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中一个改革着力点就是要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包括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基础，是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底线任务，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改革举措破解实践难题，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越走越有奔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一件一件抓落实，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取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程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底线，由此决定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基础性支撑性地位和作用。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任务。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具有接续性。脱贫攻坚的胜利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而乡村振兴则是对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前提，乡村全面振兴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决定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和联动性。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党中央设立5年过渡期，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群体、关键环节、关键领域、重点区域，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脱贫人口在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四保障”巩固的基础上持续提升，收入稳定提高，安置区移民稳定增收、加快融入。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政策全面落实衔接、支撑不断强化，东西部协作、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万企兴万村”等政策衔接优化、帮扶力度不断加大，考核“指挥棒”作用持续有力发挥，机构改革为队伍衔接提供了保证。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改善，脱贫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扎实推进。
新征程上，从改革维度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凝聚理论共识仍需进一步加强，各方面对于有效衔接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升，成为工作进展不平衡、存在畏难情绪等问题的原因。二是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全面性仍需进一步加强，重点是需要更适应监测对象具有的动态性、流动性、突发性、典型性等要求，进一步提高精准帮扶效率和各相关部门帮扶合力，提高协同程度，确保帮扶的精准性、有效性，更多考虑运行成本的合理性。三是乡村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仍需进一步加强，比如如何确保粮食安全，如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能够保持特色，如何加大市场培育产业、培育品牌的力度，如何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等，这些既是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和效果的标志性指标，也是面临的新挑战。四是体制机制和政策衔接需要进一步加强，突出表现在组织领导、扶贫项目资产管理使用、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普遍存在短板弱项，政府、市场、社会联动发力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把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作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粮食安全，关键是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保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产粮大省的种粮积极性；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抓住耕地、种子这两个要害，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就是要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从政治高度提高认识，及时因地制宜地实现精准帮扶，发展产业、稳定就业、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
把统筹推进“五个振兴”“三个乡村”“三个现代化”作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必然要求“五个振兴”“三个乡村”“三个现代化”的一体化推进，用发展的办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持系统观念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领域的充分运用。一是统筹推进“五个振兴”。“五个振兴”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是一体化的关系。二是统筹推进“三个乡村”，就是三位一体推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等；从基层组织建设、移风易俗、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法治乡村建设等方面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三是统筹推进“三个现代化”，就是遵循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和客观必然性一体推进。
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把推动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融入县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把强县和富民结合起来，形成县域经济发展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良性互动，在城乡融合发展目标指引下实现同步发展。发展县域经济促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就是要让县域的产业布局体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把“强县富民”的发展理念贯穿县域发展全过程。要以县城为载体，与乡村实现联动发展，把县域内的产业连成一体，创造出更多的新业态，因地制宜推动乡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注重发挥产业联农带农的作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就业，拓宽增收渠道，富裕农民。构建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的供给保障体系。在产业布局、产业园区建设、产业集群培育、乡村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实现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持续巩固拓展。
把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凝聚多轮驱动合力和推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作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活力动力。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标识，健全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机制，构建起全党全社会支持坚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大格局；在强化东西部协作上优化机制，完善或创设更有利于低收入人口增收发展的政策体系、制度体系；在原有基础上，以创新动员机制和方式，凝聚更大的定点帮扶力量，实施更精准、更有效的帮扶；搭建更适应实际、更高效的平台和渠道，组织动员更多社会力量返乡、入乡助力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更多让农民受益；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大趋势，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保证。完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聚焦体系化设计、差异化推进、精准化实施三个方面提升各级干部能力；强化人才支撑，注重人才的发现、引进和培养，包括本土人才、外来引进人才、回乡人才等各类人才培养，更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推动县域内人才打通使用，着力打造一支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乡村人才队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凝聚力建设。
摘要：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是连接“一带”和“一路”的陆海联动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是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综合运输通道。自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实施以来，建设按下“加速键”，取得显著成效。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下，新通道面临新的机遇挑战，亟待进一步挖掘战略价值和经济潜能，从夯实设施网络、提升运行效率、深化交产融合、加强统筹协调等方面，高质量推动建设。
关键词：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
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近年来，在世纪疫情席卷全球、乌克兰危机暴发、海运价格剧烈波动等背景下，西部陆海新通道逆势跑出“加速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促进国际经贸往来等战略价值凸显。当前，新通道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应牢牢把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等发展契机[2]，有效应对美西方战略合围等风险挑战，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建设上台阶上水平。
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一）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
1.主通道建设有序推进。一批干线铁路和公路相继建成投运，初步形成东、中、西3条通路构成的主通道布局，运能紧张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从东通路看，焦柳铁路怀化至柳州段实现全线电气化，渝怀铁路二线全线开通运营，重庆至黔江高铁加快建设，G72泉南高速广西段加快扩容。从中通路看，贵阳至南宁高速铁路全线贯通，进一步释放既有干线货运能力，G75渝黔复线建成通车，G93渝遂复线加快建设。从西通路看，叙永至毕节铁路建成通车，隆昌至叙永铁路扩能改造加快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开工建设[3]，G69银百高速广西段全线贯通，G80广昆高速百色至南宁段有序扩容。
2.沿线枢纽场站布局不断完善。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地位不断巩固，万吨级以上泊位突破100个，拥有30万吨级油码头、20万吨级散货码头、15万吨级集装箱码头，钦州、北海、防城港3大港区均接入铁路线，全球首创U型工艺布局的钦州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建成投运。湛江港成为华南和西南首个具备接卸满载40万吨级船舶的世界级深水港。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和2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工程加快推进，集装箱吞吐能力超过200万标箱。沿线国家物流枢纽布局持续优化，重庆（港口型、陆港型、空港型）、成都（陆港型）、南宁（陆港型）、贵阳（陆港型）、柳州（生产服务型）、钦州-北海-防城港（港口型）等一批国家物流枢纽入选年度建设名单。
（二）运行质量效益不断提高
1.通道沿线班列班车快速发展。铁海联运班列保持强劲发展态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跨省（区、市）共建水平不断提高，从2019年的2 243列激增至2022年的7 560列（见图1）[4]，运输货物品类从53种增加到640多种，辐射范围向外扩展至113个国家和地区的338个港口，向内延伸至国内17省、60市、113站，去回程货物基本实现双向均衡，重箱率达95%以上。中老跨境班列实现“周周班”。中越跨境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经由凭祥铁路口岸的班列开行规模2022年达到2182列，比上年增长14.6%。重庆、广西、四川等省（区、市）至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的跨境公路班车网络日益完善，实现中南半岛国家全覆盖。
2.沿海港口枢纽功能日益增强。新通道沿线港口作业量不断攀升，航线网络加快织密，初步形成以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湛江港为核心，各港口协同合作的大型港口群，高效辐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2022年，北部湾港、洋浦港、湛江港共完成货物吞吐量6.8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033万标箱（见图2）。其中，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进入全国前10，开通集装箱航线75条，实现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港口通航[5]。洋浦港开通集装箱航线40条，基本形成“兼备内外贸、通达近远洋”的航线网络布局，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落地见效，保税燃油加注持续推进。湛江港开通集装箱航线27条，基本覆盖国内和东南亚主要港口。
3.国际航空客货运输加快拓展。重庆、成都、昆明、南宁等新通道沿线主要航空枢纽协同发力，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航线网络。重庆与RCEP成员国累计开通国际客运航线54条、货运航线11条。成都累计开通至南亚、东南亚国家客运航线42条、货运航线9条。昆明累计开通至南亚、东南亚国家货运航线75条，基本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国家首都航线全覆盖。南宁先后开通至新德里、河内等17条国际货运航线，南宁机场国际货邮吞吐量由2019年的0.23万吨激增至2022年的7.27万吨，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4.信息化联运化发展深入推进。重庆果园港集装箱无纸化平台系统、无人理货系统、智能闸口系统、海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和件散货管控一体化系统等相继建成投用。四川启动实施成都铁路港、宜宾港、泸州港等智慧港建设。广西北部湾推动北港网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实现码头信息、船舶信息、通关信息、公示价、全程跟踪5大类信息综合查询，以及港口业务一站式办理。铁海联运班列“一口价”模式已覆盖17省（区、市）60市113个站，涉及货类600多种，相比分段计费运输成本大幅消减。“单一窗口”西部陆海新通道服务专区开通运行，“铁路快通”跨境班列陆续开行，首张CIFA多式联运提单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具[6]。
（三）经济发展潜能持续释放
1.通道经济快速发展。新通道发展势头强劲，吸引了众多产业尤其是外向型产业加速向通道集聚。老中经贸促进会、东盟商品集采城等20多个项目和机构落户重庆，重庆小康工业集团、宗申产业集团在印度尼西亚、泰国投资设厂[7]，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共同开创了“两国双园”合作新模式[8]，以国际化企业为主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构建。沿线省（区、市）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共商共建共享逐步成为通道沿线共识。内蒙古、陕西的煤炭经新通道运至重庆缓解当地煤炭缺口，青海的纯碱经新通道运至广西支持当地玻璃产业。川桂共建的川桂国际产能合作产业园（一期）建成投产，西部省份在北部湾地区的“飞地”园区起步建设。
2.枢纽经济做大做强。新通道加速了资源要素流通，具有强大聚集辐射能力的陆港、海港、空港逐步成为沿线经济增长极。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辐射共建“一带一路”80余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1.5万余家贸易和生产制造企业，2022年进出口总额突破300亿元。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北海铁山港临港工业区、防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上工业产值均超千亿元，港航物流、钢铁冶金、石油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临港产业集群加快形成。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昆明空港经济区、南宁临空经济示范区、贵阳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等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航空设备制造及维修、电子信息等高端制造业，以及航空物流、专业会展、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提速发展[9]。
（四）统筹协调机制有效运行
1.国际层面。西部陆海新通道源自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2015年11月，中新两国政府共同签署《关于建设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框架协议》。2019年10月，中新就共建陆海新通道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工作委员会框架下建立陆海新通道高官会议机制。2021年5月，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等国与通道沿线省（区、市）联合发布《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重庆）倡议》，国际合作基础进一步巩固。
2.国家层面。为凝聚各方合力统筹推进新通道建设，2019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等14个部委，以及重庆、广西、四川、贵州、海南等5省（区、市）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10]。目前，该机制已分别于2019年12月、2021年5月、2022年3月、2023年4月、2024年4月召开5次会议，通过明确各方职责分工、部署年度重点任务等方式，有效巩固新通道良好发展势头。
3.省际层面。近年来，通道沿线省（区、市）合作机制日益健全。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陕西、四川、内蒙古、西藏等西部地区12省（区、市），以及海南、广东湛江、湖南怀化建立西部陆海新通道“13+2”省际协商合作联席会议机制。通道沿线省份直属海关建立了海关互联互通区域合作机制。重庆设立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发挥通道统筹协调机构功能，承担起综合协调、规划发展、区域合作、项目推进、信息服务等职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成为反映通道发展的“晴雨表”。
4.企业层面。通道沿线省（区、市）按照“统一品牌、统一规则、统一运作”原则，共建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并同步设立了重庆、贵州、甘肃、新疆、宁夏、广东湛江、湖南怀化等7个区域公司，初步形成“点线面”结合的运营模式。2020年12月，由国铁集团倡议，中铁集装箱、中远海运集装箱等6家单位发起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合力解决班列发展关键问题。
二、建设机遇与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1.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走深走实，新通道将成为串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巨大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桥梁纽带。2009年以来，我国连续15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自2020年起东盟连续4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见图3）。随着2022年RCEP正式生效[11]，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和东盟间的经贸合作潜力将进一步释放，铁海联运班列和跨境班列班车有望提速发展，新通道将成为串接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以及6亿多人口的巨大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桥梁纽带。
2.以乌克兰危机为典型的地缘政治冲突给国际陆路运输造成一定冲击，为以海运航线衔接全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提供发展良机。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暴发以来，双方冲突不断升级，美西方制裁持续“加码”[12]，境内外货源短期内明显下挫，发展面临一定阻力。此外，哈萨克斯坦大规模暴乱、阿富汗政权更迭等大事件给国际陆路运输造成了负面冲击[13]。部分出于表明政治站队、保障货物安全、规避制裁风险等考虑的货主，倾向于通过新通道运输货物，通道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迎来新一轮发展良机。
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通道建设将驶入“快车道”。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新通道汇聚了沿线“13+2”个省（区、市）的发展合力，畅通了资源要素跨省市流通的渠道，同时，使西部地区从开放的“旧末梢”转变为“新前沿”，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有力支撑，充分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随着新发展格局的加快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将加快驶入“快车道”。
4.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深入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将推动沿线省（区、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潜能充分释放。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西部大开发“十四五”实施方案获得通过，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西部地区的发展重点。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以重庆为运营和组织中心，西部12个省（区、市）与海南省、广东省湛江市、湖南省怀化市等共同打造的国际大通道，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产业、商贸、交通、物流廊道。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深入推进，新通道建设将按下“加速键”，在推动沿线省（区、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将得到充分释放。
（二）主要挑战
1.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持续蔓延，新通道在拉紧我国与东盟、西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将面临一定阻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4]，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贸易规则、产业链布局加速调整，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持续蔓延，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部分国家和地区长期奉行“零和博弈”，出台相关政策吸引本国企业进行本土化供应链布局，推动产业链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回流。美西方加速与我国的供应链脱钩，“产业链去中国化”“从中国撤资”“脱钩断链”等论调甚嚣尘上[15]。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形势下，新通道建设尤其是对外开放功能的充分发挥，将面临多方阻力。
2.美西方加紧拉拢东南亚诸国，意图对我国实施战略合围，新通道建设面临诸多风险挑战。近年来，慑于与日俱增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美西方纷纷将我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先后提出了各自的“印太战略”构想，旨在加强对东盟国家的影响力。为抗衡并打压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发起“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16]，欧盟推出“全球门户”计划[17]，外界敌对势力持续渲染“债务陷阱”“劣质基建”“中国威胁”“资源掠夺”等不实言论。部分国家在美国“选边站队”压力和国内党派斗争影响下，对我国经济走廊建设持谨慎甚至排斥态度。随着美国战略重心逐步东移[18]，新通道建设将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3.部分东南亚国家政局不稳、政策多变，营商环境、配套设施欠佳，新通道建设的境外合力有待增强。一方面，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政局不稳，政策变动频繁，财产和技术侵占情况屡见不鲜，国际投资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严重掣肘国际产能合作[19-20]。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营商环境不优，既有道路、水电、燃气等产业配套设施相对薄弱，上下游供应链尚不完备，对高质量建设新通道构成较大挑战。
三、建设新趋势
（一）“朋友圈”持续扩容，境内从立足西部向辐射东中西转变，境外从立足东盟向辐射全球转变
从国内看，作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以及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新通道在建设之初就以西部地区为战略重心。“13+1”省际协商合作联席会议机制也将西部12个省（区、市）全部纳入其中。随着通道辐射带动能力的不断增强，湖南怀化、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河南漯河、河北石家庄等中东部城市积极参与通道建设。2022年，湖南怀化正式加入新通道“大家庭”，“13+1”的共建格局进一步拓展为“13+2”，新通道也由立足西部逐步向辐射东中西转变。
从国际看，新通道在建设初期以拉近我国与东盟的时空距离、深化双方的国际经贸往来为核心，北部湾港的国际航线网络也仅覆盖东盟主要国家。随着陆运线路的拓展和海运航线的织密，通道辐射范围已延伸至113个国家和地区的338个港口，跨境班列班车近可达东南亚、南亚，远可通中亚、欧洲，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从立足东盟逐步向辐射全球转变。
（二）班列从“有去无回”迈向“重去重回”，表明我国正由以服务出口为主的传统运输组织模式逐步向更加注重服务进口的运输组织模式转变
新通道班列在开行之初，绝大部分为下行班列（内陆腹地至北部湾港），以服务出口为主，“有去无回”问题突出。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加快释放，逐步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出口为主的对外经贸格局。2018—2020年，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上行列数从436列激增至3 062列，上行箱量从2.2万标箱攀升至15万标箱，均远高于下行班列和箱量的增幅。其中，北部湾港去往四川的上行列数和箱量翻了12～13倍，云南方向翻了近20倍。
这要求构建更加注重服务内陆地区产业发展和运输需求的交通运输体系，推进由服务出口为主的传统运输组织模式向更加注重服务进口的运输组织模式转变。
（三）班列从“单打独斗”向“聚指成拳”转变，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合拢
新通道班列在开行之初，重点聚焦内陆腹地资源要素的南运，而忽视生产生活资料的北达。随着新通道做大做优做强，铁海联运班列与中欧班列、中亚班列的衔接日益紧密。
2021年8月，首趟“北部湾港-成都-波兰-德国”国际货运班列成功开行，满载电子产品、文具等货物的班列从钦州港东站开往成都城厢站，与中欧班列衔接后，再发往德国杜伊斯堡，之后每月可发送4列。2022年6月，首趟“海防-西安-阿拉木图”国际货运班列成功开行，货物通过新通道从越南海防集结到西安，再从西安国际港站出发，搭乘中亚班列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这标志着纵贯中南半岛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横跨欧亚大陆的中欧、中亚班列实现紧密嵌合，“两翼齐飞”助力“海丝”与“陆丝”战略合拢。
四、四大难题
（一）基础设施“堵点卡点”亟待消除
一是西通路尚未全线贯通，黄桶至百色铁路仍在建设中，百色至威舍铁路能力利用率已达97%，但增建二线工程仍在前期研究。中通路黔桂铁路能力利用率已达100%，但增建二线工程尚未明确建设时序。
二是东、中、西3条通路均存在线路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同铁路区段的牵引定数有1 850、3 000、3 650、4 000吨等不同标准，车站到发线有550、650、750、850米等不同有效长，严重影响运输组织效率。
三是港口集疏运体系有待加强。部分疏港铁路、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滞后，影响港口功能发挥。钦州港部分支专线仍为单线、内燃铁路。西江黄金水道仅有梧州港赤水作业区、贵港港猫儿山作业区等少部分港区引入铁路专用线，铁路运输占比不到5%。
（二）运营组织水平有待加快提升
一是多式联运水平不高。铁路货物品名与海运报关品名不匹配，铁路箱与海运箱循环共享不足。“一票制”“一单制”未广泛应用，单证物权化进展缓慢。从成都出发经3个通路的班列旅行时间均超过50小时，平均旅行速度仅为30千米每小时。重庆果园港铁水联运货物量仅占港口吞吐量的10%。
二是口岸便利化水平有限。由于东盟国家均未加入国际公路运输（TIR）公约，且我国与东盟国家对入境车辆的标准要求不同，跨境运输车辆需要在途中进行换装作业，降低了运输时效，增加了物流成本，部分企业反映口岸存在阶段性堵塞和排队时间长等问题。
三是通道的航空功能偏弱。部分机场枢纽设施水平难以支撑全货机航线和航班飞行需求，货运航线开通较少，空中通道建设发展有待加强。
（三）循环流通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一是外贸货源体量不足。通道沿线省（区、市）外贸产业普遍较弱，出口货物以资源型产品为主，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不足，缺乏足够的基础货源支撑。钦州-成都上行班列内贸货占比达96%，外贸货占比仅4%，且大部分为化工、矿石等低附加值产品。
二是降本增效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新通道班列运价下浮7%～30%，与沿江班列45%～55%的下浮力度存在一定差距，北部湾港至贵州、云南班列的运价下浮仅为16%、7%，且下浮品名及站点受限，重庆、四川方向的铜精矿、红金石、镍铁等未在下浮范围内。
三是支撑引领功能尚未充分发挥。铁海联运班列、跨境班列班车与通道沿线产业园、物流园、商贸园的衔接不够紧密，交通物流与经济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不够高，通道支撑引领经济产业发展的功能有待充分挖掘。
（四）协调运行机制仍需不断健全
一是国际合作协调机制相对薄弱。《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虽已签订但尚未得到有效落实。中老泰、中缅便利运输合作谅解备忘录尚未签署。
二是区域沟通合作机制有待深化。当前通道统筹协调多以省级层面为主，地级层面的区域合作力度不够，省直部门出台的部分政策对于地市、企业、平台公司等如何执行涉及较少，宏观指导与微观实践的结合度有待提升。
三是信息互联互通机制有待顺畅。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信息孤岛问题较为突出，通道沿线省份与北部湾集团、重庆陆海新通道运营平台之间尚未建立统一的公共数据平台，海关和交通部门间、港航铁企业间信息共享水平不高。
五、建议举措
（一）切实消除“堵点卡点”，务实网络运行基础
一是积极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百色至威舍铁路、黔桂铁路增建二线、成都至隆昌铁路扩能改造、平陆运河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二是通过技术改造等方式，加快相邻铁路区段之间的技术标准统一，包括速度等级、牵引定数、到发线长等，着力消除通道沿线铁路“通而不畅”等问题。
三是积极推动铁路进港区、进园区，重点加快西江内河港口的疏港铁路、疏港高速公路建设，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
四是参照沿江铁路、川藏铁路等区域铁路建设运营模式，研究推动由国铁集团牵头与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沿线省份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司，统筹通道铁路规划建设运营。
（二）加快多式联运创新，提升整体运行效率
一是补齐港口航线短板，进一步加强铁海联运班列与中欧班列、中亚班列、长江航运、西江航运的衔接，充分发挥新通道串接“陆丝”与“海丝”，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的战略价值。
二是促进公路、铁路、水路信息共享和标准互认，拓展“一单制”模式的应用范围，有序推动铁路箱下海和海运箱上岸，完善国内外还箱点布局，促进集装箱共享共用。
三是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关际合作，推进入境车辆标准互认，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消除边境口岸阶段性拥堵问题。
四是加强空中通道建设，提高通道沿线机场的货运能力，扩大全货机机队规模和航线航班数量，不断提高新通道航空运输水平。
（三）深化交通产业融合，深度挖掘经济潜能
一是优化通道沿线产业布局尤其是外向型产业布局，重点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产能合作，积极推进引进来、走出去，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二是深化成渝、北部湾、滇中、黔中等沿线城市群的经贸往来，提高资源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的能力，着力打造经济增长带，围绕沿线陆港、海港、空港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
三是深入推进降本增效工作，适时适当提高班列运价下浮力度，拓展运价下浮覆盖的货物品名和铁路站点，进一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和物流企业成本。
四是积极拓展境内外货源市场，重点优化东南亚地区海外仓布局，提高对境外物流网络的控制力和话语权，实现铁海联运班列和跨境班列班车“量质双升”。
（四）加强统筹协调联动，凝聚新合力新动能
一是把握RCEP正式生效契机，加快与RCEP成员国建立政府间、企业间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合作机制，稳步推进与东盟国家便利运输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和落实，加强与国际交通运输政策、规则、制度、技术、标准的对接。
二是完善沿线省（区、市）的定期数据报送机制，充分发挥省际信息服务平台的功能作用，加强通道沿线城市之间的合作力度，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凝聚通道建设发展合力。
三是合作共建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积极推动加入陆海新通道省际合作机制的省（区、市）建立区域运营公司，将国内合作共建范围进一步向中部、东部地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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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思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综合交通运输、中欧班列；丁金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综合交通运输、交通地理。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思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副研究员 丁金学
以雄安新区等重要增长极为引领，打造京津冀增长极体系。逐渐形成“国家级新区-开发区-特色小镇”三级一体的增长极体系
增长极在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特区、开发区和新区作为特定区域的经济增长极，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经被证实发挥出巨大作用，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区域经济增长极作用，引领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增长极理论及在中国的实践
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最早提出。他在《略论经济增长极概念》中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点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后，增长极理论经布代维尔、赫希曼、缪尔达尔等学者的发展，逐渐成为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
从增长极的概念上可以看出，增长极的本质是集中发展，增长极作为区域中的一个点，大量要素在该点上聚集，共同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增长极理论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区、新区、开发区以及工业园区等都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我国增长极的培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探索阶段（1979～1990年），国家相继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市设立经济特区，并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其中深圳特区的快速发展成为全国发展的先进示范；第二阶段是以开发区为支撑的全面推广阶段（1991～2000年），国务院共批复设立45家国家级开发区，2001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7.3%和14.9%，45个国家级开发区增幅高达25.7%和36%。到2019年，我国共设立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阶段是以国家级新区为载体的创新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1992年10月，浦东新区正式成立，短短几年，浦东新区就吸引了大量国际跨国公司入驻。2017年4月1日，河北雄安新区获批设立，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新区19个。
京津冀培育增长极的成效
天津滨海新区自设立以来发展势头迅猛，成为天津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从2001～2015年，滨海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在天津市所占比重从35.71%上升到了56.05%，虽然到2020年底，该比重下降到41.7%，但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始终高于天津市。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北方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天津市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天津滨海新区产业体系日益完善。新区已建成8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形成汽车及机械装备制造、石油化工2个两千亿级产业集群，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2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3900家和3740家，“独角兽”“瞪羚”“雏鹰”和领军企业超过2000家。生物医药产业链条基本完备，开发区、高新区入围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综合竞争力50强。
北戴河新区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新区距北京260公里、天津230公里，拥有京沈高速、沿海高速、京秦铁路、津秦客专等交通干线，与京津形成了“一小时经济圈”。依托区位优势与政策支持，大力发展旅游、生命健康产业，成为了秦皇岛市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新区创新发展“旅游+”模式，现代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建设了远洋蔚蓝海岸、阿尔卡迪亚滨海度假酒店、渔岛海洋度假区等度假基地，引入万豪帆船酒店、好莱坞魔法城、渔田小镇等一批高端旅游项目，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获评全国休闲旅游度假典范，新区被评为河北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创新发展生命健康产业，努力建设高端医疗服务聚集区、京津冀生物技术创新转化基地、生态宜养地、环渤海体育健身基地、国际健康旅游目的地。目前，建设了石药干细胞研发基地、北戴河心脑血管病医院、现代中药示范基地等重大产业项目，形成了生命科学园、医疗器械产业港、福美健康科技园等园区。
以北京经开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龙头的开发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原始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拉动京津冀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京津冀地区13个国家级经开区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74亿元，占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的8.6%。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高新区等7个国家级高新区，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443亿元，占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的20.6%。税收收入、出口及利用外资等经济指标也表现优秀，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积极进行投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及企业制度的改革等。同时，设立开发区平台公司也是体制创新的产物，有效解决了开发区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包括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基础设施Reits等都是促进开发区发展的创新尝试。开发区也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承载地。中关村与天津、秦皇岛、保定、石家庄等地开发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园区共建及合作，努力打造类中关村的创新生态和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示范区，深化区域产业和科技合作。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许多北京外迁企业就近落户天津及河北的开发区，为开发区提档升级创造良好机遇。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随着近年来雄安新区设立、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应将雄安新区、通州与北三县、石家庄正定新区、张家口崇礼区培育成为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一）雄安新区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安新县视察时强调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需要将部分产业、人口向市域范围之外疏解，雄安作为一个相对集中的疏解承载地就应运而生。雄安新区的高标准规划建设，为承接在京高校、事业单位、国家级科研院所及国有企业总部等非首都功能提供了良好的承载空间。雄安新区的建设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雄安新区有助于实现京津冀不同行政体制间统筹谋划，下好协同发展“一盘棋”。雄安新区建设是新发展格局下治国理政的创新实践。雄安新区将探索建立一个样板城市，践行新发展模式，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建设一座绿色、现代、智慧的数字化新城。雄安新区在白洋淀环境综合整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整治完成入河入淀排污（排放）口1.1万多个，使白洋淀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淀区水质从2017年前的劣Ⅴ类提升并连续三年稳定保持在Ⅲ类。随着白洋淀生态修复与“千年秀林”工程等稳步推进，雄安新区的生态“底色”正越筑越牢，一座清新明亮、水城共融之城呼之欲出。雄安新区将同步建设“地上、地下、云上”三座城。在地上，包括无人驾驶巴士等智慧生活场景正越来越多地落地雄安新区。在地下，综合管廊分为上下两层，除负二层将电力、通信、燃气等各种管线集于一体之外，新区还在负一层设计了智慧物流通道，未来将借助城市云计算平台供无人物流车通行。在云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雄安云”，面向未来城市运营提供强大的云计算能力支撑，同时成立区块链实验室，做好数字城市基础建设。2020年底，京雄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区最快50分钟、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最快19分钟可达。京雄高速河北段等3条经由雄安新区的高速公路开通，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全面建成。容东片区5.29万套安置房已全部建设完成。
雄安新区启动区作为展示新区形象的一张靓丽名片，也是雄安新区为疏解对象提供注册、供地、审批、建设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2021年4月，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成为首家注册落户雄安新区的中央企业。目前，包含中国星网等首批央企疏解项目，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产业园项目也全面进场施工。
（二）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是首都另外一翼。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发展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中承担着重要使命。通州区与北三县公共服务一体化，可承接部分教育、医院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有助于缓解中心城区拥堵问题。通过一体化发展，突破行政区划导致的交通问题，缩小两地公共服务落差，以产带人，对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有重要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初步形成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轨道交通方面，京唐铁路项目2022年开通运营，北京轨道交通M22号线于2021年开工建设。跨界交通方面，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贯通，唐通公路、三河南连接线等项目相继建成通车。燕潮大桥、京秦高速潮白河特大桥建成通车，目前与通州区联通的跨潮白河桥梁达5座。
区域生态治理联防联动机制成效明显，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在大气、水污染联防联控方面，京津冀环保部门建立了统一的空气污染预警应急机制，三地环境监测部门初步实现了重污染天气环境信息共享，制定三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对潮白河沿线排口进行全面封堵，配合水务和环保部门共同推进潮白河综合治理。通过与京津两地联动协同治理，区域PM2.5年均浓度、综合指数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要求。
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率先推行京津冀门诊异地直接结算试点工作，持续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药机构范围。在政务服务方面，通州区与廊坊市签订了政务服务“区域通办”联动机制框架协议，实现“区域通办”。在国内首开“企业在河北、监管属北京”的跨区域管理体制先河，借助体制机制创新，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正逐步破解。
（三）石家庄正定新区
正定新区是石家庄中心城区“一城三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未来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2022年正定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38.4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4.89亿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25.3%，增幅位列石家庄市前列。正定县高新技术企业达9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758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28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家。是河北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A类县。正定县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益活跃，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72%，获评省工业转型升级示范县；农业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纳入了石家庄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实施范围；会展经济发展迅速，获得了“辉煌7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牌展会奖”等10多项荣誉；旅游业蓬勃发展，“古城古韵、自在正定”品牌影响力日益提升。
（四）张家口崇礼区
崇礼区距北京直线距离150公里，冬奥会的举办加速推进崇礼基础设施建设，京张高铁从北京到崇礼最短车程不到1小时，进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大大提升了崇礼区的世界知名度，为崇礼区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冬奥会的举办有力推动了崇礼区的经济发展。崇礼区地区生产总值从2019年的2.3%增长到2021年的8%，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21年崇礼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7.2亿元，增速位居张家口市第5位，高于全市1.7个百分点。同时，2019年以来崇礼区的产业结构大幅调整，第三产业的比重从2018年的39.3%跃升为2019年的56.8%，并维持在56%以上。在冬奥会的影响下，崇礼知名度越来越高，冰雪产业和旅游行业蓬勃发展，服务业发展亮点突出，2021年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2.6亿元，同比增长61.0%。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1.0亿元，占比达到87.4%，同比增长72.4%，就业人数占全部规上服务业的75.8%。
京津冀增长极的未来展望
以雄安新区等重要增长极为引领，打造京津冀增长极体系。逐渐形成“国家级新区-开发区-特色小镇”三级一体的增长极体系。高标准推动雄安新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建设，支持雄安新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高端高新产业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为京津冀甚至全国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在地级市层面，鼓励开发区创新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在县和乡镇一级培育经济增长极，形成连接城市与乡村、产业特色鲜明、错位发展、充满活力的特色小镇。
通过深化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不论是开发区还是新区，关键是体制机制创新，这是区域经济增长极能够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其在政策上“先行先试”作用，积极探索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内的全方位改革。体制创新最重要的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开发区和新区管委会作为所在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应按照“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模式，优化开发区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给予开发区更多的人权、财权和事权，在干部任用上鼓励采用竞聘上岗等方式建立竞争激励机制，通过精干高效的机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保证决策和运营的高效率。
通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发挥增长极的极化作用，吸引数据、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等高端要素汇聚。强化与京津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交流，吸引更多科技成果到新区及开发区转化孵化，积极融入京津冀技术市场一体化建设。特别是对于关键领域和主导产业，通过激励机制和配套服务引进人才团队，将将“政产学研用金”六结合，助力推动科技创新及创新成果转化。以雄安新区、通州和北三县等重要增长极为引领，围绕特色主导产业做好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承接，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落户，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加大投资力度，促进项目建设落地，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招商引资的前提条件，而开发资金不足是增长极初期面临的普遍问题。可通过政府成立产业引导基金、发行地方债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优化投资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补足基础设施、文化体育等领域短板，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等重大工程建设。通过补足城市配套功能短板，将增长极建设成为高端产业集聚区、生态宜居景观区、城市文化展示区。
将增长极打造为首都北京的反磁力中心。京津冀众多增长极的培育，有助于降低北京对人口的吸引力（即“磁力”），尤其是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可以直接疏解北京的产业和人口，有助于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通过不断完善新区的硬件和软件建设，使交通更便捷、功能更完善、经济更繁荣、生态更美好，逐步将新区打造成为100万～500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将开发区打造为人口数十万的产业新城，在交通条件、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条件比较好的乡镇规划建设特色小镇，实现产业聚集和产城融合。
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付华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在西部地区实施了水土保持、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湿地保护与恢复、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系列措施，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但西部地区的生态脆弱性尚未根本转变，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加强西部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对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持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国土空间优化与生态保护，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守住底线
强化国土空间优化与生态保护，确保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好关、守住底线。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国土是绿色发展的空间载体，西部地区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应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并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实现不同功能空间的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聚焦区域性、流域性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建立从问题识别到解决方案的分区分类管控策略，因地制宜实施精细化管理，防止“一刀切”。其中，成渝、北部湾、宁夏沿黄等城市化地区应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保护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三江源、塔里木河、石羊河等生态功能区应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河西走廊、银川平原、河套平原等农产品主产区应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重大工程修复，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也是我国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一方面，应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为主线，以生态本底和自然禀赋为基础，关注生态质量提升和生态风险应对，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其中，应特别重视并大力推进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青藏高原和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以及京津风沙源头治理等。另一方面，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广度，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提升监测信息化水平，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可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健全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有序推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西部地区有着众多独特资源优势，高水平保护可以为高质量发展把好关、守好底线，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强化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政策支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规范环境治理市场，促进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深化重点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结构，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可因地制宜发展风电，有序利用光伏，多元开发生物质能，加快布局氢能产业，有效释放清洁能源发展潜力。
深入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全力打造绿色低碳产品供给体系。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的必然要求，也是抢占未来绿色低碳发展制高点、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塑造全球绿色低碳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加强科技支撑，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西部地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强化产品绿色设计，打造绿色低碳产品供给体系，并通过绿色低碳产品供给有效带动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助力西部地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积极打造新能源汽车、船舶、飞机等低碳交通装备，推进绿色低碳交通发展。
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架好桥梁
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拓宽生态保护的资金来源渠道，可将西部地区厚植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高质量发展优势。
搭建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实现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生态产品内涵丰富、种类多样，其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度量难、交易难、变现难、抵押难”等问题。一方面，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立信息畅通、市场开放、竞争有力的交易平台，并不断提升经营平台的数字化、信息化、可视化水平。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生态信用贷”模式，并强化交易平台金融对接、担保服务等功能，促进资源投资与产权交易，破解社会资本“不好投”“不敢投”的难题。
积极探索生态惠民共富模式，推进生态产品服务渐进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优良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现实的经济价值，不仅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必须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排污、谁付费，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合理的生态税收和补贴，使生态产品供给者和消费者进行角色转换，不断提升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效能。结合西部地区低碳绿色农业项目，培育绿色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化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体，支持创建区域知名品牌，建立持续性的利益分享机制。
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苏芳
| 企业管理 摘要：文章探讨了企业在商业资产管理方面面临的瓶颈，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践策略。首先强调了商业资产管理的重要性，包括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等；分析了企业在商业资产管理方面遇到的问题，如缺乏有效的绩效机制、风险防控不足、数字化水平低等；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实践策略，包括构建绩效机制、加强风险防控、提高数字化水平等，从而提升商业资产管理的效率和水平，实现企业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企业，商业资产，管理，经营 引言 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企业的发展也步入了深度调整期，为适应“双循环”发展格局，企业必须审时度势，及时改革商业资产管理方式，通过有序布局商业资产的管理、经营与使用，打造长期、稳定的利润来源，确保企业能够在激烈变化的市场中，时刻把握发展机遇，实现创新发展。整体来看，商业资产管理对于企业而言并非是一项新兴话题，在过往的发展中，已有很多企业就这一方面展开了丰富的实践，探索出了一系列具有实践价值的管理模式。为了进一步提高资产收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还应通过绩效管理、人才培养等方式，进一步放大商业资产管理的效能，多措并举促进企业的稳健发展。 一、企业商业资产管理的意义 商业资产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发展基础。通过合理管理资产，采取科学的经营措施盘活资产，实现商业价值最大化，对于企业而言，是确保自身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必要之举，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 （一）明确资产状况，合理配置资源 在商业活动中，企业拥有大量的资产，这些资产的性质、数量、价值和使用状况，对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通过实施商业资产管理，企业可更全面地掌握自身资产的实际状况，结合发展目标，做出契合企业长期利益的经营决策。通过明确资产的种类、数量、价值，企业也可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对资产实施合理的调配和利用，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冗余。在此基础上，企业可设置专门的管理岗位，对资产的利用实施监控和管理，及时解决资产利用中出现的问题，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实现企业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二）提升运营质量，增强发展动力 通过实施商业资产管理，企业还可提升运营质量，增强发展动力。通过科学规划对商业资产的购置、调整、处置，克服资产数量多、年限长、范围广、权属不清等因素造成的管理问题，企业可明确运营效率提升的关键点[1]，采取措施优化运营流程，降低运营成本，避免资产处于闲置，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长期实施商业资产管理的前提下，企业可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为扩大经营规模、开发新产品、拓展市场提供有力支持。 （三）规范管理行为，保障资产安全 在以往的经营管理中，由于制度的欠缺，商业资产常面临丢失、被盗、损毁等风险，难以实现保值增值。通过实施商业资产管理，企业可严格规范内部管理行为，保障资产安全。在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的基础上，管理者可对资产进行全面的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防止资产流失和减值，保障企业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性，达到挖潜增效、降本增效的目标[2]。 二、企业商业资产管理经营的瓶颈 尽管近年来，企业商业资产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实际操作中，很多企业采取的措施仍不够科学、全面，致使商业资产管理面临诸多瓶颈。 （一）商业资产管理绩效机制欠缺，影响管理效率 商业资产管理的实施，需要有配套的绩效机制来保障其有效性与公平性。然而，目前看来，在商业资产管理方面设立绩效机制的企业较少，部分企业采取的措施较传统，以房地产企业为例，多数企业针对商业资产管理设立的绩效指标主要集中于项目运营、房产出租、租金收入、租金收缴率等方面，常规业务占据了绩效考核的大部分内容，导致员工的积极性不足，难以挖掘员工的创造力；在与绩效考核相适应的激励措施方面，多数企业为商业资产管理人员提供的酬劳都以固定薪资为主，浮动薪资为辅，而浮动薪资的高低又与员工所在部门的整体绩效有关，这种不科学的激励机制，实际上并不契合员工在商业资产管理方面做出的贡献，难以衡量商业资产管理人员的工作水平，导致管理混乱、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在商业资产管理工作中频频出现，影响管理效率。 （二）商业资产管理风险防控不足，影响资产安全 受到传统经营理念的影响，部分企业针对商业资产管理建立的风险防控措施较为落后，导致企业资产面临较大的安全风险。例如，在供应商管理、库存管理、合同管理、账款管理等环节存在漏洞和不足，引发财务、经营方面的问题；责任追究制度不足，导致商业资产盘亏时，企业无法找到具体的责任人，为各种徇私舞弊的行为创造了条件。这些风险不仅会对企业的正常运营造成影响，也会导致商业资产的大幅度损失。 （三）商业资产管理数字化水平低，影响企业进步 “互联网+”、5G与物联网等新兴科技业态的发展，要求企业商业资产管理做到与时俱进，加强数字化建设[3]。然而，目前多数企业在商业资产管理方面，仍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数字化水平较低，这不仅影响了企业资产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也制约了企业的进步和发展。以房地产企业为例，由于房地产企业的商业资产存在数量多、类型广泛、涉及范围广等多种特征，采用传统的资产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可能无法准确、及时地反映资产的实际状况，而通过实施数字化资产管理，则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提高管理的效率和精度，但目前多数企业都缺乏足够完善的资产数字化管理系统。 （四）商业资产管理专业人才匮乏，影响工作水平 从事商业资产管理，需要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然而，目前企业在商业资产管理方面的人才储备普遍不足。由于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企业在进行商业资产管理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如无法准确评估资产价值、无法制定科学的管理策略等。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商业资产管理的质量，也对企业的整体运营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商业资产管理涉及企业的各个方面，如采购、生产、销售等，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也会导致各环节之间的协调出现问题，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 三、企业商业资产管理经营实践策略 （一）构建商业资产管理绩效机制，及时进行绩效考核 在新时期，企业的商业资产管理必须有制可依，提升资产管理的规范性与高效性。企业需要在明确资产管理目标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的商业资产管理绩效机制。实际实施中，管理者可先结合企业的战略规划，明确商业资产管理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制订商业资产管理流程，健全相应的管理机构和职能，建立起绩效机制，使各部门能够在协同合作、相互制约的基础上，结合绩效要求，提高商业资产管理效率和水平。 通常情况下，针对商业资产管理的绩效考核指标和标准，要与员工、部门的绩效考核相挂钩。如，可设立针对库存管理、账款管理、供应商管理等环节的绩效考核标准，以确保商业资产的安全和稳定。企业可参照行业中的标杆企业，设立商业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指标，明确商业资产管理绩效考核的重点，一般来讲，在这一环节中，要重视考核合同管理、资产租赁档案管理、租金押金收缴、欠租管理、资产盘点、租赁预算、租金报表管理等方面的内容[4]，因为在传统的考核机制中，这些内容常常会被忽略；同时，也要关注品牌店的引入、战略合作等方面的内容，使商业资产管理适应企业在新时期的发展要求。 值得说明的是，企业选择的商业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模式应尽可能契合行业特点，避免照搬市场中其他企业的管理经验。以房地产企业为例，由于行业兼具市场性与民生性特点，在建立商业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模式时，管理者要重视考虑政策、民生等因素，使商业资产管理的布局契合“房住不炒”“不将房地产用于刺激短期经济”等宏观政策的要求，结合“租购并举”的发展模式布局对商业资产的管理，体现企业商业资产管理的民生属性，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针对商业资产管理人员缺乏创造力、积极性的问题，要建立健全的奖惩机制。对于在商业资产管理方面表现优秀的员工和部门，可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激励，如晋升、加薪、奖金等，以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商业资产管理。而对于管理效果不佳的员工和部门，则需要进行相应的惩罚和督促，如扣减奖金、调整职位等，以督促其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 （二）分析商业资产管理的风险点，及时进行风险防控 商业资产管理在实践中面临着多种风险，为了有效地管理这些风险，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具体而言，企业可采取以下措施：加强供应商管理，选择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提升供货的稳定性，保障商业资产的安全与稳定；加强库存管理，实行库存预警和调整机制，避免积压、缺货等现象的出现；加强账款管理，建立完善的账款催收和结算机制，确保企业资金的安全；加强合同管理，使合同的履行变得更为规范，保障企业的利益；加强投资管理，制定科学的投资规划和策略，降低投资风险。通过这些措施，企业可有效地预防、控制商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风险。 为了更好地完成风险排查、风险防控，企业还需要加强内部控制和审计监督，规范相关人员的管理行为，杜绝徇私舞弊等现象的出现。具体而言，企业可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及时对资产的调配和使用进行核查；明确审计监督职责和工作程序；针对员工做好教育培训工作，督促其自觉配合审计监督。通过这些措施，企业可有效地防范管理漏洞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在出现资产盘亏等问题时，第一时间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及时发现和纠正商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 （三）提升商业资产管理数字化水平，强化信息化建设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的商业资产管理也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加强数字化建设。具体而言，企业可采取以下措施：引入先进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和软件，实现商业资产管理的全面数字化；加强内部数字化设施建设，如建立企业内部网络、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等，提高数字化管理的效率和精度。举例而言，企业可与信息行业的企业合作，开发资产扫码技术，针对固定的商业资产建立电子证件，通过移动终端扫码的方式管理资产。另外，企业还需要注重培养员工的数字化技能，通过开展数字化培训活动，提高员工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提升员工的数字化素养。 在信息安全方面，要建立数字化安全保障体系，加强信息安全管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确保数字化管理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对于涉及企业机密的商业资产信息，更是要建立防火墙、网络安全密钥等防范措施，确保唯有拥有相关权限的工作人员才能登陆并查看企业的商业资产状况，确保商业资产信息安全。 （四）打造商业资产管理专业队伍，培养专业管理人才 专业人才是企业进行商业资产管理的重要保障。企业可通过如下措施，打造专业化的商业资产管理团队：制定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和方案，如开展内部培训活动、鼓励员工参加专业认证考试等，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5]；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培训和学习活动，以及各种专业认证考试，如SCM认证等，提高员工的认证资质和专业水平；与高校、机构合作，引入具有商业资产管理经验和技能的专业人才，为企业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商业资产管理的发展和创新。通过这些措施，企业可打造一支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管理团队，为商业资产管理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做好商业资产管理工作，已成为企业实现持续发展、长期盈利的重要手段。商业资产管理不仅包括传统的财务管理和物资管理，还包括企业资源规划、运营、风险控制等多个方面，需要有规范的制度和机制来保障。为了构建出契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商业资产管理模式，管理者要结合企业的战略规划，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地建立商业资产管理体系，落实相应的责任，确保商业资产管理的常规工作、重点工作、宏观工作、微观工作均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在后续的实践中，应针对绩效考核、风险防控、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加大实践力度，扫除传统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弊病，切实盘活企业资产，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打下良好的根基。 参考文献： [1]邢景朋.国有房地产企业商业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模式优化路径探究[J].上海房地，2022（06）：5-8. [2]黄扣红.集团企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J].大众投资指南，2023（08）：68-70. [3]黄英.中小型企业固定资产管理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J].财富生活，2022（22）：196-198. [4]廖月华.国有企业构建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和路径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2（18）：27-29. [5]杨仁群.生产制造型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J].财经界，2022（29）：45-47. 作者简介：袁珂（1981—），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研究生，中级经济师，郑州航空港双鹤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研究方向：国有企业资产管理。 郑州航空港双鹤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袁珂 摘要：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式现代化企业的重要基础和核心领域。通过分析梳理二者理论渊源与内在联系，探索构建符合现阶段中国式发展的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融合框架，探寻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为有效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企业管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融合框架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深入，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基础和核心领域。我国企业在借鉴运用二者理论时，遇到了边界不清、重复投入、职能交叉、效果不佳等一系列实践问题，企业不断投入增加管理成本，但并未产出预期管理效果。因此，探索构建符合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融合框架，探寻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理论渊源与关系梳理 1992年，美国COSO委员会发布了全球闻名的《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1992）》[1]，成为指导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的首部集大成者，是现代企业内部控制最具有权威性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以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为五大管理要素，以运营管理、财务报告、合规性为三大管理目标，构建了一套较为科学完整的企业内部控制理论框架模型。时隔20年后，COSO对其第一版发布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内部控制框架进行了更新，但是针对原有5要素的立方体框架没有做根本性调整，只是对更新文件采用了国际通行的要素加原则的书写方式，详述了企业内部控制的5个要素20个原则以及82个关注点。 2004年，美国COSO委员会发布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2]，标志美国COSO委员会企业风险管理理论研究成果面世。该框架以内部环境、目标设置、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映、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为管理要素，以战略、经营、报告、合规为管理目标。时隔13年后，COSO在2017年完成对风险管理框架的修订工作，修订版本的内容主要是强调了风险和价值之间的关联性，重新审视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所关注的焦点，增强了绩效和企业风险管理工作的协同效应，明确了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关系，优化了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的概念，但在实践中，风险管理工作者使用2004年发行的风险管理相关工具和技术的仍占大多数。 1992年版内部控制框架和2004年版风险管理框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和实践运用。但是，企业经过实践发现纯粹从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不足以防范某些失败案例的再次发生，导致失败的有些因素已超出了内部控制的范畴，而风险管理理论框架对于初创期或发展期的企业过于前卫，缺乏业务支撑点和实施土壤。同时，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安全管理体系、环保管理体系、预算管理体系、风险管理体系、内部控制体系、审计监察体系、合规管理体系层出不穷，整合各类体系的管理需求日趋紧迫。因此，通过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理论渊源和关系梳理可以看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是两个同宗同源、相互补充、取长补短的管理体系，两者理论框架融合具有可能性，并且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经历时间考验的企业管理体系，是企业风险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 三、融合框架模型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分析，美国COSO委员会首先研究发布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经历12年后，研究颁布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内部控制作为基础理论框架，相较于风险管理理论框架，更具有基础性和可塑性，更适合两者融合框架的主体模型；从我国企业发展阶段的角度分析，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国内大多数企业还处于低水平时期，距离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现代企业还具有较大差距，风险管理理论框架对于企业管理水平和能力要求更高，内部控制理论框架更加适应符合我国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从企业管理需求的角度分析，近年来风险管理理论被提升到文化战略、价值创造等层面，是一项更为高层次的企业管理需求，内部控制相较于风险管理更加符合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实际管理需求。 综上所述，融合框架模型以内部控制模型作为主体框架，融入风险管理模型的先进理念和管理要素，将目标设定和战略视角融入管理要素和管理目标，构建符合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融合框架。融合框架以内部环境、目标设定、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活动为六大管理要素，以战略、运营、报告、合规为四大管理目标。其中，目标设定和战略管理是融合框架的重要内容，对于探索构建符合现阶段中国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融合框架，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标设定主要表现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目标预期，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企业，需要结合自身内部管理环境，结合企业自身实际设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目标预期，从而更好地在企业内部推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各项工作。战略管理主要表现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要为以企业发展战略服务为核心目标，根据不同时期企业的发展战略或企业的战略调整，相应调整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工作环节和流程，必要时可根据企业自身实际需要做出大范围的结构性调整。 四、实践路径 （一）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有效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重要基础和实施土壤[3]。绝大多数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效果不好，主要原因就在于企业内部环境较差。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已经历上百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大量的企业管理经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管理环境已发展成熟，而中国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经历了几十年跨越式高速发展，遗留下来不少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企业内部管理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阻碍。具体实施路径如下：在企业组织架构方面，从顶层设计层面将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职能合并，是推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有效融合和贯彻实施的有效手段，如将企业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作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工作的主责机构，其附属职能管理机构根据企业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联合设置，并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工作作为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机制的重要部分，每年按法定程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在本质上是企业风险文化意识的体现[4]，将两者融合集中形成一股新兴文化加以宣传培训，不仅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管理资源配置效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职工的抵触心理，跳出形式主义的工作怪圈，切实有效推进工作。 （二）目标设定 目标设定是风险管理框架中的先进理念和管理要素，在内部控制框架中加入目标设定这一管理要素，更能满足不同管理水平和发展阶段企业的实际管理需求，对于探索构建符合现阶段中国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融合框架，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实施路径如下：对于初创期企业，应当适当降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目标阀值，在组织架构设置、业务流程审批，内部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目标设定要结合自身实际，满足基本管理需求；对于发展期企业，应当逐步提高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目标阀值，妥善选择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增加风险评估的强度和频率，梳理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对于成熟期企业，应当全面提高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目标阀值，进一步强化内部流程监督管理，审慎选择风险管理策略，在必要的情况下选择风险管理解决外包方案。 （三）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框架中重合度最高的管理要素，实施风险评估的基本流程和工作环节基本一致。具体实施路径如下：在对所收集的风险管理初始信息和企业各项业务管理及其重要业务流程进行风险评估时，企业可在风险种类、风险原因、影响程度等方面制定统一标准，采用相同的风险评估方法，共用一套风险数据库、风险事件清单[5]；在具体组织开展风险评估时，可结合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和具体经营状况，按照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价三个基本流程，定期预测分析外部和内部环境变化对企业造成的潜在风险，同时根据管理需求和能力，可对全部或部分重要业务流程开展风险评估。 （四）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内部控制框架最核心的管理要素，同时也是风险管理框架中风险控制的重要环节，在风险管理框架的风险管控措施中，基本上可以用到内部控制活动的技巧和方法。具体实施路径如下：企业可将控制活动分为预防性措施和检查性措施，包括一系列手工控制和自动化控制，如授权、审批、验证、调节、业绩评价等，在制定各项工作流程中，将企业风险识别嵌入其中；职责分离是内部控制中最基本的控制措施，在设计可行性研究与决策审批、决策审批与执行、执行与监督检查等岗位职责分离时，将风险管理策略方法贯穿于整个企业，遍及各个层级、业务单元和流程以及技术环境，尤其是企业在采购、销售、投资管理、资金管理、工程项目、产权交易等重大业务领域的岗位职责权限，要与企业风险识别和管理措施相互衔接、相互融合。 （五）信息与沟通 对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框架而言，信息与沟通均是不可或缺的管理要素[6]。一方面，企业信息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企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企业信息与沟通是投资者与管理者、管理者与执行者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关乎整个企业运行效率和发展。因此，打通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之间的中间屏障，对于推动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实现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实施路径如下：信息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出于成本和效率考虑，应当在企业信息系统规划时未雨绸缪，建立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一体化信息系统；有一定信息化基础的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牵头部门要与业务部门、审计部门、信息化建设部门协同配合，推动企业在投资和项目管理、财务和资产、物资采购、人力资源等信息系统的集成应用，实现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与业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有机融合；信息化基础较好的企业，可探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实时监测、自动预警、监督评价等在线监管功能。 （六）监督活动 监督活动是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实现系统自我更新、形成闭环管理的重要步骤[7]。企业在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和重大风险动态监测评估等工作时，可根据企业自身实际一并协同开展，具体实施路径如下：企业首先应当明确内部审计机构（或经授权的其他监督机构）及其他内部机构在监督活动中的职责权限，将监督活动分为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不断规范监督的程序、方法和要求[8]；企业在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实施情况开展常规性和持续性的监督检查，将识别出来的风险点及时纳入风险数据库，在内部控制年度评价报告中根据实际情况披露；企业在发展战略、组织结构、经营活动、业务流程、关键岗位员工等发生较大调整或变化的情况下，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监督的范围和频率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结果以及日常监督的有效性等予以确定。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结合中国企业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内部控制模型框架作为主体框架，融入风险管理模型的先进理念和管理要素，构建了一套符合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融合框架，框架以内部环境、目标设定、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活动为六项管理要素，以战略、运营、报告、合规为四项管理目标，突出强调目标设定和战略管理在融合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六项管理要素中探寻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为有效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切实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Commission C. 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M].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1994. [2]Commission C.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M].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2004. [3]李迎春.企业内部控制现状及完善对策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2（18）：3. [4]李莉.论企业内部控制的风险管理机制[J].企业经济，2012（03）：4. [5]李维安，戴文涛.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关系框架——基于战略管理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4）：10. [6]黄华.企业风险承担与内部控制：从“灵丹妙药”到“机会主义”[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07）：12. [7]芦雅婷，田雨绯.内部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研究[J].企业经济，2022，41（02）：11. [8]梁党育.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探究[J].财会学习，2019（24）：2. 作者简介：何松霖，贵州铁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合规部高级职员，经济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贵州铁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合规部高级职员、经济师 何松霖 摘要：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与发展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求，探索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路径成为当务之急。论文在分析当前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数字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1 引言 数字化技术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普及，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变革和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流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开展过程中应将传统的管理模式与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对此，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积极将数字化科技成果应用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维度。当前，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的人员众多、信息庞杂，在执行人力资源管理任务时情况较为复杂，因此，数字化技术工具的应用也具有一定的难度。基于此，企业必须在新时期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创新，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助力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数字化的概念与意义 数字化是指用计算机技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处理过程。透过概念看本质，数字化就是一种核心的计算机技术，是使信息得以网络化、虚拟化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也是计算机技术在信息领域的全面应用[1]。针对人力资源管理层面，数字化即利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化技术，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框架结构、运行流程与具体业务进行改造与优化的过程，旨在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智能化、自动化、规范化水平，为员工个性化目标及企业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数字化在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企业借助智能算法、大数据分析、信息化管理系统等数字化工具，能够对招聘、培训、考核等人力资源管理环节进行效率提升与效果优化，在降低管理成本、减少管理差错、精简管理层级的同时，做到人力资源的高效开发和精准配置，为企业的整体运营和发展提供稳定持续的人力保障；其次，企业借助智能化的管理平台、便利化的通信软件，能够为员工提供反馈人力资源管理意见建议的畅通渠道，既方便员工提出自己的见解，也方便管理者答疑解惑，在最大限度减少人力资源管理主观性障碍的同时，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构建高效协作的团队关系与沟通顺畅的团队文化[2]；最后，企业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有效打通绩效考核、激励约束、教育培训等工作的堵点、痛点，能够提升考核的时效性与透明度，实现员工行为的规范化与合理化，提高员工的专业能力和发展潜力，确保辛勤工作的员工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回报，为员工的职业发展和自我提升提供助力。 3 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面临的挑战 3.1 重视程度偏低，思想认识不足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高层领导者、具体管理人员与基层员工重视程度偏低、思想认识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由此限制了数字化目标的推进与实现。首先，部分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转型重视程度偏低，难以实现管理方式与工具的数字化革新。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具有延时性与间接性，使得有些管理者由于没有看到人力资源管理创造的价值，而忽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3]。因此，这些管理者针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转型，缺少人力财力资源投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无法提供相关的实施引导和支持保障。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管理者受传统管理体系的惯性影响，对数字化转型不够积极甚至产生抵触情绪，难以主动适应新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手段；基层员工片面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专属工作任务，自身的参与可有可无，无形中为数字化转型增设了障碍和阻力。其次，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复杂的管理需求、持续更新迭代的技术手段及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规划者、执行者虽然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但难以准确定位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路径，对于转什么、怎么转概念模糊、思路混乱。在认知不清、规划不足的情况下，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企业极易出于对高昂费用的考虑和对实施成效的担忧而丧失转型的信心和决心，使数字化转型陷入误区、遭遇瓶颈。 3.2 管理模式滞后，管理机制缺失 基于数字化目标，人力资源管理正在随着数字工具和数据分析的应用而发展，以促使人力资源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完成任务，但这项系统工程在推进时仍然面临管理模式滞后、管理机制缺失的问题。首先，人力资源管理通常包括人事、招聘、薪酬、考核、培训等模块[4]，但企业在落实数字化转型时往往存在资源投入不均衡、不合理、不充分的问题，导致部分环节的数字化效果不理想甚至未得到数字化调整，造成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整体的数字化、现代化水平不高。例如，企业仅实现人员资料的数字化归档，但忽视对档案内容的数字化调取、应用、统计和分析；企业仅在网站发布招聘信息，但由于岗位信息描述粗略、招聘需求更新迟缓、求职信息查看不及时，网站招聘渠道形同虚设；企业将薪酬发放、考核评分等信息的计算机存储和备份等同于数字化转型的完成，限制了人才激励约束的实效；企业仅在官网、微信公众平台等发布碎片化的学习资料，对网络培训资源开发不足，员工培训需求和效果掌握不够，无法达成培训预期效果。其次，数字化不是“万金油”，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成功的重要基础在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是否完善[5]，但事实上企业的相关组织架构、管理机制等仍有很大改进空间。部分企业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时，或者沿用传统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造成数字化管理缺乏相应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持；或者照搬照抄其他企业的既有管理机制，造成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与数字化转型情况和人力资源管理需求相脱节。 3.3 管理人才不足，职业素养不高 进入21世纪，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通过发挥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引入智能学习、智能招聘等技术来辅助开展事务性工作，但由于匹配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需求的人才存在缺口且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不高，阻碍了人力资源部门价值的发挥。首先，由于高校专业课程设置与岗位需求和企业数字化转型要求不匹配，以及人才市场普遍缺乏既具备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又具备数字素养的人才，加之企业提供的薪资待遇和职业晋升通道吸引力不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吸引并留用能够切实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人力资源管理复合型人才。其次，在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队伍中，仍然存在人员职业素养不足、技能提升难度大、梯队建设不到位等问题，掌握必要数字化技能以高效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人员相对有限。调查显示，在大多数中小企业当中，行政工作占据了人力资源者工作时间的80%以上，使其难以安排充足的时间学习掌握数字化知识和技能，进而使得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同时，较低的数字化水平也限制了事务性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使得人力资源部门既无法保证基本工作职能的高效运行，也无法创造更大的管理效益。 3.4 基础设施落后，存在数据安全隐患 选用与人力资源管理配套的硬件与软件是企业顺利实现数字化的基础，但部分企业仍需应对基础设施落后、数据安全隐患等现实困境。首先，引入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构建数字化管理生态是企业的理想化目标，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企业普遍缺乏足够的数字化预算及具有可行性与实操性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导致相关系统功能范围受限、运行性能不佳，加之技术设备滞后，使得管理者操作系统的难度加大、效用降低，无法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数字化决策支持；其次，在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的情况下，由于数据应用规范缺失、访问权限设置不合理、人员违规操作、数据安全保护技术应用不到位，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数据面临被泄露或篡改的安全威胁。 4 数字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路径 在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从“部分行业头部企业的‘可选项’”转变为“更多行业、更多企业的‘必选项’”[6]。面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困境，企业需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切实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水平，为企业的整体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和实践经验。 4.1 提高重视程度，思想认识到位 现阶段，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应用普及，数字化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发展特征和趋势，先进的计算工具、庞大的数据网络能够为企业配置管理资源、提升管理效率提供有力保障。首先，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员工均需正确认识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势、问题及路径。基于此，管理者应整体研判数字化转型的现状、需求及目标，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把控方向、制定战略、明确重点、投入资源；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执行者应调整心态，积极“拥抱”数字化，确保转型任务的落实有效率、有效果；普通员工应积极配合数字化调整后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主动参与数字化方案的比选、实施与修正，由此推动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与企业发展方向协同一致。其次，企业可通过学习与数字化相关的中长期规划和重要政策文件、联系数字化服务商或管理咨询公司寻求数字化建议、组织召开内部业务讨论会等方式，厘清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脉络，确保实现数据驱动决策、自动化流程运行、优化使用者体验等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目标。 4.2 创新管理模式，完善管理机制 首先，针对数字化水平偏低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企业可结合人事、招聘、薪酬、考核、培训等具体环节予以改进提升。一是由人力资源部门协同管理层及业务部门整合员工入职、合同管理、基本信息管理、岗位调整等方面的具体需求，完善相关系统模块，并对相关人员明确数据来源、定义、格式及实际操作流程，确保数据资料完整齐备；二是借助在线招聘平台、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及时发布招聘需求、深度挖掘招聘者信息、合理安排线上或线下应聘流程，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和尽可能高的精准度为所需岗位匹配具有胜任力的人才；三是基于对各业务系统的集成，结合行业薪酬数据及员工反馈信息，构建数字化的薪酬管理框架，高效完成薪酬的核算、统计、发放、调整等工作内容，避免人为操作、税费申报等方面的风险；四是将战略目标分解传达、考核方案制定调整、考核执行跟踪、结果分析反馈等环节纳入数字化平台，既能够凸显考核的公开公平特性，又可以帮助员工补齐短板弱项，还有助于形成数字化管理闭环，为管理者提供可视化参考依据；五是在充分掌握培训需求和既有问题的基础上，借助官网、培训平台等渠道集聚大量优质培训资源并确保移动端的可访问性、用户友好性，增强数字化培训的针对性、多样性、实用性，以提高培训质效。其次，企业可基于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场景、要求和具体行动，调整人力资源部门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层级，将数字化流程固化为制度条款，对数据格式、岗位权限、操作标准作出制度性规范，强化人力资源数字化管理的机制保障。 4.3 组建管理团队，提升职业素养 如何组建一个高效团队并提升其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数字化管理的关键课题。首先，企业管理层应该搭建稳定高效的数字化管理团队并针对数字化管理团队进行适时扩充和管理。一是借助外部招聘和内部培养手段为企业引入熟练操控数字化工具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充分理解管理需求的数字化技能人才；二是确保任务分工明确，实现管理层级扁平化，为团队履行职能、加强协作提供指引和保障；三是基于数字化转型要求开展岗位绩效考核，对无法胜任数字化管理岗位的人员进行职位或部门调整，实现团队动态化管理。其次，企业要高度关注管理人员的技能提升，发挥其价值创造能力。一是通过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有机结合的方式，使员工重视自我技能的提升并积极投身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二是平衡事务性工作和教育培训，在不增加工作压力的情况下为员工提供与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在线课程、学习交流机会。最后，打造学习型组织文化，在沟通与协作的良好氛围中促进员工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4.4 升级基础设施，保障数据安全 数字化基础设施对数据分析、智能算法的应用至关重要。首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结合自身需求，循序渐进，实现关键业务、关键环节、关键节点的数字化应用[7]，基础设施的升级优化可有顺序、有重点地进行。其次，梳理、优化并融合软硬件系统，打破数据孤岛、打通数据壁垒，确保数据能够实时采集、传输和处理，为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最后，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的数据与员工信息密切相关，企业应充分学习《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应用身份认证、访问控制、数据备份与恢复等安全保障技术，避免管理数据泄露和滥用。 参考文献： [1]姚媛.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和虚拟化名词的本质概念及应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27（5）：13-17. [2]李燕萍，李乐，胡翔.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整合框架与研究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23）：151-160. [3]知格轩.人力资源管理价值的认知偏差[EB/OL].http：//k.sina.com.cn/article_7439768164_1bb71da6400100v3s7.html，2020-08-05. [4]柴楠.基于SSH框架的人力资源系统的设计与测试[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3. [5]Moka，艾瑞咨询.CHO人才战略调研报告-数字经济篇[R].北京：北京希瑞亚斯科技有限公司，2022. [6]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R].北京：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2020. [7]数字化中之杰.软件和硬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分别有什么作用[EB/OL].https：//www.sohu.com/a/749371499_120747341，2024-01-04. 作者简介：李昕宇（1991-），女，陕西大荔人，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李昕宇 内容摘要：中小型企业在实施业财融合过程中遭遇多种挑战，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些挑战及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通过识别管理意识、信息系统整合、人才培养、配套制度完善等方面的问题，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旨在推进业财融合的深入实施，助力中小型企业提升管理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中小企业，业财融合，系统建设，管理创新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业财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对于提升中小型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深入实施业财融合，企业能够更好地整合业务与财务管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风险的有效控制，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中小型企业普遍面临管理意识不足、信息系统整合困难、专业人才缺乏以及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业财融合的效果。因此，如何有效克服这些挑战，实现业财融合的深入推进，成为中小型企业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业财融合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转型升级 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传统上更重视基础性的会计核算工作，主要通过编制各类报表来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种被动的“事后核算”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经济形势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业财融合将使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实现由“事后服务”向“事前指导”转变，财务人员能够深入到业务环节之中，利用财务管理工具帮助企业事前进行经营规划和预算管理，事中跟踪业绩完成情况，事后评估经营效果。这种转变将极大地提升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价值。 （二）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率 业财融合为中小企业铺设了一座沟通业务与财务部门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信息与资源的无缝共享。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的数据平台和利用先进的分析工具，企业得以执行细致入微的经营管理。这一模式赋予了中小企业的管理层能力，让他们能够实时地把握公司的生产和经营状况，并基于全面的数据做出科学的决策。业财融合不仅优化了内部流程，还加强了企业的整体运营能力，为中小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稳健前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三）使中小企业更好地控制经营风险 随着市场风险的不断增加，中小企业更需谨慎决策以避免落入经营困境。业财融合赋予了财务部门深度洞察企业业务的能力，通过精细的现金流分析和成本核算等财务工具，能够及早识别业务流程中的风险点。这一策略不仅帮助企业设计出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方案，减少甚至避免了潜在的损失，也确保了企业能够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维持经营的稳定性。对中小企业而言，业财融合不仅是一种管理优化手段，更是确保其在动荡市场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保障。 二、中小企业业财融合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一）管理者的业财融合意识较弱 在中小企业中，管理者对于业财融合重要性的认识往往不够充分，这种情况下，业财融合并未被有效地融入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之中，导致在推动业财融合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深度。许多管理者没有意识到，业财融合不仅是财务与业务的简单结合，而是一种能够深刻影响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举措。这种认识上的缺失，使得业财融合在实施时往往停留在表面，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影响了中小企业整体的发展效率和质量。 （二）业财数据共享难题突出 在众多中小企业中，信息系统的建设往往显得相对薄弱，特别是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之间的不兼容问题尤为突出，导致了数据共享、融合的严重不足。由于许多关键的业务系统采购自不同的供应商，导致了标准化程度不一、接口不相容、两本账册等问题频发，这些问题直接妨碍了业务与财务部门之间的有效数据交流和流程对接，进而严重影响了协同工作的效率。这种系统不健全及系统之间的割裂不仅制约了信息的流通速度和准确性，也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营的灵活性和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三）业财人才培养与引进不足 中小企业在培养和引进业财复合型人才方面面临着显著的挑战。首先，内部培养机制不足，不够重视，缺乏系统的培训和发展计划，加上长期以来各部门割据自闭的窘境，使得企业难以自行培育所需的复合技能人才。其次，从市场上引进具备业务和财务双重技能又适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往往非常稀少且成本较高，这一开支超出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这两方面的问题共同导致了业财复合型人才在中小企业中的短缺，限制了企业在业财融合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影响了其在竞争中的表现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业财融合配套制度有待完善 许多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基础制度都不健全，业财融合也只是个概念，配套制度更加短缺，这是推进业财融合的一个重要障碍。目前实行的考核激励机制和内部控制体系未能与业财融合的深层需求相适应。特别是，在业绩考核体系方面，还未能有效整合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目标，导致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联动性。这种情况制约了业财融合向规范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影响了中小企业在实现管理优化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方面的努力。因此，构建与业财融合相匹配的考核激励和内控制度，成为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 三、推进中小企业业财融合的对策 （一）提高管理层的认识和支持 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管理层对业财融合重要性的认识，培训和教育成为了关键步骤。企业可以通过定期举办专题讲座，邀请业内资深专家进行面对面指导，使管理层全面了解业财融合的核心概念、实施路径、应用效果等方面的知识。这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理论水平，还能通过成功案例的现身说法，激发管理层对业财融合的认识水平和参与热情。同时，企业也可以选择合适的管理人员前往参加高端的行业培训课程，这将直接提升他们的数据分析和财务管理能力。只有管理层对业财融合的重要性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才能推动相关举措的落地实施，才能全面实现业财融合的新局面。因此，针对不同需求开展系统和层次化的培训与教育，是确保业财融合获得管理层支持的重要保证。 （二）加强信息系统的整合和兼容性 面对数据共享的挑战，中小企业需要将信息技术视为投资而非成本，尤其是投入到ERP系统或云服务等方面，这对于促进业务与财务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及实现数据的顺畅共享至关重要。企业应基于自身的规模和业务需求，谨慎选择一个既能支持数据整合，又能加强部门间协同的信息系统解决方案。一个设计合理的系统不仅能够打通信息壁垒，确保从采购、生产、销售到财务全流程的数据清晰可见，还能加快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运转，提高数据支持下的决策效率。此外，系统的扩展性和兼容性也需要考量，保证企业未来业务拓展时，信息系统的顺利跟进和升级。企业必须密切跟踪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持续探索信息系统建设与优化的新思路，以适应日益复杂和变化的市场环境，实现企业业财融合建设的持续发展。 （三）加大对业财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中小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以培育既熟悉业务流程又精通财务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内部培养方面，企业需要设立正式的培训体系和课程，通过业财融合相关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岗位轮换等方式，帮助员工系统地掌握商业决策所需的综合能力。同时，还应与外部教育机构或行业专家建立合作，定期举办高端培训营，直接促进员工的业财融合应用能力。此外，企业还应设计灵活的薪资体系和提供丰富的职业发展路径，以此吸引和留住那些具备业财复合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不仅可以增强现有团队的专业能力，还能引进新的复合型人才，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加强对业财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对于中小企业实现业财融合，提升综合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完善业财融合的配套制度 为了支持业财融合的顺利进行，中小企业必须着手制定和优化一套与之相匹配的考核激励及内部控制机制。这套机制应能够综合评估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效果，确保业绩考核体系能够全面捕捉到业务增长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可以将业财融合的核心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之中，还能确保其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得到有效实施。实践中，这意味着企业将能够更好地激励员工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同时也增强了组织在面对市场变化时的适应能力和内部管理的效率。 （五）利用外部资源和平台 在考虑中小企业资源限制的前提下，主动寻求与外部资源及专业平台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财务咨询和云计算服务等方面。这种合作和外包策略不仅有助于中小企业在成本控制上获得优势，还能快速提升其业财管理能力。通过借助外部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企业能够更高效地实现业务流程与财务信息的整合，从而提高决策制定的准确性和效率。此外，这种合作模式还能使企业接触和学习到最新的业财管理实践，提升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和适应能力。因此，利用外部资源和平台，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是一种既能保持组织灵活性，又能加强业财融合实施效果的有效策略。 （六）建立灵活的组织结构 为了有效实施业财融合，中小企业需对其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增强决策与执行的灵活性。设立跨部门项目团队或工作组促进业务与财务部门的直接交流与合作，这种方式不仅加快了问题解决与决策制定的速度，而且促进了知识与信息的流通，提升了企业整体运作的效率及对市场变化的响应能力。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构建和保持灵活的组织结构对于中小企业实现业财融合、增强竞争力至关重要。这样的组织优化不仅打破了传统部门间的界限，还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七）积极响应政策引导 中小企业应密切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促进业财融合的相关政策和支持措施，如税收优惠、财务补助、技术创新基金等。通过了解和申请这些政策资金，企业可以在政策的引导下，降低实施业财融合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同时，企业应建立起专门的团队或指定人员，负责追踪政策动态，确保能够及时申请和利用这些资源。此外，积极响应政府举办的业财融合应用交流会，可以使中小企业汲取更多前沿理念和成功经验。如果条件允许，中小企业也可以直接委托专业中介机构，获取政策申报和项目申请方面的专业支持。利用政府提供的支持和资源，不仅可以加速业财融合的进程，在提升企业运营和管理效率的同时，增强其在复杂经济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持续发展的潜力。 结论 综上所述，业财融合在推动中小企业实现管理模式转型、提升决策效率和核心竞争力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展望未来，中小企业还需在技术和人才等多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并配合完善相关的激励约束机制，以进一步增强业财融合建设的系统性、协同性和持续性。 参考文献： [1]刘玉婷.业财融合在企业财务管理转型中的应用分析[J].中国市场，2024，（01）：139-142. [2]凌科.探讨企业业财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天津经济，2023，（12）：55-57. [3]杜倬.加强民营企业业财融合的有效措施研究[J].中国中小企业，2023，（12）：186-188. 作者简介：闫周华（1981.02-），男，汉族，本科，桂林唐潮家居用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级会计师；主要研究方向：会计实务、财务管理、业财融合等。 桂林唐潮家居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闫周华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24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