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30日 第 17 期
总第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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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会:研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举措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举措,听取今年粮食生产形势和农业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烈士褒扬条例(修订草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创业投资事关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尽快疏通“募投管退”各环节存在的堵点卡点,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境内外上市,大力发展股权转让、并购市场,推广实物分配股票试点,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市场化并购母基金或创业投资二级市场基金,促进创投行业良性循环。要推动国资出资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完善国有资金出资、考核、容错、退出相关政策措施。要夯实创业投资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落实资本市场改革重点举措,健全资本市场功能,进一步激发创业投资市场活力。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持之以恒抓好粮食生产和农业工作,有效应对洪涝灾害等不利影响,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秋粮丰收在望,“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要精心组织抓好“三秋”粮食生产,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做好机收组织调度,确保秋粮丰收到手。及早研究制定粮食收储政策预案,尽快公布新年度小麦最低收购价,完善大豆加工奖补政策,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要加大对牛羊养殖等支持力度,抓紧实施一批纾困政策,帮助养殖户渡过难关。

会议审议通过《烈士褒扬条例(修订草案)》,指出加强烈士褒扬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英雄的缅怀和对烈士遗属的关爱。要做好烈士遗属服务保障,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予更多关心关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用好宝贵红色资源,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英雄、拼搏奉献的浓厚氛围。

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草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政策持续加力 “两新”落地成效明显

各部门各地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行动加快推进,成效日益显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9月23日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充分利用好今年剩下的3个多月时间,全面推进政策落实,让消费者和经营主体真正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

“两新”工作逐步取得明显成效

赵辰昕表示,“两新”工作逐步取得明显成效,有力拉动了投资增长、释放了消费潜力、促进了产业发展、支撑了绿色转型。

今年前8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16.8%,增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13.4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2%,比前7个月提高3.5个百分点。

“这说明加力政策实施后,8月的拉动效果更加明显。”赵辰昕说,设备更新政策持续推进,有效调动了经营主体更新生产、用能、电梯等各类设备的积极性,有力拉动了投资增长。

在拉动消费方面,政策效果同样亮眼。各地以旧换新政策陆续落地,带动重点消费品销售明显上涨。比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量为190.5万辆,环比增长10.8%。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量为102.7万辆,环比增长1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连续两个月突破50%,预计全年将实现200万辆低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赵辰昕说。

3000亿元国债资金已全面下达

据介绍,加力支持“两新”的若干措施出台后,设备更新领域1500亿元国债资金已分两批全部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安排到项目,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1500亿元国债资金也已于8月初开始全部下达到地方。

赵辰昕表示,运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两新”的政策体系已经构建完成,为今年乃至今后的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中央资金下达以后,地方财政部门推动政策落实,加快资金兑付。”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赵长胜表示,截至目前,各地资金使用兑付进度不断提速,各品类消费品补贴资金兑付得到有效保障。

“企业在设备更新中的融资需求主要由银行贷款满足,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再贷款政策工具给予支持。”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立峰介绍,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创设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规模5000亿元,利率1.75%。其中,安排1000亿元额度支持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首贷”;安排4000亿元额度专项支持重点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并强调优先支持中小企业申报的相关项目。

彭立峰表示,政策实施以来,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推送的设备更新项目已基本实现融资对接和尽调的“全覆盖”,累计签约贷款金额230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3.1%,比1年期LPR(3.35%)还低25个基点,有力支持了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实施。“据我们统计,其中70%的资金是支持中小企业的。”彭立峰说。

进一步加力推进“两新”政策落实

赵辰昕表示,目前“两新”政策实施整体工作落实进度符合预期。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充分利用好今年剩下的3个多月时间,全面推进政策落实。

赵长胜表示,加力支持“两新”工作资金投入大、涉及领域多,财政部将采取多种措施,防止资金挤占、挪用,让“真金白银”的政策落到实处、早见成效。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密切跟踪资金分配下达情况,推动有关政策措施落实落细。

彭立峰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开展科技、绿色、中小企业等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企业的获得感。对于重点领域清单内设备更新项目遇到的融资问题,将“一企一策”推动解决。

赵辰昕说,“两新”基础工作已经全面完成,落地成果已逐渐显现,路径已经很清楚,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加力推进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用足用好加力支持“两新”等各项政策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项资金,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广大的消费者和经营主体,同时也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提供更强有力的动力。

于祥明

央行: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增强金融服务普惠性

9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两新”政策总体进展成效有关情况。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运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两新”的政策体系已经构建完成,为今年乃至今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立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将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企业的获得感。

设备更新政策持续推进

此前,有关部门明确,统筹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辰昕介绍,国债资金全面下达。设备更新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地方审核、国家复核”原则,优化支持方式,简化审批流程,筛选出了4600多个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项目,设备更新领域1500亿元国债资金已分2批全部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安排到项目。

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综合各地区常住人口、地区生产总值、汽车和家电保有量等因素,合理确定资金支持规模,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1500亿元国债资金已于8月初开始全部下达到地方。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两新’工作逐步取得明显成效。”赵辰昕表示,设备更新政策持续推进,有效调动了经营主体更新生产、用能、电梯等各类设备的积极性。前8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16.8%,增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高13.4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64.2%,比前7个月提高3.5个百分点,说明加力政策实施后,8月份的拉动效果更加明显。

赵辰昕表示,各地以旧换新政策陆续落地,带动重点消费品销售明显上涨。

首笔设备更新贷款贴息资金已拨付

财政资金保障和监管是加力推进“两新”工作的关键环节。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赵长胜表示,财政部及时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和设备更新贷款贴息资金,切实做好资金保障和监管工作。

在设备更新贷款贴息资金方面,赵长胜表示,中央财政优化资金申领流程,向省级财政预拨贴息资金,省级财政按季度向银行预拨贴息资金,银行在收息时直接扣除,经营主体免申即享优惠利率。财政部安排设备更新贷款贴息资金200亿元,目前已拨付第一笔贴息资金80亿元,提振经营主体设备更新积极性,加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企业在设备更新过程中的融资需求主要由银行贷款满足,人民银行通过再贷款政策工具给予支持。彭立峰表示,今年4月,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创设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规模5000亿元,利率1.75%。其中,安排1000亿元额度支持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首贷”;安排4000亿元额度专项支持重点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并强调优先支持中小企业申报的相关项目。

谈及如何解决抵质押品不足带来的融资难问题,彭立峰在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提升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度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开展科技、绿色、中小企业等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企业的获得感。对于重点领域清单内设备更新项目遇到的融资问题,将“一企一策”推动解决。

欧阳剑环

更好支撑商贸流通降本增效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第二批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工作启动

近日,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商贸流通专项)工作的通知》,旨在充分发挥标准化对商务工作的技术支撑作用,引领商贸流通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商贸流通降本增效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通知要求,坚持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加快商贸流通新兴领域以及新业态、新模式标准制定,以标准带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应用,优化居民生活服务标准供给,推动商贸流通创新转型。

坚持以标准优化流通组织链条。完善供给端、流通端、消费端全链条标准化建设,探索助力商贸流通提质增效需要的技术、流程、服务标准,以标准促进供需对接和流程再造,推动商贸流通重点领域效率提升。

坚持以标准助推城乡商贸流通网络建设。加强农村流通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以标准引领推进城市流通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推进重要消费品以旧换新标准实施应用,提升流通基础设施的集约化、标准化水平,有效降低流通成本。

坚持提升商贸流通标准国际化水平。对标国际先进,推动一批关键领域标准制定,强化国际标准转化运用,加强国际标准化人才培养,提升商贸流通国际化水平和全球竞争力。

通知还指出,试点分为城市试点和企业试点,城市试点主体为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企业试点主体为开展商贸流通降本增效或消费品以旧换新的相关企业。试点期限为2年。

通知针对试点城市提出四项要求。一是建立工作机制,提升治理水平。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市级标准化工作协调推进领导机制,构建各尽其职、协同发力、合作共赢标准化管理体系。完善商贸流通标准化法规制度和政策体系,将标准化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健全标准化激励奖励机制。充分发挥标准化研究机构、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有关单位技术支撑作用,形成市场驱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开放融合的标准化工作格局。二是完善标准体系,优化标准供给。试点城市要构建、完善与试点内容相适应的标准体系。可根据城市的经济特点、地理优势和市场需求,建立商贸流通标准体系,也可聚焦商贸流通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或重点商品流通,完善相关标准体系。引导商贸流通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制定。三是推动标准应用,增强实施效能。试点城市应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实际的标准实施方法。在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时积极应用标准。完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中应用先进标准机制,推进以标准为依据开展宏观调控、产业推进、行业管理、市场准入和质量监管。开展标准实施过程监督和标准实施效果评价。支持国际性专业标准组织来华落驻。推动成立以我为主的国际标准化组织。鼓励有能力的单位承担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四是评估试点结果,及时总结经验。试点城市应科学评估试点对本地区工作成效,总结推动商贸流通降本增效的经济效益、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工作成效,以及推动质量提升的引领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针对试点企业,通知也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建立工作机制。试点企业应建立健全与试点方向、任务适配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形成标准化工作流程和制度,及时向地方商务、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工作进展情况。二是完善标准体系。试点企业要围绕核心业务,构建企业标准体系。及时优化商贸流通设施配置、服务流程、技术创新、成本控制相关标准,推进商贸流通服务数智化改造。紧跟行业与市场发展趋势,结合企业自身特点与技术发展,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制定。三是强化标准应用。试点企业应依据标准优化管理和服务流程,提升企业执行标准能力,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水平。强化标准宣贯、培训,可通过知识竞赛、技能比武等形式提高员工标准执行能力。使用国际标准并通过主要贸易伙伴标准认证,聚焦重点产品,面向主要贸易伙伴推动中国产品标准“走出去”。四是评估试点结果。试点企业应科学评估试点对本企业工作成效,总结试点推动商贸流通降本增效的经济效益、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工作成效,以及促进品牌价值提升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何芬兰 魏桥

国家税务总局:充分释放税收红利 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全国税务系统深化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9月2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饶立新介绍,税务部门持续深化“政策找人”,分时点、有重点地开展政策精准推送3.6亿户(人)次,推送各类税费优惠政策信息5.4亿条,确保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扎实落地。1至8月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8万亿元,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增添动能。

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

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黄运表示,从今年上半年结束的2023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来看,全国有62.9万户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3.45万亿元。一方面,有力支持了高科技企业创新发展。2023年,40.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加计扣除金额2.83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户均加计扣除金额是高新技术企业的2.5倍。另一方面,有力支持了民营企业创新发展。2023年,民营企业享受加计扣除金额2.59万亿元,同比增长12.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我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6%。税务部门精准高效落实支持制造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促进制造业缓解经营压力、增强创新活力。

“2018至2023年,全国制造业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万亿元,占全部税费优惠的比重超三成,在各行业中获益最多。”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指出,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和节能环保的税费支持政策,有力推动了制造业企业朝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

个人所得税涉及千家万户,自2023年1月1日起,我国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政策发布后,税务部门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强化政策宣传和精准推送。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沈新国透露,今年6月底结束的个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2023年度全国约6700万人享受到该项政策红利,减税规模超700亿元。

持续提升税费服务水平

统一规范的新电子税务局实现全国上线,办税时长比过去减少20%;稳步推广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提升纳税人用票便利度……饶立新告诉记者,税务部门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持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集成推出一系列举措,持续提升税费服务水平。

沈新国介绍,国务院制发的“高效办成一件事”21个重点任务中有7个涉税事项。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推动线上线下政务服务效能整体提升。“一是简化办理流程,如实行‘数据归集+智能预填’‘税种联动+要素补报’申报方式,实现多数纳税人仅需一键确认或补正少量信息即可完成申报。二是推动业务集成,如在新电子税务局中打造综合办税缴费场景,将涉及多税费种、需要多次办的事项整合为一次办结。三是拓展数据共享,如与海关总署等部门深化合作,提升企业出口退税的服务效能。四是增强部门联动,主动对接市场监管部门,推进企业信息变更‘一次办’、企业注销‘一网办’。”沈新国进一步解释道。

今年,税务部门连续第11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持续优化税费优惠政策精准推送。持续拓宽办税缴费渠道、精简办理所需资料,深化拓展跨区域通办。持续优化纳税信用评价方式,截至8月底,已有2.6万户新设立纳税人实现纳税信用升级。联合金融监管部门及商业银行规范和优化“银税互动”,上半年全国小微企业通过“银税互动”获得银行贷款1.56万亿元,同比增长7.6%。

抓好各项涉税改革任务落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行了部署。饶立新介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直接涉及税务部门的改革任务有近30项,既对健全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提出了“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总体要求,又对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多个税种改革提出具体要求;既部署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等税收改革任务,又提出涉及税务部门的若干项社保费改革任务;既有税制改革,又有征管改革;既对深化税收领域改革作出专门部署,又在部署科技、法治、民生、生态等领域改革时对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提出相应要求。全国税务系统自觉对标对表《决定》部署要求,结合税务工作实际,认真制定改革实施方案,建立健全“一把手”负总责的抓改革落实工作机制,细化责任分工。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加强与财政、发改等部门的沟通配合,深入听取各方对深化税务领域改革的意见建议,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涉税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并把落实《决定》涉税改革部署同推进各项税务工作统筹结合起来,全力推进各项税务工作取得新进展,更好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饶立新强调。

陈晨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提高金融租赁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

提高金融租赁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新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境外制造业企业三类主要出资人类型;适当提高主要出资人的总资产、营业收入、注册资本等市场准入标准以及最低持股比例要求,强化主要出资人的股东责任。

9月20日,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共有9章。主要修订内容如下:一是修改完善主要出资人制度。提高金融租赁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新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境外制造业企业三类主要出资人类型;适当提高主要出资人的总资产、营业收入、注册资本等市场准入标准以及最低持股比例要求,强化主要出资人的股东责任。二是强化业务分类监管。按照业务风险程度及所需专业能力差异,进一步厘清基础业务和专项业务范围,删除非主业、非必要类业务,严格业务分级监管。三是加强公司治理监管。全面贯彻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的关于公司治理、股东股权、关联交易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监管法规和制度要求,进一步明确了金融租赁公司党的建设、“三会一层”、股东义务、薪酬管理、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方面监管要求。四是强化风险管理。明确金融租赁公司资本充足、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以及重大关联交易等方面的监管要求,优化增设部分监管指标,明确监管评级、监管强制措施等方面要求。五是规范涉外融资租赁业务。明确相关业务经营规则,明确金融租赁公司在境外设立项目公司作为专项业务进行管理。六是完善业务经营规则。针对业务经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补充完善转让融资租赁资产、联合租赁、固定收益类投资、保理融资、合作机构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具体经营和管理规则。

《办法》修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金融监管、防控金融风险、完善机构定位的重要举措,金融监管总局将持续强化监管,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指导金融租赁公司做好《办法》实施工作,引导金融租赁公司坚守融资与融物相结合功能定位,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支持设备大规模更新,助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外汇局:8月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更趋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更趋稳定,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顺差153亿美元。

“8月我国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向好。”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外贸发展态势持续向好,8月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净流入环比增长11%;境外机构继续净增持境内债券,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意愿保持稳定。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分红派息季节性回落,关联企业跨境融资趋于稳定。

数据显示,8月份,境内外汇供求基本平衡,银行结汇13570亿元人民币,售汇13657亿元人民币。

该负责人表示,8月,境内主体购汇节奏有所回落、结汇需求稳中有升,银行结售汇差额趋向均衡。未来随着内外部环境改善,我国外汇市场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态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严峻,高温天气和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持续对经济活动造成影响,面对困难挑战,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宏观政策成效继续显现。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表示,从判断宏观经济常用的四大指标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同时,转型升级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继续取得新成效,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态势。

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别为31.2万亿元、32.9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继续显现。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8.6万亿元,全球市场份额保持稳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8%、4.9%、3.4%、3.4%。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3%,比上月加快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连续两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温和上涨态势。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8%。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0.2%,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多数行业、地区和产品实现增长,工业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支撑明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孙晓表示。

8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连续13个月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达47.9%,前8个月累计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自年初以来持续提升至33.5%,已连续18个月保持在30%以上。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1.4%,连续10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2%,快于全部投资6.8个百分点。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推动下,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6.8%,增速比全部投资高13.4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4.2%,比前7个月提高3.5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8.1%,增速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7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6%,与前7个月持平。

“尽管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在宏观政策发力显效、新动能加快成长、外需持续增长等因素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刘爱华表示,下阶段,这些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还会得到延续,一些新的有利条件也将发挥作用。

熊丽

权威视点
拉加德:特殊周期中的货币政策

在当前的经济周期中,供给和需求冲击对通胀的影响内生而持久,动摇了消费者对于维持通胀目标的信心。因此,货币政策必须给出强烈信号,通过恰当的利率调整路径来巩固通胀预期,确保通胀目标回归正常。欧洲中央银行建立了新的预测框架对未来通胀进行全面评估,成功地稳定了通胀预期,预计2025年下半年通胀率将恢复到2%。

当前,经济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其最终走向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给决策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过去几年,大部分政策都旨在应对通胀压力以及经济的不确定性。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战胜这种不确定性的道路,为遏制通胀所付出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效果。2022年10月,通胀率达到了10.6%的峰值。到2023年9月加息时,通胀率已经下降了一半以上,至5.2%。在维持利率稳定9个月之后,通胀率再次减半至2.6%,于是我们在2024年6月进行了首次降息。回顾和反思政策调整过程,此次政策周期的核心特征体现在风险、路径与成本三个方面。

风险:通胀预期与经济冲击

在典型的政策周期中,当受到温和、短暂的冲击而产生通胀波动时,通胀预期通常不会受到很大影响。中央银行的价格稳定目标和应对措施确保了人们对维持通胀目标的信心。当面对典型的需求冲击时,中央银行通过稳定潜在产出的需求来达到通胀目标。当面对供给冲击时,中央银行原则上可以“无视”这些冲击,因为这些冲击通常不会给通胀带来持久的影响。但在冲击风险变得更大、更持久的情况下,无论是需求冲击还是供给冲击,都有可能动摇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必须作出有力“反击”,以防止通胀在高于目标的区间持续运行。这是20世纪70年代得出的教训。当时由油价上涨引起的一系列供给冲击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通胀冲击,中央银行被认为对于是否要降低通胀率举棋不定,导致人们改变了对中期通胀的预期。

对于引发此轮通胀的原因,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亦不相同。欧洲中央银行的分析发现,在导致通胀偏离均值方面,供给冲击的影响是需求冲击的3倍,而其他的研究则更加强调需求冲击。但是,供求冲击虽然与通胀相关,但并不是当前经济周期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的决策不仅要考虑冲击的来源,还需要考虑它们的规模和持久性,因为冲击如此之大并且持续不断,以至于我们面临着对于通胀预期来说真正的风险——人们对货币锚(2%的通胀率目标)失去信心。

首先,这些巨大的冲击已经导致许多家庭将注意力转向通胀。在2023年初的消费者预期调查中,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比以前更关注通胀。其次,由于欧元区的薪资谈判交错进行,这些通胀冲击引发的影响可能会变得颇具内生性且更加持久。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薪资合同的平均期限为两年,这将导致足以“媲美”之前通胀的冗长过程。有迹象表明,人们对于保持通胀目标的预期正在减弱。在欧洲中央银行2022年12月的消费者预期调查中,通胀预测定性衡量曲线的“右尾”不断上扬,表明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持续升高。2022年10月,约49%的消费者预计中期通胀率将达到5%或以上,专业人士预测,有30%的可能两年后通胀率达到3%或以上。

因此,货币政策必须发出强烈信号——坚决捍卫2%通胀率的锚定目标。我们强烈表达了确保“及时”回到通胀目标的决心,并作出尽快结束高通胀的承诺。

路径:利率调整与精准校准

货币政策需要通过恰当的利率调整路径来巩固通胀预期,仅作出对实现通胀目标的承诺是不够的。欧洲中央银行的分析显示,如果没有作出政策应对,那么在2023年和2024年,人们放弃锚定通胀目标的风险将超过30%。因此,当第一次开始加息时,我们就知道这还远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利率路径甫一开始就出现了历史性的急剧攀升——首次加息75个基点,后五次每次加息50个基点。

随着政策利率调整受限,挑战从迅速采取行动转向精确校准路径。我们需要设置一个利率路径,既能“及时”将通胀率拉回2%的锚定目标,又能给予我们高度的信心去实现这个目标。这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有别于过去的方法。

面对多次重大冲击,对经济信息进行合理的解释并且分清主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过于依赖根据历史数据建立的模型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些数据可能已经不再有效。例如,我们不知道偏好的变化、能源价格的上涨和地缘政治是否改变了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即使使用当前数据,如果其中期预测能力平平,那么过于依赖这些数据同样具有误导性。随着冲击在经济中蔓延,与实际通胀趋势相比,当前数据反映的结果可能存在滞后性。

因此,我们构建了一个框架,将预测与当前的潜在通胀和货币传导相关数据相结合,来解决这种不确定性。其目的是将中期前景的各种相关信息合并成一个可迅速更新的单一评估报告。在假设经济基本参数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我们的预测可对未来通胀进行全面评估。与此同时,通过查看当前数据,我们能够确定引致通胀遭受持续性冲击的构成要素,并能对预测模型中可能未包含的结构性变化作出合理解释。在这个反应函数中,对通胀前景的评估取决于但又不局限于预测结果。我们使用各种方法来衡量潜在的通胀。在评估货币政策的强度时,我们会将银行、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情况纳入考察范畴。因此,虽然新的信息流不断改善我们对中期通胀的预测,但我们并没有被具体的数据点所摆布——数据依赖并不意味着数据点依赖。

这一框架帮助我们度过了政策周期中的“紧缩”和“保持”阶段,也给了我们在6月份政策会议上决定首次降息的信心。在这些阶段,通胀预测定性衡量曲线的“右尾”变窄,与我们将通胀及时拉回目标水平的期望一致。

成本:通胀控制与经济增长

虽然我们的政策路径有助于遏制通胀,但它同时也抑制了经济增长。利率连续上升并保持在高位,经济却连续五个季度停滞不前。当各国中央银行面临由通胀高企、产出下降所带来的剧烈震荡时,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次,与过去类似的情况相比,抑制通胀的成本在可控范围内。

鉴于通胀冲击的严重性,我们还是不能确保经济实现“软着陆”。如果我们看看1970年以来的历史利率周期就可以发现,若主要国家(地区)的中央银行在能源价格很高的时候上调利率,那么所付出的经济代价通常相当昂贵。在避免经济衰退或就业严重恶化的成功“软着陆”中,只有大约15%的“软着陆”是在能源价格受到冲击后实现的。

但截至目前,本次周期并没有遵循过去的模式——通胀峰值远高于之前的“软着陆”时期,但下降速度也更快;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之前的“软着陆”范围内,不过已经接近底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异常温和,尽管GDP增速放缓,但就业人数仍在增长,自2022年末以来新增就业260万人。欧元区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在之前主要经济体“软着陆”时的范围内。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本身就反映出欧元区所遭受的混合冲击非同寻常,劳动力短缺导致企业囤积更多劳动力,而更高的利润和更低的实际工资也为企业的这种做法大开方便之门。经济增长放缓通常会导致失业风险上升和需求下降,但在此次周期中,经济增长、就业状况和需求三者并没有出现同样程度的恶化。

目前看来,通胀未来的走势仍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利润、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变,以及经济是否会受到新的供给冲击等方面。我们需要花时间来收集足够的数据,以确认超出目标的通胀风险已经过去,但也需要注意到,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不确定。我们会依据数据通过会商来作出决策。

我们目前的决策成功地稳定了通胀预期,预计2025年下半年通胀率将恢复到2%。尽管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和工人一直在努力保住他们的利润和收入(为抑制通胀带来压力),但我们2%的通胀目标依然值得信赖,并且将继续锚定通胀进程。这彰显了过去30年间中央银行以价格稳定和中央银行独立性为重点的政策框架的价值所在。为了全体欧洲人的利益,我们不会放弃将通胀率降回锚定目标的承诺。正如已故球员兼主教练博比·罗布森爵士所说的,“前90分钟是最重要的”。同样,不到比赛获胜——通胀率回到2%,我们不会有任何懈怠。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李晓明:人民币外汇市场2024年上半年回顾与展望

编者按

2024年上半年,全球通胀高位回落,但仍具有较强黏性主要经济体央行总体上保持着高利率、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国内经济动能持续修复,我国央行采取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金融支持。在此背景下,国内银行间市场交易量保持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产品和交易机制创新持续深化,服务质效进一步提升;各子市场继续保持活跃态势、各具特点,充分体现了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本期中,本刊组织专题,对2024年上半年银行间外汇、货币、债券、汇率和利率衍生品市场的运行特征及其成因作全面回顾,并展望其下半年走势前景,供读者参考。

2024年上半年,人民币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在美元指数震荡走强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温和贬值,对一篮子货币稳中有升,在全球主要货币中表现相对坚挺。展望下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望增强,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一、上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

2024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大致在7.10~7.27区间,走势呈现双向波动、基本稳定的特点。1—4月份,美元指数走高,人民币汇率保持温和贬值节奏。4月末至5月初,随着内外部环境积极变化,人民币汇率录得反弹。6月份,人民币在季节性购汇因素下承压,即期汇率的日波幅一度逼近2%的浮动区间下限。截至6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年内走贬2.32%,不过跌幅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较小,表现优于同期的韩元(-7.10%)、泰铢(-7.27%)、印尼卢比(-6.25%)、越南盾(-4.69%)、新加坡元(-2.71%)等亚洲新兴市场货币,以及日元(-12.08%)、欧元(-3.15%)、瑞郎(-6.20%)、加元(-3.32%)、新西兰元(-3.70%)等G10货币。上半年,三大人民币汇率指数稳中有升,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由2023年底(12月29日)的97.42上升至2024年6月底(6月28日)的100.04,BIS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由102.42上升至106.27,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由93.23上升至94.68。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窄幅波动、偏强运行,较好地稳定了外汇市场预期。离岸人民币汇率在多数时间弱于在岸市场,近期境内外价差有所收敛。

二、人民币汇率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一)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但同时仍面临一定挑战

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一季度GDP增长5.3%。近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都上调了对中国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人民币汇率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外贸方面,1—5月份,我国出口保持较强韧性,实现贸易顺差3372.10亿美元,同比增长1.8%。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7%,尤其是5月出口增速再超预期达到7.6%,其中对东盟、拉美等市场出口增速进一步提升。此外,5月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3.6%,自2022年8月以来首次转正。制造业方面,外贸强劲叠加政策积极托举,带动1—5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6%,新质生产力相关的高技术产业投资继续维持较高增速。5月财新制造业PMI为51.7,较上月环比提升0.3个百分点,为2022年7月以来最高,反映制造业尤其是东部沿海中小型民营企业良好的复苏态势。前5个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138.4万辆和1149.6万辆,同比增长6.5%和8.3%。基建方面,1—5月广义基建投资同比增长6.7%,其中清洁电力、铁路、航空和水利投资增幅分别达到32.9%、21.6%、20.1%和18.5%。5月份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地方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预计将进一步支持基建投资。消费方面,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其中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增速达到7.9%。同时,线上消费发展势头较好,前5个月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2.4%。近几个月的CPI数据稳中有升,PPI环比增速近7个月来首次转正。

相较于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诸多亮点,房地产市场整体尚未出现明显回暖。房地产开发方面,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屋施工面积、房屋新开工面积、房屋竣工面积以及房企到位资金等指标同比均出现较大降幅,5月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2.01,继续偏弱运行。商品房销售方面,前5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下滑逾两成,多数大中城市新建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下跌。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方向。5月17日,央行等多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以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6月20日,住建部表示,各地要推动县级以上城市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伴随有关部门和地区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市场情绪有所提振,人民币汇率受此利好几度走强,但行情都偏短。鉴于政策出台落地时间尚短,相关政策效果在5月楼市数据中体现得尚不明显,需要更多时间以进一步释放政策效应。

(二)外汇市场运行稳健,跨境资金流动趋向均衡

1—5月份,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延续了去年7月以来的逆差态势,不过近期外汇市场呈现出了诸多积极变化,银行结售汇逆差边际改善。5月份,银行结售汇差额由上月668.51亿美元大幅收窄至273.96亿美元,市场交易理性有序。其中,即期结售汇逆差由上月380.32亿美元减少至159.49亿美元,尤其货物贸易从上月逆差22.53亿美元转变为顺差194.87亿美元,而服务贸易结售汇逆差亦由上月223.94亿美元收窄至165.03亿美元。此外,5月银行代客远期结汇签约额环比增加17.83亿美元,远期购汇签约额环比减少38.55亿美元,反映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预期改善。

1—2月份,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保持顺差状态,2月的顺差规模达到120.62亿美元。3月份以来,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转为逆差,境内外人民币利差等因素加大了人民币净流出规模。近期跨境资金流动有所企稳,5月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由上月381.79亿美元大幅收窄至2.53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收付款逆差由4月345.81亿美元下降至113.46亿美元,而外币收付款更是由4月逆差35.98亿美元转变为顺差110.93亿美元。货物贸易跨境资金净流入保持较快增长,5月货物贸易收付款顺差由上月245.07亿美元进一步增长至431.66亿美元,创去年7月份以来新高,继续发挥支柱性作用。同时,外资配置境内人民币资产意愿总体向好,5月证券投资收付款顺差由上月23.94亿美元提升至150.65亿美元,为去年2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此外,5月服务贸易、直接投资等项目涉外收付款逆差额环比均稳步下降,支持我国跨境资金流动重塑均衡态势。

(三)外部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上升

上半年美元指数由年初低位震荡反弹至106上方,市场预期在美联储“快速降息”与“还要加息”之间反复调整,美元利率未见趋势性走低。从对美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服务业数据来看,美国4月ISM服务业PMI为49.4,预期52,前值51.4,这是2022年12月以来第一次降到50以下。不过,美国5月服务业PMI又大幅回升至53.8,重回枯荣线上方,亦高于预期50.8,市场情绪再度反转。劳动力市场方面,职位空缺、失业率等多个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出现转冷迹象,然而新增非农就业又多次超预期走强。例如,美国5月份的失业率抬升至4.0%,为2022年1月以来高点;而当月新增非农就业272万,大幅超过预期18.5万。类似的就业数据矛盾在今年2月份也曾经出现,可能与移民、兼职以及统计方法等因素有关。通胀方面,近几个月来,美国CPI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所回落,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4月核心CPI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3.6%,5月核心CPI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4%,增速降至三年多来的最低,不过仍然未到美联储采取降息的程度。5月14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讲话中指出,美联储采取的下一步行动不太可能是加息,更有可能维持政策利率不变。5月21日,美联储理事、下任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沃勒认为,还需要再观察几个月通胀数据,然后才能“放心地支持放松货币政策立场”。美联储高官的鹰派态度,支持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维持在较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美利差倒挂幅度维持在近年来最高位,并且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率总体都处于较低水平,“高利差+低波动”的组合使得以人民币为融资货币的套息交易成为低风险高收益的交易策略,对境内外各类市场主体具有很大吸引力,令人民币汇率短期内面临一定贬值压力。

今年以来,日元、欧元、瑞郎、加元、英镑、瑞典克朗等货币对美元呈现不同程度的贬值态势,推动美元指数进一步走强,并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外溢影响。日元方面,由于日本央行退出宽松货币政策进程缓慢,以及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启动时间点和总体幅度的研判不断延后,日元在套息交易下易贬难涨,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中枢持续上抬,击破160关口。日本央行多次入市干预以支撑汇率,根据日本财务省数据,4月26日5月29日,日本当局外汇干预操作总额约9.8万亿日元。欧元方面,今年年初,欧洲通胀压力出现明显缓解,带动市场对欧央行降息的预期升温,欧美货币政策预期分化令欧元汇率在1—4月震荡走低至1.06附近。进入4月中旬,欧洲综合PMI等指标改善(主要由服务业驱动),经济复苏信号提振市场情绪,支持欧元反弹。6月初,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强势,反映民众对近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社会、移民等问题不满。其中,德国选择党赢得了德国96席中的15席,成为德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二大党。在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赢得了法国81席中的25席,而马克龙所在的复兴党仅有12席。勒庞曾在2012年、2017年和2022年竞选法国总统,三次大选的民意支持率逐次提升。马克龙为应对执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挫败以及国内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举行选举,政治不确定性致使近期欧洲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此外,乌克兰危机至今未见缓和迹象,加沙地区冲突波及至周边尤其是红海航线,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总体上利空欧元。

三、下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展望

展望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多空交织。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形势,人民币外汇市场有基础有条件保持健康有序运行。

(一)宏观经济基本面更加坚实

我国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下半年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将进一步增强。需要关注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的消极影响,以及居民消费等内需复苏的持续性。房地产方面,当前正处于政策推进落地的过程中,相关政策效果以及对后续政策加码力度的期待,成为市场关注和博弈的焦点。高频数据显示近期上海新房和二手房出现回暖迹象,多个新房楼盘认购率超过100%,时隔数月重新触发“积分制”。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6月1日6月16日上海二手房网签达到13381套,环比上月同期增长82%。以上海为代表的核心城市楼市企稳,有利于带动更为广泛的一二线城市景气复苏。6月26日,北京发布购房新政,包括首套房首付比例下调至最低20%、下调房贷利率下限、多子女家庭购买二套房视为“首套”等政策措施。下半年,我国房地产与非房地产领域分化修复格局有望积极收敛。

(二)外汇市场运行更加具有韧性

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建设有序推进,市场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市场管理日臻完善,市场主体愈发成熟。下半年,人民币外汇市场可能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波动率低位回升。以1个月期限为例,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的历史波动率逼近2015年以来最低位。在市场交易推动下,人民币波动率向中枢回归的力量逐渐积累,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或将有所加大,亦有助于抑制套息交易。二是中间价与即期汇率收敛。上半年,中间价作为即期汇率的牵引,对于熨平市场异动、避免羊群效应具有积极意义。近期,中间价持续温和贬值并创7个半月新低,反映监管层正在稳步释放压力,并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三是季节性因素逐步消退。每年6—8月份,在中资企业海外上市分红派息、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居民暑期出境旅游等季节性购汇需求推动下,人民币往往呈现阶段性贬值行情。季节性购汇结束后,预计四季度人民币汇率将小幅走强。

(三)应对外部冲击经验更加丰富

下半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美国方面,美联储年内1~2次降息可能难以彻底扭转美元阶段性强势表现,尤其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或将赋予美国经济较强韧性。美国总统大选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特朗普若再次当选并执行“美国优先”政策,可能带来更为剧烈的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竞争。欧洲方面,伴随冯德莱恩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以及多国极右翼政党崛起获得更多政治影响力,部分欧洲政客可能消极调整对华政策以迎合亲美势力与民粹主义。“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光明”,“去风险”“反补贴税”等政治操弄无助于解决欧洲制造业竞争力相对衰落的核心问题,易跌难涨的欧元将进一步加剧美元强势。日本方面,6月2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日本列入“汇率操纵监测名单”,掣肘日本当局干预外汇市场维护日元汇率稳定。在今年陆家嘴论坛上,潘功胜行长表示,“我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将强化预期引导,坚决防范汇率超调。”朱鹤新副行长提出,“将继续高度关注外部环境变化,进一步充实用好政策工具箱,防范人民币汇率超调和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总的来看,我国监管部门拥有充足的稳汇率工具,伴随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好转,下半年人民币外汇市场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可保持基本稳定,汇率弹性有望进一步增强。

交通银行金融市场部 李晓明

徐也晴:中西部省会城市劳动力市场更易受AI影响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对就业产生潜在影响已成共识。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AI大模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潜在影响研究:2024》(以下简称“研究”)显示,部分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更易受AI大模型影响。研究提出,这是因为分析了主要城市的“大语言模型影响指数”和“人工智能发展指数”。

“大语言模型影响指数”指某一类工作岗位受大语言模型影响的程度。数据显示,2024年,编辑/翻译、客服/运营、销售/商务拓展、金融/保险服务、市场/品牌/公关的“大语言模型影响指数”位列前五,而生活服务、物流/采购/供应链、生产制造的指数最低。即大语言模型对白领岗位影响较大,对蓝领岗位影响较小。

而“人工智能发展指数”,指的是对各城市产业基础(人工智能职位数在全国占比)、技术创新(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数量)、人才供给(人工智能求职人数在全国占比)、人才培养(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院校数量)等4个维度进行评估。综合来看,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武汉、苏州和西安等城市位列前十名。

通过比较上述两个指数的排名,研究发现,成都、郑州、西安等地的“大语言模型影响指数”排名高于其“人工智能发展指数”排名。也就是说,虽然上述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较好,但更多承接的是企业的销售、运营相关的岗位,因此劳动力市场更易受到大模型影响。而苏州的“人工智能发展指数”虽然和上述城市的排名相近,但制造业相对更发达,生产制造、物流/采购/供应链类等不易受大模型影响的岗位更多。因此,研究建议相对制造业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服务业比重较高的一些中西部省会城市,更需要注意大模型技术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AI技术的迅速发展,相关人才的招聘需求发生了量的变化。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大模型、自动驾驶相关岗位招聘需求增加,自然语言处理岗位量翻倍,且该岗位的薪资也同比增加11%。虽然自然语言处理岗位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但研究也特别提到,该岗位对于学历和工作经验的要求也在提高,同时还要具备编程语言、机器学习框架、神经网络等必备技能。   

川观智库研究员 徐也晴

肖宇:全球央行降息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

9月20日,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继续延续了自今年夏天以来的强劲走势,日内涨幅超300基点,持续逼近7.0大关。

在美国通胀形势基本好转,就业和经济增长压力与日俱增的大背景下,美联储降息大幕正式拉开。当地时间9月18日,美联储官宣降息,幅度50个基点。并且从点阵图来看,到年底之前,美联储预计还会有50个基点降息,明年全年还将会择时降息100个基点。

由于美联储已经多次暗示降息将至,所以此次降息交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提前消化。一个例证就是,降息代表着货币政策走向宽松,这对资本市场是明显的利好。但在降息消息公布当日,美国国内资本市场反应不大,美国三大股指竟然还以微跌收盘。此外,值得关注的是美债收益率曲线随即走高,其中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差更是创下2年多以来最大值,大宗商品波动趋势明显,这反映出市场的避险情绪依旧浓厚。

虽然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预期尚待证实,但在外汇市场,随着美联储降息靴子落地,非美货币皆强势升水。在50个基点的降息公布之后,英镑对美元随即短线走高80基点、欧元对美元走高50基点。美元在与日元保持着巨大息差优势情况下,仍然一度下挫超100基点。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也继续延续了自今年夏天以来的强劲走势。

当然,分析人民币汇率,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变量,是一篮子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走向。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2023年12月29日最新公布的货币篮子,当前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中,美元的比重是19.46%、欧元是18.079%、韩元是9.045%、日元是8.963%、澳元是5.478%。所以除了美联储之外,欧元等一揽子货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动向也值得关注,毕竟息差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重要因素。

而在此之前,除日本央行逆势加息外,全球央行已经掀起了一波降息潮。继今年6月欧洲央行宣布将三大利率下调25个基点之后,英国央行也在7月最后一天宣布跟进同样幅度的降息。进入8月,新西兰央行、菲律宾央行皆先后官宣降息。截至目前,欧洲央行已经进行了两轮降息,降息次数最多的是加拿大央行,今年以来已连续降息三次。韩国央行和澳洲联储虽然已多次按兵不动,但有望分别在今年10月和明年2月开启首轮降息。

考虑到当前一篮子货币国家与中国的息差,这引发了市场对人民币接下来可能会步入升值通道的强烈预期。给出这一判断的主要原因无非有三。其一,从宏观层面来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人民币在汇率上给予支撑,毕竟只有币值保持稳定并小幅升值,才会增加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吸引力;其二,从微观机制来看,随着美联储降息路径日趋明确,美元短期走弱格局已成既定事实,这会反过来刺激非美货币被动升值,因为仅就结售汇而言,随着美联储降息,出口商更愿意将手中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这会进一步助推人民币升值;其三,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次美联储降息都会降低非美货币的汇率压力,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开始扩大,利好这些国家的股市和债市。

理论上这些判断并无不妥,但汇率问题历来异常复杂,高频交易的特征,决定了汇率极其容易受到微小风险事件的冲击,所以据此认为人民币已经步入升值通道的观点,可能还有待商榷。甚至当前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是,随着一篮子货币国家纷纷步入降息通道,国内的货币政策是否还有进一步宽松的必要?

毕竟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人民币的过快升值于出口不利,我国作为全球工厂和区域性的全球价值链中心,过快幅度的升值和贬值都会对出口带来冲击。所以,全球央行降息潮的来临,其实是对我们稳汇率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一篮子货币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给人民币币值稳定带来的扰动压力。

整体来看,受美联储2022年3月开始激进式加息影响,人民币对美元在走过了近两年的贬值周期后,当前的升值更大可能是对前期调整的技术性纠偏。但若综合权衡经济增长的需求,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的可能性并不大,7.0左右的关口或是一个关键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肖宇

董希淼:美联储超预期大幅度降息利好金融市场

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降至4.75%至5.00%之间。这是美联储自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美联储此次降息时间点符合预期,降息幅度超过预期,降息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影响偏正面。此次降息或将意味着美国开启降息周期,我国货币政策调整优化的空间将有所增大。

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启动一轮激进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加至5.25%~5.5%,并从2023年7月维持至今。因此,一年多来,美联储降息时间和降息幅度备受全球高度关注。当地时间8月23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对降息释放出明确信号——“是时候调整政策了”。因此,美联储在9月降息成为市场共识。但就降息幅度是2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市场分歧较大。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低于预期而通胀数据符合预期,是促使美联储“高位降息”的主要原因。

美元是全球主要货币,美国货币政策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直接且重大影响。当下的高利率对经济产生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降息或将减缓美国经济下滑速度,进而有利于全球经济稳步复苏。美联储降息后,将引发美元指数走弱,全球资本或将重返新兴市场,有望对新兴市场注入流动性。去年以来国际黄金价格持续走高,原因之一在于美国降息预期。此次美联储降息之后,随着美元指数走弱,黄金价格或将维持在高位。

尽管此前市场对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升温,但25个基点是美联储降息或加息的标准幅度,此次降息50个基点超出市场预期,因此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将较为显著。不过,总体上市场对降息的预期和计价也已经较为充分,因此降息落地后,不会引发全球金融环境过快迈向宽松。从趋势看,此次降息或将开启美国新一轮降息周期,预计年内降息2~3次左右,累计降息幅度在100~125个基点。

美联储降息将导致持有美元资产或与国际市场有紧密联系的中国企业面临一些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美联储降息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增加,令企业面临更大的外汇和汇率风险;另一方面,降息带来的汇率变动会利好进口企业,美元贬值也可能会导致资本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中国企业有望获得更多投资机会,并降低企业外债成本。因此,建议企业把握这一轮降息周期机会,在做好风险管理的前提下,可适当优化进出口、投融资和债务管理的策略。

美联储降息后,美元很可能会贬值,人民币则相对升值。受人民币购买力提升等影响,国内居民前往海外留学、旅游、消费、投资的成本将有所降低。但对投资来说,美联储降息的影响更为复杂,虽然降息对全球资本市场有望带来利好,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但投资者仍需警惕潜在的投资风险。一段时间来,由于美元存款利率高企,美元存款及挂钩美元利率的理财产品受到投资者热捧。随着美国步入降息周期,商业银行将下调美元存款利率,美元理财产品投资价值或将相应下降。这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

9月18日,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7.0870元,调升了160个基点。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美元的走势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影响深远,美联储降息靴子落地,美元利率预期走低,直接推动人民币升值。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有望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对于外贸来说,人民币升值对依赖于进口原材料的行业将具有积极影响,如航运、化纤等行业将在成本上更具优势。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上升,进而对出口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对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而言,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主动利用外汇避险产品与工具,做好汇率风险管理。金融管理部门应大力培育发展外汇市场,丰富外汇避险产品,引导中小微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

总体而言,美联储降息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但货币政策调整仍然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约束。美联储降息之后,中美货币政策周期错位将逐步改善,中美利差倒挂的幅度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如果美国进入降息周期,我国货币政策外部约束减少,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和力度将增大。但市场对利率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不可抱有过高期待。目前,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调降都面临多方面约束。而且,无论是企业贷款利率还是个人住房贷款利率,都已经处于历史低位。综合考虑内部需要和外部变化,年内人民银行将可能实施全面降准0.25~0.50个百分点,降低政策利率10~15个基点,推动LPR同步下行,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董希淼

何德旭:引金融活水支持保障房建设

保障性住房是我国住房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国民经济的血脉,对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同于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本身具有保本微利等特殊的惠民属性,因此,无论是新建还是存量改造,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都需要长周期、低成本、可持续的资金支持。除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更需要运用金融手段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近年来已从多个方面探索、拓展相应的渠道和路径。

今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按照贷款本金的60%发放,利率1.75%。后续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而此前,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抵押补充贷款以来,已投放5000亿元支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这一贷款的期限最长可达5年,且成本较低,能够较好适配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需求。截至2024年5月27日,国家开发银行已发放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8.19亿元,支持新建保障性住房超过3100套。截至4月末,农发行对接保障性住房项目15个,审批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2.04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应以市场配置为主”,并支持企业和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依法依规批量购买存量闲置房屋用作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随后,各大商业银行加大力度,建立包含住房租赁开发建设贷款、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款、住房租赁经营性贷款等在内的覆盖租赁住房项目全周期的住房租赁信贷产品体系,并制定了配套管理办法,降低准入门槛、优化审批流程。

不过,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当前发生重大变化,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需求仍难以得到满足。需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模式,按照“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在加大财政投入、健全政策优惠和激励机制前提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多主体、多渠道的保障性住房金融支持体系,提高投资、融资和运营等环节资金利用效率。

一是鼓励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提供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加大信贷资源投入,实行专款专用、封闭管理,为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提供多元化、多层次、全周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合理满足项目融资需求。一方面,继续用好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加大力度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另一方面,支持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筹集资金专门用于增加住房租赁开发建设贷款、团体购房贷款和经营性贷款的投放;鼓励商业银行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业园区等各类主体依法合规新建、改建长期租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开发建设贷款。此外,坚持在保本微利原则基础上,加大商业银行支持力度,提高中长期贷款占比,与政策性、开发性银行一起形成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中长期资金体系。

二是鼓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符合自身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的前提下,持续深化政银合作,强化保障性住房信贷资源保障,开展项目尽职调查及评审,严格落实账户监管等措施,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封闭管理。

三是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丰富创新保障性住房建设长期投融资工具。建议优化债券发行流程,支持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开展融资,满足其长期限、大规模资金需求。基于保障性租赁住房长期持有、获取稳定租金回报等特性,可考虑推出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项目,将缺乏流动性的重资产转化为流动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可公开上市交易的REITs基金份额,并引入权益类资金为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提供市场化融资支持。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充分发挥保险资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长期资金融资便利。

四是探索特别国债长期资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有效方式。超长期特别国债已连续发行几年,可尝试将符合条件的保障性住房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此外,在确保贷款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利用住房公积金发放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何德旭

孙长忠:降息对美国经济影响几何?

美联储9月17日至18日召开议息会议,决定降息50个基点。降息决策符合市场预期,降息幅度超过部分市场预期。会议声明、经济预测特别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新闻发布会内容表明,此次降息主要是预防性的。鲍威尔说,目前经济增长稳健,就业状况良好,没有衰退迹象,通胀虽高于2%,但持续下降,有极大信心实现目标,降息50个基点是为了将目前态势保持下去,防止就业恶化。

鲍威尔强调,美联储决策不考虑政治因素,与政治因素无关,也强调了保持央行独立的重要性(今年以来已多次强调)。但美联储决策却直接影响经济,而经济又会影响大选和政治。本文主要分析此次降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一般来说,正如加息会增加借款成本,减少货币供应,进而减缓经济增长;降息则相反,会降低借款成本,增加货币供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不同背景下,降息对经济的影响又有不同,具体传导机制和细节是复杂的,经济反应也是滞后和多变的。米尔顿·弗里德曼1959年在美国国会演讲中将美联储的政策变化比喻为“你现在打开的水龙头,要到6个月、9个月、12个月、16个月后才开始运行”。历史上,当美联储开始降息时,通常经济已经出现衰退或者面临较大风险,但这次显然不是。

直到今年早些时候还是鲍威尔高级特殊顾问的Jon Faust说:“我们没有多少在经济健康时降息的案例,没有出现严重的困难迹象。”因此这次降息可能引发非典型的经济反应。比如,由于经济没有衰退,就业没有恶化,人们并不担心失去工作,降息将会迅速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股票及其他资产价格看起来涨势仍较好,降息未必能增加额外的上涨动力。事实上,本次议息会议特别是鲍威尔新闻发布会后,股市是先涨后跌,最终是收跌的。

美联储没有权力决定所有利率。其政策工具是降低银行间隔夜贷款利率,银行进而降低作为信用卡及其他贷款关键参考的基础贷款利率,长期利率也随之趋向下降,而长期利率又影响抵押贷款利率。

在目前利率水平下,即使本次降息,利率可能仍然是限制性的。亚特兰大联储的模型显示,既不刺激也不减缓经济的利率,即“中性利率”或“自然利率”,介于3.5%和4.8%之间。即便如此,降息也会让贷款者有所改善。信用卡利率密切追踪美联储设定的隔夜贷款利率,会因此略有下降,使用浮动利率贷款的小企业也将节省利息支付。美联储设定的是短期利率,对长期利率最重要的是投资者对美联储未来行动的想法。降息的效应通常在降息甚至尚未开始之前就显示出来。这主要体现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下降到3.65%(鲍威尔新闻发布会后最终上升至3.70%),比4月下降了整整一个百分点,而去年10月则为更高的5%;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极大影响抵押贷款利率。根据房地美数据,30年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已经从5月初的7.22%下降到6.20%。

受此影响,7月美国成屋和新屋销售时隔5个月后再度回暖,成屋销售5个月来首次正增长,具有领先性的新屋销售7月也环比增长10%。再融资需求随着按揭利率下行也已经回暖。房价高涨使得很多初次购房者难以入场。最近几周,反映购房活跃程度的领先指标——以购房为目的的抵押贷款新申请再次增加了。一些分析师认为,如果这个利率降至6%以下,或者5.5%,购房需求还会上升。

另一个可能得到提振的领域是企业设备投资。能够利用企业债市场的大企业贷款成本已经有所下降,很多依靠信用卡贷款的小企业贷款成本依然较高,但也将随着降息而减少。从降息传导到企业设备投资增长加速通常需要一段时间,但近年来美国企业设备投资处于较低水平,增长空间较大。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经通胀调整后,2019年底以来该项投资只增长了5.3%,而同期整个GDP增长了9.4%。其实不少企业需要更新设备,但都在等降息,预计降息后会有反弹。此外,降息会降低美元汇率,降低美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增加其出口竞争力。当然其他央行也会降息,比如欧洲央行已经降息,会对此有所抵消,但降息也会减少相对不利态势。降息也会抬升投票等资产价格,有利于企业融资和扩大经营,也有利于拥有股票的居民因财富增加而增加消费,即财富效应。

总而言之,利率水平重要,利率变动的方向更重要。降息25还是50个基点,实质性差别并不大。只要企业和家庭对降息有预期,相信还有更多降息,对改善抱有希望,可能就会使衰退更加遥远。

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员 孙长忠

郭迎锋:推动增量政策尽快落地,进一步实现稳增长目标

近日,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8月经济、金融运行数据。其中,生产端出现工业生产下滑、服务业生产回落的特征。8月工业增加值增长4.5%,较7月放缓0.6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也开始回落,8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4.6%,较7月放缓0.2个百分点。8月工业产销率96.6%,同比下降了0.8个百分点,反映出工业面临的需求整体偏弱的局面。鉴于GDP的季度核算口径为生产法,如果三季度GDP增速低于二季度,四季度的稳增长紧迫性又进一步提高。

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生产端数据有所偏弱的主要因素。消费方面,8月我国居民消费增速持续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比7月回落0.6个百分点。投资方面,8月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2.0%,略高于7月的1.9%;但民间投资1~8月的累计同比放缓至-0.2%。基建(不含电力)和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处于回落态势,8月分别为1.2%和8.0%,较7月回落了0.8和0.3个百分点。同时积极因素也在释放,在前期政策发力的背景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跌幅已持续收窄,8月为-10.2%,比7月跌幅收窄0.6个百分点;另外,8月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增速的跌幅也收窄。

综合以上分析,8月经济金融运行数据基本延续了7月走势,同时一些变化趋势需要引起重视。一是生产数据边际放缓,主要是受到了需求不足的影响,一些企业开始出现压降供给的策略。二是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跌幅持续扩大。下游需求不足正在对上游供应链形成反制,8月制造业PMI连续第4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三是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城镇居民(相对农村居民)和一线城市住户的消费需求有待提振。四是M2与M1增速剪刀差持续走阔。8月末M2和M1增速的“剪刀差”为13.6%,继续处于历史高位;尤其是M1同比增速-7.3%,再创历史新低。

以上这些变化均集中指向了我国当前内需方面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如何推动增量政策的尽快落地,是当下稳增长,实现我国全年5.0%增长目标的主要发力点。

在促进投资的增量政策领域,主要用好财政政策。一是需要进一步提升设备更新对投资的拉动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会,前8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6.8%,对投资增长贡献率达到64.2%,在7月底相关部门发布《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应进一步推动省市出台配套政策,推动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二是考虑上调赤字,加快发行专项债、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一方面,促进基建投资的提高,尤其是加大对新基建、新质生产力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在项目上,需要加大从资金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进度,优先支持成熟度高的项目。

在货币政策领域,需要加快、加大政策工具的出台,提升市场预期,抵挡通缩压力。一是考虑继续降准降息。降准是必然选项,四季度是我国MLF到期高峰期,要通过降准对冲流动性缺口;推动降息降低借贷成本,也要尽快启动,随着美联储9月大概率降息,外围市场的宽松环境也打消了我国“稳汇率”的掣肘。二是考虑进一步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这项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高。因为目前我国存量房贷的加权平均利率4.27%,较新增房贷加权平均利率3.45%有82个BP的较大差距,一方面向市场释放积极的货币政策信号,进一步引导房地产投资与销售同比增速跌幅持续收窄;另一方面,提升居民消费预期,有效缓解居民负担,提振消费意愿和信心。

另外,通过稳就业、稳资本市场和稳房地产市场,妥善解决好就业、收入和消费的三角关系,既是完善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也是当下实现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与良性循环的常抓不懈的工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郭迎锋

王一鸣: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为何至关重要?

要聚焦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推进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数字经济是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于一体的新经济形态,是新质生产力中创新最活跃、影响最广泛的领域。”2024年9月5日,在2024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智能制造与智慧能源专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如此表示。

“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超过1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左右。当前,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智慧能源等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王一鸣概述了数字经济发展新进展。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王一鸣表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弱并转为负的贡献。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调,压降资本积累速度,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上升。根据信通院的数据,2019年至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43.2%。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贡献占比超过五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2.5%。

王一鸣强调,“数字经济渗透性增强,正在有效克服‘索罗悖论’,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索洛悖论”提出的时间大致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彼时计算机的使用日益普及,然而从统计数据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却出现了下降。但有学者在随后的研究中指出,在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可见,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对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同样,随着人工智能兴起和向各领域的广泛渗透,也会扭转近年来生产率放缓的局面,显现出对生产率的推升作用。

王一鸣介绍,数字技术作为新型通用技术,重塑产业生态,已经显现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具有高流动性、低复制成本和报酬递增的特征,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和利益保护制度,对于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王一鸣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数字化转型新引擎,数智化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产业生态加快构建,数字技术加快赋能智慧能源和绿色能源。可以说,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行领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领域。

王一鸣建议,加强数字技术的基础研发能力,加快突破端边云计算、工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持续推进高端芯片、智能传感、基础软件等领域迭代创新应用,推动行业企业、平台企业、数字服务企业跨界创新。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基础材料等中间品创新,解决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以前瞻性基础研究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此外,王一鸣建议,要聚焦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推进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引擎。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下一代互联网、6G等未来产业,鼓励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探索、同台竞争,开辟新质生产力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王一鸣表示,中国传统产业规模大、行业分布广,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0%左右。要鼓励和支持链主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融入数字化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体效率和竞争力。加快人工智能等推广应用,推动智能制造单位、智能产线、智能车间建设,实现全要素全环节的动态感知、互联互通、数据集成和智能管控,加快构建智能制造生态。

王一鸣建议,还要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布局卫星通信网络等新型网络,推动5G商用和规模化应用,前瞻布局6G技术研发,加快大数据、大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云网协同发展,建设可靠、灵活、安全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提供强大基础设施支撑。

记者 邹碧颖

李子文:“以旧换新”还有多少路要走

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国内需求、巩固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务实举措。自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来,各地根据发展实际推出了一系列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政策,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积极进展。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以及汽车、家电、电动自行车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的政策文件,明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不仅扩大了以旧换新政策补贴范围,大幅度提升部分消费品补贴标准,而且进一步增加了政策“含金量”。在中央和地方补贴政策叠加支持下,消费品以旧换新总体上取得较显著的成效。1—7月,限额以上单位家电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高于去年同期2.3个百分点。截至8月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已经收到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超过80万份。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尚存在诸多堵点难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加剧,扰乱消费者预期和决策。一些行业领域如汽车、空调、冰箱等通过直接降价、增配减价、限时补贴等形式促进消费,频繁的价格战导致消费者形成降价预期,“换购”意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废旧消费品回收利用不够规范,带来较大安全风险。新能源汽车、家电、电动自行车等废旧消费品的回收、拆解、处理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和安全要求,如新能源汽车用三元锂电池和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均包含钴、镍、锰等金属元素和电解液等有机溶剂,废弃家电中含有铅玻璃、阻燃剂等物资,一旦因拆解不当进入自然环境,就会造成严重的水、大气和土壤污染,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三是二手消费品价值评估难度较大,消费者“卖旧买新”意愿不足。从实际情况看,二手消费品的价值评估存在严重的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些消费者对废旧消费品的真实市场价值不了解,对回收的流程手续不清楚,对回收企业的估值结果和回收价格不认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二手消费品的估值标准不完善,以汽车行业为例,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等标准,但对二手新能源汽车、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等质量检测和鉴定评估还缺乏可行、可信、权威的标准细则,导致二手车估值体系相对混乱、交易市场欺诈问题时有出现,影响消费者参与以旧换新的决策。四是政策支持力度和触达速度还有待提升。国家已经明显加大了以旧换新政策支持力度,但部分地方出台配套支持政策力度不足、速度偏慢,政策宣讲解读不及时不到位,消费者对补贴额度、申请流程、门槛条件等的知晓度不够,无疑会影响以旧换新的工作进度和实际成效。

以旧换新是一项从生产端到消费端,再到回收端的全链条系统性工作,链条当中任何一环运行不畅,都会影响政策的实际效果。更好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要精准施策,让以旧换新“撬动”更大消费增量。

推动相关行业理性健康发展,稳定社会公众消费预期。引导汽车、家电等行业企业理性安排产销计划和投资决策,摒弃“随大流”“追热点”“堆配置”“杀价格”的“内卷式”竞争模式,跳出同质竞争困境,在产品技术、质量、服务、品牌力等方面下功夫,切实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性能质量和使用体验。规范行业领军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行为,坚决打击以次充好、减配降价等不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行为,为消费品以旧换新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完善废旧消费品回收处理和循环利用体系,打通以旧换新“最后一环”。引导电商平台、批零企业、商超卖场、物流企业与生产企业、回收企业合作对接,支持有资质的回收企业在街区、社区设立集中回收、储运网点,构建覆盖面广、服务便利的回收网络,推动废旧消费品闭环回收、合规处理。支持回收利用技术工艺创新应用,提升回收处理效率和废旧消费品循环利用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影响。加强回收企业资质管理,建立健全回收企业“白名单”制度,加大对回收企业奖补支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坚决查处违法回收废旧消费品行为,加大专项整治和监督检查力度。

完善二手消费品相关标准体系,规范二手交易市场秩序。聚焦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等重点消费品,加快研究推出规则统一、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价值评估标准以及规范交易流程,让消费者放心“卖旧”“买新”。支持社会资本、行业组织和地方政府联合搭建具有公信力的二手商品交易信息平台,完善在线评估、信息查询、“互联网+回收”等功能,实现商品使用信息、质量信息的透明化、共享化,降低交易成本。依法打击以次充好、非法中介等乱象,避免“问题”二手商品流入市场。

加大以旧换新支持力度,营造促进消费政策环境。定期评估以旧换新政策效果,适度新增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资金,扩大消费品覆盖范围,放宽补贴门槛,提升补贴额度和抵扣比例。推动各地尽快出台和落实针对具体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实施细则,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研究推出旧房装修、房屋局部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政策细则,创新使用消费券等政策工具。依托数字化平台大幅简化消费者参加以旧换新相关手续,通过新媒体平台和政策进街道、进社区等活动加大政策宣讲特别是补贴额度和申请流程宣传,充分调动消费者的换购意愿。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子文

国研分析
提振信心尽快扩大有效需求

2024年5月份,随着各项宏观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我国经济总体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积累,多数指标有所改善。5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7.5%、10.0%,增速分别快于整体工业1.9个和4.4个百分点。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升级活动持续活跃。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深入推进,2023年增发1万亿元国债项目加快建设,截至5月末,项目开工率已超过80%,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平稳运行。

同时,也要看到需求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巩固和提升经济增长的基础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必须高度重视需求收缩问题,尽快扩大有效需求。

需求收缩仍有继续发展趋势

今年以来,出口增速虽较上年有所提高,但仍保持在较低区间;投资增长高开后持续回落,消费增速较上年同期明显下降。总体看,需求仍存在一定收缩趋势。

今年以来,出口从上年同期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增速有所提高;但总体仍处于低位区间(见图1)。具体分析,上年基数低是同比增速提高的重要原因,剔除低基数因素,可以认为出口增速恢复有限。对于出口增长形势,既要看到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的巨大潜能,以及稳出口政策的综合效应;也要看到当前世界经济仍然低迷,国际贸易量增长缓慢;对抗因素增加,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出口能够实现一定的增长,已属不易。

今年以来,投资增长高开低走。第一季度投资同比增长4.5%,增速较上年同期明显提高;但4月份、5月份投资累计同比增速持续下降,如果考虑上年同期基数也是下降态势,则投资增长下降更为明显(见图2)。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速最高,达到9%以上;但4月份、5月份累计同比增长率持续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第一季度达到6.5%,1~5月份为5.7%,明显低于第一季度水平。房地产投资负增长幅度明显加大,第一季度同比增长-9.5%,1~5月份同比增长为-10.1%。进一步分析,由于企业面对需求不足压力,产品销售困难较大,其增加投资、改善和更新设备的愿望明显不足,这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回落的重要原因。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源于政府的推动,在投资项目回报不好、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等资金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减弱;这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房地产市场观望情绪仍然较重,主要因为年轻人对未来工作和收入可持续的信心不足,不敢使用银行按揭买房。受此影响,房地产销售形势仍不易好转,房地产投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今年以来,消费增速较上年明显降低(见图3)。具体分析,2023年是疫情防控措施放开的第一年,受防控措施限制的线下消费补偿性恢复明显;此外,2022年消费低增长,基数低的因素对同比增速亦有支持。这些因素是支持2023年消费同比增速明显提高的主要原因。2024年消费同比增速是以2023年为基期,线下消费补偿性增长的因素已不明显,此外基数也明显提高。因此,2024年消费同比增速下降应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等支持消费持续回升的因素,今年上半年较上年同期并未明显增强,因此消费增速持续回升尚缺少基础性力量。综合来看,消费保持低位增长的态势比较明显。

要高度重视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问题

经济增长过程也是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互为条件、矛盾运动的过程。与事物的运动过程相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平衡是无条件和绝对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运动过程,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这是决定市场形势变化的基础性力量。与供给运动比较,需求的形成和扩展更积极、更活跃。当生产经营活动全面活跃,各经济主体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时,需求会持续较快扩张,进而使市场主体信心不断增强,投资、消费预期不断改善,就会使需求更快扩张。需求若过度扩张最终会导致供不应求,导致经济总量失衡,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此时经济总量运动就处于比较严重的失衡状态,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整就需要及时介入。

通过收紧银根、控制财政开支等举措抑制需求的过快扩张,进而恢复经济总量平衡,消除经济过热状态。相反,当生产经营活动全面低迷,各经济主体收入增长缓慢,包括财政货币政策持续紧缩时,需求就会收缩。需求收缩会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更加低迷,经济主体收入增速进一步下降,也会表现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不断下降,投资和消费预期不断变差。这会使需求收缩进一步发展,使供大于求的总量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此时也应该通过宏观政策的及时介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政府投资的拉动等有效扩大需求,及时扭转信心和预期的持续下滑,尽快恢复供求总量的平衡,消除经济过冷状态。

应该认识到,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也经历了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速下行,2010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逆全球化潮流不断发展,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和问题,使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城镇化推进不平衡具体表现为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平衡,即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冷热不均——大城市拿地难、中小城市卖房难。受“两难”困境制约,房地产投资增速由2010年的33%持续降低。

由于房地产建设与制造业有普遍而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房地产滑坡使制造业相关订单持续大量减少,导致制造业企业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大幅下降,使制造业投资增速由2011年的30%持续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需求收缩具有自我加速机制。其内在逻辑是:需求收缩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进而导致各方面(企业、居民、政府)收入增速下降,使需求收缩进一步加重(此时不仅投资活动会减弱,消费活动亦会减弱)。当前,必须提振各方面信心,大力发挥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急需通过政府投资的有力拉动,切实扭转需求收缩态势。

着力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尽快有效扩大需求

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既然存在加速机制,那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依靠非市场力量,必须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关键性作用。同时,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更是如此。市场突出的是个别利益,是小我的自由竞争;而政府配置资源突出的是大我,是事关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公共产品及服务。这些公共产品及服务依靠市场调节发展不好,因为市场强调投资回报率,市场原则建设的项目,重点是投资资金的增值效果,因此这些项目的公益性特征都不突出。而政府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给全体人民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些项目所提供的公益性的使用价值是主要目标,而对项目的资金回报率,则放在次要位置。正因如此,当市场形势不好,项目投资回报率不高时,如果依靠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就能够有效地扩大需求,带动企业订单较快增长,带动企业生产和投资较快活跃,带动就业形势持续好转,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不断加快,最终促进消费需求持续回暖。这就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带动和放大效应,带动内需持续回升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强有力启动,需求收缩问题就会较快得到解决,企业订单就会明显增加,企业信心就会明显增强,预期就会明显好转,其生产投资活动就会明显活跃。由此就会带动就业形势不断好转,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带动消费需求持续回升。此时居民的消费预期、就业预期会持续好转。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相关工作,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作出全面安排和部署。要靠前发力有效落实已经确定的宏观政策,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及早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快两重项目建设步伐;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持续释放消费和投资潜力。我们要全面完整准确把握会议精神,大力抓好相关任务的贯彻落实,推动有效投资和可持续的消费不断活跃,持续较快增长,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

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从理论和历史经验看,金融既是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提升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需要从金融创新发展、资源创新配置、要素创新组合的角度推动金融体系功能的完善和发展思路的调整。

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政府工作首位。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要素均要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金融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工具,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上具有广阔的空间。

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地要求推动科技创新、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理论和历史经验看,金融既是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金融的基本功能看,金融本身即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构成要素。

一是金融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跨时间配置,联通现在和未来。金融通过契约的形式,保障资金供需双方的互惠共赢,鼓励当前的经济资源投资于未来最优前景的领域,有利于为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积蓄资源。

二是金融能够重新配置资本,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有效的金融体系会引导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领域,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如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流入高效率企业,银行贷款给盈利潜力较强的企业等。

三是金融能够分散风险,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经济运行发展过程总是伴有风险,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较传统生产力部门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金融一方面能够通过“募集资金、集中运用”的形式,将经济活动风险分散至风险承受能力相适配的投资人,另一方面通过保险功能将单一风险分散至更为广泛的市场空间。

四是金融能够实现知识共享。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汇总市场各类主体关于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观点和思想,形成客观共识,引导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五是金融能够拓展资源再配置的渠道和复杂程度,为经济活动的颠覆性创新和变革提供更多可能。金融提供了一系列越来越丰富的关于跨期契约条款的选择,紧密跟踪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并提供可落地实践的契约,为原创性、颠覆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可能性。

从金融发展史看,金融创新业态的出现总是能够与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新质生产力紧密结合。人类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总会产生与传统生产力相对应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相较传统生产力,需要创新的金融支持模式以及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方式。如中世纪的信托(用益制)通过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所构建的交易结构,有效规避了当时英国皇室所推行的土地保有制对私人处置财产的限制,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土地要素。16世纪初海上保险的出现为海上贸易风险的分散提供了有效工具。18世纪荷兰出现的公募基金将信托制度与集合投资计划结合,由受托人募集资金集合管理,盘活了部分社会存量资金,推动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扩张。17世纪60年代后现代商业银行的出现适应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兴起提供了大资金的支持。19世纪上半叶美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刺激了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而后者又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提供了广泛的融资支持。20世纪下半叶,现代创业投资体系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融资支持。

金融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一方面,金融科技能够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扩大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范围。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通过大数据模型汇总财政、税务等部门数据实现对客户精准画像,探索对企业科技要素的金融定价模式,推动知识产权及无形资产融资模式,降低服务成本,提高对科创类企业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金融创新的可实践性,为探索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供了更多可能。现代金融交易主要基于传统银行账户体系,同时伴随着信息流、资金流、实物流这三个基本要素。资金流是资金的汇划,信息流记录划款账户信息,实物流伴随着金融交易的合同中约定的抵质押物权属的转移。当前金融科技的发展正逐步改写传统金融交易的模式。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互联网金融账户、供应链融资服务平台账户等,能够便利地把资金流、信息流、实物流这三项要素统一起来,提高了交易对手核验和使用的便捷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监管的能力,进而拓展金融创新的外延,为服务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多潜在的探索空间。

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问题

推动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尽快完善当前服务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也要在这一过程中推动金融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同时还应注意做好风险防范,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这主要表现为解决好金融创新发展、资源创新配置、要素创新组合三大关键问题。

一是推动金融体系创新发展,持续挖掘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金融属性。从融资模式看,可分为资本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还有近年兴起的以资产管理业态为代表的中间信用融资。在风险分配机制上,直接融资中的信用风险主要由融资主体承担,金融中介仅承担法律、合规等操作风险;间接融资中的信用风险主要由充当信用机构的商业银行承担;中间信用融资按照“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分配风险,投融资双方以及金融中介均需要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风险。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融资主体的“标准化”要求较高,如前者更看重成长性,并要求能够在未来产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后者更看重融资主体信用等级或抵押物价值。中间信用融资模式较灵活,通过在融资者、投资者、金融中介三方之间分配风险,更大可能地聚集起金融资源,对融资主体的“非标准化”有更强的适应性。新质生产力发展初期,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核心要素。上述要素的非标准化特征导致科创类企业从传统金融中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主要依托科创企业的商业信用聚集金融资源,融资形式上更多表现为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等直接融资渠道。未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进一步挖掘传统金融的潜力,也要鼓励和支持中间信用融资模式创新,促进科创企业的商业信用向金融信用的转化,提升对资源要素的吸纳能力。

二是保障金融体系平稳运行,推动优质金融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稳步集中。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必要求金融资源从传统生产力领域向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趋势性转移,主要表现为资产价值重估和金融资源重置两类调整方式。资产价值重估方面,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相关要素的估值会逐步提升,传统生产力领域相关要素的估值则会持续下降,触发“价”的调整;金融资源重置方面,更多的资金和金融配套制度、政策等从传统生产力领域向新质生产力领域聚集,触发“量”的调整。上述调整可能打破传统生产力领域金融要素的周期性波动,转为趋势性调整,并导致部分市场主体从“优质主体”转变为“脆弱型主体”。这一过程中,需要坚持“先立后破”“以进促稳”的原则,既关注相关市场主体的平稳转型,也关注相关行业、领域的劳动者,积极借助金融手段促进其平稳融入新质生产力当中。

三是创新要素组合配置方式,壮大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要素体系。当前居民部门存款屡创新高、部分企业现金类资产淤积较严重,同时科创类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缺乏将存款转化为有效资本的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导致“资金-资本-资产”循环不畅,金融要素在流向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仍存在梗阻。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让各类金融机构错位发展,充分发挥各自资源禀赋优势,立足自身功能定位,探索股权+债权、融资+融智等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诉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业态,不断拓展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同时,还可进一步挖掘金融契约在整合方利益方面的潜力,尽可能广泛地统筹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境内资本和境外资本、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并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协同合作,不断推动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思路

一是加快弥补科创金融的短板。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探索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业务创新。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提高金融机构借助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为科创企业评级、画像的能力。健全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融资模式,持续挖掘企业科技创新要素的金融属性。科技创新具有长周期特征,部分科创类项目前期资金投入规模大且回收周期长,传统的融资工具难以满足相关需求,可探索推出创新型的中长期融资工具。鼓励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通过合适的金融工具加大对科技创新类企业的支持力度,多元拓展市场风险资本来源。

二是构建多层次科创金融服务体系。优化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间信用融资结构,提高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及应对经济结构调整的韧性。统筹主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场外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定位,进一步健全覆盖科创企业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全生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畅通科创类资金的退出、循环渠道,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优化调整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服务科技创新中的定位和分工。

三是进一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我国市场空间广阔、科技创新基础雄厚、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巨大。金融开放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能力,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可以新质生产力为支点,通过加大对外金融开放,进一步吸引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要素参与国内大循环。同时,还可借助境外金融机构和资金等加强与境外市场的循环互动,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潜在发展空间。

四是完善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配套制度。培育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具有较高的失败率,也伴随着较高的投融资风险。这内在地要求科创金融等和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金融服务需要完善容错机制,尤其是尽职免责制度,进一步激发资本、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活力。同时,还可通过完善市场增信服务体系以及相关保险服务,促进存量资金向风险投资资本的转化。高素质劳动者是构成新质生产力重要的“活”要素,还应进一步加强对高素质劳动者在技能培训、创新创业方面的金融支持力度,持续扩充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储备。

五是培育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文化。金融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断提高运行效率,夯实风险抵御能力,做到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鼓励金融行业坚守回报必需付出、收益承担风险、投机不可长久的价值底线,培育支持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智慧资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贺洋

我国海外矿产资源投资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2022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文章,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优化海外资源保障能力”。我国矿产资源需求庞大,人均矿产资源拥有量低,2/3的矿产资源长期依赖进口。近年来,我国海外矿产资源投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亟需进一步提升我国海外矿产资源投资能力,加强同有关各方的能源资源合作,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新发展格局。

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通过国内外调研发现,面对近年来全球战略性矿产争夺加剧、国企对外投资受到更严格审查、全供应链投资成为竞争焦点等新形势,我国海外矿产投资策略缺乏适应性调整,加大了初级产品安全保障难度。为此,建议实行差异化投资策略,优化海外矿业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增强企业的全链条投资协调能力,完善国有矿企投资考核评价机制,持续提升海外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一、我国海外矿产资源投资面临新形势

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争夺加剧、海外资源国不断加强投资审查、供应链全链条投资布局竞争加剧,是我国海外矿产投资面临的新形势。

一是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争夺加剧。首先,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战略性矿产供需缺口扩大,引发需求大国间日益激烈的资源竞争。国际能源署预测,2040年全球锂、镍、钴需求量将分别比2020年增加40、20、20倍。据全球领先的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托克公司预测,2033年铜矿供需缺口将达到720万吨,相当于2022年全球铜矿产量的32.8%。2024年以来,全球铜原料供应收紧,国际知名矿业公司英美资源集团将2024年铜产量目标从100万吨下调至73万吨至79万吨,铜期货价格今年以来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其次,资源短缺预期抬升,部分资源国进一步加严资源控制。2023年以来,印尼禁止铝土矿出口,并拟将锡、铜等列入禁止出口清单。非洲多国政府正准备抓住世界清洁能源转型对金属和矿物需求上升的重要机会,对战略性矿产实施本土选矿加工,以期增强矿业高附加值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最后,西方国家也在强化战略布局,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争夺不断加剧。非洲拥有世界约三分之一的矿产资源,是出口我国的主要地区,美国通过外交手段对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矿产经营活动设置障碍,资助当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渲染传播中资企业在非矿产投资“威胁论”,“妖魔化”中资企业投资活动,并通过美非峰会加强矿业合作,构建“金属北约”矿物供应链联盟,加大了我国在非洲矿业投资的竞争压力。

二是国企对外投资日益受到资源国的严格审查。国有矿企是我国海外资源投资的重要主体,从投资路径来看,海外项目投资偏向于强调“控制力”,即通过收购海外项目达到51%以上的股份占比,有的甚至是90%以上。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抬头”的背景下,这种海外资源投资模式引发了部分资源国政府的警惕,使得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更加严格的反垄断审查。

例如,2022年10月,加拿大政府颁布了《对外国国有企业在关键矿产领域投资的政策》,对加拿大关键矿产行业的外国投资,特别是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审查实施更加严格的规定。该项政策要求在评估涉及关键矿产领域特定投资交易时,要考虑相关投资是否会危害国家安全,包括“外国国有企业可能对加拿大企业、供应链和行业施加的控制或影响的程度”等因素。政策出台后,2022年11月,加拿大工业部发布声明,要求中国的三家企业剥离对加拿大锂矿企业的投资。加拿大是世界上重要的矿产资源国、矿产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我国重要的矿产资源投资地,新的投资政策对我国企业在加拿大的投资造成了一定影响,投资壁垒和难度加大。

三是供应链全链条投资成为竞争新焦点。随着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为保障供应链安全,多国政府和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均加大了对贸易、物流、信息等环节的投资。2022年,美日印澳四国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倡议,发起500亿美元投资用于海上信息共享和信息安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随着西方各国对俄罗斯制裁不断加剧,一些大型国际贸易商退出了俄罗斯原油贸易市场,俄罗斯通过增强国际供应链和运输网络投资,控制了一批由破旧二手邮轮组成的“影子船队”,对外出口和运输石油。这些“影子船队”所有权不透明、没有航运保险、不以美元进行交易、出口目的地未知,约占全球船队数量的10%–20%,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俄罗斯应对制裁的能力。2019年1月至2023年10月期间,俄罗斯石油出口总规模仍保持基本稳定,俄罗斯铜矿出口也保持增长态势。日本的三井物产在上游资源端参股国际矿企,中游物流端投资建设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下游市场端加强与产业企业利益共享,通过“端到端”贯通全供应链,形成了供应链全链条的竞争优势。作为独立的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托克集团大力布局海外贸易和物流网络、大规模承租船队、广泛参与全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排名从2021年的第31位上升到2023年的第12位,对全球资源贸易流向形成强大影响力。大宗商品全链条投资是增强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的重要路径和趋势。

二、当前我国海外矿产资源投资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海外矿产资源投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投资难度加大,企业逆周期投资能力及供应链全链条投资运营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配套服务支撑机制亟需进一步健全。

一是应对全球资源投资环境变化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能力不足。关键金属矿产的供应短缺和价格大幅上涨引发了新一轮资源争夺,一些资源国民族主义抬头,但由于起因诉求有所差异,海外矿业投资环境的国别差异更加明显,中资矿业企业对资源国政策变化、治理结构和文化差异应对均不足。以非洲国家为例,2018年,刚果(金)政府通过新修订的采矿法提高税收,造成我国洛阳钼业收购刚果(金)Tenke Fungurume铜钴矿项目生产成本大幅抬升,短期内难以盈利。某海外中资矿企反映,西非投资环境差,法律变化频率高,政局不稳,政府信用差,而澳洲政局稳定,政府清廉,有信誉,法律法规健全,但优质项目难觅,需要针对不同资源国探索合适的投资合作模式。

二是逆周期投资能力不强。矿产价格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采取“高价少投、低价多投”的逆周期投资策略,有利于降低资源获取成本,以更为经济的方式保障资源供应。在市场低迷期,对外投资的竞争压力和阻力也相对较小;在价高时投资,不仅成本高,还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和警觉。但与全球大型矿企相比,我国企业逆周期投资能力偏弱。2011年,全球主要矿产价格处在高位时,我国企业投资“买在高点”,对外矿产投资增速高达153.1%,比国际前40大矿企投资增速高73.3个百分点;而在2015-2020年全球矿产价格低迷期,我国企业投资又“错过低点”,年均投资增速大幅降至-100.2%,投资增速比国际前40大矿企低96个百分点。2021年以来,全球矿产价格再次攀升,2022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速又大幅扩张至79.5%,比国际前40大矿企高59.8个百分点。

三是供应链全链条投资运营能力亟待提升。我国高度重视对上游资源的投资,也开始加大对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及相关运输能力的投资,但由于对下游供应链的关注和考虑不足,全链条投资布局尚未形成,上下游投资相对分离,协同程度较低,对国际供应链整体掌控能力较弱。一方面,尽管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海运企业,但铁矿石、铜等矿产的贸易权、运输权均较弱。在铁矿石国际贸易中,卖方矿山会指定日本商船三井等国际海运企业作为承运方,由我国买方企业自主掌控派船权的占比不足20%。另一方面,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国际化进程相对滞后,串联上下游各环节的能力不强,无法形成竞争合力,综合效益有待进一步发挥。

此外,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较为复杂,供应链环节的风险敞口也较大,由于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风险的能力不足,不少企业蒙受损失。

四是海外矿产投资配套服务支撑机制不健全。首先,我国对海外矿产投资项目审批周期较长,削弱了海外矿产投资竞争力。我国海外矿产投资须经发改、商务、外管等部门审批,课题组通过调研了解到,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审批周期一般需要3–6个月,民营企业则时间更长。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频繁且幅度大,收购并购时间窗口期短,因此审批周期长,是否能够通过审批存在不确定性,提高了企业相关成本,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全球资源竞争中,容易错失优质项目的投资机会。其次,我国提供海外矿业权评估、财务、法律等专业咨询服务的机构较少,缺乏对矿产投资前尽职调查、投资目的国法律制度专业风险管理服务。最后,我国金融机构对海外矿业项目融资支持力度仍然较小,民营企业在抵押、担保、信用评价等方面面临更大困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在海外矿业投资领域门槛较高,在亚洲、非洲等投资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投保困难。

三、提升我国海外矿产投资能力的相关建议

一是根据资源国不同的发展环境实行差异化投资策略。针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借鉴日本经验,可采取小比例参股加大投资的方式,包括签署协议、联合开发、小比例参股、通过二级资本市场来加大国际大型上市矿业股份等方式,在法律框架下维护长期贸易投资关系,推动投资从“为我所控”向“为我所用”转变,稳定矿产采购权益。针对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资源国,发挥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1”等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强多双边矿业投资谈判,形成政企、国企、民企投资合力;在出现重大突发问题时,及时进行外交介入;统筹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强化后期运营管理。

二是以制度改革提升中资矿业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大力支持中资企业矿业投资“走出去”,加快海外矿产资源投资制度改革,降低对外投资审批程序复杂、耗时长、跨部门协调难的制度性成本。对战略性矿产品种、关键环节、重大项目对外投资等设置快速审批通道,提高审批效率,缩短审批周期。在加强信用监管的基础上,探索充分授权国有矿企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矿产投资活动,加强投后评估,对失信企业进行对外投资黑名单管理等监管惩戒措施。

三是增强企业全链条运营协调能力。加强全链条投资布局,提升物流基础设施投资运营能力,支持企业参与海外资源供应基地相关运输干线建设。借鉴日本综合商社“商产融”经验,以对外投资的战略性矿产品为突破,组建由大型国有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对外投资龙头矿企、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培育具有全链条运营能力的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推动国有企业海外矿产投资考核评价制度改革。转变主要以当期利润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标准,增加对项目投资战略价值和保障国家初级产品供给安全方面的考核指标。从单项目、重短期利润考核,转向投资项目战略价值和资源保障作用考核,适当延长考核期,引导企业加强逆周期投资布局。将当前全球日益重视的履行社会责任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纳入国有矿企对外投资考核体系,推动其在对外矿业投资中统筹考虑资源、环境、劳工、安全和社会治理等问题,提升中国投资品牌美誉度。

四是完善海外矿业投资配套支持机制。加大金融、财税对海外矿业投资的支持力度,设立全球资源开发合作投资基金,赋予政府矿产基金包括财政补贴、战略投资、行业保险、信用担保、资源储备等政策性金融工具职能。完善海外矿业投资服务体系,以市场化方式促进我国矿业权评估、财务、法律等商业中介服务体系发展,提高对境外矿业投资活动的服务能力。完善境外投资风险保障体系,建立贯穿“投资前-投资中-投资后”全流程风险评估和动态预警体系,设立海外矿业投资保险审批机构,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建立和发展中资背景的境外矿业投资安保服务网络,借助专业力量识别和降低安全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宏观纵览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系统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措施务实,是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宣言书、动员令、路线图。《决定》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统筹各领域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决定》在内容摆布上有几个特点,其中第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第一,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改革的本质,就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很多方面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和牵引,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第二,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的基本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广泛而深刻的改革探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分别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台决定,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中央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仍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不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

第三,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面临着极为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经过4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56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1.27万美元。同时要看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在2万美元以上,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仍有差距,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积累扎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使14亿多人口大国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赶上发达国家。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牵引作用的主要任务

《决定》紧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展开,共15个部分60条。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内容很实、分量很重、成色很足。

第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决定》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要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完善产权保护、信息披露、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制度。

第二,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决定》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要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这是有效应对遏制打压、脱钩断链,确保安全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三,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决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就是要努力形成“高质量教育、高素质人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三方面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方面,要紧扣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着眼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要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

第四,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决定》提出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要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方面,要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存量经济特征更为明显,要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

第五,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决定》强调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方面,要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要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方面,要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在主产区利益补偿上迈出实质步伐。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要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护机制,优化土地管理,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制定工商业用地使用权延期和到期后续期政策。

第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决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第七,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决定》围绕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出不少改革举措。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努力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完善就业优先政策方面,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引导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方面,要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第八,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决定》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部署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等重点任务,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机制。要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创造绿色低碳发展新优势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

三、切实抓好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落实

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艰巨繁重,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

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压实改革主体责任。健全重大改革举措的任务分工落实机制,科学制定改革任务实施方案,逐一厘清牵头单位、参与单位、责任事项、完成形式、时限要求和责任主体。完善改革激励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

强化任务督促落实。加大督促落实工作力度,持续开展专项督查、全面督查、综合督查,将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查内容,确保各项改革任务不折不扣得到落实。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各方面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务求取得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和纠正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消极畏难、本位主义、推诿扯皮等不良现象,切忌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韩文秀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改革举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系统部署,强调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基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是引导要素资源合理有序高效配置、面向全球充分开放的“大市场”。要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涵特征和任务要求,确保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

充分认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要求

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部署。

提升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必须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统一大市场建设各方面全过程。我国经济纵深广阔、拥有超大规模市场,这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优势与关键支撑。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亟待以自身最大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把超大规模市场潜能转化为有效需求,增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立规建制能力,不断提升国内市场的对外影响与吸引力,进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统筹考虑区域、城乡、行业差异,优化调整好央地之间、地方之间、政企之间的关系,推动解决财税体制、统计核算、政绩考核等深层次矛盾,健全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长效体制机制。

提升创新思维,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塑造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要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引导和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向“新”而行、向“绿”转型、向“高”攀登,关键是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具有丰富应用场景和放大创新收益的优势,完善促进自主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的体制机制,加快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显著增加优质产品与服务,推动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从而塑造更具品牌、标准、质量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提升辩证思维,处理好内外部市场的联动关系,增强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并非要把所有外需都转化为内需,而是要更好满足自身与世界需求,在巩固提升国内大循环内需主动力基础的同时,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让全球能够共享中国市场统一性提升和发展壮大的红利,从而更好体现大国责任与担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不只是畅通人流、物流和要素流,更重要的是促进国内国际市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相通相融。通过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加快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以充分开放的统一大市场吸引和汇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更为主动地融入全球经贸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通过立规建制提升自身影响力。

把握量变质变规律,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充分释放市场潜能、激发发展动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举措。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涉及市场规模、结构、质量、影响力等多个方面,包括商品、服务、要素资源和制度规则等多个维度。持续提升全国市场的统一性、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是建设规模和范围更大、层次更丰富、结构更优化、质量效益更高、制度规则统一完备、安全保障能力和全球竞争力更强的强大市场。由此可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既要以市场规模和范围拓展、增速扩大的“量变”为前提和基础,又要以提升市场发展质量、运行效率和治理能力的“质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而言,关键是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真正的市场统一、市场强大是内生性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聚焦完善规则、破除壁垒,彻底解决体制机制层面的结构性难题与矛盾,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动力,由内而外地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政府的“有为”更多体现在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硬短板”以及市场制度“软短板”方面,通过强化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彻底破除妨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类壁垒,从而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国民经济循环。

确保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举措落地见效

现阶段,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展质效也在持续提升。未来持续巩固和提升全国市场统一性、促进市场由大到强转变、持续释放内需潜能,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和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落实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统一审查标准和细化审查细则,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特别是准入准营环节的显性或隐性市场壁垒。要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健全公平竞争治理体系,提升公平竞争治理能力,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个别地区出于本位利益的考虑而放大了企业跨区经营的交易成本,尤其是不当招商引资行为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为此,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推动各地招商引资从比拼优惠政策向比拼营商环境转变,防止恶性竞争。同时,持续整治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突出问题,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确保平等对待各类经营主体,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完善统一监管规则,健全新经济新业态监管制度,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推进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执法,一体推进法治监管、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顺应高质量发展趋势,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更好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

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设统一高效的要素市场体系。我国要素市场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业态新领域对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提出新要求,亟待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全国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以及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为了将各类生产要素全面融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实现要素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一方面要扩大增量优质供给,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尤其是新型生产要素加快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领域汇聚,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供给,推动其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制度,强化各类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

完善流通体制,打好“软硬”组合拳。当前流通环节存在堵点制约经济循环效率,尤其是流通布局尚待优化,物流标准化水平尚待提升,为此要着力完善流通体制,促进市场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支持。要加快发展物联网,推动流通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促进流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要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提升治理水平,从而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能源市场体系建设,尤其是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依法依规放宽准入门槛,推进能源行业相关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稳妥推进不同行业网运分开,优化油气管网运行调度机制。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通过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力支撑统一大市场构建。一方面,完善促进投资体制机制,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同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破除阻碍民间投资的不当干预和壁垒,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投资有效性体现在兼顾眼前和长远、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发行并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手段,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粮食和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等方面的项目投资,同时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释放。另一方面,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持续畅通稳就业、促收入、扩消费之间的促进机制,改善消费环境,解除消费后顾之忧。因地制宜优化调整住宅和汽车领域的限制性措施,减少不当干预。围绕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民生保障领域,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推动发布新品、开设首店等首发经济发展,激活消费新动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品质化消费需求。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郭丽岩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这是党中央基于我国经济运行规律和国内外环境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准确把握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进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打通两者结合的断点堵点卡点,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在推动工作中,要坚持系统观念,准确理解“统筹”的深刻内涵,把握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一致性、问题导向性、相互促进性和协同匹配性。

(一)把握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一致性。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发力,着力点不同但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最终都是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把握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导向性。扩大内需旨在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需求不足,特别是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和投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的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解决我国供给体系对需求升级的动态适配性不够、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短板弱项的问题。

(三)把握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互促进性。扩大内需既能提振需求,也能消化供给,同时为发挥强大生产能力优势提供了动力和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了供给,也更好满足不断升级的需求,同时又引领创造出新的需求,促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

(四)把握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协同匹配性。供需关系是一对动态平衡关系,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单兵突进,不注重协同匹配,反而加剧供求失衡。要立足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适应供求关系的动态变化,注重协同发力、衔接匹配。

二、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将不断释放,对供给体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好政策“工具箱”,打好政策“组合拳”,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强劲、更持久的动力。

(一)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

持续增强消费能力。促进居民就业创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非户籍常住人口在流入地可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数量和水平,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保障群众生活需求。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健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落实落细低保扩围增效政策。

积极创新消费场景。稳定扩大实物消费,深入开展汽车、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居民开展旧房装修、局部改造和适老化改造,促进家装家居消费。创新发展服务消费,挖掘农民工市民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方面潜在需求,增加有效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服务消费线上线下融合、商旅文体健多元消费业态融合。大力发展新型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促进电子商务、直播经济、在线文娱等数字消费规范发展。办好中国品牌日活动,大力倡导“国货国用”,促进品牌消费。

有效改善消费条件。升级城市消费,加快培育多层级消费中心,提升城市商业体系,优化分层分类的城市消费载体。鼓励利用现有设施转型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推动便民服务进社区。繁荣农村消费,深入开展绿色产品下乡活动,组织开展“新春行动”“金秋行动”等集中帮销助销活动。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大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

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完善促消费政策体系,加快清理制约消费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有序破除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和隐性壁垒。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基础设施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健全消费标准体系,推进消费品和重点服务消费领域标准建设。开展放心消费行动,完善消费纠纷化解机制,切实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二)充分发挥投资扩内需优供给的关键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拓展有效投资空间。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精准有效性,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大对人力资本、消费领域以及无形资产的投资支持力度。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类政府投资资金,通过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更好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决策机制,协同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规范有序推广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区域评估、标准地改革等投资审批创新经验。完善投资法规制度和执法机制,加强项目事中事后监管。

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场景为牵引、应用为导向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统建共用。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增强数据感知、传输、存储、运算能力。推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交通物流、能源、生态环保、水利、应急、公共服务等深度融合,助力相关行业治理能力提升。优化提升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强化共性基础技术供给。

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高质量的产业投资打通供给侧堵点。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提升信息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推进前沿新材料研发应用,促进重大装备工程应用和产业化发展。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为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营造公平市场准入环境,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加强民间投资融资保障,优化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引导金融机构降低民营企业融资门槛;发挥投贷联动机制作用,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共享投资项目信息,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新机制,最大程度鼓励民营企业参与。

(三)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数字技术赋能,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标志性产品,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深海空天开发等新赛道,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产业链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全面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着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统一的商品服务市场、统一的市场监管,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 金轩

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改”“往哪里改”“怎么改”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指引新时代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实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围绕新时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坚持党中央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涉及全局的重大改革由中央统一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要求推进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提出,“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领导核心作用。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前进方向。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理性思考和科学把握。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

运用科学方法论推进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在解决实践问题中深化理论创新、推进制度创新”“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这些重要论述,系统总结了推进改革的科学方法,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自觉。

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到实践不断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外形势复杂变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到实践不断创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持续推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保障,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支撑。

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竞相迸发。我们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推动加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民营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000多万户增至2024年5月的5500多万户,民营经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作用更加凸显。

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形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推动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着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13年至2023年,我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

建立健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我们着眼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完善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协调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行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促进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2013年至2023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81降低到2.39,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显著提高。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我们加快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现制造业条目“清零”,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法治保障,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分批次设立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累计开展3500余项改革试点,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349项制度创新成果。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五个自由便利、一个安全有序流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加快建立完善政府有力主导、企业积极参与、市场有效调节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以节能、减排、增效为目标,积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创新和完善节水节能、污水垃圾处理、大气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颁布《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初步建成了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等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建立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和交易制度,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扎实推进民生重点领域改革,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民生重点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完善义务教育资源城乡统筹和均衡配置机制,建立健全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013年至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2%、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1.4亿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征程我们党的中心任务,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党的二十大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新征程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要求。《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确定了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决定》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系统部署。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着眼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另一方面,着眼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有利于形成竞争有序市场的政策环境,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持续完善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坚持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既受发展阶段、经济周期、区域差异等因素影响,更有要素流动不畅、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到位等深层次原因。归结起来,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突出问题导向,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要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个“更加注重”蕴含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要求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各项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比如,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要从城乡两端协同推进户籍管理、公共服务、土地制度等领域改革,促进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要率先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集中抓好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以重点突破带动改革整体推进。比如,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更加注重改革实效,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科学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以更多务实办法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比如,在当前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实施“两重”“两新”等稳增长促发展政策举措过程中,要同步推进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金融透视
发挥数字金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是现代国民经济的血脉,“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和耦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数字金融,要求“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催生和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新业态、新企业,需要创新更加适配的融资工具。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主流金融形态,能够加速资金、信息、数据的流通,助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数字金融有助于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

数字金融可以有效助力创新型企业拓展信用边界,促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质态的跃升。

数字金融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加速器”。首先,数字金融推动数据互联互通,可以拓展科技创新的金融覆盖面。企业的重大科技创新研发具有周期长、应用场景不明确、沉淀成本高等特征,与传统金融“重抵押、轻企业成长性研判”的风险偏好不相匹配。数字金融则能够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打通数据壁垒,有效处理实时、海量的企业研发创新交易数据,推动软信息“硬”化,增强信用判定基础,为成长性科技企业提供匹配的资金。其次,数字金融推动科技资产定价,能够拓展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外源性融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等原始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强,依靠财政投入和企业内源性资金往往难以持续,需要借助数字金融从数据资产、使用付费等方面形成综合现金流。最后,数字金融提升服务效率,能够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大科技信贷、数字货币等前沿数字技术可以对科技企业进行精准“画像”,降低市场主体的信息不对称性,突破传统金融产品的空间界限和数量约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金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孵化器”。第一,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科技赋能助力新兴产业的孵化培育。数字金融具有价值发现、市场建设的功能,可以利用大数据模型筛选前景较好的科技产业,通过耐心资本完成市场孵化,并带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促使一些科技行业通过技术攻关、产业升级越过盈亏临界点,加速新技术的产业化进程。第二,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数字赋能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数字货币、数字信贷以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推动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加快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变革,加速智能制造及生产性服务业的数智化升级。第三,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数字信用推动产业链信用建设。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新技术的应用,可以解决数据真实有效问题,助力金融机构基于上下游企业的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信息,建立科学的授信评估模型,推动产业链整体信用建设。

数字金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可以成为风险“分担器”。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风险分散渠道。数字货币、数字保险、数字经济基金、IPO等多重组合融资工具叠加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为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规避、防范、分散风险的渠道。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借助量化模型增强对金融风险的管控能力。数字平台可以利用全面场景应用、AI模型进行更为准确的风险度量、产品定价和流动性管理,减少期限错配风险和流动性错配风险。同时,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

以数字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把握好三个关系

数字金融既是科技创新创造活动的资金供给主体,又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加快发展数字金融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把握好加强金融供给与满足企业需求的关系。金融机构要根据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投融资特征变化,创新数字金融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一方面,坚持数智化转型方向,摒弃“唯抵押论”的传统信贷观念,围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科技创新阶段,加大数字金融产品创新,提升资金供需的适配性;另一方面,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在客户准入、授信条件、授信审批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解决因“规模偏好”等导致的融资约束问题。

二是把握好实施国家战略与坚持因地制宜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发展数字金融,应以中长期思维进行信用创造和资金配置。一方面,引导更多数字金融资源支持关乎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的重大项目,在融资市场不成熟、不健全的战略领域,依托政府资源进行信用创造,出台专项数字金融工具精准滴灌;另一方面,遵循市场规律,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特点,引导更多资金投向代表本地先进生产力的企业,不宜搞粗放的金融“输血”,而是通过机制建设培育“造血”模式。

三是把握好科技赋能与风险防控的关系。一方面,加强智能合约、云计算等在金融模型中的应用,推动客户数字化、产品数字化、管理数字化,通过科技赋能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及科技型企业普遍存在的估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问题,帮助金融机构做好价值判断和技术判断;另一方面,“卡脖子”技术研发和新兴产业建链涉及的相关数据具有安全属性,需要运用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妥善处理数据造假、过度收集和数据泄密问题,提升监管水平。

发展数字金融的着力点

当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融资工具的再组合、再创新,充分发挥数字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盘活数字金融资源,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一是发挥政府的统筹规划和定向引导功能。政府部门统筹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通过直接投资、资源注入等方式,打造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主体。探索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试点发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字资产质押债券,创新外部收益内部化的数字资产和科技资产融资机制。二是发挥银行的资金配置和融资撬动功能。探索设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专项基金等长期低息数字资产质押贷款产品,定向支持前瞻性、战略性的项目。三是发挥资本市场的权益性融资工具作用。鼓励运营模式成熟、现金流稳定的数据中心、科学中心等通过类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方式盘活数字资产。

构建中长期融资机制,谋划重大产业集群发展。探索构建“政府财政贴息+政策性金融+订单质押+数字保险”专项技术攻关中长期数字贷款融资合作机制,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核心技术研发专项数字贷款,“一企一策”支持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等重大科技攻关。金融机构要围绕头部科技企业构建数字金融生态和平台,形成去中心化的信用机制,探索长期限的产业链融资、供应链融资和订单融资。探索设立国家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基金,聚焦国家战略、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的应用研究。建立以科技企业需求为导向的“科研攻关+数字金融扶持”的选题攻坚机制,探索实施重大科技型骨干企业“白名单”制度。

构建数字信用体系,加快培育高水平创新主体。建立健全数据基础制度,鼓励政府、行业、企业、金融机构和征信机构基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将工业生产和金融领域的订单、水电、物流等各类信息集成为数字信用库,使“一切数据皆为信用数据”。加强数据信用创造,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进行采集、存储、运算和使用,强化信用识别和信用创造功能,推动在授信、合同签订、放款等环节实现敏感数据“识别—脱敏—解密—评估—流转”的闭环迭代。建立科学的科技型企业数字资产评估体系,适当提高轻资产科技企业重组估值包容性,支持优质的科技创新主体做强做优做大。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研究员 刘永元;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教授 许坤

金融强国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时隔15年,《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迎来全面修订,将于10月1日起施行。当前正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迈向全面提升能级的重要阶段,条例的修订对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意味着什么?将如何保障上海更好服务金融强国建设?

建设金融强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促进资金从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流动,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中,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关键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其中包括“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对实现金融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金融强国的核心支撑与重要标志,对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以及提升国家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更好服务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2024年8月,上海市修订出台《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律框架,也为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清晰的目标指引。

一、建设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

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升国际金融影响力,优化资源配置。从国际视角来看,国际金融中心可以汇集全球资金、信息和人才,成为国际金融活动的枢纽。这有助于提升一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增强金融软实力。从国内来看,通过吸引国内外大量金融机构集聚,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将会促进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业整体水平提升,为建设金融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从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作为资金融通平台,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运作和金融服务提供的关键支撑,对于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效率和安全都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基础设施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辅相成。强大、高效、安全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建设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而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也会反过来推动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具体来看,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会推动金融法律法规、监管体系、支付清算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优化完善,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高效、稳健运行提供支撑和保障,也为金融强国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是带动金融行业生态和专业人才聚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可以带动法律、会计、咨询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并逐渐发挥产业集群效应,与此同时,完善金融行业生态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人才聚集效应方面,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大量高端的金融人才,有利于提升金融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为金融强国建设储备充足的人力资源。

四是推动金融开放,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较高程度的金融开放(特别是制度型开放),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引进来”,促进国际化金融组织在国内的聚集,提升我国金融业整体的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可助力金融行业“走出去”,为中国企业和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全球化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以此服务国家开放大局。此外,通过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还可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双边、多边金融合作,构建参与制定国际金融规则和标准的平台与配套机制,为促进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支撑。

五是提升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有助于增强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提高应对国际金融动荡的金融实力。一方面,作为全球资金流动的枢纽,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通过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组合,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风险管理工具,以此帮助市场主体分散风险,减少单一市场或地区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广泛且深化的市场,能够吸收较大的市场波动,维持整体稳定;同时,通过成熟的市场机制,也可实现价格发现和风险定价。此外,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可构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参与的平台和机制,在面临重大风险冲击时,组织各方及时与协同应对。

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特征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具备怎样的特征?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投资者,影响国际定价体系”。结合上述目标以及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要求,我们认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具有以下几个核心特征:

1、良好的法律和监管环境

良好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监管机制是金融中心稳定运行的保障。

一方面,健全的法律环境包括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的产权保护制度,以及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

另一方面,良好的监管环境,要求监管机制既能保证市场的公平和透明,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能保持适度的灵活性,支持金融创新。此外,监管机构应该具有国际视野,能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形成有效合作,共同应对跨境金融风险,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以此实现“拥有强大的金融监管,金融法治健全,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要求。

2、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体系

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涵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衍生品市场等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善的市场体系应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深度,能够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应可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传统的股票、债券,以及更为复杂的结构性产品、期权、期货等衍生品;应运作高效、规则透明,具有完善的价格发现机制和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此外,完善的市场体系还应具备国际化特征,允许外国投资者自由参与,并有足够的规模和影响力来吸引全球资金。

除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外,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还应能够吸引国内外大量的金融机构集聚,包括各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私募股权等机构。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也通常会选择在国际金融中心设立。这些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集聚,不仅带来大量资金及业务,也促进了金融创新和金融人才的流动。此外,金融机构间的竞合还可推动金融服务质量提升及效率改善。

3、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强大国际金融中心运作的支撑与保障,包括高效、安全的交易系统、支付系统、清结算系统,以及各类先进的金融科技应用等。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金融基础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可能。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各类应用正在改变金融行业的服务模式。由此可见,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确保在金融科技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并不断地升级和优化其金融基础设施。

4、高度开放与国际化

开放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金融开放,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跨境资金自由流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等。高度的开放政策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资金和各类机构,进而提升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和影响力。与此同时,高度开放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与挑战。因此,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有能力在开放和风险控制之间维系平衡,构建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

国际化亦是金融中心的核心特征之一。国际化特征不仅体现在国际资金和跨国机构的聚集,还表现在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能够积极投身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5、优质的人才资源

各类高端人才是金融中心最宝贵的资源。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拥有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专业人才和丰富的高素质的人才储备,包括投资银行家、交易员、风险管理专家、金融科技人才等。同时,金融中心还需具备完善的金融教育和培训体系,包括高水平的商学院、专业的金融培训机构,以及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平台,用以持续培养和吸引人才。

6、优越的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金融机构和高端人才就业的关键,包括便利的商业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效的政府服务等。优质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提高其经营效率。在具体措施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可能包括简化企业注册流程,提供税收优惠,改善城市交通和通信设施,提供国际化的生活环境等。

7、强大的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能力

一方面,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具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持续创新能力,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开发新的金融工具和服务模式。金融创新不仅包括产品的研发,还包括业务模式的创新、风险管理方式的创新等。近年来,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即金融科技)也已成为金融创新的重要方向。

另一方面,创新也必然伴随着风险,对于国际金融中心而言,强大的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是其稳定运行的关键。作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体系,具备识别和评估各类金融风险的能力,在实践中可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风险防控;与此同时,还应具备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例如,构建金融安全网、制定危机处置预案等。此外,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还应加强跨境风险管理以及应对和处置国际金融犯罪的能力。

8、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良好的金融文化和职业道德、国际化的生活环境、多元文化的包容性,等等。良好的金融文化能够增强市场诚信,提升市场效率,减少金融犯罪和违规行为。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强调以义取利、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理念,这有助于构建一个更为包容、协调的金融生态系统,可以更好地促进各方利益平衡,推动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市场参与主体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金融理念的金融文化体系,可以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构建提供独特的优势和持续发展动力。

三、建设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与路径

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实现金融强国的重要环节,需要从政策引导、制度建设、科技应用、创新驱动、人才建设以及金融文化培育等多个方面综合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立足国情,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放眼全球,学习国际领先经验。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创新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确保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金融强国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等领域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围绕上述目标和要求,《条例》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全面提升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从《条例》的具体内容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值得关注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立了总体框架和目标。《条例》明确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总体目标,即“加强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坚持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共建‘一带一路’,将上海发展成为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体现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紧密结合,为后续具体落地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

二是明确了职责分工和部门协调。《条例》强调了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的央地协同机制,并在实施层面详细规定了市政府、区政府以及各部门的相关职责,强调了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的重要性。这有利于形成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从而提升政策执行效果和效率。

三是提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重点。具体包括:法律保障,《条例》对金融司法保障、金融仲裁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为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金融体系建设,《条例》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这一全面的建设规划,有利于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整体协调发展。金融改革开放,《条例》涵盖了金融改革开放的多个重点领域,如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债券市场改革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这些措施将进一步提升上海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和全球竞争力。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条例》强调了金融监管协同和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并提出建立央地监管协同机制,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等,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提高风险防控能力。金融人才培养,《条例》对金融人才的引进、培养和激励给予了高度关注,提出建立金融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人才服务保障等措施,有助于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金融营商环境建设,《条例》提出了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的多项措施,包括加强信用环境建设、完善金融法治环境、发展金融专业服务等,有助于提升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国际合作与交流,《条例》提出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合作交流,支持举办国际金融会议等。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提升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金融治理的参与能力。金融文化建设,《条例》提出要培育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弘扬诚信文化,提倡契约精神。这将有助于塑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软实力。

四是强调了国际金融中心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强化金融中心赋能实体经济是《条例》值得关注的特点之一。围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条例》在相关领域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一,要求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产业发展,包括推进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发展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等,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导向。其二,强调区域协同发展,提出加强与长三角地区等其他区域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体现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结合,有利于发挥上海对长三角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其三,围绕数字金融大文章,提出推进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支持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人民币等,以此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差异化和竞争力。

总体而言,《条例》立足建设金融强国的国家战略,紧密围绕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特征和功能,全面、系统地规划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路径和配套措施,为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和基础。《条例》的内容不仅涵盖金融硬实力的建设,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同时也注重金融软实力的提升,如人才培养、文化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等。此外,《条例》既鼓励金融创新和开放,又强调风险防控和金融安全,体现了创新与稳定的平衡。未来,《条例》的实施将进一步助力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也将为我国金融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曾刚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思考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发展战略,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取向的金融机构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动力。目前,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乡村振兴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但仍然存在乡村整体环境与金融支持不匹配、金融服务能力与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信用体系建设有待加强等现实问题,对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并落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决策部署,论文探讨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金融配套机制,提出从科技创新、数字化经营、综合化建设等多维度强化金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作用,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

关键词:乡村振兴,金融机构,金融服务

1 引言

随着我国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国家对农村普惠金融作出了一系列部署。20236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的目标,强调建立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随着政策支持的不断强化和乡村振兴的全面深入推进,金融工作在县乡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现状和必要性

农业产业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仍然有待完善,农村生态建设质效不高,仍需对此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当前,国家层面不断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023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普惠金融纳入“五篇大文章”,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领导下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宗旨要求。

经过多年的发展,金融在支持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截至2023年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2.59万亿元,同比增长20.34%,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0.2个百分点;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9.24万亿元,同比增长18%;全国脱贫人口贷款余额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2%832个脱贫县各项贷款余额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7%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各项贷款余额1.9万亿元,同比增长15.85%

随着乡村振兴进入全面、深入、快速推进的新阶段,产生了巨大的金融需求,这推动包括银行、保险和担保在内的金融机构细措施、补短板、增手段,从而加快解决农村地区日益迫切的金融需求。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抓好“三农”工作及推动城乡融合提出了明确要求,对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工作的具体化、对象化和阶段化提出了更高标准,面对乡村金融需求主体多元化、种类多样化的趋势,金融行业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把握银行业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资金供给者这一主线。一是在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方面,必须将家庭农场、合作社、集体经济、产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济主体的金融服务做到精准“滴灌”,提高服务质效;二是在农业全产业链服务方面,必须将农业科技、农业基础投入、农业流通、电商等多链条的金融服务做到打通堵点,提高延链补链强链能力;三是在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方面,必须将农民农户增收、技术扶持、特色品牌、金融知识普及与金融渠道建设、信用体系完善、金融产品创新相结合,打造乡村振兴金融氛围。

3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存在的现实问题

3.1 乡村整体环境与金融支持不匹配

随着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和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暴露出金融体系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仍存在农村信用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农村信用体系目前尚不健全,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的信用意识、履约意识相对薄弱,针对农户的客观评价数据量不能满足金融支持的要求等问题,加之涉农业务的市场风险把握难度大,导致涉农业务“融资难、融资贵、风险高”的问题依然存在,金融需求满足程度仍不高。

3.2 金融服务能力与产品创新能力不足

目前,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存在多样化、复杂化和个性化特征,包括农业生产、农户经营、农民消费、农民教育和农民医疗等各个方面。传统依靠银行网点和人员的渠道服务往往难以覆盖和满足具体的金融需求,导致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不足和服务水平偏低,涉及乡村振兴的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够。同时,金融机构在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方面投入不足,难以提供高效率、广覆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无法有效提升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

3.3 信用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尚待健全。农民对征信的认知不到位,农村征信体系信息获取难、时效性差,加之传统的种植、养殖产业受自然灾害、病菌等影响较大,在信贷项目的审核准入、贷后管理、风险管理方面难度较大,需要通过完善数字化手段并且在信用体系建设上持续投入,拓宽从农户个体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体系覆盖面。

4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思考

4.1 完善乡村振兴的金融配套机制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具体来说,强化以县域为主的银行机构对信贷需求的精准供给,完善各银行“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强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支小定位,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手段,拓宽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扶持思路,提升工作质效。

第一,进一步提升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服务水平。2021年,农业农村部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活动,通过建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直报模式,由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提供担保服务,对接银行发放贷款,为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建立了有效、可操作的快捷路径,这也成为金融服务“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基于此,不断将信贷直通车打造为农业经营主体“看得见、用得着、靠得住”的农村金融服务平台,覆盖农户、种植养殖大户(合作社)、农业服务组织、农业企业等多维度经营主体,在落实中央相关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强化涵盖资金、平台、数据的平台式涉农业务支持手段,有效减少三方对接成本,提高对接成功率,满足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例如,甘肃省率先建立了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共享平台,创设农担直通车业务合作模式,提高直通车放款效率。

第二,持续提升担保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助推作用。2016年,国家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破解涉农产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成立了覆盖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的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因此,农担是具有“财政、金融、政府、市场”属性的服务主体。截至2023年底,农担系统累计担保项目近380万个,累计担保金额超1.2万亿元,在保金额4000亿元。农担系统的快速发展对金融助推农业产业发展、进一步增加银行授信金额、降低银行机构贷款风险、降低客户融资成本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积极落实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时,农担系统围绕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种业振兴、农业科技等方向持续发挥担保主力军作用,不断增加政府、银行、农担三方的业务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为适应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季节性特点,通过银担深化合作,延长担保期限,将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匹配,为乡村振兴提供长期有力的金融支持。

第三,持续提升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供给水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就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要在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上不断精准施策,坚持事前预防和事后帮扶相结合;二是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地发展产业、转移就业;三是要突出重点示范引领,坚持问题导向,从需求端出发了解客户需求,强化产品配置,加大对重点村、示范村、产业村、人口大村、城镇郊区村等特色区域、重点区域的扶持力度,准确开展信息建档、额度测算,确定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进一步优化信贷业务审核审批的各项流程工作,降低融资成本,减免贷款相关费用,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脱贫,并借助相关资源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和销售帮助,逐步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同时,在脱贫区域培养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链接三次产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环境和服务环境。截至2023年末,全国脱贫人口贷款余额已达1.16万亿元,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24年,在落实中央工作要求的基础上,要不断加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支持工作,针对有发展前景和良好基础的重点、优势产业,强化信贷产品的创新和研发,不断提升脱贫群众和地区的产业发展积极性,创造更多的增收途径,同时,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更为广阔的信贷支持领域。

4.2 通过金融支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

如何服务好广大农户生产经营?如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如何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要求?如何有效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本文结合当前政策、环境、需求等多要素认为,需要从科技创新、数字化手段、综合化建设等方面深入全面开展工作,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

4.2.1 以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增量

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借助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优化经营理念,不断提升金融科技水平。金融机构可通过建立线上和线下并行的服务模式,融入乡村发展生态场景,为乡村提供集智慧村务、电子商务、便民事务、金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和生态系统,并基于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土地流转等数据,给农民画像、给金融需求画像。在线下层面,可以在村卫生所、农资站、村委会等实体布放智慧终端,培训相关人员,让农民转账、开卡等基础服务不出村就能办理。在线上层面,银行通过开发手机APP,使农民可直接利用手机完成操作,为其提供金融和非金融服务。例如,建设银行通过构建“裕农通”线上线下综合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了基础的金融服务和便民服务;通过开发手机客户端,打造乡村振兴服务平台。金融机构需要通过加大金融科技应用力度,不断优化业务流程,丰富产品服务体系,细化金融需求,提升业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4.2.2 以数字化手段推进乡村振兴扩面

金融机构应该以涉农产业相关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据模型为主要生产工具,加强对涉农产业链条开展多场景分析,借助大数据提升数字化运营成效。一是通过运用企业数据推进数字化经营。目前,涉农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断积累“产供销”经营数据,部分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企业级信息数据库,用于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农户管理及产品价格管理工作。此类数据可用于核定成本、确定营收、识别上下游客户稳定性等方面。金融机构可以将生产经营数据作为基础,配合数据平台、授信模型等,开展数字化经营,做到批量精准授信。二是有效运用农商流转数据推进数字化经营。获取重点企业、重点市场商户的经营数据流,以真实、准确的经营数据,实现对流通企业上下游客户的深度渗透,延展金融服务链条。三是强化农村种植养殖场景的金融赋能。金融机构可通过对农村种植养殖大户的户主调查、种植养殖品种的分析研判、所在县域的重点农业产业分析,收集经营户的历史经营数据,形成数字化授信模型,加大对当地优势产业的扶持力度,如针对当地特色,推出辣椒贷、木耳贷、畜牧贷等专属产品,搭建1+N的产业扶持链条,把握住“小经济”中的大机会。

4.2.3 以综合化建设提升乡村振兴质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着眼于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主动对接政府部门,通过加强涉农场景与平台的建设,不断做大农业产业链条上的金融总量,延长价值链长度、提升利益链厚度。同时,构建全场景、全客群、全链条服务模式,通过不断丰富粮食安全、果品种植、绿色蔬菜、奶业发展、牲畜养殖等契合当地农业产业的全产业链绿色生态场景,构建农村信用体系,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涉农主体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做到农民满意、商户高兴、政府放心。此外,要不断完善信贷风险管控措施。坚持底线思维,做到风险防范优先,在做好乡村振兴信贷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关注风险把控,合理确定客户的授信额度,把好准入关,通过现场、非现场检查核实,确保真农户、真经营、真贷款,严防信贷资金挪用,切实防范信贷风险。

5 结语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为确保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进一步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坚定推进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打好乡村振兴、产业升级、农民增收的漂亮仗,绘就新时代下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银行等金融机构要认真领会并贯彻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根据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要求,坚守主责主业、坚持风险合规,持续加大县域资源投入,从渠道建设、优化流程、信贷投入、技能提升等方面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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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绍峰.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多渠道增加信贷投放[N].金融时报,2024-03-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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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波(1976-),男,陕西咸阳人,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研究方向:普惠金融、乡村振兴。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周波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解决方案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要做好“五篇大文章”特别是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数字化转型是关键举措。在转型过程中,建立一套科学的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够量化转型进程和成效,还能为商业银行提供战略决策依据,确保数字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平衡,推动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领域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外部监管和内在需求双轮驱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

一方面,外部监管持续强调对数字化转型评价的要求。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以下简称《发展规划》),提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更深化”等发展目标,并要求“做好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将评估情况纳入机构内部考核评价体系”。2022年,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健全数字化转型管理评估和考核体系”,并提出“将数字化转型情况纳入银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监管评级评分”。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金融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加强监管引领,多措并举做好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持续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开展数字化转型评估工作并纳入到银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监管评级中”。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评价能够满足商业银行两个关键的内在需求。一是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的需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存在战略目标不清晰、组织架构不适应、资源配置不当等难题,科学的评价体系和管理框架能够帮助商业银行明确和细化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标,加强内部管理机制建设,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从战略规划制定到执行、评估、优化的全过程闭环管理,促进数字化经营服务能力提升。二是各利益相关实体达成数字化转型共识的需求。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商业银行高管层、客户、股东等各利益相关方对转型成效的关注度日益提升,期望通过客观、全面的评价,了解资源投入的有效性和转型的实际进展。商业银行内部的IT、财务、内审及业务部门亦需统一认识、达成共识,聚焦转型过程中的卡点、堵点,进而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支持数字化转型决策。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的趋势与实施难点

在内外部因素驱动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工作整体取得明显进展,目前主要呈现如下三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评价组织架构的多元化。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商业银行在评价工作的组织架构上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已由单一部门主导转变为多个关键部门协同主导,形成了数字化转型办公室等战略部门统筹推进、技术与数据管理部门深度参与、内部审计部门发挥内部监督职能的新机制。

第二个趋势,评价对象的深化与细化。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正经历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的深化与细化过程。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将重点放在对全行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评估上,以把握整体进展和效果;部分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对关键业务板块和分支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进展进行评估;还有一些商业银行着手对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中的重点项目执行情况开展专项评价,以确保评价工作的精准性。

第三个趋势,评价体系的多维度和定量化。现有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综合考量了管理、技术、数据和业务等不同维度,以全面评估数字化转型。商业银行根据其所关注的评价对象与评价内容,设置具体的定性或定量评价指标,个别银行正在进一步探索指数化的评价方法。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评价的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存在以下三个核心难点。

第一个难点,缺乏对转型成效的评价。数字化转型评价的内容构建上存在偏向,多数评价体系过度集中于对数字化能力的评估,而对转型成效的评价则相对欠缺。即便部分商业银行已着手探索成效评价,也普遍面临指标选择和赋分缺少行业参考的问题,这严重制约了评价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导致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数字化转型的实际价值。

第二个难点,横向对比和深度分析能力不足。商业银行需要立足于行业视角,对自身与同业机构数字化转型现状进行横向对比评价,但在实施过程中缺少可信数据源,或者可获取数据资源不足以支撑评估需求。此外,尚缺少业务板块、部门级的科学评估分析方法,无法实现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从宏观到中观乃至微观层面的“穿透”。

第三个难点,建设性引导缺失。目前,评价工作多聚焦于“以评促改”,即依据评价结果提出管理优化和资源配置改进的建议。评价体系尚未能成为战略规划工具,从而主动引导和优化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方向和策略。例如,在“以评促建”方面前瞻性布局不足,未能通过度量指标的设计,更加体系化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据治理工作的提升。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解决方案:构建三层次对标评价体系

针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推进过程中存在的核心难点,结合广泛调研与项目实践,建议商业银行构建三层次、多维度数字化转型对标评价体系,既有助于满足监管要求、明晰同业位置,也能够指导行内数字化转型战略一以贯之、有效推进。

建立评价内容的“三层对标”

第一层对标为监管对标。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监管对标的核心在于确保商业银行的转型策略及实践与金融监管机构的要求保持一致。通过监管对标,能够识别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合规性差距,并明确优化方向。

以某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例(见图1),其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发展规划》、原银保监会发布的《指导意见》,构建了包含六大维度和26项二级指标的数字化转型监管对标评价体系。在对监管要求的关键点进行逐一识别和评估后发现,该银行在“经营管理数字化”等三个维度上的监管要求覆盖度超过94%,显示出较高的符合性。然而,在“战略规划与组织流程建设”这一维度,该银行在9个关键点中尚存在2个未覆盖点和3个需优化点。通过对监管要求的深入对标分析,该银行清晰辨识出在组织架构和机制流程、人才引进和培养等关键领域与监管要求的差距,进而能够有的放矢、精准施策,确保其数字化转型之路与监管要求方向一致。

第二层对标为同业对标。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同业对标旨在对自身整体数字化转型能力与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并与同业均值或领先同业进行横向对比,明晰在同业中的相对位置以及相对优势与不足,借鉴同业银行先进实践经验,为自身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转型效能提供决策支持。

在图2的案例中,C银行选取了4家重点对标的同业银行进行对比分析。评价内容为对数字化转型能力和数字化转型成效的衡量,涉及战略与组织保障、资源保障、经营管理数字化、数据能力、科技能力和风险防范六大维度,并进一步细化为15项二级指标和54项三级指标。可以看出,C银行在“战略与组织保障”“经营管理数字化”等四个维度上表现较好,但在“资源保障”“数据能力”维度处于行业中下游水平。以“数据能力”维度为例,其尚未建立企业级数据管理部门,尚未制定数据资产管理办法、数据分析与应用管理办法等重要制度。通过与同业的横向对标,C银行明确了在数据治理体系、数据管理与应用能力等具体领域与同业领先实践的差距,并形成了进一步改进的举措。

第三层对标为板块部门级对标。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板块部门级对标评价范围覆盖零售金融、公司金融、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以及其他中后台五大板块,并向下穿透至板块内的各部门。通过分析各板块、部门数字化转型工作执行情况及成效,确保从执行层面与全行数字化转型战略保持一致,及时纠偏补弱,协同推进企业级数字化转型工作全面落地。

在图3的示例中,商业银行的板块部门级对标评价内容包括规划执行、资源保障、人才培养、技术应用、数据应用五大维度(参评板块),并进一步细化为13项二级评价指标。在5个参评板块中,A、B板块的数字化能力表现较为突出,而D和E板块则存在一定差距。以E板块为例,其在“资源保障”方面,板块的科技预算投入不足,远低于全行平均水平,限制了其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同时,在“技术应用”方面,板块内若干数字化系统平台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员工体验不佳,且对提升服务和运营管理效率的贡献有限。

再来看图3中E板块的部门级对标评价,各部门的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被划分为“领航级”“远航级”“启航级”三个类别。其中,m部门被归类为“启航级”,尤其在资源保障和技术应用两大关键领域表现不佳,这成为制约整个板块数字化水平的瓶颈。针对这一现状,银行对E板块的“启航级”部门予以重点关注,并增加了相应资源投入。通过这种由宏观到微观、由板块到部门的穿透式分析,银行能够精确识别各级主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能力差异和实际效果,为管理层在科技预算的精准投放、数字化系统平台的优化升级等相关决策上提供详实的依据和明确的指导,还能促进落后部门加速其数字化转型步伐,从而推动该行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深化。

重视评价体系的“三个注意事项”

商业银行在搭建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时,应重视如下三个注意事项。

第一,在评价内容层面,全面评价数字化转型现状,将能力评价与成效评价有机结合。评价框架需贯通治理、管理和执行三个层面,评价内容既包括战略和资源保障,也涵盖在此基础上的管理能力、科技能力和数据能力;既关注科技创新和建设、“业数技”的融合,也关注客户体验、运营效率和效益、风险合规管理等方面的成效度量。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商业银行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同时,通过评价为数字化转型辨差距、析原因、指方向、辅决策。

第二,在评价对象层面,评价体系需支持进行逐层下钻,具备可穿透性、可追溯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包括宏观层面的监管对标、中观层面的同业对标以及微观层面的板块部门级对标,能够实现从行业监管到公司战略、条线管理和部门执行的层层穿透,帮助商业银行有效定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并分析问题形成的关键领域、关键因素,为全行整体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制定,以及各板块、部门数字化转型子规划制定与重点工作推进实施,提供有效参考和依据。

第三,在评价方法层面,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评价指标,通过引入专家评审法等方式增强客观性、权威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整体采用了定量化、指数化的评价方法,细分指标包含定性与定量两类指标。其中,定性指标评估通过引入多位具备资深经验和不同专业背景的行业专家进行,实现定性指标的定量化处理,避免内部自主评分出现主观性过强及潜在利益关联的问题。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五步走”实施方法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三层对标”评价体系整体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最终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均形成了数字化转型指数。具体而言,评价流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第一步是数据采集。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材料审查、访谈调研、系统测评等方法采集细分指标所需银行内部信息或数据,并从多个权威渠道获取行业及监管数据。第二步是指标权重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各级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从而实现权重的确定。由于评价内容覆盖面广且各家商业银行战略存在差异,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可由组织内部业务、技术、数据、风险、运营等各相关部门专家打分确定。第三步是指标处理。对细分指标逐项进行评估,其中定量指标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将原始指标数据转化为无数量级差异的标准化数值;定性指标需采用分级描述法和专家评审法。在定义指标和评分标准后,引入外部专业权威机构专家、同业数字化转型专家进行集中评审打分,从而有效验证评价指标的专业性,确保评价结果的权威性。第四步是指数计算。通过自下而上逐级加权,对各级指标进行计算,形成各评价维度指数,并最终合成数字化转型指数。第五步是分析建议。对指数进行结构分析与横向对比,得出评价结果,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评价的思考与展望

数字化转型评价是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的关键工具。一是“导航仪”,通过对照监管要求和同业实践,确保商业银行的数字化战略与国家战略、监管政策保持一致。二是“度量衡”,通过精细化的指标设计,识别和量化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和成效。三是“连接器”,通过协调不同层级和部门间的沟通与合作,共享评价成果,助力数字化转型的协同高效推进与综合价值提升。四是“知识库”,通过银行同业间在数字化转型方式方法上的横向对比,总结良好做法,做好经验交流互鉴,推进数字金融产业的技术更新与应用。

数字化转型评价有利于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数字化转型评价机制的建立和运用,对于激活数据要素在金融领域的潜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评价过程中,通过识别数据整合能力、数据分析应用场景及成效等,促进商业银行有效引入科技、环保、工商、税务等多维数据资源,实现数据价值充分发挥。同时,通过评价可以明确商业银行在数据共享过程中应遵循的标准和规范,确保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符合监管要求,促进数据价值发挥的可持续性。

数字化转型评价可以引导银行在前瞻性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布局。评价体系可以进一步涵盖对新技术预研的评估,重点考察商业银行在技术研发和创新实践上的投入,以及这些技术如何为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支持。同时,还可以将新技术的引入及应用机制纳入评价范畴,例如,关注商业银行如何有效地将智能金融、大模型等新技术与现有业务流程整合,以及这些技术的应用对提升客户体验和运营效率的作用和价值,以数字金融创新与应用巩固银行数字化发展优势。

商业银行数字化有效性研究课题组

产业追踪
2024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

摘要:2024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承压运行,继续呈现深度调整态势,供需两端指标持续收缩至较低水平。但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步优化出清,叠加政策面积极信号,或推动下半年房地产市场边际改善。建议针对制约市场恢复的关键问题,从坚决完成保交房攻坚战稳信心、全面优化房地产政策稳预期、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经验稳市场三方面入手,有效发挥政策集成合力促进房地产市场筑底企稳。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形势,对策

一、2024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继续深度调整

(一)房地产市场延续量价齐跌态势

房地产市场整体仍承压运行,交易量和价格延续下降态势,且降幅扩大。20241-5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0.3%,降幅较2023年全年扩大11.8个百分点,较一季度扩大0.9个百分点。其中,期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1.0%,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加23.0%,商品房销售面积的较快下滑主要受期房影响。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1-5月,重点25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下降13%,而同口径下新房成交套数同比下降42.7%,二手房表现好于新房。

房价延续下跌态势。5月份,70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分别环比下降0.7%1.0%,下降城市数分别为68个、70个,二手住宅价格全面下跌。其中,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分别环比下降0.7%0.8%0.7%,二手住宅价格分别环比下降1.3%1.0%0.9%,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下降幅度最大。

(二)房地产库存去化压力仍较大

截至20245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425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5.8%,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上升。其中,商品住宅、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分别为38712万平方米、5214万平方米、14308万平方米,分别同比增长24.6%9.3%2.0%,住宅待售面积增幅最大。

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截至20245月末,50个代表城市商品住宅可售面积约3.34亿平米,较2023年末下降2.2%,按近12个月月均销售面积计算,库存出清周期为21.3个月,较2023年末延长3.9个月。其中,三四线代表城市出清周期高达30.7个月,短期库存去化压力大。从非住宅物业看,根据wind数据库统计,2024年一季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写字楼租赁市场空置率分别为18.3%15.8%18.4%27.0%,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升高,各城市普遍遇到写字楼招租难问题。

(三)房地产供给端指标继续收缩

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新开工面积跌幅继续扩大。2024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1%,降幅较一季度扩大0.6个百分点,在2022年下降10.0%2023年下降9.6%的基础上再度呈现较大幅度下降。1-5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4.2%,在2022年下降39.4%2023年下降20.4%的基础上继续出现20%以上负增长。

土地市场依然低迷。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上半年,全国300城住宅用地成交量同比下降35.4%,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40.6%,仅部分热点城市优质地块尚能实现溢价成交,大多数城市地块底价成交甚至出现流拍,整体成交楼面均价同比下降8.0%,溢价率较2023年同期下降2.5个百分点。此外,央企、国企仍是拿地主力,上半年,22城市拿地金额中,央企、国企及地方国资平台占比高达76%

二、市场逐步优化出清叠加政策面积极信号,或推动下半年房地产市场边际改善

(一)房地产过度金融化程度得到极大扭转

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中,房地产市场承担了多方利益主体长期信贷抵押品的作用。在市场长期上行的条件下,房地产市场也承担了优质投资回报率的投资品作用,在融资端和投资端连接了生产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长期借贷和长期投资,发挥着类资本市场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出清以及金融政策的优化,房地产过度金融化程度得到极大扭转。从企业层面来看,通过房企金融化指数的计算可知,该指数从2016年的0.45下降到2023年的0.31左右,房企金融化程度已大大降低,房地产去金融化进程已基本完成。

此外,房地产企业偿债高峰已过,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4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为7703.1亿元,与上一年到期余额相比下降19.6%9500亿元),其中海外债占比为31.0%,整体回到2020年前的水平。

(二)住房供给结构逐步完善和优化

传统房地产发展模式下形成的重市场轻保障”“重售轻租的住房供给体系,一直是制约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整和政策引导,目前住房供给体系中的保障短板和租赁短板正在逐步补齐。2024517,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上提出,商品房库存较多城市,政府可以需定购,酌情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同时央行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给予支持。之后,相关部门积极推进政策落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视频会议,推动县级以上城市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人民银行召开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工作推进会,明确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在增量住房建设中,高品质住房供给的逐步增加将更好满足居民住房需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下力气建设好房子,在住房领域创造一个新赛道作为今年住房和房地产板块的工作重点,鼓励采用智能化、装配式等新型建造方式,打造好房子样板,让老百姓真正享受便利、感到舒适。各地在高品质住房建设中也在不断探索实践,江苏省出台《改善型住宅设计与建造导则》,对新建住宅的层高设计、户型设计、立面设计、房屋质量进行全方位升级要求。企业致力于为住宅产品提供更多的附加值及创新点,按照四代居的产品理念进行设计,通过空中院落等更具创新性的产品设计,进一步提升非低层住宅的居住品质,发展住宅建筑新质生产力

(三)政策层面更加聚焦并释放积极信号

2024430,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与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以来,房地产政策在取向上更加聚焦,瞄准房地产市场关键问题,也为市场传递出积极信号。地方在中央政策导向下积极探索并形成一些经验做法。根据克而瑞研究院数据,截至2024531,全国222城市共出台优化政策341个,包括:降低首付款比例,降低首套房、二套房利率,降低公积金贷款利率,放松限购、限贷、限价,买房落户,房票安置,存量住房以旧换新等。20246月,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做好2024年住宅用地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对于库存压力大、去化周期长的城市,要暂停新增商品住宅用地出让。调研中,各方普遍认为暂停土地供应和存量房以旧换新政策有助于去库存和畅通房地产市场循环。

在中央和地方利好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有所提升,从房企、中介和项目现场调研看,5月份以来,楼盘来访量和二手房带看量较4月份明显增加。

三、当前促进房地产市场恢复需解决三方面关键问题

(一)销售回款压力大对房地产企业资金到位情况的影响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4年一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6095亿元,新增个人购房贷款仅51亿元;房地产贷款和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同比分别下降1.1%1.9%。房地产类贷款下滑至历史低位。

从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看,20241-5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24.3%,降幅比上月小幅收窄0.6个百分点。从资金来源结构上看,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支持下,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有边际改善,1-5月,累计到位资金分别同比下降6.2%9.8%,降幅较年初收窄4.1个和5.4个百分点;而在资金来源中占比接近一半的定金及预收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分别同比下降36.7%40.2%,降幅分别比年初扩大1.9个和3.6个百分点,销售回款压力依然较大。

(二)政策出台节奏和协同性对市场预期的影响

2024年以来,各地楼市政策继续放松,部分热点城市也先后解除了限购,出台购房补贴政策,并下调了首付比例和首套、二套房贷款利率,对市场修复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但政策的陆续、频繁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观望。

此外,部分城市政策目标的协同性仍需提高。例如,部分房地产库存压力较大的城市,为了实现土地出让收入目标和投资增速目标,2024年以来仍在积极推出优质地块供应、盘活已供未开发土地,新供土地和盘活地块规划和配套条件较好,反而对周边一些在建和在售项目产生较大冲击,影响到已开盘项目去化。随着新增房贷利率的下调,存量房贷和调降新增放贷差值拉大,提前还贷现象明显增多。其后果是对于银行系统可能客观上造成较大压力。

(三)地方财政能力对房地产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的影响

根据市场调研,目前地方政府出台的购房补贴政策、房票安置政策、存量房以旧换新政策,对激活市场热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上述政策都需要地方政府给予资金支持,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和房企的自有资金。当前,地方财政困难、国资平台债务压力大,且房企资金流动性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这可能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当前市场库存量仍然较大、二手房成交周期长等主要矛盾都对政策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难依靠一个政策一次性地带来市场根本性扭转,系列政策的有效且持续发力才能起到助力市场恢复的效果。

四、政策建议

(一)坚决完成保交房攻坚战,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为防止房地产行业下行连锁反应蔓延,当务之急是坚决取得保交房攻坚战的胜利。这不仅是维护新老业主基本民生权利的必然举措,同时也是重塑全社会对于房地产行业信任的关键举措。一是建立健全保交房工作机制,建立完善的信息公示制度,及时公开保交房工作的进展情况、政策解读等信息,提高居民对保交房政策的知晓度和参与度。加强政府与居民部门的沟通渠道建设,设立专门的咨询和投诉平台,及时解决居民的问题和诉求。二是完善房地产市场监管体系。以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房地产项目白名单和房地联动机制为基础,形成动态协调的房地产调控联动机制,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市场调控风险预警体系,提高政策科学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

(二)全面优化房地产政策,尽快稳定市场预期

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下需要出台超预期政策扭转预期,以全面释放住房消费、加快去库存为目标,相关利好政策尽出快出。一是明确居民存量房贷利率同步下调机制,探索允许借款人申请商贷转公积金贷款、提前还款后再重新申贷等调整方式,减少提前还贷和观望,减轻存量还贷压力并释放消费潜力。二是根据房地产库存去化情况,实施有节制的供地机制。摸排具备社会企业竞买意向的地块,根据住房市场变化和商品房库存去化情况,差异化细分市场,合理确定入市地块产品类型,稳步盘活已供未开发地块,防止对在建或在售项目形成冲击。

(三)及时总结评估地方政策效果,形成可推广经验

一是总结征收项目房票安置推行经验。鼓励地方一体化推行房票安置,形成市级统筹、区级落实、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实现房源超市上线试运行,优化房源超市,完善操作流程。借鉴苏州经验,建立全市统一的房票房源库,房票房源库可纳入非住宅商品房、车库、地下车位等房源,做好房票通兑工作,提高房票使用效率。二是探索设立存量房以旧换新专项支持资金,为地方国企收购存量房提供稳定的低成本、长期限资金支持,对企业收房、卖房环节给予税收减免,推动以旧换新形成规范性、可推广操作流程。

注释:

房企金融化指数=(衍生金融工具的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应付债券+长期借款+预收账款+衍生金融负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预收账款+交易性金融负债)/总负债×100%

参考文献:

李嘉,中国城市住房金融化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21.

任荣荣,等,加快房地产业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23.

任荣荣,贺志浩,基于住房机会指数(HOI)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研究[J].中国物价,20245):99-102+123.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12024[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任荣荣;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嘉

数字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伴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文旅”“科技+文旅”的融合发展成为文旅产业发展新趋势。对此,要把握旅游产业数字化发展方向,加快发展数字文旅,打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关键词:数字科技,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当前,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而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大大改变了传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态,催生出一批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和新场景,开启了我国数字文旅的新时代。

一、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新形势

文旅产业数字化是利用数字技术对文旅产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的改造过程,旨在打破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边界,实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1]。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数字化对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数字科技催生文旅产业新业态。随着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科技加速了产业跨界联动和产业升级想象空间,形成了数字文旅、沉浸式乐园、数字展览、数字演艺、数字文博等融合产业新业态。如以“创见美好、智造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在山东济南举行。1秒穿越宋代,6分钟便可细细欣赏完一幅数字版的《清明上河图》;在“元豫宙”中,可以神游老君山、少林寺、龙门石窟等,这些都让观众在数实融合沉浸体验中感受到科技的强大。

二是数字科技加速文旅平台新模式。当前,随着数据可视化、大数据分析、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兴起,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形成了数字技术积极介入的态势。在网络上,人们可以找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购买方便的基于景区基础形象、产品创意等打造出来的各种旅游信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现在游客更多的是背包客,58%的游客是通过线上获取旅游信息,购买旅游服务。全国各地文旅局局长花式内卷正反映出了人们对新兴旅游模式的追求。数字技术在供需两端的驱动下,使文旅数字平台成为消费决策、消费实现、企业营销的载体,实现了文化旅游景区、产品、服务等线上线下相结合。

三是数字科技提升文旅体验新场景。当前,传统文旅产业与数字技术、网络平台进行融合,衍生出基于数字技术的“云旅游”“云娱乐”“云直播”“云文创”等一批新的文旅业态,逐步形成了网络消费、体验消费和智能消费等新模式。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V故宫”应用程序,通过采集紫禁城全景三维简模数据,包括太和殿、养心殿、乾隆花园和角楼在内的重要殿宇室内外高清数据,使用户通过VR眼镜就能身临其境地参观未开放区域或珍贵文物。各地文旅部门通过打造数字景区、数字民宿、数字酒店等项目,优化升级了数字文旅产品供给体系。

四是数字科技开拓文旅消费新潜力。现阶段,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我国数字文旅融合发展也逐渐呈现应用场景丰富、创意产品引爆市场、相关制度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等现象。这也意味着,基于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文旅产业发展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等特点。例如,携程通过运用先进的AI算法深度挖掘用户数据,包括用户的浏览历史、消费习惯以及兴趣偏好,从酒店住宿到餐饮娱乐,为每一位用户定制独一无二的行程规划方案。“千人千面”的服务模式促进精细化、个性化的消费者服务策略形成,开创了一个更加智能、便捷且富有温度的文旅消费新时代。

二、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

当前,文旅产业面临着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在文旅与数字科技等行业融合趋势凸显、文旅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升级、文旅消费模式和需求发生变化的新时期,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是尚未形成强有力的数字文旅品牌。在数字经济时代,文旅产业靠资源已成为过去,引领未来的要靠场景、靠数字文旅核心IP品牌。河南省推出了一系列文化遗产活化的短视频,如“唐宫夜宴”“洛神水赋”,西安市推出了“长安十二时辰”“大唐不夜城”等。目前,部分地区缺乏数字文旅核心IP产品,没有数字科技领域的技术支撑,科技转化能力较弱,大多数地区还是依托传统模式和资源优势打造文旅产品,没有推出沉浸式文旅项目。

二是数字沉浸式体验产品相对单一。目前,在文旅产品的内涵式发展上,还存在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不深入,地方文化旅游的独特性和吸引力不强,游客审美疲劳等问题。在文旅产品的开发设计上,还存在数字文旅产品原创内容较少、动态体验和情感体验产品单一、旅游者“现场”交互式体验需求难以满足等方面的问题。

三是文旅数字信息化服务管理不足。目前,我国旅游领域的数据孤岛现象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尚未建立起旅游信息流通、数据共享的协作机制;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合作机制,阻碍了数据的自由流动,旅游公共服务信息碎片化严重,阻碍了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范围。

四是数字文旅人才要素有待加强。文化旅游是一个数据密集型行业,涉及游客行为、市场需求、景区管理、服务质量等多方面的数据。必须通过数字文旅复合人才整合海量用户的偏好数据,深度挖掘用户的情感体验数据,精准把握用户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文旅产品或场景,才能有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验需求。目前,大部分地区缺乏数字文旅人才,很难有效推动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数字文旅将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日益融入“生态+文化+旅游+娱乐+商业”等消费业态,数字科技逐渐成为文化旅游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对此,我们要抢占数字制高点,抓住旅游发展的引流密码,切实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顶层设计,打造文旅融合数字化发展新生态

一是做好规划文章。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协同进化、持续迭代的过程[2]。要充分结合《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等文件要求,整合地方文旅资源,形成以核心区(项目)为龙头,牵引县(市、区)文化场馆、旅游景区和街区、节事活动等“一盘棋”数字化发展。文旅局、发改委、财政机关、大数据中心等相关部门应加快研究制定并出台“数字文旅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地方数字文旅产业发展的方向、原则、任务、方式等,建立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是夯实基础设施。加快推进5G网络在重点景区、度假区、文博场馆全覆盖,综合运用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对重点旅游景区、酒店及重点交通设施、文旅场馆进行智能化提升改造,打造可交互、沉浸感强的智慧景区、智慧酒店、智慧博物馆等设施体系。全面推行数字文旅一卡通,集合服务端中景区预约、门票销售、导游导览、VR全景、投诉服务及“云直播”等形成文旅功能闭环,提升平台的运营效能,优化用户体验。

三是完善平台功能。整合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各类文化服务场馆和旅游景区、主题乐园、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消费各级各类公共数据资源,打造融资源、合作、交流、服务于一体的文旅融合信息服务平台,形成文旅消费产业链闭环。进一步发挥美团、携程等市场化数字文旅平台的整合作用,围绕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矩阵进行布局,构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文旅数字产业链条。

(二)拓展创新边界,实现文旅融合数字化发展新延伸

1.加大文旅数字化技术研发

围绕文旅元宇宙、数字光影技术、文旅沉浸式体验、数字内容与IP创作、影视后期制作、文旅数字场景设计等领域加大关键技术研发。针对地方文化、动感、夜游、欢乐、美味五个消费主体,大力培育数字娱乐、游戏竞技等文旅体验新模式,利用数字技术打造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推动数字文化融入夜间经济,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2.引入文旅数字化精品项目

搭建政府与企业的协同创新平台,引入如方特、华侨城、海洋公园等代表性企业核心项目,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文旅产业的无缝对接。强化跨领域合作,携手互联网巨头、传感器制造商等优势伙伴,充分运用全息投影、智能交互,开发更多深受游客追捧的历史穿越、秘林探险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本土化、个性化和高品质体验的有机结合。

3.丰富文旅数字化消费场景

以数字化助力,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旅新体验,打造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型文旅消费新场景。对重要景点、文艺作品、历史故事等,可利用VRAR、区块链等新技术,将文旅资源活化为可听可看、可读可感的新产品形态,为用户提供身临其境的虚拟旅游体验,如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北京世园会以《山海经》为题材打造的“奇幻光影森林”。对珍贵文物、历史遗迹等,可采用3D复原、超高清数字互动、元宇宙等技术打造虚拟人、虚拟动物数字化体验场景,促进文旅消费提质扩容。

(三)瞄准市场需求,塑造文旅融合数字化发展新内涵

1.深挖文化内核,打造数字文旅IP凝聚力

近年来,“淄博烧烤”“南方小土豆”“王婆说媒”“天水麻辣烫”等文旅数字IP引爆市场,但如何让“流量”变“留量”,深挖地方文化内涵至关重要。应立足地方文化,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动漫IP、游戏IP、影视IP、音乐IP、文学IP等数字文旅IP,营造区域内的沉浸式体验环境。在主题乐园、智能酒店、数字博物馆、数字艺术馆等科技应用项目,在度假酒店品牌、休闲产品品牌、文化活动品牌、饮食品牌等推介领域,打造全域统一IP品牌形象,构建独具特色的数字文旅IP凝聚力。

2.推动聚点成链,提升数字文旅IP辐射力

当前,我国IP产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覆盖游戏、影视、玩具、动漫等多个细分市场领域。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文娱IP市场规模超4600亿元[3],其中,游戏IP收入占总收入的372%。文娱IP市场作为促进多领域、多产业、多层面协同发展的核心纽带产业,要聚力打造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园区(基地),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打造文旅数字IP生产、数字文旅装备产业集群。要着力培育数字文旅龙头企业,引导中小微数字文化企业增强技术创新、场景创新能力,提升数字文旅产业竞争力。

3.创新宣传方式,扩大数字文旅IP影响力

营销是数字文旅创新发展的手段。现阶段,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大流量平台网络直播正在重构数字文旅消费新场景和新空间。对此,要充分利用已有的信息传播途径,如线上博览会、展览会等活动,腾讯新闻、微信朋友圈、QQ浏览器等线上工具,以“官方权威渠道+新媒介”方式,扩大地方文旅、地标优品产品推介、信息发布的范围,增强宣传的效果。充分运用好“中央官网+地方文旅IP”“头部主播+地方文旅IP”的网红效应,如“董宇辉的湖北行”“董宇辉的湖南行”等营销模式,将数字文旅打造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四)完善治理体系,构建文旅融合数字化治理新格局

一是加大政策支撑力度。加大对文旅数字化发展的专项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刺激数字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和规模性。健全版权保护法规、用户隐私权法律框架等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个人数据安全监管,为数字文旅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设立数字文旅产业发展基金,加大对中小微文旅企业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数字文旅建设。加大对文旅数字化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升文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加快培养复合人才。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在数据分析、用户体验设计、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等领域,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要着力培养和引进数字文旅领军人才、管理人才、应用型人才,建立地方数字文旅专家库。组建“职业院校+文旅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有针对性地培养地方数字文旅人才队伍。联合研究机构、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领军企业,组建文旅数字化发展联盟。

三是构建部门协作机制。数字文旅产业需要文化和旅游、发改、财政、大数据中心等多个政府部门共同执笔描绘,应探索建立跨部门的创新政策联席制度[4],应通过文旅数字化平台打通文化和旅游在政策规划、公共服务、市场监管、产业发展、宣传推广方面的行业隔阂,实现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结合政府职能、文旅宣传、市场需求、用户体验,形成专业化、一站式的平台。创新文旅治理模式,完善文旅治理体系,提升文旅综合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1]夏杰长,贺少军,徐金海.数字化: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方向[J].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2):5155

[2]任宗强,黄奥,陈凌云.基于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比较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217):6570

[3]伽马数据.IP市场发展报告:文娱IP收入超4600亿元,近四成来自游戏[EB/OL].(20230517[20240430]https//36krcom/p/2261683730525829

[4]于斌.文旅产业发展趋势研判[J].中国国情国力,202010):5659

作者简介:姚瑶(1984—),女,湖北潜江人,中共随州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与经济管理研究。

中共随州市委党校 姚瑶

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石油石化行业发展研究

一、前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重要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我国作为全球主要碳排放国之一,其如何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石油石化行业作为我国乃至全球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低碳经济的推进要求石油石化行业必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低碳经济也为石油石化行业提供了向可持续和环境友好方向发展的机遇。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环境影响,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改进实现低碳发展,成为我国石油石化行业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低碳经济对我国石油石化行业发展的影响

(一)碳关税

随着国际社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共识加强,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或计划实施碳关税,以鼓励低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减少碳排放,政策变化直接影响我国石油石化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作为碳排放大户的石油石化行业,将面临更高的出口成本和市场准入壁垒,尤其是在出口到欧盟、美国等对碳排放标准要求较高的市场时[1]。碳关税的征收,意味着我国石油石化产品在此类市场的价格将会上升,可能导致出口量下降,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碳关税的实施将迫使我国石油石化行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了应对碳关税带来的挑战,石油石化企业需要投资于更加清洁、高效的生产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涉及生产过程的改进,也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比如发展生物质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以及石化产品的绿色替代品,虽然给企业带来短期的经济压力,但从长远来看,有助于企业提升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低碳经济背景下拟征碳关税对我国石油石化行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面对变化,我国石油石化行业需要积极应对,通过加大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等措施,减少碳排放,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需求,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应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帮助企业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新能源产业

因为全球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共识加强,所以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对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石油石化行业构成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应用增加,直接影响石油和化学产品的消费需求。随着新能源汽车、电力替代等技术的推广,传统石油燃料的市场需求将逐渐减少,迫使石油石化行业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增长点。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为石油石化行业带来转型升级的机遇。面对新能源产业的竞争,石油石化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拓展绿色化学品和生物质能源等领域,实现从传统能源供应商向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转变。例如,石油石化企业可以投资开发生物燃料、绿色石化产品等,不仅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也能够开拓新的市场和利润增长点。低碳经济背景下,石油石化行业需要加强与新能源产业的合作,通过产业链整合,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形成互补的能源供应体系。例如,石油石化企业可以与新能源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储能材料、化学电源等关键技术,提高新能源产品的性能和竞争力,实现互利共赢[2]

(三)低碳技术

低碳经济的推进对我国石油石化行业带来深刻的影响,尤其在低碳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方面。随着全球对减排目标的日益重视,低碳技术成为石油石化行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涉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的技术创新,也包括发展替代能源、绿色化学品的新技术。低碳技术的应用使得石油石化行业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提高生产过程的能源效率。例如,通过改进炼油工艺、优化能源管理系统、采用高效的催化剂和反应器等技术手段,可以显著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碳捕集、利用和储存(CCUS)技术的发展,为石油石化行业提供直接减排的有效途径。低碳经济的发展促使石油石化行业加快向清洁能源和绿色化学品转型[3]。在新能源方面,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被寄予厚望,石油石化企业通过投资以上领域,可以分散传统能源业务的风险,也能够把握低碳经济发展的机遇。在化学品生产方面,发展生物基化学品、可降解材料等绿色化学品,既满足市场对环保产品的需求,也是企业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低碳技术的发展还带动石油石化行业的产业链升级。通过与下游用户合作,共同开发低碳产品和解决方案,石油石化企业可以提升自身在低碳经济中的竞争力,同时推动整个产业链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石油石化行业发展现状

减少碳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正在积极响应全球减排倡议,推动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其中石油石化行业作为传统能源产业,其转型升级尤为关键。当前,我国石油石化行业面临着从依赖化石能源向发展清洁能源转变的压力。在低碳经济政策的推动下,石油石化行业正在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碳排放。一方面,石油石化企业正在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发展碳捕集与存储(CCS)技术等措施,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另一方面,行业也在积极探索和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如生物燃料、太阳能、风能等,以及生物基化工产品,以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4]。同时,我国石油石化行业面临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挑战。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传统石油产品的需求增长放缓,要求石油石化企业不仅要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上下功夫,还需要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多元化发展,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和增长点。为应对低碳经济带来的挑战,我国石油石化行业正在积极转型升级,一方面,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提升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竞争力。尽管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在政策的支持和市场驱动下,我国石油石化行业的低碳转型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石油石化行业的发展策略

(一)积极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石油石化行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紧迫需求,其中最为关键的发展策略便是积极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核心在于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提升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需要石油石化行业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加快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需要推广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新能源汽车用燃料的开发等。通过以上措施,石油石化行业可以逐步实现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型,降低碳排放强度。调整产业结构还需重视石油石化行业内部的结构优化,石油石化企业要在提高原油加工效率、优化产品结构上下功夫,还需要加大对绿色、低碳化学品的研发和生产力度,如生物可降解材料、环境友好型涂料等,以提高产业的整体绿色发展水平[5]。积极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需要石油石化行业加强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特别是与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等行业的深度融合,通过跨界合作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和增长点,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提升。例如,石油石化企业可以通过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合作,共同开发新型汽车用能源和材料,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二)合理推进清洁能源的开发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内外对于减少碳排放的紧迫要求,石油石化行业必须积极调整能源结构,通过发展和利用清洁能源来降低碳排放,实现行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石油石化企业需要加大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探索包括天然气、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在内的多元化清洁能源利用途径。特别是天然气作为一种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其在替代煤炭、减少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石油石化企业可以通过建设天然气处理和利用设施,提高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推动清洁能源的开发还需要石油石化行业积极拓展新能源业务领域。例如,通过建设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可以丰富石油石化企业的能源产品线,还能够提升企业的绿色低碳形象,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石油石化企业可以利用现有的技术和资本优势,进入生物燃料、氢能等新能源领域,探索绿色能源的生产和应用。同时,合理推进清洁能源的开发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政策和市场机制。政府应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提供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石油石化企业加大清洁能源的研发和应用[6]。同时,通过建立健全的清洁能源市场机制,为清洁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清洁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有效制定碳减排标准政策

对我国石油石化行业而言,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有效制定和实施碳减排标准政策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7]。随着全球对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碳排放成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友好度的重要指标,对企业的国际形象和市场竞争力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石油石化行业需要通过制定严格的碳减排标准和政策,引导行业向低碳化方向转型,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和国内外政策的要求。行业内部需要建立一套全面、科学的碳排放和碳减排监测体系,通过对碳排放的精准测量和监控,石油石化企业可以清晰了解自身的碳排放状况,识别减排潜力和改进方向,为制定减排措施和目标提供数据支持,涉及对碳排放数据的定期公开和报告,以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石油石化企业需要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低碳发展的政策,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碳减排计划,包括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和碳排放。同时,石油石化企业应加强与国内外的技术合作和交流,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减排能力。有效制定碳减排标准政策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应通过出台相关法规和标准,为石油石化行业的碳减排工作提供明确的政策框架。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鼓励石油石化企业投资低碳技术和项目。

(四)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结合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石油石化行业面临着转型的重要任务,需要将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结合作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石油石化行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通过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双赢,推动行业的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结合需要石油石化行业加大在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上的投入,通过发展生物燃料、太阳能、风能等替代能源以及采用能效更高、排放更低的生产技术和设备,行业可以在减少对环境影响的同时,开拓新的市场和业务领域,实现经济效益增长。例如,石油公司可以通过建设太阳能发电站,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为公司带来新的收益来源。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结合还要求石油石化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实施严格的环境管理措施[8],需要优化生产流程,减少能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遵循循环经济原则,提高资源的再利用率。通过以上措施,石油石化企业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减少对环境的压力,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结合需要石油石化行业积极参与碳交易,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石油石化企业可以通过减排项目获得碳信用额度,然后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易,既激励企业减少碳排放,也为企业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

(五)充分开发和应用低碳技术

我国石油石化行业在低碳经济背景下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机遇。为了适应此趋势,石油石化行业需要充分开发和应用低碳技术,是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有效途径,是提升行业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开发和应用低碳技术,意味着石油石化企业需要在生产过程中采用环保和能效更高的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改进炼化工艺、优化能源管理系统、采用高效的催化剂和反应器技术,通过以上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例如,可以通过采用先进的连续催化裂化技术,大幅提升原油的转化率,同时减少能耗和碳排放。充分开发和应用低碳技术还需要在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的探索,石油石化行业可以通过研发生物燃料、合成燃料等替代能源,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发展和应用可降解塑料、环保涂料等绿色化学品,推动化学产品向低碳、环保方向转型。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对于石油石化行业减少碳排放同样十分重要。通过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捕集并转化为有用的化学品,或安全封存于地下,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能为石油石化企业带来新的经济效益。为了有效推进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需要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多方面的合作与支持。政府应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和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应用。石油石化企业需要加大投入,积极参与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科研机构则应发挥其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为石油石化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石油石化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必须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响应党中央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低碳技术应用等措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同时,需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从传统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型。通过有效制定碳减排标准政策,加强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结合以及充分开发和应用低碳技术,推动行业的绿色转型。此外,需要与国际低碳发展趋势保持同步,提升全球竞争力。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需共同努力,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政策环境和市场机制的优化,营造有利于行业绿色发展的外部环境。只有如此,我国石油石化行业才能在低碳经济大潮中乘风破浪,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减缓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

引用

[1]蔡林睿,王璐璐,蒋增平.石油石化劳保类项目集中集约化招标探索与实践——以中国石油物资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为例[J].大众标准化,202324):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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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月清.新征程·新动能——新时期我国石油石化行业转型发展现状与趋势透析[J].中国石油企业,202211):26-27+127.

[4]西门子.西门子数字化创新助力石油石化行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J].电气时代,202111):15.

[5]张华.石油石化行业电化学污水处理技术应用及发展趋势[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20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第二卷),2020.

[6]王陶,张志智,孙潇磊.低碳背景下碳市场的发展及其对石油石化行业的启示[J].辽宁化工,20204906):647-650.

[7]萧河.油油气勘探开采彻底放开国内石油石化行业全面开放格局基本形成[J].中国石化,202002):81.

[8]李伟,王宇纯.《外商投资法》的出台对我国石油石化行业的影响及相关建议[J].中国市场,201925):57+62.

中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 葛富民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大模型产业差异化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近年来,以ChatGPT、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继发布,其能力快速迭代更新,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飞跃。这些大模型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成果,更是推动产业革新、激发经济新模式、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发展浪潮和国家政策引导下,全国多地抢抓大模型机遇,开展大模型创新算法及关键技术研究,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然而,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模型发展仍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同时,地方在发展大型产业过程中,也存在项目盲目跟风等问题。对此,各地应立足区域发展基础,围绕我国大模型技术演进路线及存在短板,科学布局大模型产业,协同做大做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关键词:大模型,发展模式,算力,人工智能

一、发展背景及趋势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将大模型推向了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相关技术进入成果爆发期,通用大模型、行业定制大模型、端侧大模型蓬勃发展,使得大模型产业的应用落地和商业化进程显著加速。这些模型不仅在技术上实现了突破,更在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奇点时刻更快到来。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呈现以下三个明显趋势:

(一)模型训练算力增长速度超越摩尔定律

随着大模型参数规模的持续增大,其算力需求也快速增长,相较于深度学习时代,大模型的整体算力需求已实现2-3个数量级的跃迁。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芯片厂商加速推进计算芯片创新升级,在过去8年间,英伟达GPU单卡算力性能增长了1000倍,远超芯片摩尔定律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翻一倍的增长速度。未来10年将是人工智能算力的“超摩尔时代”,通过计算芯片、软件栈、网络等智能计算系统全域协同优化,构建出大型人工智能超算集群,将进一步超越摩尔定律的约束。

(二)龙头企业创新牵引推动大模型创新

大模型发展浪潮主要由大模型算法企业和智能芯片设计企业共同主导,技术门槛高,高科技龙头企业的主体作用明显。从大模型看,2022年年底引爆行业的ChatGPT以及2024年爆火的Sora均由OpenAI公司研发推出,受业界广泛认可的开源大模型LLaMA系列由Meta公司推出。国内的ChatGLM、通义千问、文心一言等也均由人工智能领军企业研发推出。从智能芯片来看,英伟达、AMD等龙头企业主导并推动了算力变革,国内华为、摩尔线程等企业也在加速追赶。

(三)高质量数据集支撑模型训练

大量高质量的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和学习的基础,数据对于人工智能就如同燃料对于引擎,丰富的数据能让模型更好地理解和识别各种模式,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和更新,模型还可以持续进化并提升性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OpenAI公司为迭代升级GPT模型,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建立高质量数据集,从维基百科、电子书、新闻网站、博客、推特和Reddit等平台和论坛中搜罗了大量数据用于模型训练,数据要素产业也因此迎来了发展风口。

二、大模型发展现状及面临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领域中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加快推动大模型产业的持续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和瓶颈。

(一)区域分布上,全国形成三大聚集区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产业集聚发展区,涌现出一批行业龙头和独角兽企业,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其中,北京在全国优势突出。《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告2023》显示,在全国2200家人工智能骨干企业中,北京的企业数量占比为28.09%,位居全国第一。全国已有117家“大模型”完成备案,其中北京市51个、上海市24个,广州市9个、深圳市8个、杭州市7个,其他城市备案数量均不超过2个。赛迪顾问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区域竞争力研究报告(2024)》显示,我国31个省(市、区)人工智能发展分为四个梯队,其中北京、广东、上海形成的引领者梯队具备明显优势;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构成的挑战者梯队已初步形成区域特色产业;安徽、四川、天津组成的期待者梯队产业基础较为扎实;其余19个省(市、区)处于跟随者梯队。

(二)算力、算法、数据三大要素方面依然存在短板

算力方面,发展供需不平衡、“大而不强”的现象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芯片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我国算力关键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超算算力和智算算力总体规模较小。算法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国内企业仍然存在差距,底层架构设计方面,目前国内外大模型训练时均采用谷歌公司的Transformer模型,国内尚没有类似的底层架构,大模型的预训练方面只能“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在大模型的迭代升级、更新换代方面,国内企业也普遍落后于欧美企业,竞争劣势较为明显。数据方面,虽然我国的数据量很大,但产业化发展还存在不足,相对标准化的数据服务商较少,数据质量普遍较低,存在不少噪音和错误,使得大模型的训练面临巨大挑战,影响了模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三)演进路线上,垂直行业应用成为竞争关键赛道

通用大模型的国内应用主要围绕写作、作图等浅层阶段,而深入场景、靠用户驱动的行业大模型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与通用大模型相比,垂直行业大模型能够更直接地深入特定行业与业务场景,更精准地满足行业特定需求,弥补通用大模型无法最优化适配到垂直行业中的不足。国内大模型的发展路径是“通用+垂直”双轨并行,其中垂直类大模型落地速度最快。通过通用大模型企业和行业头部企业的联合创新,教育、旅游、医疗、汽车、化工、生物医药等垂直行业大模型大量出现。2023年12月,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3大模型落地应用案例集》评选出52个大模型商业落地优秀示范,其中超过65%为垂直行业应用。

当前,我国大模型发展势头迅猛,各地和各大企业纷纷加大对大模型的布局,但部分地方仍简单地将发展大模型归结于硬件投资,盲目跟风上项目,很可能导致大模型项目的过度投资、重复布局和低效建设。从全国发展布局来看,一方面发展大模型门槛高、投入大,人才素质要求高,在我国众多地区不具备研发和培育通用大模型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我国大模型在算力、数据和应用等多方面仍存在短板,产业化水平不高。各地发展除了需要聚焦大模型本身,更应立足区域发展水平和企业发展条件,合理布局发展大模型产业链,联合做大做强我国大模型产业。

三、产业发展模式分析

通过地方实践,我国模型产业初步形成了三种主要发展模式,即产业聚集和技术创新模式、行业应用导向模式以及资源要素导向模式。

(一)产业聚集和技术创新模式

以北京市、上海市和深圳市等地区为典型代表,此类地区是我国大模型产业发展的高地和聚集区,科研实力强大,人工智能软硬件优势突出。在推进路径上,此类地区应重点推进大模型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的突破,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数据要素市场、打造优质数据流通产业生态,研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通用大模型底座。此外,全面推动软件企业融入大模型,引导行业领域开放应用场景,以“通用大模型+行业模型+软件生态”等多要素合力建设大模型产业集群。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致力于打造大模型之都,预计2025年基本形成要素齐全、技术领先、生态完备的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发展格局。在推进路径上,北京市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体系发展作为重点任务,通过揭榜挂帅、创新联合体等方式,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领军企业、创新型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攻关大模型全流程关键核心技术,推进开源开放,打造全栈国产化人工智能体系。此外,北京市重点围绕提升算力资源供给、提升高质量数据要素、推动创新场景应用等维度全面构建全产业链生态。

(二)行业应用导向模式

以重庆市、武汉市和苏州市等地区为典型代表,此类地区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对完善,已形成一批具备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同时,这些地区传统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为大模型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在推进路径上,重点以行业模型和高质量行业数据集为抓手,推进大模型在行业的应用示范,以提供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为目标进行招商和布局产业,占据产业链高端环节。

以武汉市为例,武汉市是我国中部地区首个软件名城,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嵌入式系统、遥感解译、地理信息等领域优势突出,已形成涵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较为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在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机器视觉等领域形成了一批特色产品。但在发展大模型产业方面,武汉市有影响力的大模型龙头企业较少,缺乏有影响力且能够面向用户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本地的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较大,制约了当地大模型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路径上,武汉市拟选取工业制造、医疗健康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数据产品开发利用,形成高价值数据集,推动人工智能企业与各领域头部企业合作,打造深度匹配行业需求的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大模型,在制造、医疗、教育、物流、城市治理等领域培育应用场景,打造大中小场景协同发展体系,形成场景牵引大模型产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资源要素导向模式

以贵州、宁夏、内蒙古等地区为典型代表,围绕算力资源导向,由政府主导建设高水平的算力基础设施,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依托区域能源禀赋和气候优势构建算力综合成本优势,以算力资源和价格进行强有力的招商引资。一方面为落地的大模型龙头企业提供配套产业和服务,另一方面,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将本地算力服务于全国大模型企业。围绕数据要素资源导向,以大同、海口等地区为典型代表,通过建设全国数据标注基地,助力行业大模型产业化。

以宁夏为例,宁夏气候环境适宜,数据中心采用全自然风冷,PUE值最低达到1.1,年平均气温8.8℃,全年环境优良天数达280天以上,非常适宜建设全自然风冷数据中心,是国家认定的最适宜建设数据中心的一类地区,同时其电力供给充足稳定、价格优惠,数据中心到户电价不高于0.36元/千瓦时。在推进路径上,宁夏以智算来抢占大模型风口,已建成我国西部唯一的算力和互联网交换“双中心”和全国首批“万卡级”智算基地,算网融合支持落地企业开展大规模模型训练,建成了全国首批人工智能芯片适配基地,可以为国产芯片提供测试、验证等服务。下一步,宁夏将尽快建成全国大型智算基地,依托“东数西算”,让宁夏的电力变成全国的算力,支持全国大型产业发展。

四、总结与展望

今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前瞻布局大模型产业是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举。当前,大模型产业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档推进,技术潜力与市场空间巨大,但实现与产业场景的深度融合离不开各方合作。面向未来,我国需进一步加强产业协同攻关和技术创新,在全国范围内强化算法、算力和数据以及通用大模型和行业模型等各层级生产力要素的统筹布局,从技术、市场、政策等多维度支持共同推动我国大模型产业的突破性发展,打造新质生产力重要引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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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 齐荣 刘腾飞 王强 黎小双

区域经济
经济特区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新实践新理论

提要

一方面,经济特区要利用自身独特优势,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先行示范引领制度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落实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国际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亮丽名片。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相继建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成就举世瞩目。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当前,深圳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牵引,奋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

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使命艰巨。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目标定位,要求经济特区率先实践探索与先行示范的制度创新。二是全面扩大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经济特区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的使命。三是打破西方现代化的迷思,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经验以及以此为基石蹚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

1 经济特区建设的中国经验

如果说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担当与使命,那么兴办经济特区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为实践这一伟大探寻的伟大创造。甚至可以说,没有经济特区的兴办,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就没有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以经济特区的兴办与发展为起点和实践路径,推动中国从“单一政策增长极”带动的非均衡发展升级为“多维经济增长极”辐射的区域协同发展,从而实现从非均衡向均衡的发展。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科技园区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广义经济特区体系。国内经济特区(各类园区、出口保税区和自贸区等等)已经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2 新时代经济特区的新实践和新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特区在更高起点上再出发,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新征程上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发展格局下,经济特区被赋予更高的战略定位、更明确的发展方位以及更重大的使命担当。新时代赋予经济特区新的使命和挑战,经济特区制度创新与改革重点更多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历史使命”,经济特区要寻找新的方位,把握好新的战略定位,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试验平台、开拓者和实干家。

从2013年在上海成立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10年分批次批准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按照“点(上海)—线(东南沿海)—面(中西部沿江沿边)”的基本发展格局,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沿海沿江沿边陆海统筹的开放态势,推动新一轮全面开放格局。

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定位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施全国独有的“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政策。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将全岛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功能区,各自结合实际,侧重不同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定位,借助自贸港政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支持深圳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

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重要通道,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

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中央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为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作贡献。

无论是经济特区、还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等,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使命的“政策实验室”,从而都是实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意图的一项制度安排。

一方面,经济特区要利用自身独特优势,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先行示范引领制度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落实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国际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3 经济特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世界

在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首先要明确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在逻辑关系,明确经济特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才能在一系列时代之问中交出满意答卷,实现新时代经济特区的先行示范与建设引领作用。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经济特区需要重新找准在世界发展中定位。国际循环不仅仅是外国企业“走进来”,更需要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经济特区的中国经验,也可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载体、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走出去”。一是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实践和理论;二是通过智库为发展中国家举办经济特区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他们走出经济特区“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三是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主,以境外经贸合作区这一经济特区新形式,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企业和中国经验“抱团出海”,促进当地就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发展,共享特区经验、管理模式,进一步助力东道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章平;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涂梦娟

中部地区的新使命:高质量建设国家战略腹地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指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起着核心作用的地区,在优化国家重大生产力战略布局、拓展国家安全战略纵深、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中部地区而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以来,六省发展普遍加快,中部地区在全国的战略位势显著提升,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高质量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中部地区的新使命。

一、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20周年的巨大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部地区发展,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20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显著上升。如2023年,中部地区常住人口36394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6.97万元,在全国的占比分别为25.82%、21.39%,比2004年分别提升了0.25个、2.39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7.41万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2.92%,比2004年提升了5.83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大幅缩小,彻底改变了“中部塌陷”的局面。

从战略上看,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20年来的巨大成效,是六省紧紧围绕建设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等“三基地一枢纽”的战略定位,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战略定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6年颁发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首先提出的,2012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颁发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2021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都强调这个战略定位。可以说,20年来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的战略定位逐年巩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显著上升。

一是在粮食生产基地建设方面,2023年中部地区粮食总产量达20298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9.2%,其中河南6624.5万吨,安徽4159.8万吨,湖南3068.3万吨,分别居全国第2位、第5位、第11位,为确保国家粮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在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方面,2023年,中部地区煤炭总产量达15.92亿吨,占全国的34.1%,其中山西13.57亿吨,安徽1.12亿吨,河南1.02万吨,分别居全国第1位、第6位、第7位;电力装机容量达625792亿千瓦,占全国的21.4%,其中河南13915亿千瓦,山西13304亿千瓦,湖北11253亿千瓦,分别居全国第6位、第7位、第8位;钢材总产量达18328.1万吨,占全国的18.0%,其中山西5918,5万吨,安徽3587.6万吨,湖北3343.7万吨,分别居全国第5位、第7位、第9位。水泥总产量达5.37亿吨,占全国的26.6%,其中安徽1.33亿吨,湖北0.99亿吨,河南0.96亿吨,分别居全国第3位、第9位、第11位。这些数据表明,中部地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

三是在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方面,2023年,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总收入达25.84万亿元,占全国的21.2%,其中安徽5.09万亿元,河南4.65万亿元,湖北4.59万亿元,分别居全国第7位、第9位、第10位;汽车产量达573.41万辆,占全国的19.04%,其中安徽208.8万辆,湖北179万辆,河南79.3万辆,分别居全国第4位、第6位、第17位,在全国的位次都有上升。这些数据都表明,中部地区在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

四是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方面,中部地区已有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四个省会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各省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都发展很快。就高速公路而言,2023年中部地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41349千米,占全国的4.5%,其中河南8321千米,湖北7600千米,湖南7539千米,分别居全国第8位、第10位、第11位;就高速铁路而言,中部地区2023年高速铁路通车里程达12426千米,占全国的27.6%,六省高速铁路通车里程都超过2000千米,其中安徽2522千米,湖南2408千米,河南2196千米,分别居全国第2位、第4位、第7位。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20年取得的巨大成效,是中部地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新起点。从战略上看,中部地区在新时期的新使命应是,在进一步巩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的基础上,高质量建设国家战略腹地。

二、中部地区具备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必要条件

国家战略腹地作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起着核心作用的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特殊而重要的使命。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受到很多省区的高度重视,目前,中部地区已有河南及湖南长株潭地区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实际上,中部地区作为一个大区域板块,在进一步巩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的基础上,可以整体建为国家战略腹地。

我国学术界和政府规划部门共同认为,国家战略腹地有五个必要条件,即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资源的丰富性、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及文化影响力,而中部地区具备这五个必要条件:

第一,中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重要性。从全国视角看,中部地区属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两大地理板块,河南属中原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属长江中游地区,而山西与京津冀相连,安徽是长三角的成员,显然,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联北接南”的经济地理优势。正因如此,中部地区目前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是国家战略腹地的关键条件,显然,中部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具备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这个关键条件。

第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中部崛起战略实施20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以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创造了五分之一以上经济总量。2023年与2004年相比,常住人口占全国之比上升了0.25个百分点,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之比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上升了5.83个百分点,表明中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大幅缩小。反映在产业发展上,中部地区已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经济发展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是国家战略腹地的根本条件,显然,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也具备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根本条件。

第三,中部地区资源的丰富性。中部地区经济地理位置优越,气候适宜,四季分明,光、热、水和矿产资源都很丰富。据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测量,中部六省自然资源丰度都高于东部地区,尤其是四大战略性资源(矿物、耕地、生物、淡水)的人均拥有量也高于东部地区,特别是我国常见的物种、矿种在中部地区都有,煤、铁、铜、硫、稀土、石灰石等几十种战略性矿产储量居全国前列,长江、黄河、淮河、新安江横贯中部地区全境,全国五大湖泊就有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在中部地区。资源丰富性是国家战略腹地的基础条件,显然,中部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具有资源丰富性这个基础条件。

第四,中部地区已成为科技创新人才新高地。中部地区科教资源丰富,创新活跃强劲,特别是六个省会城市已成为科技创新人才新高地。如合肥是全国首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建在建大科学装置12个,区域创新能力连续11年居全国第一方阵;武汉以汉江国家实验室为龙头的战略科技力量矩阵基本形成,已建在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8个,长江存储闪存芯片世界领先,成为半导体领域“国之重器”;郑州形成中原科技城、中原医学科学城、中原农谷“三足鼎立”科技创新大格局,全国重点实验室13家;长沙与株洲、湘潭共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效显著,湘江实验室“四算一体”攻关取得突破,正在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南昌建有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国家(江西)北斗卫星导航综合应用项目;太原建有“晋创谷·太原”,高速飞车项目完成国内首次全尺寸超导航行试验。科技创新人才高地是国家战略腹地的核心条件,上述情况表明,中部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具有科技创新人才高地的这个核心条件。

第五,中部地区文化影响力深远。中部地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学术名派大家辈出,从大尺度空间看,历史悠久而有影响的地域文化有:道家故乡的淮河文化,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州文化,以山西为中心的三晋文化,源于荆楚的湖湘文化等;从小尺度空间的历史演变看,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则更多,如有被学术界称为三大显学之一的徽学文化,有名人辈出的河陇文化、江西文化、桐城文派等。这些地域文化又世代延续,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增添绚丽的光彩。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农民首创“大包干”,又涌现出改革文化、创新文化、奋斗文化,林林总总,文化影响力逐渐上升。如此等等,可以说,中部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具有文化影响力方面的必要条件。

三、中部地区应在推进重大国家战略融合中建设国家战略腹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五个重大国家战略及共建“一带一路”,在中部六省都有不同程度的叠加,加上20年前就提出的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国家战略在中部地区叠加数之多,在全国四大区域板块中是仅有的。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主持推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部六省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要注重与其他重大国家战略的衔接、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中部六省应推动重大国家战略由叠加上升到融合,从整体上推进中部地区由全国重要的“三基地一枢纽”,向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再跨越,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中部地区新篇章的新起点。

首先,中部六省应发挥各自优势,在实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同时,就近与相关重大国家战略融合,使各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力度互补、资源利用集成、战略效应倍增,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因为除中部崛起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在中部地区全覆盖外,五个重大国家战略都有特定的区域范围,中部各省都应从地理区位出发,推进与相关重大国家战略的衔接、融合。比如,安徽既是中部省份,又是长三角的成员,应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山西因与河北、北京相邻,应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河南因与河北相邻,也应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湖北因与广东相邻,应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江西因与浙江、安徽、广东相邻,应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湖南因与广东相邻,应推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建“一带一路”融合。这样,中部六省按不同的空间指向与相应的重大国家战略融合,都可为共建国家战略腹地注入新动力。

其次,中部六省在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融合中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必须突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共建国家战略腹地塑造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提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中部六省在推动重大国家战略中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必须以创新为主导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部各省的发达地区既有条件率先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可在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融合中辐射带动省内其他地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各省相对欠发达地区既可以借助高速化的交通网络和智能化的互联网络承接发达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更可在重大国家战略融合中发挥各自优势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激发内在活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递增性比较优势,增强“反虹吸”功能,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崛起步伐,为共建国家战略腹地塑造新优势。

最后,中部各省在谋划“十五五”规划时,要充分考虑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融合打造国家战略腹地。目前,全国各省(区、市)都在为“十五五”规划作前期研究,从国家的区域战略层面看,“十五五”期间国家不太可能出台新的重大区域战略,而是加强现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的融合推动,特别是在有多个重大国家战略叠加的省(区、市),更要突出重大国家战略的联动实施、深度融合。因此,中部各省在谋划“十五五”规划的前期准备中,应充分考虑如何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融合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包括找出在融合中有可能进入国家战略布局层次的重大项目、工程、试点、枢纽、平台等,争取国家更多的支持,更快、更好地把中部地区建成国家战略腹地。

作者简介:程必定,男,安徽省社科联研究员,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院长(合肥 230051)。

安徽省社科联研究员,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院长 程必定

自由贸易试验区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机理与策略分析

摘要: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外部动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是以改革开放创设良好国际环境的开路先锋,是以制度型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示范。文章通过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机理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契合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定位。为进一步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新质生产力的先行驱动作用,未来应从单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跨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区的视角出发,聚焦自由贸易试验区特色产业,布局创新链和产业链,构建新质生产力所需产业体系;推进区域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合作,促进科技协同创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区的协同联动,主动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

一、引言

20241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同时明确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会议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放在突出位置,发挥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中的关键作用,即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制度型开放作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外部驱动。其中,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探索制度型开放新模式和构建制度型开放新体制的具体实践,是深化经济、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实现产业链优化升级的“试验田”,是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由此可见,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厘清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而探究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可行性策略已成为学界亟待阐明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新质生产力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先进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倡导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

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关键体现在所具有的革命性的科技创新[1]。科技创新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塑造发展新动能、培育发展新优势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显著特征,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驱动力[2]

一方面,科技创新通过作用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等生产力构成要素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和新型生产工具。事实证明,科技创新加速生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进而系统性重构生产过程和生产力结构。例如,数字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多具备数字化、智能化素养的劳动者。借助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运用,精准赋能新型劳动者的教育培养,有效提升劳动者的数字化、智能化素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供给相匹配的高素质劳动力。同时,科技创新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加速催生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元宇宙等新型生产工具。与传统生产工具相比,新型生产工具能够大幅提升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科技创新通过激励新型企业成长、就业市场和职业结构优化调整、全产业链条重大变革、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兴起、宏观经济治理整体效能提升等,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比如,科技创新有利于国家宏观经济向创新驱动型方向发展,促进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不断优化社会投资结构、人力资源结构和现代产业结构,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保障,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二)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生产力[3]。焦方义和张东超(2024[4]指出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能够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原因在于产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能够将技术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融合,通过变革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

首先,云计算、物联网、元宇宙、人工智能等突破性、颠覆性技术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来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趋势明显,以数字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等颠覆性和突破性的技术不断涌现,并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以颠覆性和突破性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基础设施等,加速原有生产力结构的系统性重构,形成新的关系集合。比如,以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颠覆性和突破性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劳动工具:一方面使劳动工具变得更为精密和尖端,提升劳动者改造自然的本领;另一方面促进数据、信息等新形态要素形成,并成为劳动者新的劳动工具,加速新质生产力系统形成新的关系集合。新质生产力系统形成新的关系集合将催生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型产业形态的出现既可以推动产业部门的生产结构向着高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又可以通过革新产业的构成要件,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未来,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将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契合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内涵

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5]。新质生产力旨在促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契合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内涵。一是以创新发展驱动未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如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以创新推动生产力结构的系统性重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注重体制创新,通过科技体制、经济体制革新,打通影响新质生产力生产要素顺畅流动的堵点卡点,创新优质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形成高标准的现代市场体系。二是以区域协调发展保障质量。新质生产力强调以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因地制宜,整体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在区域内形成安全且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区域内形成高端产业集群,实现产业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三是以绿色发展引领方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保证,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方向盘”。不论是作为新质生产力根本驱动力的科技创新,还是影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与绿色发展理念息息相关。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理念既要发挥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的驱动作用,又要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益,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的绿色产业,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四是以开放发展营造国际环境。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五是以共享发展改善民生。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发展、体制革新、社会财富积累、文化繁荣、生态美好等成果将会惠及人民群众,实现全社会共享。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机理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其发展理念、建设任务、产业定位契合新质生产力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绿色低碳安全等方面的发展要求。自由贸易试验区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机理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具体如图1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契合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念

目前,学界已对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主要经历“起步—发展—深化—升华”四个阶段,具体包括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起步阶段;加入WTO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开放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以一带一路引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深化阶段;制度型开放与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升华阶段[6]。根据学者对于对外开放发展阶段的划分,我国正处于制度型开放与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升华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制度型开放作为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显著特征,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向。其中,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家探索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创举,是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开路先锋和先导示范。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以制度型开放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着力点,通过探索制度创新模式,将制度型开放所涉及的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强化监管体系以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接国际标准并推动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等任务进行先行先试,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以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服务贸易规则开展先行先试为例,服务贸易规则在CPTPP中占有重要分量。在CPTPP30章内容中,有超过1/3的章节与服务贸易相关,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集中在投资、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商业人员临时入境和电信服务等章节。CPTPP的高标准服务贸易规则主要体现在市场准入方面。在市场准入方面,一是采取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模式,即除信息安全和国家利益等相关服务内容以外,其他服务部门均应向CPTPP成员自由开放。二是通过设置静止(standstill)和棘轮(ratchet clause)条款,保证CPTPP成员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时空锁定、只进不退。三是取消对服务提供者进入的数量、服务交易或资产总值、服务业务总数或以指定数量单位表示的服务产出总量、可雇佣的与提供特定服务直接相关的自然人总数、服务型生产的总量、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法律实体或合资企业的类型等限制。四是取消对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国籍、外资企业股比、自然人流动、资金自由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实现学历和职业资格互认。在综合评估我国各个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开放风险的基础上,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与国际高标准接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棘轮机制”,运用底线思维持续缩短负面清单内容;根据服务部门的敏感程度,分类分层次推进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全面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服务业扩大开放中的先行先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目标的实现

李平等(2023[7]对制度型开放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开展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制度型开放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谭建华和严丽娜(2020[8]分析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上市公司的各类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多于非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上市公司,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杜德斌和祝影(2022[9]提出创新人才、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生态系统构成的必备要素。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吸引创新人才、集聚创新主体和优化创新环境,有助于打造协同共生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具体如图2。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提供人才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存在耦合关系,创新人才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撑的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环境有利于结构合理的人才资源高度集聚。其一,自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人才的支持政策有助于人才类型的科技化。为有效吸引并留住科技创新人才,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门制定政策落实。例如,《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明确提出打造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并通过实施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提高研发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比例等措施加以落实。其二,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国际和国内“双循环”的联结点,有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国际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标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然人流动条款,在区内探索国内外创新人才的有序流动和保障措施。例如,北京“两区”为吸引国外技术人员到自由贸易试验区授艺,持续更新《“两区”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不断放宽职业资格准入限制,同时组织国内技术人员赴国外学习科技创新领域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其三,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有助于人才结构的年轻化。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优势,在所属区域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激发青年发展型示范园区活力、吸引青年人才资源集聚、提升青年群体就业质量[10]。例如,2022年,青岛市印发《关于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的实施方案》,明确在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青岛片区建设青年人才发展友好型示范园区。示范园区以将青年组织建在创新链上为导向,通过专项政策支持,打造一体化的青年人生活工作服务体系,吸引海内外青年人才投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促进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结构年轻化。

第二,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提供主体驱动。2023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明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发挥改革创新试验田、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和区域协同发展重大平台作用,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优化科技企业落户程序,吸引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企业到试验区内发展,更加彰显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和引擎作用。例如,2021年,北京两区率先在全国开展科技创新企业便利化服务报备即批准的试点,重点服务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材料等领域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让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得到保障和尊重。政策之下,贝瑞基因等12家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大、产品进口替代性高的生物医药细分领域龙头企业获得了全国首批认定。

第三,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提供环境支撑。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将加快传统市场制度向高标准市场体系演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具备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发展便利,进而激发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力。在创新创业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对科技型企业的强有力促进作用主要基于制度创新不断改善市场环境,进而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和负担,科技创新企业能够更加专注于生产性经济活动[11]。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营商环境的促进作用主要包括:制定实施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海关监管制度、金融服务等相关的法律规范;注重试验区内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降低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满足企业金融服务多样化需求;探索推进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升政府管理效率;等等。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所需产业形态的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所需的产业形态,具有生产体系数字化、产业发展融合化、复杂技术交叉化和多链协同网络化的综合特征[12],说明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形态与传统产业存在显著区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主要依赖信息与数字技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一定空间范围的高度集中和高度融合,通过产业集群发展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换成本,提高全产业链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实现产业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纵观世界产业的发展实践,高端产业集群将是提升新质生产力所需产业形态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目标之一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我国的产业链重构,进而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升级。自由贸易试验区凭借贸易与投资便利化、金融服务自由化等先行先试的优势,在区内率先武装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对现有产业链进行补链、强链和延链,不断夯实国内新形态产业链的基础,为全国范围内构建高端产业集群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新质生产力所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逻辑可以归纳为“生产要素—动力机制—产业发展”的递进式产业升级路径。在生产要素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制定人才引进、境外融资、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优先支持政策,为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高端人才、资金、技术、基础设施、数据等生产要素供给,解决生产要素的供需矛盾。如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吸引高层次人才,专门设立武汉光谷合伙人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全国首创人才因素直接纳入返投计算、并与让利紧密挂钩等创新制度设计,以市场化方式引导优质投资机构投资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在动力机制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贸易与投资便利化、金融创新、体制变革等方式,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关的进出口贸易,吸引FDI持续入区投资,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充裕资金,带动区内产业优化升级。例如,邓慧慧等(2020[13]通过研究得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产业升级产生正向作用,但由于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投资开放等领域存在差距,使得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可见,投资开放是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产业发展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助于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国(地区)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综合体现,其发展方向是要素禀赋优势动态调整的结果[14]。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吸引各类高端生产要素,形成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逐步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促进新质生产力所需产业形态的更好发展。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速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绿色生产力,蕴含着丰富的绿色内涵,注重绿色科技创新、绿色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绿色产业集群建设、绿色金融支持等。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绿色创新已纳入国家发展策略。2024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将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绿色创新作为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的重要措施。《意见》旨在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示范样板作用,首先在区内探索可行性的绿色创新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意见》提出这一政策方案主要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四方面优势密不可分。

其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具备绿色低碳发展内核,有助于培育绿色创新新动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推行以来,一直秉承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新质生产力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自由贸易试验区围绕绿色发展理念,具备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推动货物贸易、跨境服务贸易、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等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先天优势。此外,绿色金融服务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发挥绿色金融的“指挥棒”作用,引导资金向绿色新兴产业流动,统筹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化、循环清洁化、高端网络化发展,培育绿色创新新动能。

其二,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为目标,有助于开创绿色发展新路径。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标国际绿色环保标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站在国家战略定位上谋划落实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理念。在产业生态化方面,尝试通过发展绿色贸易和低碳产业投融资,推进绿色新兴产业不断壮大、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行业降碳节能改造、绿色科技创新示范园区建设。在生态产业化方面,通过落实区内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将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

其三,自由贸易试验区注重开放监管和风险防控,有助于构建绿色低碳安全的发展新格局。一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一线基本放开、二线严格管住、区内实现自由”的监管办法。在绿色低碳安全发展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基本放开境外和区内管制的情况下,当货物和服务贸易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出入国内的非自由贸易试验区时,通过关税、进出口管制等措施把好绿色生态准入关口,坚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生态环境主权。另一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正探索利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大数据等优势在区内率先开展进出口活动碳排放量核算和“碳预算”编制工作,逐步构建生态安全体系和配套评估机制,待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向区域外推广,促进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理念的全面落实。

其四,自由贸易试验区便于融入全球绿色低碳创新链,有助于我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展现新作为。与CPTPP等高标准的国际环境规则相比,我国在一些专项问题上关注程度不够。例如,CPTPP的环境保护条款涉及臭氧层保护、海洋环境保护、贸易和生物多样性、企业社会责任等相关内容。虽然我国已经着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改革,但仍未就以上内容在体制机制创新的角度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模式。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具体实践,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便于在绿色低碳环保方面加大先行先试力度。一方面,可以率先推行绿色技术标准制定的国际合作,力促国内国际相关规则和标准的衔接,为融入全球绿色低碳创新链进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平台作用有助于开展环境技术交流与合作。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试验田”,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挥着国际国内绿色合作的联结作用,在区内搭建生态环境跨境合作示范平台,有助于吸引来自全球的绿色低碳创新要素参与其中,进而在国际绿色低碳安全领域形成中国治理方案,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略

综合前文所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定位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将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但不可否认,我国正处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提升阶段,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程度还不高,区内以及区际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还不完善,新质生产力所需产业形态的国际竞争力仍需提升,绿色发展理念仍需进一步推广。面对以上现实约束,需要进一步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国家试制度、为创新育生态、为产业谋发展、为绿色谱新篇”的使命担当,构建“一基两翼三重点”的运行体系,如图3,即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运行体系的基础,以“自由贸易试验区(Pilot Free Trade ZoneFTZ)和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为运行体系的两翼,发挥FTZ区内、FTZ区际、FTZFTA之间的协同联动作用,重点落实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三大任务,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一)聚焦FTZ区内特色产业,布局创新链和产业链,构建新形态产业体系

1.立足新质生产力所需产业形态,明确FTZ的特色产业发展定位

截至2023年,我国已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港)。通过梳理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产业发展定位可知,不论自由贸易试验区处于沿海、内陆还是沿边,都因地制宜,注重产业的现代化、高端化、创新化发展,明确围绕现代产业、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高端产业等打造示范园区。如沿海型的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明确提出在所辖的天津机场片区、天津港东疆片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中新生态城联动创新区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健康旅游产业和绿色产业。内陆型的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优势产业转移,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临港产业基地和新兴金融业态。在此基础上,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关的特色产业发展定位。如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凭借与韩国相邻的地理优势和海洋特色产业基础,对标高标准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和自然人流动条款,未来加大先行先试力度,打造中韩贸易和投资合作先行示范区,吸引韩国技术人员到区内授艺,同时选派区内企业技术人员赴韩国学艺,助力山东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生物种质和基因技术产业、海洋绿色环保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2.因地制宜布局创新链和产业链,构建“N+1”新形态产业体系

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比较优势出发,发展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特色产业,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在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武装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培育未来产业,构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N+1”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要素集聚和国际合作优势,推动要素整合、研发创造、商品化、社会效用化等与新形态产业创新链相关的环节不断优化完善,重点攻关卡脖子的关键产业技术,为新质生产力产业发展提供科技创新支撑。二是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如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要充分发挥沿边区位优势,通过整合中亚国家初级产品、欧洲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部件制造能力,打造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形成具有新疆特色的产业链。三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N+1”的新质生产力产业体系。其中,“N”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实体经济产业形态,“1”代表数字经济。未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中发挥引领作用,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例如,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特色产业体系过程中,在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特色产业优势,重点聚焦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电子信息产业,航空与燃机、轨道交通、节能环保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先进金属材料、生物基材料等新材料产业。同时,以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加速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形成数据驱动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二)加强FTZ区际合作,促进科技协同创新,打造新形态产业集群

长期来讲,在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密集、产业分工日益细化的时代,要形成有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单一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很难做到。这就需要通过跨区协同合作,突破人才、资源、技术、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形成更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毅夫(2021[15]提出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通过区域一体化,形成更大的产业集群,有助于将产业的比较优势更好地转变为国内国际竞争优势。因此,贯彻落实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率先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试点,加强各区之间的合作,在更大范围统筹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企业的科技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建设向纵深发展。然而,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区域协同发展的负向影响显著。这一负向影响在同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属地的省份间表现更为突出[16]。这就需要以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为引领,在合作可行性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搭建完备的生产网络体系和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产业集群。

跨试验区产业集群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加强集群内的对话与合作、开展区域产业链分工协作、开展技术协同创新,不断完善服务设施,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对话与合作方面,以国家顶层设计为引领,建立跨试验区的对话与合作平台,为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链分工协作,进而在区域内组织有效的产业集群试点而服务。在开展技术协同创新方面,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创新人才、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方面优势,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形成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例如,在科技攻关领域,明确区域内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主体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创新主体的比较优势,避免无效重复竞争,更好提升创新主体在区域分工中的协作水平。在支持设施与环境方面,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降低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以金融服务业扩大开放为高端产业集群建设提供资金支撑。同时,通过优化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技术人才引进与培育等,同步提升区域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的营商环境。

(三)加强FTZFTA联动,参与高端产业合作,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家为更好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轨,专门设立的特定开放区域,是一种主动式开放;自由贸易区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组织形式,需要经过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之间磋商谈判并签署协定才能加入,是一种协定式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对标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则进行先行先试,为我国后续加入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服务。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区的协同联动,既为我国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产业链重构奠定基础,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具体实践层面,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区的协同联动主要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规则升级和高端产业合作开展。

RCEP成员国构成较为复杂多元且利益诉求呈分化状态。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成员处于高端产业链的下游,认为高标准、高质量的地区合作规范更符合它们的利益诉求。相反,中国与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通过RCEP产业链重构,发挥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因此,为弥合RCEP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诉求鸿沟,推进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我国需要展现大国担当,更加注重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对标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在试验区内进行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或区域性的共同关税减让、市场准入扩大,以及需要共同遵守的贸易投资和市场竞争规则,使自由贸易试验区真正成为对接RCEP,迎接CPTPP等更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平台,为中日韩高端产业合作奠定基础。以中日韩技术创新型产业集群板块构建为契机,发挥日韩的研发创新优势和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高端产业集群优势,实现三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细化分工和产业合作的精准对接,打造中日韩在区域高端制造业产业链重构中的协同联动机制,引领区域内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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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金凯(1983—),男,河北保定人,经济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一体化。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周金凯

破解黑龙江省人才流失问题的对策研究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对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作出具体部署。黑龙江省是我国沿边开放大省,拥有资源优势、生态优势、科研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人才吸引力较强。但受限于区位环境不优、经济增长乏力、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以及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不健全、人才政策针对性不强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加之区域间“引才引智”竞争不断加剧,导致人才流失问题愈发突出。黑龙江省若想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恢复当年老工业基地时的辉煌,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是关键。

一、黑龙江省防止人才流失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构筑人才政策体系

近年来,黑龙江省先后制定、出台、完善《新时代龙江人才振兴60条》《新时代龙江创新发展60条》《关于激发人才活力推动振兴发展的有关意见》《省领军人才梯队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人才政策文件,不断推动人才政策体系与人才发展需求、市场机制等方面的衔接。在激励科技人才方面,加大对科技创业、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和重点领域创新团队的培养;在引进外国高端人才方面,开辟绿色通道,做好外国高端人才一卡通推广服务工作,让外籍人才没有后顾之忧。

(二)持续深化人才发展制度改革

一是改革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对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根据不同职业、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特点和职责进行分类评价,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各有侧重、动态调整的分类评价体系。二是全面完成职称制度改革,出台改革方案、配套政策等文件,形成评价科学、管理规范、运转协调、服务全面的职称制度。三是全面加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作为全国8个试点省份之一,全面完成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一件事改革,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2023年,首次开展省市县三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联考,20余万考生参加考试,共计招聘7137人。

(三)推动技能人才培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打造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9大产业政校企技能人才培养联盟,对接产业发展布局院校、更新专业、开展教学,推进技工教育特色发展,大力培养技能人才。实施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青年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等专项培训,开展人才补贴性培训。2023年,全省105所技工院校新增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专业80余个,为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举办以技耀龙江,能创未来为主题的首届全省技能大赛,3.2万技能选手参加选拔赛,带动10万劳动者提升技能。大力培养高技能人才,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175个,培养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101人。

(四)打造环大学大院大所人才生态圈

推荐哈工大、哈工程、东北农大、黑大入选国家级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机构,在国家设置的10个职业领域中,可以自主开展大数据、区块链等7个职业培训,已开展培训4期,举办黑龙江省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启动仪式,组建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联盟,构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新格局。2023年,围绕重点产业发展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黑龙江省博士后进出站数量分别为766人和395人,同比增长32.7%48.5%

二、黑龙江省人才流失的表现及主要原因

(一)人才流失的表现

一是黑龙江省技能型人才流出较多。从技能型人才年龄看,年龄段集中在24—46岁,这些人员都是通过了大学毕业后的锻炼期、过渡期和创业准备期,是黑龙江省人才队伍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高学历人口净流出,其中企管人才和技术工人占比较高。通过数据资料显示,近几年黑龙江省外流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逐年增加,且外流人口中有80%的是外出务工经商。这部分人群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其中企业主群体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比45%,技术工人和高素质创业人才的外流引起劳动力结构变化。三是高校毕业生流失较多,但有所缓解。高校毕业生流向区域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均有分布,其中流向数量前三位的是东北区域、环渤海湾区和泛长三角区域。四是人才需求缺口较大。在转方式调结构、发展产业项目方面,急缺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五是人才国际化水平比较低。美、英等发达国家人才国际化程度已达60%以上,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人才国际化程度也在逐年提高,而黑龙江省的人才国际化程度则比较低。

(二)人才流失主要原因

第一,相对不宜居的自然环境。黑龙江位于全国最北端,天气寒冷,与南方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居住适宜性相对较差。人才作为优秀群体,对环境的选择性、适应性以及在区域内竞争生存的能力更强,宜居性不强导致人才外流的趋势比较明显。同时,黑龙江位于全国物流的末梢,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各类发展要素支撑比较弱,区域环境对人才发展壮大、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创业就业的影响比较大,也是助推人才外流的重要因素。

第二,人才结构和产业人才短板明显。从层级结构比例看,“高层次型”创新创业人才、“高技能型”实践实用人才比重低,特别是发挥引领发展转型作用的“领军型”人才弱项突出。从人才行业分布看,据统计,教育、卫生等行业的专业技术人才占比达70%左右,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人才占比次之,而工业企业人才占比明显较低。从区域人才存量看,城乡之间、区域特别是县市区之间,人才存量高度不平衡,人才对产业发展和城乡一体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则相应弱化。

第三,对人才工作的投入不足。从各级各部门人才工作力度看,省、市、县三级总体上呈逐级弱化态势,并且存在党委政府很重视、部门单位“没招法”,尚不能真正把人才“第一资源”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位置落在实处,还有重投资、重项目,轻人才、轻智力的现象。从社会主体看,企业、高校等用人主体对建设良好的人才环境重视不够,尤其生产型企业往往更加关注经济效益和短期利润,而对长期的人才战略缺乏足够的重视,忽视了人才的长期价值;人才文化建设氛围不足,缺乏凝聚力,缺少被员工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第四,存在人才隐性流失问题。一是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中,仍然存在重人才引进、轻已有人才培养,重国家政策落实、轻地方政策创新,重高端人才、轻技能型人才等方面的问题,一些用人单位在人才薪酬待遇、技术研发投入等方面力度比较小,导致人才培养和引进整体质量不高。二是很多人才计划或规划政出多门、定位重叠,产生了人才培养选而不精、精而不选的局面,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学术水平提升。

第五,人才竞争实力不足。虽然近几年来,黑龙江省相继出台了几个吸引人才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突破,但对比当前这一轮“人才争夺战”中其他城市的人才吸引政策,则略显保守和平淡,存在重高端、轻普通,重救急、轻长远的局限。而且人才引进投入不足,人才激励经费少,人才待遇与发达省份相差甚远。此外,在人才人性化发展的背景下,缺乏具有鲜明主题的产业环境和文化氛围,特别是对于新的产业模式、高新科技行业、互联网领域的专业性人才的吸引力、集聚效应不够突出。

三、破解黑龙江省人才流失问题的对策建议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新时代龙江人才振兴60条》,对接龙江“4567”现代产业体系,健全政策引才、待遇留人机制,打造创新平台、发展平台、事业平台,全方位破解黑龙江省人才流失问题。

(一)着力完善人才政策体系

一是坚持人才优先和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把人才价值包括社会地位、工作职位、医疗待遇、报酬收入等放在首要位置,制定完善人才工作的政策、法规和条例,明确政府、行业、社会组织等人才主体的职责和权利。二是针对党政、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等“六支人才队伍”,分类制定支持政策、评价标准,使扶持服务政策更为精准、评价激励更为有效、推动人才发展壮大措施更为有力,更好地发挥出各类政策在推动引人育才方面的关键性作用。

(二)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一是重点加强投融资服务。强化人才项目评估,供投融资者参考、修正方向;对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小微项目和大学生“双创”项目无差别对待,加大资金资助、启动扶持、跟踪支持和失败补偿力度;对周期长见效慢的项目,协调风投支持,助力人才发挥作用。二是加强人才资源服务。加强培养培训人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和“猎头公司”建设,探索引进国内外有实力的人才、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为企业等用才主体提供人才、人力资源及智力技术保障。三是鼓励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服务业务,建立规范专门性业务机构和外包服务中介机构,完善功能、提高效能,实现人才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最佳组合。

(三)加强技能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深入实施技能龙江行动。做优做强“政校企”技能人才培养联盟,探索组建现代物流等新联盟,强化产业技能人才有效供给。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组建重点产业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引导更多青年人才向重点产业和企业流动。二是持续拓展职称制度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发挥职称制度对吸引、集聚、用好人才的激励作用,增强人才评价的实践标准和贡献导向,让更多智慧资源、创新要素汇聚龙江大地、助力振兴发展。

(四)健全中小企业人才培养机制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然而,人才资源匮乏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要梳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急需紧缺职业信息,动态调整补贴性培训机构和项目目录,科学设置培训课程,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广订单、定向、定岗式培训。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自主或委托、联合培训机构组织员工大力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以及新职业新工艺培训。要持续释放创新活力,推进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在重点产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培养引进一批高层次、创新型、领军式工程科技人才。

(五)加快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依托哈工大、哈工程等国家级院校,打造数字工程师队伍,助推数字经济发展。围绕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管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集成电路等数字技术技能领域,坚持质量第一、以用为本的原则,突出市场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分职业、分方向、分等级开展规范化人才培训,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数字技术工程师,着力打造龙江卓越工程师队伍。此外,要建立健全数字人才培养与使用、评价与激励相衔接的制度保障体系。

(六)促进中俄人力资源交流合作

鼓励引导有条件的边境城市建设对俄特色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结合地方产业发展和基础条件,开发对俄人力资源服务业务。大力开发中俄技能交流合作平台,将远东地区企业、院校引入黑龙江省“政校企”联盟,促进双方在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竞赛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等领域合作水平,巩固拓展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建设成果,推进合作办学和职业教育交流,努力培养一流人才。

黑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所高级经济师 邝始炜;黑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宇

企业管理
浅议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与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辩证关系

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入推进的当下,“如何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系?”成为摆在诸多国有企业面前的首要问题。本文尝试对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与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辩证关系作出粗浅分析,以期助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深入推进。

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标志着以“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启动。核心功能回答了“国家要国有企业做什么?”的问题,核心竞争力则强调“国有企业要有什么能力?”的问题。核心功能是政治要求,偏重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功能性改革。核心竞争力是经济要求,强调管理学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之间既有显著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因此,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入推进的当下,“如何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系?”成为摆在诸多国有企业面前的首要问题。结合笔者参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23年度研究课题“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战略研究”的经历,以及对国有企业相关政策、文件的研读,本文尝试对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与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辩证关系作出粗浅分析,以期助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深入推进。

增强核心功能与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改革“一左一右”的两翼平衡关系

从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的内容属性上看,增强核心功能是功能性改革,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体制机制改革,二者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一左一右”的两翼平衡关系。

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是国有企业功能性改革在“功能分类”基础上的深化。从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一系列务实制度、政策推动了国有企业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折性变化。这一时期,国有企业通过“公益类、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的功能分类改革,有效地解决了不同类型国有企业长久以来功能不明确、定位不清晰的问题。然而,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地缘冲突加剧、逆全球化思潮发酵、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西方发达国家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大国博弈、脱钩断链的当下,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作为党和国家最信赖的关键力量,要切实发挥好在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国计民生等方面的核心功能作用,捍卫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国有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的持续深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再到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线的股改与现代企业制度,成功地在国有制框架内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极大地激发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资产总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绝对值指标上稳步增长,一大批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但从与世界范围内顶尖企业的相对指标对比看,一些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着核心竞争力健壮性不足、前沿性不强、支撑性不够等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赢得全球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

简言之,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提高竞争力改革是国有企业从过去单线程的体制机制改革,向“体制机制改革与功能性改革”并重的双线程改革的深度转变。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共同构成了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功能性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的两翼,可以视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增强核心功能与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创新“一上一下”的引导支撑关系

从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的内容关系上看,核心竞争力是底层基石,核心功能是顶层先导,二者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创新“一上一下”的引导支撑关系。

核心功能是核心竞争力的上层建筑,对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发挥着先导性作用。国有性是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既是市场经济的一份子,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一般性,更有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兼具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重属性。这种功能属性定位决定了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和目标并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或者对市场经济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而是要谋求经济利益、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功能是国有企业相对于党和国家的基本职责、基本使命,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根本理由,核心功能因此决定了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方向,指明了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路径,规定着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目标,使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的放矢。否则,脱离核心功能牵引、单纯地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提高核心竞争力,极易使国有企业偏离国有性的根本属性,陷入一般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逐利状态,从而丧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应有的使命和责任。

核心竞争力是核心功能的经济基础,对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起到支撑性作用,确保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履行和落地。国有企业尽管有特殊性,但同时也是“产权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经济性始终是国有企业的基本属性。经济责任是企业组织最基本、最重要的责任,是一个企业组织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基石。而国有企业只有在市场中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获得相对持久的竞争优势,获取足够的经济利润,才有承担核心功能的必要经济基础。相反,如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相对不足或者滞后,就难以有效地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或激烈竞争,无法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利润,最终导致企业在执行核心功能时面临瓶颈,甚至无法达成目标。因此,没有核心竞争力支撑的核心功能就是空中楼阁,注定无法长期持续存在。

简言之,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尽管分属功能性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的不同方面,但彼此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核心功能是核心竞争力的先导,核心竞争力是核心功能的支撑。国有企业无核心功能不靓、无核心竞争力不稳。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只有相互牵引、相互支撑,才能推动国有企业实现更快更好的创新发展。

增强核心功能与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发展“一表一里”的内外相合关系

从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的存在形式上看,核心功能是外在表现,核心竞争力则是内在核心,二者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发展“一表一里”的内外相合关系。

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在长期市场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坚实内核。作为一种内生能力,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性、价值性、不可替代性、难以模仿性。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创新力、产品力、品牌力、运营力、治理力、人才力等诸多内部关键价值链能力的精华所在。核心竞争力是隐藏在企业内的,竞争对手“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和带不走”的能力。这种稳定的、持久的内核能力能够为国有企业带来相较于竞争对手的持久竞争优势,从而使企业获得较好的财务业绩。

核心功能则是从国家、社会或股东等外部视角,所能感受到的“企业的特色、意义、作用、贡献”等外在表现。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强弱是国家、社会、人民群众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国有企业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满足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社会需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内蕴的阶段性任务等方面的主观判断。不同的国有企业因其所处的领域差异、地域差异和层级差异,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核心功能。但总体上,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是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顶梁柱,在满足全体人民利益、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特色、意义、作用和贡献等外部表现。

简言之,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的坚实内核,核心功能是国有企业的外在表现,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高不高,“市场”说了算,核心功能强不强,“国家”说了算。内在的核心竞争力与外在的核心功能“一内一外”,彼此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互相牵引,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结语

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与提高核心竞争力具有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与提高核心竞争力有明显的区别,核心竞争力是底层经济基础、内在核心,核心功能是顶层建筑、外在表现,二者分属国有企业功能性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领域,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体两翼;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与提高核心竞争力彼此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核心功能是核心竞争力的先导,为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指明方向和路径,是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全力服务、重点支撑的领域。核心竞争力是核心功能的底层基石,是国有企业承担核心功能的手段、保证,为核心功能的落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只有依靠强大而坚实的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的目标才有保障。只有有明确而具体的核心功能,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方向才不会偏移,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路径才会更加清晰而明确。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履行新使命,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中,国有企业要正确认识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紧紧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总目标,立足“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两大途径,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大作用,持续推进改革深化提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副教授 于米;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雪冬

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创新策略探讨

摘要:对于企业而言,市场营销是其经营与发展过程中较为基础和关键的工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传统的市场营销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企业必须对市场营销管理进行创新,以实现自身良好的发展。基于此,文章对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创新进行分析,首先阐述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创新的重要性,然后分析当前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性提出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创新策略,以期为企业良好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企业,市场营销,营销管理,创新

0 引言

市场营销是一种商业策略,主要目标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以便更有效地推广和销售产品或服务。它涵盖了从市场研究、产品开发,到广告推广、销售和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活动。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有效的产品差异化以及新颖的推广策略,市场营销可以帮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提高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但就目前而言,部分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市场营销管理难以发挥其作用,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况下,企业必须创新市场营销管理,实现自身健康发展。

1 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1.1 有利于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首先,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模式在不断变化,这要求企业必须持续创新营销策略,以适应这些变化。例如,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企业需要利用新的营销工具和手段,如社交媒体营销、内容营销、数据驱动营销等,以吸引和接触消费者[1]。其次,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在不断提高,企业通过创新营销管理方式能获得更多竞争优势。这包括开发独特的价值主张,创建差异化的产品或服务,或者采用新的销售和分销策略。例如,许多企业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来吸引和保留客户,如简化购物流程,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推荐等[1]。最后,创新市场营销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和预测市场趋势,以便更快地作出反应,抓住新的商业机会。例如,通过数据分析和消费者洞察,企业可以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识别新的市场机会,然后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以保持竞争优势。

1.2 推动企业成长发展

市场营销管理创新能够实现企业自身成长发展。首先,创新性的营销策略可以帮助企业开拓新的市场[2]。例如,通过社交媒体营销或数字营销,企业可以接触到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从而扩大市场覆盖范围。其次,创新的产品推广方式可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从而增加产品的销售量。例如,通过互动式的广告或个性化的营销活动,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激发其购买欲望,增加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最后,新的市场营销管理模式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营销效率和效果。例如,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可以更精确地定位目标消费者,更有效地推送相关产品或服务,从而提高营销的转化率。

1.3 提高客户满意度

市场营销管理创新在提高客户满意度方面具有关键作用。首先,新颖的营销方法可以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例如,通过应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可以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和购买行为,从而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其次,新的营销策略可以改善客户体验。例如,通过数字化和移动化的营销工具,企业可以提供更便捷的购物流程,改善购物体验,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最后,市场营销管理创新可以加强与客户的互动和联系。例如,通过社交媒体营销,企业可以与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及时收集和响应他们的反馈,从而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和忠诚度[2]

2 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市场营销理念传统

市场营销理念传统是当前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目前而言,部分企业仍然坚持使用过去的、已经过时的市场营销策略和方法,没有跟上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首先,部分企业仍坚持产品导向的营销理念,过分关注产品的生产与改进,而忽视了消费者的需求和体验。这导致企业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进而影响到企业产品的销售。其次,一些企业在市场营销中忽视数据分析的重要性,没有充分利用数据来了解消费者的行为和需求,没有以此优化营销策略。这一情况导致企业的营销决策缺乏数据支持,无法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最后,部分企业忽视了消费者关系管理。当前,市场中的部分企业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忽视了与消费者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重要性,过分关注短期的销售目标,忽视了消费者忠诚度的培养。这一情况导致企业无法有效地留住消费者,影响自身长期业绩和发展[3]

2.2 市场营销模式老旧

首先,企业忽视了数字化营销。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和信息获取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一些企业仍然依赖传统的营销模式,如电视广告、报纸广告等,忽视了数字化营销的重要性。这导致企业无法有效地接触到年轻消费者,无法充分利用新的营销工具和平台,也无法形成“线上+线下”的一体化营销模式,营销效果不佳。其次,企业忽视了社交媒体营销。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消费者获取信息和交流意见的重要平台。然而,一些企业在市场营销中仍然忽视社交媒体营销的重要性,没有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和消费者互动。这导致企业无法有效地建立和维护与消费者的关系,影响其品牌形象和市场地位。

2.3 市场营销策略单一

首先,企业过度依赖价格竞争。当前,部分企业在市场营销中过分依赖价格竞争,常常通过降低价格或进行促销活动来吸引消费者[3]。然而,过度的价格竞争会损害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且无法建立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差异化竞争优势。其次,企业忽视品牌建设。打造并宣传自身的独特品牌,并形成品牌效应,是企业市场营销的重要策略之一。但部分企业在市场营销中忽视品牌建设,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和精力来提升品牌形象和知名度。这导致企业在市场中缺乏影响力和竞争力,无法吸引和保留消费者。最后,企业忽视了营销手段的创新。部分企业在市场营销中过于保守,不愿意尝试新的营销策略和方法,没有建立持续创新的营销文化。这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无法有效应对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2.4 市场营销人才匮乏

首先,企业内现有员工市场营销专业知识与技能不足。营销是一项对员工综合素质和能力要求较高的工作。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型岗位与工作不断出现,工作压力大、任务重的营销岗位对求职者的吸引力不断降低。在此情况下,市场营销岗位员工流动性强,难以长时间留在企业中,企业内市场营销人员多为经验欠缺的新人,其市场营销知识与技能不足。其次,企业内具有高水平的营销人才较少。虽然当前部分企业通过多种措施招聘了较多的市场营销人员,但这些员工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较为一般,缺乏良好的创新能力、执行能力,业务成绩较为一般。当前,大部分企业缺少具有高素质的市场营销人才,无法通过人才获得良好的营销效果,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4]

3 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创新策略

3.1 更新市场营销理念

首先,企业需要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营销管理理念。具体而言,企业应通过市场调研、消费者行为分析以及直接与消费者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期望。在此基础上,企业要将消费者的反馈应用于产品设计、服务提供以及营销策略制定等各个环节,确保企业产品与服务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吸引和留住消费者。其次,企业需要树立数据驱动决策制定的市场营销管理理念。企业应收集和分析市场营销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包括市场数据、消费者数据、业绩数据等,并根据数据作出更加准确和有效的决策。同时,企业要完善数据收集与分析系统,并培训员工数据分析技能。最后,企业需要重视消费者管理理念。企业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基础上,还应当利用数据强化自身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企业要建立消费者数据库,收集整理消费者基本信息、购买行为等数据,更好地理解消费者需求与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企业要划分出不同消费者群体,根据其特性与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和产品。同时,企业要强化客户服务团队的培训,提高其服务质量和效率,以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4]。建立有效的消费者反馈机制,及时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和投诉,以改善产品和服务。此外,企业还需要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定期与消费者保持联系,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优惠,以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

3.2 创新市场营销模式

首先,企业可开展数字化营销,推出“线上+线下”的一体化销售模式。数字化营销通过数字技术和平台进行市场营销活动。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和需求,以提供更具有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搜索引擎优化(SearchEngineOptimizationSEO)和搜索引擎营销(SearchEngineMarketingSEM),企业可以增强在线可见性,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在此基础上,企业可通过线上广告引流的方式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并给予消费者一定的优惠,同时通过线下主动问询与服务的方式刺激消费者使用优惠购买产品或服务,提高营销效果,并完成“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其次,企业可创新应用社交媒体营销。社交媒体营销是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的市场营销活动。企业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与消费者进行互动,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社交媒体营销,企业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消费者的反馈和意见,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广告,精准地向目标消费者推送信息,提高营销的效率和效果。最后,企业可采用新型的社群营销方式,通过社群运营,寻找并培养一批具有品牌忠诚度的消费者,并以这一消费者群体为基础宣传推广产品,进而不断扩大企业产品与服务的影响力。

3.3 丰富市场营销策略

首先,企业需要改变单一的价格竞争营销策略,转变竞争焦点,丰富产品与服务的核心竞争要素。在市场营销策略中,企业要从过度依赖价格竞争转向更加多元化的竞争手段。这包括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内在价值,增强产品特性,或者提供增值服务。例如,通过研发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或者通过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其次,企业可以执行品牌营销策略。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需要构建品牌资产。具体而言,企业要通过确定清晰的品牌定位,构建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广告、公关活动、赞助活动等营销手段,传播品牌信息,提高品牌的知名度[5]。此外,企业需要通过持续提供与品牌承诺相符的产品和服务,增强消费者的信任感,从而提高牌忠诚度。最后,企业应推动营销手段创新。企业在市场营销中需要不断创新营销手段,适应市场变化与消费者需求,采取内容营销、影响者营销等新型营销手段。例如,企业可采用影响者营销策略,与各类型关键意见领袖(KeyOpinionLeaderKOL),如主播、领域专家甚至企业管理者等合作,利用其影响力推广产品。

3.4 建设市场营销人才队伍

首先,企业要提升现有员工的市场营销知识水平与技能。企业需要通过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的方式,提升员工的市场营销知识水平和技能。内部培训可以由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市场营销部门的专业人员负责,内容可以包括市场分析、营销策略、销售技巧等。外部培训可以通过参加专业的市场营销培训课程或研讨会进行,员工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学习最新的市场营销理论和实践技巧,也可以与其他企业的市场营销专业人员交流,获取新的视角和思路。

其次,企业要培养和引进高素质营销人才。企业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在职员工的进阶培训以及高级人才的专业培训。这些培训可以帮助员工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素质,从而满足企业的市场营销需求。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引进高素质的营销人才,如利用校园招聘、行业招聘会、社交媒体平台等渠道发布招聘信息,吸引市场营销人才加入。此外,企业也可以通过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等,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营销人才。

4 结束语

市场营销管理工作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良好发展。针对当前市场营销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企业必须加以重视,并采取更新市场营销理念、创新市场营销模式、丰富市场营销策略、建设市场营销人才队伍等策略来解决问题,从而提高自身的市场营销管理水平和效果,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主要参考文献

[1]宋永超.“互联网+”时代下企业市场营销管理的创新策略研究[J].商展经济,202313):142-145.

[2]杨千阳.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及创新对策研究[J].商展经济,20238):53-55.

[3]李什.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及创新对策刍议[J].中国市场,20233):103-105.

[4]马雯.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及创新措施[J].上海商业,20235):60-62.

[5]牛蓓.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及创新研究[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215):21-23.

作者简介:陈志远(1983—),男,浙江永康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管理、营销策划。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陈志远

国企经营管理中风险防控及应对策略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我国企业需要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结合企业经营实际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应对经营中潜在的风险隐患。本文对国企经营管理风险防控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实际提出了有效的风险防控对策。

关键词:国企,经营管理,风险防控

0 引言

为提升自身竞争力,国企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时,应重点加强风险防控,分析引发风险的具体原因,然后运用科学的防控措施,降低风险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企业在还没有发生风险时要对风险进行鉴别、分析和评估,并根据结果采取预防措施,深挖风险产生的内外因素,制定完善的风险防控预案,提升企业的风险防控与应对能力,促进企业经营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企业应该从市场、技术、税务筹划、法律等多个方面入手,综合分析风险因素。

1 国企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风险类型

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风险类型有很多,包括市场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等。市场风险是指企业产品在市场上是否有市场竞争力,包括技术、质量、服务、销售渠道等方面。很多国企在面对市场竞争时往往不具备同行竞争者的技术产品创新以及灵活的销售制度等。法律风险包括合同风险和违约风险、资产损失风险。企业与经营不善的公司合作,此类公司无法偿还债务,形成债务风险,最终带来经济损失[1]

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这三类风险对企业影响较大,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经济损失。随着国企规模扩大与业务扩张,政策、技术、人力等因素对企业的影响不断增强。从企业风险防控意识的角度分析,很多国企缺少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人才,没有认识到风险防控的重要性。针对这些风险,企业需要采取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结合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风险防控方案。

一方面,经营管理者应该尽快确定企业经营的风险点,既要明确经营管理模式,还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并针对上文所述各项风险,综合分析风险影响因素,然后采取具体有效的防控措施。另一方面,构建完善的追责制度,详细划分责任,坚持“责任到人”的原则。为保障风险防控机制可以全面落实,必须完善制度规范,严格监管各个经营环节,一旦发生问题,及时确定责任人承担责任。

2 国企经营管理中加强风险防控价值

部分国有企业往往缺少规范、合理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这使得企业的发展一直处于较大的风险中。部分国企不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不仅没有设立内部控制部门,也没有专门的人员从事风险管理工作,领导层和执行层普遍存在风险意识缺乏的问题。任何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都会出现风险,风险管理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但无法彻底消除。风险具有未知性,但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预测和防控,通过探究风险的影响,制定更加科学的防控方案,实现有组织、有目标地管控,以此降低风险影响,避免企业因风险无法继续经营。对国企来说,经营管理中的风险防控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中增加风险防控机制,明确风险防控的手段、内容和目标,为经营决策提供更多依据。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内部决策对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企业在制定决策之前需要先分析潜在风险,评估决策会带来的风险种类、级别、后果等等,然后根据分析结果确定是否执行决策与决策的执行方式,以此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从国企经营能力的角度分析,健全经营管理中的风险防控制度,可以提升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在实际经营中,企业难免会遇到各类风险问题,如果制定完善的风险防控制度,则不仅可以尽快发现潜在风险,还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同时在项目结束后进行反馈分析,促进企业风险防控能力的提升。

此外,企业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也能深化企业对市场的了解,使企业可以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国有企业应该适应市场的发展与变化,根据市场发展趋势调整经营策略;在日常经营的过程中,需要加强信息采集与分析工作,通过科学的分析,为企业规划和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3 国企经营管理中风险防控现状

3.1 风险防控认知水平不高

从国企经营现状来看,企业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竞争压力不断增加,同时也面临许多发展机遇。国企要紧跟时代脚步,重点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为此,需要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并且采取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国企并没有认识到经营管理中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对外部环境的分析不足,无法掌握风险影响因素[2]。从企业内部环境分析,由于风险意识不足,所以内部缺少完善的管控制度,很难有效防控风险。尤其面对迅速变化、种类繁多的经营风险,企业缺少判断能力,无法进行精准的类型与影响程度划分。

3.2 欠缺经营风险评价机制

从国企经营现状来看,虽然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但风险防控效果依旧不理想。部分国企存在风险评价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没有构建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缺少明确的风险防控目标,造成经营管理缺少依据,很难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企业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缺乏对项目的整体管控,没有做好项目风险评估工作,评估片面或方法不科学,造成评估结果不准确,无法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隐患,影响风险防控效果。

3.3 信息传导机制不完善

国企虽然规模普遍比较大,内部会划分多个部门,同时有明确的层级划分规范,可以确保各个环节有序运作,但同时也存在上下传导不便的弊端,容易引发较大的经营风险。现代企业在经营中需要采取全方位管理措施,引导全员参与经营管理,保障风险防控目标全面落地[3]。但很多国企经营和管理模式没有得到及时更新,信息传导机制不健全,造成信息闭塞、交流困难,影响部门之间的合作,造成风险防控效果不理想。

4 国企经营管理中风险防控优化对策

4.1 提升风险防控认知水平

在日常管理中,企业需要强化管理层的风险防控意识,保障管理层认识到风险防控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防控意识,然后发挥带头作用,使企业所有成员都可以积极参与风险管控工作,形成人人重视且自觉的风险防控工作氛围,以此带动各个环节、流程中的风险防控,使相关负责人、业务人员及基层人员都能认识到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并且根据实际制定科学可行的风险防控计划。一方面,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制定制度规范员工行为,构建风险防范文化,将其融入到企业管理体系中,潜移默化地提升企业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另一方面,要强化管理内容学习工作。随着企业发展,经营政策不断变化,员工职责也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参考其他企业的成功案例,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吸取经验教训,重点关注同类企业的发展趋势,学习先进的经验方法。企业可以邀请专门的培训机构开展培训教育活动,为企业解答各类风险问题,并且促进各项法律政策的宣传;通过开设讲座、线上教学等方式,培训企业员工了解法律规范、担保业务等知识内容,使员工不仅认识到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同时也具备风险防控的能力,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奠定基础。

4.2 制定经营风险评价机制

企业会拓展业务和市场,并且积极引进人才,通过有效的评估分析,了解投资项目的潜在风险,提升企业经济实力,使企业有更高的偿债能力和风险抵抗能力。企业应该根据经营趋势不断完善风险评估体系,设定明确的风险评估目标;在目标设定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长期战略目标与短期经营目标进行设计分析,设定经营、财务、安全管理等多项指标,结合企业风险偏好、经营目标等,确定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企业在风险偏好设置的过程中,由管理层确定风险偏好内容,然后由董事会审批,根据具体的数据结果做出评定。不仅如此,企业还需要设置风险容忍度,即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容忍的偏离程度,通常需要从经营风险、承受能力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在进行经营、财务和安全管理等指标设定时,一定要确保分析的全面性与合理性,既要考虑系统性的风险指标,也要分析非系统风险指标,重点提升企业的风险识别能力,做好日常信息收集,在日常管理的过程中进行反馈,如果发现超出标准的指标,则及时汇报并做出预警。

4.3 完善国企信息传导机制

国企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应该从多个方面入手,确保所有部门、岗位和员工都参与经营管理中的风险防范工作,确保风险防范的全面性。为此,企业需要构建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确保信息共享的时效性,使各个部门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为风险评估、预警等工作提供更多信息依据。国企规模较大,受到管理制度、经营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信息传递效率低下,存在“信息孤岛”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企业可以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同时采用现代化的信息传递手段,提升信息传递效率,同时保障信息传递的安全性。企业可以构建风险信息共享数据库,通过各项信息与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使信息获取更加便捷。此外,企业需要完善责任制度,通过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使责任划分更加明确,避免盲目融资的行为。在融资前,企业应该先提出申请,综合各部门的调查与反馈信息进行评估分析,如果与营运需求不符,则撤回申请。这些评估分析工作涉及多个环节和部门,对信息的真实性、安全性有较高的要求。所以企业必须基于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传导机制落实各项评估与防控工作。

4.4 加强合规管理

企业建设合规管理体系,明确企业合规管理现状,以公司业务框架为基础,梳理制度规定、合规要求,并制定对应管控措施。企业制定合规管理基本制度,明确总体目标、机构职责、运行机制、考核评价、监督问责等内容。企业全面研判内外部风险,实现对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等重大风险的防控;围绕总体经营目标,健全风险研判到防控的工作流程,实现风险闭环管理;突出合规管理在监督、考核、问责方面的作用,健全监督检查机制,深入查找风险,督促整改到位;充分发挥内控对业务及流程管控的优势,将风险控制措施落实到业务流程中去,实现风险与内控的关联。

5 结语

综上所述,国企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加强经营管理,其中,风险防控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如果企业没有采取有效的风险防控手段,会造成风险发生概率提升,可能造成较大损失。所以,企业应该分析风险防控现状,针对问题采取有效的改进对策,以期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翟明.风险防控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及策略[J].现代商业,202228):101-104.

[2]周蓓.加强国企资产租赁经营风险防控的有效措施探讨:以A公司为例[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217):6-8.

[3]张保茹.试论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在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的应用[J].财经界,202326):150-152.

广州城投综合能源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王文贤

科技企业提升内部控制应用效益的策略研究

摘要:近年来,科技企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更多的挑战,对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系统化管理工具,内部控制是企业控制成本支出、完善管理制度、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有效路径。这一管理工具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要引起有关人员的高度重视。本文简单阐述科技企业应用内部控制的积极意义,针对具体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科技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效益,提升策略

0 引言

科技企业存在科技属性和创新基因,具有高风险、高投入、资金密集、知识密集等特点。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科技企业对内部管理水平具有更高的要求。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大多数企业认识到了内部控制的积极作用,开始积极构建内部控制体系,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在内控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内外监督等方面,企业依然存在各种问题,影响了内控效用的发挥,从而阻碍企业的长远发展。基于此,本文针对科技企业强化内部控制应用效益的策略进行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科技企业应用内部控制的重要作用

1.1 把控投入产出,促进科技创新

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具有高投资、高回报、高风险的特点。如何平衡风险和收益,是企业管理者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而内部控制就是企业对研发投入产出比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推动科技创新的基础保障,能够帮助企业合理配置人力、物资和设备等资源。全面监控研发环节,并通过考核和激励机制的应用,能够减少企业资源浪费,防控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能为企业研发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助力企业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1]

1.2 赋能制度建设,推动制度改革

通过强化内部控制,科技企业可以建立更加科学、严谨、务实的制度体系,为现代企业的良性健康运转提供助力。首先,在开展内部控制的过程中,科技企业可以结合内外部环境变化优化管理制度内控,提高制度体系的灵活性和科学性,从而更好地满足企业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其次,科技企业开展内部控制,可以从财务视角来判断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制定更加务实的管理制度,为经营管理活动的开展提供助力。最后,企业可以积极借鉴和参考其他科技企业内控建设的成功经验,促进制度改革,提高管理质量,为企业发展提供动能。

1.3 强化经营分析,防控经营风险

通过强化内部控制,科技企业可以快速、高效地统计和分析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数据信息,为企业防控经营风险问题提供依据。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内容,研发风险的管理效果对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所以,企业不仅要严格管控资源的投入与产出,还要全面梳理不同技术路线的优劣与前景,合理设置研发目标,避免由于路线选择错误而导致研发失败。通过强化内部控制,企业可以全面收集经营管理信息,科学分析技术研发路线的科学性、应用的可行性、发展的连续性等,从而帮助企业精准选择技术研发方向,避免因风险问题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

2 科技企业内部控制应用现状

2.1 内部控制环境有待完善

科学完善的治理结构是内部控制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保障,但是在一些科技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创始人或者团队股权占比过高,存在一权独大的问题,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容易影响经营决策的合理性。一些科技企业未能结合内部控制实际需求合理设置关键岗位,未能科学分配各个部门和岗位的职责和权限,容易出现权力交叉和管理混乱的问题。一些企业未能进行内部控制有关知识的宣传和培训,使得员工对其重要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影响各项工作的落实力度。

2.2 风险评估机制缺乏合理性

一些科技企业将工作重心放在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方面,缺乏风险管理意识,未能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识别、评估、预警机制,也未能结合不同风险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防范措施,在风险出现以后才匆忙制定应对方案,容易给企业带来较大损失。同时,一些企业未能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不同类型风险交由各个职能部门负责管理,互相之间缺少信息传递机制,无法对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等进行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管控,造成风险识别和管控存在严重的滞后性。

2.3 内部控制活动未有效开展

作为企业内控体系的核心内容,内部控制活动的质量对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但是当前许多科技企业将工作重心放在研发和销售环节,未能将内控措施覆盖到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也未能结合各部门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差异化的管控措施,加上一些企业未能建立规范化的授权审批机制,具体工作直接由高层领导负责,不仅容易出现徇私舞弊风险,还会影响各项工作开展的效率和质量。

2.4 内部会计控制机制不完善

一些科技企业财务管理职能还停留在会计核算阶段,基础工作规范不够扎实,影响了内控的有效性和系统性。例如,部分企业构建的会计控制体系只针对常规业务进行核算,未能对研发内控进行重点关注,也未能对外部环境信息进行全面分析,无法为内控体系的完善提供数据基础。同时,部分企业未能建立财务数据分类管理和交流平台,影响了外部投资者、客户、供应商、职能部门等对数据信息的应用,不利于内控工作的高效落实。

2.5 监督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一些企业在开展内部控制的过程中,虽然制定了详细的监督规则和流程,但是具体执行过程缺乏力度,加上内部核心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具有较高的话语权,对于被监督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使得监督人员无法对内控工作的各个流程进行全面监督,无法及时发现内控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一些企业虽然设立了内部审计部门,但是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只能对财务报表中反映的表面问题进行调查,无法结合问题成因制定出有效的整改措施,影响内控审计监督效用的发挥。

3 科技企业提升内部控制应用效益的策略

3.1 完善内部控制环境

作为内部控制的基础性要素,内控环境主要涉及管理职能、管理人员的认知水平、风险偏好、企业文化等,这对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首先,科技企业要优化内部管理治理机制,明确治理层的核心作用和地位、管理层的权利和义务等,科学配置内部股权结构,避免出现权力交叉或者管理混乱的问题。企业可以在董事会层面设立战略委员会、薪酬管理委员会等组织,积极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提高经营决策的合理性。在高层管理人员层面,企业可以引入经理人和专业管理人才,实现内部技术、经营、管理人才结构的平衡[2]。其次,企业要结合内外部环境变化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方案,通过中短期发展计划的制定、激励奖惩机制的完善、内控知识的宣贯等措施,让所有员工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发展联系到一起,树立内控观念和风险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企业管理工作中,为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奠定基础。最后,科技企业要利用自身创新优势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搭建风险模型,全面评估内部风险问题,并将其与业务环节进行有效对接,建立可视化充分、预警及时、响应迅速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

3.2 优化风险评估管理机制

一方面,风险识别和分析是企业风险管控工作的核心内容,精准识别经营管理流程中存在的风险问题是科技企业风险管理工作的前提,也是降低风险出现概率的基础。所以,科技企业要全面分析外部市场竞争环境和内部经营管理状况,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预警评估分析机制,结合不同类型风险问题具体情况合理设置预警指标,以风险预警体系为基础全面整合内部研发活动、财务管理、市场环境等方面信息,利用风险分析模块系统评估经济事项中存在的潜在风险,科学分析各种类型风险的出现概率、危害程度和波及范围,从而帮助企业实时掌握内外部风险状况,为风险管理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奠定基础[3]。另一方面,科技企业要不断完善内部组织结构,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对风险管理相关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和组织安排,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标准,积极对员工进行风险管理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增强所有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助力。同时,科技企业要打破财务和业务之间存在的“壁垒”,全面梳理分布在各个部门的风险类型,在内部建立顺畅的风险数据传递机制,及时将识别出的风险问题传递到各个部门,并结合风险评定结果制定差异化的防范和处理措施,避免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3.3 加强控制活动管理

首先,要加强立项审批控制。第一,科技企业要结合自身产品特点和市场发展需求制定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可行性分析指标和模式,改变过去可行性报告定性阐述问题,增强决策制定的透明性和客观性。第二,管理人员要全面评估研发项目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特别要考虑到市场环境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避免出现风险误判问题。第三,在编制可行性报告的过程中,要加强各个部门沟通与协作,积极引入专业人才,保证审批工作的规范性和报表分析的科学性,降低项目投资失败风险出现概率。第四,在进行重要项目审批决策时,企业可以引入外部专家评审团队,从而保证项目决策的合理性。

其次,要加强研发过程控制。第一,企业要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加入研发进度评估和反馈机制,帮助研发人员精准掌握研发的时间节点,结合实际进度对研发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企业要保证评审人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评估指标,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研发项目经理要对评审报告结果进行核查,及时将重大错误事件反馈给生产总监,由总经理审核批准后再次进行评审。针对严重程度较低的错误,在获得评审小组的批准后,只需提出修改意见[4]。第二,企业要对研发项目中资金支出的标准、范围、审批权限等进行明确规定,建立规范化的费用报销制度和会计核算流程,从而为项目资金的安全高效利用提供保障。

最后,优化项目检验审批。科技企业要在产品检验环节加入集体决策机制,在各个流程中设置集体审议节点。如果是重大研发项目,需要由董事长亲自参加审议工作。若科技企业有关人员对项目研发领域不够熟悉,可以引入外部专家团队负责产品检验,从而避免内部人员的干扰,更好地监控和管控整个研发活动。

3.4 改进内部会计控制机制

科技企业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内部会计控制机制,对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数据信息进行记录和管理,为经营管理活动的开展提供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也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强化提供助力。在信息化时代下,科技企业要加强对授权审批流程和数据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重视,通过完善的规章制度对财务数据的内部应用和外部公开相关事宜进行明确,避免出现数据泄露或遗失问题,给企业带来损失。

3.5 加强内外监督管理

作为内部控制的核心构成内容,内部监督是企业保障内控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由于科技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企业要成立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不仅要检查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还要发挥监督、评价、建议职能,对企业经营管理状况进行动态监控,有效防范企业内部风险问题,同时需要重点关注市场环境、政策变化、行业趋势、竞争对手等情况,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制定提供可行性意见,推动企业内部审计模式从风险管理向价值管理转型升级[5]。不仅如此,企业要加强对审计结果的应用,及时在内部进行公示,由主管领导对有关人员的责任进行追究,督促各个部门落实整改措施,并将其与奖惩机制联系起来,形成内控审计管理闭环。同时,科技企业可以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内部控制测评,通过规范化的流程对企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分析、评价,从而制定出针对性的管控措施,为企业内控体系的完善提供依据[6]

4 结语

综上所述,内部控制是企业适应复杂多变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企业防范经营风险问题的有效手段。科技企业要积极完善内部控制环境、优化风险评估机制、加强控制活动管理、完善会计控制机制、强化内外监督管理,从而建立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李静.新时期酒店企业内部控制优化策略研究[J].大众商务,20227):127-129.

[2]龚英姿.集团企业财务共享模式下的内部控制探讨[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12413):87-89.

[3]管威,黄迪,汪捷丽.集团企业财务共享模式下的内部控制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2010):52-5357.

[4]林绍仙.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效益实践探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311):77-80.

[5]孔玉梅.加强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J].中国商贸,201412):81-82.

[6]龚晓丽.加强内部控制,提高施工企业经济效益[J].现代商业,201230):101.

作者简介:张小宇(1980-),女,汉族,河南新乡,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内部控制。

北京用工乐科技有限公司 张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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