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5日 第 18 期
总第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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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加快“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实施的有关举措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的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好,把已明确的政策措施落实好,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推动各项政策协同发力,打好组合拳,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每一项政策都要明确责任分工,加快出台实施的节奏,条件相对成熟的政策要马上推出,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的政策要抓紧做好相关工作、成熟一批推出一批。各部门要不避难、不推责,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同时,要根据形势变化,及时研究新的增量政策。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注重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举措。要加强政策解读,更好地凝聚共识、增强信心。

会议部署加快“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实施的有关举措。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实施102项重大工程,是党中央统筹当前和长远作出的重要部署。要立足全局抓好重大工程实施,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和央地联动,强化资金支持和要素资源保障,破解难点堵点,确保重大工程建设取得预期成效。

会议研究了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建设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持措施。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和托育实际需求等因素,科学规划托育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优化托育服务精准供给,加快补齐社区托育设施短板,努力为群众提供就近就便的托育服务。

会议听取了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要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重点任务落实,强化知识产权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撑,深入开展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决定将两个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十次专题学习时强调 强化政策统筹和部门协同 打好政策“组合拳”

10月8日上午,国务院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协同提升实施效果”为主题,进行第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政策统筹和部门协同,打好政策“组合拳”,形成各方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张国清,国务委员王小洪作交流发言。

李强在听取讲座和交流发言后指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提升宏观调控效能的重要抓手。当前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明显上升,要用系统性的思维、方法和措施,优化政策资源和工具的配置组合,释放更大的政策效能。各部门各地区都要增强政策一致性的意识和能力,主动加强政策协调和工作配合,使各类政策相互衔接、有机统一,共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李强指出,要准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着力点。谋划制定政策要充分考虑政策初衷、目标取向、功能定位,确保各项政策协调一致、形成合力。要加强政策目标协同,确定目标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出发,自觉服从全局、服务全局。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各方面都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稳增长、稳预期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和抑制效应的政策。要加强政策措施协同,注重系统集成、相互补位,防止各行其是。政策实施和评价也要体现一致性要求。实施政策要把握好时机、力度、节奏,使政策效果符合预期。要大力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压缩自由裁量空间。要进一步完善政策考核评价,科学设置有关标准,不合理的要及时调整优化。

李强强调,要建立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工作机制,把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各部门要探索建立自评估机制,综合评估新出台政策对经济发展、稳定预期、就业民生等方面的影响,增强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8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罗志恒、周其仁、黄瑜、张明、张水利、游玮、周勇、左丁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近期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力度大、针对性强,市场预期明显改善。大家还就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出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对下一步经济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既要认清大势、坚定信心,也要正视困难、积极应对,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注重倾听市场声音、回应社会关切,持续提振发展信心。

李强强调,做好下一阶段经济工作十分重要,各方面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抓紧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增量政策,对已出台的政策加快实施、确保早落地早见效,对正在研究的政策尽快拿出具体方案。跟踪评估政策传导效果,该优化的优化、该加力的加力。同时,结合谋划明年经济工作,研究储备一批稳经济、促发展的政策举措,并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推出。稳经济的关键是稳企业。要切实做好助企纾困工作,指导各地用好各项惠企政策,坚决治理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活力。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深入落实各项改革任务,努力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

李强希望各位企业家扎扎实实把企业办好,在开拓市场、稳定就业、扩大投资等方面积极作为。希望专家学者围绕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发挥专业优势,多提前瞻性、建设性意见。

吴政隆参加座谈会。

中央层面首次系统部署 推动公共数据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下称《意见》)于10月9日发布。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系统部署。

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执行主任孟庆国表示,《意见》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作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式进行明确和规范,对于调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加快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推动整个数据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上海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国家数据局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系统布局和培育壮大数据产业。2023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2万亿元,预计2024年至2030年年均增长率将继续保持在20%以上,2030年数据产业规模将达到7.5万亿元。

为促进公共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提供了遵循

《意见》的出台,旨在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充分释放公共数据要素潜能,进而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坚实支撑。

《意见》提出,到2025年,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制度规则初步建立,资源供给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数据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重点行业、地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明显成效,培育一批数据要素型企业,公共数据资源要素作用初步显现。

《意见》提出,到2030年,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制度规则更加成熟,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全面建成,数据流通使用合规高效,公共数据在赋能实体经济、扩大消费需求、拓展投资空间、提升治理能力中的要素作用充分发挥。

《意见》围绕深化数据要素配置改革,扩大公共数据资源供给;加强资源管理,规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鼓励应用创新,推动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营造开发利用良好环境四个方面,部署加快推进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

“这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要求的主要抓手。”孟庆国表示,《意见》着力破除公共数据流通使用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调动供给方的动力、激发需求市场的活力两个角度入手,为促进公共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提供了遵循。

探索将授权运营纳入“三重一大”决策范围

在全球范围内,数据被普遍认为是继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资源。公共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

记者注意到,在深化数据要素配置改革、扩大公共数据资源供给方面,《意见》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包括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开放,鼓励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等。

其中,在鼓励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方面,《意见》提出,落实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要求,探索建立公共数据分类分级授权机制。加强对授权运营工作的统筹管理,明确数据管理机构,探索将授权运营纳入“三重一大”决策范围,明确授权条件、运营模式、运营期限、退出机制和安全管理责任,结合实际采用整体授权、分领域授权、依场景授权等模式,授权符合条件的运营机构开展公共数据资源开发、产品经营和技术服务。

另外,《意见》还鼓励应用创新,推动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繁荣数据产业发展生态。《意见》提出,将数据产业作为鼓励发展类纳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支持数据采集标注、分析挖掘、流通使用、数据安全等技术创新应用,鼓励开发数据模型、数据核验、评价指数等多形式数据产品。

数据产业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我国数据产业快速增长,经初步测算,未来几年有望保持2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数据产业持续迎来政策利好。年初,国家数据局等17部门发文提出,到2026年底形成相对完善的数据产业生态,数据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提出培育壮大数据产业,发展一批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近日国家数据局就《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对此,专家表示,随着激活数据要素价值,赋能实体经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迎来“加速期”。

于祥明

聚焦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四大看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10月10日起在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有望进一步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草案征求意见稿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看点一:让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此次公布的草案征求意见稿,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明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专家表示,社会各界普遍希望通过立法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以法治方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各界普遍认为,从草案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并将长期坚持的大政方针。这将让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吃下“定心丸”,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看点二:拟规定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草案征求意见稿着力健全、完善民营经济组织市场准入领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机制,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做法转化为法律制度。

根据草案征求意见稿,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

同时,草案征求意见稿对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定期清理市场准入壁垒、禁止在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中限制或者排斥民营经济组织等作出规定。

在优化民营经济投资融资环境方面,草案征求意见稿重点对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完善民营经济组织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等方面作出规定。

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投资和创业,鼓励开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参与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专家认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将有效化解民营经济发展中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投融资支持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更好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看点三:支持有能力的民营经济组织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近年来创新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23年底,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213.4万件,占国内企业总量的近四分之三。

发展新质生产力,民营经济大有可为。草案征求意见稿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积极发挥作用,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其中明确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支持有能力的民营经济组织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经济组织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草案征求意见稿同时提出,支持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共性技术平台开放共享,为民营经济组织技术创新等提供服务,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保障民营经济组织依法参与标准制定工作。支持民营经济组织依法开发利用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加强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知识产权的保护。

专家表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在助推其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能有效激发经济活力,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支撑。

看点四:强化权益保护,优化服务保障

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必须有效防范不当立案、选择性执法司法、趋利性执法司法或地方司法保护,避免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等。

对此,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实施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等强制措施,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进行。禁止利用行政或者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细化办案程序,规范异地执法行为。

在服务保障方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建立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制定与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或者作出有关重大决策,应当注重听取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各类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建议。

同时,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强化行政执法监督、防止多头执法等作出规定。健全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制度,对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要求及时解除惩戒措施并在相关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协同修复。

此外,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民营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妨害市场和金融秩序、用贿赂和欺诈等手段牟利、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对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廉洁风险防控、鼓励有条件的民营经济组织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提出要求。

专家指出,草案征求意见稿既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又注重加强规范引导,体现了立法内容的完整性。

罗沙 齐琪 白阳

国家发展改革委:我国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 激发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潜力动能

国务院新闻办10月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等介绍了“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有关情况。业内专家认为,一揽子增量政策,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既有利于短期稳增长,又能激发中长期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动能。

围绕五个方面我国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6日召开会议,指出要抓住重点、主动作为,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9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一揽子增量政策的落实工作。

10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会上表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在有效落实存量政策的同时,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一揽子增量政策体现了三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支持实体经济和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更加注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郑栅洁说。

他表示,这些政策的谋划制定,体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目标导向,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用好用足政策空间,努力激发更大发展潜能。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经营主体和社会关切,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采取针对性更强的措施。三是坚持系统施策,统筹财政、金融、消费、投资、房地产、股市、就业、民生等各领域政策,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合力。四是坚持长短结合,统筹做好今明两年政策的衔接,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确保“十四五”顺利收官。

各类增量具体政策或将陆续由相关部门发布

“一揽子增量政策涉及多个部门的分工协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宏观管理和经济综合部门,负责系统落实、统筹协调,统筹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区域等各领域增量政策,提升各领域政策目标、工具、力度、时机、节奏等的一致性与匹配度。从而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确保政策同向发力、打出高效‘组合拳’。”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郭丽岩说,因此,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这样一场重磅的新闻发布会,十分有必要,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琪嘉表示,后续很重要的一点是形成工作合力抓好政策落实,把“组合拳”的“组合”功能发挥好。

“比如,发布会提到要研究将一批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纳入‘十四五’能耗单列范围,鼓励地方通过购买绿电绿证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等。这些具体政策的推出将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更加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魏琪嘉说。

业内专家认为,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要求,相关部门也将加快推出各类增量具体政策措施,并做好发布和解释。

一揽子增量政策将激发中长期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动能

对于一揽子增量政策的作用和影响,业内专家认为,一揽子增量政策既注重发力解决当下的困难和问题,又更加注重解决经济中长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强化打基础、利长远、可持续、稳中有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郭丽岩表示,一揽子增量政策具有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可以说是长短结合,更好兼顾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其既有利于短期稳增长,又能激发中长期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动能;既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困难和压力,更是锚定现代化强国目标,夯实根基确保经济基本面长期持续向好。

“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快落地,打出高效‘组合拳’,是有利于提振资本市场信心的。但要说明的是,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不仅是为了稳定股市等资本市场,更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结构优化和质、效向好。只有宏观经济长期持续向好,实体经济日益繁荣,资本市场才能健康有序发展。”郭丽岩说。

魏琪嘉表示,一揽子增量政策是结合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准确研判,按照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在推动经济在稳健运行中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推出的。其主要的亮点是系统性强、涉及面广,有效统筹了当前和长远、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水平等方方面面。对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稳中有进具有重要牵引作用。

“一揽子增量政策立足推动经济稳定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把经济基本面发展好、维护好,对资本市场和整个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魏琪嘉说。

余蕊

人民银行、财政部成立国债买卖联合工作组

央行买卖国债迎来新动向。10月9日,据人民银行官网,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的要求,人民银行、财政部建立联合工作组,并于近日召开工作组首次正式会议。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期双方在央行国债买卖方面的紧密合作,确立了工作组运行机制,双方一致认为央行国债买卖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强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

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以来,人民银行不断释放将在公开市场开展国债买卖操作的信号并将其落地。东方金诚研发部副总监于丽峰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人民银行通过买卖国债调节市场流动性,既丰富了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又能够通过“买短卖长”引导国债收益率曲线保持合理形态,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求得平衡。

而要使作为财政政策的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与公开市场操作有机结合,正需要人民银行与财政部两部门的紧密配合。

“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此次央行与财政部成立联合工作组,无疑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重要机制之一。”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刘涛表示。

人民银行已披露最近两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情况。8月30日,人民银行重磅发布国债买卖业务公告[2024]第1号,其中指出,8月人民银行向部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买入短期限国债并卖出长期限国债,全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1000亿元。9月,人民银行继续“买短卖长”操作,全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2000亿元。

于丽峰评价,人民银行在8月和9月净买入3000亿元面值国债的同时投放等量基础货币,为政府债发行创造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有利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间的协调配合。

值得注意的是,国债买卖是货币政策工具箱的补充和货币政策框架的完善,也是在经济修复时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属于常规货币政策范畴,并非在货币政策空间不足下的量化宽松。

刘涛指出,通过相关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人民银行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和流动性状况调节货币量和利率水平,稳定货币价值。将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后,由于国债具有期限结构丰富等特点,尤其是中长端债券交易可以较好地弥补以往正/逆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央行票据交易等期限偏短的不足,通过长中短期工具的灵活搭配,共同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往后看,人民银行也在将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持续优化。9月24日,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人民银行已将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并开始了尝试操作。“人民银行的操作很透明,网站都是公开的。人民银行也在会同财政部,共同研究优化国债发行节奏、期限结构、托管制度等。人民银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的整个过程将会是渐进式的。”

与此同时,10月9日当天,财政部发布通知,拟续发行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六期)(30年期)。据介绍,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本次续发行国债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1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足

国家税务总局10月8日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展现较强活力,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下同)同比增长25.1%。

基本生活类商品消费增势较好。国庆假期,粮油食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4%;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百货零售、超市、便利店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4%、8.9%和4.4%,有力保障了居民生活需要。

特色餐饮住宿服务平稳增长。国庆假期,小吃、快餐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1%和9%;露营、民宿休闲新场景受到欢迎,相关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2%和6.3%。

家电及家居类商品消费快速增长。国庆假期,各地通过打折让利、线上团券等方式惠及消费者,促进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1%;家具、装饰材料、涂料等与家居装修相关的商品销售呈快速增长态势。

汽车市场迎消费热潮。国庆假期,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带动下,全国汽车新车销量同比增长11.7%,其中新能源车同比增长45.8%。假期出行增多,拉动机动车充电行业增幅走高,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

文化服务等市场消费活跃。国庆假期,居民通过观演出、看电影、逛书店等方式满足文化消费需求,带动文化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5.2%。

王雨萧

权威视点
邢明: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城乡融合发展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是拓展现代化发展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要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实现城乡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更好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动各类要素在城乡间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能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是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有助于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同时,推动城乡要素顺畅流动、合理配置,还能更好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发展增量。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破除要素间流动壁垒,消除城乡间投资壁垒、消费壁垒,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行之有效的内生动力。城乡要素包含的不仅是生产要素,也包含生活要素,是一切社会活动要素。一方面社会公共服务的城乡流动变化,将从以往的“重城轻乡”向城乡均衡转变,将极大地促进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城乡融合发展做好政策铺垫。另一方面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动,会带来大量的资金、人员以及信息的流动,这也标志着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从而增加社会经济运行的活力。

提供深化改革的新动能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是深化改革的新动能。深化改革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动能转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中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动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大力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加强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健全要素市场治理,进一步发挥要素协同配置效应八个方面试点任务。方案优先考虑选择改革需求迫切、工作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群、都市圈或中心城市等,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是对要素市场改革作出的重要部署。标志着要素市场的主阵地开始向乡村倾斜,双向流动意味着乡村要素进入流通领域,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意味着乡村要素价值趋向于市场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动能。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牢牢抓住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这个“牛鼻子”,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乡村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过多流向城市的格局。

实现乡村土地要素和生产力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是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和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乡村要素通过合法、公平的流动,将推动实现农民和集体经济的增收,进而实现乡村建设的整体跃迁。城镇生产力要素向乡村流动,将通过产业升级实现利益双赢。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有利于维护农业稳定发展、有利于乡村城镇化转变、有利于农民提高生活质量。要通过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农民通过要素流动得到公共福利,城市生产力要素通过交换助力农业发展,实现城乡要素互换、成果共享的良性循环。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邢明

郭雳:以动态协同的金融法治观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大国博弈与数字革命等多重因素,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由于我国在金融法律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风险处置体制机制等方面尚有一些薄弱环节亟待加强,国家金融安全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金融法治工作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将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等作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举措。新征程上,应立足新时代我国金融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实践,树立动态协同的金融法治观,不断强化国家金融安全的法治保障。

把握好两对重要关系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领域法治建设步伐显著加快,在金融法治理论研究和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方面取得丰富成果。但面对复杂多变的金融风险和接踵而至的巨大挑战,当前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尤其是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问题较为突出。加强国家金融安全的法治建设,需要深刻认识并妥善处理国家金融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国家金融安全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基础,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这一系列论述反映了党对新时代金融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金融法治在维护和保障国家高水平安全过程中应发挥重要作用。金融安全既是经济安全的具体方面,也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其他国家安全领域有着紧密的关联,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国家金融安全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底线。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八个坚持”,将“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明确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决定》为法治保障金融高水平开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特别提出要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这些都表明,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必须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作为前提和基础。

关注金融科技的风险监管

政府进行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源于负外部性效应、信息不对称等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风险易积聚性、易爆发性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作为市场活动的金融与作为监管者的政府之间的互动规律,决定了金融安全必须由金融法治加以保障。现代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科学性,即金融安全的界定与维护都需要遵循金融基本原理和规律;二是发展性,即金融安全的内涵与外延随着经济社会演变、国际国内形势及重要金融危机事件而不断发展;三是统筹性,即金融安全囊括传统与新型、国际与国内等多种风险类别,较之于金融稳定内涵更丰富、维度更全面。

金融监管的客体是充满技术性、复杂性、发展迅速的动态金融市场。随着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赋能金融服务全流程,金融科技所带来的国家金融风险形态日趋复杂。一方面,金融科技在与信贷、理财等传统金融活动紧密结合下成为传统金融风险的放大器,大量中小金融机构的科技外包合作模式也成为金融风险的主要传导来源,可能进一步加速整个金融体系的期限错配与货币错配;另一方面,科技赋能下涌现出新的市场中介主体、金融体系中的新网络节点,其业务范畴与其他金融机构有广泛而深入的关联,由此出现金融云服务和网络基础设施的运营服务风险,形成金融与网络市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风险外溢与风险交织,进一步加快风险传导速度和蔓延程度。

防范化解金融科技应用这一类新型国家金融安全风险,需要注重金融法治的动态性与协同性,从而形成多层次的法治应对。在金融网络与基础设施安全这一外层,应努力提高金融部门的网络韧性,减少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复杂关联性,形塑出保障技术服务多样性的金融监管规则,形成与市场发展、技术发展“同频共振”的金融科技监管模式。在金融科技创新行为这一中,应形成法律和行业标准共同作用的金融科技安全规范体系,以及金融机构监管、数据安全保护和新兴科技治理的协同执法体系。在金融服务行为这一内层,应将执行金融活动的企业作为监管切入点,基于“活动”和“实体”的监管并重而行,同时保障各金融监管部门协同利用科技手段有效识别和精准锁定金融风险。

树立动态协同的金融法治观

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日益繁重的现实情况,应当以动态协同的金融法治观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强调金融法治发展的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金融市场的试错、容错、纠错等多样化现实需求,决定了需要行政、社会和市场三类机制之间的深度嵌入与有效互动,以治理动态性应对金融市场动态性。同时,动态协同的金融法治观还对应着国家金融安全结构与功能的动态性,需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动态性的视角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应当将在法治轨道上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作为动态协同金融法治观的基本方向,注重全面覆盖境内市场与境外市场、金融安全与科技创新以及金融市场与基础设施等场景。以动态协同的金融法治观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体现在金融法律制定、金融监管执法和金融对外开放的全过程中。

一是金融法律制定的动态协同。在制定金融领域基本性法律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修法机制,是不断适应金融发展实践需要的有效举措,以实现金融市场实际需求与立法程序之间的平衡。具体来看,应当将金融法作为金融领域的基本性法律,与其他金融法律法规共同构成完备有效的金融法律体系。同时,建立定期修法机制,通过提高金融法律修改频率实现金融领域立法的动态调整,实现立法对金融市场发展现实需求和风险防控目标的高效适配。此外,应当推动金融法律规范与金融伦理指引的融合:由金融法律以强制性规范保障基本秩序,明确金融科技发展、金融资本流向的“刚性底线”;由金融伦理以社会价值的普遍认同塑造合法性基础,为金融风险圈定“柔性边界”;将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金融公平理念的伦理要求及时上升成为法律原则和规则,赋予其可执行效力。

二是金融监管执法的动态协同。首先,要减少监管机构与市场主体之间、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避免因信息获取者之间的数据差而产生监管信息差、知识差,缓解监管制度和执法实践相较市场创新的滞后性。其次,优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联动。通过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明确中央金融委员会在金融安全与发展中的统筹协调角色,发挥中国人民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审慎监管职责,落实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统筹负责职责,建设健全与央行、证监会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实现监管权力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协同。最后,推动金融监管机构与数据监管机构开展执法协作,与国家数据局等数据流通利用机构做好金融数据流通顶层设计,以数据监管与金融监管的跨领域、跨部门协同,保障数据与金融在要素资源层面的共同发展。

三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动态协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制度型开放,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首先,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金融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其次,深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工作的协调体制机制,强化海外利益和金融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加强金融安全领域国际执法合作,健全金融领域的反制裁、反干涉和反“长臂管辖”机制。最后,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金融治理,主导完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提升金砖国家共同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并在跨境支付、数字人民币推广、绿色金融等多个主题下拓展金砖国家的金融市场互通与监管合作,为合力应对国际金融风险提供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郭雳

陈龙: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要坚持正确理念和方式

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依赖于正确的理念和方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作出明确部署。要进一步增强债务管理的科学性,在经济良性循环和资本流动中削减地方债务存量,优化经济建设事权,实现标本兼治。

在发展和增长中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完成化债任务,最终只能在发展和增长中依靠经济增量和盘活存量来解决。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就会影响化债的效果,甚至可能出现债务越化越多、风险不断累积的状况。因此,促使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做大经济资源,是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的基础和前提。

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不能只着眼于债务存量本身,而要使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在发展和增长中解决问题。前段时间,我国加大宏观政策力度,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使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一方面,经济运行的质量在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增长的“质”与“量”不协调,进而导致需求收缩、活力不足、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压力较大、风险隐患较多等问题。为此,需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加快将前期出台的措施和政策足量、及时落实到位,以公共服务和广义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消除制约消费需求的深层因素,扩大有效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只要经济活力和发展动能不断增强,化债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良性循环和资本流动中削减地方债务存量

削减地方债务存量,是当前我国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一环。化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更是为了解开制约企业经营和资金顺畅运转的“扣”,促进经济健康运行。同样,化债方法方式的选择要有利于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和资本流动,有利于提升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而不只是为化债而化债。从实践中看,地方和相关部门在化债的技术手段方面实现了诸多有效、可行的创新措施。下一阶段,要完善、优化技术手段,提升化债效果,促进经济活起来、资源资产流动起来,形成经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避免采取一刀切、运动式的解决办法,而应运用好市场及相关的资本工具,将化债与经济结构、产业调整和资源整合盘活结合起来,通过速度差,如经济增速与债务增速差异、中央债务与地方债务的增速差异等,在发展中调结构,在经济良性循环和资本流动中解决问题。

要因地制宜,灵活选择化债的技术手段。依据债务产生的性质以及各地资产资源状况,实行分类治理。由于各地资源状况差异很大,各地债务形成的资产也并不相同,所以处理地方债存量必须坚持一地一策、一债一策,灵活选择资产出售、资产置换、股权转换、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消化存量债务。按照债务形成资产的性质,对于市场属性较强具有现金流的项目、无现金流的公益项目,则通过相应的措施予以化解,尤其要在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债务重组的化债方式,统筹化债与经济增长,防止化债对地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以系统思维增强债务管理的科学性

如何利用好政府债务,是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世界发展史表明,政府债务是现代国家持有的“双刃剑”,事关发展和安全。用好了,政府债务就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利器;如果用不好,使用不当、监管不力,则会抑制经济发展,甚至产生经济社会风险。发挥好政府债务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需要以提升债务管理的科学性为核心,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由于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债务和经济关系复杂,所以提升债务管理的科学性,需要坚持系统思维,从国民经济和治理系统整体考虑管理制度的设计,重点做好三方面。

其一,构建符合我国特点的债务安全判定标准和预警指标体系,增强预判的科学性。立足经济整体和债务资金的全生命周期,从宏观经济、债务成本与效率、广义偿债能力等方面,运用经济实际增速和潜在水平、财政和国有经济资源、债务利息占比、债务的资产形成等一系列指标,综合判断债务安全状况,构建科学的债务风险综合预警指标体系,既不夸大风险,也不掩盖问题,为管理提供依据。

其二,动态调整债务结构,优化债务资金使用。调整国债和地方债、地方一般债和专项债结构,降低债务成本。优化地方专项债务适用范围和投向领域,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加强投后管理,健全偿债保障机制,防止形成后续风险。

其三,坚持协同治理,健全协同监管机制。一方面,根据隐性债务和法定债务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和措施;另一方面,加强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和监管措施上的协同性,形成阻断债务风险传递的屏障。健全协同监管机制,不仅需要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情况互通,而且还要加强相关监管部门工作机制的协同,使监管不能“只顾一头”、只立足于本部门,而要站在发展全局,统筹考虑债务监管。

在优化经济建设事权中实现标本兼治

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不仅需要有序削减债务存量,而且要抑制地方债过快增长,严控各类新增隐性债务,并且把抑制地方发债冲动与降低发展成本、提升宏观政策效率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

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是地方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前些年由于房地产市场活跃,土地出让收入快速增长,成为地方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渠道。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高达约8.7万亿元。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土地出让收入快速下降,2022年、2023年及2024年的1—8月份分别下降23.13%、11.22%和25.4%。土地出让收入快速下降,不仅给地方债务偿还带来压力,也使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一些规划和建设项目无法推进,这就意味着过去由土地财政支撑的地方投融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既要促进发展,又要化债、防范债务风险,怎么办?如果由地方承担过多的经济建设和投资事权,就会增加地方债扩张的冲动。为此,需要优化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建设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财政投融资的方式和结构,解决当前地方融资困境、减轻支出压力。首先,进一步明晰政府的经济建设事权及建设项目的规划。我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投资空间。实现我国一系列发展目标,必须继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而财政投融资支撑的基建投资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应立足于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着眼国民经济发展整体,做好短期和中长期基建投资规划,使每年广义财政支持的基建投资规模名义增速保持在8%—9%的水平。其次,动态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建设事权,改革投融资模式。在满足地方基建基本需求的条件下,建立以中央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增加中央重大基建项目,逐步动态地降低地方投资占比和地方债占比。这样不仅可以改善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提升投资效率,解决长期持续发展的预期和动力问题,而且中央重大基建项目落地在地方,在不增加地方压力的情况下,形成地方经济增量,增强化债的经济基础。最后,还能对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金融机构持有中央财政投融资形成的金融债权,有利于其降低风险资产占用,提高抗风险能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陈龙

赵晋平:加快推进我国服务贸易创新与提升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源泉。在2024年9月13日召开的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发表题为“创新提升服务贸易的方向和路径”的主题演讲。

赵晋平表示,中国服务市场的不断开放和需求增长为全球服务贸易回升注入了新的动力。自2023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复苏态势持续向好,特别是旅行服务强劲恢复性增长贡献最为突出,对于促进整体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晋平认为,中国的对外投资对稳定和提升全球供应链发挥了积极作用,2023年和2019年相比,中国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分别实现26.2%和15.6%的增长,显著高于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然而,从世界主要经济体跨境投资存量依存度来看,中国双向投资仍存在巨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在不断增多,如何积极应对挑战,加快推进我国服务贸易创新与提升成为一项重要议题。

对此,赵晋平提出四方面对策建议:

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深化援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全链条管理。

二是深化服务贸易国内规制改革。全面启动世贸组织《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实施工作,全面清理和调整我国已发布和实施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相关国内规定;提升服务贸易相关许可、资质、技术标准的政策透明度,提高国际服务贸易企业获取相关从业许可和资质的可预见性,减少从业许可和资质申请的时间及成本。

三是创新服务贸易政策工具。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加快推进离岸贸易发展,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

四是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服务贸易领域双边合作,推动双边电信和金融合作,实现智能化网络平台互联互通和在线支付系统落地;推动实现双边入境免签、专业技术人才资质认定;积极推动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主动参与和引领电子商务、环境产品等诸边谈判;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民心相通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各国教育、医疗、旅游、文化等合作;加快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积极推进RCEP、CPTPP后续谈判以及DEPA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

记者 高妍蕊

马海涛:坚持系统观念 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并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部分强调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制度保障。正因如此,财税体制改革成为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关键,是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的基本前提,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科学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聚焦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明确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推进方式,突出改革问题导向,突出各领域重点改革任务”。财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头戏”,充分肯定了财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使命任务,凸显了不断完善财税体制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牵引和推动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历次重大改革基本都是从财税体制改革入手的。不断完善现代财税体制,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才能真正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顺利完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财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结构复杂、难度大,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这要求在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全面系统的观点来协调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的工作重点,加强改革系统要素之间的联动性与协同性,避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相互掣肘。

坚持系统观念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个重大原则,其中之一便是“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涉及较多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更高。坚持系统观念,全面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秉承“分税制”改革以来“以政领财,以财辅政”的逻辑主线,积极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根本指引,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和谐统一。一是合理界定政府支出责任,避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政府支出应更加关注科技、教育、民生等关键领域,支持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建设,支持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优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同互补关系。二是优化现有税收治理体系,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优化清理部分临时性税收减免措施,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加强横向税收协调与征管合作,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三是针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等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适时调整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利用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提高养老机构社会化程度。四是清晰、明确划分权责,探索多元化的绿色财税政策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政府间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方面。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可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此,一是厘清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清晰划分财政事权,按照受益范围、信息复杂程度、行政成本等原则进行划分,加快全国统筹,适当加强中央事权,规范和减少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积极构建支出责任的“弹性”调整机制,因时因地积极优化调整。二是优化政府间收入划分,确保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处于合理区间。改进和改革税制,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合理设置地方税种,着力培育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权。三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厘清边界和功能,持续加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推进转移支付规范化和法治化,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转移支付监管体系,完善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评价体系,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充分体现国家战略需求。四是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省以下收入划分机制,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完善省以下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界定,减少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错配的现象。

处理好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关系。当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范围不断扩大,使得财政“过紧日子”的压力不断加大,迫切需要缓解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紧平衡的态势,有效拓展财政政策空间。一是多措并举增加财政收入,保障财政收入处于合理区间。增加增值税收入;动态调整消费税征收标准、优化消费税税率结构,提高税制累进性;完善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度,提高直接税比重。二是加强各类财政资金的统筹,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提质增效,做好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加强“四本预算”统筹,增强“四本预算”有效衔接;强化存量资源与增量资源的统筹,健全结余资金收回利用机制,积极盘活各类政府存量资源;强化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统筹。三是在强化收入统筹基础上,科学界定政府支出规模和方向,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

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面广,改革难度大,各类要素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具体领域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包括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优化现代税收体系等主要内容。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系统观念,树立大局意识,做到统筹兼顾,把握好整体和部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优化现代税收体系为两个主要抓手,将三大领域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协同推进,确保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确保改革取得预期成效。

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统筹发展与安全。一是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纳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统筹考虑,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优化政府间收入划分,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完善转移支付体系,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安全。二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坚持合并监管和高压监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建立健全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机制;构建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债务透明度。三是处理好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改革的关系,统筹考虑短期现实问题和长远战略需要。在推动中长期改革的过程中,不能无视和忽视现实经济问题,不能因为着眼中长期目标而忽视了风险的积聚和扩散,应统筹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统筹政策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统筹中长期改革和短期政策,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马海涛

徐枫:如何推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近日,中央金融办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旨在吸引更多长期资金进入市场,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指导意见》,我们需要厘清一系列问题,资本市场为什么需要长期资金?长期资金为何并未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主力军?《指导意见》又是如何推动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对资本市场保持长期信心。

众所周知的是,资本市场重要功能是支持企业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和为投资者提供稳定收益,长期资金有助于资本市场功能发挥。一是长期资金和创新融资需求匹配。通常而言,完整的创新投资包括创新发明、创新应用和创新扩散等阶段,需要穿越从科学到技术转化、从技术到市场转化等两大“死亡之谷”。任何创新成功都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长期资金能够承担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耐心支持创新型企业积累技术储备和获得市场接受,提升创新成功概率。二是长期资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长期资金投向高附加值的项目,进而引导其它资金流向这些领域,不仅能够增加企业盈利能力,还能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三是长期投资策略收益更高。在牛市环境中,长期投资策略能够让投资者获得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收益。在熊市环境中,长期投资策略可以通过时间摊平成本。在震荡市环境中,长期投资能够避免频繁操作产生的交易成本和错误决策风险。此外,长期资金能够提振投资者信心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然而,长期资金还未完全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主力军。一方面,长期资金占比相对不足。目前我国保险资金权益投资占比约为10%,距离政策规定的45%上限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另一方面,长期资金行为“短期化”。譬如,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债券投资平均久期为4.5年,证券公司债券投资久期更短。多因素导致长期资金功能难以完全得到发挥。一是过去长期资金入市动力有限。只有预期交易行为可以获利,投资者才会选择入市。如果投资者预期持续转弱,市场整体风险偏好就会下降,上市公司估值中枢就会下移,追求稳健收益并对回撤控制要求严格的长期资金的理性选择就是撤出市场。二是一些投资行为短视。2021年以来,监管机构要求商业银行设置同业业务的间接投资额度,并逐季度压降间接投资规模。一些商业银行为了满足监管要求,减少同业投资空间和缩短投资久期。三是考核机制导致一些机构投资者追逐短期业绩。现有绩效考核机制下,多数金融机构都需要重视财报数据的环比、同比信息,上市金融机构还需要关注季度经营业绩。

《指导意见》从培育资本市场生态和发展长期投资主体两方面为长期资金入市提供了政策支持。关于培育适应长期资金的市场生态环境,具体措施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鼓励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股份。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营造健康的市场生态环境。完善支持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包括交易监管机制和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等。关于支持长期投资主体发展壮大,具体措施包括稳步降低公募基金行业综合费率,推动公募基金投顾试点转常规。丰富公募基金可投资产类别,建立ETF指数基金快速审批通道,持续提高权益类基金规模和占比。鼓励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丰富产品类型和投资策略,推动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提高权益类私募资管业务占比。引导基金公司从规模导向向投资者回报导向转变,努力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收益。

此外,《指导意见》还为长期资金入市进行配套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健全商业保险资金、各类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的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推动树立长期业绩导向。二是培育壮大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打通影响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制度障碍,完善考核评估机制,丰富商业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模式,完善权益投资监管制度,督促指导国有保险公司优化长周期考核机制,促进保险机构做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的长期投资。三是完善全国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政策制度,支持具备条件的用人单位放开企业年金个人投资选择,鼓励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人探索开展差异化投资。四是鼓励银行理财和信托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优化激励考核机制,畅通入市渠道,提升权益投资规模。

值得期待的是,《指导意见》出台后将会有更多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不仅投资者回报会稳步提升,而且资本市场功能也会得到更好发挥。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资本市场研究室副主任 徐枫

徐忠: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是“央行下场入市”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了一揽子的政策,这些政策显著提振了中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信心。笔者认为需要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准确理解并全面贯彻落实相关政策。

一、政治局会议部署的一揽子政策,对于扭转市场预期,提振投资者信心,发挥了立竿见影的重大作用。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预期偏弱、经济下行压力大等挑战;同时还存在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不稳和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严重弱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和挑战相互交织,导致市场预期偏弱,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消费者消费意愿降低,经济运行面临复杂的环境与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急需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及改革措施扭转市场预期,这是社会各界的共识。

9月26日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和提振资本市场等政策宣示具有十分关键、积极的作用,扭转了市场预期。一揽子政策提振了市场对中国政府解决深层次问题的信心,提高了市场风险偏好水平,也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近期股市、楼市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有所体现,当然中国经济中长期基本面的改善还需要一揽子政策和改革措施的跟进与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结构性改革是个长期过程,需要久久为功。

二、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宏观政策从总量上维护经济平稳运行,还需要针对重大突出问题采取结构性的政策措施。

中国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量问题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等结构性问题交织,解决总量问题也必须解决结构性问题,在实施总量的支持性政策同时,客观需要出台一些具有靶向意义的结构性工具。此次央行在货币政策总量上,综合运用下调存款准备金、降低政策利率、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鉴于房地产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央行一直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支持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化解和健康发展。最近几年来,人民银行不断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政策,从供需两端综合施策,多次调降个人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降低贷款利率、取消利率政策下限,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等系列政策。近期为落实中央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一揽子政策中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首付比例正式落地,预计将减少居民还款压力,搭配其他政策有助于提升消费和弱化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此次创设的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一揽子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措施,是为了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的制度建设。类似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国际上已有先例。在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和应对危机需要,设立了一些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最后贷款人覆盖的范围由传统存款类机构拓展到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其设立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一级交易商用手中流动性稍差的证券去换取美联储的国债,从而改善一级交易商的流动性状况。

此次“互换便利”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基础货币投放,不存在“扩表”,并不是所谓的“央行下场入市”。从操作原理上来看,与美联储的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类似,是通过“以券换券”的形式增强相关机构融资和投资能力,实现了流动性支持。金融管理部门会对相关机构的资质、条件作严格要求,并设置科学的抵押率。

“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是通过商业银行为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开发的一项工具,专项用于上市公司和股东回购和增持股票,贷款人和资金用途有严格限制,并不代表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在国际上,上市公司和股东通过银行贷款开展市值管理是投资银行为客户提供的常见业务。

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基于市场化的原则,是完善市场的长期制度安排。两项工具不增加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和扩大货币供给,政策工具具有特定的指向性和使用条件,银行信贷资金不能违规进入股市仍是金融监管应当坚持的一条红线。金融管理部门应该科学监测和评估资本市场运行状况,审慎选择合适的时间窗口。

三、高质量发展客观要求各方共同维护稳定和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转型客观上需要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为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并购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金融资源配置更多地转移到“五篇大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这需要货币政策提供稳定宏观环境,同时资本市场、金融机构及其他领域推动相关改革,共同创造一个鼓励创新、注重效率的投融资环境。

当前,金融机构应当高度重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保护。一方面要鼓励投资者坚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趋势的信心。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同时,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要全面客观冷静看待,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强化内控和合规责任,对个人投资者提示风险,严控加杠杆,要严防信贷资金以消费贷等形式流入股市。市场有句老话,“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应当有风险意识,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出发,不要盲目跟风炒作。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会长 徐忠

国研分析
锚定金融强国目标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描绘了金融强国的宏大愿景,即具备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本文认为,我国的金融强国愿景是基于经济强国基础,并嵌入经济强国建设中的,金融强国既是金融强的国家,也是金融助力国家强大的过程。我国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强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并明确“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

金融强国与经济强国

我国的金融强国愿景是基于经济强国基础,并嵌入经济强国建设中的。金融强国既是金融强的国家,也是金融助力国家强大的过程。

金融强国建设不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建设金融,不能“自娱自乐”,也不能发展不足和过度发展,而是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是金融强国建设的起点和基石,既提供庞大而丰富的金融需求,又使得金融的发展有了基本的“底座”。

金融强国也是金融强的国家。在我国,金融强至少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金融自身的稳健、高效和开放。“稳健”是指金融体系有良好的监管、风控和风险化解处置体系,能克服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不给经济和社会“捣乱”,金融系统能应对一定程度的外部冲击,能帮助经济社会分散、吸收必要的风险,有足够的韧性。“高效”是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高,既有宏观的资源配置效率,能“看见价值”,有高效的价格发现和价格形成机制,提供合适的激励约束机制促成社会合作,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又有微观的投入产出效率,形成合理的分层、分工协作体系。“开放”包括对内和对外开放,是成为有生命力的复杂系统的关键特征,允许微观主体和市场行为的自主涌现、自我成长和优胜劣汰。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要求完善“六大体系”和“两项基础工作”,就是要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健、高效和开放发展。即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等六大体系与高水平开放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两项基础工作。

二是金融体系要有“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呈现高度适应性与包容性,能服务国家战略,是“有用”的金融体系。金融的发展总是处于特定环境和经济的特定发展阶段。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技术范式和经济增长逻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的金融体系需要嵌入这个时代,具备高度“适应性”。我国当前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金融的发展也需要增强“包容性”的要求。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通过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因此,当前金融的发展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成为对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用”的金融体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就是突出体现。

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与经济强国形成良性互动。金融强国的落脚点是经济强国,即金融的发展是为了国强,金融需要回归本源,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国家战略大局。我国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强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金融强国建设的六大关键核心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描绘了金融强国的宏大愿景,即具备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

(一)强大的货币

强大的货币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基础和最终表现。货币是金融体系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宏观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

强大的货币是能保持币值稳定、长期有内在提升价值的货币。货币是国家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调控提供的凝聚社会普遍信任的公共服务。货币的基础功能是维护币值稳定,从而可以成为计价、交易和价值储藏手段。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币值会有所波动,只有高效地提供了货币这种公共服务,才会带来社会对货币服务需求的增加,从而推动货币的内在价值在长期内有提升潜力。

强大的货币也是能够安全、便利使用的货币。强大的货币应有高效率和安全的支付体系,以支撑货币的安全便利使用。

强大的货币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货币是无因无息票据,任何对货币使用的约束,都是货币的变相贬值,是对货币本身价值的损害。强大的货币要求尽可能减少货币对内使用的限制,同时推动货币对外使用的可自由兑换。

强大的货币最终会水到渠成推动货币国际化进程。货币变得强大,其流通范围会超越国界,通过在岸金融和离岸金融为非居民提供包括计价、交易和价值储藏在内的多种货币服务。

(二)强大的中央银行

金融强国建设要求的强大的中央银行,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国情,能高效做好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及时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中央银行。

首先,强大的中央银行要有良好的治理模式和恰当的职能定位。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中枢,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强大的中央银行需要与此相适应、相协调。具体而言,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处理好中央银行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其他宏观调控部门,以及与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行业监管部门的关系,形成国内国际充分协调、部委间紧密合作,市场有效互动的合理治理模式。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还需要对中央银行有恰当的职能定位,处理好中央银行事实上承担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提供和金融市场监管、金融发展和改革、货币调控、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稳定等多重职能之间的关系,将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作为我国中央银行的两大核心职责。

其次,强大的中央银行需有适应“两个大局”、维护金融稳定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体系。我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技术背景、人群结构、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家治理都已深刻变化,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变革期和谋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机遇期。我国的货币金融是复杂的大系统,如今货币供求和货币调控、金融运行和金融稳定等呈现新规律新特点,强大的中央银行需有“立足国情,面向未来”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体系。具体而言,需要对当下和未来货币金融的真实运行有准确的认知,能客观评价和借鉴西方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新理论和实践探索,平衡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不仅要有能分别适应常态、转型和危机状态的完整的货币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体系,而且要有能应对微观主体活力不强、预期不稳的结构裂变、范式跃迁、制度变革时期的理论与政策,还要有高度适应我国现代微观金融企业制度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人才队伍以及宏观管理的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与政策体系。

再次,强大的中央银行需建立完备有效的货币调控和维护金融安全的实现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强大的中央银行需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定环境中平衡好不同目标,建立科学顺畅的政策决策、协调和沟通机制,不断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不断丰富和完善政策工具箱。我国需统筹利用好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工具,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盘活金融资源,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发挥货币政策总量与结构双重功能,提升引导效能,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统筹兼顾短期经济波动与中长期经济增长。更好调动全球金融资源,更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建立能应对常态和极端情境下的金融安全体系,以宏观层面的流动性保障和救助为重点健全系统性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

最后,强大的中央银行需建立促进职能发挥的完善有效的支撑体系。持续完善金融法治体系,建立健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高质量金融基础数据统计体系。建立政策决策咨询体系,持续完善政策沟通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规则性,引导、管理和稳定市场预期,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强大的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微观基础。建设金融强国要求金融机构强化使命担当,归位尽责、合理治理、稳健高效、自主成长。

金融机构的功能性与盈利性兼顾,但功能性是第一位的。在国家视角下,金融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是“特殊目的机构”。金融机构要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实现自我价值。金融回归本源最终体现在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形成良性互动,走进企业和产业,发现实体经济的内在价值,通过合理的方式整合不同认识形成价格共识,并引导金融资源按照社会共识优化配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还集中表现为服务国家战略,按照国家引导的方向和领域配置资源。

金融机构要在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中找准定位。未来一段时间,金融机构要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的定位发展。具体而言,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中小金融机构重点在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政策性金融机构回归政策性职能定位;保险机构着力于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金融机构的定位需要根据发展环境和金融业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优化,满足不同定位的要求,发挥特定功能。

金融机构要合理治理、稳健高效,特别是形成与“特殊目的机构”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能力体系。在“特殊目的机构”的定位下,单个金融机构不足以形成独立的治理结构,需要形成多层治理体系以达到合作制衡效果。或者说,除了纳入国家治理层面的治理机制外,金融机构既需要构建包含党委和“三会一层”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内部治理机制(如包含党委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和经理层的“五会一层”中国特色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还需要搭建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等行业治理机制,以及引入市场、自律组织等外部治理机制。我国金融机构除了在机构内部搭建能力体系外,还需要在行业甚至国家层面搭建赋能体系,使得金融体系形成有充分能力和资源支撑的整体力量。

金融机构要践行“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等价值观,重点是在利益冲突管理良好的环境下“归位尽责”,承担信义义务和社会责任。

(四)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强国需要与之地位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金融强国的重要体现和抓手。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资本和机构聚集为居民和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是各种金融中介自由运营的地方,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地理位置和制度安排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要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国际金融中心要产生较强的金融资源集聚效应和配置能力。国际金融中心还需积极参与并引导重大国际金融规则和金融标准的制定。

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营商环境竞争力,提升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发挥人民币金融资产、重要大宗商品等“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拓宽上海规则的影响范围,拓展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国际金融互联互通的广度和深度。

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跨国公司深耕我国内地市场的重要桥梁,也是我国公司“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的理想平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通过提供世界一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和开放、法治、透明、安全的营商环境来高效联结我国市场与全球商业网络。香港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配合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和国际投资者需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大湾区金融、科创金融、绿色金融与ESG金融等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五)强大的金融监管

强大的金融监管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有力保障。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能及时识别、防范、化解、处置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作为未来工作重点。具体来看,金融监管工作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二是金融监管全覆盖,实现无监管空白、监管盲区的全过程全领域监管,做到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通过建立健全兜底监管机制,实现“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三是综合运用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持续监管和穿透式监管五大监管方法,强化监管责任落实。

建设金融强国,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合理的功能定位。金融监管是在正当规则和合理治理下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重要支柱。金融监管宜着眼于维护金融行业的“受信任载体”地位,以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为己任承担信义责任。平衡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发展、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的关系,重点在于保障微观主体的审慎性、市场行为的正当性,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理权益,协助司法部门阻止不良意图的犯罪行为,重点防范“好心办坏事”的环境与机制。

立足国情、与时俱进的监管理念、规则和工具。监管是在现实世界对金融主体和行为的规范,对金融市场秩序的维护,必须直面我国实际运行中的微观主体和市场,需要充分理解金融现象、行为和模式背后的“合理”逻辑,才能通过规则调整实现行为转变和秩序引导。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在发展完善中,市场环境、技术背景、市场结构和机构行为都在不断变化,监管需要与时俱进,平衡好监管牵引和市场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监管部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监管规则,创设和优化各类监管工具。

优异的监管效能。监管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但也会产生监管成本,引发风险。从愿景的角度看,强大的金融监管能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猫和老鼠”对立中超脱出来,转向共创良好生态的共同体,在金融治理中实现监管职责。要在实践中配备必要的监管资源,综合利用自身的行政管理能力和行业自律、市场内在约束机制以及司法救济等力量,共同实现金融系统的长期健康发展。监管部门也要有良好的分工合作,形成有机整体。监管还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形成良好的监管文化和优秀的监管人才队伍,不断提升监管系统水平,探索有效的先进监管技术应用。

(六)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

金融人才队伍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力保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队伍提出了明确要求,即“纯洁性、专业性和战斗力”,对金融干部人才队伍,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三过硬”和“忠诚干净担当和高素质专业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更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能力要求,要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力,坚持经济与金融一盘棋思想,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

我国对金融人才队伍的要求,既与金融本身的特殊性有关,也与我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有关。

金融专业性强,资源和权力集中,对金融人才的纯洁性和专业性有较高的要求。金融领域权力集中、资源富集,容易滋生腐败,要求加强金融人才队伍的作风建设,达到“作风过硬”标准,提升人才队伍的纯洁性。金融工作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要求金融人才队伍精通业务,增强金融工作本领,提高人才队伍的专业性,达到“高素质专业化”和“能力过硬”标准。

我国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金融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以及建立在中国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基础上的特殊金融运行体制机制,对金融人才队伍的“政治性”“战斗力”和“忠诚干净担当”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金融机构的功能性优先于盈利性,不仅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还要聚焦国家战略,要求金融人才队伍“政治过硬”“忠诚担当”。金融人才队伍主要发挥对资源的组织管理作用,对“纯洁性”和“忠诚干净”有更高的要求。此外,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金融是重要的资源和工具,需要金融人才队伍有较强的“战斗力”,争夺发展空间,提升服务效能,保障金融安全。

金融强国目标下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

金融强国是现代金融发展客观规律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产物,只有带有鲜明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形成现代金融的“中国范式”,才能算得上金融强国。金融强国是找到自己的“中心”,立足国情,既能促进本国建设经济强国,又能为世界带来边际价值贡献,具有可复制的增量价值。实际上,任何“跟随战略”,都是在别国寻找到“中心”,以及别国开创的价值体系下的延伸和发展,都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与此同时,金融强国下的中国特色金融,又需要有他国“跟随”“模仿”的空间,能成为未来世界金融发展的新范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我们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金融首先是经受过中国历史实践的检验,是真实的,是现实运行中涌现出来的中国金融特色。这与中国的微观主体特征和市场运行机制是相吻合的。

中国特色金融也是内嵌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的,共处同一个生态。金融系统不是独立系统,是与所处时代和环境相融合后在金融领域涌现的产物。

中国特色金融还需具有促进经济强国建设的金融探索。成功的金融探索才是最终推动金融强国建成的重要因素。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性要求下,判断金融特色化探索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是否促进经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道富

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更大力度吸引外资深耕中国

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外资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作出新的部署,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指明方向。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吸引外资取得突出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自身比较优势和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我国持续扩大市场开放、加大引资工作力度,外商投资体制改革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之一;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明确以吸引和利用外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现我国对吸引外资的高度重视和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

改革开放举措取得显著成效,我国引资规模、结构和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在全球跨境投资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2021年和2022年我国吸收外资连创新高,2023年虽出现波动,但规模居历史第三高位,较2012年提升46%,在全球引资中居第二位、发展中国家首位。同时,我国引资稳中提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巩固提升,外资在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等新兴领域投资呈现新亮点。2024年1—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6968家,同比增长11.5%,延续了2023年以来新设外资企业数量较快增长的趋势。

我国仍是跨国公司投资布局的重要目的地,为跨国公司市场拓展、研发创新、经营获利、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增长提供重要机遇。中国美国商会今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约68%的受访企业预计在华利润率将达到或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中国欧盟商会表示,77%的受访企业有意扩大在华地区的业务。跨国公司纷纷表示,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向好,企业对在华发展充满信心,将坚持深耕中国市场。

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

近年来,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加剧,全球跨境投资形势严峻且仍面临下行压力。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挑战、日益激烈的引资竞争和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调整,进一步深化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大引资力度,对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出新部署,展现中国政府重视外资、进一步开放市场的积极信号,受到众多在华跨国企业的欢迎。

一是扩大市场准入,深化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至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实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自贸试验区版和全国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的特别管理措施已分别压缩至27条和31条,制造业限制性措施在自贸试验区实现“清零”。《决定》进一步提出,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制造业领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在服务业领域,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针对我国高质量发展对服务业开放需求日益突出等实际情况,明确提出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重点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在这些市场规模大、外企关注度高、符合我国发展需要的领域推进对外开放,将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参与我国高质量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对高品质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二是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增强其投资中国的信心。面对复杂严峻的引资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对增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决策决心和信心至关重要。为此,《决定》聚焦投资促进体制机制,针对外资企业集中反映的诉求,明确提出“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将改善外资企业对资源配置、技术投入、产业链合作、市场增长等重要决策与运营过程的可预期性,有助于以切实的市场机遇提升其实际获得感,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定心丸”。

三是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2020年我国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确立了新时期我国外商投资管理的法治基础。聚焦外资在华运营诉求,去年以来我国连续发布“外资24条”与“行动方案”,针对外商在华投资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环境优化与行动部署,创建了常态化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力争及时解决企业诉求。在此基础上,《决定》将“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放在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位置,要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更广泛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聚焦难点领域主动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充分显示我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决心,将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运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四是持续提高外籍人员在华生活便利度,吸引跨国公司人才来华就业旅行。外籍人才是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人力资源,是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决策与运营的重要力量。近期我国密集出台一系列提高出入境便利化和吸引外籍人才的务实举措,包括简化签证手续、扩大免签国范围、优化支付安排,为外籍高管、技术人员及家属提供来华工作生活便利等,去年将外籍个人津补贴免税政策由原本延续两年变为四年。以上举措有助于提升我国对境外人才就业和旅行的吸引力,获得跨国公司的高度评价。《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下一步将采取更大力度举措、加大优化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境外人员营建更加舒适便利的在华工作与生活环境。

三、加快落实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激发外资活力潜力

一是聚焦早见实效,加快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决定》为我国下一阶段引资工作指明了方向,跨国公司普遍期待相关政策尽早落地。国家部委正积极推动落实,9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自11月1日起施行,意味着在制造业领域的准入环节,外资和内资将完全享受同等待遇;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在生物技术领域,在北京、上海、广东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疗技术开发和应用;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下一步,需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加快推进落实“外资24条”和“行动方案”,尽快释放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同时,及时宣传我国开放承诺的推进节奏与落地成效,以明确信号增强跨国公司对我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的信心,鼓励和支持其扩大在华投资、抢抓发展机遇。

二是聚焦开放重点难点,加大对标国际规则的先行先试。先行先试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结合《决定》提出的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及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高水平开放平台,加快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等重点服务领域开放,尽早形成成熟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聚焦数据跨境流动,统筹好开放与安全,进一步便利在华外企跨国经营和参与全球研发,针对跨境需求较高的领域尽快出台重要数据目录。同时,基于我国开放实际需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等领域先行探索,加快形成“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的制度环境。

三是聚焦改善营商环境,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外资管理体制涉及法律制度、监管体系、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以及市场准入、资质许可、要素获取等多个环节,集成创新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制度保障、优化营商环境。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一视同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大规模设备更新、政府采购和投资等。下一步,需重点围绕《决定》明确的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和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加快破除隐性壁垒,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公平参与。同时,进一步完善在华外籍人员医疗、支付等机制保障,持续提升在华工作生活便利化水平,畅通高端人才等要素资源流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城市数字治理:逻辑框架、风险情景与优化策略

摘 要:城市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重塑城市治理体系,强化城市治理能力的过程。作为一个理论与政策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命题,研究城市数字治理问题不仅要考虑其自身蕴含的学理逻辑,也要能够反映国情现实并体现政策导向。通过构建“目标—行动—保障”的城市数字治理逻辑框架,分析城市数字治理存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技术偏见”风险、组织实施领域的“数字技术依赖”风险和行为规范领域的“数字技术滥用”风险,提出统筹“总量”与“结构”、“工具”与“人为”、“法治”与“伦理”,提升城市数字治理的服务水平、协同水平和规范水平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城市数字治理,“ 目标—行动—保障” 逻辑框架,风险情景,优化策略

基层政府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研究——以山东省W县为例技术治理背景下政府市场监管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以A市为例海南自贸港背景下三亚旅游海鲜消费市场监管研究温州市鹿城区智慧农贸市场的政府监管机制研究城市数字治理:逻辑框架、风险情景与优化策略

一、城市数字治理的逻辑框架

城市数字治理是通过数字技术嵌入,重塑城市治理体系,强化城市治理能力的过程。从现有文献看,一些学者已经从研究数字治理能力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系[2],构建“创新—理念”理论框架[3],归纳城市治理数字化的价值逻辑、技术逻辑、效能逻辑和制度逻辑[4],分析“技术—组织—职能”要素等角度[5],就认识和理解城市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内涵作出了积极探索。笔者认为,城市数字治理问题是一个理论与政策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命题,不仅要考虑其自身蕴含的学理逻辑,还要能够反映国情现实并体现政策导向。本文构建“目标—行动—保障”城市数字治理逻辑框架,认为城市数字治理的基本内容包含城市数字治理目标、城市数字治理行动和城市数字治理保障3个方面。每个方面分别具有独特的内在要求和实现路径,同时三者之间存在内在一致性和高度关联性,通过实现三者良性互动、相互支撑,共同推动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其中,城市数字治理的目标逻辑在于“寓治理于服务”,通过数字技术改善城市公共服务品质,让更多的城市居民切实享受到城市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好地体现和实现治理与服务的统一。城市数字治理的行动逻辑在于形成“高效的组织体系”,通过数字技术深度应用与融合,有效发挥城市政府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引领带动作用,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城市数字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强化城市数字治理组织体系的领导力和协同力,更好地体现和实现一体与多元的统一。城市数字治理的保障逻辑在于“驱动技术向善”,通过法治建设和伦理指引,规范技术应用的方向和标准,约束和激励城市数字治理各主体行为,更好地体现和实现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如图1所示)。

图1 城市数字治理的逻辑框架

(一)城市数字治理的目标逻辑

城市数字治理目标逻辑的核心在于以服务为导向,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算法支撑,通过信息收集、反馈、分析、决策和干预等途径,拓展城市公共安全、社区管理、交通、医疗、教育、科技、就业等城市公共服务应用场景,优化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规模和效率,促进城市各类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诉求。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治理与服务的“质量改进”和“均衡发展”两个方面。

具体来看,治理与服务的“质量改进”,主要是指通过数字治理工具和手段的应用,城市公共服务部门可以更好地促进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和精细化,并通过“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成本”,更为便捷地预见、感知、满足市民需求,大幅提升城市各类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治理与服务的“均衡发展”,则主要表现为通过发挥数字技术的时空穿透和广域渗透优势,克服传统意义上由地域、系统、层级限制所带来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资源的“错配”问题,使得城市居民,特别是特殊群体分享“数字红利”的机会和渠道得以增加,从而增强和提升城市发展的包容性和均衡性。

(二)城市数字治理的行动逻辑

城市数字治理行动逻辑的核心在于利用数字化重塑城市治理体系、强化治理主体的行动能力。重点在于适应城市数字化发展需要,推动城市政府自身数字化转型和组织变革,引领和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数字治理全领域、全过程,更好地形成政府和社会合力,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城市政府转型”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两个方面。具体来看,城市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城市数字治理行动能力的前提条件,通常有“设新”和“改旧”两种模式。就“设新”模式而言,主要是组建城市数字治理“新”机构,如增设城市数据管理局或相应部门,一体化推进城市各领域大数据开发利用和政策制定与实施。“设新”模式有助于使上级部门的公共政策意图被下级部门理解、支持和执行,下级部门分散的公共信息更有效被上级部门整理并用于决策,确保政府内部政策目标相容、政策工具协调。就“改旧”模式而言,主要是利用数字技术的连通性改变城市政府部门间及层级间的关系,从而协调不同部门间、不同层级间乃至不同行政区域间的治理资源和行为。公众的有效参与是提升城市数字治理行动能力的必然要求。

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最大限度地将社会组织、公众个人纳入决策参与主体中,形成政府负责、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城市数字治理格局,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治理效率,还会为城市治理注入不可或缺的数字共创力,体现数字治理的“人民城市”属性。

(三)城市数字治理的保障逻辑

城市数字治理保障逻辑的核心在于确保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良性应用,规范城市数字治理各主体的行为边界,抑制“技术作恶”并鼓励和支持“技术向善”,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法治建设”和“伦理指引”两个方面。具体来看,各类城市治理主体要能够有效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发和使用数字技术,把城市治理各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行为纳入合法性范畴。同时,技术伦理是城市数字治理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有助于使城市治理主体由法治“他律”走向道德“自律”。在借助数字力量提升城市治理水平、释放城市治理主体活力的同时,也特别需要坚持“技术向善”的价值导向,引导和激励治理主体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明确数据伦理、算法伦理、人工智能伦理等在内的一系列技术伦理规范,对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尚存在科学上不确定性的潜在损害和因果联系进行主动干预,应对数字技术“错用”“误用”所带来的城市治理挑战,保障城市数字治理规范有序。

二、城市数字治理的风险情景

蓬勃发展的新兴技术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可能形成“潜在的副作用”,是造就风险社会的重要因素[6]。目前,数字技术对城市治理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实践证明,但受到数字技术预见的局限性、城市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和不同主体认知和能力的差异性等影响,城市数字治理的不确定性也十分突出,其所带来的风险往往“未知大于已知”,造成的损害不容忽视。这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技术偏见”风险、组织实施领域的“数字技术依赖”风险和行为规范领域的“数字技术滥用”风险3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技术偏见”风险

城市数字治理的目标在于通过“好的治理”形成“好的服务”,从而实现“好的发展”。数字技术已经突破时空限制,不断渗入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并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公共服务模式,使得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品质都有了极大提升。例如:在城市就业服务方面,各类数字化就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令城市用工主体更加精准地对接就业者需求,也使得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可以更好地根据供求双方信息提供个性化帮扶服务,从而有效提升城市就业市场的供需匹配度。但同时,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技术偏见”风险仍然存在。特别是以机器学习带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其特殊的类人性、交互性和自主决策能力,使得原本就存在的数据和算法偏见变得更为突出且隐蔽。由于城市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数据信息获取、数字技术认知与利用能力上存在差距,就可能因“数字技术偏见”形成“数字弱势群体”。“数字技术偏见”使部分人群在分享数字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被边缘化”,对数字技术使用中所造成的个人权益受损也缺乏识别和防护能力,不仅不利于城市数字治理目标的实现,还加剧了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影响了社会秩序稳定。

(二)组织实施领域的“数字技术依赖”风险

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平衡好各方面权益关系,提高多元复杂诉求下的协同治理能力[7]。城市数字治理也是一个协同治理的过程。如我国许多城市基于数据信息技术而建立的政府服务热线、平台企业紧急求助热线、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等,就使得城市公安、信访、交通、应急管理、卫生健康等不同职能部门和个人、企业的公共安全数据能够更大程度上互联互通,更加敏捷地反馈交流,更广范围地共享共用,有效实现了基于数据的协同治理。同时,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的关键在于其为人所用、为人服务。但在城市数字治理组织实施过程中,一些城市“唯技术至上”,更多重视数字治理的“力度”而忽视了数字治理的“温度”,存在着“数字技术依赖”风险。城市数字治理过度依靠数据、平台等技术工具而忽略了治理中人的价值和作用,导致了诸如城市基层工作人员被各种形式的软件所“捆绑”,“数字形式主义”“线上热线下冷”“社会公众参与热情不高”等现象频发,不仅降低了城市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应有的灵活性,还疏离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联系性,不利于各方权责关系的平衡,反而增加了城市治理的成本。

(三)行为规范领域的“数字技术滥用”风险

数字技术本身具有中立属性,没有主观价值偏好,但其在实践应用中却可能形成“双刃剑”效应。既可以被有效利用增进城市居民福祉,也可能对城市数字治理形成“数字技术滥用”风险,对既有的规则体系、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造成冲击,侵犯个人权利、扰乱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我国已经为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进行了顶层设计并划定了诸多底线要求。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先后颁布实施,“建设数字规则治理体系”“建立和完善数字技术应用审查机制和监管法律体系”“开展技术算法规制、标准制定、安全评估审查、伦理论证工作”“明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关键应用法律主体及相关责任”等规范性要求日益完善。然而,从科学技术演变规律来看,创新的未知领域经常处于“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三无”状态[8]。这与正式治理规则的稳定性往往存在天然矛盾,而相应法律法规的修订或出台通常具有时滞性。如智能化城市基础设施、以大模型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移动采集传感器、无人驾驶车辆等新技术、新产品迭代迅速,在细分领域可能并没有完全与之匹配的法律法规,如果相关企业缺乏正向的价值理性,就容易造成社会公众生理、征信、生物识别、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泄露。诸如此类的“数字技术滥用”风险,不仅对进一步加快法治化进程,明确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中应用的范围、事类、程序、期限、授权主体、授权程序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如何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加强科技伦理建设形成了更多挑战。

三、城市数字治理的优化策略

城市数字治理应立足“目标—行动—保障”的逻辑框架,围绕治理与服务的统一、一体与多元的统一、秩序与活力的统一的内在要求,统筹“总量”与“结构”“工具”与“人为”“法治”与“伦理”,提升城市数字治理的服务水平、协同水平和规范水平,增强数字技术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外部性,减少和防止由各类风险带来的负外部性。

(一)统筹“总量”与“结构”,提升城市数字治理的服务水平

兼顾“优质”与“均衡”双重目标,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基础上,更需要充分考虑城市不同群体的自身条件、价值偏好与利益诉求,统筹“总量”与“结构”,提升城市数字治理的服务水平。在总量层面,充分发挥我国城市发展规模所形成的应用场景优势,主动、快速地响应不断变化的城市居民、企业的现实和潜在需要,以“用户导向”持续不断地开发智慧就业、智慧医疗、智慧住房、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方面的高质量城市数字化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精准化水平,通过数字技术“画像”、历史分析和平台数据集成共享,精确细分生产、生活、生态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基本覆盖城市公共服务高频事项,提升“微”治理和“微”服务品质。在结构层面,着力提升面向城市特殊群体的数字化服务能力,借助数字技术为更多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市民提供更多“好用、够用、管用”的基本公共服务。面向老年人和生活困难群体开展数字技术普及工作,不断缩小“数字鸿沟”。持续提升城市间、地域间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城市数字公共服务的标准化、便利化,促进优质公共资源跨时空共享,扩大服务资源覆盖面和提升服务资源均衡普惠度。

(二)统筹“工具”与“人为”,提升城市数字治理的协同水平

城市数字治理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数字政府的建设力度,更取决于城市治理过程中数字技术与人的结合深度和公众参与程度。推动城市数字治理,需要不断加强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物联、数联、智联”的城市数字底座,构建统一规划、统一架构、统一标准、统一运维的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智能分析、智能调度、智能监管、辅助决策系统,推动城市开展服务手段、服务模式、服务理念的数字化变革,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工具”提升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组织领导能力。同时,城市数字治理也需要更好地发挥“人为”作用。一方面,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防止技术赋能“单打一”,将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组织流程优化结合起来、推动技术变革与组织变革同步进行,推动政府自身业务架构、办事流程与权责体系的重塑,并赋予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部门工作人员更多的技术应用选择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水平。

一是增强城市数字治理的透明度。在技术引入城市数字治理的情景选择、过程监督、绩效评价等环节,通过门户网站、公众号、自媒体等方式实现信息共享,切实保障城市居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二是注重激发城市数字治理不同主体的能动性。如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类组织在城市数字治理标准制定、行业自律、政策倡议、民主协商等环节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和支持公众提升数字技能,遵守数字文明规范,积极参与数字化监督,全方位参与城市数字治理。

三是完善线上线下协同治理机制。在利用网络议事厅、在线会议室等线上虚拟空间拓展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同时,完善基于网络平台和线下实施的一体化议事机制、决策机制、评估机制、实施机制、反馈机制等,不断释放城市居民的参与活力。

(三)统筹“法治”与“伦理”,提升城市数字治理的规范水平

就法治而言,城市数字治理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立法和执法,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聚焦“十五五”时期城市治理重点任务,着眼防范风险、维护稳定、构筑和谐、促进公平、激发活力,加快推进城市应急管理、风险管理、治安防控、矛盾化解、公民隐私保护、网络空间治理、社会组织发展等重点治理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专项立法;围绕数据资源的使用、存贮、传输、交易等环节,聚焦数据生产者、持有者、控制者、使用者等相关主体的责权利关系,加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条例、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健全算法决策、新技术的安全管理标准、人机交互等关键风险领域的法律法规,同时强化各类算法评估和审查,防止违法获取、传播和交易数据,加强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泄露与买卖数据、侵犯数字产权等数字犯罪行为的打击。就伦理而言,城市数字治理需要加强伦理指引,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重点要加强科技伦理风险研判,深入探索技术与文明、技术与治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关系和理论机理,为伦理指引实践提供思想基础;倡导“负责任”的数字伦理,鼓励城市行业组织加快制定大数据、算法、区块链等科技伦理规范,引导城市企业加强科技伦理日常管理;充分借鉴生命科学领域伦理审查经验,探索开展城市数字治理中部分数字技术使用的伦理审查;强化行业自律,健全问责机制,加大对城市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参与城市数字治理过程中违反科技伦理行为的惩戒力度;广泛开展科技伦理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科学素养,引导城市居民树立理性科学的科技伦理观。

参考文献:

[1]倪鹏飞,徐海东.面向2035年的中国城镇化[J].改革,2022(8):98-110.

[2]汪玉凯.提高数字治理能力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J].国家治理,2020(43):32-37.

[3]吴建南,陈子韬,李哲,等.基于“创新·理念”框架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以上海市为例[J].治理研究,2021(6):99-111.

[4]陈水生.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逻辑[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72-80.

[5]徐连明.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协同障碍与发展路径研究——以上海市“一网统管”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33-144,191.

[6]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26-45.

[7]江小涓.统筹推进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J].中国经济问题,2024(1):1-6.

[8]关成华.科学认识创新本质,助推创新型城市建设[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3):106-11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赵峥;利兹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 常含笑

宏观纵览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同时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为继续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决策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重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全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积极贡献。

一、充分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迎难而上、积极作为,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宏观调控,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宏观经济运行平稳。有力有效落实已出台的宏观政策,不断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宏观政策持续加力、靠前发力、形成合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126万亿元,年均增长6.1%,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今年以来持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重”),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多项消费惠民政策出台实施,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高涨,消费新场景加快培育。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下行压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5%的增长,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

创新活力持续激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研发投入强度由1.91%提升至2.64%,全球创新指数由第34名升至第12名。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深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截至2023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01.5万件,成为全球首个突破400万件的国家。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国产大飞机C919、国产首艘大型邮轮投入商业运营,“天宫”空间站成功发射并顺利运行,嫦娥六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新动能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生产总体平稳,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肉蛋奶、蔬菜水果等“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制造业量增质升,规模占全球比重由22.5%提升至30%左右,已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由9.4%提升至15.7%。今年前7个月,新能源汽车、发电机组、智能手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2.9%、19.8%、10.6%、7.9%。服务业保持稳定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45.5%上升到54.6%,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较快,服务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国有经济核心功能、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扎实推进。民营经济保持稳定向好发展态势,截至今年上半年,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达5500余万户,较2012年底增长了4.1倍。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居世界前列,引资规模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今年前7个月外资来华热度不减,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1万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2800亿美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9万列。

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区域重大战略有序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在雄安新区加快落地建设。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地区强化区域绿色发展协作,重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取得新进展。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制定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户口迁移政策进一步放宽放开,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53.1%上升到66.16%。大力实施以工代赈和消费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生态系统保护和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1%,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2023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较2012年提高27.8个百分点,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4%,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全球最大、发展速度全球最快,2023年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占全国发电总装机超过50%,新增装机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超过50%。

民生保障力度加大。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13年以来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年均1300万人,今年上半年新增就业698万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速,扣除价格因素,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2年实际增长94%,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88降至2.39。公共服务领域惠民政策加快落实,“一老一小”、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力应对部分地区干旱、洪涝等各类自然灾害,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灾后恢复重建有序推进。

安全发展基础夯实。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各项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经济领域安全发展的基础不断巩固和加强。粮食安全基础持续夯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有序开展,高标准农田、黑土地保护、现代种业提升等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推进。能源安全保障不断强化,迎峰度夏、迎峰度冬能源保供基础进一步夯实,新型储能装机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稳步提升,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加快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数据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加快形成。

二、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有利条件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但应该看到,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烦恼,我国经济增速和发展态势明显好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没有改变,我国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从国际看,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2025年为3.3%,明显低于疫情前(2000—2019年)3.8%的平均水平。全球经济金融动荡可能加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本币贬值、资本外流、债务加重压力。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大国博弈对抗性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外溢效应不断显现。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呈现复苏态势,国际贸易增长有所恢复,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优势,拓展国际市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将达到2.6%,扭转了2023年的负增长态势,并将在2025年进一步提升至3.3%。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良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影响力和全球治理话语权不断增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我国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与共建国家不断增进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合作共赢,为共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从国内看,压力与动力同在。一方面,总量问题与结构矛盾并存,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增长面临制约,居民就业增收难度较大,消费能力和意愿不够强。经济运行出现分化,行业冷热不均,一些传统行业企业发展面临较多困难挑战。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要素有序流动仍受到制约。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仍需夯实。

另一方面,我国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仍然具备良好支撑基础和许多有利条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部署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将有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显现,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人中等收入群体,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日益完备的基础设施网络,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居民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需求潜力巨大,产业新领域新赛道、短板领域、薄弱环节的投资还有很大空间,促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将为需求扩大提供持久活力。逆周期调节政策仍有足够空间,宏观组合政策加力提效,“两重”、“两新”工作等重大举措正在加快推进,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能源绿色转型步伐加快,资源循环利用率大幅提升,为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最为重要的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将为做好经济工作、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分析判断经济形势,既要看树木,更要看森林,既要看到短期波动的“形”,更要看到长期发展的“势”。我国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正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吃劲阶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既有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带来的影响,也是推动产业附加值提升、经济结构变革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是绕不过、躲不过的客观挑战。我国经济就是在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问题中持续提升发展质量、提高抗冲击能力,就是在不断地应对挑战、披荆斩棘中攀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总之,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

三、扎实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落实落细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增强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出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引导国有企业进一步强化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经济参与国家重大战略体制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全面落实规范地方招商引资的政策举措,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发布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信用体系。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开辟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布局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巩固提升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竞争优势,积极培育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组织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智能制造工程等,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加快落实“十四五”规划,切实做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做好经济形势和政策宣传解读,及时回应市场关注和社会热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快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把项目建设和政策、规划、机制建设结合起来,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强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督促指导。

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多措并举促消费扩投资。把促消费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培育消费新热点、拓展消费新场景,促进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推动教育、养老、育幼、家政等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培育国货“潮品”消费,支持文体旅游高质量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统筹用好各类政府投资,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持续加强项目储备,及早谋划储备一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同时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实施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持续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更好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核电、铁路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产业绿色化数字化协同转型,扩大绿色低碳产业规模。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深入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加大绿色产品供给,加强绿色流通,积极扩大绿色消费。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加快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积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落实落细落地,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加强经济安全保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持续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能源顶峰供应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储备体系建设。健全强化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建立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强化数据安全治理。

构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护机制,大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积极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部署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现代化都市圈培育、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等四项重大行动。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融合发展。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

深化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化社保、医药卫生领域改革,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深化“一老一小”等公共服务改革,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壮大。加强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做好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围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一系列部署,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新征程上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力和活力。

准确认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对外开放新要求,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取得历史性成就,使高水平对外开放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外贸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2023年我国货物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14.2%,较2012年提高3.1个百分点,连续15年居全球首位。贸易结构持续优化,锂电池、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出口增长强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规模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我国为世界各国提供广阔市场空间,2023年进口规模达到18万亿元人民币。2024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1.17万亿元人民币,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1万亿元。

投资国际合作深入发展。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居世界前列。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面取消,金融、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领域开放步伐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形成,打造“投资中国”品牌,2024年上半年吸引外资规模近5000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资企业近2.7万家。“中国投资”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6年保持世界前三。

制度型开放取得积极进展。不断深化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自贸试验区累计总结提炼形成349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等平台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率先构建与之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等方面逐步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2个自贸协定,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区域开放发展更为协调。分批次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累计开展3500余项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改革试点。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五个自由便利、一个安全有序流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东部地区制度型开放带动效应持续释放。中部地区加快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高地,承接产业转移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速,加快构筑向西开放重要支点。东北全面振兴在对外开放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不断提质升级,对外开放制度红利持续释放。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就卓著。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共建国家和地区建立了80多个经贸合作区,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为当地创造数十万个就业岗位,使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成功建设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有效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

准确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要求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以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必须准确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找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点和方向。

开放范围更大。增强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客观上要求提高全面开放水平,解决区域开放布局不平衡问题。通过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不断拓展开放范围、完善区域开放功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机衔接,立足各地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创新能力等方面基础条件,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做优做强开放平台,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东中西互动协同开放,推动实现全面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

开放领域更宽。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拓宽开放领域。在制造业已取消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的基础上,将服务业作为重点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顺应新领域新赛道、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趋势,积极推动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绿色贸易发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加快营造有利的开放制度环境。

开放层次更深。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国际经贸规则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延伸和拓展。进一步吸引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客观上要求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改革“边境后”管理制度。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利用共建“一带一路”平台,打造共建国家和地区间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示范性制度安排。

开放更为安全。在对外开放更加深化的背景下,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我国开放发展面临新挑战。客观上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高水平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风险防控体系。着眼于切实维护经济安全,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认真落实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新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新征程上,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部署,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加快建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和活力。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促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合。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推进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充分发挥自贸试验(港)区“先行先试”作用。坚持自主开放原则,有序扩大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务等市场对外开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创新,履行大国责任、体现大国担当、作出大国贡献,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加快完善投资合作机制,促进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在高质量引进方面,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在高水平走出去方面,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增强我国在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序开展重点领域国际投资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打造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一方面,建立健全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贸易结构,增强贸易韧性和安全性。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支持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和全球集散分拨中心,增强大宗商品贸易保障能力。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出口管制体系和贸易救济制度。

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打造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优化各区域开放功能分工,促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持续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着力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依托沿海、沿江、沿边和交通干线,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鼓励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制度探索。进一步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促进战略政策规则对接、贸易投资平台链接和项目实施机制衔接,扎实落实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蕴

为财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新时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以政领财、以财辅政,蹄疾步稳、纵深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改革成果,基本确立了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为财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财政收入从2012年的11.7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21.7万亿元,支出规模从12.6万亿元增加到27.5万亿元,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基本建立,财政资源统筹能力和绩效水平显著提升

修改(订)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出台《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等重要制度性文件,制定实施一系列配套措施,填补了制度“空白”。政府预算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报请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功能作用;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从13%逐步提高至30%以上;在实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并逐年提高调剂比例的基础上,自2022年起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建立全国统筹调剂资金,2023年统筹调剂资金2716亿元,对均衡地区间基金负担、保障养老金按时发放发挥了关键作用。年度预算控制方式不断改进,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施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有效发挥对年度预算和部门预算的指引作用。预算执行改革与时俱进,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创新实施,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现代财政国库建设深入推进;非税收入收缴改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全面实施,印发《预算评审管理暂行办法》,中央部门和省级层面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闭环系统基本构建,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实现有机衔接,为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提供了有力支撑。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加强,坚持“开前门、堵后门”,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闭环管理制度体系,出台实施一揽子防范化解隐性债务政策措施,稳步推进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合并监管,严格落实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问责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预算公开制度不断强化,地方各级政府2023年预算和2022年决算公开率均为100%,向人民群众交出政府花钱的“明白账”和“成绩单”。

税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的税收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税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坚持税制改革与完善功能并举、与减税降费协同,注重以改革方式推进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宏观税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既实现了税收制度创新,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税收法定原则加快落实,18个税种中有13个税种已完成立法,增值税、消费税等其他税种立法工作加快推进,推动增值税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增值税改革持续深化,简并下调增值税税率,完善留抵退税制度,与现代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增值税制度基本建立,实现对货物和服务全覆盖,贯通了服务业内部和二三产业间的抵扣链条,打造了公平中性的税收环境。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初步建立,提高减除费用标准,设立子女教育、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七项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三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调整优化税率结构,有力促进了收入分配公平。消费税制度不断优化,推动了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环境资源税改革逐步深入,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全面实施,率先在河北省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并于2017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0个省份;环境保护税法出台施行,实现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平稳转移,税收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功能得到强化。地方税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围绕培育地方税源、加强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推动建立健全规范、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

财政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逐步形成,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坚持权、责、利相统一,从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入手,并调整完善收入划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等,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奠定了财税制度基础。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向纵深推进,出台实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以及生态环境等分领域改革方案,逐步形成“1+N”改革方案体系,基本确立中央领导、合理授权、依法规范、运转高效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框架。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与时俱进,结合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税收制度等改革进展情况,考虑税种属性,在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明确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调整完善税收返还、出口退税和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等,既确保中央实施宏观调控所需必要财力,又保护地方积极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在前期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基础上,结合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情况,改革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体系,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明确三类转移支付功能定位,加强引导调节,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报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财政管理基础不断夯实,财会监督职能得到加强,财政管理法治化、规范化和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随着财税改革的深入和财政规模的扩大,财政管理不断加强,政策和制度执行力持续提高,为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提供了坚实基础。财政法律制度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出台,填补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空白。财会监督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优化财税监督职能,依法加强监管,完善日常监控机制,扎实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严肃财经纪律,推动将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纳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强化财务、会计和评估监督,完善会计审计准则制度并狠抓实施,加强会计信息质量监督和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建设,有效维护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强内控内审制度建设,切实防范财政运行风险。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中央和地方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上线运行,覆盖中央本级2万多家预算单位、地方3700多个财政部门和60多万家预算单位;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和标准体系,提升各级财政部门预算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水平。国资国企等领域改革不断深化,全方位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法规体系;国有资产报告制度全面实施,基本摸清了四大类国有资产家底,总体上实现“全口径、全覆盖”目标;同时,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加强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加强国有资本收益审核和国资预算管理;深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改革,加强国有商业保险公司长周期考核。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构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和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制度框架体系,全面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政府采购改革持续深化,不断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体系,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鼓励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节能环保等政策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财政宏观调控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更加注重跨周期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积极财政政策效能得到有效发挥

科学把握国内外环境变化和经济运行新情况新特点,积极财政政策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突出相机抉择和定向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策目标不断优化,坚持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统筹考虑社会主要矛盾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周期运行变化等因素,坚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相统一,既注重服务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又关注微观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并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可持续性。政策工具更加丰富科学,加强各项财税政策工具集成,在税费方面综合运用减、免、退、缓组合式政策,坚持税制改革与减税降费措施相结合,制度性安排与阶段性政策并举、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重,在支出端做好总量管理的基础上加强结构调整,同时用好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显著提升。政策出台时机更加精准,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需求侧管理,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调整赤字率、政府债务规模,保持合理支出强度,同时在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妥善把握政策出台时机,科学安排财政支出特别是专项债券发行节奏和使用进度,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政策协调机制更加完善,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就业政策在目标设计、政策制定、操作实施等层面的协调配合,强化与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的联动衔接,形成宏观调控合力;同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完善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努力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财政部政策研究室

构建“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放得活、管得住”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实现“放得活、管得住”,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

1.“放得活、管得住”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

关于社会主义搞不搞市场经济?搞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陈云同志用“笼”和“鸟”的关系来形容当时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党的十四大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搞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有了更新的认识,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更为准确的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更加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并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2.“放得活、管得住”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高水平,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要看其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否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各扬其长、优势互补,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涌动也不行。”

“放得活”,本质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调节利益关系和市场行为,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构建“放得活”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深化以下方面制度建设:

一是尊重并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物质利益是驱动经济发展,引领资源配置的原动力,更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支撑点。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邓小平同志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

二是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完善产权制度,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既要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又要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营造诚实守信社会环境。

三是健全要素市场体系。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管得住”,本质是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督,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构建“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深化以下方面制度建设:

一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健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

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统一预算分配权,提高预算管理统一性、规范性,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政策,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支持长期资金入市。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3.筑牢“放得活、管得住”的微观经济基础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既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又是支撑“放得活、管得住”的经济基础。

要“管得住”,就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加快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

要“放得活”,就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鼓励民营企业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要“放得活、管得住”,应努力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在鼓励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好自己的功能和作用的同时,应继续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更好地增强各类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韩保江

金融透视
“双碳”目标下中信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研究

摘要:在国家积极实现“双碳”目标的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肩负起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使命。基于此,本文以中信银行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该行发展绿色金融的动因,以及绿色金融服务取得的成效及后续发展建议,为整个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双碳”目标,中信银行,绿色金融

注:本文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点绿成金”——绿色金融研究(项目编号:x202310166090)成果。

一、引言

“双碳”目标不仅是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子孙后代和世界人民的庄重承诺。绿色金融作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主动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填补“双碳”目标的资金缺口。

中信银行从2008年开始,便对“两高”行业的授信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并坚持做到“四个不贷”。2023年,中信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持续上升,成为第三家晋升4000亿元整数关口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析中信银行在绿色金融服务的实践、成效及后续发展将为其他金融机构更好地发展绿色金融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国内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相对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但在各项政策扶持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0.08万亿元,同比增长率达36.5%,相较于各项贷款,绿色贷款的增速明显高出26.4个百分点,全年增加了8.48万亿元。其中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为10.43万亿元,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为9.81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3%。图12019—2023年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及增速情况。

绿色信贷增长最快的是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贷款余额分别为13.097.874.2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2%38.5%36.5%。图2为近三年我国绿色信贷的产业投向结构图,图中显示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的绿色贷款余额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近年来,各大商业银行也在不断加大绿色金融领域的投入,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同时强化监管协作,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司司长李明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截至2023年末,我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增长31.7%,在全球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总体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势头强劲。

三、中信银行绿色金融发展动因

(一)外在动因

首先,国家政策的支持是中信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的动因之一。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不断深化,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支持绿色金融的政策举措。在政策指导方面,2022年中国银保监会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对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提出了明确要求。在金融标准方面,《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碳金融产品》以及《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等多项细分市场和领域的国家金融行业标准为金融机构规范开展相关业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激励措施方面,《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可以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绿色贷款,解决绿色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其次,绿色市场潜力巨大。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全球气温再创新高,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不容忽视。2020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众多绿色低碳的新兴业态应运而生,在绿色市场需求缺口巨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在绿色金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提供丰富的绿色金融服务,以保持与国家政策的同频共振,绿色金融也将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是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的源泉。

(二)内在动因

首先,绿色金融发展是银行自身转型的需要。中信银行2022年年度报告(A股)数据显示,2020—2022年中信银行净利差分别为2.18%1.99%1.92%,净息差分别为2.26%2.05%1.97%,两项数据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显示出同业间的激烈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中信银行通过加大绿色金融的投入,快速占据绿色金融市场,为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其次,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绿色金融对于绿色声誉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开展绿色信贷能够正向影响银行声誉,有助于吸纳低风险、成长性好的客户,同时也能以较低的成本吸引高质量人才,从而提升工作质量。中信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在银行声誉、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规避风险。绿色金融的推广不仅有助于商业银行改善信贷结构,还能有效减少对环境和社会的不良影响。随着我国对生态环境重视程度的提升,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发展和扩张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借款企业必将按照规定提高环保标准,而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可能导致企业难以按期还本付息,正常收回银行贷款的风险加大。如果借款企业对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提供贷款的银行也会承担连带责任。发展绿色金融有助于改善信贷结构,从而规避潜在风险。

四、中信银行绿色金融发展成效

(一)构建特色的绿色金融服务生态圈

中信银行的“长青树”综合金融服务体系聚焦“四绿”,即优选绿色行业、精选绿色客户、丰富绿色产品、开展绿色服务,构建了一个涵盖“树根、树干、树枝、树叶”的完整的绿色金融服务生态圈。视绿色“一体化”发展战略为树根,把绿色金融写入“中长期发展规划”,贯穿于整个银行的发展之中。树干代表着一个中信联合舰队协同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依托中信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协同效应,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全品类、多元化、多渠道的融资和服务需求。树枝代表着服务体系,覆盖包括绿色能源领域、绿色交通领域、绿色智造领域、绿色升级领域、绿色环保领域、绿色乡村领域和碳金融领域。在七大领域中,精选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的头部客户,结合“五策合一”研究成果,形成首批百户绿色客户名单,并定期更新和扩充。绿色产业链的丰富多样化为中信银行提供了广泛的业务发展机会。树叶代表着产品,中信银行以“银行+银行子公司+集团子公司”为基础,根据不同场景的需求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特点,推出了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租赁、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实业、绿色咨询在内的“1+N+N”绿色金融产品谱系。

绿色金融服务生态圈还具有多方合作、层层递进的特点。生态圈的外层由多边合作银行、国际权威ESG评级机构、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平台和国际环境信息披露组织构成,为中信银行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中间层包括机关部委、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机构,有助于银行更好地了解国内政策导向、政府的监管要求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对绿色金融业务的规划和设计提供参考。最内层为核心层,由金融协同单位、咨询协同单位和实业协同单位共同组成,利用专业知识与经验为绿色产业客户提供了包括公募REITsIPO在内的多种资本市场服务和专业咨询。核心层的中心为总分支行和各子公司,是中信银行绿色金融的实践者,提供“贷+++++基金”绿色金融综合服务。

(二)绿色金融服务产品

1.绿色信贷

中信银行在2008年起开始在信贷投资上向环保企业倾斜,在环境治理、绿色工程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并严格控制对“两高”行业的信贷投放。中信银行官网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11月末,中信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4600亿元,绿色信贷占各项贷款余额为8.8%。绿色贷款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八个领域,其中,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节能环保产业为中信银行重点投向领域。2020—2022年中信银行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绿色信贷余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22年的增幅虽然相比前一年有所减少,但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体现了中信银行对绿色信贷业务的持续关注和投入。

2.绿色债券

中信银行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政策,积极推行绿色债券,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绿色发展和节能减排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信银行官网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末,投资绿色债券合计106.76亿元,债券品种涵盖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绿色金融债券、绿色企业债券、绿色短期融资债券、绿色政府类债券等多种类型,绿色债券累计流转交易规模达396.62亿元。在承销业务领域,中信银行作为市场头部的主承销商表现同样优秀,2022年共承销绿色债券12只,金额合计55.26亿元。2023年上半年,承销绿色债券7只,金额合计18.10亿元,其中5亿元为碳中和债券,并且在多个创新领域先行先试,承销了全市场首单可持续发展挂钩熊猫债,信银投资承销了欧洲首支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资金用于珍贵植物保护、生态水网建设、湖泊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其他绿色服务

绿色基金作为一种国家级投资基金,能够通过投资绿色产业推动节能减排和环境优化。根据中信银行官网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末,中信银行共销售ESG主题相关基金14,360万元,其中ESG主题基金销售67万元、社会责任主题基金销售600万元、绿色低碳环保主题基金销售13,693万元。同时,中信银行在代销ESG主题相关基金方面保有量达11891.73万元,其中ESG主题保有量4244.45万元、社会主题保有量6151.52万元、绿色低碳环保主题保有量1495.76万元。

绿色理财作为一种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方式,在当今社会热度逐渐提升。中信银行积极响应绿色理财观念,不断创新,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产品与服务中。根据中信银行官网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末,绿色主题理财产品达到了12支,规模更是高达29.96亿元,展现了其在绿色理财领域的领先地位。除了自主推出的绿色理财产品外,中信银行还代销了2ESG主题和绿色发展相关的理财产品,累计销量达到9.17亿元,产品保有量达到了9.17亿元。

在绿色租赁方面,中信银行聚焦“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三大领域,积极推动绿色租赁业务模式创新和金融科技赋能。为了更好地推进绿色租赁业务,中信金租成立了绿色租赁工作组和光伏创新小组,积极推进户用分布式光伏业务。根据中信银行官网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上半年,户用光伏领域投放14.48亿元,服务农户16,775户,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目前,中信银行绿色环保领域租赁余额占比近六成,绿色租赁余额更是高达275.58亿元。

在绿色消费方面,中信银行不断拓展绿色消费业务类型及服务场景。在线上,发布了首个由国内银行主导推出的个人碳减排账户。除了在碳账户中上线“绿色商城”外,还与中国银联的“低碳计划”服务联合,实现了金融业首次的碳账户的互通和互认,为用户提供多元化绿色低碳消费体验,促进绿色消费数字化。根据中信银行官网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11月,“中信碳账户”开户量已突破800万,累计碳减排量超7000吨。在线下,中信银行创建“新能源+绿色金融”模式,拓展新能源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场景,重点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信贷。

五、中信银行绿色金融后续发展建议

(一)绿色金融组织架构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目前,中信银行已构建了董事会层、高级管理层和工作层的三层可持续发展管理架构。然而,其绿色金融组织结构偏向纵向,缺乏横向的跨部门沟通协调的专职部门。此外,其分行层面的绿色金融部门及专职管理人员配置尚显不足,可能影响地方绿色金融业务协调与推动。中信银行在绿色金融业务组织架构采用“合纵连横”的设置,益处在于有效整合各级部门的资源并促进协作,加强信息共享和业务配合,有助于提升绿色金融业务的整体效率和绩效水平。纵向形成董事会、总行到分行的绿色金融架构。横向设立绿色金融专项推动小组,负责协调推动绿色金融业务发展。该机构的设置直接负责绿色金融相关业务的运作和管理,如绿色金融产品的设计、开发、营销以及绿色项目的评估和管理等。在符合高层指定的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上,发挥专职部门和内部人员专业化的优势,在制定、执行和推广绿色金融产品及服务等方面开展深入的实践。在分行层面,中信银行应设立更多的绿色金融相关部门以及专职人员,这些部门和人员将负责在地方推进绿色金融业务的有效进行与落地,有利于更便利地推广绿色金融相关业务。

(二)信息披露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中信银行在信息披露的充分程度和科学方式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中信银行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未提供“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具体数据,同年的环境信息披露(TCFD)报告中也仅简要提及了“两高”行业贷款情况,与2021年相比有所减少。在绿色债券方面,报告未详细列出全部所包含的绿色债券具体项目或行业分类及其对环境和社会的潜在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了解这些债券的具体用途并评估项目的可持续性。此外,中信银行的信息披露方式偏向文字表达和案例展示,根据调查显示,20%以上的绿色金融债券采用汇总方式披露信息,无法反映具体项目的真实效益,可能引发客户与投资者的怀疑,不利于中信银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信银行在有关报告中应该提供更全面的数据信息,并且在信息披露时,应该选择更科学更直观的方式,例如数据图表、数据可视化等来呈现信息,以满足投资者和客户的需求。在绿色金融项目的实施中,也可以加入信息披露制度,提升各个环节的透明度,让公众清晰地了解到绿色项目实施的进度和具体情况。中信银行还可以将信息披露列为绿色金融业务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通过设定信息披露指标,并将其纳入考核体系,可以激励银行员工积极开展信息披露工作,并确保项目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三)环境风险数字化管理程度有待提升

目前,中信银行在环境风险管理方面的科技手段运用不够充分,尽管在环境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等方面采用环境风险量化分析,但环境风控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尚未形成,而通过数字化管理来评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转型对本行信贷资产的潜在影响,可以有效提升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的专业水平。为提高中信银行环境风险管理的科技赋能程度,中信银行应该搭建先进的环境风险数字化管理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建立有关信息数据库,对环境与气候风险实时监控、跟踪和评估,提高环境风险管理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增设环境效益测算模型来提升环境测算的效率,还可以在系统中建立智能化的环境与社会审查功能,对客户环境与社会风险进行自动化识别和评估,对风险暴露进行更清晰和准确的锁定。

总的来说,在“双碳”目标下,发展绿色金融成为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中信银行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驱动下开始向绿色转型,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信银行绿色金融特色服务,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效。在绿色金融后续发展中,中信银行应在组织架构方面、信息披露方面和环境风险数字化管理方面做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让绿色金融更好地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李卓霖 郑阳 胡予晓

数字时代下金融支付领域在商业银行的应用研究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金融支付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场变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传统业务场景的收单支付到线下商户场景聚合支付、垂直营销场景网上支付、闭环服务场景预付账户支付,再到新兴的数字货币软硬钱包支付,银行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客户的需求。然而,面对多元化、复杂化的支付市场,银行不可能单打独斗,需要与市场机构,特别是第三方支付机构、第四方聚合支付机构等紧密合作,实现业务效益的最大化,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关键词:数字时代,金融支付领域,商业银行,应用研究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数字支付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商业银行,作为传统金融机构的代表,在这场数字化浪潮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为了保持竞争力并更好地服务客户,银行必须在金融支付领域进行持续的创新与合作。

二、金融支付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在数字时代,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诉求变得尤为迫切,其根源在于金融支付作为重要媒介,已日益显现出其核心地位,这一媒介不仅高效连接着银行传统的账户业务、存款业务、贷款业务、理财业务、汇款业务等,还成为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差异化优势的关键所在。传统的银行业务虽然稳定,但在数字化浪潮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金融支付的多元化、便捷化趋势,使得商业银行必须重新审视并调整其业务策略。移动支付、聚合支付、网上支付、预付账户支付、数币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消费者的支付习惯,也重塑了银行业务的生态系统。商业银行关注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有效把握这些新兴的支付工具和支付场景来吸引新客户、增强客户黏性,并最终转化为银行业务的增长点。例如,通过移动支付和网上支付,银行能够触达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体验;而预付账户支付则成为银行吸引特定客户群体、推广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有力工具。

三、数字时代下金融支付领域在商业银行的应用与发展路径

(一)合作与共赢策略的深化

在数字时代,金融支付领域的变革为商业银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了保持竞争力并实现持续发展,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合作显得尤为关键,这种合作并非仅仅停留在提供支付接口的层面,而是涉及更深层次的业务融合和创新。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携手共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以满足市场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基于支付数据,双方可以合作推出信用评分系统,为消费者提供更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这样的系统不仅能够提高金融服务的便捷性,还能有效降低信贷风险,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此外,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商业银行能够更准确地洞察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通过对支付行为数据的深入分析,银行可以精准地判断信贷风险,提高贷款审批的准确性和效率,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不仅有助于优化产品设计,还能使银行的营销策略更加精准和有效。

(二)利用聚合支付公司的优势进行市场扩张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金融支付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商业银行,作为传统金融机构的代表,正积极寻求与聚合支付公司的合作,以更有效地接触到更广泛的商户和消费者群体,进而实现市场的快速扩张。通过与聚合支付公司的紧密合作,商业银行能够将其服务迅速延伸到更多的电子商务平台和实体店铺,这种合作不仅限于技术接口上的简单整合,更包括共同推广特定的支付方案,以满足不同商户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聚合支付公司具备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市场资源,它们能够提供多种支付方式的快速集成,包括移动支付、二维码支付等。商业银行通过利用这些公司提供的API接口,可以迅速构建起更加全面和灵活的支付解决方案,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此外,聚合支付公司还拥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和数据分析能力。它们能够深入挖掘商户和消费者的支付行为数据,为商业银行提供精准的市场分析和用户画像,这使得银行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进而优化产品设计和营销策略,提升市场竞争力。因此,商业银行应当充分利用聚合支付公司的优势,通过深度合作实现市场的快速扩张,这种合作能够提升银行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三)网上支付的融合创新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金融支付领域的创新已成为商业银行保持竞争力的核心所在。网上支付,作为一种现代、高效的支付方式,其与其他支付技术的融合为商业银行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机遇。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深度整合现有的网上支付系统与其他电子支付平台,打造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支付产品,这种产品不仅应具备网上支付的便捷性和实时性,还能融入电子钱包、二维码支付等多元化功能,使用户在购物、出行、娱乐等多种消费场景下都能享受到统一、流畅的支付体验。为了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商业银行还应加强网上支付的在线管理服务。用户可以通过手机银行APP端或小程序端都可以实时查看账户余额、交易记录和消费明细,轻松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这种透明化的管理方式不仅增强了用户对银行的信任感,也为银行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消费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商业银行可以更准确地洞察用户的消费习惯和需求变化,从而为未来的产品优化、服务升级和精准营销提供有力支持。例如,银行可以根据用户的消费偏好精准推荐相关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实现个性化的客户服务并引导客户逐步升级成为高价值的客户。此外,商业银行还应积极拓展与各类商户的合作模式,推出联名支付解决方案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通过与电商、线下零售、交通出行等领域的深度合作,银行不仅可以拓宽自身的业务范围和收入来源,还能进一步提升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支付便利性。

(四)数字货币支付领域的探索与创新

在数字时代的推动下,数字货币支付已成为金融支付领域的前沿创新。商业银行身为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正积极投身于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应用,以顺应市场变革并开拓新的发展路径。在国际领域,数字货币支付创新层出不穷,多元化的支付选项为客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监管的挑战。在国内市场,我们更加聚焦于中央银行发布的数字货币(CBDC)。数字人民币通过加载不影响货币功能的智能合约实现可编程性,使数字人民币在确保安全与合规的前提下,可根据交易双方商定的条件、规则进行自动支付交易,促进业务模式创新。商业银行通过与中央银行的紧密协作,努力将CBDC整合至自身的支付系统、业务系统与服务生态中,通过系统整合、平台互通,商业银行可发挥业务技术和渠道优势,结合监管要求,市场需求,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全、合规且稳定的数字货币支付体验。在数字货币的应用中,智能合约技术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智能合约不仅可以实现自动化的交易执行,还可以通过账户的智能应用为银行业务带来全新的变革。其中,数字货币硬钱包,可以理解为传统预付卡或金融预储值账户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结合智能合约技术,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资金管理解决方案。在贷款审批、支付结算等业务流程中,智能合约的引入能够实现自动化的条件验证和资金划拨,极大提升了客户体验和业务效率。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尤其是国际汇款领域,数字货币有望显著提升交易速度并降低传统跨境交易的成本。通过智能合约技术,商业银行可以实现更为灵活、高效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为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带来实质性的便利。

(五)技术创新和安全保障的持续强化

在数字时代,金融支付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创新和安全保障成为商业银行在该领域持续领先的关键。为了不断提升支付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商业银行需要持续投入资源,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在技术创新方面,商业银行应积极探索并应用新兴的支付技术,如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不仅可以提高支付的处理速度,降低交易成本,还能提供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服务。例如,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银行可以构建更加透明、高效和安全的交易系统;而人工智能的应用则可以帮助银行更准确地识别客户需求,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安全保障是金融支付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商业银行必须高度重视支付安全,加强网络安全的投资和管理。为了确保客户资金和数据的安全,银行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强支付系统的安全性。例如,引入多因素认证技术,通过结合密码、生物识别等多种验证方式,提高用户身份的安全性和可信度;加强反欺诈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实时监测和识别可疑交易,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使用高级加密技术,对敏感信息进行加密处理,确保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

(六)推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金融支付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也在这场变革中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其中,推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商业银行在数字时代下的重要战略方向。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日益增强,绿色金融成为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和拓展新业务领域的双重契机。商业银行通过积极响应绿色金融的号召,不仅能够助力环保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还能够为自身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和增长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商业银行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时代的优势,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发展。例如,通过开发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金融产品,商业银行可以为环保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促进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借助先进的支付技术,商业银行还可以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绿色金融服务,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此外,商业银行还应加强与政府、企业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通过合作,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推动绿色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合作还能够提升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专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综上所述,推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是商业银行在数字时代下金融支付领域的重要发展路径。通过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强合作与共建,商业银行不仅能够履行社会责任、助力可持续发展,还能够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和市场机会,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七)构建开放银行生态系统

在数字时代的推动下,金融支付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商业银行,作为这一变革的重要参与者,正积极探索如何通过创新业务模式来适应这一趋势。其中,构建开放银行生态系统成为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选择。开放银行是一种全新的银行业务模式,它借助API等先进技术手段,将银行的各项服务和功能开放给第三方开发者、企业乃至个人用户,这一模式打破了传统银行业务的封闭性,实现了银行业务与外部生态的深度融合。通过这种模式,商业银行能够与众多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金融服务生态链。为了构建这样一个开放银行生态系统,商业银行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银行需要搭建一个开放、安全的API平台,这是实现业务开放的基础。通过这个平台,银行可以将自己的服务和功能以API的形式暴露出来,供第三方开发者调用。其次,银行需要积极与各类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包括金融科技公司、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等。通过与这些合作伙伴的深度融合,银行可以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在构建开放银行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商业银行还需要注重风险管理和安全保障。开放银行模式虽然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增加了风险敞口。因此,银行需要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和安全保障体系,确保在开放的同时不失稳健。通过构建开放银行生态系统,商业银行不仅能够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金融服务,还能够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机会,这将有助于银行在数字时代下保持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在金融支付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通过与市场机构的紧密合作和持续创新,银行不仅拓宽了服务渠道、提高了客户满意度,还实现了业务效益的最大化。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的不断变化,商业银行仍需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持续的创新精神,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展望未来,金融支付领域将继续朝着多元化、智能化、安全化的方向发展。商业银行应紧跟时代步伐,加强与各类市场机构的合作与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和竞争力。同时,银行还应积极探索数字货币支付等前沿领域的发展机遇,为未来的战略布局做好充分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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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闵亮.浅析数字时代商业银行服务科创企业的新路径[J].现代商业,202313):113-116.

[4]刘轶,钟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其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J].2022.

[5]陆岷峰.“双碳”目标下商业银行发展转型金融的策略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28):10.

中银通支付商务有限公司 林绍良

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特征,为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既是检验金融工作的根本标准,也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保障。

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其政治性的具体体现。

党的领导确保中国金融发展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和建设金融强国最根本的政治优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金融工作在正确的方向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护航保驾。多党制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成为其政党拉锯战背后资本逐利的工具,大量资本投机导致实体经济萎缩、两极分化加剧。方向正确,行则将至。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长河中,面临不同的时代形势和发展任务,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贯彻始终的。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就要始终坚持党中央这个领导核心,始终明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1924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衙前农民协会在浙江萧山建立起全国第一个革命金融机构——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应对百年变局和经济全球化逆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领导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将金融工作嵌入国家高质量发展总体布局,不断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

党领导中国金融业走好开拓创新之路、自信自立之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经受住了重重挑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承担着不同的时代使命,以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为例,党中央立足中国国情,围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要求,坚定推进金融改革,确保金融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大型国有银行从举步维艰到创造跃升国际一流银行的奇迹,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金融改革成功给出“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中国在世界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在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上,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日益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成效不断显现。在深化金融高水平开放上,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完善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机制,相继实施“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引导外资金融机构加快发展,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设立科创板,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持续加大对制造业、科技创新、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

党领导中国金融业走好行稳致远之路、长治久安之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金融系统形成强大抗风险合力,使我国成为大国中唯一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金融事业稳健发展,坚持将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不断增强金融市场韧性,有力支撑实体经济发展。2023年,我国GDP较上年增长5.2%,国际金融论坛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决定了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发展之路的显著区别。

金融富民,统筹公平与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金融不能成为服务于少数人逐利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将公平和效益对立起来,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导致资本大量涌入金融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形成“财富集中—政治权利集中—财富再次集中”的垄断循环,中产衰落、阶级对立、社会撕裂的趋势日益加深。

金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并正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前进。一方面,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要求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是要做大全体人民的“蛋糕”,而不是实现少数人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决定了金融工作的方向就是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使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金融为民,维护人民利益谨守“三条线”

金融自由化外衣下是财富掠夺。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实际上演变成为强国对弱国的“自由竞争”、资本对劳动的“自由竞争”,本质上是强者对弱者的掠夺。随着金融自由化逐渐盛行,西方国家通过货币霸权转嫁危机,在一轮轮金融危机中收割大量财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手段成为掠夺资源的工具。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八个坚持”的重要内容。要在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严守金融创新的底线、红线、高压线,避免借金融创新之名乱创新,引发金融乱象。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能以创新的名义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不搞伪创新,这是创新的底线。金融创新最终服务人民需求、让群众获益,金融产品、业务模式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人民切身利益,特别是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要更加慎重。二是不违规增加地方隐性债务,这是红线。扎实推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把好地方项目融资的金融“闸门”,坚决遏制“一边化债,一边新增”。三是不以任何形式借创新的名义助推资本运作下的资本无序扩张和资本空转,这是高压线。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以金融创新为名、以资本运作为支撑,通过“套娃式嵌套”等资本复杂关联交易,进行监管规避和监管套利;给资本设置“红绿灯”,避免社会财富进行“击鼓传花”式的分配转移。

金融利民,服务实体经济做好“五篇大文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西方国家对金融资本放松管制,导致资本投机显著增加,造成了这些国家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财富两级化。

只有坚持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扩面增效,才能让金融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建设金融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期待。从做好“五篇大文章”来看,科技金融是驱动力,要加强对科创企业金融支持,创新金融产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国际先进生产力的新赛道;绿色金融是发展底色,要引金融活水“点绿成金”,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平稳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是落脚点,要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成效体现在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上,体现在更好满足人民的多样养老需求,增强百姓幸福感、安全感上;数字金融是加速器,要在提高金融普惠性、融资便利性的同时,实现与各业态融合发展。从金融业的自身发展来看,要推动金融体系优化升级,增加有效的金融供给。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科技金融评价体系,围绕“五篇大文章”,把支持举措做落地、把模式创新做出彩、把服务保障做全面,为全体人民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金融工作坚持政治性、人民性,最终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在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上,更体现在金融机构履职尽责的实效上。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学习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二是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坚决肃清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根源,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好党纪学习教育,在金融领域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三是强化金融干部队伍建设。着力锻造“三个过硬”的金融人才队伍,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提高干部人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营造干事创业氛围。

服务大局,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对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的资金供给,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全面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引擎”;推动资金、资本、资产“三资”循环,着力解决缺乏耐心资本的问题,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二是夯实共同富裕基础。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聚焦职能定位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全国性商业银行发挥主力军作用,中小银行着力做好地方特色化金融服务,保险业履行经济减震器、社会稳定器作用,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挥专业优势,形成金融合力。立足“五篇大文章”,做大经济社会发展的蛋糕,让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三是稳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提升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筑牢防线,把握防控风险这一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一是必须稳妥推进重大风险防范化解。防范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促进金融与房地产实现良性循环;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摸清风险底数,落实化债方案。二是必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要真正“长牙带刺”,一体推进金融反腐和风险防控。加快构建完备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自身要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升内控合规建设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三是必须审慎合规开展金融创新。坚持守正创新、风险可控,加强对相关业务产品的合规性审查,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防止以监管套利为目的的“伪创新”“乱创新”的金融乱象。

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杨志明

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2024年上半年回顾与展望

2024年上半年,境内1年期美元兑人民币掉期点经历了“震荡-下行-震荡”行情,主要受到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以及人民币即期汇率压力影响;境内1个月美元兑人民币期权隐含波动率继续下行,1年期隐含波动率以2023年底的价格为中枢波动,主要受到逆周期工具影响。

2024年下半年,美联储有望开启降息周期但幅度有限,国内货币政策仍有空间,掉期点数预计低位震荡,不确定性来自于央行逆周期调控。需关注期权隐含波动率抬升的风险。

本轮2022年开启的人民币贬值周期中,美国快速大幅加息使得中美利差倒挂,进而导致各期限美元兑人民币掉期跌入负值,跌幅较深;期权隐含波动率以2022年12月为分界,先上行后回落。本文复盘2024年上半年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走势,剖析其影响因素,再对下半年行情进行展望。

一、2024年上半年人民币外汇衍生品行情回顾

(一)人民币外汇掉期市场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掉期计算公式可简单写作“即期汇率×(本币无风险利率-外币无风险利率)/(1+外币无风险利率)”,即掉期点大小取决于跨币种利差,而即期汇率则作为量纲影响掉期点的读数。基于此,笔者结合境内人民币利率变动和美元利率变动情况,分析上半年掉期变动的原因。上半年,人民币掉期市场走势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24年初至2月上旬。国内宏观经济弱修复,货币政策表态积极,央行降准50bp,并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25bp,政府债券供给偏慢,财政部表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NCD利率下行。美元方面延续了2023年第四季度的降息预期,加之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偏弱,美元利率回落。1年期掉期点数整体维持震荡行情。

第二阶段:2024年2月中旬至5月上旬。国内维持宽货币预期,央行调降5年期LPR 25bp,伴随多家中小银行调降存款利率,NCD利率延续下行。美元方面,以CPI为代表的美国经济数据明显改善,市场推迟美联储首次降息时间至6月,降息预期收敛推动美元利率反弹,10年期美债利率一度突破4.7%。人民币利率回落、美元利率反弹之下,掉期点快速下行,1年期掉期点下行300pips至-2800pips附近。

第三阶段:2024年5月中旬至6月末。国内专项债发行提速,特别国债发行计划落地,监管严控商业银行“手工补息”。货币政策虽不改积极的总基调,但针对前期债券利率下行过快,央行多次提示长端利率风险,加之NCD供给增加、多项房地产支持政策落地,NCD利率下行速度放缓,转为震荡。美元方面,美国经济小周期转弱,经济数据表现参差不齐,降息预期在全年1~2次之间摇摆,美元利率受到非农就业、CPI等经济数据扰动失去方向、小幅波动。1年期掉期点大多时间在-2950到-2850pips区间震荡。

交易量方面,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的数据(截止到2024年4月末,下同),境内代客外汇和货币掉期市场2024年前4个月的月均成交量为571.9亿美元,较2023年月均成交量297.1亿美元显著增长。其中,近端换入外汇(近购远结)2024年前4个月的月均成交量为35.9亿美元,2023年月均成交量为27.9亿美元近端换出外汇(近结远购)2024年前4个月的月均成交量为536.0亿美元,较2023年月均成交量269.3亿美元增长近一倍。2024年前4个月,银行间外汇市场掉期成交量月均为19027亿美元。

(二)人民币外汇期权市场

期权方面,2024年上半年,1个月境内美元兑人民币期权隐含波动率继续下行,1年期隐含波动率以2023年底的价格为中枢上下波动。具体来说:

第一阶段:年初到3月中旬。短期限和长期限的期权隐含波动率均回落,1个月期权隐含波动率从年初的2.36%回落到3月21的2.01%,1年期期权隐含波动率从年初的4.61%回落到3月21日的4.26%。

第二阶段:3月22日波动率跳升。3月22日中间价意外”站上7.10,较3月21日上升62个基点,即期收盘价从前一日的7.1994升至7.2283,单日涨0.4%,这唤醒了持续低迷的波动率和清淡的交易量。3月22日,1个月期权隐含波动率从前一日的2.01%跳升到4.01%,1年期期权隐含波动率从前一日的4.26%跳升到4.77%;即期市场询价成交量录得582亿美元,较前一日增长135%。

第三阶段:3月23日至6月末。由于即期汇率持续受到逆周期调节工具的影响,1个月期权隐含波动率从3月22日的高点4.01%回落,6月波动率中枢大致在2.31%。即期市场的压力部分转移到掉期市场上,1年期期权隐含波动率从3月22日的4.77%进一步反弹到4月16日的4.94%,随后中枢回落至6月的4.59%,但仍显著高于3月21日之前。

交易量方面,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的数据,境内代客外汇期权市场2024年前4个月的月均成交量为400.9亿美元,2023年月均成交量为346.8亿美元。其中,买入期权2024年前4个月的月均成交量为231.4亿美元,2023年月均成交量为193.9亿美元;卖出期权2024年前4个月的月均成交量为169.6亿美元,2023年月均成交量为152.9亿美元。2024年前4个月,银行间外汇市场期权成交量月均为829.9亿美元。

二、2024年下半年人民币外汇衍生品行情展望

(一)人民币外汇掉期市场

在掉期点定价因子中,人民币利率的核心变动逻辑是国内基本面的边际变化,美元利率的核心交易逻辑是美联储降息预期。国内方面,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2015年到2021年平台期发展后,于2022年出现显著调整,这一结构性变化主导了国内政策利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反映在掉期市场上远期贴水的幅度不断加深。海外方面,美联储降息预期本身包含了市场对于美国增长、通胀、就业、跨境资金、地缘政治等基本面和消息面的理解和消化,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潜在空间大、波幅广,通过观察对美联储动向的市场预期波动来研判掉期市场行情在大多数时间是高效的。

2024年下半年,美联储有望开启降息周期但幅度有限,国内基本面存在边际改善的动能、货币政策仍有宽松空间,掉期点数预计低位震荡,不确定性来自于央行逆周期调控。

国内方面,房地产市场仍处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市场信心仍在震荡中摇摆,二手房和新房的供给压力尚存。考虑到支持政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发力,下半年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可能随需求阶段性企稳,出现压力边际缓和。非房地产领域已经出现复苏反弹的迹象。鉴于基本面修复的进程尚不稳定,资金面维稳的诉求较强,随着存款“手工补息”影响消退,NCD利率中枢可能继续回落,扰动因素则在于7—8月NCD到期规模较大、岁末年初资金面需求紧张等。

海外方面,当前市场预期美国下半年将有1~2次降息,笔者认为下半年降息预期可能先回落后反弹。原因在于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小周期将触底回升,再通胀的风险相对较大,市场可能逐渐消化9月不降息的预期;第四季度通胀压力减轻,美联储可能降息1次。

外汇逆周期调节工具中,掉期市场上近购远结,并在即期市场上卖出美元,此举会压低在岸掉期点;抬升离岸人民币做空成本(CNHHIBOR利率)的同时抬高离岸掉期点,从而使得离在岸掉期价差阶段性走阔。2024年6月起中间价温和抬升,CNH HIBOR维持流动性宽松,这意味着汇率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在岸期点反弹的可能性加大。

(二)人民币外汇期权市场

期权波动率方面,2024年下半年需要关注波动率抬升的风险。2024年以来1个月美元兑人民币期权隐含波动率始终处于最近1年10%分位数下方。虽然这并非历史最长时间——2021年2月到2022年2月波动率也曾持续低于10%分位数,时长持续1年——但仍需警惕波动率反弹的风险。一方面,短期限期权波动率下行很大程度上受到逆周期调节的影响,未来倘若汇率市场化波动增强,期权波动率也将回归。另一方面,外围风险事件(金融环境收紧、地缘政治风险等)若导致美股VIX抬升,离岸CNH期权隐含波动率也将相应抬升,下半年还需特别关注美国大选的扰动。

兴业研究外汇商品部 郭嘉沂 张梦

产业追踪
基于绿色供应链的钢铁行业环境成本控制研究

摘要:从绿色供应链的角度对钢铁行业环境成本控制进行研究,对钢铁行业的生产过程和造成的污染进行概述,分析了钢铁行业的环境成本构成,分析了钢铁行业环境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从绿色供应链和体系保障两个方面为钢铁行业环境成本控制提出建议。

关键词:供应链,钢铁行业,成本控制

1 钢铁行业生产过程以及造成的污染

钢铁的生产过程分为以下三步,首先是获取铁矿石和焦煤等炼钢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经过高温冶炼,转化为生铁。其次,以生铁为原材料,将生铁放入不同的炼钢炉中冶炼后,得到钢。最后,为了满足后续加工的需求钢会被铸造成几种不同的特定形状。这些有了特殊形状的钢材,通过轧钢机进行轧制加工或者通过锻造处理,转变为各种可用的钢材形状[1-2]

但是在以上钢铁的制造过程中,环境污染是不可避免的,钢铁行业生产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和能量,同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物质都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的危害。

1钢铁行业会造成大气污染。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COCO2SOSO2等各种气体,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处理,将会被直接排入大气中,不仅对气候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员工、周围居民的呼吸状况、身体健康都有一定的威胁。

2钢铁行业会对水质造成污染。水是生产过程中必需使用的资源,生产的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废水,会造成水体污染。

3钢铁行业会造成固体废弃物污染。在生产中,会产生大量钢渣、炉渣、粉煤灰等固体废弃物。没有得到有效处理,会占据土地资源,还会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此外,部分废弃物含有有毒物质,一旦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将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2 钢铁行业环境成本的构成

2.1 环境管理成本

钢铁企业在环境管理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管理措施,以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而付出的成本。例如:职工环保教育经费。环境管理方面更多出现在事前的阶段。

2.2 绿色采购成本

钢铁企业在采购阶段,采购为了后续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物更少、对环境更友好的原材料以及炼钢过程中更清洁的能源,因此比采购普通原材料和能源而多付出的成本。

2.3 减排成本

钢铁企业为了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向环境中排放而产生的成本。例如,污染物集中处理、集中排放,为了减少环境污染安装的环保设备的费用等。

2.4 循环利用成本

副产品和废弃物等的再次回收利用所产生的成本。为了降低能耗,提高能源的利用率进行能源回收所产生的成本[3]

2.5 绿色宣传成本

为了显著提升环境保护意识,激发员工对环保制度的积极性,钢铁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宣传措施而付出的成本。绿色宣传不仅面向企业内部员工,也面向广大消费者,全面推广环保制度,例如宣传材料制作、活动策划、培训教育等多个方面。

2.6 绿色损失成本

对于企业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钢铁行业必须为环境的污染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付出成本。这些代价包括污染治理成本、环境修复费用以及因违反环保规定而支付的罚款等。这些成本的付出,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推动行业绿色转型的必要手段[4]

3 钢铁行业环境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

3.1 依赖事后补救

全球都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我国也出台各种的环境法律法规旨在更好地提升我国的生态环境,但仍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环境保护体系,导致钢铁行业只是中规中矩地按照法律强制规定的内容进行环境的治理,大多数只是为了应付环保部门而产生的环保措施。这种事后补救的方式,没有考虑到在绿色供应链中每个环节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3.2 环境成本控制体系不全

随着环境保护法的更新,有的钢铁企业设立了专门的环保部门。但是该部门并不能对整个企业的环境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各企业的环保部门并不能发挥其作用。

这是因为管理层并没有将保护环境重视起来,很多管理层认为不应该让利给环境,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会为企业带来“无穷的财富”。保护环境的优势不是短期能够显现的,甚至可能因环保的投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因此,不少企业对环境保护条例缺乏动力去执行,仅仅只为了避免政府的环保处罚。在这种消极的管理模式下,各部门难以及时、有效地向环保部门提供准确数据,导致环境成本控制体系难以达到预期的控制效果。

4 基于绿色供应链的各环节环境成本控制

钢铁行业的绿色供应链中的每个环节都会对生态环节造成一定的污染,现阶段大多数钢铁企业只对少数的供应链环节采取绿色成本控制,没有对整个的供应链进行全面系统控制。

新型的绿色供应链是由每个生产环节的绿色理念共同构成的,这样让每个生产步骤中都得以分摊环境成本,使得各环节的环境成本得到控制,最终得到的效果比单独几个供应链环节要好得多。本文的绿色供应链环境成本控制分为以下方面。

4.1 绿色采购环节

大多数钢铁企业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大都放在生产完成后的补救,但是这样可能会导致花费很多环境治理成本,但是达不到好的治理效果。绿色采购环节就是从钢铁行业生产过程的源头,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

绿色采购就是钢铁企业在采购过程中,有选择性地选取更环保的材料。在生产过程的开头,采购环节选取消耗能源更小、对环境污染更低的材料,既节约了能源成本,在企业最后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中又节约了环境治理成本。

4.2 绿色制造环节

绿色制造是要求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产出产品对环境产生最小的负面影响,同时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的目的。与传统的制造环节不同的是,绿色制造环节更加强调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制造强调在最关键的生产阶段控制污染,进行绿色设计和资源回收,降低生产制造环节的能源消耗和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在钢铁企业中,绿色制造与生产前使用绿色材料、生产过程选择绿色工艺及实现清洁生产是分割不开的。在绿色制造中最关键的便是技术更新,通过环保技术改良达到最终提升产品环境效益的目的,同时将绿色理念融入产品中,促进整个供应链的环境效益提升。绿色制造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刻践行。

4.3 绿色营销环节

钢铁行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绿色营销有助于改善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帮助企业提升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

在钢铁产品定价方面,考虑到绿色产品的环保价值和市场接受度,钢铁企业可以制定合理的定价策略,既保证企业的利润,又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在供应、分销渠道方面,选择具有环保意识的供应商和分销商,建立绿色供应链,确保产品在流通环节中的环保性。在产品促销推广方面,通过广告等宣传渠道宣传企业的绿色理念和产品优势,传递绿色理念,提升品牌形象。因此,钢铁企业应继续深化绿色营销实践,推动行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4.4 绿色循环环节

在绿色循环中,钢铁行业优化能源与节能减排至关重要。钢铁行业作为能源消耗大的产业,通过技术提升等方式,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副产品和某些废料的回收利用,控制生产中的污染物排放。另外,加强循环经济与废物利用也很重要。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和废水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通过加强废物回收和分类利用,实现资源的循环转化,减少废物的产生和对环境的影响。

5 钢铁行业环节体系构建的建议

5.1 加强内部管理

由于缺少外部强制制度的监督,企业对自身环境治理拥有很大的可选择性,侧面表现出了企业内部管理的不严格,因此,钢铁企业应该加强内部管理以达到对环境质量得到提高的目的。企业内部可以增添专门进行环境监督的部门,对生产过程中环境污染行为进行预测、监督,体现出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5.2 增强环保意识

增加对员工环保意识的培训课程次数,定期对企业员工进行环保理念的培训。通过组织培训、讲座等活动,提高管理层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使其深刻理解环境可持续发展与企业长期利益的紧密关系。

5.3 提升环保部门的地位和作用

明确环保部门的职责和权力,赋予其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决策权,确保其在企业运营中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同时,加强环保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企业的环保工作。

5.4 建立健全环境成本控制体系

通过制定详细的环境成本控制制度,明确各项环保指标的监测、分析和报告流程,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加强内部审计和监督检查,确保环境成本控制体系的有效执行。

5.5 加大环保技术研发投入

钢铁企业致力于引进和研发先进的环保技术,旨在降低环保成本,提高环保效益。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的环保设备和工艺,企业能够大幅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降低治理成本。同时,企业还需积极开展环保技术的自主研发,不断提升环保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应用水平。此外,钢铁企业还积极探索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途径,通过分类回收、转化利用等方式,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推动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颖.可持续时尚的实践者:海尔公司的绿色供应链管理[J].物流科技,2024475):133-135.

[2]高欣.我国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施策略研究[J].中国市场,20232):173-175.

[3]毛涛,吕芳.提高光伏产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的建议[J].中国国情国力,20205):4-6.

[4]曾仪,尹丰,王慧青.供应链视角下A公司环境成本控制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327):92-94.

作者简介:王方怡(2001—),女,湖北仙桃人,湖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会计。

湖北民族大学 王方怡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加速推进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化发展

摘要:智能网联汽车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由于历史进程、产业基础和政策导向的不同,各国形成了政策法规持续创新、智慧国家超前布局、专项基金推动研发、政产学一体化等发展路径。本文梳理了上述四大路径后认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应从完善产业标准和法规、健全人才培训机制、优化生态创新融合体系、加快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发展步伐。

关键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经验

1 全球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

全球产业链日益完善,驱动产业加速发展。近年来,全球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持续优化与壮大,从上游关键组件到中游整车集成与解决方案、直至下游应用形成了紧密高效的全产业链。产业链上游中感知系统的传感器制造商加快提高检测精度与稳定性。决策层的芯片和算法等开发商致力于提供高效能、低能耗的计算平台,发布更加智能的驾驶指令。产业链中游整车制造与解决方案环节将各类软硬件整合至车辆平台,传统代工厂实现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与安装,甚至推出多元化、定制化的智能电动车型。智能网联汽车的广泛应用带动了下游服务市场的出行服务领域,相关企业提供了自动驾驶出租车、共享汽车、无人物流配送等新型服务模式。

多领域技术实现突破,加快汽车智能化水平提升。全球车联网、高精度地图等技术加速应用,共同推动了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程度的大幅提升和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自动驾驶技术方面,特斯拉Autopilot系统不断迭代,已具备高速公路自动导航、召唤功能等辅助驾驶能力,并加速向完全无人驾驶推进。车联网(V2X)通信方面,5G技术的商用化加速了V2X通信的发展,推动车辆与周边车辆、基础设施、行人甚至云端实现低延迟、高可靠地通信。高精度地图与定位企业通过融合卫星定位、惯性导航、视觉识别等技术,实现了厘米级定位精度,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精准的行驶指导。

市场规模呈现增长态势,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随着城市化程度加深和交通拥堵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们对于更加安全、高效、便捷的出行方式的需求不断扩大,这也为智能网联汽车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全球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持续攀升。根据《IDC全球智能网联汽车预测报告》分析,未来智能网联车的年出货量复合增长率约16.8%。全球范围内对自动驾驶技术持续投资、5G基础设施快速部署,IDC预测到2025年全球网联汽车规模将达到7830万辆,到2026年全球自动驾驶车辆规模为8930万辆。

基础设施体系持续完善,推动场景示范应用。全球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基于车、路、网、云、图等高效协同的自动驾驶技术多场景应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改造。美国、瑞士、韩国等加速5G基站部署,为车辆间的即时通信、远程控制、高清视频传输等提供了可靠保障。建设车联网平台与数据中心。各大车企与科技公司构建车联网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支持车辆远程诊断、软件空中升级(OTA)。提升智慧道路建设水平。全球多个城市和地区推动建设智能道路、自动驾驶测试区等,模拟各种真实交通环境,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实地验证。

2 国外支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做法

美国在政策法规方面持续创新,促进技术快速迭代和商业化探索。美国通过塑造灵活的监管框架、前瞻性的立法,以及跨部门的合作机制,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创造了有利环境。构建健全的监管环境。美国国家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采取了灵活的监管策略,鼓励技术创新与保障安全并行发展。2016年,NHTSA发布了全球首个无人驾驶汽车政策文件——《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随后在2017年和2020年分别更新为《自动驾驶系统2.0:安全愿景》和《确保美国自动驾驶领先地位:自动驾驶汽车4.0》,逐步细化和适应技术发展的新需求,明确安全评估标准、数据记录与共享要求,为自动驾驶测试和部署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各州发布多样性措施。加州、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等在联邦政策框架下,根据本地情况制定了具体的法规。如,各州政府根据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允许在公共道路上逐步开放无安全员的自动驾驶测试和商业运营许可,促进了技术的实际应用和法规的实践检验。强化跨部门协作。2019年,美国成立了自动驾驶汽车政策指导委员会,集合了交通、科技、商务、安全等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和私营企业等不同主体协调政策制定和监管。同时,NHTSA与联邦通信委员会合作,确保智能网联汽车所需的频谱资源分配,推动V2X通信技术的发展。

新加坡不断扩大测试区域和开放试点,推动“智慧国家”超前布局。新加坡注重打造全球智慧城市,持续加速试点部署,推动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革新。持续扩大测试区域。新加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拓展自动驾驶技术专用测试区域,从最初的“新加坡智能车测试中心”(CETRAN)等封闭测试场,到后来的限定区域公开道路测试,再到将整个岛屿逐步开放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实施分阶段、渐进式的测试策略,促进了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成熟。加速商业化探索。新加坡鼓励智能网联汽车的商业化应用试点,通过与行业领军企业的合作,将自动驾驶技术融入公共交通、物流配送、个人出行等各个领域。例如,自动驾驶接驳车在圣淘沙、樟宜机场等地的成功运营,以及自动驾驶出租车、无人配送车等试点项目规模的逐步扩大。“智慧国家”超前布局。新加坡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与“智慧国家”整体战略紧密结合,政府通过构建包括5G网络、物联网传感器、智能交通管理平台等的基础设施体系,为智能网联汽车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和通讯能力。同时,平台通过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交通流量管理,减少拥堵、提高道路安全,使城市交通更加智慧化、人性化。

英国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成立自动驾驶中心、建设测试场地及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实现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快速研发与部署。英国将智能网联汽车市场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新战场,持续加大投入,推动技术发展和应用部署。早期布局与专项基金。自2014年起,英国即前瞻性地直接为自动驾驶技术研发设立2亿英镑的专项基金,持续激励企业创新与国际合作,为早期概念验证和技术突破提供了关键动力。政策框架与监管创新。2015年,英国交通部和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部联手,共同创建了负责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构建政策体系和协调研发项目的互联与自动驾驶汽车中心”。2022年,英国出台《互联和自动出行2025:在英国释放自动驾驶汽车的效益》,制定了2025年在英国实现自动驾驶汽车的商业落地路线图,构筑包含审批、授权、操作者许可、使用监管、事故调查在内的监管框架。测试场与实际道路测试。英国建立了米尔顿凯恩斯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小镇等多个先进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遵循封闭实验场所-封闭道路-公开道路的测试顺序,通过数据反馈,不断优化系统性能,为技术成熟和公众接受度提升奠定基础。国际合作与标准制定。英国积极参与国际间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注重探索基础设施、自动驾驶测试验证、法规与标准更新等问题的共同解决方案,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跨国界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日本以“政产学”一体化模式,构建了良好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生态。日本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强调政府(政)、产业界(产)、学术界(学)三者的高效对接与协作,旨在整合资源、加速创新。国家规划战略引领。日本政府通过制定《战略性创新创造项目——自动驾驶系统研究开发计划》等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指明方向。近年来,经济产业省、警察厅等部门持续完善制度规范,修订《道路交通法》等,为技术测试和L4级商业化应用、数据保护等提供了法律保障。推动产业界技术深耕与跨界合作。引导丰田、本田等汽车巨头加大内部研发投入、开展跨界合作,共同攻克自动驾驶、车联网、算法等核心技术难题。如,2005年日本启动的智能道路计划推动成立了包括共计223家公司和机构共同参加的开发联盟,加速了技术成熟与市场应用。促进学术界理论创新与成果转化。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高等院所凭借深厚的科研基础,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算法创新、安全评估等方面发展中发挥了引领和支撑作用。例如,以东京大学研究中心为基础成立的先进智能出行株式会社,主攻自动驾驶集成化技术的开发和成果转化。共同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为确保技术安全可靠,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多个高度仿真的自动驾驶测试场加速技术迭代。如,2016年启动建设的日本机动车研究所J-town试验场地等提供了多样化道路环境测试条件。

3 启示与建议

3.1 完善产业标准和法规,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2023版)》文件,不断完善辅助驾驶产品的安全监管框架,强化辅助驾驶安全技术准则及测试验证标准引领,细化驾驶员互动界面及预警提示的规范,以营造更安全的辅助驾驶环境。同时,加快完善智能网联相关技术标准和测试规程,对雷达、摄像头各类传感器在各类情境下的效能、稳定度及数据融合精准性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核,并不断优化算法验证的鲁棒性和精确性。无人车上路方面,应持续强化国家层面法律架构的设计,为自动驾驶创建全面协同与监管生态系统,确保无人驾驶车辆能够顺利实现大规模道路行驶,并清晰界定其行驶许可条件与流程等。针对应用场景拓展,应进一步深化研究无人化泊车场景的安全保障方案与责任归属机制,加大自主代客泊车专属停车场推广力度,有序推进技术安全可靠地广泛应用。在数据保护层面,应加速明确汽车数据中涉及个人隐私的界限。此外,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应持续深化落实《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以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的指导原则,促进数据的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

3.2 着力健全人才培训机制,强化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围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人才岗位能力要求》,着力完善以应用为导向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加速智能网联汽车产教深度融合,加强科研攻关方向、创新成果与企业的技术需求、制造工艺及市场需求紧密对接,倡导广泛探索校企双元等教育模式培养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高端技术人才。深化高校人才评价体系改革,提升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杰出人才的遴选标准中校企科技合作项目的分值比重,减少对国家级、省级研究课题项目参与度的过分依赖,转而以科技成果的实际“产出”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将技术革新、生产实践中效率提升的成果作为评估高校人才的核心要素。此外,为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应根据产业的发展阶段,动态调整相关人才结构,在积极引进国内外领军人才的同时,完善对中、初级人才的评价体系。持续健全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人才信息库,涵盖技术型、工匠型、管理型以及复合型人才。针对不同层次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人才梯队,滚动出台个性化的人才发展政策,并从创新能力、业绩贡献、人才培养以及成果转化等多维度,对产业全领域的人才进行定期、综合地评估。

3.3 建设产业体系合力,优化创新生态体系

围绕《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引导各地根据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需求与技术短板,积极发挥政府统筹作用,依托龙头企业的发展基础,全面激发高校、科研机构及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着力优化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平台,设立专项科技基金,面向全国范围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研发中心发布科研攻坚任务,鼓励采用“企业出题、政府搭台、高校唱戏”的协作方式,确保智能网联产业技术创新贴合企业的实际需求与城市的发展愿景。加快完善智能网联产业的合作机制与共享平台,推动跨行业、跨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加强整车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互联网公司、通信运营商、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间的紧密合作,促进技术交流、资源共享与联合研发,加速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此外,应不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研发、科技评估、信息服务、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知识产权及检验检测认证等相关的科技服务政策体系,注重重大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牵引本地创新资源留用和吸引外部创新资源引进。

3.4 加快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智慧城市发展

全面落实《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组织开展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加快推动智能化路侧基础设施、城市级服务管理平台等建设由北京、长沙、无锡等试点城市向全面推行转变,支持在各城市全域内依靠所建设的网联基础设施和道路环境,提升车载终端装配率、探索高精度地图安全应用、开展规模化示范应用,同步完善标准及测试评价体系,提升全国道路交通的整体安全保障能力,加快促进“车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汽车的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快速发展。持续推动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地的新建或现有设施的升级,并加快开放更多自动驾驶技术实地测试道路,确保技术与车辆在真实场景中实现充分验证。进一步完善高效、智能的设计工具、编译器和集成开发环境、模拟和仿真工具、调试和测试工具以及流程管理工具等软件工具链,辅助汽车软件工程师通过软件开发和测试提升效率与质量,不断推动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开发标准化、自动化和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蔡旭冰.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现状及策略分析[J].时代汽车,202311):16-18.

[2]王新扬.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发展现状刍议[J].汽车维修技师,20233):123-124.

[3]Xuehong WangYunhui JiaTian Gao.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J].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2022,(5):2522-6924.

作者简介:谭俊彬:男,湖南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动力电池等。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规划研究所 谭俊彬

文化旅游产业的大数据驱动创新发展探讨

摘要:本文探讨了大数据技术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的创新应用及其对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首先介绍了大数据与文化旅游产业概况,随后分析了文化旅游产业传统模式、在大数据驱动下的创新需求和创新应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旅游产业大数据驱动创新发展的策略,包括有效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消费者体验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策略。最后,总结认为大数据技术为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为了实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重视人才培养,并利用技术优势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大数据,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发展

引言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应用已经成为推动这个行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动力。通过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和重构商业模式,大数据不仅提升了文化旅游行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还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大数据的驱动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和智能分析,能够更精准地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加贴心和个性化的旅游体验。

然而,大数据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的应用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传统文化的同时,充分地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创新发展,需要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大数据驱动创新发展模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提升文化旅游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推动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大数据与文化旅游概述

(一)大数据技术发展

大数据技术已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这得益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随着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大数据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领域,大数据技术为市场预测、商业智能应用和金融风险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政府部门也利用大数据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在科学研究中,大数据为科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分析工具,推动了科研成果的产出。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传感器、无线网络、云计算、数据库以及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这些技术的融合为大数据的收集、存储、管理和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

(二)文化旅游产业概况

文化旅游产业以文化资源为根基,以旅游活动为桥梁,产业化操作为策略,展现了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之美。这种新兴的产业形态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

数据可以描绘一个生动的画面。在2023年,我国的文化旅游产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高达4.91万亿元,这一数字相比于上一年,增加了2.87万亿元,增长率高达140.3%。这一数据不仅凸显了文化旅游产业的活力和潜力,也展示了我国民众对文化旅游的热爱和追求。

文化旅游产业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文化现象。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的壮大,它为相关行业如酒店、餐饮、交通等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更重要的是,文化旅游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帮助他们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它还促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增强了国家的文化自信和软实力。

但文化旅游也面临着挑战。市场的多元性和竞争的激烈性要求企业不断地进行创新,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和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体验。同时,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确保文化遗产的永续利用,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就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策略性的规划,以确保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二、文化旅游产业的大数据驱动创新应用分析

(一)传统模式与创新需求

在文化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背景下,传统模式的局限性愈发明显,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需求。传统模式侧重景区资源的开发和商业经营,却忽视了文化的传承和旅游体验的提升。然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正迎来创新发展的契机,以满足人们对文化的深层次需求。

首先,传统模式的局限性体现在固化的文化旅游线路和产品上。在传统模式下,景区的运营以景点、酒店、餐饮等为中心,固定的旅游线路和产品限制了游客的选择和体验。而在大数据的驱动下,可以根据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和偏好,量身定制文化旅游线路和产品,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体验。

其次,传统模式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亟待解决。游客对景区信息的了解有限,难以全面地领略景区的特色和魅力。而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可以为游客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景区,提升旅游体验[2]。例如,通过智能推荐系统,游客可以轻松地获取符合自己兴趣的景点、餐饮和住宿信息,从而更加深入地体验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

再次,在服务品质方面,传统模式也存在诸多不足。服务质量的不稳定、导游服务态度的冷漠以及餐饮质量的参差不齐等问题,都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满意度。然而,通过大数据的监测和分析,可以及时地发现服务中的问题,并提供改进策略,确保游客获得优质的服务体验。同时,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服务质量进行实时的评估,以便及时地调整和优化服务流程。

最后,传统模式下的营销推广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过去,景区的宣传推广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和渠道,效率低下且受时空限制。而在大数据的驱动下,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平台等新型媒体和渠道进行精准定向的宣传推广。通过深入地挖掘和分析游客数据,可以更精准地定位目标受众,制定个性化的营销策略,强化宣传效果。

(二)创新应用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文化旅游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创新变革,大数据技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文化旅游企业利用大数据来提升运营效率,优化游客体验。

首先,大数据技术在智能推荐与个性化服务方面展现出强大的能力。企业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能够精准地刻画用户特征和需求,从而针对不同用户推出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成功地吸引并满足更多用户。

其次,大数据技术在数据分析与预测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酒店为例,通过对客户住宿数据的分析,酒店能够预测客户的到店和离店时间,优化客房服务,提升客户体验。这种精准的预测能使酒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再次,在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方面,大数据技术同样表现出色。景区通过实时数据分析,能够准确地掌握游客流动情况和资源需求,从而合理地调度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游客体验和景区效益。

最后,大数据技术在安全检测与预警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实时检测与分析,能够及时地发现异常情况,保障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文化旅游产业的大数据驱动创新发展策略

(一)数据收集与分析策略

在大数据的推动下,文化旅游产业正迎来创新的机遇。为了抓住这一机遇,需要采取有效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策略。

在数据收集方面,可以利用现有的数据库和数据平台,如与相关机构、企业合作,获取游客数量、行为、景点评价等数据。同时,公共数据库也是重要的数据来源[3]。另外,自主调研和问卷调查也能直接地了解游客的需求和偏好。而科技的进步更是提供了新的数据采集手段,如无人机、传感器等技术,能够实时、精准地收集数据。

在数据分析方面,统计分析是最基础的方法,可以揭示数据的规律和趋势。数据挖掘等技术则能发现数据中的隐藏模式,如通过聚类算法识别不同游客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情感分析则能了解游客的满意度,帮助及时地调整和改进。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也在文化旅游产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进行空间分析,优化旅游规划和推荐。

然而,在利用大数据的同时,也要关注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需要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和使用机制,确保数据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以保障游客和企业的权益。

(二)消费者体验提升策略

在大数据驱动下的文化旅游产业创新模式探索中,消费者体验的提升策略是非常重要的。消费者体验的提升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基本期望,而是成为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向前发展的关键动力。为了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运用大数据进行定制化服务

通过收集并分析消费者的浏览和购买记录,能够为每位消费者推荐符合其独特兴趣的旅游景点和文化活动。这种高度个性化的服务让消费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尊重,从而极大提升了他们的满意度。

2.借助科技的力量来提升消费者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让消费者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文化遗产的深厚历史和文化韵味,而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则推动了导览服务和语音助手的智能化,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服务。

3.线上线下的紧密结合

线上平台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预订和查询服务,而线下活动的丰富多彩则让消费者能够更深入地体验文化旅游的魅力。

4.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

通过实时捕捉消费者的反馈和评价,及时地发现并解决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

5.运用精准的营销推广策略来激发消费者对文化旅游的兴趣

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精确锁定目标消费群体,并为他们量身打造吸引人的营销策略。

(三)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

在大数据的推动下,文化旅游产业的创新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为了推动产业的持续创新与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

加强数据共享和开放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参与,推动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当数据得以共享,可以更有效地推动创新技术和服务的应用,提升游客体验,并拓展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这种深度的合作将为文化旅游产业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大数据在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方面的应用也至关重要。通过深入地分析和挖掘大数据,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游客的兴趣和需求,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推荐。这将极大地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然而,在大数据的应用中,必须高度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建立起严格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是确保游客放心使用大数据技术的前提。只有充分地尊重和保护游客的隐私,文化旅游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也是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创新的关键因素。需要培养一批既懂大数据技术又懂文化旅游产业的专业人才,为产业的创新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鼓励企业加强科技创新,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将进一步提升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四、结语

在当下大数据时代的浪潮中,文化旅游产业正如扬帆起航的巨轮,破浪前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和无限可能。大数据技术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创新勾勒出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文化旅游产业的创新模式得以不断演进,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刻板走向个性。每一个文化旅游产品,都可以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充满智慧与创意。它们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多样化需求,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企业赢得了先机,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不断深化,大数据与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将更加紧密。应该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利用大数据技术的优势,为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撑,打造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旅游品牌,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建,吴文智.文化产业驱动旅游经济的模式与国际经验[J].旅游学刊,2015308.

[2]刘颖馨.智慧科研大数据信息优化管理[J].信息记录材料,2023249.

[3]吴迪.大数据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作用及实施路径[J].艺术科技,2015289.

作者简介:李俊飞(1974—),男,江苏南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讲师 李俊飞

低油价下的煤化工产业经济性和发展战略分析

摘要:全球原油价格的不断波动使煤化工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新兴的发展机遇。基于此,对低油价环境下煤化工产业的经济性与发展战略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目的在于提升煤化工行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确保其在全球能源经济中的稳定发展与优化转型。

关键词:低油价,煤化工产业,经济性,发展战略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迈向现代化,发展水平稳定增长,国家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在此背景下,煤炭资源的战略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我国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凭借其丰富的储备量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煤化工产业的发展,利用先进技术实现了煤炭资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并将之转化为多种石化产品,这不仅有效缓解了对油气资源的过度依赖,同时也对保障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煤化工产业发展的意义

现代煤化工产业集资金密集、生产规模大和高技术于一体,致力于将传统的煤炭能源通过化学转化过程,转变为气态、液态和固态的多样化产品。这一转化不仅显著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和产业的经济效益,而且相比传统的煤炭开采方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为强劲的推动力。随着我国在核心技术和系统技术研发上取得突破,实现了较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现代煤化工产业正在向规模化和工业化应用迈进。这不仅有望替代部分国内对油气的需求,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而且促进了石化产业原料的多元化,有效缓解了国内油气资源的紧张局面,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战略支撑。现代煤化工产业对于推动煤炭资源的清洁和高效利用,以及整个煤炭产业的转型升级,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代表了煤炭利用方式的一次根本性变革。通过煤化工过程,如气化或化学转化,将煤炭和其他原料转化为合成气,不仅有效减少了硫化物、氮氧化物、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而且高度回收和利用了煤炭中的主要化学元素。特别是通过高效率地利用硫和氢,实现了超过99%的利用率,显著提升了煤炭资源的清洁利用水平。因此,现代煤化工产业在优化国家能源结构、提升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减轻环境压力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产业支持。随着技术创新的持续进步和产业的不断优化升级,现代煤化工产业在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将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1]

2 煤化工产业发展中的难点

中国煤化工产业的发展伴随着众多挑战,包括资源整合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上升和安全环境风险的增加等问题,这些均对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水资源的限制是现代煤化工项目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煤化工项目对水资源的高需求,以及许多项目位于宁夏、内蒙古等水资源匮乏的地区,水资源已成为制约煤化工长期发展的瓶颈。同时,高浓度含盐废水的处理也面临挑战,因为在煤化工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有杂盐的废水,其处理既复杂又成本高昂。面临这些挑战,煤化工产业需要采取综合协调的发展策略,通过朝向产业基地化发展的方向进行优化,可以有效推进煤炭清洁转化产品链和技术的升级。这一战略需要在技术、产品以及工艺流程等多个领域实现紧密的耦合与整合,从而提升煤炭清洁转化技术的水平和效率。重点发展的技术领域应涵盖能源产品的多联产升级、超大型洁净煤气化、节能降耗的气体净化技术、超大型低压等温甲醇合成、工艺产品集成、低阶煤的分级利用技术、三废排放控制以及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等。通过以创新为驱动,克服技术难题,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中国煤化工产业有望构建出合理布局、技术领先、大规模、集约化、垂直一体化的现代化煤化工基地。这不仅推动了煤化工产业的深入发展,还为整个行业的进步提供了动力,确保煤化工产业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为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作出更大的贡献。

3 煤化工产业的经济性分析

煤化工产业的发展为化工产品市场引入了新的竞争者,尤其在柴油、汽油和烯烃等关键产品领域,对石油化工产业的传统地位构成了挑战。煤化工产品的生产成本与国际原油价格紧密相关,全球油价的波动对煤化工产业的经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在全球原油价格下跌的情况下,石油化工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促使石油化工企业调整其生产策略,以应对来自煤化工产业的竞争压力。虽然全球油气市场供应通常超过需求,且受到产油地政治动荡和季节性供应变化的影响,但长期的低油价趋势为煤化工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额外挑战。尤其在现代煤化工产业中,化学加工成本占据了生产总成本的较大比例,即使煤炭价格下降,煤化工企业在低油价环境下也难以显著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尽管某些企业试图通过拥有煤矿资源或实施成本转移策略来降低原料成本,但这些做法仍存在资金风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如风能和光伏,对传统煤电市场地位构成了冲击,推动了能源消费趋势从依赖石油、煤炭向采用更清洁的能源如风电、光伏转变。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减少了对传统石油燃料车辆的需求,进而降低了对石油产品的市场需求。面对这一复杂的转型期,煤化工产业正面临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的双重挑战。为了在未来能源市场保持竞争力,煤化工产业必须采取创新措施,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实现突破,还应在产业结构和经营模式上进行根本性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能源需求趋势[2]

4 低油价下煤化工产业的发展战略分析

4.1 大型煤化工产业基地的综合发展规划

为确保煤化工产业的可持续性与健康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制定和执行统一的规划策略,有选择性地在资源丰富且具备环境优势的地区建设大型煤化工产业基地,是关键所在。此策略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区域资源的优势,还可以通过避免无序竞争和潜在的产能过剩,确保煤化工产业的有序发展。通过构建这些战略性的大型产业基地,将促进煤炭、电力、化工等多个行业的融合发展,实现跨行业的一体化,从而有效整合行业资源,打破地域及行业界限,推进产业链的优化和扩展。此外,此发展模式还有利于煤化工产业与电力、石油化工、钢铁和建材等关键行业的紧密融合,实现产业间互补、整合以及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在规划布局方面,中央及地方政府应注重合理规划与布局,采取精细化管理措施,推动产业间的协调发展。通过打造统一的基础设施,如水处理系统、能源供应网络及物流运输体系,防止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不仅能够降低产业基地的运营成本,还能提高项目的稳定性和效率。合理的环保和水资源管理是确保煤化工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另一关键因素。采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和水资源循环利用机制,能够最大化地节约和利用水资源,同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这不仅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充分利用大型煤化工产业基地的规模效应,政府还应鼓励产业内企业间的合作与协作,通过资源共享、技术交流和市场互补,构建一个紧密的产业联盟,共同推进煤化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健康成长。

4.2 健全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机制

在当前全球原油价格下行波动的背景之下,中国煤化工产业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依赖油价未来上涨的被动态度已不足以应对当下的市场变动,故企业亟需采取主动策略,通过自身革新及战略性调整来应对这些挑战。这要求企业不仅要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保持高度敏感,还需及时地调整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生产部署,确保能够快速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并有效地捕捉新兴市场机遇。为了在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维持竞争优势,煤化工企业需要加强内部管理,全面优化生产管理机制。这涉及提升管理效率和成果,采用精益生产、六西格玛等现代化管理概念和技术,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及降低成本。此外,企业应通过深入的市场研究和精确的风险评估,灵活调整生产计划和市场策略,从而有效地缓解原油价格波动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4.3 增强煤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面对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风险冲击,中国煤化工企业必须采取多维度的策略以提升竞争力。首先,企业需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深挖煤化工产品的潜在价值,实现产品多样化和高质量化,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对于煤制油、煤制烯烃等关键产品,企业应深入研究其加工技术和生产特性,努力细化和拓展产品种类。技术创新应旨在提升产品加工精度和质量,使煤化工产品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并提高特色产品的经济效益。例如,通过开发高效催化剂和优化生产流程,可以生产出符合环保标准的清洁煤制油产品,或开发新型煤制烯烃产品填补市场空白。通过增加产品种类和提升产品质量,煤化工企业不仅能缓解国内油气资源紧张局势,还能有效应对石油化工产品的市场竞争。多元化的煤制油品和高附加值化工产品将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扩大市场份额,强化煤化工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此外,企业应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出口高质量煤化工产品,不仅能增加经济收益,还能提升中国煤化工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同时,加强与下游行业的合作,提供定制化服务和产品,深化产业链整合,实现价值链最大化,是企业应对当前挑战、抓住新机遇的关键策略。

4.4 重视煤液化油品的加工应用

在推进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煤化工企业面临着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尤其在煤液化技术的深入探索与开发方面,这不仅是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核心,也是国家能源结构优化和环境保护目标实现的关键。煤液化技术,以其煤制油品的高热值、低芳烃含量和高熔点等优势,为提升煤化工产品的品质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这些油品在航空航天、高端机械设备等关键领域展现出了独特的应用价值,有效满足了对高性能、清洁燃料的国家需求。从直接煤液化的视角看,采用先进的液化技术将煤炭直接转化为高品质油品,不仅拓宽了煤炭的应用范围,也为国家重点产业提供了能源保障的新途径。这样的转换,不仅代表了资源的再利用,更是煤化工产业价值链的拓展和提升,为企业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而在煤间接液化方面,通过提高油品的烷值、稳定性和清洁度,煤化工企业能够进一步增强煤制油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煤间接液化技术的应用,不仅能提升油品的质量和环保性,也提供了减轻环境压力的有效手段。这种技术发展和完善,助力构建了一个绿色、低碳、高效的煤化工产业系统,推动产业向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因此,煤化工企业应持续投入煤液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不仅为企业自身发展拓展新路径,也为实现国家能源战略和环保目标作出贡献[3]

4.5 煤炭资源与氢能的充分融合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氢能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代表,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在中国能源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预测到2050年,氢能将在中国的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达到10%,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能源结构的持续优化,也为煤化工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与发展机遇。面对这一机遇,煤化工企业需要积极采取行动,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深入探索煤炭资源与氢能源的深度融合发展路径。首先,煤化工企业应加大在氢能的生产、储存及应用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特别是在电池、汽车、发电等氢能应用技术方面进行创新,突破氢能生产的技术瓶颈,推动氢制品规模化生产,加快氢能的商业化进程。这不仅能为煤化工企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也能增强其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中的竞争力。其次,煤化工企业应探索利用煤气化技术生产新材料,如煤制石墨烯、碳电极和碳纳米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这些新材料在电池、超级电容器等先进技术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能为煤化工企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此外,煤化工企业还应加强与城市能源网络的整合,通过供应电力、热能、蒸汽等煤制副产品,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多样化需求,实现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这种能源整合不仅能有效提升煤化工产品的社会价值,也是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5 结语

在当前低油价的市场环境中,煤化工产业正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煤化工企业必须采取多元化策略,从而提高整体竞争力。通过这些策略,煤化工产业能够在面对低油价挑战时展现出其内在的韧性和发展潜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参考文献

[1]萧河.低油价下现代煤化工产业出路在哪里[J].中国石化,20209):71.

[2]申万.低油价下的煤化工产业经济性和发展战略[J].煤炭经济研究,2019391):52-56.

[3]李建新.低油价下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变化及发展建议[J].煤炭加工与综合利用,20186):18-20.

第一作者简介:史峰(1985—),男,山东东营人,专科,毕业于东营职业学院,研究方向为化工工程。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史峰 邓文 崔海东

区域经济
充分发挥自贸区的平台作用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39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到2023111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经过6次扩容,全国已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十多年间,从上海“一枝独秀”的“一个点”到东部的“一条线”再到全国的“一个面”,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高水平改革开放新发展格局。

第一,十年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制度试验田”,自贸试验区先后推出了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高水平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率先建立了以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重点贸易便利化为出发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业对外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实施“证照分离”等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这些制度创新性强、集成特点明显、市场主体反应好,极大地提高了自贸试验区的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内的改革创新在区外得以复制推广,形成了普惠改革红利、共享开放成果的局面,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据商务部统计,十年来,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278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领域类型。

第二,十年来,自贸试验区在贸易、投资、金融、航运、人才等方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推出了一大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站在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列,也积极服务了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为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2022年,21家自贸试验区以不到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占全国18.1%的外商投资和17.9%的进出口贸易,2023年上半年进一步提升到18.4%18.6%2023年上半年,21家自贸试验区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1.2%;进出口增长8.6%,高出全国整体增速6.5个百分点。

第三,十年来,各自贸试验区差别化探索推进国家战略深入实施,打造区域性对外开放新高地。在东部,各自贸试验区加速集聚优质要素资源,带动新产业、新模式发展。在中西部,各自贸试验区着力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门户,通过内陆畅通对外开放通道,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沿边地区找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补优势,探索跨境贸易、跨境物流、双向投资,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发挥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示范引领作用。据商务部数据,十年来,自贸试验区进出口规模不断发展,2022年进出口值为7.5万亿元,占外贸的比重由十年前的2.7%增长至17.9%202318月,自贸试验区外资外贸规模稳中有进,质量不断提升,增速分别高于全国5.7个和4.8个百分点,为稳外贸稳外资发挥积极作用。

尽管自贸试验区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矛盾,有的是全国普遍性问题和矛盾,有的是自身的特殊性问题和矛盾。目前,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重组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总体走弱,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导致中国外部需求减弱,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能。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的围堵遏制加剧,美国对我国贸易加征关税、投资限制和科技封锁等,使得中美贸易投资科技合作受到严重影响。西方国家“去风险化”调整“双链”影响中国产业和供应稳定,进一步削减了中国外部市场需求。从自贸区自身发展来看问题主要表现为:发展的引领成效还不显著,改革的红利释放不足;服务贸易领域开放面较广,但开放深度不够;各自贸区产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西部地区的自贸区由于区位不及东部,存在招商引资和产业集聚的客观困难,还需要通过更艰巨的努力和更长的时间才能形成有上下游形态的产业链和比较成规模的产业集群等。当然,这些问题是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也必须通过改革创新的一系列措施予以解决。

当前,我们依然会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和困难,但是更多的是有利条件、是优势。面临的机遇要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在不断积累增多。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以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作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必须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更好地发挥自贸试验区示范引领作用。为此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是要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改革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动力,就不可能有改革创新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建设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构想,目的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2023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在全面总结十年建设经验基础上,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勇做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先锋,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这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深刻认识自贸试验区在改革开放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在更大力度改革开放中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不断释放新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是要更好支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支撑好、服务好这些战略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使命。例如,202311月批准设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成为促进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构建新疆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助力创建亚欧黄金通道和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为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建设更高水平的自贸试验区,就是要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将自身发展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坚定执行者,区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推进器。

三是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一场综合实验,融入了体制改革、制度型开放、政府职能转变等重大高质量发展目标。通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自身探索为全国范围内改革开放提供可复制经验,承担了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新动能的重大历史使命。当前,多个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在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同时,也聚焦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等相关“边境后”规则,加大压力测试力度。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自贸试验区“继续积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探索不停步、深耕试验区”的要求,再形成一批基础性、引领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持续发挥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制度型开放的先行者、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作用。

四是要加强改革创新的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是在探索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中,既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多部门政策的协同支持,又要发挥各自贸试验区的特色和优势,上下贯通,左右协调,更加注重制度协调集成创新,发挥制度的叠加效益,不断增强彼此间的联动创新发展,破除制约发展梗阻点,形成更多集成性、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举措。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以改革创新构建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焕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五是要改善营商环境,优化税收政策。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要求,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诚信规范的市场环境、互利共赢的开放环境、完备优质的要素环境、功能完善的设施环境、温馨包容的社会环境和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政务服务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金融服务,完善金融体系,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企业发展;我们实行优惠税收政策,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以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习近平就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勇做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先锋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EB/OL].中国政府网,20230926.

作者简介:刘以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刘以雷

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维度分析

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组织看,有必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对区域发展的要求,以及如何通过区域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维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映射、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发展的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路径,可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均充分地映射到了区域上。中国式现代化对当前及未来区域发展提出了三大要求,即要求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要求区域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相应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路径有以下三条,即加快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科学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区域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研究”(19ZDA055)。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也是当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时代命题。目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呈爆炸式增长,研究主题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形成、意义等四个方面。其中,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发展问题,主要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发展格局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等。从分析的角度看,除了个别研究工作之外,已有研究工作均是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发展将会产生哪些影响。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视角。但是,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求看,探讨区域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如何发挥作用十分有必要。因此,既要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在区域上的表现及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同时又要探讨区域发展如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这个认识,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映射,意在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发展的联系。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发展的要求,意在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发展的方向、发展方式、发展格局等有哪些重大的影响。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路径,意在分析如何通过区域发展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为更好地发挥区域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为相关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映射

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从区域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体现在全国各级各类区域,必然要落实到全国各级各类区域。由此可见,区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是世界现代化的新道路、新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特征映射在区域上呈现出以下表现。

其一,从参与现代化的人口规模看,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各国中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022年,中国的人口达14.12亿人,超过了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更为重要的是,这14亿多人口分布于全国各级各类区域,而且人口的分布不均衡。仅就行政区域而言,2022年中国大陆共有31个省区市、333个地级行政区、293个地级市、2843个县级行政区、38602个乡镇级行政区。在省级行政区中,广东、山东的人口规模超过了1亿,河南的人口接近1亿,这样的人口规模在世界各国的人口排序中也是位居前列的。与之相比,西藏则只有366万人。由此可见,以各级各类区域为人口的空间载体,中国要在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各级各类区域上实现14亿人口的现代化,其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规模巨大且区域分布广泛的人口也蕴藏了潜力巨大的人力资源和超大规模市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有利条件。如,改革开放之后,中西部地区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多层次的人力资源,有力地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依托规模巨大、区域分布广泛的人口,中国在世界上拥有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是支撑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得以建立较为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性条件。

其二,与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所在,也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关键特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重在“共同”二字。一是全体人民都要达到富裕,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努力达到富裕。因此,在区域层面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少有两个重要的体现。一方面,在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时,一个区域也不能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意味着每个区域的人民都富裕,而不是一部分区域的人民富裕,另一部分区域的人民贫困。这就要求我们要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建立健全区际利益综合平衡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防止出现区域贫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个区域也不能少。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各级各类区域全员参与,只有各级各类区域共同努力方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仅依靠部分区域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区域合作、区域互助,把各级各类区域组织起来,积极主动谋发展,发挥好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发展合力,共同致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区域层面探索积累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成功经验,即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区域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区域走向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各区域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亮点。

其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重要的时代特征。这是中国在吸取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脱节,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教训,以及总结自身发展中存在的类似问题等基础上,对现代化方式、模式的科学认识。体现在区域层面,就是区域发展的理念和发展方式必须实现转型。总的来讲,区域发展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各级各类区域都必须无理由地摒弃过去偏重物质财富增长,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以牺牲生态环境、浪费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落后发展理念和粗放发展方式,转为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高质量发展方式,协调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其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战争掠夺、殖民扩张、损人利己的所谓自由贸易等曾是部分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国曾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受害者。因此,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开辟依靠和平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新路。中国长期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推动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一直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各级各类区域积极主动地参与,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成为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发展的要求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从其空间组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当前及未来区域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一)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由于经济社会活动是在空间上进行的,任何一项经济社会活动都有其空间组织,中国式现代化也必然有其空间组织。中国的现代化要落实在各级各类区域,必须有各级各类区域参与,由此可知,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变化,中国先后推动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战略区域,在这四大战略区域基础上又推动了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大战略区域发展,有力地保障了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的发展。这是通过区域发展格局变革,支撑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新的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因此,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落实在区域层面,就是区域发展的新格局。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区域发展正在形成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这是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的演进趋势。顺应这个趋势,可以把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作为新发展格局的空间组织,使之成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一是,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中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环渤海、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关中等七个国家增长极担负国内大循环增长极、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顶级枢纽的功能,它们是中国现代化的空间前沿,引领和组织带动其他区域的现代化。二是,在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中,围绕国家增长极,依托国家发展轴,覆盖全国的快速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相互融合,可以增强创新链、生产链、供应链的跨区域连通联动,促进各级各类区域之间的链接和互动、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共生关系,从而拓展中国现代化的空间纵深。

(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区域高质量发展

中国已经整体上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区域发展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各级各类区域发展的总体要求。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各级各类区域都必须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自觉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持续推动发展动力变革、发展效率变革、发展质量变革,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形态。

对于每个区域而言,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摆脱对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以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其次,协调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建立现代化产业结构的关系、城乡发展关系、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空间集聚与有序分散之间的关系等,形成特色鲜明、效率高、韧性强的经济结构;第三,综合运用环境规制、新技术、结构调整优化,以及规划和管理创新等手段,重点围绕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技术升级、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生态环境治理、宜居环境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第四,根据国家对外开放总体部署,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开放发展动能;第五,创新利益分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扶贫济困等体制机制,促进发展机会平等、发展成果共享,解决民生难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需要指出的是,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所有区域的要求,并不是仅对发达区域的要求,欠发达区域、发展中区域也不能例外,欠发达区域、发展中区域不能以发展水平还不高为由而不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区域协调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各级各类区域参与,这就需要处理好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可以有效地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组织性和协调性。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国一盘棋”的现代化,而不是各级各类区域各自为阵的现代化。这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对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的总体要求。为此,需要增强各级各类区域参与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开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时,区域之间的关系以竞争为主导,包括战略定位竞争、改革开放权利竞争、招商引资竞争、国家重大项目布局竞争、产业发展竞争、资源开发竞争、贸易市场竞争、人才竞争等全方位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者。对于各级各类区域而言,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基本上是来自于国家的外生动力,缺乏源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内生动力。随着国家持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部分区域参与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逐渐增强,但总的来看仍然是外生动力远大于内生动力。如何在保障区域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创新区域管理的体制机制,从而增强区域参与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一个需要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问题。

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看,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需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基于新的区际经济关系,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随着交通网络、信息网络、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深化,中国的区际经济关系趋于复杂,呈现出联系和互动网络化,相互依赖加深,竞争与协调并存,共生、共赢、共同发展意识增强等特征。因此,不能从简单化或者理想的分工、合作构想出发来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二是,基于区域发展的类型、功能、层次、问题、空间关系等多样化,制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以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战略区域为框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区域规模过大,与复杂多样的区域发展格局不完全对应。需要从区域的主体功能、区域发展水平和能力、区域发展重大问题、区域等级关系、区域联系格局等方面,依据生态系统的理念,系统谋划、分类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联动及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协同性。三是,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科学分析和预防区域发展中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推进覆盖全国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网络、水资源调配网络建设,促进跨区域的生产链、供应链、创新链建设,大力支持企业跨区域发展,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和源自微观主体的动力。如,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各级各类区域都要避免陷入“小而全”的误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只能在全国层面推进,而不是所有区域各搞一套现代化产业体系。又如,生产链、供应链、创新链建设一定是跨区域的,而不能一个区域关起门来建设,否则就会割裂全国的生产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四是,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等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区域的作用。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区域发展的推动。对应上述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发展的要求,本文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路径主要有以下三条,即加快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科学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加快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

根据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构想,结合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求,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快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一是,依托区域重大战略,把国家增长极打造成为驱动国内大循环的强大引擎、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顶级枢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根据区域增长极理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依靠增长极的组织和带动。在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中有七个国家增长极,它们分布于东部、中部和西部核心区,相互连接和互动,形成了全国相对均衡的增长极格局。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环渤海、成渝等四个增长极已经有与之对应的区域重大战略,分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长江中游、中原、关中这三个国家增长极目前没有专门的区域重大战略,因此,研究和制定促进这三个国家增长极发展的区域重大战略是很有必要的。

二是,加快建设经纬交织的国家发展轴,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纽带作用。国家发展轴与国家增长极连接、组合,构成了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主体框架。在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中共有四纵四横八条国家发展轴。其中,长江发展轴、陇海—兰新发展轴已分别有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因此,还需要积极研究和制定促进其它六条国家发展轴的战略或者规划。这六条国家发展轴按照功能的重要性分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北京—穗港澳发展轴、京沪发展轴、京津—沈哈发展轴、京津—包昆发展轴、沪昆发展轴。

三是,依托上述国家增长极和国家发展轴,统筹全国快速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网络、水资源网络建设布局,同时,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企业空间组织网络发育和生产链、供应链、创新链跨区域拓展及网络化,从而显著提升全国空间经济网络的规模、现代化水平及多层网络之间的适配性。依靠这样的空间经济网络,把全国各级各类区域有序组织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来,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合力。

(二)科学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当前,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基本上成为各级各类区域的共识。但是,如何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仍然处在理论探究和实践探索之中。本文认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摸清各级各类区域高质量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区域发展依次完成发展动力、经济结构、发展目的三大转型。这是对各级各类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发展动力转型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科技、教育、人才等投入和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创新,把创新作为区域发展的动力。经济结构转型就是要顺应世界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的大趋势,以智慧、绿色、新能源和数字经济为导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现代经济结构。发展目的转型就是摒弃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转为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发展目的。从转型的时序看,需要在近期完成发展动力转型,在中期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在远期完成发展目的转型。

第二,分类、有序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区域类型复杂多样,有不同空间层次的区域、不同发展规模的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不同主体功能的区域、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同开放水平的区域、不同战略地位的区域,等等。因此,各级各类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不可能同步,需要划分类型,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第三,允许和鼓励区域自主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而且,由于区域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总体要求,但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因此,就需要在政策上允许、鼓励各级各类区域根据自身的情况按照总体要求,自主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切忌在区域高质量发展上犯“一刀切”或照抄照搬的错误。参考改革开放先试验、取得成功后再推广的成功经验,区域高质量发展也可以选择部分代表性区域先行先试

(三)持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区域路径。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方向、重点、方式等需要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但是,区域发展出现了新的分化,表现在增长的新动能向国家增长极及其它城市群集聚,西南地区和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提升,东北发展仍面临多重困难,而且这种现象有向华北、西北延伸之势,南北差异趋于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就世界发展来看,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加速演进,大国竞争加剧,地缘经济、政治军事冲突增多,中国面临着赶超发展新机遇与多重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迫切需要将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参与世界发展竞争紧密结合起来。亦即必须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国家参与世界发展竞争的需要来思考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首先,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协同作用。目前,与区域协调发展紧密相关的发展战略有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其中,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以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为区域框架,包括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旨在解决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区域发展问题,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主体功能区战略旨在明确各区域的主体功能,根据主体功能确定其发展方向和重点,建立区际利益补偿机制。新型城镇化战略旨在构建城镇化总体格局和空间布局,优化城镇体系,协调城乡关系。这些战略在任务上存在关联,在空间上存在重叠交叉,在政策措施上存在重复或者冲突,因此,要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出发,理顺这些战略之间的关系,做好战略之间的对接、衔接和融合,产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作用。

其次,发挥国家增长极和支柱型区域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这里所指的国家增长极就是前述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中的七个国家增长极。据有关研究,中国的支柱型区域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和湖北。它们的经济总量合计占全国的50%左右,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根据区域增长极理论,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要发挥这些国家增长极和支柱型区域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率先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取得突破,从而带动其它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实现协调发展的层次跃升。

第三,加强特殊类型区域、特殊主体功能区域的发展能力建设,补齐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这里的特殊类型区域包括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特殊主体功能区域包括生态功能区、粮食主产区、资源输出区。这些区域的发展能力相对较弱、发展水平相对不高,因此,要继续加强其发展能力建设。除了继续开展对口支援、对口合作之外,还需要创新区际利益补偿机制,重点加强这些区域内生发展能力的培育。

第四,统筹国内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参与国际发展竞争需求。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必须面对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引发的重大结构性变革,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大国发展竞争的高度严峻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复杂波及效应、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的高度复杂性,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以新思维探索新国际环境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既要从长远考虑维护区域发展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又要服从当前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争取在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竞争优势的迫切需要。

结语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本文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维度,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映射、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发展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路径。获得了以下研究结论: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发展关系密切,区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在区域上得到了充分的映射。从其空间组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当前及未来区域发展提出了三大要求,即要求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要求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区域协调发展。与之相对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路径主要有以下三条,即加快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科学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在加快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方面,建议依托已有的区域重大战略和研究制定新的区域重大战略,把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环渤海、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关中等国家增长极打造成为驱动国内大循环的强大引擎和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顶级枢纽,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加快建设长江发展轴、陇海—兰新发展轴、东南沿海经济带、北京—穗港澳发展轴、京沪发展轴、京津—沈哈发展轴、京津—包昆发展轴、沪昆发展轴等国家发展轴,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纽带作用;依托上述国家增长极和国家发展轴,形成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的主框架,统筹全国快速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网络、水资源网络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布局,并抓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机遇,促进企业空间组织网络发育,推动生产链、供应链、创新链跨区域拓展及网络化,从而显著提升全国空间经济网络的规模、现代化水平及多层网络之间的适配性。最终形成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在科学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方面,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各级各类区域在近中远期依次完成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经济结构向以智慧、绿色、新能源和数字经济为导向且各具特色的区域现代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目的向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转型,根据区域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分类、有序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参考先实验、后推广的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允许和鼓励各区域自主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

在持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建议增强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发展战略的协同作用。重视发挥上述七个国家增长极和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和湖北等支柱型区域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同时,加强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等特殊类型区域和生态功能区、粮食主产区、资源输出区等特殊主体功能区域的发展能力建设,补齐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高度重视和统筹好国内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参与国际发展竞争的需求。一方面,要从长远考虑维护区域发展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立足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服从现阶段国家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争取在世界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竞争优势的迫切需要。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22378.htm?eqid=81878f4f00047db600000006647d3897

②刘少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现状、热点与趋势——基于CSSCI期刊(1998-2022年)的文献计量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10-17页。

③金碚:《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区域经济评论》2023年第1期,第5-10页。

④陈明星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区域发展新格局》,《经济地理》2023年第7期,第20-26页。

⑤孙久文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1-10页。

⑥贺灿飞、李志斌:《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2期,第112-119页。

王竹君等:《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的先行逻辑与示范效应》,《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第55-65页。

⑧孙久文、史文杰:《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区域经济评论》20232期,第5-11页。

⑨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22378.htmeqid=81878f4f00047db600000006647d3897

⑩覃成林等:《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引领中国区域经济20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2-34页;覃成林、韩美洁:《中国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分析》,《区域经济评论》2022年第2期,第16-22页。

⑾覃成林、张震:《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及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9年第5期,第90-114页;王家庭、王浩然:《中国式区域现代化水平的多维测度:理论逻辑、时空演变与提升路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网络首发,第1-18页。

⑿王威、喻新安:《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河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62-72页。

⒀肖金成、申现杰:《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重大战略》,《开放导报》2023年,第1-8页;王竹君等:《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的先行逻辑与示范效应》,《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第55-65页。

⒁孙久文、史文杰:《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第5-11页。

⒂覃成林等:《南北经济差异变化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20年第6期,第74-94页。

⒃覃成林等:《支柱型区域与中国经济增长》,《区域经济评论》2023年第1期,第21-27页。

⒄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2023年第19期,第6页。

作者简介:覃成林,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地理与环境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樊双涛,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地理与环境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覃成林;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樊双涛

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理论根基与实践路径

提要

深圳正在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探索,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笃定前行,不断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篇章。

深圳要创造新的更大奇迹,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具体举措和优异成绩,向全世界响亮宣告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用短短40多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蝶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不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璀璨风采。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历史使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深圳发展领航定位、指明方向。

一、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一伟大实践的时代性开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广东、深圳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深圳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锚定航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和前进动力,引领深圳经济特区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离京视察“第一站”就来到广东、深圳,要求深圳“充分发挥特区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赋予深圳在“四个全面”上创造新业绩的光荣使命。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深圳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崇高使命。2018年12月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再次明确这一伟大使命。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201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深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经济特区改革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广东,强调广东要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一伟大实践的时代性开启,是深圳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后深圳迎来的又一重大历史性机遇。

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历史使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刻总结、战略布局、精准擘画,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推动,对深圳改革发展的充分肯定、关心厚爱与深切期望。

深圳全市上下牢记重托、勇担使命、砥砺奋进、积极作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意图,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为统领和牵引各项工作的总目标、总任务、总要求,以实际行动和实践成果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深圳大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以改革举措和改革实效充分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

深圳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深化深层次改革,深入实施综合改革试点,强化创造型、引领型改革突破,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前海改革开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等,积极为国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经验。2023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3.46万亿元、增长6.0%,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三、亚洲第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2%,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全口径工业增加值连续两年全国城市“双第一”。2024年上半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为17302.22亿元,同比增长5.9%。深圳正在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探索,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笃定前行,不断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篇章。

二、深刻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与理论根基

1.举旗定性: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从“经济特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跃升、新部署,一方面体现了中央对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先行探路成功实践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央对深圳未来发展寄予更高期望,希望深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准确把握中央战略意图的重要前提。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先行示范区”的本质。党中央提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里的“先行示范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先行示范区”的本质规定,这是决定“先行示范区”本质和方向的最核心要求、最本质规定。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了“先行示范区”的性质。这一性质就要求深圳必须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生动实践和经验成果,积极探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路径,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定了“先行示范区”的方向。深圳要创造新的更大奇迹,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具体举措和优异成绩,向全世界响亮宣告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2.扬帆定向:深刻把握“先行”的责任担当

第一,“先行”是我们党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在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别是面对复杂问题,从局部着手,从区域起步,先行先试,探索经验,逐步推广,始终是我们党攻坚克难和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先行”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区域协调发展、点线面的联动等角度看,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先行”是深圳敢闯敢试的特有基因。一座城市的发展,既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外部环境、时代背景、历史机遇等外部环境相关,也与其自身的城市底色、内在基因、文化品格等内部因素相关。改革开放以来, 深圳在“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等“先行”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积极发挥先行探路的积极作用,首创1000多项改革举措,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作为,深圳必须以更大勇气、更大魄力,向着改革“深水区”“无人区”进发,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完成继续“先行”的历史使命。

3.领跑定位:深刻把握“示范”的历史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示范”二字蕴含着重大光荣使命与历史任务。必须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先行领跑的溢出效应、带动效应、示范效应。

一方面,“示范”体现了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的深层逻辑。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有能够承载综合探索和示范功能的先行区域或重大平台,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追求人类美好生活和美好制度持续积累新经验、探索新路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就承担着为改革开放先行探路的重要使命,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央作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决定,其要义就是要继续发挥这一关键性作用。比如,近年来,深圳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不断优化完善,前瞻布局并稳步推进“20+8”产业集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不断壮大。

另一方面,“示范”意味着深圳必须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为更大范围内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回首过往,深圳用40多年的持续探索、努力拼搏,奏响了实干兴邦的时代强音,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步入新时代,深圳“敢为人先”的气质没有变,保持“深圳质量”的信心没有变,创造“中国奇迹”的豪情没有变。近3年,87条“深圳经验”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全国推广。展望未来,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迫切需要深圳率先实践、率先领跑,以先行成果作出响亮回答,以优异成绩作出表率示范。

三、坚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为写好新征程上的改革实践续篇、时代新篇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圳要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全力推动各项改革举措在深圳落地落实、取得实效,奋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壮丽新篇。

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落实国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等部署要求,结合深圳实际,在健全政策制度体系,全方位深层次打造高水平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构建具有深圳特点和深圳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构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有效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体系,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和创新政策,全方位打造创新之城。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深圳。

加强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坚决落实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好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部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内在逻辑及实践要求研究”(GD24CXY06)】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陈少雷;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博士后 高矗辉

深入实施“四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未来,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

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开始实施的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5年开始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还有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本改变了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尤其是东西部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西部地区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显著增强。20122021年,东部与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由1.871缩小到1.681,区域发展差距持续缩小。

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各区域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能太大,更不能越拉越大。采取有力措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便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缩小区域差距主要是缩小人均GDP的差距,因此区域协调发展可以通过人口的流动来实现,如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会吸引人口流入,分母变大,人均GDP相应下降。欠发达地区人口减少,分母变小,即使分子不变,人均GDP也会提高。对人居环境好、资源承载力强的欠发达地区应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改善营商环境,承接产业转移,吸引要素聚集,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永恒主题。当前,我国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四大区域的分化态势明显,各区域内部也出现分化。要根据新时代新征程新情况新目标,通过完善区域政策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把握向西开放战略机遇,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深入实施重大生态工程,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从维护国家国防、粮食、生态、能源、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全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激发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三是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充分发挥连南贯北、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在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四是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发挥基础雄厚、创新要素集聚等优势,促进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要素产出效率,持续推进消费升级,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能级。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包括各省份内部中心与边缘的差距问题。各省份边界地区距离省会城市较远,难于接受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尤其是几个省份的交界地区发展更为落后,如陕甘宁、鄂豫皖、闽浙赣、晋冀鲁豫、湘鄂渝黔、苏鲁豫皖等交界地区,都是相邻省份的边缘区,由于经济和行政体制造成的市场分割,阻断了相邻各地的社会联系和经济联系,人为制造了许多障碍,从而使中国省际交界地区一直处于各省份经济发展的边缘,在各省份进行经济布局时也大都因边界地区位置偏僻而很少顾及,甚至某些交界地区处于各自行政区经济发展圈以外的“真空地带”。解决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加强省际的区域合作;二是加快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地区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重点关注的区域,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多数是复合的,自然条件差是一个重要原因。应根据主体功能区要求评估其资源环境承载力,并给予特殊政策进行扶持,重点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当地居民的综合素质。对于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区,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发展特色经济。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巩固边疆先要富裕边疆,富裕边疆先要发展边疆。要找到发展边疆行之有效的思路和对策,防止边疆地区人口外流。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支持城市和城镇的发展,打造产业发展平台,集聚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二、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提高新质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

区域重大战略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目的是提高各区域的新质生产力和我国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区域重大战略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陆续推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是以关系现代化全局的重要城市群和流域为区域单元,以推进一体化、构建共同体为核心,聚焦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打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目标是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区域引领带动力,提高人口承载力,促进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优化。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沿海,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内部有不协调的问题。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是“大城市病”问题,河北与北京、天津存在较大差距。长三角城市群很发达,但苏北、浙南和安徽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的合作问题;二是对标世界三大湾区,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问题。既要发挥香港澳门的优势,同时解决香港澳门存在的空间不足和产业单一的问题。

经过多年努力,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成效,雄安新区拔地而起。长三角一体化成效明显,安徽发展加快。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合作成效十分明显,深圳与香港、澳门与珠海的合作加强,前海与横琴成为新的亮点。2022年,京津冀、长三角(沪苏浙皖)、珠三角九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10.03万亿元、29.03万亿元、10.47万亿元,合计超过全国的41.11%,发挥了全国经济压舱石、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改革开放试验田的重要作用。

成渝地区在西部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发展条件比较好,由于有一条“黄金水道”,是“不是沿海的沿海”,人口比较密集,市场比较大,因此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而且还引领和带动西部发展并融入全国开放大局。

另外两个区域重大战略是以流域为主体——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的范围包括九省二市,面积是全国的20%GDP是全国的49.25%,人口占全国的40%多,2022年,长江下游(沪苏浙皖)的GDP29.03万亿元、长江中游(湘鄂赣)的GDP13.45万亿元、长江上游(云贵川渝)的GDP16.86万亿元,长江下游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长江中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的差距比较大。长江经济带横贯东中西,如果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与长江下游的发展差距能够缩小,不仅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沿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不断涌现,使曾经“病得不轻的长江”重现“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景。黄河水量相当于长江的1/6,没有航运条件,上游、中游生态脆弱,发展受限。因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应以生态环境保护为重中之重。不过,黄河流域有四个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黄河“几字弯”有若干都市圈。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聚焦这四个城市群和“几字湾”的都市圈。

三、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就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主体功能区战略为国土开发绘制了路线图。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就是坚持和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通过功能区划分,发挥不同功能区比较优势,坚持宜山则山,宜水则水,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规范空间开发秩序,有度有序地利用自然资源,调整优化空间布局。因此,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对于推进形成人口、经济和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体功能区战略源于主体功能区理念,主体功能区理念就是适合发展的地方加快发展,集聚经济要素,不适合发展的地方加强保护。顺天应人是中国古老的理念,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先进理念。划定生态功能区,目的是尽可能减少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对一些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若仍按照原有的开发模式,势必大大超出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陷入越开发、越破坏、越贫困的恶性循环。通过划定生态功能区,引导人口和经济向外转移,从源头上遏制生态环境破坏,为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腾出更多的空间,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空间均衡,形成有利于生态功能区保护的良性机制,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国家对国土空间的战略安排和总体谋划,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图,是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确定产业和人口分布,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是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精髓。基于此,就要合理控制国土空间开发强度,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空间上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合理规划、引导和界定。

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划定“三区三线”是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手段。要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中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统领各类空间利用,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实现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各类空间管控要素精准落地,逐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不仅将全国省市县乡在空间上“一览无余”,而且,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乱占耕地、土地非农化、土地非粮化进行有效监督。有效解决规划类型过多、内容重叠冲突,审批流程复杂、周期过长,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

四、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人口合理分布

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要解决人口合理分布问题和城镇化质量问题。其实,城镇化从来就是人的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很多人对城镇化的认识是不正确的,现在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纠正很多人的错误认识。原来在农村从事农业,现在在城市或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就是城镇化过程。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力,共同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者跨省流动,到发达地区就业,解决了区域人口分布和城乡人口分布不合理问题,缩小了城乡差距,有利于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逆城镇化不是我国近期的目标。城镇化也有高质量发展问题。很多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在城市建设方面花了很多钱,却没有把农民工的问题解决好。把城市建得很漂亮,反而提高了城镇化的门槛,使很多农民工家属进不来,农村还有几千万“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这个问题不解决,是对现代化最大的威胁,所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利于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让已进城的农民工不管是在大中城市,还是在小城市、小城镇都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同等的权利与义务,不再是城市的“边缘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从解决农民工的福利与保障入手。首先应该解决也相对容易解决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主要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的可转移接续问题,应加快在农民工输入和输出大省之间进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对接工作。应尽快实现社会保障全国统筹问题,使农民工群体全面得到社会保障尽快成为现实。其次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儿童教育当然是输入地政府的责任,不应该对农民工子女有任何的歧视。最后是在住房方面,应多层面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对建立公积金账户的农民工允许其以公积金为抵押贷款购房和支付房租,城市政府应建设一批小户型的廉租房,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无力购房的低收入群体出租。针对农民工住宿房源极其紧缺的现状,应采取多种渠道增加农民工住房的有效供给。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不矛盾,只有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留在农村的农民支配的土地资源才能增加,收入才能提高,土地规模化经营才有可能,农业现代化需要的人才和资本才能够顺利进入农业和农村,农村产业才能兴旺。通过城乡融合发展,也就是人口和资本的双向流动,乡村振兴战略才能够得到落实,城乡差距才能够逐步缩小,人口城乡分布格局才能够更加合理。

作者简介:肖金成,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肖金成

企业管理
大数据时代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策略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政策持续出台,市场增速放缓、行业竞争加剧,当前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力资源管理也面临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和员工,企业管理人员应顺应大数据时代,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效能。论文在剖析当前地产企业人力资源及其管理存在的问题、阐述大数据技术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的基础上,研究并提出在大数据时代下,提升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一些策略。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突破,以海量数据、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为基础的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大数据不单单指海量的数据资料,还包括各类进行数据深度处理的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具有全面性、精准性、动态性等特性,目前已应用于诸多领域并发挥出了极大的商业价值。大数据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越来越得到各领域的青睐,针对大数据的开发及运用技术也越来越多,对提升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地产行业已进入低增速发展阶段,增量市场和存量市场并存,加上客户购买回归理性、产品同质化严重,地产企业面临着更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更激烈的行业竞争。过去围绕规模和市场上行预期下的经营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企业发展的需求,为了企业能持续发展,地产企业需要尽快转变过去的经营模式,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尤其是对于已拥有庞大客户群体和开发数据的大中型地产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能更清晰地捕捉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有助于地产企业提升产品力和对项目开发节奏的精准把控,销售端能快速促进客户成交。作为推动企业转型的主要载体,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借助大数据手段建立更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搭建更专业的人才队伍,更好地管理和服务企业员工,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推动企业经营管理转型,在行业新阶段下助力企业构建新的竞争优势。

2 当前地产企业人力资源及其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人员参差不齐,整体专业水平有待提升

在过去行业快速增长、企业以规模发展的经营模式下,大部分企业人力资源采取高薪酬、以量换质的策略,吸纳了大量非专业人员进入地产,使得行业人才整体基础相对薄弱。同时,许多地产企业是从小企业快速成长起来,管理人员对人力资源管理不太重视,缺乏完整的持续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最终导致地产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的参差不齐。在内外部环境复杂、竞争愈加激烈的情况下,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对企业经营的短板影响尤为突出。因此,现阶段如何尽快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结构,提高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2.2 人员流动率大,文化凝聚力不足

近几年在行业调整的大环境下,地产企业人员跳槽现象比较频繁,人才流失的同时对经营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地产项目具有区域性、周期性,在行业快速发展时期,企业不断获取新项目,内部工作岗位多、收入增长快,人员相对稳定。但当企业规模收缩、收入下降,许多员工甚至面临着项目结束即失业,自然会提前考虑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越是优秀的员工越能快速找到新工作。同时,由于许多企业过去不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文化积淀不够,文化理念并未渗透到一线,员工对企业文化的感知度和认同度并不深。当企业和个人发展受到限制时,许多原本优秀的员工选择跳槽,而不是同企业共进退。因此如何更有效地保有和激励员工,留住现阶段能解难题和未来再发展的“火种”是当前地产企业管理人员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2.3 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僵化,对人力资源数据利用率低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留住人才、发挥人才价值的基本保障,在企业组织、文化、机制的建设和落地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许多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标准和保障机制缺乏统一规划,出现“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补丁式管理,甚至一些管理职能出现空白,如缺乏岗位任职标准,人员选拔全靠主观判断;对员工调岗或离职没有明确的工作交接要求,更换几任资料员后竟找不全项目资料;员工档案管理随意,档案丢失、损坏严重等。一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僵化,不够丰富和灵活,如员工激励仅仅采取“固定工资+固定年终奖”的方式;员工培训只有新员工培训和制度类宣贯;员工评价仅以业绩结果为单一维度,等等。人力资源数据管理粗放,过程管理数据分散甚至停留在纸质化阶段,数据难以整合,利用率低。这些问题不仅会让人力资源工作出现较大的风险,而且会因为管理的粗放使企业难以准确掌握员工的真实状态,不利于企业人员铺排和使用。运用大数据技术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重新规划人力资源数据的获取及应用,使得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精准、科学。

2.4 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保守,改革与创新源动力不足

当前许多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相对保守,导致管理人员对新趋势、新技术等获取动力不足,阻碍了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革新。对人力资源专业团队的搭建也不重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与企业发展规模不匹配。虽然有些企业引进了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新技术进行管理优化,但因受限于信息平台、数据管理能力、分析模型等因素,大多停留在较浅层次的应用,仅发挥一些简单的信息收集、统计及归类分析等辅助性功能,未能发挥出大数据技术的核心优势。

3 大数据技术对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

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引入大数据技术,不仅可以利用其在数据端的强大分析处理功能,让人力资源管理更加精准,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完成前端的数据规划、数据架构搭建等要求,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使人力资源管理更科学、更顺畅。所以说大数据技术对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很大的价值空间。

3.1 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当前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存在很多线下人工操作的方式,这些工作环节涉及的内容多、相互关联度高,但现有技术手段下很难及时获取最新信息,数据整合、分析的工作烦琐,效率低且容易出错,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大数据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将管理要求数据化、信息化,能保障管理数据的精确性、及时性,并通过信息化手段自动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大数据技术也会让人力资源管理流程更加系统化,各模块工作衔接更加顺畅,有效降低工作沟通时间和沟通成本。此外,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是提高人力资源工作人员专业能力和培养其互联网、大数据思维的过程,使人力资源工作人员专业素养更加全面,提升个人工作质量和效率。

3.2 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推广使人力资源工作全面数据化和信息化,与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有很大的差异。企业管理人员要将大数据技术与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相结合,围绕数据化管理,调整工作标准、完善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流程,以确保人力资源管理数据的精准采集、及时存储与传输、精确分析和可视化展示等。除此之外,随着人力资源大数据库的不断完善,大数据的应用会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透明化、公平化,提升员工群体的满意度,对人力资源管理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反哺管理机制的不断优化、提升。

3.3 进一步挖掘员工潜能

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价值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员工价值的持续发挥既受员工所在岗位、工作内容及配套激励机制的影响,还与企业对员工潜力的持续开发与应用程度相关。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在一定周期结束后对员工业绩、能力、状态等进行评价,只体现过去的表现,比较难及时准确评估员工当前真实情况。而大数据技术下,员工所有信息和工作表现均被“数据化”,并及时、动态进行分析处理,能让企业管理人员及时掌握员工的状态,根据不同员工的情况实施差异化的措施,有助于保持整个团队处于最佳状态。

3.4 提升企业管理效益

大数据技术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调整优化和对企业人力资源自身的整合与开发。一方面压缩了管理流程,精简了管理动作,许多工作进行自动化处理,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优化人才配置,避免不必要的人员投入,减少人工投入成本。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使用人部门能更直观地参与人力资源工作,增进部门间的理解,使得相互工作对接更通畅,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企业内部运营成本。

4 大数据时代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提升策略

4.1 转变人力资源管理思维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要用大数据思维去发掘大数据的潜在价值”是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提出的观点。大数据技术已经在多个领域展现了其重要性和价值性,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有诸多成功案例。地产企业管理人员要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转变原有传统的管理思维,深度了解大数据的特征和优势,认识并重视大数据技术对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改革和创新,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适应人力资源发展新趋势,不断自我革新。

4.2 构建科学的大数据平台

当前大多数地产企业人力资源信息化程度比较低,仅实现如员工电子信息、文档扫描存储、人力管理流程线上化等基础功能,远未达到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要求。为了能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和价值,需要企业构建基于科学的人力资源数据平台,主要包括:

首先是大数据信息化平台的架构规划,即该平台要实现哪些应用功能,这些功能通过什么技术手段实现,如何保证数据安全,等等。大数据信息化平台同时还要具备可拓展性,既要能满足企业当前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又要能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功能需求留有再次开发的端口。许多企业过去在上信息系统时比较仓促或规划不合理,导致后期要花大量资金进行二次开发甚至重新更换新系统,既增加了整体投入成本,又影响了企业正常运营。因此,平台的架构规划是重中之重,企业管理层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其次是人力资源数据库的构建。数据库是大数据应用的基础,没有详实、标准化的数据,上层应用便无从谈起。人力资源数据库的构建主要包括数据规划、数据采集和数据存储系统,其中数据规划是指基于最终数据应用的要求,重新定义和梳理人力资源信息,并进行数据化,涵盖企业员工基础数据(姓名、岗位、学历、薪酬福利、考勤等)、员工工作数据(工作经历、工作业绩、能力评估、奖惩数据等)及人力资源管理数据(人力规划、人力成本、组织效能等)。同时,利用信息设备及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保障企业内外部人力资源数据的快速采集、转换、传输和存储,并实现数据间共享,构建完整、精确、实时的大数据库。

再次是搭建数据处理模型。结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需要,利用大数据分析、AI等技术,构建数据处理模型,对企业人力资源数据进行高效处理、深度分析,挖掘信息价值,为人力资源管理决策及行动提供支持。另外,数据处理模型需要能根据企业管理要求进行调整,满足管理多样化需求。

最后是数据处理结果的应用和共享。数据平台各种处理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以便企业人力资源工作者能实时掌握企业人力资源的状态。同时,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开放和共享的要求,数据结果与企业各种应用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服务。

4.3 基于大数据应用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任何的改革与创新,最终要体现在相应的管理制度、流程或标准上,保障改革和创新真正落实到日常工作活动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地产企业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尤其是针对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容易忽视的数据采集、数据更新及数据安全等方面要重点进行关注,确保采集精准性、更新及时性及数据安全。在前期运行阶段可以通过强制执行标准规范文件(SOP)、定期培训、全面检查、及时奖惩等方式,快速提升工作人员意识和操作技能,保障大数据平台的顺利实施。结合大数据技术对数据的高标准要求,进一步深化人力资源各项工作的管理要求。同时,针对大数据处理结果构建配套的应用机制,如基于内外部人才数据与待招岗位对比分析的精准人才招聘、基于岗位工作量分析的人才配置标准、基于人才能力分析的人员动态调整和潜力提升计划、基于业绩考核结果的奖惩机制、基于员工喜好敏感度分析的弹性福利计划等,最大程度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价值,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管理效益双提升。

4.4 提升人力资源管理队伍的专业能力

企业人力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是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持续落地的重要保障,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应用大数据技术,地产企业需要构建一支拥有大数据思维的人力资源专业队伍。企业可以通过人才引进、专项培训、技能竞赛等方式,一方面大力提升队伍的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和专业技能,升级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另一方面加强大数据相关知识和应用技术的学习,争取团队快速成为既能高效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又掌握大数据应用技术的综合性团队,持续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5 结语

地产企业的经营转型及未来发展都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因此人力资源管理也要适应时代和企业自身管理需求,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随着大数据产业和技术迅猛发展,引入大数据技术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也会不断进行迭代更新,技术进步带动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的同时,促进企业人力资源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的认知和技能水平,为企业和员工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源服务。

参考文献:

[1]刘露.浅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发展策略[J].中国商论,201715):83-84.

[2]郑洁玲.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研究[J].中国市场,202030):197-198.

[3]安黔.大数据时代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探讨[J].经济管理文摘,202015):96-97.

[4]西楠,李雨明,彭剑锋,等.从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到大数据人力资源管理的演进:以腾讯为例[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5):79-88.

[5]李含瑞.基于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探究[J].人力资源管理,20182):10-11.

[6]温灵钥.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思考[J].商讯,201807):63-64.

[7]郭家源.大数据在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创新应用方式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2112):66-68.

作者简介:刘健华(1986-),男,湖南怀化人,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上海融创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刘健华

财务风险防范视角下的企业内控管理策略

摘要:防范财务风险、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是企业更好应对市场变化、降低经营风险、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有助于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在外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企业必须认清时代发展趋势,了解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有效调整,帮助自身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论文对财务风险及企业内控管理进行简单介绍,并分析财务风险防范与内控管理的关系,探究当前企业在内部控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适用于我国企业的内控管理优化路径,以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和财务管理水平,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财务风险,风险防范,企业内控管理

1 引言

我国现今已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市场环境愈发多变,企业在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激烈的行业竞争和巨大的运行风险,准确识别财务风险、加强企业内控管理成为保证企业稳步前行的关键,必须予以足够重视[1]。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诸多挑战,其中财务风险是企业必然会面临的问题。近年来,财务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案例在我国企业中屡见不鲜,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也对社会经济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2]。企业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获得长远发展就必须积极探索风险防范的有效路径,提高企业的内控管理水平,加强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提升内部员工财务风险防范和内控管理意识,为企业的健康平稳发展提供助力和保证。

2 财务风险及企业内控管理概述

2.1 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指在各项财务活动过程中,由于各种难以预料或控制的因素影响,财务状况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使企业有蒙受损失的可能性。企业财务风险具体可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及政策风险等,具有全面性、不确定性、潜在性及关联性等特点[3]。简言之,企业财务风险是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获得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必须正确认识财务风险,积极采取有效的应对和预防措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此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2.2 内控管理

内部控制是企事业单位等主体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制定的对内部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和调整的举措,使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以此实现运行的有效性、稳定性,同时,确保财务报告真实可靠,更好地保护企业资产[4]。企业内控管理的最主要意图在于通过优化内控管理环境、改善内控管理举措,合理高效利用企业资产,确保企业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内部规定,提升企业工作效率,促使企业稳定发展[5]。企业内控管理的重要性主要有4点:第一,有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第二,有助于保证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企业运营和管理的透明度;第三,有助于防范和化解运行风险,保护企业资产安全;第四,有助于保证企业合规经营,避免违法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2.3 财务风险防范与内控管理的关系

财务风险防范与企业内控管理息息相关,前者以后者为支撑进行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并制定有效应对措施;后者为前者提供规章和制度保障。具体而言,二者的关系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企业的内部控制管理内容涉及企业内控管理环境、信息交流、风险评估、监督审查等多个方面,能够为财务风险防范营造良好的环境,并为财务风险防范提供行为准则和监督保障,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发生率[6];另一方面,财务风险防范包括风险的预估、识别及应对等环节,在此期间需要不断收集信息、分析和反馈问题,这也能够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帮助企业尽快优化和调整内控制度,提升内部控制管理质量。

3 财务风险防范视角下企业内控管理的重要性

3.1 提升财务风险防范的有效性

在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开放程度提高的大背景下,企业面临的竞争愈发激烈,其中的财务风险不可避免,而企业内控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则能够通过有效的内控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率,降低风险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支撑企业稳步发展。对企业而言,加强内控管理也是提升财务风险防范能力的关键一环,其可以提升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性,有效防范风险。

3.2 提升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行情况,是保证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一旦企业出现财务信息失真或泄露情况,则极易引发内部腐败问题,不仅影响监督和审查效果,甚至可能出现违法经济行为,对行业甚至国家利益造成危害[7]。在此情况下,企业加强信息管理,提升企业内控管理效率,及时发现隐患,第一时间纠正财务管理问题,有助于保障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3.3 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离不开内控管理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究其原因,通过加强企业内控管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可以通过及时的信息交流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协力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在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打破既往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壁垒,确保财务管理的有序性和全面性[8]。此外,企业内控管理的强化离不开企业监督工作的完善和战略目标的制定,这有助于在企业内部形成良性循环,更好更快地达成企业发展目标。

4 财务风险防范视角下企业内控管理存在的问题

4.1 风险防范意识有待增强

部分企业在发展进程中仅重视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获得,并未充分重视财务风险的防范和内控管理有效性的提升,即使开展内控管理工作也是形式大于实效,未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严格落实管控策略。还有部分企业虽及时开展了内控管理工作,但是由于理念认知不到位,未在具体工作环节中落实管理要点,使得企业风险防控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提升,增加了企业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最终的风险影响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9]。不仅如此,部分企业对于内控管理的认知存在偏差,认为内控管理就是对于员工的约束和管理,片面的认知将会直接影响企业内控管理的效果,也无法为企业的财务风险防控提供有力支撑。

4.2 基础财务工作水平不高

部分企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未充分重视财务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在基础体系设计环节就未将其纳入重点考量,使得内控管理工作中时效性活动较少,由此无法掌控业务流程中存在的财务风险。此外,财务内控管理在开展过程中存在不严谨、不系统等问题,无法发挥基础财务工作的效能,后期在出现财务问题后也不能及时予以控制和应对,最终影响整体运营水平。更甚者,部分企业无法保证内控管理的时效性,在进行财务管理时缺少预算基础,这必然造成成本核算失控,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影响企业正常运行与发展。

4.3 内控管理监督机制有待健全

健全完善的内控管理监督机制对内控工作执行效果具有直接影响,但是部分企业的管理者及财务工作者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企业日常运营中也并未充分重视监督机制的价值和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面临的挑战呈几何倍增长,若不重视内控管理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自然也无法构建出完善的财务风险管理体系,直接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规避能力[10]。部分企业即使重视内控管理监督机制的建立,但是没有全面分析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将面临的诸多影响因素,也没有根据内部控制的现状对国际国内先进的财务风险管理理念进行评估和考察,这导致企业在设计和创新企业治理体系时与内控管理监督机制脱节,无法充分发挥内部控制体系的价值,并且无法对各种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为企业发展埋下风险隐患。

4.4 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不高

在信息化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已渗透至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企业若想提升内控管理质量就必须紧扣时代脉搏,认识到信息化技术的突出优势作用,提升自身信息化管理水平。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习惯于采用传统管理办法实施内控管理,这将极大阻碍企业的现代化发展,加上庞大数据信息的涌入,企业员工工作量增大、错误率更高,无法有效发挥企业内部控制管理的作用[11]。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财务人员信息化知识掌握不足,无法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企业缺乏信息化技术人才,难以实现财务风险防范视角下的信息化内控管理;另一方面,企业缺少完整可行的财务内控信息系统,既存的财务内控信息系统缺乏针对性,缺陷明显,难以实现企业内部控制管理质量的提高和风险防范能力的提升。

5 财务风险防范视角下企业内控管理的优化路径

5.1 增强财务风险防控与内控管理意识

加强财务风险识别与评估是确保企业内控管理有效性的关键。企业必须依照发展实际建立一套完善的财务风险识别与评估机制,定期对财务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监控。企业应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通过对财务报表、财务指标、业务流程等方面的分析,即使发现潜在财务风险,也要积极应对,控制风险传播,减轻财务风险可能造成的影响。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企业财务风险防控与内控管理意识的增强。首先,企业要加强对于风险防控、内控管理意识的宣传,对员工予以管理培训,及时纠正员工错误认知,增强员工财务风险防范意识,促使员工深刻认识到财务风险的巨大影响,将财务风险防控上升至企业发展战略层面;其次,企业管理者要增强经营决策与财务风险防控的联系性,保证各项决策的制定都满足财务风险防控需求,以此最大限度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率;最后,企业管理者要明确财务风险防控中内控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制定完整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通过提升内控管理水平达到财务风险防控目的。

5.2 提升员工的综合能力

提高企业员工的内控能力是保障企业内控管理顺利实施的基础。企业必须加强针对员工的内控培训,使其充分认识到内控管理的重要性,以此提高开展内部控制的综合能力。首先,企业要从人才选拔环节提升员工准入门槛,通过严格考核为企业筛选出综合素质过硬的高质量人才,从源头提升员工整体质量,为基础财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其次,企业需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以此提升员工工作质量和专业素质。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提升员工对基础财务管理知识的掌握度。企业要积极引进先进培训方法,定期予以专业培训,提升员工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和财务管理能力[12]。二是提升员工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这要求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具备敏锐的风险预测意识,并具有良好的应对能力。三是培养员工创新意识。企业要积极培养内部员工的创新意识,促使员工不断调整和创新内控管理方法,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基础,这对高质量人才队伍的建立也有积极意义。最后,企业应按照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内控管理,提升员工参与的主动性,充分发挥员工在财务风险防范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增强企业员工的内控意识与能力,形成全员参与的内控管理格局,为财务风险防范提供有力支持。

5.3 建立健全内控管理监督机制

企业应建立与发展方向相适应的内控管理监督与评价机制,内容包括内部审计部门、管理层对内控管理制度的检查和评估,员工对内控管理制度的反馈等,以此对内控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确保企业可以及时发现内控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予以针对性优化改进。在建立过程中,企业必须深入分析风险防控中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监督机制的价值和意义,使内控管理方案与企业治理体系的创新方向一致,确保监督机制符合财务管理的实际需求,并为企业财务管理及风险防范提供支撑和助力。

5.4 加强内控管理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和数字化已成为各领域发展的核心方向,企业必须认识到信息化管理的优势作用,以现代化技术为支撑保障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共享性和可传输性。信息化背景下,各部门间的数据实现共享,且可于网络系统平台中就某一管理问题展开协同讨论,有利于最大化发挥人员优势,尽快解决问题,提升管理质量。一方面,企业要加强人员信息化培训,除上文所述培训内容外,需要将工作者信息化素养的培养作为重点,确保工作者可熟练使用各项系统工具,为内控管理质量的提升和财务管理能力的提高提供助力;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大对于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建立与企业发展相适应且可操作性较强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并予以定期维护,确保系统正常运行。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必须重视网络信息安全,加大对信息系统升级维护的投入,避免出现财务及内控管理信息丢失和泄露的问题。

6 结语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必须通过加强内控管理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内部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内控管理机制,以此有效规避企业发展中的财务风险,提高风险应对能力,促使企业在多变的市场经济中把握正确发展路径,降低财务风险发生概率,确保企业稳定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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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毕晓燕.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粮食企业财务风险防控问题研究——以MJ集团为例[J].山东纺织经济,2022397):14-17.

[11]吴迅.民营企业内控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措施——以张XX职务侵占犯罪会计鉴定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2220):87-90.

[12]邓阳.内部审计视域下企业内控流程梳理与风险管理问题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28):110-112.

作者简介:徐杰(1988-),女,山东烟台人,会计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丛林铝业科技(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 徐杰

信息化对集团型公司管理效率的影响分析

摘要: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信息化已成为提高集团型公司管理效率的关键。论文首先探讨了集团型公司的主要管理流程及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性;其次探讨了信息化如何通过优化沟通渠道、改进数据分析和决策流程、提高运营透明度及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力来影响管理效率;最后探讨了集团型公司信息化管理的实施策略,以期通过开展信息化管理,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集团型公司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信息化,集团型公司,管理效率,影响,实施策略

1 引言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无限可能,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信息技术的集成,在优化企业管理流程以实现效率提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提高管理效率对于集团型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重点探讨了信息化对提升集团型公司管理效率的影响,以及具体实施策略,希望能够为集团型公司的管理工作改革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2 集团型公司管理概述

2.1 集团型公司的主要管理流程

集团型公司管理,包含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活动,主要包括对总部职能部门及权属企业进行有效治理、协调和资源优化。以厦钨公司为例,集团型公司实行战略财务双管控、双赋能,管控手段以战略规划、财务管理为主,运营管理、组织人力管理、法务风控、审计监察等职能协同发展和赋能。其中,战略规划就是定义公司的使命和愿景,并根据使命和愿景编制集团型公司的战略规划,包括集团战略发展规划及相应的职能规划、资源规划、权属企业的公司规划和产品经营战略等,以及制定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流程举措,涉及产品定位、市场定位、用户定位等六方定位和市场影响能力、产品盈利能力等五维目标,聚焦研采产销四大业务流,并通过一系列风控和保障体系的加持,全力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财务管理则是实施业财融合,编制全面预算并实施过程管控,通过预算编制、预算目标分解、预算执行与控制、预算分析反馈、预算调整等方式进行全面预算管理,优化资本结构,并有效整合权属企业经营战略、业务发展、财务运作、绩效考核等环节,落实集团战略发展规划,从而防范风险、激励业绩,提高整体财务绩效;运营管理、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法务风控、审计监察等则是围绕集团型公司战略发展目标,遵守政策和法规,在合规范围内依据相应的流程履行各自的运营管理、组织人力、法务风控等职责,基于各自职责实施相应管理。通过对上述职能所涉流程的有效管理,集团型公司能够达成其战略目标,实现价值最大化,并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在此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清晰的沟通和持续的改进,确保集团的持续发展。

2.2 集团型公司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性

提高管理效率是集团型公司成功的基石,集团型公司在统一的框架下运营多个职能部门及权属企业,它们之间资源的有效协调和优化,对于实现集团型公司的整体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在集团型公司中,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集团型公司需要在复杂且动态的内外部环境中运营,其特点是业务部门、地域和细分市场多样化,通过高效管理确保战略目标的一致性、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及实体之间活动的协调性,有利于提高整体绩效;其次,管理效率的提高使集团型公司能够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通过优化流程、消除冗余和优化资源利用,降低成本并提高盈利能力;再次,在当今的竞争格局中,敏捷性和响应能力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高效的管理实践使集团型公司能够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客户需求和监管要求,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最后,提高管理效率有助于促进集团型公司内部的持续创新和改进,通过培育问责、透明和协作的文化,借助高效率的管理活动鼓励员工发现创新机会、实施最佳实践,推动企业实现卓越绩效[1]

3 信息化对集团型公司管理效率的影响

在信息成为重要资产的现代商业环境中,将技术融入集团型公司运营的各个方面已变得不可或缺。信息化是利用信息技术优化业务流程的过程,对集团型公司的管理效率产生深远影响,信息化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方式。

3.1 优化沟通渠道

部门间沟通是任何组织的命脉,尤其是在集团型公司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至关重要。利用信息化平台进行深化交互与协作,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沟通渠道。例如,借助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视频会议等数字通信平台,让权属企业或部门的员工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实时沟通,这有利于快速决策、解决问题和信息共享,从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依靠协作工具和项目管理软件,使团队能够在项目上协同工作、共享文档、跟踪进度并有效地分配任务,通过集中沟通和协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与传统沟通方式相关的误解、延误和低效问题;通信工具与其他业务系统的集成,如集成客户关系管理(CRM)、企业资源规划(ERP)、供应商关系管理(SRM)系统,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可以轻松访问相关信息,这促进了跨职能协调,并最终实现更全面的决策和更有效的问题应对。总之,信息化通过优化沟通渠道,促成更快速、更有效的协作,从而提高集团型公司内部的管理效率。

3.2 改进数据分析和决策流程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已成为企业的宝贵资产,可以提供对客户行为、市场趋势和运营绩效的洞察。信息化模式通过提供实时收集、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的工具和技术,有利于改进数据分析和决策流程。例如,运用商业智能和分析平台,集团型公司决策层能够通过数据可视化来识别趋势和模式并预测未来结果,从数据中获得可行的见解,这些见解使决策层能够作出明智选择、优化资源配置,并抓住增长机会;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AI)算法,可以自动执行数据分析任务,揭示员工在主观思维分析过程中可能忽视的隐藏见解和趋势,这不仅加速了决策过程,而且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信息化通过将数据分析工具与决策支持系统相结合,促进数据驱动决策,为决策层提供基于实时数据的见解,帮助评估自身发展行动方案,并评估其对业务成果的潜在影响。总之,信息化通过改进数据分析和决策流程,促使决策层能够作出及时、明智的决策,从而推动业务有效运行,提高集团型公司的管理效率。

3.3 提高运营透明度

确保运营透明度,对于在集团型公司内建立信任、落实问责制和确保合规至关重要。信息化实现了集团型公司流程、活动和绩效指标的可视化,提高了运营的透明度。例如,ERPCRMSRMOA等企业级系统,集成了来自各种业务职能的数据,可以提供全面的运营视图,这使各级管理层能够跟踪关键绩效指标、监控工作流程,并实时识别瓶颈或低效率环节;利用数字仪表板和报告工具,能够随时随地访问相关信息和绩效指标,员工、部门经理、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轻松获取有关数据,这提高了运营的透明度;信息化通过自动化归档、记录保存和审计流程,促进全员遵守监管要求和行业标准,这确保集团型公司按照法律和监管框架运营,避免处罚或声誉受损的风险。总体而言,信息化通过提高运营透明度,提升集团型公司内部的信任度、合规性并强化问责监督,从而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3.4 提高生产力并降低运营成本

生产力和成本效益是集团型公司保持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信息化通过业务流程化、流程表单化、表单自动化的方式,优化工作流程,消除低效现象,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并降低运营成本。例如,工作流自动化工具简化了数据输入、文档处理和审批工作流等重复性任务,使员工能够专注于更多增值的、创新性的活动,这不仅加速了流程执行,还降低了与手动干预相关的错误和延迟风险;云计算使集团型公司能够按需利用可扩展的计算资源,从而无需昂贵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维护费用,这种灵活性能够确保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根据需要扩展运营范围,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支出;信息化有利于远程办公和协作,满足员工随时随地工作的需求,这不仅可以促使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提高员工满意度,还可以降低与基础设施相关的管理费用;预测性维护和资产管理系统,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和预测分析工具,可以优化设备性能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通过主动识别和解决维护问题,集团型公司可以减少运营中断和维修成本,从而提高资产利用率。综上所述,信息化通过提高生产力、降低运营成本,使集团型公司能够优化资源利用,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增强竞争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4 集团型公司信息化管理的实施策略

4.1 对当前系统和流程进行全面评估

在执行任何信息化改革举措之前,集团型公司必须对其现有系统和相关业务流程进行全面评估,具体包括对现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软件应用程序、数据管理实践和组织工作流程的评估。首先,收集当前系统和流程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包括硬件和软件清单、数据流、用户工作流程和性能指标,该数据提供了企业信息化环境的全面概览,识别效率低下、冗余或重复的领域,并给出了改进和优化的建议;其次,在收集数据后,对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当前系统和流程中的关键问题、痛点和挑战,此分析会涉及与各层级的管理层进行访谈、对信息技术系统进行技术评估、审查文档和报告,以及针对行业最佳实践和标准进行基准测试;再次,根据评估结果,集团型公司可以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解决建议和行动计划,并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具体策略包括升级过时的系统、整合冗余应用程序、实施新技术、优化工作流程和改进数据管理实践等;最后,全面评估有助于集团型公司将信息化举措与其战略目标和业务重点结合起来,为集团型公司的变革准备工作提供宝贵见解,从而能够预测实施过程中的潜在挑战或障碍,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

4.2 设定明确的目标和关键绩效指标

在评估系统和流程的当前状态之后,集团型公司应该为信息化管理计划制定明确的目标和关键绩效指标,这些目标应与集团战略目标和集团重点管理项目保持一致,重点关注提高效率、优化客户服务、降低成本或推动创新等领域。首先,明确的目标提供了实施路线图,能够指导整个过程中的决策、资源分配和绩效衡量,可以帮助确定优先级、定义成功标准,并确保不同业务部门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致性;其次,建立关键绩效指标,使集团型公司能够监控进度、跟踪绩效并评估信息化计划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关键绩效指标应该是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和有时限的,以便与基准或目标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比较;最后,要求业务执行部门全程参与制定目标和关键绩效指标的过程,这有助于跨部门的协调合作,确保每个人都致力于实现共同的目标。

4.3 投资合适的技术基础设施和软件解决方案

先进的技术是数字化转型的支柱,使集团型公司能够优化流程、加强协作并推动创新。选择正确的技术基础设施和软件解决方案,需要仔细考虑各种因素,确保与集团的目标、要求和长期战略愿景保持一致。投资技术基础设施时,可扩展性是主要考虑因素之一,集团型公司在动态环境中运营,业务需求可能因业务增长、市场波动或技术进步等因素而迅速变化,因此,技术基础设施必须具有可扩展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并支持未来扩展,确保不会造成突然的中断或昂贵的升级;灵活性是一个重要因素,集团型公司通常拥有不同的业务部门,具有独特的需求和要求,技术解决方案应该足够灵活,以适应不同部门和子公司的工作流程及集成要求,这可以确保信息技术投资为整个集团带来价值,无论运营流程或业务模式有何差异;互操作性对于确保不同系统及应用程序之间的无缝集成和数据交换至关重要,信息化举措通常涉及整合不同的系统和数据源,所以技术基础设施和软件解决方案应支持开放标准和集成功能,强化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对于处理敏感数据或在受监管行业运营的集团型公司而言,技术解决方案必须纳入强大的安全措施,防范网络安全威胁、数据泄露和违规风险,这可能包括加密、访问控制、身份管理和持续监控,从而主动监测和降低安全风险;集团型公司应考虑总拥有成本、供应商声誉、支持服务和未来路线图等因素,选择具有成功案例、致力于创新、客户满意度信誉度良好的供应商,从而降低风险,确保技术投资的长期可行性和实效性[2]

4.4 为员工提供充分的培训和支持

为员工提供充分的培训和支持,是集团型公司实施信息化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采用和数字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员工有效利用新工具和流程的准备程度和熟练程度,因此,全面的培训计划和持续的支持机制,对于确保管理策略成功实施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化管理效益至关重要。培训计划应量身定制,以满足组织内不同部门和工作角色员工的特定需求,培训课程要涵盖一系列主题,包括新软件的操作说明、数据管理和安全的最佳实践、工作流程自动化及遵守公司政策和程序。同时,可以提供多种培训形式,如线下课程、在线课程、研讨会和自定进度的学习资源,让员工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学习偏好和日程安排的方法。为员工提供持续的支持和帮助,对于解决向新技术或工作流程过渡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疑虑或挑战至关重要,可以创建知识库及提供点对点指导计划,对常见问题进行解答,为员工提供克服障碍并取得成功所需的资源和指导,通过及时且响应迅速的支持服务,能够增强员工对新系统和流程的信心和信任,鼓励他们在工作中积极实践,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变革的阻力。培养持续学习、探索和创新的文化,对于推动企业在数字时代的长期成功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集团型公司要鼓励员工探索新技术、发展新技能,并与同事分享知识和见解,从而构建协作、创造和成长的企业文化,并且认可和奖励员工对数字化转型计划的贡献,这可以进一步增强员工积极性,激励员工主动参与变革过程。

5 结语

总之,信息化为集团型公司提升管理效率提供了良好的途径。集团型公司可通过采取全面评估、设定明确目标和关键绩效指标、投资技术基础设施和软件解决方案及为员工提供培训和支持等策略,促进数字经济、信息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持续释放信息化改革的巨大潜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集团型公司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晓明.企业信息化对组织效率的影响研究[J].信息科学,20205):14-20.

[2]曹丹.管理信息化规划对企业信息化发展的影响[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0101):114-115+130.

作者简介:张崑(1978-),女,山西平定人,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张崑

国企改革背景下的企业财务管理问题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国企改革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剖析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国企财务管理的对策建议。研究认为,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推进财务数字化建设,是完善国企财务管理的关键举措。国企要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求,大力推动财务管理能力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国企改革,财务管理,对策建议

引言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国有资产监管等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骨干作用”。在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进入攻坚期等多重挑战,亟须转变经营理念,提升自身活力与竞争力。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管理直接关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深入分析国企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对策,对推动国企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促进认识国企财务管理问题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思路,以期为新时期国企财务管理改革提供参考。

一、国企改革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别是经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之后,国企改革也进入深水区。一方面,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国企面临着民营企业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国企自身存在着体制机制僵化、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可以说,国企改革仍处在十分关键的历史节点上。

国企改革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优化国有资本配置。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国企“劳模”思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支持国企做优做强主业。二是增强企业活力。改革可以破除国企在人事、财务等方面的束缚,提高经营自主权,激发企业活力。三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可以缩小政企距离,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根据市场规律配置资源、调整结构。四是服务国家战略。国企担负着重要的经济、社会职能,改革后可以更好发挥这一职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五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可以通过走出去,与非公企业进行混合,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对发挥国有资本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六是加快国企战略调整。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国企改革后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快速调整产业结构、业态格局,实现由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

二、国企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新时期背景下,我国国企财务管理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国企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财务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一是预算管理制度仍有提升空间。预算指标编制过程还需进一步科学化,预算执行监测方面亦需加大监督力度。二是资金管理和监督机制仍可完善。资金使用全过程监控仍有待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和监管还需持续推进。三是内部审计制度有待继续健全。内审部门独立性有限,对企业运行监督力度可进一步加大,以更有效遏制潜在违规操作。四是激励约束机制可作进一步调整。预算管理与员工绩效考核可建立更加紧密联动,使员工行为与绩效能够形成直接挂钩,以充分发挥两大管理工具效能。

(二)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部分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具体来看,一是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占比较高,自有资金与借入资金的配置比例可作进一步优化。二是资金周转速度偏缓,占用周期偏长,资金使用效率仍待提升。三是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可加以完善,项目评估与遴选流程可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项目成本控制也需持续强化。四是资金计划、执行、监测一体化平台建设仍不完备,对资金运营风险实施有效管控仍需加强。

(三)数字化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国企的数字化建设水平还有待提高。具体来看,一是对财务系统的运用还不够广泛,数据集中管理和业务流程再造仍待完善;二是部门间以及与外部企业的数据连接还不够顺畅,信息共享与协同还有提升空间;三是数据分析挖掘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对经营决策的支持还不够及时和全面;四是数据安全也亟待加强,数据加密、备份和恢复机制还需不断优化。国企数字化建设仍需加大投入力度,才能为企业转型升级和管理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四)人才队伍建设还不够完善

当前,国企在财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具体来看,高端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较为缺乏,部分员工的知识结构与企业发展要求尚有距离。员工的学习和培训机制仍可优化,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培训支持有待提升。部分员工的能力提升意识有待加强,未能全面认识财务管理在推动企业改革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需进一步激发,仍需完善更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总体而言,国企亟须高度重视财务人才队伍建设,以更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五)内部控制仍需加强

当前,国企内部控制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以更好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具体来看,部分国企内部控制制度优化与调整有待加快,与新经济、新业务的快速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相关岗位之间的责任划分和权责分离机制也需进一步明确,部分关键业务流程的制度化建设仍有提升空间。内部审计部门的业务能力和水平也需要进一步提升。总体而言,国企内部控制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以适应经营管理要求。

综上所述,我国国企财务管理存在的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企财务管理水平,也不利于国企改革发展,因此亟待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加强队伍建设等方式进行解决。

三、完善国企财务管理的对策

为了推动国企财务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国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一是要加强预算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方案,合理配置资源,压缩非关键支出;同时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实行全过程跟踪考核,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预算发挥应有管控作用。二是规范资金管理,建立资金集中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资金申请、审批、支付的全过程监控,杜绝资金的违规使用;对大额资金支出实行集体讨论决策,防止资金被个人擅自支配。三是完善审计制度,健全内部审计部门,增强其独立性和权威性;定期开展内控审计,建立异常交易监测机制,及时发现违规操作。四是建立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设立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财务行为与奖惩的直接挂钩关系,打破以往“吃大锅饭”的状况,激发员工工作主动性。

(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一是要优化资金配置结构,控制负债规模,保持适度的资产负债率;合理配置自有资金与借入资金的比例关系,降低财务风险。二是要进行资金集中管理,按每月(周)资金使用计划,加快资金周转速度,简化资金审批流程,实现资金调度的快速响应;压缩资金占用周期,减少库存,加速应收账款回收,使资金快速流动。三是要加强项目投资管理,建立项目评估模型,进行投资风险评估;选择预期投资回报率高、风险可控的项目,同时要严格项目成本控制。四是要实施全过程监控,对资金的申请、审批、拨付、使用进行全过程监测,建立预警机制,发现资金违规流失迹象及时止损。五是要通过资金集中管理系统,实现资金计划、执行、监控、做账的一体化,降低资金成本,防范资金风险,确保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

(三)培养财务人才队伍

一是要加大培训力度,定期对财务团队进行新政策、新技能培训,采用讲授结合案例分析的方式,提高财务管理的专业能力。二是要建立竞争上岗和绩效奖励机制,树立“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导向,选拔使用财务管理业务优秀人才,形成专业化的财务管理团队。三是要打破部门界限,建立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四是针对薄弱环节,积极引进财务风险管理、资产评估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不断增强团队整体实力。五是要建立财务人才培养长效机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财务人才学习进修,鼓励员工不断学习新知,为企业财务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推进财务数字化建设

一是要构建企业数字化系统,实现企业内部财务业务流程的再造和资金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提高数据处理效率。二是要建立不同部门的财务信息互联共享平台,实现数据的互通互联,为经营决策提供及时全面的信息支持。三是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手段进行多维度的财务数据挖掘和价值分析,掌握数据背后的信息,服务经营决策。四是要建立权限管理制度,实施严格的授权审批,保证系统和数据的安全性;同时要进行定期数据备份,防范系统故障和数据丢失风险。五是要加强从业人员的信息化应用能力培养,使其熟练运用新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只有持续推进数字化建设,才能有效提升国企财务管理水平。

(五)堵塞内部控制漏洞

一是要建立系统完备、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制定具体的岗位职责、操作规程、风险识别与评估方法,并建立相应的控制点,对关键业务环节实施监督,确保各项经营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二是要健全国企内部组织结构,实行权责分离。例如,财务部门与审计部门要实现人员和空间的相对隔离,审计部门要独立于其他部门,以确保其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三是要强化内部审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内审部门直接对董事会负责,要加大检查力度,重点关注资金使用、项目投资等重要领域,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将审计结果及时反馈给管理层。四是要建立严格的违规责任追究制度,对违规行为实施处罚。按照违规行为的性质和影响程度,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理,如通报批评、记过、调岗、辞退等,形成震慑作用。五是要开展员工内控知识和理念培训,增强员工内控意识。通过业务培训、案例分析等方式,使员工了解内控重要性,掌握具体操作规范,自觉维护内控环境。六是要完善内部控制评价机制,定期检查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评估其执行的效果和效率,并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建立问题导向的持续改进机制,不断优化和提升内部控制效果。

综上所述,完善国企财务管理的上述举措,需要国企树立财务管理对企业发展的战略性作用意识,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求,大力推动财务管理能力的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持。

结语

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财务管理问题成为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瓶颈。针对国企财务管理中存在的制度不健全、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风险管理不足等问题,应当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风险管理,并推进财务数字化建设。同时,国有企业还应加强财务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自身财务管理水平。只有持续推进财务管理改革,国企才能在新时期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提高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

参考文献:

[1]毛伟静.国企改革背景下的财务管理问题研究[J].财会学习,2021,(06):33-34.

[2]朱顺熠.国企改革背景下的财务管理问题研究[J].现代营销,2018,(12):92-93.

[3]乔娟.国企改革中的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J].中国集体经济,2023,(07):145-148.

作者简介:郭冬玉(1975.01-),女,汉族,本科,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中级会计师,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总经理;主要研究方向:财务管理,预算管理等。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郭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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