学校等)、建筑数量、建筑密度,有19.0%的国家使用了这一标准。样本中还有10.3%的国家使用了“人口密度”这一指标,执行最低标准的马耳他将“人口密度在150人/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界定城镇的唯一标准。

由于各国使用不同的城镇定义方法,用城镇化率指标进行国际比较会遇到两个困难。一是各国之间横向可比性问题。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如果将印度城镇的定义从人口数量、人口密度、非农就业和城市形态等四个维度,改为全球最普遍使用的人口数量标准,则其在1991年的城镇化率就会由26%提高到39%。二是一国的纵向可比性问题。由于各国城镇化处于动态演进中,自身的城镇定义也在调整。比如,2002年日本政府将原来城市人口总量的要求从5万人改为3万人,不少农村地区被合并到邻近的城市区域,成为日本特色的“广域市”,导致了日本城镇化率在统计意义上悬停一段时间后出现大幅上升。

3.城镇化并不只是中国特色的提法

国内有一些研究认为,发达国家统计的是“城市化率”,中国的“城镇化率”包含了市区和镇区人口,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被高估了。从新中国对城镇人口定义标准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使用过表1全部五类标准。在国家统计局最近一次(2008年)更新的城乡定义中,以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辖区为划分对象,以实际建设(已建成或在建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为判别城乡的依据。可以看出,中国对城镇的定义主要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并辅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等“城市形态”因素,符合国际主流标准。

国际上对城乡的界定正从城乡二元标准转向城乡多元标准,统计口径也覆盖了城乡之间的多类中间形态。欧盟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劳工组织、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六家机构,突破了城乡二元划分,划定“城市(city)、城镇和半密集区(town and semi-dense)、农村地区(rural)”,涵盖了城乡连续带。在这个基础上,该标准还形成了更详细的六类地域类型:城市、城镇、郊区或近郊区、村庄、人口分散的农村地区和基本无人居住的地区。

从全球发展趋势看,人口仍在向更高密度的城区集聚,其人口比重从1975年30.2%上升至2020年43.7%,中等密度的镇区人口比重在1990年达到48.2%的峰值后呈下降态势,2020年已降至43.2%(见图1)。

二、增量城镇化趋势放缓

在分析中国城镇化潜力时,有两个论据经常被使用。一是国际经验,通常认为中国当前66%的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相比潜力巨大。二是中国国情,即中国农业就业比重高达23%,还有大量可转移至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下文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国情来研判,未来增量城镇化的速度可能不及预期。

从国际经验看,即使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因其在国土面积、地理条件和农业生产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国城镇化率也大有不同。相比于单个国家,总面积41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亿的欧盟地区与中国更有可比性。2022年欧盟27个成员国的城镇化率均值为75.5%,德国和意大利分别只有77.6%和71.7%。动态来看,到2035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大致要升至2万美元左右(2015年不变价美元),而美国、德国和法国在相似发展阶段的城镇化率分别只有71.1%、72.6%和72.7%。如果以这三国为标杆,则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约0.5个百分点,是当前速度的一半。

农村青年劳动力减少降低乡城人口转移的潜力。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2020年,每年乡城人口迁移规模超过1000万人。2023年,中国农村从事农林牧渔的人员1.26亿,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为23%,农业剩余劳动力看似仍有较大规模。但根据“七普”数据,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加深,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中,40岁以上的中高龄人口已高达八成。乡城转移意愿和能力最强的16岁-39岁的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从2010年的1.21亿,降至2020年的2432万,未来乡村可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很有限了。

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对现代化进程的表征意义在下降。在城镇化启动期和加速期,城镇化率的提升与经济增长、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关联度较高。当前,中国总人口中的三分之二已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相关性减弱。

一方面,在总人口下降的背景下,未来有可能出现城镇人口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的情境。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一国人口从较高生育率地区进入较低生育率地区的过程。近年来,中国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维持低位,根据统计局网站数据,2021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对城镇化率提升的贡献已经下降到15%以下。2022年和2023年,全国人口分别减少了85万和208万,这就意味着计算城镇化率的分母出现了下降。因此,即使未来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为负甚至城镇人口下降,但只要降幅低于乡村人口下降,城镇化率仍然可能被动抬高。显然,此种城镇化率上升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将明显减弱。

另一方面,在城乡融合发展较好的地区,城乡人口出现了双向流动,城镇化率的放缓甚至如欧洲一些国家出现年度间的上下波动,并不意味着城乡发展的停滞。随着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进入人口流动“乡到城、城到乡”并举的新阶段,在城镇新市民增多的同时,开始出现新农人、“农创客”、数字游民、返乡养老等新村民。在笔者调研的一些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西部省区,也出现了夜间在县城居住、白天到农场上班的城乡反向通勤者。目前中国农村地区非农就业规模超过1亿人,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重从2000年的26.3%上升到2023年的37.5%。

三、存量城镇化潜力巨大

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并不需要被城镇化率所定义,不反映在城镇化率变动上的存量城镇化潜力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于增量城镇化。

1.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

对于城镇化率基本稳定的发达国家而言,城市之间仍然保持着较为活跃的人口流动。根据OECD(经合组织)数据库,33个数据可得的成员国每年跨城流动的人口比重为2.5%左右,这意味着十年之间OECD国家中约四分之一的人口跨城迁徙。从流向来看,人口从中等密度城市向高密度城市集聚的趋势愈发明显。2023年OECD成员国居住在大型都市圈和中型都市圈的人口比重分别为42%和28%,在靠近都市圈和远离都市圈的人口占比分别只有12%和17%。2001年-2023年,大型都市圈的人口比重提高了1.6个百分点,其他三类型区域的人口比重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作为人口大国和国土大国的美国,其13个巨型城市区域集聚了全美80%以上的人口和将近90%的经济活动。

根据笔者此前基于“七普”数据的研究,2020年中国35个大型、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总量为4.02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达28.5%,尚不到三成,未来仍有进一步集聚的空间。

当三线城市的一位市民前往一线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全国层面的城镇化率并不会发生变化,但由此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构配置、消费拉动、人力资本增值等效应,并不亚于乡城人口流动。2023年中国农村人均GDP为城镇的41.9%,但高低能级城市之间的经济效率差距甚于城乡。在中国数据可得的312个地级行政区划中,发展水平靠后的100个地级市人均GDP,只有发展水平靠前的100个地级市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34.9%),人口从低能级城市流向高能级城市对供给侧的抬升意义重大。

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也会带来较大的需求拉动。以住房需求为例。在过去30年里,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城镇化率每年只提高0.22个-0.24个百分点,但三国房地产和建筑业增加值占经济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5%-16%左右的水平(见图2)。基于“七普”长表数据对住房自有情况的数据分析表明,虽然中国2020年城镇总体住房自有率达到了73%,但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住房自有率只有44%和64%,远低于二线(71%)和三线及以下城市(90%)。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仍然会形成较为持久的结构性住房需求。

2.城镇3.3亿流动人口的市民化

根据“七普”数据计算,2020年中国9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4.4亿处于人户分离状态,剔除本市内部城区之间的人户分离情况,城镇中的流动人口规模有3.3亿。在3.3亿的城镇流动人口中,既有农村户籍的乡城流动人口,还包括拥有异地城镇户籍的城城流动人口。根据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值计算,持有农村户籍的乡城流动人口规模在2.5亿左右。由此可推算,持有异地城镇户籍的城城流动人口约为0.8亿,这部分群体虽拥有家乡地的城镇户籍,但仍无法获得居住地完整的公共服务。

推动已在城镇常住的3.3亿人口市民化,是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如果用20年时间逐步实现当前城镇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则每年将有1650万存量城镇人口成为新市民。如果再考虑增量城镇化,则未来20年间,中国每年仍将有超过2000万人成为新市民,“实质城镇化率”每年仍可提升2个百分点左右。这是中国城镇化最大的潜力所在。

市民化将从供需两侧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在需求侧,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人口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重要来源。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出农民工月工资收入看,其水平已很接近城镇五等分组中间收入组的收入。但以月工资指标评判,容易高估农民工的年度收入水平。农民工在一年之内会季节性返乡务农、周期性返乡待业、阶段性返乡照顾家庭,在城镇的年度有效工作时长明显低于有稳定社会保障的市民,难以获得相似的年度收入,影响了消费潜力的释放。除此之外,流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更高,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意愿更弱。根据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相比于有城镇户籍的市民,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住房、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人均支出上低33%,教育文化和医疗养老等人均服务型支出低40%。

从供给侧看,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增加其在城镇的年度工作时长,同样有利于提升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缓解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对经济潜在增速的负面影响。

此外,流动人口市民化可明显提升人力资本。据全国总工会第九次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里有近六成的农民工。但大部分农民工就业短期化、流动性高、职业技能培训不足,导致中国高级技工占产业工人队伍的比重不足8%,远低于德国(50%)和日本(40%)。中国40岁以下的农民工有1.39亿人,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0.91亿人。推动这部分群体市民化能促进其开展职业规划,形成积累长期技能的内在激励,有望培育出上亿规模的现代产业工人。

四、实现城乡权益“双脱钩”和公共资源“两挂钩”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反映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是预测经济发展诸多变量的“温度计”,也是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评估的重要参考。当前,中国城镇化已从增量驱动转入存量挖潜阶段,城镇化的着力点不在于城镇化率的提升。推动城乡权益“双脱钩”和公共资源“两挂钩”,健全灵活就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扎实推进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

以城乡权益“双脱钩”提高流动人口永居城镇的意愿。虽然大部分城市放开了落户限制,但流动人口落户意向区域和户籍放开区域不一致。基于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落户门槛高的大城市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强,而落户门槛低的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低。同时,农村“三权”与农村户籍绑定降低农民工落户意愿。虽然流入地政府并不要求农民工落户时放弃农村权益,但在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农村户籍是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先决条件。

根据国家统计局衢州调查队2023年对本市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调查,六成以上农民工因“担心农村三权权益受损”和“农村户口升值空间大”而不愿意转为城镇户口。因此,在继续推动城市户籍与基本公共服务权限脱钩的同时,还应注重农村户籍与村集体权益脱钩,通过城乡权益的“双脱钩”增强流动人口永居城镇的意愿。

以公共资源“两挂钩”提高流入地政府推动市民化的能力。中国区域间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较高工资的就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中心城市,这些地区面临较大的市民化支出压力。比如,调研中了解到,流入地政府对流动人口最大的公共服务支出项目是教育,在当前的教育财政体制下,可随学籍跨地区流转的教育经费占比不足10%,人口流入地接纳更多随迁子女入学的支出压力较大。为提高流入地政府推动市民化的能力,应建立健全央地、城乡和区域间的激励相容机制。一方面,通过完善财政性建设资金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多的地区倾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等政策,健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流动人口落户挂钩机制。另一方面,在总结部分地区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闲置宅基地置换本市城镇保障房资格、村集体收益权和农业补贴置换城镇社保等机制,将流出地权益和流入地福利挂钩。通过公共资源“两挂钩”,确保城市的开放性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相匹配、流动人口进城利益与农村权益相平衡。

健全灵活就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随着中国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障相关的公共服务与户籍的关系在削弱,但与新型雇佣关系的联系在加强,对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出新的挑战。现有失业、医疗、养老、工伤等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于工业化社会演进中的多方博弈,相当部分的社会福利契约建立在正式劳动合同关系基础之上,由企业、政府和个人形成风险共担的社会共济网。然而,当前就业出现零工化、自雇化和平台化趋势,与形成于工业社会的保障网络并不完全适配。比如,正式劳动关系是缴纳失业保险的前提,而灵活就业者是否处于失业状态难以被认定,不易被失业保险制度纳入。在养老和医疗保险方面,由于没有企业缴费分担,灵活就业者多选择个人缴费负担较轻的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而放弃了保障程度较高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

我们也要看到,就业平台化实现了灵活就业者劳动状态的数字化,使零散的雇佣关系轨迹存储于各类任务分派平台,这为新型社会保障网络构建提供了基础。比如,可以根据平台派单和接单数据判定灵活就业者是处于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失业状态,以此将其纳入失业保险体系。再比如,对于全职从事灵活就业的群体,可探索平台按每个订单一定比例为灵活就业者缴纳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 卓贤

宏观纵览
以一揽子政策为经济注入强劲内生动能

2024年前三季度社零增速为3.3%,固定投资增速为3.4%,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为5.3%。在固投中,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为9.2%,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4.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1%。应该说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严峻的。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尽最大可能争取实现5%的经济增长目标;稳定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和置换。股票市场的回升和稳定也是重要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性调整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强调“化解过剩产能”,“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

面对通缩压力,我们并未立即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没有明确区分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这里存在一个“层面”不同的问题,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总需求不足;决定是否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看通胀和经济增速,如果两者都在下降,(或低于根据长期趋势预定的目标,如CPI增速低于3%—4%)就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宏观层面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可以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并存的。后者的存在不能否定前者的存在。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差问题。此时的产能过剩往往是彼时(前2—3年)投资过度而不是当期的投资过度造成的。压缩当期的有效需求无法影响已经形成的产能,只会使有效需求更为不足(或“产能过剩”更为严重)。最后是工具问题。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应该主要通过市场调节解决。政府没有解决产业层面产能过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其次,过于担心中国的高杠杆率(政府和企业的杠杆率),认为没有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经验告诉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应过多。名义上,我们宏观政策的目标至少有四个,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汇率稳定。不仅如此,事实上我们还要考虑到产能问题、房地产市场波动、金融稳定等。目标太多就会顾此失彼,其中一些目标应该是其他政策的目标,不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也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

2024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证监会、10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10月12日财政部相继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向市场释放了进一步加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重要信号。

货币政策由稳健到支持性的转变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同步推出了包括降准、降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民银行的一揽子政策,特别是降低存量房贷利息率对避免断供、促进消费应该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要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第一项是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这项政策将大幅提升机构的资金获取能力和股票增持能力。第二项是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且受到市场的普遍好评。但也应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和货币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会受到很多限制,最终效果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

例如,最近几年来M2和M1之间的“喇叭口”越来越大,说明在准通缩状态下,尽管广义货币增速较快,居民和投资者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并没有明显增加。降准可以使商业银行增长信贷创造能力,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是,在实体经济投资需求不旺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应量往往导致广义货币中储蓄存款的增加,形成M2和M1之间的“喇叭口”。这种情况同样在美国出现过。只是在2020年3月份后,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美国M2和M1之间的“喇叭口”迅速缩小,M1在广义货币中的比重迅速提高。在中国,在存在严重“资产荒”的情况下,降准的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在消费和投资需求乏力的情况下,降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降息(如降低存量按揭贷款利息率)可以减轻居民的债务负担,从而有助于鼓励居民增加消费。但经济增长前景欠佳,即便利率已经很低,投资者也未必愿意从银行贷款,“资产荒”的问题依然无法根本解决。不仅如此,银行贷款利息率的下降还要受到存贷差的约束。在决定是否进一步降低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时,央行必须考虑银行存-贷利差问题。MLF加点形成的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决定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率,如果存-贷款息差过低,如小于1.5%,中、小银行就可能出现亏损。为了避免亏损,银行就需要调低存款利率,但调低普通百姓存款利率的社会后果也需纳入考量。

总而言之,中国人民银行需要继续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支持性货币政策),但要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启动经济,关键还是财政政策。“一子落而满盘活”,必须首先显著加大财政的扩张力度。然后货币政策可以跟进。例如,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买进国债的力度和频度,抑制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刺激作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刺激投资和消费,“资产荒”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目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为2.12%。中国人民银行担心金融机构抢购国债会引发金融风险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应该看到,长期国债收益率低虽然同“资产荒”有关,但更多还是说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前景看好,说明政府还有进一步增发国债的余地。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空间

长期以来,政府不愿意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因主要是担心政府杠杆率过高会导致金融危机。

在目前阶段。我们无须过于担心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杠杆率上升,并最终造成财政危机和通胀的可能性。这里可以用日本的经验来说明。在1997年日本的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91.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赤字对GDP之比为5.4%。日本政府担心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称:如果日本继续目前的赤字财政,“日本经济毫无疑问将在下一个世纪中崩溃”。尽管有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还处于不景气状态,现在开始财政重建还为时过早。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也认为,尽管财政赤字值得担忧,但压倒一切的是恢复经济,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刺激经济。日本大藏省的判断则是,着手重建财政已是刻不容缓。由于执行了财政紧缩政策,1997年虽然财政赤字对GDP之比有所下降,但日本经济则陷入严重衰退。由于经济增长的放慢,日本财政状况的改善变得越来越困难。日本经验充分说明,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改革和结构调整都将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对GDP之比已经从当年的91.2%上升到2023年的255%,虽然日本经济增长势头依然欠佳,但日本财政并未崩溃。

理论上说,一个国家只要经济增速高于利率,这个国家的债务就可持续。另外一个可以使用的公式是:财政赤字率除以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这个数值不太高,就不用太担心债务问题。例如,如果赤字率是5%,经济增速是5%,无论当前国债对GDP比值有多高,它的极限值就是100%。反之,在这个公式里,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趋近于0,不管作为初始值的国债对GDP比有多低、不管赤字率有多低,杠杆率都会趋于“无限大”。所以说,任何减债政策都要有利于经济增长,否则减债的结果就是杠杆率的提高,而不是降低。

我们政府有“四本账”,来自政府性基金的支出在理论上是通过项目收入无须通过税收偿还的。所以,在宽口径上,我们的政府部门杠杆率既不像自己公布的不到60%那么低,也不像世界银行测算的110%那么高。但即使按照宽口径计算,我们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低于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此外,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拥有2万亿美元到3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总之,中国依然还有很大的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当然,也有人会说中国整体宏观杠杆率比较高,特别是企业部门。这个观点忽视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是向银行借款和发债。这种融资结构和美国有很大不同。2022年,中国A股市值占GDP的比例是65%左右,美国是162%。从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上看,中国还略低于美国。

经济学界的共识与分歧

目前经济学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为解决有效需求(或总需求)不足问题,必须显著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力度,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但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应该是刺激消费还是支持基础设施投资问题上存在分歧。

目前经济增速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确实是消费需求偏弱,2024年前三季度社零增速仅有3.3%,远低于2023年的7.2%。由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大致在55%左右。因而消费增速过低是拖累今年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但问题是:如何刺激消费呢?现有的主张包括改革社会保险体系、“发钱”和“减税”等。这些政策是否可行?是否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有效政策呢?

首先考虑通过社保体系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基本是以精算为基础的,财政政策不应轻易改变相应规则。但在“养老保险”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可近似看作是农民的保险制度,以农民参保为主),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养老金水平的。2023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每月平均3372元,而城乡居民养老金是每月平均222.62元,相差15倍。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又如,2023年,城市低保受益人数为664万人,人均786元/月,年度支出465亿元。农村受益人数3400万人,人均621元/月,支出1484亿元。全国低保制度总计受益人数4064万人,总支出1949亿元。完全可以且应该逐步提高财政在低保上的支出水平,降低门槛和扩大覆盖范围。但作为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手段,社保体系的改革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在短期可能是比较有限的。

有学者主张通过减税刺激消费。

第一,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减税的余地有多大?事实上,在过去10多年来,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就是“减税降费”,一些年份财政赤字的增加也是“减税降费的结果”。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784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81129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性基金收入,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和14.4%。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对GDP之比属于偏低国家之列,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明显偏低。中国目前还有多大的减税空间值得怀疑。

第二,中国税收以增值税为主,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减税往往导致征税力度的加强,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可能不减反增。

第三,提高所得税起征点固然有利于低收入阶层,但减税数量可能过低,对消费和经济增长作用有限。降低所得税税率也存在类似问题。2023年中国政府税收总额为18.1万亿元,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的占比仅为8.2%。换言之,所得税总额仅为1.5万亿元,各阶梯所得税税率分别下降5个百分点,所得税减税总额应该是相当有限的。

第四,增加100元的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是100元,但减少100元的税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要明显小于增加100元支出。最后,中国的税收体系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从长计议。总之,减税恐怕难以充当目前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主张是给居民发钱。例如,给低收入居民发放每人1万元。总额可以达到数万亿元。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很高,数万亿元马上可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首先,在非常时期采取发钱的这种非常之策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一种宏观刺激政策可能会形成负向激励机制,减少寻找工作的动力,从而增加失业。其次,中国低收入群体人数有两三亿,且流动性极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困难,有些地方还需要“精兵简政”。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第三,尽管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但由于是一次性发放,正常情况下的高边际倾向可能会下降。第四,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保体系,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养老金水平和降低低保门槛、扩大低保覆盖范围,应该是更为现实、更容易操作的办法。

通过收入政策和其他改革措施减少贫富差距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应该看到,无论经济处于何种状态,政府都应通过收入政策减少贫富差距。而贫富差距的缩小确实能够增加社会总需求。但在讨论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政策的可行性和对总需求的刺激力度。

从代表性家庭的角度看,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价值的函数。从总量的角度看,作为总量的消费也同人口结构、收入结构有关。这样我们就遇到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没有消费就没有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没有收入增长就没有消费增长。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必须是独立于收入和消费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只能是基础设施投资。

在总需求中,消费、净出口、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都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唯有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对政府政策迅速作出反应。在中国,经济过热或过冷期间,基础设施投资常被用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理论上,可以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对冲消费增速过低和房地产投资大幅度下降对实现5%GDP增速目标的不利影响。因此,启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步,还是要考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在当前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不依赖经济增长,其本身就能发挥经济增长动力源作用。1万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即可立即形成1万元的有效需求,而且可以通过“挤入效应”创造出更多的有效需求。

反对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刺激有效需求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无法盈利也不能产生现金流。其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超前,甚至已经饱和,能够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有限。这种观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首先,基建投资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它还包括“新基建”和“公共投资”的概念。凡是旨在提供公共产品、回报率低(甚至没有商业回报)、无法产生现金流、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不愿承担的项目,而对于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投资都属于基建投资范畴。以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商业回报,不产生现金流为由反对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中国需要投资的基建项目“俯拾皆是”。例如,权威部门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人均投入仅为日本的1/18。仅补齐短板,投资需求就高达数万亿元。地下管网建设所需的投资更是巨大。在城中村改造和旧住宅改造、教育医疗养老和循环经济建设等领域进行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是难以估量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相关的研发基地、厂房、实验室和装备等都需要大规模投资。即便是在传统的“铁公基”领域,投资(“断头路”、海港、小型机场)需求也是巨大的。此外,为建设通向中亚的“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进行大规模工业开发似乎也是可以考虑的。

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

在讨论消费与投资关系时必须区分短期和长期。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撞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增加消费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增加消费还是增加投资并无区别。但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只存在“投资驱动”“劳动力(有效劳动力)驱动”抑或“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驱动”之间的选择,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和投资驱动之间的选择,消费不能驱动经济增长,除非“消费驱动”同改善“人力资本”相关。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刺激消费还是刺激投资是一个“现在多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选择。做何种选择取决于全社会的“时间偏好”。理论和经验数据都证明,维持较高投资率是经济维持较高增速的必要条件。如果社会的“时间偏好”改变了,公众愿意在“现在多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选择中选择前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必须清楚,这种选择是以经济增速下降为代价的。

结束语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是巨大的。2023年中央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能够把战略方针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中国必然能够实现经济增速的企稳回升。

今年就只剩3个月了,匆忙上阵可能会产生很大副作用。“四万亿”的经验教训应该汲取。建议政府尽快公布一个更为翔实的大规模、综合性刺激计划,向市场释放一种强烈信号,增强信心、鼓舞士气。今年来不及干就明年接着干,行动上不能操之过急,但政策信号的释放不能拖延。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等举行的发布会正在释放这样的信号。其实,笔者以为发布会的顺序应该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告诉我们有什么项目将会推出;财政部告诉我们为了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的基础设施项目、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化债提供多少资金;最后是中国人民银行告诉我们货币政策如何支持和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

我们期待政府将会推出更为具体的、时间跨度由2024年第四季度到2025年全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我国税制改革经验与未来改革方向展望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税制建设成就更是可圈可点,形成了丰富的税制改革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税制改革经验,对于未来税制改革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未来税制改革应充分吸收这些经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税收制度。

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税收制度

税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与之相适应的税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也是大一统的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是由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税收的作用被限制在较小范围内,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分量或与企业收入相当,或不如企业收入。计划经济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城镇的社会公平问题主要依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解决,而农村则主要靠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工分制解决。彼时,基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矛盾的认识,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特别是随着国有制经济的壮大,计划经济被认为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因此国民经济计划替代了其他各种可用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手段,其中就包括税收手段。相应地,这样的税制比较简单,税种数量少,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时期。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了两次“利改税”。“利改税”将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禁忌”打破,税制在经济体制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税收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税制改革经验不断积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税收的作用被过度强调,开征了筵席税、国营企业利润调节税、烧油特别税、建筑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但由于后来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些税种被废除。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维护国家的税收主权,我国建立了一套涉外税制,包括个人所得税制、外商投资制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制以及其他与对外开放相关的税制。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后,税制改革进入快车道。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形成了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相适应的税制,这套税制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国内外资两套税制也逐步实现统一。

步入新时代,为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国税制改革步伐加快,营改增全面试点,营业税退出中国税制舞台,税收中性原则得到进一步强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建立,自然人课税制度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初步形成了现代税收制度框架。

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就是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税收制度。现阶段,税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

保持宏观税负的合理性与稳定性

宏观税负的稳定至关重要。总体上看,税制改革不能脱离税收为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基本功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充分的财力保障,需要宏观税负的相对稳定,以及结合公共服务需求和成本的变化动态调整宏观税负。值得注意的是,宏观税负的轻重是相对而言的。在公共服务水平较差时,1%的宏观税负也可能被认为是较重的。合理的宏观税负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当人民提出更高品质的公共服务需求时,宏观税负就可能相应上升。当然,公共服务成本下降时,宏观税负也应相应下降。宏观税负的选择还与纳税人的税负承受度和税收遵从度有着密切关系。经营主体税负不能超过其承受能力,否则将给经营主体的正常活动带来负面影响,并导致税收筹集财政收入的目标无法实现。现代国家的税收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个人。个人有多大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税负承担能力,决定着自然人税负的上限。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人的纳税意愿决定着直接税税负的实际水平。尊重税收运行规律,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税收事业才能行稳致远。

宏观税负还与财政政策的选择有着密切关系。当国家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时,宏观税负就会相应下降。此时,为了保证财政的正常运行,国家可能通过发行更多的公债筹集财政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实行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也不能改变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以及税收为国聚财的基本功能。未来,税制改革要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筹集充分财力。

税负的稳定性进一步要求税负的确定性。税收法定原则是税负确定性的内在要求,以法律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税负不确定性给经营主体和个人带来的风险。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任务。一方面,完成现有税种的全部立法工作,适时修订税收征管法;另一方面,新税种必须经过立法才能开征,要不折不扣地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体现税收法治精神。截至目前,在我国现行的18个税种中,已有13个税种完成了立法,其他税种立法也在抓紧进行中。

税制改革的过程也是税种“新陈代谢”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税种或兴或衰,实属正常。农业社会国家征收田赋(农业税),工业社会国家征收工业税种(产品税、增值税等),未来社会可能有新税种,在新税种出现时也需要做好相应的立法工作。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意味着税制不能改变。税制的相对稳定性,是实现税负相对稳定的需要,是尽可能减少经营主体和自然人的税负预期不确定性的需要。当经济社会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特定税种所适用的税法就可能需要重新修订乃至废除。

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在经济社会变迁中,经济业态不断演变。随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快,经济业态的变化更加迅速。相应地,税制也要变化,以便与经济业态的联系更加紧密。一般来说,新业态在刚出现时并不起眼,很容易被忽略,且在最初发展阶段往往需要包括税收在内的政策支持。

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现行税制不一定能够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当前,新业态越来越多,其所集聚的税源也在不断增加,税源的流动性增大,原有的征管手段在逐渐失效,现行税制在某些领域已经表现出不适应性,改革需要有前瞻性。同时,新业态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结果,税制改革应该符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建设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制时,要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深入研究新业态,重点把握新业态的演变规律,分析新业态的未来发展趋势,为新业态的发展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监管政策。从根本上看,新业态的发展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那些经受不住市场考验的新业态,即使有政府扶持,最后也可能不复存在,而只要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业态,政府就应该加以支持。当然,公共政策都是有成本的,税收政策也是如此,因此,探索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制,既要研究新业态,也要尊重税收运行规律。二是对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减免税、税收征管方式等进行综合研究,测算新业态可能带来的潜在税收收入。新业态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行经济业态,是判定未来税制是否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重点。新业态如果只是从边际上改变原有经济业态,那么,可能经过微调的税制就可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经济业态,那么税制也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为此,需要紧盯新业态的发展趋势,研究新业态对税制建设可能产生的影响。

探索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需要充分考虑税收征管因素。好的税制必须充分考虑税收征管能力,不能实现有效征管的税制不是好的税制。新业态给税收征管本身带来挑战,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让曾经有效的税收征管“抓手”不再有效。为此,需要找到新的“抓手”,要在设计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时充分考虑税收征管因素。提升税收征管效能需要通过深化税收征管改革降低政府税收征管和纳税人税收遵从成本。75年来,我国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成就巨大,未来可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流程和机构设置,并通过智慧税务建设,更好地发挥数字化征管的作用。

同时,结合新中国税制改革经验,我们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紧跟科技发展步伐,构建出“科技含量”更高的现代税收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志勇

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对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进一步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不断创新

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思路不断创新完善,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一方面,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另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进而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时机、节奏、重点和力度,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为转型升级和改革创新提供重要环境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二者都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手段。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随着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加之受世纪疫情的巨大冲击,需求侧矛盾也变得突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必须整体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强化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宏观经济治理的一系列科学论述,是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的全面升级与创新,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治理实践的集中总结与高度凝练,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鲜明特点

基于中国经济治理实践的“宏观经济治理”,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具有鲜明特点。

一是突出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规划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作用明显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总供求格局实施宏观调控”,并强调“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国家发展规划具有战略导向作用,各类宏观政策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性。

二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要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有效提高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整体效率。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对短期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保障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主动作为,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

三是强调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目标。我国就业优先战略深入实施,2019年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丰富发展。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推动各领域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宏观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近年来,通过不断完善与就业容量挂钩的产业政策,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注重发展技能密集型产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有效带动了高质量充分就业。

四是跨周期设计与逆周期调节并重。一方面,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短期波动,要通过逆周期调节确保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更好解决影响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要加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兼顾应对短期经济波动和保障中长期经济发展。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跨周期设计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治理区别于传统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有利于做好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政策布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五是不断创新并逐步形成了“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的宏观调控思路。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准确性。全新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推动了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避免了大起大落风险。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体现。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突出体制机制改革,从多个维度综合施策,强化重点、注重系统集成,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一是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强化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一方面,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国家战略对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促进高效衔接,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制定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形成宏观经济治理合力。同时,进一步完善现有统计指标核算体系,为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奠定基础。

二是完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相互衔接、深度融合的机制。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是重大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以区域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要进一步健全制度和政策体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

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建议通过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等多种途径,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畅通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在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和优化税制结构的同时,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加强公共服务绩效管理,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提供财力保障。

四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要通过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同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合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 李江涛

新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成就回眸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这波澜壮阔的75年里,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财税调节作用,推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持续增进人民福祉。通过建立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立法等一系列举措,财税体制不断完善,逐步构建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与税制建设内在逻辑相吻合、与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相衔接的税收制度体系,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税收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旧制度下的苛捐杂税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基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和改革目标,构建起多税种并行、多环节征收、宽领域覆盖的新税制。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税务会议,制定《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了新中国的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和税务机构等一系列税制建设的重大原则。《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在全国统一开征14个税种,即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使用牌照税,初步形成了以货物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作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为辅,在多环节课征的复合税制。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货物税暂行条例》和《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并由财政部发布对应的施行细则,规范了具体税种的征纳方式。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暂不开征遗产税和薪给报酬所得税,并将地产税和房产税合并为城市房地产税,同时简并部分税目,由此确立了由其余11个税种构成的税制体系。

在众多现代税种中,工商税制最先得到完善。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全面试行,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和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此后,国营企业只需要缴纳工商税,集体企业只需要缴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而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仅对企业以外的部分单位、个人、外侨征收。税制结构开始呈现以工商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格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税收制度的建立旨在为人民谋福祉,致力于促进国家经济与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对统一经济体制、组织财政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8—201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的税收制度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收入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居民收入水平也开始快速提升。与此同时,我国税制体系逐步完善。

首先,“利改税”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利改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化的重要基础。改革分两步走:1983年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即国营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1984年在全国实施第二步“利改税”,并进行工商税制改革,即国家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实现的利润继续按5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后,对剩余较多的企业再征收国营企业调节税,其余全部留给企业。实行两步“利改税”改革,确定了国家通过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模式,顺应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通过政企分开、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税收收入迅速增长,实现了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的良性循环,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其次,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财力保障。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提高,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分税制改革也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由于筹集到充足的财政收入,政府财政实力全面增强,也有效提升了政府治理水平。

最后,实施有利于外向型经济的税收政策促进了改革开放。为促进外商投资,我国对外资企业给予了较大的税收优惠。例如,内外资企业实行税收“双轨制”,税收激励取得了积极效应,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到中国市场。为了有效平衡内资与外资之间的关系,2007年11月,国务院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自此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两法合并”。“两法合并”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使各类企业的所得税待遇一致,形成了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税收制度,为我国加入国际税收合作、参与国际税收新秩序的重塑奠定了基础。

2013年至今:建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预算、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一时期,建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成为我国新的时代使命。2023年,我国税收收入超18万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超83%,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于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税收体制建设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税收法定原则加快落实,税收法治体系更加健全。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此后,我国税收立法步伐明显加快。截至目前,我国18个税种中已完成13个税种的立法,税收法定取得阶段性成果。在流转税方面,我国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建立了现代增值税制度。在所得税方面,不断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2018年,我国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实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优化税率结构,有效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在消费税、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方面,通过提高成品油等税目消费税税率、开征环境保护税、不断优化资源税计征方式等举措,持续强化我国绿色税收制度建设。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税收政策保障和改善民生成效更为显著。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出台110项聚焦脱贫攻坚的税收政策,极大地丰富了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对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推出多项针对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税收政策,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分别针对企业和个人实施一系列支持重点群体就业的税收政策,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推出多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政策,促进稳就业,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三是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发力,支持教育及科技创新效应持续显现。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税收优惠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对于促进教育及科技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2013年至2022年,我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超13万亿元。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适用范围和加计扣除的比例等政策在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得到激发,“放水养鱼”效果持续显现。此外,针对教育领域出台的多项税费减免政策也发挥了对教育事业的支持效应。

四是财税管理科学化不断完善,政府治理效能有效提升。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从2013年的12.91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21.68万亿元,支出规模从13.97万亿元增加到27.46万亿元,为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这一时期,我国的财税管理更加注重前瞻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组合运用税收、赤字、专项债券、财政补助、贴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财税宏观调控成效显著。同时,财税政策协调机制更加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不断增强。财税、货币、就业等政策在目标设计、政策制定、操作实施等层面有效协调配合,并强化与产业、投资等政策的联动衔接,形成宏观调控合力,推动政府治理效能有效提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让经济主体切实获得政策叠加红利,改善市场预期,推动经济进一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将有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 李旭红

金融透视
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围绕做好金融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深刻阐释了新时代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需聚焦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问题,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难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的要求。这对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和优化制度设计,激发金融机构的潜力以及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参与者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金融资源。同时,经由金融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等措施,规范金融机构和经营主体的行为,充分发挥金融业对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完善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而言不可或缺。完善的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意味着这一机制在设计上能够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需求,不存在明显的不足;能够覆盖所有必要的方面和环节,能够满足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能够按照预期运行并且实现目标,产生积极的效果;能够与其他相关制度协调一致,实现与其他政策协同发力,避免“合成谬误”或者“分解谬误”。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既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改善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的可获得性,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又有助于防止金融脱实向虚、自我循环,防止金融机构偏离主业,有效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充分考虑深层次体制机制因素以及外部约束和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实现市场化激励约束与行政性激励约束相结合,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金融监管部门通过监管举措、金融机构通过加强公司治理,即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公司治理三个方面发挥激励约束功能,进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支撑,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化可以为金融监管和公司治理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及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金融监管的配合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支持;金融监管的强化可以提升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公司治理的健全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对金融监管要求和货币政策导向的响应程度。

强化货币政策引导

货币政策调控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影响是一个涉及多环节和多因素的复杂过程。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进而传导至实体经济并产生反馈效应。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优化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和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外部激励与约束。

货币政策调控可以从总量、结构、价格等方面发力。

总量上,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的变化和调整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显著的刺激或抑制作用,进而扩大或缩小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对此,需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到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减少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结构上,需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激励作用。近年来,针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通过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向支持小微企业、“三农”、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从而实现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与约束。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更加直接、更具针对性的工具,在实施过程中引入市场化的激励相容机制,可以更精准地引导资金流向特定领域和行业,发挥定向调控、精准滴灌、杠杆撬动作用,有助于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经济结构优化。

价格上,货币政策通过调整利率可以影响商业银行的借贷成本,进而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和投资决策。从发展趋势上看,货币政策将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更加注重发挥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作用。因此,需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与再贷款、存贷款基准利率等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的决策,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完善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优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利率调控机制,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约束金融机构非理性定价行为,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此外,还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实现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有效激励和约束。

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动态博弈,被监管者需要根据监管政策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决策和行为,并对持续变化的监管环境做出反应。在此过程中,金融监管能够发挥激励或约束金融机构行为的作用。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有助于规范金融机构行为,提高透明度,防范风险,纠正市场失灵,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效率,进而提升金融机构服务的合规性和效率,促进其在稳健经营的前提下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监管,强调“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关键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协作配合”“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法,实现金融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指明了方向。

进一步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是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内在要求。

一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夯实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履行好最后贷款人职责,做好宏观审慎监管;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包括监管机构、监管工具或手段、监管协调机制、行业自律机制;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推进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建设,着眼于更广范围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以及金融风险的处置切实发力。特别是要充分考虑环境和形势变化以及监管体制的适应性,真正做到金融监管相关制度随着环境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自我适应。

二是进一步落实全面监管。在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基础上,实现监管全覆盖,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努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内国际的金融业务和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所有金融活动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

三是进一步实现统一监管。统一监管是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的基本要求。目前,除证券业之外的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金融服务和金融活动以及行为监管、债券发行业务都被纳入统一监管体系,有效解决了金融监管空白、漏洞和灰色地带等问题。下一步,需更好建立统一的方向性监管协调机制,进一步协调好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共同坚持统一监管的基本取向。

四是进一步完善协同监管。金融监管是系统工程,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法,并且加强监管协作配合。金融管理部门和宏观调控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都有相应职责,需加强监管协同,同时落实属地金融监管责任,切实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五是提高金融监管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需加快推进金融监管的数字化转型,稳妥推动数字技术与金融监管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所具有的信息联通、覆盖面广、智能高效、边际成本低等特点,高度契合金融监管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扩大监管覆盖面、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有效管理风险等方面的需求,可以更有效地支持、支撑金融监管。需加快建设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开发相关智能化风险分析工具,增强金融风险监测前瞻性、穿透性、全面性,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和水平。同时需加强金融监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为金融监管有效运行提供保障。

发挥公司治理重要功能

作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微观基础,科学合理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既能够提升金融机构的决策能力和内部管理水平,又能够充分发挥股东、管理层、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形成正向激励机制,还能够助力金融机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实现长期稳健发展提供重要基础和保障。

一是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必须推进金融机构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把握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要进一步深化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党组织在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强化监督考核机制等,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效能,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二是加强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建设。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关键在于建设符合我国国情和金融机构特征的内控机制。完善的内控机制,既能够激励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有效约束脱实向虚行为,又能够通过确保资金安全、优化信贷结构、提升服务质量和促进金融创新等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对此,需健全金融机构内控组织架构并清晰职责划分,优化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流程和环境,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构建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评估及应对机制。

三是加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必须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贯通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各环节,指导金融机构明确职责使命、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指导从业人员明确职业定位和行为操守,明确金融活动中关于是非对错、好坏优劣等的基本认识和判断标准,同时规范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标准,不断强化合规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在规范公司治理的同时规范股东、董事、高管及关键岗位人员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何德旭

新时代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发展

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这为金融业支持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重庆金融业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一体学习、一体谋划、一体落实,统筹推进大保护、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为重庆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强有力的金融力量。

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全面提升金融支持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主攻方向就意味着集中主要力量重点作战,对战略目标的达成有着决定性作用。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应自觉服务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力度。一方面,要在支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上加力。与东部发达省市相比,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集聚度相对偏低,地区之间产业协同度还不高,有竞争力的特色品牌也偏少。金融业应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西部地区能源、资源、生态、装备制造、旅游等优势产业,推广实施“金融链长制”等成功做法,以金融补链强链延链为目标,定制化创新金融产品,畅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产业链整合和上下游协同发展,推动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在增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加力。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其特色优势产业不少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在支持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过程中,金融业应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实现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全面提升金融支持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的准度。新兴产业引领新时代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方向,与新质生产力相互促进、相互依存,是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动力。新兴产业一般具有高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和高风险性等特点,在研发、生产、市场推广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从实地调研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自我积累有限,对金融资源更为渴求。金融业应坚持需求导向,紧紧围绕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和特点,调整优化各类金融制度安排,全力提升金融支持精准度,使金融资源配置等生产关系布局更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世界经验看,与间接融资工具相比,直接融资能够更好地对接新兴产业资金需求和风险偏好。但西部地区普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支持新兴产业的精度与准度。以川渝两地为例,截至2024年8月末,川渝两地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合计23家,占境内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的4.0%,低于两地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2024年上半年为7.2%)。因此,优化融资结构、大力推动发展直接融资是金融支持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的有效路径。同时,金融业可强化全局思维,加强上下联动与横向协作,整合客户资源,支持深化东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通过总行直贷、银团贷款、产业基金跟投等方式促进中央企业大项目落地西部,并以优质的金融服务支持更多领军企业把关键工序、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布局在西部。

全面提升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度。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是推动产业价值链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不断优化和提升资本要素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配置效率。具体看,金融支持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应坚持“两手抓”,既要做大增量,也要做优存量。一方面,西部地区金融业要紧扣国际和全国产业发展大趋势,抓住国家生产力布局优化调整契机,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加快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全力支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西部地区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比重较高,如农产品加工、煤炭、石油、摩托车、重化工、钢铁等产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税收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金融业不能对西部地区传统产业采取“一刀切”式的简单做法,应着眼于推动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类施策,积极创新探索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协同发展,支持传统产业升级、提质、增效。

新时代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重点任务的落实需要有可行的实施路径予以支撑。新时代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路径在于围绕“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总体要求,找准切入点,提升金融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

围绕“形成地区发展新动能”,优化新质生产力融资服务体系。当前,西部地区正在加快打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9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及电子信息、航空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对此,西部地区金融业应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强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挥金融资源聚合和投融资纽带作用,把科技创新活力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应集中优化使用各类财政金融激励政策,不断强化资金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支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的“新组合”。应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持体系。结合新质生产力融资需求特点,引导金融资源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大对科创平台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全力推动西部地区国家实验室体系、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例如,重庆应充分发挥西部金融中心的金融资源积聚辐射作用,探索吸引更多国家大型产业投资基金和海外主权投资基金流入,着力支持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动力源。

围绕“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打造内陆金融开放政策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并赋予重庆“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重大使命。金融业要围绕“大开放”“大开发”做好文章,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重庆而言,应按照西部金融中心立足西部、面向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定位,加快构建内陆金融开放高地。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应强化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融资”和“结算”支持力度,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高效联动,加强与东盟、中亚等经济体的互联互通。在服务区域发展方面,应深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支持川渝协同和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造西部地区走向世界市场、境外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前沿和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重要引擎。在服务市域开放发展方面,应实施好西部唯一的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资本项目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试点,稳慎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不断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结算便利化,支持全面提升两江新区、西部(重庆)科学城、重庆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等重大开放平台能级,发挥好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作用。

围绕“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份,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青藏高原是我国长江、黄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关中平原、四川盆地等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水安全、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在我国“双碳”目标提出后,西部地区更应将绿色低碳发展贯穿始终。以重庆为例,重庆既是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又是全国首个省域全覆盖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发展绿色金融、助力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义不容辞、责任重大。一方面,重庆金融业应切实担起责任,深入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积极推动各项绿色低碳改革试点、创新示范先行先试,服务好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发展大局。同时,助力建设美丽重庆,维护长江生态安全,打造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在建设重庆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过程中,重庆金融业应发扬首创精神,敢为人先,通过加强科技赋能,不断探索完善绿色金融制度、政策、标准、产品、服务和监管体系,引导各类要素资源向绿色领域配置,为重庆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基础。

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基于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金融业应持续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支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金融补链强链延链的目标,精准滴灌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度和核心竞争力。就重庆而言,应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军民融合等科技含量较高的特色优势产业,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紧密围绕“33618”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资需求,进一步加强信贷、债券发行、公司上市、基金发行、担保等政策联动,加大货币政策工具的定向支持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流入特色优势产业。积极配合支持地方政府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推进企业上市“千里马”行动和“独角兽”企业培育计划,持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引导金融资源支持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关键在整合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的资源,以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产品创新,推进多种形式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强化产业、科研、金融三者深度融合。政府部门应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各项改革任务,着眼“十五五”规划,紧盯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加紧谋划一系列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平台,抓住机遇推动更多资源、项目、资金、政策落地重庆。金融业则应锚定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目标,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积极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投贷联动、天使基金、产业基金直投等创新融资模式,助推成长期、成熟期科技型企业抢占技术创新制高点、扩大市场份额。要重点针对直接融资短板,加强企业成长早期孵化辅导,健全拟上市资源储备库,特别是加强对“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提升经营业绩,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挂牌上市。

围绕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促进产业低碳转型升级。重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获批两年来,各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工作深入推进,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取得较好效果。下一步,重庆金融业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金融部门和发展改革、生态环境等政府部门的系统合力,以完善“长江绿融通”绿色金融服务系统为着力点,构建常态化绿色低碳项目联合推介机制,利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稳步推动转型金融创新业务扩面增量,助力重庆建设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着力支持重庆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紧密围绕“五大支柱”建设,全面对标《重庆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人民银行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构建“1+4+8+5”工作体系,即全力推动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和集聚等四大能级跃升,实施转型金融试点、金融服务绿色低碳示范工程等八大行动,完善组织领导等五大保障体系,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美丽重庆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力争进一步扩大绿色融资规模。

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高水平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坚持一盘棋思维,聚合川渝两地金融资源,促进政银企对接,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和政策协调,优化区域功能布局,推动形成功能互补、各有特色、错位发展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推动支付、征信等金融服务一体化发展。加强重点项目融资支持力度,大力支持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强通道沿线“13+2”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协作。紧紧围绕通道“融资”和“结算”需求,聚焦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和生产商贸企业发展,以“数字化”赋能、“便利化”增效,完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高效联动,一体化打造大通道、大枢纽、大口岸、大物流、大平台。持续优化跨境金融服务,深化外汇金融管理服务,提升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水平,完善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持续推动人民币在重点企业、领域、行业的跨境使用,发挥人民币投融资功能;支持企业强化汇率风险管理,助力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和金融业发展水平。同时,要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既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引导金融业主动适应社会融资需求和金融形势的新变化,以全面加强风险监测和审慎监管、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重点,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又要强化政策取向一致性,进一步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完善金融法治环境,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改善投融资环境,鼓励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西部地区。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 马天禄

从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数据视角观察货币全球化程度

美元、欧元、英镑及日元等主要货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广泛使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并对各国政策决策产生溢出效应。BIS从20世纪60年代起跟踪统计货币在国际银行、债券、外汇及衍生品等市场的使用情况,相关数据可用以评估金融稳定风险以及货币的全球影响力。

一、国际金融中的货币

研究表明,一国货币在国际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发行国在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中所占份额;二是非居民能够获得以该货币计价发行的安全资产,该货币具有活跃且高流动性的交易市场;三是发行国具备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四是发行国实行弹性汇率制度,且其资本账户可兑换。美元、欧元、英镑及日元等主要货币均满足这些条件。

主要货币具有全球影响力。主要货币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并通过发行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其中,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国际债务和银行业务中表现尤为明显。美元资本市场的深度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外部性,吸引了大量投资者与发行者。相较之下,英镑、欧元、日元及瑞郎等主要货币只在部分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人民币尚未完全可兑换,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暂未能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匹配(图1)。

(一)国际银行业统计

BIS很早就开展银行业数据统计工作。20世纪50年代后期,非美国银行的美元存款逐渐增长。当时各国普遍采取总量型货币政策,担心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境外美元存款的累积传导影响国内经济。鉴于此,自20世纪60年代起,BIS启动了本地银行业统计(location banking statistic,LBS),统计主要货币跨境和跨部门的使用情况,以此作为国内货币总量数据的补充。

国际银行业债权受危机、国内经济、新货币诞生等因素影响,但相关变动主要反映了美元资金的流动。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30多年内,国际银行债权以年均10%的增速增长,美元债权在国际银行业债权中的份额占比一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80%峰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机构收缩资产负债表,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扩展业务,因此国际银行业的美元债权增速骤降,此后一直维持低速增长。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国内银行业较为繁荣,并积极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业务,因此日元计价的国际银行业债权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1999年欧元诞生,欧元计价的国际银行业债权此后逐渐增长,并在2000年代中期创下25%份额的历史峰值。然而,2010—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计价的国际银行业债权逐渐回落。总之,国际银行业债权的增长与回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元资金的流动,就占比而言,美元债权始终占据着国际银行业外币债权的主导地位。

离岸美元的广泛使用是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因素。离岸美元债权(即不涉及美国居民的美元头寸)在2018年达到峰值,占据全部美元债权的三分之二。这主要是由于美元利率上升推动了非居民对美元证券的投资,使得美元跨境债权增长。相较而言,欧元和日元的离岸债权量和占比则要小得多(图2)。

欧元离岸债权头寸仅占总头寸的四分之一,其中,伦敦地区银行与欧元区交易量占大头。日元离岸债权占比则更小,国际金融危机后离岸日元债权在国际日元债权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2008年以来离岸日元债权绝对值的收缩。

(二)外币信贷统计

BIS提出外币信贷概念和全球流动性指标。除向银行申请外币贷款外,借款人还可以通过发行国际债务证券(International debt securities,IDS)等方式融资。BIS使用外币信贷(credit)衡量境外非银行部门获得的以美元、欧元及日元计价的银行贷款及其发行的IDS总额。在此基础上,BIS提出了全球流动性指标(global liquidity indicators),以反映外币信贷的变动情况,以及借款人如何根据国际市场情况来组合银行贷款及债券发行。

后金融危机时期,债券市场逐渐成为外币融资的主要来源。国际金融危机前,对银行杠杆率的监管较少,货币政策较为宽松,外币信贷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并迅猛发展,且以美元和欧元计价的贷款为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银行收紧信贷以及完善和加强银行业监管等因素影响,债券市场融资迅速增长,并逐渐超过银行贷款(图3)。

数据来源:Dealogic;欧洲银行票据交换所;伦敦证券交易所;Xtrakter;BIS全球流动性指标数据;BIS本地银行业统计数据

2010年以来,美元信贷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金融中心。受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及投资者寻求高收益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和金融中心的美元计价信贷增加,导致其经济活动对美元汇率和美国货币政策高度敏感。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美国以外借款人的美元信贷在联邦基金利率上升1%时下降0.8%,或在广义美元指数升值1%时下降0.5%,这些关联波动使得新兴经济体对美元汇率变得更加敏感。

2021年以来,全球通胀激增引发全球性货币政策紧缩。高通胀宣告长期低利率环境结束,美国较其他主要货币发行国更早加息,加息幅度更大也更频繁,因而美元汇率也达到了新高。欧央行随之进入紧缩周期,欧元有所升值。相比之下,日本银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持续贬值,因此日元成为更多投资者青睐的融资货币。

(三)外汇市场统计

美元在全球外汇和衍生品市场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外汇衍生工具市场是最大的美元拆借市场,美元在该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美元是国际贸易主要货币和全球资本市场的主要融资货币。未偿付外汇衍生品主要包含外汇掉期交易、货币互换及直接远期外汇交易,在2023年底总价值超过100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105万亿美元)大致相当,是全球贸易总额(24万亿美元)的四倍。2022年每日新增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美元参与了90%的外汇衍生品交易,是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管理资产组合和对冲国际贸易收支风险的主要货币。这种普遍的美元拆借活动带来了大量的表外美元支付义务,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

美元在外汇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也体现在美元与其他货币的组合交易中。在主要的外汇交易组合中,仅美元/欧元货币对交易就占全球交易量的23%。与此同时,美元与欧元区周边国家货币(如瑞典克朗、英镑、瑞士法郎等)的交易量也非常大。在与欧元区周边国家货币的交易中,美元在现货市场和外汇掉期/远期交易中均占据主导地位。

二、货币国际使用程度及其影响

一国外部头寸的货币构成可通过汇率渠道影响资产负债表估值,并增加对外头寸脆弱性。宏观经济方面,当一国的国际贸易以美元计价时,美元汇率会传导(pass-through)至国内通胀,与此同时贸易计价还影响外汇储备构成。金融方面,如果一国的债务以主要货币计价,债务人和债权人双方都会受到主要经济体相关政策及汇率波动的影响。多数国家境外资产及负债的货币构成不同,影响也就不同。例如美国持有外币资产,但主要以美元借入资金,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其净外部头寸反而增加。但若一国为美元净持有国,情况则相反,即当美元贬值时,其外部头寸恶化。

近几十年来,外币债务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多次引发危机。对于借入外币债务的国家,其借贷成本不仅取决于发行国的利率水平,还受汇率波动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大量借入美元借款,引发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外币债务约占GDP的50%,相关脆弱性不断累积,最终引发危机。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非银行机构转向债券市场进行本币融资。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努力减少对外币的依赖,大量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多发行本币债券,同时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债券市场。然而仍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大量依赖外币债务。为摆脱这种依赖现状,它们需要采取更稳健有效的政策、不断深化国内债务市场,完善制度安排并增加基础设施支持。

全球性银行通过外币负债或外汇衍生品来为外币资产提供资金并管理汇率风险,也因此承担外币偿付义务。LBS有许多细分项目数据可用以监测银行表内的外币资产负债情况,并分为币种、银行所属国籍及贷款登记地点等细分项目。通过母行并表数据可评估单家银行的外汇需求,即根据其总部所在国对其业务进行统计。

非美国银行的美元头寸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生变动。国际金融危机前,非美国银行的表内美元债务迅速增长,在2008年达到峰值后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欧洲银行减持美元债务,2007年底欧洲银行持有近三分之二的美元债务,而在2023年底仅持有不到一半。银行表内美元债务规模此后保持稳定,直至2016年。截至2023年底,非美国银行持有美元债务总额达21万亿美元。非美国银行通过其全球网点来获取美元,并按需在分支机构间转移美元。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3月美元短期融资市场流动性危机期间,非美国银行美元融资成本大幅上升。为恢复市场功能,美联储与多国央行建立美元互换机制,向市场投放美元流动性。

大量美元计价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导致美元隐性债务不断累积。美元在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大量使用导致美元表外偿付义务增加,从而可能导致期限错配并带来流动性压力。与回购等其它衍生品不同,外汇远期和掉期交易涉及大额支付,且交易双方交易的都是全部本金(名义)价值,这些偿付义务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内。截至2023年底,从事外汇交易的银行持有91万亿美元的未清偿外汇衍生品头寸,据估计约为其表内美元债务的两倍,大多数为美国以外的非银行机构持有。由于各国对债务统计的标准并不完整,因而无法准确了解其持有人的所在地及身份数据。

三、国际清算银行数据统计发展方向

几种主要货币在国际金融中的使用都远超其发行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份额。其中,美元因其广泛的离岸使用规模,更是在绝大部分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欧元、日元和英镑影响范围则相对较小。主要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溢出效应,影响新兴市场外币债务的可持续性、全球主要货币融资市场的稳定性及表外外币偿付义务等

为识别和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货币维度的全球数据,包括表内和表外头寸。BIS统计数据覆盖了国际金融的部分领域,可以跟踪关键货币在国际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品市场的使用情况,分析其如何影响世界范围内货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并评估汇率风险、债券市场的压力及外汇市场的脆弱性。然而,这些数据仍存在一些缺口,主要是缺少表外非银行机构相关数据及偿付义务(off-balance sheet payment obligations)的地理分布和计价货币信息等。当前,BIS正在与各央行及其他货币当局合作,以弥补这些缺口。

益言 编译

绿色金融改革引领绿色发展的湖州实践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做好“五篇大文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浙江湖州持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稳步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为建立健全我国绿色金融“五大支柱”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为经济高质量稳健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当地人民群众带来了显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湖州绿色金融改革结硕果

探索区域金融标准,提升绿色低碳转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标准是绿色金融“五大支柱”之一,是识别与判断绿色和转型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湖州借鉴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经验,出台《深化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构建低碳转型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方向;对照《G20转型金融框架》,围绕重点行业转型规划、转型金融支持目录、融资主体转型方案编制和公正转型等建立转型标准,牵头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转型贷款实施规范等省级团体标准六项,降低经济主体识别转型活动成本;先行先试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制定的农业、建材等行业转型金融目录,开展转型金融标准研究实践,制定湖州纺织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目录,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动重点行业转型金融落地积累了实践经验。

提升碳核算和可持续信息披露水平,有效防范转型风险

湖州持续完善数字化绿色金融体系,通过跨部门、多维度数据对接,建立完善碳账户综合支撑平台,完成对辖内1万余家企业的碳核算;出台碳账户主办行制度和银行信贷碳核算方法,推动银行机构逐步开展碳核算,不断提高可持续信息披露质量。借鉴分层分类推进全域银行机构开展可持续信息披露经验,湖州率先探索开展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可持续信息披露,鼓励湖州银行、安吉农商银行、能链智电等成为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可持续披露准则先学伙伴”。中国人民银行指导湖州对照ISSB准则与金融行业标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探索编制金融机构可持续信息披露框架。湖州银行、安吉农商银行等机构已按照该框架编制2023年度《环境信息披露报告》,为逐步披露可报告、可衡量的可持续信息奠定了基础。制定《融资主体公正转型评估办法》,指导企业准确评估转型活动对就业、供应链、物价等的影响,制定应对预案和缓解措施。工商银行湖州分行、建设银行湖州分行、湖州银行已率先开展企业公正转型评估。

完善政策与制度保障,确保绿色低碳转型平稳有序

发挥多部门合力,不断健全绿色金融政策,营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是绿色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2021年,湖州颁布我国地市级首部绿色金融立法《湖州市绿色金融促进条例》,为开展碳核算、披露可持续信息、丰富金融产品与服务等提供了法律保障。2023年,为持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湖州出台新一轮绿色金融政策16条,进一步激发经济主体活力。例如,对达到转型目标时序进度的企业给予0.5%的贷款贴息补助;对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的符合碳减排支持工具要求的贷款,按碳减排支持工具申请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对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保险的企业,最高给予50%的保费补助等。2024年4月,湖州获批浙江省转型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城市,制定《以转型金融改革撬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助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实施方案》,出台财政金融政策31条,以“行业信用+财政+金融”模式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重点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截至2024年6月末,湖州有43个项目被列入首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备选名单,重点支持工商业节能降碳、工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等领域,贷款总需求达81.3亿元,银行已授信26亿元。

强化金融机构能力,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湖州遵循“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积极培育金融机构绿色低碳服务能力,探索建立商业可持续的绿色金融业务模式。在湖州的金融机构积极响应,争建绿色金融特色机构和碳中和银行,探索编制金融机构转型规划,推动银行业务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截至2024年6月末,湖州已有7家银行试点编制转型规划,有15家银行试点建设碳中和银行,有20家金融机构在湖州的分支机构成为其全国系统内绿色金融、转型金融试点行或示范行。湖州还建立了绿色金融创新案例评选机制,为金融机构提供业务展示与交流平台,加速有益经验推广复制。培育出绿色小微快贷、纺织转型贷、绿色转型升级贷、ESG保险等与碳效益或转型绩效挂钩的明星产品30余款,以及“近零碳车险”、零售绿色按揭贷款、“以竹代塑”领域贷款等绿色消费类产品,引导社会公众践行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模式。截至2024年6月末,湖州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累计帮助4.36万家企业获得银行授信超5328亿元。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

在“引进来”方面,湖州积极参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门上下联动工作,围绕金融支持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ISSB准则、混合融资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促进国际成熟经验在国内落地运用。湖州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引入国际金融资源支持湖州绿色低碳转型。在“走出去”方面,绿色金融“湖州元素”先后亮相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会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会议等重要国际场合,受到国际社会较多关注。2024年2月,湖州作为国内地市代表参加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介绍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践成果,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2024年6月,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CASI)在湖州举办亚洲首场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活动,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主要金融机构、企业、相关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的逾170名代表高度评价了湖州绿色金融发展经验。2024年9月,CASI在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会议上展示了此次活动成果。

把握绿色低碳发展机遇,湖州绘就以绿色金融牵引绿色发展的新图画

湖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生态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让绿水青山不断“产出”金山银山,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绿、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路子。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湖州安吉余村考察并召开座谈会。在得知余村关停矿山、靠发展乡村旅游致富后,他给予了高度评价。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15年再次亲临安吉余村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余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2022年,湖州被COP15认定为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区。2023年,科技部公布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指数显示,湖州在全国11个示范区中排名第一。

金融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湖州不断强化绿色金融改革、示范机构建设,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绿色金融供给能力显著提升。截至2024年6月末,湖州绿色贷款余额由2017年的369.5亿元跃升至3976.3亿元,年均增长44.1%;绿色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达33.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带动全部贷款增速连续八年保持浙江省前三,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双双突破万亿元大关。与此同时,金融体系整体稳健安全、风险可控,全市不良贷款率由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开始前的1.26%下降至2024年6月末的0.33%,绿色贷款不良率仅为0.02%,无高风险金融机构。湖州银行成为境内第三家赤道银行、中英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首批试点单位、首家将ESG理念融入信贷流程的城市商业银行,连续两年被《亚洲货币》评为“年度最佳绿色金融区域性银行”。

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绿色金融改革推动湖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为疫情后湖州经济回升向好、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湖州自2021年起率先开展金融支持工业碳效改革,引导银行贷款利率与企业减碳效果挂钩,激发企业绿色低碳改造活力。截至2024年6月末,湖州累计发放碳效贷款14622笔,金额达665.99亿元,为企业减费让利超1亿元。湖州发布纺织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目录,引导转型企业制定转型规划,推出纺织转型贷,跟踪转型企业员工就业、收入分配等指标,探索出转型金融支持重点高碳行业低碳公正转型新路径。强化对绿色新兴产业的支持,推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金融服务方案。截至2024年6月末,兴业银行湖州分行累计为新能源汽车企业融资22.5亿元,以金融“引擎”驱动新能源汽车产业跑出“加速度”。截至2023年末,湖州已拥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300余家,年营业收入近1000亿元。受益于有效的金融引导和支持,2023年湖州地区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2476亿元跃升至4015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千亿元大关,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2.6%。2023年湖州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2017年下降14.4%。2024年上半年,湖州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5%,位列浙江省第三。湖州生产制造方式转型示范项目连续三年领跑浙江省,年减碳32万吨,省级以上绿色(低碳)工厂数量位居浙江省第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取得新突破

湖州出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转化实现路径技术导则》,率先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推进竹林碳汇改革,努力探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可行模式,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共富通道。安吉县针对竹林碳汇生产、收储、交易等环节,推出竹林碳汇系列信贷产品,实现“林地流转—碳汇收储—基地经营—平台交易—收益反哺”全链条金融服务。截至2024年6月末,辖内银行累计授信115亿元,发放贷款75.29亿元,促进了当地竹林增汇、农民增收、企业增绿。安吉县红庙村启动“深蓝计划”,巧妙利用废弃矿坑修复打造“村咖”旅游经济生态,咖啡单日销量最高达8818杯。2023年“深蓝计划”营业收入近3000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300万元。目前,该模式已成功复制至安吉县8个废弃矿坑修复和厂房改造项目。2024年6月,湖州入选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持续提升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随着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逐渐形成,湖州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持续提升。通过建立生物多样性友好型项目清单,金融机构陆续开发GEP贷款挂钩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产品、绿色矿山贷等,支持了南浔桑基鱼塘、德清下渚湖湿地、长兴扬子鳄自然保护区及安吉废弃矿坑修复等项目。20202023年,湖州生态保护修复贷款年均增长31.5%,湖州成功入选全国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2023年,湖州市区PM2.5浓度从2017年的42微克/立方米下降到34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率从2017年的68.5%上升至79.5%。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湖州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据调查,2024年6月末湖州生物物种达8400余种,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61种。湖州开展绿色建筑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试点,2020年以来累计新增绿色建筑面积4277.2万平方米,年节能272.2万吨标准煤,累计减排104.7万吨,人居环境逐步低碳化。湖州研发上线“绿金宝”“两山绿币”等应用,将居民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等个人绿色行为价值化,引导居民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截至2023年末,安吉农商银行累计配套奖励4500万个“两山绿币”,用于“以竹代塑”产品采购差价补贴、“以竹代塑”产品兑换,已引导5万名居民参与“以竹代塑”消费。截至2023年末,湖州连续六年获评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优秀市。

深入开展绿色金融基层实践,支持美丽中国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2017年以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指导下,浙江等地探索开展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内涵,是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

一是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改革实践,为全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积累了鲜活经验。在系统总结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约束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发展、政策协调和制度保障、气候变化相关审慎管理和风险防范、国际合作等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24年3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七项21条具体任务,绿色金融顶层设计更加完善。

二是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各试验区逐步探索将气候风险管理纳入风险管理框架,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处置和化解机制,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基础上,将绿色金融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2021年以来,全国绿色贷款连续三年保持30%以上的增速,绿色贷款不良率明显低于全部贷款不良率;截至2023年末,全国绿色债券累计发行3.6万亿元,至今无违约案例。绿色金融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资产定价“三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为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高质量金融要素保障。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杨娉 郭正江;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分行 唐雨琦

产业追踪
宏观环境下的房地产业趋势研判与对策建议

摘要:改革开放后我国推行住房商品化,逐步推出了一系列住房改革政策。经过长期发展,房地产业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城镇化建设,极大改善了我国居民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房地产业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受外部环境和“脱实就虚”问题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社会和经济问题。为贯彻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我国房地产业亟须立足新发展环境,从地方、居民、房企等主体的现状情况研判发展趋势,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入手,对城市条件、居住体系、就业基础、市场要素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应对策略和措施。

关键词:宏观环境,房地产,城镇化,居住体系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建立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推进长租房市场建设,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我国房地产市场是伴随城镇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经历了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大量人口流向城镇,客观上促进了房地产经济比重逐年提升。按照国际惯例,城镇化率在30%-70%时属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截至2022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已升至65.22%,逐步接近70%,标志着我国将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下半场”。在新的发展阶段,房地产市场将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以便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房地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概况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城市住房由国家统一建设并按需分配,农村住房以宅基地自建房为主,城镇化总体进程较为缓慢,城镇居住需求客观上并不紧迫。1978年后,我国开始推行住房商品化,深圳和广州等城市率先探索商品房的开发建设,国家也陆续推出相应政策推动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住房全面市场化后,我国开始进入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图1)。

房地产业快速发展,与我国出口、投资共同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推力,被当作各地财政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家庭负债、拆迁纠纷、房屋质量低下、房价上涨过快及财富分配不公等各种问题逐步成为社会的焦点。中央从2004年开始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我国外汇储备减少等内外部经济状况的影响,中央于2008年、2015年分别推出货币宽松政策和棚改货币化政策,有力地保障了经济平稳发展,同时也影响了调控效果,房地产市场的稳步上涨持续到了2021年上半年。

(二)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形势

2021年我国GDP达114万亿元,其中房地产业自身贡献约7万亿,占比约6%。一般而言,在经济中占比超5%的行业就可以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除自身的经济贡献外,房地产业还关联了制造业、建筑业等多个行业。此外,房地产业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2012年的32.9平方米增加至2021年的41.0平方米。总的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化程度已达到一定水平,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积极动力,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第一,金融泡沫危机方面,大部分企业杠杆率不断攀高,须快速回收资金偿还贷款,否则极易出现“次贷危机”。第二,建设存量巨大,总体上供过于求。据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数据,目前国内商品房空置率已达22.3%,空置套数突破了7500万套。第三,整体供需不均,局部供不应求,部分地区一户多房和低收入群体无房等现象较为明显。

为进一步调控房地产市场,中央转变思路,2016年提出“房住不炒”,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并于2021年实施房企“三条红线”和银行“两道红线”政策,有效遏制了部分高风险企业的金融风险。但疫情、经济下行和国外环境变化的叠加冲击,不可避免地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超预期的影响。从2022年开始,各地不断尝试降首付、降利率、提供购房补贴等措施,从政策供给侧尽可能使房企恢复信心。2022年11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从信贷、融资等金融方面给予市场更多支持。同年12月,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要促进居住消费健康发展,加强房地产市场预期引导,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2023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提出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由此可见,房地产业“稳经济”作用的大局短期不会变。

二、房地产市场总体趋势研判

(一)市场现状情况

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逻辑是供需关系。除去货币、土地等因素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观察房地产市场现状情况。

1.居民端。人口红利是房地产业最大的基础支撑。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是1963年,自然增长率达33.5%,他们在1998年正值壮年,赶上了结束福利分房,进入商品房时代。第二个峰值是1987年,自然增长率16.6%[1],他们是“小镇青年”进城求学、定居的一代人,支撑了2010年后的购房浪潮。2011年以后全国出生人口逐年降低:2016年1786万,2019年1465万,2021年1062万(图2)。全国老龄化情况越发明显:2021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7亿人,占总人口的18.9%。预计到2035年,我国老年人将达3.1亿,2050年老年人将达到5亿。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对房地产业有直接的影响:老年人空间需求小、叠加少子化影响,房产需求空间的流出将增加。另外,目前普通居民负债水平较高。据统计,2021年全国居民负债率超过60%,居民中长期贷款不断减少,加之下行的就业形势,大部分居民的购房意愿受到抑制。

2.房企端。一直以来,我国大部分房企采取的是高周转、高杠杆模式,资金链较长,负债率较高、资金回笼的时间要求高,在经济下行时期极易引发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2021年,我国大部分房企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了80%(欧美一般控制在50%以下),若加上隐形债务,负债率还会更高。“三条红线”和“两道红线”客观上对房企的运营模式进行了强制性调整,各大房企迅速放弃“圈地运动”,开始重视降低负债和盘活存量项目,市场进入了转型时期。转型期内,房企拿地和政府供地减少,社会购买力同步下滑,整体市场较为低迷。据中指院《2023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研究报告》,我国2022年百强房企销售额均值为63301亿元,同比下降30.3%。2023年商品房销售延续下降态势,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8%和5.2%。[2]

3.地方端。全国来看,中西部二线城市负债压力明显.据“城市负债率排行榜”,2020年债务率前10的城市当年债务率均超过500%,它们是:贵阳、哈尔滨、昆明、西安、南宁、天津、武汉、长春、重庆、兰州。地方发展资金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房企拿地和政府供地减少直接影响到地方财政。据财政部数据,202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7879亿元,比上年下降20.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6854亿元,比上年下降23.3%。,值得关注还有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风险加大:近10年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远离中心城市的三、四线城市人均GDP在5万元左右,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同时存在过度投资问题,2019年以来供给过剩,去库存最高达25.8个月。

(二)总体趋势研判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居民端、房企端、地方端短期内都存在一定的压力,整体上需要缓冲、回暖时间,在回暖后,房地产市场在宏观层面将会出现以下明显的变化:

1.城市分化。一线和二线城市、中心城市、都市圈的房地产市场会保持一定增长,三、四线城市市场可能会降温或持平。第一,人口会继续向一、二线城市集中。我国流动人口从2000年的1.2亿上升到2018年的2.41亿,主要流入了一、二线城市。第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都市圈拥有更优越的国家定位,更优质的教育、医疗、商业、就业资源,人口会逐步向其集中,整体房价较为坚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作一定的参考:从2023年12月的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表1)可知,总体上一、二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趋势为同比涨幅回落或持平,三线城市则为同比下降。

2.购买力分化。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未来我国还有1亿城镇新增人口,按照市场调研情况,其中有条件的更多会购买三房和紧凑四房,经济水平较差的则更多依靠保租房、人才房、共有产权房等满足生活需求。从现有城市居民生活需要来看,部分居民存在个性化的品质需要,如大平层、洋房、叠墅等,追求良好的小区环境和更多房间功能,城市核心区住房、地铁房、公园房等的需求将继续保持。

三、新时期房地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匹配城市发展情况

新时期我国采取了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战略。不同地域、不同等级城市的区域职能侧重点、空间资源支撑性、人口聚集吸引度等各有特点,现有和潜在的居民需求也有各自的特征。房地产业发展短期看信心,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的需求、城市的发展面向和条件。在促进房地产业向好发展的导向下,除优化城市宜居品质、就业环境外,更重要的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发育成熟度、主体功能区和尺度来差异化地推进政策的出台实施。

(二)构建居住体系

过去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乡村、小城镇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工作生活,推动了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在人口流动趋势逐步成型后,我国各城市需满足多种类型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需求,因此,构建住房供应体系、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二是要完善住房规划编制内容,结合各地产业发展对人口的吸引情况,引导新增人口流动至城市相应的功能片区(图3)。三是要做好生活圈保障居住配套,适时、适量地匹配公共服务配套,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建设内容。

(三)推进库存转化

受刚需减少、经济下行、烂尾楼事件等的综合影响,目前我国住房库存总量较大,亟待积极化解库存压力。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等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全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53058万平方米,去化周期为18.9个月,其中新建商品住宅供应量为33077万平方米,成交量为32402万平方米,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态势。建议优化政策支持,鼓励房企对闲置资产进行业态调整。各地、各主体可结合国家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导向,充分利用存量商品房拓宽保租房渠道,鼓励存量商品房转化为安置房与保障性租赁住房,安置房不再集中统一建设,建议进行市场化安置。

(四)提升有效就业

提升有效就业是保障城市吸引力和提高居民收入的核心路径。有一定工业、旅游、创新等产业基础的城市,要从基础设施配套、政务服务水平等方面保障产业项目投产运营,鼓励产业延伸,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产业项目中长期融资,提高从业人员收入水平。有高校、职校入驻的城市,要搭建企业-高校用工和就业渠道,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推动高校学生市民化,同步鼓励产-学的成果转化,建立高校的实训基地、实习基地等,高校学科建设要与社会需求积极衔接。对于新城、新区或者基础条件较弱的城市,积极争取各类行政事业单位、产业平台、创新平台、教育医疗设施等入驻,增加人口流动力度。

(五)搭接市场要素

基于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宽松环境,建议各地加强对接市场要素,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地方和企业的预期均有所降低,双方关注的开发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建议双方针对开发的重点内容和底线条件建立底线清单,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第二,要强化城投企业参与。城投参与地区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能更好地执行区域规划、城市更新等任务,对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可发挥积极作用。第三,强化地方城市运营。目前城市管理缺乏资源整合,难以最大化利用,要加强政府对城市的可持续经营管理,实现由城市管理逐步向城市运营转变。

(六)制定保障政策

在国务院、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中央层面的支持政策基础上,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制定契合地方产业特色、人群特征的就业性居住与高品质配套服务政策,从土地供应、规划审批、征地拆迁、营销监管、资金监管、交房办证等方面积极探索发展新路子,引导市场恢复信心。

四、结语

我国经济在向上发展过程中,受国内外经济格局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造成了一些社会和经济问题。过度的房地产开发确实会造成开发创新等领域空间被挤占、居民消费水平降低、企业成本升高等情况,但也要客观认识到,房地产业对我国经济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可以改善居民生活。在面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等难关时,房地产业起到了重大作用。有序合理地发展房地产市场是我国在新时期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 盛松成,宋红卫,汪恒,等.中国经济与房地产[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2] 任荣荣,路雅文.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J].中国物价,2024,(01):19-23.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南第一分公司 周禹

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摘要: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发展对于建设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对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数字出版产业肩负着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以及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等目标任务。数字出版产业应从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提升数字出版公共服务水平、响应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推动数字出版走出去四个方面,深入探索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文化强国,数字出版产业,创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擘画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十四五”规划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等方面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数字出版产业是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担负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和责任。近年来,数字出版产业在发展速度、市场规模和推动文化建设等方面进入了新阶段,取得了新成果。然而,在服务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方面,数字出版产业显然还有巨大的潜力需要挖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文化需求、实现数字出版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等方面,数字出版产业迫切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深入探索服务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创新发展的价值内涵

在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出版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内生力量。新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全景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的丰硕成果。在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数字出版产业不断彰显其独特的价值内涵。

1.加快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出版产业是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兼具文化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显著特点。因此,数字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对于加快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繁荣文化产业、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新质生产力指的是在文化领域内呈现的新质态、新形式,它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现代社会语境下,“文化生产力”依托于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以文化产业的兴起为标志和典型形态,生产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1]。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文化需求日益高涨,并且呈现多元化、高品位的特点。这对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提出了迫切要求。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媒介形态的演变,数字文化生产逐渐成为现代化大生产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数字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够快速培育出具有显著优势的新型产业形态,充分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提高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创意性转化,拓展文化产品的价值维度。数字出版产业的构建基于数字阅读、知识服务、在线教育等形式的新型文化传播样态,在满足人民群众高层次文化需求的同时,持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

2.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凝聚力,释放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力

我国当前的文化体系是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这一文化体系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数字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够在文化服务、价值引领、舆论引导等多层面、多路径、立体化地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此外,数字出版产业能够全方位培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认同,强化文化自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3.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影响力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数字出版产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数字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蕴含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影响力的价值内涵。在文化创造性转化方面,数字出版产业守正创新,立足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资源,不断打造多元全新的阅读场景,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其在主题、内容、形式和体验等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影响力方面,数字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势必打破传统传播范式和格局,构建多维文化传播路径,创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手段,规避文化误读等传播障碍,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是构建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有效途径,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了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创新发展的目标任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眼于战略全局,对“十四五”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并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根据“十四五”规划中的文化建设部署,数字出版产业创新发展的目标任务应聚焦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出版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四个方面,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涵养文化强国之风,夯实文化强国之基,汇聚文化强国之力,传扬文化强国之音。

1.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涵养文化强国之风

文化是社会文明的核心和灵魂,社会文明则是文化的内在体现,它涵盖了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一个文化强盛的国家必然具备较高的社会文明水平。因此,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最终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数字出版产业是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出版业一样,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方面,数字出版产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产业属性来看,数字出版企业通过向公众提供数字文化产品、传播优质数字文化内容、提供数字资源与信息服务,塑造与新时代相契合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文明习惯和行为规范,营造建设文化强国所需的良好氛围。数字出版产业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方面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包括: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整合优质生产要素,研发高质量的数字化文化产品;在广泛传播知识的同时,持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以公民道德建设和文明素养提升为抓手,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人际关系;以建设中华文化资源数据库为引领,实现中华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和利用,促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促进网络文明建设,为公民文明素养的提升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

2.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夯实文化强国之基

数字出版产业作为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应以人民为中心,遵循“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背景下,产业创新发展应聚焦于提升出版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出版产业需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产业生态[3],通过自身发展全面服务于全民阅读;二是数字出版产业应以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为目标,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发挥数字出版传播速度快、影响广泛的特点,实施出版惠民工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三是针对农村地区,数字出版产业应以不断完善农村出版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基础,以推进城乡数字出版公共服务一体化为核心,逐步缩小城乡知识和信息鸿沟,切实满足农村地区居民的阅读文化需求。

3.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汇聚文化强国之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现代出版产业体系作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出版产业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需提升整体水平。为完善出版产品和要素市场,提供优质产品供给,并激发出版产品消费潜力,以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4],数字出版产业应以健全现代化出版产业体系为主要任务,继续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加强数字出版市场体系建设,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以提升数字出版产品的供给能力。同时,数字出版产业要加快发展新型数字出版企业、数字出版业态和数字出版消费模式,以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文化需求的提升。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数字出版产业应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规律以及资源要素条件,规范数字出版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打造数字出版文化产业集聚平台,提升数字出版文化产业园区的集聚度,推动区域数字出版文化产业带的建设,形成数字出版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4.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弘扬文化强国之音

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既是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过程,也是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数字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出版产业创新发展应秉持兼收并蓄、互学互鉴、共同繁荣的理念,及时关注国际社会热点问题,深入了解国外受众的需求和喜好,策划、研发、生产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数字出版产品。在传播过程中,应采用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表述方式,确保信息能够准确传达并被受众理解。传播文化强国之音,就要讲好中国故事,介绍和阐释中国理念、中国道路、中国主张,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进而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桥梁,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数字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应立足于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并根据“十四五”规划中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来明确实践路径,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稳步前行。

1.创新服务全民阅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在于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5]。全民阅读是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数字出版产业应把握全民阅读的契机,从阅读内容、产品、习惯以及服务模式等方面创新服务,以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出能够滋养人民精神世界的优秀文化作品。

第一,持续扩大优质内容供给。优质内容是数字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数字出版产业应坚持内容为王,保持内容定力,做强做精做优数字出版,紧密围绕文化强国战略、全民阅读战略,推动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型优质内容供给体系,以更大范围、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数字出版产业应积极探索技术赋能优质内容的新路径,加快技术势能的释放,始终坚持内容导向和内容质量优先,打造丰富多元的产品服务矩阵[6]

第二,积极引领数字文化消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应提供新型数字阅读产品,培养国民沉浸式数字阅读习惯,创新数字阅读服务模式,以新阅读产品、新阅读方式、新服务模式引领数字文化消费。具体而言,数字出版产业应提供从电子书、有声书,到AR阅读、5G富媒书,再到前沿的VR全景沉浸式阅读等新型数字阅读产品,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突破,以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多元阅读需求。同时,数字出版产业应积极培育线上演播、沉浸式直播等新型文化业态,培养受众沉浸式数字阅读习惯,通过场景建构和体验强化,弥补数字阅读中可能出现的碎片化、浅表化问题。此外,数字出版产业应创新数字阅读服务模式,完善“数字+知识+技术”的阅读服务模式,满足受众便捷化、智能化、定制化和沉浸式的现代化阅读需求。

2.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石,实现数字出版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8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以及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一词由此诞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数字技术赋能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首要前提。数字出版产业必须牢牢抓住“新基建”的机遇,以数字设施基础建设作为推进文化公平、实现数字出版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保障,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第一,促进文化公平。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文化公平不仅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前提,其实现也将有力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使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数字出版产业应充分利用“新基建”机遇,统筹把握数字出版公共服务的公平性,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平等地获取文化资源、享受文化服务、分享文化成果。同时,数字出版产业应坚持公共服务的均衡性,重视城乡差异和人群差异,特别是向农村农民、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残障人群等特殊群体倾斜。此外,数字出版产业应积极探索全面、立体、规范化、可持续的无障碍文化信息传播标准、系统应用和服务模式,通过科技赋能,实现无障碍信息传播的全民、全时、全效可及,促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信息知识平等的文化公平。

第二,实现服务均等化。“新基建”机遇下,数字出版产业依托国家文化专网、文化数据服务平台等平台,优化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态的数据流通和协同治理。这将提升数字出版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和及时性,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出版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数字出版产业应通过探索多样化的数字出版资源供给模式,加快基层农家书屋的数字化升级,重视并加强面向困难群体的数字出版公共服务,以此实现更为广泛深入的数字出版公共服务均等化。

3.响应文化数字化战略,积极融入中华文化数据库建设

我国已明确将促进文化数字化发展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2022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了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主要目标,旨在建立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面展现中华文化,并实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的全民共享[7]。数字出版产业作为实现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发展应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紧密结合。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目标应符合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要求,积极融入并助力构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充分展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实现文化数字化成果的全民共享,同时完善文化强国的数字化机制,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第一,积极融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数字出版产业应积极融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全面梳理并整合自建数据库中长期积累的数据资源[8]。一是依托我国主导的国际标准,在产业内各文化机构数据中心部署底层关联集成系统。二是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将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进行分类、编目、标签化,形成关联数据。三是对接国家文化专网,开放关联数据,并在“数据超市”中进行可视化呈现,将文化数据资源转化为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和文化生产要素,实现全国范围内文化数字资源的互联互通。四是运用专业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超大规模的数据加工,解构、关联或重构文化数据资源,为文化生产及再生产提供丰富的素材。五是对关联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和创新呈现,以满足不同用户场景化、沉浸式、交互式的多样化需求。

第二,全景式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景式展现中华文化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数字出版产业应运用全息呈现、多语言交互、数字孪生以及跨时空等前沿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活化,这将使深藏于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以及古籍中的文字焕发新生,突破传统展现形式,融入互联网空间。同时,数字出版产业应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文化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通过高度互动的形式,增强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的视觉冲击力和听觉感染力,提升中华优秀文化的表现力和传播力,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全景式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第三,实现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数字出版产业应运用多渠道资源供给新模式、全过程智能管理技术、数字资源个性化推荐与智能分发等先进技术,构建文化数字化成果共享模式,提高文化数字化成果共享的技术建设水平,打破现有文化数字化成果呈现的多层级、多元化且不互通的壁垒,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智能化服务。同时,加强数字出版产业内部各资源主体之间的组织管理,制定基于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共享策略,将分散无序、相对独立的文化数字化成果进行聚类、解构与重组,形成高效、便捷、可持续的文化数字化成果共享机制。这不仅能提升文化数字化成果的共享性,而且能推动文化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加快数字出版走出去,占领世界文化传播高地

立足于文化强国建设,数字出版应始终将加快走出去步伐、占领世界文化传播高地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数字出版产业需认识到创新走出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利用其多元形态和广泛传播的优势,重点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创新发展。一是加强走出去的内容建设。数字出版产业应针对关键地区进行深入的市场研究,全面规划内容策划、产品设计、输出模式及营销策略。特别注重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国际化表达,强调差异性和分众化,提升走出去内容的实效性。二是拓展走出去渠道。数字出版产业应加强专业走出去团队的建设,深化与海外出版机构、行业组织以及相关部门的交流合作,搭建海外传播平台、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强调全方位、多主体传播,提升走出去渠道的专业性。三是丰富走出去的形式。数字出版产业应鼓励同一内容以电子书、数据库、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同一版权以网络文学、动漫、影视、游戏等多元形式进行海外版权输出,强调优质IP的多维度、多形式衍生开发,丰富走出去形式的多样性[9]

建设文化强国,出版要发挥重要主体作用。作为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对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数字出版产业肩负着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以及加强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等目标任务。数字出版产业应从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提升数字出版公共服务水平、响应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推动数字出版走出去四个方面,深入探索文化强国建设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李春华.“文化生产力”初探:文化生产力研究之一[J].生产力研究,20053):85-86.

[2]马运军.文化凝聚力:文化建设的主题[J].探索,20033):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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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蔚华,杨春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十四五”时期出版业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新担当[J].编辑之友,20212):6-12.

[5]刘中飞.以出版高质量发展助推文化强国建设[J].科技与出版,202310):5-11.

[6]李彪,曹时雨.深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出版强国背景下数字出版新动向[J].出版广角,20222):38-43.

[7]让中华文化更“活”更火:透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2022-05-23[2024-05-08].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3/content_5691982.htm.

[8]徐海燕.出版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作用与路径[J].出版广角,20237):43-47.

[9]陈洁.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的数字出版走出去进路[J].编辑学刊,20232):6-12.

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陈莹 陈家杰

中国机械行业绿色化转型升级研究与分析

摘要:机械行业绿色化发展已经成为未来趋势。基于此,从中国机械行业发展现状、机械制造关键技术研究、机械行业绿色化转型升级路径、机械行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应用案例等方面对中国机械行业绿色化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机械行业,绿色化,转型升级

0 引言

机械制造行业是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制造业中,机械制造业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械制造工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速度。近年来,中国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制造大国。但是,不可否认地是,中国的机械制造行业在工艺设计、绿色化制造水平、智能化管理等方面与国际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主要从中国机械行业绿色化转型升级进行论述。

1 中国机械行业发展现状

人类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制造的过程,从石器、陶器的制作到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再到如今的集成电路、纳米技术的应用,都离不开制造。尤其是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走出了地球,走出了太空。所以说,制造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整个制造业中,机械制造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机械制造,工业经济无法实现现代化高质量的发展[1]

在经历过手工业生产阶段、大工业生产阶段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机械制造技术得到大大提高,制造效率和品质也得到了大幅提高。

近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许多机械设备制造知名企业: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徐工集团)业务最核心、历史最悠久的重要成员企业,已经发展成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大、品种全、竞争力大的千亿级企业;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1989年,通过多年创新发展和不断挑战,成功打造了业内知名的“三一”品牌;中联重科创立于1992年,是机械制造业内首家A+H股上市公司,位居全球工程机械企业第5位。该公司拥有6大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2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次荣获国家专利金奖,累计申请专利11880件;振华重工成立于1992年,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商之一。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目前在上海和江苏拥有6个生产基地,在全球设有多家海外分支机构,拥有约20610t级整机运输船,可将大型产品整机运往全世界,振华重工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港口机械设备商……诸多知名企业的带动引领,拉动了中国机械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但是,除了大型的机械制造企业,数量更多的是中小型的机械制造企业。这些企业有的是制造螺母、螺栓、螺丝钉,有的是制造某一个小部件,数量众多的机械制造企业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确保了大中型的整机设备下线。近年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政府环保政策的引导,部分“散乱污”企业已经关停或完成绿色化改造升级工作,经济效益有了质的发展。

绿色制造技术是基于产品制造对环境影响和资源使用效率分析的基础上,对产品设计、产品制造、产品包装、产品运输和产品使用等环节进行提升优化,将绿色技术运用于整个制造生产流程的现代制造模式。绿色制造技术被应用于机械制造领域,对降低制造企业的成本,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实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绿色制造技术的发展应用可减少能源的消耗问题,有利于环境保护以及制造企业的可持续发展[2-3]。因此,越来越多的机械制造企业开始重视引进绿色制造技术,提升企业绿色化制造水平。

此外,标准化对机械制造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家发布了大量机械领域国家标准,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为机械行业机械发展提供了指引。目前,现行机械及相关国家标准已达1600余项。同时,政府也逐步完善机械制造领域的绿色标准体系,已经立项或发布了多项绿色机械领域国家标准,如表1所示。

2 机械行业绿色制造关键技术研究

2.1 绿色真空磁场热处理技术

真空热处理技术能够有效解决传统金属材料加工过程中的氧化、脱碳、渗碳、脱脂、除气等问题,避免表面污染和氢脆。同时,还具有便于自动化、柔性化和清洁热处理等优点。近年来,有机构已经研制出了可控制加热和冷却温度的真空磁场热处理设备。真空热磁场处理技术,比普通热处理技术有了更好的处理效果,其矫顽力明显降低,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2.2 干法制粉成套设备制造技术

宝绿特研发的高效节能干法造粒制粉成套设备是以高效微粉碎、自动配方配料、逐级放大均化、高速搅拌造粒,全自动闭路输送,可远程监控为创新特点的先进工艺设备系统。该设备系统所采用的VSLM立磨机是宝绿特根据陶瓷原料的特性,结合五全机械专业的立磨设计制造经验,所开发的适用于干法制粉线的陶瓷立磨机,具有入料细度广、电耗能耗低、噪声低、磨耗少、占地少、烘干和研磨兼备等优点。

2.3 电解水制氢电解槽端压板轻量化制造关键技术

在制氢过程中,电解水制氢装置核心部分是电解槽,而端压板在电解槽中其中重要支撑作用。传统的端压板多为实体的铸造平板,重量重、使用资源多、成本高。山东某端压板制造企业通过异型化设计及增加加强筋,使在同样的碳钢牌号标准下,在1300Nm3/h型号产品中本端压板单块重量比传统端压板减重约2t,大大节约了钢材,且节能、节约成本成效显著;应用有限元分析法进行产品结构的优化设计,准确反映出端压板的应力情况,使得满足端压板在整套制氢装置中拉杆应力要求的同时,产品结构优化达到轻量化设计要求;采用发热保温冒口工艺,补缩效率平均提高约8%,工艺出品率平均提高约10%。整个设计、制造工业符合绿色化发展理念,节能、环保效果明显。

3 机械行业绿色化转型升级路径

3.1 选用绿色原材料

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做好材料的绿色产品设计,最大限度地选用耗能低、污染小甚至无污染的环保型原材料,并充分考虑搭配该材料的回收利用价值,确保机械设备原材料全生命周期都是绿色环保的。企业在进行产品生产时,在充分考虑生产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原有材料的绿色升级。

3.2 做好废料回收

废料是制造型企业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对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料进行有效回收并实现资源综合利用,不仅能够“变废为宝”,还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在废料回收过程中,要注意建立科学有效的回收管理体系,分类回收、分类利用,无法进行利用的废料要做好处置,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

3.3 采用绿色智能制造工艺

尽量通过数控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工艺进行生产,科学的生产工艺能够确保企业在生产机械设备过程中最大程度降低原材料的浪费,降低生产过程对大气、水源等造成的危害。当前,政府正在大力推荐绿色工厂、零碳工厂的创建,就是期望相关企业能够通过生产工艺提升及全流程绿色化控制,最终达使企业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3.4 提高环保管理水平

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一企一策”,定期对机械制造行业做好监管监督,杜绝企业乱排乱放的违法行为。鼓励广大民众对机械行业企业做好监督,督促其时刻保持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对于通过技术改造等方式实现环保水平大幅提升的企业应予以表彰和鼓励。

4 机械行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应用案例

4.1 功力机器:TS系列三轴水平筛助力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

在固废回收制骨料过程中,功力机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TS2774三轴水平筛可最大化地实现各个环节之间的工艺配合,与传统筛分设备相比,该设备筛分效率提高35%,吨筛分能耗降低40%2023109日,山东土地集团西大山矿骨料生产线项目竣工投产仪式在山东省滕州市柴胡店镇成功举行,该项目以打造“智慧、绿色、精品、创新”矿山为指导思路,在破碎、筛分、输送、成品存储等环节均采用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项目投产后,年可生产优质建筑骨料200tTS系列三轴水平筛在本项目中得到了成功应用,该设备被广泛应用于矿山、采石场、砂石骨料以及煤矸石、建筑垃圾等固废资源化利用的筛分,特别是在应对传统筛分设备无法解决的糊料和堵料情况时,筛分效果十分优异。

4.2 沃德精密:通过加大绿色化科技创新力度实现高质量发展

广东沃德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非标自动化系统集成与智能装备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精密制造领域,提供一站式全工序高精度精密零部件加工及装配解决方案。沃德本部建设有热处理车间,可实现淬火、退火、正火、回火、渗碳、调质、离子氮化等真空热处理工艺;沃德外协车间可对零部件进行阳极氧化、黑色氧化、电镀、电抛光、钝化、铬酸盐处理等多项表面处理特殊工艺,在企业经济效益快速提升的同时,沃德精密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大绿色化工艺改进力度,产品已成功应用到半导体、医疗器械、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自动化装配等领域。

4.3 矿山机械行业:积极研发绿色智能化产品

在全球“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矿山机械行业坚持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绿色化制造水平。在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重型机械行业节能降碳行动方案》中提出了:到2030年,通过实施节能降碳行动,行业主导产品、关键生产工艺环节能效水平明显提升,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重点产品能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绿色低碳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建设绿色矿山工程,广大矿山机械制造行业的企业也纷纷重视绿色制造技术和智能化制造技术,大大提高了矿山机械行业的绿色化和智能化水平。

5 结语

在未来,中国的机械行业必将朝着绿色化、精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和政策指引,逐步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绿色制造体系,使得机械制造行业生产过程中不仅保护了环境、节约了资源和能源,还降低了生产成本。预计随着“双碳”战略的大力推进,中国制造行业绿色化生产水平将会在2035年有一个质的飞跃,这将给整个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建东,任海彬,毕伟.机械制造技术基础[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2]张延鹏,文静.绿色制造技术在机械制造中的运用探析[J].中国设备工程,202324):220-222.

[3]吴继建.绿色经济下机械绿色制造技术的应用研究[J].内燃机与配件,2017,(12):119-120.

作者简介:武金龙(1980—),男,山东潍坊人,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为机械电气、节能环保、轻工工程及工程质量管理;柴浩明(1992—),男,山东潍坊人,本科,毕业于燕山大学,研究方向为机械电气、节能环保、轻工工程及工程质量管理;邵长松(1981—),男,山东潍坊人,毕业于湖北工学院,研究方向为机械电气、节能环保、轻工工程及工程质量管理。

山东圣普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金龙 柴浩明 邵长松

区域经济
新时代以来广东经济特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深刻洞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对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了一系列理论概括和战略部署。广东经济特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改革发展的具体任务,从自身优势、短板、功能定位出发,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产业发展、民营经济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谱写了广东经济特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关键词:广东经济特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1],是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发展的主题,各行各业和方方面面都要向高质量发展聚焦用力。广东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者。新时代以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东经济特区把握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着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经济发展在奋勇前行中取得了扎实成果。

一、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一直引领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2012年至2023年,全国生产总值从519322亿元增长至1260582亿元,经济增长了2.43倍,年均增长速度为8.39%。广东省生产总值从57067.92亿元增长至135673.16亿,经济增长了2.3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8.19%。广东省经济规模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10.99%2023年的10.76%,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始终稳居全国经济大省的地位。

相比广东省而言,广东经济特区经济增长更加显著。从2012年至2023年,广东省内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大经济特区的地区GDP1.64万亿元快速增长至4.2万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8.9%,不仅高于新时代以来全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8.39%,也高于广东全省平均增长速度8.19%。与2012年相比,2023年广东三大经济特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增长了1865倍,2012年广东三大经济特区的地区GDP仅占全省经济总量规模的28.74%,至2023年,三大经济特区的地区GDP占全省经济总量规模的30.99%,显示出新时代以来广东经济特区发展的辉煌成就,见图1。按人均GDP统计,以深圳、珠海为代表的广东经济特区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已经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数据显示,2023年深圳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9.6万元,而珠海人均生产总值达17.1万元,按目前汇率7.25来算,深圳的人均GDP已经超过欧洲的葡萄牙(2.78万元),位于世界国家人均GDP40行列。从地方财政收入指标来看,新时代以来,广东三大经济特区的财政收入总量也呈快速发展的态势。从2012年至2022年的数据来看,在这10年间,深圳经济特区的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7倍,珠海经济特区增长了2.69倍,汕头经济特区增长了1.34倍(见表1),广东经济特区以大跨步发展展现了优异的经济成绩,成为广东省经济腾飞的窗口。

二、科技投入持续加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显著

科技创新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和不竭动力。20233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依靠自主科技创新。新时代以来,广东经济特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三大经济特区一跃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领头羊,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突显。

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是国际通行的反映一国或一个区域科技研发实力、竞争力的评价指标。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从2016年起,广东R&D经费投入就一直位居全国第一,在2021年,广东的R&D经费首次超过四千亿,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破四千亿的省份,在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广东的R&D经费为4411.9亿元,占全国R&D经费的14.3%,比全国第二名江苏R&D经费(3835.4亿元)整整高出了大概一个天津的R&D经费(568.7亿元)(见表2)。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国家级战略下,广东三大经济特区持续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致力于打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高地。以2021年为例,广东三大经济特区R&D经费为1827.05亿元,占全省R&D经费的比例超过了45%,头部效应显著,创新发展动能足,是全省创新驱动实现突破的重要力量。其中三大经济特区中,深圳的R&D经费为1682.15亿元,占全省总额的比例高达42%,位居全省首列,深圳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5.49%,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见表3)。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分产业部门看,在规模以上企业中,研究与试验发展的R&D经费投入超过50亿元的行业大类有5个,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934.87亿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5.25亿元),互联网和相关服务(97.99亿元),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79.34亿元),专用设备制造(63.56亿元),这五个行业R&D经费投入合计1291.02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比重为83.2%,以上五个行业也是深圳增速较快的行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流砥柱。

三、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顺次演进的高度化与协调关联水平不断提升的合理化过程。”[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优做强。”新时代以来,广东经济特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不断促进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广东经济特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三大产业划分的角度来看,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服务业比重快速提升。尽管三大经济特区中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并不均衡,但三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是不同特区之间产业结构调整的共同趋势,见表4。二是广东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业态的快速发展,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2022年,深圳先进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已经达到66.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已经达到61.3,位居全省第一位,见表5。除此之外,深圳还形成了以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20+8”产业集群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2023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1.45万亿元、增长8.8%,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41.9%;规上工业总产值达4.85万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达1.18万亿元,蝉联全国城市双第一。同时,“20+8”产业集群已成为稳住制造业基本盘、增强实体经济发展后劲、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抓手,并逐步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四、对外贸易快速扩展,外向型经济贡献快速提高

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并把高水平开放与经济结构转型紧密结合,以高水平开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广东开启了外贸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带动广东经济起飞的引擎

2012—2022年,广东全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从9839.47亿美元,增长到12469.69亿美元,增长了近1.27倍,年均增长率为2.39%,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由25.4%增长至31.1%,连续10年稳居全国首位,见表2。同样,在对外开放方面,广东经济特区注重逐步调整,由初期依靠土地、人力等资源要素优势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推动经济发展,到深化期发展出口业,并在跨越期提升对外开放服务,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3]目前,在广东三大经济特区中,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经济特区对外贸易发展速度最快,2012年至2022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18倍,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速达到1.65%。以2022年为例,深圳市进出口额比2021年增长了3.7%,占同期广东省进出口总值的44.2%,增速快于同期广东省3.2个百分点,省内龙头地位稳固。在经济学理论中,外贸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12—2022年深圳、珠海、汕头三大经济特区的外贸出口各有大幅度的增长,深圳2022年的外贸出口是2012年的1.21倍,珠海2022年的外贸出口是2012年的1.34倍。汕头2022年的外贸出口是2012年的1.55倍,见图2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商品贸易出口以外,如果再加上劳务出口、旅游收入等,对外开放对广东经济特区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更大。除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外,积极吸引外资和大力促进对外经济合作也是广东打造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东外商直接投资中,2022年,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大经济特区直接投资签订项目共计6289个,占同年广东省签订项目总量的47%;协议利用外资共计18009310万元,占同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44.5%,实际利用外资8039876万元,占同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的44.1%,见表6。综合以上数据分析,广东经济特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最高、效益最好、质量最优的区域之一。

五、结语

本文根据广东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数据和基本史实,从经济、科技、产业等维度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的成就和贡献。在经济发展方面,广东三大经济特区勇立潮头,成为广东经济腾飞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在科技创新方面,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三大经济特区一跃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领头羊,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突显;在产业发展方面,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三大经济特区成为引领全国产业升级转型的一面旗帜;在对外贸易方面,开启了外贸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经济特区成为带动广东经济起飞的引擎,外向型经济贡献提高。新时代以来,广东三大经济特区的伟大实践证明,始终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不忘初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不断为人民谋福祉,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更大奇迹。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9-210.

[2]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08):14.

[3]刘新新,张超.论新变革时代下的深圳特区改革[J].南方论刊,201501):48.

作者简介:贾飞扬(1991-),女,汉族,河南新乡人,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讲师,博士,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深圳市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改革开放史、政治。周珺(1981-),女,汉族,广东开平人,硕士,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副处长。研究方向:新时代历史阶段党史研究、党的建设研究。

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深圳市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贾飞扬;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 周珺

构建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现实挑战、优化思路与政策建议

摘要:环渤海区域是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促进环渤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遏制南北差距扩大趋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区位条件存在相对劣势、产业转型升级滞后、市场活力不足、协同发展格局尚未形成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环渤海区域发展面临着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增长动力结构失衡、产业竞争能力不强、要素集聚和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高质量发展受到制约。对此,可从战略设计发展目标、发展原则、发展抓手、发展载体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基于这一思路,提出以提高战略地位为支撑、以明确发展定位为基础、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纽带、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等具体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要素配置,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步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各区域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仅要追求速度和规模,更要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因此,探索更具活力、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是新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课题。环渤海区域位于中国华、东北、西北三大区域结合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山西和内蒙古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幅员广阔、连接陆海,区位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是中国最具综合优势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极之一,在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近年来环渤海区域却面临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增长动力结构失衡、产业竞争能力不强、要素集聚和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经济发展遭遇较大压力,不仅严重制约了环渤海区域自身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也为中国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带来一定的阻力。在此背景下,立足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针对导致其发展受阻困境的多种原因,提出有效促进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意义重大

、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环渤海区域是支撑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构建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格局,无论是对单个地区,还是对整体区域,亦或是对国家发展大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遏制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

从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情况来看,近年来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12—2022年,北方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由42.9%快速下降至35.4%10年内下降了7.5%。造成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在全国经济版图中出现下滑态势一方面,从区域整体发展情况来看,环渤海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所有降低2012年,环渤海区域GDP13.4万亿元,占全国的25.82%2022年,环渤海区域GDP26.6万亿元,占全国的21.98%10年内下降了3.84%另一方面,从单个地区的发展情况来看,环渤海区域所包含的7个地区的GDP在全国的排名也总体呈下降趋势2012年,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山西、内蒙古的GDP排名分别为13206732115,平均位序为12.12022年,这7个地区的GDP排名分别为1324121732021,平均位序为15.7。除了山西的排名上升1、北京和山东的排名保持不变外,其他地区的排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可见,虽然各地区在过去10多年里都实现了或高或低的经济增长,但从整体区域GDP占比和单个地区GDP排名的变化趋势看,环渤海区域并没有及时跟上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步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因此,促进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不仅能给区域内各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能,促进各地区提升自身经济实力,也有助于加强环渤海和京津冀、东北、华东等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区域合作,增强北方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从而降低与南方地区在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上的差距

(二)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作为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环渤海区域拥有广阔的内需和外需市场,推动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环渤海区域覆盖范围广,拥有北京、天津、沈阳、大连、济南、青岛等一批中心城市,集聚了大量的产业和人口,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是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而支撑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2022年,环渤海区域的人口规模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3.12亿人和8.6万亿元,占全国的22.1%19.5%另一方面,环渤海区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港口资源丰富,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有助于提升环渤海区域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服务质量,推动外贸增长,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合作。相比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当前环渤海区域的对外开放水平还不够高,沿海港口的对外优势和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优势尚未充分发挥。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深入推进,环渤海区域的对外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增长点也会明显增加,这将极大地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竞争能力和发展韧性

(三)有利于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指引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能够在落实这一原则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首先,从产业基础看,环渤海区域重工业发展基础较好且相对集聚,钢铁石化、船舶制造等产业在全国保持优势地位,电子信息、金融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发展也很迅猛,各地区间的产业层次具有一定梯度。从支撑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安全的角度分析,通过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能够进一步增强环渤海区域的经济抗风险能力其次,从能源要素看,环渤海区域对中国能源安全保障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山西和内蒙古为例,中共十八大以来,山西煤炭总产量近100亿吨,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25%,外调出的煤炭64亿吨,占全国省际间调出7成以上2022年,内蒙古全年煤炭产量12.2亿吨、发电量6465亿度,完成煤炭保供任务9.45亿吨、外送电量2640亿度,均居全国第一最后,从科技支撑看,环渤海区域目前是全国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北京,更是全国科技创新的龙头地区2022年,北京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7948亿元,比第二名广东的3968亿元和第三名上海的3882亿元,都高出1倍以上。此外,山东、河北、天津、辽宁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也达到了3232亿元1004亿元1651亿元948亿元,均展现出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这是确保国家科技和产业安全的重要前提

、环渤海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与国内其他主要增长极区域相比,环渤海区域目前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在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增长动力结构失衡、产业竞争能力不强、要素集聚和配置效率较低等四个方面。

(一)增长速度有所减慢

经济增长速度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增速有所减慢。从省域层面看,2022年全国GDP121万亿元,是2012年的2.33倍,而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山西、内蒙古的GDP分别是2012GDP2.191.801.842.191.622.042.21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城市层面看,在2012GDP排全国前50的城市中,环渤海区域占17席,占比达34%;在2022GDP排全国前50的城市中,环渤海区域只占13席,占比下降至26%。从中心城市发展轨迹看,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增长失速特征也较为显著。本文搜集并整理了全国24个万亿元GDP城市由5000亿元GDP突破至万亿元大关的用时,发现24个万亿元GDP城市突破万亿元大关的平均用时约为6.9年,且城市行政等级越高,突破用时越短,如直辖市平均突破用时为5.5、副省级城市平均突破用时为6.7、地级市平均突破用时为7.7。在这24个万亿元GDP城市中,环渤海区域占4个,这4个城市突破万亿元大关的情况分别为北京用时5年(2003—2007年)、天津用时7年(2008—2014年)、青岛用时7年(2010—2016年)、济南用时8年(2013—2020年)。可以发现,除了北京市的表现好于平均值外,其他三个城市都要差于同等级城市的平均值。可见,不论是从省域层面,还是从市域层面,亦或是从中心城市的发展轨迹来看,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体处于下降趋势,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面临失速风险

(二)增长动力结构失衡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区域过于依赖单一增长动力,极易陷入发展困境。从各项指标看,目前环渤海区域增长动力较为单一,存在动力结构失衡的问题。首先,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投资2022年,环渤海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5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具体到各地区,除北京(21%、山西35%)和辽宁(26%)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环渤海区域依赖政府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特征较为明显。其次,环渤海区域的出口动能较弱。从出口规模看2022年,环渤海区域出口贸易规模占全国的22.6%,与长三角区域35.8%的占比水平有较大差距。从出口贡献看,环渤海区域的出口贡献率处于下降态势2022年,环渤海区域出口总额占比为16%,比2012年下降了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除山西外,其他6个地区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天津和辽宁的降幅均超10%。最后,环渤海区域的消费需求有待提升。从消费规模看2022年,环渤海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19.6%,比长三角区域占比低5.7%。各地区消费规模在全国排名分别为1326142123183,前十位中只占1。从消费贡献看,2022年,环渤海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比2012年下降了1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各地区的比重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天津、辽宁、山东的降幅达21.5%19.3%17.5%

(三)产业竞争能力相对较弱

产业是经济的核心,当前环渤海区域产业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这也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所在。一方面,环渤海区域传统工业比重偏高且产能过剩。作为中国化工、能源等重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区2022年,该区域内的原油、钢材、焦炭、水泥等工业原材料的产量占全国比重分别达36%48.9%52.1%17.3%,占比都较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环渤海区域在优化产业布局和淘汰过剩产能等方面存在较大压力。以钢材产业和平板玻璃产业为例,环渤海区域2013年的钢材产量为5.1亿吨,2022年上升至6.56亿吨;2012年平板玻璃的产量为2.79亿吨,2022年上升至3.48亿吨。而同一时期,长三角地区的钢材产量和平板玻璃产量已分别由2015年峰值时的1.98亿吨9522万吨下降至1.97亿吨6439万吨可见,环渤海区域的产能过剩问题相对较为严重。另一方面,环渤海区域的新型工业产能相对较弱。新型工业是助推区域实现追赶和转型发展的重要产业类型,然而环渤海区域的新兴工业发展基础较弱,生产能力不足2022年,环渤海区域计算机产量912万台,仅占全国的0.02%,其中94.2%的产量是由北京贡献;集成电路产量为286.5亿块,占全国的7.9%,其中72.5%的产量也是由北京贡献。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706万辆,江浙沪皖粤陕湘渝鄂9省的产量就占到90.4%,而环渤海区域内只有山东和辽宁的产量超过10万辆,其他地区的产量都处于较低水平

(四)要素集聚和配置效率不高

要素的高效集聚和合理配置是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微观基础,而要素集聚能力和配置效率不高则是阻碍环渤海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方面,环渤海区域集聚要素的能力持续下降。从人口要素看,环渤海区域目前处于人口外流的状态2012—2022年,环渤海区域常住人口减少了396万人其中,辽宁连续10年人口外流,常住人口减少182万人,山西和内蒙古在10年内有9年处于人口外流状态,常住人口分别减少81万人69万人。从资本要素看2022年,环渤海区域的资金总量为66.7万亿元,占全国资金总量比重约为25.2%,比201627.8%的水平下降了2.6%。从技术要素看2022年,环渤海区域技术市场成交额10344.6亿元,占全国的33%,比2012年下降了1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占全国研发人员比重为17.6%,比长三角区域34.6%的水平低了17%。另一方面,环渤海区域要素配置效率有待提升。从人GDP看,环渤海区域人均GDP已经连续5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为85073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25。从土地要素的生产效率看2022年,环渤海区域单位土地GDP产出强度为0.13亿元/平方千米,单位土地产出较低,仅为长三角区域的15.7%。从企业产出看2013年,环渤海区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之和占全国的比重为24.5%2022年这一比重已下降至21.9%,企业效益呈下降趋势

、环渤海区域发展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宏观层面经济增长疲软、结构层面增长动力失衡、中观层面产业竞争力不足、微观层面要素集聚与配置效率较低都是制约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梗阻。为了更加有效地推进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需对导致环渤海区域发展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

(一)区位条件存在相对劣势

环渤海区域的区位条件并不算差,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相比,还存在相对劣势。一方面,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都位于沿海发展经济带及重要水道交汇处的枢纽位置,由此形成“T字型的空间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深度结合大江大河的强大运力与港口支撑对外经济的巨大优势,有力支撑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环渤海区域没有长江或珠江这样的黄金水道作为支撑,无法形成“T字型结构。此外,环渤海区域呈现内凹特征的海岸线意味着船舶在进出港口时的航行距离更长、航行条件更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航运成本,而渤海仅18米的平均水深也会限制货轮的吃水上限和通航条件,这都不利于环渤海区域发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从经济地理格局来看,环渤海区域正在逐渐偏离中国的经济地理重心。新经济地理学指出,一个地区的市场潜力直接决定该地区的发展潜力,而市场潜力的大小和该地区与整个区域经济地理重心的距离密切相关,这种距离越近,地区就越能享受市场的规模优势,发展就越有支撑当前,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正在发生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转移的变化,而环渤海区域位于东北方的地理位置,恰恰与经济重心的偏移方向相反,这就意味着环渤海区域可能会难以充分享受国内的市场规模优势

(二)产业转型升级滞后

环渤海区域的产业体系目前存在重工业转型难、轻工业发展少、新工业培育慢等问题,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总体较为滞后。首先,环渤海区域集聚了大量重工业,而大规模的重工业转型升级并非易事。一方面,重工业资源依赖性强,产业效益会直接受资源价格波动影响。近年来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环渤海区域的石油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多个产业的利润都出现明显下滑。另一方面,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而且技术复杂,转型升级往往面临较大的技术壁垒。此外,一些传统重工业产品市场当前已接近饱和,需求增长放缓,转型升级需要开拓新的市场或产品线。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增加了重工业的转型难度。其次,轻工业发展少也严重制约着环渤海产业转型升级。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具有投资小、见效快、能耗低、利于资本积累等多项优势,对释放经济活力具有明显作用,轻工业发展不足会降低工业体系的灵活性。例如,受俄乌战争影响,近年来中国取暖设备的出口高速增长,浙江和广东的出口量占全国的60%以上,而环渤海区域由于轻工业发展不足,最终只有河北抓住了这一机遇。最后,环渤海区域的新型工业培育速度较慢。新型工业是决定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规模超过5000亿元的产业仅有5个,新型工业就占了3个,而在这些新型工业的空间分布上,环渤海区域都不是主要集聚地。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2022年,广东和江苏的产值分别为43060亿元18222亿元,远远高于环渤海区域该产业产值最高的山东3798亿元的水平

(三)市场活力不足

环渤海区域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力都相对长三角等区域要弱,市场活力不足。一方面,环渤海区域的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从结构来看2022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山东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占比分别为21.1%8.6%6.1%18.7%24.1%9.3%5.9%,而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这一比重分别为2.6%1.7%5.2%2.5%,都明显低于环渤海区域。从民营企业的数量和变化趋势来看,环渤海区域的民营企业单位数量偏少且增长较慢2022年,环渤海区域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数为59590个,而江苏、浙江、安徽3省共112128个,是环渤海区域的1.9倍,与2012年相比,环渤海区域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数增长了16.7%,而长三角3省增长了82.8%另一方面,环渤海区域的企业竞争力整体偏弱,企业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尚有较大释放空间。民营企业方面2022年,长三角区域共有224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占比达44.8%,而环渤海区域有122家民营企业入围,数量仅为长三角区域的54.5%国有企业方面,根据2022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仅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5省(市)的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就已接近100万亿元,占全国地方国企资产总额的45%左右,远超环渤海区域国有企业资产规模总和

(四)协同发展格局尚未形成

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环渤海区域目前尚未形成一体

化的协同发展格局,这也制约了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有待深化。按照细分工业的产值比重排序,统计环渤海各地区前10位的主导产业,可以发现有6个地区都以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主导产业,有5个地区都以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主导产业,地区之间产业同构的现象十分明显。其次,产学研融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虽然环渤海区域拥有北京、天津等创新资源丰富的城市,但对提升环渤海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助力并不显著。一方面,北京等中心城市的产业体系没有与环渤海其他地区的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导致这些地区向长三角甚至珠三角区域的创新溢出效应比对环渤海区域的溢出效应还要高;另一方面,环渤海区域内部其他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与北京等地的对接合作积极性不够高,相互间的竞争博弈要大于合作,各自为政的发展格局难以突破最后,区域深度合作机制有待完善。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相比,环渤海区域面积更大、覆盖地区更多,想要实现一体化发展就需要探索更多的区域深度合作机制。然而,目前环渤海区域深度合作机制欠缺,现有的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也只基于城市层面,难以支撑省级行政区的深度合作,而且这一机制更多的是自愿和协调工作,缺乏足够强的约束力和指导力,效果难以保证

、促进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

基于环渤海区域自身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难题,促进环渤海区域形成高质量发展格局并非易事,而是一项需要科学设计、周密部署的系统工程,在具体的战略推进过程中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考量:

(一)在战略设计上,既要着眼于国内大循环的要求,也要考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需要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根本遵循。未来在制定促进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不同要求,将环渤海区域的发展深度融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中。一方面,着眼于国内大循环的安全和稳定性要求,发挥环渤海区域在重工业支撑和能源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系统优化环渤海区域尤其是山东和辽宁两地的产业空间布局,不断提高现有产业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确保地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依托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的能源优势,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国内经济循环畅通。另一方面,基于当前制约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卡点堵点,发挥北京、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强大科技创新能力,瞄准国内产业体系参与国际竞争的短板弱项,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提高区域整体的科技创新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确保国际经济循环安全可靠

(二)在发展目标上,既要设定科学、合理的相对指标,也要着力提高绝对指标水平

设置清晰明确的发展目标,有利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产生强有力的引领作用。当前中国五个区域重大战略的发展规划纲要中基本上都同时设置了相对指标和绝对指标,如《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既明确提出了2025年,中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2.2∶1以内,中心区人均GDP与全域人均GDP差距缩小到1.2∶1”的相对指标,也提出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5%、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18%、铁路网密度达到507公里/万平方公里、高速公路密度达到5公里/百平方公里5G网络覆盖率达到80%”的绝对指标。因此,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充分考虑相对指标和绝对指标的设置问题。例如,在绝对指标上,环渤海7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研发水平、城镇化率等指标应该各自达到什么水平,在相对指标上,环渤海7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差距、收入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应该处于什么区间,等等。总之,促进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应高度重视发展目标设置问题,只有科学、合理、准确地界定发展目标,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实施具体发展举措,各项政策的实施才能取得预期的实效

(三)在发展原则上,既要重视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也要激发微观生产要素的活力

区域发展质量既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与微观生产要素的活力密切相关。促进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基于环渤海区域经济主体发展效率有待提高的现状,高度重视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切实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深入分析地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总量规模、行业结构、地区分布与技术能力等具体特征,围绕制约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性难题和个性难题,采取系统性、持久性、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持续改善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整个区域发展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持续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在缩小地区间政府服务能力差距的前提下,不断提高政府服务市场主体的能力,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制约各类生产要素在环渤海区域自由流动的各种因素。此外,应率先探索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的系统路径,加快转变发展和考核方式,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前提下,显著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例,不断增强环渤海区域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四)在发展抓手上,既要强化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也要形成地区之间的互补优势

环渤海区域覆盖的地区不仅数量多,而且不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也各不相同,这就意味着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最大程度提高一体化发展水平。一方面,继续强化环渤海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无论是从产业结构比重还是产业发展基础看,环渤海区域的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需因地制宜地鼓励这些地区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已有发展基础,针对性地制定能强化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北京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山东和辽宁的重工业基础、河北较为发达的县域经济、内蒙古和山西的能源经济等,都是可以继续强化和发挥的地区优势。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区域战略的引领作用。针对环渤海区域产业同构、港口众多的现状,未来可考虑比照其他五大区域重大战略,将环渤海区域发展战略上升至国家层面,通过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来约束各个地区的无序竞争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和产业结构,加快构建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渠道,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布局

(五)在发展载体上,既要重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又要重视新型产业体系的培育

除北京外,环渤海区域的工业比重都比较高且规模较大,因此,要促进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需统筹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关系。一方面,传统产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简单贴上低端落后的标签,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要结合环渤海区域各省市产业结构和产业基础,加强相应的技术研究和基础研究,持续引导和支持量大面广的传统行业企业与时俱进,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快改造升级,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对于升级困难但又具备转型条件的,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及时推动其转型发展,通过转型与升级共同发力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打造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考虑环渤海区域新兴产业培育相对缓慢的情况,尤须高度重视环渤海区域新型产业、未来产业的培育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在谋划发展战略、集聚高端要、优化市场环境、培育产业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借助技术突破模式创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对重大战略产业、未来产业要抓紧谋篇布局,强力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

、环渤海区域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的政策建议

构建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根据促进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思路,从提高战略地位、明确发展方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五个方面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一)以提高战略地位为支撑从环渤海区域的发展实际看,想要顺利推动环渤海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首先要提高环渤海区域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将环渤海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当前,环渤海区域的战略地位仍未凸显。一方面,环渤海区域不在现有的五大区域重大战略之中;另一方面,环渤海区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战略引领,如中央层面尚未设立统筹推动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的相关司局也尚未单独设立专门推动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的处室等,使得环渤海区域难以顺利形成深度合作的发展格局。而且,从战略的空间布局情况来看,当前5个区域重大战略中有2个分布在北方3个分布在南方,将环渤海区域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有利于促进南北区域协调发展。因此,不论是出于激发环渤海区域自身发展活力的考量,还是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均衡动力,都应该考虑提高环渤海区域的战略地位,从而形成南北“3+3”的区域重大战略分布格局

与此同时,还要将环渤海区域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进行深度衔接。对于在空间范围上有重合的不同区域发展战略,要高度重视不同战略目标的衔接和协调,避免出现不同区域战略对同一地区作出不同战略安排的情况此外,充分调研环渤海区域内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市当前发展规划的定位和战略安排,对于符合整个地区未来发展方向和定位的内容,可以消化吸收;对于不符合整个地区未来发展方向和定位的内容,应及时制定出适宜的调整和修订办法,努力形成区域战略和地方战略的最大合力

(二)以明确发展定位为基础

环渤海区域发展既要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要为国家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基于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和环渤海区域的发展实际,提出以下四个发展定位:第一,建设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样板区。环渤海区域是中国实体经济比重最高、数字化转型需求最高的区域之一。因此,应将建设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样板区作为环渤海区域的重要定位,选择相应的城市和地区,出台针对性和系统性的政策,鼓励和引导环渤海区域探索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第二,建设科技、教育、产业深度融合的先行区。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环渤海区域应把握坐拥全国科技和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城市这一优势,鼓励区域内各地区加快探索实现科技、教育、产业深度融合的系统路径,为全国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提供参考。第三,建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示范区。中共中央多次提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然而,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积极促进作用尚未充分显现。环渤海区域实体经济比重较高,而北京、天津金融业发达,未来可引导环渤海区域加快探索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系统路径。第四,建设内外贸一体化的试验区。内外贸一体化是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战略之一。与长三角等区域相比,环渤海区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内外贸一体化可能会带来的巨大波动。因此,未来可鼓励环渤海区域率先在税收政策与结算模式、标准认证体系、业务模式、监管标准与执行等方面进行内外贸一体化的系统试验和先行探索

(三)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

产业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体现于产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应将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重要抓手

首先,协调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产业引进培育。一方面,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推进煤炭、冶金、焦化、电力、建材等上下游关联产业兼并重组,优化调整石化产业布局,鼓励大型石化企业开展战略合作,推进炼化一体化和产品高端化,促进资源型企业跨行业发展,培育形成新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在确保产业升级的前提下,实现减量调整和优化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引进培育新型产业,确立自身竞争优势。为此,应充分利用环渤海区域的特色产业优势以及京津地区特殊的创新优势,围绕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船舶、数控机床、轨道交通、重型成套设备等装备制造业,推进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与此同时,可根据各城市已有发展基础,针对性布局建设各类产业基地

其次,协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针对中国实体经济缺品牌、低效益、弱标准的现状,着重提升环渤海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构建覆盖制造业全链条的生产性服务体系,重点推进研发设计、品牌打造、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行业的协同发展,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共生共长。另一方面,针对中国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面向未来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坚持审慎监管的发展思路,着力提高生活性服务业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和品质化水平,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四)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纽带

想要成功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格局,就要避免区域内部的无序竞争并形成高度一体、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格局

首先,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载体,加快推进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目前,除西安都市圈外,其他6个国家级都市圈都位于南方,北方地区的都市圈数量过少。因此,未来可考虑培育更多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如沈阳、济南、青岛、太原、石家庄等,在不断提高中心城市内部一体化发展程度和整体发展水平的前提下,规划相应的都市圈战略,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助推环渤海区域一体化发展

其次,重点理顺环渤海区域的产业关系、交通关系、生态关系、港口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交通产业生态区域合作框架,并被其他区域重大战略吸收借鉴环渤海区域在未来发展中同样可遵循此框架,着重考虑在交通领域加快构建环区域综合性交通网络体系,在产业领域加快构建区域产业转移和深度合作机制,在生态领域加快构建联建联治联防联控的生态环保协同机制。此外,还可借鉴长三角区域的经验与做法,成立环渤海港口集团,统筹协调不同港口的不同定位,避免相互竞争

最后,加快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作为占据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1/5以上的地区,环渤海区域应率先探索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可从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加快发展统一的要素市场等方面着手,逐步消除地区差距和市场分割,全力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

(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

促进环渤海区域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多方面政策协同发力,更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第一,优化城市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决定区域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营商环境越好,区域集聚要素的能力就越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相比,环渤海区域的营商环境还有待优化,应组织专门团队和研究力量,全面系统对标对表上海、深圳等城市的营商环境治理体系,按照不同行业、不同项目、不同环节,逐条逐项梳理不同城市的经验和做法,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统筹和复制推广,实现环渤海区域营商环境水平的整体提升

第二,有序推动公共产品均等化改革。在环渤海区域内部,北京和天津较高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各类生产要素分布不均的重要成因。为此,未来应有序推动环渤海区域公共产品均等化改革,对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进行优化调整和合理共享,如提高北京、天津的高校在环渤海区域的招生名额,鼓励北京、天津与环渤海其他地区探索更加有效的合作办医路径等,通过缩小区域内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第三,加快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有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目前多项区域重大战略都已进行了实践探索环渤海区域也应通过探索更多、更有效的区域合作模式来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如可选择合适的省级或市级交界区域成立一体化合作示范区,并赋予此类合作区域比较灵活的发展权限,在发展逐渐稳定后,可根据合作区的发展水平,对表现突出的区域实施差异化的税收分成制度,激励合作区域持续高质量发展

注释

学术界对环渤海区域的具体范围有不同界定,本文以国务院2015年批复同意的《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所明确的空间范围为基准

杨明洪等:《南北差距: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化的事实、成因与政策响应》,《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年第4

本文在分析中所使用的数据,如无特殊注明,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的数据测算而得,详见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求是》2023年第8

张学波等:《基于适应性循环的环渤海地区经济韧性演化分异机制》,《地理研究》2024年第5

参见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吉福在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的首场集体采访,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7076441526836135&wfr=spider&for=pc

参见内蒙古政府网站,https://www.nmg.gov.cn/ztzl/tjlswdrw/nyzlzyjd/202302/t20230210_2229225.html

参见科技部公布的相关数据,http://innofund.chinatorch.gov.cn/kjb/tzgg/202302/14b9bffb1e2643279ab7a5d9b89cd816.shtml

陆大道:《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提出-轴系统“T”型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析》,《地理学报》2001年第2

⑩HansonG.H.“Market PotentialIncreasing Returns and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67no.12005),pp.1-24.

樊杰、王亚飞:《40年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及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地理》2019年第1

数据来源于2013年和2023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由作者计算得到。由于2023年上海统计年鉴未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故没有将上海纳入分析,但并不影响对于环渤海区域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基本判断

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官网,http://www.acfic.org.cn/ztzlhz/2022my5bq/2022my5bq_4/202209/t20220906_111965.html

张可云、蔡之兵:《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内涵、影响机理及其疏解思路》,《河北学刊》2015年第3

赵东霞等:《环渤海地区产业地域分工的基本格局》,《经济地理》2015年第6

蔡之兵:《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方向与政策——基于战略融合、功能耦合和制度统合逻辑机理的研究》,《开放导报》2023年第3

孙久文、王邹:《新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难点与路径》,《河北学刊》2022年第3

蔡之兵、张可云:《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实践逻辑、典型模式与取向选择》,《改革》2021年第11

作者简介:李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讲师;蔡之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李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蔡之兵

以特色优势“域”产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摘要:高质量发展时代,各地都纷纷开始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希望通过培育和发展具有区域特色优势的产业(即特色优势“域”产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特色优势“域”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耦合关系,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域”产业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各地应从政策、集群和人才等方面着手,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举措,培育壮大特色优势“域”产业,全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特色产业,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特色优势“域”产业

1.1 特色优势“域”产业的基本内涵

所谓“特色优势‘域’产业”,即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特色优势“域”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以“特”取胜,关键在于突出区域特色,特色优势“域”产业有着传统产业无可比拟的发展优势、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已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唯有以区域优势为出发点,利用好资源、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坚持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筛选区域特色产业,拓宽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才可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1]

1.2 特色优势“域”产业的本质要求

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特色优势“域”产业体现了全新的本质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产业融合化。所谓“产业融合”,即一、二、三产业的互相融合,互相间形成联动发展体系,创新发展模式。对于特色优势“域”产业而言,只有实现融合化发展,才可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价值、解决产业发展失衡问题;在创造更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够大大提升产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2品牌区域化。塑造品牌可以显著提高产业的知名度,目前国内许多特色优势产业正处在品牌初创期,每个区域都有特色优势产业,但是却并没有良好的设计及品牌宣传。由于“一域一业”发展理念的影响,各地开始重视品牌对特色优势“域”产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加强特色优势“域”产业品牌建设,旨在提高产品综合竞争力。

3产业数字化。《“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特色优势“域”产业发展应与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坚持走创新发展道路,区域产业发展不再受资源和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各区域间可互相作为补充,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2 特色优势“域”产业对当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1 政策因素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立足特色资源和产业基础,确立制造业差异化定位,推动制造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在产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培育壮大特色优势“域”产业,为相关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采取包含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以及贷款支持等在内的政策激励举措,建设若干创新中心、专业市场以及产业园区等,大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规避运营风险,为当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2.2 市场因素

特色优势“域”产业使得众多高度关联企业聚集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构造相对平衡的供需市场,各企业共用配套设施、集中进行市场营销,有效填补了传统单个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的缺陷。通过各企业间的密切合作,共享供应链资源,大幅减少采购成本、大大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实现规模效应。特色优势“域”产业内各企业的互相协作,可以形成显著的集体规模优势,增强产业竞争力。除此以外,特色优势“域”产业在优势互补与资源集中的基础上,使得规模化生产及供应成为可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的库存及运输成本;并且,特色优势“域”产业的合作网络及品牌名誉同样为企业“进军”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助于增加其市场比重。在特色优势“域”产业提供的各种支持(包括市场机会、资源共享、品牌推广等)下,企业可以提供有效满足市场需求的优质服务与产品,从而助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3 技术因素

特色优势“域”产业在企业创新及技术研发方面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产业内各企业间的相互交流、学习与合作,可以把握技术发展趋势,不断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每个企业间的隐性竞争同样会倒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不同企业间也可通过深化合作,引进全新的生产技术与设备,共同研发和创新,加快设备更新与技术迭代进程,增强综合竞争力。除此以外,特色优势“域”产业对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可吸引大量专业人才聚集,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赋能企业可持续发展[2]

3 特色优势“域”产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3.1 特色优势“域”产业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带动区域经济创新发展

对于企业而言,知识特别是企业独有的、背景依赖的、系统嵌入的缄默知识是非常关键的战略资源,企业在大量累积及全面激活缄默知识的前提下可以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因为每个企业在组织惯例、组织文化以及知识嵌入载体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外部组织很难模仿及利用企业独有的缄默知识。然而,特色优势“域”产业内的各企业互相依赖、互相作用,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产业内的共识,也就是特色优势“域”产业独特的系统知识;其为产业内的所有企业制定了统一规范的“游戏规则”,成为特色优势“域”产业内部的共识主体及产业所处地区的公共产品。此种基于相互作用及非贸易互相依赖而产生的系统知识,不但提升了特色优势“域”产业内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同时也增强了产业内企业汲取外部组织缄默知识的能力,从而增强特色优势“域”产业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利于带动区域经济的创新发展。

3.2 特色优势“域”产业的企业柔性集聚有利于激发区域经济内生动能

特色优势“域”产业注重在企业柔性集聚的同时,对技术、知识等相关要素进行革新和重组,重视聚集当地的技术人才、科研人员等要素。在企业柔性集聚基础上而发展的特色优势“域”产业,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及创新力,从而激发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动能。整体而言,特色优势“域”产业的企业柔性集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产业内部会不断出现小型专业生产企业且有着极其广泛的劳动社会分工;第二,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客观层面需要区域劳动力高度聚集且需确保劳动力市场的有效供给;第三,产业企业与相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主体深化合作、共同创新,在区域内形成有机整体,携手应对外部市场的变化及技术创新的挑战,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3.3 特色优势“域”产业的完备成长机制有利于提高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特色优势“域”产业是由大量关联企业构成的,每个企业相似或者相同的产业投资能够为供应商带来全新的市场机遇。特色优势“域”产业形成的外部效益在吸引外部企业进驻的过程中,使得辅助产品与中间产品的需求量急剧增长,推动着新企业的诞生。因为新企业建立所需要的人员、技能以及资产等资源,在特色优势“域”产业体系内更加容易获取,使得新企业能够更好融入到产业内部。与此同时,特色优势“域”产业内的职员更易察觉到服务或者产品上的市场间隙,依托现有社会关系成立新企业,推动新企业的创新发展。因此可知,特色优势“域”产业的完备成长机制可以创造大量的有利条件,主要包括更多的市场机会、更小的运营风险、更低的经营成本等等,并且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还可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3]

4 培育壮大特色优势“域”产业全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4.1 强化特色优势“域”产业政策供给

1紧盯现实需求,提升政策针对性。各地在制定特色优势“域”产业政策时,应充分调研及分析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系统把握关于培育壮大特色优势“域”产业的各种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才可确保产业政策供给的针对性,防止因为政策供给“误差”而引发次生问题。如何瞄准现实需求,为特色优势“域”产业相关企业减负,是政府政策供给需重点考虑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是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二是建立完善的科技激励政策;三是助力企业打造特色品牌;四是构建高质量的服务平台。

2注重政策落实,增强政策执行力。好的政策离不开好的执行,缺少科学有效的政策执行,即使是再完善的政策也难以发挥其重要作用。所以,政府部门需注重特色优势“域”产业政策的有效落实,不断增强政策执行力。首先,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充分结合特色优势“域”产业的现实状况,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并且还需赋予执行者相应的权限,全面激发执行者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其次,在执行政策的同时需重视政策宣传工作,并且还需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政策落实情况,动态调整特色优势“域”产业政策内容。最后,政策执行的根本目标在于推动特色优势“域”产业更好发展,所以相关主体的民主参与也是极其必要的,执行者唯有走向最“前线”,才可以及时精准把握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产业政策的持续优化,才能为特色优势“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4.2 推动特色优势“域”产业集群发展

1构建科技成果协同转化机制。在推动特色优势“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相关企业需要重视科技创新成果的协同转化,牢牢把握产业集群发展的先进科技资源。与此同时,企业还需积极参与各种科技交流活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跨域共享。除此以外,企业内部同样需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特色优势“域”产业集群发展。

2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在特色优势“域”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对龙头企业的培育。对于综合竞争力强、发展潜力巨大、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可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着手加大支持力度,将其培育成产业龙头企业,有效带动相关企业更好发展,助推特色优势“域”产业集群发展。

3扶持和孵化新型中小型企业。为了推进特色优势“域”产业集群发展,则需重视扶持和孵化新型中小型企业,并且逐渐将其打造成产业集群发展中的综合型和技术型企业。与此同时,还需高度重视特色优势“域”产业集群的分类工作,强化分类指导和服务,根据特色优势“域”产业发展现状,加快现有中小型企业升级转型的进程。

4.3 筑牢特色优势“域”产业人才支撑

1推动产学研深化融合,联合开发人才资源。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域”产业的同时,需要充分发挥产学研各方的重要作用,以三方协作的形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特色优势“域”产业发展培养综合素质较高、专业能力过硬的高端人才。在特色优势“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可与当地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采取“订单式”培养方式提供特色优势“域”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种专业人才。与此同时,产业企业还可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共建科技创新平台,联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以此集聚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专业人才,推动特色优势“域”产业可持续发展。除此以外,应当结合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和特色优势“域”产业发展要求,合理提高人才待遇,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在此聚集,塑造强大的人才竞争力,为特色优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2建立健全人才激励体系,挖掘且聚集人才。建立“科学有效、成熟严谨”的人才激励体系,在吸引聚集大量专业人才的基础上,基于合理完善的奖惩制度不断提高专业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对于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人才,可考虑采取年薪制,并且提供更多的福利待遇,以此激励且留住专业人才。在现代企业制度日益成熟的背景下,企业需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深化探索各种有利于吸引聚集人才的方法与策略。

5 结语

在高质量发展时代背景下,各地开始大力发展具有区域特色优势的产业,希望通过培育壮大特色优势“域”产业来促进当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当地企业而言,发展特色优势“域”产业将会从政策、市场和技术等方面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来看,特色优势“域”产业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特色优势“域”产业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带动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企业柔性集聚有利于激发区域经济内生动能、完备成长机制有利于提高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应当大力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参考文献

[1]陈帅,陶春昕,杨欣怡,等.特色产业集群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技术与市场,20233012):93-95.

[2]贾宁.数字经济下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323):87-89.

[3]王腾跃,刘文超.滦南县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研究[J].现代商业,202313):57-60.

作者简介:唐坚(1973—),男,上海人,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方向为制度与领导科学、区域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等。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党校(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学院) 唐坚

企业管理
财务共享中心模式下的企业资金集中管理

摘要:随着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寻求更好的发展,越来越多企业决定通过多元化经营方式实现效益最大化。财务共享中心作为促进企业各分支机构财务工作集成的重要方式,能够有效降低各分支机构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益。在财务共享中心模式下传统工作模式发生极大转变,财务工作由以往分散式管理转变为集中管理。企业在财务共享中心模式下实施资金集中管理,各分支机构资金借助财务共享中心实现整合,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整体资金管理效益,防范管理风险。基于此本文对财务共享中心视角下资金集中管理工作进行分析,探讨所存在的问题,对于企业开展资金管理工作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企业,财务共享中心,资金集中管理

0 引言

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越来越多企业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了跨地区经营。在企业各项工作环节中,财务管理作为关键一环,贯穿于企业工作始终,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财务共享中心通过对各项工作进行全方位控制,能够有效防控传统管理环节由于管理工作不完善,对各流程监督不力所造成的风险。企业借助财务共享中心下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能够全面提高资金管理效率以及企业对各分支机构监督力度。基于此越来越多大型企业借助财务共享中心方式来实施资金集中管理,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及促进企业实现健康发展的目标。

1 财务共享相关概念

财务共享中心是一种借助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平台对企业各分支机构的财务管理进行整合管理的模式。企业在财务共享中心管理模式下,能够对资金形成统一的管理标准,对财务工作流程进行集成控制,达到提高财务工作规范性及财务管理效率的目标。在财务共享中心模式下,企业通过财务共享中心做到对各分支机构资金的统一配置、调度和安排,形成对资金的集中管理模式。企业必须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在对各分支机构进行资金审批时,有严格的管控流程,以便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标。

2 财务共享中心模式下的资金集中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一,人员管理体系不完善。在财务共享中心的模式下,人员要高度关注资金管理工作,形成重视财务共享中心工作的理念。但是部分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的环节中,未明确资金管理工作的要求,各级人员没有主动配合管理流程,部分工作事项很可能产生管理流程的风险,进而导致财务共享中心在管理环节中各类资金无法得到科学管理和控制。

第二,预算管理流程不合理。预算作为对资金进行全方位管理的重要方法。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环节,要形成完善的预算管理标准,对各类预算项目进行合理控制。但是部分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预算管理环节中预算控制标准不科学,无法通过预算做到对不同类别事项的规范管理,人员在管理工作中缺乏积极性,各级人员配合不到位,各分支机构资金支出存在盲目性,甚至存在超预算浪费资金等问题,导致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环节各类事项控制不规范,造成管理风险。

第三,资金管理模式不科学。资金管理模式是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环节中的具体管理方式。企业对资金管理流程要形成科学的管理措施,对各类工作流程进行管理。但是部分企业在实施资金管理环节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各环节工作流程无法形成合理的控制标准,资金使用不合理等。

第四,资金管理活动风险未得到约束。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环节,部分企业不重视各类风险的防控和管理,当风险发生时将导致财务共享中心在管理活动中产生资金流失等问题,严重制约财务共享中心管理体系的完善。

3 财务共享中心模式下的资金集中管理优化建议

3.1 优化人员管理体系

3.1.1 让财务人员具备更多工作技能

财务人员作为各项管理工作开展的基础,必须具备专业工作能力,了解资金集中管理工作相关知识,才能确保资金集中管理工作的要求落地。首先,企业财务人员要储备充分的理论知识,掌握会计准则和管理规定,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学习新的政策和要求,不断更新自身工作理念,确保资金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在执行资金集中管理的环节中,财务人员要规范工作流程[1]。其次,企业要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可以通过开展专业培训、讲座等一系列方式,让财务人员了解各项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通过参与培训的方式提高人员工作能力,让人员在资金集中管理环节中有序参与管理全流程,为资金集中管理贡献自身力量。

3.1.2 明确各级人员在资金管理工作中的职责

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环节要明确人员工作职责,让各级人员全方位配合,才能更好更快地开展资金管理工作。因此财务共享中心要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形成科学的工作方案,对各类事项进行严格管理。例如,要形成科学的分工机制,避免人员在工作环节中产生推诿扯皮等情况;要形成科学的授权审批管控机制,有效防范舞弊等问题的发生。企业通过明确各项工作流程的管控制度及标准,让人员能够根据管理工作的方案有序落实各项工作,降低财务共享中心管理环节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并让人员在工作环节中通过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的方式,更加了解财务共享中心管理实际,以便达到完善财务共享中心管理体系的目的。

3.2 建立健全预算管控流程

3.2.1 以预算实现对资金的调配

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的环节要形成规范的资金调配标准,确保预算控制的科学性。首先,财务共享中心在资金集中管理的环节中要紧紧围绕集团工作目标,以战略为导向合理规划工作流程,用预算管控各项工作环节。在预算控制的过程中,财务共享中心要形成科学、规范、合理的控制标准,让预算具有可持续性。在预算编制时财务共享中心要明确具体的战略规划,将预算目标细化下发后,有序执行预算。企业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做到对各类事项全方位分析,不能顾此失彼。其次,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环节要按照预算的要求,让各分支机构的资金进入各分支机构的账户,财务共享中心不予垫资。

3.2.2 严格审查资金收支预算

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环节要合理把控不同阶段的预算项目,包括年度预算、半年度预算调整及月度平衡,做到对各环节工作的合理控制。首先,在年度预算方面,要形成整体的资金使用计划和管理方案,由各分支机构结合工作任务要求确定预算方案。在此过程中各分支机构要与财务共享中心进行沟通和协调,确保所确定的预算方案符合要求。其次,在半年度预算管理环节,由财务共享中心对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关注各分支机构预算工作所存在的偏差,并落实相应的调整机制,经过预算调整之后,确保下半年的预算能够得到有序执行。最后,月度平衡是对预算工作收支进行分析和管理的方法,要求对每月预算工作进行分析与控制,确保每月资金收支计划都在合理范围内。

3.3 逐步优化资金管理模式

3.3.1 关注财务共享中心的集权与分权管理

在实施资金管理环节,如果财务共享中心对所有资金管理事项都事无巨细,将导致财务工作量大幅增加,且工作效率也将严重下降。若财务共享中心对分支机构的管控力度不足,会导致各分支机构在资金管理环节产生随意使用及浪费资金的问题。为了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防控资金浪费风险,财务共享中心要合理明确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首先,财务共享中心对于重大资金要进行决策控制,通过成立资金管理小组,拟定相关制度,明确各分支机构资金使用要求。对于超预算的资金要由财务共享中心进行审批,并且在审批环节中说明资金支出的必要性以及提出对后续工作流程修改的有效建议[2]。同时财务共享中心要通过建立结算中心系统的方式,对各分支机构的资金支付情况及时监控,掌握资金实时动态,设置资金预警及资金审批系统,对资金使用全过程进行预警和控制,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其次,给予分支机构适当的自主权。在财务共享中心实施管理环节,若对各分支机构进行过度干涉,将会导致各分支机构缺乏活力。企业可以给予各分支机构适当资金自主权,明确各分支机构资金额度,包括在预算范围内明确每月具体资金计划,在资金计划范围内相关支出无须上报,可由各分支机构直接使用,以提高其管理工作积极性。

3.3.2 完善财务共享中心功能

若分支机构独立管理资金,在资金闲置时只能存入银行,获得较低的利息。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背景下,财务共享中心要实现对资金的统一理财,以此提高资金管理效益。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环节,财务共享中心要重视“理财”工作。首先,积极管理资金。财务共享中心要适当扩大自身的信贷规模,满足各分支机构资金需求的同时,鼓励各分支机构在资金闲置时将资金投向财务共享中心,由财务共享中心进行统一的理财,在风险可控前提下达到提高闲置资金收益的目标[3]。其次,实现对信息集中管理。财务共享中心在对各分支机构进行管理环节中,要侧重于对各分支机构管理活动的控制,形成完善的信息化管理模式。信息管理模式要求财务共享中心在工作的过程中,充分强调各类资金管理工作要求,做到对不同类别资金的监控。例如财务共享中心通过建立规范的管理模式,让所有的资金都能够被财务共享中心实时掌控。当各分支机构有资金需求时,能够由财务共享中心进行调拨,以确保资金的管理程序更加规范。

3.4 防控资金管理风险

3.4.1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实施资金管理环节要做到对风险的有效预警,确保资金得到全方位管控,在工作中,要形成科学的预警管理机制,建立完善的预警措施,对不同类别风险进行充分分析,形成完善的预警系统,确保系统能够识别不同类型的风险并充分控制。首先,形成对不同环节风险的全面分析。财务共享中心在对资金管理环节的各类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明确不同类别风险的具体情况及应对措施。在管理环节中高度关注资金管理环节可能发生的不同类别风险,对风险进行分析,形成对风险的监督机制。其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风险管理的过程中,要形成风险预警方案,将人员专业工作理念融入到风险预警环节中,结合不同类别风险具体控制要求和标准,按照财务共享中心管理策略做到对不同类别风险的整体性管控。最后,全面收集不同类别的信息。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风险管理中,为确保不同类别风险都能够得到全方位处理,要全面收集不同类别信息,确保各类信息能够得到实时控制,以此达到提高信息管理效率及防控管理活动风险的目的。企业在信息系统建设中要明确各环节具体风险控制要求,对各类风险形成合理的控制指标和管理规定,确保财务共享中心各环节风险能够得到全方位监控,规避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3.4.2 制定科学的考核方法

财务共享中心在风险管理环节要制定合理的考核措施,对人员工作情况落实考核标准,让员工主动认识到资金管理环节可能发生的风险。在实施考核环节要设置奖惩并重的措施,对于违规使用资金人员扣除相应奖金,对按照财务共享中心要求规范使用资金的人员给予激励。通过建立奖惩并重的制度,充分激发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财务共享中心通过建立竞聘上岗制度,让人员在工作环节中充分激发积极性,确保各类风险能够得到各级人员的全方位管控。

4 结语

企业对各分支机构的资金进行分散管理可能产生管理混乱的问题,也无法对各分支机构进行有效监控,甚至产生资金管理失控的风险。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借助财务共享中心模式对资金集中管理,通过财务共享中心的方式可以对资金进行集成化、自动化管理,能够有效提高资金管理工作效率,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提供必要支持。因此本文对财务共享中心模式下的资金集中管理工作进行研究,探讨了具体的策略,认为资金集中管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企业在未来实施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环节,要进一步完善管理流程,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支持。

参考文献

[1]林洁.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资金管理模式分析[J].财会学习.202032):62-63.

[2]赵立敏.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的困难及建议[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18):127-128.

[3]王守华.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020):132-133.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西子铃

浅谈制造业企业提升成本控制有效性措施

摘要:制造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较大竞争压力,想要完成企业转型,必须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加强对成本的控制,增强竞争力。本文对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分析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谨供参考。

关键词: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产品质量

0 引言

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成本控制成为决定制造业企业能否顶住压力、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因此,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减轻企业成本压力、提高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首要目标。因此,本文研究此项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企业成本控制相关理论

成本控制指的是企业生产过程中通过成本预测、规划、分析研究等一系列环节对企业综合支出的全面成本控制,狭义上来说,成本控制即按照事先规划的生产目标成本来进行生产,对生产环节中的各项成本和支出进行控制,使其保持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以此来提升企业成本控制的有效性。有效性即成本控制效果和水平,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成本控制理论是企业成本控制的基础,想要通过成本控制理论对企业成本进行有效控制,首先要根据企业实际发展情况,以企业自身特点为核心,制定出完善的标准和制度,以所制定标准和制度为基础,确定企业成本控制目标,以此设定相应的奖惩制度,保证成本控制的效果。制造业企业应在实际经营中根据市场环境及自身发展情况,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理论。

2 制造业企业加强成本控制重要性

企业经营的根本目的就是盈利,从会计的角度来看,企业所得利润主要取决于收入和成本等几个方面,所以企业想要盈利一方面要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就要通过成本控制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发展过程中,成本控制工作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企业盈利,提升市场竞争力。制造业以生产为主,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存在相应的成本问题,因此,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控制极其重要[1]

3 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现状

随着科技进步,我国制造业生产水平显著提升,企业数量和发展速度均稳步提高。对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现状分析而言,成本控制问题是限制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制造业部分企业对成本控制过于忽视,手段落后,所实施成本控制的人员综合素质不高,多种因素导致成本控制效率低下,很难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

3.2 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存在的不足

3.2.1 缺乏成本控制意识

目前来看,我国部分制造业企业对成本控制的认识过于片面,认为只要减少成本、降低各环节支出就是成本控制的全部内容,故将成本控制职责全部划分至财务部门,并且在财务部门没有专门设置成本控制岗位,成本控制决策制定与执行全部由财务人员控制,影响最终产品质量。企业对成本控制的实施流于表面,只重视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对研发、销售等其余环节放任不管。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之下,如果成本控制意识落后片面,方法错误,反而会使企业经营成本增大,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增加。

3.2.2 成本控制范围不全面

制造业企业盈利主要依靠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也是导致大部分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意识落后的主要原因。很多企业只关注产品生产环节中的成本,忽视了对产品研发、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其他环节的成本控制,使得企业成本控制范围不够全面。同时,在企业成本控制时还存在很多误区,如过于追求控制产品支出成本,导致成本的预算和计划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整体成本控制体系不完整;对核算工作重视程度不高,不够全面,只注重财务成本的核算,没有从综合方面考虑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容易给企业的成本控制决策带来干扰[2]

3.2.3 成本控制责任划分不明

成本控制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长久、系统的工作,具有全面性,并不是由单一某个部门来决定控制的,需要企业上下各部门来相互合作,协同完成。很多制造业企业在成本控制上执行力偏低,各部门、员工间的成本控制工作分工界限模糊,员工没有深刻意识到自身与企业成本控制的关联,认为事不关己,对成本控制决策落实缓慢。这是由于没有相对健全的奖惩制度与监督体系,员工在进行企业成本控制工作时积极性不高,缺乏高效性和规范性,使得企业整体成本控制工作进程缓慢,始终保持被动,不仅影响成本控制工作效率,还会影响整体成本控制工作的高效开展。

4 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有效性拯升措施

4.1 增强成本控制意识

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控制工作并不能单纯依靠某个部门来完成,需要企业内部所有员工共同参与进来。所以,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员工都要改变陈旧落后的成本控制理念,增强成本控制意识,这样才能使企业执行成本控制决策时摆脱被动的局面。

首先,企业的管理层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带头作用。在企业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管理层作为决策的制定者,具有为企业发展指明道路、清除障碍的作用。所以,企业想要增强全员成本控制意识,首先要对管理人员的成本控制意识进行加强,使其对成本控制的理念和先进方法产生深刻认识,明确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和实际意义,这样才能使管理人员发挥其自身领导作用,有利于成本控制意识在员工之间的普及,为成本控制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3]。其次,要建立并完善成本控制体系,并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使其深刻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改变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方法,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的宣传路径来加强对管理层级的成本控制理念宣传,保证企业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协同,通过完善奖惩机制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成本控制积极性,只有企业内部员工可以满足成本控制工作需求,才能确保成本控制工作的高效进行,达到企业生产发展中成本控制的根本目的。最后,健全成本控制的监督体系,保证员工在生产销售等工作环节中,时刻执行事先规划的成本控制决策,并健全相应的监督体系,通过对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监督,来减少管理层决策失误和员工生产中的错误操作出现的频率,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加强企业成本控制的效果,提升制造业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4.2 完善成本控制体系

健全的成本控制体系是保证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企业想要提升成本控制有效性,必须通过成熟的成本控制体系来加强成本控制的全面性,将成本控制工作由原本的生产环节控制延伸至产品整体生命周期控制。

企业在产品设计研发阶段,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实际生产目标,综合考量后明确科学有效的成本控制策略,作为企业产品生产的第一个环节,产品研发设计的成本控制至关重要,在研发过程中就要始终贯彻成本控制理念,并以此为目标进行成本控制,在控制研发阶段成本的同时,也为后续的生产成本控制工作打下基础,使产品整体成本控制效果达到最佳。企业在产品研发环节可以加强与材料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将供应商生产目标与自身企业生产需求进行统一,促使供应商可以设计提供出更适合企业产品需求的材料,从不同层面出发,通过对资源的合理运用来达到降低成本的根本目的,促进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在对材料进行成本控制后,要在确保产品质量和实用性的前提下,尽量设计性价比和使用率更高的生产方案,从根本上实现对企业成本的高效控制。

原材料的支出是产品支出的主要来源,对此,科学合理的采购方式及成本控制体系格外重要。企业在产品材料采购方面,应增强成本控制意识,选择符合自身生产需求的材料,对材料价格、运费、整体质量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比对后,选择其中契合制造业企业生产模式和成本控制措施的材料。企业采购时要求采购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充分了解市场动态和企业生产所需材料的要求,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同时,保证所购材料的性价比,同时重点关注科技发展背景下出现的高科技生产设备,通过采购契合企业生产方向的高科技生产设备,可以大幅提高制造业企业产品制造能力,同时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会更加紧密,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与供应商的双赢。

在产品开始投入生产时,制造业企业要重点关注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要及时发现并解决,加强对每一个生产环节的控制,使生产时刻处于高效的生产状态。同时,制造业企业应时刻关注生产进度和实际生产情况,增强员工的节约意识,保证对原料等生产资源的使用率,避免材料浪费造成的不必要支出,使材料在企业生产环节中达到最佳配置,促进制造业企业成本的有效控制[4]。企业要做到在产品符合生产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方式对其进行成本管理,减少成本和生产环节中的额外支出,使企业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最后,完善产品售后服务环节的成本控制。产品销售和后续服务环节往往容易被制造业企业从生产环节中剥离,忽视售后服务。产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也是企业产品生产中的重要一环,企业要格外注重对产品的宣传、对目标客户的分析及产品售出后的附加服务,精准了解目标客户的特征和需求,以满足顾客需求为核心。企业拓宽宣传范围、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以此来保证产品最终的销售量,为企业盈利,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控制,增强客户黏度,对产品更加信任依赖,并长期选择。企业结合市场动态和自身企业发展方向,整理总结出更适合企业发展的本土化企业成本控制手段,通过合理的营销方式和决策对产品进行宣传销售,并对企业成本进行精准估算核对,企业管理层要走进生产一线,掌握生产过程中每一环节的成本投入。

4.3 完善成本控制绩效考核体系

制造业企业想要保证成本控制工作的效果满足预期规划,必须保证成本控制体系的完整,这需要各个部门相互配合、紧密联系。因此,企业应对管理机制进行优化,同时建立科学严谨的监督体系,以此来发挥成本控制体系应有的作用。企业应对企业发展战略中制定的目标成本进行划分,根据不同部门的特点和工作内容,分配不同的成本控制目标和成本控制责任,促进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体系的完整,保证成本控制工作的平稳进行。企业明确各部门和员工的成本控制目标,并制定对部门和员工的考核标准,实时监督部门和员工对成本控制目标的落实进度,根据所制定标准来衡量部门和员工的工作情况,以此来进行审核考验。企业通过对成本控制目标的细分规划,将成本控制目标责任分配到企业每个部门中去,更有利于实现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控制目标,同时加强企业与员工的紧密联系,有利于培养强化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5 结语

综上所述,制造业企业想要完成对生产成本控制,必须从产品的研发设计、材料采购、实际生产、售后服务等多个角度进行优化控制,所有生产环节间相互配合、相互影响,最终才能完成对企业生产成本的控制,通过对生产过程和不同环节的成本控制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从宏观角度实现对成本控制的把控,根据各环节发现的问题来提出相对应的有效措施,提高成本控制工作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张小龙.制造业财务成本分析与控制方法研究[J].财会学习,20249):106-108.

[2]李珂.制造业企业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探讨[J].市场周刊,2024372):146-149.

[3]柴敬涛,黄清华.生产制造业企业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3138):266-268272.

[4]陈飞.试论如何加强制造业企业成本核算与管控[J].首席财务官,2023199):115-117.

作者简介:钟蕾(1987-),女,汉族,江苏徐州,本科,会计师,研究方向:成本管理。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铝板带厂 钟蕾

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与实践

一、前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保问题日益复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对于企业而言,不仅是外部环境的约束,更是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的新机遇。企业不仅需要关注经济效益,还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注环境保护,并推动包容性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和重要性日益凸显[1]。本文旨在探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与实践,通过分析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创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以及具体的实践策略,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可持续发展目标概述

(一)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强调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这一定义包含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主要包括公平性、持续性和共同性,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分配的公平、生态环境的持续保护以及各国之间的共同合作。

(二)可持续发展目标(SD Gs)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联合国制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 Gs)涵盖了从消除贫困、饥饿和不平等,到保护地球环境和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等多个方面,这些目标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例如,企业需要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满足消费者对环保和社会责任的需求。企业还需要加强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企业人力资源的角色与挑战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才招募、培训与发展等范畴,而是逐步融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人力资源部门需要在招聘、培训、绩效管理和福利政策等各个环节,制定和实施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人力资源策略。例如,在招聘过程中,人力资源部门应优先考虑具备环保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候选人,在培训方面,应加强对员工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此外,人力资源部门需要与其他部门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企业内部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建设。通过组织各类活动,如环保知识竞赛、志愿者服务等,增强员工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如何在保证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如何制定合理的人力资源政策,以吸引和留住具备可持续发展意识的优秀人才,如何平衡企业内部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等。这些挑战要求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具备更高的战略眼光、创新能力和协调能力。

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理念

(一)从传统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演变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聚焦于人事行政管理、员工招聘、薪资福利等事务性工作,其角色往往被视为企业的支持性职能[3]。然而,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需求。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逐渐从事务性角色转变为战略性角色,强调以人为本,关注员工的发展、激励和保留。它不再仅仅是执行管理层的决策,而是积极参与到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通过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企业的整体绩效和竞争力。

(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强调人力资源与企业战略的紧密结合,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人力资源策略,确保企业的人力资源能够满足当前和未来的业务需求。这种管理方式有助于企业形成独特的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新要求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企业需要关注员工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确保不同背景、性别和文化的员工都能得到平等的机会和待遇,有助于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需要加强员工的可持续发展培训和教育,提高员工对环保、社会责任等问题的认识。通过培养员工的可持续发展素养,企业可以推动内部的绿色生产、环保办公等实践,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企业需要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包括招聘、绩效管理、薪资福利等环节。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企业可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地生根。

四、创新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一)创新概念界定与类型划分

创新,作为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概念,通常指的是在现有知识、技能和资源的基础上,通过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产品、服务、过程或商业模式。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创新主要体现在管理理念、方法、技术和工具的不断更新与升级,以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创新的类型包括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等,这些创新形式在人力资源管理中都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二)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创新思维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并抓住机遇,创新思维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创新思维有助于企业打破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思维定式。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企业往往遵循既定的规则和流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管理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通过引入创新思维,企业可以重新审视并优化这些规则和流程,以便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员工需求。

创新思维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潜能。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他们的创造力和潜能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实施员工参与决策、自主管理团队等创新实践,企业可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在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创新思维还有助于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实现个性化和差异化。每个企业都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员工需求,一刀切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往往难以奏效。通过运用创新思维,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员工需求,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管理策略。

(三)创新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意义

创新作为推动企业前进的核心动力,对于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是企业应对市场变化、满足客户需求的重要手段,更是推动企业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创新有助于企业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市场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赢得客户的青睐。

创新有助于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减少环境污染。随着全球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关注,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手段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以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

创新还能激发企业的内部活力,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一个充满创新氛围的企业,能够鼓励员工积极提出新想法、新建议,从而推动企业的持续改进和发展。同时,创新成果的分享和激励机制也能增强员工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

五、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策略

(一)员工招聘与选择的创新实践

在员工招聘与选择方面,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传统的招聘方式已难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积极探索创新实践,以吸引和选拔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人才,已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任务。

企业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招聘渠道拓宽人才库。除了传统的招聘会、招聘网站等方式,社交媒体、专业论坛等渠道也逐渐成为企业获取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这些渠道具有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等优势,有助于企业更精准地触达目标人群,提高招聘效率。

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候选人进行精准匹配和评估已成为招聘领域的新趋势。通过对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技能水平等信息的深度挖掘和分析,企业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候选人的潜力和适合度,从而选拔出更符合岗位需求和企业文化的优秀人才。

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也是企业在招聘与选择方面的创新路经之一。通过与这些机构共同培养和选拔具备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优秀人才,企业可以构建多元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人才来源,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

(二)员工培训与发展的可持续策略

在员工培训与发展方面,企业需要制定并实施一套可持续的策略,以满足员工在不同职业阶段的成长需求,进而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持。这一策略的制定,应紧密围绕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培训方案和发展机会,同时注重培养员工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技能。

关注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是制定可持续培训策略的基础。企业应了解员工的职业目标、兴趣和发展需求,结合企业的战略目标,为员工量身定制培训计划和发展路径,不仅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还能确保员工的成长与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

培养员工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技能是可持续培训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对环保、社会责任等问题的日益关注,企业需要具备可持续发展意识和技能的员工来推动相关战略的实施。在培训过程中,企业应注重传授环保、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引导员工关注并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实施内部导师制度和轮岗制度等实践,有助于促进员工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内部导师制度可以让新员工更快地融入企业,学习并传承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轮岗制度则可以让员工在不同的岗位上积累经验,提升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三)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的改革

在企业管理中,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是激发员工积极性、提升员工创造力的关键环节。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发展需求的变化,传统的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已难以适应现代企业的要求,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建立科学、公正的绩效评估体系是改革的基石。企业应明确评估标准,确保评估流程公开透明,从而使评估结果更加客观、准确。这一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消除员工对绩效评估的疑虑和不满,增强其对企业的信任感和归属感。通过公正的绩效评估,企业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员工的贡献和不足,为后续的激励措施提供有力依据。

注重激励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是改革的核心。员工的需求和动机因人而异,因此,企业应摒弃单一的激励方式,采取物质激励、精神激励、职业发展激励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策略。例如,对于追求个人成长的员工,提供职业培训和晋升机会可能更具吸引力,而对于重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员工,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远程办公等福利可能更为有效。这种针对性的激励策略,能够更精准地满足员工的需求,从而激发其更大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

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员工的心理状态和工作感受,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关怀。通过改善工作环境、增强团队协作等方式,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

六、企业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融合

(一)企业文化对人力资源实践的影响

企业文化,作为组织内部共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工作方式的总和,对人力资源实践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员工的招聘、培训、绩效管理和激励机制等环节,更在塑造员工行为、引导员工态度以及促进组织目标实现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能够激发员工的归属感和创造力。当员工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时,他们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紧密结合,从而产生更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这种归属感和创造力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员工个人的职业发展,更能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企业文化对人力资源实践的影响还体现在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绩效表现上。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员工成长和发展的企业文化,能够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成长机会和发展空间,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这种企业文化还能通过正向的激励机制和明确的绩效期望,引导员工积极追求高绩效,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消极、僵化的企业文化则可能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在这种企业文化下,员工可能会感到压抑、缺乏创新动力,甚至对工作产生抵触情绪,不仅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绩效表现,还可能导致人才流失、组织凝聚力下降等严重问题。

(二)培养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必须培养一种深入骨髓的、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对外宣传的标语,更是企业内部每一个员工共同秉持的价值观和行动准则。它强调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确保企业的长期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生。

要培养这样的企业文化,首先需要从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入手。企业战略是企业文化的基石,只有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路径,企业文化才能有明确的方向和动力。企业应该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战略规划中,确保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并积极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

企业需要开展广泛的环保培训和社会责任教育。通过培训和教育,员工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在工作中更好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企业可以邀请专家举办讲座、组织实地考察、开展在线课程等多种形式的培训和教育活动,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倡导开放、包容和协作的工作氛围也是培养可持续发展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4]。企业应该鼓励员工跨部门、跨领域合作,共同研究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通过团队合作,员工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形成更加全面、深入的可持续发展思路。企业还应该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鼓励员工提出对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和意见,确保企业文化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三)文化引导下的人力资源政策与执行

在深入探讨培养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后,不难发现,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政策和执行措施显得尤为关键。这些精心设计的政策不仅有助于将企业文化落地生根,更能确保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招聘具备可持续发展意识的人才是人力资源政策的首要任务。企业应明确在招聘过程中,除了考察候选人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外,更要关注其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理念、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提供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培训和发展机会是人力资源政策的另一重要环节。企业应定期组织员工参加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培训课程、研讨会和实践活动,帮助员工不断更新知识、提升技能,并深入理解企业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在联系。

此外,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绩效管理体系是确保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实践紧密结合的关键。企业应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细化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如环保项目的完成情况、节能减排的效果等,并将其纳入员工的绩效考核体系,不仅能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工作,还能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到有效落实[5]。在执行人力资源政策时,沟通与反馈机制同样不容忽视。企业应定期收集员工对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员工的需求和期望,并对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和完善。这种双向沟通机制有助于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员工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参与度和支持度。

七、结语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与实践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培养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制定与实施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人力资源策略,以及加强与员工、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合作,企业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与实践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企业领导层的坚定决心、人力资源部门的积极努力以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面对未来的挑战与机遇,企业应持续探索人力资源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地生根。

引用

[1]郭婧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探析[J].活力,20244202):94-96.

[2]丁艳萍.数字化转型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路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402):58-60.

[3]王晓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员招聘体系的优化设计[J].中国集体经济,202403):127-130.

[4]王海军.激励机制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探究[J].国际公关,202401):95-97.

[5]郑东炜.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创新的思考[J].东方企业文化,2023S2):7-9.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张彦飞

民营企业资金管理的重要性及实践途径

摘要:资金是民营企业的血液,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有效的资金管理能够促进资金快速、良性循环,让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提高资金的时间价值和经济效益,确保资金的安全与完整,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基础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民营企业资金管理的重要性,探讨了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中的问题,如融资难度大、现金流管理不到位、资金预算管理不规范等,最后提出了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方法,主要包含扩展融资渠道、加强现金流管理、规范资金预算管理等,谨供参考。

关键词:民营企业,资金管理,现金流管理

0 引言

民营企业资金管理涉及资金的筹集、运用、调度、分配等多个方面,只有将资金管理到位,才能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从而支持民营企业稳定、健康发展。但由于不少民营企业在推进资金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影响了资金管理实施效率及质量。对此,民营企业应将资金管理放在重要地位。

1 民营企业资金管理的重要性

效、规范的资金管理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多方面的价值,从保障企业运营的稳定性到增强市场竞争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下面将详细阐述。第一,保障企业运营稳定。资金管理的首要价值在于保障企业运营的稳定。资金是企业运营的“血脉”,缺少充足的资金支持,民营企业日常运作不能正常运行。企业通过科学合理的资金管理,能够保证资金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有效应对市场波动和突发情况,从而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1]。第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规范的资金管理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企业通过对资金的合理调度和分配,保证有限的资金流向企业最需要的地方,减少资金闲置和浪费。这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还将有效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率。

2 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中的问题分析

2.1 融资难度较大

融资问题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融资难度大,是当前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中的一大挑战。在具体实践中,民营企业融资途径单一、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尤为显著,主要表现在。第一,信用评估难度大。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受规模、实力的影响,往往缺少充足的信用记录,导致金融机构不能对其信用状况进行全面、准确评估。此外,一些企业由于财务管理不规范,缺少透明度,也增加了信用评估的难度。第二,融资贷款门槛较高。现如今,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相对有限,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股权融资等传统方式。然而,这些融资渠道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银行贷款门槛较高等[2]。第三,融资成本较高。由于民营企业运营中风险较高,金融机构在提供融资时往往要求更高的利润或费用。这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较高,增加了企业财务负担。

2.2 投资活动资金管理不规范

随着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角色日益重要,其投资活动资金管理有效性尤为关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民营企业投资活动资金管理不规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投资决策失误。由于缺少全面、准确的市场调研、项目评估不当或决策者经验不足,民营企业可能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导致资金受损。有些企业可能追求短期利益,忽视了长期风险,导致投资资金被滥用、流失。第二,风险管理不善。部分民营企业缺少对投资项目全面风险评估,或者即使进行了评估,也未能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面对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或其他不确定因素时,企业可能缺少应对策略,导致资金受损。

2.3 现金流管理不到位

现金流管理是资金管理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实中不少民营企业在现金流管理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现金流预测不准确。民营企业往往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现金流入、流出,导致资金调度出现偏差,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第二,存在应收账款管理问题。应收账款是民营企业现金流最为重要的来源之一,但部分民营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不善,如客户拖欠账款、坏账及呆账等,导致现金流不稳定,影响企业日常活动的运行。第三,存货成本过高。存货是企业重要的资产之一,但过多的存货会占用企业大量的资金,特别是目前市场环境变动大,带来大量的存货积压,及库存坏损等,库存的周转和流动性降低,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给资金管理带来较大风险。

2.4 资金预算管理不规范

部分民营企业资金预算管理不规范,影响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增加了企业的潜在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预算制定不科学。有些民营企业在制定资金预算时,未能进行全面的市场调研和分析,一味地凭借自身经验进行预算安排。这样的资金预算内容不完整、编制不科学,难以指导企业资金运作。其次,资金预算执行过程不严谨。资金预算执行过程中,有些民营企业存在随意性和不严谨的问题。如资金支出未能严格按照预算进行,导致实际支出与预算存在较大差异,这种不严谨的执行方式可能会降低预算的权威性、有效性。最后,资金预算调整不透明。不少民营企业在预算调整时缺少透明度,未能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决策程序,使得预算调整不合理或不合规。

2.5 资金监督力度不够

第一,缺少完善的内审机构。不少民营企业未能结合自身现实需要,建立完善、独立的内审机构,不能有效履行监督职能,未对资金使用全过程进行监督,难以找出存在的漏洞和不足,未能及时改进和优化,导致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第二,资金监督机制不完善。很多民营企业尚未构建完善的资金使用监督制度,导致监督行为缺少明确的指导和约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监督工作的落实,不能确定资金使用中的突出问题和不足,导致资金监督流于形式[3]

2.6 资金管理缺少信息系统支持

现实中许多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中仍缺少信息系统支持,导致资金管理效率低、安全性差,信息传递不及时,决策依据不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信息化程度较低。部分民营企业仍选取传统的手工记账或简单的电子表格方式进行资金管理,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要。第二,系统功能不全面、不完整。有些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和模块较为单一,只能满足基本的财务处理需求,在资金分析、资金预测、资金监督等方面的功能不足,难以适应多元化的业务需要。第三,信息系统集成度较低。有些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与其他系统长时间处于独立状态,还存在着“信息孤岛”或不对称现象,管理层无法实时掌握最新的信息和数据,导致各项决策制定不科学、不合理,影响了资金管理的效率。第四,数据安全管理风险。部分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信息系统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如密码管理、人员权限、数据备份、数据泄露、被篡改等,严重影响企业的资金完整及安全。

3 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优化策略

3.1 拓展融资渠道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民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资金压力。为了从源头上缓解这些压力,民营企业需要积极扩展融资途径,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方式。第一,提升信用评级。民营企业要注重提升自身的信用评级,通过规范财务管理、按时偿还债务等方式,这将有助于企业在寻求融资时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以便于提高融资成功率。第二,创新融资方式。民营企业可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方式,如股权融资、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等。这些融资方式具有灵活性、融资门槛相对较低的等特点,适用于不同规模和需求的民营企业。

3.2 注重投资活动资金管理

民营企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投资环境。企业为了保证自身稳健发展和持续盈利,加强投资活动资金管理至关重要,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管理工作。一是资金来源与渠道。降低单一融资渠道的风险,寻求与金融机构、合作伙伴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二是投资项目筛选。民营企业需要对投资项目做好全面评估,包括市场潜力、技术可行性、竞争环境等,优先选择符合企业战略目标和长期发展规划的投资项目。三是风险评估和管理。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对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如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等,以应对潜在的投资风险。

3.3 加强现金流管理

现金流作为民营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其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营企业要想在激烈市场中立足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强现金流管理,保证资金的安全、高效和流动性。民营企业现金流管理措施和要点如下所示:第一,现金流预测分析。企业通过全面、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历史数据、市场趋势等信息,对企业未来现金流进行预测,避免资金短缺或过剩。第二,加强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管理。应收账款和存货是企业重要的流动资产,是现金流管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民营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应收账款和存货管理制度;建立客户信用评价体系,严格合同管理,制定完善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保证应收账款安全、准时收回,减少坏账、呆账,降低企业现金流管理风险。

3.4 规范资金预算管理

资金预算管理是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对企业运营和发展尤为关键。通过加强资金预算管理,民营企业能够科学配置和使用资金,有效降低财务风险、提高经济效益。在具体实际操作中,民营企业资金预算管理措施和要点如下。

第一,科学编制资金预算。企业在编制资金预算之前应结合企业的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和分析,主动了解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确保预算的准确性和合理性,避免资金预算编制与执行脱节,避免预算流于形式。

第二,建立完善的资金预算管理制度。民营企业应充分结合自身实际需要,建立完善的资金预算管理制度,确保资金编制、执行和监控等活动开展有章可循,使得各项活动开展规范化、标准化,保障预算资金落实到位。

第三,提高资金预算调整管理水平。企业在进行资金预算调整时应确保透明度和规范性,经过全面的讨论和决策程序,保证预算调整合理性、合规性;同时,还要对调整后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追踪和分析,保证预算执行结果符合实际需要,以提高资金预算执行刚性。

3.5 做好资金监督工作

资金监督是对民营企业资金流动和使用全过程进行监控和管理,目的在于保证资金的安全、合规和有效使用。只有积极做好资金监督,才能确保民营企业每笔资金透明化使用。

第一,设定内审机构。企业应设立专门的资金监督机构或配备专人负责资金监督工作,并做到岗位不相容,保证资金监督工作的专业性、独立性,对于资金流出、流入进行全方位监督,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改进和优化,保证资金监督落实到位,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及质量。

第二,建立完善的资金监督机制。民营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资金使用监督制度,及时确定监督的主要职责、流程和方法,保证资金监督工作有效开展,可以确定资金使用中的漏洞和不足,灵活改进和优化,保证每一笔资金用于实处[4-5]

3.6 搭建资金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能够整合民营企业内外部资金数据,提供实时、准确的资金流动情况,帮助管理人员作出更合理、科学的决策。同时,企业借助信息系统能够实时监控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保证资金的安全和合规。在实践操作中,民营企业搭建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举措如下所示。

第一,提高信息化水平。民营企业应加大资金投入,引进先进的资金管理信息系统,提高信息化水平,确保资金管理的准确性、高效性。

第二,完善信息系统功能。对民营企业来说应根据自身业务需要,逐步扩展和延伸资金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既要拥有基础类的功能,又要具备一些高级的功能,如资金分析、资金预测等功能,为企业战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第三,促进系统集成。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将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与企业现有的OA系统、财务系统等进行集成,实现信息互联共享,全流程系统化操作,从而保证各类信息快速传递,以便于管理层掌握最新的资金信息和数据,科学制定各项决策[6]

4 结语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强化资金管理,有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防范财务风险、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应将其提高到战略层面实施,支持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民营企业在开展资金管理中,应深刻剖析实践中的问题和不足,有针对性提出解决策略和方法,保证实现资金管理精细化,防范资金管理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民营企业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晶.民营企业资金管理的优化途径探析[J].中国市场,202320):111-114.

[2]吴广桥.关于加强民营企业资金管理的探讨[J].中国民商,20237):68-69102.

[3]李惠君.民营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J].品牌研究,202319):47-49.

[4]王慧.探讨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中的痛点及改进措施[J].投资与创业,2024351):59-61.

[5]于闪玲.基于风险管理的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体系构建策略探析[J].品牌研究,202327):86-88.

[6]孔凡聪.提高民营企业资金管理水平的策略和建议[J],新金融世界,20232200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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