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1日 第 13 期
总第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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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而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7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唐方裕介绍,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分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是总论,主要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第二板块是分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第三板块主要讲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新提出的改革举措。与会同志普遍认为,《决定》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重要纲领性文献。

《决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这一总目标既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一脉相承,又同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相衔接,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目标导向。”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穆虹表示。

《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重大原则。穆虹表示,这六条原则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必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严格遵循、长期坚持。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对经济和民生领域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分量很重。”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表示。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强调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方面,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另一方面,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要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

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决定》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强调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强调要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深化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要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决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决定》要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决定》强调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决定》强调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更好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决定》对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一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三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总之,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表示,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对于深化改革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规,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实践经验尚不充分,需要先行先试、探索积累的事项,可以依法作出授权决定;对于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现行法律规定,及时进行修改完善或者依法予以废止;对于相关改革决策已经明确、需要多部法律作出相应修改的事项,可以采取“打包”修法方式一并处理;对于需要分步推进的制度创新举措,可以采取“决定+立法”“决定+修法”等方式,先依法作出有关决定,再及时部署和推进相关立法修法工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穆虹表示,将在党中央领导下,健全业已形成的自上而下改革工作推进机制,重点从三方面抓好落实。一是抓紧对《决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进行细化分类,科学制定改革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合理安排改革的主次关系、先后顺序、推进节奏、出台时机。二是狠抓改革协同推进。重点是明确改革任务分工、责任主体、协同单位,做到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服从大局、主动配合,确保上下贯通、条块协同、左右联动,形成合力。要处理好重大关系,对一些利益关系复杂、协调难度大的改革,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推进机制,加大督察问效力度,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三是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在明确改革原则、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鼓励支持地方基层解放思想,大胆试、大胆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创新,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推动成功经验及时复制推广、巩固提升。

韩文秀表示,下一步,要更加有力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扎实推动人民群众和企业可感可及的改革。通过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双轮驱动”,我国经济发展将更加强劲、更为均衡、更可持续,让微观主体有更多真实感受和收获。

熊丽

国家统计局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成就——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为我国改革发展作出重要部署。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并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在新的历史关头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潜力,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发生新的历史性变革。

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在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下,我国战胜多种困难挑战,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2013年至2023年,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中高速增长,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过30%。2023年,经济总量超过12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2012年增长92.4%,占世界经济比重达18%左右,比2012年提高约7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实现新突破,2023年达89538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681美元,连续3年超过1.2万美元。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物价总体稳定,2013年至2023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1.4亿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近年来外汇储备规模稳定在3万亿美元以上。

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我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嫦娥”奔月、“北斗”组网、“奋斗者”号逐梦深蓝,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显著增强。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2.64%,比2012年提高0.73个百分点,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截至2023年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401.5万件,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科技创新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2013年至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3%,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断提升。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15.7%、33.6%,比2012年提高6.3个、5.4个百分点。需求结构持续改善,消费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增强,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2.5%。新型城镇化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比2012年末提高13.06个百分点。区域协调发展纵深推进,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显著改善了区域发展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培育出更多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

绿色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土壤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清洁能源快速发展,新能源产业链辐射带动作用增强,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2023年,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6.4%,比2012年提高11.9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至2023年,我国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1%,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不断激发。2023年末登记在册经营主体1.84亿户,是2012年的3.3倍。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加快形成,货物贸易规模连创新高,从2012年的24.4万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41.8万亿元,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从11.1%提升到14.2%。“一带一路”朋友圈扩容至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0多个城市。

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果,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短板。居民收入稳步增加,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2013年至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2%。2023年,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49.7辆,是2013年的2.9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驶入快车道,截至2023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0.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人,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民素质稳步提升,2023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05年。

安全保障能力逐步提升。粮食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2023年,粮食总产量13908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9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煤、油、气、电、核及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基本形成。2023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48.3亿吨标准煤,比2012年增长37.6%。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202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超四成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了不竭动力,也为有效应对化解前进道路上的一系列风险挑战增添了底气和信心。当前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的来看,机遇大于挑战,办法多于困难。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紧抓一切有利时机、用好一切有利条件,深化改革,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熊丽

九十九个中央部门集中“晒账本”——强化预算绩效评价

7月25日,99个中央部门向社会公开2023年度决算,这是连续第14年向社会公开。2023年度财政资金花向哪里、取得什么效果,一系列社会关注的问题都可以在各部门“账本”中找到答案。

中央部门决算是由中央各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情况编制,反映部门所有预算收支和结余执行结果及绩效等情况的综合性年度报告。

“14年来,中央部门决算公开范围逐步扩大,公开内容不断丰富、细化,由最初的2张表格增加到现在的9张表格,同时公开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科目支出,还公开了‘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项目绩效、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等信息。公开方式日趋规范,按照统一格式和体例,集中在同一天、同一个网站发布部门决算信息,并长期处于公开状态。”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翻开今年各中央部门“账本”可以看到,部门决算公开表包括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等9张报表,涵盖部门收支总体情况以及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提高预算管理统一性、规范性,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强化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硬化预算约束、加强财会监督的重要举措,是打造阳光透明政府、保障公众知情权、强化外部监督的机制性安排。”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锋说。

绩效评价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

2016年以来,在全面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基础上,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逐步建立健全重点民生政策和重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加强评价结果应用,持续推进绩效信息公开,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取得明显成效。

据悉,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的数量增长到716个,比上年增加17个,更加充分地展示了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有利于促使各部门重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中央部门决算不断拓展绩效评价范围,提高评价质量并加大公开力度,一些单位的自评也能够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在当前财政收支压力不减的情况下,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表示。

按照突出评价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统筹协调、提高工作质量等原则,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评价,涉及科技教育、生态环保、社会保障和就业、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强化事前功能评估”。“按照新的要求,未来将进一步提升绩效评价的质量,以绩效信息公开为牵引,真正发挥相关管理措施的绩效提升功能。”汪德华说。

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9年向社会公开,有力维护了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等。“下一步,应当根据《决定》精神,进一步细化政府采购支出公开的要求,发挥好政府采购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汪德华说。

曾金华

两部门: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7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的通知,提出将统筹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以下简称“两新”)。

在加大设备更新支持力度上,《措施》明确优化设备更新项目支持方式,并针对支持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提高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标准、提高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标准、提高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比例等方面提出系列举措。在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上,《措施》提出,要支持地方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能力、提高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支持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落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资金支持政策。

关于3000亿元的具体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辰昕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安排148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设备更新;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将直接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地方自主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

“与投资补助等传统支持方式不同,这次向地方直接安排资金,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赵辰昕表示,上述变化能在符合“两新”总体要求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地方的创造力,也有利于更加快速便捷地将这些真金白银的优惠直达消费者。

值得注意的是,除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外,财政部还将通过原有渠道安排275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用于支持提高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比例、落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资金支持政策。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符金陵介绍,275亿元中有200亿元将通过“一加一提一优”,推动贴息政策落实落细。“一加”即加大支持力度,提高贴息比例;“一提”即提高政策时效性,先行预拨贴息资金;“一优”即优化贴息流程,让经营主体少跑路。同时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预算安排75亿元,支持推动大规模回收循环利用。据了解,上述政策实施后,预计每年将引导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环保化规范化拆解超过8000万台。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用于支持地方消费品以旧换新的1500亿元资金,以及支持设备更新项目的首批已经审核过项目的约500亿元资金,近日将会下达。根据相关部门的计划,今年8月底前,《措施》提到的3000亿元左右资金将全部下达。

贾骥业 朱彩云

国家发改委:支持优质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 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支持优质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新举措出炉。国家发改委7月23日发布的《关于支持优质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积极支持行业地位显著、信用优良、对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带动引领作用的优质企业借用外债。同时,《通知》明确,现阶段重点支持企业需同时满足近一年营业收入规模排名行业前五、资产负债率等指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等五方面条件。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据统计观察,中国各类企业整体上的外债水平,相对而言还有相当的提升空间。

近三年无境内外债务违约

《通知》指出,积极支持行业地位显著、信用优良、对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带动引领作用的优质企业借用外债。

据介绍,《通知》明确,现阶段重点支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一是符合《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23年第56号令)等有关规定要求;二是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三是近一年营业收入规模排名行业前五,资产负债率等指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四是企业国际信用评级为投资级(BBB-及以上)或国内信用评级为AAA;五是最近三年,未发生境内外债务违约且不存在处于持续状态的延迟支付本息事实;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财务报表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如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的,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

谈及与企业中长期外债现行管理规定如何衔接,上述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优质企业申请办理外债审核登记,仍按《办事指南》相应流程和要求提交材料,在此基础上说明适用优质企业管理的理由,并提供相关支持性材料。对企业报来的申请,国家发改委将结合企业申报材料统筹考虑,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简化要求、加快办理。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认真做好政策推进落实工作,加强效果评估,持续总结完善,促进各类优质企业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外债资金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积极作用。

支持各类所有制优质企业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企业借用外债特别是中长期外债是我国有效利用外资、扩大双向开放的重要内容。完善外债管理和服务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要抓手,对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维护经济金融发展稳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大鹏认为,随着《通知》落地生效,优质企业申请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效率将大幅提升,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拓宽外资投资中国渠道,帮助企业优化境内外要素资源配置。

此外,《通知》明确,国家发改委将结合企业申报材料统筹考虑,积极支持各类所有制的优质企业借用外债,并将根据国家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及全口径外债情况,适时调整优质企业界定标准。

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可结合地方实际,主动服务,积极支持和指导区域内优质企业稳定发展预期、增强发展信心,合理开展中长期外债融资,引导企业将外债募集资金用于配合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陈大鹏表示,从支持对象看,《通知》明确指出“积极支持各类所有制的优质企业借用外债”,确保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的优质企业都能得到政策支持,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最大限度保证竞争公平性。从标准制定看,《通知》强调“根据国家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及全口径外债情况,适时调整优质企业界定标准”,保证了政策支持的灵活性,避免现行标准不适应未来形势变化、降低市场整体运行效率的情况。

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通知》的推出,是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具体落实。

去年,国家发改委外资司曾举行中资境外债市场与政策交流会,已明确透露出加强对重点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的支持力度的政策方向。并且,中国银行、招商局集团、北京控股、美的集团、吉利控股、新希望、中金公司等企业派代表参加交流会。

此前,国家发改委已正式实施《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企业中长期外债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企业境外发行中长期债券以及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等融资活动健康有序开展。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袁海霞表示,我国利用外债尤其是企业外债空间还比较大,目前无论是从负债率还是债务率衡量的外债风险总体可控,但债务结构中短期债务占比相对较高,《通知》对优质企业做了明确界定,有利于优质企业/头部企业尤其是符合国家战略和重点领域的优质企业利用国际资源/外债资金发展经营,可能提升国际级别A-且国内级别AAA的优质企业的融资便利性。从宏观上来讲,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对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提出挑战,我国将继续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此前,国家发改委法规司司长孟玮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针对外资企业关注的市场准入、产业合作等议题,将推动出台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国际产业投资合作,持续提升中国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动重大改革任务部署 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落地见效

7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金壮龙先后主持召开党组会议和干部大会,传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会议表示,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深刻认识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会议强调,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重点任务,逐项对标对表,认真谋划思路和举措,明确时间表、施工图,加快健全体制机制,推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重大改革任务部署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落地见效。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落实落细党中央、国务院各项任务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改革创新精神抓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落实。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巩固和增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抓紧抓实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支柱新赛道,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抓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

李雁争

商务部:形成合力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

在7月25日召开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咏前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协同 更大力度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落地实施,形成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更大合力。

何咏前介绍,《意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稳外贸、稳外资、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和对外投资合作等重点领域,以及促融资、防风险、优服务等关键环节,提出五方面11条政策措施。

何咏前表示,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等提出明确要求。下一步,商务部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意见》落地实施。

具体来看,一方面着力加强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强化贸易、投资政策和金融政策协同。推动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协同推进《意见》落地见效,加强落实情况跟踪监测,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

另一方面着力深化与金融机构务实合作,拓展商务领域优质金融服务。依托合作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加大对商务领域支持力度,结合自身业务发展,推出更好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的具体行动方案和更优质的产品服务。

此外,推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积极探索有效经验做法。与地方金融部门和机构做好政策沟通,加强融资信息共享,因地制宜细化具体支持举措。对地方典型经验做法及时复制推广,发挥好政策效应。

魏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切实强化五大监管 不断健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

7月1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云泽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金融监管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聚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畅通“资金—资本—资产”循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金融保障。

会议表示,要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切实强化五大监管,不断健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持续增强金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会议表示,要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坚定不移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升金融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

会议提出,要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努力打造山清水秀的金融政治生态,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力保障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地落实。

会议还指出,要强化统筹推进,精心研究谋划下一步金融监管工作,稳妥有序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韩宋辉

权威视点
张鹏: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内涵式增长特点显现

上半年,我国经济规模达到61.68万亿元,同比实际增速达到5%,符合年度预期增长目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733元,剔除通胀影响后的增速为5.3%,超过同期经济增速;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总体处于就业较为充分的状态,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在此基础上,强调设备更新改造、注重产品质量提升、推动绿色集约利用等内涵式增长特征在经济运行中也有较明显体现。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本构成和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5%,成为工业三大门类中增长最快的一支,增速较2023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总体呈规模扩张、增速良好的局面。进一步来看,如果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产能利用率的变化考虑在内,制造业呈现明显的内涵式增长特征。如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为9.5%,但其中设备工器具购置的增速则达到了17.3%,这与我国正在执行的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是分不开的。此外,二季度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5.2%,在合理区间的中上部分运行,较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较上半年的合计值提高0.7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隐忧有所缓解,企业生产经营收益有所改善。

居民消费是我国消费结构中最主要的构成,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和结构优化也是我国内涵式增长的重要表现。上半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3601元,同比实际增速为6.7%,快于上半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5.4%的增速,形成的消费支出总规模达到19.18万亿元,约占上半年GDP规模的31.1%,较2023年同期提高约1.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能力有所增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和支撑力持续上升。在居民消费结构中,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4214元,增长7.8%,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1%,虽然恩格尔系数有所提高,但总体仍处于低位,消费结构处于良性状态。此外,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1819元,增长11.6%;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340元,增长11.2%;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389元,增长13.8%。服务类消费的快速增长和居民消费占比的明显提高均代表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上半年,服务类消费已经占居民消费结构的38%,较2023年同期提高约0.5个百分点。

资源能源的绿色集约利用同样是宏观经济内涵式增长的重要表现。上半年,规上工业发电量4435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其中,火电同比下降7.4%,水电增长44.5%,核电下降4.0%,风电增长12.7%,太阳能发电增长18.1%。在电力能源结构中,更加偏向于新能源、清洁能源发电。从一次能源来看,上半年,规上工业原煤产量22.7亿吨,同比下降1.7%;规上工业原油加工量3.6亿吨,同比下降0.4%;而清洁度较高的天然气产量、进口量均有明显提高,规上工业天然气产量123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进口天然气6465万吨,同比增长14.3%。随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我国资源能源绿色集约利用的态势还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5月“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运行风险有所缓解,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安全仍需关注。从风险缓解的情况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库存压力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3894万平方米,较5月末下降36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为38327万平方米,较5月末下降385万平方米。二是新建住宅价格回升。上半年,我国新建住宅的平均售价为10288元/平方米,较前5个月的均值提高约152元/平方米,住宅市场呈现小幅回暖状态。三是市场需求有所回暖。上半年,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结构中,来自于定金及预收款的达到15999亿元,下降34.1%,降幅较前5个月降低2.6个百分点;个人按揭贷款7749亿元,下降37.7%,降幅较前5个月降低2.5个百分点。从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安全来看,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2529亿元,而到位资金仅为53538亿元,节余仅为1009亿元,这一水平不仅较前几年有明显降低,仅与5月末的节余相比较,又降低了930亿元。因此,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安全和流动性管理应得到持续关注和重视。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张鹏

杨永恒:北京前沿领域提前布局积蓄动能

GDP单季规模破万亿元意味着城市的技术积累、人才积累、财富积累上了一个新台阶,经济辐射的能力更强、规模效应更突出,能够更好地带动城市群发展。

2020年四季度,北京单季GDP首次突破万亿元,今年一、二季度GDP规模分别破万亿元。究其原因,这是北京近几年建设创新高地、完善创新生态、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主动求“进”、加速新旧动能转换,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转压力为动力的结果。

北京优势领域、新兴领域共同发力,全市经济保持恢复向好态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万亿元GDP中贡献突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下半年北京经济预计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如何持续迸发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北京应不断增强改革动力,接续发力政策增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房地产调控等政策效应,激发企业经营活力。同时,也应该鼓励支持企业在前沿领域率先布局、持续投入,为经济增长增添动能。

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 杨永恒

郭丽岩:支持“两重”建设利当前惠长远

在当前背景下,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高质量做好支持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十分必要且可能。

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平稳,结构优化,质效向好。展望全年,持续巩固、增强经济向好大趋势,关键是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重大举措,持续强化政策支撑和动力支撑。在当前背景下,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高质量做好支持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十分必要且可能。

从必要性来讲,“两重”建设事关全局和长远。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既要持续激发增长内生动力,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因此,需要统筹好常规和超常规的各项举措,加强财政和货币金融工具协同配合,撬动更多金融资源与社会资本,尤其是以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积极参与“两重”项目建设。同时,采取更大力度、更长期限的财政政策手段,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最紧迫、最根本的大事难事,及时回应民生关切,把项目高质量建设与民生保障结合起来,切实办好民生实事。支持“两重”建设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拟发行1万亿元,将于11月中旬发行完毕,发行期限为20年、30年和50年,这一系列安排既有利于缓解中短期偿债压力,又有利于增强对长期限项目资金的保障能力。

从可能性来讲,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杠杆率较低,中央财政仍有较大发力空间。支持“两重”建设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下达给地方,由中央承担而不用地方承担债券还本付息责任,有利于调整优化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债务结构,多措并举缓解地方债务负担。

高质量做好“两重”项目建设相关工作,与重大改革形成“组合拳”,有利于从供需两侧加速国民经济循环,支撑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均衡。这次超长期特别国债重点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和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人口高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建设等方面,短期有利于稳定有效投资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中长期有助于充分激发新动能并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从需求侧看,我国扩大内需空间广阔,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提速,将激发更大的投资与消费增长空间。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撑“两重”项目,有利于畅通有潜能消费和有效益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从而推动内需潜能和市场规模优势进一步转化成发展新动能和竞争新优势。展望未来,预计基础设施投资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制造业投资进一步提质增效,随着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加快,相关市场潜能也将得到释放。“两重”项目在落地过程中,将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带动相关地区群众就业,有利于优化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循环。

从供给侧看,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这种力度更大、期限更长的政策,有利于形成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别是原创技术突围的良好产业生态,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尤其是增进新型要素配置质量,推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可靠性行业发展,形成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从项目配套机制看,发行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更好统筹“硬建设”与“软建设”,有利于进一步稳定预期和提振信心。聚焦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鼓励地方因地制宜谋划储备和启动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在相关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以政府支出为杠杆和指引,有效调动全社会投资积极性,央地联动搭建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配套项目的平台,持续将更多有市场前景和预期回报的项目纳入投资项目库,同步优化制度供给和创新举措以破解障碍,强化项目要素保障机制和服务意识,确保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平等进入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等重大项目领域。同时,严把质量安全关,务必把已出台或谋划出台的“两重”项目建设成为优质、精品、放心工程。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郭丽岩

朱启贵:完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全局。金融统计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重要内容及精神要义,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基础性工作。统计数据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必须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全面反映国民经济从生产、分配到交换、使用的经济循环全过程,以及各部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联系。新形势下,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应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完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一是改革统计调查体系。聚焦金融强国建设目标与任务,梳理现行指标,查找数据缺口,拓展统计调查领域,增加反映金融强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的统计调查内容及指标体系。

二是变革统计生产方式。研究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卫星遥感、空间地理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运用,打造统计数据采集报送、数据传输交换、数据存储管理、信息发布共享和统计行政管理平台,实现统计工作全流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云端化。

三是完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的生命线,弄准统计数据、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理念,遵循统计工作规律,完善统计法律法规,健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强化监督问责,坚持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

完善金融统计制度方法,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

为满足“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模式,有必要建立健全金融业综合统计数据在金融管理部门、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分级共享机制,不断拓展共享范围。在此基础上,协调整合现有各类金融统计体系,促进金融统计向标准化、综合化、统一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发展。

在金融机构上,既要涵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传统金融机构,还要覆盖各行业交叉环节及衍生机构,确保金融统计没有死角、没有盲点;在金融业务上,不仅要全面核算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业务,还要全面核算表外业务;在金融内容上,既包括存款、贷款、结算等传统的金融业务,还包括衍生产品和结构性产品等金融创新业务,特别要涵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

完善资金流量核算体系,服务金融宏观调控与管理——

在中国,国家统计部门和中央银行根据资金流量核算制度方法体系,在全国范围开展资金流量核算工作,编制并发布两张资金流量表:一张是非金融交易表,另一张是金融交易表。新形势下,应根据金融强国建设目标与任务,参考国民经济核算和资金流量核算的国际标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完善资金流量核算体系。

近年来,市场型金融中介飞速发展,复杂金融资本结构内嵌于金融体系。新时代金融治理应当实现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微观层面包括银行间特殊目的机构投资、委托贷款、资金信托、银行理财、非股票公募基金、证券业保险业资管、资产证券化产品、非股权私募基金、融资租赁公司等。

创新统计测度体系,跟踪评估金融强国建设成效——

信息、咨询、监督是统计的三大职能。信息职能是统计工作的基本职能;咨询职能是信息职能的深化与延伸;监督职能是信息职能的扩展,也是信息咨询职能的保障。信息、咨询、监督三大职能构成一个有机体。任何一个职能的弱化,都将影响统计整体职能的有效发挥。

新形势下,建立与完善金融强国统计测度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首先,根据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和可获性的原则,运用政府统计数据和大数据,设计金融强国统计测度指标体系;其次,综合应用主观赋权方法和客观赋权方法,先为金融强国统计测度指标体系的每一个指标赋权,再对金融强国统计测度指标体系加权平均,得出金融强国统计测度指数;最后,运用金融强国统计测度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全面综合测度金融强国建设成效。

建立金融稳定统计监测系统,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别强,需要早发现、早处置。近年来,金融机构业务活动日益复杂,金融风险呈现多样化和隐蔽性的特征,更容易产生跨行业、跨市场和跨境金融风险的传导。加之外部环境比较复杂,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成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点工作。

下一步,可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方面选取指标,进一步构建金融稳定统计指标体系。特别要关注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部门层面分布、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部门分布、非金融企业部门总债务等。

同时,监测机构部门间与跨国金融关联分析结果。运用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及时观测各部门期限错配、币种错配、资本结构错配等风险水平,进而形成金融稳定统计综合指数并定期发布,适时开展压力测试,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朱启贵

许召元: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形成新支撑

2024年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面对新挑战,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等因素形成新支撑,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不仅能带动整体产业持续升级,迈向中高端,还能够带动企业、员工和国家收入提升,带动国内需求规模扩大,并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新产业新动能加速成长 新质生产力不断壮大

最新公布的中国经济运行半年成绩单中,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其中,新产业、新动能发展迅速,正在催生更多新的增长点,中国经济加速向“新”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许召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深度转型升级的传统产业等新质生产力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其他产业,成为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例如,上半年代表性智能绿色新产品保持快速增长,其中3D打印设备、集成电路、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1.6%、28.9%、22.8%。在近几年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上,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34.3%,光伏产业链的主要原材料多晶硅、单晶硅等产量同比增长在40%以上。促进其他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附加值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增长11.9%和9.8%。

“从投资结构看,我国新质生产力持续较快增长的态势明显,高技术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部分。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9%,但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1%、11.7%,大幅度快于全部投资增速,说明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企业对这些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信心。”许召元说。

新质生产力在促进产业创新和绿色转型方面表现突出

从发展质量看,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稳中有进,转型之“效”、发展之“质”显著。上半年,产业向“新”向“绿”转型态势更加明显。

许召元表示,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既是当前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结构不断升级的自然体现,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不少产业已经经历了规模快速扩张的阶段,从“量”上已经基本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是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附加值,是“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不仅能带动整体产业持续升级,迈向中高端,还能够带动企业、员工和国家收入提升,带动国内需求规模扩大,并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许召元如此表示。

记者 赵姗

陈卫东: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 货币政策需优化调控效能

上半年,各项金融工作稳步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提升。货币政策持续优化调控效能,降准降息增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能力。

上半年货币政策持续优化调控效能

上半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累计18.1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13.27万亿元。社会融资呈现出结构性变化特征:上半年,企业债券净融资1.41万亿元,同比多增2370亿元。上半年,政府债券净融资3.34万亿元,同比少增393亿元。政府债券少增主要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以及专项债发行速度与去年相比偏慢有关。但5月份地方债发行开始明显提速,单月净融资超1.3万亿元。上半年,非金融类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214亿元,同比少增3382亿元。年初以来,监管部门综合考虑市场承受能力,严把IPO准入关,股票融资规模下降。上半年,表外融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少增184亿元,但信托贷款同比多增2870亿元。

上半年政策利率保持不变,7天逆回购利率、1年期MLF利率均与2023年四季度相同。而LPR利率采取了非对称降息,1年期仍维持3.45%,5年期以上LPR则由4.25%调降至3.95%,体现了提振中长期贷款,特别是支持房地产行业融资的政策意图。

相关措施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优化金融业增加值核算办法,引导金融业资产规模合理增长。央行持续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助力加快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清理、整顿银行业机构“手工补息”等高息揽储做法,规范金融市场竞争秩序。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及房贷首付比,取消个人贷款利率下限,激发购房需求。对境外居民在华支付结算方式进行优化,为其在华生活提供便利。由于出口增长较好,营商环境持续改进,外资流入基本稳定,在美元保持强势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指数保持相对稳定。

货币政策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货币政策的取向以落实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为目标,针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偏离采取适当的调控措施。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回升向好过程中,市场信心仍待提升。加上国际地缘政治对全球化发展产生的冲击,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挑战。下半年资金投放要更加注重总量稳定,重在解决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复苏向好的核心问题,并为我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资金投放仍需保持适当宽松

202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部分领域恢复不及预期,资金需求意愿不足,社会出现“资金空转”等现象,货币供应、社融增速明显下降。央行及监管部门通过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加大对经济发展及关系社会民生的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展望下半年,在宏观政策持续发力带动下,经济有望继续稳中向好,实体经济信心持续恢复,主要金融数据有望保持稳定增长。一是流动性保持合理增长,融资总量稳步扩大。下半年超长期国债、地方债等发行将提速,对流动性需求有所提升。同时,工业投资、基建投资等领域资金需求量大。宏观政策需要根据政府债券发行节奏、金融机构资金需求情况,前瞻性综合运用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提前投放流动性,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避免政府债券发行增量导致金融机构资金成本被动抬升。

二是信贷投放节奏更加均衡。在改变金融业增加值核算方式影响下,信贷投放“冲时点”现象明显缓解,根据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阶段性变化,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做好项目储备,确保年内信贷资金继续保持均衡投放,避免在三季度末以及年末冲时点,平滑信贷投放节奏,满足实体经济合理资金需求。

三是重点领域信贷增速将保持较高速增长。随着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不断加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科创、绿色、普惠等领域信贷增速仍有望维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从利率调控看,存款利率或将继续下调,而企业融资成本继续保持较低水平。近年来,由于贷款利率快速下行、存款利率保持一定刚性,银行净息差已跌至历史最低点。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调面临制约。

货币政策要取得较好成效,还需要改进一些基础性工作。要关注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近年来,经济中出现了“资金空转”等问题,一些机构利用较宽松的资金供给机会寻求套利,这与一些金融机构的考核机制也有一定的关系。相关治理措施正在改变这种状况。金融机构应该更加重视对金融“五篇大文章”所涉及领域的行业特点、发展潜力,合理地设计金融产品、服务方式,并积极利用央行提供的科技、绿色、普惠等结构性政策工具,降低相关企业负担、控制行业风险,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利率下行周期,可以加大债务及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通过债务置换及展期、优化融资“白名单”以及支持合理的并购重组等方式,加快化解问题房企、地方债及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推动对存量资源的盘活力度,减少低效资产对金融资源的占用。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同时,为价格调节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货币政策调控面临一些挑战

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推动经济恢复的重要选择。不过,当前货币政策调控也面临一些挑战。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体现在供求总量的平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利率水平的变化。自2019年以来至2024年4月底,我国1年期LPR和MLF利率分别由4.31%和3.3%降至3.45%和2.5%,M2余额由183万亿元扩大到301万亿元,增幅为64.5%(2019年至2023年,GDP增幅为27.8%)。货币供应总量基本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利率水平趋于下降,失业率和物价基本稳定。货币政策较好地发挥了调控作用。

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受制于一些重要的环境和条件。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总量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速基本相称。不过,资金价格也即利率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利率水平发挥作用的情况则取决于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比较关系。利率在低于制造业、实体经济部门的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时,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向这些行业聚集。这是货币政策能够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各行业恢复不同步,使得经营绩效出现分化,这为调控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困难。

经济转型时期的货币乘数和传递的渠道在发生变化。自2021年开始,我国房地产市场低迷。房地产开发投资及销售对我国市场需求及相关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拖累了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供求的变化成为影响当前经济持续复苏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此外,货币政策总量措施,包括货币供应量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导致的利率水平的变化,需要在半年到一年才能产生效应。当前一些政策出台后,市场的反应有滞后效应。因此,需要有效的综合信息平台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才能跟进分析政策推进的实际效果和潜在效应。

从综合就业、物价水平、国际收支等指标看,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基本平衡。但由于总需求仍然偏弱,经济增长动能不强,市场信心偏弱。目前看,总需求偏弱的主要因素还是由于房地产投资、需求不旺造成的。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我国具有庞大的资金市场和庞大的消费市场。政策要推动实现资金与实体经济的良好循环,将社会资金转化为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需求,实现投资和消费更高层次的基本平衡。

当前宏观调控政策,要立足于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一方面要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要逐步推动经济增长减少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依赖,培养、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能仅仅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需要综合协调产业政策、外贸外资政策及财政政策;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各地资源条件,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挖掘经济潜能,真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要与经济形成良好的契合关系,特别是要为我国长期发展战略服务。同时,必须发挥好多种政策的合力。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陈卫东

张立群: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仍须发力扩内需

2024年7月15日,中国经济上半年“成绩单”出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168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尽管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既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提升,成绩可圈可点,来之不易。

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等积极因素形成新支撑

生产稳定增长、需求持续恢复、物价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加、新动能加速成长……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多项指标彰显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比如,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1%、11.7%。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6.1%,其中,出口12.13万亿元,增长6.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状态,增速保持在全年预期水平。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活动持续活跃,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数据“亮眼”。

经济运行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

虽然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但是展望下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困难挑战依然不少。

“要高度重视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的问题。”张立群建议,通过政府投资来带动扩大内需。

适当加大宏观政策力度,着力扩内需、培育壮大新动能

综合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不会改变。在促进下半年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受访专家表示,要从宏观政策和扩内需、培育新动能等方面持续发力。

张立群表示,应对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最重要的就是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跨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大政府公共产品投资对企业订单的拉动力度。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产品投资带动企业订单的显著增加,带动企业生产投资,进而带动就业和消费,使需求收缩转向需求扩大。

记者 王晶晶

肖宇:资本项目开放提速或成金融制度型开放主战场

近日,央行金融市场司负责同志在债券通周年论坛2024上表示,人民银行正在积极研究推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优化措施。其中包括与财政部共同研究完善面向境外投资者的免税政策安排等三项措施引发市场热议。

金融市场的开放一度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短板所在,为了确保金融安全,加入世贸组织初期,我国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做了明确的进程安排,涉及金融开放的有关条款以及附件主要见于《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的一系列开放承诺。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时间的演进,我国早已完全兑现了当初的所有承诺,并且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金融业开放开始加速,“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等12大举措同步出台,中国金融业展现了更加自信的对外开放姿态。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市场准入,给予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和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国民待遇等具体措施令市场振奋。

众所周知,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金融强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金融高质量发展是个系统性工程,这需要以扩大开放为抓手,有效链接内外两个市场统筹两种资源,提高我国在全球进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能力,不断增强新时期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

因此,去年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提出金融强国建设的“六个强大”具体目标后,也明确强调,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金融业正在进入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所谓的制度型开放其实拥有丰富的内涵,和过去所提的耳熟能详的开放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提的制度型开放更多是强调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这需要对标对表全球金融业的通行规则,重点关注发达国家在资金跨境流动、金融机构监管和金融要素配置方面的制度设计,通过融合创新,逐渐推动我国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变成“制度供给者”。

这显然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做支撑,实际上金融业的开放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二是金融市场的开放。前者主要是指境外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即允许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到我国市场进行展业,并给予这些境外金融机构同等的国民待遇。但金融市场的开放相对复杂,并且因为涉及到货币政策独立性和金融稳定的担忧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仍言犹在耳。

实践证明,实施管道式开放策略是缓解“不可能三角”的有效手段。在本轮美联储加息周期中,我国能够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充分地证明了这种策略的成功。但是要走向金融强国,资本项目的更高水平开放显然是一道必答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此次央行对境外投资者免税政策的动作,或者可以解读为一个更为宏大叙事的开端。理由在于,深化拓展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其实是一种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骤性安排,而完善境外投资者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则是为了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控策略。

整体来看,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既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实现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渠道。随着我国跨境投融资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多元化,围绕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便利化措施,应该是接下来深入金融系统深化改革的主战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肖宇

国研分析
乡村人口变化趋势是推进乡村建设的重大考量

内容提要:我国乡村人口大变局已至,人口数量呈现大量减少趋势,空心化、老龄化形势严峻。未来一段时期,乡村人口仍将呈现大的变化,乡村人口大变局在空间上体现为村庄人口空心化。当前乡村建设中,对乡村人口大变局认识不足、预判不明、重视不够。当前及今后,应以乡村人口变局为重大背景,以乡村人口变化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据,以人定策、因人施策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提升乡村建设水平,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我国乡村人口变局已至,新世纪以来乡村人口数量从8亿降至5亿以下,预测还将进一步下降。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中,乡村建设应以人定策,避免闲置浪费。

乡村人口变局已至,人口数量呈现大量减少趋势

无论从过去还是将来看,我国乡村人口大变局已至,人口数量呈现大量减少趋势,空心化、老龄化形势严峻。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新世纪以来,我国乡村(常住)人口50979万人,占比36.11%,比2000年减少3亿,占比下降27.67%。

未来一段时期,乡村人口仍将呈现大的变化。本文以七普数据作为预测基期,设定2020年乡村分性别、年龄的人口规模、死亡模式、生育模式,以及2020-2050年乡村平均预期寿命、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迁移模式等指标,进行人口队列要素预测显示(预测方法与结果见附表1),到2025年“十四五”期末,乡村人口将下降至4.5亿,2030年“十五五”期末下降至4亿,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将降至3.3亿,占比降低至约1/4,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约37%;乡村人口到2040年将降至3亿,占比接近两成。

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生产效率及规模的提升与乡村人口及劳动力的减少相互促进,现代化与城市化相向而行,乡村人口占比长期趋于减少。发达国家的城乡差距相对较小,但依然只有较小比例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即便逆城市化也不会改变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的格局。1950年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人口占比都经历了程度不等的持续下降,到2000年都较为一致地降至两成左右,之后继续稳定下降。2020年,日本、荷兰、澳大利亚乡村人口占比仅为8.24%、7.76%、13.76%,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西班牙、韩国等发达国家的乡村人口占比为16%—19%,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人口占比也仅为12.93%、19.27%、7.89%(见附表2)。从乡村人口城市化的国际比较与发展趋势看,我国乡村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还较大。我国无锡、苏州等发达地区乡村人口占比低于20%,佛山、东莞等地甚至低于10%,这在一定程度上已体现出乡村人口发展的未来趋势。

我国乡村人口减少与总人口的减少趋势是一致的,同时,受乡村人口迁移进城等因素影响,乡村人口减少的幅度会更大一些,背后的逻辑更强一些。第一,随着婚育观念改变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单身人口、丁克家庭逐渐增加。第二,高昂的结婚支出导致落后地区乡村“光棍”“剩男”现象增加。在不少地方乡村,在城里有住房、高额彩礼成为结婚的必要条件。第三,过去乡村中“多子多福”“一定要生男孩”等观念在变化,“生男生女都一样”“少生优生优育”等观念在乡村已经被广泛接受。第四,生育孩子增加了生活、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经济支出与时间成本,抑制了家庭生育。多数乡村人向往城市生活,想让自己特别是子女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而这一步跨越对乡村人意味着巨额支出。第五,我国城乡之间就业机会、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以及城市对乡村人口的虹吸效应或将长期存在。绝大多数“80后”“90后”农民工及其子女适应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后,他们既不愿也很难再回到乡村。第六,经济下行压力,农民工就业难等因素影响生育。

“空心村”蔓延成“空心乡镇”,闲置浪费现象须关注

乡村人口大变局在空间上体现为村庄人口空心化,即“空心村”,特别是在中西部传统农区,“空心乡镇”开始出现。新世纪以来,乡村人口断崖式减少,“空心村”越来越多、越来越空。作者固定调研联系点吕梁市下辖临县白文镇桐村、孝义市阳泉曲镇魏南庄村、春塔村、西辛庄镇夹道村的常住人口数量占户籍人口数量的比重不到10%。冬天因寒冷取暖不便,夹道村只剩几户老人独守空村。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空心村”逐渐蔓延成“空心乡镇”。孝义市阳泉曲镇、西辛庄镇、驿马乡等许多乡镇,常住人口数量占户籍人口数量的比例不到两成,乡镇政府驻地人口同样流失严重。

“空心村”“空心乡镇”还表现为传统农区县域人口大幅减少,“空心县”迹象显现。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1866个县域常住人口约7.4亿,比2010年减少了约4000万人,占全国人口比重降低了6.1个百分点,县域平均人口规模减少2.1万人;常住人口少于5万的县域有106个。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3.7亿人,10年间增长近七成,主要流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大部分山区、传统农区的乡村人口乃至县域人口流失严重。吕梁市曾经的人口第一大县临县的常住人口从“六普”的59万(户籍人口68万)降至“七普”的39万,减少20万,降幅超1/3.

因人口大量流失,乡村中房屋、土地、资金发生闲置浪费的现象相当普遍。“空心村”“空心乡镇”现象背后沉淀了大量的空置资产与土地。近三十年来,乡村人口持续减少,但乡村竣工房屋(含住宅)的投资、面积却在长期上升,1990—2020年合计达11.2万亿元、241.7亿平方米,其中住宅投资、面积合计达10.2万亿元、222.4亿平方米,竣工住宅面积、投资分别于2011年、2014年达到峰值后才开始减少。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显示,村庄建设用地规模达3.29亿亩,占建设用地6.13亿亩的53.67%,是城市和建制镇用地1.55亿亩的2.12倍,2009—2019年十年间增加18.7%,而同期人口减少了23.7%;人均村庄用地达417平方米,八成以上省份农村地区人均用地递增。根据农业农村部2018—2021年的抽样调查,农村宅基地闲置率17.4%,其中,空闲废弃宅基地(地上无房屋或房屋已经倒塌)占4.7%,常年闲置宅基地(地上房屋无人居住时间超过1年)占4.7%,季节性闲置宅基地占8.0%。调研中有基层干部反映,“有的村一户人都没了,村庄还在地图上”。

当前乡村建设中,对乡村人口大变局依然认识不足、预判不明、重视不够,没有顾及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长远景象,缺乏超前谋划。各级各类乡村建设规划及行动中,普遍缺乏对乡村人口大幅减少情形的应变之策,缺乏以人口为导向的乡村建设分类标准,缺乏对村庄收缩及消失的预计。乡村建设中存在“大水漫灌”“遍地开花”式投资,实践中资源、资金浪费问题不少。有基层干部担心,村庄分类没有指标依据,从上到下“一刀切”“齐步走”搞乡村建设或造成浪费。不少地方在乡村建设上的无效投资仍在进行,未来又将发生大量闲置浪费。

英国于1990年城镇人口达到75%,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城镇化的国家。1932年以来,英国城乡规划法将乡村与城市结合在一起进行规划并实施管理,英国城乡一体规划管理的模式促进了城乡整体发展,前瞻、有效地统一规划国土空间,长期分阶段进行开发规划管控,统筹了乡村多样化发展与资源节约有效利用。比如,在乡村包括乡镇和集镇,严格控制大型的开发建设,必须新建的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位置上采取“嵌入式发展”,面积不宜过大且必须在建成区范围内;乡村道路设计与建设需要考虑项目所产生的交通量;拆除乡村建筑需要申请并获得规划许可。日本的乡村与我国较为类似,但其乡村人口占比大幅下降早于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正式开始的经济增长浪潮中,大量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尤其是较为偏远的北海道地区,更多的人以家族为单位离开家乡,日本1950年、1960年的乡村人口占比大致相当于我国2000年、2020年的乡村人口占比。日本乡村的衰退是非常快速而剧烈的,但直到1999年其农业基本法才过渡为《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并将振兴乡村作为理念之一,但其后乡村依然衰退,到2020年日本的乡村人口占比降至仅8.24%。

乡村建设应以人定策、因人施策

当前及今后,应以乡村人口变局为重大背景,以乡村人口变化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据,以人定策、因人施策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第一,依据人口变化对乡村进行分类,做好乡村建设的“加法”与“减法”。乡村振兴应是乡村的整体振兴,而不是村振兴,乡村建设也不是对所有村庄都进行全面建设。以人口为主要条件,制定明确、可行的分类标准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基础。除了经济社会条件较好的城郊乡村,大多数乡村人口都在持续减少。可依据人口未来增减变化,将乡村大致分两类:人口扩张型乡村、人口收缩型乡村,并将乡镇、县域纳入乡村建设的大范畴。国家层面提出乡村建设分类的原则性、政策性要求,地方层面应在乡村建设规划中明确乡村的分类量化标准和具体规模,按照分类标准来进行乡村建设。对发达地区、城郊地区的人口扩张型乡村、乡镇、县域,应增强其投入力度,积极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做好乡村建设的“加法”。对偏远地区的人口流失型乡村,特别是人口大量外流的乡村、乡镇、甚至县域,应科学规划,审慎投资建设,做好乡村建设的“减法”,敢于、善于提出“减量”发展的标准,比如偏远山区村庄常住人口少于30人、乡镇常住人口少于2000人、县域人口少于5万人时,应分门别类地适当减量发展,避免一些新建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设施的建成之日即是闲置之时。乡村建设的“减量”发展可以与村庄、乡镇甚至县域行政管理层面的合并有机结合起来。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便一个村庄只剩一户人家,也应保障其饮水、用电等基本公共服务。

第二,对乡村建设中闲置浪费情况应进行摸底调查,主动应对处置资源资产闲置浪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0年村庄数量236.3万个,比1990年减少141.0万个、比2000年减少117.4万个。应调查了解这些村庄“过去时”“现在时”的土地资源、房屋、公共设施的闲置浪费情况,根据闲置浪费状况、资源资产的产权属性提出分类处置的办法。未来,村庄还将不可避免地减少、收缩,应将减少闲置浪费与推进乡村建设有效统筹起来,避免“将来时”浪费。

第三,依据乡村人口变化导致的乡村功能分化,精准投向生产服务型或生活服务型建设。乡村人口大变局将导致乡村功能分化,传统的集生产与生活为一体的乡村,在未来若干年,将逐渐分化出专业化农业乡村、生活居住型乡村。多数“空心村”将转化为专业化农业乡村(农庄、农场)、纯农业乡村,一个村上千亩土地由几个专业农户以机械化、智能化方式生产经营,无论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苏州)还是欠发达地区(如新疆昌吉),这一迹象已经显现。对于专业化农业乡村,今后应有序开展复垦复耕工作,以生产服务型投入和建设为主,集中力量提升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水平,在人口“空”了的乡村借机“实”化农业产业。而不少城郊型乡村将转变为生活居住型乡村或社区,不仅居住着本村人口,还会吸纳城市人口或外来人口。对于生活居住型乡村,应以生活服务型投入和建设为主,推进城乡融合,集中力量提升这类乡村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

第四,根据乡村人口减少趋势,前瞻性制定新一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乡村建设规划,分阶段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到2035年,我国乡村减少的1.7亿常住人口将比英国、德国两个欧洲较大国家的人口总量还多。因此,应增强乡村建设政策及规划的前瞻性与实用性。在党的二十大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有必要制定新一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国家及地方层面的乡村建设规划。应将乡村人口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作为重点因素,依据人口增减情况,分阶段制定并实施国家及地方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乡村建设规划。国家层面应有战略性规划与政策性引导,地方层面应有具体的空间规划、建设规划与分阶段实施办法。“十四五”期间,以开展乡村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乡村建设规划,以及村庄、乡镇、甚至县域行政管理层面的合并为主要工作。“十五五”期间至2035年,开展“空心村”“空心乡镇”的集中整治与复垦复耕工作,对城郊人口扩张型村镇进行城乡融合式建设。地方乡村建设规划应在定性基础上定量、定空间、定布局、定目标,不能泛泛而谈、照搬照抄。县域乡村建设规划应与县城的建设规划一体设计、一并推进、融合发展。乡村聚居点的收缩应自然而然、循序渐进,地方可在规划上引导集中、行政上合并调整,用市场化方式鼓励退出置换,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强制撤并、强制农民退出。

附表1 2020至2035年乡村人口数量预测

注:本研究利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预测2021-2035年乡村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基本情况。预测方法为:首先,以2020年乡村人口规模作为预测基期,进行人口队列要素预测,得到2020-2035年乡村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其次,按照迁移模式减少乡村人口,以此模拟乡村人口迁出,最终得到2020-2035年乡村人口规模、年龄结构。所需数据包括,2020年乡村分性别、年龄的人口规模、死亡模式、生育模式。此外还包括2020-2035年乡村平均预期寿命、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迁移模式。其中前三个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后四个数据需自行设定,设定平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77.5岁逐步增至2035年79.9岁,总和生育率设定1.1、1.3、1.5共三个方案,出生性别比设定保持在107(女孩=100)的正常水平。迁移模式按照0—14岁迁移概率为2%,15—64岁迁移概率为3%,65岁及以上迁移概率为1%。此表中TFR为乡村总和生育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张云华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低迷趋势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在凸显。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急速降温主要是由于这一临时性因素导致,一旦疫情过去,经济增长就会随着需求复苏至少回归中速增长的新常态。然而,在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当下,人们曾经热切预期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等社会需求全方位的“报复性增长”并没有如期而至。因此,深入挖掘阻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进一步发展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方针和政策,就成为业界、学界和政界人士应当合力推进的当务之急。

从“基本问题”中寻找“重树良性预期”的动力

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经对经济下行压力作出了精准的分析。这就是,除了还没有完全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困境之外,我们还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新挑战。①

其中,“三重压力”的关键在于“预期转弱”。也因此,“三重压力”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重树良性预期”。为了重树良性预期,首先需要弄清楚“预期”为什么会“转弱”。在我看来,“预期转弱”的基本原因,并不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够有力,也不是企业界对政策反应不够敏感,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宏观经济政策一再出“大招”、“托市”、增强企业界信心的情况下,预期增强的效果仍然不彰。

市场是一个多种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分散决策、最终汇成合力的过程。一般而言,在规则明确、信息透明、政府给出可信赖承诺的条件下,市场主体就会对经济发展前景形成稳定的良性预期。结合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的新要求,以及企业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反应来看,企业家对经济发展预期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对于营商环境是否抱有更强的信心。

像自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要求的那样,建立和维护一个能够使各类市场参与者对未来抱有信心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即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才是良性预期增强的根本所在。②或者说,提升良性预期的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地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来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供更坚实的制度基础。

当然,通往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不是一条一帆风顺、没有障碍险阻的坦途。实际上,对于到底选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还是选择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统制经济,曾经经历过反复博弈,我国经济发展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这种波动有时只是起于青萍之末,但是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也可能产生较大的风险。

回顾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40多年历程,1980年代叫作商品经济,1990年代明确为市场经济,到了21世纪进一步明确为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作法治的市场经济。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历了1981年至1983年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0年代初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阶段。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还出现了对中国现实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估和对未来发展根本对立的理论激辩。其中,中国模式被一些论者界定为由强势政府驾驭市场和靠强势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

回顾历史,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对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作出了庄严承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③中共十九大、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即便如此,依然有论者认为只要存在市场,哪怕这种市场是由行政官员全权掌管的,也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并认为一些抑制市场自由度的行政规定也属于市场化改革。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统制经济模式之争不会就此消失,我们依然需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坚定地维护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成果。

回归对“基本问题”的理论解析

我们今天遇到的经济发展的问题,其实在过去40多年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出现过。而它们又往往根源于两个更深层次的基本问题——经济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贯穿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线索。

当我们选定了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和实行法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后,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具体层面的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什么是市场交换的本质,以及市场交换是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二,什么是法治,中国应当怎样建立法治社会。

第一个问题涉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早在18世纪后期,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就用一个“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描绘了市场机制怎样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到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一过程做了细致的论证。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这一过程是通过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体系实现的。在这一体系下,物品的相对价格反映了它们的相对稀缺程度,按照这种价格进行的交换就能使得稀缺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问题在于,这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不能总是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些论者认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也可以称作市场经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麦克米兰(JohnMcmillan)教授在其著作《市场演进的故事》中说,“在市场上,决策的自主性是关键的”,“在存在权力关系的任何情况下,比如一方管辖着另一方,或者双方都受到另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管辖时,所发生的交易将是其他形式的交易,绝不是‘市场交易’”。④

对于“法治”一词的解读,也有类似的情形。所谓“法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是符合基本正义的法的统治。法在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任何人不能超越其上。在中国,邓小平在1986年就提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⑤1997年中共十五大已经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事情仍时有发生。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历史传统的影响。早在公元前3世纪,竭力鼓吹“任法而治”的法家就得到信任和重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另一个原因是,法治的本质的认识在不少时候依然是模糊的,法律有时被误认为等同于治理的手段和工具。

法治的精神在于,对于私权而言,法无禁止皆可为;对于公权而言,法无授权皆禁止。正如江平教授所言,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两个“权”,即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法治化改革的要义就在于私权的保护和公权的限制。⑥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只有本质的东西才是比较稳定和长期存在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基本问题研究得清晰透彻,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步步深入,而不至于陷于低水平的循环往复之中。在这些基本问题得到澄清以后,有关改革战略和策略的具体问题就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途径,采取的措施也会更加有效。

协调好长期和短期政策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

由于“预期偏弱”是在前一个时期逐渐累积起来的,要从根本上转变“预期偏弱”,就需要用长期主义政策加以应对。然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长期政策显现效果需要较长的时日,正像凯恩斯所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⑦那么,为了防止短期冲击造成的破坏,采取放松信贷、增加财政赤字、补贴消费等应急性的刺激政策往往也是必要的。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以为单纯依靠短期性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就能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实现经济复苏的误解。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在最近40年应对经济衰退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注意。1985年《广场协议》促成的日元升值和外需疲软引发了日本经济从1986年开始发展降速。当时日本政府采取的应对方针是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强刺激,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政策虽然给日本带来了1987—1989年的三年牛市,但也导致了巨大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形成,种下了“失去的20年”的祸根。往后几届日本宏观经济当局继续延续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为主的做法,直到安倍晋三的第二个任期提出了用短期政策来稳住大局、用长期政策来为发展奠定基础的“三支箭”施政方针。

其中,第一支箭是扩大货币供应,第二支箭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用的都是从需求侧着眼拉动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的老办法。第三支箭叫作“结构性改革”,按照国际通行的界定,也就是进行经济体制和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通过强化竞争来提高效率。安倍任上的“结构性改革”,例如放开电力市场、取消只有个人才能经营农业的规定等,虽然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却在实施一段时间以后逐渐显现了靠完善市场制度聚集人气、振兴经济的效果。

我国和日本在历史源流和现实环境上存在不少差异,因此对日本经验绝不能照抄照搬,但是这种以长期政策为基础、把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结合起来的做法,值得深入研究,从中择优汲取。对我国来说,当下最重要的就是用改革和创新的办法去解决妨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问题。我建议不妨运用研究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遵循的方法,就是“问题导向”,从现实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入手,探索造成这些问题的经济体制原因和政策瓶颈,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进而制定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持续的发展。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

其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入手,依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激发亿万民众释放创新创业潜能。今天我们不妨适时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的数百项重要改革举措逐项进行复盘,研究哪些改革任务还没有落实、为什么没有落实,以及应该如何解决落实,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明确目前经济体制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改革和更新的项目。

其二,强化竞争政策的执行,认真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部门正面权力清单制度。同时,及时清理目前存在的对市场活动具有限制性、收缩性效应的经济政策,对可能阻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流动的相关法律和相关制度加以实质性的革新。对于一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必须及时通过竞争政策的执行和依法治国原则的落实加以消除。

坚持改革开放把握技术革命新浪潮

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聚焦新质生产力,强调要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这就需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全人类的事业。其实,科学和技术这两件事也要分开。一般来说,基础研究靠市场、企业是很难开展起来的,因为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太强,除非企业发展到有相当大的体量和财力才会进行基础研究。而大多数普通的企业很难做到这点,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有更多的投入。而对于技术的激励,市场无疑有更大的空间。

今天,我们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赶上潮流,甚至走到潮流的前面,最重要的不外乎两条:一是坚持改革,以创造一个更有利于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使更多人才涌现出来;二是继续开放,和社会各界的相关人士一起在竞争中合作,把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推向前进。

对于企业界来说,最关键的是要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向价值链的两端进一步延伸。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等,这两端都是高附加值的。对于政府来说,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将重心放在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上。

举个例子,中国曾借鉴日本战后早期实行的选择性或差别性产业政策,就是试图用一整套财政、金融政策乃至行政、法律手段,去扶持一些产业,但客观上也抑制了一些产业的发展。在1990年代后期产业政策的相关讨论中,对于这种产业政策的方向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就是认为差别性的产业政策需要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转型。所谓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就是指利用产业政策来帮助、提高、强化市场的功能,它和市场的关系一定是友好的、互相配合的,能够促进市场作用的发挥,强化有序竞争。

其实,什么是最好的产业结构?什么是最有希望被市场所接受的产品?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创造这样一种营商环境,使得个人和企业的千军万马能够往前冲,最终总有一些人和企业能够取得突破,那么就可以顺着这些突破的路径继续往前走,而不是去主观选择产品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当政府把市场有序竞争的氛围培育起来,让市场在法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作用、加速优胜劣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化一定更为顺畅。⑧

注释:

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10/content_5659796.htm.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④ 约翰·麦克米兰:《市场演进的故事》,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

⑤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 江平:《律师与法治》,北京:北京出版社,2021年。

⑦ 彼得·克拉克:《为什么是凯恩斯?》,陈洁、宁振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

⑧ 本文系吴敬琏研究员在《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中信出版集团《比较》编辑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和上海汇智经济学与管理学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经济改革再出发”圆桌会议的发言稿修订而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耕海牧渔:建设“蓝色粮仓”的重点难点与战略举措

内容提要:中国海洋渔业的较快发展,既拓宽了食物供给渠道、缓解耕地等自然资源约束、促进居民膳食消费结构升级,也为世界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贡献。但建设“蓝色粮仓”仍需关注近海资源趋紧、海洋捕捞蓝色转型、深远海域风险、远洋权益和供应链短板五方面问题。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应加快推进生态环境友好模式养殖转型,加快沿岸近海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强化科技支撑、市场导向和风险保障,优化深远海养殖空间布局;促进产量产能与生物资源相匹配,持续推进海洋蓝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体系,保障远洋渔业合理权益;促进供给侧的产学研、育繁推一体化产业闭环发展,强化需求侧的膳食消费结构科学引导,推动“蓝色粮仓”建设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海洋强国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大食物观 耕海牧渔 “蓝色粮仓”

2023年和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深远海养殖。对于世界而言,海洋是丰富食物资源的重要渠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海洋大国、渔业大国、人口大国而言更是如此。海洋渔业还是缓解中国有限耕地等自然资源约束的重要途径,不仅在保障食物供给数量安全、驱动海洋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促进了中国居民多元化消费膳食结构的升级,满足居民对热量、蛋白质的需求。更好地利用海洋耕海牧渔、优化海洋资源空间布局,不仅是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知识交叉的系统性问题,而且涉及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方案中对海洋渔业的定位等重点问题,还涉及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海洋强国中海洋渔业的布局等战略问题。

一、“蓝色粮仓”的建设进展与发展空间

(一)近海养殖快速发展,确保海洋食物有效供给

近海养殖快速发展对海洋空间的高效利用,弥补了世界多数国家和中国耕地资源不足的短板,保障了世界和中国海洋水产品的有效供给。从世界水产品产量变化趋势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2000—2022年,世界水产品总产量从1.26亿吨增长至1.88亿吨,增幅为32.4%,同期,海洋养殖产品从1373万吨增长至3534万吨,增幅高达157.5%。海洋养殖产品产能的提升,不仅能有效缓解世界多数国家海洋捕捞资源衰退的国际共性难题,而且能丰富世界餐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从中国海水养殖产品产量变化趋势看,2000—2022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从4290万吨增长至6866万吨,增幅高达60%,其中海洋养殖迅猛发展,养殖产量从928万吨增长至2276万吨,增幅高达145.2%,中国水产品和海水养殖产品为世界新增产量贡献率分别高达41.4%和62.4%(表1)。①从海洋养殖的品种看,海洋养殖的鱼虾蟹贝藻产量,在世界海洋各类产品中举足轻重,中国海洋养殖产量在世界海洋养殖产量占比始终保持在60%以上,是世界第一大海洋养殖国家。①作为世界第一大水产品贸易国,中国以海洋养殖产量的持续增长、品类的逐渐丰富和近海生态养殖、海洋牧场等养殖模式的持续创新,有效保障了世界的海洋食物供给与食物数量的多样性。

(二)深远海养殖加快发展,拓展食物供给来源空间

深远海养殖加速发展,为向海洋要食物创造了有利条件,探索拓展了食物供给渠道和供给途径。从深远海养殖产量看,2022年,中国深远海养殖水体4398万立方米,产量39.3万吨,比“十三五”初期分别增加3.3倍和2.4倍,占海水鱼类养殖产量的两成以上;从养殖品种看,沿海各地培育出大黄鱼“甬岱1号”“富发1号”和金鲳“晨海1号”等新品种,探索大西洋鲑、许氏平鲉、军曹鱼等新品种选育;从养殖装备看,全国已建成重力式网箱2万余口、桁架类网箱40个、养殖工船4艘,其中,重力式网箱生产集约高效,桁架类网箱自动智能,养殖工船自主游弋选择适宜海域;从技术水平看,各地探索的养殖装备水平抗风浪、安全性、稳定性水平逐步提高。如重力式网箱已能到20米水深的海域养殖,广东“德海1号”桁架类网箱可以抗17级台风,网箱结构安全性能不断提高;山东“国信1号”养殖工船可因地制宜游弋养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福建的“乾动1号”逐步解决网衣清洗技术难题,智能化、科技化水平逐步提升。②

(三)海洋捕捞业有序发展,促进食物供给持续转型

海洋捕捞业有序发展,不仅促进了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也促进了食物供给体系转型发展。从海洋捕捞业发展看,中国海洋捕捞经历了快速发展、产能大幅提升到逐渐压减产能、有序发展的过程。[1]2000—2022年,近海海洋捕捞量从1276万吨提高到2015年的1315万吨左右,随后国家陆续出台捕捞总量控制、渔船数量与功率“双控”政策、伏季休渔、增殖放流等系列海洋鱼类资源养护政策,2022年国内海洋捕捞量已经下降至980.5万吨,海洋捕捞产量在海水产品产量占比下降至不足30%(图1);2015—2022年,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从18.7万艘压减到12.9万艘,总功率也从1548.4万千瓦压减到1300.7万千瓦,除了业外,实施拖网、围网、刺网、张网作业方式的渔船数量都大幅度减少;专业海洋捕捞渔民数量从102.6万人减少到84.2万人,实现了海洋捕捞量、海洋捕捞产能双减,海洋捕捞作业方式结构持续优化,促进了近海捕捞业转型与海洋生物资源养护。①对比世界捕捞业,202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020年,世界被过度捕捞的鱼群占已开发鱼群的比例从30%扩大到35.4%左右,促进世界海洋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2]而2000—2022年,世界海洋捕捞量从8498万吨下降至7972万吨,减幅为6.1%;中国海洋捕捞量减幅高达7.2%,对世界海洋捕捞量减幅贡献率高达17.5%,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14项目标——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③

(四)远洋渔业稳步发展,保障国际海洋食物基本权益

远洋渔业稳步发展,不仅拓展了海外食物供给来源,也保障了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海洋权益。从远洋渔业产量看,2000—2022年,远洋渔业产量随着装备升级从88.5万吨较快提升到2015年的219.2万吨,后稳定保持至2022年的232.8万吨;从远洋渔船规模看,2015—2022年,渔船数相对稳定,在2551艘上下浮动,渔船效能稳定保持在27万千瓦~29万千瓦。①在中国远洋渔业逐步发展壮大的同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中国先后加入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南印度洋渔业协定等组织,核准《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积极推动并签署世界贸易组织的《渔业补贴协定》,在积极参加世界和区域海洋渔业组织的同时,积极履行多边渔业条约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框架下的成员国义务,积极支持渔业资源调查养护、开展渔业资源调查监测评估等活动,持续加强远洋渔业监管,履行国际公约养护国际渔业资源,促进全球渔业资源的科学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五)海水产品供给增加,满足居民蛋白质总量和结构增长需求

海水产品供给的持续增加,为居民膳食结构升级提供了更多样的蛋白质来源,但仍有增长空间。[3]从居民摄入蛋白质来源总量看,2000—2021年,中国居民日均蛋白质摄入量从81.2克提高到121.1克/人/日,略低于美国(123.9克/人/日)和挪威(126.3克/人/日)等极少数发达国家的居民平均水平,高于法国(120克/人/日)、英国(109.3克/人/日)、德国(108.4克/人/日)、韩国(102.6克/人/日)、日本(90.9克/人/日),远高于巴西(99.1克/人/日)、印度(68克/人/日)等新兴市场国家居民平均水平。①从居民蛋白质摄入结构看,2000—2021年中国居民植物和动物来源蛋白摄入占比结构从68.9∶31.1转变为62.8∶37.2,居民蛋白质来源仍然以植物来源蛋白质为主,动物来源蛋白质摄入量相对不足;其中,从鱼类和海鲜产品获取的蛋白质从5.8克/人/日提升至9.8克/人/日,占比仅从7%提高至8.1%,增幅低于从肉类和奶类获取的蛋白质提升幅度,且从鱼类和海鲜产品获取蛋白质的占比低于和中国居民膳食消费结构近似的日本(14.8%)和韩国(15.7%),如图2所示。①伴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居民膳食消费更注重食物热量、蛋白质营养成分,水产品作为低脂肪含量、高动物蛋白质产品的食物来源,预估仍有消费增长空间。

二、建设“蓝色粮仓”的重点难点问题

(一)沿岸近海海域资源趋紧,生活生态用海需求日益增长与养殖空间缩小并存

伴随城镇化、工业化持续推进,一些沿岸近海养殖使用海域逐步被用于满足城市居民生活、生态保护用海需求,近海资源空间日益趋紧。一是许多沿海城市将沿岸海域滩涂建设成滨海公园、沿海公路、海洋自然保护区等场所,有限的沿岸近海空间中渔业生产空间逐渐缩小。《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5—2022年,国家海洋特别保护区面积从28.6万公顷扩大到791万公顷,7年增长了27.6倍,在海洋保护区内严格控制资源开发规模和强度;还有一些海域滩涂因海域使用权和渔业养殖证权益不统一等历史遗留问题,原本养殖海域滩涂被港口工业、沿岸生活等占用导致退出养殖。2015—2020年,近海养殖面从232万公顷减少至199万公顷,减少了33万公顷,到2022年略恢复至207.4万公顷,但与2015年相比仍然减少了24.6万公顷。①二是养殖产量超过养殖容量被动退出养殖。海水养殖产量从1875.6万吨提高到2275.5万吨,单位面积养殖产量从8.08万吨/公顷提高到近11万吨/公顷。①养殖效率提升的同时部分海域养殖量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养殖容量,局部沿岸海水养殖尾水排放超标,大面积、单一品种、高密度的养殖致使水质恶化,个别海区沿岸河口、海湾富营养化严重,个别重点养殖海域出现了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

(二)深远海利用难度大、风险高,用海区域空间有待优化

伴随海洋科技水平提高,中国逐步拓展深远海养殖空间,但开发利用难度大、养殖风险高、隐患多。一是深远海养殖用海区域有待明确。尽管鼓励发展养殖水体在1万立方米以上的深远海养殖渔场(其中桁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养殖工船原则上布设在低潮位水深不小于20米或离岸10公里以上的海域,重力式网箱布设海域水深不小于15米),但对深远海养殖的海洋区域范畴尚未有明确划定,由于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海底深度、洋流、风浪、水温等自然环境各有不同,同一海域不同区位的海况有明显差异,各地适宜深远海养殖用海区域也明显不同,需进一步划定适宜养殖深海和远海区域。二是深远海养殖安全风险与经济风险双高。中国海域大陆架总体相对平缓,近岸线的深海养殖环境、条件适宜养殖,而远海养殖海域距岸线更远、海况更恶劣,受天气变化与极端天气影响极大,安全风险隐患较大;养殖设施如养殖工船、深水网箱等涉及巨额投资,并且鱼类养殖需要较为稳定的海洋环境,很难与依靠风力发电的海上风电等高投资高回报产业融合发展,导致单靠远海养殖生产成本投入高、回报周期长,且面临在选择适宜区位、品种选育、培育周期、市场接受度等方面的极大不确定性风险。

(三)海洋捕捞产能与生物资源适配性有待提升,蓝色转型仍需持续推进

伴随中国加大力度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近海捕捞方式向生态友好模式转变、近海捕捞业持续推进蓝色转型,但与资源量仍不能完全匹配。一是捕捞产量与最大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量的适应性仍有待提升。2015—2022年,中国海洋捕捞量从历史峰值1314.8万吨减少至950.8万吨,①在海洋蓝色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上已经取得极为明显的成效,但仍略超过海洋鱼类生物资源科学家普遍认为的最大持续渔获量,在近海鱼类生物资源无新增的情况下,近海捕捞渔业缺乏拓展利用空间。二是海洋生物种群多、数量大,促进四大海域捕捞产能与资源分布的适配性有待提高。近海捕捞渔船数量、捕捞渔船总功率虽有下降,但大中小渔船产能及各种作业模式与所属海域承载的生物资源分布的适配性有待提高。由于海域面积较大、海洋生物的流动性、生物种群数量大等特点,按照众多生物种群分类的资源调查评估及最大持续渔获量的精准性难度增加。因此,与其相适宜的捕捞产能及其分配难度增加,因地制宜的海洋蓝色转型仍需持续探索完善。

(四)远洋渔业受外部环境、国际影响大,限制性和制约因素多

中国远洋渔业实力伴随渔船装备升级逐渐增强,但受外部环境、国际多重因素影响,远洋渔业空间受限。2015—2022年,远渔业产量从219.2万吨提高到233万吨,仅新增13.8万吨。①远洋渔船数量虽未有明显增加,但捕捞功率、捕捞能力提高。根据渔业作业海域划分,三类远洋渔业受限制因素有明显差异,过洋性渔业资源可开发量受所在国海洋生物资源禀赋、所属专属经济区域渔业制度规定及中国签署的双边协定等条件约束;大洋性渔业资源可开发量受诸多区域国际组织的渔业管理制度、历史渔业配额等多种条件限制;公海无管辖海域的渔业开发受多边协定制约。同时,这三类远洋渔业都不同程度受国际环保组织舆论压力等影响,开发量变化易受多双边国际规则、国际舆论及地缘政治等多重条件限制。

(五)海洋渔业供应链、产业链有薄弱环节,短板弱项较为明显

渔业养殖技术虽有较大进步,但渔业供应链、产业链前后端的关键环节仍有短板弱项。一是育种环节的自主创新能力弱、研发投入少、产业集中度低、国际竞争力差等问题,特别是原创性基础研究不足、生物育种技术研究不够,这在经济价值高、市场消费量大的海水养殖品种体现明显,如凡纳滨对虾及虾苗和大菱鲆、鳗鱼和大西洋鲑育苗仍主要依赖于国外,前两种选育良种亲本控种技术主要由美国主导,后两种主要由日本和挪威主导。[4]此外,水产育种原创性技术、高经济价值物种的人工繁殖技术依旧未突破,深远海养殖系统工程与智能化生产技术有待强化,水产养殖动物病害高效免疫与精准防控技术尚未建立,产业链育种源头的安全基础不牢固。二是养殖环节特别是水产饲料原料鱼粉高度依赖进口。饲料鱼粉原料进口主要来自秘鲁和智利,导致国内经济价值高的海洋养殖鱼类供需与价格形势受上述两国影响。三是加工和市场流通环节,国际竞争力不强。加工环节以来料加工产品和冷冻等粗加工产品居多,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少,来料粗加工转出口产品占比高;市场和流通环节的冷链物流成本较高,海洋鱼类产量占比偏低,难以满足高品质消费需求;海洋渔业的生态价值仍有待挖掘,海洋碳汇渔业仍然停留在科学研究阶段,在产业链终端市场并未充分体现。[5]

三、建设“蓝色粮仓”的长远战略与关键举措

(一)推进生态环境友好模式养殖转型,加快沿岸近海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

推进沿岸近海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需加快沿岸近海的生态环境友好养殖模式转型,集约节约利用海域,统筹传统生计渔民养殖和资本规模养殖发展。一是推进养殖水域滩涂养殖用海和海洋生态保护区、城镇化用海区域的多规合一、制度完善。依据对生态资源环境、对城镇化推进建设和鱼类养殖综合影响评估,优化完善养殖区域,完善重要养殖水域滩涂保护制度,在符合养殖用海、生态环保等规划、规定的情况下,严格限制养殖水域滩涂占用,严禁擅自改变养殖水域滩涂用途,给传统养殖渔民保留一定养殖空间,因地制宜分类完善占用养殖用海经济补偿制度。二是完善近海养殖生态资源环境的评估制度。健全近海以海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养殖海域生态环境、养殖容量评估制度,根据评估结果开展近海养殖,调减养殖环境超标区域养殖规模和密度,加强养殖排污水体监测,推动循环生态养殖,鼓励推进立体、多品种、多业态相容的生态环境友好的“海洋牧场”养殖和传统渔民养殖融合发展。[6-7]三是鼓励沿岸养殖区多业态融合发展。在不影响海洋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打造以生态养殖为依托,鼓励探索旅游观光、休闲垂钓、餐饮服务为一体的多业态融合发展,实现传统养殖渔业向多产业融合的现代生态渔业转型升级。[5]

(二)强化科技支撑、市场导向和风险保障,优化深远海养殖空间布局

优化深远海养殖空间布局,需多措并举,强化科技装备支撑、市场需求导向和风险保障。一是强化科技支撑,因地制宜布局四大海域深海和远海的养殖。强化四大海域各自的深海和远海海底洋流、气候变化与自然风浪、海上交通等综合海况科学评估,选择适宜深远海养殖的区域,加快对沿岸12海里以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深度、适宜距离划定养殖设施用海范畴,因地制宜优先探索对于12海里周边深海海域适宜养殖区域,完善深远海养殖用海使用权益、设施确权登记,促进与各自海况资源环境相适宜的深水网箱、养殖工船、养殖平台等深远海养殖装备和网具等技术水平提升,提升智能化、科技化水平和安全性、稳定性、可操作性。二是强化市场需求导向,布局深远海养殖全产业链。以满足市场需求缺口、高品质、高经济价值品种为导向,选择适宜深远海鱼类品种;探索近岸沿海孵化育种选育、近海培育开展阶段养殖、深远海养殖的三阶链接、陆海联动的全产业链、一条鱼完整周期的养殖模式。三是强化安全风险和经济风险多重保障。安全发展是深远海养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政策保险保费补贴引导商业保险增加深远海养殖风险险种、提高保障覆盖水平,在财政能力范畴内适度减免海域使用金等特惠政策,探索统一融资、统一建造、统筹租赁的联合体投融资养殖模式,加快推动深远海养殖用海区位选择和自然、安全、经济风险评估制度完善。

(三)促进产量产能与生物资源相匹配,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海洋蓝色转型

加快海洋蓝色转型,因地制宜促进海洋捕捞产量产能与生物资源相匹配。一是完善海洋生物资源科学调查评估制度。探索中央与地方、跨海区联动的资源科学调查评估方式,确保资源调查评估数据的连续性和精准性,利用资源调查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海洋捕捞产量和产能配置。[8]二是因地制宜探索经济鱼类主要品种的渔业捕捞配额制度和港口监测统计制度。[9]可优先针对经济价值高、市场需求大的主要鱼类品种探索种群管理,强化上岸码头和港口监测联动,形成生产源头与市场终端相衔接、捕捞渔船生产力和最大可持续渔获量相适宜。三是探索激励约束相容制度。对于履约较好、渔船和渔业作业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捕捞方式,可获得更多配额;对于履约较差的渔船减少配额及政策支持力度,形成正向激励,因地制宜持续推进蓝色转型。

(四)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体系,保障远洋渔业合理权益

保障远洋渔业合理权益,需积极参与全球海洋和渔业治理规则,加快参与区域海洋组织。一是深度参与制定全局和区域海洋治理规则,为中国争取合理合情的渔业发展权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提高全球和区域海洋治理和鱼类资源可持续发展等相关国际规则制定能力,深度参与多边区域海洋组织渔业资源配额、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协定》等经贸规则的制定,拓展多双边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领域,尤其是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渔业食物基本权益,以及渔民特别是传统生计渔民民生就业的合理权益,提高海洋、渔业国际贸易、公海捕捞配额分配等相关规则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二是积极参与全球公海无管辖海域的科学研究与调查。聚焦全球气候变化、海洋资源分布、重要公海区域等范畴,积极参与全球及国际资源调查评估、海洋生物育种、碳汇研究等领域科学研究,提高基础科学研究全球布局的前瞻性。

(五)加快供给侧的产学研、育繁推一体化产业闭环发展,引导需求侧消费端的科学膳食

聚焦海洋渔业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加快推动产业研、育繁推一体化的产业闭环发展。针对供给侧,鼓励育种企业、科研机构联合攻关新品种选育,尤其是经济价值、市场接受度高的海洋养殖品种的亲本培育和繁育,加大力度保护地方特色品种,保护本地海洋生物多样性;积极引导发展碳汇渔业,促进生态环境优化养殖模式水产品的生态价值实现,促进质优价优,通过市场需求引导生态养殖健康发展;探索适合本地高端海水养殖鱼类的饲料配方结构;提高加工效率,打造水产品精品和名牌。针对需求侧,引导并促进消费者的食物营养膳食结构升级,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细化主要水产品品类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含量等信息,充分发挥渔业、水产等科研公益性科研机构职能,加大对海洋知识、鱼类营养价值的科普力度与公益传播。

注释:

①世界水产品总量数据不包括海藻产量数据,受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统计口径为湿海藻,中国数据来自《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统计为干海藻重量,统计口径有差异。本文未特别标注来源的中国数据皆来自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世界数据皆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②数据来源于《人民日报》2023年8月9日第8版《加快建设国家“蓝色粮仓”(经济聚焦)——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答记者问》。

③数据来源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④数据来源于2023年10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远洋渔业白皮书》。

⑤数据来源于2023年6月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海警局联合印发的《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

参考文献

[1]韩杨.1949年以来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治理与政策调整[J].中国农村经济,2018(9):14-28.

[2]韩杨.全球主要海洋国家渔业资源治理经验及启示[J].中国发展观察,2020(Z1):112-115,119.

[3]韩立民,李大海.“蓝色粮仓”: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保障[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1):24-29.

[4]陈松林,徐文腾,卢昇,等.水产育种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3,25(4):214-226.

[5]戴民汉,王贵华,JAN-GUNNARW,等.综合海洋管理:和谐人海关系[J].世界环境,2020(4):19-23.

[6]唐启升.关于容纳量及其研究[J].海洋水产研究,1996(2):1-6.

[7]唐启升,陈镇东,余克服,等.海洋酸化及其与海洋生物及生态系统的关系[J].科学通报,2013,58(14):1307-1314.

[8]张兰婷,刘康,韩立民.“蓝色粮仓”建设潜力评估:来自我国沿海11省市的经验[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9,24(6):235-248.

[9]韩杨,RITAC.美国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的主要政策与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7,38(8):103-109,11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韩杨

宏观纵览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符合本国国情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底色

世界上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发展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标准,尽管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始于西方,但绝非西方“专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固定格式,在遵循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关键要看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是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中国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走出了一条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足见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

一种体制是不是“高水平”,首先看这种体制是不是有生机、有活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等充满活力的体制。

产权有效激励是基石。有恒产者有恒心。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有效激励的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的关键。产权的清晰,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关系着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国有经济,资源的配置始终围绕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点基础设施、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支持创新发展前瞻性战略产业,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经济,与市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资源的配置重点围绕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民营经济提供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减少非市场化干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产权顺畅流转是有效激励产权制度的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作为要素的产权和社会资本流动顺畅,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灵活,公平、公正、有序、开放的产权交易秩序逐步建立,高效透明的多层次交易平台进一步完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基石。

要素自由流动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各类经营主体和市场运行中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构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管理、技术、信息、数据等生产要素,是社会财富创造的物质基础和源泉,其要素流动的自由度、灵活度高低,直接决定着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有效性高低,从而决定其激发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高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的象征。要素自由流动的便捷性是高效配置资源的前提,“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市场经济体制,内在地要求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度必须“高”。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要着力打破行政分割壁垒,从体制、机制和标准上进行深度融合,建设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大市场,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优化空间布局,促进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等共享机制一体化发展,实现人才、资本、技术、信息、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要素流动交易成本,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提升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的韧性。

价格反应灵活是前提。价格被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晴雨表、风向标和指示器,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最敏感,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完善的价格调节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和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治性、竞争性、开放性的特征,市场确定的价格天然具有平等性、竞争性,其涨落能及时、灵活、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传递供求信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也更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将政府对价格的干预有效地限制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以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竞争公平有序是关键。保障经营主体之间公平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清除一切妨碍公平竞争的藩篱,营造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处理好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的竞争法则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市场竞争规则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辅之以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规则,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联通国际国内产品消费市场和要素供给市场。破除要素配置的区域、所有制等各种人为限制,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和配置高效公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源泉是公平公正的竞争,为每一个经营主体提供不受任何主客观环境约束和限制的平等条件,平等的市场准入和自由退出规则、公平的税费政策、公平的法律环境以及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条件。对于违背市场经济规则、有悖于诚信原则、损害他人利益的无序竞争,诸如假冒他人商标、窃取他人知识产权、虚假广告宣传、侵犯他人商业秘密、商业贿赂、倾销商品、强制交易、资本垄断等种种行为,坚决进行惩戒。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创新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产物,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在实践中作出新的创造,显示出磅礴的生命力。

价值追求“高水平”。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资本、是否存在私人资本和私人产权,而在于决定市场经济基石的产权制度,以及基于这种产权制度引发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之上的,在实践中坚持把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发展机会作为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全面发展。这一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区别于其他经济体制的标志。

发展目标“高水平”。目标决定方向,目标决定行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坚持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身的发展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支撑。这一高远目标的确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的重要特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现高远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密切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既克服市场失灵又避免政府失灵,达到实现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最大化。

调控手段“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充分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寻求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有机结合,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有效市场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各类要素的最优化利用,充分发挥各类要素的增值功能和积极作用,做大做强蛋糕;有为政府就是发挥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中的干预作用,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过度滥用,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实现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培育新动能,延伸产业链、提升创新链、稳定供应链、畅通物流链。

开放程度“高水平”。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包容程度高、合作程度高,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之路,反对筑墙设障、“脱钩断链”的零和博弈、贸易保护主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外资利用不断增长,企业“走出去”步伐坚实,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成果丰硕,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提高了国内各区域开放水平,拓展了对外开放领域,推动了制度型开放,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探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

流通体系“高水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融土地、资本、信息、人才、数据等各项生产要素于一体的现代流通业,构建起由物流网络、知识网络、金融网络、数据网络、人才网络链接成的系统,进而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瓶颈和堵点,构建类型丰富、统一开放、公平有序、配套完善的高水平现代流通市场,为商品和要素自由高效流动提供好的市场环境。构建覆盖全球、安全可靠、高效畅通的现代流通网络,发挥现代流通体系的市场链接和产业组织作用,为商品和要素跨区域、大规模流通提供基础网络。培育优质创新现代流通企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营主体。构建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流通新生态,以完善的流通规则和标准体系引导现代流通体系规范有序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 唐任伍

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财政政策需更加积极有为

在“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的基调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巩固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助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在扩大国内需求、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以增强可持续性四方面重点发力。

上半年经济与财政形势分析

总体来看,2024年上半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继续稳固,高质量发展成效不断展现,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仍较明显。财政收支增速由正转负,财政政策“积极”特征不够凸显。

(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运行态势总体平稳

自年初以来,宏观经济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0%,工业、服务业、消费、出口等指标表现良好,彰显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展现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一是供给稳步改善,生产稳定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强劲。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0%。其中,制造业增长6.5%,高技术制造业增长8.7%,充分凸显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1—5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4%,工业企业效益得以改善。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预期稳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4.6%,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高于服务业总体水平。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始终保持在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1—5月,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8.5%。

二是需求持续恢复,外需改善亮眼。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3.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1%、11.7%。消费稳定增长,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刺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9.8%。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5%。货物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6.1%,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

三是就业总体稳定,物价维持低位。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强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5.5%左右的预期目标。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和购进价格分别下降2.1%和2.6%,但降幅逐月收窄。预计未来CPI和PPI有望延续回升态势。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5.4%,实际增长5.3%,为消费提升和民生改善奠定了良好的收入基础。

但也要看到,整体的投资和消费增速均在4%以内,低于5%的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内需不足问题凸显。价格水平总体维持低位,与年初3%的目标相差较大,同样表明市场供求关系尚不稳定。因此,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继续着力稳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二)财政收支承压明显,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

相较于回升向好的经济形势,财政形势则承压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财政收入增长稍显乏力。1—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912亿元,下降2.8%,扣除特殊因素影响后可比增长2%左右。其中,税收收入80462亿元,同比下降5.1%,可比增长0.5%左右;非税收入16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财政收入质量有所下降。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6638亿元,同比下降10.8%。将两本预算合计来看,即广义财政收入同比下降4%。财政收入是支出的基础保障,财政收入端的乏力表现,致使支出端增长缺乏支撑,财政政策空间不断压缩。

二是财政支出增速放缓。1—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8359亿元,增长3.4%。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7704亿元,下降19.3%。广义财政支出136063亿元,下降2.2%。财政支出强度对于国内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的财政支出强度对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形成了一定拖累。从支出结构来看,1—5月,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4.5%,快于总体财政支出增速,财政对于稳就业的支持力度明显。2023年增发1万亿元国债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主要在今年使用,导致城乡社区支出和农林水支出增速较高,基本保持两位数以上。相较之下,教育、科技支出均增速较为温和。

三是超长期特别国债顺利发行。根据财政部安排,5月中旬至11月中旬,20年、30年和5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分期陆续发行,总计1万亿元,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5—6月,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分批分期发行2500亿元,其他7500亿元将在7—11月陆续发行,将对下半年稳定投资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但也要看到,上半年收入增速主要受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下半年特殊因素影响将逐步减弱,收入增速也会更加乐观。伴随着去年特别国债政策效应的消退,下半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望向民生支出和科教支出优化。

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着力稳投资促消费,重点支持扩大内需

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以“两重”“两新”工作为重要发力点。一是加强资金统筹,高质量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要综合运用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车购税资金等政策工具,合力投向重点领域、重大项目;要加快做好项目谋划与储备工作,尽早确定资金投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要加强资金全链条、全流程监管,确保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加强财税联动,支持实施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要适度扩大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支持范围,综合利用税收优惠、贷款贴息、投融资担保、信贷风险补偿以及加速会计折旧等政策支持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投资改善;做好央地联动,合力推动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等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二)着力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着力完善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政策体系。一是切实强化财政投入保障能力,全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财政要主动补位市场主体不愿涉足的基础理论研究、前沿科技攻关、公共服务保障等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对冲技术开发和未来产业培育中的不确定性与投资风险。二是有效体现财政政策激励效应,精准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统筹用好税收优惠、专项资金、政府采购、首台(套)保险补偿等政策,增强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驱动力,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三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支持科技创新。积极探索形成财政资金、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多渠道并举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持续加大科技创新领域支持力度。

(三)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下半年,财政要聚焦民生领域,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强化财政支出保障。一是要继续加大财税政策对稳就业的支持力度,强化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落实好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就业扶持专项贷款、就业补助和社保补贴等现有政策,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和个人就业创业。二是进一步健全财政教育投入机制,着重聚焦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均衡发展、县域普通高中基本办学条件改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创新发展等重点领域。三是落实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5元的年初预算要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四是逐步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稳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强社会救助保障。五是做好应急管理财政支持,中央财政要及时下拨资金,支持地方做好防洪抗旱与地质灾害救灾工作。

(四)着力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必须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着力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财税体制改革历来是改革的排头兵和先行军,必将在此次会议中有所体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关注地方财政困难的基本财政现实,把握数字经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遵循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在预算方面,要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完善预算支出标准、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大财会监督力度。在税制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逐步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要逐步减少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进一步明确支出责任划分,同时结合地方税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力求激励相容、区域均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 闫坤;山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杨远旭

以深化改革有效应对经济结构性矛盾

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形势通常是短期因素和中长期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从短期看,目前我国经济仍处在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后的结构修复期,这种结构修复既带来了一些经济回升的动力,也会造成一些行业下行的压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疫情防控政策转段后,经济结构的修复一般需要2年左右时间。2024年,我国经济仍然处在结构修复阶段;同时,由于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存在时间差,大国间的经济周期不同步仍相当明显。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特征没有改变,对此我们要充满信心;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经济仍面临着一些结构性问题,如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等,这些问题也在影响着我国的经济表现,需深化改革来加以有效应对。

近期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

在部分发达国家非耐用品消费恢复较快增长和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共同推动下,今年以来全球制造业PMI已连续数月位于荣枯线以上,这有利于带动全球贸易增长和我国出口的增加。新冠疫情暴发后,2020—2021年,美国个人服务消费遭到抑制,包括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实物消费快速增长;在管制措施放松后,美国个人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同时商品消费增速下降。由于非耐用品更新周期较短,在经历2022—2023年连续两年的低速增长后,今年以来美国非耐用品消费增速明显加快,一季度,美国个人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9%,比去年全年高出1.1个百分点。从消费结构看,个人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占美国个人实物商品消费的六成以上,这将带动美国消费品进口的增长。同时,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全球产业链重整增加了东南亚等国的投资需求。今年1月,全球制造业PMI回升至50%,较去年12月上升1.0个百分点;2、3、4月份,全球制造业PMI始终处于50%的荣枯线之上,5月份进一步上升至50.9%;其中,新订单指数也处在荣枯线之上。全球制造业需求增加有利于带动我国出口增长。

目前来看,美国通胀下降速度慢于欧元区等国家,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存在不同步问题,这可能影响人民币对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汇率升降幅度的调整。今年以来,美国消费物价涨幅超预期,而欧元区消费物价则呈现较快回落之势。4月份,美国PCE同比上涨2.7%,涨幅较1月不降反升;核心PCE同比上涨2.8%,涨幅仅较1月缩小0.1个百分点。美国消费物价同比涨幅离2%的政策目标仍存在一定的距离。近期,尽管美国劳动力市场有所降温,但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时间可能推迟,降息次数也将少于年初预期。4月份,欧元区调和CPI同比上涨2.4%,较1月下降0.4个百分点;核心CPI同比上涨2.7%,较1月下降0.6个百分点。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欧元区消费物价将较快趋向2%的政策目标。6月份,发达经济体中,已有欧元区和加拿大宣布降息。过去一段时间,日元对全球主要货币出现大幅贬值,日本核心CPI同比降幅已连续26个月高于2%,这是近30多年未有的现象。在日元单边贬值预期继续上升的情况下,日本央行稳定日元汇率的诉求明显增加。发达国家通胀走势和政策诉求的差异,可能使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不同步问题凸显,造成人民币对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汇率升降幅度的不同变化。

中长期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是基本特征,但也应认识到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可能持续影响我国经济循环。

(一)最终消费相对不足影响国民经济循环,收入分配问题是影响最终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

在外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投资和消费比例仍不能进行充分调整,就会造成产能过剩或需要继续大幅依托国际市场的局面。这会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经济循环,加大经济发展易受外部冲击影响的程度,也不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在我国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比近二十年来保持在七成左右,是影响最终消费变化的主导力量。目前来看,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始终偏低,影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而居民收入份额与消费占GDP之比的走势存在高度一致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外贸顺差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转移,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开始逐步下降,1995年劳动报酬份额为55.8%,2011年降至46.0%,此后虽有所上升,但2019年仍仅为52.2%,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在三分之二左右存在较大差距。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居民收入的85%左右,且分配平均程度高于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是主导居民收入走势的关键因素。从1995年至2019年的历史数据看,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份额与消费占比间的相关系数接近0.9,两者走势高度一致。

二是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情况下,我国以企业为主体以及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结构存在累退性(税率随收入上升而下降),难以发挥税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影响消费增长。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薪税,虽具有较高累进性,但在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的占比近十年仅在7%左右,难以有效发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大量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造成税后居民收入差距较税前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有所拉大。通常来说,收入较低居民的消费率更高,因此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也会限制总体消费率的上升。

三是由于高房价和社会保障水平还相当有限,居民为买房而储蓄或为医疗、养老进行预防性储蓄,也是我国总体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快速提升。1999年一季度至2024年一季度,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提升了58.2个百分点,提升幅度比政府部门高出16.6个百分点,比非金融企业部门低17.7个百分点,但上升的斜率明显更加陡峭。

(二)我国人口结构将加速老龄化,这将从供需两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对需求的影响可能强于供给,特别是在智能化时代情况更是如此

根据课题组推算,2020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合计为9.7亿人,2035年将下降至9.0亿人,较2020年减少近7000万人。因此,虽然发达国家也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问题,但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加速下降且加快幅度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明显。

同时,近年来我国新生儿数量较快下降。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总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理论分析和近年来的实证研究表明,老龄化和少子化对需求侧的影响可能强于供给侧,特别是在步入智能化时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可能加剧我国供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影响国民经济循环。

政策建议

对于我国经济短期和中长期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应该分类施策。短期问题应该主要通过需求侧管理加以调节,对于中长期问题则通过深化改革,加以有效应对。

一是应加强对我国消费和出口状况的分析研判,合理把控政府债发行和使用节奏,推动已出台政策落地见效。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国消费增速继续放缓,同时出口增长不及预期,那么应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和使用节奏,以有效对冲消费和出口增速放缓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对于已出台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也要加快落实。

二是我国消费物价低位运行是消费品供需自发调节的结果,这既有近两年外需相对走弱等周期性因素,也有收入分配问题等结构性矛盾。因此,短期内应刺激国内最终消费需求增长,长期内则应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加以应对。

三是应重视PPI分项变化对工业企业上中下游企业利润的影响。当前,应谨慎实施上游采矿业和原材料行业去产能,这将有利于下游制造业利润修复;同时,应积极推动稳外贸工作以有效增加对下游制造业产品的需求。

四是收入分配是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可以稳定物价,也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应进一步发挥初次分配中市场化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加大对要素市场歧视性对待、垄断行为等的监管力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需进一步完善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教育、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构建以人为本的再分配机制,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与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的有机统一。针对特殊群体增强收入水平的稳定性与收入增长的确定性,当前收入分配政策应以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稳定性与收入增长的确定性为政策着力点。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重大政策出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进行就业促进效应评估。

五是逐步推动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转变。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应加大对人力资本、家庭生育、生活质量等的投资。着力提高居民健康和疾病预防的公共投入,提高人的身体健康素质,提高居民的预期健康寿命。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执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耀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思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税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需要进一步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助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税收政策的要求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含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作出深刻阐释。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新质生产力本质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些概念的界定是研究出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税收政策的基础。

税收作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之一,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在性质上属于上层建筑。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关系的一般原理,上层建筑要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我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革命性突破,要求政府税收政策需支持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现有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加大科技开发力度,不断实现颠覆性、革命性的突破,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提高企业科技竞争力以及经济、社会效益,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实现较快发展。目前,我国和西方国家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激烈竞争,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技术革命性突破的重要性。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要求税收政策促进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数据等生产要素创新配置,形成合理的区域、城乡、企业、产品等经济结构,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利用有限的要素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实现高质量发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例如,近年来,除原有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等区域发展战略外,我国还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税收如何促进生产要素在上述区域的创新配置,成为这些区域的发展能否达到战略预期目标的重要因素。又如,产业的深度转型,就是要利用税收政策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步伐,为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需要利用税收政策进一步提升科技、教育等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新质生产力本质就是绿色生产力,需要利用税收政策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绿色发展,现阶段实施的“双碳”战略及其税收政策,就是重要实践之一。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重点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现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需要有效运用税收政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从现阶段我国税收制度建设和税收政策制定、实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第一步、第二步“利改税”,以及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税收制度改革,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包含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环境税、行为税在内的税收制度体系。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我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应的税收政策,形成较为系统、完整的税收政策体系,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调节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上述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税收政策的要求来看,目前,建立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建立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系统化税收政策体系。如前所述,多年来,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方面,我国已经出台了较多的税收政策,但零星的、碎片化的政策难以有效发挥调节作用,这就需要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建议通过发布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建立新质生产力税收政策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促进技术革命性突破的税收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创新配置的税收政策、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税收政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税收政策、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从而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满足现阶段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对现行税收政策的优化过程中,一方面,对现有税收政策进行整合,比如,充实、完善存在缺陷的政策规定,明确有关政策实施的时限。另一方面,加大政策实施力度,即对一些已实施多年但力度较小、实际效果有限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加大这些政策实施力度的可行性,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第二,提高税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效率。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税收政策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提高税收政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率,即运用税收政策促使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以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或者达到各项税收政策实施所预期的产出结果,体现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比较关系。这就要求在目前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绩效评估,并通过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不断调整、完善和优化各项税收政策,提高税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效率,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要量化、细化相关税收政策的政策目标,即编制可计算并充分反映一个年度或者一个周期内政策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的政策目标。其次,运用更加科学的程序和方法评估各项税收政策所实际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最后,进行规范、全面的绩效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财税部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税收政策的依据。规范的绩效评价报告应该可以反映出税收政策设计、实施的过程和结果,具体包括:用实际取得的政策成效与政策目标进行比较,看实际效益是否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如没有达到,需要测算实际效益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多大差距,分析政策未达预期的原因。从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主体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主要由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制定、实施,因而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应该在中央和省两级开展,且充分考虑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征较为明显的实际情况。从评价的角度看,既要从一个企业或项目的微观角度评价相关税收政策效率,也要从国家整体角度评价政策效率,从点到面,两者缺一不可。从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社会环境看,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普遍拥有多年从事政府公共政策评价的经验,第三方机构能够为税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绩效评价提供专业服务。

第三,建立以支持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如上所述,新质生产力具有丰富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质生产力诸多要素中,技术革命性突破处于核心地位。在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主要依靠科技的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科技是主要的贡献者;绿色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因此,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的核心。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情况看,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产品及未来产业的发展,成为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竞争的焦点。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需要利用税收等政策工具支持我国技术发展取得革命性突破,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

技术革命性突破对税收支持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税收政策要具有精准性。一方面,为实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税收支持政策需要对既符合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趋势,又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领域进行精准选择,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包含的新一代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工程、航天航空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利用税收减免、优惠税率、税收抵扣、加计扣除等税收政策工具为上述领域提供精准支持。其次,税收支持政策设计需要兼顾对企业基础性科技开发和应用性科技开发的支持。最后,需要打击各种弄虚作假、违法违纪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实现税收政策预期目标提供优良土壤。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 温来成

金融透视
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浅析

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货币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货币国际化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然而,伴随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等。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文章探讨了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研究表明,人民币国际化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并存在互动关系。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面临诸多挑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协同发展,通过深入研究和积极应对挑战,有望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

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对外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在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和对外贸易关系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同时,我国外贸规模逐年扩大,贸易伙伴和结构不断优化。然而,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尚未被充分研究和解析。文章旨在深入探讨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内在联系,分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降低外汇风险,增强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减轻企业的汇兑成本,提高我国商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因此,深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把握发展机遇,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文章的目的在于深入分析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内在联系,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和对外贸易发展的相互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通过文章的研究,首先,可以揭示人民币国际化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经济学领域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人民币国际化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有助于完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执行效果。此外,可以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市场参考信息,帮助他们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下做出明智的决策。最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对外贸易关系协同发展,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祉。

2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1 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国际化的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改革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我国政府在2005年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汇率改革有助于实现汇率的市场化,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降低外汇风险。其次,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汇兑成本,提高我国商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最后,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增强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2.2 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储备货币等领域的应用

近年来,人民币在国际支付领域的地位显著提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有助于减少汇率波动对企业和投资者的影响,降低交易成本。2016年起,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之一,这表明人民币已被国际社会认可为一种可靠、稳定的货币。各国央行纷纷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显示出对人民币的信心。

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应用也不断扩大。如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国际主权和企业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此外,跨境人民币股票投资和其他金融衍生品交易也逐渐兴起。

2.3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困难和挑战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国际化进程中仍面临一些障碍和挑战。首先,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对于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仍存在较多限制。这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一定影响,限制了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应用范围。其次,相对于国际先进经济体,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产品创新和市场深度有待提高。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最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挑战。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我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积极应对外部风险。

3 我国外贸规模发展历程、结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

3.1 我国外贸的整体发展情况和趋势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外贸规模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从2001年至202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5000多亿美元增长到超过5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我国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也持续提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以前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产业的出口份额不断提升,显示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此外,我国贸易伙伴不断多元化,与各国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不仅与传统贸易伙伴如美国、欧盟、日本保持密切贸易往来,还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拓展新兴市场。

3.2 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和贸易结构的变化

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地区。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些地区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但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合作日益密切。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不断加深,贸易额逐年增长,显示出贸易伙伴多元化的趋势。过去20年,我国贸易结构经历了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此外,我国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转型,如电子产品、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产业的出口份额逐渐提高。

3.3 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尽管近2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外贸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我国经济对外贸易的依赖度仍然较高。这使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如全球经济低迷、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可能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其次,虽然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渐升级,但部分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有较大比重。这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有待提高,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此外,近年来,我国在对外贸易中面临的贸易摩擦压力加大,这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给外贸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4 人民币国际化与外贸的相互影响

4.1 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国际支付、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之一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外贸具有重要影响,首先,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减少了我国企业在外贸活动中因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有利于保持外贸稳定增长。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使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避免了外汇兑换过程中的手续费和损失,从而降低了贸易成本,提高了我国外贸企业的竞争力。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不断提升,有助于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扩大出口市场份额。最后,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提高我国进口产品的多样性,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这有助于降低我国进口成本,满足国内消费者和企业对多样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4.2 外贸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

外贸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外贸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我国外贸企业在与国际贸易伙伴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可以推广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从而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应用范围。我国外贸发展需要相应的金融市场支持,为了满足外贸发展的需求,我国政府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改革,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我国外贸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有助于打破美元霸权,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4.3 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的互动关系

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外贸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降低外贸企业的汇率风险和贸易成本,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而推动外贸发展。

同时,外贸的快速发展也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需要外贸的支持,特别体现在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等方面。而外贸发展也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尤其是在降低汇率风险、降低贸易成本等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与外贸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例如,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汇率波动,对外贸产生不利影响。而外贸发展中的贸易摩擦、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也可能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影响。

5 未来趋势

5.1 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的趋势和展望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首先,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持续推进。未来,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领域的应用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地位将逐步提升。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外贸将以高质量增长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等措施,实现外贸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背景下,我国将进一步加强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将为我国外贸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广泛的合作空间,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外贸发展。金融科技创新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例如,数字货币的发展、跨境支付技术的改进等,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提供新的支持。

5.2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的协同发展

首先,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通过进一步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引入更多外资金融机构,提高金融市场竞争力,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增强人民币国际竞争力。其次,优化外贸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最后,创新金融科技,推动跨境支付和结算的便利化。加强数字货币研究与发展,为跨境支付提供新的技术支持。同时,完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提高结算速度,便利外贸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

6 政策建议

6.1 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的政策框架和目标

6.1.1 政策框架

货币政策是保持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政府需要建立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维护汇率预期的合理稳定,提高人民币国际竞争力。

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的关键。政府需要深化金融市场的改革,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促进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国际金融合作。

外贸政策是促进外贸发展和提高外贸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政府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外贸政策体系,包括对外贸易、投资、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政策,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服务,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同时,政府应当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市场开拓,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

国际金融合作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的重要环节。政府需要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国际支付和结算渠道。

6.1.2 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提高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领域的应用范围,逐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目标之一。通过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储备量,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外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为实现外贸高质量增长,政府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企业和产品的附加值,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和产品,拓展多元化市场,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通过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可以提高外贸质量和水平,促进中国经济的升级和转型。金融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政府需要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和开放进程,引入更多外资金融机构,提高金融市场竞争力,降低融资成本。通过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可以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国际金融合作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需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货币互换、本币结算等合作,可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6.2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6.2.1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应该加强监管和引导,确保市场波动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此外,还应该积极探索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互换,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使用。

6.2.2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

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融资等领域的应用,提高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政策方面,可以通过减少人民币结算手续费、扩大人民币结算地区、鼓励金融机构发行人民币跨境金融产品等方式,鼓励人民币跨境使用;技术方面,则可以推进金融科技的应用,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的效率,降低支付成本。

6.2.3 优化外贸政策体系

针对当前外贸形势和发展需要,应当优化外贸政策,促进外贸的稳定发展。其中,关键是调整政策重心,支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出口,优化产业结构。同时,还要简化出口退税、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企业负担,提高外贸竞争力。

6.2.4 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还要在国际金融合作中积极发挥中国的作用,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6.2.5 发挥金融科技作用

金融科技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应当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的优势,提升跨境支付和结算的效率,降低跨境支付成本,为外贸企业提供便利的国际结算渠道。同时,要加强金融科技的研发和应用,推动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6.2.6 提高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能力

加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培训,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应当提供相关支持和服务,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和要求。

6.2.7 深化金融改革与开放

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提高金融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在金融开放方面,应当加快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步伐,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增强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7 结论

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相关,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扩大外贸规模,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汇率市场化程度不足、金融市场开放和国际金融合作有待加强等。我国外贸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需应对外贸结构优化、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等挑战。未来我国应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重点在完善汇率市场化改革、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优化外贸政策体系、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等方面采取措施。政策建议方面,建立完善的政策框架,明确相关目标,制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发展的具体措施,以实现两者协同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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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邵雨桐.“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贸易的支撑作用研究[J].中国商论,20233):61-63.

[3]高明宇,李婧.中国贸易网络特征与人民币国际化:典型事实,关联机制与实证检验[J].南方金融,20226):3-16.

汶上县价格事物服务中心 赵娜娜

养老服务与养老金融的协同发展

自200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我国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快。《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末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2.1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4%,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的特点。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把养老金融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之一;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丰富发展养老金融产品”“加强养老金融产品研发与健康、养老照护等服务衔接”,为养老金融与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养老金融是通过对养老资产积累和养老产业支持来应对老龄化挑战,包括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以及养老产业金融,其中,养老服务金融是通过金融支付直接满足养老消费时的服务需求;养老产业金融是通过养老产业投融资间接满足个人养老服务需求。我们在实践中深切感受到,养老服务消费是老龄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养老服务是养老金融惠及民生的发力方向,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时代命题。

养老金融和养老服务的融合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机遇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我国将以多元化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满足居民各项基础及高级养老服务需求。《“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将实现老年人的养老照护服务需求和老年健康需求作为首要目标。居民的养老服务需求主要包括以居家、社区、机构为主的多形式养老照护服务以及以预防保健、疾病诊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为主的全方位医疗卫生服务两大类,而养老金融工具是满足老年客户养老需求的主要支付手段。近年来国家加大养老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通过提升居民的支付能力来满足养老服务需求。

据统计,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失能、半失能老人约4400万,65岁以上老人中约5%患有不同程度认知障碍,许多家庭难以承受长期护理重担,“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现象十分突出。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政策性长护险人均待遇支付平均水平和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及政策性长护险对市场化撬动潜力比例计算,市场化长期照护服务规模约为1.25万亿元。2023年我国银发经济的规模约7万亿元,可以推算出长期照护产业在银发经济中的占比为15%~20%。此外,还有认知障碍群体的照料,以及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的岗位就业、教育培训、康复辅具、信息化系统、养老科技等相关产业领域的发展升级。养老照护服务及与金融工具的结合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机遇。

养老服务行业的实践与发展

中国养老模式的核心是“家”,在居家场景中解决失能老人的医疗、护理、康复和照护问题,更具现实意义。最近十多年,笔者有幸作为行业成员之一,经历了中国家庭医疗照护从无到有的过程,见证了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2010年前后国内的居家医疗照护服务非常缺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居家照护方面已经非常专业和便捷,其发展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在建立照护保障制度过程中,照护关联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是政府决策者考量的重点,也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关注。经济学家对社会福祉和经济学及照护领域进行研究测算,得出了“建立照护保障体系能带动47个国民经济产业部门,在照护服务产业每投入1元资金能带来4元的GDP,照护投资远远高于投入社会基础建设的经济效益”的结论。OECD国家长期照护支出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OECD国家在长期照护的支出约占其GDP的1.8%,且比重逐年增长。

如何有效化解老人居家护理难题?2011年创立的上海市首家居家康复护理机构——福寿康,对此进行了探索与尝试。福寿康秉承“助天下长者生活更美好”的理念,为用户提供居家医疗、护理、康复以及相关产品应用的整合式服务,2023年累计服务用户20余万人,年服务量超过1800万人次,成为全国连锁化、品牌化的综合性养老照护服务机构,能够为健全自理老人、半失能老人、全失能老人、疾病期老人及失智老人提供专业日常照护、医疗护理、专科护理、特需护理、康复指导及专业认知症照护的“一站式”闭环服务,也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居家医疗照护服务机构之一。

总体来看,我国养老服务相对来说发展起步时间晚、养老服务政策不够配套、产业基础和经验相对薄弱、护理员缺口巨大、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和盈利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养老服务覆盖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发展潜力巨大。养老服务和养老金融生态链的建设需要各方合作,解难题、强产业迫在眉睫。

养老服务与养老金融协同发展前景广阔

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可以概括为资金类和服务类,养老金融的基本功能包含支持养老经济保障和支持养老服务保障两个方面。养老服务与养老金融深度融合、携手发展前景广阔。从养老服务行业来看,一方面,养老护理服务行业能够给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医护康养”整合式照护;另一方面,养老产业的经营、风险以及资金流转有自身特点,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拓宽融资渠道,需要积极参与养老产业引导基金,获得金融企业对养老产业的支持。从金融行业来看,全行业在加快布局养老领域,发展完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值得关注的是,金融企业相当大客户群体本人或亲属是老年人,老年人具有对金融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对风险认知和防范能力有限,同时对服务的便捷性、人性化要求较高等特点,给客户提供养老服务是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增加客户粘性的重要内容。

创新养老金金融产品,养老服务大有可为

配合金融机构进行养老金融的储备,开展民众养老教育。目前,养老服务还未与养老金融产品之间形成良好的衔接,尚未形成体系化、综合化、立体化的服务模式。针对养老储备不足的情况,养老服务业可以参与开发养老属性更强的金融产品。根据年龄、职业、财富、风险偏好等划分不同客群,结合不同客群特点,制定多样化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投资者对养老财富管理和财富消费的需求。

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商业护理险产品。近年来,国家鼓励保险公司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截至2023年7月,市场上共有46家保险公司销售130款商业护理保险产品。2023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推进寿险责任与护理保险责任转换试点,以提升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能力,为老年人提供应对失能风险的保障。同时,还将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纳入税优健康保险产品范畴,并允许投保人为其父母投保。相关政策的出台为商业护理保险提供了良好的“筹资+服务”场景,可满足多层次的护理需求。此外,惠民保产品在健康服务权益包中可加入养老服务权益,还可以探讨在政府指导下,叠加商业化护理保险责任,使之成为养老服务与普惠保险结合的有效路径。福寿康等养老服务机构在政策性长护险积累的经验和数据可以助力商业护理险的产品设计和服务提供。

与信托公司合作,创新探索资金信托和养老服务信托。养老金融是老龄化社会常态化的金融形态,养老服务是老龄化社会的“刚需”,探索资金信托与养老服务相融合,提供资金和服务的一体化服务,建设“筹集—管理—运用”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创新解决养老资金筹集问题和服务提供问题,确保养老资金的安全和养老服务的落地,也是又一重要探索方向。

丰富养老服务金融,养老服务大有作为

与银行养老金融服务场景相结合,双向赋能客户需求。养老金融与养老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是必然趋势。银行具有客户基础和综合经营优势,提供账户、产品、资产配置等一站式养老金融服务。在给客户提供金融工具的基础上,养老服务企业与银行的双向赋能,可以为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养老服务,在帮助个人客户了解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促进养老服务机构客流和效益的提升。

为保险公司客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和养老社区服务。近年来,保险机构正在开展以养老为主线的市场探索,以股权投资和业务合作的形式,参与投资养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自建和合作经营养老社区,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疾病预防、医疗护理、康复治疗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和保障,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和医养结合服务,形成“保险+养老服务+医养结合”的业务模式。养老服务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融入养老产业金融,养老服务大有可为

争取金融业对养老服务产业投资的支持。养老服务需要拓宽融资渠道,服务养老产业涉及贷款、债券、基金等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2019年,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印发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养老、家政、幼托等社区家庭服务业发展试点方案的通知》,提出了支持养老产业端融资的具体举措。金融企业加强银企合作,助力养老金融场景布局与拓展养老服务,可以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参与金融企业适老化服务的提供。一是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为老年人提供适老化服务中可以加入养老服务。二是金融机构投入资源,支持各类养老产品生产商和养老服务提供商。银行业和保险业有多家综合金融集团,可以为养老产业链供需各方提供包括信息咨询、资金撮合、用户教育等多元化服务。同时,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可以以养老产业优质资本的角色布局具有特色的实体养老产业服务。

回望征途千山远,翘首前路万木春。发展养老金融是养老与金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养老服务和养老金融生态链的建设需要各方合作。完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不仅是一道“必答题”,更是一道“抢答题”,需要相关各方支持“答好题”。福寿康将继续做好政策性长护险服务,同时遵循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能力,丰富养老产品供给,为养老事业与产业并举的可持续发展贡献绵薄之力。福寿康愿与行业一道,在养老金融体系中不断延伸养老产业链服务,从养老金融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产业融合等多方面打造养老服务新引擎,努力实现“养老服务+养老金融”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福寿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张军

从供需两端发力做好养老金融

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以来,养老金融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信贷市场司重点做好五篇大文章相关工作,召开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工作任务,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围绕养老金融发声建言。充分理解养老金融大文章的深刻内涵,是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精准有效开展养老金融相关工作的重要切入点。

养老金融大文章的深刻内涵

目前国内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养老金融包括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三个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多项养老相关工作部署,与养老金融相关的内容包括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加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加大农村养老服务补短板力度、加强老年用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其中,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个人养老金制度对应于养老金金融,其余内容则分别对应于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需要在制度层面发力,而无论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是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金融系统仅能从供给端给予支持,如丰富个人养老金产品、优化养老金融服务和加大养老产业信贷支持力度,但对于个人养老金产品、养老金融服务的居民需求以及养老产业市场主体对信贷资金的需求,金融系统却无能为力。因此,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不应局限于从供给端积极推进,还应由相关部门从需求端有效拉动。

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面临的挑战

个人养老金试点“开户多、缴存少”

我国于2022年11月25日开始在全国36个先行城市(地区)启动个人养老金试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试点地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人数超过5000万人,缴存金额约280亿元,实际缴费人数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平均缴费金额仅为2000余元。另据《2023年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显示,受制于缴费压力、税优力度不足和收入不足等因素,仅14.2%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者满额或接近满额缴费,小额缴费人群占比相对较多。

养老服务金融面临供需双重制约

在供给端,一方面,现有养老金融产品与养老投资需求的匹配度欠佳。一是现有养老金融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目前市场上推出的养老金融产品较为相似,普遍存在收益率偏低、期限太长和产品介绍不够清晰明确等缺陷,难以满足多样化养老投资需求和居民对养老金融产品的灵活性要求,居民在选择银行、基金、保险等不同类型养老金融产品时存在不便。二是现有养老金融产品的专属性设计不突出。部分养老金融产品仅在已有金融产品基础上进行优化微调,个性化、精准化设计不足,养老功能与长期属性不够突出;个别养老金融产品借鉴国外模式时没有因地制宜与我国实际情况做结合变通。三是养老金融产品推广偏慢。特定养老储蓄产品试点自2022年11月20日起仅在五个城市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地区自2022年3月1日起由“四地”扩展至“十地”,至今还未推广至全国。另一方面,适老化金融服务改造滞后。农村地区适老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地方性中小型银行机构受资金、人员和技术条件等限制,在推进金融适老化软硬件设施建设方面较为落后。具体而言,金融机构网点受工作人员数量等因素限制,老年群体面临排队难、用机难等问题;手机银行操作界面复杂、字号小、开屏广告多,业务指引及操作流程不够通俗易懂,影响老年群体的顺畅使用。

在需求端,居民的养老金融知识素养低,老年群体投资风险偏好保守。基础金融知识不足是老年人参与养老金融市场的短板,也是相应的风险点。《2023年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养老金融知识素养呈现下降趋势,2023年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的客观得分为61.11分,较2022年的61.22分有所下降;2023年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的平均分为65.77分,较2022年的69.61分明显下降。比较主客观养老金融知识分值可见,居民的养老金融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被高估。

养老产业金融受制于养老产业天然属性

养老产业的公益性、轻资产特征及长周期属性导致符合养老信贷投放条件的合格市场主体不足。首先,养老产业的公益性制约信贷投放积极性。目前养老机构以公益性为主,投资回报率较低,盈利能力不被看好,且内部管理不够规范,风险较大,制约银行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同时,针对养老信贷业务的政策支持不足,相关部门尚未针对银行机构建立养老产业信贷投放的财税引导政策和风险补偿机制,缺乏信贷支持激励机制。其次,养老运营项目的轻资产特征制约其有效融资。银行机构在制定信贷投放战略规划时更多关注养老地产、医疗器械等相关领域的开发拓展,对老年护理服务、社区养老等轻资产养老领域重视不足。部分养老服务机构由于利润率低,采取轻资产运营模式,缺乏融资抵押物;还有部分养老机构的房屋虽然可以抵押但不好变卖,主要原因是用地被限定为医疗用地等公益范畴,不能商用。最后,早期风险资本对非营利项目的成长性和增长速度要求较高,这与养老产业的长周期属性匹配度不高,导致养老产业链延伸项目难以获得资本支持。

政策建议

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所面临的挑战既存在于供给端,又体现在需求端,因此,应坚持政府引导激励、金融支持推动、市场主导运作的原则,从供需两端促进养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强化养老金融供给

优化养老金融产品和个人养老金服务。一是推动养老金融产品创新。积极推动养老理财产品和特定养老储蓄产品试点地区向全国范围推广,引导金融机构深入调研了解广大居民的养老投资需求和客户群体特征,研发设计个性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金融产品,并加强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宣传推广。二是优化完善适老金融服务。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及村镇银行加强金融适老化软硬件设施建设;依托助农取款服务点、乡村振兴“惠农”金融服务站打造老年群体金融服务平台,有效提升农村地区老年群体金融服务质效。三是加强金融服务智能适老化改造。推动金融机构网络终端及智能设备适老化改造,进一步优化界面服务,增加大字服务、语音辅助、一键求助等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尊重老年人支付习惯,保留和改进人工服务、柜面服务、现金存取,合理安排网点提供线下水电煤气缴费、社保资金发放、养老金领取等传统金融服务;采取有效措施灵活应对老年人阶段性集中办理业务。四是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养老金融市场,为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提供更为丰富和安全的投资渠道。

强化政策引导和服务管理,推动加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一是加大对养老信贷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对养老产业项目融资的财税支持,对养老产业项目贷款给予风险补偿、财政贴息、财政奖励、减税降费等支持。通过引入融资担保机构和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担保基金、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信用增进作用,推动银行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的精准对接与产品服务创新,有效解决民营养老机构轻资产、缺抵押、融资难的问题。二是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力度。引导银行机构积极培育养老金融专业人才,根据不同类型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和运营特点,提供普惠性、标准化信贷产品和综合服务方案,满足居家、社区、机构养老不同供应体系的金融服务需求;针对目前轻资产项目以应收账款和装修投资为主的实际情况,鼓励银行机构探索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轻资产项目提供债权融资路径;开通养老信贷审批绿色通道,缩短贷款审批流程,扩大抵质押物接受范围,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提高养老产业贷款的可得性和便利度。

通过公众教育、宣传引导、鼓励推动等方式,提升公众对个人养老金和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认识、理解和参与度。一是加强民众养老金融教育。在高校、老年大学开设养老金融等相关课程,组织金融机构联合学校对青少年进行理财观念、金融规划方面的知识宣传和模拟理财实践。对于知识背景较的中老年人,主要利用银行网点面对面宣传、与社区合作开展养老金融知识讲座、发放金融知识手册等方式传授养老金融知识。二是加大对个人养老金业务和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宣传,有效增强广大民众对个人养老金和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积极作用的认识。尤其要提高年轻人对个人养老金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针对年轻人特点和偏好创新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三是研究建立住房公积金与个人养老金联通机制,鼓励已无购房需求的职工将其住房公积金转入个人养老金账户,享受个人养老金带来的税收优惠和投资收益。

通过优化对养老机构与产业的服务管理,增加养老产业信贷投放的合格市场主体数量。一是引导养老企业完善会计制度和内控制度,加强外部监督和内部管理,增强财务透明度,提升经营规范性及融资可得性。二是由民政部门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管理,梳理、发布优质养老产业项目和企业名单,为银行机构支持养老产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此外,医养结合是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可鼓励引导各地建立医养结合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项目,为养老产业金融投资提供目标主体。

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郑岩

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分析

要:在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发展起到日益显著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工业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采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发展,并对不同区域存在异质性效应。为此,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出发,提出要推动工业绿色转型,需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同时还为我国各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工业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固定效应模型,区域异质性,数字化时代

工业绿色转型是指将传统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浪费等不可持续因素转变为低能耗、低排放、高效利用资源的发展模式。在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渐被人们接受的情况下,工业的绿色转型已成为一个重大课题。如今,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保护环境为前提,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工业绿色转型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为了进一步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目标,我国应将绿色发展与工业发展相结合,从而实现工业绿色转型。

然而,工业绿色转型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传统产业生产模式根深蒂固,实施转型需要改变企业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同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而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无法满足工业绿色转型所需资金;另一方面,政策的财政支出难以给予企业充足的资金,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不力以及市场机制不完善也给工业绿色转型带来了障碍,使得企业更加需要融资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和创新金融模式,为广大普通民众和企业提供更加便利、安全和可靠的金融服务。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30个省级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量,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明显推动了工业绿色转型。

1 文献回顾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普惠金融已发展成为可以为广大普通民众提供更加便捷、安全、透明、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许多学者对此做出了相关研究。潘为华(2022[1]通过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着正向作用,且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消费升级作为中介效应,在数学普惠金融与制造业之间具有传导作用。Andrianaivo &Kpodar2011[2]以非洲各国为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非洲各国的经济增长。

关于工业绿色转型的研究同样不断增多。一方面,从工业绿色转型的内涵维度展开,工业绿色转型有益于避免资源浪费、降低污染排放。颜建军等(2017[3]通过向量协整关系分析、脉冲响应分析发现,通过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可以实现湖南工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关于工业绿色转型的测度维度展开,工业绿色转型的测算主要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陈瑶(2018[4]运用包含R&D投入的DEADDF模型,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中国不同区域的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参数法则是通过设置具体的生产函数进行效率估计。

如今,学者更多地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创新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兰梓睿、张书华(2023[5]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公司的绿色创新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尹飞霄(2020[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

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点:第一,鲜有文献聚焦数字普惠经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本文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当作评价其影响结果的主要代理指标来考察,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第二,本文以中国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以期为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第三,基于异质性视角展开系统性研究,为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和工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普惠金融是近几年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趋势。随着网络技术、移动支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一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不断创新,从最初的手机银行发展到现在的移动支付、P2P网络借贷、小额贷款多种形式,为广大普通民众提供了更加便捷、安全、低廉的金融服务。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尽相同,不同地区之间由于自身特点,体现出的发展程度也千差万别。例如,互联网、大数据、政策管理等方面都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效果。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因此人们的包容度更强,社会经济体制、法律就较为健全,知识传播的渠道也较为多样化,信息化程度也就相对较高。通过资讯的快速开发与扩散,该区域有更多的能力创造与接受新的东西。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3 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

3.1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和2011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工业绿色转型在短期内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式(1)中:GTFPit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difit为各省在t时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εit为随机误差项;μiλt分别代表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i代表省(市、自治区),t代表年份,Control为控制变量,对人力资本、产业结构高级化、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绿色专利申请数、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进行度量。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衡量工业绿色转型的指标,采用超效率SBM-ML指数模型测度。指标测算包括资本、劳动力和能源;产出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为2004年不变价格测度的国内生产总值,非期望产出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综合指数来进行衡量。

3.2.2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本文选取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及其子指标作为衡量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的变量。此指标通过覆盖广度(Breadth)、使用深度(Depth)及数字化程度(Digi)三个子维度进行构建,并参照已有学者的做法,对原始数据除以100进行标准化处理。

3.2.3 控制变量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Hr),以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经济发展水平(Pgdp),以各省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城镇化水平(Urb),选取城镇人口比重占总人口数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Str),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计算;对外开放(Otw),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技术研发投入(Rid),由人均科学技术财政支出表征;绿色技术创新(Inno),用绿色专利申请量表示。为了减少异方差问题,本文对除了城镇化水平以外的数据作取对数处理。

3.3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的省际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的原始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个省市的统计年鉴。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自《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一共覆盖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112020年共300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4 实证研究

4.1 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绿色转型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

2汇报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标及三个子维度在控制了控制变量的同时,与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回归结果。

由表2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标与数字化程度及使用深度两个子维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分别在1%5%水平上显著为正。

4.2 稳健性检验

4.2.1 解释变量缩尾处理

为了避免异常值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估计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在1%99%的分位上采用缩尾处理,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标、数字化程度与使用深度回归系数的符号方向和显著水平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的结论可靠。

4.2.2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处理

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文借鉴刘毛桃等(2023[7]的做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结果如表4所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标(Dif)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1%上显著为正,覆盖广度与数字化水平两个子指标则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4.3 内生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可信有效,本文借鉴谢绚丽等(2018[8]的方法,采用互联网普及程度作为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显示,统计量的值为208.30,大于10,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明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是合适的。第二阶段表明,在减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系数仍显示为积极的,由此验证上文研究结论具有可靠性。

4.4 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疆域辽阔,不同区域的行业发展、资源配置水平、政府决策存在差异,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因此,本文将中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工业绿色转型存在异质性。

由表6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非常显著,而中、西两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效应较弱。同时,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可能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在西部地区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加上地理环境较差,人口短期、资金不足,使得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较慢。因此,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验证了本文假设2

5 结语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发现:首先,从总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并在采取缩尾、滞后和工具变量法后结果依然稳健;其次,在区域层面,基于东部优势的区位优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工业的绿色转型具有更加明显的推动作用,其次是中部,西部的显著性最小。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绿色转型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今后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可以投资建设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例如推动普及高速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传输和储存环境,以满足数字金融服务的需求。

第二,政府可针对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战略。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只对东部地区有显著效果。相对而言,在中部地区,政府可加大普惠金融政策的力度,提供更多金融扶持和服务,包括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潘为华.数字普惠金融与制造业升级: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6):10-16.

[2]ANDRIANAIVO MKPODAR KR.Financial inclusion and growth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M].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1.

[3]颜建军,徐雷,李扬.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的湖南省工业生态化发展路径[J].经济地理,20176):183-189.

[4]陈瑶.中国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估:基于R&D投入视角[J].经济问题,201812):77-83.

[5]兰梓睿,张书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310):155-159.

[6]尹飞霄.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11):74-79.

[7]刘毛桃,方徐兵,何启志.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中国城市工业结构的升级吗?[J].经济问题探索,20235):140-157.

[8]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4):1557-1580.

作者简介:宋建敏(2000-),女,回族,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经济。

通信作者:刘京华(1979-),男,汉族,山东临沂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宋建敏 刘京华

产业追踪
文旅融合开拓文创产业新局面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文化传承的重要引擎。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作为承载历史记忆、传播文化知识、提供休闲娱乐的重要载体,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具体来说,博物馆文创产业作为有效连接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之间的重要枢纽,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深度挖掘博物馆馆藏资源的文化价值,可以使原本静态的历史文物转变为生动有趣的文创产品,不仅能够扩大博物馆的服务范围,丰富受众的文化体验,还有助于提升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在此背景下,全国各个博物馆都开始尝试推进文创产业创新发展,开发各种形式的文创产品,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博物馆文创产业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何平衡文化传承与商业创新的关系,如何有效利用科技手段丰富文创产品形态,增强文创产品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以适应日趋多元的市场需求,成为当前博物馆文创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博物馆应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推进文创产业创新发展,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共赢。

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从国际层面来看,许多发达国家的博物馆已经在文创产业发展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例如,大英博物馆开发的“罗塞塔石碑”系列文具和“埃及艳后”面膜等文创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深受消费者喜爱,不仅有效传播了历史文化,也获得了经济收益。卢浮宫与知名品牌进行合作,推出了不同主题的文创产品,有效提升了卢浮宫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从国内层面来看,故宫博物院作为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开发的先行者,其推出的故宫龙年日历、“千里江山图”冰箱贴等文物衍生品,引领了文创产品开发热潮,市场反响强烈,其通过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拓宽了文创产品的销售渠道,成为国内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的标杆之一。中共一大纪念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富有海派特色和红色文化底蕴的文创产品,如与大白兔联名推出奶糖礼盒、与老大房联名推出糕点礼盒、与光明邨联名推出鲜肉月饼等,持续讲好品牌故事,激发红色基因,探索出红色文化与经典国货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文旅融合对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影响

带来的机遇

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文创产业的市场空间得到了有效拓展。具体来说,文旅融合将旅游市场的巨大流量引入文化产业,使得文创产品能够触及更广泛的消费群体,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市场空间得到有效拓展。与此同时,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相关主体结合旅游业实际需求,通过深度挖掘和创新利用博物馆馆藏资源,可以开发出更为多元、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如不同主题的纪念品、互动体验项目、数字化产品等,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此外,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开发高质量的文创产品有助于提升自身形象,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面临的挑战

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业开发并非单纯追求商业创新,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在提高经济收益的同时,保障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既尊重历史文化内涵,又具有足够的创新性与时代感,避免出现因过度商业化导致文化价值淡化的现象。博物馆在开发文创产品的过程中,必须兼顾产品的美学价值与实用功能,既要体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能满足消费者日常使用或收藏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迎合文旅融合趋势,吸引更多消费者。在面对不同年龄层次、文化背景、兴趣爱好的消费者时,单一的文创产品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博物馆文创产业只有不断调整和优化产品开发策略,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才能更好地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此外,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在推进文创产品创新的过程中,难免会面临知识产权问题,如何有效保护原创设计,避免发生侵权现象,是博物馆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还应整合各方资源,与设计师、艺术家等开展合作,积极探索新型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机制,从而有效推动文创产业从单一的产品销售向文化体验、知识教育等多元化方向发展。

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开发策略

深入挖掘文物资源

文旅融合背景下,要想有效开发博物馆文创产业,就必须深入挖掘文物资源。博物馆应积极引进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对现有馆藏文物进行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和虚拟展示,从而有效打破传统展示方式的局限性,使文物得以立体、生动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同时,文创产品设计者应巧妙地提取有代表性和传播力的文化元素,结合现代社会审美需求,将博物馆核心文化元素创新融入各类文创产品设计中。例如,“一大文创”推出数字文创产品——“钥数藏”,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虚实融合的数字资产运营平台,打造红色文化数字藏品博物馆和特色元宇宙入口,不仅让静态的文物“活”了起来,还赋予了文创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了文创产品的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创新研发模式

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打破传统的封闭式研发模式,通过与设计师、艺术家以及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开展跨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多方力量,共同推动文创产业的创新发展。设计师和艺术家可以为文创产品开发提供独特的审美视角,为文创产品注入更多文化内涵。高校可以通过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途径,为文创产业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产业化能力,为文创产品的市场化运营及推广提供助力,进一步提升文创产业的影响力。博物馆应以开放、创新的眼光看待文创产业开发,积极创新研发模式,推出更多有竞争力、富有创意且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从而有力地推动博物馆文创产业的繁荣与发展。例如,中共一大纪念馆与企业、高校等积极开展合作,携手东浩兰生集团研发推出“初光在这里”香氛蜡烛组合,将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和现代生活场景完美融合;承办上海红色文化创意大赛,与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共创工作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创意创新为动力,实现产品落地转化;配合“鲁迅的艺术世界”专题展览研发推出版画产品,并开发配套公共教育项目,与版画艺术专家共同探讨艺术传承与创新发展等议题,为新时代艺术发展注入新动能。

提高营销推广能力

营销推广对博物馆文创产业至关重要,只有全面提高营销推广能力,才能推动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发展。具体来说,博物馆应主动迎合文旅融合发展趋势,紧跟时代步伐,搭建全方位、多渠道的线上线下销售网络。对于线上渠道来说,博物馆可以通过开设官方商城或入驻知名电商平台,拓宽文创产品的销售渠道;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推广,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建立官方账号,定期发布产品信息和文化故事,吸引更多受众。博物馆文创产业还应充分发挥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等的优势,更为直观、深入地展示文创产品的设计特点和使用场景,从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提升推广效果。对于线下渠道来说,博物馆应积极参与各种旅游节庆活动和文化创意展会,如文博会、艺术节等,通过在这些活动中设置专门的产品展示区,为广大游客提供了解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机会,从而有效提高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除此之外,博物馆还可以与旅游景区、书店、酒店等进行深入合作,设置博物馆文创产品专柜,进一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文旅融合背景下,中共一大纪念馆不断探索与实践,开发了“红色一平方公里”特色文旅线路,涉及老渔阳里2号、又新印刷所旧址、中共一大会址等,有效提升了受众的体验;携手上海久事集团共同打造“党的诞生地”主题游船,游船的外立面和内部设施均以典型的石库门建筑风格为设计基础,使受众在饱览浦江两岸城市风貌的同时,还能通过沉浸式情景党课、视频讲解等形式,聆听建党故事、追寻红色记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博物馆在推进文创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博物馆文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相关部门应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细化,针对文创产品的版权保护制定专门条款,为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执行现有法律法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市场规范运作。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公众的版权意识教育,通过大力宣传和普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知识,提高全社会尊重和保护原创成果的意识,让公众参与到保护文创产品知识产权的工作中来。博物馆应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鼓励并支持文创产品研发者及时进行版权登记、商标注册以及专利申请,通过与相关部门合作,为文创产品知识产权申报提供便利,确保创新成果得到有效保护。例如,中共一大纪念馆高度重视馆藏资源的确权保护工作,不断推进著作权、专利、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迄今取得七十余个馆藏元素著作权登记证书,并有二十余件标识顺利取得商标证书以及一个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强化用户互动体验

博物馆应积极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在博物馆内部打造沉浸式、交互式的参观体验环境,通过模拟真实场景,让广大消费者能够在虚拟空间中近距离接触各种历史文物,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故事与文化价值,亲身体验文创产品的创作过程与应用场景,从而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例如,博物馆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消费者“穿越”回古代,学习和体验传统工艺;还可以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将文创产品与现实世界相结合,使受众深入感受文创产品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博物馆还应高度重视用户互动,定期举办文化创意大赛。这不仅能够为设计师提供展示才华和创意的平台,还能进一步提升文创产品的社会影响力,使博物馆文创产业从单一的产品输出向多元化的文化体验服务转变,推动博物馆文创产业与现代生活的有效对接。例如,中共一大纪念馆不断探索创新,与中国联通联合出品“数字一大”元宇宙应用场景,由数字孪生真实空间、数字原生神秘空间、线上线下融合空间组成,有热血年代、山海同辉、三会一课等主题,在数字空间中实现了革命类纪念馆服务的拓展,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综上所述,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业开发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此,博物馆应引起高度重视,把握文旅融合发展契机,深入分析当前文创产业开发存在的问题,通过采取深入挖掘文物资源、创新研发模式、提高营销推广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用户互动体验等策略,助推博物馆文创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公众、服务社会,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中共一大纪念馆 吴凡

AI时代:油气行业迎来革命性变革

在世界各国均在竞逐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的背景下,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被写入了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 ‘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目前,国内外各大石油公司都将人工智能列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中国石化顺应新形势、新要求,推进油气数字化转型,规划人工智能顶层设计,使其深度赋能业务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

油气领域AI技术应用模式和组织生态是什么样

在油气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一方面,AI作为一种新技术直接应用于油气勘探开发的各个细分领域。另一方面,AI通过与自动化机器人、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智能设施的结合,形成系统化解决方案,可适用于不同场景。

在油气勘探方面,AI可在资源评价中进行海量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数据融合分析;在地震解释中进行地质构造与储层属性识别;在测井分析中进行曲线数据重构、储层识别与油气水解释。在采油生产方面,AI可对物联网数据实时处理分析、工况识别、产能预测并调控方案;在油藏开发中,替代传统油藏建模与数智模拟,建立更精确的油藏模型和流体流动模型,构建更精确的油气藏开发方案。在钻井工程方面,针对“测传控”钻井决策闭环,AI以地质数据与井场实时传感器数据为基础,开展轨迹优化、钻头选型、钻井参数优化、风险分析预警等新方法应用,实现智能钻井参数控制和风险预测。在管理决策工作中,AI能深度学习,为管理层提供复杂情况下的决策分析方法和工具。

在自动化与机器人领域,AI通过结合计算机视觉(CV)和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形成自动化设备的“具身智能”。深度学习驱动的机器人与无人机可在危险或难以到达的环境中执行任务,如海底管道检查或现场监测。在工业互联网领域,AI基于云端算力开展互联网实时数据处理分析,形成基于数据驱动的生产作业自动化,广泛应用于地震施工、钻井工程、采油气工程等。在数字孪生技术领域,AI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技术,通过与地质和油藏机理代理模型的深度整合,实时模拟地质对象与油气藏的性能。在智能生产设备领域,AI结合物联网与边缘计算,形成数据、人、指令到控制的闭环,推动设备设施的无人化趋势,广泛应用在钻井平台、采油平台。

AI技术在油气行业的应用经过了哪些历程

人工智能技术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始于1956年朴次茅斯会议,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三大技术流派,即符号主义学派、连接主义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

油气行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正沿着“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行业大模型”的技术路线逐步深化到勘探开发细分领域。

1.机器学习应用时期

机器学习属于连接主义学派中一个重要技术分支,是基于历史数据的训练来动态形成规则,并应用该规则(模型)解决问题。它在技术上是一种对大脑学习和训练机制的模拟。

机器学习技术在油气勘探开发中的应用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以模式识别、基因算法、BP神经网络(神经网络模型)为代表的机器学习方法已开始应用于钻测录信息处理与解释、地质构造解释、储层属性识别、钻井随钻参数优化与风险预警、采油递减曲线分析及生产流程优化等方面。

中国石化在2000年后涌现了一批基于数据挖掘的专业化应用,如基于遗传算法的测试选层、基于BP神经网络的储层“甜点”预测等。如今,机器学习方法已成为油气勘探开发研究与决策工作中的重要方法,不仅存在于各业务流程的管理和决策流程中,而且应用于几乎所有的地震处理解释、地质建模、油藏数模、石油工程专业软件中。

2.深度学习应用时期

深度学习爆发于2008年前后,是从机器学习中一个重要的分支——神经网络技术深化发展形成的。深度学习通过融合多层神经元(深度概念由此而来)的神经网络方法,在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大放异彩。

2015年之后,传统的机器学习方兴未艾,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在油气领域开始广泛应用。由于深度学习相对传统的机器学习,在方法上不需要专家参与来构建 “特征参数”,使得油气大数据,尤其是地震、测井与油藏开发、采油生产等领域的数据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力量。

过去几年,油气领域广泛应用深度学习解决地震处理与解释、储层识别、油藏模型模拟、采油气实时数据分析优化等具备大数据特征的问题。重点应用领域包括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地震数据成像分析和构造及属性自动提取,基于深度学习的储层参数自动提取(胜利油田的浊积岩体识别),基于强化学习的钻井轨迹设计及钻井提效、采油生产优化与产量预测、采油注水及压裂方案设计等。

近两年,深度学习在储层地质建模和油气藏数值模拟两个领域,通过代理模型来替代传统属性算法和流体力学方程,已取得了广泛的技术突破。

3.大语言模型时期

目前广泛谈论的大模型,一般是指大语言模型(LLM)。大语言模型是深度学习在文字处理领域的持续发展,是一种参数量以“十亿(B)”为基本单位的深度学习模型。

2023年,以OpenAI公司的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蓬勃发展,其强大的功能正逐步形成一种“认知世界”的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它不仅能生成自然语言文本,而且能深入理解文本含义,处理各种自然语言任务,如文本摘要、问答、翻译等。基于这种能力,大语言模型应用的重点集中在知识挖掘与检索、智能问答、报告生成与数据分析解释、跨学科协作与沟通,以及智能分析决策。

自2023年下半年起,油气领域的大语言模型应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它是由成熟的大语言模型为基座模型,进行行业能力拓展而成,可应用于勘探部署、井位论证、开发方案论证、生产指挥和应急指挥等重大决策场景,能快速准确地提供决策依据,并智能研判问题,推荐策略。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的“胜小利”大模型(第二版发布于2023年12月)基于多个大语言模型后台的支持,具有油气专业知识查询、图件查询、生产信息查询、工作进度查询、生产异常分析、公文辅助写作等20多项技能,经应用证明,能显著减少科研和管理人员查找数据等烦琐工作。

中国石油管道局设计院联合百度公司(文心大模型)推出了我国首个油气储运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WisGPT(首版发布于2024年2月),基于油气储运行业知识、数据和应用场景特点,能为油气储运的各环节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石油昆仑数智与阿里云通义千问大模型合作推进大模型在油气行业的落地应用,为油气勘探、开发生产、经营管理等全流程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

未来油气工业大模型会如何发展

在2024年GTC大会上,AI科学家李飞飞指出,未来认知世界的模型不会是“一维”的大语言模型,而是一个基于“空间+时间”的“四维结构”模型。在油气工业领域,由于业务领域与业务流程的高度细分与高度专业化,长期以来形成了成熟的理论方法和科研流程,以及基于数学模型和机理模型来开展模拟分析的研究方法。这个领域对于风险控制、准确度与精度的高要求,是单纯的大语言模型难以支撑的。

目前,工业大模型理论设计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大模型技术落地工业场景的进程正拉开序幕。工业大模型以通用大语言模型为“大脑”,通过工业知识注入、机理融合、模型融合、闭环控制等技术,形成面向特定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如“羚羊工业大模型”以科大讯飞的星火大模型为底座打造,具有工业文本生成、知识问答、理解计算、代码生成、工业多模态等五大核心能力,可实现面向场景问题的全流程闭环。“盘古大模型”则是华为公司根据不同行业和场景需求,应用多种模态的行业数据和知识积累,基于基础大模型技术构建面向不同行业领域的分析能力,可帮助企业在油藏模拟、资源评估、钻井优化等方面实现高效决策。

油气工业的大模型发展之路,是利用大语言模型的交互与智能决策优势,并深度融合油气数据和行业知识,构建多种智能体整合的具备多模态信息处理能力的分析预测模型,实现精细化仿真模拟与生产优化,并具备高精度决策能力。

在实际应用中,工业大模型仍面临诸多技术和应用挑战,包括技术成熟度、数据可用性、经济可行性及行业接受度等。因此,对于AI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和影响应持审慎态度。工业大模型的实际应用和落地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发和实践。

可以想象,未来油气大模型的构建也许会从业务角度进行延伸,如以地震属性为核心的地球物理大模型、以地质构造为核心的地质大模型、以油藏开发为核心的油藏大模型、以井筒和地层为核心的地质工程大模型等。

油气领域AI技术应用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

1.推动油气领域人工智能发展需要一个顶层设计

油气领域“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可行的顶层设计:以数字化转型为出发点,以数据问题为基础,以生态合作实现技术创新,以项目驱动实现人才协作。

数字化转型是以整体价值链效率提升为目标,将人工智能作为企业数字化战略的核心,以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技术创新作为内容,构建智能油田和智能工厂。数据驱动决策需投资建设大数据平台,通过收集、分析和解读海量地质、工程、生产和环境监测数据,以支持人工智能模型构建。技术合作与创新要与科技公司(如IBM、微软、谷歌等)合作研发AI解决方案,并建立内部研发团队进行技术创新与突破。项目驱动的人才协作,则要培养石油工程师与数据科学家的跨界能力与协同能力,以应用场景推动项目落地。

2.数据一体化及数据生态的构建成为关键

石油勘探产生的海量数据需要统一和标准化,以保证来自不同区域的数据可以有效整合。同时,随着数据的数字化和共享,数据隐私和安全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如何通过解决数据所有权鉴权、生命周期追踪、数据安全等问题,保护数据产权与商业秘密,是确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挑战之一。

国际上大型开放数据环境标准(OSDU)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正在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是由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油公司和油气服务公司共同推动的一个数据标准和软件平台,旨在通过提供一个标准化和互操作的数据平台来优化数据管理和分析过程。OSDU 可以帮助公司高效管理海量的地质、地震、油藏、钻井等数据,显著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加速勘探开发决策进程。此外,OSDU还促进了不同数据提供商、软件开发商、油气公司的数据源和应用之间的集成,有助于实现更全面和精确的地下资源评估。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为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而准备的。

目前,中国石化通过EPDC(数据中心)建设推动数据统一与标准化,以数据湖-数据仓一体化技术实现勘探开发的数据一体化采集汇聚、存储和共享,提高了数据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也有助于将来加快创新大数据分析思维模式。

3.工业大模型的实现存在多重挑战

当前,油气领域工业大模型的创新还存在诸多挑战。

建立以商业价值和工程场景需求为导向的AI技术应用是重要的出发点。虽然国内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产业融合已经广泛开展,但国际领域的大语言模型应用尚无公开的发展战略和产品。

从广泛的工业应用角度看,国内目前的应用市场仍以通用大语言模型为主,下沉到类领域的不够多,也尚未形成标准化、体系化的大模型工业应用范式,尤其是从底层开始训练的工业大模型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随着大模型在工业领域应用成为行业共识,大模型已呈现出以基础大模型为技术底座、工业应用为切入点的发展趋势,工业大模型概念和落地案例也不断涌现。未来的大模型也将在数据治理、数据安全和商业模式方面开启更多落地探索。未来5~10年,工业大模型或许会成为油气工业智能化的重要范式,推动产业升级。

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数字化技术专家 孙旭东

物流链视角下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探析

摘要: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我国汽车产业已经进入新能源时代。新能源汽车产业对国家、企业以及消费者都至关重要。本文主要基于物流链视角,从生产、供应、销售、回收与废弃四个方面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现阶段新能源汽车在市场规模、商用车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产业链完整性、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但也存在乘用车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低、核心技术和主要原料存在“卡脖子”风险、供应链服务体系不健全、废旧电池回收体系不成熟等问题。为此,亟须开展原料和技术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配套体系建设,重点开拓乘用车销售市场,加强新能源汽车立项管理,建立健全电动车回收体系。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可谓经历大浪淘沙后向阳而生。2001年中国首台燃料电池汽车“超越一号”问世,2007年我国实施了《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从2013年开始,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但也出现了“骗补”等乱象。2019年至今,中国步入了后补贴时期,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也更加合理。2023年9月,仰望U8以110万元的价格上市,成为了国产新能源车的“价格之巅”,国产电动车在高端汽车市场也获得了一席之地。短短20年里,我国新能源汽车经历了从早期的萌芽到如今的蓬勃发展,电动汽车的发展势头已然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汽车也逐步步入新能源时代。

对国家来说,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意义重大。新能源汽车产业有助于减少油气的需求,改善空气质量,保护居民健康。对企业来说,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推动企业创新转变,发展新型技术,紧跟发展潮流。对消费者来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价格比其他国家更低,而且会促使燃油车价格下降,我国的消费者将从中获得更多利好。因此,分析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厘清我国新能源产业与其他国家的差别,辨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通过市场指标、技术指标和综合指标三个维度对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市场渗透率等10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以综合评价我国汽车行业竞争力。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将从生产、供应、销售、回收与废弃四个方面分析新能源汽车行业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新能源汽车生产现状

从新能源汽车生产技术及材料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和原料仍存在“卡脖子”问题。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原材料供应、三电系统到整车制造均实现自主研发生产,特别是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取得了良好发展。但自动驾驶等高精尖技术及核心零部件仍需依赖进口,自主研发需要后续持续发力。另外,我国虽然已有近百所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新能源汽车研发工作,但研发水平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以致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较弱。此外,锂作为白色石油,具有重要战略作用,但我国进口锂依存度却高达75%,澳大利亚作为中国第一进口国,占比约53%。可见,锂资源供应及其价格的稳定对我国新能源汽车研发与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三、新能源汽车供应现状

从售后供应链建设状况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领先,但是产业服务配套体系存在不足。公共充电桩是供应链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直接影响充电桩的便利性和用户体验,进而影响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程度。从公共充电桩存量来看,2018-2021年中国、欧洲、美国公共充电桩数量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并且中国公共充电桩数量增长远超欧美地区。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充电桩铺设的速度要低于新能源汽车增加的速度。此外,我国新能源汽车供应还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是电价机制有待完善;二是按照充电接口新国标,车桩同步升级还需进一步明确;三是充电桩运营平台繁多且运营模式不成熟、跨运营商信息互联互通尚未实现;四是大多充换电基础设施仍不具备有序充电和车网融合(V2G)功能,无法适应智能有序充电需求。上述问题无疑会影响电动车的使用,进而降低电动车的销量。

从市场发展阶段来看,新能源汽车有供过于求的趋势。全国各大城市都在发展新能源汽车,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却显现出产能过剩的趋势。2015-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与销量之间的差距在2-4万辆区间。然而,2022年这一数据接近20万辆。同时,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也呈爆炸式增长,2015年仅为42万辆,2020年达到492万辆,仅仅6年时间增加了10倍,2022年更是突破了千万辆大关。(见表4)新能源汽车不仅在生产上数量不减,生产商们也热情高涨,近几年又出现了“造车新势力”。根据艺欧智库发布的《2023中国智能电动汽车品牌竞争格局研究报告》,2023年我国新能源乘用汽车的品牌数量高达63家,其中只有33家为传统汽车品牌。从另一角度看,新能源汽车作为电子产品,其更新迭代速度快,品牌数量增多,同时也将带来更大的风险。

四、新能源汽车销售现状

从规模总量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单一市场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基于国家前瞻性政策的培育扶持和巨大潜在市场规模的刺激,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由成长期进入调整期,供需持续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从产量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从2015年的34.1万辆增长到2021年的354.5万辆,2022年更是成倍增长,突破700万辆。从销量看,我国新能源汽车2018—2022年连续5年销量突破100万辆,2022年达688.7万辆,同比增长0.96倍,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1301.2万辆,占全球一半。

从国际市场占有率①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市场占有率商用车高而乘用车低。根据UN Comtrade标准,我国新能源汽车可分为商用车和乘用车两类,两者国际市场占有率存在一定差异。在商用车方面,中国国际市场占有率远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且呈现持续上升态势。2018年,我国新能源商用车国际市场占有率为23.89%,到2019年时该比例已经达到32.52%,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此后的3年,该比例一直维持在45%左右。但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国际市场占有率却处于较低水平,2020年前连续多年在2%徘徊,与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但在2020年之后,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国际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2021年突破10%,2022年达到17.07%,仅次于欧盟,位列世界第二。在高速发展之下,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国际市场还有较大的扩展潜力。

从国际贸易竞争力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竞争力指数商用车高而乘用车低,与我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市场占有率相同,其竞争力也因种类不同呈现一定差异。在新能源商务车方面,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①接近1,几乎达到纯出口的状态,贸易竞争优势十分突出。美国2018年贸易竞争优势明显,但由于美国2019年的新能源商务车进口量增加了16倍,2019年的贸易竞争优势随之下降为负数。相比之下,日本和欧盟的竞争力较弱。在新能源乘用车方面,我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指数2020年之前均为负值,表现为出口竞争劣势,进口额远大于出口额,而日本和欧盟都具有比较优势,我国新能源乘用车的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然而2020年之后,我国新能源汽车再次高速发展,2020年国际竞争指数变负为正,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虽有好转,但我国乘用车国际竞争指数仍低于商用车。

五、新能源汽车回收与废弃现状

从回收及废弃视角来看,最需要关注的为动力电池回收的处理。我国动力电池回收处理模式体系初步建立但尚未成熟。做好废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工作,无论从环保或经济的角度出发,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现阶段,我国主要存在三种处理模式:自主回收模式、产业联盟回收模式和第三方回收模式。自主回收模式是由动力电池制造商或电动汽车生产企业自行构建的回收体系。例如,比亚迪公司已经自行构建电池回收网点,国轩高科公司也对锂电池回收再利用进行布局。产业联盟回收模式是指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互相合作,综合利用企业间的优势资源,但不同的企业也要各司其职,分别负责产业链条上与自身业务相关的环节,专业化分工保证了整个回收链条的完整性。例如,蔚来联合宁德时代、国泰君安与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共同成立了电池资产公司武汉蔚能,致力于整个电池生命周期的管理和回收利用。第三方回收模式是指非电池制造商与电动汽车生产企业之外的机构独立进行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其中格林美已成为动力电池回收领域的龙头企业,先后与亿纬锂能、孚能科技、丰田、蔚来、小鹏等500家上下游企业签署了“定向循环利用”战略合作协议。然而,现阶段我国动力电池回收处理模式仍未成熟,自主回收模式不管在资金还是技术处理上要求较高,产业联盟回收模式要求公司在行业内有较高地位与较强的协调能力,第三方回收模式要把握独立公司的资质问题。但是,废旧电池处理的重要性及紧急性正日益凸显,2018年我国已有大量动力电池进入报废期,2020年我国迎来首次大规模的动力电池报废高峰期。根据徐紫寅等人的研究,预计到2025年我国将有约93GW·h(约75万t)的动力电池退役。面对即将来临的问题,现有模式不利于废旧电池的安稳处理。

六、我国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开展原料和技术保障工作

一是加大自主创新研发力度。国家相关政策扶持向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和创新倾斜,金融服务要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企业自身也要加大新技术研发支出,切实落实核心技术突破与保障工作;二是切实布局核心原料保护与供应。对于我国仍需依赖进口的锂资源做好保护与供应,对于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移动储能的燃料电池做好提前布局。

(二)进一步完善配套体系建设

一是加大充电桩的数量建设。虽然我国公共充电桩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体量,但其年增加数量少于新能源汽车的增加数量,要做到公共充电桩的持续建设,保证新能源汽车密度大的社区可以满足用户充电需求;二是提升充电桩的质量建设。做到每个充电桩有序充电,车网融合、互联互通,充电桩运营商应提供技术支持,解决消费者充电难题,提升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体验感。

(三)重点开拓乘用车销售市场

一是可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引导购买政策。例如,对于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车主给予资金贷款优惠,对新能源乘用车放宽出行限制等;二是鼓励国产新能源汽车“走出去”,欧洲日趋严格的碳排放标准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应引导中国新能源车企积极“走出去”,布局欧洲等海外市场。

(四)加强新能源汽车立项管理

一是统一不同部门间的标准。国家要在源头做好立项管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审批。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部门应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范畴、立项流程等统一标准,增强生产资料的审核,严防大量没有造车能力的车企涌入;二是要限制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买卖,对于收购生产资质的企业进行严格审核,对于该企业收购后的发展动向进行严格监管,防止出现借壳行为,杜绝因其产生的不利影响。

(五)建立健全电动车回收体系

一是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文件,布局电动车回收体系顶层设计。对于退役电池的回收处理,美国、德国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相关法律框架的约束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在各个环节都有明确分工。而我国目前出台的大多为指导意见、暂行规定、暂行办法,因此,亟需对电动车回收体系的顶层设计提供更多法律层面的支持;二是组织制订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质量技术标准,支持企业建立退役动力电池回收网络,对健全电动车回收体系提供更多方向性引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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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颜 张成鹏 康威

数字金融对农村电商产业升级的影响

要: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数字金融则是促进电商产业发展与升级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可以减少农村电商获得金融服务的障碍、填补乡村金融产品的空缺、提高金融信息的流转速率和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从而有效推动乡村电商的发展。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我国农村电商产业升级过程的现状,并从构建完善的数字对称机制体系、普及与推广数字金融产品、构建完善的数字信用体系、加强数字化水平建设四个方面探讨如何有效借助数字金融的优势推动我国农村电商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助力于促进农村电商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关键词:数字金融,农村电商,产业升级,流转经济,信息不对称,乡村振兴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针对“三农”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工作要求部署,致力于通过多元化的发展方式助推乡村振兴稳定进行。党的二十大指出,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应重视对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在我国互联网及物联网不断发展的同时,当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进行[1]。在此背景之下,农村电商应运而生,已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电商产业借助政府政策支撑、人力资源注入、资源禀赋、社会网络支持、公共服务助推等的驱动,已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效,以拼多多、阿里巴巴、淘宝、抖音等为主的电商助农平台的数量不断增多,为农村电商产业发展和升级提供强劲动力[2]。数字金融通过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优化金融获取途径,丰富金融产品,使数字金融服务更加便捷,更容易获取,从而方便欠发达的乡村及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以更低的代价获取金融服务。通过结合农村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农产品销售模式及劳动力聚集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数字金融在助推农村电商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通过建设一条规模化的生产链形式能够解决以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对地区经济提速及产业改革有积极作用。电商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综合现阶段数字金融政策的变化情况进行整改,使其发挥出导向性作用,带动地区经济向好发展。

2 数字金融对农村电商产业升级的意义分析

数字金融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将数字技术的优势利用于其中,不仅提升了我国金融服务的智能化、现代化及网络化的水平,还对改善传统的金融服务体系有着积极作用,也是提升“三农”工作水平的一条有效路径。作为数字金融最活跃和最为集中的一种形态,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农村电商产业转型发展、增加农民就业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一种重要途径。数字金融对推动农村电商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和创新创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将加快发展为国家经济增长新的动能。

农村电商作为“互联网+”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项重大举措。2021年后,我国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步入“数商兴农”的新时代,实现了高质量发展。2022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电商工作的开展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进行了相应部署,数商兴农政策的颁布对农村电商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对农村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有较好的帮助[3]。当前,我国农村电商逐渐呈现出较好的发展趋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度我国农村电商销售的总额度达到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且这一数据仍在不断地上升中。因此,数字金融对农村电商产业升级不仅能够较好地改善和解决传统电商工作存在的不足,还能有效推动我国农村电商的良好上行,对营造良好的农村电商金融氛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数字金融背景下农村电商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指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应始终坚持以农村农业发展为主要的核心部分,帮助改善和缩小城乡差距,保证城乡经济发展达到统一、融合的目的,推动城乡经济自由流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新的情况下我国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着力破解阻碍高质量发展的种种矛盾,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穿到农村工作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当前,为响应国家颁布的乡村振兴口号,我国各个电商平台开始将自己的发展重心转向农村,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扶持,通过建设“电商先进农村示范县”等形式增加对农村电商产业的建设工作,同时与地区龙头企业开展合作的方式增加电商扶贫、直播扶贫活动;持续探索、扩大扶贫电子商务的销售渠道。现阶段,农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一张网络将城市与农村连接起来,将零散的农民和大市场连接在一起,打通了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链条,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转变。“人流量”成了“新农资”,“直播”成了“新农业”,“电子商务”成了农产品的主要销路,也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新支柱[4]。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物流平台的快速发展对农产品的销售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农村电商物流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借助地区产业、物流优势提高自身的运作能力,强化物流资源等优势,确保农村电商产品流通的高效性,同时,将各种数字化及智能化的技术引入农产品配送中,形成一套完整的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5]。随着“互联网+”“电商扶贫”等国家“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工程”的实施,农村电商产业快速发展,数字金融在农村电商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协助更新自身的商业模式,促进新企业、新业态之间的发展,也有助于农村区域电商产业结构的重构和优化。

4 数字金融背景下农村电商产业发展存在的不足

4.1 农村电商对金融机构吸引力不足

由于地理因素的差异,全国范围内的电商产业市场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我国部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村电力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金融机构在信贷给电商企业和农户时除了要承担较高的农业生产风险之外,还要承担更大的金融风险,但由于农村电商的特殊性,农村电商的发展前景并不清晰,存在着较高的市场风险和缺乏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同时,虽然传统的金融机构在进行着数字化,但其已建立起了比较稳固的顾客群和服务网络,所以在高风险的领域本身的运作动力远远不足[6]。当前,数字金融背景下,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一般都能从高风险的产业中获利,然而与传统的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不同,农村电商的总体收益相对较低,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吸引很多金融机构来贷款的原因。此外,与传统的银行贷款系统相比,新兴的互联网银行由于规模较小、资本流量较小、风险管理水平较低,难以对农村电商企业进行长期的金融服务支持。

4.2 农村电商企业规模较小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乡村电商企业的模式是有限的,从而造成了金融服务的获取能力存在一定限制。由于农村电商不但要和农户端对接,而且要和电商平台端对接,因此两个端口上的资金压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在农户方面,企业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一的质量标准,构建质量体系,以确保采购到的农产品能够顺利地销售,但这需要企业有一个长期投资才能实现盈利。对电商平台而言,一方面,需要投资进行产品的营销、售后服务;另一方面,要负责平台的日常维护工作。其本身面临着较大的金融压力,因此在产量不确定的情况下很难得到足够的金融服务支持,同时给后续金融服务工作的开展造成一定的影响[7]。此外,除了一些省份的农村电商发展较为集中外,国内大多数地方的农村电商企业仍处在自己的探索过程中,在经营模式和营销手段等方面尚不完善,使得在同等规模的企业中这部分的农村电商企业的担保能力和信誉度都比其他行业低。所以,在进行融资时,金融机构面对着更大的风险,很难为企业提供满意的贷款数额。

4.3 农村企业家金融素养较低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原因是管理体制及政策保障措施等不健全,给农村电商金融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而细化分析其中金融服务不到位的一个因素与其金融需求不高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农民不愿贷、不敢贷的排斥性,农民不能充分意识到自己能够通过借贷提高单产,进而实现收入的提高。我国农民的个人信贷水平较低,文化水平也较低,使得其在开展金融业务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例如,农户对金融贷款的了解仅限于房贷、车贷等,而对投资、理财、保险、期货等相关知识了解甚少。此外,多数农户的风险意识与应对能力较差。由于农民的理财观念不强,大都对多种融资渠道的认识不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多是按照自身的经济条件组织生产,不存在融资和借贷心理。对于一些有资金需要、有资金意识的农民,可通过传统的金融组织如农村合作信贷组织寻求资金,导致许多新型融资渠道对缺乏金融知识的农民仍然是一个陌生领域,数字普惠机构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从而阻碍了数字金融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8]

4.4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的金融基础建设也得到了很大推动,但相对城市的发展来说,农村的金融基础建设远远不够。第一,农村支出核算与核算相对滞后。综合农村电商业务的特征来看,采用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的结算模式更适合农村电商的发展需求,但当前农村电商的支付手段以现金、银行转账为主,支付手段较为单一。第二,我国的农村信贷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建立健全农村地区信贷体系是解决农村信贷难、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关键。由于农村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特殊的人文环境和经济法规等因素,农村供电企业的收费较高,且信用体系的构建比较困难[9]。第三,数字化普惠金融覆盖面较大,但在各地区的分布并不均匀。目前,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网点及装备规模较大,但仍局限于县城区、城乡接合部、大城镇等,部分乡村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制约了其与数字化普惠金融融合的进程。

5 数字金融对农村电商产业升级的策略

5.1 构建完善的数字对称机制体系

为解决数字金融在促进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等不足,应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增强信息的共享与交换。政府可以强化农村电商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分享与交换,利用信息平台发布信息公告、组织交换会议等手段,向农村电商和金融机构及时传递有关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第二,增加资讯透明性。加大对农村电商的监督力度,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此外,还可以通过对金融机构的产品信息、服务条款、收费等进行强制性的规定,让农村电商对其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更加全面和准确的认识。第三,推动数字金融教育的发展。政府可以在线上、线下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提高农村电商用户的金融素质,使其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与法律,提高其对自己的金融辨别和风险的认识[10]。第四,引进第三方评价制度。政府应引进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其信用状况、经营情况等方面的信息进行评价,并加强信息的可信度与准确性。通过强化信息交流、提高信息透明度、开展金融教育及引进第三方评价机构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从而推动农村电商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发展,促进农村电商产业的良性发展。

5.2 普及与推广数字金融产品,提高农村电商企业的使用率

数字金融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电商产业升级与其推广和普及率有着重要关联,应重视加强对农村电子商务农户的培训与指导,提高对电子商务领域电子商务产品的接受程度。互联网金融平台、小额信贷平台等应重视对农村电商用户认知度的提高,通过定期开展线上座谈会、线下宣传讲解、组织免费培训等形式增加用户对数字金融相关政策及产品的了解,提高用户的可接受度[11]。同时,借助信息技术优势指导农村电商人使用数字金融产品,转变农村电商企业对传统数字金融产品的态度,优化自身金融结构的运行。在对农村电商企业的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产品的设计与创新上进行创新,使数字金融的品种更加多样化,并寻找适合的切入点为小微农村电商企业及大中型农村电商企业提供服务[12]。同时,相关的数字金融企业要加强市场营销,为农村电商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数字金融产品,以在农村电商行业中营造良好的氛围,推广数字金融产品具体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开展。

第一,网上质押融资。网上质押融资是工商银行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为法人客户提供的以金融资产质押方式办理的融资产品。农村电商企业直接通过网上质押融资的方式向相关银行金融平台进行贷款,减少了传统借贷的流程,提高贷款效率,这对创业和小微企业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融资方式。

第二,e企快贷。“e企快贷”是综合考虑借款人销售收入、偿债能力、经营状况及资金用途,以其持有的厂房、商用房、办公用房、建筑用地使用权及非优质住宅为抵押物,为客户提供的数字化融资场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办理,该产品有着押品广、额度高的特点,可以更加广泛地满足不同电商企业的融资需求。

第三,电商信贷。电商信用是以阿里巴巴、苏宁等为代表的电商企业,通过自己的网络平台优势对平台内的商家或个体进行贷款。电子商务贷款是一种新型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也是一种相对传统银行贷款的金融创新。

5.3 构建完善的数字信用体系

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一个重要产物,对改善金融环境、优化金融体系、增加金融产品的推广力度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部分电商企业在应用数字金融产品之后出现了恶意借贷、恶意逃避贷款等行为,无形中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因此,为改善这一现状,有关监管部门应重视对金融产品的监管力度,通过借助政府公信力的优势融合银行、证券、保险多个平台,不断加快数字金融体系的构建,确保所有的数字金融企业能够尽快纳入征信体系中,从而有效改善数字金融体系中出现的供需不对称等情况的发生,确保能够为农村电商企业提供更加多样化、全面的金融服务。同时,地方银保险公司及数字财务公司应通过座谈、走访、录像等方式,对农村电商企业进行信贷教育,培养其诚信意识,让其正常地申请并偿还各类贷款,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农村电商的支持作用[13]

5.4 加强数字化水平建设

金融服务业作为大数据应用最为普遍的行业,对大数据的依赖极为严重,数字化、数据依赖已成为大势所趋,这一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因此,在将数字信贷服务应用于农村电商企业的过程中,需要强化对其数字化水平的建设工作。第一,广泛推广数字化知识。政府应启动并扶持有关数字知识传播活动,将数字知识传播给农村商业和农户,提高其数字素养。该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介绍数码科技的基本概念及数码产品的研发与应用。第二,大力推动数字科技的发展。政府可启动并扶持有关数字化技术推广活动,推动数字化产品、服务与解决方案等,提高农村商业的数字化素养,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14]。第三,为用户提供数字手段。政府部门可对数字工具的发展与普及给予支持,为农村电商及农户提供方便实用的数字支付、智能终端、数据分析工具等数字化工具,以适应数字化需要。第四,创建数字服务组织。政府可设立数字化服务组织,向农村电商企业提供数字化咨询、培训和技术支援,提高其数字化程度,进而提升其应对数字挑战的能力[15]

6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农村电商产业升级与发展是一种新的尝试方式,借助这一契机,农村电商经济的发展可以达到低成本支出、高经济效益的创收,对营造良好的农村电商氛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在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重视对数字金融的应用,通过优化数字对称机制建设、推广数字金融产品、构建完善的数字信用体系、加强数字化水平建设等方式,为农村电商产业打造强有力的服务平台,以有效刺激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转型,促进农村地区电子商务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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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子玮(1994-),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微观经济、金融科技、金融普惠。

西安欧亚学院金融与数据科学学院 张子玮

区域经济
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通武廊”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列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目标以来,三地在交通一体化、产业转移、公共服务、人才流动、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善、文旅资源整合不足、科技创新机制不深入、营商环境一体化程度低及人才要素流通不畅等问题。本文围绕天津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大运河乡村振兴文化生态发展带融合发展目标,分别从政策、创新孵化、文旅融合、数商兴农、人才合作方面,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具有“小京津冀”之称的“通武廊”区域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探索其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路径,以供参考。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通武廊,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

基金项目:天津市商务经济研究会2023年度阶段性课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通武廊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Yjh2023007)。

从最早的“环京津经济协作区”“环渤海战略”到2010年“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再到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列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2015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目标等一系列政策,“京津冀协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到“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都沉潜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考与期望,也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具有“小京津冀”之称、地处京津冀交界处的“通武廊”区域具有极大的合作发展潜力和竞争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着桥头堡作用。为打破传统“一亩三分地”的管理思维定式,“通武廊”三地于2017年签订《通武廊战略合作发展框架协议》,《2017年“通武廊”协同发展工作要点》提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深入合作、交通互联互通、市场监管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并于2023年签署“通武廊”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试点示范合作协议,组建“通武廊”区域合作联合办公室,将三地合作内容项目化、清单化,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1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取得成效分析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列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以来,京津冀三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围绕《纲要》和各阶段重点任务推动工作,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的平台机制作用,密切协作、握指成拳、形成合力。2023年,京津冀三地在交通一体化、产业转移、公共服务、人才流动、生态环境诸多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区域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

1.1 交通一体化建设取得新突破

截至目前,京张高铁、京唐城际、京滨城际已开通运营,京哈高铁全线贯通,京昆、京台、京秦等9条高速公路相继建成通车,京津冀主要城市间11.5小时交通圈正加速构建,三地交通一体化建设成果显著。

1.2 产业转移承接稳步推进

2023年,北京流向津冀两地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56.9亿元,累计已超2100亿元;天津引进北京投资新设机构1406家,落地新项目318个;河北省与中科院共同建设了京津冀科技成果协同转化中心,三地间产业转移承接正稳步有序地推进,成效明显。

1.3 文旅教育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间构建常态化联络机制和对接沟通机制。高职教育方面,成立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艺术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并出台激励措施,鼓励京津优质职业院校与河北省职业院校开展合作,实现了跨区域单独招生。

三地以大运河文化带为核心,共同成立文化产业发展联盟,通过整合三地的特色文旅资源,举办非遗、文化旅游交流等一系列活动,打造三地文旅协同发展品牌,推动三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1.4 人才要素加速流动

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全方位简化人才职称互认流程、明确互认范围,为人才要素健康高效流通奠定了政策基础;以举办京津冀青年科学家论坛、京津冀区域人才交流系列洽谈会等活动为抓手,搭建协同创新人才交流共享平台,三地人才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2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问题分析

2.1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体系不完善、制约着产业跨区域布局

京津冀三地经济体量差异较大、区域发展格局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特征。

近十年来,虽然中央及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文件,但直到现在依然存在产业配套政策体系不完善、不衔接等问题。例如,虽然《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划分了三地税收范围及比例,但由于内容过于简单,仍无法满足区域产业转移升级的实际需要;在企业入驻、人才引进、子女教育等方面,相对北京而言,津冀两地仍缺乏较强的吸引力;在企业资质认证方面,假设某企业在京津冀三地跨区域布局中采用子公司、新设公司等形式,原有的缴税记录、专利发明、认证体系、业绩证明等仍较难获得迁入地认可,导致在享受融资和当地政府补贴方面存在较大难度。以上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京津冀产业跨区域布局与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2.2 京津冀文旅资源整合不足、文旅产业未形成规模集聚效应

目前,在顶层设计上,京津冀文旅部门基本上仍围绕自身行政区域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编制发展规划,各自制定的规划和旅游服务标准体系差别较大,导致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互补、协同发展的广度与力度不够,文旅资源关联性、互补性不足,尚未形成规模效应、集群效应。例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下,京津冀三地共同挖掘大运河资源,但目前推出的区域旅游线路中仍然存在大运河文化资源整合不足、区域内部分景区连线黏合度不高、行政区划明显、带动游客实际效果不好等情况。

此外,京津冀三地联合举办了中国艺术节、京津冀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23京津冀(通武廊)文化旅游交流季等活动,为推动三地文旅产业交流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相关活动的主要内容聚焦于旅游服务行业、企业及文旅联盟建立等方面,由于组织相对松散、权威性不足、执行力较弱,仍无法满足京津冀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需求。

2.3 京津冀科技创新机制不够深入,创新企业优势互补未能充分实现

京津冀地区联动合作机制不够深入、跨区域协调力度不足等问题导致三地科技创新进程较为缓慢。例如,北京、河北科技资源输入天津后,衍生出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地间在跨区域协调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再如,北京已步入后工业化社会,而津冀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发展阶段及京津冀行政等级差异问题均导致京津冀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各自为政现象,京津冀创新企业无法实现合理流动、优势互补。此外,京津冀三地虽然成立了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众创空间等,但目前就业创业人群、创业补贴、人才招聘等方面以当地人群为主,未能完全实现三地人才资源优势互补、三地企业优势互补。

2.4 京津冀营商环境差距较大,一体化程度偏低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经济长久健康增长的主要动力,故营商环境的区域协同优化可以促进京津冀区域生产力的均衡发展,缩小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的差距。

在《2020年中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中,北京地区营商环境全国排名第3,天津排名第20,而河北省营商环境最好的石家庄市仅排名第57。根据2022年全国工商联万家民企评营商环境结果,天津及河北省所有城市均未进入全国前10行列。各类调查数据表明,京津冀三地营商环境差异较大,需逐步增强营商环境一体化程度,以改变三地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进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更好的实效。

2.5 京津冀人才要素流通不畅、职业教育缺乏实质性合作

在“双高计划”“职教本科”等国家重大改革举措的引领下,各职业院校高度重视自身品牌发展,但在优质职教资源共享方面,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京津冀各职业院校在争取行业龙头合作企业、专业教学资源、优秀生源等方面呈现出“非理性竞争”局面,共享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意愿较低;另一方面,“模仿跟随”现象日渐突出,三地职业院校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性不足,教育教学资源重复建设现象较为严重。

目前,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合作呈现零散化、单向化特点,也就是津冀或京冀两两之间个别主体、个别层面、个别内容的合作,以职业教育资源丰富的天津或北京向相对欠缺的河北省输出为主;第二,合作以政府教育部门推动为主,院校之间自发开展的合作项目较少;第三,合作内容仍以师资培训、专业建设为主,而关于技术技能人才联合培养、京津冀跨省市高职单独招生试点、合作办学等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合作还缺乏政策和资源的有力支持。

3 “通武廊”深度融合发展赋能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被称之为“小京津冀”的“通武廊”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三地之间的重要交通走廊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区域。围绕天津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大运河乡村振兴文化生态发展带融合发展,打造武清独具魅力的消费目的地等目标,“通武廊”三地区从政策、创新孵化、文旅融合、数商兴农、人才合作等方面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通武廊”区域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路径。

3.1 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大战略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以来,中央出台了若干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举措。“通武廊”三地应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辩证深刻地认识通武廊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自觉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发展主战略、引领性战略,聚焦重点任务,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要求,树立“一盘棋”思想,以建设协同发展试验示范“金三角”为目标,全方位加强通武廊“小京津冀”区域合作,推动重点领域先行先试,进而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走深走实。

3.2 发挥集聚作用,打造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品牌

“通武廊”地区文旅资源丰富多样,可以满足不同游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因此,应进一步挖掘、整合多样化的文旅资源,为“通武廊”打造区域文旅协同发展品牌、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文旅资源基础。

第一,打造更多优质精品演出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此方面,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做出了积极尝试。该中心自2020年开始对外运营,联合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及河北、天津交响乐团,先后引进多场、多类京津精品演出活动,融入人们喜闻见乐的故宫博物院潮玩IP“紫禁御喵房”,并邀请京津冀地区优秀青年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前往表演。据新绎控股副总裁郭彧透漏,观看演出的北京游客占比为55%、天津占比为35%。此外,还可依托京津冀文旅资源特色,打造周边产品及衍生品,让艺术触角延伸“通武廊”。

第二,创办更多品牌活动联通“通武廊”。近几年,“通武廊”三地文旅部门已合作举办了多场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文旅活动:2023京津冀(通武廊)文化旅游交流季活动邀请了通州区、武清区和廊坊市三地文化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技艺,不仅将三地非遗文化带入市民群众中,还为三地非遗技师、手工艺人提供了文化交流、借鉴学习的重要平台,助力“通武廊”三地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武清区农委、文旅局,通州区文旅局,廊坊市文旅局等16个单位联合主办了2023年首届“通武廊”农旅美食嘉年华,在活动开幕式上正式签订了《“通武廊”三地农旅区域协作框架协议》,对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整合农旅资源,进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更扎实的成果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京津冀(通武廊)文化旅游交流季活动,采取大额文旅消费券等形式,较好地激发三地居民的文旅消费热情。“通武廊”三地可在成功组织相关活动的基础上,加大调研力度,更深入地洞察市场需求,创意策划组织更多文旅品牌活动,推动三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互补发展,进而助力通武廊区域协同发展,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更多思路与经验。

3.3 汇集科技创新力量,打造区域新媒体产业孵化基地

通武廊区域内的机构和企业之间可探索建立平等合作机制,共同推动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例如,可合力建设孵化基地,为入驻公司提供培训和辅导,帮助其提高创业能力和竞争力,促进区域科技创新力量一体化。目前,武清青创中心已联合廊坊、通州青创中心及相关高校,已成功孵化创业公司32家,累计开展30场直播活动,累计34万人观看,为社会新阶层人士和大学生提高技能素养、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帮助“通武廊”三地150家企业招募到合适员工,武清青创中心这一探索值得肯定和借鉴;再如,三地机构和企业可合作建立“一站式创业指导服务站”,高质量开展创业帮扶沙龙、定期组织交流活动,以促进“通武廊”三地创新企业合作与发展。此外,还可以为三地创业公司提供项目推介、项目分析、经营诊断、市场拓展、财税管理等系列创业培训后服务,为入驻企业提供抖音号运营、小视频拍摄和精准推广、团购达人、直播带货,为企业引流抢占精准制空权。

3.4 优化营商环境,数商兴农助力都市型农业提质增效

区域营商环境的均衡与共同优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通武廊地区已在市场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法制一体化、人才一体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尤其是利用武清、廊坊两地农业资源,通州城市资源,对助推“城乡”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需进一步探索优化三地营商环境更有效的举措。

可创建更多专业优质的新媒体销售平台,通过定期开展直播电商、达人孵化、小视频拍剪发投等形式,开展“通武廊”女性专场招聘、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解读、征兵政策解读等活动;可运营线上小程序和打造新媒体矩阵开展线上销售,将“数商兴农”工程落到实处,逐步推进电子商务进入武清、廊坊乡村,与通州地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对通州区而言,若能更好地依托大运河资源,进一步整合通州、武清及廊坊三地优质文旅资源,优化以“大运河+乡村文化融合发展”为特色的京津冀农文旅产品,形成三地特色文旅线路,打造全国知名的精品休闲观光游产品,那么可以预计,通武廊文旅产品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都将逐步提高。

此外,还可依托武清区佛罗伦萨小镇的客源市场优势(每年超过六成的游客来自北京)及“通武廊”区位地域优势,进一步提高从田间地头到市民厨房的便民体验服务质量,以销售大数据为支撑,引导通州市民定制农民种植有机果蔬、休闲采摘、家庭农场等。根据相关部门统计,若这一策略有效落地,可辐射带动武清、廊坊周边农民20000人以上实现就业增收,真正将武清、廊坊农业资源及通州城市资源相融合,促进三地都市型农业与消费提质增效。

3.5 产教融合培养,职业教育赋能人才协同发展

职业教育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需“一盘棋”统筹制订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发展中长期规划和改革举措。在政策协同、区域联动方面,突破制度和空间限制,创新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模式,将职业教育资源充分整合,实现各种资源之间的融通与共享。

第一,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意识,真正构建起全方位的协同发展机制,如沟通协作机制、招生就业机制、学分互认机制等。共建共享数字化资源服务平台,如共建专业教学资源库、推动技能大赛成果资源转化、利用“学分银行”实现三地学分存储功能,实现培训、鉴定管理、取证一站化;第二,可尝试打造“通武廊”校企合作社区管理平台,完善区域内校企合作的信息统计,探索实施跨区域校企合作;第三,通武廊三地可通过成立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联盟等机构,围绕职业教育开展务实深度的互访、交流研讨活动,就教育体制改革、优质均衡、质量提速等关键问题进行切磋探讨,探索共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教育“金三角”有效路径,助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第四,在人才培养方面,三地应充分利用好协同政策,鼓励河北省中职院校与北京、天津高职院校开展“3+2”合作办学模式,支持北京、天津高职院校在河北省设立分校、协作校区等,为三地学生提供更多受教育机会、为“通武廊”区域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第五,在校企合作方面,可鼓励用人单位与跨区域组建的专业群开展合作,探索举办产业学院、实训基地等方式开展深度的校企协作;第六,在人才共享方面,三地应进一步完善“随报随审”的人才奖励申报评审机制,充分发挥“通武廊”区域人才服务绿卡的效能,将已有的30个科技创新平台纳入共享共用目录,并在此基础上联合举办“通武廊”职业技能大赛、协同创新创业大赛、人才联合招聘等活动,进一步促进校企、校际之间的人才共享,助力京津冀职业教育人才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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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岳辉(1981-),女,汉族,天津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会展经济、旅游管理。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副教授 岳辉

把握全球化新趋势 锚定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

核心提示

当前,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在经济主权利益支配下供应链弹性重组、区域一体化特色鲜明、向数字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等新趋势,湖南应在把握这些新趋势的基础上锚定经济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当前,世界多国正实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以下发展新趋势:在经济主权利益支配下供应链弹性重组,大多数国家通过“产业回归”方式将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放回自己国家或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地区之中;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区域一体化,即形成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全球化的结构性调整促使世界经济向高科技、高效率、高效益的数字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升级。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新形势下,湖南应锚定主攻方向,积极向数字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攻链式创新 发展高科技新兴产业

所谓“链式创新”,是指根据市场需要,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实验室联结成创新共同体,将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空间链连接组成全产业链经济区块,形成产业领导力与增长极优势。

湖南先进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全省27家代表性高新技术企业仍有多项零部件、设备、基础材料和技术依赖国外进口,并且全省战略性高科技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此,必须强化链式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推进数字技术产业化。一是研发具有强大学习能力和泛化能力的机器学习大模型,着力提高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领域的处理能力,高标准建设数字化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航空动力三个世界级产业链和信创产业、先进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三个国家级产业链;二是聚焦先进计算、关键软件、新型显示、智能终端、新一代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培育一批数字经济优势产业集群,重点将“世界计算·长沙智谷”打造成“产城融合、智慧低碳、生态友好”的计算之城和科创之都;三是推动湖南北斗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集中布局建设国家(长沙)北斗专业特色示范园、株洲北斗产业园、岳阳北斗导航应用产业园三大北斗产业基地,构建从芯片、终端到软件、用户服务的产业链体系,打造湖南“北斗+”千亿产业集群。

主攻转型升级 向传统产业创新进军

传统产业是湖南制造业的主体,市场大但效益较低,比如,2023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在中部鄂、湘、赣、皖四省中排第二,而利润却排在末位。

鉴于此,应推广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依靠技术进步和智能化改造、创建规模化产品定制模式并实现增值盈利的经验,对我省机械、化工、汽车、钢铁、有色、食品、医药、康养、家电、服装和建材等传统产业全面进行技术改造升级,重点主攻两大万亿级湖湘特色产业。一是打造世界先进的机械制造业。机械制造业31个行业大类在湖南均有分布,早在2010年工程机械制造业已成为湖南首个千亿产业集群。我省应加快推进机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使机械制造业成为在全球富有竞争力的万亿级智能化产业。二是打造湖南特色品牌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食品工业产业链。对全省食品工业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区和县工业集中区逐步进行数字化改造,组建湖南食品工业“航空母舰”,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攻外向型经济 打造全面开放战略格局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现代化综合交通全面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及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我国正在形成陆海空相匹配、共生互济、全面开放的新经济地理大格局。

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应抢抓机遇,加快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高标准建设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自贸区联动创新区。健全对非经贸合作促进体系,打造国家对非经贸往来核心平台,统筹推进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保税物流中心等协同发展,做大做强各类国际经贸交流平台。同时加快拓展以货运航线、中欧班列、江海航线、铁海联运为重点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全面开放的“三区三线”空间布局。首先建好“三区”:建设长株潭全面开放核心区,高标准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好自贸区外联创新区;做强以岳阳自贸区为核心的洞庭湖前沿区,拓展直达港澳和海外水运航线,建设湘阴虞公庙5000吨级长株潭主枢纽港;打造湘南、湘西承接粤港澳大湾区走廊,发挥郴州自贸区外溢功能,创建湘粤特别合作区,加快建设怀化国际陆港。其次做强“三线”:打造数字化湘欧班列快线,组建湘欧快线产运网络;创建由长沙国际枢纽机场、张家界区域枢纽机场、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组成的全省智慧机场快线体系;建设湘桂运河快线,开挖湘江永州岛至广西西江水运通道,打造湖南第二个快速出海口大通道。

主攻产业园区经济 开辟平台化创新路径

园区平台是一个多元化共生体系,当前我省应从技术引领办园、专业分工办园、开放协同办园、资本推动办园、体制创新办园、理念创新办园等六个方面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并积极发展可为园区企业提供信息互动、信用支付、增值服务、技术服务、技能培训、组织产业链集群或媒体传播等服务的新型功能载体和经济形态。

基于此,我省产业园区应视情建设好八大平台:产业集群支撑平台,建设完整的产业园区服务体系;人才培养支撑平台,根据需要进行技工定点培训;技术创新支撑平台,配合产业化开展技术研发、小试、中试等;资金融通支撑平台,包括融资中介、项目融资和融资渠道选择;资源持续保障支撑平台,为企业提供资源信息和物流服务;高效营运管理支撑平台,为企业开展产品营销服务;市场开发拓展支撑平台,帮助企业开展市场行情调研和趋势预测;产业政策引导支撑平台,及时传递政府相关产业政策,提供政策咨询、协助企业开展项目评估申报等。

主攻低碳低能耗经济 实现先进制造绿色化

国内外成功经验表明,绿色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对生态环境影响大、产品涉及面广、产业关联度高的制造业,其主要措施是推行工业产品绿色设计,带动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协同提升。

为此,我省应全面推动工业企业创建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并对照国家标准开展绿色设计评价;以资源能源高效利用为重点,以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提升为抓手,以绿色低碳管理服务长效机制为保障,构建制造业发展与绿色技术、绿色能源、绿色材料、绿色服务等低碳产业发展相互促进、深度融合的绿色化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构建清洁、低碳、安全的能源体系,发挥先进制造业核心能力强的优势,打造风力发电设施制造基地,同时高度关注氢能源发展,在以氢为基础的胺化工、甲醇化工等方面加大研发投入。

主攻国际化营商环境打造 培育和激活市场经营主体

2023年,我省实有市场经营主体由上一年的635万户,增加到712.78万户,其中企业经营主体占比提升至26.66%,但是大企业偏少,在全国前1000强企业中湖南企业仅占2.7%,2023年《财富》中国500强中湖南只有6家企业上榜。鉴于此,应着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培育和激活市场经营主体。

我省应全面贯彻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平的政府采购、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环境政策等规则体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证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平等条件下竞争;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建立涉政府产权纠纷治理长效机制;完善服务大中小微企业的政策体系,提升企业登记便利度,确保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按市场效率原则同等对待;聚焦创新、融资、用工、用地、降成本、走出去、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市场退出和诉求表达等方面,建立公平统一的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综合采用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智慧化技术,创建智慧化一网通办营商平台,助力湖南企业高效率、高质量发展。

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刘茂松

发挥海南自贸港优势 打造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重要枢纽

海南处在中国面向东盟的最前沿,受权管辖中国200万平方公里海域。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要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区位、资源环境与高水平开放政策制度优势,在中国与东盟海洋产业对接、海洋绿色发展、海上互联互通、海洋人文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枢纽。

推进以邮轮为重点的海洋旅游一体化

推动构建中国—东盟邮轮旅游合作圈。亚太邮轮旅游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亚,邮轮旅游市场空间巨大。作为全国最早发展邮轮旅游的省份之一,叠加自由贸易港政策利好,海南发展邮轮旅游潜力巨大。可率先建立海南岛—巴厘岛、海南岛—新加坡邮轮旅游合作体,实现区域邮轮旅游客源的共享和互送、邮轮航线的联合营销、邮轮旅游危机管理合作等;支持海南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一体化滨海度假、邮轮游艇、海洋公园等海洋旅游合作。

借鉴加勒比海地区邮轮旅游合作成功经验。组建区域性邮轮旅游行业协会,实现区域邮轮旅游信息与数据共享;与相关东盟国家和地区建立覆盖产业发展等在内的多边、双边邮轮旅游事务协调对话机制;支持国际邮轮公司与国内知名航空公司联合开展“飞机+邮轮”合作,吸引国内游客乘飞机到海南开展邮轮旅游。

尽快补齐海南大型邮轮停靠所需基础设施短板。按照国际邮轮母港标准,完善港口、码头、泊位等基础设施,为大型邮轮停靠创造良好条件;完善邮轮母港功能,使邮轮港能够更好满足外国邮轮公司母港航线邮轮关于岸电供应、油料补给、食品及淡水补充的基本需求。

形成海南独特的邮轮旅游合作发展政策体系。对有意愿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邮轮基础设施建设、邮轮旅游航线开发等的国内外邮轮公司,可设立专属邮轮度假区,给予其专属码头,由邮轮公司承担码头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探索实行RCEP成员国邮轮入境互免签证政策等。

以海洋牧场为重点深化渔业产业交流合作

建设面向东盟的海产品进口、中转、保鲜、加工、交易基地。当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两个基地”建设背景下,内地企业纷纷开拓东南亚市场。建议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海产品进口、中转、保鲜、加工、交易基地。一是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制定实施对东盟海产品的扩大进口计划,打造面向东盟的海产品进口基地;二是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关税政策与RCEP规则叠加,允许企业自主选择RCEP中40%加工累积标准或海南自由贸易港30%加工增值标准,并以“零关税”进入内地;三是吸引国内企业在海南布局,深化水产品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合作,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面向东盟的海产品采购中心、分销中心、储藏中心、加工中心。

推进区域港口与航运服务一体化

以海南为先导建立中国—东盟港口联盟。整合华南地区的港口资源,实现华南区域港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港口合作,逐步构建区域航运标准体系;依托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支持国内企业以海南为总部开展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升级相关投资,提升区域主要枢纽港口能力。

用好船籍港、保税油加注等政策打造面向东盟的航运枢纽。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已设立国际船舶登记中心,且允许具备条件的船舶加注保税油。建议适应中国—东盟航运需求快速增长趋势,吸引相关船只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中转停靠,并加注保税燃油,降低航运企业成本;依托更加便利的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制度,合作发展与船舶登记相关的航运保险、航运结算、航材租赁、船舶交易、海事服务等航运产业链;利用航线开放政策,加密同东盟主要港口间的国际航线密度,提升海上航线规模,实现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

推动共建智能港口航运产业链。发展全球数字化供应链、绿色低碳智能船舶研制、船用新能源、智能航运产业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引领和支撑作用,推进海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加快港口信息化、智能化进程,促进港口提质增效升级;完善跨境贸易港口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建立中国—东盟大宗经贸服务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港口企业和相关产业的合作,共同探索创新经贸服务模式,推动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

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

推进与东盟间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以科技创新合作为抓手,加强区域海洋环境保护与深海修复,提升区域的海洋环境质量;合作建立珊瑚礁保护区;支持海南与东盟国家和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探索地方间的海洋环境保护,牵头规划共建观测站、共享数据、搭建合作研究平台,提高各国海洋生态观测和研究等能力。

建立面向东盟的蓝碳交易市场。深化国际蓝碳研究,探索研究碳汇交易规则,为海洋生态价值的实现探索现实路径;积极吸引更多国际金融资源和国际金融机构在海南汇聚,建立面向东盟的蓝碳交易市场。

推进以低碳绿色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高新技术合作。发挥企业作用,推进海南与东盟国家海上氢能源合作、政策对接;谋划一批以低碳制造、海洋新能源绿色开发为主题的跨境海洋科研技术平台和海洋产业合作园。

推进以蓝色经济为主题的港湾合作

推动实现港湾邮轮游艇旅游一体化。吸引香港、深圳等合作开发跨境邮轮旅游产品,共同打造“海洋—海岛—海岸”立体产品体系,发展面向东盟的邮轮市场。

合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产业体系。吸引广东海洋渔业、可再生能源、油气及矿产、海洋药物等领域的研发机构在海南设立安装、测试、推广中心;与粤西沿海经济带合作开发海上风能资源;共建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远洋渔业海外基地。

合作提升区域海洋航运服务能力。吸引国际航运协会总部落户海口,拓展航运服务产业链,提高区域供应链服务管理能力;吸引香港相关企业参与海南港口运营,引进香港集装箱物流、冷链物流领域的资金、人才、服务;逐步引入香港在船舶管理及租赁、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等领域的管理规则。

合作发展涉海金融服务体系。吸引港澳银行、保险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设立分支机构,专司航运金融、船舶融资租赁及相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融资保险等服务;建立双港金融服务对接机制,打造“海南承接+香港服务”的模式,增强对国内企业投资东盟的支撑能力。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研究员 郭文芹

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实现新跃升

粤港澳大湾区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五周年,也是大湾区“一点两地”(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定位一周年。使命面前,应着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新跃升。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活力源于产业结构完整、科技创新活跃、对外开放水平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极大地促进了大湾区的发展。2023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6%的人口总量,创造了占全国11%以上的经济总量。

相较于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最为核心的产业竞争优势表现为制造业规模优势、后发优势和集群优势。从产业发展状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成本、地理区位和政策等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积极吸收成熟技术,培育出产业链完整、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进入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以新提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未来产业开启“加速跑”。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推进,一批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学装置相继落地,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等“国之重器”相继布局。同时,构建广深港和广珠澳“两廊”、深港河套和粤澳横琴“两点”的创新格局,协同港澳推进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目前,拥有7.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涌现出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格力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4%,研发经费投入、发明专利有效量等主要科技指标保持全国首位。2023年,研发费用超过3600亿元。其中,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1.9%,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0%以上。

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与生俱来的基因。这一区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是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运的枢纽。在区位优势突出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通过体制机制建设,持续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

第二,改革创新驱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鲜明特征。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软联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深度融合的基础。

在公共服务方面,粤港澳三地持续优化完善政策措施,以实施“湾区通”工程为抓手,扎实推进规则机制的联通、贯通、融通,聚焦居民关注度高、参与度大、获得感强的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小切口”带动“大变化”,打通民生融通“最后一公里”。

在数据跨境流通方面,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成立的深圳园区率先开展数据跨境交易试点,实现定制化数据跨境可信传输;成功探索数据要素跨境市场化,推动场内数据跨境交易实现“零的突破”,继而实现量质倍增。同时,引入首家香港数商入驻深圳数据交易所,达成首个香港企业进场交易项目合作。

在法治领域,在广东省司法厅、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牵头下,先后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争议调解示范规则》《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专业操守最佳准则》等三地法律服务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重要成果。

全过程创新生态链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多措并举,积极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为开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提供科技支撑。

这一生态链覆盖从原始创新到现实生产力转变的全流程、各环节,将创新具体落在企业上、产业上、发展上,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发展壮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外,围绕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下大力气引进、培养、用好人才:广州实施“广聚英才”人才工程并启动相关项目;深圳面向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中国工程院设立首个香港院士工作站,推动香港和内地在工程、科技等领域高端人才的交流融合。

第三,进一步加大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力度。

要对标国际一流水平,立足市场主体需求牵引,在推改革、扩开放、促创新上持续用力,增强发展的动力、活力。

一是从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入手优化营商环境,构建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规范便捷、公开透明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健康发展的法治环境,循环畅通、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

二是立足湾区导向,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限制,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跨境协作机制等。深入实施“湾区通”工程,在跨境通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跨境执业、便利生活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加快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发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的改革示范作用,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纠纷解决、融资、人才等问题。

要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优势,着眼于更长远的战略规划,形成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一是确保双向投资和企业经营的自由化,积极探索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创新机制,更多关注解决外资进入、设立法人机构之后的“准营”问题和公平待遇等问题。

二是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打造外汇结算自由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主阵地。自贸试验区应继续探索运用前沿技术的金融监管模式,继续吸引港澳金融机构集聚,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一体化金融服务。

三是促进服务贸易和人员往来自由化。自贸试验区与港澳以及国际的专业服务合作,要实现更大更多的突破。可结合全球供应链环境下货物贸易发展新趋势,加大力度发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借此带动大湾区各大港口配套服务业发展,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贸易新业态。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谢宝剑

企业管理
中小企业实现绿色金融创新路径分析

摘要:绿色金融能够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使得中小企业注重环保,是企业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环保产业“绿色化”转型不可缺少的方式。近年来,我国重视绿色金融的发展,但中小企业参与度不足。为实现中小企业向绿色化转型,必须解决阻碍中小企业向绿色化转型的融资难题。本文分析了中小企业的绿色金融问题,提出了优化路径,以期助力中小企业加快绿色化转型的发展步伐,使企业稳健发展。

关键词:绿色金融,中小企业发展,绿色化转型

一、国内外的绿色金融发展概况

1980年,美国因“爱河事件”颁发《超级基金法案》,使环境风险向金融风险转移,绿色金融的概念由此产生。2002年,针对项目融资中规避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赤道原则”出台,要求金融机构对投资项目进行环境与社会影响的综合评估,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经过几次修订,该方法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广泛认可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工具。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实施主体也逐渐从商业银行扩大到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后又逐步扩大到政府机构、企业等非金融机构。

围绕绿色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竞争已经开始,为实现碳中和,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发展中加快制定绿色低碳行业标准、制定各种低二氧化碳减排标准、碳交易匹配绿色权利条约、绿色金融进入市场门槛等重要问题,双方都面临着新一轮的国际博弈和谈判进程,以拥有世界低碳大国的话语权。

在国际上,绿色金融发展较快。早在2014年,《联合国环境计划》启动绿色金融设计探索项目,该项目是发展中国家数字资金支持发展项目的首项考量。在2019年,欧洲委员会专题《欧洲绿色协议》规定了欧盟经济和技术终结绿色生产,投资和金融行动的地方框架。欧盟要发展大数据、宇宙智慧、在线想法、5G和云计算,乐观使用自然资源、空中和水资本,助力企业制造绿色设计和生产平台,结合了智能制造、绿色供给和减排。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绿色金融是侧重于金融机构以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为考察重点的金融活动,包含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碳交易市场等。2016年,国家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绿色金融给出明确的概念和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进行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同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开始提及绿色金融,并将其列为发展战略,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产业。浙江衢州就是通过建设金融科技赋能的绿色金融服务信息平台“衢融通”,以此助力企业融资以及数据采集,通过分析和计算来进行数据分布式储存,便于和各省的征信系统对接,生成企业的综合信用报告。因此,该平台的建立有利于金融机构和绿色项目对接,使得落实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推动监管。

二、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一)中小企业融资门槛高

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带来了众多融资渠道和方法,但是,一些中小企业依旧重点依靠银行发放贷款来进行融资。考虑中小企业承受风险能力弱,易坏账,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审核严格,因此,一些中小企业转向了内部融资和民间借贷。此外,中小企业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弱,并且本身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创新研发,所以,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并不能用自己的产品和科技去吸引投资者来投资,或者以此向银行申请更高额度的贷款。

中小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条件多且严格。例如,符合国家的产业、行业政策,不属于高污染、高耗能的小企业;企业在各家商业银行信誉状况良好,没有不良信用记录。企业经营者或实际控制人从业经历在3年以上,素质良好、无不良个人信用记录。企业经营情况稳定,成立年限原则上在2年(含)以上,至少有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且连续2年销售收入增长、毛利润为正值。符合建立与中小企业业务相关的行业信贷政策;能够遵守国家金融法规政策及银行有关规定;在申请银行开立基本结算账户或一般结算账户。

高污染、高耗能的中小企业不符合上述条件,所以这类企业能在银行获取贷款进行融资的概率就非常小。此外,中小企业对融资的需求更多体现在解决短期资金流动问题,期望获取高额、快速的融资,但银行为了保证自家贷款的坏账概率变小,对申请条件始终严格把关,不仅考量中小企业在各家银行的信誉,还要查看企业经营者或实际控制人的信用。因此,对中小企业的额度支持也有一定限度,并不能满足中小企业高额融资需求。

(二)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提升,为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涌现出各种提供企业融资的方式,比如众筹融资方式。该种融资方式对于中小企业存在问题和局限性,出现许多负面案例。例如,线上的额度远低于线下银行申请的额度,线上贷款针对个人而不是企业。所以,中小企业采取内部融资和银行贷款两种方式进行融资。

(三)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弱

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弱,导致市场竞争力不高,进而不会吸引风险投资或天使投资人进行投资,在银行贷款申请方面也没有科技创新带来的绿色通道和更佳的贷款方案。因此,中小企业陷入“两难”困境,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生存风险加大、融资难,使企业没有足够经费去投入科技研发或技术创新,从而加大生存压力。

三、绿色金融创新对中小企业的必要性

(一)改变中小企业的发展轨迹

中小企业目前的整体特征是缺乏节能减排技术,整体排放高且污染度高。因此,中小企业的生产加工过程势必会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因其生产周期短、资金力量弱,在其发展阶段实现收益最大化成为首要目标,在战略方案中存在短视。对于自身的碳排放是否超标,是否存在过度浪费资源等问题的解决,也远低于收益最大化这一首要目标。目前,我国中小微企业的碳排放量已超过全国的一半。从行业层面看,占全国行业排放总量18%9%7%的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工以及运输行业里,分别有86%62%82%的排放来自中小微企业。从价值链角度看,对民营中小微企业产品的国内最终需求所诱发的排放为34.5亿吨,对外资中小微企业产品的国外需求(出口)所诱发的排放为4.5亿吨,两者之和占2010年全国排放总量的45%。如果把所有中小微企业所诱发的全价值链排放都考虑进去,其占比高达全国排放总量的65%。因此,中小企业不管是在节约能源消耗方面还是减少碳排放方面都具备巨大的潜力。而减排政策实施不到位或实施成本太高等原因,是我们应该关注并解决的问题,如此才能让中小企业将节能减排的潜能发挥出来。

(二)解决中小企业融投资难题

绿色金融在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各种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对企业的节能减排、绿色融资以及技术创新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企业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扶持,而中小微企业在此过程中,更需要绿色金融的帮扶,以解决最关键的融资问题。例如,一方面,绿色信贷可以通过对中小企业碳排放进行审核来决定其融资额度,使得中小企业控制者不得不加强技术创新,或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的机器设备,培养相关技术人才,来达到绿色信贷标准获取贷款。可预见的是,中小微企业通过向绿色转型努力的过程中,通过绿色金融加快自身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企业控制者加强自身对绿色转型的认知,更深入地了解企业绿色转型后的优势,降低企业控制者的短视。

企业绿色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中小企业可以通过绿色化转型,借此完成自身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并且通过绿色金融产品的帮扶让绿色化转型加速,使中小企业的融资更为容易,解决融资门槛高、融资渠道少的难题。现如今,绿色金融创新虽然不是很成熟,但产品逐渐丰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银行为主导的绿色信贷。绿色信贷制度,是指银行、金融机构按照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要求,对研发应用绿色节能环保技术、从事生态环境友好型生产和循环经济事业的企业提供贷款并给予优惠政策,同时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予以贷款限制的一整套措施。绿色信贷制度旨在实现资金的绿色配置,促进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设。绿色信贷使得企业更加积极进行绿色化转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另类“惩罚”。

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看,绿色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唯一路径。一方面,绿色金融产品的“激励”,可以减少企业融资约束,其融资额度的提升使中小微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创新或引进先进机器设备以及培养人才,使自身进行产业升级,增强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产品所带来的“惩戒”,极大提升重污染、高耗能企业的融资成本。若中小企业不参与绿色转型,那么融资难、融资渠道窄、科技创新能力弱的问题会一直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恶性闭环,大幅缩短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所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为中小企业绿色化转型增添新的驱动力。

(三)中小企业绿色转型进程中的阻碍

1.中小企业缺乏“资源”

制约中小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最大约束是资源约束,包括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两方面。人力资源是指缺乏相关的专业型人才来帮助企业绿色化转型,还缺乏相关专家对中小企业如何绿色化转型进行专业指导。正因为人力资源的缺失,使得中小企业对于陌生的绿色转型一头雾水,不知该从何处出发,何处进行等。在资金资源的缺失方面,主要表现在融资方面,以及没有多余资金投入绿色转型中的技术升级和科技研发。总体来说,中小企业对绿色化转型缺乏方向和指导,以及资金支持。

2.管理层的短视

目前,中小企业管理层普遍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如何盈利,如何扩大企业规模和生存规模上。忽视了通过绿色转型来使自己企业盈利,和加强企业在市场竞争力等,更注重即时利益。中小企业节能减排意识欠缺,因为长期的惯性思维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自家企业的排放并没有不达标。形成如此观念和思维的一个原因在于,对外绿色转型宣传力度不够,使得中小企业管理层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府的宣传和号召,因此没有察觉绿色转型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发展机会。此外,中小企业过分关注短期业绩,管理层可能对市场变化和技术创新反应不够灵敏,错失发展机遇。而过分关注短期业绩,由此可能忽视长期发展和创新,更加难以进行绿色化转型的投入。其原因是中小企业资源有限,为了维持自身生存更多地将其重心放在能快速带来收益的短期项目,而能带来长远价值的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周期长,投入高且高风险高失败率。因此,中小企业绿色化转型更需要政府的帮扶和专家的指导。

3.绿色金融产品存在“门槛”

目前,绿色金融创新更多地面向国内大企业或上市公司,适合中小企业的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呈现量小、覆盖面窄的情况。此外,对中小企业碳排放的统计也颇有难度,并没有完善的制度和规章去考量,也没有专门机构去执行和统计中小企业的碳排放、节能减排的程度和环境污染度等方面内容。再加中小企业异质性大,数量众多和信息不透明,自身也没有专业的统计方案和能力,所以这一方面一直欠缺,由此导致设计针对中小企业的绿色金融产品缺乏数据,阻碍创新。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看,想要通过绿色化转型来实现产业升级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但能达到绿色金融产品发放贷款标准的中小企业并不多。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以及绿色保险等产品,都有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标准才能使用该绿色金融产品。

四、中小企业实现绿色金融创新的路径

(一)针对中小企业设立指导部门

面对中小企业管理层发展绿色金融意识不足等问题,可由政府牵头,联合各类金融机构和学者建立绿色金融和绿色化转型的指导部门,对中小企业管理层进行定期指导及设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帮助中小企业增强这方面的意识,并初步参与绿色转型这个国家规划中。通过定期针对性指导,使得中小企业管理层能对官方谈话及参与有绿色转型专家指导的会议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起来,逐渐改变传统观念和固有思维,让中小企业管理层认真思考参与绿色转型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机遇。

(二)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向绿色化金融转型

目前许多有关绿色环保的项目活动,是大企业与政府合办。金融机构以绿色金融助力大企业,解决资金问题,让大企业更好地进行项目投入,而中小企业很少有机会参与其中。如果当地大企业将项目分工,让那些没机会参与其中的中小企业得到分工后的小工程,可以极大提高全国中小企业的参与度和绿色化转型的投入。通过由大企业“”中小企业,既可以提高中小企业对绿色化转型参与的积极性,也可以让中小企业快速了解绿色化转型该如何进行,学习更多的绿色化转型经验。由此,加速中小企业绿色化转型。

(三)中小企业苦练“内功”

目前,中小企业存在普遍的问题有:1.现有资源缺乏,内部控制体系不完备;2.岗位分工不明确,“职务分离”与“授权控制”执行效果不佳;3.资金内部控制设计不合理,资金管理混乱等。所以中小企业要从内部提升,修炼好“内功”是最根本的。针对该问题,中小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积极查找、分析内部控制的缺陷,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及时堵塞漏洞,持续改进与完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对内部控制制度作出相应的及时修正或建立新的内部控制制度。此外,中小企业也要发挥领导的主导作用,明确要求企业董事、监事、经理与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必须在内部控制体系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参与和支持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学习培训和贯彻执行,自觉自愿地担当起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推动者与实践者。内部控制不足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抵御财务风险、金融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而这些风险对中小企业来讲并非自身可以轻易抵御的,往往需要“伤筋动骨”,导致自身“元气大伤”。因此,中小企业将自身“内功”提升,加强各种风险的防范能力,有助于自己推进绿色化转型。

五、结语

在绿色化转型的全球浪潮下,中小企业是不容忽视的庞大力量,但因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渠道少、科技创新能力弱的原因使中小企业生存周期普遍较短,很多还没来得及开展绿色转型计划就已经面临倒闭情况。因此,绿色金融创新在这些计划绿色转型或已经实施绿色转型的中小企业中意义重大。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创新的绿色金融产品获得资金支持更有利于中小企业进行绿色化转型,使自身产业升级或技术提升,加强自身在市场竞争力。此外,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更需要政府各种政策的支持,通过政府设立的指导部门,加深中小企业对绿色转型的认识和建立规范的转型计划。最终,在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和绿色转型指导部分的连接下,使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和政府三者进行良性循环,不断修复相关规则准则,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不断研发节能减排的技术手段,让我国绿色化转型蓬勃发展,更好更快地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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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博(1998—),男,汉族,甘肃省庄浪县人,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绿色金融、企业创新、ESG

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刘博

大数据时代企业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摘要:随着科学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在大数据时代,企业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拓宽企业发展空间已然成为当下市场的焦点话题。新经济形势下,完善市场营销策略刻不容缓。企业需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结合大数据时代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创新市场营销策略,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大数据时代市场变革的特点,分析了大数据时代给市场营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结合时代特点提出了大数据时代企业市场营销的创新路径,以期助力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企业,市场营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进步和科学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大数据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竞争日渐激烈的当下,大数据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为自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在当下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部分企业都开始加强创新。在企业的实践中,传统的企业营销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因此,企业应当积极地进行营销模式的创新,了解更加先进的营销理念并与自身情况进行充分结合,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一、大数据时代市场营销的变革

市场营销的目的是让企业获取相应的收益,并为客户创造相应价值,建立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利益合作关系。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网络专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传统模式下的数据收集、管理和储存形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在数据的收集上,不仅包含结构性信息,也包含非结构性的信息。在信息数据的管理上,采用大数据技术能够降低对信息准确性的依赖。在信息的储存上,大数据包含数据库中所包含的数量众多、种类众多的数据信息。

在大数据背景下,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发生了改变。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在线购物已经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购物的一种主要方式,像淘宝、京东、唯品会等在线购物网站,均拥有众多的用户和商品交易记录。近年来,“网红带货”逐渐发展起来,这种新型模式的出现进一步拓宽了人们的购物渠道。在线购物平台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线下实体店铺的销售,企业需要对发展策略进行改革创新,完善在线平台销售渠道。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进步,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变,消费者能够通过多种信息数据了解企业产品的有关信息,用户在购买产品过程中的主动性日益增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于商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实用,开始追求更加具备个性化的商品。用户购买商品后,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对于产品的切身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产品所属企业的形象。

二、企业市场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一)市场调研不足

部分企业在进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无论是对客户的消费需求,还是市场上同类型的竞争产品,都未进行详细了解。这种盲目生产会导致生产的产品不能充分地满足客户的需求,缺乏市场竞争力,导致市场份额减少。

(二)大数据相关人才匮乏

当下,部分市场营销相关工作人员对于大数据技术及相关软件的了解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应用。部分企业没有依据大数据时代发展的特征和利用大数据应该具备的技能,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和管理。

与此同时,在市场营销战略创新的推动过程中,部分企业对于需要引入先进设施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不能为企业员工的大数据技术及网络技术实践应用提供最基本的支持。

(三)市场营销观念守旧

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市场营销发展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市场营销的创新观念十分淡薄,导致很难充分考虑市场经济的变化及大数据时代的特征等多种因素,对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进行深入的改革和调整,进而不能凭借大数据技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影响力。部分企业依然使用传统的市场营销模式,对于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的变化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类型和数量也越来越多,相似产品的市场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部分企业甚至通过产品大幅度降价,将不具实力的企业挤出市场,以此维护企业在市场中的份额,或者利用和其他企业互相协作的方式,非正常地拉低成本,从而导致相似产品之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三、大数据时代对企业市场营销的影响

(一)大数据时代为企业市场营销带来的机遇

1.有助于市场营销途径的拓宽

在传统市场营销模式下,市场营销的主要途径有实体店铺、电子商务平台、中间商等多种形式。通常情况下,按照在营销过程中是否有中间环节的存在,将营销分为直接营销和间接营销两种方式。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企业可采用的营销策略和营销手段更加丰富。譬如,线下实体店的位置选择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调查来完成,在与中间商进行合作时可以实现更加高效的实时交易。企业可以通过在各种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线上店铺的建设,并且积极利用企业所具备的资源优势,为各种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商品的供应。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商品销售,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混合式销售模式拓宽市场。

2.有助于市场需求的深度挖掘

企业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应用专业技术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收集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并进一步对其进行分析,为客户提供更加精确可靠的营销服务。企业的专业人员可以根据获取的数据信息明确企业当前的发展形势和所处市场的形势,从而能够更好地优化营销策略。譬如,企业在进行产品营销的过程中,可以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在此过程中,企业可以根据大多数用户进行网站登录的时间、销售量高的爆款商品、回购率较高的商品等数据,对电子商务途径和销售特点进行研究和分析,针对人们的网络使用时间比例进行针对性的商品广告宣传。

(二)大数据时代企业市场营销遇到的挑战

1.企业成本增加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企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营销范围。值得一提的是,企业想要增强自身的营销能力,需要充足的资金投入。譬如,当前,电子商务平台发展迅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相关数据用来进行分析考察。但企业获得便利的同时,在线上平台经营所需要的资金成本、商品所需要做广告的成本、进行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等,也都会相应增加。

在当下的市场经营中,网络和实体店铺一体化的经营理念已经深入众多企业中,如果没有制定缜密的营销策略,企业的资金成本将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在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过程中,如果企业不重视营销反馈,企业管理人员就难以把握营销策略的有效性,也不能根据合理反馈进行优化调整,难以找到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营销方式。而如果电子商务企业的营销成本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将严重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市场日益复杂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经过数据分析处理后的营销决策更加具有科学性与准确性。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下,企业对营销体系进行调整、出台新方案之前,都会从市场中进行抽样调查,并根据抽样数据来调整策略方向。在大数据时代,市场环境已然发生变化,市场复杂程度日益加深,利用分析抽样数据对当下市场环境进行预测和分析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在大数据时代,企业需要总结全部的市场营销行为,并严格分析所收集到的数据信息——只有经过严格筛选和考察之后的数据信息,才具有真正的参考价值。

四、大数据时代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创新路径

(一)加强企业信息分析能力

在大数据时代,为更好地促进企业市场营销,需要进行深入创新改革。企业应当形成正确的营销理念,增强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正确看待企业与用户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加强对市场营销的重视,做到把用户作为营销重点来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要设计完善、高效的营销策略,就要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数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对于相关数据信息有充分了解。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倾向,对当下市场需求进行深刻剖析,进而提升企业的前瞻性水平——这种前瞻思维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好的成本控制。除此之外,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对自身产品的售后进行分析和维护,利用大数据了解自身产品是否在市场当中获得良好反馈,从而实现精准营销。企业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及时更新自身理念,加深对大数据技术的正确认识,不断加强自身业务能力,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二)优化企业传统营销策略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企业营销策略日益更新,企业想要稳定自身生存能力,就需要加强对市场营销策略的重视,使其更加明确、可靠、精准。有效地进行市场营销是指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进一步了解客户对商品的需求,并以客户的消费需求、消费水平为基础,对客户进行客观分类,以便企业针对性开展营销活动,降低不必要的营销成本。企业通过对大数据信息进行剖析,对消费者进行个性化服务,能够有效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

在营销策略制定过程中,企业需对数据处理体系不断进行改进创新,并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商品的特点和用户的多种需求,进行细致分析,进一步提升企业营销的精准度。与此同时,企业需要进一步完善营销制度,规范企业内部员工行为,并构建营销反馈机制,以及时对营销策略进行调整,提升企业成本控制水平。

(三)深度挖掘市场潜在需求

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的资源优势,及时掌握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市场变化趋势。企业可以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建立最恰当的营销机制。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对消费者的消费数据进行准确的收集。消费者的在线数据库包含了其在网络中所涉及的众多行为的数据,例如消费取向、对于企业产品的体验感、消费价值观念等。

当下,人们在进入某个社交媒体平台前会选择自己的兴趣标签,这些兴趣标签可以为企业提供消费者的兴趣倾向,从而进一步帮助企业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与此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当中分享的产品体验和对企业产品代言人的喜爱程度等内容,来了解消费者对企业的满意程度,进一步帮助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

企业要想和客户维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可以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商品目标消费群体进行准确评估,借助网络平台和客户进行高效沟通。企业和消费者的沟通方式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出现了诸如新兴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电子邮箱、实体店的用户反馈活动等形式。企业可以利用这些多元化的渠道与用户进行充分交流,从而使用户对产品有更多、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此同时,企业也可以进一步了解用户对商品的真实需求。企业在与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留意消费者的购买需求,还需要在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积极了解消费者对商品的反馈,做好产品的售后服务,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增强消费者对企业的黏性。

(四)加大企业网络营销力度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科技、移动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在线消费已然成为主流消费方式之一。当下,企业如果想要完善自身营销策略,就需要及时对现有营销模式进行调整创新,积极与新兴媒体进行交流。譬如,企业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官方账号以及短视频平台进行企业商品的宣传和推广,从而促进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进一步了解,满足顾客对产品的个性化需求。除此之外,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形势来看,社会化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企业提升自身产品知名度,并且,与传统营销手段相比,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营销的成本更低、更加具有性价比。

上述多种优势都明确了企业在市场营销的创新上,需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兴媒体。企业可以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影响力较大的网络平台,进行产品和企业售后等方面信息的发布,并且设置企业官方账号与消费者进行在线互动。在信息化进程加快的当下,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设备的广泛使用也为企业的营销提供了新的思路。企业可以通过智能设备了解到消费者日常在线购买倾向以及网页浏览倾向,从而帮助企业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促使企业进一步完善相关服务。

(五)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尤其在市场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当下,企业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基于此,企业需要加强对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让专业人才对数据进行合理分析利用,制定更加精确、可靠的市场营销策略,从而对企业的资金成本进行有效把控,使企业的经济收益得到更大的提高。企业尤其需要加大对大数据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利用多种招聘手段进行高等专业技术人才的选拔,从而组建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团队,进一步帮助企业实现市场营销策略的创新和发展。

五、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在为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对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需要认识到大数据技术的重要性,深入分析大数据时代为企业市场营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结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及市场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创新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为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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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刘安(1993—),男,汉族,河南省安阳市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市场营销;罗松林(1994—),男,汉族,河南省安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王振其(1988—),男,汉族,河南省新乡市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

安阳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 彭刘安 罗松林;安阳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王振其

国企招投标与合同管理风险防控探析

摘要:在国企工程建设招投标及合同管理领域,风险防控是确保企业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了风险防范的关键措施,包括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项目法人责任制、增强工程监理、制定合理合同条款和开展风险评估与教育培训。强调了制度建设和管理创新在风险防控中的核心作用,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应持续改进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议。通过这些措施,国有企业不仅能有效应对招投标和合同管理中的风险,还能在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招投标,合同管理,风险防控

0 引言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招投标和合同管理作为其重要的商务活动,不仅关系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关键环节。然而,招投标和合同管理的风险防控仍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特别是在面对长周期、复杂程序和高额投资时,国有企业更需要构建一套科学、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从如何规避合规风险,到如何打造廉洁高效的招标环境,从确保合同的精准履行,到防范潜在的索赔争议,这些都是当前国企在招投标与合同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国企招投标风险概述

1.1 国企工程建设招投标过程中的风险类型

在国企工程建设招投标过程中,风险是指在招投标活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导致项目成本增加、时间延误、质量下降或完全失败。技术风险涉及到工程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和可靠性,如技术方案是否成熟、是否符合项目要求。市场风险主要与市场需求波动、供应商的市场地位变化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有关,直接影响投标报价和项目成本。法律风险来自于法律环境的变化或合同条款的不明确,可能导致违约、诉讼或罚款。经济风险则关联到宏观经济条件、汇率变动、融资成本等,它们可能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有效识别并管理这些风险点,对于确保国企招投标活动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1.2 工程建设招投标中的常见风险原因

在工程建设招投标中,信息不对称是一大风险根源,一般而言招标方无法百分之百了解投标方的真实能力和信誉,而投标方也可能对项目的实际需求和难度存在认知偏差。技术风险常因设计方案的不切实际或技术标准的迅速变化而引起,导致项目难以按期完成或需要额外成本。此外,市场变化快速,如原材料价格波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都可能影响投标报价的准确性和项目的最终成本。在法律法规层面,合同条款的模糊不清或法律环境的变化,比如新的劳动法政策或环境保护法规,都可能导致额外的合规成本。经济风险也不容忽视,由于预算制定不当或资金链断裂,可能导致项目延期甚至破产。再加上管理风险,如项目管理不善、内部控制不严,以及团队合作不协调等,都可能引致招投标过程中的风险。最后,政策与政治风险,包括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也可能影响工程建设项目的推进和成本。通过深入分析这些风险原因,企业能够制定出更为周全的风险防控措施,以保障招投标过程的稳健运行。

1.3 国企工程建设招投标风险的现状和特点

自《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颁布以来,我国的招投标制度逐渐完善,为国有企业工程建设的招投标过程提供了坚实的法规支撑。这一制度体系有效规范了招投标行为,保障了公平竞争,提升了采购效率与质量,同时对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国企在招投标活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项目周期长、流程繁复、投资金额高,加上所涉专业性强,这些特点使得合规和廉政风险尤为突出。招标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信誉,招标结果的公平性则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紧密相连,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着国企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追求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稳健前行。加强风险管理,优化招投标流程,是一项常规的管理任务,更是一种战略的选择。

2 国企合同管理风险概述

2.1 国企工程建筑合同管理的作用和风险点

在国有企业的工程建筑项目中,合同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石,是保护企业利益、避免纠纷的关键。施工合同管理着重于细化项目执行阶段的责任与义务,通过明确的工期、成本、质量和安全要求,保障施工按计划进行。工程总承包合同管理则更加全面,涵盖从设计、采购到施工和调试、运行的全过程,它强调项目整体交付的质量和效率。风险点主要包括合同条款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如责任不明确、付款条款不清晰、质量标准难以量化等问题。此外,合同的履行可能受到外部因素如市场变动、法规改变的影响,使得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在施工和总承包合同管理中,若不能有效识别和控制这些风险点,就可能引发成本超支、工期延误、合同纠纷甚至法律诉讼,对国企的财务稳定和市场声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建立和维护一个严密、高效的合同管理系统,对国有企业至关重要。

2.2 施工合同管理的风险分析

施工合同管理中的常见问题这一是合同条款的不明确性,如工作范围、材料规格、工期限制等说明不够详尽,这可能导致后期的执行争议。风险特征表现在责任划分不清,付款条件模糊,以及质量保证和安全标准的执行不到位。其原因通常源于初步谈判时的信息不对称,合同起草时的专业性不足,或是过于依赖于口头协议而非书面明确规定。进一步而言,施工合同管理的风险也与变更管理不善有关。在建筑工程中,设计变更是常态,但如何在合同中妥善安排变更的程序、成本和时间影响,是一大挑战。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监督和沟通不足也是风险的重要来源。缺乏有效的项目管理和沟通机制会导致合同各方对进度、成本和质量的期望不一致,增加了合同违约和纠纷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识别和处理,将严重影响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方,甚至威胁到项目的成功完成。

2.3 工程总承包合同管理的风险分析

工程总承包合同管理中的风险涉及从项目启动到完成的全周期。常见问题包括合同规定的全面性和执行性不足,比如关于项目范围、完成标准、时间框架以及付款条款等方面的描述不够详尽或不够清晰。合同中对未预见情况的处理机制不明确,会导致面对项目变更或延期时引起管理混乱和成本增加。此类风险的原因一般源于承包方对项目全局掌控不足,尤其是在资源调配、子合同管理以及与第三方的协调方面可能存在缺陷。同时,总承包商和甲方之间在期望管理上可能存在差异。这种风险还可能源自法律和规章变化导致的合同条款过时,以及总承包商可能面临的技术和财务能力不匹配问题。因此,总承包合同管理的风险防控需要精细的规划、严格的执行以及灵活的应对策略。

3 如何在国企工程建设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过程中做好风险防范

3.1 完善制度建设和流程优化

在国有企业的工程建设招投标及合同管理过程中,做好风险防范的首要步骤是完善内部制度建设和优化管理流程。这需要预先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框架,包括风险识别、评估、监控和应对机制,确保每一项风险都能被有效管理。在招投标阶段,制度化的风险评估应成为标准流程,所有投标文件都应经过严格的合规性和风险评估审核,确保项目投标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在合同管理方面,应当建立起标准化的合同模板和审查程序,确保所有合同文本清晰明确,条款无歧义,风险点被显著标注,且合同的履行有明确的监督责任分配;可以定期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及时调整条款以应对市场和法律环境的变化。通过制度建设和流程优化,国企不仅能够防范和减少工程建设项目中的风险,还能够提升项目管理的专业性和效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增强项目法人责任制

项目法人应负责整个项目的策划、执行、监控及收尾工作等各个环节。责任必须明确到个人,形成“一岗双责”,既有完成工作任务的责任,也要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负责。因此,要加强项目法人的能力培养和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通过专业培训提升项目法人在工程技术、法律法规、项目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鼓励项目法人积极主动地管理风险,同时通过建立风险责任追究制度,确保项目法人对风险管理的重视。构建有效的信息反馈和沟通机制具有现实的意义,项目法人应定期向企业管理层汇报项目进度和风险状态,也要与项目团队保持密切沟通。最后,项目法人应建立和维护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业主、承包商、供应商及监管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的风险和冲突,促进项目顺利进行。通过强化项目法人责任制,可以确保国企在工程建设招投标及合同管理过程中的风险被有效控制,项目顺利进行。

3.3 强化工程监理和全过程工程咨询

工程监理作为独立于施工方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其角色在于确保工程建设的质量、进度和成本符合合同要求。通过设立专业的工程监理团队,可以对施工过程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预防和发现可能的质量问题、进度滞后或成本超支,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纠正。同时,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为项目提供从前期准备、设计、招投标、施工到维护的全阶段管理咨询,有助于从更宏观的视角发现项目潜在的风险点,提供解决方案,并辅助项目决策。这种服务通过提供全面的项目信息,帮助项目业主或法人作出更合理的决策,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工程监理和全过程工程咨询的结合使用,能够对国企的工程建设项目提供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不仅保证了项目质量,也优化了资源的配置,提升了管理效率,是国企防控项目风险的重要策略之一。

3.4 制定科学合理的合同条款

合同条款的明确性和具体性能够大幅减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误解和争议,防止因合同不明确带来的风险。科学合理的合同条款应包含项目的详细规划、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付款条件、工程变更处理流程、风险分配、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机制等内容。合同条款应当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兼顾项目的特点和实际需要。通过深入分析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合同应具体说明如何在出现不可预见情况时调整合同条款、分配风险以及如何解决可能的争议。合同还应充分考虑项目的可变因素,包括市场变化、环境因素以及其他可能影响项目执行的因素,当这些变量出现时,合同能够提供明确的指导和处理方法。确保合同条款具有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意味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当事人都能清晰地知道自己的责任和应对措施。因此,在起草合同时,还需要充分听取法律专家的意见,确保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使合同内容适应于实际操作,为风险防控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和实务指导。

3.5 开展风险评估与教育培训

风险评估旨在识别项目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如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和政策风险,并对它们进行定量或定性的分析,确定它们对项目的潜在影响。这个过程涉及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及使用风险矩阵或相似工具来确定风险的优先级,制定相应的缓解措施。通过定期的教育培训,可以提升员工对于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流程的认识,强化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的风险意识。教育培训内容应包括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解读、合同标准条款的讲解、风险识别和评估技能的提升以及案例分析等。这样不仅能提高员工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还能建立起全员参与的风险管理文化,在整个组织内部形成一道有效的风险防控防线。

4 总结

国有企业在招投标及合同管理过程中,面临着多维度的风险,应采取有效风险应对措施,保障项目顺利进行和企业利益最大化。制度建设和管理创新在风险防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规避和应对风险的框架和工具,还为企业的稳健运营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国有企业必须不断地完善和创新风险管理体系,采取前瞻性的风险评估和积极的风险管理措施,确保在招投标和合同管理中能够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持续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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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波.浅谈企业合同管理风险分析与防范[J].上海商业,2023,(02):176-178.

[5]汪晶.建设工程合同管理风险防范控制措施[J].黑龙江科学,20221312):131-133.

作者简介:张勇(1987-),男,汉族,河北蔚县人,本科,统计师,主要从事项目管理、统计工作。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统计师 张勇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发展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瞬息多变的商业环境对企业的组织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亟需搭建以人才为核心的高效队伍以应对挑战,在此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发展势在必行。通过剖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与核心需求,研判人力资源未来发展的重点和趋势,从而从招聘策略变革、员工培训与开发创新、员工福利创新等三个角度提出策略,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管理策略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为主要目标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传统产业必须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的必经之路,而且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企业必须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服务,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近年来,由于疫情的冲击引发了经济的萧条、劳动力市场的紧张以及工作方式的转变,社会经济、财政和社会体系面临重大调整和重建,这些都对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同时也带来更大的机遇。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需要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一、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

数字经济浪潮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财政和社会体系面临重大调整和重建,全球经济体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给企业、个人和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此外,数字经济的崛起对国家和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以灵活、创新和可持续的方式应对各类挑战。

(一)远程工作的崛起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远程办公成为现实,这一趋势在后疫情时代继续保持。远程工作不仅带来了便利性和灵活性,还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和提高员工满意度。然而,实现有效的远程工作需要优化沟通渠道、建立信任和绩效管理机制等措施。

(二)数字化转型的加速

数字化浪潮使得许多企业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迫切性,人力资源管理在数字化转型中通过整合信息系统、使用人工智能来提供更好的招聘、培训和绩效管理等服务。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人力资源团队要接受双重挑战,一方面要转变人力资源运营,另一方面要转变劳动力和工作方式。

(三)员工健康和福利

在数字化浪潮下,员工的身心健康对企业未来发展影响深远,因此,关注员工健康和福利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任务。提供丰富的员工福利计划、心理咨询服务和灵活的工作安排,能够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并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

(四)危机管理和应急响应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危机形势。无论是信息泄露、网络攻击、品牌负面事件、产品质量问题还是自然灾害,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甚至威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危机管理和应急响应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健全的危机管理体系、规划灵活的资源调配、制定应急预案以及培养员工与团队的抗压能力,是新时期企业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关键策略。

(五)人员流动和员工关系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模式发生转变,处理人员流动和员工关系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之一。在组织变革期间,确保员工参与决策、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能够增强员工的忠诚度和组织的稳定性。

二、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发展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这为我们更高层次、更加深入地推进人力资源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数字经济下的市场要求企业要具备更强的竞争能力、更集中的凝聚力和更先进的创新能力,这也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招聘策略的变革

1.新的招聘渠道

互联网广泛普及和高效便捷的特点使其成为了许多企业寻找人才的首选。通过在招聘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招聘信息,企业可以迅速吸引更多的求职者,从而可以进行更好的筛选。同时,求职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提高找工作的效率。

社交媒体的运用也为招聘者带来新的机遇。许多企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展示其公司文化和团队氛围,吸引更多符合条件的求职者。此外,一些特殊职位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定向推送的方式快速找到合适的人才,这种更加精准的匹配大大减少了招聘的时间和成本。

2.多样化的招聘方式

无人机面试是一种创新的招聘方式。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减少,无人机成为了一种便捷的替代方式。通过无人机面试,公司可以在实际场地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与潜在候选人进行面对面交流,从而不仅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人力成本。

AI技术的应用也给招聘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AI筛选可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快速准确地从众多简历中筛选出最合适的候选人。这种自动化的方式节省了人力和时间,并提高了筛选的准确性。另外,AI还能够进行候选人的面试,评估他们的技能和能力,从而更加客观地做出决策。

当然,新技术的应用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无人机面试无法完全取代传统面试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此外,AI筛选也可能产生偏见和歧视,尤其是在算法的设计和数据的选择上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因此,关注和管理这些技术的潜在风险是至关重要的。

3.招聘流程的优化

1)数据驱动的招聘:人才分析和推荐系统的应用

人才分析是一种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方法,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人才数据,帮助企业了解市场上的人才供给与需求状况。通过对招聘需求、行业趋势和候选人情况的分析,企业可以更好了解市场的人才状况,以便采取相应的招聘策略。

另外,推荐系统的应用也成为企业招聘中的一项重要工具。通过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推荐系统可以根据候选人的个人资料和所需岗位的要求,为企业提供最匹配的候选人,不仅可以提高招聘的效率、减少招聘成本,还可以增加候选人的满意度和员工的稳定性。推荐系统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了解候选人的潜力和发展方向,从而为企业的人才储备和绩效管理提供支持,降低劳动力流失的可能性。

2)强调人才培养和长期发展的招聘:校园招聘和实习计划的创新

近年来,许多企业开始将招聘视为长期发展的投资,更加注重挖掘、培养和发展潜在的人才,使得校园招聘成为各大企业争夺优秀人才的重要战场。通过与高校合作,企业能够更早地介入学生的学习过程,并为其提供实习和培训机会。这样一来,年轻人在学习和实践中都能够积累宝贵的经验,并能更好适应职场要求。

与此同时,实习计划的创新也成为吸引人才和解决劳动力流失的有效方法。一些企业开始探索多元化的实习方式,如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让实习生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和个人生活。此外,一些企业还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机制,帮助实习生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并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成长机会。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发展,人才竞争将更加激烈。只有通过强调人才培养和长期发展的招聘策略,才能在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力流失的情况下保持企业的竞争力和稳定发展。校园招聘和实习计划的创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人才储备和培养的机会,也为年轻人的个人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二)员工培训与开发创新

1.远程学习和在线培训的兴起

远程学习通过网络平台将知识传递到学生和学习者身边,不再受限于传统的面授教育。在线培训则是特定行业或技能领域的人才培养方式,通过网络学习和实践操作,提高就业能力和竞争力。这两种方式的兴起,一方面,为遭遇失业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返学习的机会,帮助他们通过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远程学习和在线培训也解决了传统教育体系下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让更多人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2.数据驱动的员工培训和开发

数据驱动的员工培训和开发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理解员工的需求和能力,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发展计划。通过收集和分析员工数据,企业可以了解到员工的技能水平、职业发展意愿以及潜在的发展方向。基于这些数据,企业可以制订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帮助员工提升技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更好了解员工的情况,从而可以根据员工的能力和潜力合理决定分配和升迁,进而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数据驱动的员工培训和开发还可以帮助企业在员工流失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通过数据分析,企业可以了解到员工离职的原因和模式,进而改进管理和工作环境,降低员工流失率。此外,数据驱动的员工培训和发展计划也可以帮助企业提前预测到员工可能的流失情况,及时采取措施,缓解劳动力流失的压力。

综上所述,数据驱动的员工培训和开发是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力流失的重要策略。企业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实现人力资源的数据化管理,从而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使企业在人才发展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

3.社交学习和协作平台的运用

社交学习平台可以为失业人员提供培训和学习的机会,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竞争力。这种学习模式不仅可以提供灵活的学习时间和地点,还可以通过社交互动加强学习效果,帮助失业人员更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受经济环境影响,很多企业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进行裁员,导致大量优秀的员工流失。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可以通过协作平台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吸引员工留在企业内部。协作平台可以实现全员参与和多方沟通,促进团队合作,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此外,社交学习和协作平台的运用还能够促进知识的分享和传承。在创业守业过程中,中小企业难免会面对诸多困难和挑战,企业可以通过社交学习和协作平台,学习其他企业的经验和知识,实现行业互助。这种行业间的合作与共享将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三)员工福利创新

1.安全和健康保障的加强

在员工福利中,安全和健康保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应该积极创新,加强安全和健康保障措施,为员工提供更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这样不仅能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与工作效率,还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竞争力。

企业应该提供全面的职业安全培训,通过向员工传授关于职业健康和安全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应对潜在的工作风险和危险。培训内容可以包括紧急救援技巧、防火知识、危险品处理等,还可以设立健康管理计划,包括定期体检、康复计划、心理咨询和健康教育等,鼓励员工积极参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管理。通过提供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企业可以更好地关心和照顾员工的身心健康,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生产力,增强员工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

2.灵活工作制度的推行

灵活工作制度是指,在一定的工作目标下员工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的一种制度。灵活工作制度是一种适应现代工作需求的新兴趋势,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和员工的关注和倡导。灵活工作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工作模式,赋予了员工更大的自主权和工作时间的灵活性。推行灵活工作制度,对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员工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增强企业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灵活工作制度的推行也需要考虑到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员工之间的沟通可能面临一定的困难,以及一些监督和管理难题的出现。企业在推行灵活工作制度时,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监督机制,以确保工作目标的顺利实现。

3.精神健康关注的提升

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团队,关注员工的精神健康至关重要。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员工精神健康不仅关乎个体的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也直接影响着团队和整个公司的绩效。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意识到员工的精神健康对于团队的重要性。

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支持是关注员工健康的关键一环。公司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给员工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让他们有机会倾诉自己的困扰和挑战。同时,公司还可以开展培训和设立工作坊,教授员工应对工作压力和情绪管理的技巧。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帮助员工管理心理健康,从而提升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协助员工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关注员工精神健康的重要策略之一。公司可以通过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让员工有更多时间参与家庭活动和个人爱好活动。同时,提倡休假和放松的文化也非常重要,它让员工能够真正地放松身心,摆脱工作压力。在工作时间内,公司要鼓励员工有规律地休息和锻炼,要为员工提供良好工作环境,以促进员工身心健康。

三、结束语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核心,但随着社会环境和科技的不断变化,人力资源管理也在持续演变。英孚教育中国区副总裁徐庆菁在2020国际人力资源技术大会上提出,“后疫情时代是VUCA时代,即这是一个多变的(Volatility)、不确定的(Uncertainty)、复杂的(Complexity)、模糊的(Ambiguity)时代。”未来,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只有持续关注变化和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才能更好应对未来的挑战,并促进员工和组织的共同发展。

未来的研究将探索如何将人工智能与人才管理相结合,以提高招聘、培训和绩效管理等方面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还应关注人工智能对员工福利和职业发展的影响,以确保人工智能在人才管理中发挥正面作用。此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应关注如何有效管理多元化的员工队伍,探讨多元化对员工的职业发展、创造力和绩效提高的影响,同时关注如何通过培训、领导力发展和晋升机制来促进多元化员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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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芊裔(2004-),女,浙江丽水人,学生,从事数字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徐小凤(1993-),女,江西上饶人,博士,讲师,从事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 谢芊裔 徐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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