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4日 第 16 期
总第223
国研网首页     广告业务     联系合作     编辑信箱
财经纵览
权威视点
国研分析
宏观纵览
金融透视
产业追踪
区域经济
企业管理
财经纵览
国办印发《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加快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推动服务贸易规模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实力增强,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意见》提出5方面20项重点任务。一是推动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发挥对外开放平台引领作用,加强规则对接和规制协调,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二是促进资源要素跨境流动,便利专业人才跨境流动,优化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促进技术成果交易和运用,推动数据跨境高效便利安全流动。三是推进重点领域创新发展,增强国际运输服务能力,提升旅行服务国际竞争力,支持金融、咨询、设计、认证认可等专业服务国际化发展,鼓励传统优势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融合发展,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助力绿色低碳发展。四是拓展国际市场布局,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五是完善支撑体系,创新支持政策措施,提升服务贸易统计监测水平,强化服务贸易区域合作。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充分认识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意义,依靠扩大开放和创新驱动激发服务贸易发展新动能,抓好贯彻落实,积极营造扩大开放、鼓励创新、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服务贸易发展环境。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

9月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以下简称“2024年版清单”),将自2024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以下简称“2021年版清单”)同时废止。

在2024年版清单中,全面取消了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有关分析指出,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将有利于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国内市场良性竞争;也将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促进国际合作、互利共赢。

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

据悉,2024年版清单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十一个部分、29条特别管理措施。

不同于2021年版清单,此次清单限制措施由31条减至29条,删除了“出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以及“禁止投资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两个条目,这意味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

国家发改委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在就2024年版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制造业是我国开放最早的领域,也是市场竞争最充分、全球产业分工合作最紧密的领域。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充分彰显了我国扩大国际合作的积极意愿和支持经济全球化的鲜明态度。我国将依托自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支持中外企业交流合作,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删除的两个条目虽对特定行业有一定影响,但总体上看,这些调整有助于促进市场竞争,提高行业效率,对整体经济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对中药行业来说,有望引入更多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行业创新和发展。

“2024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的全面取消,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这一变化体现出我国对于外资的积极态度,也彰显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朱克力说。

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良性竞争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不断放宽外资准入,2017年至2021年连续五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两个清单的限制措施分别由93条、122条缩减至31条、27条,在制造业、采矿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其中,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限制措施已于2021年率先实现“清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重要影响。放宽外资准入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在加速调整,各国都在积极吸引外资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地位。我国通过放宽外资准入,可以吸引更多外资参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建设和升级。同时,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国家发改委外资司有关负责人指出,新形势下,出台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将有利于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国内市场良性竞争;也将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促进国际合作、互利共赢。

除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更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还印发了《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内外资准入政策协同联动作出了系统性部署。

《意见》提出,加强内外资准入政策调整协同,在不减损现有经营主体准入机会的前提下,坚持国民待遇原则。对外资放开准入限制的,对内资同步放开;在不违反国际协定和承诺的前提下,对内资设定准入门槛的,对外资同步适用。鼓励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更加安全、便利、高效的内外资准入协同模式。

将重点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

据介绍,本次负面清单修订后,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了新进展。同时,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将有助于提升服务业多元化供给能力。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努力实现外资不仅可以“进得来”,而且能够“发展好”。

具体来看,一方面,将创新方式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后续,国家发改委将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建设,扎实开展增值电信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工作。另一方面,将持续优化外资促进政策。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重点方向之一就是继续增加服务业条目,引导更多外资投向服务业领域。

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服务业则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两者都是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服务业内涵式增长,通过引进外资带动整个产业链升级,同时也能加速服务业与国际接轨,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不过,朱克力也指出,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堵点和卡点问题,如市场准入限制、监管体系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针对这些问题,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降低外资进入的门槛;加强监管体系建设,提高监管效率和透明度;还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外资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投资环境。

“对于新开放领域,我国已建立较为规范成熟的行业监管制度,未来将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而不是‘一放了之、只放不管’。外商来华投资新开放领域项目,需与内资同样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等。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国家发改委外资司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表示,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欧美在国际重要议题上的分歧,去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制造产品出口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障碍。长期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终将发挥吸引外资的效果。同时,也应鼓励中资企业“走出去”,形成双向开放、进出更自由的投资环境。

金朝力 程靓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

市场监管总局9月3日出台了《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年版)》,按照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的要求,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市场监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政策举措。

在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重点举措围绕当前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影响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难点和堵点问题,谋划提出改革举措。针对限制企业跨区迁移、冒名登记、职业索赔等问题,主动回应经营主体关切,提出企业异地迁移可以直接到迁入地办理登记、完善企业实名登记机制和程序等务实举措。

在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方面,重点举措提出要结合违法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综合考虑影响法律实施效果的因素,科学确定处罚种类和幅度。从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高度,提出健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等一系列监管措施。

重点举措充分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持续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提出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实行依法按期认缴;全面深入推进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必要的干扰;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机制,重点破除限制企业自主迁移、妨碍市场公平准入、构筑自我“小循环”等问题。

鲁元珍

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改制重组印花税新政策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企业改制重组及事业单位改制有关印花税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扩大税收政策适用范围、统一税收政策适用对象、细化税收政策适用情形,以更好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公告》自2024年10月1日起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财政部税政司、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有关负责人就《公告》答记者问时介绍,改制重组是各类经营主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随着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企业改制重组方式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发《公告》,将原来支持企业改制的印花税政策的适用范围,适当扩大至企业改制、重组、破产清算以及事业单位改制,有利于与其他税收形成合力,加大对改制重组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营业账簿印花税政策方面,《公告》明确,企业改制重组以及事业单位改制过程中成立的新企业,其新启用营业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原已缴纳印花税的部分不再缴纳印花税;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重组项目中发生的债权转股权,债务人因债务转为资本而增加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免征印花税。

在应税合同印花税政策方面,《公告》明确,企业改制重组以及事业单位改制前书立但尚未履行完毕的各类应税合同,由改制重组后的主体承继原合同权利和义务且未变更原合同计税依据的,改制重组前已缴纳印花税的不再缴纳印花税。

在产权转移书据印花税政策方面,《公告》明确,对因企业改制、合并、分立、破产清算以及事业单位改制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所属具有国有资产管理职责的部门按规定对土地、房屋等权属进行行政性调整,以及对同一投资主体内部划转土地、房屋等权属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公告》还统一了印花税税收政策适用对象,即凡是符合条件的企业改制重组及事业单位改制,均可按规定享受印花税支持政策。同时,明确了适用条件:企业改制后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并在改制(变更)后的公司中所持股权(股份)比例超过75%,且改制(变更)后公司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事业单位改制后其原出资人(包括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单位)存续并在改制后的企业中出资(股权、股份)比例超过50%。

据悉,按照印花税有关征管规定,纳税人享受相关印花税优惠政策,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有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

敖阳利

《世界投资报告2024(中文版)》发布 商务部:将进一步推动投资便利化高标准实施

9月9日,在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国际投资专家委员会专题研讨活动上,《世界投资报告2024(中文版)》(下称“报告”)正式发布。同时,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学界的代表等各界人士齐聚一堂,畅谈投资便利化、数字政府与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等议题。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

报告共四章,分别为:国际投资趋势、投资政策趋势、可持续金融趋势、投资便利化与数字政府。

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小幅下降2%,降至1.3万亿美元。排除部分中转效应后,全球FDI流量比2022年下降了10%以上。2024年,国际投资的全球环境仍面临挑战。增长前景疲软、经济分化趋势等因素正在重塑FDI模式,导致一些跨国公司对海外扩张采取谨慎态度。

从投资政策趋势来看,报告称,2023年发展中国家主要致力于促进和便利投资,而发达国家则倾向于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措施。

在可持续金融趋势方面,报告称,去年可持续金融市场继续增长,但有明显的放缓迹象。其中,可持续基金净流入量从2022年的1610亿美元降至2023年的630亿美元。

“投资便利化已成为全球投资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报告称,数字化是投资便利化工作有效实施的关键。近年来,数字投资便利化工具数量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

报告指出,数字化政府工具可以对吸引FDI产生积极影响,建议各国政府采取全面的数字投资便利化方法,避免专门的投资程序;逐步纳入企业设立的所有强制性程序,如企业注册等。

推动投资便利化高标准实施

报告指出,投资便利化旨在使国内企业和国际投资者更容易建立和经营业务。其核心要素包括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取性、简化行政程序和确保政策环境的可预测性。

商务部世贸司副司长陈雨松在研讨会上表示,我国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相关法律法规有所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过,仍存在行业便利化程度不一、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不足之处。

陈雨松透露,商务部将进一步推动投资便利化高标准实施,包括:制定《投资便利化协定》实施的指导手册,详细解释协定内容,并提供国际最佳实践;选择特定行业、企业,全面梳理该行业、企业从设立到注销所需的所有审批事项和流程;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投资便利化协定》,探索实施经验;根据探索经验,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全国全面推广。

数字化工具在提供投资便利化的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在研讨会上表示,各国间正掀起一股数字政府的浪潮,中国是其中的“优等生”。为提升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水平,2019年以来,中国先后推出36项措施,并专门制定了4项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措施。

研讨会上,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李楠建议,各国政府应全面推进数字投资便利化,以及考虑在新一代国际协议中促进数字投资便利化工具的应用。

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出建议。

“制度型开放要求主动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对外经贸大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建议,在规则对接方面,中国可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以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区域贸易协定签署升级为重点,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经贸新规则构建;另一方面,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作用。

他认为,制度型开放还要求主动加快国内规制与国际惯例接轨;提升政府管理水平,主动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积极推动标准“走出去”和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赵福军认为,在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可从四方面着手:一是聚焦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二是围绕新兴领域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三是在重点平台上加快“先行先试”;四是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实现产业一体化,并与国内改革相结合。

常佩琦

人民银行——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框架

记者从9月5日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特别是强化逆周期调节,有力支持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坚持以我为主,优先支持国内经济发展。人民银行将结合经济金融发展变化,以及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审慎评估情况,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框架。

政策实施方面,今年以来,总量货币政策持续发力。年初,货币政策靠前发力,着力稳预期、强信心。人民银行一次性降准0.5个百分点,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0.25个百分点,降低银行的资金成本,引导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降0.25个百分点,着力支持宏观经济开好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人民银行迅速落实各项改革部署,完善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明示并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1个百分点,以此带动了1年期、5年期以上LPR各下降0.1个百分点,支持挖掘有效需求,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同时,还引导主要银行下调存款利率,保持银行可持续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从数据上看,金融总量增速仍保持在合理区间,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2%,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7%,均高于名义经济增速。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7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65%,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3.4%,同比分别下降22个和68个基点。贷款结构持续优化,7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17%,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16.9%,“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5%,均高于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加快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举措,更加有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总量上,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银行增强贷款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在利率上,发挥好近期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的带动作用,以此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在结构上,加大已有工具的实施力度,推动新设立工具落地生效,主要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

针对备受市场关注的降准降息话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表示,降准降息等政策是否调整还需观察经济走势。有关部门将综合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天期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等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年初降准的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7%,还有一定的降准空间;利率方面,受银行存款向资管产品分流的速度、银行净息差收窄的幅度等因素影响,存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面临一定约束。

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框架,邹澜介绍:首先,考虑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货币政策将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更多将其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作用。同时结合形势变化,研究完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让货币统计更符合实际情况。

其次,改革利率调控机制。目前,人民银行已经明确公开市场7天期回购操作利率是主要的政策利率,淡化了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的政策利率色彩,将7天期逆回购由原先的利率招标改为了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充分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投标需求,有利于提升机构管理流动性的主动性。未来还要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着重提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质量。

此外,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在与财政部门加强协同、不断优化国债发行和交易制度安排的基础上,人民银行自今年8月起已经开展国债买卖操作,并在月末发布首个“国债买卖业务公告”,8月全月买短卖长、净买入国债1000亿元。央行买卖国债主要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和流动性管理,既可买入也可卖出,并通过与其他工具灵活搭配,提升短中长期流动性管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最后,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一是畅通货币政策从央行到金融市场的传导,通过强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增强金融机构自主理性定价能力,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二是畅通货币政策从金融市场到实体经济的传导,着力打通传导堵点,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监管等政策的协同,促进供求平衡,支持经济政策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领域,提升对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变量的传导效果,增强金融服务着力点。

吴宇宁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三方面发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红燕在9月5日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持续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始终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连续19年稳居世界第一,为稳定市场信心以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针对我国国际收支运行的新特点新变化,李红燕介绍,首先,经常账户收支规模明显提升,同时平衡性也更加稳固。2023年,我国经常账户的收支规模超过了7.3万亿美元,和2012年相比增长了60%。随着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保持在2%左右的合理区间。其次,跨境双向投资更加活跃。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012年排在全球第12位、2023年排在全球第4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投资存量稳居全球第2位,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证券投资方面,2023年末,跨境证券投资占我国对外资产负债总规模的比例为17%,和2012年相比提高了8个百分点。最后,国际收支逐步形成自主平衡的格局。随着外汇市场改革和发展,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外汇市场交易更加理性有序。国际收支从经常账户、资本项下“双顺差”的格局逐步转变为“一顺一逆”的自主平衡格局,外汇储备保持基本稳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李红燕表示,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贯彻落实全会决策部署,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加强外汇便利化政策的供给。按照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要求,强化信用风险评估,健全分类管理体系,让诚信合规的企业办理业务更加便利。建设开放多元、功能健全、竞争有序的外汇市场,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创企业、中小微企业为重点,统筹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将更多优质企业纳入外汇便利化政策范畴,激发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推进外汇监管创新,适应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推动跨境电商、海外仓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持续完善外籍来华人员外汇服务,优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拓展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和功能,不断提升外汇服务质效。

二是坚持以开放促改革,稳步扩大外汇领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质量,有序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升级扩围跨国公司资金池试点,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进一步扩大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推动外汇管理创新政策在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先行先试。支持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加强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强化外汇领域监管全覆盖,保持对外汇违法违规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守好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完善中国特色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保障储备资产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总量连上台阶 结构优化升级——新中国成立75周年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2024年,新中国迎来75周年华诞。

风雨兼程,春华秋实。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砥砺前行,扬帆奋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大势,推动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经济规模连上台阶 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初秋时节,伶仃洋波涛万里,海天一色。深中通道宛若一条巨龙,盘旋在蔚蓝海面之上。这个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在今年6月30日正式通车,成为全球首个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的跨海集群工程。

重大工程是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是读懂中国经济的一把钥匙。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潜力,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75年来,我国经济规模连上台阶。

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1986年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2020年,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2023年超过12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2023年经济总量比1952年增长223倍,年均增长7.9%。

75年来,我国发展根基愈发坚实。

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23年的69541万吨,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202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33万亿元,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升;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服务业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

75年来,我国经济影响力持续提升。

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升至17%左右。2013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今日的中国经济,呈现万千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文章评价说,75年来,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成果,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成功迈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今年7月,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第900万辆解放牌卡车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智能工厂下线。70多年前,中国一汽从零起步,三年建成投产,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解放牌卡车用七代车的更迭,印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成就。一汽的自主创新、华丽蜕变,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经济从结构单一到百业兴旺,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75年——

产业结构深刻变化,实现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实现由需求疲弱向“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的转变;从城乡分割到统筹推进,区域结构优化重塑。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蹄疾步稳。传统产业转型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服务业规模持续壮大。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消费“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不断形成。2023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2012年末提高13.06个百分点,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

这是发展动力不断增强的75年——

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到“天宫”遨游太空,再到C919大飞机实现商飞,中国创新实力持续跃升。

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规模稳居世界第二,比2012年增长2.2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3年的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力。

这是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的75年——

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再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拓展新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连创新高。2023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633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176倍,规模连续多年保持世界领先。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巩固扩大,分批次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今天的中国,正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

名字听着“土”,村子却很“潮”。走进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黑泥地社区,只见家家户户被绿树鲜花环绕,阳光照耀之下,房屋错落有致,道路宽阔整洁,彩色民居熠熠生辉。

从昔日“道路拧麻花、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的贫困村,到如今吃上“旅游饭”、过上好日子,今年上半年已实现旅游收入70多万元……黑泥地的蝶变是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积贫积弱,人民普遍贫困。经过多年不懈奋斗,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49.7元,这是194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也仅有171元。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92万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实际增长76倍,年均增长6%。

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业优先战略深入实施,2013年至2023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1.4亿人。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从2013年的16.9辆增加到2023年的49.7辆。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万里山河增添了山青、水绿、天蓝、土净的亮丽底色。

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保障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驶入快车道,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2023年底,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亿人、13.3亿人、3亿人、2.4亿人。住房保障力度加大,养老服务加快发展,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不断完善。

75年披荆斩棘,75年沧桑巨变。回望过去,中国经济创造奇迹、实现跃升;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定,必将开拓出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陈炜伟 申铖 邹多为

权威视点
黄凌:积极拥抱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全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就“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改革任务,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信建投基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践行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为使命,以客户为中心,着力把金融资源真正聚焦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上来,聚焦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上来,聚焦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上来,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形成生动实践,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一是聚力科技金融,助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金融与科技、产业形成良性循环,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中信建投基金多年来持续加大科技领域投研布局力度,先后发行了科技相关主题基金及北交所主题基金,积极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入科技创新领域。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增强投研力量,加强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加大在重点科技领域和“专精特新”领域的产品布局力度,不断提高估值定价能力和市场引领作用,更好地引领“耐心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劲动力。

二是积极布局绿色产品,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中信建投基金深刻认识到,绿色金融作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重要支撑,如能有效引入长期资金,将有利于我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建设美丽中国。中信建投基金先后发行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REIT、中信建投明阳智能新能源REIT,助力新能源发展。同时,公司发行了投向新能源、绿色低碳等领域的中信建投低碳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并将择时投资绿色债券。未来,公司会继续将低碳、减排、绿能等作为重要的研究与投资方向,完善投研框架、布局相关产品,更好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

三是拓展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公募基金以其低门槛、公开透明、服务亿万普通投资者的特质,成为居民理财的优选产品,直接体现了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也成为金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中信建投基金忠实履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职责,始终秉承“忠于信,健于投”的理念,始终将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构建类型多样、风格清晰稳定、策略丰富多元的产品体系,并将投资者保护、教育工作融入产品设计发行及营销服务工作中,有力满足了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财富管理需求。未来,公司将持续以投资者为中心,加强投研体系建设,提升资产配置与风险控制能力,提高投资的专业性水平,重视投资者体验,完善长周期考核与激励约束机制,坚决杜绝基金短期业绩考核及“唯规模论”考核,坚持做好优质售后服务与实时客户陪伴,不断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是拥抱养老金融,助力多层次养老体系建设。当今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结构呈现少子化、家庭小型化等特征,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快,发展养老金融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信建投基金致力于全面丰富相关产品设计、优化投资管理,全力支持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努力服务养老金资产保值增值。后续,中信建投基金将不断完善投研框架,持续开发养老基金产品,不断强化养老金投资管理和服务能力,既满足广大投资者的养老理财需求,又向资本市场注入更多“长线资金”,成为市场运行的“稳定器”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五是发展数字金融,打造数字化转型新引擎。主动拥抱数字经济时代变革,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公募行业服务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意义重大。在中信建投证券的大力支持下,中信建投基金持续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从信息化向流程化、自动化、数字化发展,为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在产品管理方面,公司打造了全产品生命周期的产品管理系统,持续优化量化团队的算力服务器;在数据治理方面,公司不断优化业务场景及报表数据模型,实现对业务数据的闭环管理;针对投研交系统建设,公司持续完善功能设计,完成了多个旁路条目和穿透条目的指标分析工作;在客户需求精准对标方面,公司通过大数据建模提升了客户画像的精准度,有效推动了公司客户服务效率和质量双晋升。

使命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中信建投基金将始终与时代共进、与人民同行,勇担职责使命,强化功能发挥,坚持文化建设、投研能力、产品服务、合规运营一体化推进,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一流投资机构,为金融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中信建投基金力量。

中信建投基金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凌

洪群联:盈利向好彰显轻工业增长韧性

轻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民生产业,不仅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作为全球第一大轻工生产国和出口国,我国钟表、自行车、电池、家具、塑料加工机械等100多种轻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家电、家具、皮革等行业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轻工业运行呈现回升向好态势,规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利润同比增长17.1%,利润增速高于全国工业13.6个百分点,彰显了轻工业增长韧性、创新活力。

盈利向好与市场需求改善直接相关。轻工业广泛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适应居民消费新需求、新趋势的轻工业产品具有广阔市场前景。近年来,绿色、智能、健康成为市场消费新趋势,高品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品更受青睐。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2%、11.3%,高能效等级家电、智能家电销售实现较快增长。体育健身、绿色环保、智能家居等消费热潮推动轻工业市场动能逐步增强。从国际市场看,我国轻工业企业提前布局跨境电商市场,结合我国海外仓基础设施和快递物流服务优势,在全球电子商务渗透率不断提升的趋势下,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丰富多样的商品选择。上半年,轻工业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高于全国出口增速0.6个百分点。

盈利向好是企业持续创新、加快转型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我国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传统制造业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部分轻工业产品产能和市场面临“天花板”。在此背景下,广大轻工业经营主体主动求变、积极转型、降本增效,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步伐,加强精细化管理,打造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积极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2022年,我国轻工业百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已达到2.82%。轻工行业已经培育形成了一批“灯塔工厂”、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一批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全球品牌500强行列,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盈利向好得益于政策的大力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先后出台了《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关于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助力轻工业高质量发展。今年3月份起,中央和地方组织实施大规模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覆盖家电、家装厨卫等轻工业产品领域,通过激发消费更新促进供给创新,推动轻工产业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目前,相关政策效应正在持续释放。

轻工业产品带有很强的消费属性,市场需求和产品创新对轻工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目前,轻工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主要经济体出口、消费、投资三大需求持续低迷,商品消费复苏相对缓慢,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低端供给过剩和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生产成本上行压力较大,多数轻工业企业的技术、质量、品牌水平还不高,综合竞争力还不强等。

要把轻工业转型升级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两手抓就要“促消费”“优供给”。激发和扩大有效需求,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扩大政策覆盖面,挖潜轻工业产品消费需求,拓展国内市场空间。进一步优化轻工业的全球生产、销售、售后布局和渠道建设,深化拓展跨境电商新模式,强化国际消费者黏性,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深入实施轻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加大对轻工业技术创新、智能改造、节能转型、品牌建设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世界一流的轻工业企业品牌。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洪群联

赵福军:自贸试验区需在开放中不断提升竞争力

2024年8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目的是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水平、系统性改革成效、开放型经济质量全面提升。要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鼓励先行先试,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

在规则先行先试方面要有新突破

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自贸区的数量、地理范畴、发展等级各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已发展至22个自贸区。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和中央深改委的要求,下一步,自贸区提升战略应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福军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通过的《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既要全面落实好,又要突出重点。各自贸试验区重点围绕其主导产业发展,实施全产业链创新发展。由于每一个自贸试验区及其片区的主导产业不一样,对贸易、投资等自由化便利化的要求不一样,因此,实施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时,要针对主导产业链发展的需要,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针对自贸试验区主导产业发展,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比如,可对标绿色贸易领域的国际高水平的经贸规则、标准,建立源于国际标准但高于国际标准的全产业链绿色规则、标准。通过各个自贸试验区主导产业绿色化发展,积累在全产业链实施制度型开放的能力,从而为我国制度型开放作出积极的贡献。

提升过程中的难点、痛点期待破解

允许自贸区先行先试,这意味着其具有极高的自由度和便利空间,但同时也会伴随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在自贸区继续提升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制度创新、产业链衔接等方面的难点、痛点。

赵福军认为,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难点在于如何让产业链不同环节所在的不同区域实施同步创新。随着自贸试验区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自贸试验区难以完全承载产业链上下游的所有环节,在自贸试验区外延和拓展产业链相关环节是必然趋势。

在赵福军看来,解决实施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可能面临的难点,需要自贸试验区对产业链上下游所涉及的区域,实施能力帮扶提升,支持其提升开展制度创新水平。在已有自贸试验区设立联动创新区上,根据自贸试验区产业链发展需要,对产业链所涉及的主要区域,有必要设立联动创新区,做到实施创新同步,能共享同一制度、规则、监管和服务。

记者 林春霞

徐长春:以人民币国际化支撑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开放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加快构建发展新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共享发展红利。《意见》明确提出,扩大人民币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跨境使用,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和再融资业务。这必将有利于盘活区域经济存量,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

当前,贸易壁垒已经成为阻碍世界经济繁荣的最重要因素。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为应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带来的影响,转移国内社会矛盾,部分经济体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公开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筑起贸易壁垒。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实施高关税、配额制度、技术标准和行政干预等手段限制商品进口,借助人为手段限制生产要素的跨境正常流动,干扰全球物流、价值流功能的正常发挥。这种做法进一步导致国际贸易关系紧张,加剧地区紧张形势,损害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与人类繁荣。

目前,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税已经高达100%,国际金融领域的部分国家债台高筑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银根吃紧并立。这扭曲了市场竞争,阻碍了公平贸易,割裂了全球产业链,阻碍了经济要素的全球高效率配置。

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为通过服务贸易发展突破贸易壁垒、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知识产权、地理信息、人力资源等服务贸易集聚发展,金融、咨询、设计、认证认可、会议会展、法律、调解、仲裁、会计、语言、供应链、标准化、教育等专业服务日益展现出推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国际化配置的巨大潜能。比如,农展会带动农资、农机、农技跨境流动,把农业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随着服务外包高端化发展,研发外包、数字制造外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服务外包新模式加快发展。因此,由于天生有利于沟通联通功能的数字经济跨跃式发展,数据跨境流动不断加快,国际服务贸易成为突破国际贸易壁垒、带动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再配置的有效渠道。随着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服务贸易大发展,贸易壁垒逐步被突破,世界范围内生产资源配置的自由度增加,效率提升,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新途径。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支撑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跨境配置,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繁荣。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的最新数据,2024年6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保持全球第四大最活跃货币位置,占比为4.61%,较前一个月的4.47%有所增长,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活跃度保持稳定;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元、欧元、英镑,占比分别是47.08%、22.72%、7.08%的。在2023年的GDP全球排名中,美国GDP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约为25.95%,中国占16.76%,德国约占4.23%,日本占3.99%。在国际贸易的全球2023年排名中,排名前四的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9.16%、10.81%、10.16%、5.74%。可见,作为全球GDP占比第二大经济体和国际贸易占比第一大经济体,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排名与我国第一贸易大国的身份地位不相匹配,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占比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人民币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较低,表明我国通过推进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使用的比例,进而推进本国服务贸易发展方面尚有很大的空间。因此,《意见》提出,优化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完善外汇管理措施,探索基于企业信用的分级管理,提高服务贸易及服务领域对外投资的外汇业务便利度。扩大人民币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跨境使用,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和再融资业务。

也就是说,未来我国将通过外汇管理政策措施的调整,给予服务贸易融资和服务贸易对外投资更多的外汇管理便利,大力开展人民币国际贸易融资和再融资业务,在服务贸易和服务贸易对外投资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即大力推进本币在服务贸易中的使用,为国际贸易企业打开人民币国际贸易融资和再融资的大门。

其实,人民币在很多经济体本来就是“硬通货”,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预计这些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措施,将会推动人民币在贸易伙伴国中使用频率和额度的增加,有利于区域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有利于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也让我国国际贸易伙伴国获得建设和运营资金,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徐长春

周天芸:保险资金如何做“耐心资本”?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推动保险业的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的是,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打通制度障碍,完善考核评估机制,为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长期投资。

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24年一季度,保险公司总资产已达到32.9万亿元,资金运用余额达到29.94万亿元。其中债券投资达到12万亿元,成为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股票和证券基金投资也接近4万亿元。保险资金具有久期长、跨周期的属性,是“耐心资本”的重要来源,因此,壮大保险资金有利于培育“耐心资本”,熨平资本市场的周期波动,促进科技创新,形成“资金—资本—资产”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全方位参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保险资金可以成为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稀缺的长期资金,保险资金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使其在资本市场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有助于提高投资的连贯性,降低投资的波动性,助力资本市场的发展。保险资金作为长期资金,投资时能够发挥长线的优势,多措并举强化企业的长期融资支持,并通过科学的投资组合、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将资金运用到关系到国计民生重点领域,将保险资金的势能转化为支持国家的战略,服务社会民生的动能。优化融资结构方面,保险资金通过优化融资结构,疏通上市公司需要的资金,合理地配置金融资源,助力实体经济获得“源头活水”。保险资金通过大类资产配置以及逆周期调节的机制,追求长期稳健和绝对收益,形成资本市场的“压舱石”。

另一方面,全方位的资金支持,保险资金与科技创新长周期发展形成“同频共振”。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是创投行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保险资金作为市场稀缺的耐心资本、高能资本,凭借其长久期、跨市场运用等特点,能够有效补充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短板,具备很大的潜能和空间。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稳定性高的优势,作为“长钱”,其资金期限长、以稳定收益为投资策略,与创业投资的需求高度契合。保险资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可以释放创业投资基金长期资金来源的潜力。保险资金全方位支持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一是“投早”“投小”,破解科技创新“缺长钱”难题。国务院常务会议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开展长期投资,保险资金入局科技创新,营造支持创业投资发展的良好生态。随着我国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长期耐心资本助力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日渐成为行业主流共识,实践保险资金的“耐心资本”、长期性和长周期性。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也明确提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引导保险资金投资科技型企业和面向科技型企业的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推动更多资金投早、投小、投科技。由此,保险资金按照市场化原则做好对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构筑科创投资新范式。

二是破除制度障碍,畅通保险资金对于科技创新的投资渠道。监管部门大力引导保险资金投向科技创新,保证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在监管政策层面的畅通。金融监管总局近年来印发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财务性股权投资等政策文件,破除阻碍保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障碍,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由非保险类金融机构实际控制的股权投资基金,取消投资单只创业投资基金募集规模的限制,支持保险机构加强与专业股权投资机构合作,拓宽创业企业长期资金的来源,消除保险资金投资未上市公司股权的障碍,推动释放更多保险资金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三是完善与科创产业投资相适应的保险资金运用考核激励机制,践行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保险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应通过长期投资、稳定投资、价值投资来实现,相应的考核保险公司经营效益指标的净资产收益率由“当年度指标”调整为“3年周期指标+当年度指标”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体现考核周期的长期性和耐心性,同时,给予投资机构必要的容错空间,在总体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增强保险资金对科技投资的配置动力。

四是采用多产品、多形式,创新保险资金投资于科创企业方式。通过直接、间接股权的形式支持科创企业发展,通过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创业企业的普通股或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所属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自行设立成长基金、并购基金、新兴战略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母基金等多种方式,服务科技型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高级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周天芸

陈红娜:自贸试验区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新路径

2024年8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积累了新经验,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新路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未来,自贸试验区将成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最佳实践平台。

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示范和引领

“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在国内亟须新一轮改革、国际开放合作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所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是我国以试点方式推进改革、统筹开放与安全的重要实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三级调研员陈红娜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经过10年的积极探索,自贸试验区在贸易、投资、金融、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破除了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有效提升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做到了把扩大开放同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培育功能同政策创新相结合。在推动对外开放方面,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开放新格局,开放领域持续扩大,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合作提供了先行先试的平台和载体。并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吸引了高端资源要素、创新了产业发展模式、释放了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活力,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示范和引领。

陈红娜表示,自贸试验区对经济有三方面促进作用。一是促进了贸易和投资增长,不仅稳住了外贸基本盘,还推动服务贸易及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使内陆省份也能享受到开放红利。二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通过鼓励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延伸和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等,培育了一批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三是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联动性,通过主动服务和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既促进了自贸试验区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又以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强化了规模效应,将所在区域打造成了全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自贸试验区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目的是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水平、系统性改革成效、开放型经济质量全面提升。

陈红娜表示,未来自贸试验区建设将在两个方面继续发力。一方面,继续作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平台,通过先行先试,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行压力测试和制度准备。另一方面,继续深化自贸试验区的制度高地优势、支点撬动作用、平台载体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等,既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又能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特别是对接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

记者 刘慧

国研分析
未来产业创新生态:框架、实践与动能

【摘 要】未来产业发展本质上是前沿和颠覆性技术产业化的过程,当下布局的未来产业在今后一个时期有可能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建立在技术预见基础上,由技术成长、创新扩散、产业演化三个子系统构成。技术发现源头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推动技术成长到创新扩散的关键在科技领军型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由创新扩散到最终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参与者是风险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和应用需求方。我国必须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多元投入支持、组织架构创新、有效转化模式、科技合作交流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塑造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

【关键词】未来产业 创新生态 产业生命周期

未来产业是基于重大科技创新形成的新兴产业,其发展进程深刻改变了国际竞争格局和国家综合实力对比。谁能在重大科技创新上持续发力并取得实质性突破,谁就能占领未来产业前沿阵地。当前,发展未来产业已成为我国打造全球竞争新优势、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战略先导,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则是国家创新生态体系构建的关键一环。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的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由此可见,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依靠科技创新逐步实现产业跃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有明显区分,但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相对的,当下布局的未来产业在今后一个时期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与技术成熟度、市场潜在规模、细分赛道选择密切相关。

概念内涵比较。未来产业最早出现在亚历克·罗斯所著的《未来产业》一书中,学术界关于未来产业的讨论有很多,国内学者重点关注产业培育形成的过程状态和影响结果。有学者认为,未来产业是“由处于探索期的前沿技术所推动、以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升级的需求为目标、代表科技和产业长期发展方向,会在未来发展成熟和实现产业转化并形成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支撑和巨大带动作用,但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1]。也有学者认为,未来产业是“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化后形成的、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对经济社会具有支撑带动和引领作用的前瞻性新兴产业”[2]。虽然各种理解和定义存在一定差异,但学界在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些共识。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3]这是近年来官方层面出台的比较权威的阐释。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型产业,代表了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能够推动先进技术快速扩散,进而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纵观新兴产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产品创新并不一定是依托于颠覆性技术革命,而更多的是基于现有先进技术的有机组合,生产出受到市场广泛认同的代表性产品。[4]新兴产业通常伴随着以科技进步为代表的新供给与潜在消费群体新需求及传统消费升级的出现,其初期发展还不成熟、产业规模小、市场培育度低,可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够诱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

归纳起来(如表1所示),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通过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变革。从驱动力量看,科技创新始终是主导。未来产业主要由以点到面的前沿技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基于产业链条的关键技术优势整合。从影响作用看,战略引领至关重要。未来产业更加强调“战略的显著性”,以及“涌现性的颠覆”,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突出对经济社会重要领域的引领支撑。从应用场景看,市场前景广阔、需求潜力巨大。未来产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与市场失灵等问题,潜在风险与市场收益成正比。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对处于技术产业化阶段,已经跨越技术路线不确定性拐点,市场预期价值实现可能性较大。

技术周期比较。技术创新是长波形成、发展和演化的根本因素。科技革命引发技术-经济范式变化进而引发经济周期波动,从全球范围看至今已形成5次长波。当前,世界总体仍处于第五次技术经济周期的后半段,大国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博弈竞争日趋激烈,中国正面临技术扩张,对新技术的需求日益增多。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我国立足自身科技水平和产业基础,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作为优先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培育初期,一些技术产业化还不成熟,在当时条件下的技术路线选择也存在不确定性因素,还处于A-U创新模式过程中的流动阶段,研发经费支出较高,产品创新明显强于工艺创新。进入新发展阶段,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技术创新的高风险不确定性有所降低,技术路线进一步收敛并逐步走向成熟。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在国际市场初具竞争力,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经受住了外部考验,市场空间潜力巨大。

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已从蓄势待发进入集中迸发关键期,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步发展和孕育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因突出的前瞻性和不确定性而呈现出长期动态演化趋势,[5]需要经历从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到成功产业化的非连续创新过程。一般而言,应用性技术开发属于中期创新,需要5年左右时间。基础性技术开发由于是技术原理的发现和新技术的发明,可能需要8~10年时间甚至更长。未来产业萌发于重大颠覆性技术,属于基础性技术开发范畴,主要包括:面向科学技术的新原理、新应用和新组合,识别和培育可能引发体系范式变革的重大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供给),以及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需求可能引发主导技术变轨的重大颠覆性技术(公共产品供给)。[6]总体来看,未来产业的技术周期要比战略性新兴产业更长,不仅要实现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的自身调适,也要突出与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实融合。

产业方向比较。从发展逻辑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线比较清晰且基本完成了研发试错,具有相对明确的产业形态和产品类型,技术趋于成熟、产业化实现要素初步具备。未来产业仍处于产业创新前期试错阶段,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不确定性,技术更加接近前沿。在一定程度上,未来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是未来产业的必经阶段。[7]

从市场前景看,未来产业发展将围绕智能、健康、绿色三大主导技术群,不断拓展网络空间、生命空间和生存空间。在网络通信领域,互联网将与工业控制、汽车自动驾驶、能源互联网,以及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8]万物互联正逐渐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在生命科学领域,随着基因编辑、脑科学、合成生物等的不断突破,将逐步实现生命科学与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在空天领域,“太空+互联网”跨界融合,全球进入以全面商业化、军民融合为特征的新太空时代。

从细分赛道看,如表2所示,未来产业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沿细分赛道,试图通过在产业变革中找到“根技术”从而控制“根产业”,体现了新技术、新产业的创新效率。比如,未来网络是集连接、感知、计算和数据服务为一体的智能化自主进化网络,关键在于突破高性能网络芯片、物联网搜索引擎、E级高性能计算、面向物端的边缘计算等技术。类脑智能将类脑计算和脑机融合作为未来重要的技术方向,关键在于突破面向类脑芯片的深度增强学习方法、柔性脑机接口等技术。深海空天开发包含多个环节和装备支持,重点聚焦空天信息及装备、深海工程设备、深海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等,[9]关键在于适应深海空天各类复杂环境,推动运载技术、信息技术,以及作业与保障等关键器件自主可控。

面向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框架逻辑

未来产业发展有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更离不开良好的创新生态。演化经济学从“经济发展具有产业特定性”原理出发提出,产业政策与产业创新体系对企业、产业乃至国家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尤其是新兴产业具有更大的创新窗口和战略性[10]。随着前沿知识持续涌现和共性关键技术不断突破,未来产业对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向未来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不同类型、不同阶段创新参与者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通过物质、信息的流动交换推动前沿知识生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基于开放创新实现从未来科技到未来产业的演化进阶。

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功能。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包括研发、试制、生产、消费、服务等各类主体,创新要素在各类创新参与者中自由流动,以产品创造、生产和产业化为主线,贯穿整个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着力在培育细分新赛道、降低高风险不确定性、拓展显著规模优势等方面提升整体性能。

其一,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产业发展壮大离不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通过政府手段合理调配各类资源。对于未来产业而言,科技资源尤为重要,在培育初期就需要大量投入,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积极引导有限科技资源向细分领域倾斜,确保技术探索一代、研发一代、生产一代、储备一代,最终使得各类创新资源在系统内的配置更加合理。

其二,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和产业的纽带,需要经过科技成果—小试—中试—商品化—产业化等多个阶段。从最早的“政产研”,到“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多维要素汇集,都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创新协同效率。对于未来产业而言,一些前沿技术由于尚不具备稳态性,往往起点高、投入大、跨领域,但这些科技创新成果通过转化能够成为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通过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效衔接,增强未来产业创新要素之间的互补性。

其三,增强各类风险防御。从产业生命周期看,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壮大都面临技术创新失败、商业模式失败的风险以及经济和社会风险。对于未来产业而言,最初的技术路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闯不出前沿技术无人区,或者是技术路线不稳定无法产业化,就会造成大量的沉没成本。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引导创新参与者形成紧密的合作协同关系,共同分担前期技术试错成本。

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框架。有研究提出,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是围绕未来产业培育与发展形成的各种创新群落,在创新环境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构建的动态性开放系统,包括前沿知识创造群落、应用场景转化群落和产业价值实现群落三个部分。[11]还有研究从生态组织、生态网络、生态数字化赋能、生态空间联系、生态管理、生态治理机制等升维角度构建了未来产业创新生态。[12]不难看出,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突破了以往创新链、产业链双向互动视角,更加强调技术创新、研发模式、生产方式、业务模式和组织结构的同步革新。笔者认为,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是建立在前沿技术预见基础上,由技术成长、创新扩散、产业演进三个不同层次但又有交叉的子系统构成,未来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需要科学家、企业家、风险投资家、政策制定者在不同子系统内部和之间协同互动,开放式创新泛在化、开源化特征更为明显,诸多创新参与者共同促进知识创造、流动和产业价值实现(见图1)。

其一,技术成长子系统。科学新发现主要源自高校和科研院所,这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科学新发现并不必然转化为技术创新产品,只有满足市场需求和战略要求的科学新发现才能加速演进。未来产业重大科技创新主要源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基础领域突破,先进能源、智能制造等引发生产要素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以及空天科技、深海极地等未来战略空间探索。因此,未来产业的形成容易受到技术、市场和国际环境等的影响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未来科技转化到未来产业会面临技术路线选择难、应用领域变化快等问题。在技术成长子系统中,必须充分调动科学家和企业家两个主体的积极性。高校和科研院所要面向技术源头问题、基础科学原理持续做好探索性研究,尤其要注重多学科领域交叉融合,强化战略科学家和拔尖技术人才培养。新型研发机构要发挥市场对技术方向、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吸纳更多投资主体参与技术预见,研究团队参与源头创新。科技领军型企业要提前介入技术成长前端,对具有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作出提前预判,通过项目投资方式参与到基础科学发现向技术转化的过程中。政府要在创新平台建设、产业政策扶持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包括加强基础研究统筹布局、推动共性关键基础技术攻关等,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布局特定细分领域。

其二,创新扩散子系统。当科学新发现真正沉淀为相对稳定的前沿技术,或者已有产业主导技术发生变轨时,技术创新扩散作用就开始显现。对于未来产业而言,这意味着颠覆性创新的技术路线基本明确,试验产品已初步适应市场需求,但尚未形成一定市场规模,相关外部产业配套及创新转化效率还有待提升。根据创新扩散一般规律,需要重点关注新产品市场规模的形成过程,即市场需求爆发的临界点和趋于稳定的饱和点。在创新扩散子系统中,仍然会存在新型研发机构、风险投资机构、企业、政府等参与主体,同时也将吸引各类中介服务和金融机构进入。相较而言,高校和科研院所会逐渐退出但会持续关注创新扩散进程,结合市场需求对技术路线改进形成有效反馈。风险投资机构对于加速技术创新扩散具有重要作用,当然这期间也会出现资本炒作,但关键在于合理分散投资风险、有效规避盲目进入。各类企业要发挥市场开拓、产业孵化的主体作用,无论是前期一直参与的科技领军型企业,还是后期逐步进入的应用型初创企业,都要结合市场需求挖潜前沿科技应用的最大可能。新型研发机构要更好发挥技术联结纽带和双方供需对接作用,更好为科技初创企业赋能。中介服务机构作为新进入的参与主体,要结合前沿技术特殊属性探索技术转移服务新模式,与新型研发机构和各类企业高效协作,进一步提升未来产业网络生态的整体价值。政府要在外部公共产品提供和有效政策激励上发挥扶持作用,其职责要从前期未来产业选择和细分领域布局等战略规划转向财税、金融、科技、园区等具体政策。

其三,产业演化子系统。随着前沿科技新产品逐步被市场所接受,产业创新绩效成为影响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关键要素。通常来讲,科技底层问题的解决支撑未来产业关键科技突破,进而产生新技术、新产品。在市场需求拉动下,新技术、新产品实现规模化迭代应用并带动未来产业科技不断成熟。当前,我国布局的未来产业新赛道总体还处在技术成长和创新扩散期,真正进入产业演化甚至产业集群细分领域的很少,但也可借鉴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生态培育的一些思路方法,在确保稳态可控前提下通过应用场景创新倒逼产业自身不断演进。在产业演化子系统中,各类企业、应用需求方、金融机构成为重要参与主体,市场在产业演化和集聚方面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更加明显,个别产业即使经过一个较长时期进入衰退周期也是产业自身的逻辑选择。未来产业价值链由科技型领军企业主导构建,大中小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必须找准自身在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合适位置,通过相互协作互通、深度融合创新真正嵌入其中,从而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未来产业体系的效率。应用需求是伴随市场规模扩大而增加的,产业演化生态中需要实现的是供需动态稳定、迭代优化升级,以应用品牌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为主要方式。金融机构主要解决伴随前沿技术新产品市场规模扩大而产生的企业自身发展的融资需求问题,科技金融支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内在运行逻辑。未来产业创新伴随着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和创新扩散曲线变动而动态变化。当前,未来产业总体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孕育期,技术和产业发展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创新主体之间、创新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会发生协同演化。[13]在前沿技术驱动和市场需求拉动的共同作用下,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发展会先后经历技术成长、创新扩散、产业演化三个子系统,而每个子系统内的创新主体功能对于系统之间的联动至关重要。如前所述,连接未来产业的技术源头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推动技术成长到创新扩散的关键在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领军型企业,由创新扩散到最终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参与者是风险投资机构和应用需求方。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正常运转离不开必要的制度环境,相应制度安排要符合未来产业发展客观规律并不断调适。因此,不仅要找出三个子系统内在的运转关键节点和动力机制,还要从各子系统与由政府激励约束形成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以及必要的硬件保障,来观察系统运转是否高效贯通。

其一,未来产业孕育是一个由前瞻技术触发、引进、改良和扩散的过程,并通过各自子系统相互传导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加速技术创新链式反应的重要作用,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安排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资源大规模集聚,促使持续创新达到临界条件,进而涌现出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但同时应当看到,战略需求推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大规模应用,加快了科学向技术、产品的转化,同时孵化了新的未来产业,但战略需求并不能替代市场需求,特别是在技术产业规模扩张过程中必须注重应用需要的导向。

其二,科技创新是未来产业的核心要素,要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视角把握好未来产业新方向、新模式、新动能。在催生未来产业新方向上,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为代表的产业创新主体要充分发挥协同作用,尽快使前沿技术突破落地以确保未来产业方向形态稳定。在催生未来产业新模式上,要处理好产业创新内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变革过程中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和产业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在产业演化中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提升组织效率和产品效益。在催生未来产业新动能上,注重项目、平台、人才、资金等要素一体化配置,进而创造未来产业新价值。

其三,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的加速演进离不开风险投资和金融机构介入,需要着力解决相对稳定投资回报与未来发展不确定性问题。未来产业创新是一个高知识技术密集、高资本投入和高风险的过程,需要创业投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不同类别的投资和长期资本来帮助其跨越“死亡之谷”。下一步的产业扩张也需要金融机构在产业孵化培育中的持续支持,要积极挖掘和培育高技术、高成长、高价值企业。

世界主要国家支持未来产业创新政策实践

从全球范围看,未来产业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球产业竞争最为激烈的战略角逐。面对未来产业技术创新趋势,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开始着手布局未来产业,在评估调整现有产业创新政策基础上推出新的战略举措。各国在未来产业方向选择上趋于一致,都充分认识到数字科技、能源科技、生命科技、材料科技、空天科技等未来科技推动技术跨界与新业态、新模式融合,强调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科研组织管理变革、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吸引全社会积极参与等,但在重点领域、引导模式、具体政策选择上各有侧重。

美国:塑造未来产业全球竞争力。近年来,美国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加大对未来产业政策干预,不断塑造未来产业全球竞争力。从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到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发布《关于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建议》,再到《无尽前沿法案》《未来产业法案》的出台,初步构建了美国发展未来产业的总体战略框架,在原有良好产业创新生态基础上更加突出投资多元化和组织变革创新。从重点关注领域看,先进软件、先进制造、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10个领域成为未来关键科技研究领域,《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还重新定义了20项关键和新兴技术。

美国在塑造未来产业全球竞争力上的主要做法有:一是发挥政府投资引领带动作用。美国在2020~2023财年研发预算优先领域备忘录中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等未来产业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优先领域,通过大规模、长周期政府投资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善于把产业政策与促进私人企业承担风险的激励结合起来,鼓励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14]二是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报告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量子信息技术、5G通信四大关键技术领域作为美国新型基础设施。比如,美国能源部提出实施“前路计划”,设立“百亿亿次计算项目”,部署百亿亿次超级计算。[15]《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提出,开发人工智能共享数据集和测试环境平台,开放开源软件库和工具集等。三是提出创新未来产业研究组织架构。建议组建未来产业研究所,将全社会与产业创新相关的所有公共和私营部门作为核心合作伙伴,并促使其参与其中,通过跨越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和推广创新全流程,形成一条将实验室科学发现转化为产业领域实际应用的清晰途径,进而实现国家和所有参与投资者的高效率回报。[16]

德国:谋求未来产业竞争新优势。德国充分发挥本国和欧盟的双引擎作用,积极谋求未来产业全球竞争优势,在欧盟层面发布《促进繁荣的未来技术》《欧洲新工业战略》等战略部署基础上,分别于2019年、2023年出台《国家工业战略2030》和《研究与创新未来战略》,突出强调发挥企业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从关注重点领域看,主要涵盖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生命健康、深空深海、气候保护、粮食安全等领域,通过依托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深海空技术等拓展虚拟空间、生态空间和生存空间,同时继续保持其先进工业制造的全球竞争力。

德国在谋求未来产业竞争新优势上的主要做法有:一是全面推动组织革新。成立战略前瞻规划部门,深入开发战略预见工具,及早发现产业发展潜力与机会,同时做好风险预测与挑战应对,形成清晰的产业引导方案。成立联邦颠覆性技术创新资助机构(SPRIND),以政府财政资金作为主要来源,通过举办创新竞赛为颠覆性创新项目提供资助以实现其运行目的。设立德国技术转移与创新机构(DATI),以更好地促进应用科学高校和中小型大学的研究成果顺利转化。搭建全国转移服务网络平台,加快促进知识转移转化。二是拓宽创新参与面。优化资助领域和跨学科资助方向,加大对社会创新的资助力度,鼓励公众参与创新交流、场景征集及咨询服务。[17]比如,通过设立德国“未来基金”,为初创企业提供风险投资,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免税额度。三是制定灵活创新政策。比如,为重点领域的相关企业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支持和更廉价的能源供给,为前沿领域技术创新试错创造包容友好的试验环境。

日本:以需求导向引领未来产业新发展。日本最早在2016年第5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就提出“社会5.0”的概念,强调将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应用现代通信技术,打造为人类带来更美好生活的“智慧社会”。[18]此后,日本先后出台《未来投资战略2017:为实现“社会5.0”的改革》《综合创新战略2020》等战略规划,旨在依托社会需求创造应用场景进而带动未来产业发展。2021年,日本发布第6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进一步强调以数字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强化5G、超级计算机、量子技术等重点领域研发。[19]同时,还针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材料装备、健康医疗、宇宙、海洋、食品等制定了分项战略规划。

日本以需求导向引领未来产业新发展的主要做法有:一是注重技术预见,开展前瞻布局。由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专家组成小组委员会研究确定科技主题,基于解决科学和社会问题、考虑科学技术领域整体发展平衡等原则对每个集群科技主题进行划分,进而不断迭代最终提出对未来经济社会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承担新的价值创造的科技领域。二是建立长期资金支持机制。通过政府的科学技术预算、促进产学研联合研究以及建立与世界、公共和私营部门相适应的基金,确保对“社会5.0”基础科学研究的充分投资。同时,利用研发税收制度、SBIR制度、政府项目创新、促进研究成果公共采购等政策工具,积极引导民间投资,加快推动未来技术转化为产业。三是面向社会需求灵活培养多样化人才。树立终身教育理念,鼓励各大学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探索面向所有年龄层的教育资源广泛共享。在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六所高校进行试点,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以培养适应未来新型社会的人才。

塑造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的实现路径

塑造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要从前瞻布局开始着手,通过技术创新率先突破和现有产业主导技术“变轨”两种方式不断孕育新动能。要立足本国国情,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科研经费支持机制、科研组织平台创新、未来技术有效转化、深化科技开放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构建良好的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体系提供保障支撑。

相对稳定的多元投入经费支持。未来产业培育既需要在基础研究环节的政府科技研发经费专项支持,也需要科技型领军企业发挥创新主导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更需要从技术突破到试制改进过程中创业投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长期耐心资本相对稳定的跟投,探索建立基于不同阶段的差异化、多元化投入机制,其关键在于处理好创新、失败、容错、分担与回报反馈之间的关系,重视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长期战略投资。第一,强化政府长期稳定的领投机制。结合国家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稳步提高对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的投入支持力度,设立未来产业研究专项科技计划,部署前沿领域研究课题,支持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专项、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第二,发挥政府产投基金的引导作用。建立政府与市场联动机制,可按照“风险共担、利益让渡”原则,对原始创新阶段项目,政府出资部分实行利益让渡政策,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早期原始创新投资,同时做到合理分摊技术创新风险。第三,适时设立专门面向未来科技的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合作专注于由技术成长到创新扩散阶段的未来产业市场主体培育,同时积极对接相关创投机构制定严格的项目筛选机制,有效规避高风险向系统外传导。

开放灵活的科技创新组织架构。前沿技术重大路线突破、颠覆性技术范式变轨高度契合未来产业对技术的需求,两种技术逐渐衍生为未来产业主导技术,代表着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引领相关领域技术发展方向。因此,要结合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非中心、极化等不同组织方式,推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尤其是要加强科技变革的战略预见,开展面向未来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其需要的关键技术预判,着力推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未来技术商业化、产业化全过程的组织创新,加速汇聚多元科技创新平台。第一,积极组建国家未来产业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围绕共性技术、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深化高校、科研院所与科技型领军企业之间的合作,同时可通过设立联合实验室的方式实现技术创新产业上下游深度对接,打造未来产业“产学研用”升级版,使之真正成为直面市场需求的技术策源地。第二,探索建立“科学家+企业家”协同攻关机制。结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部署,建设适应大科学时代的科研基础平台,进一步强化有组织的前沿交叉融合和颠覆性技术突破研究。第三,加快布局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化项目建设在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开展有组织科研和多设施、多主体的协作探究,更好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溢出效应,从而推动未来技术转化和工程化。

场景驱动的产业孵化合作。如前所述,应用需求方在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具有特殊作用,其市场潜力和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未来技术转化的成败。推动未来技术有效转化,离不开基于实际需求的多场景应用,关键在于多元导向、专业运营。概念验证中心、场景促进中心将成为未来产业孵化新载体,这是在传统孵化器、加速器、大学科技园等科技成果转化载体基础上的模式创新。一方面,要积极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搭建“科技成果转化运营平台”,不断提升成果评价、竞争情报、知识产权、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能力。同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成立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供给平台,探索以基础研究为支撑、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未来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提供试错迭代的创新链,通过原型制造、稳定性分析、二次开发等方式助推市场对新技术路线的选择。另一方面,以“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市场”为导向,探索构建“早期验证—融合试验—综合推广”场景应用创新体系。通过场景驱动跨界合作,推动“小节点—大协同”合作向纵深推进。建立从立项阶段将应用纳入整个项目研发过程的研发机制和“边孵化边调整”的市场引导机制,确保科学研究与需求紧密结合。[20]

面向全球的未来科技合作交流。国际科技合作的关键是集聚全球创新资源、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在未来产业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就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及时了解前沿技术最新研究动态、颠覆性技术变革进程,加快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推动国内科技管理制度与高标准国际规则对接,探索稳定有效的国际科技创新治理机制。第一,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在深化科技合作和应对挑战中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基础。鼓励国际创新团队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产出世界级原创性研究成果。第二,聚焦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重大议题,通过构建未来产业全球网络进一步整合国际科技组织和顶尖科学家资源,逐步实现从项目配置资源向以人才促合作的转变。第三,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海外设立硬科技孵化平台,搭建科技研发型境外经贸合作区和海外人才飞地,开展跨境孵化服务,加强联动协同发展。

注释

[1]李晓华、王怡帆:《未来产业的演化机制与产业政策选择》,《改革》,2021年第2期。

[2]余东华:《“十四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的培育与发展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3]《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2024年1月18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9021.htm.

[4]张驰、张彩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基础与演进特征》,《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5期。

[5]沈华、王晓明、潘教峰:《我国发展未来产业的机遇、挑战与对策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年第5期。

[6]李莉、崔磊磊、刘安蓉等:《国家颠覆性技术创新战略问题及对策研究》,《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23年第6期。

[7]王宇:《以新促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有效培育》,《人民论坛》,2024年第1期。

[8][9]潘教峰、王晓明、薛俊波等:《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新方向、新问题、新思路》,《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3期。

[10]邓久根、卢凤姿:《产业创新系统:创新系统的核心》,《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11]李军凯、高菲、龚轶:《构建面向未来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结构框架与实现路径》,《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6期。

[12]李春成:《未来产业与创新生态升维:内容框架与路径》,《科技智囊》,2024年第3期。

[13]郭京京、晆纪刚、马双:《推进未来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体系建设》,《经济导刊》,2023年第12期。

[14]李晓华、张作祥:《美国产业政策复兴:目标、特征与启示》,《产业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世界主要经济体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新经济导刊》,2023年第2期。

[16]王雪莹:《未来产业研究所:美国版的“新型研发机构”》,《新经济导刊》,2022年第3期。

[17]张丽娟、刘丽丽:《德国出台〈未来研究与创新战略〉》,《科技中国》,2023年第7期。

[18][19]胡拥军:《全球未来产业发展的技术预见、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中国物价》,2024年第1期。

[20]张越、余江、杨娅等:《颠覆性技术驱动的未来产业培育模式与路径研究——美国布局下一代集成电路产业的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6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研究组织处处长 龙海波

推动货运物流化的总体思路

物流是融合交通运输、仓储、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货代、信息等活动的更高水平的现代服务活动,基于现代服务理念,运用系统思维和综合方法,对物的流动全过程进行高效率、高效益的管控与运营,实现“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将合适的产品送到正确地点正确客户手中”,最大化创造出时间价值、空间价值、经济价值。作为全球货运大国,我国货运基础设施、规模、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但也要看到,货运效率、质量、能力等有待提升,货运物流化有待深入推进。

推动货运物流化的紧要性

交通运输是从事空间变化的活动,不同运输方式创造特定的空间活动价值,如铁路主要提供铁路场站之间的空间位移,航空主要提供航空港之间的空间位移,水运主要提供港口之间的空间位移,公路主要提供公路场站之间的空间位移。当前,货运创造的空间价值,与满足我国现代经济社会需要的起点到终点、门至门、动静结合、干支与末端相结合、个性化、灵活化的物流需求有很大差距。

一是货物运输综合程度低,各种运输方式分散、独自发展,货运基础设施的配套性、兼容性较弱。综合货运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综合货运枢纽建设滞后,不同运输方式难以进行合理分工和有效衔接,沿海和内陆集疏运体系不配套,各种运输方式主要提供港到港、站到站的标准化服务,缺少服务延伸,与现代物流以顾客为中心并为顾客创造最大价值有较大差距。多式联运发展滞后,货运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不高。

二是基础设施结构性短缺。部分煤运通道铁路运力不足,公路分担了大量煤炭中长途运输,增加了运输成本,消耗了大量优质能源;部分沿江货运通道高等级航道占比低、网络化程度不高;航空货运基础设施发展总体不足。

三是货物运输“信息孤岛”现象普遍。货运信息化建设自成体系,不利于综合决策能力和服务水平提高。信息资源在部门间、区域间缺乏共享机制,不能有效地为综合运输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也难以为货主提供完整、及时的信息服务。

四是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货运市场尚未完全形成。货运市场中的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不公平竞争、地方保护主义还时有发生。

五是创新能力不强。商业模式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滞后,尚未进入以创新引领发展的阶段。

六是尚未有效融入供应链体系。货运与制造、农业、商贸等联动不足,缺乏协同效应。

七是航空货运、国际快递严重滞后。尚未形成与中国国际生产贸易格局相匹配的国际航空物流与国际快递体系。

八是可持续问题突出。公路、航空、铁路、水路等运输方式的资源、能源、土地等消耗和大规模排放问题突出。无效运输、不合理运输等问题严重;超载、超速造成的严重人身安全和货物损害事故经常发生。

推动货运物流化的总体思路

货运物流化的思路是:紧紧围绕物流市场需求变化,落实国家战略布局,坚持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开放思维,巩固传统货运优势,补齐发展短板,开拓多元物流领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一体化、国际化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紧紧围绕物流市场需求变化,即货物运输要与国家、区域和企业、消费者的物流需求相吻合,货物运输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货运发展与需求条件相适应,产业能力与需求质量相符合,使货运体系、结构、布局、品种、数量、品质、价格、服务等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需求。针对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以持续提升的价值来适应、引导和创造需求。

全面落实国家物流战略部署。国内要为构建强大、智能、绿色的国家物流系统做好支撑。国际上,为打造全球物流体系提供强大的运输能力,要与新型工业化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及各类产业强国战略等进行对接协同。

巩固传统货运优势。从物流的视角来审视货运自身的发展和优势。现代物流的一个重要特性和优势是其网络性,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其覆盖全国甚至连接国际的干线支线网,这是其最独有的战略性资源。如何让骨干网络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市场优势和可持续发展优势,是中国货物运输需认真思考的战略性问题。

补齐发展短板。货物运输向现代物流业转型,首要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框架内先实现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互联互通,如铁路网、公路网、水运网、航空网彼此间的连接。

开拓多元物流领域。即货物运输进一步向外连接更大范围的相关物流网络支撑,如与仓储网、邮政网、快递网、配送网、末端网、信息网、货代网、电子商务等的有机衔接,形成“门到门”的一体化物流能力。提供快捷、灵活、可靠、安全的“门到门”一体化物流服务,加强与大宗物资企业、原材料企业、工业企业、商贸流通企业的联动,形成紧密的供应链合作关系。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物流服务体系。交通运输应在网络、能力、结构、技术设备、组织经营、信息、产品服务类型等方面加强优化与协调,促进网络完善、结构优化、效率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货运竞争力提升,促进货运与相关产业联动发展、货运物流国际化、民生物流和应急物流发展等。

推动货运物流化的路径

(一)铁路货运物流化路径

铁路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对国家发展有全局性影响,其效率和服务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国内铁路优势在于庞大的基础网络、大能力的运输通道、丰富的运输产品体系、集中统一的生产指挥,但铁路物流存在发展滞后、市场反应不够灵敏、供需匹配不够、物流市场有待进一步开拓等问题。面对新形势高质量发展要求,铁路货运要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出发点,以实现“快速响应、高效送达”及服务于不同客户的个性化现代物流服务为努力发展的方向。要在巩固好站到站、场到场的传统大宗干线货运服务基础上,进一步向第三方物流、综合物流、供应链物流发展转变,延伸运输服务范围,增加价值创造能力,使货物在客户期望的时间和地点安全、高效到达。图1是铁路货运物流化路径。

图1 铁路货运物流化路径

一是夯实铁路干线大宗货物运输。构建煤炭、矿石、粮食等大宗物流通道,发挥铁路在大宗货物长距离运输方面的主力作用,打造超级承运人地位。

二是提升铁路快运服务。构建适合铁路的百货物流服务体系。

三是开拓铁路特种货运运输。构建包括大宗冷链、危险货物等特货物流服务体系。

四是加强铁路多式联运服务。积极发展铁水联运、铁公联运、铁空联运,推动铁路与公路、航空、水运等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积极开展集装箱多式联运服务,大力发展一票制、一站式、一体化集装箱多式联运服务。

五是打造高铁快递。依托高铁网络这一优质运输资源,铁路企业通过联合、收购、兼并相关快递企业或在成熟地区自建快递网络,打造中国高铁快递服务网络,让高铁快递成为中国快递领域的新兴力量。

六是发展第三方和综合物流服务。通过降低客户物流成本提高利润空间,大力拓展加工、仓储、配送、金融、咨询等增值服务,发展钢铁、家电、汽车、快销、冷链、工程等第三方物流和综合物流服务。

七是开拓供应链服务。利用铁路干线运输和铁路物流服务能力纵向拓展延伸,结合客户的生产、销售、贸易、金融、信息等需求,提供产、运、储、销、金融、信息等一体化供应链服务。

八是发展数智物流。推动铁路货运数智化,建设数智物流平台,打造铁路物流大脑。构建全程可视可控的铁路数智物流服务体系。

九是布局国际铁路物流。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倡议、跨境电商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格局变动新形势,以中欧班列、中亚班列、铁海联运、铁空联运、铁公联运为核心,大力发展国际多式联运,拓展铁路的国际物流总包、货运代理等业务,构建铁路国际物流服务体系。

(二)公路货运物流化路径

公路与铁路一道构成了陆路主要运输方式,公路运输机动、灵活、便捷、通达性好,可实现“门到门”运输。公路也是铁路、水运、航空集疏运的前提,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现代物流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公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远高于其它运输方式,公路货运发展状况对国内贸易和国内经济运行影响很大。当前,全国性大型公路货运物流企业严重缺乏,公路货运企业规模偏小,公路货运生产组织方式不够集约高效。图2是公路货运物流化路径。

图2 公路货运物流化路径

一是打造全网型公路货运体系。通过形成全国性公路货运网络、全国性超级车队、全国性公路货运企业集团、全国性公路货运联盟等,提供可靠的标准化、精准化、专业化、品牌化的全国性公路货运服务。

二是做强公路快运专线。大力发展标准化、精准化、高速化、专业化的整车专线、零担快运、定时达公路货运专线、公路货运班车等。

三是做精公路特种货运物流。发展专业化的特种物品(如燃油料及其它液态、粉状货物,冷冻、冷藏货物,废物垃圾等)物流。

四是发展多式联运。加强公路与铁路、航空、水运的联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特别是集装箱多式联运。

五是发展甩挂运输。支持公路货运企业开展甩挂运输,创新甩挂模式。鼓励公路货运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和运力的优化配置。

六是发展公路快递。公路货运企业加强与邮政、快递企业合作,积极服务城际、同城快递,让公路成为中国快递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力量。

七是发展城市城际配送。发展直达终端的城际配送、市内配送、末端配送、共同配送等。

八是发展平台型物流。大力发展综合公路货运枢纽、公路港、线上公路货运物流平台等,构筑全国物流平台网络,建立高效、集约、协同、共赢的公路物流生态体系。

九是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综合物流。以合同方式为工农业、商贸流通企业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定制化、一体化、综合化物流服务。

十是开拓供应链服务。利用公路货运物流能力,结合贸易、生产、金融、信息,为客户提供产、运、储、销、金融、信息等一体化供应链服务。

十一是部署国际公路物流。大力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路物流,全面融入亚洲公路物流体系和全球公路物流体系。

(三)水路货运物流化路径

水路运输是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量大价廉和较为便捷的水路运输是联系全球性经济贸易的主要方式,承担着全球性、区域间的货物运输,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重要纽带。中国对外贸易90%以上的货物运输通过水运实现,国际海运、国内水运以及港口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作用。图3是水路货运物流化路径。

图3 水路货运物流化路径

一是加强内河水运。加强内河港口和航道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内河运力结构,建成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

二是提升沿海海运。加强沿海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沿海运力结构,建成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化沿海水运体系。

三是做强国际海运。建设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技术先进的专业化船队。优化港口和航线布局,积极参与国际海运事务及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扩大对外贸易合作。加快发展航运金融、航运交易、信息服务、设计咨询、科技研发、海事仲裁等现代航运服务业。通过联合、联盟和国际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国际海运业务,打造“国际海运超级巨人”。

四是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铁水联运、江海联运、水水转运和水路集疏运,大力发展集装箱多式联运。

五是加快平台型航运物流发展。加强建设线上航运交易平台,有效整合航运资源和对接客户资源,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

六是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与综合物流。港航企业依托港口、航运现有能力,加强与货主、商贸、腹地运输、报关报验、仓储管理、配送、加工、金融、保险、船舶贸易、航运交易、信息咨询等合作,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综合物流。

七是拓展供应链服务。加强航运企业与工、商、贸、金融等企业一体化合作与发展,提供产、运、储、销、金融、信息等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八是打造国际海运物流体系。完善国际海运服务网络,结合国际港口物流园区、仓储中心、配送中心等,形成强大的国际海运物流服务能力。

(四)航空货运物流化路径

民用航空运输以其速度快、时效性强、安全性好、具有长距离通达能力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是增长最快的运输方式。航空货运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推动者,它适应国际贸易距离长、空间范围变化大、联系面较广的要求,其提供的世界性航空运输网络有效满足了国际间高时效性物资贸易的需求,促进了生产和服务的全球化,能够使各国参与到全球市场中。当前,中国的航空物流发展滞后,无论是航空货机规模还是航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均较欠缺,航空货运缺乏国际竞争力,航空货运模式单一,航空物流刚刚起步。图4是航空货运物流化路径。

图4 航空货运物流化路径

一是打造全网航空货运服务网络。加快引进全货机,形成规模化的货运机队。加强货运机场、航空货运和物流枢纽建设。航空货运企业之间加强联合,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规模化航空货运服务网络,打造航空货运“超级承运人”。

二是做精特种货物航空物流。积极发展高时效、高附加值的指向性物流航空或特种货物航空物流。

三是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强航空与铁路、公路的联合,大力发展空铁、空公、空海、空公铁联运。

四是大力发展航空快递。依托航空网络这一高端优质资源,通过联合、收购、兼并相关快递企业、配送企业或在成熟地区自建快递网络或配送网络,打造航空快递、航空特快服务网络,实现省内24小时达、国内48小时达的高品质快递服务,让航空快递成为引领中国快递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五是积极发展第三方物流与综合物流。通过与生产、商贸流通企业紧密合作,提供高时效性的个性化、定制化、一体化、综合化物流服务。

六是开拓供应链服务。利用航空货运物流能力,结合客户的贸易、生产、销售、金融、信息等需求,为客户提供产、运、储、销、金融、信息等一体化供应链服务。

七是打造全球航空货运服务和航空物流网络。加快完善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强与周边国家航空货运一体化,加强与各国之间的国际航空线路连接。加强境外航空物流中心的战略布点。航空货运、航空物流、航空快递企业深化与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合作,拓展国际航空货运服务市场。

(五)推动综合货运枢纽向综合物流枢纽转型

综合货运枢纽是战略性交通基础设施,是交通运输网络、物流网络的关键节点,是城市与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具有多重属性。其体系、结构、功能与效率深刻影响着地区、国家甚至全球的运输、物流、供应链效率。构建完善、强大、韧性的综合货运枢纽体系,是交通强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性支撑。

综合货运枢纽的发展要善于在“谋全局”中“谋一域”,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设定新方位。

一是精准定位,把握大势,体现战略意图。从国际国内连接、流动、交流、贸易、供应链、分工、创新、服务、竞争的角度进行总体谋划。从国内外运输、物流、供应链格局变化中谋划综合货运枢纽、物流枢纽、供应链枢纽建设。从承载国家重大战略、建设交通强国、开放新格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角度提供强大的物流服务能力。从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出发,推动综合货运枢纽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模式变革。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造高效供应链体系角度推动综合货运枢纽与上下游产业、地区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从把握需求、洞悉物流需求变化等方面,促进供给与需求的高效匹配与良性互动。

二是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扬长补短。目标方面,从国内国际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应急响应能力、供应链绩效等维度设定目标体系。推动形成安全可靠、便捷高效、创新活力、绿色低碳的现代物流体系。推动形成兼具影响力、辐射力与竞争力的强大物流产业集群。集聚涵盖各类型物流企业的有韧性的产业生态。推动综合货运枢纽与地区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业态丰富、主体多元、开放包容的物流经济集聚区。建成数智物流、绿色物流城市。问题导向方面,着力解决物流供应链中的痛点、堵点、断点、盲点。

三是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综合协同。综合货运枢纽,功能是货运,落脚点是枢纽,特征是综合。综合,讲究的是协同与一体化;枢纽,讲究的是连接、辐射。运输多样性、空间属性多样性和地理属性多样性决定了综合货运枢纽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类型、不同空间位置的货运枢纽要立足自身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因时制宜,分步推进。推进全社会运输物流资源的互联互通与社会协同。

四是发展“枢纽+”,推动枢纽经济、通道经济、门户经济、平台经济、集聚经济发展。推进综合货运枢纽、物流通道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内外贸易深度融合。发挥枢纽、通道对本地经济、沿线经济、开放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枢纽与相关产业联动发展,构建起能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内外贸易发展的物流服务体系。以综合货运枢纽促进内外开放。推动数字经济与综合货运枢纽深度融合,打造货运物流平台。以综合货运枢纽为契机,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区域产业集聚发展。

推动货运物流化的保障措施

可从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装备技术、体制政策四个方面加强保障。

基础设施方面: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加快货运物流枢纽建设,提升货运通道能力,加强集疏运通道、城际通道和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构筑国际战略运输通道;公路与铁路、港口、机场、物流园区与场站主动衔接。

货运服务方面: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综合运输、一体化运输和国际运输;加强运输资源整合;推动运输企业联合和兼并重组。

技术装备方面:推动货运物流装备技术创新,广泛应用EDI、ITS、GIS、ETC、北斗卫星定位系统、集装箱单元、电子票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

体制和政策方面:深入落实交通运输大部制改革方案,促进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坚持运输市场化改革方向,健全货运市场规则,完善货运价格机制,形成货运物流市场化定价机制;消除地区和部门壁垒,放宽铁路货运市场准入,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公平合理”的运输市场。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魏际刚

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从理论和历史经验看,金融既是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提升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需要从金融创新发展、资源创新配置、要素创新组合的角度推动金融体系功能的完善和发展思路的调整。

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政府工作首位。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要素均要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金融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工具,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上具有广阔的空间。

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地要求推动科技创新、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理论和历史经验看,金融既是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金融的基本功能看,金融本身即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构成要素。

一是金融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跨时间配置,联通现在和未来。金融通过契约的形式,保障资金供需双方的互惠共赢,鼓励当前的经济资源投资于未来最优前景的领域,有利于为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积蓄资源。

二是金融能够重新配置资本,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有效的金融体系会引导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领域,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如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流入高效率企业,银行贷款给盈利潜力较强的企业等。

三是金融能够分散风险,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经济运行发展过程总是伴有风险,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较传统生产力部门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金融一方面能够通过“募集资金、集中运用”的形式,将经济活动风险分散至风险承受能力相适配的投资人,另一方面通过保险功能将单一风险分散至更为广泛的市场空间。

四是金融能够实现知识共享。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汇总市场各类主体关于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观点和思想,形成客观共识,引导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五是金融能够拓展资源再配置的渠道和复杂程度,为经济活动的颠覆性创新和变革提供更多可能。金融提供了一系列越来越丰富的关于跨期契约条款的选择,紧密跟踪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并提供可落地实践的契约,为原创性、颠覆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可能性。

从金融发展史看,金融创新业态的出现总是能够与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新质生产力紧密结合。人类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总会产生与传统生产力相对应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相较传统生产力,需要创新的金融支持模式以及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方式。如中世纪的信托(用益制)通过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所构建的交易结构,有效规避了当时英国皇室所推行的土地保有制对私人处置财产的限制,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土地要素。16世纪初海上保险的出现为海上贸易风险的分散提供了有效工具。18世纪荷兰出现的公募基金将信托制度与集合投资计划结合,由受托人募集资金集合管理,盘活了部分社会存量资金,推动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扩张。17世纪60年代后现代商业银行的出现适应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兴起提供了大资金的支持。19世纪上半叶美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刺激了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而后者又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提供了广泛的融资支持。20世纪下半叶,现代创业投资体系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融资支持。

金融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一方面,金融科技能够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扩大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范围。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通过大数据模型汇总财政、税务等部门数据实现对客户精准画像,探索对企业科技要素的金融定价模式,推动知识产权及无形资产融资模式,降低服务成本,提高对科创类企业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金融创新的可实践性,为探索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供了更多可能。现代金融交易主要基于传统银行账户体系,同时伴随着信息流、资金流、实物流这三个基本要素。资金流是资金的汇划,信息流记录划款账户信息,实物流伴随着金融交易的合同中约定的抵质押物权属的转移。当前金融科技的发展正逐步改写传统金融交易的模式。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互联网金融账户、供应链融资服务平台账户等,能够便利地把资金流、信息流、实物流这三项要素统一起来,提高了交易对手核验和使用的便捷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监管的能力,进而拓展金融创新的外延,为服务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多潜在的探索空间。

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问题

推动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尽快完善当前服务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也要在这一过程中推动金融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同时还应注意做好风险防范,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这主要表现为解决好金融创新发展、资源创新配置、要素创新组合三大关键问题。

一是推动金融体系创新发展,持续挖掘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金融属性。从融资模式看,可分为资本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还有近年兴起的以资产管理业态为代表的中间信用融资。在风险分配机制上,直接融资中的信用风险主要由融资主体承担,金融中介仅承担法律、合规等操作风险;间接融资中的信用风险主要由充当信用机构的商业银行承担;中间信用融资按照“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分配风险,投融资双方以及金融中介均需要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风险。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融资主体的“标准化”要求较高,如前者更看重成长性,并要求能够在未来产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后者更看重融资主体信用等级或抵押物价值。中间信用融资模式较灵活,通过在融资者、投资者、金融中介三方之间分配风险,更大可能地聚集起金融资源,对融资主体的“非标准化”有更强的适应性。新质生产力发展初期,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核心要素。上述要素的非标准化特征导致科创类企业从传统金融中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主要依托科创企业的商业信用聚集金融资源,融资形式上更多表现为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等直接融资渠道。未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进一步挖掘传统金融的潜力,也要鼓励和支持中间信用融资模式创新,促进科创企业的商业信用向金融信用的转化,提升对资源要素的吸纳能力。

二是保障金融体系平稳运行,推动优质金融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稳步集中。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必要求金融资源从传统生产力领域向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趋势性转移,主要表现为资产价值重估和金融资源重置两类调整方式。资产价值重估方面,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相关要素的估值会逐步提升,传统生产力领域相关要素的估值则会持续下降,触发“价”的调整;金融资源重置方面,更多的资金和金融配套制度、政策等从传统生产力领域向新质生产力领域聚集,触发“量”的调整。上述调整可能打破传统生产力领域金融要素的周期性波动,转为趋势性调整,并导致部分市场主体从“优质主体”转变为“脆弱型主体”。这一过程中,需要坚持“先立后破”“以进促稳”的原则,既关注相关市场主体的平稳转型,也关注相关行业、领域的劳动者,积极借助金融手段促进其平稳融入新质生产力当中。

三是创新要素组合配置方式,壮大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要素体系。当前居民部门存款屡创新高、部分企业现金类资产淤积较严重,同时科创类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缺乏将存款转化为有效资本的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导致“资金-资本-资产”循环不畅,金融要素在流向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仍存在梗阻。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让各类金融机构错位发展,充分发挥各自资源禀赋优势,立足自身功能定位,探索股权+债权、融资+融智等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诉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业态,不断拓展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同时,还可进一步挖掘金融契约在整合方利益方面的潜力,尽可能广泛地统筹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境内资本和境外资本、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并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协同合作,不断推动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思路

一是加快弥补科创金融的短板。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探索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业务创新。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提高金融机构借助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为科创企业评级、画像的能力。健全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融资模式,持续挖掘企业科技创新要素的金融属性。科技创新具有长周期特征,部分科创类项目前期资金投入规模大且回收周期长,传统的融资工具难以满足相关需求,可探索推出创新型的中长期融资工具。鼓励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通过合适的金融工具加大对科技创新类企业的支持力度,多元拓展市场风险资本来源。

二是构建多层次科创金融服务体系。优化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间信用融资结构,提高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及应对经济结构调整的韧性。统筹主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场外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定位,进一步健全覆盖科创企业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全生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畅通科创类资金的退出、循环渠道,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优化调整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服务科技创新中的定位和分工。

三是进一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我国市场空间广阔、科技创新基础雄厚、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巨大。金融开放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能力,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可以新质生产力为支点,通过加大对外金融开放,进一步吸引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要素参与国内大循环。同时,还可借助境外金融机构和资金等加强与境外市场的循环互动,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潜在发展空间。

四是完善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配套制度。培育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具有较高的失败率,也伴随着较高的投融资风险。这内在地要求科创金融等和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金融服务需要完善容错机制,尤其是尽职免责制度,进一步激发资本、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活力。同时,还可通过完善市场增信服务体系以及相关保险服务,促进存量资金向风险投资资本的转化。高素质劳动者是构成新质生产力重要的“活”要素,还应进一步加强对高素质劳动者在技能培训、创新创业方面的金融支持力度,持续扩充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储备。

五是培育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文化。金融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断提高运行效率,夯实风险抵御能力,做到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鼓励金融行业坚守回报必需付出、收益承担风险、投机不可长久的价值底线,培育支持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智慧资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贺洋

宏观纵览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市场监管部门要不断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努力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更好处理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关系,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一、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力支撑

《决定》对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作出明确部署,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使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生机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厘清经营主体财产权利的边界,用制度依法有效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才能保障经营主体利益,有效增强社会信心、形成良好预期,增强各类经营主体创业创新动力;只有健全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推动市场规则不断完善,明确经营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形成良性竞争机制,保障企业优胜劣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实现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的目标,必须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进程;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必须进一步提高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体系化、科学化水平。

《决定》明确了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重点任务,包括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改革,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等。我们要把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制度创新,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持续健全完善经营主体登记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做好公司法及配套法规规章贯彻落实。探索建立覆盖所有经营主体的强制退出制度和简易退出制度。研究建立经营主体另册管理制度。

二是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框架,加快推进商业秘密保护标准、指引建设,探索建立与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扩大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推进商业秘密保护强企护链工程。

三是健全信用监管制度。建立健全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完善信用承诺制度,探索信用合规机制建设。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全面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优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安排,建立健全权责清晰、运行顺畅的信用修复工作机制。

二、促进经营主体健康发展,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决定》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这给各类经营主体吃了“定心丸”。经营主体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其数量多少、活力高低、结构优劣、成长快慢,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经营主体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其活力的有效激发、发展动力的充分释放,对于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必须充分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引导经营主体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必须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决定》明确了促进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重点任务,包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我们要坚持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对待,下大力气引导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支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法律法规,推动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小个专”(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

二是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强化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执法,推动降低企业准入成本和经营负担。推动双随机监管与跨部门综合监管等监管模式有效结合,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全面推进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落实完善与个体工商户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三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务实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和《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落地落实,着力打造质量标杆和先进标准。推动建设全员、全要素、全过程、全数据的新型质量管理体系,完善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质量基础设施。健全重大科技项目与标准化工作联动机制,支持企业研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执法。

三、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决定》对有效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作出明确部署,这是保障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只有在公平的前提下充分竞争,才能吸引更多健康的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引入竞争、规范竞争、促进竞争、保护竞争的过程,几十年来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市场经济越发展,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就越凸显。当前,我国市场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线上线下市场加速融合,产业升级和业态创新不断加快,市场竞争生态的多样性、复杂性大幅提高。更好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迫切需要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既发挥好大企业的规模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又保护好中小微企业创新和发展空间,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生态,迫切需要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既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又维护好平台内经营者的生存发展权益,迫切需要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

《决定》明确了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的重点任务,包括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等。我们要深刻认识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重大意义,不断提升公平竞争治理水平,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一是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深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扎实推进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清理工作,加快制定不当干预影响公平竞争行为防范事项清单。积极推动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考核评价内容,增强监督规范的有效性。

二是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纵深推进整治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突出问题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加大力度规范和纠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推动修订或废止限制企业自由迁移的规定和做法。加大对利用信用评价、地方标准构筑隐性壁垒行为的规范清理力度。

三是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加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执法。依法稳慎推进重点领域经营者集中审查,引导和规范投资并购行为。深入开展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反不正当竞争“守护”专项行动,依法查处重大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引导各类经营主体有序竞争。

四、着力维护市场秩序,为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供良好环境

《决定》强调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明确要求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实践充分证明,在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市场,科学的管理方式、健全的保障机制、公平的参与氛围,不仅不会束缚和制约市场活力,反而能提高经营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与之相反,价格违法、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市场失序突出问题,则会扭曲市场激励机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对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带来负面效应。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实质上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营造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既要着眼于“放得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问题;又要着眼于“管得住”,聚焦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关心关切,加大力度整治市场失序突出问题,着力保障经营主体发展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决定》明确了维护市场秩序的重点任务,包括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等。我们要在坚持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大力整治扰乱市场正常秩序、妨碍市场有效运行的突出问题,以良好的环境保障市场运行。

一是着力整治群众关心关切的突出问题。聚焦人民群众身边“关键小事”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打好民生领域执法“铁拳”主动战,依法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不法行为。

二是切实维护重点行业领域价格秩序。持续深入开展医疗、教育等领域重复收费、强制收费问题治理。规范平台经济领域价格收费行为,保护平台内经营者自主定价权。强化价格监测预警,综合运用梯次监管工具,做好重点时段、重点行业价格监管工作。

三是提升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水平。强化平台企业合规管理,落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部门责任。完善网络交易执法协查、数据管理、信息监测、信用风险管理等规则办法,着力整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

四是不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一体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一法一条例”落实,全面强化消费环境建设的法治保障。完善消保工作机制,推进全国12315效能提升行动,建立健全投诉处理质量回访机制,提高消费维权便利度和满意度。

五、守牢市场监管领域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决定》对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作出明确部署,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公共产品供给、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多次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求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以及潜在风险大、社会风险高的重点领域,实施重点监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安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向人民群众有效提供公共安全服务、营造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应当成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食品、药品等领域出现公共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不仅关乎安全放心的市场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还可能影响到国家声誉和经济安全。因此,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守牢食品、药品等重要产品安全底线,必须作为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下最大气力抓紧抓实抓好。

《决定》将完善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完善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等作为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我们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管理、狠抓责任落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不容有失”的紧迫感、“人人责任在肩”的使命感,坚决守住市场监管领域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是健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进一步健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会商、重大事故和舆情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着力增强监督抽检针对性、有效性,加大核查处置力度,切实防范区域性、规模性食品安全风险。

二是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加强临床试验管理,强化高风险产品全周期监管,持续深入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

三是狠抓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源头治理。持续抓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和规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发挥好行政许可、强制性认证、强制性标准作用,强化关口前移,防范风险隐患。

四是强化特种设备安全责任落实。压实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使用单位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加强重点设备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科学调整特种设备监管范围,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六、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市场监管现代化

《决定》对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作出明确部署,这是适应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快速发展的主动之举。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工作面临诸多新形势、新特点、新挑战,比如,覆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全过程、全链条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适应新业态、新模式的管理制度、监管手段有待进一步丰富,部门间数据共享还不够通畅,实施智慧监管的水平亟待提升等。这对我们建立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与成熟完善的市场机制相匹配的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提出了紧迫要求。破解我国市场运行中的各类问题,必须遵循市场监管规律、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加快转变监管理念,着力推动市场监管制度机制成熟定型;必须统筹监管线上和线下、产品和服务、传统经济和新兴业态等各类对象,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等多元目标,统筹运用市场、法律、技术、标准、认证认可、信用、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行业管理和综合监管、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着力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必须坚持把加强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作为实现市场监管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着力推进市场监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决定》明确了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的重点任务,包括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制,完善行政处罚等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推动行政执法标准跨区域衔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等。我们要不断提升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水平,一体推进市场监管体系完善和效能提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强化法治监管保障。健全法治监管基础性制度,把行政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发展、破解难题、防范风险的能力。加快完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范自由裁量权管理,对重点争议领域加强分类指导,着力推进监管执法公平统一。

二是夯实信用监管基础。推动完善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完善全链条全生命周期信用监管体系。创新信用监管工具,强化信用风险管理、差异化管理,强化信用信息共享共用,充分发挥信用约束激励作用,以监管方式创新提升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效能。

三是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加快推进智慧监管赋能,加强重要领域全国统一信息系统建设,完善监管信息实时归集、科学分析、广泛运用工作机制,提升非现场监管、穿透式监管能力,高效精准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 罗文

我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始终以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但随着逆全球化思潮涌现,我国对外投资合作面临歧视性安全审查、对外承包工程价值链地位亟待提升等问题和挑战。本文基于现实思考,就如何引导企业更好“走出去”,促进对外投资合作提质增效提出相关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近年来,我国始终以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而随着逆全球化思潮涌现,如何有效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讨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并基于现实思考,就如何引导企业“走出去”,促进对外投资合作提质增效提出相关建议。

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稳步推进

近年来,尽管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地区冲突不断等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运行,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稳步向前推进。

(一)对外直接投资量质齐升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局部冲突等因素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降反升呈现强大韧性,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发展。根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23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478.5亿美元,同比增长0.9%(见图1)。其中,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301.3亿美元,增长11.4%,投资对象涵盖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7913家境外企业。

图1 2020—202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绘制。

数字经济和绿色领域成为对外投资新方向。2021年,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出台《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推动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同年,商务部、生态环境部出台《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鼓励企业开展境外绿色投资、绿色建设,推动建立更加有效、权威的绿色投资规则和标准。同时,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科技企业积极出海投资配套产业,以数字经济新模式助力当地经济增长,赋能产业发展。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提质升级,与东道国互利共赢。截至2021年底,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布在46个国家,累计投资507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6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对外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

(二)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有序发展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仍广泛参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相对平稳。2022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49.9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2023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09.1亿美元,同比增长3.8%,呈企稳回升态势,达到自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新签合同额2645.1亿美元(见图2)。

图2 2020—202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绘制。

对外承包工程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23年度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发布的“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中,我国有81家企业入围,较上一年度增加2家,上榜企业数量与业务规模仍居于首位,体现出较强的外部环境适应能力和行业发展韧性,上榜的81家企业平均国际营业额为14.6亿美元,同比提高2.0%。随着“投建营一体化”业务的开展,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不断拓展,例如,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依托全资并购的西班牙易安国际公司(EAI)和盖飒公司(Ghesa),将“投建营一体化”模式推向世界。

绿色和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当前,燃气、风电等清洁能源领域和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赋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为推动对外承包工程转型升级奠定基础。例如,我国与巴西、阿尔及利亚等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将绿色理念融入山水电站、东西高速公路等一批重大项目,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

对外劳务合作稳中有升。近年来,全球疫情对境外工程项目和劳务人员跨境流动产生持续冲击,相关部门联合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多措并举维持业务稳定,对外劳务合作活跃程度逐渐恢复。2021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2.3万人,较上年增加2.2万人。2022年,受疫情影响,我国企业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数量降至25.9万人,较上年减少6.4万人。2023年,我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4.7万人,较上年增加8.8万人,呈现回升态势。同时,对外劳务合作质量不断提升,双边劳务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校企合作项目稳步实施,进一步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三)对外投资合作政策和服务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日益完善。2021年新版《对外投资合作“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细则(试行)》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规范对外投资合作事中事后监管行为。同年,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对外设计咨询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并完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统计调查制度,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机制保障

服务保障体系进一步优化。2021年修订后的《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部内工作规则》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境外企业、其他组织或个人的海外合法权益。针对在开展境外商务活动过程中遭遇的经贸摩擦、不公平待遇和商业欺诈等情况,海外企业、其他组织或个人可免费获得提供公共信息、咨询指导和投诉受理服务,境外商务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2022年印发的《关于支持外经贸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的通知》和2023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外经贸企业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进一步满足企业跨境投融资、交易结算和风险管理等需求,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2023年印发的《关于继续做好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联络服务平台相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联络服务平台在运行监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四)援外实施综合效应逐步提升

援助项目实施效果明显。围绕“一带一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建设,铁路、公路、桥梁、港口、通信等上百个基础设施项目稳步实施,建成一批高质量、可持续、包容增长的战略基础设施,打造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互联互通格局(王岳,2023)。此外,在绿色发展等领域,我国对外援助也取得积极成效。例如,《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国支持建设的肯尼亚加里萨光伏发电站年均发电量超过7600万千瓦时,每年帮助减少6.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升级优化援外方式。近年来,我国对外援助方式不断优化升级,根据自身发展经验更多帮助受援国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在“交钥匙”的中方代建等传统援助方式之外,探索“受援方自建”“对等合作”等项目模式,为推动重大合作项目落地、建设及运营创造有利条件。2022年,部分成套项目采取受援国自建与中方代建相结合的模式,提高了受援方的参与度,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有力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促贸援助效果逐步显现。我国积极响应世贸组织“促贸援助”倡议,创新援外方式,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贸易物资设备等一系列援助举措,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贸易发展能力。依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云招商”“云签约”等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方式,让发展中国家也能享受到数字贸易的发展红利,赋能发展中国家数字化转型。

我国对外投资合作面临的问题

整体来看,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但仍然面临歧视性安全审查、对外承包工程价值链地位亟待提升等问题和挑战。

(一)对外投资合作面临歧视性安全审查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发达国家继续加大投资监管力度,加大对战略性公司的保护。近年来,基于对华战略竞争需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不断强化对中资企业的歧视性审查,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打压各种类型的中资企业在美投资活动。例如,美国对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海外TikTok产品进行审查,要求中资股东出售其股份。同时,制定外资审查机制的欧盟成员国数量也在持续增加,中资企业在欧盟投资面临更大范围和更大力度的外资审查。受美欧影响,日本、印度等国家也加大了对我国投资的安全审查,部分企业甚至面临歧视性待遇。

(二)对外承包工程价值链地位有待提高

当前,国际承包工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也存在诸多发展瓶颈。一方面,对外承包工程仍以传统的项目开发模式为主,存在总体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品牌效应不足等问题,亟待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针对对外设计咨询和管理服务等产业链价值链重要环节,我国企业参与度不足,还未能形成设计咨询、投资运营和承包工程相互促进的业务发展模式。

(三)对外劳务合作发展模式较为滞后

我国部分承包工程企业对派出劳务人员管理缺位,劳务侵权纠纷时有发生。部分企业未按规定与派出劳务人员订立劳动合同,造成侵害派出劳务人员合法权益的事件频发。对外劳务合作尚未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人员分布结构,劳务人员主要集中于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等传统领域,在海员、空乘、医护、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劳务竞争优势尚未完全建立,对外劳务合作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

(四)企业境外经营风险防范应对仍显不足

受国际形势变化、疫情等因素影响,中资企业海外经营风险较大。一方面,企业境外经营面临较高的贸易收汇风险,部分海外国家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大、外汇流失问题严重,使我国出口企业收汇周期整体延长。另一方面,企业境外经营过程中出口信用保险意识不足,有时因对方失信或违约风险造成损失。

(五)援外的集成与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

虽然《对外援助管理办法》明确了援外的管理体制和实施模式,也为国内外民间组织等参与对外援助创造了制度空间,但地方政府、科研院所以及私营部门等多方主体对援外工作的参与程度仍然不高,一些部委、驻外使馆等单位在援外政策制定、实施、监督等方面的沟通协调也有待加强,难以充分发挥援外的集成和政策协同效应。特别是援外项目一线管理能力亟须提升。目前境外设立的项目管理代表机构数量较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援外的实施效果。此外,对外发展合作对承包工程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但对贸易投资的带动效应还有待提升。

促进对外投资合作提质增效的建议

未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将不断释放发展潜力,为进一步促进对外投资合作提质增效,应积极推动对外承包工程转型升级,加快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价值链,同时,为企业提供制度型保障和高质量服务平台和公共产品。

(一)促进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

推动我国由投资大国向投资强国转变。优化产业分布,发挥我国在制造、绿色、数字等重点领域的竞争优势,积极利用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基金,支持我国企业扩大“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自贸伙伴及关系友好国家的投资布局,加快构建以我国为主的产业链价值链。鼓励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等,依托自贸伙伴的优惠贸易网络及原产地规则,扩大制造业投资合作,建立境外生产经营网络,合规拓展欧美市场。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海外投资合作完善生产服务配套,与国内产业园区协同联动,建立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

(二)推动对外承包工程转型升级

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境外工程设计咨询项目,带动技术、标准、装备和管理“走出去”,主动延伸对外承包工程产业链。积极推进“投建营一体化”,促进业务模式延展升级,加快发展投融资和运营服务等,提高清洁能源、新型基础设施等新兴领域的工程承揽能力。引导金融机构完善境外资产作为抵押担保物的相关融资担保机制,助力对外承包企业在海外实现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援外重大项目撬动效应,推动承包工程、设计咨询及国内制造业等相关企业协同合作,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中国品牌和中国标准“走出去”。

(三)组织相关培训,加强制度保障

线上线下定期开展帮助企业有效利用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等的相关培训,帮助其了解协定具体内容,掌握防范化解境外经营风险的有效工具和方法,为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政策指引。引导企业加强对劳务人员的经营管理,保障劳务人员合法权益。积极推动与更多有意愿的共建国家商签和升级投资保护协定,为企业对外开展投资合作建立制度保障。持续推动受援国自建与中方代建相结合的模式应用,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

(四)完善和丰富“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和公共产品

充分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等平台,加强为企业提供线上线下的投资合作对接服务,放大平台溢出效应。发挥多双边经贸机制作用,推动建立多双边投资合作工作组。持续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等,不断提升公共产品质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赵晶

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强调“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改革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必要性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决定》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首个部分就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随着新质生产力从提出、确立、部署到实施,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也需要不断改革创新和调整完善。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论述:“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它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呼唤生产关系适应性变革。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铺平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新型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迫切要求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不断完善现有生产关系。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性应用与发展,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是能够催生新的产业、新的经营模式、推动产业发展新动能的生产力,是以发明创造、科技创新为本质特征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知识、数据、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广泛应用,迫切需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

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生产关系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总结和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其中一个深刻启示和主要经验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实际就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性变革的过程,从单一所有制渐进式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政府单一配置资源转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竞争,实际上是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生产关系的竞争,是营造发展新质生产力市场环境的竞争,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竞争。

我国生产关系适应性变革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取得重大突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建设,户口登记实现城乡统一,创造性把数据、资源环境等纳入生产要素。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完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颁布专利法、商标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宏观调控方式不断创新。统筹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发挥税率、利率、准备金率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向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向流动。教育综合改革持续深化。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实施“强基计划”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等。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推进。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完善党领导科技工作的体制机制。组织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组建国家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持续破解“卡脖子”问题。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着力“破五唯”;等等。通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增强。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由于生产力的活跃多变性与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往往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有许多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面。比如,新旧要素的产权关系尚未从法律上完全建立起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还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区域分割、行政分割、制度分割,数据要素市场尚未建立,知识产权激励和保护的机制尚不完善;知识、技术、数据和管理等要素价值在分配中还没有充分彰显;部分领域的薪酬管理体制、产权界定机制、价格形成机制,不能充分体现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个别领域对专利产品实行政府定价的做法,侵害专利权人市场独占的权利;教育、科技、人才、社保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尚未形成;受升学特别是高考“指挥棒”影响,教育体系仍注重知识传授和应试能力,创新性思维培养还有差距;一些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不够匹配,等等。

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型生产关系的塑造要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为目标,着力解决政府行为与市场作用不兼容、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问题,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体制的“联动改革”,加强知识产权法治建设,加快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完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更是新质生产力萌发的土壤。要突出创新引导,打破所有权的藩篱,鼓励和促进生产要素向创新者聚集。只要有利于创新的,都应当鼓励、支持;不利于创新的,都应该及时清理、改进,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创新、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良好氛围。参照治理酒驾的经验,修订刑法及相关法律中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以行为论罪,以后果论刑,加大打击侵犯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地理标识等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加快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法院,以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需要。

破除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障碍。全面清理、废除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限制性、歧视性规定,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形成完整一致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切实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保障民营创新企业及其创新产品同其他所有制企业享有同等的市场准入,同等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机会。破除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加快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城乡区域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完善科技人才政策,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健全现代资本市场体系,为各类创新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提高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的便利性。

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完善以贡献为导向的创新成果收益分配机制,对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社会资金向新质生产力集聚至关重要。尊重专利等知识产权持有者的市场独占权、定价自主权和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完善专利产品的利益分配的激励机制和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允许高风险专利产品取得高回报。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规定,落实科技成果完成单位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数额和时限的自主权,健全职务发明的收益分配制度,激励体制内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国有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的收益归单位支配使用,不受预算管理的限制。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产学研相结合是教育、科技、人才与产业良性循环的重要条件。教育科研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去行政化”,落实招人、选人和用人,薪酬、职称、资金管理,发展规划、教育科研考核评价、成果转让等方面的自主权,建立现代教育科研院所制度。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探索建立由企业出资、外部研发机构提供解决方案的开放式创新模式。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立足于引领、构建高水平经贸规则,大力推进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优化对外专业交流合作管理机制。适应科研人员、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需要,调整优化外事管理有关规定。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畅通数据等要素的跨境流动。健全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营造法治化的投资环境。降低高技术移民的准入门槛,增强移民政策实施的配套性和针对性。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毕井泉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这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是充分释放国内市场潜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需求收缩仍然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

2022年和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作为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两年多来,我们围绕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巩固了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但是,从今年上半年反映总供求状况的经济指标来看,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上半年GDP同比增速为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全社会投资增长3.9%,其中民间投资增长0.1%。CPI上升0.1%,PPI为-2.1%。反映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的指标M1为-5.0%,M2为6.2%,M2增速比M1快11.2个百分点,比去年年末扩大2.8个百分点。说明由于需求收缩,企业从银行拿到贷款之后,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只好以定期存款的形式存回银行。银行资金流动性持续下降,通过放松银根刺激经济的效应进一步减弱。出现需求收缩固然有3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多年来投资率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带来的。从1981—2000年的20年间,最终消费率年均为62.7%;从2000—2020年的20年间,最终消费率年均为54.0%,比前20年降低8.7个百分点。同期,投资率则提高了5.9个百分点。可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导致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提高最终消费率入手。根据历史经验,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一般需要一个5年计划甚至更长时间持之以恒的努力。

《决定》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正是基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从改革的角度提出的根本之策。应当看到,2023年我国人均GDP8.94万元,折合1.26万美元,处于世界各国上中等收入区间,尚未达到世界人均水平,发展空间巨大。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改革把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转变为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就能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多年来,我国消费品市场价格涨幅处于较低水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成为需求不足的充分证明。连续多年的高投资率,形成了强大的供给能力,产能过剩加剧。我国连续多年成为商品出口第一大国,出口遭遇美欧国家贸易壁垒封杀,扩大出口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扩大内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得尤为紧迫。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指出:“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要把近期改革的重点放在清除那些阻碍扩大内需的体制政策上,放在释放需求潜力上,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体制政策环境。

扩大居民消费需要深化改革、多措并举

《决定》围绕扩大居民消费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落实这些措施,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制定一系列具体的实施细则,真正使居民收入较快地增长,使广大居民手中有钱能消费。

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发挥各类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使广大居民能够减少后顾之忧消费。

住房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较大,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增长。《决定》提出“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因城施策,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落实这些改革,不仅能满足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而且能够使房地产成为持久不衰的支柱产业。

我国正处于汽车普及时代。汽车产销量、出口量虽然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保有量仅为日本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六分之一。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全国有十几个城市对汽车实行限购政策。如果能把购买管理改为使用管理,增加道路和停车场,满足居民购车需求,可支持未来10年汽车工业高速增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性消费比重明显偏低,服务消费将成为新增长点,包括教育、医疗、康养、体育、旅游、信息、理财、法律、咨询等在内的服务业将迅速发展起来。网上购物等新的消费模式将不断扩大。要逐步增加公共服务消费,发展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适应老龄化、少子化的需要,大力发展银色经济、家政服务等,形成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

投资是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环节,一方面作为间接需求,决定着供给规模和质量,满足最终消费需要;另一方面作为扩大再生产活动,拉动投资品生产,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决定》提出“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明确了政府投资的主要职能及其与社会投资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投资较长时期保持旺盛增长,从改革开放初期几乎为零发展到2015年占全社会投资的54.5%,成为经济发展活力的标志。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降,2023年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降为49.7%,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如何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是当前改革亟待解决的课题。《决定》强调要“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这是恢复民间投资活力的关键。

民营高科技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年创造了新增技术专利的60%以上。为了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决定》提出“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充分体现了对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期望、信任和支持。

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在税收、信贷、上市、发债、用地、项目审批等方面一视同仁,才能激发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力,形成你追我赶的发展动力。《决定》强调“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近些年,在实施政府与企业合作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中,出现一些地方政府拖欠企业工程款问题。为解决此类问题,《决定》提出要“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充分体现了对民营企业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引导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决定》提出“加快建立民营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经验证明,民营企业要做大做强,应当建立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股东会、董事会与经营层之间科学的治理机构。

城乡融合发展可激活最大内需潜力

《决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2023年我国制造业总产值已占全球的35%,工业总产值超过全球第2名到第10名的总和。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由于我国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导致出现当前需求不足。2023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48.3%,两者相差近18个百分点,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达2.5亿多人。根据调查测算,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转变为户籍人口,可以拉动公共服务和城镇建设需求,消费将增加30%以上。《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了具体部署,对培育和扩大内需体系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决定》明确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这项政策的推动下,不仅中小城市,而且一些大城市、超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已经推行租房即可落户的政策,以吸引人口进入。城市政府不再把接纳农民工落户视为负担,而是看作城市发展活力的源泉,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为了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决定》提出,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深化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加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

为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决定》提出,要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机制。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39∶1,而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11∶1。为了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决定》提出,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办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金融透视
中国特色利率体系的建设之路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及,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2021年十四五规划提及,“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更好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基准作用”;2022年二十大报告提及,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近年来,央行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培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利率环境。经过多年建设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利率体系已经由以存贷款基准利率为主导的管制性相对较强的利率体系,转变为以政策利率为中枢、市场基准利率围绕政策利率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向贷款、债券等市场利率传导的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回顾利率体系的市场化之路,央行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做法,在逐步放松利率管制的同时,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化利率体系。

一、放松利率管制:先放开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沿着“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原则稳步推进,对应资产类别层面,则是先放开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绝大部分利率的显性管制都已被解除。在放松利率管制过程中,存贷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推进尤为关键。

虽然早在1980s我国就开始了利率市场化的尝试,但直至1998年才迎来首次实质性的突破。彼时距离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国内经济受到一定影响、中小企业融资存在一定困难,但由于贷款利率存在管制,贷款利率上浮上限受到政策约束,部分贷款投放的收益率可能无法有效覆盖风险,导致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意愿不强,但若整体上调贷款利率上浮幅度,又可能导致大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因此综合考量之下,自1998年10月31日起,央行决定将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扩大到20%,对大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维持10%不变,并于1999年再次上调对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予以商业银行更多的自主定价权。在此基础上,伴随商业银行自主定价能力的增强,央行进一步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2003年8月,央行允许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不超过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2004年1月,央行进一步将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保持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不变,同时明确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同年10月,央行决定不再设定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同时所有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下限保持不变、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至此,我国贷款利率市场化实现了“上限放开、实行下限管理”的重要进展。此后,央行进一步放松贷款利率浮动下限,贷款利率管制进一步放松。2013年7月,贷款利率市场化迈出最后一步,即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同时取消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2.3倍的上限,由农村信用社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对客户的贷款利率,标志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全部放开,贷款利率完成市场化。

图表1: 贷款利率管制逐步放松,直至完全市场化

eecf44717cf547f29718f9aebe7256ff.PNG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贷款利率市场化推进的同时,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也逐步启动。1999年10月,央行批准了中资商业银行法人对中资保险公司法人试办由双方协商确定利率的大额定期存款,为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有益尝试。此后协议存款试点逐渐扩大,200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央行决定允许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即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对其吸收的人民币存款利率,可在不超过各档次存款基准利率的范围内浮动,标志着人民币存款利率实现了“放开下限,管住上限”的目标。2012年6月,央行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并于2014-2015年进一步扩大了上浮幅度,但上限管制仍然存在。2015年5月,《存款保险条例》施行,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基础上,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也迎来最后节点。2015年10月,央行宣布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参考对应期限存款基准利率自主确定活期存款、一年以内(含一年)定期存款、协定存款等利率,存款利率也基本完成市场化,不过仍受到存款利率自律定价机制的约束。至此,我国的利率管制基本放开。

图表2: 存款利率管制逐步放松

5727411e1ac346ebaedc6b8b9c3c898d.PNG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发展和完善市场化利率体系:确立政策利率、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引导市场利率

在存贷款利率管制逐步放开的同时,央行逐步推进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确定了基于公开市场操作的央行政策利率,并培育货币、债券、信贷市场的市场基准利率作为对应市场的指标性利率、引导市场利率波动。

我国央行从1984年起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早期,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是信贷计划指导下的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以及利率杠杆(存贷为主),货币政策作用的过程一般表现为:央行根据宏观经济发展需要,制定年度信用扩张总规模和货币投放计划;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向央行借款、扣减向央行缴纳准备金的基础上,向实体提供贷款、通过乘数效应等产生社会货币总量,并进一步作用于实体经济运行。因此,早期在以基础贷款量为主导调控手段的条件下,存贷款基准利率扮演了政策利率和基准利率的重要角色,即央行“加息/降息”是通过存贷款利率体现。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银行资产和资金来源结构也发生调整,同时改变了金融指标之间的关系链条,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相应改变,广义货币开始脱离贷款规模独自扩张。基础贷款量调控手段的缺陷在于无法对外汇占款、金融机构同业往来、证券投资等除贷款之外的其他形式资产规模进行直接调控,而伴随这类资产规模的扩张、并创造出越来越多银行体系外循环的货币投放,央行在推行基础贷款规模手段的同时,就需要配以能控制其他形式资产规模的调控手段。在此背景下,央行于1994年3月开始启动外汇公开市场操作,于1996年推出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期间有过短暂暂停,于1998年5月恢复交易)。

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目标主要是基础货币,体现为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早期公开市场业务更多是辅助调节为主,直到2001年末我国加入WTO后,外汇占款快速增加推动基础货币被动过快增长,特别是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逐渐步入升值通道,叠加彼时经济增速处于高位,外资持续流入,导致外汇占款进一步快速增长。外汇占款高增下,央行开始增加使用正回购和央票发行回笼流动性。2012年起,外汇占款增长放缓,央行逐渐减少了对央票和正回购的使用,同时在存贷款利率管制逐步放松、金融同业和证券投资形式资产规模占比增长背景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频次有所抬升,除用正回购回笼流动性外,也会使用逆回购来进行流动性投放,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和指引属性显著增强。2016年2月,央行宣布建立公开市场每日操作常态化机制,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原则上每个工作日均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至此,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逐步确立政策利率地位,并成为向市场释放政策信号、引导市场预期、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

图表3: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央行新增公开市场操作作为货币政策调控手段

198dfa046f194f01a125187d9c7e5115.PNG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在公开市场操作日趋常态化的同时,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也得以不断丰富,从初期的正/逆回购,进一步扩充到MLF、SLF、SLO、PSL等工具:2013年初,央行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以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2014年9月央行创设中期借贷便利(MLF),对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中期基础货币,并表示MLF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伴随公开市场业务工具箱的丰富,央行实现了通过短期和中期的流动性投放来对短期和中期利率进行调控,7天逆回购利率成为央行短期政策利率,MLF利率则成为中期政策利率,二者作为政策利率成为央行实现价格调控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利率走廊逐步形成,即:以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利率为下限的利率走廊,以将短期利率的波动限制在合理范围。

基于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和日趋成熟,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逐步转为基础贷款量与公开市场业务并存,通过前者管理贷款总规模、后者管理金融同业和证券投资规模。同时在价格调控层面,基于公开市场操作所确定的政策利率,央行开始培育对应的市场基准利率,并引导市场基准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枢运行,实现调控效果。

货币市场方面,央行通过每日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释放短期政策利率信号,使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DR)等短期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枢波动,并向其他货币市场利率传导。

贷款市场方面,央行于2013年10月组织推出了贷款基础利率(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以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促进定价基准由中央银行确定向市场决定的平稳过渡。2019年8月,央行改革了LPR形成机制,要求报价行按MLF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进行报价,并新增5年期品种,LPR自此和政策利率挂钩,进一步打通了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路径。

存款市场方面,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央行于2013年指导成立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在符合国家有关利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对金融机构自主确定的货币市场、信贷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利率进行自律管理,维护市场正当竞争秩序。2015年央行宣布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后,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仍需在存款利率自律上限内自主确定存款利率水平,定价方式为“存款基准利率×倍数”;2021年6月,进一步优化存款利率自律上限形成方式,由存款基准利率浮动倍数形成改为加点确定;2022年4月,央行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期LPR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

债券市场方面,我国已培育形成了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主的债券定价基准,国债收益率与政策利率之间则依靠MLF利率串连实现。2019年以来,央行逐步建立MLF常态化操作机制,每月月中开展一次MLF操作,通过以相对固定的时间和频率开展操作,提高操作的透明度、规则性和可预期性,并向市场连续释放中期政策利率信号,引导国债收益率、同业存单等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枢波动。

综上,经过多年持续培育,目前我国的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DR007、LPR、国债利率分别成为货币市场、贷款市场和债券的市场基准利率,同时通过存款自律定价机制,引入LPR和国债利率作为存款市场利率的参考利率。

图表4:当前我国市场化利率体系的构成

9deea4d77308455f8a641ff5fda4bffb.PNG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三、中国利率体系的特色所在

我国利率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在利率市场化推进期间也借鉴了海外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了自身发展所需,形成了中国特色利率体系,在利率走廊构成、公开市场操作、对贷款利率和国债利率的传导途径以及存款利率确定方式等方面,均与海外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机制有所不同。

最为典型的,当前我国融资结构上仍以贷款等间接融资为主,债券、权益等直接融资为辅,进而在政策调控上,也延续着基础贷款投放和公开市场操作的两个渠道并行、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工具并用,与海外多数发达经济体目前更依赖于价格型调控有所不同。由于在数量型调控上央行实行基础贷款和公开市场业务并行,价格层面也就对应形成了贷款这一间接融资工具和直接融资市场(主要指货币和债券)利率并行的局面,即“利率两轨”。为理顺资金价格决定机制,2019年央行进一步推动利率“两轨合一轨”,重点是基于贷款条线培育市场化贷款定价机制。其核心设计理念是以MLF利率作为传动中枢,通过MLF利率变化牵动货币市场利率变化,以及将贷款的定价逻辑锚定在MLF身上,LPR基于MLF利率加点形成,再通过LPR来管理贷款利率,以此实现“并轨”,同时基于“并轨”下的资金价格决定机制,央行也对应调整了存款利率的决定机制。所以,目前我国利率调控的撬动点有两个,即既可能通过调节OMO 7天逆回购利率来引导短期利率变化、并间接影响长端利率,也可以通过调节MLF利率来直接引导LPR变化、进而改变相对长期的贷款利率,充分结合了我国自有的金融市场和体系特色。

图表5: “并轨”下的资金价格决定机制挂钩

75375be072794a70a9abd7727cb25b6c.PNG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四、展望:利率市场化建设仍任重道远

自央行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政策利率得以不断完善,也培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但相比于发达经济体相对成熟的利率传导而言,我国利率市场化建设仍任重道远,包括利率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的进一步健全、央行政策利率体系的优化等,均需政策部门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以实现。参考海外发达经济体,其利率体系的建设和利率调控有效性的达成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通过不断的根据市场和经济变化来灵活调节和丰富得以实现。

展望来看,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们认为央行后续的侧重点可能包括并不限于:1加强存款利率监管,规范存款利率定价行为,带动存款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使央行政策利率通过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的传导更加顺畅;2强化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金融资产定价锚的基准地位和作用,建立并疏通国债收益率曲线传导机制,尤其是考虑到未来我国政府杠杆潜在抬升代替实体杠杆、直接融资发展或相对间接融资有所提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健全对资产定价的重要性抬升,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买卖国债、丰富国债投资者结构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国债流动性、引导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并以国债定价存款、贷款及其他金融资产,强化利率并轨和联动作用;3进一步培育以 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当前DR主要发挥的是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的指标作用,直接运用其作为定价基准的金融产品仍较为有限,应尝试重点通过创新和扩大 DR在金融产品中的运用,将其打造成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和金融市场定价的关键性参考指标;4完善公开市场业务,加强对非银流动性调节的覆盖和监控,尤其是考虑到未来货基、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等规模的潜在扩张,非银机构在货币市场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固定收益团队 陈健恒 东旭 丁雅洁

以高质量反洗钱监管维护高水平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金融监管的加强与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维护金融安全尤为重要。因此,对于人民银行的反洗钱工作来说,厘清通过高质量反洗钱监管维护高水平金融安全的内在逻辑,对于构建高质量反洗钱监管体系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深刻理解反洗钱监管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方面的重大意义

第一,反洗钱监管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用之招,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看住钱”,要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都处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反洗钱监管从诞生起,就始终围绕“追踪资金”理念,要求全部类型金融机构对资金流动进行全面、动态监测和报告,并持续加强对异常资金流动的追踪、监测、预警和风险防范,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阶段发挥着重要的金融情报作用。

第二,反洗钱监管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有效手段,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地下钱庄等犯罪形势依然严峻,不仅影响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更直接造成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反洗钱监管有效指导金融机构持续完善洗钱风险管理机制,为预防和打击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严重危害群众财产安全、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行为提供有力支撑,切实有效地维护了金融体系和社会的稳定,保护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决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让广大群众更好共享金融发展成果,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手段。

第三,反洗钱监管是净化金融市场环境的有益举措,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种金融乱象特别是违法乱纪金融活动,后面牵涉到的都是巨大经济利益和诸多关系纽带。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下大力气整治金融乱象、规范金融秩序。当前,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频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营主体和金融产品透明度不足,而实质性和穿透式监管能力相对欠缺。2024年4月,人民银行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这是进一步遏制金融乱象、净化市场环境的重要举措。随着市场透明度的提升,经营主体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和互信度将增强,从而提升交易效率和安全水平,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第四,反洗钱监管是捍卫国家金融主权的有力工具,关乎大国金融博弈。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历史上和当今的金融强国都具有高度开放的特征,但越是开放越是要重视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对外开放必须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既要防范开放本身带来的风险,还要防范博弈对手蓄意制造的风险。统筹金融开放与安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在国际经济金融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提升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反洗钱实践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领域关键性国际通行规则之一。因此,高质量的反洗钱监管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对“引进来”和“走出去”意义重大。

奋力构建中国式反洗钱高质量监管体系

第一,全面强化反洗钱监管的政治性、人民性,以严的主基调破解金融监管“宽松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与一些国家金融为资本服务、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本质截然不同。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要站稳人民立场,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因此,虽然现代反洗钱理念起源自西方,国际通行反洗钱工作建议也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制定,但我国的反洗钱监管不能“唯西方论”,必须始终自觉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立足我国实际,在发展普惠金融的同时,做好反洗钱监管工作,构建高质量中国式反洗钱监管体系,并适时输出中国的反洗钱最佳实践。同时,反洗钱监管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对金融强监管严监管的政治要求,切实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严格执法、敢于亮剑,对义务机构履行反洗钱工作职责不力甚至引发违法案件的情况,要依法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强化行刑衔接,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切实增强监管震慑力和有效性。

第二,全面强化风险导向、问题导向,实施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基础上,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要科学防范金融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加强风险源头管控。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明显加快,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反洗钱监管由过去的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转型势在必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首先要准确把握洗钱风险的本质和规律。为此,江西省人民银行系统反洗钱业务条线围绕“洗钱风险是什么、怎么样”开展了系列探索,深化了对洗钱风险的认识。后续将进一步加强调研,形成关于洗钱风险的系统性论述,真正做到准确预判洗钱风险隐患,实现风险防控“耳聪目明”。在此基础上做好差异化监管,根据风险的性质和产生的根源,分类处置、区别对待,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做到既有未雨绸缪的“先手棋”,又有见招拆招的“对攻术”。

第三,全面强化科技赋能,打造反洗钱监管“千里眼”“顺风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构建中国式高质量反洗钱监管体系离不开科技赋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监管科技运用,增强监管穿透力,打造监管千里眼、顺风耳”“要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要“提升监管科技水平,补齐监管短板”“提高资本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化水平”。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通道与传统犯罪叠加,风险挑战也大幅提升。因此,作为监管方更不能被动等待,要主动学习和运用前沿技术,通过科技赋能打通关节、提升质效。江西省反洗钱监管始终高度重视科技赋能,早在2016年便开始探索利用大数据手段实施监管并取得良好成效。随着新时代的发展,江西省正进一步深化前沿技术在反洗钱领域的应用,努力构建完备的非现场监管体系,并与现场监管框架衔接起来,做到“数据驱动监管”,实现风险处置前瞻性、穿透性和全面性。当前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反洗钱监管科技应用实验室,就是基于全国产化软硬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以自主理论创新推动监管创新的有益尝试。

第四,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着力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反洗钱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重要手段。因此,反洗钱监管必须胸怀国之大者,具备国际视野和格局,既要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又要立足国情形成良好理论和实践成果,为国际反洗钱工作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断提升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当前,国际反洗钱工作形势日益复杂,反洗钱标准不断升级,甚至还可能出现“对手蓄意制造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反洗钱国际组织将在2025年对我国启动新一轮评估,可以预见的是,新一轮评估将标准更高、通过难度更大。江西省人民银行系统反洗钱监管队伍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对标国际标准,持续深化调研,努力在相关领域探索符合国情的最佳实践,积极为完善反洗钱相关法律制度建言献策。

第五,全面加强人才培养,构建强大的反洗钱监管队伍。建设金融强国,要拥有强大的金融监管,必须拥有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人才提出“三个过硬”的具体要求,为反洗钱监管人才的选拔培养明确了方向和标准。反洗钱监管既具备金融监管的一般性质,又有其特殊性。与人民银行其他业务条线按行业、业务分工实施监管不同,反洗钱监管覆盖全金融系统、全业务口径、全资金流程,还涉及国际规则在国内的落地。因此,监管人员要既懂反洗钱又懂金融,还需具备科技思维;既懂国际又懂国内,还需做到有机结合。这对反洗钱监管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优中选优、精益求精。但是,现有框架下反洗钱监管队伍人员严重不足,难以适应新时代新征程反洗钱监管的工作需要。为此,江西省人民银行系统将进一步强化反洗钱监管队伍的建设,持续选优配强,花大力气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从强化监管干部的政策水平、数据思维、分析能力等多方面入手,不断提升监管干部的纯洁性、专业性和战斗力。

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周伟军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意义、影响因素及体系构建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命题,这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树立了文化旗帜,为新时期金融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深刻认识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构建完整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

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命题的提出及其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命题的提出

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但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新形势下,党中央保持了十足的战略定力,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方案和应对措施。从“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制定,到党的二十大的召开,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一系列战略谋划之中,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战略要求。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并提出了“八个坚持”的基本内涵,表达了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基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为后来提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重大命题的提出打下了基础。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命题并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内容基础上做了再丰富,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自此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金融发展战略谱系当中,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强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等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金融工作的关键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和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是这个战略谱系的灵魂,表明了党和国家在新发展阶段金融发展战略的明确主张,就是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

(二)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大意义

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有别于一般的金融行业文化和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具有更宏观更深远的重大意义。

第一,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够为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引领作用。金融要承担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首先要解决道路问题。当下提出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基于新时代的紧迫形势需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就必须树立文化旗帜来引领道路。因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系统,能集中反映“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具有引领道路的功能和作用。

事实上,关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所有思想表述,都已构成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基本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即“八个坚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已经非常明确体现了“道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发展之路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汇聚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面文化旗帜之上。

第二,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金融工作的主题和根本任务,金融强国是我国金融工作的基本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关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现实意义的阐述中认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金融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多指标构成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看,没有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金融高质量发展是存在短板的。

从文化动力理论视角看,文化能够为金融发展提供动力和要素支撑。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开始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文化的研究、制度经济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关于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等,都可以为金融发展的文化动力作用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文化与科技一样,是金融发展动力结构的两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对文化的驱动力作用的肯定,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重要意义的底层逻辑。

第三,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够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金融也要承担文化使命,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够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我国要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时间紧、任务重。金融为文化强国建设做贡献,除了通过文化金融为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还能够通过自身的文化建设,让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宝塔上一颗闪耀的明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金融文化立足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业,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也是精神文明建设,良好的金融文化将为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影响因素

(一)历史影响因素——文化基因

很多因素会形成金融文化差异,如宗教、种族、民族、地缘、历史、经济、政治体制等因素。我国的金融文化也是在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我国金融文化有三个主要文化基因,也是金融文化形成的文化渊源。

第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的文化。关于宇宙、天下、国家、社会、人生、道德、伦理、人才等方面,中华传统文化都有着自己延绵传续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华优秀文化不仅影响了典当业、钱庄、票号等我国古代金融业,对当代金融业仍有巨大的影响。第二个文化基因是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红色金融,形成了红色金融文化,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文化,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第三个文化基因来源于世界近现代经济思想和优秀金融文化。对先进经济思想和金融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促进我国金融发展,世界优秀经济思想和金融文化的很多观念已经成为金融行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法治精神、契约精神、创新精神、专业精神等。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重视文化基因的梳理和对文化形成的历史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以及世界优秀金融文化理念将焕发新的生机。

(二)现实影响因素:战略、社会与经济

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基因的持续影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现实影响因素主要还有:一是国家战略与政策实施程度。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以国家金融文化为战略高度,以行业层面(体系层面)的金融文化为主要视角的文化形态,包含了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部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具有特殊的国家金融战略重要性,这决定了需要在战略层面不断整合、统筹和推动,能否持久有效实施战略意图成为关键影响因素。二是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这是金融文化是否形成我们期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土壤。全社会道德水平,法治环境和治理水平,可持续发展文化,文化的包容性和社会性反思能力等,都是影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经济基础决定了文化发展水平,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否形成特色并被世界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金融文化在文化交流中的能力和地位。我国坚持经济改革开放,将为金融发展和金融文化交流提供良好的空间。如何开放、如何利用开放,影响着我们能否继续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的优秀的思想和文化。

三、构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需要构建完整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这里,笔者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分为四个层面,解析为一个“1353”结构,即:一个思想指引、三个理念基石,五维价值观架构以及三个层面行为规范。

(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思想指引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思想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形成了全面系统的任务书和“工作手册”。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指引,也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的思想指引,许多创新观点能够直接指导金融文化建设。例如,坚持文化领导权,在金融领域就是要坚持党在金融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具体体现;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有信心,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要实现金融文化的独立自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金融领域就要将金融文化价值观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要将人民放在发展思想和理念塑造的核心;坚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金融领域就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在金融文化建设中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坚守共同价值理念。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如何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在金融领域,贯彻“两个结合”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金融工作取得的重要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之一。其中“第二个结合”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又要重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聚焦中国发展道路的原动力问题,这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夯实三大理念基石

文化体系的首要是理念,理念是与哲学社会学意义的思想相关的范畴,包括信仰、使命、愿景、观念、伦理和价值观等。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中的理念,是一系列关于金融发展的思想表达,这是一个丰富的体系。笔者认为,应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立场,作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层面的核心内容,其中三个方面可作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层面的三大基石,即: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三个方面是与其他金融文化体系最大的不同之处。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维护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是开拓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这是金融事业永葆社会主义底色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在具体的实践中,就是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八个坚持”之首,是首要立场。

维护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是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金融,要清楚地了解人民群众有哪些生活和生产方面的金融需求,要清楚了解人民大众的投资、理财需求,切实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一个文化体系,要清晰表达符合自身特点的使命,而服务实体经济正是具有金融特性的使命表达。金融具有商业属性,但获利的基础是服务实体经济,要在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实现良性循环。服务实体经济要优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更多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要特别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关注培育新质生产力。

(三)以五维价值观架构完善价值观体系

价值观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的核心,表达对是非的看法,表达对生产生活目标及合意性的判断。价值观既是人或群体的信仰、使命、愿景、观念的反映,也是人或群体的规制、规划、行为以及行动的指针,是开启实践的钥匙。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价值观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五个方面要求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体系。这五个方面,被认为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基本要义”或“实践要求”,笔者认为,这体现了价值观在文化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枢纽特征。这五个方面内容可提炼为五个字的“五维”要义,即“信、义、慎、正、合”。

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是金融行业的诚信文化和基本操守;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体现了金融行业基本的义利观;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确定了金融体系运营的原则和基调;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创新观;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反映了我国金融治理思想。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基本理念,也具有指导行为规范和实际行动的直接作用,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系的核心部分。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以各层面行为规范对标五维价值观架构,重新完善和优化,并付诸文化建设实践和实际行动中。

(四)从三个层面强化行为规范

金融文化体系中的行为规范是价值观在行为系统的映照,是所有金融活动参与者所遵循的规则和准则。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将理念及价值观贯彻于行为规范当中。强化行为规范,需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等多层面推动。

国家和政府层面制定的行为规范,主要是立法部门和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划、计划等文件。法律法规是特殊的行为规范,金融业相关法律法规对从业人员行为都提出了基于法律的约束要求,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也有涉及行为规范的内容,如2020年2月原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预防银行业保险业从业人员金融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战略要求背景下,应重新梳理这一层面的行为规范,扬长避短,尤其应关注法规性文件在这一层面的关键作用。

行业层面制定的行为规范,主要是行业组织就本行业文化建设制定的行为规范,是自律性制度设计,如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银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保险从业人员行为准则实施细则》等。我国金融行业管理格局正在调整当中,需要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完善行业性行为规范,加强理念教育和价值观教育。

企业层面的行为规范规定了企业成员的文化理念之下的行为方式,是企业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企业组织中,行为规范在企业形象识别设计领域有所体现,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很多金融机构都设计了自身的企业文化体系,行为规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应加强党组织的主体责任,结合基层组织工作、群团工作、青年工作和人才工作,避免形式化表面化,优化行为规范体系,切实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主要参考文献:

①中国人民银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强大支撑——学习《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N].人民日报,2024年04月26日第10版.

②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金巍

产业追踪
石化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路径选择

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应该是科技水平高、资源消耗少、“三废”排放低、经济效益好。

新型工业化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基础配套和资源型、能源型产业,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应该是科技水平高、资源消耗少、“三废”排放低、经济效益好。聚焦这四个特征,本文重点谈谈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性及其路径选择。

石化产业的新型工业化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

之所以说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特征是以上四点,是因为作为资源型和能源型的石化产业,只有建成这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才符合未来产业的发展要求,才是核心竞争力强、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型工业化下的石化产业,也才能够彻底改变目前“谈化色变”等不符合科学逻辑的现象。

从石化产业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又是基础性重要配套产业的属性来看,石化产业实现新型工业化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应当走在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前面。因为石化产业作为基础性重要配套产业,其自身新型工业化的水平影响并决定着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发展质量与水平,也就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并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具体来说,化学肥料、农药工业的新型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涂料、颜料的新型工业化是建筑、高端涂装制造业能否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合成纤维单体及染料、饲料添加剂(维生素、蛋氨酸)等精细化学品直接关系到纺织、轻工、现代饲养业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新型工业化;合成材料、化工新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等的新型工业化水平,直接决定着汽车、轨道交通、大飞机及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重要领域和国家安全水平的新型工业化;高端膜材料、高性能纤维材料、生物合成等的新型工业化与新能源、电子信息、探月工程、生命健康等领域的新型工业化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离开了石化产业的新型工业化,一个国家的新型工业化体系将难以形成。如果石化产业的新型工业化落在后面,一个国家的新型工业化进程就会严重受挫。这就是美、德、法、英、日等发达国家优先发展石化产业,尤其是化工新材料、特种功能材料、专用化学品的关键所在。所以,我国石化产业的新型工业化,一定要通过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特别是以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化升级为抓手,通过智慧车间、智能工厂、智慧化工园区的建设,加快智能化改造和网络化连接,让石化产业的新型工业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可以有多个指标为表征,但最重要的应当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直观的应当是效益水平。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石化产业总体规模、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管理水平等全方位突破,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主要产品产能产量不断实现新跨越,上榜世界500强榜单的石化企业不断有新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相比,我们行业和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在路上,我国石化行业整体水平和企业竞争力做强在路上,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高质量发展、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有一定的差距。

2023年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为例,从发展速度上看,我国企业的成绩是值得称赞的,从1995年只有3家企业上榜,到新榜单的142家,上榜数量连续4年位居榜首。而从发展质量和竞争力上看,我们的差距是明显的,中国大陆上榜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833亿美元,全部500强上榜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是819亿美元,美国上榜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是959亿美元,大陆上榜企业销售收入略高于榜单平均值,而低于美国上榜企业平均值。效益的差距就更大了,大陆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是39亿美元,全部500强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是58亿美元,美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是80亿美元,我们是全部榜单的平均利润的67%,是美国上榜企业平均利润的48.7%,也就是说全部榜单的平均利润是我们的1.5倍,美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是我们的2倍多。从平均销售利润率看,大陆上榜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是4.7%,全部500强上榜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是7.1%,美国上榜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是8.3%,差距也是明显的。

所以说,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石化行业和企业做强,摒弃过去拼规模、拼资源、拼投资的传统发展模式和思路,聚焦主业和创新,培育更多“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是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是石化产业和企业迈向新型工业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和第一驱动力。

近年来石化产业在油气勘探技术、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现代煤化工等重点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如新型煤气化炉和气化技术、百万吨乙烯成套技术、直接法和间接法煤制油产业化技术、聚氨酯用异氰酸酯、尼龙新材料、聚碳、PMM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又称作亚克力或有机玻璃)、有机硅和氟材料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相继取得突破,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创新能力不强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实现石化强国目标最大的短板和制约。创新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研发投入、创新机制及化工新材料和高端化学品方面差距明显,如高端聚烯烃、高强高模碳纤维、高端电子化学品、高端膜材料,以及高纯试剂等高性能材料和高端领域还存在“卡脖子”问题。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要着眼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可控,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要贯彻“四个面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行业创新体系,强化科技战略支撑,以自立自强为核心,突破一批制约行业发展的“补短板”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抢占一批科技制高点,大力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通过组织实施创新工程和组建创新平台,突出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研制一批高端产品,推动由石化大国向石化强国迈出关键性步伐。

在新型炼油技术创新方面,加快劣质渣油低碳深加工技术升级,开发组分炼油、分子炼油,以及原油(重油)直接制化学品技术,提升原油(重油)催化裂解、低碳烷烃脱氢、加氢裂化反应过程效率与选择性,加大绿色高效自主的炼油催化剂的开发应用。

在现代煤化工领域创新方面,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加快产业化技术优化升级,推进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加快高性能复合新型催化剂、合成气一步法制烯烃、一步法制低碳醇醚等技术创新,实现煤制芳烃的产业化突破。聚焦大型高效煤气化、新一代高效甲醇制烯烃等技术装备及关键原材料、零部件,推动关键技术首批(次)材料、首台(套)装备、首版(次)软件产业化应用。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加快煤基新型合成材料、先进碳材料、可降解材料等高端产品生产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现代煤化工与可再生能源、绿氢、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耦合创新发展,推动现代煤化工装备数字化建设,培育一批智慧生产典型场景。

在化工新材料领域创新方面,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主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重大共性技术和材料的高性能化,以及已建成装置的连续稳定生产,加大技术创新重点突破的产品,如高端聚烯烃、聚烯烃弹性体、高端EVA(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EVOH(乙烯-乙烯醇共聚物)薄膜、长碳链尼龙和芳香族尼龙,以及一部分关键单体、生物基新材料和性能优异的可降解材料等。

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的要求是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石化产业属资源型和能源型产业,在贯彻“双碳”目标战略、迈向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面临绿色化和低碳化发展的新要求和新形势,其挑战更为艰巨也更为严峻。我国石化产业的原料结构与发达国家和海湾地区以石油、天然气和轻烃为原料不同,我国石化产业不论是原料用能还是燃料用能,以煤炭为原料和煤化工路线比重过高,以煤炭为原料的碳排放量远高于天然气和石油为原料的碳排放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石化产业的产品结构也偏重,大宗基础产品和通用材料过剩,而高端产品和高性能材料短缺;发达国家主要以化工新材料、功能化学品为主。生产基础化学品的过程中,物耗、能耗、排放都远高于精细化学品和高性能材料。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国情和资源禀赋,立足石化产业的现状和实际,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中推动石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炼化企业要积极采用清洁能源、绿电替代,推进现有燃煤自备电厂(锅炉)清洁能源替代,积极探索研究太阳能供热在炼油过程中的应用,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要加大应用短流程、反应过程强化、催化裂化余热发生超高压蒸汽技术等低碳生产工艺,加强甲烷与挥发性有机物的协同管控。要加快CCUS示范应用,有效降低碳排放,探索开展制氢尾气及催化裂化烟气二氧化碳直接转化、二氧化碳干重整、二氧化碳加氢制油品和化学品技术示范。还要探索与可再生资源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可再生资源制氢,开展绿氢炼化示范工程,推进绿氢替代,逐步降低煤制氢用量;研究制定低碳炼油技术评价标准,探索开展炼油企业碳排放计量、监测试点。

现代煤化工企业要加大实施节能、降碳、节水、减污改造升级,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强化能效、水效、污染物排放标准引领和约束作用,稳步提升现代煤化工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严格能效和环保约束,拟建、在建项目应全面达到能效标杆水平,新建项目的企业环保应达到绩效A级指标要求。坚决落实“以水定产”要求,推广应用密闭式循环冷却等节水技术,新建项目吨产品新鲜水耗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加快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高盐废水阶梯式循环利用、资源化深度处理,以及灰、渣等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还要加快高浓度二氧化碳大规模低能耗捕集利用与封存、制备高附加值化学品技术开发和工业化应用。推动煤电、气电、风光电互补。肥料、酸、碱等基础化学品生产企业,要把节能减排放在重要位置,大力推进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和循环化改造,推广先进适用的节能、低碳、节水技术,以及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高度重视各类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石化行业和企业还要重视生产过程的电气化,如用绿电代替煤电和气电;高度重视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如绿电裂解代替传统的蒸汽裂解、原油直接制化学品、以二氧化碳为原料合成化学品和高分子材料等。

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的现实路径是数字化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更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十三五”以来,石化行业和企业以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开启并加快探索智能工厂建设和数字化转型发展之路,在两化融合和数字化转型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跨越,催生出一大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示范,已有100家石化基地和化工园区开展智慧园区创建,其中有40家列入“智慧化工园区名录”。重点企业和园区先行先试,带动全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行业和企业管理水平、营运水平和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化集团、国家管网,以及一大批石化企业,不断探索并加大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快建设先进适用的数字化智能化平台,推动实现以数据和知识驱动的管理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智能油气田、智能炼化、智慧管网、智慧销售、智能工程等多领域都取得显著成效。

延长石油数字采油法的应用,实现了业务数据在线化、动态分析智能化、业务协同闭环化,将数字化深度融合采油业务,实现了成本、用工、工作强度“三降低”,效率、效益、管控水平“三提升”;用工总量下降35%,原油采收率提高3%5%,工作效率提高45%以上。

当前数字化、智慧化发展迅猛,数字技术正在成为第四次技术革命的重要驱动力。息技术也成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石化产业尤其是传统基础石化产品、传统石化基地、老旧石化企业和装置,加快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的迫切性和现实性都更为关键,通过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和智能工厂、智慧化工园区的试点示范,让数字化转型不仅成为改造提升传统石化产业的重要支点,而且成为助推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石油化工行业融合,不断增强化工过程数据获取能力,丰富企业生产管理、工艺控制、产品流向等方面的数据,畅联生产运行信息数据“孤岛”,构建生产经营、市场和供应链等分析模型,强化全过程一体化管控,推进数字孪生创新应用,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打造企业数据集中共享平台、数字化和智能制造服务平台,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和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化工园区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加快现代石化产业集群的培育等举措,推动石化产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石化产业新型工业化的方式是合作中发展

近年来,我国石油化工行业不断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贯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与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ICCA)、世界塑料理事会(WP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终结塑料废弃物联盟(AEPW),以及美国化工理事会、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日本石化协会和化工协会等国际组织和专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入的交流与互动,在可持续发展、责任关怀等发展理念,以及创新协同、产业链协同等多方面有着深入而良好的合作。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石化产业应重点在“两线、一屏、一面”上发力。

“两线”即“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破解海权国家传统思维的重大创新,西方列强海上霸权的传统思维是控制海洋、控制商路、原料和市场,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海陆并进,特别是“西部陆海大通道”对新欧亚大陆桥、中巴、中亚、中蒙俄等经济走廊都起到了强力的支撑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对于石化产业深化国际合作意义重大,“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贸易大通道,也是石化产业共建产业园区、产业向中亚梯级转移和深化与欧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通道;“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国家重要能源通道,也是石化产业原料供应链的重要通道。“一带一路”倡议也是石化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往复式循环”的重要通道。

“一屏”即孔雀开屏式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共有东盟10国和中、日、韩、澳、新西兰共15国签署,202211正式生效,到202362全面生效;仅生效第一年外贸总额就超过42万亿元,增长7.7%,其中出口增长15%。这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覆盖世界接近50%的人口和近1/3经济总量、贸易量,是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最具发展活力的自由贸易区,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贸易、经济复苏与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我国石化产业与RCEP各国在产品互补、市场互补、产业链互补,以及优势协同、创新协同、共促发展等多方面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中日、中韩在基础化学品、中高端产品以及高性能材料和高端纤维、高端膜材料等领域互补性强,中澳在能源和原料领域市场互补性强,中国与东盟10国和新西兰不仅在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以及农副产品的产品互供、市场互补方面各有优势,而且在油气资源、天然橡胶、投资建厂等方面已有深度合作。中国与RCEP各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是“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双循环”的重要区域。

“一面”即全方位开放和全方位国际合作。以我国为坐标向西是中欧产业链互补、中高端产品互补、协同创新为重点,中非(含海湾地区)是资源合作、投资兴业、共促发展为重点;向东与北美是能源、资源、产业链、协同创新等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与南美是资源、产品与市场等合作为重点,特别是我国的农化产品与南美的农业和生态环境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向北与俄罗斯合作越来越密切,除了油气资源领域的广阔合作外,还有炼化、化肥、材料等全产业链的合作空间;向南与印度在农化产品、染料等精细化学品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傅向升

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招商引资的策略研究

摘要:随着全球深海资源勘探日益增多,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机遇,对于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我国在深海领域的技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发展现状、市场前景以及招商引资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一步提出了有效的招商引资策略。通过本文研究,可进一步完善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发展模式,对于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招商引资策略制定、实施和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招商引资,海洋资源

随着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深海高端装备产业作为未来海洋资源开发的关键领域备受瞩目,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为人类开发海洋资源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还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技术实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将深入探讨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招商引资策略,以推动该产业发展和壮大,为未来海洋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概述

(一)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定义和范畴

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是指专为深海环境设计和制造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涵盖了深潜器材、远程操作工具、无人潜水器、海底测绘设备、深海探测仪器等多个领域,这些装备能够在极端的深海环境下执行科学研究、资源勘探、海底工程、环境监测等任务,在推动深海资源开发、海洋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行业发展现状

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先进的材料、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等应用使得深潜器材能够在更深、更复杂的深海环境中执行任务,智能化水平也逐渐提高,实现了更高效的深海探测作业。

深海高端装备的应用领域逐渐拓展至深海资源勘探、海底管道维护、海底考古、生态环境监测等多个领域,为相关行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推动了深海产业链的全面发展[1]

在国际层面,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存在激烈的竞争与广泛的合作。各国纷纷加大对深海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领域的投入,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分享资源、经验,提高整体产业水平,一些技术领先的国家在市场份额上占据了优势,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

(三)潜在市场前景和机遇

首先是深海资源开发。随着陆地资源逐渐枯竭,深海资源的开发成为未来的重要方向,深海高端装备未来将在深海矿产、油气资源勘探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能源安全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一定支持。

其次是海洋科学研究。深海是地球最神秘和未知的领域,对其进行深入科学研究对于了解地球演化、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深海高端装备将为科学家提供更强大的工具,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最后是海底工程和环境监测。随着海洋工程的不断拓展,深海高端装备将在海底管道敷设、海底电缆维护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深海环境的监测与保护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为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提供技术支持[2]

二、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招商引资分析

(一)产业优势和特点

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具有多重优势和独特特点,成为吸引国内外投资的重要领域。

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在技术研发方面持续引领创新,拥有先进的深海探测技术、智能化装备和高强度材料应用,这些技术优势不仅增强了装备性能,也为相关领域的科研和应用提供了强大支持。

深海高端装备的应用领域广泛,涵盖深海资源勘探、海底工程、科学研究、环境监测等多个方面,这种多领域的应用特性使其在市场上具备较强的适应性和广泛的市场需求。

由于深海高端装备领域的技术要求和投入较高,国际合作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通过共同研发、资源分享等方式,推动全球深海产业链完善,为招商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3]

(二)招商引资的挑战和障碍

尽管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具有诸多优势,但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首先是技术风险。由于深海高端装备的制造和应用涉及复杂的深海环境,技术风险较大,投资者可能担心装备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要深入了解相关技术并解决潜在的技术难题。其次是市场不确定性。由于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相对新兴,市场需求和竞争格局尚未完全明朗,投资者可能对市场前景产生担忧,需要充分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潜在市场机会。最后是资金投入和回报周期。深海高端装备的研发和制造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并且回报周期较长,可能对一些投资者的财务计划造成影响,需要寻找合适的资金支持和风险分担机制。

(三)相关政策和环境分析

各国政府在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方面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研发资金支持等,这些政策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激励机制。

深海环境的特殊性要求装备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符合严格的环保法规,投资者需要了解各国的环保标准,确保投资项目在法规框架内运作,减少环境风险。各国在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方面建立了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投资者可以通过参与这些机制,分享技术和资源,降低合作风险,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

总体而言,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在招商引资方面面临挑战,但其技术优势、多领域应用和国际合作机会为吸引投资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市场分析、风险评估和政策了解,投资者可以更好地把握机遇,为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三、招商引资策略设计

(一)目标定位和定位分析

在制定招商引资策略时,首先需要清晰地进行目标定位和定位分析,以确保策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目标定位具体如下:一是吸引国内外优质投资者,促进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发展与壮大;二是打造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提高国家在深海技术领域的影响力;三是实现产业链完善和技术创新,推动深海资源开发、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

定位分析具体如下:一是根据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特点和优势,将招商重点放在具有深海技术研发经验或资金实力的企业和机构上,以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二是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如资源勘探、海底工程、科学研究等,定位不同的招商对象,以满足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三是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吸引国际领先企业和机构投资,促进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二)营销策略与推广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有效的营销策略和推广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可以提升产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和参与。

一是建立品牌形象。打造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品牌形象,强调其领先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通过专业展览、论坛、峰会等活动展示产业成果和技术实力,提高品牌认知度和影响力。

二是多渠道推广。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产业动态、技术成果和招商信息,扩大宣传覆盖面。与行业协会、媒体、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合作推广活动扩大影响力和曝光度。

三是举办招商活动。定期举办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招商推介会、路演活动等,邀请潜在投资者参与,详细介绍产业发展情况和投资机会。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设计个性化推介方案,突出产业优势和潜在回报。

四是强化国际交流。参与国际深海技术展览、产业对接会等活动,拓展国际市场和合作伙伴,吸引海外投资者和企业参与。利用外交渠道和国际组织资源,加强与其他国家深海产业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五是提供优惠政策。设计有吸引力的投资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土地补贴等,降低投资者的成本压力,增加投资吸引力。针对长期合作伙伴,提供定制化的投资支持和服务,提高其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信心[4]

(三)政策与法规引导

政策与法规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法律环境和投资保障,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根据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研发资金支持等,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激励机制。政策制定应重点关注产业的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方面,强化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产业持续发展。

针对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特殊性和风险,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产业准入标准、技术标准、安全管理要求等,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加强对投资者的政策宣传和服务指导,及时发布相关政策文件和解读,为投资者提供全面、准确的政策信息和咨询服务。建立投资者投诉和纠纷处理机制,解决投资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其信心和信任度。

加大对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净化投资环境,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和安全感。加强对关键技术和重要装备的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风险,保障产业稳定运行和持续发展。

(四)产业链整合与协同发展

在招商引资策略设计中,产业链整合与协同发展可以促进产业的协同效应,提高整体竞争力,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和参与。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涉及多个环节和领域,需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整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根据产业链各环节的优势和特点,推动企业间的互补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鼓励技术创新型企业与生产制造型企业、金融机构等展开合作,实现技术、资金、市场等资源共享与整合。

深海高端装备产业与海洋科研、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密切相关,需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跨界融合发展。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共同攻克关键技术和难题,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加强对供应链的管理和优化,建立稳定可靠的供应商体系,保障生产和服务的质量和供应稳定性。推动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提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灵活性,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个性化需求。

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往往具有区域集聚效应,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规划,促进产业集聚和协同发展。建立产业园区或基地,提供优惠政策和配套服务,吸引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群,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5]

四、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招商引资实施路径

(一)项目筛选与评估

在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招商引资实施路径中,项目筛选与评估确保了资金的有效利用和投资的合理性,为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基础。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了解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潜在需求,分析市场竞争格局和投资环境,评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

制定项目筛选标准,包括市场需求、技术水平、投资回报率等方面的考量,根据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确定符合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的招商项目。

确定评估指标与方法,包括技术可行性、市场可行性、财务可行性等方面,运用财务分析、技术评估、市场调研等方法,对项目进行全面评估。

进行风险评估与控制。识别项目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如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等,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降低风险对项目实施的影响。

根据评估结果,对招商项目进行优先级排序,确定优先推进的项目,综合考虑项目的市场潜力、技术难度、投资回报率等因素,确定可行性项目。

(二)合作模式与方式选择

在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招商引资实施路径中,合作模式与方式选择是确保项目成功推进和资金有效利用的关键环节,不同的合作模式和方式适用于不同类型的项目和投资者需求。

可选合作模式包括独资开发、合资合作、合作开发等,根据项目性质和投资者需求确定最适合的合作模式,针对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投资者,可以采用合资合作模式,共同承担技术研发和市场开发风险;对于资金有限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合作开发模式,与其他企业或机构共同开发项目。

合作方式包括技术引进、产业链整合、资本运作等,根据项目需求和合作对象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合作方式。对于需要引进先进技术的项目,可以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与国内外技术领先企业合作,实现技术转移和共享;对于需要整合产业链资源的项目,可以采用产业链整合的方式,与上下游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对于需要资金支持的项目,可以采用资本运作的方式,通过股权投资、债权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

确定合作模式和方式后,签订合作合同或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合作关系,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合作合同或协议应包括项目目标、合作范围、投资额度、风险分担、利益分配等内容,确保双方达成一致,共同推进项目实施。

(三)招商引资方案执行

在深海高端装备产业招商引资实施路径中,招商引资方案的执行是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投资者满意的重要环节,有效执行能够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和投资的效益。

根据招商引资方案,积极筹集项目所需要的资金,确保项目资金充足,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严格执行项目预算,及时核查和审计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6]

五、结论

本文深入分析了深海高端设备产业现状,针对性设计了有效的招商引资策略,研究发现,通过项目筛选与评估、合作模式与方式选择以及招商引资方案执行,能够有效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和投资有效利用,促进深海高端设备产业健康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深海高端装备产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加快产业技术创新和项目实施进程,将对我国深海高端装备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符妃.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中国设备工程,202013):213-214.

[2]吴有生,司马灿,朱忠,等.海洋装备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J].前瞻科技,2022102):20-35.

[3]张婷.未来产业招商引资的基本逻辑及策略探讨[J].营销界,202312):86-88.

[4]王宗和.海洋经济发展篇:推动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持续激发海洋经济的动力活力[J].走向世界,202102):34-37.

[5]刘天森,张峤伟,周碧乾,等.海南省深海装备配套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中国市场,202310):28-31+51.

[6]林媛媛,陈敏.产业链视角下厦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601):23-32.

作者简介:王珏(1989—),女,汉族,山东东营人。主要研究方向:招商引资、产业研究、招才引智。

东营市投资促进中心 王珏

稀土贸易及出口贫困化增长趋势验证及产业链集约发展对策

摘要:稀土是一种战略资源,在现代科技领域的应用极为广泛。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对稀土贸易和出口缺乏规划管理及保护,导致稀土贸易出口出现贫困化增长趋势,稀土产业链的发展相对滞后。本文在阐述稀土贸易出口政策背景及现状的基础上,分析稀土贸易出口的问题,并从出口商品、上市企业验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验证稀土贸易出口贫困化增长趋势,并提出稀土产业链集约化发展措施,指出要做好稀土产业的统一规划,按照开源节流的要求增加稀土供应,发展稀土产业循环经济,实现产业集群,建设完成产业链条,使用新型开发利用技术,并通过开征环保税保护生态环境,期望能实现稀土产业的集约化发展,提升稀土贸易出口的竞争能力。

关键词:稀土产业,贸易出口,产业链,集约化,贫困化

一、引言

稀土具有优良的电光磁等物理属性,被誉为“工业黄金”,通过与其他材料的组合,能形成性能各异、品种繁多的新型材料。目前,稀土在军事、冶金、化工等领域均有广泛使用。我国稀土产量丰富,稀土出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于稀土行业的监督管理不到位,这使得稀土不合理开发现象较为严重,并且存在低价内销或出口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为更好地发挥稀土在工业产业中的积极作用,增强我国稀土产业的竞争能力,需要正视稀土贸易及出口贫困化增长的问题,实现稀土产业集群,以此来满足新时期的发展需要。

二、稀土贸易出口政策背景及现状

1.政策背景

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稀土贸易出口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早在2015年,我国就开始对稀土资源征收资源税,在这种税收模式下,稀土行业改变了以往的从量计征模式,选择从价计征的方法进行税收管理。这一税法管理条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长远发展效益来看,其依然存在价值管理与价格管理匹配度不高的问题。在2016年,我国颁布《稀土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该规划为稀土贸易出口匹配了一定的财税政策,要求重视稀土开采量控制,在采矿权领域不增加任何集团,同时支持稀土科技研发,严控稀土行业污染排放。2021年,在《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中,我国提出要推动“中国稀金谷”建设,研究中重稀土和钨资源的收储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优化了我国稀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稀土产业生态正逐步迈向可持续发展道路[1]

2.现状研究

稀土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原料,其具有政策管控强、战略地位突出、对科技依赖性强的特征。几十年来,我国稀土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稀土资源出口国和稀土产品加工国。分析稀土资源分布情况可知,我国稀土资源具有良好的成矿条件,稀土元素的种类较为齐全,而且区域分布相对集中。其中内蒙古地区的轻稀土资源较为丰富,本区域生产稀土占比约为58%,江西赣州、广东和福建等地区的离子型中重稀土资源较为丰富。稀土产业具有北轻南重的分布特征。近年来,我国稀土产业经济增长迅速,仅从稀土抛光粉市场来看,2016年稀土抛光粉市场规模为4.3亿元,到2022年时,该市场规模已经达到9.8亿元[2]。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稀土产业在发展中尚面临巨大的隐患。

一是在早期阶段我国稀土企业具有规模小、数量多的特点,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较弱,在稀土开采、利用中存在无序开采、过度扩张的问题。二是稀土企业的过度竞争问题较为明显,一些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采用了降价倾销的模式,严重影响了稀土市场的稳定性。三是较为分散的生产模式导致稀土生产伴随着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影响了稀土产业的可持续性。四是稀土产业的技术研发滞后,稀土高科发展水平有限,导致稀土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薄弱。近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稀土行业的监督管理与保护,但是仍有较多的方面需要改进和优化,以此来增强我国稀土行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水平。

三、我国稀土贸易出口现状

1.贫困化特征明显

贸易出口贫困化是基于贫困化增长发展起来的新理念,就贫困化增长而言,其最早由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提出,只要是经济增长带来的产量提高收益可能被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而抵消,导致本国人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降低。稀土贸易出口贫困化是我国稀土出口的重要特征,其指的是在我国稀土出口中,受国内稀土产业生产模式及国外稀土出口国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稀土出口缺乏整体竞争能力,稀土出口价格较低,总体效益相对有限的一种状况。一方面,我国虽然具有较为丰富的稀土资源,但是并非全球唯一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近几十年来,我国稀土资源的开采、利用和贸易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这使得稀土资源的储备日益减少,据统计,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我国中、重类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20年,在短期内,稀土资源的价格难以提升到全新水平,这引起了稀土储备量减少与价格水平较低之间的矛盾[3]。另一方面,从稀土贸易出口国来看,我国稀土产业的贸易出口多处于产业链的前端,所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较低,缺乏整体竞争能力,受此影响,稀土定价一直由国外发达国家所掌握,这使得我国稀土行业的贸易环境日益恶化,对稀土行业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2.分散生产带来较为严重的生态破坏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满足贸易出口的需要,我国从事稀土开采的企业众多,这些企业的规模较小,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并且在经营过程中采用了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引起了一系列的发展问题。如有的稀土开采企业为谋求自身发展利益,在开采过程中对于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较为随意,这引起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稀土行业的监管,但是稀土生产中绿色生产技术、设备及废弃物处理技术的应用仍有不足,需要重视稀土行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分析,为稀土的贸易出口创造良好环境[4]

3.稀土产业征收环境税

在当前发展模式下,稀土产业发展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此,早在2011年,就有专家学者指出:政府部门开征环境税,可以保护稀土的定价权,在一定程度上,其能改善不完整的资源税制结构,实现环境税与其他税种的有效区分和界定。在稀土产业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国家注重以下要点内容的系统管理。一是在环境税征收过程中,需要系统考虑代际公平性,动态化的测算和调整环境税,将环境税纳入到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来进行管理和使用。二是在环境税管理中,系统分析环境对稀土产业本身的影响,最大程度的促进稀土产业的健康发展。三是考虑到稀土行业的特殊性,在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国家按照弹性征收的要求进行管理,确保环境税的征收富有弹性,并且在征收过程中,要求重点对稀土生产中排放的污染物进行整治,减少对共生环境的影响。四是在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国家进一步完善稀土产业环境税的征收法规,从易征管对象出发,设计了专门的税种,并配合资源税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控制,在税法设置过程中,系统考虑环境税与国际社会规则的兼容,有效减少了稀土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并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对稀土的生产、利用和出口进行了规范,促进了稀土产业的有序发展。

四、不同角度下的稀土出口贫困化验证分析

1.出口商品角度

随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稀土贸易出口的环境得到了优化,但是受过去发展模式的影响,稀土贸易出口贫困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从出口商品角度来看,稀土商品出口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未能得到根治处理,这使得贸易出口中伴随着大量的环境成本,损害了稀土贸易出口的的利润。通过从稀土贸易出口的价格指数层面来看,在国家集中管控的背景下,我国稀土贸易出口的价格有所上升,但是价格上涨的幅度较小,尚未能达到全新的价格水平。

以稀土金属钪和钇为例,我国在这两种稀土产品出口时多为初级产品,出口量占到世界出口总量的77%,由于产品位于产业链的前端,附加值较低,故而整体价格较低。2012年到2016年,我国出口此类稀土商品的总量持续减少,到2017年后,受国外出口量的减少,我国钪、钇稀土的出口又回归到了之前水平[5]。深入分析可知,我国钪和钇稀土的出口受国外其他出口国的影响较多,尤其是越南等国家出口的同类型稀土价格较低,这对我国稀土产品的出口造成较大的影响,使得稀土产品在出口中一直处于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2.上市企业验证分析

稀土出口贫困化还表现在企业主体层面。目前,我国从事稀土开采经营及贸易出口的企业仍有较多,其中厦门钨业、北方稀土、中国铝业、中国稀土等都是较为知名的上市公司。分析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可知,稀土经营主体单位在多个年份有不同程度的负增长,企业的收益情况不够稳定。同时分析企业的营业成本率可知,这些企业的营业成本较高,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较大,可见稀土主体企业的盈利能力相对有限。从贸易出口的角度来看,稀土贸易主体单位的利润率不高表明行业企业存在一定的利润流失问题,这与稀土资源本身较高的价值严重不符,阻碍了我国稀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五、我国稀土出口贫困化的原因

经验证分析,我国稀土贸易出口出现了贫困化的发展趋势,这影响了我国稀土产业的竞争能力,对稀土产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稀土产业发展中,还需要深层次分析这种贸易出口贫困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应对处理,为后期的贸易出口指明道路。

1.稀土开发方式粗放

稀土开发对于后期的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稀土贸易出口贫困化与粗放式的开发方式具有一定的关系,在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模式下,稀土产业本自身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附加值优势发挥有限,难以满足更高水平的竞争需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容,我国的稀土开发包含了开采和分离,就稀土开采而言,一些大型矿洞在大矿业的支撑下,逐步实现了机械化开采,然而一些零散的小稀土矿洞,多是由小型企业进行开采的,开采方式以人工开采为主,结合实际可知,我国稀土行业开采企业小而多的特征极为明显,这些企业本身的开采能力薄弱,粗放式的开采方式下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降低了国内稀土行业整体的竞争能力,使整个行业在稀土贸易出口中不具备优势,逐步出现贸易出口贫困化的特征。

2.稀土产品技术水平不足

稀土产品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其在贸易出口过程中的竞争力,而提升稀土产品质量的关键在于增加稀土产品的技术水平。现阶段,我国稀土产品存在技术水平不足的问题。一是在稀土开采中,较多小型的稀土公司仍然采用原始的人工挖掘方式,开采方式层面的技术水平低下。二是国内稀土生产的技术水平低下,存在生产装包落后,自动化水平低下的问题,对比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在前些年对于稀土生产企业的监控不足,从生产效益、稀土产品合格率和回收率等层面来看,较发达国家普遍低出35个百分点。三是我国的稀土产品还具有种类单一的问题,在国家加强稀土行业监管之前,稀土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技术含量较高。有调查显示,在很长时间内,我国稀土中有98%99%用于传统的产业消费,用于高新技术的稀土仅占1%2%。近年来,我国行业进入并购重组、集约发展时期,稀土产品的技术水平有所提升,并且应用产业加速向高端迈进,磁材、发光等稀土新材料产量年均增幅超10%,要结合稀土出口贸易贫困化问题,仍需进一步提升稀土产品加工中的技术优势,以技术创新为稀土产品生产赋能。

3.稀土出口管理缺位

在历史发展中,我国稀土贸易出口存在管理缺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些发达国家将稀土视为战略资源,加大了对稀土的保护与储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国稀土出口处于一种“大甩卖”的状态,到2009年时,我国定下新的稀土矿开采控制指标,并在稀土出口中实施出口限制,加收出口税和费用,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稀土出口的环境,但是因历史原因影响,稀土出口贸易贫困化的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另外要注意的是,按照国际惯例,一个企业或国家拥有某类产品一半的市场份额,则其应具有市场价格的决定权,然而在国际稀土市场上,我国虽然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但是国际稀土市场的价格仍然不完全受我国主导,这形成了对我国稀土行业发展不利的环境,加剧了稀土贸易出口贫困化的问题。

六、稀土产业链集约化发展路径

《稀土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明了稀土产业的发展道路,在严控开采量、加强采矿权管理的基础上,我国稀土产业链出现了集约化的发展特征,这为稀土开采和加工技术的创新提供了可能,并为稀土贸易出口和环境污染控制提供了有效手段。新时期,需要从多个层面出发,创新稀土产业链集约化发展路径,实现稀土贸易出口价格与价值的有机统一。

1.做好稀土产业统一规划

科学开展稀土产业统一规划工作,能提升稀土产业集约化发展水平,为稀土的贸易和出口奠定良好基础。在具体的规划中,应按照“五个统一”的要求开展规划工作,一是要统一稀土产业的发展规划,将采矿、选矿统一起来,严格按照《稀土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要求,不增设新的集团企业,并取缔一些小微和高污染企业,实现稀土产业经营主体的集中。二是要统一稀土产业的生产计划,严格按照规划的产量执行,避免盲目追求利益随意扩大稀土产量。三是在稀土贸易出口中,我国需要统一稀土产品的价格,按照稀土的品质,执行统一的价格标准,保证整个行业的整体利益。四是我国需要统一稀土对外销售,应对国外稀土出口国的竞争,使得我国稀土贸易出口更具竞争优势。五是要统一稀土贸易出口的收款结算,通过加快收款效率减少贸易出口风险,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6]

2.通过开源节流增加稀土供应

要从源头上促进稀土产业的集约化发展,还需要重视开源节流手段的应用,增加稀土资源的有效供应。其一,稀土企业需要积极开展资源勘探工作,在以往的资源勘探开采中,我国采用了先易后难的勘探原则,使得易开采区域的稀土资源储量不断减少,新时期,需要重视稀土勘探技术的创新,在全新的机制下,从陆地、海洋等多个领域出发,做好稀土资源的勘查。其二,在稀土资源开采中,需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按照有序开发的要求进行稀土开采,并且应重视先进开采工艺技术的应用,做好综合开采环节的有效保护。在稀土开采中,应重点解决以往大肆开采、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应继续推进稀土产业并购重组工作,努力实现稀土产业集约发展,比如,对于需要建立稀土冶炼分离工厂的企业,需确保其年处理氧化稀土的能力应达到万吨以上,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同时国家要禁止外资建立稀土生产厂,防止效益外流,并且在稀土生产加工中,需要改进选矿技术,提升选矿回收率,在稀土开发中,要科学研究氧化镧、氧化铈等滞销产品的新用途,打破产品技术含量低的困局,并努力解决出口企业恶性竞争问题,满足稀土生产与出口需要。其三,国家需要建立修通战略储备体系,通过国家与民间相联合的方式,建立新的收储机制,动态化、持续化的开展稀土收购、储藏工作,适应国内外稀土市场的变化需要。

3.依托循环经济促进稀土产业集群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能有效带动稀土产业的集群。首先,在稀土资源分布区域内,我国需要围绕稀土资源开发工作,形成新的产业集群,致力发展稀土优势产业,并通过优势企业的扶持和引导,形成全新的稀土产业发展模式。其次,考虑到以往经营模式下,我国稀土企业具有小而微的特征,在集约化发展背景下,还需要积极开展稀土企业的兼并整合工作,在稀土行业进入阶段,进一步提高行业的进入门槛,避免一些不符合规范的企业进入市场,同时对于行业内部现有的企业,需要对其进行持续改造,将资源、技术、人员向优势产业集中,扩大稀土企业的规模。最后在稀土产业集中,应建立完善的行业发展机制,加强政策的引导,最大限度的减少行业内的恶性竞争,通过综合治理提升我国稀土行业的整体竞争能力。

4.建设完整稀土产业链

我国稀土的贸易出口处于产业链前端,稀土产品的竞争能力较弱,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在稀土行业集约化发展中,就需要科学延伸稀土产业链,建立完善的稀土产业体系。一方面,在稀土产业链建设中,需要重视整个产业的纵向发展,从技术改造、工艺优化、产品结构调整等多个层面出发,完成稀土原材料的深加工,确保在稀土资源供应的基础上,形成多元、完整的稀土商品。另一方面,在稀土开发、利用、贸易出口的基础上,需要做好稀土开发利用辅助工作,如在稀土产业链建设中,需持续发展稀土伴生资源产业链,对稀土开采中的废弃物进行持续利用,通过减排控制达到经济、资源、生态相互统一的目的[7]

5.实施稀土开发利用技术创新

稀土产业的发展需要先进的技术作为支撑,在集约化发展中,稀土企业需要重视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这样才能降低对稀土资源的浪费,发展稀土循环经济。在稀土技术创新中,除稀土开采技术外,还需要重视稀土冶炼技术的创新,此外稀土企业需要从环境工程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多个层面需求突破,做好稀土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提升稀土资源的利用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稀土开发利用技术创新中,针对稀土的贸易与出口,就还需要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通过信息技术建设了贸易出口的线上平台,增强技术对稀土产业的支撑力度,取得良好的贸易与出口效果。

6.开征环保税,保护生态环境

传统管理模式下,稀土产业发展中存在环境保护不足的问题,这引起了稀土开采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冲突。对此在新时期的稀土贸易出口和集约化发展中,需重视绿色发展理念的渗透应用,按照开发与保护并重的要求,科学发展稀土经济,保护稀土开发区环境,形成良好的发展效益。另外,在稀土产业集约化、持续化发展中,还需要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严格征收环保税,加大对污染环境企业的惩治,在稀土开发利用中实现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7.发挥政策保驾护航作用

要进一步提升我国稀土产业的竞争能力,解决稀土贸易出口贫困化的问题,在稀土行业发展及贸易出口中,还需要充分发挥政策体系的保驾护航作用,提升稀土的战略地位。一方面,国家需要加大对稀土出口的管理监督,改变当前的稀土产业结构,努力朝着高新技术产品发展。在此过程中,需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要求,重视稀土产业发展中财税、金融、土地、进出口政策的设计,通过完整的法律政策,限制我国的稀土出口。另一方面,在发挥政策作用的基础上,我国需要建立稀土战略储备体系,在该体系下进行稀土行业生产的全过程管理,达到合理开发、有序生产、高效利用的目的,有效增强国内稀土产业的竞争能力,增强稀土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推动稀土产业的持续发展。

七、结语

受历史原因影响,我国稀土贸易出口存在贫困化的特征,降低了我国稀土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对稀土产业的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新时期,稀土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产业链集约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从多个层面出发,积极探索产业链集约化发展路径,才能有效增强稀土产业的竞争能力,规范稀土贸易出口,推动我国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梁荣生,姚雪松.稀土贸易及出口贫困化增长趋势验证及产业链集约发展对策[J].中国商论,20222):147-150.

[2]张燕华.产业链视角下我国金属矿产资源国际贸易市场研究:评《金属矿产资源国际市场价格操纵问题与我国定价权研究》[J].有色金属工程,2022122):148.

[3]李期,郑明贵,罗宇文.中国稀土贸易安全研究(19922018):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J].稀土,2022431):147-158.

[4]祝孔超,赵媛,姚亚兵,等.全球稀土进口竞争格局分析及潜在贸易联系预测[J].资源科学,2022441):70-84.

[5]庄德林,李嘉豪,陈紫若,等.全球稀土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变与影响机制:基于产业链的视角[J].地理科学,20224211):1900-1911.

[6]薛芳,苑浩畅,李冬雪.中国稀土永磁材料出口遭遇日本专利壁垒的原因及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20213):43-46.

[7]戚兆坤,隋博文.国际比较视域下中国稀土产品出口技术结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流通经济,2020349):67-78.

作者简介:郭松霞,供职于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郭松霞

区域经济
构筑地区优势互补的全过程创新体系

在总结党的二十大以来新的发展形势和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性部署。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会强调将教育、科技和人才视为推动创新发展的有机整体,从创新链的全过程着眼进行系统性和动态性优化,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从零散式创新结构向全过程创新体系转变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际上就是关注从人才培养到科学知识发现、再到新兴技术发明及其市场应用等不同创新环节之间的上下游结构关联,整合当前创新链上各个分散的专业化环节,构筑现代化的全过程创新体系。

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还未基于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认识创新活动,只是零散地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发现、技术种类拓展和产品质量提升等经济增长背后的现象,创新活动被默认为是纯粹依赖市场机制对各个分散和专业化的创新主体进行组织协调。然而,客观上,不同创新环节的相互影响不是技术上可分的投入产出关系,存在大量的外部性和外溢效应,从个体知识、技能和精神形成的教育领域,到基础科学、技术原型和市场发明创新的科技环节,现实中的创新远非理论描述的那样,而是所有已知创新机制的复合系统。这一现状已经在各国达成共识,却一直没有被科学系统地加以利用。凯恩斯主义早已渗透到产业发展实践中,但在创新领域,分散式创新结构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创新链上的不同环节主要通过技术市场自组织,缺乏有效的创新全过程统筹机制,教育、科研和人才投入对创新产出的边际贡献和联合贡献仍然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

构筑全过程创新体系,要求优化教育、科技和产业协同推进机制。具体而言,教育部门应基于当前创新发展背景和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全面检验和改进不同受教育阶段动态和截面教学结构。义务教育阶段应更加注重知识连贯性和发展多样性,以培养学生科学逻辑、研究兴趣和知识创造力为目标探索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使我国庞大的基础教育规模转化为巨大的创新型人才潜力空间。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不仅是科学活动中心,而且是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和产业部门的交叉地带,同时承载着研究型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储备、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原型开发等多重任务,因而构筑全过程创新体系的改革重心在高校和科研院所。

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面临专业结构调整缺乏前瞻性、传递知识缺乏前沿性和技术市场转化能力弱等难题,无法将超大规模人口优势转化为超大规模人才优势以及无法将学术知识有效兑现为社会生产力。因此,要实现创新发展目标,高校和科研院所必然要面临全方位和持续性的体制机制变革,从课程设计、专业设置、机构调整,到试点推广新型校企(教学、研发和产业化)合作模式和科技人才评价激励体系等。在这种前提下,创新链上游人力资本和科学知识积累将更显著地助益产业部门技术研发及扩散活动,针对产业领域的创新政策和战略布局(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也将产生更强的政策效应。

以地区间技术互补耦合创新体系全过程

作为超大规模发展中经济体,我国面临的一大基本国情是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经济地理格局和整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深度依赖关系。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体制的统筹优化,必然要结合我国特定创新地理背景,落地为切实可行的发展布局和改革举措。

利用地区间人力资本积累的互补关系,整合分散的潜在人才群体,为创新链下游供给稳定人才资源储备。义务教育阶段是本地化封闭的,人力资本形成不具备地区间互补性,同时教育资源配置区域分异明显,抑制了超大规模人口优势转化为巨大人才潜力优势,因此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平衡再配置是未来义务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内容。高考是潜在人才资源首次和唯一的大规模流动渠道,它将有不同地域文化和多元认知背景的个体按专业群分匹配,使不同地区潜在人才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动态互补。扩大高校生源地域多样性、完善高考制度的地区公平性设计,以及增强主要研究型高校的交流自由度,将强化这种互补性,进而提升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质量,因此未来优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将主要着眼于这三个维度。

利用地区间科学知识创新的互补关系,强化全地域基础研究能力,为重大科学理论问题的突破夯实基础。当前,不同地区的科学禀赋呈现出巨大差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量、研究人员以及学科专业分布构成这种科学禀赋差异的原因,而现代科学与技术创新极其依赖异质性知识的交叉重组。所以,降低科技部门的跨地区学术交流成本,支持基于科学禀赋的跨地区科研合作和交叉创新,在各地区布局建设互补性“科学集群”,是科技部门推进机制体制创新优化的主攻方向。

利用地区间应用技术发明的互补关系,充分结合多样化技术信息,为颠覆性发明创新提供多元化场景支持。当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支撑起了一个国家的全球产业竞争力,这些产业的发展壮大不再简单依靠产业资本存量积累,而主要由异质性技术的交叉重组和集成创新来驱动。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不同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差异迥然的显性技术比较优势,基于发明专利测度的地区间技术互补关系不断强化。由此,技术市场跨地区专利引用、转化转让、人才流动和研发合作等现象日益普遍,为颠覆性发明创新创造了基本的市场环境。作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一部分,技术市场及其相关的风险资本、研发人员和存量技术等要素市场跨地区统筹与规范化建设,在未来很可能会被重视起来,以消除地区间技术互补阻力。

不同地区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和产业部门活动之间存在交叉互补效应。由于人才跨地区流动,一个地区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更优质的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一个地区的科学禀赋增长也为所有地区扩充了非相关多样化技术,而一个地区的研发部门和市场创新发展则反过来通过统一的全国要素市场对创新链上游释放信号。因此,完善人才体制机制特别是人才流动体制机制,是充分利用地区间技术互补耦合创新体系不同环节的关键。

构筑支持全面创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基于我国当下的创新发展现状, 强调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性,概括了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优化的必要性及一体化改革方向。当前,我国创新领域和技术市场面临一系列资源错配和市场失灵问题,科技部门脱离教育和产业实践,大量知识在学术界和狭小专业领域中“封闭内循环”,耗费大量无意义的科学劳动。产业部门未能深度参与到教育和学术活动中,致使市场的人才结构信号传递滞后,人才专业结构与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匹配摩擦。人才培养、流动、评价和激励体系的规范化和公平性仍然不足,扭曲了人才资源的配置。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仍然任重道远,我国参与全球创新竞赛的整体创新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都亟待有效协同的宏观和微观机制设计,构筑地区间技术互补的全过程创新体系,形成一系列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另外,探索教育部门、科技部门、产业部门和政府综合参与和科学调度的新型举国体制也不可或缺。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郑江淮 周南

在新时代有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调发展

内容提要

展望2024年,全球经济有望开启新周期,我国经济在经历了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复苏进程之后,经济增速会逐渐向潜在水平收敛,粤港澳大湾区外需整体恢复,居民消费的恢复基础将不断巩固,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将支撑投资增速保持稳健。

近日,广州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创新报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在内容结构上分为总报告、体制融合篇、区域发展篇、产业协同篇、数字经济篇、科技创新篇、投资建设篇七个部分。汇集了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领域高端专家研创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运行情况和相关专题分析与预测的重要参考资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课题组积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的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全新定位,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合作,加快推进制度创新和区域联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根据《报告》,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克服多重挑战,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式增长,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广东省九大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小幅增长,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快速恢复。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全面复苏,广东省九大城市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私人消费强劲。外贸克服外需疲弱困难,整体保持韧性,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经济恢复性增长带动财税增收,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财政收入均实现不同幅度增长,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财政赤字较2022年下降了1.24个百分点。金融业实现稳健发展,存贷款余额自2018年以来逐年增长,但2023年增速略有回落。

展望2024年,全球经济有望开启新周期,我国经济在经历了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复苏进程之后,经济增速会逐渐向潜在水平收敛,粤港澳大湾区外需整体恢复,居民消费的恢复基础将不断巩固,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将支撑投资增速保持稳健。同时,随着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经济增长动能不断加强,预计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有望实现5%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出口面临不少风险因素,建议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着力稳外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消费信心,促进有效投资;加快推动金融开放、创新改革红利释放。

中国澳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显著

《报告》指出,中国澳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显著。

2023年,中国澳门对外商品贸易总额达到1547.8亿澳门元,较2022年的1533.3亿元增长0.9%。全年总出口货值为133.3亿澳门元,同比下降1.3%;再出口117.9亿澳门元,同比增长2.5%;总进口货值为1414.4亿澳门元,同比增长1.2%;全年货物贸易逆差为1281.1亿澳门元,较2022年的1262.9亿澳门元增加了18.2亿澳门元。

按出口目的地统计,2023年中国澳门输往中国内地的货值为9.7亿澳门元,输往中国香港的货值为95.3亿澳门元,输往美国的货值为4.4亿澳门元,输往欧盟的货值为1.5亿澳门元,分别同比下降25.5%、7.5%、28.1%、8.8%,输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值为7.7亿澳门元,同比增长47.8%。中国澳门出口货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纺织品出口下降。2023年中国澳门纺织品及成衣出口货值为13.1亿澳门元,下降24.4%,非纺织品出口货值为120.2亿澳门元,增长2.1%。

按货物原产地统计,2023年进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值309.2亿澳门元,进口中国香港货值71.9亿澳门元,同比增长18.0%和41.3%;进口欧盟货值446.1亿澳门元,进口中国内地货值405.1亿澳门元,分别同比下降2.7%和4.6%。按货物来源地统计,进口中国内地货值208.9亿澳门元,同比增长19.5%;进口中国香港货值1139.8亿澳门元,同比下降2.8%。2023年中国澳门消费品进口货值为1063.0亿澳门元,同比增长4.5%。

粤港澳大湾区两大交易所大力推进制度改革

《报告》指出,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两大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与香港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港交所”)均保持稳健发展。截至2023年末,深交所上市公司数量比2022年增加101家,总量达到2844家,其中主板A股1511家,创业板A股1333家。总股本达到26415亿元,较2022年增加了773亿元;总市值31万亿元,较2022年减少1.422万亿元,下降4.4%。总市值与我国GDP的比为24.6%,较2022年下降2.3个百分点。港交所上市公司数量较2022年增加12家,总量达到2609家,总市值约为31.04万亿港元,较2022年减少4.58万亿港元,下降12.9%(新股计算在内)。全年新上市公司共73家,比2022年减少17家,下降18.9%;募资总额462.95亿港元,较2022年同期的1046.22亿港元下降55.8%。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两大交易所尽管在总市值、新增上市公司数量上较2022年有所减少,但均有众多资本市场改革措施落地,为建设金融强国、打造高质量资本市场提供了保障。深交所推动全面注册制改革落地实施,开展“三阳光两促进”专项行动,打造透明廉洁优质注册制;全周期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增上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124家,科创债、知识产权证券化发行规模创新高,科交中心科技成果交易规模突破10亿元;全年服务实体经济直接融资2.5万亿元,债券发行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超1300亿元。港交所也实现了多项重要政策落地,推出了多项新举措,包括在纽约和伦敦开设新的办事处,业务覆盖全球三大主要时区;与北京证券交易所、印尼证券交易所和沙特证交所集团分别签订了合作备忘录,积极探索互挂上市和共同产品开发;互联互通机制不断升级和优化,推出互换通和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并将推出中国国债期货和A50期权产品,推动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中心的枢纽地位持续提升。

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5.0%以上

《报告》指出,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5.0%以上。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全国GDP增长目标为5.0%左右,与2023年持平,但考虑到2022年的低基数效应,2023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相比于2024年更容易完成。也就是说,2024年5.0%以上的增长目标的“含金量”和难度要远高于2023年。

与此同时,广东省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为5.0%,与全国水平持平。从2024年1—2月的经济情况来看,除我国房地产之外的众多宏观经济数据均有所回暖,表明2024年以来,在各项政策的助推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向好势头,特别是外需与内需均表现良好。

从近年趋势看,由于广东省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外部偏弱导致近年来广东省经济增速落后于全国,2023年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经济强劲复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要好于广东省。从目前情况看,2024年外需有望逐步复苏,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经济增长动能仍在加强,预计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有望实现5%以上的增长目标。

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将做实“一点两地”全新定位,建设世界级大湾区

《报告》指出,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将做实“一点两地”全新定位,建设世界级大湾区。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全新定位。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将做实“一点两地”全新定位,扎实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更好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支撑带动作用。

一是全面融入国家级区域战略发展大局,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优势,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雄安新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

二是加快大湾区硬连通、软衔接建设。在基础设施硬连通建设上,推进“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用好、管好港珠澳大桥,打造经贸新通道。在制度软衔接建设上,优化大湾区营商环境,扩大“湾区标准”清单和“湾区认证”项目范围,推广“湾事通”综合服务平台,扩大“组合港”“一港通”试点,强化大湾区贸易、航运枢纽功能。

三是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科技创新推动前海、南沙等重点合作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是加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和澳门“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

五是加快推动广州、深圳城市建设,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

六是高水平推进五大都市圈建设,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广清一体化,加快汕头、湛江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支持中山建设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梅州建设苏区融湾先行区,形成区域互补、协调发展新优势。

应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报告》指出,应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深入推进粤港澳三地全方位互联互通发展,打造更加优良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营造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优化市场准入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快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数字赋能,营造规范便捷、公开透明的政务环境。规范行政许可运行,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经常性涉企服务,推进政务数据共享互认。加强法治保障,营造公平公正、健康发展的法治环境。通过“互联网+监管”等方式提升监管质量和效率,强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优化调解、仲裁等公共法律服务,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接港澳规则,加快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推进国际人才高地建设,争取在提升跨境通关便利度、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跨境便利执业与行业标准共通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为港澳居民来粤发展、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引进来”的吸引力、“走出去”的竞争力。

应从七个方面着手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调发展

《报告》指出,在新时代有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调发展,应进一步加快打造粤港澳都市圈,增强各城市经济基础,发挥核心城市带动、示范作用,促进大湾区城市均衡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城市为“点”,加强城市间要素流动,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各都市圈“面”的发展,以“面”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

(一)完善基础交通设施建设

一是构建高效便捷的轨道交通网,建设“一小时”都市圈。建设世界级铁路枢纽,织密城市间轨道交通网,打造跨城市“一小时”经济圈。推动跨城市、跨城市圈轨道交通基本成网,强化广州、深圳、珠海三大核心交通枢纽作用。二是发展空港经济,打造世界级湾区。发挥白云国际机场、广州港、宝安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维多利亚港、澳门国际机场等空港经济核心示范区的作用,联动都市圈机场、港口发展,以交通枢纽带动腹地经济快速增长。积极发展滨海特色水上交通,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完善空港配套基础设施,加快都市圈间要素流通,推动功能互补与协同发展。三是支持鼓励“低空经济”发展,用好低空领域,做大低空物流市场,拓展无人驾驶航空器、直升机等低空航空器在三次产业中的运用,加快开通以广深港澳为中心的低空航线。

(二)提升科技创新驱动能力

一是协同强化科技力量。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切实做好科技信息共通共享,推动前沿共性关键技术攻关,着力打造开放型协同创新平台。二是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创新主体培育,强化创新原始动力,推动研发型企业跨城市分布,充分做好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推进多渠道研发投入,完善企业创新服务体系。三是全面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优化创新人才发展环境,完善人才在粤港澳大湾区中跨城市流动服务机制,打造创新人才高地。四是深化知识产权保护顶层设计,紧跟产业创新变动趋势,协同加强产品与服务的新型化、复杂化、高技术化研究,切实强化产业链全链条保护,打造粤港澳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高地,共同深度参与国际创新合作。

(三)协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共同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发挥东莞、佛山、中山、肇庆、惠州制造业优势,积极革新制造技术,提升制造业综合竞争力,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集群。发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一线城市优势,巩固提升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推动横琴、河套、前海片区战略性产业前瞻性布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价值链整体跃升。三是共建更具影响力的现代服务经济中心。各城市、各都市圈积极对标港澳专业化服务业发展,推动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四是协作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优化海洋经济布局与要素配置,形成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海洋产业发展体系,提升中山、珠海海洋装备、船舶制造生产效率与低碳绿色化程度,促进深圳、香港、澳门海洋金融应用,加快横琴、河套、光明片区海洋生物医药发展,打造粤港澳海洋特色文化高地,打造以惠州巽寮湾、珠海横琴片区为重点的阳光海岸带,共建世界级滨海旅游文体中心。五是推动各城市总部经济建设,利用好资源,合理规划总部基地建设。增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加快总部企业落户,同时侧重发展基于本市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四)共建共享宜居都市圈

一是协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统筹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联合推动高等教育高水平发展,聚力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积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跨地区教育合作,推动教育资源共享联网,共同构建高质量教育服务体系。二是联动推进卫生健康养老资源共享。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各都市圈医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深化公共卫生健康合作,携手防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扩大优质医疗资源覆盖面,推进医疗资源共享。深化“医院+高校”合作模式,充分发挥联动合作优势。增加高质量养老、托育服务供给,防范老龄化问题冲击。三是加快就业和社会保障接轨。共同促进高质量就业,建立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加强跨市域安居住房协同发展。四是加强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加强传统技艺传承,并以广府文化为核心,在城市历史底蕴中融入新时代新特点,大力发展文创产业,增强非遗文化赓续能力。

(五)打造生态美丽大湾区

一是共建一体化绿色生态网络。以珠江流域为核心,重点保护北部流域生态发展区和深圳红树林保护区,提高南沙自贸区生活生产污水排放处理能力,解决珠江西岸工业污水循环利用问题,筑牢绿色屏障,加强各都市圈生态保护,共保共享都市圈生态系统。二是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联合推动大湾区生产和生活绿色化,共同促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提高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保护已有绿地面积。三是建立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健全珠江流域生态环保联动机制,完善大湾区生态环境一体化政策体系,提升环境质量监测一体化水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四是以城市特色为基础,加强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彰显大湾区不同城市亮点。努力扩大城乡居民休闲、健身场所,提升居民幸福感。

(六)构筑区域合作开放新格局

一是深化与港澳交流与合作。着力促进规则衔接和要素便捷流动,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推进科技创新合作,推动民生融合。优化前海片区、横琴片区、南沙片区、河套片区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侨资进入。二是深化各都市圈联动发展,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位置优势,借鉴深汕合作区“飞地”合作模式,打破大湾区发展壁垒,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湛茂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交流合作、协调联动。促进大湾区和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三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对接好东南亚贸易路线与服务,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七)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一是完善城乡融合形态。构建特色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建设美丽乡村,打造功能强大的城市中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强化镇、村内生发展动力,完善城乡融合形态。二是促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财政金融保障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加快补齐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托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三是落实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搭建城乡协同发展平台。打造优势特色农业发展平台,拓宽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渠道。全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发挥好先进乡村的示范作用,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四是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南沙)改革创新研究院课题组

进一步助推京津冀交界地区产业协同

摘要: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京津冀交界地区的产业协同面临产业投资关联不足、产业链协同性欠佳,创新转化能力滞后、核心-边缘断崖突出、生产要素配置扭曲、区域市场分割存在等现实问题。为进一步助推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构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建议构筑产业公地、分类共建区域性产业集群,培育科创走廊、修补完善都市圈创新网络,打破行政壁垒、加快建设一体化区域市场。

关键词:省际交界地区,京津冀,产业协同,区域一体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省际交界地区作为两个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在行政边界的交界处所构成的特定地理空间,大都呈现边缘和滞后的发展特征,内部要素流动成本较高,经济社会发展协同难度较大[1]。为提升区域合作层次和水平,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省际交界地区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新机制。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印发《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等相关文件,大力推动交界地区合作发展。省际交界地区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的重要抓手。推动交界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迈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区域重大战略,近10年取得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市人口调控与布局优化等重大进展,但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等领域仍存在一定短板,区域经济增长乏力[2],交界地区更是区域分工合作的薄弱环节和重要突破口[3]。京津冀交界地区包括43个县市区单元,区域总面积7.12万平方千米,2022年常住人口总量约为2988万,涉及京津冀西北部生态涵养区和中部核心功能区,经济活动属性复杂,人口密集。围绕产业活动这一对区域经济整体水平和未来走向有关键影响的环节[4],加快完善交界地区产业协同发展机制,有助于打破省际交界地区的边缘化格局,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重要增长极。

一、交界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概念框架

(一)概念内涵

京津冀交界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属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范畴,可理解为交界地区通过产业体系子系统内部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合作,促使不同要素在发展规模、质量、结构等层次上优化提升,从而实现总系统朝着更加良好有序的状态演进。

耗散结构论、博弈论、协同论等构成了京津冀交界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耗散结构论强调系统的自组织和复杂性,认为当系统处于远离平衡状态、存在能量和物质流动的条件下,倾向于自组织和产生新的结构[5]。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中,各产业和企业可通过建立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和合作网络等自组织形式,共同创造新的机会和价值。

博弈论研究个体、组织等决策制定者在有竞争或合作关系下进行策略选择。“合作博弈”的概念,强调了通过合作实现双赢的机会[6]

协同论则是区域协同发展研究的主要理论渊源[7]。其中,协同一词来源古希腊语,有协调、整合、优化的含义,主要指系统相关要素的横向协调与配合,最终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或状态[8]。德国学者哈肯在结合系统论、耗散结构论等理论基础上,首次提出协同学的概念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组成系统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协同效应、决定系统整体行为,区域协同可通过统一合作性、共生整合性和资源互利性促成资源整合效应[9]。与协同相对应的,发展主要是指系统内部纵向的不断更迭,向更为高级有序的方向演进[10]

(二)分析框架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的结构、企业的行为以及市场的竞争程度共同影响着产业效率和产出[11]。优化产业实体的结构,提升其生产效率,是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

科技创新是推动区域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关键,包括新技术研发、创新产品推出以及创新模式探索等。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能够带来生产率提高和新产业诞生[12]。《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决定》已明确要求深化区域产业协作,强化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统一市场则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关注打破地域和行业壁垒。经济一体化理论指出,统一市场能够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提高市场效率和增强市场的包容性[13]。《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举措》提出,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重点推动人才发展、城乡建设用地、技术要素市场3个方面的协商合作,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将各类要素配置到边际收益较高的生产环节。

产业协同发展本质上是各子系统关联互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14]。作为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要求各子系统的功能相互关联,以达成一致的目标并确保协同治理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是产业实体面对的挑战和需求促使科技创新。同时,科技创新能够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催生新的增长点,两者的良性互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质量优化。

二是科技创新推动市场的多样化;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基础。

三是统一市场与产业实体之间的互动同样重要。统一市场为产业实体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商业机会,而产业实体的成长、配合和协作提高产业链的整体效能,增强市场的活力和规模。

3个子系统从不同方面共同作用于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完整的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框架(见图1)。当其中一个或多个子系统状态不佳时,便可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负面影响,甚至触发连锁反应。考虑到子系统的健康状态是其相互补充支持形成正向协同效应的前提,由于省际交界地区受到区划边界背后行政壁垒的影响,子系统发育程度较低[15],建立产业实体、科技创新和统一市场构成的交界地区产业协同三维分析框架。

二、京津冀交界地区经济发展总体特征

(一)经济面临总体水平较低的承压期

在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的情况下,京津冀交界地区经济承压前行。

1.生产方面。2022年,交界地区GDP27375亿元,占京津冀GDP27.3%,与其占3省总面积比重32.6%相比较低,反映出交界地区的产值密度和经济效率尚有较大提升空间。2010—2022年,京津冀3省人均GDP38 119元增加至91270元,年均增速7. 5%;而交界地区人均GDP52 457元增加至91624元,年均增速4.7%,低于前者2.8个百分点。结合2010年交界地区占京津冀GDP比重为34.1%,可以看出过去十多年,交界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2.消费方面。受疫情冲击等因素制约,2022年,交界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7838亿元,比上年减少231亿元,增速为-2. 9%,下降8.8个百分点,消费领域恢复仍显乏力。

总体而言,京津冀交界地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需围绕生产、消费等方面联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区域仍处内部悬殊的徘徊期

交界地区长期徘徊在内部各县市区发展不均衡的状态,经济发展的洼地与断点并存。

伴随着沿京津、京唐秦发展轴的基础设施完善,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靠近主发展轴的县市区维持了较高的人均GDP水平。但是,河北怀来、兴隆等远离轴线的县市区发展长期落后于前者,凝滞形成洼地困境(见图2)。2010—2022年,北京市人均GDP增速约为7.68%,而53%的环京县市区人均GDP增速较低,环京贫困带的困境仍有待改善。

与此同时,发展轴线存在“断点”难题。滨海新区、北京顺义区、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县市区作为人均GDP高值区域呈现出强劲发展态势,北京通州区、河北香河县、天津宝坻区等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仍需加密接续点构筑强大的区域轴线。

(三)产业进入转型升级调整攻坚期

交界地区工业结构的加速调整缩小了地区的产业阶段落差,形成新的发展瓶颈。

2010—2022年,交界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由6.657.835.6调整为4.440.455.2,表现为第二产业占比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占比显著上升。

分县市区看,202225.6%的县市区仍以二产为主,其余县市区则以三产为主,其中,17个县完成了产业结构从二三一三二一的转换(见图3)。

随着产业发展阶段的调整,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县市区面临资本积累压力、消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及资源高强度使用的生态压力。接近20%的县市区的第二产业产值及占比齐降,二产对经济总量贡献率出现倒挂现象。如河北赤城县工业增长以采矿业为主,由于区域定位和环保政策等要求,经历小型矿业企业关停整顿和规上企业运转不畅,二产增加值从2010年的20.9亿元跌落至2022年的7.5亿元。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大部分县市区面临优化提升问题,制造业亟待转向产业层次和技术含量更高的发展阶段。

三、产业协同取得积极成效

(一)政策手段持续引领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部委与地方政府协同推进,构建了支持交界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2023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座谈会强调,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在以行政区管理经济为主的背景下,京津冀交界地区既是矛盾集中地,也是区域合作前沿阵地和桥头堡。

1.顶层设计方面。《关于加强京冀交界地区规划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等文件陆续印发,为促进区域产业协同、避免同质竞争提供战略引领。

2.空间规划方面。2023年上半年,河北北三县、天津武清区交界地区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方案公示,年底前全面完成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审查报批工作,从而构筑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格局,为产业协同分工与联动发展夯实空间基础。

3.政策支持措施方面。三省市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跨行政区产业合作利益共享的政策。北京通州区与河北三县推出税收优惠与分享政策,累计交换百万余条重点项目信息,同时,签署区域合作协议,如《通武廊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试点示范合作协议》等。

(二)管理体制日益完善

协同工作机制和专门管理机构的完善推动了产业合作的落地落实。20237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正式揭牌成立,聚焦跨区域、跨领域重点事项,协调督促各专题工作组具体任务落地实施。同年9月,京津冀产业协同专题工作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产业协同专题工作组2023年工作要点及京津冀产业协同专题工作组工作机制。

在三省市层面明确产业协同工作任务的背景下,交界地区在跨区域合作的管理体制方面展开了具体探索。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为例,其作为北京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共同派出机构,负责统筹临空经济区的产业准入标准及相关政策,承担了协调推动产业空间布局、落实利益共享分配机制的职能。此外,区域协会联盟的成立也加强了产业互动合作。如北京通州区、天津武清区、河北廊坊市成立“通武廊旅游合作联盟”,建立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共同推进“通武廊运河旅游带”建设等。

(三)平台建设多点推进

在北京积极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背景下,交界地区产业承接转移、对接协作有序开展。以跨界联系最密切的北京通州-河北廊坊北三县为例,两地连续5年共同举办项目推介洽谈会,累计签约合作项目211个,意向投资额累计超过1500亿元,2019—2022年签约项目落地率已达85%

高质量、多元化的产业重点承接平台建设进一步为聚合区域产业资源、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提供良好载体。根据2023年发布的《京津冀产业合作重点平台目录》,京津冀确定了50家特色鲜明、营商环境好、承接能力强、与北京产业链紧密衔接的重点平台。其中,交界地区的平台数占32%,包括北京亦庄永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河北香河经济开发区等18家。

按平台类型看,分别拥有2家协同创新平台、12家现代制造业平台、3家服务业平台和1家农业合作平台,涉及范围广泛,涵盖了汽车制造、新能源科技、大数据产业、健康产业、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当前,交界地区在多地多领域加速形成一批高水平产业承接平台,要素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增强。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投资关联不足,产业链协同性欠佳

1.京津冀产业投资关联以自身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投资为主导,交界地区吸引资本能力较弱。根据企查查平台两市一省上市公司投资企业数据,截至2023年底,京津冀范围内的累计认缴出资额约3.9万亿元,其中,北京-北京、天津-天津、河北-河北的累计认缴出资额约2.3万亿元,约占总体的60%。企业通过设立分支机构,实现资源整合、市场扩展、产业链优化等,进一步塑造了区域产业分工网络。

基于企业总公司-分支机构数据考察产业关联情况,从整个区域看,2023年京津冀企业共设立分支机构32914家,其中,跨区域设立异地分支机构4833家,占比仅14%左右。北京在自身市域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9898家,约为北京-天津的13倍、北京-河北的3.5倍;天津在自身市域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2462家,约为天津-北京的10倍、天津-河北的4倍;河北在省域内设立分支机构15721家,约为河北-北京的68倍、河北-天津的126倍。从交界地区看,共设立1258家分支机构,占总体的3.8%。总体而言,两市一省在整个京津冀范围内的投资呈现高度集中于自家“一亩三分地”的特征,交界地区仍处于产业投资联系的低值状态。

以交界地区43个县市区范围内、截至202312月仍存续、有分支机构的非小微型上市企业为样本,收集其控股公司的地域属性和注册资本数据,基于上市公司总部-控股公司的资金,流构建投资关联网络(见图4)。从交界地区投资关联网络看,县市区间的投资呈现近域集中且随距离衰减的特征。企业关联度排名前3的县市区对分别为顺义区-大兴区、固安县-广阳区、固安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均属于同一市域内的相互联系,表明交界地区产业链对外依赖度不高、外溢明显不足。

进一步选择京津除交界地区外的其他县市区范围内的同类企业,收集其对外投资联系终点的地域属性,构建投资关联网络(见图5)。从京津其他县市区及对交界地区的投资关联网络看,京津的投资仍然呈现高度集中于自家一亩三分地的特征,同一省级行政区内的中心城区相互联系最为紧密,中心城区与本省级行政区内的交界县市区联系次之,再次是京津之间的联系,河北交界地区吸收投资总体处于劣势。

2.交界地区存在产业同质化发展而陷入恶性竞争的风险。由于顶层设计未明确重点产业的区域布局,各地在主导产业选择上出现趋同性,制约了产业链的区域协同发展。从各县市区的十四五规划看,多地均提出重点发展以新一代通信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为主的第二产业,重点发展包括休闲文旅、康养产业等的第三产业(见图6),较少对产业内部做进一步的细分定位。

产业规划的大幅度重合容易导致各地政府部门、产业园区在招商引资等环节产生过度竞争,并使得资金、土地、技术等资源分散与效率低下,降低区域竞争力。有必要更加深入开展产业规划和协同工作,以明确产业链各环节的分工,提高整个区域的产业协同效应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产业链研发-制造的上下游关系尚未明晰。对比2010—20162017—2023年的情况,北京交界地区分别新增6331091家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天津新增28484008家,河北新增31404360家。河北交界地区虽然拥有数量最多的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制造业新增企业,但增长速度不如京津的交界地区,新增规模占比由47. 4%下滑至46.1%,北京交界地区的占比则由9.6%上升至11.5%。这说明,北京仍保持对制造业企业的强吸引力,而河北交界地区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活力弱于京津,制造业聚集趋势不明显。考虑到北京拥有全国顶级技术策源地的地位,而自身所承载的制造业规模相对有限。当前,亟须提高周边县市区的产业承载力,完善制造业产业链条,以满足成果低成本转化的需求。

(二)创新转化能力滞后,核心-边缘断崖突出

交界地区源头创新动力不足,转化支撑能力薄弱。京津冀地区虽然汇聚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但区域内创新分工模式尚未明确,创新链产业链间的对接融合不充分[16]。就重点实验室、高等院校等知识创新主体而言,当前京津冀区域内66%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40%的本科层次高等院校集中于京津中心城区,而交界地区分别约占28%

一是从应用孵化或批量生产看,京津冀区域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以及主要的专精特新、独角兽、高新技术等企业分布也以京津中心城区为核心。

二是在河北石家庄、保定、唐山的几个县市区形成一定规模集聚。更大范围内,则存在着普遍的塌陷地带。京津中心城区科技创新资源高度丰富,知识创造能力突出,但交界地区无法为创新源点提供承接和支撑,科技研发成果近域转化不足。“创新断崖”现象凸显,整体效益提升受阻。截至2023年底,交界地区中的滨海新区、昌平区、大兴区,分别拥有3 36326222415家存续或在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排名靠后的县市区,河北赤城县、鹰手营子矿区仅拥有个位数的高新企业,首尾两端的数量差距在百倍以上。根据创新创业指数[17],交界地区内部在企业家、资本与技术3大核心要素表征的创新创业活力方面存在明显差距,顺义、大兴、通州等7个北京区级单元和滨海新区的指数值接近最大值100,其后的北京房山、密云、平谷,天津武清、西青区等在95以上,河北的则大部分处于90以下。这说明,北京交界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力与绩效最强,天津交界地区次之,河北整体偏弱。

此外,北京集聚了最多的大专及以上人才,天津次之,而河北的人才集聚度则位于较低水平[18]。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资源主要聚集在北京和天津两地,河北存在较大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才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科技创新对产业集聚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9],但科技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和创新能力差异将限制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形成木桶效应,使得区域创新分工不畅,影响经济协同发展质量[20]

(三)生产要素配置扭曲,区域市场分割存在

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尚未完全破除,阻碍了区域统一要素市场的发展。区域统一市场通常是在一个地理区域内,通过协调和整合经济政策、贸易规则、市场准入和其他相关要素,创造相对一致和无障碍的商业环境。

在地方保护的情形下,差异化的法规标准、对本地企业的政策偏袒等将造成企业经营成本和复杂性上升、跨地区经济活动规模效益受限。同时,行政垄断意味着特定企业或行业可能获得政府支持而其他竞争者则被排除在外,导致资源分配不公,阻碍要素市场的平等竞争。

以土地要素为例,与招拍挂方式进行国有土地出让相比,协议出让的运作过程脱离市场,通常仅有少数开发商有机会与出让方谈判。由于竞争性和公开性不足,协议出让可能使得土地出让价格低于一般市场价,进而成为地方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破坏公平竞争环境与区域统一市场的发展。

2010—2023年,京津冀交界地区土地市场化程度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对用途与产业发展关联紧密的出让地块进行统计,招拍挂占比由2010年的76.5%上升至2019年的高点95.2%,随后下降至2023年的80.3%2023年,协议出让占比为19.7%,回到2010年水平(见图7)。为避免生产要素市场分割阻碍产业的良性竞争和协同发展,未来应重点关注对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的监管,推动法规标准统一化,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五、发展策略

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亟须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等要素条件,进一步谋划提升京津冀交界地区产业协同质量,培育壮大区域发展新动能。一方面,交界地区涵盖地域范围广阔,各县市区在自然、人文、经济等方面差异较大,面临差异化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区域核心城市间的距离超过同城化分工的有效空间阈值,且行政边界的存在造成远大于空间距离的“制度距离”[21]。在上述情形下,应立足错位发展-重点突破-系统提升的总体思路,基于比较优势合理配置各地资源,基于点轴增长有机衔接区域轴线,基于木桶原理建立健全发展机制,从产业实体、科技创新与统一市场发展的角度,采取系列化的综合措施,为京津冀交界地区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动能,进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一)构筑产业公地,分类共建区域性产业集群

构筑共享产业公地,大力支持跨区域产业协同。

1.构筑政策公地。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建立联络机构等方式完善政府间协调机制,以税收优惠、财政支持、降低信贷门槛等相关政策协同激励资本与技术流入,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政策从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科技园向河北涿州、固安等周边产业功能区推广。

2.构筑技术公地。以汽车、装备制造等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升为导向,打造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如,铸造、精密加工是汽车和重型装备、科学仪器、先进材料等多种产业的公共平台,应围绕行业缄默知识的平台形成通用产业技术能力,完善区域核心产业供应链条。

3.构筑服务公地。建立扁平化的线上公共服务平台、公共知识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促进创新公共服务环境从中关村等核心源区向交界地区延伸,推动交界地区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向规模化、高端化转变。

4.分类建设毗邻合作示范区,错位培育区域性产业集群。作为未来产业转型的关键节点,次区域是自下而上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支撑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对于贯通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武廊应服务京津科技创新走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北京延庆区,河北怀来县、赤城县等谋划长城历史文化带、冰雪旅游文化产业带建设,构建新文旅示范区;北京平谷区、天津蓟州区、河北兴隆县等合作探索从生态管控区到生态价值转化示范基地转变。

5.明确交界地区政府主体责任。聚焦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京津冀重点产业链,一链一策制定协同配套政策,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促进制造业集群的多元成长。京津走廊依托中关村通州园、西青区和滨海新区等园区,打造以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京唐秦廊道依托中关村房山园等,打造以机器人、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为主要产业类型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包括滨海新区高端装备产业集群等。河北张承地区依托怀来大数据基地等,发展绿色算力等产业,同时,打造优质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等。

(二)培育科创走廊,修补完善都市圈创新网络

1.重点培育创新产业发展走廊。走廊拓展式是当前全球大都市与周边地区创新联动的主要方式,具有依托交通要道、文化开放包容、制度示范引领、科技资源高度集聚的特征[22]

交界地区应抓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制造业产业链集聚等机遇,在突出京津走廊核心地位的同时,积极推动京雄等近域创新走廊的形成。通过强化创新资本投资、夯实创新人才储备,推动武清区等关键节点的创新能力提升和外溢,形成交界地区搭建创新合作桥梁的重要枢纽。

依托基础设施束,支持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在创新走廊节点县市区的布局。引导中试、转化以及生产环节趋向城镇走廊,共建分支机构、概念验证中心、技术熟化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多元化科创平台集群,形成“研发-转化-生产专业分工的近域扩散。

同时,建构多元主体协作的创新流空间,鼓励知识和技术的跨界转移,充分依托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源头创新优势,加强金融中介机构在拓宽资本渠道的催化作用,加大政府对人才引进等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政产学研用合作机制,为创新联系提供机会和保障。

2.修补完善都市圈创新网络。

一是加强区域内创新成果流通渠道建设,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融合。探索创新成果输出地与承接地间的协作机制,改善制造业集聚区域缺乏科技研发成果支撑的局面,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手段推动传统产业“强链”“补链”“延链”。

二是强化就地转化的综合创新基地。聚焦汽车装备、钢铁化工、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产业,重点发挥已有重点产业功能区的作用,通过共建技术研发创新中心,形成广域转化、节点对接的创新网络。

三是培育高度灵活、自由流动的众创社区。以中关村创业大街为典范,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模式,推动创业公共服务体系向区域延伸,重点在北京新城、滨海新区等地打造社区和街区为基础的多样化众创空间,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四是鼓励传统园区转型。充分利用存量用地和低效用地创造低成本创新创业平台。在交界地区工业园区规模较大的县市区开展试点,推动现有工业园区的功能置换。在符合生态环境指标和相关国家政策前提下,鼓励合理的土地混合使用,对文化创意、科技研发、展览艺术等创新性功能提供优惠贴息等多种鼓励政策,实现旧区改建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机结合。

(三)打破行政壁垒,加快建设一体化区域市场

以完善法规监管、工作会商、信息共享等机制为保障,横向打破行政壁垒。

1.健全政策法规和监管体系。加强交界地区公共政策协同和标准衔接,统筹制定企业准入、经营、退出管理的专项政策,平等对待不同地区市场主体,同步降低投资创业门槛。探索设立负责协调和监督跨区域市场运作的组织机构,持续优化涉及多部门联合办理事项的工作流程,确保营商环境公平、透明、高效。

2.健全工作会商制度。组建跨区域的产业协同工作组,建立产业协同发展规划,推动多层次的产业链合作和联合招商。

3.推动跨区域信息交流与数据共享。健全企业登记档案异地查询、营业执照申办等企业生产经营事项一站式办理,共享市场需求、资源分布和政策变化等关键数据,降低跨区域合作的不确定性。以基础设施共联、品牌建设互促、消费环境同建等为支撑,纵深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

4.推动交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和衔接。落实通武廊市域郊铁路等高等级廊道建设,超前布局大数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联合共建交界地区数据汇聚交互基地。

5.完善跨区域品牌建设支持体系。制定统一的品质标准和认证程序,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品牌推广和营销,鼓励不同地区企业共建品牌合作联盟,实现资源共享、技术创新以及市场拓展。

6.积极承接京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建立物流、仓储、配送等资源协作平台,统筹文旅、体育、科技等特色资源,协力共办促消费活动,增强区域一体化市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注释:

①京津冀交界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市10个市辖区(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天津市7个市辖区(武清、西青、宝坻、滨海新区、宁河、静海、蓟州)以及廊坊市(大城县、文安县、固安县、香河县、霸州市、永清县、三河市、安次区、广阳区、大厂回族自治县)、保定市(涞水县、涿州市)、张家口市(涿鹿县、赤城县、怀来县)、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丰宁满族自治县、鹰手营子矿区)、唐山市(玉田县、遵化市、丰润区和丰南区)和沧州市(青县、黄骅市)等6个河北省地级市的26个县市区单元。

参考文献:

[1]曾冰.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湘鄂赣省际交界区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20406):900-907.

[2]李国平,吕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回顾及展望[J].河北学刊,2024441):60-69.

[3]刘敏,常非凡,毕小硕.推动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合作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229):54-61.

[4]陈亮,倪静.知识集成与产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机理与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232):196-205.

[5]NOMALER ÖVERSPAGEN B. Complexity research in economicspastpresent and future[R]. Working Paper Series2022.

[6]SHENG JZHOU WZHU B. The coordination of stakeholder interest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lessons from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0249):119-385.

[7]方创琳.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规律性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7361):15-24.

[8]陈浩,罗力菲.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京津冀例证[J].改革,20235):105-123.

[9]HAKEN H. Synergetics[J]. Physics Bulletin1977289):412.

[10]范文晓,沈丽.中国科技金融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38):103-116.

[11]侯彦全,张兆泽.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促进组织的理论基础、主体选择与实践探析[J].产业经济评论,20225):189-200.

[12]JONES C I.Paul romerideasnonrivalryand endogenous growth[J].Scand J Econ20191213):859-883.

[13]GLODOWSKA APERA B.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integration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real convergenceThe experience of the CEE countries[J]. Economies201972):54.

[14]付保宗,盛朝迅,徐建伟,等.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94):41-5297.

[15]董雪兵,崔宁.市场分割与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3439):69-84.

[16]李峰.“中国制造2025”与京津冀制造产业协同发展[J].当代经济管理,2016387):75-78.

[17]戴若尘,祝仲坤,张晓波.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构建与空间格局:1990—2020[J].经济科学,20241):5-34.

[18]王福世.城市群人才集聚、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2023394):71-74.

[19]GAO L HWANG G QZHANG J.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spatial durbin modelevidence from beijing-tianjin-hebei economic circle in china[J]. Complexity20211-10

[20]李峰,王丹迪.积极促进京津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239):71-7785.

[21]赵燕菁.关于设立京津冀非首都职能承载地的建议[J].北京规划建设,20201):144-147.

[22]毛艳华.科创走廊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人民论坛,202210):92-95.

作者信息:戴林琳,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可持续发展;罗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土空间规划。

通讯作者;郑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处长、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发展、应急管理。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戴林琳 罗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郑憩

中部地区崛起20年:成就、问题和建议

20243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努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不断取得新成效。

一、中部地区崛起的成就

2004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近2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部6省奋力拼搏,竞相发展,三基地、一枢纽的战略地位更加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一)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004—2023年的20年,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除2020年受疫情影响外,其他年份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7年经济增速名列4大板块之首。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1%提高到21.6%,提高了2.5个百分点,有3个省的经济总量进入全国前10名。

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如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外贸进出口总额的增速,也超过全国平均增速,占比不断提升。

产业结构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15.442.342.3调整至8.239.852.0;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7%提高至21.6%

产业体系更加完备,拥有全部41个行业大类,培育形成轨道交通、生物医药、下一代信息网络等18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部分行业在全国乃至全球领先。

(二)科技实力显著增强,创新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合肥、汉江国家实验室挂牌运营,杂交水稻、隧道掘进等领域的4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完成优化重组,12个大科学装置落地。科技研发投入的占比稳步提高,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8%。科技创新引领高地建设成果丰硕,催生8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比重超20%90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持续推进,涉及装备制造、原材料、消费品、电子信息等主要行业以及新产业、新业态等重点领域,示范基地中累计培育认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82家。

(三)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性增强,绿色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物流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进,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55个,占全国25.9%。铁路和高速铁路网网络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80%71%,差距不断缩小。区域互动增强,中部6省分别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了要素流动、比较优势的交换和产业梯度转移。以都市圈为引领的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1.7%,与全国差距缩小,形成了若干带动力较强的新的增长极。粮食总产量稳定在4000亿斤左右,约占全国的30%。城乡收入差距由2005年的2.86缩小到2023年的2. 18,较东部、西部分别低0.110.29个百分点。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煤炭先进产能占比约50%,风电光伏发电装机总量达到2.3亿千瓦,占全国比重为21.9%。累计创建98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1195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占全国比重分别是26.4%23.5%。有4个省的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水平,水环境治理取得实质性突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四)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民生改善效果显著

2013—2023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3万元增加到3. 35万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从83.4%提高到85%,并在2022年首次超过东北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08万元增加到2. 34万元,相当全国平均水平的87%。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增设博士点、硕士点。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持续增强。2019—2023年,医疗卫生机构数由26.9万家增加到27.9万家,约占全国的27%;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由0.55亿人增加到1.85亿人,约占全国的33.7%。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新进展,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大别山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态势良好。

(五)改革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支持民营企业加快发展,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2004年以来,中部地区的民营企业数量从不足40万发展到现在的800多万个,企业法人数从2010年的108万个增加到现在的700多万个,占全国的比重均有提高。安徽、湖北、湖南等省营商环境改善明显。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高标准推进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制度创新成果持续涌现,4个自贸试验区共45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累计支持中部地区设立5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南《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总体方案》。国内外客货运航线、远洋滚装航线逐年增长。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5万列,占全国的21.5%,辐射欧洲超过20个国家约200个城市,企业通关时间由12天压减到35小时。

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中部地区的发展整体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既存在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三化”发展不够协调等老问题,在国内外形势变化情况下,又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体系不够完善,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任务繁重

中部地区资源加工型产业比重较大,整体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来,尽管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又面临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这些新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产业的发展受到国内土地、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升高和传统市场饱和的双向挤压,同时,面临周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崛起的竞争,部分行业外迁转移迹象明显。

二是中部地区着力培育的智能制造、光电子信息、存储芯片等高新技术产业刚发展起来,又受到美西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打压,产业升级难度陡增。

此外,中部6省竞相发展,也存在产业结构雷同、供应链配套能力不够、价值链提升难度大等问题。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创新的策源能力、协同性和对产业的带动引领能力有待提升

中部地区集聚国内外高端创新资源,以及自身的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不强,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重大科创平台布局上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在核心零部件、核心软件、关键材料、关键检测设备等“卡脖子”领域的攻关能力亟须加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特别是创新领军人才不足,双一流大学仅占全国总数的12. 2%。创新投入强度不高,如2022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除安徽省外,其他各省均低于全国2.54%的平均水平,最低的仅有1.07%

此外,有限的创新力量尚未形成合力,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协同开展创新的力度不够,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不突出,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三)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难度大,“三化”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确立

中部地区是我国“三农”问题的典型代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难的就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关键是看能不能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的协调发展。

过去,沿海一些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了,但大量耕地“农转非”、粮食产能产量严重滑坡,粮食的自给率大幅下降,是“三化”不协调的突出表现。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粮食调出量仅次于东北,如果中部地区崛起重蹈覆辙,将直接危及到国家粮食安全。中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常年占全国的30%左右,但近年来略有下降,这个苗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此外,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地区消费能力偏低,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偏弱、中小学生的教育支出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等,也是“三化”不协调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

(四)城市群和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区域优势尚未真正发挥出来

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偏低,城镇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5个百分点。这些年,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开始崛起,但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区域整体发展的带动能力不强。中部地区一些特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与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形成鲜明对照。县域经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突出,难以满足农村转移人口就近城市化的需求。区域内各省以及省内不同地区的发展呈现分化态势,特别是在疫情后恢复阶段,中部地区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比2019年有所下降,也应引起注意。

(五)“赶”与“转”的矛盾依旧比较突出,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存在短板和制约

应充分认识到,中部地区现在的崛起发展,与当年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相比,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大不相同。东部沿海快速发展时期并没有提出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而新时代中部地区的崛起,却必须同时面对“赶”与“转”的双重任务。“赶”,就是赶超,要求中部地区的发展必须保持一定速度,以缩小与东部的差距;“转”,就是要实现转型发展,从过去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到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上来,也就是说,中部地区不能走过去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后治理”、“先粗放、后集约”的老路。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部地区的“赶”与“转”都面临着压力:实现赶超发展就要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克服整体经济下行的压力;而转变发展方式,无论是转换发展的动力结构,还是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就必须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这些无疑增加了中部地区崛起的难度。

(六)培育市场主体、改善营商环境、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相对于东部,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占比普遍偏高,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每千人市场主体数量、每万人企业数量,以及整体的市场化水平,与发达省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在建立统一市场、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存在制度性壁垒、政府办事效率不高、企业不公平竞争、行政干预较多等问题。尽管中部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但由于交通运输存在堵点、物流成本相对较高、劳动力素质偏低,以及市场体系和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通道经济”现象仍然存在,说明吸引外来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仍需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扎实有效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并作出全面部署,为中部地区崛起不断取得新成效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紧紧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

中部地区推进新型工业化有较大潜力,还有许多文章可做,不能过早去工业化,应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中部地区传统产业量大面广,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底盘和支撑,是吸纳就业的重点领域,不能一说转型升级就放弃了。应充分利用国家新出台的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支持政策,加快传统产业生产流程、工艺、装备的更新改造,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重塑这些产业的竞争新优势,特别是把供应链的高端环节留在国内。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点打造武汉光谷、合肥声谷、先进光源、量子科技、湖南工程制造、河南江西电子产业、山西新材料,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发展产业集群,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深入实施科教人才战略,持续推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要加快要素投入结构、发展动能的转换,核心是推进经济增长从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上讲,靠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能力建设。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支持企业自建、共建创新中心,落实研发经费加计扣除政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扩大科研院所自主权,实行“揭榜挂帅”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科技人员兼职创业。搭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平台,鼓励省部共建,把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集成结合起来,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支持中部地区人才引进和创办一流大学,国家布局重点实验室和大科技装置要向中西部倾斜。

(三)加强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有序推进区域合作和承接产业转移

中部地区崛起不仅要靠自身努力,而且应靠区域合作,借力打力。过去的经验说明,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很多是靠省外境内资金的引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是靠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人才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很多是靠发达地区的辐射和带动。区域合作是双向的,对双方都有利。应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惯性,把加强区域合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安徽应主动对接长三角,湖南、江西主动融入珠三角,山西主动融入京津冀,河南和湖南主动融入黄河战略和长江战略,加强协调联动,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和“三化”协调发展,夯实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基础。中部地区的发展一定要牢牢守住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的底线,扛牢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切实保护耕地,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种业、农机关键技术研发,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提升粮食产能,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主产区的奖补支持力度,免除主产区公益类项目投资的地方配套。同时,按照2024年中央1号文件的要求,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让主产区抓粮不吃亏,让农民种粮有钱可赚。

(四)处理好“赶”与“转”的关系,加快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把“赶”与“转”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在“赶”中“转”、在“转”中“赶”。转变发展方式有两个着力点。一个是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再一个就是推进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在这方面也有一个体制机制创新的问题。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应建立“谁破坏谁修复、谁受益谁补偿”的机制。实现“双碳”目标,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实行行政性考核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碳市场,发展碳交易,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全社会和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五)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打造更有竞争力的内陆开放新高地

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只有打破束缚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更加充分的公平竞争条件,才能让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才能通过充分竞争形成全社会激励创新的环境和氛围。中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偏低,行政干预较多,更是要高度重视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重点做好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市场公平竞争,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3篇大文章。在对外开放方面,整合开放平台,创新开放形式,推动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通过比较优势的交换,赢得新的发展机会,同时倒逼自身的改革。

注释:

①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作者信息:杜鹰,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参事室、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 杜鹰

企业管理
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探究

一、前言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信息化管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企业面临的竞争和挑战也在不断增加,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信息化管理成为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果的关键手段。本文主要探究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特点、价值、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通过分析信息化管理在优化人力资源流程、提高人才管理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揭示信息化管理如何助力企业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二、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特点

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是近年来企业管理领域内一项重要的创新举措。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信息化管理已经深入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为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和管理质量的提升。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信息化管理极大地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通过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企业可以快速收集、处理和分析大量的人力资源数据,从而在招聘、培训、绩效评估等各个环节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管理,不仅节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也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响应速度和准确性。其次,企业信息化管理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转变。信息化管理使得企业能够科学地分析人力资源数据,为高层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通过对员工绩效数据、人才流动趋势等信息的分析,企业能够准确地进行人才规划和战略布局,从而更好地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再次,信息化管理增强人力资源管理的互动性和员工的参与度[1]。现代人力资源信息系统通常配备有自助服务平台,员工可以通过平台查询个人信息、申请假期、参与培训等,极大地增强员工的参与感和满意度,同时,为人力资源部门和员工之间提供便捷和直接的沟通渠道。最后,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需求也会相应变化。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设计通常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能够快速适应变化,为企业提供持续的支持。

三、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一)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果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企业信息化管理的应用代表现代管理技术的进步,更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信息化手段,企业能够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高效化、精准化和科学化,显著提升整体管理效果。具体来说,信息化管理的应用使得企业能够快速准确地处理大量人力资源数据,包括员工的基本信息、绩效评估、薪酬福利等,数据的有效管理和分析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有助于合理地配置和利用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极大地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通过自动化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信息化系统能够节省大量手工操作时间和减少人为错误,确保数据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对于人力资源部门来说,意味着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任务,如快速完成员工绩效评估报告、及时调整薪酬福利政策等。信息化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深入分析,企业可以发现员工管理和发展的趋势与规律,为制定人力资源长期战略规划提供科学依据[2]。例如,通过分析员工流失数据,企业可以了解到员工流失的主要原因,并据此采取措施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员工满意度,降低人才流失率。企业信息化管理还能增强人力资源管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信息化系统可以公平公正地记录每位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贡献,为薪酬分配、职务晋升等提供公正的依据,从而增强员工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信息化管理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和发展。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远程办公、在线培训等新型工作方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也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二)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流程

信息化管理通过集成和自动化的方式,有效简化和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从招聘、培训、绩效评估到薪酬福利管理等,每个环节都能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高效的管理和运作。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自动化地处理大量的人事数据和流程,减少人为操作,提高数据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例如,在招聘过程中,信息化系统可以自动筛选简历,快速匹配职位需求与应聘者资格,从而大大缩短招聘周期,提高招聘效率。信息化管理系统可以自动追踪和分析招聘渠道的效果,帮助企业优化招聘策略。信息化管理促进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通过设定统一的流程和标准,确保各个部门和员工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操作一致性和规范性,减少管理混乱和误差。同时,标准化的流程也为员工提供明确的指引,增强管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信息化管理支持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时监控和动态调整[3]。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化系统实时监控人力资源的各项指标,如员工出勤、绩效进度等,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管理策略。动态管理方式使企业能够灵活应对市场变化和内部需求,保持人力资源管理的高效率和有效性。信息化管理支持人力资源管理的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人事数据,企业可以洞察员工行为和管理效果,为企业制定人力资源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企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还能够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帮助企业留住优秀人才

通过运用信息化管理工具和系统,企业能够有效地识别、评估和满足员工的需求,从而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降低人才流失率。信息化管理使得企业能够通过数据分析深入了解员工的工作表现、职业发展需求以及满意度等关键指标,帮助管理层制定更为精准和个性化的激励和发展计划,确保员工能够感受到职业成长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4]。信息化管理系统支持灵活多样的工作安排和福利政策。例如,通过信息化系统实现远程办公、灵活的工时安排、在线培训等,以适应不同员工的工作和生活需求。工作方式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能够满足现代职场人才对于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追求,有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企业信息化管理支持建立全面的员工反馈和沟通机制。通过在线调查、反馈平台等信息化工具,企业可以及时收集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员工的困惑和不满,强化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积极的沟通和反馈是留住人才的关键。信息化管理助力打造公平透明的工作环境。利用信息化工具进行绩效管理和薪酬分配,能够确保企业在人才管理和激励上的公平和透明,让每位员工都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努力与企业提供的回报之间的直接联系,增强员工的满意度和留任意愿。

四、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基础建设相对落后

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建设较早,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系统平台技术相对落后,不能很好地支持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需求。原有系统往往缺乏灵活性和扩展性,难以集成新的功能和服务,导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效果受限。数据管理的分散性也是重要问题。在一些企业中,人力资源相关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和部门中,缺乏有效的数据整合和共享机制,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难以实现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分析,影响决策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新技术的应用不足也是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面临的问题。虽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巨大,但许多企业由于缺乏技术和专业人才,或者对新技术的认识不足,导致先进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不广泛,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

(二)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支持力度有待提高

从战略层面看,很多企业未能将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视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在资源分配、战略规划和决策支持方面存在不足。人力资源部门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去推动信息化项目的实施,影响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和优化。从技术支持和服务层面看,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很多企业在信息化系统的运维、技术更新、员工培训等方面投入有限,导致信息系统无法及时适应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需求,或者系统使用效率低下[5]。企业内部对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有效的推动和执行力度。员工对于使用信息化系统的接受度和熟练度不高,信息系统的应用效果不明显,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三)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人员技术水平不足

技术水平不足导致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人员往往难以有效利用信息化工具和系统,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导致数据处理不准确、系统运维不及时以及信息化项目建设滞后等问题,从而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效果。人力资源部门的信息化管理人员如果技术水平不足,将难以跟进最新的信息技术发展,无法及时更新和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使得企业无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优势,而且可能会在竞争中落后,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技术水平不足还会导致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人员在面对系统故障或技术问题时缺乏应对能力,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员工的工作体验。

五、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一)完善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基础建设

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应用中,完善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基础建设是提高企业整体运营效率和竞争力的关键,要求企业更新和升级现有的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还需要通过引入和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和解决方案,如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来加强和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基础。企业应该建立和完善一个集中的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平台,能够覆盖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招聘、培训、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等。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平台要有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还要具备良好的用户体验,确保员工能够轻松地访问和使用。企业需要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确保所有的人力资源信息在存储、传输和处理过程中的安全,包括采用加密技术、访问控制、数据备份和灾难恢复等技术和措施,以防止数据泄露或丢失[6]。企业应该积极探索和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例如,通过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简历筛选和初步面试,可以大大提高招聘效率。利用大数据分析来预测员工流失率和优化人才配置,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和留住人才。企业应该注重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持续更新和优化,不断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行调整和升级,以确保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能够持续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

(二)提高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支持力度

企业需要增加对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的投入,包括财务投资,还包括人员和时间资源的投入。投资应用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或系统,如人力资源信息系统(HRIS)、人力资源管理系统(HRMS)或综合人才管理系统(HCM),可以有效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7]。企业应该加强对人力资源管理团队的培训和技能提升。通过定期的培训和学习,使HR团队能够熟练掌握信息化管理工具的使用,同时对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和应用能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帮助团队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人才管理和决策支持。企业应当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化管理支持团队,包括IT专家、人力资源专家和业务管理专家等,共同协作,确保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与企业的其他业务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数据共享和流程协同,跨部门的合作模式可以最大化地发挥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价值。企业还需要加强对信息化管理系统的维护和更新,确保系统稳定运行,并及时更新以适应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需求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建立反馈机制,收集用户(如员工和管理者)的使用反馈,不断优化和调整信息化管理系统,提高用户满意度。提高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支持力度还需要企业领导层的重视和支持。企业领导层应该充分认识到信息化管理在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和质量中的重要作用,为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提供充分的资源保障和政策支持,确保其顺利实施和持续发展。

(三)提高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人员水平

企业应该制定全面的人才发展计划,明确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人员的能力框架,包括技术能力、业务理解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沟通协作能力等。企业需要组织定期的培训,包括内部培训,也包括外部的专业培训和研讨会。通过培训,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人员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最新的信息技术发展动态,比如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鼓励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人员参与专业组织活动,与同行交流经验,可以帮助其扩展视野,获取新知识,同时也有助于企业建立行业联系,了解最佳实践。为实现人员水平的持续提升,企业还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将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人员的个人发展目标与企业信息化发展战略紧密结合。通过明确的绩效目标和公正的评估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措施,激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应该为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人员提供职业发展路径,如技术提升、职务晋升和跨领域发展等多种选择,帮助人员规划职业生涯,增强其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四)及时健全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

企业需要对现有的组织结构进行评估和优化,确保组织结构能够适应信息化管理的需求,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响应速度,涉及到重新定义部门职责、调整管理层级和优化跨部门协作机制等。企业应该对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优化,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和数字化。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和应用系统,实现信息的集中管理和共享,减少信息孤岛,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企业应该加强对业务流程的监控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流程瓶颈和改进机会,持续优化流程。企业需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和指导,确保员工能够适应新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掌握必要的信息技术应用技能[8],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有助于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在健全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同时,企业还应该注重保持组织文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确保信息化管理变革能够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开放、透明和协作的组织文化,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到信息化管理改革中,共同推动企业的发展。

六、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企业通过实施有效的信息化管理策略,能够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和效果,还能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信息化管理的实施也面临诸多挑战,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支持力度不足、人员技术水平不匹配等问题。因此,企业需要不断完善信息化管理基础建设,提高信息化管理支持力度,强化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以及及时健全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确保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有效应用。同时,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企业信息化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需要进一步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和潜力,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引用

[1]赵聪.关于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新路径探索[J].市场周刊,20243705):166-169.

[2]汪雨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社保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包头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为例[J].办公室业务,202403):100-102.

[3]孙杨,张莉洁,张晨瑞,等.以人为本理念下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及改进策略[J].商场现代化,202404):74-76.

[4]张璐.基于劳动教育的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设计与实践[J].四川劳动保障,202401):72-73.

[5]汤健雄,王紫娟.珠三角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来自广州TYJ公司的案例[J].中国集体经济,202404):137-140.

[6]杨佳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薪酬管理体系现状及改进措施探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401):96-98.

[7]朱正龙.企业战略变革中实现组织定位切换的有效人力资源管理策略[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401):82-84.

[8]彭丽君.国资国企改革背景下国企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J].投资与创业,20243501):92-94.

贵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潘颖

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

摘要:全面预算管理在房地产企业经营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与建设过程中,利用预算促进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不影响企业稳定经营的前提下,为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提供更多资源保障,进一步提高工程项目总体建设水平。基于此,文章将围绕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展开研究,在分析全面预算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从预算组织结构、预算编制、预算管理制度、预算反馈、预算监督考核与激励等方面出发,解析房地产企业如何通过全面预算管理,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预算组织,预算编制,预算反馈

1 引言

房地产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主要指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由于房地产项目的规模大、周期长,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资源,这对企业综合治理能力提出了严格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全面预算管理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满足房地产项目开发及企业经营发展需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全面预算管理被广泛应用在房地产企业中,始终坚持以现金流量预算为基础,以工程项目预算为核心,发挥全面预算管理价值,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然而,全面预算的涉及领域广泛,日常管理中极易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出现预算编制质量低下、预算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阻碍全面预算管理在房地产企业中的合理运用,需要采取有效手段持续改进,为企业未来发展助力。

2 全面预算管理的内涵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现代企业广泛采用的管理模式,重点是围绕预算进行一系列的管理活动,包括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调控、预算考评等。该管理模式的目标是通过合理分配、控制和考核企业内部各类财务和非财务预算,有效组织和协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促进既定经营目标的快速实现,目前在MBAEMBA等商管领域中被视为极其重要的组织规划工具[1]

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全面预算管理是促进战略准确落地的重要工具,通过解码企业发展战略,细化预算目标分解责任指标,向下属部门及各责任中心下达,深入贯彻落实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通过目标计划、执行监督、考核评价等措施,对企业生产经营做出系统安排。

在房地产企业经营管理中,全面预算管理构成主要包括经营预算、财务预算、专项预算等内容。经营预算以房地产项目为主要预算对象,预算内容包括施工进度、费用支出、成本核算等方面,同时包括项目开发建设期间的估算、概算与预算,需要在预算编制期间结合项目建设进度确定项目销售方式与时间,对销售收入展开科学预测,汇总项目成本与销售收入金额,得出项目预计现金流量与利润[2]。而在财务预算中,主要涉及企业的收入、利润、费用、现金流量等方面的内容,能够全盘体现出企业经营活动计划及未来发展机会。

相比于普通企业,房地产企业日常经营期间对资金投入的需求较高,需要通过全面预算管理,借助其“全员、全方位、全过程”三全管理特征,结合房地产项目的变化动态,适当调整年度预算,细化各部门、各项目预算指标,促进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的动态反映,严格按照年度预算安排资金使用,并对使用过程进行监督管控,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

3 房地产预算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3.1 预算管理组织结构不完善

房地产企业在房地产项目开发、建造、销售等经营环节所投入大量的成本资源,需要通过全面预算管理的有效实施,成立独立的预算管理机构,动态监督资源分配与使用情况,利用有限资源创造最大化效益[3]。然而,许多房地产企业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时,普遍存在着预算管理组织不完善的情况,没有结合业务实际成立专门的预算管理委员会等职能部门,预算工作开展通常由财务部门来负责,在预算信息收集、汇总、编制等方面其他职能部门并未参与其中,不能为全面预算工作开展提供可靠的数据参考与业务支撑,增加预算管理执行难度。在房地产企业的项目开发建设中,往往在项目立项阶段便开始投入大量资源,再到后期的施工建设与竣工验收,仅依靠财务部门的力量很难准确掌握项目预算情况。

3.2 预算编制不够合理

房地产企业的经营业务烦琐复杂,房地产项目开发具有商品性特征,且项目开发周期均在3年以上,需要保证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规范性,细化房地产项目预算方案,为项目立项、施工建设、竣工验收等环节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

但就目前来看,许多房地产企业预算编制期间存在一定的不足,预算编制内容不够合理,没有综合分析市场发展趋势与风险因素,通常结合往期预算数据,开展本年度的预算编制工作,导致项目预算方案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偏差。

在预算编制方法方面,企业所采用的编制方法比较单一,无法保证预算方案的灵活性,当项目建设期间出现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等情况时,预算方案内容不能及时作出调整,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导致预算流于形式。

在预算编制内容方面,个别房地产企业过度关注对财务预算的关注,在项目预算等方面缺乏全盘考虑,未能结合房地产项目的规模、占地面积、建设总成本、建安工程费用等相关要素及时补充预算方案内容,降低预算编制质量。

3.3 缺乏完善的预算管理制度

房地产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以工程项目预算为核心,以现金流量预算为基础,有着较强的整体性特征,如果不能保证预算管理制度的完善性,动态追踪预算执行全过程,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预算偏差问题,影响预算管理效果[4]。目前,许多房地产企业在预算管理体系建设期间,过度关注财务预算及预算编制等环节,在房地产项目的资金预算管理方面不够规范,项目在前期立项、施工过程及后期验收等阶段的资金把控不够严格,不能借助严格规范的制度体系,对项目资金使用做出合理化安排。另外,个别企业的预算管理尚未做到全过程,通常以预算编制为重要环节,在事中、事后的预算阶段管理不严,使全面预算管理过程中的授权审批存在过于集中情况,很难准确找出预算期间的问题,不利于预算执行期间的监督管理与信息反馈,增加财务部门工作量,不利于全面预算管理目标的达成。

3.4 预算反馈机制缺失

许多房地产企业普遍存在着“重编制,轻执行”的问题,过度关注预算编制质量,忽视预算执行,导致预算信息不能及时反馈。正如文章上述所讲,房地产企业预算工作通常由财务部门进行管理,但在受到专业知识限制后,财务人员对房地产项目的设计规划、施工建设、竣工验收等环节只限于表面的认知,加之预算反馈机制的缺位,使项目成本费用核算期间存在一定偏差,预算信息反馈不及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由于缺乏预算监督反馈机制,企业年度预算通常在每个季度开始的预算执行效果比较好,到后两个月时执行控制力明显下降,主要因为预算沟通反馈的不及时,当出现较大预算偏差时不能及时向有关部门报表,对下一期预算做出调整,导致预算偏差值越累积越多,很难在年末汇总时有效补救,将对后续的预算执行等带来不利影响。

3.5 考核及激励机制不健全

现阶段,房地产企业的预算考核有待完善,考核重心偏向财务指标,在项目预算、业务预算等指标考核方面的关注比较少,如在房地产项目的质量把控、进度监督、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的考核监督落实不到位,没有按照预期目标及时调整预算方案,限制预算考核作用的发挥,预算管理薄弱环节不能得到有效纠正[5]。相比其他社会组织,房地产企业的预算工作内容更加繁杂,尤其在房地产建设项目的预算管理中,极易受到国家政策、材料价格上调、人工成本增长等因素影响,使企业项目预算被迫做出调整,但如果缺乏完善的预算考核机制,将不能客观评价项目预算情况,及时纠正预算薄弱环节,影响房地产项目的预算执行效率。在预算激励方面,房地产企业缺乏有效完善的激励措施,尚未形成规范严谨的考核激励制度,不能根据财务部、工程部、采购部的预算表现与工作成绩,做出有效的鼓励和惩罚,很难充分调动各部门预算参与积极性,预算工作的全面贯彻落实将受到许多阻碍。

4 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化策略

4.1 完善预算管理组织体系

全面预算管理组织体系是保证预算工作稳定开展的前提基础,在预算领域发挥着领头作用,房地产企业应根据自身战略发展规划与组织架构变化情况,加强预算组织机构建设,成立专门的预算管理组织机构,成员由企业内部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如财务总监、工程部门负责人、营销总监等,主要负责预算指标设定;预算计划审批;预算管理指导;审定、签发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年度经营目标与年度预算编制重大条件确定;深化企业年度预算;改进并完善预算管理决策等[6]。考虑到房地产企业生产经营的特殊性,全面预算管理的覆盖领域广泛,仅依靠财务部门执行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预算管理委员会机构下设预算执行小组,作为预算管理主要执行部门,组长由财务总监或总会计师担任,主要负责:按照上级领导要求,做好预算信息的收集、汇总与分析;预算方针政策及编制程序传达;为预算草案提供咨询、协调等服务;动态监督各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及时上报至预算管理委员会;根据审批意见调整预算方案并安排预算执行。小组成员包括企业内部成本管理部、开发部、财务部、营销部等,各司其职为接下来的预算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4.2 细化预算编制工作

基于房地产企业的预算编制工作,需要结合房地产行业属性与经营特点,从预算编制方法、编制内容、编制程序三个环节入手,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设计出符合房地产企业发展需求的预算方案,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4.2.1 科学选择编制方法

预算编制方法的科学选择决定着最终预算编制效果,房地产企业要因地制宜地选择更适合的编制方法,真实反映企业经营实际,减少不必要的预算支出,通过短期安排与长期计划的有机结合,使预算发挥预见作用。目前,常见的预算编制方法有滚动预算、固定预算、零基预算。

第一,滚动预算。房地产项目开发通常需要35年的时间,整个开发周期长、建设规模庞大、资金回笼期限长,单纯的年度预算编制很难真实反映项目实际进展情况,需要合理运用滚动预算编制方法,结合国家政策调整、市场供求变化、经营方针优化等要素,细致编制中长期预算方案,保证预算项目具有灵活性、可调整性,有效减少预算编制的盲目性。

第二,固定预算。适用在房地产企业一定业务范围内,成本总额整体平稳,不会根据业务量的增加或减少而出现变化的房屋折旧费用、租赁费用、办公费用等预算编制环节。

第三,零基预算。该方法在编制预算时无须考虑房地产企业会计期间的费用项目及相关数额,所有预算项目支出均以零为出发点,有助于企业资金的合理分配,结合预算费用重要程度优先安排项目开发成本、房租等紧急成本项目;而在房地产营销、广告费等不紧急的成本项目分配中可结合企业财务状况适当做出调整。

4.2.2 预算编制内容

第一,项目成本预算编制[7]。房地产企业应结合项目规模与总占地面积,认真做好土地成本、基础设施费、开发间接费、建安工程费用等环节的编制工作。其中,土地成本要结合项目土地真实面积,细致给出土地出让金、拆迁补偿等费用明细;开发间接费编制主要包括项目融资成本、资本化部门费用等,编制期间要坚持“谁受益,谁分摊”的原则来进行。其余费用编制要将建筑面积作为基础,结合项目开发计划与设计规划,补充预算方案内容。

第二,项目销售预算编制。销售预算在预算体系整体中十分关键,需要由企业销售部门结合房地产产品规模与特点,明确市场销售目标,结合年度预算与项目组织计划确定销售进度,合理设置销售付款方式,参照定价政策精准测算产品销售额与销售回款,灵活运用多种编制方法,制订可行性的销售预算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项目的销售预算与项目开发计划有着密切的关联,当开发计划发生变动时,销售预算应及时调整。

第三,部门费用预算编制。房地产企业的部门预算编制应结合项目规模、占地面积、总成本投资,参照往期预算数据,分部门、分项目进行测算与编制,细化年度预算指标,以此为基础进行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工程费用、销售费用等预算编制工作。

4.3 构建以全面预算管理为导向的管理制度

4.3.1 预算资金管理制度

房地产项目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资源,这对企业资金管理能力提出了严格要求,需要按照全面预算管理要求,加强企业资金特别是现金流的动态管理,合理安排资金使用,避免因资金短缺而错失投资机会。在预算资金的使用环节,要求企业明确收支项目与资金用途,优化资金预算方案编制,交由上级部门审批,待确认与项目建设需求相契合后,合理安排资金调拨,保证资金得以有效使用。一旦出现超预算资金申请,资金使用必须经过财务部门、预算管理组织等审批通过后方可使用。预算外资金要由财务人员实时进行监管与记录,为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4.3.2 全过程预算管理制度

考虑到房地产项目的规模大、周期长等特点,房地产企业要做好预算管理全过程管控。

第一,事前预算。在项目方案可行性论证分析阶段,利用预算来测算房子的内部收益率,根据项目投资规划,将项目预算落实在设计前端,提前制订预算项目方案,指导预算工作开展。

第二,事中预算。房地产企业应以工程进度、合同预算等为出发点,细化预算执行指标,认真做好项目开发周期及资金状况的事中控制,详细了解预算工作落实情况,纠正不良预算行为,妥善处理预算偏差。

第三,事后预算。转变以往的预算考核方式,从预算指标设定、上下游企业、项目建设环境等角度出发,合理设置预算执行率、超资金预算率等指标,真实反映各部门预算成果与业绩,提高全面预算管理水平。

4.4 构建基于信息化平台的预算反馈制度

房地产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范围广泛,除基础的财务预算与业务预算外,往往涉及土地开发与经营、房屋建造与营销、代建工程开发等环节,需要合理构建信息化预算反馈制度,及时传递预算项目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具体来讲,房地产企业可借助网络信息预算管理系统,动态收集房地产项目及各部门预算信息,支持各部门的在线互动交流,促进跨部门的信息交流,便于财务人员详细了解房地产项目设计、施工、竣工等阶段的真实数据,节约数据处理时间,缩减信息处理流程,真实反映项目预算开展情况,提高预算执行反馈效率。

此外,应用信息化平台,可以帮助企业动态追踪项目资金与成本的投入情况,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及时调整预算方案,准确掌握市场发展趋势及材料价格变动情况,结合不同客户群体的消费需求,及时调整预算执行方案,保证预算反馈的及时有效性,为企业接下来的预算管理工作开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4.5 建立科学的监督考核与激励机制

房地产企业要全面加强预算执行监督,突出预算执行小组的职能所在,建立完善的预算执行监控机制,详细了解预算项目开展与预算资金情况,准确找出预算薄弱环节,及时纠正预算偏差情况,保证各项业务活动按照预算计划规范进行[8]

在预算考核过程中,企业应围绕项目建设成本、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合理设置预算考核指标,科学引入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出发,对预算项目回报率、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展开客观评价,如在内部流程的预算考核中,房地产企业的预算考核内容为工程管理(工程进度、质量管理、维修及时率)、成本管理(成本费用支出、成本降低率)、采购管理(采购及时率、招标率)等,通过考核评价了解预算项目真实情况。

在此期间,企业应配套落实激励机制,根据预算考评结果对各部门、各岗位员工进行相应的奖励与惩罚,如预算执行成果理想,要对表现优异的部门员工给予一定的物质现金奖励,并适当提供岗位晋升与学习深造机会;针对预算执行效果不佳、工作频频失误的员工,要采取罚款或降职处罚,端正其工作态度,以更良好的状态参与到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中,充分调动预算参与积极性,持续增强预算管理意识,进一步优化预算管理效果。

5 结论

综上所述,全面预算管理是房地产企业经营发展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预算编制与执行监督能够客观反映企业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合理配置企业内部资源,促进房地产项目的顺利建设。

文章通过分析房地产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发现许多企业在全面预算管理中面临许多难题,需要企业领导层给予高度重视,结合房地产行业特点与自身经营规模,深度挖掘全面预算管理的应用价值,优化预算管理组织架构,健全预算管理制度,细化预算编制,利用信息化平台助力预算反馈,有序落实预算监督考评与激励措施,不断提高房地产企业预算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刘艳妮.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难点与应对策略[J].会计师,202318):41-43.

[2]王旋旋.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会计师,202315):31-33.

[3]潘景宗.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的管理方法和执行技巧[J].活力,202314):115-117.

[4]李盼盼,李爱民.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以碧桂园集团为例[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35):31-33.

[5]马媛媛.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33):107-109.

[6]何艳艳.战略导向视角下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J].投资与合作,20227):25-27.

[7]王林丽.浅析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改善策略[J].商业文化,202215):84-86.

[8]孙悦.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22):39-41.

福建省榕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吴小林

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应用模式研究

摘要: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日益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企业亟需寻找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以吸引并留住顾客。同时,顾客关系管理愈发重要,其不仅能够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还能为企业创造持久的竞争优势。因此,论文简述了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的相关理论,分析了二者的互动关系,探索了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的应用模式,并对相关案例进行了介绍,以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市场营销策略,顾客关系管理,应用模式

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不仅要应对来自国内同行的竞争,还要应对来自全球范围内的挑战。同时,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以及如何管理与顾客的关系,成为企业能否在市场中立足并取得成功的关键。

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实现市场目标的重要手段。通过产品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和渠道策略的合理组合与运用,企业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实现销售增长和市场份额扩大。然而,单纯的市场营销策略往往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需要与顾客关系管理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顾客关系管理是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稳定、互信关系的关键。通过识别顾客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加强顾客沟通与维护等方式,企业可以培养顾客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降低顾客流失率,提高顾客复购率和口碑传播效应。顾客关系管理的有效实施,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稳定的客源和收益,还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口碑,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企业市场营销策略概述

2.1 市场营销策略的基本理论

市场营销策略,是指企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顾客需求的特点,通过综合运用各种营销手段和方法,以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其主要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等4个方面,这些策略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市场营销体系。市场营销策略的分类多种多样,按照市场导向可分为市场驱动型、顾客驱动型和竞争驱动型;按照营销策略的性质可分为进攻型、防守型、撤退型等。无论哪种分类方式,都体现了市场营销策略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市场营销策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环境和顾客需求,从而制定出更符合市场实际和顾客期望的产品和服务;其次,市场营销策略能够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最后,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企业可以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提升顾客忠诚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2.2 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与构成

市场分析与定位是制定市场营销策略的基础。企业需要对市场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竞争态势及顾客需求的变化。同时,企业需要明确自身的市场定位,即确定自身的目标市场和顾客群体,以便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产品策略是市场营销策略的核心。企业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设计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这包括确定产品的功能、外观、品质等方面,以及制定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策略。其次,价格策略是市场营销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需要根据产品的成本、市场需求和竞争状况,制定出合理的价格水平。这既要保证企业的利润水平,又要考虑到顾客的购买能力和接受度。再次,渠道策略涉及企业如何将产品和服务传递给顾客。企业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销售渠道,如直销、代理、分销等,并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关系。同时,企业需要关注渠道的管理和维护,确保渠道的高效运转。最后,促销策略是企业吸引顾客、提高销售量的重要手段。企业可以通过广告、公关、促销等方式,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

2.3 市场营销策略的创新与变革

在数字化时代,市场营销策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企业需要不断创新和变革市场营销策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顾客的需求。首先,数字化营销是市场营销策略创新与变革的重要方向。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顾客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实现精准营销。同时,企业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与顾客进行互动和沟通,提升顾客体验。其次,个性化营销是市场营销策略创新的重要趋势。企业需要根据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这不仅可以满足顾客的独特需求,还可以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顾客忠诚度。最后,跨界合作与资源整合是市场营销策略创新的重要途径。企业可以通过与其他行业或品牌进行合作,共享资源、互利共赢。这不仅可以拓展企业的市场份额和顾客群体,还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3 顾客关系管理概述

在当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顾客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已经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顾客关系管理不仅仅是一系列技术手段的应用,更是一种战略性的管理理念,旨在通过深入理解顾客需求、优化顾客体验,从而建立长期稳定的顾客关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1 顾客关系管理的基本理论

顾客关系管理,顾名思义,是对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进行管理的过程。其涵盖了从顾客识别、沟通互动到价值实现和维系的各个环节,旨在通过系统性的方法,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而实现企业的盈利增长。顾客关系管理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不仅仅关注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交易行为,更重视在交易过程中建立的情感联系和信任基础。这种情感联系和信任基础是企业宝贵的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顾客关系管理的重要性与价值不言而喻。良好的顾客关系能够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口碑,吸引更多潜在顾客。通过与顾客的深入互动,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顾客偏好,为产品创新和服务优化提供有力支持。顾客关系管理有助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顾客群体,降低顾客流失率,提高市场竞争力。

3.2 顾客关系管理的核心要素

首先,顾客识别与细分是顾客关系管理的第一步。企业需要收集并分析顾客的基本信息、购买行为、消费偏好等数据,将顾客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以便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其次,顾客沟通与互动是建立良好顾客关系的关键。企业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与顾客保持联系,如电话、邮件、社交媒体等,及时回应顾客的需求和反馈,提高顾客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再次,顾客价值与满意度的提升是顾客关系管理的核心目标。企业需要关注顾客的价值贡献和满意度水平,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升顾客的感知价值,进而实现顾客满意度的提升。最后,顾客忠诚与维系是顾客关系管理的最终目标。企业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会员制度、积分奖励、个性化服务等,以此提升顾客的忠诚度,降低顾客流失率,实现长期稳定的顾客关系。

3.3 顾客关系管理的技术支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顾客关系管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支持。首先,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是顾客关系管理的重要工具,其能够整合企业的销售、市场、服务等部门的信息资源,实现顾客信息的共享和协同应用,提高顾客关系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其次,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为顾客关系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企业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顾客的需求和行为模式,为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提供数据支持。最后,社交媒体和网络营销工具为顾客关系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企业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顾客进行实时互动,了解顾客的反馈和意见,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同时,网络营销工具能够帮助企业扩大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潜在顾客。

4 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的互动关系

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是现代企业运营中的两大核心要素,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到顾客关系管理的效果;而顾客关系管理的成功与否,又反过来影响到市场营销策略的调整与优化。

4.1 市场营销策略对顾客关系管理的影响

首先,产品策略是市场营销策略的基础,其直接关系到顾客需求的满足程度。企业通过深入的市场调研和顾客需求分析,制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策略,能够更好地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建立起良好的顾客关系。其次,价格策略是市场营销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着顾客对产品价值的感知。合理的定价策略能够让顾客感受到产品的性价比,提升顾客的购买意愿和满意度。同时,价格策略可以根据顾客反馈和市场变化进行灵活调整,进一步巩固顾客关系。再次,渠道策略的优化能够对顾客关系管理产生重要影响。企业通过选择合适的销售渠道和优化顾客接触点,能够提升顾客的购买体验和便利性,提高顾客对企业的信任度和忠诚度。最后,促销策略的有效实施能够提升顾客与企业的互动水平。通过举办促销活动、提供优惠券或会员福利等方式,企业能够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增加顾客的参与度和黏性,进一步维护顾客关系。

4.2 顾客关系管理对市场营销策略的支撑

顾客关系管理对市场营销策略的支撑作用不可忽视。首先,顾客数据是市场营销策略制定的重要依据。通过对顾客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挖掘,企业能够更准确地了解顾客的需求和行为模式,为制定精准的市场营销策略提供有力支持。其次,顾客反馈是市场营销策略调整的重要参考。通过收集顾客的反馈意见和建议,企业能够及时发现市场营销策略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进行针对性的改进和优化。这种基于顾客反馈的策略调整,能够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提升市场营销效果。最后,顾客关系管理的成功实施能够提升市场营销效果。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顾客关系,企业能够降低顾客流失率,提高顾客复购率和口碑传播效应。这不仅能够增加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还能够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5 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的应用模式

5.1 应用模式的构建原则与框架

在构建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的应用模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顾客为中心,将顾客需求、满意度和忠诚度作为企业决策的核心;二是注重策略协同,确保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策略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三是强调数据驱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精准洞察市场变化和顾客需求。应用模式的框架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一是市场分析与定位,明确目标市场和顾客群体;二是产品策略,根据市场需求和顾客偏好设计产品;三是价格策略,制定合理的定价机制,提升产品竞争力;四是渠道策略,通过优化销售渠道,提升顾客购买体验;五是促销策略,通过促销活动吸引顾客,增加销售量;六是顾客关系管理,建立顾客数据库,实现顾客信息的共享与利用,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

5.2 应用模式的实施步骤与方法

实施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应用模式的具体步骤包括:一是进行市场调研,收集并分析顾客需求、竞争态势等信息;二是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明确产品定位、价格、渠道和促销手段;三是建立顾客关系管理系统,实现顾客信息的整合与利用;四是实施顾客关系管理策略,通过个性化服务、会员制度等手段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五是对应用模式的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不断优化和完善策略。在实施过程中,企业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提升应用模式的有效性。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洞察顾客需求和市场变化;通过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与顾客进行实时互动,提升品牌形象;开展跨界合作,整合资源,提升市场竞争力。

6 应用模式的实践与优化建议

6.1 案例分析

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科技企业,华为在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华为始终坚持以顾客为中心的理念,通过深入了解顾客需求,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营销策略方面,华为注重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通过不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和提升品牌形象,赢得了广大顾客的信赖和支持。在顾客关系管理方面,华为建立了完善的顾客服务体系,通过提供优质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增强了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华为的成功实践表明,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的融合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通过精准定位目标市场和顾客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同时,加强顾客关系管理,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6.2 优化建议

华为可以继续深化开展市场细分和顾客画像,更加精准地把握不同顾客群体的需求和偏好,为制定更加精准的市场营销策略提供有力支持。华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与顾客的互动和沟通,利用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与顾客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及时收集顾客反馈和意见,为产品和服务的改进提供参考。华为可以探索更多的创新点,如跨界合作、定制化服务等,以提升市场营销效果和顾客体验。通过与其他行业的合作,强化资源整合,共同开拓市场;通过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

7 结语

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应用模式的研究,是一项关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课题。通过深入探索市场营销策略与顾客关系管理的融合应用,企业不仅能够精准把握市场脉搏,有效满足顾客需求,更能够建立起长期稳定的顾客关系,实现持续的价值创造。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在不断创新市场营销策略的同时加强顾客关系管理,以顾客为中心,不断提升顾客体验与满意度。

参考文献

[1]于欣.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企业市场营销策略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320):8-11.

[2]尹鹏.顾客关系管理视角下天津美闻比萨微信营销策略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23.

[3]龙潇潇.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研究[J].现代商业研究,20231):110-112.

[4]雷鸣.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研究[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28):29-31.

[5]滕学珍.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市场营销中的价值及运用策略[J].今日财富,20217):58-59.

作者简介:杨武川(2002-),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工商管理。通讯作者:杜美玲(1997-),女,湖北枣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经济学管理。

汉口学院 杨武川 杜美玲 陈秀文;武汉东湖学院 陈可;武汉纺织大学经济学院 田思雨

建筑施工企业精益化成本管理探索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建筑施工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此,精益化成本管理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客户满意度的关键手段,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精益化成本管理,企业能够有效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浪费,从而提高成本效益。然而在实践中,管理层往往缺乏对精益化成本管理的全面认识,信息系统的不完善和过程管理的不规范进一步提升了成本控制的难度,同时,成本管理人员的能力不足也限制了管理效果的提升。针对这些问题,论文建议建筑施工企业提高管理层对精益化成本管理的认识、建立和完善信息系统、注重过程管理及提高成本管理人员能力,旨在为建筑施工企业提供一条明确的精益化成本管理之路。

关键词:建筑施工企业,精益化,成本管理

1 引言

当前,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建筑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质量效益和绿色发展要求。这不仅标志着建筑行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对建筑施工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精益化成本管理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成为业内研究的热点。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建筑施工企业精益化成本管理的实施和发展。鉴于此,探索有效实施精益化成本管理的策略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2 建筑施工企业精益化成本管理的意义

2.1 提高成本效益

在建筑施工企业中,精益化成本管理,作为一种旨在消除浪费、提升效率的管理哲学,能够有效地提高建筑施工企业的成本效益。首先,精益化成本管理强调对整个项目流程的全面审视,通过流程再造和优化,识别并削减非增值活动,这样不仅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支出,而且加快了项目的完成速度,缩短了资金周转周期,从而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其次,通过精细化的成本控制,精益化管理使得成本分配更为科学合理,确保将最合适的资源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减少了资源的浪费,提升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再次,精益化管理倡导持续改进和创新,鼓励企业不断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以降低成本,增强了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这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中,对提高企业的成本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精益化成本管理通过标准化作业,实现了施工过程的规范化,减少了错误和返工,降低了质量成本,进一步提升了成本效益。

2.2 增强企业竞争力

精益化成本管理能够有效增强建筑施工企业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通过精益化的成本控制和流程优化,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完成项目建设,从而在价格竞争中占据优势。在价格敏感的市场环境中,能够提供具有成本优势的服务无疑会吸引更多的客户,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其次,精益化成本管理提高了项目的交付速度和质量,这直接提升了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市场信誉,对于企业长期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一个能够持续交付高质量项目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赖和口碑推荐,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1]。再次,精益化管理的实施促使企业持续创新,无论是在管理方法、技术应用还是材料使用上,都寻求更为高效和经济的方案,这种持续创新的能力,是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适应市场变化的关键。最后,精益化成本管理强调的团队合作和全员参与,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这对提升企业内部的协作效率、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同样重要。

2.3 提升客户满意度

精益化成本管理通过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和质量,直接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首先,精益化管理能够确保项目按时交付,甚至提前完成,这对于客户而言是极大的优势。精益化成本管理通过有效的流程优化和时间管理,大幅降低了项目延期的风险,从而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其次,精益化管理注重通过减少浪费来降低成本,这种成本的降低往往能够使企业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而对于客户来说,合理的成本和高质量的项目交付是选择建筑施工企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后,精益化成本管理强调质量的持续改进,通过减少缺陷和错误,确保了项目的高质量完成。高质量的项目不仅减少了维护和返修的成本,也提升了客户的使用体验,从而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3 建筑施工企业精益化成本管理的问题

3.1 管理层缺乏精益化成本管理意识

在建筑施工企业中,普遍存在管理层精益化成本管理意识不足的问题。首先,管理层对精益化管理的概念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往往认为精益化是生产制造行业的专利,而忽视了其在建筑施工领域的应用价值和潜力。这种认识上的缺失,使得精益化思想很难在企业内部得到推广和实施。其次,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导致企业在面对成本控制时采取了一些短视的措施,如压缩成本、降低质量等,而不是从流程优化和效率提升入手,实现成本的持续降低和管理的长期优化。这种策略不仅未能真正解决成本过高的问题,反而损害了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竞争力。最后,管理层在实施精益化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对改进措施的监督和评估不足,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精益化管理措施往往在初期就流于形式,难以持续推进。这种状况不仅阻碍了精益化管理的深入实施,也影响了企业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的效果。

3.2 信息系统不完善

信息系统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许多建筑施工企业中,信息系统不完善的问题比较常见。首先,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落后,许多企业仍然依赖于传统的手工记录和Excel表格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出现数据错误和遗漏。这种情况下,精准的成本控制和实时的项目管理几乎无法实现[2]。其次,信息系统之间的整合程度不高,不同部门或项目组使用的信息系统各不相同,数据标准和格式不统一,导致信息孤岛现象严重。这不仅影响了数据的共享和利用,也增加了数据整合和分析的难度,使得管理决策不能充分依据全面、准确的信息。最后,信息系统的功能设计往往不能完全满足精益化成本管理的需要。例如,一些系统缺乏对成本分析和预测的支持,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帮助管理者识别成本浪费的环节和成本控制的潜在机会。又如,系统在支持决策制定、项目监控和绩效评估方面的功能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精益化管理对数据驱动决策和持续改进的需求。

3.3 过程管理不规范

在建筑施工企业中,过程管理的不规范是影响精益化成本管理实施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项目管理流程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在许多企业中,项目管理流程缺乏明确的规范和标准,导致项目执行过程中各环节的操作标准不一,执行力度和效果参差不齐。这种情况下,项目管理的效率和效果难以保证,且容易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成本的不必要增加。其次,流程监督和控制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流程监督手段和控制机制,使得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偏差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例如,施工过程中的材料浪费、人力资源的低效配置和施工进度的延误等问题,若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均会对项目成本和工期产生负面影响[3]。最后,过程改进和优化活动具有局限性。由于缺乏持续改进的机制和文化,建筑施工企业往往在项目完成后缺少对过程进行回顾和总结的习惯,使得同样的问题在后续的项目中重复出现,这不仅影响了项目的成本效益,也阻碍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3.4 成本管理人员能力不足

成本管理人员能力不足是建筑施工企业在实施精益化成本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问题。首先,成本管理人员对精益化管理理念和工具掌握不足。精益化管理要求成本管理人员不仅具备传统的成本控制能力,还需要了解并掌握一系列精益化管理的工具和方法。然而,现实中许多成本管理人员对这些新的管理理念和工具了解有限,难以在工作中有效应用。其次,成本管理人员在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上存在不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本管理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然而,部分成本管理人员在这方面技能不足,无法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成本分析和预测,影响了成本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最后,成本管理人员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不足。精益化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人员与项目管理团队、供应链伙伴等多方有效沟通和协调,以确保成本控制措施的有效实施。然而,一些成本管理人员在这方面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推动成本控制措施的执行。

4 建筑施工企业精益化成本管理的策略

4.1 提高管理层对精益化成本管理的认识

首先,企业可以邀请精益化管理领域的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介绍精益化管理的理论基础、成功案例和最佳实践,以强化管理层的认知和理解。同时,组织管理层参观那些已成功实施精益化管理的企业,通过实地考察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方法,使管理层能够直观感受到精益化成本管理的实际效果和价值。其次,企业应将精益化成本管理作为企业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具体的目标和计划,明确精益化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定期组织战略规划会议,让管理层参与到精益化成本管理目标的设定和实施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增强其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感。最后,为确保策略的有效实施,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管理层对精益化成本管理的认识和实施效果纳入其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通过设定合理的考核标准和奖惩措施,激发管理层积极推动精益化成本管理实践的动力和热情。

4.2 建立和完善信息系统

首先,企业需要对现有的信息系统进行全面的评估,识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数据孤岛、系统不兼容等,然后根据精益化成本管理的需求,进行系统的升级改造或重新设计建立。这一过程中,重点是确保信息系统能够覆盖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实现数据的集成和流程的自动化,以减少人为错误,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其次,信息系统的建设应充分考虑用户的实际需求和使用的便利性,确保系统的功能设计既能满足成本管理的专业需求,又能简便易用,便于员工学习和操作。为此,企业可以在系统开发阶段,邀请成本管理人员参与需求调研和系统测试,确保最终的信息系统能够真正契合成本管理的实际工作流程和需求[4]。再次,对于信息系统的实施和运维,企业需要建立专门的团队负责系统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数据安全。同时,针对成本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用户,企业应定期组织培训,提升他们使用系统的技能,确保信息系统能够被充分利用。最后,为保证信息系统能够持续支持精益化成本管理的需求,企业需要建立一个持续改进机制,定期收集用户反馈,分析系统运行的效果,及时对系统进行调整和优化。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应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如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探索如何将这些新技术应用于成本管理,进一步提高信息系统的功能和效率。

4.3 注重过程管理

首先,需要对现有的工作流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识别出存在的非增值活动、效率低下的环节及改进点。这一步骤要求企业采用系统的方法,如流程图绘制、价值流分析等,确保可以准确地捕捉到流程中的各个细节。其次,企业需要组织跨部门团队,利用精益化管理的工具和原则,对识别出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制定具体的改进方案。这些方案涉及重新设计流程、引入新的工作方法或技术、调整组织结构等。值得注意的是,改进活动应当以提高客户价值为最终目标,确保每一项改进活动都能够带来实际的效益。最后,为保障改进效果的持续性,企业需要建立一个以持续改进为目标的管理体系,包括定期的流程审查和评估、基于关键绩效指标(KPI)的监控系统,确保可以及时发现新的问题和改进机会。

4.4 提高成本管理人员能力

首先,企业应当为成本管理人员制定一套全面的培训计划,涵盖精益化管理的基本原理、成本控制的方法技巧、数据分析的工具等多个方面。这些培训不仅应该包括理论知识,更要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如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形式,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次,为支持成本管理人员的持续学习和成长,企业应该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如建立一个专业的学习资源库,包含精益化管理、成本控制、项目管理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行业报告和案例研究。同时,鼓励成本管理人员参加行业会议、研讨会和专业培训,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获取前沿的知识和信息,还能够扩大他们的专业网络,与行业内的其他专家和同行交流经验[5]。再次,企业可以建立一种以导师制为特征的职业发展路径,让经验丰富的成本管理专家担任导师,指导年轻或经验较少的成本管理人员。这种一对一的指导关系有助于传承专业知识和经验,同时,为年轻人员提供了直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的渠道。最后,企业应该鼓励和支持成本管理人员进行职业认证,如获得项目管理专业人士(PMP)、注册成本工程师(CCE)等认证。这些认证不仅能够证明个人的专业能力,也是其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通过设置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和提供必要的支持,企业可以激励成本管理人员积极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专业水平。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施工企业实践精益化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提高管理层的认识、优化信息系统、规范过程管理,并不断提升成本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这四大策略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企业成本效益提升的坚实框架。通过持续的努力和改进,企业不仅能够有效控制成本,提升竞争力,还将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稳健前行,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波罗.企业成本精益化管理问题探讨[J].商业2.020241):12-14.

[2]林丹丹.企业成本精益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J].中国农业会计,20233316):35-37.

[3]田才.精益化管理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应用策略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314):19-20.

[4]潘志瑜.建筑施工企业精益化成本管理探索[J].会计师,202223):76-78.

[5]马海顺.施工企业如何长足发展探寻精益成本管理之道[J].中国建设信息化,202220):44-47.

作者简介:赵康(1988-),男,山东泰安人,会计师,研究方向:企业成本管理。

北京中交桥宇科技有限公司 赵康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